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畲族的物质文化，是指畲族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可感的、有形的服饰、居住、饮食、交通、经济生产等的文化传承。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中，物质生产和生活，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条件，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民俗事象如何变迁，有关衣、食、住、行等的传统，总是以相对稳定的形式，一代代传承下来。正如纳日碧力弋在《“民族”的政治文化评析：人类学视野》中所言：作为文化象征符号是一种社会记忆形式，“它在横向上能巩固占据特定空间的人类共同体的成员认同心理，使他们目标一致地按照既定的模式改造自然和社会；它在纵向上能传承于后代，是民间教育的重要部分，对于新一代人它永远是不依其意志为转移的价值载体并表达着历史积淀下来的价值取向。”“生活的历史，由集体记忆传播，有残缺不全的和添枝加叶的描述，但也保持了生气和活力。”①这种“生气和活力”经过畲族沧海桑田，血雨腥风的艰苦搏斗，经过曲折与艰难的大浪淘沙，无不渗透着畲族人民不屈灵魂的血性，凝聚着畲家人聪颖淳朴的情致，体现了畲族儿女独具魅力的灵韵，它生生不息，代代传承，走向富庶，走向文明。
  第一节 服饰
  服饰是一种物质文化，包括衣裙裤、冠帽、鞋袜和佩戴装饰品等。畲族服饰的形成和发展与畲族所处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它体现了畲族人民勤劳智慧、富于创造性精神和独特的审美价值观。基于畲族的独特的审美价值观，畲族服饰延续了“好五色服”、“衣裳斑斓”的传统，设色丰富，对比强烈，是畲族民族的固有的独特的审美观的体现。畲民穿的劳动衫面料爱用纻布，底色崇尚青黑色，体现了畲族服饰实用性的一面；又因畲族人口分布呈“大分散小聚居”格局，所以在不同居住县、乡之间畲族女性服饰异彩纷呈，这种相似的款式和不同的花样装饰构成了畲族服饰赏心悦目的观赏价值。此外，不同的时代的服饰用料和流行时尚也在畲族服饰上有所体现，畲族的风俗习惯和民间信仰也在服饰上留下痕迹，表现出服饰的礼仪一面。所以中国服饰具有的实用性、观赏性、礼俗性等，畲族服饰都具备。
  一、女服
  上衣，尚青色棉布、纻布衣。少数富裕户也穿绸缎。大襟半大衫，衫长至膝。女装的彩服衣领常用金钱和五色线刺绣成二至三层“虎牙领”花纹。领背中央绣“凤凰采牡丹”。衣襟用五色羽毛布，加粉白洋布做“沉墘”，绣三至五层梅菊花蕊。腋下襟边缝一块四寸宽倒三角形的大红布；领口内用蓝或白色四方形的布做“替肩”，皆表示高贵。袖口和衫袄襟边均用大红色羽毛布做边饰，并镶绣各色花纹。至于节日时所穿的紫色“诰翠衫”，大襟和袖口都绣“回字”形花纹，胸前还加排扣五颗。
  裙裤，多数用黑色棉布。夏天穿纻布。出嫁做新娘时，用青色绸缎、精哗吱做裤。外穿蓝色或紫色的叠脊“虎牙裙”，裙上刺绣着“凤凰采牡丹”等花鸟装饰，腰间捆缚宽腰带。正面垂两条长一米的飘带，随行飘动，甚见风雅。至于妇女上山、下田劳动时穿的“围身裙”，则用黑色纻布或青直贡布制成，裙上端加一块四寸宽红布做裙头。所缚的腰带则用五彩丝绸线、白粉线、羽毛线等织成橄榄式花纹和汉文字作装饰，所织汉字约有120多个，如“王子去求仙，丹仙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金木水火土，甲乙丙丁，壬申午未”等字样。靠近罗源县的蕉城飞鸾南山村和新岩村一带畲族妇女的服饰，均穿斜襟大领衣，亦镶各种彩色花边，围身裙的图案花纹以大朵的云头纹为其特色。不分季节一律穿短裤扎绑腿。
  二、男服
  一般男性劳动衫为青色或蓝色的大襟短袖服，少数人穿大襟长衫，均为圆领。面料为棉布和苎麻布。胸襟两旁袖口上均镶有黄、红两色，缀三至五颗铜扣。新郎送新娘回门时，外穿五排扣的“钱吊衫”。礼服的胸前领左右两旁，还垂挂有两条珠线穗，礼服正面上方有两个袋，下方四个袋。
  男裤，多用蓝青色棉布。夏天穿纻布短裤，裤头上接五寸宽蓝布或青色布。男结婚做新郎时则穿紫色或蓝色长衫礼服。
  三、鞋帽
  新中国成立前，不分男女，下地劳动时多打赤脚，上山采薪烧炭则穿草鞋。居家出门，男子多穿黑色布底双鼻鞋，女穿单鼻“虎牙鞋”，鞋头高昂一寸，鞋口两旁以羽毛布“沉地”，用五色线绣成“虎牙”纹，故称“虎牙鞋”。冠帽，则儿童多戴猫头童帽，男性中青年常扎头巾，老年人戴风罩帽。巫师、法师分别戴宫帽、天尊冠、卐帽。男子做新郎时头戴宽边青色红顶帽，帽顶突高8厘米，两边插金花。“凤凰冠”是畲族特有的凤冠，姑娘出嫁时都要头戴“凤凰冠”。
  冠的结构是以竹片为骨架，制成梯形的头冠套，冠套外围缝上五色波纹的“冠栏布”，额前镶双龙、凤凰、蝴蝶、花木、鱼鸟等图案。“凤凰冠”上额正当中，悬立一块精致的“双龙戏珠”银饰，左右两旁配饰两个“武士”，左骑驴、右提剑。冠额正面还贴镶有两块长12厘米，宽约3厘米的银质“冠栏”片。其下再并排悬挂4片四方形有花纹的银片，表示盘、蓝、雷、钟四姓联姻。再下挂9个“银星”，象征天下统一，定九州（翼、青、徐、扬、荆、豫、粱、雍、兖），九星下方还串挂着九穗花纹银片。片上錾有大大小小的山、海、花、鸟、鱼、兽等图案，每穗又连接9小片，即九九八十一片。“凤凰冠”还饰以4串长达50厘米长透明的玻璃珠，其下连接元宝型银牌4个，垂至胸前，动时声响丁冬。冠左右两侧各挂一块蝴蝶形银牌，串联16小片四方形的花纹银片。冠髻之后垂挂一块錾有“双龙戏珠”的银牌，髻上横插一根髻针，以保持戴冠稳定。
  新中国成立后，畲族群众大多穿解放鞋、运动鞋、塑料鞋、皮鞋。除结婚礼服配套穿民族服装外，平时居家出门所穿戴鞋帽与当地汉族无大区别。
  四、首饰
  一般妇女常带鸳鸯银手镯、银戒指。其上錾有梅花、八卦、福、禄、寿、喜等图案与字样。最有特色的还有龙爪拳头式带铃哨的戒指。富裕人家的妇女则佩戴银牌、项链、银脚镯、银耳环。头饰则随发型而不同，蕉城福安接壤一带的畲族妇女发型，是脑后梳成爪辫状，向上绕成“盘匣式”。发间环束深红的羽毛带或深红色绒线。正面额前发高为脸部的二分之一，发顶中横压一条银簪，斜插耳把、豪猪簪，耳戴一副大圆环的银耳坠。未婚小姑娘的发型，均用红绒线掺在发中一起编成辫子盘绕在头上。至十五六岁时梳成“平头型”，插两只小银簪。与罗源县毗邻的蕉城飞鸾镇南山、新岩、向阳里村一带的畲族妇女，则梳成“盘螺式”、“凤凰头”，用红色绒线缠成梳扎至头顶，约达15厘米高，弯至额头，缠围成一块直径8厘米大的圆型发桃，盖在额顶上，并横拴小银簪，畲语称“凤凰头髻”。
  闽东畲族妇女的发饰，各县亦有不同，如福安是梳成瓜瓣状，向上盘旋成螺式，微露顶上，再就外围缠绕一匝，高达面部约二分之一，像戴截筒高帽一样，发间环束一条深红色的绒线，如果所束的是白色，那是死了丈夫或为翁婆挂孝的一种标志。发顶横贯一枝银簪说明已经结了婚，没有插银簪的是未出嫁的闺女。霞浦县则梳成瓜瓣式，中间扎一个髻心，透至顶上稍稍屈曲如盘龙状。头上常戴着一个小斗笠，配以五色料珠，水红色丝带，绿穗和白色的带子，非常美观。
  总之，服饰的传承，是一个民族综合性的文化遗产，它与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发展史紧密联系。今天我们考察研究畲民族的服饰，不能把它看作是单一的服饰款式，实际上它包含着丰富的民俗内容和众多的文化事象，它具有实用和功利的目的，又具有审美的特征，既反映本民族经济发展状况，也体现其复杂的社会意识、理想观念。
  第二节 饮食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件大事”。饮食不仅满足人们的生理、生存需要，而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有关吃的技巧和吃的文化也不断丰富起来，从饮食中也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文明的步伐。
  畲族与汉民族在饮食的文化观念上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首先是受儒家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足食”的影响，让大家吃饱，这是畲民族历代保持社会秩序、稳定民心的基本保障；其次是勤俭节约，珍惜粮食，这在畲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甚至提高到道德层面上进行教育，把饮食与人生观、价值观联系起来，从一般意义上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升华到人要成才，不能贪吃，必要时要经受饥饿的炼狱，即“饿其体肤”，培养超越常人的人格修养境界，他们唾弃“饭坑酒囊”、“脑满肠肥”，子子孙孙提倡节衣缩食、粗茶淡饭的传统美德；第三是食疗，畲族人很早就懂得相互的饮食与养生的道理，强调以“五谷养气”，在饮食健康上讲究选择食物和食法，强调进食与人体之间保持平衡，在生理需求与季节食物之间寻找和谐，在畲族许多食品制作上都积淀了这种长期生存经验与饮食文明智慧。
  闽东地区畲族群众的饮食习惯、食物种类和煮吃方法与当地汉族相同。即一日三餐，喜吃熟食、热食；主食为大米、甘薯米和大小麦，副食为高粱、小米、玉米、鸭爪稗以及南瓜、马铃薯、豆类等。副食菜蔬有芋头、生姜、竹笋、蔬菜、野菇、野菜、鱼、肉、蛋等。节日食品较有特色，特殊食品有乌米饭、菅叶粽和糍粑。水果有葡萄、橄榄、枇杷、桃、李、杏、梨、柿等等。畲族的小吃乌米饭、菅叶粽、糯米糍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主粮
  闽东畲族的主食为稻谷、甘薯和大小麦。历史上种植畲禾（干稻）一直是畲族的传统，但其产量极低，收获量只够用于节日聚餐和供祭祀祖先之用。明、清以来畲村种植水稻已经很普遍了，但山区水田地块小，耕作耗时费力，土质贫瘠，水源不足，望天田多，因此产量低且不稳。以蕉城区七都漈头，福安市甘棠小岭、北坑、铜坑里，霞浦县草岗、青皎几个片在20世纪50年代水稻产量统计，平均亩产只有140.85公斤。其中上等田占上述村水田面积的14％，亩产197.3公斤；中等田占水田总面积的36％，亩产139.6公斤；下等田占水田总面积的50％，亩产平均85.8公斤。因此当时收成的稻谷主要用于交纳地租赋税，少量用于节日和待客时吃用，日常一日三餐普遍为甘薯。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引种和推广水稻杂优良种后，稻谷产量大幅度提高，畲民吃“白米饭”的理想终于成为现实。1989年霞浦县30个畲族村亩均产稻谷500公斤，2005年畲族村水稻平均亩产量达到700公斤，畲村粮食实现自产自用，略有盈余。
  甘薯，又叫番薯、地瓜。自从明万历间引种后，因其抗干旱性、抗虫害，种植相对粗放，省工、省力、省肥、高产，直至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是畲村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其受畲民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稻谷。初冬时节，将成熟的甘薯挖回后，刨成丝，晒干贮藏，为一年四季吃用。故民间有“种番薯吃番薯，番薯当粮也当菜”。番薯丝的吃法有煮成“焖饭”吃，有用蒸笼炊成“蒸饭”吃的。畲民还把鲜番薯丝用水冲洗出的淀粉，加工成丝状（称“番薯扣”）当菜吃用。还有地方用番薯酿制成烧酒饮用的。
  其次是大小麦。因大小麦的收获季节是在初夏，可以作为青黄不接时的粮源，备受畲民重视。在20世纪70年代前种植比较普遍，麦子有压成片状吃、磨成粉煮吃和加工成面条、馒头、麦饼等多种吃法，既是主粮，又是副食和点心的主项。其余副食如高粱、玉米等大多数被磨成粉状，调水后捏成小块，而后放蒸笼内蒸熟吃或直接煮成糊状当粥喝。
  二、特色食品
  畲族特色食品种类繁多，最主要的有乌米饭、菅叶粽、糯米糍等几种，民间用于养生疗养的药膳也很有特色。
  （一）乌米饭
  乌米饭多在农历三月三食用，其制法是取乌稔树（杜鹃科，乌饭树）的叶子，放到石臼舂碎后，贮入布袋，连袋放到铁锅里，加适量的水熬出紫黑色的汤汁来，而后去掉叶渣，将精选的糯米倒入汤汁里，浸泡若干小时后，捞起放到木甑里蒸熟即成。乌米饭色泽乌黑发蓝，香软可口。由于乌稔能起开脾、防腐作用，故将乌米饭放在通风阴凉处，数日不腐。食用乌米饭还有准备春耕、迎接丰收的象征意义。
  （二）菅叶粽
  菅叶粽俗称“菅粽”，通常在端阳节和分龙节时食用。将精选的优质糯米泡进黄碱水里浸若干小时，取出，将其装入用两片菅叶对折成的槽里，裹成20厘米长玉米棒子状，放入铁镬里煮10多个小时遂成。每逢端午节，畲民拿菅粽敬祭祖、自家吃用外，还用以馈赠亲友。
  （三）糯米糍
  畲民过年，逢“七月半”和冬节，都要制糍。取意时（糍）来运转，生活年年（粘粘）甜。糍粑的做法是：将糯米浸泡一天后，滤干，放进木甑里蒸熟，倒入石臼捣烂，捏成团状或饼状食用。
  三、蔬菜及肉类
  畲族村民经常吃用的蔬菜种类有竹笋、芥菜、萝卜、包菜、白菜、芋头、南瓜、冬瓜、菠菱菜、豇豆、玉豆、老鼠目豆等。有的家庭还常把芥菜、萝卜加工制成咸菜做当家菜食用。竹笋则是山村时鲜菜，有毛竹笋、绿竹笋、楼竹笋、黄竹笋、金竹笋、石竹笋等，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毛竹笋、楼竹笋，常加工成笋干，逢年过节即是待客的好菜肴。
  肉食中猪、羊、鸡、鸭、鹅肉最常见。20世纪70年代前，肉食是逢年过节招待贵客时才难得一吃，此后随粮食增产，禽畜饲养增多，成为寻常菜肴。调味品为油、盐、酱、醋，用法与当地汉族相同，特别好用生姜做鱼类调料。
  畲族的饮食有很深的文化底蕴，“饮”与“食”除了主食外，最富特色的还有酒和茶，特别是节庆、待客的饮食更有其独特的程序，比如：敬神、祭祀、寿诞、嫁娶、三月三、七月半等等，在食品制作上，不但要好吃，还要赋形，即在食品上添置了花、鸟、虫、鱼、走兽等各种吉祥物或象征图案，还规定名目繁多、程序复杂的富有象征意义的献茶、饮酒习俗，形成本民族源远流长的茶文化与酒文化。随着畲族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生活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改善，其饮食文化风俗也将不断丰富，更趋合理化、科学化。
  第三节 居住
  在封建时代，畲民理想的择居，往往受阻于社会的不公，总体上说，有相当一部分畲民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杨澜《临汀汇考》中记载：“今汀中畲客所占之地，多在山水严恶之处，天日阴晦，草树溟濛，其中鬼魅混迹，与人肩摩往来，恬不避忌。”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畲民凭借自身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双手，为自己建造起安居和繁衍之所。畲族对房屋的建造方式和地理选择，蕴藏着本民族的文化观念和信仰：首先，房屋建造中贯穿了风水的观念，在地基选择、房屋的朝向、方位、出入口、水源等的决定上，都尽量能符合本民族的心理要求，因而，在畲民迁徙选址时，便有关于选择“牛眠地”的传说。作为崇尚农耕文化的民族，以耕牛为忠实的伙伴而将其神化，并借助耕牛的神力来寻找栖身之地，显得真诚而令人笃信。其次，动土、立柱等尽量选择吉日开工。第三，畲民住宅厅堂上，设有供奉神灵和祖灵的“神堂”，这些都寄托畲民族对居所的重视，对未来生活和繁衍子孙的美好期望。正如，西方建筑理论家汉斯·侯雷恩在《建筑的伦理功能》中所言：“建筑——一种建在无穷无尽的空间中的思想。它体现人的精神能量和力量，是人的命运和生命的物质形式与表达方式。”
  畲民称房屋为寮。房屋多依山临溪涧而建。
  清代以前，畲民住房大多是以竹子为架搭成的“悬草寮”。这种茅寮称“千柱落脚”或称“千枝落地”，四面通风，呈“介”字形。架料多缚成框格型，寮面的茅草也是打成草匾之后盖上。大多没有隔间。前后开门，不开窗户，没有烟囱。一般占地面积20平方米左右，寮高3米，墙高2米左右。有的“山寮”成“人”形。它仅在寮中央竖1排3～5根树杈，叉上架着横杠，两边斜靠若干木条，扎上横条（竹片），覆盖茅草而成。茅寮结构低矮，阳光不足，泥土地面十分潮湿。
  清代，畲村才出现“土墙厝”。土墙厝为土木结构。四面以土筑墙，屋架直接置在山墙上，屋顶呈“金”字形，盖以瓦片而成。土墙厝有单枝木柱落地，四根横梁搁置在四面土墙上的，叫“孩儿撑伞”，这种结构的土木屋，有四间居室可用。如果有两根柱子落地，六根横梁寄墙的，称“双孩儿撑伞”，这种结构的房子可以提供六间居室。但这两种结构的房屋都比较简陋，光线弱，通风不好，是早期畲村常见的屋型。
  畲村最普遍的是四扇厝，这种结构的房型往往中有前后厅，前厅与大门相连，是正厅，又叫大厅，通常是为办喜事、家祭而备；“后厅”有小门与后山相通，通常用于发丧之用。在厅的左右两旁有4个房间，是主居室，正房前的厢房，往往是做厨房之用，后厢房为猪舍等所在。土墙厝的楼层很低，一般用做储藏粮食杂物的仓库。传统宅院多注重土墙墙体的厚实，墙上一般不开窗或者只开小窗，以避风防盗。一般畲村的周围都植有松、杉、樟、榕、柯、枫等乔木。畲族也有以阴阳八卦选择宅地的职业性地师，其理论大致与汉族地师相同。
  到了清末，沿海部分畲族村经过多年累积，逐渐出现一些殷实之家，开始营建六扇以上的砖瓦房，如霞浦溪南半月里、盐田瓦窑头、蕉城七都北山、福安潭头橄岭的秀才厝，均为八扇以上大厝，特别是半月里雷世儒宅至今保存完好，而霞浦樟坑的蓝氏畲族大厝，更是蔚为壮观。该大厝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占地面积4.9亩，平面呈棋盘形，坐北朝南，进深60米，面宽52米。厝外围火墙包栋，墙高7.5米左右。厝南围墙下临20米高深的悬崖峭壁，无路可攀，东西为坑壁，厝北后有一条五里长羊肠小路盘山而出。厝内前、中、后三座联结一体，每座各有12楹（俗称扇），共9个厅，94间房，有大柱99根，其结构为抬梁穿斗式，悬山顶木结构，下出檐，屋面呈凤凰展翅式。每个厅22平方米，每个厢房12平方米。右一梯弄，置木梯三，通各座二楼，每座各有一个大天井。整个大厝只有东边内外两重门供出入（内朝南）。当时蓝家择此难上易退之所建房定居，显然是为了自卫，整座大厝是一个封闭式的村寨。但是，畲村最常见的住宅房型仍然是四扇土墙厝。
  1949年后，畲族群众大多建起瓦房，住房条件大为改观。但是直到20世纪末，霞浦等县偏远山村仍有不少畲族群众住茅草房。20世纪80年代起，部分先富起来的畲民开始营建砖混结构的平台厝。随后，中共宁德地委、地区行署针对“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少数居住环境极为恶劣，且有潜在爆发自然地质灾害可能的山村，实施整村搬迁，取造福子孙万代之意，称“造福工程”，此项工程被福建省人民政府作为“为民办实事”的民心工程而向全省展开。截至2005年，有513个村5445户24678人实施“造福”搬迁，被安置在自然条件环境好、交通便利的地带建立新村。造福新村往往经过整体规划设计，建设成平台房、水电路等设施配套的居住新区，极大地改善了畲民的居住条件，彻底结束了住茅草房的历史。1978—2005年的27年中，全市畲村新建住宅近2万幢，大多为砖木、钢混结构。
  第四节 交通
