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一、人口分布
  （一）基本情况
  福安畲族遍布全县的崇山峻岭中，村庄一般都在半山腰上，且分布极为分散，一个村庄一般都是几十户人家，聚居一百多户以上的不多见。解放前，畲族人民遭受汉族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横征暴敛，生活条件恶劣，畲族的人口发展迟缓，并且逐渐下降。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消灭了民族压迫制度，废除了封建剥削，人民政府大力帮助畲族人民发展生产，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因而畲族人口的增长是很快的。根据调查统计，解放后9年来，一般畲族村庄出生的儿童，几乎占全村人口的30％左右。根据1958年统计，全县畲族有9866户33438人，占全县总户数10.7％，占总人口数的10.3％，聚居或散居在全县9个区，一个直属镇，106个乡（镇）。
  （二）民族名称与民族来源
  畲族有悠久的民族历史，综合各种史册及家谱记载，畲族原先居于陕西，后迁广东会稽山七贤洞居住，祖茔于广东凤凰山。至隋文帝时渐次移入福建，畲族进入福建后，从明代起逐渐散居闽东各地，福安的畲族大致是由这时迁入的。
  畲族迁入福建之后，开山种田，相传为高辛氏之后，当时汉族统治阶级，准许他们在“庶田之外一丈三尺地方开荒耕种”，所开土地，叫做“畲田”，该族即是以此而得名。
  据考查，“畲”字原系开荒之意，在记载畲民艰苦的耕作操作过程中曾有“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畲田……皆深山穷谷，不通辙迹。其民刀耕火种，大抵先砍山田，虽岩绝岭，树木尽砍，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即以插种之”。这正是畲民辛勤顽强的劳动写照。解放前当地群众多称他们为“畲客”或“山客”，本无恶意。但是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其统治压迫的目的，挑拨汉、畲劳动人民的友好关系，转“畲”字的音义为“蛇”、“邪”，或是在“畲客”的称谓上加以恶毒侮辱的字眼，因而相互辱骂，常常引起畲汉两族人民之间的纠纷。解放后，由于畲族人民对本族名称的意义不甚了解，对于承认自己是畲族，有所忌讳，但是一经解释清楚之后，外加党的民族政策的实施，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变，畲族绝大多数人民，于“畲族”的族称，还是承认和坚决拥护的。
  （三）生活与习俗
  福安畲族以蓝、雷、钟、吴等姓居多，各姓的族谱内都记载其远祖出于“忠勇王”的传说，而这种传说在畲族内部已成为家喻户晓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畲族内部以这种图腾信仰为标准，从而作为维持和团结本民族力量的武器，反动统治时代的大汉族主义者，亦因借此传说而大加渲染，以挑拨畲汉两族人民之间的感情。畲族一般均通当地汉语，但无文字。同时也由于和汉族接触频繁，使得畲族的风俗习惯部分起了变化。畲族内部的重男轻女、包办婚姻和抱童养媳现象还很普遍。男女往往早婚，一般多系15～19岁，但没有18岁结婚的，他们传统迷信认为，18岁结婚会受“18难”。畲族忌同姓结婚，亦不与外族通婚，寡妇可以再嫁。
  畲族男女皆爱好唱山歌，在山间田野经常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他们最热闹的日子是旧历中的几个大的节日和男婚女嫁之时，每逢婚礼，亲友都去饮酒唱歌作乐，每逢正月和八月的节日，畲民互相往来探亲，青年男女不管认识与否，都聚在一起唱着民间情歌。他们一唱一答，通宵不眠，直至对方答不上为止。这时也是男女倾吐爱情的机会，等到挑好对象，再通过父母商订便可结婚。结婚前双方都要互送礼物，计有猪肉、生油、鸡蛋、冰糖、红线、凤凰帖、果子等，都是采用双数，而女方的嫁妆除一般衣物外，斗笠、蓑衣、锄头，则是免不了的陪送。婚后3天，女方便要下田劳动。劳动是畲族人民的优良传统。
  畲族男子的服装和本地汉族无异，妇女还保持着民族服饰，头发向上梳圈，绕着头的周围束红线。发式已婚未婚有区别，已婚妇女最明显的标志是发顶、中央靠后横插一支银簪，以示区别。他们的服装多穿青、蓝两色，系自织麻布缝缀红边。腰束花带，下着黑色围裙，但近来穿裙则极为少见。青年妇女多带大耳环、银手镯、银戒指，结婚时，脚穿大鼻鞋。
  除上述较为明显的民族特征外，其他一切生活习俗和当地汉族一样。由于畲族分散居住山岭中，畲族村庄的周围和平原地带形成一个汉村的包围圈。由于汉族封建势力的深入，突破了以血缘维系的畲族社会组织。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的保甲制度，更促使畲族内部祠堂组织的族长制度失去了作用。由于畲汉两族人民往来频繁，经济生产和生活逐渐融汇，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畲族生活习俗部分起了变化。
