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我认识县通先生，是在餐桌上。
那年头县文化馆创作员的位子空着，把我从乡民办文化站借上来暂坐。在县政府食堂用膳，头一回就与县通先生同桌，互望几眼就寒喧开了。原来他也是盘瓠后裔，与我同一个乡。全乡最边远的一个村，有他的老妻和两个打虎将似的儿子，且有孙儿。
他姓蓝，名姜达，县通先生是外号。
县通先生在县地名办公室供职，身材瘦长，竹竿样，脸色不佳，菜黄，眼泡浮肿，刚醒来一般。一脸中庸，低眉顺眼，缺两个门牙，讲话漏气，咝咝响。但眉宇间的书卷气确是十足的。这知识老人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我由衷地道一声，县通先生好。
“好，好，佛生仔心好。”他笑得灿烂，额上皱纹的深壑被填平了不少，说着把菜碗里的粉丝往我碗里夹。“来，我吃不了，佛生仔要加点营养。”他很直爽地说，他喜欢自己的外号，喜欢有学问的佛生仔。
很快，我们亲近了。
这才晓得，县通先生建国前读过初中，种过田，1953年进乡税务所工作。以后不知怎么成了右派，回乡务农20年。平反昭雪时鬓发如雪，上了退休年龄的线，于心不甘，就要求“补尾”。选来选去，选中了地名办。
那个极不起眼的单位，却成了县通先生老来逞英豪的好去处。一辈子求知，使他满腹天文地理，打一个饱嗝都满含文史味。全县上下两千年，像是他家门熟路。县通县通，恰如其分。
县通先生的勤奋是出奇的，整天非读即写，八小时之外也无闲暇。盛暑凉水浸脚，笔耕不辍。蚊虫嘤嘤嗡嗡飞绕额际，勒索先生血液，先生并无心绪去驱赶，任它们喝足，鼓了肚子，伏在皱褶里懒得动，先生也得安宁。冬来披一床棉絮在藤椅里，人窝其中，读到夜阑，屁股巍然不动，确有非凡之臀功。偶尔遇老者便问，你贵姓？哪儿来的祖？年纪嫩的，便问地方景况，风俗特产。下乡是常事，足迹遍全县。不久就有一寸厚的本县地名录问世。民政局将书印了几千精装册子。书上不署个人姓名，按惯例一个领导小组，一个编委会。领导的名字列成串。县通先生可不是领导，按姓氏笔画，编委会的尾尾才有“蓝姜达”三字。
县通先生并不计较。
“书出了，万年宝盖。只是我人也快完了。”县通先生声音虚弱得直颤抖，漏气就更甚，腔不圆字不正了，“前天吐了一摊血，今天大便急，一天屙十几回，蹲下站起来天旋地转的。”
我注意看他，脸又瘦了一圈，青紫，眼眶围上了黑圈，眉毛无力地耷拉下来，说不尽的疲惫，走路时两脚微颤，灯芯草绊脚，他也会摔倒的。“您急需休息。”
“休息不了。”县通先生说，“要看的书一大堆，要写的写不完。”
“那要大进补。”
县通先生听我如此说，猛地打个愣怔。
他退休金每月120，补尾工资60元，按月寄50元回老家，总不至于无钱食补吧。我暗示他切莫做巴尔扎克笔下的阿巴公。
“钱是身外物，身体最紧要。”我说。
县通先生苦着脸，说：
“我每月买书要花60到80元。”
“啊？”我失声惊叫。这先生用钱抠得紧，衣裳破旧，不入流，三餐都是买两角钱的青菜，吸劣等纸烟，从不喝酒，不进馆子，竟把钱都花到书上去了。
怕我不相信似的，县通先生邀我去住处一观。我很乐意。
路上，县通先生遇着好友，好友敬他一支“蝴蝶泉”香烟。县通先生左挡右挡，气喘吁吁，硬不接受。好友塞在他胸前衣袋，跑去了。县通先生将那烟捏断，一扬手，扔到水沟里去。
“您又不是不吸烟。”我愕然。
他语出惊人：
“好烟吸上瘾不得了。我最多吸到五角钱一包的‘乘风’为止。”