  交通旅行是伴随着畲民的脚印和生产运输、物质交流的需要发展起来的。从徒步跋涉到船运车载，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这个意义上讲，畲族文明发展程度，可以用交通发达的程度来衡量。
  闽东畲族多居住在山区半山区地带，丘陵重叠、山岭崎岖、羊肠小道迂回曲折。受地理、经济等条件的制约，大多数畲村群众要赶圩进城，贩卖山货，购买生产、生活用品，或走亲串戚，盘歌聚会，均需翻山越岭，靠肩挑步行，交通极为不便。如福安穆云的竹洲山、蕉城的巫家山等，因为交通极为不便，成了国民党军无法深入的革命根据地，可见，平时一般人是不会到那里去的。只有少数的沿溪、沿海畲村，交通便利，出门坐船。
  一、步行
  畲民足穿自编草鞋（20世纪70年代后，多改为硬塑拖鞋或解放鞋），挑运货物时，日行约30～50公里。1956年元旦，国道104线闽东段通车后，出远门大多乘车。但附近没有公路的畲村人们还需徒步几公里，才能在公路或乡村大道上乘车。
  二、坐轿
  区内畲村的轿有竹轿、花轿两种。竹轿（又称篼、马夫轿）用毛竹片编成，靠椅式，前有一小横梁蹬脚，两旁装上两条竹杠，由两轿夫抬。竹轿适用于山区小道，民国时期畲区竹轿不到10架，能坐竹轿的只是极个别财主和头面人物。花轿较为考究，轿身全部上红漆，并雕有花鸟之类的吉祥图案。4人抬，专为迎娶新娘准备的，百来户人家的畲村都备有一二顶花轿。
  三、坐船
  濒海畲区的载人运货船舶有舢板船、小木帆船、机帆船等。舢板船，木质，船体小而两头尖，装有舵、橹、桨，装载量吨许。小木帆船，平头、月篷、有门楼，载客约30人，承载量3～5吨不等。以人工橹桨为动力，配有舵工、水手三五名不等。可出海捕鱼，亦可运货、载客，多在内海行驶。境内霞浦二坑、后岐山、青岬垄、瓮里、青岐、盘前、牛角埕、四门桥等畲族村均有此船。1978年后，木帆船改为5匹、7匹、8匹、12匹马达为动力的机帆船。
  四、乘车
  1956年104国道和省道小浦公路（霞浦古镇至浦城）通车后，沿公路两侧的部分畲村群众，出门能乘上汽车。短途进城上集市多顺便搭坐运货的三轮摩托车或手扶拖拉机、农用车。1978年后，在道路较平坦的畲族村，新媳妇陪嫁自行车比较普遍。20世纪末，部分畲村开始使用两轮摩托车。特别是实施“五通”工程后，实现了畲族村委会驻地村，村村通公路这一目标，随后部分公路路面相继混凝土化，畲村交通面貌得到根本改变。截至2005年，234个畲族村委会公路总里程1022公里，有89个村的通村公路实现了水泥硬化，有13个村的通村公路铺了柏油路面。
  第五节 经济生产活动
  畲民自古以农为本，靠天吃饭，所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十分注重气候变化和季节更替，是否风调雨顺，土地肥沃，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温饱，于是畲民们对天地自然怀有一种崇拜感和亲切感，便逐渐形成了与宇宙自然生命相依存的和谐统一的原始的“天人合一”传统思想。
  畲族先民大量落籍闽东后，主要从事种植业，过着靠山吃山的农耕生活。种植粮食作物以稻谷、甘薯为主，经济作物有蓝靛、苎麻、茶叶等。畲村耕地地块小，土壤贫瘠，耕作上多采取“抛荒制”和轮耕制，复种指数低，耕作粗放，农作物产量低于汉族地区，为弥补家庭收入的不足，经营山林竹木，挑贩薪炭和种菁、摘茶、种苎织布成为畲村最主要的副业和家庭经济收入来源。畲民这种经济生产活动极具传统文化特征，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1）天时、地利、人勤的重农经验。这种按照季节变化周而复始地从事种植劳作和相关生产的社会群体，他们特别关注“天时”，遵循季节的规律投入劳力和创造收入，充分利用土地、讲勤抓早，争取丰收，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实践积累了一套自我生存的文化观。（2）以工补农，以商求富的农人心理。畲民传统的农耕经济不只是农业经济，也包括手工业和商业的多种经济成分，这种以工补农，以商求富的观念，虽非主流，毕竟打破一些畲民的小农经济视野，带来些许的农业文明。（3）精打细算，知足节用的务农传统。精细而知足，这是畲民生产文化中的传统美德，他们不择金银山，只求铁器物，不求戴官帽，只戴草斗笠；不居住宫廷，身心仅与山野、森林相连。
  他们生活计划周密，使用资源节制，生活的艰苦更显示了畲民的热情与执著，全村男女畲歌互答，老少举杯对酌，他们在困难、严峻中磨炼，练就了不屈的灵魂和顽强的生命力。
  一、农业生产力
  畲村生产力的主要要素有：耕地占有、利用，劳动力构成，耕牛数量及农业生产工具使用和生产技术经验的积累等。
  （一）作物种类
  畲村粮食作物有水稻、番薯、大小麦等，以水稻为主，番薯次之；经济作物有松、杉、竹、茶、麻类、花生、油菜、黄豆等，以杉、竹为主，茶叶次之。以蕉城飞鸾南山片为例，该片区各畲族自然村离汉区不远。以乡（镇）所在地飞鸾为中心，最远的乌岩、长园相距有15里，近的可坑里只有5里。虽然山高水冷，土地贫瘠，与汉区平原地带有所差异，农作物种类与汉区大体相同，只是产量高低不同。经济作物中的杉、松、竹几乎遍布南山片各畲族自然村山岭，其中以毛竹最多，杉木次之；1958年南山片有茶叶253.57亩，占全片耕地面积2046亩（不包括蒲岭社）的12％强，乌岩与长园共有243.57亩茶园，其中循园茶（番薯园周围种茶）180.82亩，简作茶园（一片山园全部栽茶）只有62.75亩。1958年乌岩村茶叶产量5858斤，质量居宁德县（今蕉城区）第一位，平均每50公斤价值97元。粮食作物全片计有耕地面积2405.38亩，其中水稻1973.11亩，占总面积82.03％，番薯432.27亩，仅占总耕地面积17.97％，还有大小麦、芋头、蔬菜等占耕地面积都很少。水稻单位面积产量逐步有提高：1949年前好的亩产100公斤，中的只有75公斤左右，差的在50公斤以下，全年平均亩产只有75公斤左右，大部分都是单季稻，从4月插秧到9月初收割，需要130～140天时间，割完稻，锄罢稻根，田农就须停种五六个月，翌年复种。1949年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畲族地区也推广了“一肥二水三改制”和“深耕密植”的增产丰收经验，兴修水利，大量积肥，单季改双季等增产措施亦被畲族农民所接受。南山片1958年修小型水塘1个，小型水利112处，改良土壤1172亩，单改双占田亩60％。据南山、可坑里、乌岩等3社（旧社）1958年上半年统计，单季改连作和简作的有922.69亩，占3社总田亩1640亩的56％，产量大有提高。1949年前单季稻占80％以上，洋田种些双季稻，约仅占10％～15％。每年平均亩产60～75公斤，等于种子每亩3公斤的20～25倍；1956年改制占总耕地面积60％以上，后因“改制不增产”的错误思想影响，1957年改制面积又激降到20％～30％。单双季平均每产55公斤，单季亩下种4.5斤，双季6.5公斤，平均每亩下种5.5公斤，收获量等于种子的20～22倍；1958年又大改制，早稻平均亩产134公斤，每亩下种9公斤，总收获量等于种子的14～20倍。1962年先后引进农垦58号、珍珠矮、二九矮、窄玉青、圭福3号等水稻良种，矮杆品种逐渐取代高杆品种。20世纪70年代，畲族水稻选种高产抗病优良品种。早稻有红系品种四一〇、红四一〇选二、麦杆黄等。1976年起引种杂交水稻闽优1号、威优2号、威优6号、白优6号、威优35号、威优64号，中稻以闽优3号、威优63号、汕优63号为主。1978年，畲族乡亩产204公斤，新楼畲族村水稻亩产达298公斤。
  1993年，境内8个畲族乡共种植水稻15.13万亩，总产量5.35万吨，亩均产量354公斤。
  2005年宁德市234个畲族村粮食播种面积228771亩，粮食产量70722吨，亩产309公斤。茶园面积68703亩，茶叶产量4909吨；果园面积52797亩，水果产量15094吨。
  （二）耕地利用
  明、清直到民国期间，畲族除富达、巴地这些历史悠久的畲村拥有较大片耕地外，大部分明、清迁入闽东的畲民多为承佃官山、汉族民田而种，自己并不占有耕地。土改以后畲族才真正分得了属于自己的耕地，以1958年宁德县（今蕉城区）的南山、漈头和南岗3片为例，共有耕地面积6899亩，按人口平均，每人占有2.31亩，每个劳力占有耕地4..36亩。在这些耕地中水田4801亩，占耕地总面积比例的69.59％；农地2098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0.41％。这些水田和农地在山腰、山脚的多，洋田少。以1993年闽东畲区140378亩耕地中的垂直分布分析：在海拔10米以下的6427亩，占总面积的4.6％；海拔10～20米的3082亩，占2.2％；海拔20～50米的16583亩，占11.8％；海拔50～100米的13971亩，占10.0％；海拔100～200米的20753亩，占14.8％；海拔200～300米的21350亩，占15.2％；海拔300～500米的36133亩，占25.7％；海拔500～800米的22079亩，占15.7％。垂直分布在海拔300～500米间居多。部位分布如下：水田滨海平原田5696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1％；河谷平洋田20902亩，占14.9％，山垅田39470亩，占28.1％；梯田44847亩，占31.9％；农地中坡地27245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9.4％；平地2218亩，占1.6％。在耕地区域分布中水田的梯田、山垅田和农地的坡地占比重最大，达79.4％；而水田的平原田、平洋田和农地的平地占比例很小，只有20.6％。这和畲村所处的山区环境相一致。以蕉城区南山片18个畲族自然村为例，除可坑里和蒲岭（畲汉杂居）两村靠近平原地区，地势较低外，其余均处于高山半岭的村庄，因此除梯田和山园地以外，别无其他种类土地，至于山脚下（如可坑里和蒲岭的）的小洋田，约仅占南山片总耕地的5％。这里年年都有开荒，但山园面积没有增加，因为山园都处于山顶，缺水贫瘠，种一二年后，就需要停种四至七年之久，畲族称之为轮歇地，就是轮耕地。全片有432.27亩山田，占总耕地21.9％，梯田占总耕72.9％。山园地土质最差，只种番薯，每亩年均收100公斤左右；梯田除主要种双季和单季稻外，少部分亦种番薯。
  （三）劳动力
  男女同耕同劳是畲族的优良传统，而且一般女劳力的出工率高于男劳力，畲族妇女除和男子一样参加田间劳动外，还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和从事副业生产。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福鼎牛埕下浮柳片共有1452人，男872人、女580人，其中劳动力720人，劳动力占人口总数49.59％。劳动力中男劳力449人，占劳力总人数的62.36％；女劳力271人，占劳动力人数的37.64％。在劳力总数中，半劳力242人，占劳力总数的33.61％。1958年，宁德县（今蕉城区）南山、漈头、南岗及福安山岭联社统计共有人口4333人，有劳力2323人，劳力占总人口数的53.61％。在劳力总数中男劳力1438人，占61.9％；女劳力885人，占38.1％；畲村女劳动力年出工日要多于男劳力。福安仙岩村女劳力年出工日多出男劳力107个工日。一般犁田、耙田、插秧、打场等重活由男劳力承担，而女劳力则负责拔秧、除草、砍柴、挑贩柴炭、采茶、纺织与家务劳动。锄草、收割、挑谷、舂米等活则男女共同操作。解放后，部分妇女也学会了犁田、耙田、插秧。1978年，境内141个人口占60％以上的畲族村共有人口108610人，其中畲族人口84562人，年末乡村劳动力42767人，其中畲族劳动力34002人，畲族劳力占畲族人口数的42.21％。2005年的宁德市234个畲族村共有畲族人口125605人，年末畲族劳力54878人。1949年后畲族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也有很大程度提高。
  （四）耕牛
  1949年前，畲村耕牛大多为地主和富农所有，一般贫雇农之家养不起耕牛。宁德八都南岗村只有3户有牛，每逢春耕，畲族农民要向附近汉族村地主租牛，每天牛租为稻谷20斤，相当于1个劳力收入的2倍。1958年畲族调查时，福安甘棠山岭联社（5个自然村）组成。共有水牛60头，黄牛5头，平均每5.7户才有1头。同时由于畲村水田大多为山垅田和梯田，地块小，使用耕牛犁田转身不易，故只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水田能使用耕畜，大多梯田只能靠人力挖。1978年，8个畲族乡共有耕牛3165头，其中绝大部分为水牛。1993年耕牛3000头；按耕地比例，每头牛要分摊46.7亩耕地的耕作任务。但实际只有一半的耕地用牛耕。
  （五）农业机具
  畲乡传统生产工具耕作类有犁、耙、锄头（又分锄头、木锄、田锄、板锄、山锄、耙钓等）、马锭耙、齿耙、田刀、粪桶等，收割类有镰刀、稻楻、稻梯、围篱、薯箩、风㭠等；加工工具有土垅（碾米用）、石臼、薯篱、筛、簸箕、〓、米箩、石磨等；砍伐工具有草刀、刈马、柴刀、斧头等。以蕉城南山片畲族使用农具为例，不论是铁器或竹木器，全从飞鸾买入，种类大多与汉族地区使用的相同。虽有些个体的铁、木、石工匠分散在各个村落，因技术不高，设备简陋不全，又不能组织集体生产，因此，不能满足生产需要。20世纪50年代蕉城区飞
  鸾镇南山片的农具有如下几种：
  第一，铁器类：有犁、耙、镰刀、草耙、田刀、柴刀、锄头等；
  第二，竹木类：软口（晒干作物用的）、番薯篱、谷筛、箩篓、谷楦桶等；
  第三，加工工具类：土垄（脱谷皮用的）、石臼、风㭠（扬谷壳糠的）、地瓜刨（切地瓜丝用的）。这些工具与汉区大同小异。因山高水冷，田园面积窄长，土地贫瘠粘硬，新式工具推广不多。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推广农业机械，农业机械主要有拖拉机、打谷机、粮食加工机和抽水机和茶叶采摘制作机械等。2005年234个畲族村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16800千瓦，农村用电量11664089万千瓦时。
  （六）耕作技术
  畲族先民在长期的农耕活动中，掌握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和气象知识。比如《节令歌》：“正月雨水共立春，阳鸟岗头来报春，做客人姐回家转，做田郎仔叫耕春。二月惊蛰春分到，蛇虫蚁仔尽出头，蝉仔变身四山叫，鸟仔成双喊做巢。三月谷雨清明晴，山林树叶片片青，娘那背仔郎担种，娘那撒种郎犁田。四月立夏小满天，阳鸟朗朗叫天晴，麦那割了做田活，禾蔸插落满洋青。五月芒种夏至中，日长夜短水成汤，纻布衫子着身上，割菅裹粽分郎尝。六月小暑大暑天，一年田活去一半，手掏耙子去耘草，草那耘了禾转青。七月处暑共立秋，坝头无水要去修，修大门前荫大糯，糯谷开花郎来匀。八月白露秋分时，夜来眠床要盖被，稻怕中秋午时风，午时出稻朗花期。九月寒露连霜降，稻那割了谷上仓，重阳上山去聊歌，贤娘做糍喷喷香。十月小雪共立冬，过了立冬满洋空，大仓小斗都贮满，砻米炊酒等落春。十一月大雪冬至中，露水落地变成霜，女人勤力织丝苎，灶前烘火熬过冬。十二月时节大小寒，长年无吃祭灶暝，年近月满回家转，家家理事做无闲。”通过一幅幅形象化的民俗画面来提示一年节令相关的农事活动，形象易记，情景盎然。《农事歌》把“惊蛰锄田，清明浸种，小满布田”一年到头的农事活动，简洁明了记之歌言，也起到同样的效果。此外《做田看气象歌》、《十二月做田歌》、《二十四节气歌》、《做田歌》、《十二月生产》等，都是畲族人民长期农业生产劳动经验的结晶。畲族文化偏重农业，大部分节俗也和农事活动连在一起。如农历正月的清醮道场是最隆重的祈求丰收的祭祀仪式，像牛歇节、圆冬节都与生产劳动有关。平时进行的“祈福”活动，如农历正月初一至初四的“开正福”，初五“下神福”；二月初一“春福”，二月初二“土地福”，立夏日“夏福”，端午节后“保苗福”，白露日“白露福”，立冬日“冬福”，以及冬季收成后的“理园埕”，除夕“完满福”，都是畲族农耕文化的重要见证和遗存。
  二、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
  （一）手工业
  首先来看手工业的种类和经营情况。以蕉城畲族为例，手工业种类有打铁、木工、竹器、水泥、裁缝、苎麻纺织等。手工业者均为亦工亦农的个体生产者，并且是以农为本，以工为副。均利用农闲从事手工业。每到农历正月、二月和七月、八月以及十一月、十二月男人便把农活交给妇女，单独或者三两个人一起外出务工。因这些手工业者主要是进行雇佣劳动，原料由雇主自备，出工赚工钱，没有什么生产投资，使用的是最简陋的生产工具，也没有产品销售问题。1949年后这些手工业者的经营情况有所变化。各行业分工情况大体为：
  1．木工。有细木和大木之分，细木即是做较精致的木工活，如畲族妇女用的妆奁、衣柜、鞋柜、洗水桶、水桶、尿桶等，但做细木的人数较少，1949年前蕉城八都南岗的8个木工中只有两个细木工。大木只做建房屋的刨锯技术等粗活，做大木的人较多。他们除在本村替别人盖房子之外，大都在农闲时外出找主顾做工。每天除可吃主顾的两顿饭之外，工资无几。1949年后，特别“大跃进”以后，很多地方办起了农具修配厂，这些木工便组成了专业队，为农业“大跃进”制作工具和修理改良工具。如南岗的修配厂便为铁厂制作了17架风箱，促进了土铁的生产。木工钟永金还创造和改制了许多新式农具，如木质切薯机、划行器、播种机等。
  2．铁匠。主要是替别人打制农具，如锄头、田刀、耙、草耙及一些厨刀、柴刀等。只能打制，不能铸造。1949年前畲族村所使用农具约有一半是畲族自己制造的。期间铁匠吃主顾的伙食，每日得工资3角银圆，每月约能收入10块银圆。“大跃进”时，一些铁工也都组织起来，集体生产。如南岗有两个铁工加入了农具修配厂，三个铁工加入八都铁工厂，制造滚珠轴承。
  3．裁缝。每年从五六月开始做工，到年底为止，经营时间比其他手工业长，但也并不一定全月出工，主要看主顾多少而定。手工分夏衣和冬衣两种：夏衣是做鲚布衫，从五月起至八月止，每套鲚布衣须花工两天，除吃雇主伙食外，每套尚得工资9角至1元。冬衣是用汉族的厚洋布做成，常穿的每件花工需两天，工资1元左右，但结婚衣因需要绣花，须1～4天，每件工资便需3～9元。1949年前，因无法添制新式缝衣工具，故生产效率很低。1949年后只有南岗村的钟成旺，自己有1架缝纫机。
  此外，还有竹工、泥工、理发工等，但人数极少，经营情况和上面几种相同。解放初期，这些手工业者全部加入高级社，工具估价入社，工资收入归社所有。高级社根据其技术高低，给予按劳评工计酬。如南岗的木工，每日可得16个工分，折合人民币1元2角，一般的约得十三四个工分。
  （二）家庭手工业
  1．生产纻布。畲族人民的夏衣也是劳动时的套服，即一年四季的主要衣着面料均为绮布，因此纺织生产鲚便成了畲民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畲村家家户户几乎种植苎麻，栽种时间一般在三四月即清明前后，每年可收获3次，每亩全年可收获净苎麻4斤。苎麻收割后，用苎刀（由一个套拇指的竹筒和铁打的半圆槽口刀具组成）刮掉苎麻的绿层表皮。全套是由1节穿有5对线孔的盛水竹筒和1架有纺轮的苎绳制的轻带及5根线轴的纺轮组成纺车，织成纺线。牵鲚架是由1对构造相同站立的木制架组成，缠线车也是木和竹制的，用来将麻线绽缠成可以放在梭里用的纬线以及张经。织布工具有木梭，长约1尺，宽和厚均1寸半。经帘，竹制，一般有350～400个齿，用来张经线；织布机，全套都是用竹和木制成，用来织布。以上工具制造简单，但耐用，一般能用百年之久。