  解放前，畲族内部的经济生活处于异常贫困的地步，因此，表现在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风俗习惯等方面，虽仍保留其原来的节日祭祖、婚嫁风俗等固有的形式，但其内容实质却大大减色了。根据调查，如本县凤阳等村占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解放前衣食无着，生活极端贫困，遇有喜庆、节日等，只能一切从简。畲族内部由于受汉族封建的影响，包办婚姻和抱童养媳的习惯已经代替了男女通过唱山歌表达爱情选择配偶的方式了。根据本县凤阳等村的调查，解放前畲族男女因唱山歌而结婚的，几乎是没有的。诸如上述，我们在看待畲族的风俗习惯等，绝不能离开其所处的经济状况，而不分时间地把畲族固有的习俗孤立看待。这样，我们在研究其风俗习惯等上层建筑时，才能正确地反映该民族某些上层建筑。
  解放后，由于党的民族政策在畲族地区正确执行的结果，畲族人民在经济生活等方面得到了发展和提高。畲族人民逐渐抛弃了那些不利于本民族发展的陈规陋习。如祭鬼神等迷信活动在畲族地区大大减少，男女婚姻基本上执行了婚姻法。
  二、经济状况
  福安畲族经济以农业为主，此外还有林业、家畜饲养业和手工业。在各种经济中，只有农业是独立的生产部门，手工业尚未从农业中脱离出来。我们调查的山岭、凤洋、仙岩等3个生产大队中100％是农业户，就是离城关很近的仙岩大队，解放前虽有18人常年在外做手工业，但家中主要收入仍是农业。大约估计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90％，而林、副、畜养、手工业的收入只占10％，有些地区可能超过以上的比例。
  畲族多居住高山斜坡上，耕种梯田。耕地分水田和农地两种，水田较农地多。水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90％～95％。水田种水稻，农地多种番薯，个别也有把水田的水排干，种植番薯的。
  农作物以水稻和番薯为主，是畲族人民的主要粮食。此外还有种小麦、高粱、芋头、马铃薯及其他杂粮。每家几乎有着数量极少的园地，栽植瓜果和蔬菜。经济作物有茶、花生、黄豆、苎麻、黄麻、甘蔗、土烟、油菜及油茶和油桐等。
  农业的生产工具，大致和福安汉族相同。有犁、耙、锄头、木锄、山锄、田锄、牛粪耙、齿耙、砍刀、刈刀、镰刀等十多种，还有粮食、收谷、晒谷等用具。因梯田坡度大，面积窄小，使用耕牛不方便，估计90％以上的水田都不用牛耕。耕作技术比较粗放。解放前畲族仍保留着少量的“刀耕火种静、轮歇抛荒”的原始耕作方法。开垦耕种二年至三年后，即行抛荒，或栽上杉木。
  梯田山高水冷，土浅砂多，山道崎岖，交通不便，因此种植农作物花工大，产量低。据调查了解，一亩水稻从种到收，需要30～40个工作日，而每亩水稻产谷200～250斤，300斤以上也有，差的不到100斤。每亩番薯从选种到挖番薯，要花40～50个工作日，而每亩农地产番薯米500～700斤（4斤番薯晒干为1斤番薯米），最高在800斤以上，也有400斤以下。
  畲族男女都参加劳动，一般妇女劳动力较男人为强，妇女除和男子一样参加田间劳动外，还有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副业生产。据仙岩地区调查，一般妇女每年比男子多出107个工作日。男女之间也存在着一定分工，一般犁田、耙田、插秧、打场等重活由男子来做，而女子负责拔秧、除草、砍柴、挑柴卖、采茶与家务劳动。锄草、收刈、挑谷、舂米等都是男女共同操作的。解放后妇女也学会犁田、耙田、插秧等技术。
  畲族人民居住地区，几乎全部是深山峻岭，一般村落较小且分散，交错杂居于汉族之中。解放前畲族在经济上受汉族地主的剥削，绝大多数畲族人民沦为汉族地主的佃户，阶级矛盾很尖锐。
  畲族内部只有极少的地主和富农。一般中农较汉族地区为少，绝大多数为贫雇农。根据1951年土改调查，全县畲族8122户，27792，其中有地主7户，占总户数0.4％弱，其他绝大部分为贫雇农。原仙岩乡、可洋乡、双留乡、冈计3乡2村共1064户，其中富农2户，不到总户数的0.2％；富裕中农7户，占中农103户，占总数9.5％；贫农922户，雇农22户，贫雇农占总户数90％。
  畲族的中农和贫农很少有土地，都是租种附近汉族地主的土地。如靠近城关多租种城内和湖板、洋头地主的土地。凤洋畲民多种离畲族村七八里地的穆阳汉族地主的土地。
  畲族内部也存在着阶级剥削，本民族地主、富农通过地租，特别是通过放高利贷来剥削本民族的农民。
  畲族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土改前这里的土地已经是私人占有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任意转移。由于畲族人民占有土地很少，如城仙岭洋村93户，解放前只有自耕地20亩，平均每户有0.25亩，每人不到0.06亩。占有率也不平衡，富农和富裕中农占较多的土地，中农占一部分土地，贫农雇农地少，一般只有一二分园地。