进了县通先生住房，我更惊奇。中等卧室，曲尺形两张床，一张床上重重叠叠尽是书，快顶到天花板。床板用了双层，仍压弯了，中间用木棍顶住。床下大包小包还是书。另一张床上靠墙叠了三排书，只剩下三分之一供睡眠。细看书目，文史哲俱全；小说居多，文史其次。此刻的县通先生俨然年轻了10岁，且在王母娘娘的瑶池里洗浴过，脸上遍布红晕，眼眸神采飞扬，朗声给我讲这本书如何著名，那本书怎样畅销。讲了书又讲著书作家。那劲头，活像珠宝商在介绍他的稀世奇珍。
我似听到了天籁。
晚霞透过小小的窗户，在县通先生脸上涂了一层圣洁的金黄色。他竟活泼得如稚童，嬉笑着偏了头，竖食指于唇边，嘘一声，问我：“你猜猜，本县通藏书多少册？”
“三千五。”我统观全室，估摸着说。
“何止何止！”他摇头晃脑，唱歌一般说，“四千又八百零三本。还要逐月增长哩。”
我问这么多书以后咋安排。
县通先生说：
“过几年我告老还乡办图书室，服务于乡梓，促进文明。也送一些给人家。世上没有比书更珍贵的礼物了。”
当晚我心弦铮铮，一鼓作气，草成县通先生的特写。翌日送到广播站去。邹站长是个颇有文墨的中年人，对社会学特别感兴趣，孜孜不倦地研究。他看了稿，从文件堆里探出头来，面有难色，迟疑一会，终于说：“这太平淡，没有播出的必要。”我大不以为然，却无奈。
一日晚上，我又到县通先生书库兼卧室去，见他垂泪饮泣，大吃一惊，问其故。他说：“我老婆孩子联名写信来，埋怨我不顾家事，不知赚钱。还说‘读书写作，写作读书，别人发财，你做蠢猪’。你看你看——”我愤愤不平，结结巴巴地安慰他几句。退出来时沐浴在银光里，举头看，满月一轮悬在中天，我这才记起今天是八月十五。
不久，省作协选送我去某高校中文系进修一年。结业归来时，文化馆创作员的位子被人坐去了。是个师专毕业生。虽然搞不来创作，但是谈得出些理论，且有后台。我只得打点行装回到乡文化站去。
临行前，我去看县通先生。卧室全改观，一本书都不见，只有一台三用机嚎劲歌，震得房顶要塌。原来房已易主。一打听，县通先生去世半年了。他那打虎将般的两个儿子雇了拖拉机，运棺材到县城，收殓了阿爸运回家。书装不下，又雇了一辆三轮摩托，五大箱塞了满车。路上，儿子还喋喋不休地埋怨阿爸，没留下家产，反亏了车费！墓穴挖在村外路旁，灵柩未进家门就入土了……
民办文化站经济拮据，藏书不上千。我三番五次求分管文教的乡长拨款，增添一批新书，都成了无望的努力。
邹乡长就是以前的广播站站长，据说他近年政绩斐然，县里要提拔他，先放到基层锻炼锻炼。我求他，他总是说没钱。求逼切了，他说：“千头万绪都急用钱，都比买书急，买书就缓一缓吧。”有时候我差点要下跪了，邹乡长说，“以后经济好转了再说。”后来，我没勇气再找他。看样子他也怕我去纠缠。
可是有一日，邹乡长主动找我，说：“这下好了，你赶紧到派出所一趟，以后不用愁了。”我不解。邹乡长又说，“你以前提到的那个人，眼下才真正值得宣扬出去。我去找书记研究这件事。”说着火急火燎地跑去了。
我满脑子问号，到了派出所，方知分晓。原来，刘所长和一个同志下乡，连夜在路上走，撞上一个盗墓贼，逮住了，并且没收了几箱东西。盗墓贼正从墓穴搬出来，不想就落网。撬开箱子，全是书。
我一惊，是县通先生？大概是他儿子嫌麻烦，把书陪葬了。问刘所长，刘所长说是这样。
刘所长一贯以廉洁奉公无私无畏闻名全乡，上下公认的好人，办案快速干净利索，决不留后患。他介绍说，五大箱书中，都有字条，县通先生的手迹。两箱留自家，两箱送给乡文化站，一箱小捆缚着，分别送给各村文化室或老人协会。当初死者家属竟不顾这一切，或者认为送书给人不显眼，不值价。这死鸟儿子！邹乡长很激动，说要按县通先生遗愿办。邹乡长还说，在他管辖区域内出现这样的人和事，值得骄傲，要大张其鼓宣扬出去。
从派出所出来，我觉得日头眩目，八月天竟连打三个寒噤。
晚上睡梦中我见到县通先生，他西装革履，领带是猩红的，已镶上了金门牙，讲话不再漏气，字正腔圆了。他和气地对我说：“兄弟，这会儿，我的目的达到了。我感谢盗墓贼。”