  纺织工序是先剥刮，将麻皮用水浸湿之后，用刮刀刮去苎麻的表皮，晒干后即成为白色苎麻纤维。然后用手将苎麻撕成丝，再捻成线，缠绕成绽，这个过程叫“扎綺”。再用纺车将扎成的纻绽纺成无股线，没有结合力，且有半毫米直径粗，不易断。张经、穿梭、织布是纺织的最后一道工序，经数约350～400条，这决定布的宽度约在1.8～2尺之间。操作时一手执梭，一手拔经帘，以扣紧纬线，左右轮换交替，而脚相应地踏着吊经板上下吊放。这样织成的麻布染成蓝色或黑色，制成衣服经久耐穿，1件衣服约可穿1年之久。畲族妇女大部分都会纺织鲚布，到十六七岁便学习纺线及织布了。织布多在正月和八九月农闲时进行。织成1丈布需花苎麻1斤花工11天半。若每天以9角计，加上染工5角，则每丈布把种植成本除外，其价值约10元8角。纻布生产全是自给自足的，一年四季纻布用量占所有穿用的三分之一，无剩余产品出售。1949年后生活水平提高了，便较多买棉布做衣穿，劳动衫面料仍为纻布。
  2．制茶和砍柴。蕉城区畲族因多居山上，园边栽茶，山旁植树，因此茶叶生产和砍柴是畲族的主要副业。但又因各地的土壤和山势不同，在产量上也就各不相同了。如南山有茶园253.57亩，占全片经济收入比重不大，但在该片的乌岩村，就有茶园243.57亩，茶叶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40％多；如南岗，有茶园150多亩，1957年时产茶叶117担，占经济收入的比例也不大。这些地区茶树都是古树，按叶形可分三种，即大叶、中叶和小叶，大叶比中叶约长两倍且阔，小叶比中叶略小。1949年前这些茶树均为农民个人所有，分散经营，没有纯茶园，只是在地瓜园的沿边栽植。种植过程是这样的：茶籽成树须经5年，茶苗成树须3年。茶苗须注意施肥，第一年施肥两次（正月和五月），第二年施肥3次，并培土。第三年清明节前后便可收获头春茶。1949年前茶农经济力弱，投资少，又因茶叶价格不高。每年只能收获3次，即清明茶，曰之头春；夏至茶，曰之二春；立秋茶，曰之三春。1949年后，茶叶销路很大，茶农生产积极性也有很大提高，1958年他们也加入了高级社采用了新式的揉茶机、杀青机、双手茶剪、喷水壶等工具，成立了茶厂，组织起茶叶专业队，产量也大为提高。每百斤干茶须青叶400斤，每个妇女每天平均采6斤须工67天。揉茶、杀青、焙茶3道工序，每担茶每人花工6日，合计每担茶叶总须花工77天，比解放前大为减少。在茶叶的品种上，目前也增了红茶片。畲族地区林木种类很多，如松、杉、竹、棕、桐等。南岗全片即有林地536.72亩，漈头有245.36亩。毛竹、杉木以飞鸾南山为多，是输出的主要产品。松树只供作薪柴。1949年前，这些林木也是个人经营，人民公社时也都全部折价入社，变为集体财产。
  3．饲养业。禽畜有牛、羊、猪、鸡、鸭、鹅、兔等。这些在1949年前畲族自己并不多，1949年后才逐渐发展起来，如南岗片计有牛13头，羊64只，猪283头，鸡、鸭、鹅750只，兔40只，另外还有蜜蜂6箱。每户平均1.3头猪，3只鸡。20世纪80年代后畲村饲养业兴旺，2005年234个畲族村禽蛋产量1571吨，肉类产量8169吨，肉猪出栏93083头。
  （三）商业
  畲族没有自己的商业市场，粮食、茶叶、火柴等都要挑到汉区去出卖，然后再买来油盐日用品，来往有时很远，且路不好走。同时，他们也没有自己的专业商人。据调查，漈头与南岗各有1个茶叶小贩，他们虽然进行着中间剥削，但也经常受到茶叶大商贩的敲诈、勒索。1958年5月“五社合一”后，较集中的畲族地区都办起了供销店，其作用是服务于农业生产，代售日常百货、生活用品，收购山区土特产，如木柴、棕、植物纤维、蛋禽和废铜铁等，受到畲民的欢迎，营业情况良好。南岗村的供销店由5月至8月的营业额为1411.69元；5月为223.12元；6月为302.17元；7月为426.15元；8月为460.25元。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畲族人民的购买力日益提高。其中南山片计有4个供销店，漈头和八都各有1个，这些供销店自成立起，经济情况都很好，符合畲族群众生产、生活日益的增长需求，节省了不少劳动力。1978年后，供销店逐渐为个体商店取代，截至2005年，234个畲族村开有小规模个体商私营商店2000多家，满足了畲村日常小宗物品的购买需求。
  三、生产关系
  （一）封建土地所有制
  明代畲族人民大量迁入闽东后，大多落脚山林，搭寮而居，过着“种树还山，种菁为活”的生活。明崇祯二年（1629年），福安知县给大林畲民钟盛九一张官山执照，申明“五都大林官山一号断归钟盛九等久住管守，山场艺植竹木，栽种生理，岁纳官租银二两，加给栖云寺渡夫工食”。使官民两便。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换发山场执照时，仍申明前项内容。闽东各县畲民迁入时大多向官府或大姓望族租山垦殖，并按契约交纳租银。
  畲民所种除“公山”外，也有租种地主山场“受民田以耕”的情况，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福安畲民雷土开即向汉族地主林彦公承租牙兜山坪一片荒地，约定开垦成田后，5年内收获的粮食主佃均分（对半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福安畲民蓝有盛向汉族地主林玉方租种三斗（以播谷种计算面积）水田，面约收成时主佃当场均分。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福安畲民蓝奶头向汉族地主孔秀承租山园一坪，面约年租谷66斤，冬季送到刘家交收。因此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畲民占有自耕地的寥寥无几，宁德七都全片758亩水田中，14户畲民仅占有62.44亩水田，占水田总面积3.68％，其余均为附近汉族地主所占有。福鼎县浮柳片，畲族293户，没有田地的有223户，占总户数76.2％。
  1950年土改前，福鼎白琳乡牛埕下片141户畲民中地主1户，占有耕地125亩，25户中农占有耕地342.3亩，户均13.96亩；20户中农，占有耕地77.2亩，户均3.86亩；贫农86户，占有耕地204.6亩，户均占有耕地2.38亩；雇农9户，占有耕地5.86亩，户均占有耕地只有0.65亩。牛埕下全片占有人口不到1％的地主却占有16.56％的耕地；而占人口73.95％的贫下中农，却只占有38.1％的耕地。
  民国时期，地租剥削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地租以实物交纳为主。实物地租又有定额和分成2种，如宁德七都祭头雷宏乐向八都地主租水田3.5亩，年收成谷子475～500公斤，交租250公斤，固定租额占收获总量的50％以上；雷志喜向八都地主租2亩农地，每年收成250公斤薯米，要交140公斤薯米作地租，地租额占收获量的56％；漈头一带畲村每年交纳的租谷数量达75吨之多，户均交租谷465公斤，等于一个劳力全年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固定地租的租额大都在50％以上。分成地租，是先约定分成比例，“三七”、“四六”或对半分，即地主拿七成、六成或一半，畲民分三成、四成或一半。具体实物要视收成总量而定。
  实物地租外，山场多取货币地租形式，如宁德漈头村一座山场，每年得交租62块大洋，南岗村一座山场每年得交租1000铜钱（折合当时400～450公斤薯米）；偶尔也有劳役地租的，通常租一亩地得给地主做60天工。福鼎双华蓝青驹租三分地得替地主劳动18天。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畲民们受尽了地租剥削外，还有一半人家还得承受高利贷的沉重盘剥。每年5—6月青黄不接时，畲族佃户就向地主富农借债。9—10月秋收后还，前后三四个月时间，利息高达60％～80％，有的甚至高达140％。畲民们所受高利贷盘剥，有时还高于地租。在沉重的剥削下，畲族农民虽日夜劳作，男女同耕，但仍然无法解决生活困难，畲村卖儿卖女，流落他乡当长工、打短工者并不在少数。
  （二）土地改革
  1934年3月，土地革命时期闽东苏维埃政府的《分田大纲》明确规定：“畲族妇女则与男劳力同等看待——每一个劳动力分产量400斤的水田。”全苏区37％以上的畲族农民都分到一份耕地。1934年冬，国民党军队“围剿”闽东苏区后，畲族农民又丧失了土地。
  闽东各县解放后，纷纷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反霸减租”斗争，实行“二五”减租，仅福鼎浮柳等7个乡就有300多户畲民减租14吨。1950年冬，区内各县先后开始土地改革，评定阶级成分。闽东畲族村庄大多散处山区，人口少、村落小，解放前经济上受汉族封建地主剥削严重，绝大多数畲族村民均为佃农，畲族地主、富农所占比例很小。据1958年福安县仙岩、可洋、双留、凤洋、王楼乡、福安六区（甘棠），小岭、篓村、如林、山头庄、对面楼、油西坑、村洋7个畲村，宁德县漈头、南岗、雷东，福鼎牛埕下，霞浦青皎、玉坛、西胜乡代表点资料统计，在3223户畲族中，地主只有12户，占总户数的0.37％；富农17户，占0.53％；富裕中农15户，占0.47％；中农395户，占12.26％；下中农45户，占1.39％；贫农2599户，占80.64％；雇农129户，占4.0％；其他成分11户，占0.34％。畲族地主、富农户数只占0.9％。而据福安县统计全县畲族8122户，27792人中，地主7户，富农25户，地主占总户数还不到0.4％；可见畲族地区地主富农户数，比汉族地区占总户数比例5％～6％要少得多，而贫雇农比例却高于汉族地区。
  土地改革评定成分后，没收地主和富农多出的耕地，按各个村庄实际人口分配土地。据区内福安、宁德、福鼎统计，畲族人口16081户，55483人，共分得耕地95657亩，户均分得耕地5.95亩，人均1.72亩。其中福安畲族8711户，28258人，分得耕地面积47796亩，人均分得耕地1.69亩；宁德县畲族3198户，10536人，分得耕地27861亩，人均2.64亩；福鼎县畲族4172户，16689人，分得耕地20000亩，人均1.20亩。
  （三）互助合作
  1．互助组
  土地改革后，畲民分得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由于畲族农民家底薄，有了耕地，仍然缺少农具、耕牛、肥料、资金、种子等。孤寡病老者还缺乏劳动力。畲民之间开始采取各种自愿互助的换工形式，或以人工换牛工，弱劳力换强劳力，互相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各种困难。人民政府救济贫困户，发放贷款扶持农业生产的同时，号召畲民互助互救、组织变工队和互助组。1952年全区90％以上畲村，均成立临时或常年互助组。组内贯彻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和民主管理原则，发展农业生产，解决贫苦农民生产资料缺乏和劳力不足的困难。同年，福安荷洋蓝延宝互助组，粮食增产四成，被评为福建省一等增产模范单位，霞浦雷大钗互助组，路里蓝成财互助组，成为全省闻名互助组；宁德县廉坑畲族蓝香妹互助组，被县委树为全县学习的榜样。1953年，福安畲村建立互助组99个，入组3186人。
  畲族村还有一种临时互助组，规模小，只在农忙季节主要农事活动时互助合作。常年互助组规模较大，除主要农事活动中互助合作外，还实行农副业分工合作。福安岳田乡兰田（林前）、七定（七埞）、王厝、龙腰河、岐山、横林6个畲族村，共建有常年互助组5个，临时组16个，入组184户730人，单干55户106人。
  2．合作社
  1953年起，互助组开始转办初级社，采取土地与劳力统一经营管理，解决互助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同年，霞浦海边创办畲族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将土地入股分红，耕牛、农具折股入社，为集体所有；收益分配劳力占七成，土地股份占三成。1954年，霞浦海边社粮食增产，产量比初办时增长36.6％，被评为县爱国增产先进社。1955年尚未巩固的初级社迅速向高级社过渡。1956年，福安、霞浦两县入社畲族占总户数75％。
  高级社实行土地无价入社，取消土地分红，社员重要生产资料耕牛、大件农具，采取折价入社的办法转为集体所有。社员的生活资料和零星的树木、家禽畜类、小件农具、经营家庭副业所需的工具，仍为社员私有，社员可使用一定面积的公有土地作为自留地栽蔬菜。全社按统一计划实行集体劳动，统一经营，全年收入除提留再生产费用、公益金和公积金等积累外，实行按劳分配。1956年底，福安专区有畲族农业社313个，入社农户19331户，占畲族总户数的69.1％。其中：高级社134个，入社11467户；初级社179个，入社7864户；联合社125个。高级社违背自愿原则，相当数量的农民勉强入社，加上经营单一，财务管理混乱，粮食歉收。1957年春，福安县畲族已入社要求退社，占畲族总户数的34％，当年实际入社户只占畲族农户总数的43％。福安茶洋、碧后、凤洋、东南、玉溪5个乡畲族农户2247户，1956年入社1602户；1957年，退社805户，入社户数仅占总户数35.4％。同年10月，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后，“退社”风潮逐渐平息。11月福安13个畲族乡组建高级社50个，入社农民1617户5633人；初级社53个，入社农民742户2560人。入社农户占畲族乡总农户数的45.4％。
  3．人民公社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布后，全区所有的畲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尚未加入高级社的畲民个体户也一并被动员加入人民公社。全区建立人民公社116个，按行政区域归并，实行“政社合一”体制。畲族乡被归并后，改建生产大队。
  1959年3月，福安县委下达《关于人民公社体制下在畲族地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原大队一级的畲族地区（如原畲族乡）或相当于大队一级的畲族地区，以大队一级为3级核算的基础。畲族比较集中的地区，以1个或几个自然村（相当于高级社）设立生产小队。为方便畲族人民生产、生活，在公社、大队统一管理下，建立独立经营的生产小队，作为核算基础。散居、杂居的畲族不能单独建立生产小队的，应与汉族联合，已建立的畲汉联合小队，如社员迫切要求分队而又有条件的，可以分开单独建立小队。并指出汉畲联合大队或小队，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同工同酬、一视同仁的互利政策，特别注意畲族妇女劳动报酬问题，要尊重畲族风俗习惯。这些规定在当时的条件下，使畲族村民的生活免受更大的冲击。
  人民公社对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化，土地、耕牛、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以及自留地、林木、果树均收归集体所有。生产管理上采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配合中心任务开展农事活动，以大队为单位实行统一分配，统一行动。零散畲村被归并后土地抛荒。农业生产普遍大幅度减产。1961年国民经济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结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缩小公社规模，增设生产队，取消供给制，采取评工记分，按量计酬，按人口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社员开荒，谁种谁收，允许搞家庭副业，这种划小自主经营单位的做法，有利于畲村休养生息，对分散居住的畲族生产队，更为适宜。1965年福安专区共有畲汉杂处的区54个，公社257个，大队549个，小队1953个；纯畲族公社3个，大队185个。畲族社员在人民公社化期间，一面积极参加生产，恢复集体经济；一面大量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因畲族村分散偏僻，畲族农户中有30％到一半以上仍坚持单干。有的畲村水田集体，农地单干；公粮水田集体，口粮田单干；粮食耕地集体，副业单干；夏秋稻谷集体，小麦、番薯单干。并且扩大自留地，多占“三包地”，缩小集体耕地。这种明集体、暗单干和带原耕地完全单干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人民公社体制带来的影响。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良种引进推广，科学种田，病虫害得到控制和化肥的广泛使用，这期间粮食产量有所提高。但由于受体制本身的限制，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单一，畲村整体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4．联产承包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境内畲村全面实行联产承包制。1984年福安78个畲族大队532个生产队中：按人口分地承包的517个，占生产队总数的97.2％，按劳力为主结合人口分地承包的生产队15个，占2.8％。532个畲族生产队中，耕地承包年限在4年以下的233个，占43.8％；耕地承包年限在5年至9年的生产队132个，占24.81％；耕地承包年限在10年至14年的生产队36个，占6.77％；耕地承包年限在15年以上的生产队131个，占24.67％。在该县畲族大队10357户农户中，纯耕地生产户10081户，占97.4％；兼营耕地生产户191户，占1.8％；脱离耕地生产户85户，占0.8％。1985年以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制得到不断完善。畲村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畲族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1993年，畲族乡粮食总产量70611吨，人均占有粮食402.25公斤；总产量比1985年的50920吨，增长38.67％。农业总产值24208万元，比1985年的5784万元，增长了3.18倍。同时，粮食、茶叶、水果、食用菌以及林、渔、副业产量产值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畲族乡农民人均纯收入830.13元，从业人员人均总产值31553元，从业人员人均创利润1532元，劳均农业总产值3607.4元，劳均农村社会总产值12202.8元。2005年，宁德市234个畲族村委会粮食作物播种面积，22877亩粮食总产量70722吨，人均占有粮食330公斤；村企总产值49131万元，畲族村农民人均纯收入3076元，其中畲族农民人均纯收入2909元。
  附：
  闽东畲族情况调查报告
  （1957年9月）
  一、引言
  畲族是本省少数民族之一，以蓝、雷、钟三姓居多（据说福建境内还有盘姓的，并曾举出可考的有20余姓，实不止三姓四姓），大都居于福安专区。其他地区，亦有零散分布。根据现有方志记载，全省有40余县市曾居住过畲民，他们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无文字，一般群众均通汉语，因经济生活的逐渐融汇和新语汇逐渐增加，畲族原有语言不够使用，所以也掺杂了一些汉语。