  除水田农地外，部分地区每户还占有少量的荒地。这种荒地，只能栽杉木，有的地方有公地，其数量极少，所有权属全村人的，公地上的树是不许任何人砍伐的。
  耕畜和主要农具犁、耙都为汉族地主和本民族富农所掌握，一般贫雇农缺粮半年，有的缺粮8个月以上。不够吃时，上山砍柴，或给汉族地主做短工，也有在青黄不接时，向高利贷借债，或上山采野菜、野果吃。一遇到荒年，卖妻鬻女屡见不鲜。住的房屋大都破烂倒塌，多年失修，光线暗，地面阴湿。解放前没有棉衣棉被盖的占80％～90％以上。
  手工业和商业不甚发达，手工业尚未脱离农业而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手工业者一般在农闲时出去做工，极少常年在外做工的。手工业种类有泥工、木工、篾工，以及服务性行业的理发、裁缝、做鞋等。技术多自汉族学来的。没有本民族的商人和自己的专门市场。也很少有外面商贩挑货到畲族地区销售，买卖货物都是去附近汉族城镇。除粮食和麻布自给外，日用品都要从市场买回。畲族一般出售番米、柴火、杉木等，换取自己所需要的食盐、咸鱼、农具等。
  解放后，畲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了伟大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畲族人民再也不做地主的佃户了。土改中，全县畲族8122户27792人，大约分得土地30000亩以上。无地和少地的贫、雇、中农，分得了土地，大大鼓舞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取消了高利贷、小租和禁止雇工剥削。仙岩民族乡，土地改革时共分进1936.97亩（农地未算在内）田地，平均每人1.5亩。解放前，单地租一项，仙岩畲族每年要付给城内、洋头汉族地主的地租2585担谷子。该乡农民雷石宝反映说：“国民党统治时，自己没有土地，当过长工，做过乞丐，吃的是苦菜粗糠，生活极为困难。解放后分得3亩地，进行了深耕细作，获得了增产，粮食够吃外，添毛衣1件，衣服8件，裤子4条。”
  土改后，畲族人民响应党的组织起来的号召，纷纷组织互助组、农业合作社。1952年全县绝大部分畲族地区，组织了互助组。互助组有一般互助组、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3种。组内贯彻了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和民主管理的原则，这样解决了贫苦农民生产资料缺乏和劳力不足的困难，提高了农业生产，改善了农民生活。
  1954年至1955年初，互助组纷纷转入初级社，采取土地与劳力统一经营管理，解决了互助组中所不能解决的矛盾。
  1956年合作社高潮时，全县80％的畲族人民都已入社。在根本上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战胜了各种困难。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了水利，根治了旱田，进行了改制，改良了土壤，增肥施料。
  由于土改和互助合作运动，彻底改变了农村中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解放几年来，畲族地区的农、林、副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农作物种类和耕地面积增加，过去从来不种双季稻，1956年在广大地区开始播种早稻（南特号、广东早）。每年很多荒地开垦为良田，很多早地改为水田，种植水稻作物。
  劳动的组织和分工也有改变。过去一向个体生产，现在按生产队集体劳动，劳动积极性大大增强。妇女过去不插秧、不耙田、不犁田，现在都已学会了。耕作技术也有很大改变，过去水稻只是一犁一耙，耕深4寸，解放后大多为二犁二耙，深耕8～12寸。解放前施肥一次，草木灰、人粪15担，除草2次，而解放后施肥2次，草木灰、人粪、绿肥80担，除草3次。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很大增加。据某些地区估计，1953年互助组比一般单干户增产20％;1955年农业合作社比互助组增产20％以上。
  并先后在凤阳、大山下等村建立贫农团，从而少数民族中革命运动发展起来了。随着革命运动的逐渐发展和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畲族地区也发展起来。1931—1932年，福安西区风阳、大山等几十个少数民族村庄，都先后建立了贫农团或抗租团。各地程度不同地开展了抗捐、抗租活动，到凤阳和其他畲村发动庆兰等8人参加游击队，了溪北洋的72个村子的群众参加了革命，白天儿童站岗。1933年在发动畲族农民起来革命，先后建立了贫农团或抗租团。各地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粮等“五抗”斗争。1931年郭怀庆与占如伯二人同群众组织起游击队、贫农团、抗租团、抗债团等组织。如凤阳村钟阿〓在汉族郭怀庆的领导下，经常到寿宁县等地活动。钟阿〓同志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其中绝大多数是畲族村庄，而且每个村都几乎是全村放哨，晚上抗租团巡逻，成年人多外出参加游击队、赤卫队。当时共产党员王玉斋等同志，到小岭等村发租、抗债。结合当时畲村盐荒的情况，整个上南区（甘棠）、下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参加了攻打赛岐的战斗。因此于1934年卫队及群众共1000人，很顺利地占领了赛岐，摧毁了反动政权，献了力量，分到了粮食、食盐等，因之更加鼓舞了畲族人民的革命情绪。