那年头县文化馆创作员的位子空着，把我从乡民办文化站借上来暂坐。在县政府食堂用膳，头一回就与县通先生同桌，互望几眼就寒喧开了。原来他也是盘瓠后裔，与我同一个乡。全乡最边远的一个村，有他的老妻和两个打虎将似的儿子，且有孙儿。
他姓蓝，名姜达，县通先生是外号。
县通先生在县地名办公室供职，身材瘦长，竹竿样，脸色不佳，菜黄，眼泡浮肿，刚醒来一般。一脸中庸，低眉顺眼，缺两个门牙，讲话漏气，咝咝响。但眉宇间的书卷气确是十足的。这知识老人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我由衷地道一声，县通先生好。
“好，好，佛生仔心好。”他笑得灿烂，额上皱纹的深壑被填平了不少，说着把菜碗里的粉丝往我碗里夹。“来，我吃不了，佛生仔要加点营养。”他很直爽地说，他喜欢自己的外号，喜欢有学问的佛生仔。
很快，我们亲近了。
这才晓得，县通先生建国前读过初中，种过田，1953年进乡税务所工作。以后不知怎么成了右派，回乡务农20年。平反昭雪时鬓发如雪，上了退休年龄的线，于心不甘，就要求“补尾”。选来选去，选中了地名办。
那个极不起眼的单位，却成了县通先生老来逞英豪的好去处。一辈子求知，使他满腹天文地理，打一个饱嗝都满含文史味。全县上下两千年，像是他家门熟路。县通县通，恰如其分。
县通先生的勤奋是出奇的，整天非读即写，八小时之外也无闲暇。盛暑凉水浸脚，笔耕不辍。蚊虫嘤嘤嗡嗡飞绕额际，勒索先生血液，先生并无心绪去驱赶，任它们喝足，鼓了肚子，伏在皱褶里懒得动，先生也得安宁。冬来披一床棉絮在藤椅里，人窝其中，读到夜阑，屁股巍然不动，确有非凡之臀功。偶尔遇老者便问，你贵姓？哪儿来的祖？年纪嫩的，便问地方景况，风俗特产。下乡是常事，足迹遍全县。不久就有一寸厚的本县地名录问世。民政局将书印了几千精装册子。书上不署个人姓名，按惯例一个领导小组，一个编委会。领导的名字列成串。县通先生可不是领导，按姓氏笔画，编委会的尾尾才有“蓝姜达”三字。
县通先生并不计较。
“书出了，万年宝盖。只是我人也快完了。”县通先生声音虚弱得直颤抖，漏气就更甚，腔不圆字不正了，“前天吐了一摊血，今天大便急，一天屙十几回，蹲下站起来天旋地转的。”
我注意看他，脸又瘦了一圈，青紫，眼眶围上了黑圈，眉毛无力地耷拉下来，说不尽的疲惫，走路时两脚微颤，灯芯草绊脚，他也会摔倒的。“您急需休息。”
“休息不了。”县通先生说，“要看的书一大堆，要写的写不完。”
“那要大进补。”
县通先生听我如此说，猛地打个愣怔。
他退休金每月120，补尾工资60元，按月寄50元回老家，总不至于无钱食补吧。我暗示他切莫做巴尔扎克笔下的阿巴公。
“钱是身外物，身体最紧要。”我说。
县通先生苦着脸，说：
“我每月买书要花60到80元。”
“啊？”我失声惊叫。这先生用钱抠得紧，衣裳破旧，不入流，三餐都是买两角钱的青菜，吸劣等纸烟，从不喝酒，不进馆子，竟把钱都花到书上去了。
怕我不相信似的，县通先生邀我去住处一观。我很乐意。
路上，县通先生遇着好友，好友敬他一支“蝴蝶泉”香烟。县通先生左挡右挡，气喘吁吁，硬不接受。好友塞在他胸前衣袋，跑去了。县通先生将那烟捏断，一扬手，扔到水沟里去。
“您又不是不吸烟。”我愕然。
他语出惊人：
“好烟吸上瘾不得了。我最多吸到五角钱一包的‘乘风’为止。”
进了县通先生住房，我更惊奇。中等卧室，曲尺形两张床，一张床上重重叠叠尽是书，快顶到天花板。床板用了双层，仍压弯了，中间用木棍顶住。床下大包小包还是书。另一张床上靠墙叠了三排书，只剩下三分之一供睡眠。细看书目，文史哲俱全；小说居多，文史其次。此刻的县通先生俨然年轻了10岁，且在王母娘娘的瑶池里洗浴过，脸上遍布红晕，眼眸神采飞扬，朗声给我讲这本书如何著名，那本书怎样畅销。讲了书又讲著书作家。那劲头，活像珠宝商在介绍他的稀世奇珍。