  我们为了摸清畲族情况，更好地贯彻民族政策，曾深入福安专区的福安、罗源、霞浦、宁德4个县，经过3个多月的初步调查。在工作中，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各地群众热情帮助，他们积极反映情况，提供材料，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与此同时，并曾收集到有关史料、家谱、祖图以及服饰、生产工具等多种。兹将历史概述、风俗习惯和解放后新面貌三部分介绍出来，以供参考。
  二、历史概述
  1．畲族的定名
  据了解，闽东一带，现在还普遍对承认自己是畲族有所忌讳，原因是过去受了汉族的侮辱，把他们叫做“邪民”、“蛇民”，或骂他们妇女是“邪婆”、“臭蛇姆”等等。“畲”与“邪”、“蛇”，方言音谐，以之作民族称谓，无异含垢自辱。故在调查开始，对于他们的定名问题，就认为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考字书里，畲字有两种音读，一音余，一音奢或斜。《辞海》：“畲、诗车切。音奢、麻韵，或作畲，火种也，见《集韵》。按火种即火耕。《广韵》，畲下训为烧榛种田。”在文史里最古的记载有《易经“无妄”》，“不菑畲”句。虞翻注：“田二岁曰畲。”《尔雅·释地》：“田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畲是指新开垦两年或三年的耕地而言。它和菑（炙意）联系起来，又解作用火烧田，所谓“刀耕火种，开山辟田也”。
  畲的另一写法是“”。并且有人这样说过，早期在广东的狩猎生活叫做“举”，进入闽浙之后，主要是初期农业社会的生活才称“畲”。如畲民的地理分布：“当潮州举民分布于闽时，闽人以其山居种畲，故称之曰‘畲民’。”“举”，又作“〓”，《集韵》注释：“〓读作饭，或笨，解作车上蓬。”从音义研究，似指畲民住居形式而言。今之深山僻壤，还可以看到一种房子用茅草做屋顶的叫做“草棚”或“草廔”，“笨”、“棚”转音，故有“棚民就是畲民的一个种族”的说法。如《南平县志》：“依山傍谷，诛草缚屋而居曰棚民，今赣中之棚民与南平之棚民，似同为畲民之别称也。”
  “民”和“畲民”先后互见于宋、元史中，比这更早的记录，尚未发现。唯“民”的名称，早已无闻了。而散在私人笔记或志书里的，多称“畲民”，因为他们生产方式独特，需要经常迁徙，来去无定，所以又叫“畲客”。霞浦县水门乡草岗村《雷氏宗谱》对“畲客”的解释，有这样记载：“督抚部院召问老叟雷有金云：开山为田，以供赋税，高地无水之处，栽种山苗，山苗我们所谓奢禾（按现在当地山区群众叫旱稻，还是称奢禾）。该地邻人，因我们业种奢禾（奢畲同音），遂称呼我们曰‘畲客’，如今之采茶人，俱称曰‘茶客’一类。”
  到现在畲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许多地方还是保留古代的习惯，他们因为住居在深山崖巅（虽然一小部分也迁到平原去，毕竟不多），耕地大都是高山的梯田，垦殖时，必先烧掉丛莽荆榛，然后度地辟田，每岁耕作，如劈田埂，除草，烧草灰作肥料，都存留着刀耕火种的迹象，至于畲民喜爱打猎，也是他们民族的特征之一，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特点，把畲民定为民族的名称，是有理由根据的。
  2．本省畲族的迁徙路线
  畲民在历史上曾经一再迁徙，是可以肯定的，而本省的畲民，不是土著民族，也是无可否认的，但他们何来何去，什么年代才迁入闽东，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据现有的方志、史书记述，可以概括地这样说：在汉晋时代（2世纪末到5世纪左右），他们是住在长江中游一带，当时被称为“蛮”。汉晋以后宋之前，相当于隋唐，约公元7世纪，才被迫南迁，一部分在南岭以西的（桂、滇、巴蜀）被称“徭”，以东的（粤、赣、闽、浙）被称“畲”或“”。在粤东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在五代宋的时候。宋元之交，公元10世纪，由粤迁闽，明中叶16世纪后期，再由闽徙到浙江南部。
  由广东迁入本省的路线，可能很多，有文字可据的一是从潮州经莆田、连江、古田、罗源而入浙江；一是从宁化、长汀、上杭、武平分徙浙江；一是由海道入闽。《霞浦雷氏宗谱》：“唐光启二年，盘、蓝、雷、钟、李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番知为响导官，由海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时徙罗源大坝头居焉。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从地理方向来推测，罗源在连江之东，由广东漂海入闽东，取道连江而进罗源，路线也是顺的。至于由潮州经莆田到闽东也有两种可能，一是从闽西而闽北或闽中，逐渐迁入；一是从闽东南沿着海岸线直接进来。畲民进入福建后，逐渐散住闽东各地，其路线初步判断，应该先从连江、罗源、寿宁，然后转迁福安、霞浦、福鼎等县。兹节录有关记述如次：
  浙江丽水畲民流行的《高皇歌》云：“龙王自愿去作田……一时送过凤凰山……广东路上踏生已……广东路上去安葬……广东路上是祖坟……走落潮州凤凰山，住在广东已多年……山瘦地薄种无粮，走向福建是平高，兴化莆田住长久，后来华老多欺侮，自愿走路住连江，古田罗源好田庄，广东出来透福建。福建大府好田场，走去浙江处州管，住在景宁是北村……”
  《福安和庵蓝氏原谱》序云：“粤嵇和庵蓝氏先世，由潮州，海阳而来寿邑下溪洋后坑，至恒彪公于明万历二年肇迁穆水溪塔，聚族而居，迨明季遭乱，散处离居，或迁长坪坑，或迁满洋或迁上粤，或迁寿邑、雍坑粗洋等处。惟法赵公迁居桃域洋，数传到崇庆公，于乾隆初年由桃域洋择居五都和庵。”
  《福安洋坪汝南蓝氏支谱》云：“自铭公迁罗源为始祖，（这件材料不完全，疑亦系广东来）生子三，长汉彬，无传。次汉洲，居鼓楼石楼仔头。三汉潼迁浙江。汉洲三传至泽咸，由鼓楼石迁福邑洋坪。”
  《福安仙岭洋颍川钟氏族谱》云：“昔我祖盛九公，由闽之罗源迁于扆（福安别称）之大林为吾鼻祖，续至尚全公复开拓仙岭洋，遂家焉。”
  《霞浦水门草岗雷氏宗谱》云：“雷氏之先，原籍广东而徙罗源，厥后徙迁浙瓯，世传里居。”又“我雷氏系出粤东，来闽迁浙，或居霞浦，或处福鼎，或移温泰，或住平邑”。
  其次从畲民的语言来补充说明由广东入闽，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据了解，闽东各县畲民的语言完全一致，虽有一部分与当地汉语同化，亦只腔调稍为差异，其余大体均能相通，他们到现在，还是保留自己的语言，与汉人来往，才说汉语。畲语的发音，有很多相近广东语系，离乡不离腔，从他们内部保留自己的语言说，同样广东方言也被保留，是很自然的。广东语不是他们本来的语言，应该是住居广东时与汉语同化的一种遗留的混合语，这里不想专门研究语言，只就其特点，作为迁移的籍证而已，姑略举数例以比较之。（下略）
  畲语像广州话和梅县的客家话的地方还相当多，不能一一备录。前面引证的材料和我们的见解，难免有欠当之处，但对研究畲族入闽路线，提供参考，尚有价值。
  三、风俗习惯
  闽东一般地区，畲民的基本生产单位是家庭，而且是同一血缘聚族而居，同姓村为多，并系同一始祖的后代。同一近祖的人称为一房，同房的人聚居在一起，他们基本上是父系社会，但其历史上曾否有过母系时代，尚难作出肯定的答复。从他们传说里说到始祖“龙期”是男的，生了三子一女，三子的后代，都跟父姓，即现在的盘、蓝、雷各姓，那个女儿招了女婿姓钟，后来生了孩子也姓了父姓。现在还一直保留父系社会制度，女子婚后，一般是跟丈夫住，生的孩子姓了父姓，但丈夫住到妻子家里，生的孩子姓母姓的，也是允许的。独女可以招赘，多儿子也可以出赘，如果男女都为独生的可以“一支挑两姓”，就是所生的子女分姓两姓。
  各村大都有祠堂，若干同姓的子孙合为一个祠堂，祠堂就是宗族的组织。一姓可以有好几个祠堂，有的地方一村一个祠堂，也有好几个村的同姓同属一个祠堂，不是同姓村的畲民分别各自属于本姓的祠堂，管理祠堂的是族房长，他是族或房里年老有威望的人担任的。过去族房长的权力很大，除了主持祭祖等一类的仪式外，“族谱”、“祖图”以及公有财产，都得由他经管，内部有纠纷，也是由他调解，他是畲民中的领袖人物，所说的话，谁都要服从，除非迫不得已，村民从来不肯到汉官衙门打官司。兹将调查所得，把畲民中比较突出的风俗习惯，分述如次。
  1．一般习俗
  勤劳俭朴，是畲族人民的优良传统。不管男女老少，同样都参加劳动，在福安仙岩村有80余岁的老公公，还能上山下地。妇女的劳动能力，一般都很强，耕种，樵柴，料理家务，照顾孩子以及进城做买卖等等，一身兼数职，日以为常，不辞劳苦。至若纺麻、织布，尤其能事，每逢雨天及农隙的时候，就有一种轨轨的声音透出每家户庭之外，这就是他们在辛勤纺织所发出机杼声和纺麻车转动声相拼凑着。纺织另一技术是织围身裙的带子，有红白两色，都是五色纱线织成各种图案花纹或简易的文字，织工细巧，古朴可观。
  打猎是畲民比较原始的经济生活，许多方志材料里都说到畲民善射猎，能自制一种毒弩，中兽立毙。《罗源县志》载：“……盘姓今无闻，只蓝、雷、钟三姓蔓延各处，在罗源者甚多，虽幼少能关弓药矢，不惧猛兽，盖其姓也。”又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群虎伤人，知县陈良谏祷于神，督畲民用毒矢射杀四虎，患方息。据说在解放前还有畲民住在深山里，以狩猎为生的，到现在有的已经是成为农业社的主要副业，也就是有组织的打猎队了。此外如造纸、烧炭、编竹器，做巫师职业鼓吹班和专业的木匠、衣匠、理发匠、制木农具、学打铁等等，都是农业以外的各种生产方式。
  畲民的服饰，男人受汉族影响，几乎全部汉化，没有什么差别。过去相传年未满五十岁的人穿棉衣会“折福”，现在穿列宁装棉衣的青年，倒也很普遍。妇女喜穿蓝、黑两色的衣服，多半系自织的麻布缝缀红边。其式样各具并不尽同，霞浦、罗源、宁德都很考究花边，有专门衣匠缝制，一般是向右开襟，衣领、胸襟皆有绣花。罗源和宁德的飞鸾以西，则是对面斜开襟，好像僧服，襟领之间绣各样的花草，“无纽扣，如南洋沙伦式，着短裤，多跣足，出行时如南洋的司利巴式”。①腰束黑色围身裙，系以花带。（福安、霞浦多白底织花，罗源和宁德的一部分，则为红底织花）在襟袖间常挂一条深蓝印白花的土布头巾，劳动时用以包裹头发或取以擦汗。
  妇女的发饰，各县亦有不同，如福安是从后枕梳成瓜瓣状，向上盘旋成螺式，微露顶上，再就外围缠绕一匝，高达面部约二分之一，像戴截高筒帽一样，发间环束一条深红色的绒线，如果所束的是白色，那是死了丈夫或为翁婆挂孝的一种标志。发顶横贯一枝银簪说明已经结了婚，没有插银簪的是未出嫁的闺女。霞浦县却没有像高帽的样子，唯枕后的瓜瓣式较为突出，中间扎一个髻心，透至顶上稍稍屈曲如盘龙状。头上常着一个小斗笠，配以五色料珠，水红色丝带，绿穗和白色的带子，非常美观。罗源县（宁德一部分同）则完全不同，除了后面像一股盘索外，特别在额顶中盘缠一个螺旋形，很像道士的装束。兹引几个材料以补充说明。《连江县志》：“妇女髻梳凤形，覆于额部，上衣不用纽扣，束之以带，状如袈裟，裤短小，下足绑以腿布。”《宁德县志》：“畲妇发间插以三簪，用红布围箍，腰束兰（蓝）布。”《福安县志》：“妇人高髻，蒙布加饰如璎珞状。”近年来部分少年女子，喜学汉族装束，剪短发，梳双辫子，穿上各色花布，着运动鞋，有些小学生还认为自己民族的打扮是不光彩的。
  “衣葛衣，良粗粝之食”，是畲民勤俭治家良好传统习惯。解放后，政治经济翻了身，生活逐步提高，但仍保持勤俭朴素的作风。如有件新衣，不是做客、进城或参加开会，是不会随便穿用，一到家就更换，所以能够保持常新。他们所住的房子，多是木构，外围土墙，并且都是从勤俭积聚起来，逐步盖成，往往一座房子，经过好几年还只是空搭架子，上盖一层薄薄的瓦顶，四面通风，也无门窗板隔和围墙，异常简陋，但这和过去所谓“诛茅缚屋”的生活，却又大大不同了。
  畲族男女皆爱好唱歌，这要算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件重要事情，俗叫“盘诗”，在山间、田野、探亲、做会，逢热闹处处都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歌的形式是七字一句，四句一段，也叫一首，调子有三个，男女互相唱答为多。在我们走过的许多自然村里，每村几乎都有歌唱的能手，他们把最善歌唱的人叫做“歌王”。一般是有歌本为据，有的是触景生情，临机随口溜，内容有热爱劳动和抒发爱情的“杂歌”，有赞美自己祖先的“匏王歌”，有叙述民间故事和传说的“白蛇传”、“英台诗”、“陈奶娘”（即陈靖姑）等，解放后还有歌颂英明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共产党的新歌。
  每年六月初一的福安穆阳砚桥乡白云山看“马圣公骨”（亦称“马氏大德真仙”，据说现在没有什么仙骨可看了）和七月初七社口白岩的和尚做“圣供”的两次盛大庙会，是汇集畲族青年男女唱山歌，找对象的最大场面。到了庙会这一天，他们不顾路途遥远，从四面八方聚集到那里去，就趁这机会选择对象，倾吐内心世界优美的情诗，自由地找伴侣，尽情地歌唱，此唱彼和，歌声响彻云衢，通宵达旦，唱答不休。如逢正月和八月的节气，他们则常往来探亲做客，青年男女，不问是否认识，也都聚在一起，互唱互和。
  追求情侣的一种歌叫做“拦路情歌”。遇有少女做客经过，青年男人就可以向前拦住，要求唱歌，女方唱不过，男方不让路，也是一唱一答，有时唱到天黑，就由男方款待膳宿，继续再唱。所唱的歌词像玫瑰花一样艳丽动人，往往通过这些歌唱，就能找到如意的对象。
  据调查，霞浦畲族的年青姑娘，在快要出嫁时，就得去外婆和亲戚家做客。这时在亲戚家的男女青年，像“考文才”似的向之唱答，男的做客，女的先唱；反是则男的先唱，一直唱到歌完才罢。
  2．婚礼
  通过“盘诗”找对象，仍须央媒说合。过去买卖婚姻，要结婚是不简单的，聘金从50～100元不等。“开生肖”、“定日”、“迎娶”，都有规定不同的礼物，主要是猪肉、猪蹄、鸡、面、果子等等。据福建省少数民族情况介绍说：“结婚前双方都要互送礼物，计有猪肉、生油、鸡蛋、果子、冰糖、红线、龙凤帖、雌雄鸡和女方自钓的鱼，都是采用双数，而女方的嫁妆除一般衣物外，斗笠、蓑衣、锄头则是免不了的陪送。”拜堂后，还要给亲友大吃几顿，常有人因讨了老婆而负债累累。重男轻女的风气很严重，童养媳普遍存在，男女又多早婚，一般是15～19岁，但忌18岁结婚，因为传统迷信的认为18岁结婚会受“十八难”。现在还有伪造年龄去登记结婚的。同姓不婚，也不肯与外族通婚，但据现有材料证明，于清代始曾有妇女嫁给汉族的，寡妇可以改嫁或招进男人。
  结婚仪礼有很多地方保留浓厚的民族色彩，最突出还是唱歌“盘诗”。女子在出嫁前要学会各种歌唱本领，特别是“哭嫁”，当嫂子替她“上髻”、“穿衣”时，都要以哭当歌，诉说不愿出嫁，如“阿哥啊，留我一日当一年……”一边唱，一边装模作样，把髻搞乱，把衣脱下，三劝三却，才告妆成。劝的都是亲戚女友，跟着哭唱相和，歌词大都是劝导做好人家媳妇的意思。
  抬新娘轿和抬嫁妆的，不是职业的脚夫，而是体力强壮又善唱歌的青年，霞浦俗叫“亲家伯”，是男方邀请的，都是唱歌能手。如路远，必须先一天到女家，但抬回来是不能中途过宿。畲谚有云：“有隔夜的豆腐，没有隔夜的新妇。”故在婚期这天，不管路程多远，都要一天赶到。抬轿的青年到女家那天晚上，就得与女家的人答歌，也是互相唱和，如果唱输，会被女家留难，路途远的就成问题，因此抬轿的不是体壮而善歌的青年小伙子，是不能胜任的，抬起轿来，又要唱歌，一直唱到很远的地方。
  结婚这一天，主要是唱歌、喝酒。拜堂之后，接亲酒席散了，有的去看新娘闹房，有的就开始唱歌，下半夜入洞房，吃“佳期酒”，只有一席，新郎居首，代名“金花”，陪席的八人，号曰八仙，子弟官居次席，亦为八仙行列，并各以花代名，如“烛花”、“联花”、“松花”、“茶花”、“竹花”、“根豆花”、“柚花”、“萍花”等。入席时，大家携手绕桌一周，唱“八仙上桌歌”，就座，出斗（盘菜），吃过三斗，由子第官敲小锣，提灯笼，唱着歌词去看新娘，看后仍唱原调回席，二看，三看，仪式同前，唯易以唱词而已。接下就是“猜果子”，由子弟官取一个碗子，装了上四果（冰糖、白豆、红枣、宝元）和下四果（花生、番薯、萝卜、芋头），按村名，佳禽（鸟名）切合碗中果子来猜，猜中的过关，不中的也不罚酒。如“冰糖：村名甘棠（福安第六区）鸟名凤凰，碗中果子冰糖！冰糖！”上、下四果都猜完了，新郎上凤凰山采花，由子弟官偕同唱“看新娘调”进洞房，把“斗灯”里两朵纸制牡丹花取出，归回席上，将花挨次传看，改唱“传花调”，边唱边传，唱完词句为止，轮到最后的干一杯，大家互饮三杯，然后把花传归新郎。继又“驳花”饮酒，按各“花名”，互相唱驳，驳输的干杯，这时唱的歌词叫“驳花调”。最后由八仙头等两杯酒进房，按床、被、枕头等等逐一喷去，每喷一物，必唱一词，调叫“喷床调”，喷后回席，继续再饮，席散放炮，吹起鼓来。全部进入新房大闹特闹，直到天亮，吃过早饭，才各散去。
  此外，还有许多仪式与汉族不同，譬如女子上髻的时候，女家的堂上要放一桶水，俗叫“龙水”，龙得水“风水”就不会被女子带走。新娘轿经过的三岔路口，都放有红白纸剪成的钱，做引导标志。拜堂时，女的不下跪，相传他们祖先是公主招驸马，女的位高于男，故不能下跪。男女服式也多不同，男的戴“字形”帽，衣裤都有镶边，有的也穿长袍马褂，着双鼻鞋；女的除了一般打扮外，头上戴着“凤冠”，有的是前方后尖平置三角形，有的是锥形立体三角形，面挂一个银饰曰“联梳”，外着礼褡，是对襟式的背心，大镶边一个扣子，脚穿单鼻鞋（据说霞浦县男穿单鼻鞋，女着双鼻鞋），内系丝兰裤裙，头顶还覆一块红布。
  当新娘轿到时，由男家的先辈（所谓好命人）任司仪，先将贴在轿门的“符录”撕下烧掉，并就势向轿顶画一圈子，叫做“净煞”，才把轿门拉开，由小女孩扶引新娘出轿站妥，再由司仪将覆在新娘头上的红布用秤钩钩去，新娘就把手帕掩住面上，意谓遮羞。同时由子弟官高举红烛去引新郎，这时新郎是避在楼上，三请才出来，司仪把红绸扎在新郎身上，并予插金花一朵，然后拜堂。婚后，女家没有请“回门”，新娘初次回娘家，亦无规定日期，回家时多由男人伴送。
  据翁春雪《福建畲民考》：男女婚姻自主，女子得与兄弟分家户，结婚时新郎往岳家亲迎，岳家则置酒席款待，席上初无一物，必须新郎一一指名而歌，如要酒则唱酒歌，要菜则唱菜歌，要箬则唱箬歌等例，新郎唱后，而司厨之人，才将所要之物，应声而出，名为“调新郎”。席退，新郎与新妇交拜成礼，然后挂其祖先画像于堂中，全家围绕歌拜毕，辞别舅姑（按在岳家，不应称舅姑），或步行或坐轿而归，新郎前引，新妇随其后，共张一把雨伞，新郎新妇各以一手执之，伞半张，头蒙其内。途中新郎唱结婚歌，新妇和之，到婿家，庙见毕，婚礼告终。
  《建阳县志》：聘金在清末，率以二十四金，嫁女之家，于女子将适人，则择方向之利，新辟门以嫁之。前二三日，婿来迓，及期，婿前导，新妇裹红帕于首，衣兰（蓝）色衣，张雨伞，徒步随之，女父殿其后，若拥护然。至婿家，亲宾已先匿，庭无一人，新妇必骂之曰：“汝家绝人种耶？”众始出，应之曰：“正赖汝来接人种耳。”乃行拜祖宗红线交杯礼。这种迎亲习俗，闽东地区目前尚未所闻，录之以作参考。
  3．生育（附醮名）
  妇女分娩，都是叫接生婆用旧法接生。解放后已有接生婆参加训练，较注意消毒卫生。当孩子未出胎之前，她的婆婆常暗中向“陈奶娘”（即陈靖姑，见《闽都别记》临水平妖）祷祝许愿，如得平安顺意，则要酬谢“牲礼”。分娩中，娘家送以鸡物，俗叫“做月里”。没有“贺三朝”例子。孩子满月时，要雇剃头匠剃头，酬给蛋面红包。在未满月的孩子，不能吃荤。如果说母亲缺乳，要在满月后才可以喂些食荤，这叫做“通草”（腥土音念“草”平声，即可以吃荤腥的意思）。如有许愿，满月时除了酬谢“陈奶娘”外，还要做几碗请亲友，但没有送礼。《长汀县志》“生子坠地，则浴泉间”；《建阳县志》载：“生子逾月，服农事如常，日止哺儿一次”。