  1934年是福安革命的最高潮时期，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又先后成立了5个县苏维埃，管辖30个苏区，其中现属福安县境的有26个苏区，300多个村苏维埃。8月，一部分分散的村苏维埃合并为乡苏维埃，时福、宁交界的安德县辖下南区，其中区苏维埃的干部多为畲族。区主席雷付弟（大山下村人），财粮雷进兴，秘书钟廷春，钟阿〓同志仍负责工作团。区政府设在溪北林村，后迁至梧桐。当时溪北的72村中都设立村政府，大村有主席、财粮、交通、肃反、公路等5个干部，小村3个。村政府的任务是：组织群众抗租抗债；组织群众保卫政权，看守逮捕的反动派；安顿驻营的红军。由于村政权的成立，并组织游击队配合贫农团打土豪，斗恶霸，斗争地主，经常袭击反动政府，当时有不少畲族青年参加了警卫连和红军部队。如湾坞乡一带畲族参加红军的约占当地红军部队的30％左右，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很高，替红军送信，尤其是妇女把信藏在腿布中，或装成打架状，瞒过敌人的检查。赛岐战斗后，上下南区一带畲族人民也广泛地发动起来，组织了贫农团、赤卫队、游击队、后备队，儿童团亦组织站岗、放哨、查路条。如小岭村几乎全部参加了贫农团，除老幼外，全村40多个青年参加了赤卫队，12人参加了红军，到宁德、福安的柏柱洋、穆阳一带打敌人。山头庄畲村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各村农会组织进行减租反霸，实行土改分田等斗争。从1934年3月起，全村进行土地评产，按人口平均分配。
  1934年，敌人向苏区发起大“围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各地苏维埃政府纷纷向山区转移，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叶飞同志在白云山一带开展游击区，进行游击活动，得到畲族人民的有力支持。
  当时苏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反动地主开始向农民报复，凤阳上淀、兰田等地畲村，被反动派洗劫一空，并成立反动保甲，不断搜捕革命同志。山头庄、小岭一带畲族村庄被抢劫，群众被迫逃亡和被烧杀的不计其数。但是畲族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仍有力地支援了游击队，巧妙地掩护革命同志，即使在敌人的威迫下也不屈服。马山村的雷家生同志当时是福宁县委，被捕后，受尽严刑拷打，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始终没有向敌人暴露一点情报，最后光荣牺牲了。畲族的很多革命同志逃往山上，住山洞，吃野菜，坚持斗争。钟阿〓同志在本村群众的掩护下，独居山上15年之久，始终坚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意志。
  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畲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汉族人民一道，举起了大刀长矛，配合红军，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不少畲族地区举行了武装暴动，不少畲民在斗争中英勇牺牲。全县的畲族地区几乎全是苏区和游击区。这些“上无屋梁、下无地基”的穷苦农民一经明白革命道理，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得最坚决、最勇敢。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汉、畲两族劳动人民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红军北上后，畲族人民为坚持革命曾掀起反抽丁、反纳粮的运动。在3年的游击斗争中，畲族人民也给予革命以有力的支援。畲族人民相信革命会胜利的，他们保存了苏维埃政权的印章、文件等。他们就是以这种信念一直坚持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