我似听到了天籁。
晚霞透过小小的窗户，在县通先生脸上涂了一层圣洁的金黄色。他竟活泼得如稚童，嬉笑着偏了头，竖食指于唇边，嘘一声，问我：“你猜猜，本县通藏书多少册？”
“三千五。”我统观全室，估摸着说。
“何止何止！”他摇头晃脑，唱歌一般说，“四千又八百零三本。还要逐月增长哩。”
我问这么多书以后咋安排。
县通先生说：
“过几年我告老还乡办图书室，服务于乡梓，促进文明。也送一些给人家。世上没有比书更珍贵的礼物了。”
当晚我心弦铮铮，一鼓作气，草成县通先生的特写。翌日送到广播站去。邹站长是个颇有文墨的中年人，对社会学特别感兴趣，孜孜不倦地研究。他看了稿，从文件堆里探出头来，面有难色，迟疑一会，终于说：“这太平淡，没有播出的必要。”我大不以为然，却无奈。
一日晚上，我又到县通先生书库兼卧室去，见他垂泪饮泣，大吃一惊，问其故。他说：“我老婆孩子联名写信来，埋怨我不顾家事，不知赚钱。还说‘读书写作，写作读书，别人发财，你做蠢猪’。你看你看——”我愤愤不平，结结巴巴地安慰他几句。退出来时沐浴在银光里，举头看，满月一轮悬在中天，我这才记起今天是八月十五。
不久，省作协选送我去某高校中文系进修一年。结业归来时，文化馆创作员的位子被人坐去了。是个师专毕业生。虽然搞不来创作，但是谈得出些理论，且有后台。我只得打点行装回到乡文化站去。
临行前，我去看县通先生。卧室全改观，一本书都不见，只有一台三用机嚎劲歌，震得房顶要塌。原来房已易主。一打听，县通先生去世半年了。他那打虎将般的两个儿子雇了拖拉机，运棺材到县城，收殓了阿爸运回家。书装不下，又雇了一辆三轮摩托，五大箱塞了满车。路上，儿子还喋喋不休地埋怨阿爸，没留下家产，反亏了车费！墓穴挖在村外路旁，灵柩未进家门就入土了……
民办文化站经济拮据，藏书不上千。我三番五次求分管文教的乡长拨款，增添一批新书，都成了无望的努力。
邹乡长就是以前的广播站站长，据说他近年政绩斐然，县里要提拔他，先放到基层锻炼锻炼。我求他，他总是说没钱。求逼切了，他说：“千头万绪都急用钱，都比买书急，买书就缓一缓吧。”有时候我差点要下跪了，邹乡长说，“以后经济好转了再说。”后来，我没勇气再找他。看样子他也怕我去纠缠。
可是有一日，邹乡长主动找我，说：“这下好了，你赶紧到派出所一趟，以后不用愁了。”我不解。邹乡长又说，“你以前提到的那个人，眼下才真正值得宣扬出去。我去找书记研究这件事。”说着火急火燎地跑去了。
我满脑子问号，到了派出所，方知分晓。原来，刘所长和一个同志下乡，连夜在路上走，撞上一个盗墓贼，逮住了，并且没收了几箱东西。盗墓贼正从墓穴搬出来，不想就落网。撬开箱子，全是书。
我一惊，是县通先生？大概是他儿子嫌麻烦，把书陪葬了。问刘所长，刘所长说是这样。
刘所长一贯以廉洁奉公无私无畏闻名全乡，上下公认的好人，办案快速干净利索，决不留后患。他介绍说，五大箱书中，都有字条，县通先生的手迹。两箱留自家，两箱送给乡文化站，一箱小捆缚着，分别送给各村文化室或老人协会。当初死者家属竟不顾这一切，或者认为送书给人不显眼，不值价。这死鸟儿子！邹乡长很激动，说要按县通先生遗愿办。邹乡长还说，在他管辖区域内出现这样的人和事，值得骄傲，要大张其鼓宣扬出去。
从派出所出来，我觉得日头眩目，八月天竟连打三个寒噤。
晚上睡梦中我见到县通先生，他西装革履，领带是猩红的，已镶上了金门牙，讲话不再漏气，字正腔圆了。他和气地对我说：“兄弟，这会儿，我的目的达到了。我感谢盗墓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