  周年这天，在堂上用米筛一个，内置元宝、通书、笔墨、算盘等，让小孩自己选择，任意乱抓，抓什么东西，就意味着将来会做什么职业，如抓到算盘，将来定会做商人，抓到笔墨，将来必定会念书“有出息”，等例。
  富有人家，小孩稍有病痛，就要请“司”（巫师）到家“设坛做醮”，又叫做“过关”，可以做到十岁为止。做了“过关”，意能消除疾苦灾难，平安地长大。首先，请了“巫师”到家里，挂起“神像”，排出“法宝”、“净坛”、“请菩萨”，然后舞动“铃刀”、打“五雷牌”、吹“法螺”、掷“口口”，念念有词，按照“关名”一一“敕开”，撒尾语有“三十六门诸关等，煞尽消除”，意思是恶鬼、恶煞已经都被打发走开了。接着就从厅中桌上的斗灯下面，拖了一块红布到凳子上，用烛台压住象征“百花桥”，由“巫师”抱小孩，拜天地，拜奶娘，然后从红布上面抱给小孩的父亲，叫做“过桥”（如年龄大不好抱，就由巫师牵引着做），并祝曰“老娘伯”（即父亲）好手段男姓彭祖八百寿，女姓麻姑万岁数齐龄，长命富贵，福寿命长，病体康泰平安！小孩的父亲接过孩子，全家都答道：“先生（指巫师）手头香，平安！平安！”随后是烧银箔，送菩萨，由巫师取出供奉菩萨的酒一杯，向银箔灰上滴去，又祝曰：“一滴一条河，二滴二条河，三滴三条河，三三得九九条河，黄河黄渺渺，黑河黑漫漫，黄河刈断千里路，黑河刈断万重山，千蛇百鬼回头看，不知何处是凡间。”最后，指书一“断”字就算完毕。
  男子成年时（已满16岁者）要举行一种醮名的仪式，亦称“度身”或称“入录”，俗“祭过祖”。凡祭过祖者，就可把幼时“小名”改用“法名”，死后方得登上宗谱，并可着红衣，其妻可着绿衣红裙，得尊号为“西王母”，如其子又祭祖，则可着青衣，社会地位又升高一级。每一姓始祖，都刻一龙头，即“龙期”首像，子孙祭祖时，则把它供于神案上罗拜之，其级分的尊卑，则以祭祖之次数多少为准，凡祭过三次者，称“进士”，众皆听其约束，俨然若酋长。父死时，若其子尚未祭过祖，是不能为其父治丧。据了解畲民男子中举行这种取法名的仪式并不普遍，一村中往往只有二三人，而这些人不一定是社会上有声望的人，不过他可以替人家做功德，或在丧事中替死人开路，这时可穿上红衣，当他们死后，可请“祖图”，别人没有这权利。请过“祖图”的人，据说来世可以做官。
  此外请巫师“驱鬼”治病，还有部分存在，他们叫做“做迷信”，有的人也知道这是愚蠢的行为，但由于习俗根深蒂固，一时尚难完全消除，他们在“做迷信”时，很少给外界人知道，最奇怪的就是巫师站在病人床前，指手画脚，念动咒语，舞动“法宝”作吆喝驱逐状，活神活现，煞有介事。
  《福建畲民考》有这样说：“人病则备斋菜，于晚间往郊外供奉，名为接魂，或即家里招戚友邻居唱歌，名为安神，如不见效，则打鬼。请畲巫一人，并招集邻人，愈多愈好，各执刀棍火炬等，于半夜突入病房，病人乘纷乱之际逃出屋外。”于此可见信巫“驱鬼”的流行情况了。
  4．丧葬
  畲族老死丧葬的仪礼，一般不像汉族的铺张，但仍保留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礼俗。老人病将咽气的时候，要把床位移到后厅，子媳孙辈，环守在旁。将殓要看日子，如果日子不“吉利”要停尸一天至三天才殓。收殓后把草荐、草席都弃在郊野，唯睡床及木板等，则放置户外，经沾露水几天后，仍由其子孙拿回去用，据说睡这种床板的人，腰不会痛，但也有地方是不捡的。
  家里死了人，要到亲戚家去“报丧”，亲戚须煮线面及蛋两个给报丧的人吃，走时还要送给红包，意谓“吉利”。收殓时，先给死人剃头，穿衣服，并放冰糖一块于死者口内，意思是使死者会惦念家庭，以后家事会好。安排清楚，把尸首置在棺盖上面，待畲巫做过“道士”，然后装进棺内，加盖钉好，抬至后厅停棺，三年后再择吉出葬（但不是年高的不能停棺）。三年内如遇有其他年老的人死掉，就须先期出葬，家中有喜事，则用红布一块将棺遮盖，以示不怕“冲煞”。停棺手续办理完毕，子媳及女、婿等，各持火把（竹篾制）绕棺一匝，子、媳将剩余火把放进灶间，女及婿的火把，则弃之门外，以示孝子思亲“向内”、“向外”之意。
  发丧之晚，还要请巫师做“火暝”，五服以内的亲戚都要送纸钱、银箔。“做火暝”与汉族大体相同，也是用纸糊的各种用具如轿、厝、船、箱等等，全部烧毁，随即立“木主牌”引魂归来，由巫师替死者一一介绍跪拜的子孙，叫死者归来享受“香火”。第二天早晨，亲戚要派一人到家吃饭，叫做吃“长命饭”，吃不完，还要带回去给孩子吃，可以得到平安；家里的人，也要将剩饭一碗放在米筛内，藏进库里，意谓“仓盈库满”、“五谷丰登”。霞浦俗：“人死去，请‘畲’来做‘道士’，从天黑开始到鸡二叫止，有的直到天亮。念经内容无经咒，只烧二筵福礼（一由先生带去，一留第二天请帮手吃），意是请祖先来带死人的灵魂。”（原注：畲非专门职业）
  出葬时，要宰猪、羊告祭，亲戚亦送彩旗办祭，主人回以酒席，葬礼完了，就将草圈（带在头上的）、腰索（束在腰间的）、草鞋、哭杖（又叫龙杖）、木主牌等等，通通烧掉，然后脱下麻衣，换了吉服，挂上红布，戴红顶帽（或其他帽），抱了“祖宗牌”（即神主，与前面所说烧掉的木主牌不同）由鼓吹班吹打鼓乐送回家中。《福建省统计年鉴》：“罗源县畲民逢丧亦化纸箔，惟于送丧时用黄布伞送辆上山。”
  《福建畲考民考》：“丧事并无披麻戴孝，往吊者送香帛或馒头、豆腐到灵前唱歌一拜，丧家必炊饭致荤菜相款。炊饭时，一家人围坐甑边，视蒸气上升之疾徐，以卜凶吉。祭时邀戚友唱歌，并无延僧道诵经礼忏之事。”“不信风水，从前多火葬，现在火葬已经很少了。”又“畲女出嫁后，做一条裙，一床被送给母亲，此裙平时不穿用，专留为死后装殓入棺之用，称‘寿裙’、‘寿被’。母死，舅来吊与别人不同，一定要用鸡、猪、菜蔬、纸、烛等物，除纸烛烧化外，其余之物，全部退还，除同普通内亲一样回给白布3.3尺之外，又要加白布8尺。父死舅来吊，则与其他内亲同。故畲谚有“母死难，父死易”之说。
  居父母丧，过年过节都是亲戚赠送糍等，自己不能做，第一个年关，亲戚要送猪首、白联、白烛等，助其子辈过“白年”。有钱的人，子孩众多，多先营生圹，做棺木，备寿衣；贫者一切都减免，亦无停棺之事，甚至弃葬的也是常有。
  5．岁时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节日活动，其活动内容，大都含有宗教式的迷信意义。兹就汇集材料，顺序介绍如后：
  农历元旦，开门要放鞭炮，大小都吃糖茶，有新婚的要由新娘泡茶给大家吃。早餐吃素，忌说不吉利的话。餐后设糍、酒请祖宗，叫做“喊年祭祖”，又称“迎祖宗”。
  照宁德金涵乡麒麟寨所了解情况说：“祭祖”有“春祭”和“秋祭”两种，春祭是正月十四日，又叫做“祈平安”，要排列执事仪仗，出乡郊游。仪仗行次是：一副大灯笼排在最前面，接下是三层的凉伞（普通仅一层，传说他们祖宗封王才有的），大锣两面，各配以红旗，次是各色彩旗，共有八面，（如长方形红色，三角形的皂色、白色、金黄色各两面），龙头像一把（我们于罗源县岐余区贝溪乡亦看有“龙杖”用黄布包裹，高挂屋梁上），戟1把，以及大刀、执笔手、金链、手掌各两把，继之以鼓吹班、“龙亭”，很像“轿亭”，内供盘护王神位，后又有单层红凉伞1把，由族内最老的人随“龙亭”后面行香敬茶。群众则跟在最后排成一条浩大的队伍，所经各村（指畲族）都要设筵迎接，像汉族的元宵“行口”一样，非常热闹。据说这种习俗是从罗源传过来的，所有各项仪仗用具，都是由族长保管，我们曾按原物逐一绘有图样。
  唯按福安所了解的材料，则略有不同，姑并录之。年初一焚香，点烛，“迎祖宗”，这是少数民族一项富有群众性的活动。其方式有两种，一是在本乡游行，一是到宁德琴前“迎祖祈雨”。队伍前列是两个用黄布包的“龙头像”，随后是“圣旨牌”、“祖图”、“龙伞”、“彩旗”等等，群众跟着请香打锣鼓，放鞭炮，其中有道士（尪司）伺候“卜杯”，是用红纱线一条，两端各系铜钱一枚，钱的正面为阳，背面为阴，“卜杯”，卜时得一阴一阳叫做“信杯”。如祖宗像抬出后，要问骑马没有等，卜得“信杯”，意即骑妥，否则必须等候。一路上鸣锣开道，并有“肃静”、“回避”的大牌，锣先是七道七响，最后是一道十三响，据说这是他们“驸马”、“公主”的祖宗的特有尊荣。
  “秋祭”是七月十四日只在本族祠堂里办祭，其祭祀有：酒十杯，茶一盏，菜五色，鱼类、肉类、甲壳等各十色，另外雄鸡一只，肉二斤①，蛋、豆干、豆腐、寿面、寿桃（面制）和斗灯一个，内置油灯、剑、尺、剪刀、香炉等物。其仪式挂起“祖图”由道士问卜，族长行香，族内群众来听讲“祖图”的历史故事。
  《长汀县志》载：“俗信巫事鬼，祷祠祭居，则刑牲必具，戴树皮冠而歌，觋者击铙吹角，跳舞达旦。”“祭祖”似乎就是这种习俗所遗留的迹象。
  “祈福”俗叫“做福”，有的要“设醮”□□，一般是请道士在本村的宫庙里烧香念经供祭，群众也要供应菜饭。一年要做七个“福”，它是结合农时来进行的活动，可以说是神权社会里不懂科学的一种迷信行为。如正月初五，以为菩萨从天上降到人间，要做“首福”，也叫做“开正福”（据说有的地方初一或初四），一年可获平安顺利。二月初二，是“土地福”，俗传“土地公”管田产，祈之可得保护丰产。立夏之天，要做“立夏福”，这年应该种什么种子，要向菩萨卜问后下种，才会有好收成。五月三十日“保苗福”，祈求保护田园庄稼，不生虫害。八月十五是“仲秋福”亦叫“白露福”，祈求合乡人口平安。立冬这天，要向神明祈求保护没有风灾，叫做“立冬福”，亦称“收冬福”。除夕是最后一个“福”，叫“完满福”，庆祝一年丰收，四季平安，答谢“神明”庇佑。家家互相请客，半夜要起来放鞭炮迎接天神。
  据霞浦调查材料，每年只有五个“福”，名称亦有不同，如“元宵”、“立夏”、“立秋”、“立冬”、“夏（下）神”。“夏神福”是正月初四做的，每次做“福”都以三牲福礼供之。筹备福礼和主持人是全村群众轮流的，福供完后，要办两桌请人来吃饭。因为材料略而不详，恐有出入，爰并录之，藉供参考。
  照福安所搜集材料是这样说：参加做“福”的每户都有，每年正月初三，集合在宫庙内抽阄轮当，轮值的人叫福首。每月初一十五要负责烧香，在做福这天，由福首备办肉、糍、香烛在宫庙内供祭，然后按户均分，相传吃到这些“福余”，会得到平安吉利。霞浦的习俗是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一天，在“平水王”宫庙里做“福”，宰猪一头，叫全村的人来，把猪头和肚里五脏全部吃光，其余猪肉则拿去卖掉，用所卖的钱买回小猪再养，至明年这日，同样处理。又说这个“福”，是上代传流下来的，各人都要轮流做，如果轮到不做，村内有发生什么不平安的事，群众就要责备他。
  霞浦畲民过去在元旦时，要举行放炮竞赛，此放彼应，隆隆之声不绝于耳，曾经向之了解，据云亦不知其所自始。考《建阳县志》载：“正月初旬访诸戚友家，未至百步许，则以爆竹声为号，为之主者必倍其数以应，多者累千百，外人闻其声震山谷，喧声不绝，知畲民之肃客也。”所谓“赛炮”之俗，莫非就是“迎客”的遗意哩！
  正月里的活动，一般和汉族相同。如演戏、赌博，新正五日内，停止了各种农事生产，男女老少都穿着新衣，年少的人，往戚友家去拜年或拜寿。唯在福安地方，有的却没有出门做客，也不上山，只在村中对唱山歌娱乐。
  三月初三，俗传要吃“乌饭”。《岭表纪蛮》：“三月三日染乌色饭祀祖先。”它是用一种树叶，土名叫“乌饭罗”或“糯米乌”、“染米乌”、“乌染”，捣汁浸米，放进蒸笼内去蒸，熟后米变成黑色，香味可口。据说他们祖先因为得病身体瘦弱，食此得到健康，因此世代相传蒸饭，可以去病延年。此外又有两种传说：一说是：“祖先雷万春困守睢阳区‘乌饭’充军粮，以此欺敌兵，免为所劫。”一说：“某朝有少数民族为反抗统治者的压迫被皇帝判罪下狱，狱卒不许送饭，百姓想法用‘乌饭’骗狱卒是‘蚂蚁蛋’送给被禁者吃。”显然这些传说，子虚凑合，不足为据。
  按《罗源县志》说：“三月三日悬菜于门，人士结伴郊游，谓之踏青，乡民□□□□□饭谓之青饭，旧志云始于任敦仙，闽人效之，亲邻互相馈遗，谓食此延年。”《霞浦县志》所载一般民俗云：“各乡祭墓，用粢及饭，惟柘洋用‘南烛叶’浸术米而炊之成黑色，名曰‘乌饭’，即‘青精饭’。”浴佛节的神话与风俗有这样说：“北京城佛寺里的善男信女，都在这一天，吃‘杨桐叶’染成的乌饭。”照此说法，吃“乌饭”并非畲族特有的习俗，但究竟为什么要吃“乌饭”，是否是纪念的意义抑或有营养的价值，尚不得而知。
  畲民在端午节所制的粽，是用野芋叶（茅草）来包，并且是五角形的，与汉人用竹叶包四角形的完全不同。据福安的传说：包这种粽是纪念他们祖宗“征番”，并非为诗人屈原而纪念。霞浦县志：畲民制粽，横式谓曰横巴，米亦糯而碱，性独佳，故质柔韧，较寻常三角式者亦可口，俗称畲婆粽，亦互相馈遗如常仪。过节这天，除了做粽子，供祖宗，烧纸钱外，一般与汉人无甚差别。《建阳县志》云：“五月五日焚楮币奉其先，如汉人之祀‘中元’，是日捣药草为药，晒而藏之，病则服焉，不用外间医者。”然捣草药之事，近则少有所闻。
  至如传说四月初八是“牛生日”，牛主人要弄些菜和米给“看牛弟”带到山上去煮吃，五月十三是“关帝诞”，要供猪、羊五牲，如遇雨，就预示这年会“不平安”，意谓关公磨刀要杀人。倘有碰到不平安，就去迎菩萨“祈平安”，像福安仙岭洋要到60多里的山（杉）洋地方去请“林公大王”，回本村宫里烧香，做供，打锣鼓，放鞭炮等要闹两天。甚至把钟氏十七世祖熙公说是受封“侯王”当作神来奉祀，每村宫庙里，少不了有“钟熙侯王”的神位。这许许多多的迷信事迹，在畲民的宗族里，还未完全被消除。
  此外如“清明”的扫墓，“仲秋”吃月饼，“重阳”登高，“冬至”吃汤丸，“祭灶”吃灶糖等习俗，因为和汉人接触后文化交流，风气相通，或多或少是被同化而没有多大差异了。
  四、解放后的新面貌
  畲族在历代反动统治时期，是一个被侮辱，被歧视，惨遭迫害，饱经苦难的兄弟民族，同时畲汉之间的民族隔阂也是非常严重的。1934年本省土地革命时期，闽东畲族人民住居的山区，约有70％是我革命老根据地。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举起了大刀长矛配合红军对蒋匪进行了顽强斗争，不少畲族地区举行了武装暴动，不少畲民在斗争中英勇牺牲，为革命事业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如霞浦的上亭崇儒，福安的仙头庄，杨梅洞等都曾建立过苏维埃政府，进行过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北上后，畲族人民为坚持革命曾掀起反抽丁，反纳粮的运动，造成敌人的不少困难，国民党匪帮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便派出大批匪军实行抢掠烧杀，使老区人民损失惨重，如周宁的苎园坪村曾接连被烧毁三次，每次都掠夺尽光，但畲族人民并没有被吓倒，没有向阶级敌人低头，他们在不能想像的苦难中一直熬到了解放。
  解放几年来，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并在伟大的民族政策感召下，畲族人民觉悟有很大提高，拥护共产党，发挥了社会主义积极性，与汉族一道走合作化富裕的道路，因而在祖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当家做了主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面，出现了新的面貌。
  1．民族关系的改变情况
  解放前，畲民是受尽当地汉人的侮辱和歧视的。汉人因为“畲”音近“蛇”，所以说他们“蛇民”，当畲民脱衣服时，就讥笑为“蛇脱皮”，童谣还讥畲民的勤俭说：“公会做，婆会做，做到有脚没有裤。”他们受汉人的欺侮，也常在歌词中提到。如：“莫来嫁给百姓人”，“女大莫去嫁阜老，阜老翻面便无情”，“受尽华老已多气，当初华老受阵活，今年华老不侩已，广东华老胃口长，今年华老争山场”，“今年不比当初好，受尽乡村华老欺，一从原先古人礼，多让华老由其欺。……山场来翼阜老争，因无纳税争不赢，朝里无人话难讲，会身都金使不成”。因此他们又很气愤地唱道：“女大莫嫁华老去，准当爷娘不养你，无情无义是华老，好似小时死去了。”（《高皇歌》）所谓“百姓”、“阜老”、“华老”都是指汉人。所以畲民对汉人，向来是害怕和不信任的，如这些歌曲的流传。他们保留自己的语言，隐讳本民族内情，甚至亲如夫妻，也不肯相告等等，都是说明畲民所受民族压迫的鲜明反映。
  解放后，已经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消除了这种不正常的民族隔阂。从而基本建立了“互相尊重，各得其所，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民族新关系。过去对畲民的欺侮歧视的情况，已成为历史陈迹了。畲民在民族之间，也能竭诚相处，逐渐树立起民族自尊心。我们到过许多地区，都得到他们的欢迎，想了解的一般情况，他们都能告诉我们，甚至还能说出一些内心的话来，连他们特有的语言，歌词和本族内部的特殊活动，有时也毫不顾忌地都说出来了。
  2．政治上真正翻了身
  在很长的历史年代里，畲民根本是谈不到有政治地位的。自从被迫分散流徙之后，不堪统治者的压榨，不得不起而反抗，照现有的反面史料和私人记载里，所谓“畲贼”、“畲寇”、“首魁”以及“啸聚”、“作乱”、“谋叛”、“流寇”、“犯某属”、“奔突骚乱”，而被“讨伐”、“荡平”、“招抚”、“诱降”、“聚歼”、“斩首无数”等等词句，是屡见不鲜的。其反抗事迹历宋、元、明、清等许多年代，前仆后继，此伏彼起，一直没有屈服过。
  反动统治者感到一味用武力镇压，是无法征服的，于是就想出设官抚治，编列图籍，准与庶民同例的办法来，但又因“勒索皮张”、“官迫民变”，不得不把管理畲民的土官罢废了。镇压无效，设官治理又不好，乃采取怀柔办法，即同化政策，甚至利用畲族有“声望”的人来笼络，使之就范。如缮编里甲，服役供赋，改换装束，例准应试等等。这办法至满清王朝始公行。原来在明朝还是不准考试的。如《建阳县志》载：“嘉靖间嘉禾一带畲民，有出应童子试者，畏葸特甚，悝为汉人所击，遽冒何姓……”为了要应试，竟把姓氏改掉了。一直到清中叶以后，畲民例准考试服官，才渐露头角。做了官的畲民，确实也曾为他的主子努力宣扬过同化政策。如在福安仙岩村钟兆篪老伯伯处看到他所收藏的一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二十九日所发的布告就是畲族做过官的名叫钟大焜，他向有司申请要畲民改装的事。其内容云：“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据家丁林添禀称，家主刑部主事钟大焜因修谱到福宁所属各县，见有一种山民纳粮、考试与百姓无异，惟妆（装）束与众不同，群呼为‘畲’山民不服，时起争端。家主向山民劝改（装）束，与众一律……自出之后，该山民男妇人等，务将服式改从民俗，不得稍涉奇装，所有冠、丧、婚、嫁应遵通礼及朱子家礼为法。”这种否定民族传统习俗，歪曲民族特有习俗，强迫使之同化，可以说明统治者的用心了。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畲民所受政治压迫的苦痛，是更为深重。如拉壮丁、派夫役的事，当保长的大都是汉人地富，要抓要派，都是先从畲民区开始，抓丁抓不到或不足时，才轮到汉人农民，派民夫也是这样，如果要出远途的，就找畲民。
  福安桦坪有一个70余岁的畲族老婆婆，她回忆过去儿子被抓壮丁，说出自己的经历，鲜明地反映了解放前后的对比，非常动人。她原有两个孩子，被伪联保处处丁狗腿子宋某，借催丁为名，到他家里“狐假虎威”，要索一大笔的“力钱”，不延片刻，连去借贷都不答应，就把门打破了两扇，抓鸡，抓鸭，拿走锄头杂具，最后还是把她的孩子抓了一个去。解放后，她分到了土地，生活过得很好，在第一年推行建设公债时，她争先把仅有的一块钱（旧币1万元）拿去卖，并且说：“我能够过今天的好日子，都是从共产党来，可是我没有多钱，这一点点，只算做捐献，不要政府还。”虽然她对公债的意义，还不十分明了，但这种从内心发出的真情实话，着实感动不少人。（钟石祥同志提供）
  解放以来，畲民享受了民族平等待遇，参加政权组织，光荣地加入共产党、共青团，当选代表，当上干部的（具体数字看附录）不在少数，在政治上真正翻了身，当家做主。
  3．经济和文化生活
  畲民在农业初期社会，经济情况是非常薄弱的。自明朝以来，住居稍为安定，就开始要纳山赋，供徭役。进而为了要佃耕汉人的土地，又要受到层层的残酷盘剥。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化，到清代，统治者虽然准其一例应试，也不过是千分之一，识字的人毕竟不多。
  解放前，畲民没有政治地位，没有受教育机会，而更严重的是，在经济的压迫使他们生活穷困不堪。比如他们的经济形式，是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统治者就利用其经济弱点，控制了生活上最需要的食盐，限制来源，高抬价格，从中进行剥削。如歌谣说：“……只有官盐实为难，没有白银没有尝。”其剥削方式很多，举其要为地租、捐税和高利贷。
  我们曾在福安地区进行过调查，畲民一年到头的辛苦，所得工资，还不如雇工，如仙岩乡的畲民，过去几乎都是佃耕汉族地主的土地，每年收成一担谷子，要交50斤的地租，兼之要应付苛捐杂税，又不得把剩余的一点赋卖出去，真正所谓“剜却心头肉，医得眼前疮”。一般粮食只够吃到旧历一月止，二月就得再买进，但因反动派的币值时刻变动，粮食恐慌，往往买不到，所以用糠皮、麦麸和苦菜过活，是极普遍的现象。
  粮食不够，又没有其他收入，唯一的解决生活办法，就是仰赖高利贷。据说1月份借到一担谷子，到9月份要还160～180斤，无力偿还的就一年一年地子母合倍计算，“饮鸠止渴”，常因不堪负累而至倾家荡产。
  在缴纳地租或偿还高利贷时，又要受地主“大斗小秤”的盘剥，缴纳不起，地主就派狗腿催迫搞诈，索取酒资，要多少就多少，没有钱给时，家里有什么东西都会被拿走。
  解放后，畲民和汉人一道，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摧毁地主在农村的剥削基础，人人分到了土地；同时由于政府大力扶植山区经济，发展副业，组织走合作化道路，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如福安仙岩乡1954年的情况：全乡包括仙岭洋、洋坪、大林、和庵、桦坪等五个基点，共有505户1838人，只有5户是富裕中农，其余全部都是贫雇农，解放前没有被窝和没有衣服的人占多数。粮食一年缺了半年（钟石祥同志提供材料）。文化情况：仙岭洋基点的166户当中，只有21人会写字的，其中一人是高小程度，6人初小程度，其余都是粗识。解放后，仅1955年统计，全乡就有新建的房屋50座，现在当然不止此数。而添棉被、置新衣乃是普遍的事。1952年由政府拨建新校舍楼房一座，置备全部新课桌椅，校教具等，学生数60多人，1955年从速成识字班毕业的39人，现在能看报写信的人相当的多，文化比过去大大提高了，如妇联主席钟松英说：“我过去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懂，经过民校学习，现在已能看懂农村报了。”
  我们再看全专区的情况：据福安专区统计，全区培养区以上少数民族干部146人，乡主干127人，农业合作化中建立了312个合作社（包括158个与汉族联合办社），入社人口占90％以上，畲族地区基本上合作化了。又在教育方面：公立小学67所，民办35所，有3500个儿童入了学，还有33个学生进入了初中，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按尚有畲族民校75所，民师91人，参加扫盲学习的据1956年统计有14000余人，其中达到扫盲标准的有2142人。罗源县还专门训练了一批畲族民师，为大力开展扫盲工作创造了条件）；在卫生方面，帮助建立卫生保健站十几个，曾数次派医疗队去他们地区进行巡回医疗工作；在文化生活方面：帮助整理部分地区山歌、舞蹈，活跃了文娱生活。（第四次省人代会蓝朝全、雷恒春的联合发言）。
  畲族的文化遗产，是丰富多彩的，几年来先后收集了“十送郎”、“情歌”等盘诗，整理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婚礼舞”、“龙伞舞”等舞蹈，并且受到了全省民间歌舞会演的奖励和重视，“婚礼舞”还被选出席全国会演。此外还组织电影队、剧团上山为少数民族演出，如今年春节，宁德和周宁组织16个业余剧团到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访问演出，得到畲族同胞欢迎。在1953年前，全区还有一个专门为畲族群众放映的电影队。今后主要是为扶植和发展畲族地区的文化活动。今年下半年已在福安专区、福安、福鼎、霞浦、宁德、罗源等5个县建立7个畲族的文化站，霞浦建立1个民办公助的中心俱乐部。
  总之解放几年来，畲族人民在党和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之下，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生活上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和提高，真正翻了身做了主人。他们与汉族同胞，紧紧团结在友爱合作的大家庭里，共同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五、后记
  这篇材料，是在闽东的福安、霞浦、宁德、罗源几个县，经过三个多月时间，向畲族的老年人、妇女、青年和个别民间艺人进行采访，并翻阅了一些族谱志书，参考了一些史料和私人笔记，特别是得到各县有关文化馆、民族科、文化科、福建省文史馆和民政厅的民族事务处同志给予的大力支持，才得以完成。
  福安少数民族苗族概况
  （1952年9月17日）
  一、发展沿革
  苗族依中国目前各少数民族分布状况来看，主要多集中于云贵两广高原，他们由于长期地受到封建帝王反动统治主的压迫和剥削，纷纷被赶到荒凉贫瘠的地区去谋生。福安现有苗胞大概也是由这般缘故而迁徙来的，但未得到可靠的根据，不过依照苗人家谱的记载，约于明末清初自广东迁移来韩（福安简称），其发展的方向可能由广东分两路向福建转移，一自沿海潮汕而泉惠、兴化、闽侯、连江而抵宁德、福安及霞浦、福鼎更向北入浙南；一自粤东北入闽西向南平、建
  瓯、浦城一带发展。起初可能占住平原地域，后因历代统治阶级大汉族主义的歧视排挤而采取的武力统治、经济掠夺、文化封锁、怀柔利诱、以夷制夷、挑拨离间等种种毒辣手段，造成了灾难重重，因此相率迁避穷乡山谷地方去，从劳动中求生存，在山头里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因而生产落后，经济不得自立，社会发展迟滞，生活极端贫困，这种发展情况，在福安现存苗族的家谱及历史传统生活状况中得到充分有力的说明。
  福安苗胞主要有雷、蓝、钟三姓，相传当时迁来的都是雷、蓝、盘三系，钟姓则是雷姓女婿附庸迁来的，并不是主系，后来盘姓苗胞向北徙入浙江——现平阳泰顺浙南一带，那里的少数民族多盘姓。向东迤逦迁海外，据传也有迁日本去，致福安姓盘的苗胞，即告绝迹，现存的仅雷、蓝、钟三系。他们自广东迁往连江丹阳汤丘——这时可能也是住没有汉人住居的较平原地带——旋因种族歧视与迫害乃又转移迁避，雷姓最早迁来福安穆阳牛头坂，生六子，曾在该处兴盖祠宇，结果又因所开垦土地，被汉族地主阶级所掠夺，生产资料缺乏，人口激增，生活困难，又不得不向辽阔的地区去寻找开辟新环境，系于生活的需要，一子迁宁德猴党，一子入浙江温州，一子向南迁马山村旋又转移廉岭发族后乃四散分布八区一带山地，一子迁福鼎桐山，又一子迁宁德某地去，留一子住原地。钟姓与雷姓同时迁抵福安，先住韩阳坂（即今县城所属地区）后因大水灾——主要的原因或许又因大汉族的掠夺，可能也是种族压迫，致无法安居就业乃迁移大蓝村（即今之口台村后门山）。为了反抗统治者的无理迫害，钟姓苗胞历史上曾掀起过辉煌的暴动事迹，相传钟姓兄弟民族因不能忍受汉人的欺压与掠夺，由钟飞领导组织苗人3000众，进行反抗。缘因民族仇恨过深，曾残酷地屠杀过口口，致轰动一时，谓有3000食人兵，其实是3000畲人兵之讹传，这次暴动充分证明当时反动的封建帝王对少数民族迫害欺凌的深重，也可以说明少数民族并不是俯首帖耳任人宰割的羔羊。这个暴动与反抗，引起了封建反动朝廷的极大恐惧与震动，当时的封建统治主，为了麻痹苗民的反抗情绪乃实施怀柔利诱政策，采取以夷制夷的手段，封钟飞为侯王，缓和了民族的阶级斗争，进而展开血腥的镇压以加强统治的力量。在福安苗族历史上这次暴动是个光荣，但结果却是个耻辱。钟飞在侯王的空头衔下，投降了统治阶级，实际上苗族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虽经这次斗争，都没得到丝毫的提高，本民族被压迫、掠夺、歧视的封建的锁链仍未摆脱掉。据云钟飞侯王生九子，除二子相继迁福州及浙属处州外，一迁本县和庵村，一迁蓝田（现八区岳田乡），一迁金斗洋，其余四子仍住大蓝村。蓝姓传自广东潮州迁罗源末后始迁入福安井口（四区）村，据说蓝姓人迁福安时不只一系，可惜没有详细材料可资证实，故无法稽考。
  二、分布状况
  福安苗族主要分布于白云山脉阴阳两面，北起寿宁南达赛歧廉首山区，另一部则按周宁山脉向南伸长发展遍布八六两区山地，直抵白马门与宁德接界，东南方以西圣山脉为主干，依山而住，毗连霞浦。兹按本县少数民族住域分布区乡统计分布情况如下：
  （一）区长潭乡和庵、桦坪、七定、大蓝等村，洋蛟乡前洋、东头、龟武、后洋里、铁湖、岩角亭等村，步洋乡官洋岗、对面岭、岔门头、茶洋、海报岭、半山、甲藤坑、茶坑、老鼠朝江等，这个乡约占45％的苗民村数亦不少。金洋乡雷柏洋、坑里两村，许井乡除月斗上溴濑头等村外主要的井口村60多户纯系苗民，廉江乡上下天地、日宅、牛角垅、地蚯、廉岭等村其中以廉岭村为全县最富庶的苗民区域，东湖乡仅梨里坑一村（以上七乡现划分为十一区）。
  （三）区前山乡马头山、山领、鲤鱼背、里溪头、龙山峰、岐壁头、羊中坑、里坑等村，后洋乡仙领带、竹林下、山寨口口口口、蓝下蛇岭下等村。蛇岭下村约100多户全部是苗族。湖山乡所辖的南山、桐弯、石璧坑、坑山坂、湖后等5个村，其中的湖后村则苗多汉少，这一乡纯系苗民乡。余外坦洋乡的大岭村，秀龄乡的坑里，上弯洋村，社口乡的大塔仔村，沙洋乡的山头垅，马尾栏村仅是少数的苗民所住而已。
  （四）区下蓬乡的蓝柄、王楼、林洋湖村，中藻乡的桂垅、东山、新岭、石门里、蓝坪、普照、竹园兜村，留洋乡的许班、口尾、上洋、王莲、半岭、七堤、下南面、牛栏祭，南山村隆坪乡的蓝头、科后、后舍、上澳、大连济地壑、岭尾、葛莆洋、坑里村，黄南乡上高山、下高山、坑头里、上可坑、下可坑、溪塔、寿宁庵、咬头、虎头村，苏堤乡的墓亭村，西铭乡的亭头、外洋、塘村，燕桥乡的险坑、上长坑、下长坑、下山岩、长坝堤、半岭、炉里、燕科、铁长、牛三垮、洋面、北山、下坑仔、里降楼，（一部分）村（这个乡的苗族也不少），咸福乡的南山、竹洲、龙池降、屏中山村，凤梧乡（现改金梧乡居八区管）的凤洋、太阳山、半岭、小长潭、金斗洋、地蚯、柯模下、白墓、走马垅、老虎垮、周坑、长潭、青甲藏、石门限村，这一乡50％均系苗族。象牛乡的雷打石、卜洋头、龙井村，渡头乡的七层降、樟后、坑壑、确河洋坳、楼里、楼北山、石门头、燕窝、隆坪夫、虎岩、坪牛头村。
  （五）区象江乡的牛罗里、罗里坑村，赛里乡的鳌峰村的大坝、割藤垮、岭头山、村头下、牛楼村，象洋乡的外牛坑、郑里金鸟垮、龙潭面村。
  （六）区双留乡的坑门里两爿宫、桥洋垮（一部分）村，苏洋乡的洋上、林厚村，南塘乡的东峰院、阳梅洞、洋溪边、佬蛇岗、八斗头村，倪洋乡的南山（一部分）牛角垮、何亨村，鹤里乡的三坪、野马确、青水确、岭尾（一部分）岔栋、过洋、济篱壑、陈垅等村。
  （七）区岐山乡的半岭、过洋里、后洋、乌泥坑、浆后，大梨乡的吴楼，双碧乡的坑里垅、南门、鸡角城、槟模弯、圹桥头、通湾洋、港里，湖塘乡八斗垅、半山楼、焦湾、宫兜村、樟栏乡，双贵山、北斗坑、石厝、南北斗山、上坑角里、下坑角里、塘湾兜、白石堆、本地骨村，藤江乡黄坑、田洋、林湖头村，泽聚乡田雷园、虎岩村，荷洋乡山胶岭、青山鼻、王丹坑、塘楼湾村，北坑乡的所秀栏村（一部分）大洋乡下赤、金瓜带、孔门、王必山、红下口吴山、岩下梨、仙道地村，外屿乡钟山下、大石牛、马头栏，长口（一部分）、里湾、上贵山村。
  （八）区溪潭乡仙岩下、橄榄头、仙山村，凤林乡上前埔、匏头坑（一部分杂居）、岩下、占亭村、廉峰乡口口峰、南山（杂居地）村，城山凤凰池、松岩头（杂居）村，洋山乡、大丘头村，磻溪乡桦林、岐山村，西岭乡、里湾、牛池坑、九都、赤林峰村，岳田乡后山、七埞、蓝田，后门里、下岐山村，上洪乡垅口宫（杂居）村，芹洋乡高山、川山腰村，宝西乡，林洋乡山头庄、小岭、何厝、䉪村、后极（后别）、如林、油西坑、北山、外瓜溪、前洋庄、岔门头、牛楼、对面楼等村。
  （九）区柘荣乡炳鼻峰、宜山、提刀丘、垅头、东门岭、燕岩头、招湾里彭家洋村，棠溪湖西坑、柴山、岭尾村、东岭乡青寺村，洋湖乡下犁坑（杂居地）村，潭夏乡车岭村等。
  （十）区大江乡为质、龙岩、担德岩、王坑村，凤塘乡章家山，吴明山村，炉山乡陈山峰、池头、九来峰、升中村、下邳乡、上天地、下天地、墓亭村、坂中乡狮头、香炉峰马山坑、冬花山、官岭头、西山、员里、邳里村、仙溪乡上洋头、圭角岩下、马山、后壑、塘坝堤、梨坑、柘边、招坑里、细石峰、仁仓里村、沙垮乡破里、虎竹岩、拓柴峰、宝林洋、半山、长长里村，林洋乡里林洋、里东、圯墙肚、半山、王加厝、过洋、招兜村，白溪乡桐油湾、蛇岗、鲤鱼湾等村。
  （十二）区斗面乡东山、细叶山（杂居）仙人、山坪村，楼下乡虾蟆头村，松澳乡后洋、茶洋村，金溪乡八斗洋、锰尾、马头山村，港仙乡官厝里、孤楼、靠坑、葛林坪、碧后、猴头、王家山、杯路村，茜洋乡成井、彩花桥、马头山、白梅岭、麻大坑、亭下、带龙坑、大田坪岭仔下、林家宅村等村，至现编十一区的仙岩乡的和庵、仙岭洋村，这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以上所列的村庄大约百零户以上（如仙岭洋、金斗洋等村）小的约一二户不等，他们的住地多是偏僻山谷去处，靠近汉族居地的，则多系大村落，起码有二三十家地方，经济的条件也较充裕，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县人口约在2万左右，因散处各方，真实的户数迄难得到确实数字。
  三、经济生活情况
  封建制度社会里汉人称呼苗族的男人为“畲客”，女人为“畲姆”，其称谓的来源不可考，通常谓“苗族”即“畲族”，或许以为他们外来的迁入故呼之为“客”，在名义上的确好听，没有什么歧视的口吻，其实呢，存在着十足浓厚的封建口味，这个观点究竟可靠不可靠，尚乏历史事物的稽考。苗族主要生活传统皆靠劳动生产，自食其力以为荣，从没有人剥削人的非正确概念，但由于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下造成了他们生活上的极端困难，历尽艰辛，流尽血汗，辟拓成的平原土地均为大汉族主义巧取豪夺所占有，逼使他们只好退居山区，另辟瘠瘦的梯田以营生。因为他们经济发展受阻碍，虽劳动终日仍免不了过饥寒交迫□□□□□□□□□□□□□□□，自耕的中富农地主简直说是凤毛麟角，纵有为数也不及千分之一二，据调查解放前全县苗区以廉岭村为最富，82户中，地主仅3户，多数均是贫雇农，他们有的连地瓜饭也吃不饱，穷的连裤子也没得穿，他们尚且如此，何况穷乡僻壤的苗胞呢？稻秆当棉被是司空习惯的事，青菜马铃薯当口粮，这是可口的美味。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靠佃耕收入，所耕土地尽是山田，没有一丘田可获200斤以上的，其收入显然有限。苗民也靠副业生产收入为辅，次要经济来源是林业“担柴掮（扛）竹”多得不胜数，城镇的燃料，主要靠苗胞供应，个别的自然村亦兼习手工艺，如仙岭洋的泥匠，日宅之竹工人等。口粮纯是地瓜米，一年夹杂吃些白米饭的解放前可以说没有，青菜是自己种的，咸鱼能够吃得上“大头货”——咸黄瓜、白鱱之类很少，绝大多数吃碎鱼屑，臭虾苗之类，有的甚至连食盐也吃不上，地瓜饭配臭虾苗……鸡、鸭、猪、羊虽是苗族的副产品，但吃得上的百不及一，这足见苗汉两族间在经济生活上不平等的一斑。谈到土地使用权，苗汉的待遇更悬殊，两千年来苗族几乎丧失所有土地的自由使用权，迄土改前除少数大村庄外，许多小村落，一般苗胞盖房子是不准安柱石的（相传封建统治时苗民如果盖房子安上础石汉人有权把他捣毁拆卸），汉人认为安上柱石，即表示土地所有权已转移，这样，汉族地主阶级便不能随时窃占该土地。解放前，好多山区的苗民仍须向地主缴纳山租，这就是强有力的证明之一，概括说，解放前的苗胞真是“立锥无地”啊，其经济生活情况，可想而知了。
  四、政治待遇
  在封建传统的压制下，苗胞根本没有政治地位可言，一切参政权利全被剥夺，苗民不准参加起码的“秀才”考试，有些经分化而变质的苗人，在清代至多也不过当个皇差或班头已算破天荒，了不起的一回事了，他们中除绝无仅有的偶尔考中一位“武秀才”外，文秀才根本没有，这或许也是反动统治的某一朝代重文轻武政策的突出问题而已，在剥削阶级的歧视欺压下，造成了严重的阶级民族的仇恨心，汉苗不通婚就是具体的事实表现。苗胞嫁娶不准坐轿，否则经过汉族住地即遭凶殴捣毁。苗民入城买卖皆畏缩恐惧，纵受侮辱，亦忍气吞声，不与较重，汉人常常谩骂其为“臭畲客”、“臭畲姆”，嫌脏嫌臭，简直鄙视劳动，认为“天下之最贱，剃头，扛轿，吹鼓手”，最下流的生活由苗胞去担任。清朝时，还规定其家庭成分是吹鼓手、扛轿、剃头或当皇差的其子弟一律不准参加考试，基本的作用无非是剥夺少数民族的政治参政权利吧。汉族地主家庭常蓄养苗民妇女为婢女、佣妇，男的当长工，吃的是残羹冷饭，过的是牛马生活，长年受着汉人的虐待凌辱，含辛茹苦，眼泪只好向肚里流，从来苗胞不敢打官司，因打官司第一要衣钱，第二要靠汉人写状纸，即使□□□□□□□□是现。两千年来受尽封建社会的压迫、大汉族的侵凌，苗胞的苦水一辈子也倒不完，只有团结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革命胜利的今天，才能获得永久的自由与幸福。因此苗胞在土地革命时期的确流过不少血和汗，参与民族解放斗争，全国依然，福安当然不是例外，这也有其客观的因素。
  五、文化教育
  苗族没有本族文字，只有语言，一般苗民均能通汉苗两种语言。近来新语汇渐多，现有语言不够表达则掺用汉语，如“人民解放军”、“毛主席”等文字则通用汉字。这可能是苗语逐渐减少的根本原因。因为经济生活的影响，实际上也剥夺了苗民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所以苗民有句“有读书子，无读书父”的谚语，最多只能于童年七八岁时，由生活较好的家长集资延聘塾师课读，一两年后就要参加劳动生产丧失读书的权利了，故苗民文化水平最高的仅能记账，但苗民有一特长即“对诗”，苗民自幼学习唱歌，青年男女经常在山坡水涯互相“对唱诗
  歌”，大部分自编自唱，有的唱歌家出口成诗，即景可歌，男女结婚时常请唱歌专家当“亲家伯”，这是苗族文化上的特点。最突出的苗胞讨亲扛轿的人，如果不能唱和诗歌，上桌不给红酒吃，故意给红曲掺开水喝，这或许也是保持其固有文化上传统的习惯吧！
  六、风俗习惯
  （一）婚姻：苗民最怕绝后，男女三四岁即行订婚，年19岁结婚。婚礼不管贫富，订婚时，猪脚1只，龙帖2张，红衣线2只，果子2包（红枣冰糖），送女家后即回送以糯米糍斗余。开生庚一定要二次，第一次开不到但要送开生庚的人200元（二角）笔资，女家白鲤2头；第二次才正式开到要送女家肉2斤，合婚后送日子（订婚）时间一定要在8月，礼物月饼10余斤，肉四五斤，面2斤，女方仅收肉和饼一半。举行婚礼前一日，男家送女家猪肉40斤，油2斤，鸡雌雄各2头，鱼2头，蛋价42个，礼金72（清时别钱）。女家赔嫁妆奁一定要三杠头，衣服足够穿3年，女结婚后3年内规定不制新衣，唯如果男方贫穷，而双方感情又融洽，则男人往往于3年内偷着为女制新衣裳。婚后第二天，男人即往岳家为婿，送岳父母猪脚1只，岳叔各送肉4斤，但岳父、岳叔每人定要备酒席一桌敬婿，岳父母却更要送婿“记路钱”2～4元。头年节（即婚后第一年端阳节）岳家送礼很丰厚，粽4斗米，烧饼要200块，鱼2头□□□□□□□□□。“亲家伯”（会唱歌的）3人于结婚前一日由“亲家伯”领赴女方住两宵，专门对歌。第一夜对歌时，全村附近男女均集中女家和“亲家伯”对唱，女家则准备8斗4盘为点心，人多时要吃到10余桌。第二夜点心要鸡鸭各一斗，外加菜等。第三天回家，女方亦聘请2人送女出嫁，男方来随同返去。在举行婚礼时，全村男女均集中男家吃酒，浪费极大，故男人往往订婚后因缺钱而无法举行婚礼。
  （二）丧葬：死了人在苗民也是一种负担，人死后举行迷信佛事，村中集中百余人来死者家中吃、赌宵彻夜。如犯“重丧”、“忌日”，死人不许收殓，甚至连续好几夜，所浪费更多了。苗民死后因经济生活问题影响，大部仅能“红圹”埋葬无法做墓。
  （三）习俗：端阳节户户裹粽，粽以芦叶包裹，每条分五节，表示纪念五月五日，端午节，即生活极端困难户也得设法裹几升米，敬祖宗，旧历年家家均用糯米制糍粑或用以送礼。盖房子集体以人工帮助建筑，丧葬六亲均送粮食为主，上寿送猪脚，送者须共同吃光而后去，这都是他们取之劳动用之劳动的淳朴本质的表现。他们的服饰，男人与汉族农民无异，女人则绝不相同，女人服装规定黑衣黑裙，女子出嫁时，裙及衣裳一定要由母舅赠送，妇女头发梳理形式，出嫁前，出嫁后有区别。出嫁前，头顶平铺，已结婚的要加上“披头髻”，以示区别。嫁女妆奁，除普通钗环外，斗笠、蓑衣、锄头是免不了的物件，斗笠系精工细制的，价值相当昂贵，男女婚后二三天就过共耕生活，夫唱妇随。“劳动”两字是其优良的传统观点。老年人虽乏劳动力，但也不会闲着白吃饭，带小孩、煮饭、烧茶水、看家、搞副产，工作还很卖力有劲，只要一口气在的话，他都会干他所能干的工作。儿童也同样地学习适合他们体力所胜任的劳动。人民政府提出劳动发家，生产致富的号召，苗胞们是有信心有把握来完成这伟大的任务。
  苗胞性朴实，勤劳有毅力，团结互助观念强，阶级的仇恨心深重，意志顽强、坚定，富斗争性，能刻苦耐劳，他们长期受着汉人的封建剥削歧视，对本民族间团结得像钢铁一样……
  福建福安县畲族情况调查
  调查：施联朱 陈佳荣 白滨 吴家林 雷鸣扬（畲族）
  蓝清波（畲族） 蓝兴发（畲族） 钟生弟（畲族）
  整理：施联朱 陈佳荣 吴家林 白滨
  一、人口分布
  （一）基本情况
  福安畲族遍布全县的崇山峻岭中，村庄一般都在半山腰上，且分布极为分散，一个村庄一般都是几十户人家，聚居一百多户以上的不多见。解放前，畲族人民遭受汉族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横征暴敛，生活条件恶劣，畲族的人口发展迟缓，并且逐渐下降。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消灭了民族压迫制度，废除了封建剥削，人民政府大力帮助畲族人民发展生产，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因而畲族人口的增长是很快的。根据调查统计，解放后9年来，一般畲族村庄出生的儿童，几乎占全村人口的30％左右。根据1958年统计，全县畲族有9866户33438人，占全县总户数10.7％，占总人口数的10.3％，聚居或散居在全县9个区，一个直属镇，106个乡（镇）。
  （二）民族名称与民族来源
  畲族有悠久的民族历史，综合各种史册及家谱记载，畲族原先居于陕西，后迁广东会稽山七贤洞居住，祖茔于广东凤凰山。至隋文帝时渐次移入福建，畲族进入福建后，从明代起逐渐散居闽东各地，福安的畲族大致是由这时迁入的。
  畲族迁入福建之后，开山种田，相传为高辛氏之后，当时汉族统治阶级，准许他们在“庶田之外一丈三尺地方开荒耕种”，所开土地，叫做“畲田”，该族即是以此而得名。
  据考查，“畲”字原系开荒之意，在记载畲民艰苦的耕作操作过程中曾有“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畲田……皆深山穷谷，不通辙迹。其民刀耕火种，大抵先砍山田，虽岩绝岭，树木尽砍，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即以插种之”。这正是畲民辛勤顽强的劳动写照。解放前当地群众多称他们为“畲客”或“山客”，本无恶意。但是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其统治压迫的目的，挑拨汉、畲劳动人民的友好关系，转“畲”字的音义为“蛇”、“邪”，或是在“畲客”的称谓上加以恶毒侮辱的字眼，因而相互辱骂，常常引起畲汉两族人民之间的纠纷。解放后，由于畲族人民对本族名称的意义不甚了解，对于承认自己是畲族，有所忌讳，但是一经解释清楚之后，外加党的民族政策的实施，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变，畲族绝大多数人民，于“畲族”的族称，还是承认和坚决拥护的。
  （三）生活与习俗
  福安畲族以蓝、雷、钟、吴等姓居多，各姓的族谱内都记载其远祖出于“忠勇王”的传说，而这种传说在畲族内部已成为家喻户晓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畲族内部以这种图腾信仰为标准，从而作为维持和团结本民族力量的武器，反动统治时代的大汉族主义者，亦因借此传说而大加渲染，以挑拨畲汉两族人民之间的感情。畲族一般均通当地汉语，但无文字。同时也由于和汉族接触频繁，使得畲族的风俗习惯部分起了变化。畲族内部的重男轻女、包办婚姻和抱童养媳现象还很普遍。男女往往早婚，一般多系15～19岁，但没有18岁结婚的，他们传统迷信认为，18岁结婚会受“18难”。畲族忌同姓结婚，亦不与外族通婚，寡妇可以再嫁。
  畲族男女皆爱好唱山歌，在山间田野经常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他们最热闹的日子是旧历中的几个大的节日和男婚女嫁之时，每逢婚礼，亲友都去饮酒唱歌作乐，每逢正月和八月的节日，畲民互相往来探亲，青年男女不管认识与否，都聚在一起唱着民间情歌。他们一唱一答，通宵不眠，直至对方答不上为止。这时也是男女倾吐爱情的机会，等到挑好对象，再通过父母商订便可结婚。结婚前双方都要互送礼物，计有猪肉、生油、鸡蛋、冰糖、红线、凤凰帖、果子等，都是采用双数，而女方的嫁妆除一般衣物外，斗笠、蓑衣、锄头，则是免不了的陪送。婚后3天，女方便要下田劳动。劳动是畲族人民的优良传统。
  畲族男子的服装和本地汉族无异，妇女还保持着民族服饰，头发向上梳圈，绕着头的周围束红线。发式已婚未婚有区别，已婚妇女最明显的标志是发顶、中央靠后横插一支银簪，以示区别。他们的服装多穿青、蓝两色，系自织麻布缝缀红边。腰束花带，下着黑色围裙，但近来穿裙则极为少见。青年妇女多带大耳环、银手镯、银戒指，结婚时，脚穿大鼻鞋。
  除上述较为明显的民族特征外，其他一切生活习俗和当地汉族一样。由于畲族分散居住山岭中，畲族村庄的周围和平原地带形成一个汉村的包围圈。由于汉族封建势力的深入，突破了以血缘维系的畲族社会组织。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的保甲制度，更促使畲族内部祠堂组织的族长制度失去了作用。由于畲汉两族人民往来频繁，经济生产和生活逐渐融汇，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畲族生活习俗部分起了变化。
  解放前，畲族内部的经济生活处于异常贫困的地步，因此，表现在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风俗习惯等方面，虽仍保留其原来的节日祭祖、婚嫁风俗等固有的形式，但其内容实质却大大减色了。根据调查，如本县凤阳等村占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解放前衣食无着，生活极端贫困，遇有喜庆、节日等，只能一切从简。畲族内部由于受汉族封建的影响，包办婚姻和抱童养媳的习惯已经代替了男女通过唱山歌表达爱情选择配偶的方式了。根据本县凤阳等村的调查，解放前畲族男女因唱山歌而结婚的，几乎是没有的。诸如上述，我们在看待畲族的风俗习惯等，绝不能离开其所处的经济状况，而不分时间地把畲族固有的习俗孤立看待。这样，我们在研究其风俗习惯等上层建筑时，才能正确地反映该民族某些上层建筑。
  解放后，由于党的民族政策在畲族地区正确执行的结果，畲族人民在经济生活等方面得到了发展和提高。畲族人民逐渐抛弃了那些不利于本民族发展的陈规陋习。如祭鬼神等迷信活动在畲族地区大大减少，男女婚姻基本上执行了婚姻法。
  二、经济状况
  福安畲族经济以农业为主，此外还有林业、家畜饲养业和手工业。在各种经济中，只有农业是独立的生产部门，手工业尚未从农业中脱离出来。我们调查的山岭、凤洋、仙岩等3个生产大队中100％是农业户，就是离城关很近的仙岩大队，解放前虽有18人常年在外做手工业，但家中主要收入仍是农业。大约估计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90％，而林、副、畜养、手工业的收入只占10％，有些地区可能超过以上的比例。
  畲族多居住高山斜坡上，耕种梯田。耕地分水田和农地两种，水田较农地多。水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90％～95％。水田种水稻，农地多种番薯，个别也有把水田的水排干，种植番薯的。
  农作物以水稻和番薯为主，是畲族人民的主要粮食。此外还有种小麦、高粱、芋头、马铃薯及其他杂粮。每家几乎有着数量极少的园地，栽植瓜果和蔬菜。经济作物有茶、花生、黄豆、苎麻、黄麻、甘蔗、土烟、油菜及油茶和油桐等。
  农业的生产工具，大致和福安汉族相同。有犁、耙、锄头、木锄、山锄、田锄、牛粪耙、齿耙、砍刀、刈刀、镰刀等十多种，还有粮食、收谷、晒谷等用具。因梯田坡度大，面积窄小，使用耕牛不方便，估计90％以上的水田都不用牛耕。耕作技术比较粗放。解放前畲族仍保留着少量的“刀耕火种静、轮歇抛荒”的原始耕作方法。开垦耕种二年至三年后，即行抛荒，或栽上杉木。
  梯田山高水冷，土浅砂多，山道崎岖，交通不便，因此种植农作物花工大，产量低。据调查了解，一亩水稻从种到收，需要30～40个工作日，而每亩水稻产谷200～250斤，300斤以上也有，差的不到100斤。每亩番薯从选种到挖番薯，要花40～50个工作日，而每亩农地产番薯米500～700斤（4斤番薯晒干为1斤番薯米），最高在800斤以上，也有400斤以下。
  畲族男女都参加劳动，一般妇女劳动力较男人为强，妇女除和男子一样参加田间劳动外，还有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副业生产。据仙岩地区调查，一般妇女每年比男子多出107个工作日。男女之间也存在着一定分工，一般犁田、耙田、插秧、打场等重活由男子来做，而女子负责拔秧、除草、砍柴、挑柴卖、采茶与家务劳动。锄草、收刈、挑谷、舂米等都是男女共同操作的。解放后妇女也学会犁田、耙田、插秧等技术。
  畲族人民居住地区，几乎全部是深山峻岭，一般村落较小且分散，交错杂居于汉族之中。解放前畲族在经济上受汉族地主的剥削，绝大多数畲族人民沦为汉族地主的佃户，阶级矛盾很尖锐。
  畲族内部只有极少的地主和富农。一般中农较汉族地区为少，绝大多数为贫雇农。根据1951年土改调查，全县畲族8122户，27792，其中有地主7户，占总户数0.4％弱，其他绝大部分为贫雇农。原仙岩乡、可洋乡、双留乡、冈计3乡2村共1064户，其中富农2户，不到总户数的0.2％；富裕中农7户，占中农103户，占总数9.5％；贫农922户，雇农22户，贫雇农占总户数90％。
  畲族的中农和贫农很少有土地，都是租种附近汉族地主的土地。如靠近城关多租种城内和湖板、洋头地主的土地。凤洋畲民多种离畲族村七八里地的穆阳汉族地主的土地。
  畲族内部也存在着阶级剥削，本民族地主、富农通过地租，特别是通过放高利贷来剥削本民族的农民。
  畲族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土改前这里的土地已经是私人占有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任意转移。由于畲族人民占有土地很少，如城仙岭洋村93户，解放前只有自耕地20亩，平均每户有0.25亩，每人不到0.06亩。占有率也不平衡，富农和富裕中农占较多的土地，中农占一部分土地，贫农雇农地少，一般只有一二分园地。
  除水田农地外，部分地区每户还占有少量的荒地。这种荒地，只能栽杉木，有的地方有公地，其数量极少，所有权属全村人的，公地上的树是不许任何人砍伐的。
  耕畜和主要农具犁、耙都为汉族地主和本民族富农所掌握，一般贫雇农缺粮半年，有的缺粮8个月以上。不够吃时，上山砍柴，或给汉族地主做短工，也有在青黄不接时，向高利贷借债，或上山采野菜、野果吃。一遇到荒年，卖妻鬻女屡见不鲜。住的房屋大都破烂倒塌，多年失修，光线暗，地面阴湿。解放前没有棉衣棉被盖的占80％～90％以上。
  手工业和商业不甚发达，手工业尚未脱离农业而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手工业者一般在农闲时出去做工，极少常年在外做工的。手工业种类有泥工、木工、篾工，以及服务性行业的理发、裁缝、做鞋等。技术多自汉族学来的。没有本民族的商人和自己的专门市场。也很少有外面商贩挑货到畲族地区销售，买卖货物都是去附近汉族城镇。除粮食和麻布自给外，日用品都要从市场买回。畲族一般出售番米、柴火、杉木等，换取自己所需要的食盐、咸鱼、农具等。
  解放后，畲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了伟大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畲族人民再也不做地主的佃户了。土改中，全县畲族8122户27792人，大约分得土地30000亩以上。无地和少地的贫、雇、中农，分得了土地，大大鼓舞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取消了高利贷、小租和禁止雇工剥削。仙岩民族乡，土地改革时共分进1936.97亩（农地未算在内）田地，平均每人1.5亩。解放前，单地租一项，仙岩畲族每年要付给城内、洋头汉族地主的地租2585担谷子。该乡农民雷石宝反映说：“国民党统治时，自己没有土地，当过长工，做过乞丐，吃的是苦菜粗糠，生活极为困难。解放后分得3亩地，进行了深耕细作，获得了增产，粮食够吃外，添毛衣1件，衣服8件，裤子4条。”
  土改后，畲族人民响应党的组织起来的号召，纷纷组织互助组、农业合作社。1952年全县绝大部分畲族地区，组织了互助组。互助组有一般互助组、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3种。组内贯彻了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和民主管理的原则，这样解决了贫苦农民生产资料缺乏和劳力不足的困难，提高了农业生产，改善了农民生活。
  1954年至1955年初，互助组纷纷转入初级社，采取土地与劳力统一经营管理，解决了互助组中所不能解决的矛盾。
  1956年合作社高潮时，全县80％的畲族人民都已入社。在根本上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战胜了各种困难。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了水利，根治了旱田，进行了改制，改良了土壤，增肥施料。
  由于土改和互助合作运动，彻底改变了农村中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解放几年来，畲族地区的农、林、副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农作物种类和耕地面积增加，过去从来不种双季稻，1956年在广大地区开始播种早稻（南特号、广东早）。每年很多荒地开垦为良田，很多早地改为水田，种植水稻作物。
  劳动的组织和分工也有改变。过去一向个体生产，现在按生产队集体劳动，劳动积极性大大增强。妇女过去不插秧、不耙田、不犁田，现在都已学会了。耕作技术也有很大改变，过去水稻只是一犁一耙，耕深4寸，解放后大多为二犁二耙，深耕8～12寸。解放前施肥一次，草木灰、人粪15担，除草2次，而解放后施肥2次，草木灰、人粪、绿肥80担，除草3次。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很大增加。据某些地区估计，1953年互助组比一般单干户增产20％;1955年农业合作社比互助组增产20％以上。
  并先后在凤阳、大山下等村建立贫农团，从而少数民族中革命运动发展起来了。随着革命运动的逐渐发展和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畲族地区也发展起来。1931—1932年，福安西区风阳、大山等几十个少数民族村庄，都先后建立了贫农团或抗租团。各地程度不同地开展了抗捐、抗租活动，到凤阳和其他畲村发动庆兰等8人参加游击队，了溪北洋的72个村子的群众参加了革命，白天儿童站岗。1933年在发动畲族农民起来革命，先后建立了贫农团或抗租团。各地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粮等“五抗”斗争。1931年郭怀庆与占如伯二人同群众组织起游击队、贫农团、抗租团、抗债团等组织。如凤阳村钟阿〓在汉族郭怀庆的领导下，经常到寿宁县等地活动。钟阿〓同志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其中绝大多数是畲族村庄，而且每个村都几乎是全村放哨，晚上抗租团巡逻，成年人多外出参加游击队、赤卫队。当时共产党员王玉斋等同志，到小岭等村发租、抗债。结合当时畲村盐荒的情况，整个上南区（甘棠）、下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参加了攻打赛岐的战斗。因此于1934年卫队及群众共1000人，很顺利地占领了赛岐，摧毁了反动政权，献了力量，分到了粮食、食盐等，因之更加鼓舞了畲族人民的革命情绪。
  1934年是福安革命的最高潮时期，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又先后成立了5个县苏维埃，管辖30个苏区，其中现属福安县境的有26个苏区，300多个村苏维埃。8月，一部分分散的村苏维埃合并为乡苏维埃，时福、宁交界的安德县辖下南区，其中区苏维埃的干部多为畲族。区主席雷付弟（大山下村人），财粮雷进兴，秘书钟廷春，钟阿〓同志仍负责工作团。区政府设在溪北林村，后迁至梧桐。当时溪北的72村中都设立村政府，大村有主席、财粮、交通、肃反、公路等5个干部，小村3个。村政府的任务是：组织群众抗租抗债；组织群众保卫政权，看守逮捕的反动派；安顿驻营的红军。由于村政权的成立，并组织游击队配合贫农团打土豪，斗恶霸，斗争地主，经常袭击反动政府，当时有不少畲族青年参加了警卫连和红军部队。如湾坞乡一带畲族参加红军的约占当地红军部队的30％左右，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很高，替红军送信，尤其是妇女把信藏在腿布中，或装成打架状，瞒过敌人的检查。赛岐战斗后，上下南区一带畲族人民也广泛地发动起来，组织了贫农团、赤卫队、游击队、后备队，儿童团亦组织站岗、放哨、查路条。如小岭村几乎全部参加了贫农团，除老幼外，全村40多个青年参加了赤卫队，12人参加了红军，到宁德、福安的柏柱洋、穆阳一带打敌人。山头庄畲村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各村农会组织进行减租反霸，实行土改分田等斗争。从1934年3月起，全村进行土地评产，按人口平均分配。
  1934年，敌人向苏区发起大“围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各地苏维埃政府纷纷向山区转移，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叶飞同志在白云山一带开展游击区，进行游击活动，得到畲族人民的有力支持。
  当时苏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反动地主开始向农民报复，凤阳上淀、兰田等地畲村，被反动派洗劫一空，并成立反动保甲，不断搜捕革命同志。山头庄、小岭一带畲族村庄被抢劫，群众被迫逃亡和被烧杀的不计其数。但是畲族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仍有力地支援了游击队，巧妙地掩护革命同志，即使在敌人的威迫下也不屈服。马山村的雷家生同志当时是福宁县委，被捕后，受尽严刑拷打，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始终没有向敌人暴露一点情报，最后光荣牺牲了。畲族的很多革命同志逃往山上，住山洞，吃野菜，坚持斗争。钟阿〓同志在本村群众的掩护下，独居山上15年之久，始终坚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意志。
  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畲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汉族人民一道，举起了大刀长矛，配合红军，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不少畲族地区举行了武装暴动，不少畲民在斗争中英勇牺牲。全县的畲族地区几乎全是苏区和游击区。这些“上无屋梁、下无地基”的穷苦农民一经明白革命道理，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得最坚决、最勇敢。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汉、畲两族劳动人民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红军北上后，畲族人民为坚持革命曾掀起反抽丁、反纳粮的运动。在3年的游击斗争中，畲族人民也给予革命以有力的支援。畲族人民相信革命会胜利的，他们保存了苏维埃政权的印章、文件等。他们就是以这种信念一直坚持到解放。
  宁德县畲族调查报告（摘录）
  调查整理：陈国强、叶文程、林赞培、黄维信、雷霖其（畲族）
  （1958年）
  一、概况
  （一）地理环境
  宁德县面山背海，山岭崎岖，基本上属于山区。闽浙公路贯穿县境，多数乡村是崎岖小道数，交通很不方便。
  （四）民族起源及迁徙
  在敕书中也提及：上祖功高，自秦王失道，忠勇王子孙迁于广西地方，栖避秦乱，至楚平王又敕赐加封之后，历朝及今忠勇王子孙具有加封敕赐代刊书之内，未及开载于此，但吾祖巨祐帝封武骑侯，冯翊雷氏子孙迁居散处，后各祖共祖焉……
  又据南岗钟氏二房家谱记载，摘录如下：
  嵇古忠勇王既招高辛帝驸马，遂生二男一女，女配钟志深公，分封颍川
  之地，此钟氏郡颍川之所由来也……本支为音公之后，音公官浙江天台县署
  瑞安，传七世至（福安）山头庄，十一世至南门岗，是为向贵公……其创
  基时乃康熙廿八年。
  由上述记载可见南岗钟氏系由浙江经福安迁入，时在200多年前，迁移路线似为由北向南。
  又丹斗钟氏谱序记载，摘录如下：
  ……八都丹斗村钟氏之为接公，后者考钟氏自始祖分封而来散处各州县
  者不一而足，而宁邑之散处各乡者亦不一而足……递传碧通、碧达两公，两
  昆仲于康熙来迁兹土，而堂兄弟碧璨公亦迁阴村韩厝林。
  由此可见丹斗村钟氏之始祖为“接公”，“接公”之后代迁至宁德各地，其中“碧通”、“碧达”二兄弟于康熙年间（1662—1722年）移到丹斗村，而堂兄弟碧燥也迁到韩厝林。其谱系之编成系乾隆四十一年（1777年）。可知丹斗钟氏历史只200多年。
  又丹斗钟氏家谱载：
  肇基始祖接公，始居颍川单姓钟，故颍川钟氏自接公始……第三十一世迁东晋将败，恭帝禅宗之际，草寇窃发，钟氏皆荡折离居，元熙二年五月廿一日辰时，兄弟三人过江避难，善公移之会稽……贤公遂往虔州，即今赣州是也。
  第三十二世，会正时开地宁化陆戎蜂起，公冲锋督兵前去剿除，灭陆戎后为都督府，查见鄞江白虎村地势秀丽，遂与母黄氏及欧阳氏与三男筑居于是地焉，即今汀州长汀是也。
  第九十五世，时宋徽宗，公兄弟十四人，俱博学秀士，此时王安石余党仍在朝弄权复行新法，欲害钟氏矫旨复提，兄弟遂改姓名，俱往宁化。后来他方，发公流潮州，张公流程乡，察公流来苏，温公流漳州，后分一派在泉州，刚公流在来苏，理公流广东兴宁，温公流广东长宁，裕公流在屯镇武平东门，即其派也。密公在武平东门，后分一派在上杭城及梅溪寨二宗是也，齐公流在昭仪，即武平昭仪是也。中公移武平河坑，庄公移在武平，后移在广东石窟都，即今广东福寺是也。正公移在武平县，后亦在石窟都，毅公移在冷洋，今居象洞。
  由此看出：第三十一、三十二世，由颍川迁入江西处（即今赣县一带），又在宁化（即今福建长汀、宁化县一带），参加平定“陆戎”，遂移居福建长汀。迁移路线河南——江西——福建。到第95世已散布到福建的上杭、武平、漳州、泉州。也有到广东潮州一带。
  总之，由上述记载看，畲族迁移时间：一是在秦朝前后；二是在东晋年间。迁移原因是战争、避难。迁移路线总的是由湖南——江西、广东——福建……在福建的畲族一路是由连江自马鼻大坪经罗源到宁德县南部南山一带，然后向北迁移；一路钟氏畲族先居武平、长汀，后来又散布到泉州、漳州，在1600年左右移入宁德南门岗的丹斗、韩厝林，但是南岗村“二房族谱”提及他们在200多年前自浙江入福安到宁德（北向南），这大概是后来畲族再迁入者。但自历史上看，应是先从闽西迁来，后来有一部分自福安移入。
  宁德县的畲族可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以飞鸾乡的南山为代表，他们历史较古老，衣服装饰上也较靠近罗源一带的畲族。北部以漈头南岗为代表，他们的历史较短，衣服装饰和南山不一样，而和福安畲族相似。据我们这次调查，并结合历史记载看，情况确是这样。
  宁德县畲族是由外地迁入，然后往北迁至与福安交界的八都、九都等地。南山片据调查是从福安山头庄迁来的。本县畲族也有互相迁移，如宁德县南部的南山片畲族，也有从八都一带迁来的，由此说明宁德畲族不但向北迁徙，中间也有自北向南移动的，这和几百年来畲族的发展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也说明了历史的发展是错综曲折的。
  （五）语言文字
  宁德县畲族都讲客话，和宁德地区其他畲族相同。除了客话外，宁德县畲族一般还会说宁德方言，在青年一辈中间，很多会讲普通话，特别是参加工作的干部。
  据调查，他们最先是讲城话（普通话），后龙头翁后裔迁到广东，方讲客话。据现在看来，因时间较久，腔调有些变化。南岗畲族说：10数年前有一广东姓雷的畲族青年来村传授拳术，曾扬言说：“以后如有造反，可将妇女衣裙晒在竹竿上，以此为志，免杀。”说的话他们都听得懂，不过腔调硬些就是，证明宁德畲族和广东畲族语言是相近的。
  本民族间交谈都是用客话，与当地汉人交谈才用宁德土话。解放前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统治，造成民族间隔阂，当时会讲宁德土话的很少。解放后由于畲汉关系往来密切，并在文化上互相影响，现在大多数人，甚至七八岁的小孩都会讲宁德土话，但也有个别地方群众，如漈头村有三分之一的妇女小孩不会讲宁德土话。
  几年来，畲族在文化上提高了，加上普通话的推广，很多畲族干部青年都会讲普通话，一些畲族小学生讲得更好。
  宁德县畲族没有本族的文字，他们一般的记录都是借用汉字，据说他们的祖图、原序、敕书等文件都是请汉人代笔的，现在一些干部也都会书写汉字，且写得很漂亮。
  （六）畲族遗留的古物
  与畲族历史有关的，是畲族普遍保存的祖图与族谱。南山片有两幅，漈头片也有两幅，都保留很完好。据说这些祖图过去都是请汉人代画的，在大汉族主义支配下，往往加上一些歧视成分。多数祖图都是说明畲族祖先的故事，都是反映畲族在原始时代崇拜图腾的情况。族谱因辗转抄袭，错误地方不少，仅供研究参考。
  根据古代传说，南山片畲族曾铸有雌雄两条铁牛，后来湮没不见。为进一步说明畲族历史，将来多方发掘畲族古物是有必要的
  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特点
  （一）政治
  解放前畲族人民受着统治阶级和大汉族主义的压迫，没有政治地位；不但经济上受着残酷的剥削，在政治上还受着严重的压迫。具体表现在“八怕”和“四无”上：“八怕”就是怕土匪、怕官兵、怕抽丁、怕盗窃、怕派款、怕拉夫、怕逼租、怕辱骂；“四无”就是无土地、无势力、无钱财、无依靠。这是在黑暗时代畲族人民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历年来，畲族人民没有自己的土地，绝大部分是租种汉族地主的土地，或是给地主做雇工，但是反动政府的一切租税徭役统统担负在畲族人民的肩上。抽丁、派款、官兵骚扰、土匪抢夺等迫使畲族人民躲居在高山深谷。万恶的保甲制度使畲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例如我们调查过的飞鸾乡南山片畲族，全片被迫出卖做壮丁的有52人，常有因抽壮丁而至家破人亡的。蓝春富有两个儿子，一个被国民党拉去做壮丁，一个被迫拉夫出卖，现在已经绝户。南山片因拉夫和抽壮丁而至绝户的有34户之多。在南山还流行着“六卖”的俗语，即卖孩子、卖老婆、卖土地、卖青苗、卖房子、卖壮丁，由此可见畲族人民所受的痛苦。
  1934年土地革命失败后，从1936年开始国民党便在这里推行保甲制度和发展国民党员，当时把后岗山、上元、水尾、寒垅和南岗合成一保，分10个甲，派3个国民党党员担任正副保长，在群众中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例如钟故锦生一儿一女，全家3口，自己被拉做壮丁，女儿便被卖做童养媳，后来钟故锦死在外面，他的儿子便成了孤儿而行乞。又因一妇女起男人名字，叫蓝伏弟，便诬告其夫妇为兄弟，这样便年年派他们的壮丁费，还敲诈10多块银元。畲族人民真是吃尽了保甲制度之苦。
  再者便是受着大汉族主义的歧视。解放前畲族人民被辱骂做“畲姆”、“畲婆”是最普通的，要是畲族妇女路经汉区或是到镇上去，便会沿途受到辱骂和嘲笑，尤其是在汉族奸商那里买东西，便更要受到欺侮和敲诈，因畲族不认字便开假收据多要钱等是常有的事。又有和汉村邻近的畲村，有时也会受到汉人的欺侮。例如畲族住在山上，还要给山下的汉人缴山租，汉人可以随便到山上砍柴、伐树。更有汉族的土匪流氓常到山上来抢掠骚扰。例如漈头村，过去就有八都一个姓陈的汉人流氓上来抢财物、杀鸡鸭、打人骂人，畲民也不敢抗议。也有与汉人有纠纷告到官府的，畲族就会吃亏，例如南山的雷金木和汉村浦岭…姓黄的因山水之争而告到乡公所，结果雷金木受罚。总之在统治阶级所宣扬鼓励的大汉族主义政策下，畲族人民是被侮辱被歧视的。
  正因为在反动统治下畲族人民受的痛苦最深，所以在老苏区的畲族人民积极地参加了革命斗争。我们调查过的七都漈头和八都南岗都是革命时代的老苏区。在漈头常有游击队来往，畲族人民便积极地担负起了掩护和支援的任务，对游击战争起了很大作用。八都南岗曾在土地革命时代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和汉族人民一起为革命尽了最大的力量，如给游击队运粮食等。而像霍童区的老根据地，如巫家山，畲族人民更为革命斗争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总之，解放前畲族人民在政治上受着层层压迫，过着极端苦难的生活，但是畲族人民并不安于这样生活，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经济
  宁德畲族虽大部分都居住在山上，但从总的情况来看，其气候与平原汉区大致相同，属于海洋性气候。因此，畲族山区的作物种类和汉区亦大体相同。唯因地居高山，气候条件恶劣，土地比平原汉区贫瘠得多，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远不及平原地区而已。现分叙如下：农作物种类，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蔬菜作物三类。
  粮食作物：有水稻、番薯、大小麦和杂粮等。经我们调查的飞鸾乡南山片，七都乡漈头片和八都的南岗片，畲族人民多居住在山腰地带，引山川，灌梯田，凡有水源的山旁必有梯田，因此，水稻便成为山上畲族地区的主要作物；其次是番薯，约占粮食作物总产量的1/3。其他如大小麦、玉米、小米等杂粮，亦或多或少有种植，但产量不高，比重不大。
  四、解放后的畲族
  （一）政治的发展
  1．历次政治运动中畲族和汉族一样地战斗
  1949年解放以后，从1951年开始，畲族地区和汉族一起进行了土改运动。土地改革首先使畲族人民在经济上得到了彻底翻身。全县少数民族共分得土地27866.22亩，从此压在畲族人民头上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彻底解除，经济上翻身是政治上翻身的基础。在土改运动中畲族的贫雇农显示了巨大的力量，他们和汉族的贫雇农一起站在斗争前列。如南岗高级社社长钟成兴，是个年轻雇农，斗争中非常积极，曾得领导好评，后来调他到金垂去参加土改工作。以南岗为例，当时成立了农民协会分会，由钟永金做主席，下设有没收、分配、检查、调解、评产、治安等委员。这些委员都是贫雇农，又与妇联会、民兵小队、儿童团等组织配合，在一夜之间便分好了土地，除每人分农田0.85亩以外，并由没收委员钟神兴等人去云淡、金垂等处地主家里去没收财产并分给农民，并把云淡地主的10担茹米亲自由雇农钟神坤、钟坛为等人挑回来。他们说：“过去受地主剥削，现在收回了地主的土地、农具和茹米，茹米再坏也要拿回来，人不能吃让猪吃也好。”农民对于这次翻身是感谢共产党的，从此也更加拥护爱戴共产党了。例如雇农钟雷七说：“共产党做事真有本领，兄弟分家财都有成花，现在我们就敢分回地主的田地。”经过这次斗争，不但提高了阶级觉悟，还加强了党的领导。
  在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中，畲族人民也投身于这个高潮，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捐献运动。例如七都祭头，首先是展开大型宣传，继而在干部和积极分子带头下，几乎人人捐献，雷伏球、雷吉细等捐献谷子20斤，雷奶细虽然经济条件不好，也捐献15斤。由于展开了深入的宣传，使群众在思想上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提高，例如漈头高山村的蓝伏钦说：“志愿军出国帮助朝鲜人民，就是为了不让所措再侵略我们。”八都南岗的钟光为说：“解放前国民党横征暴敛，抄家倒柜，现在为了保家卫国解放台湾打美帝，自愿报名，我掏几斤也甘愿。”在这次运动中群众一般受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树立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正确认识。
  解放后，还有股土匪流窜于福建山区，骚扰人民。畲族人民便协助解放军一起进行剿匪工作。例如当时八都南岗村有一个民兵小队，有基干民兵25人，普通民兵28人，他们就参加了这一斗争，有时在夜里追赶20多里的山路。曾得到县里的表扬。
  （中略）
  2．畲族人民党团组织的发展
  解放以后，由于畲族人民积极参与一切政治运动，努力生产，响应党的号召，涌现出很多积极分子和先进人物，他们迫切要求进步，争取参加党团组织。9年来很多畲族中的优秀人物加入了共产党和青年团。计全县少数民族党员96人，其中妇女7人；团员230人，其中妇女34人；担任党支书的有12人，担任团支书的有9人。在南岗片共有党员8人，团员28人；南山片有党员14人，团员34人；漈头片有党员9人，团员22人。其中以漈头为例，在1955年只有党员6人，而1958年即有9人；团员在1953年有3人，1954年即发展到5人，而现在发展到22人了。党团组织在畲族中的发展是较快的。这些党团员都成立了自己的支部，有自己的支书和委员。他们在各项运动中，都起了积极骨干的作用，并且其中很多人担任领导工作。他们能够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政策，做好宣传，完成任务。同时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也很好，威信高，群众能够服从他们的领导，相信他们。
  3．国家干部的培养
  解放几年来，党和政府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基层的乡社组织中都有畲族担负领导之责。例如南山、漈头、南岗各片。过去的民族乡长，现在的社长、支书、生产队长等都是畲族人民自己的干部。这些人大多是贫雇农出身，解放前受着严重的压迫，没有念过书；而解放后一直表现积极，带动群众，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逐步提高政治觉悟和理论、文化的知识，还有很多加入了党团组织。例如南山的支书雷金华同志，漈头的社长雷细慈同志，高山社的女社长钟银蓝同志，南岗的支书蓝成济同志，他们在群众中都有很高的威信，在工作中积极能干。此外镇级以上的也还有大批畲族干部，例如八都镇的镇长蓝慈重同志和镇委副书记都是畲族，漈头前任支书现已被上调到福州工作。而在县里面的干部中也有不少是畲族，据1957年统计全县脱产干部有15人为少数民族。其中在县人委会有两人，县党委宣传部干事蓝其文也是畲族同志。这些人很多是过去的贫雇农，斗字不识，经过党的教育培养，已经担任了一定的领导工作。现县人委会的雷心昌同志曾于1953年去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学习过。
  4．民族地位的提高和民族乡的成立
  解放后畲族同其他各少数民族一样，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从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解放出来，实现了真正的民族平等，在政治地位上得到了提高。在普选中畲族人民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国家管理工作。据1957年统计，在全县人民代表中，有少数民族代表10人，县人委会委员两人，乡代表196人，乡政委员94人（其中包括乡长和城镇居民的17人）。另以漈头为例，在1957年的普选中，7个选区选出代表13人，其中妇女3人。参加选举的人数占选民人数的90％以上。1958年3月，举行第二次普选，划分成8个选区，在选举前全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计开支部会4次，扩干会1次，代表会1次，群众大会3次，妇女会1次；经过审查全片选民有689人，直接参加选举的有640人，占选民总数的93％，其中妇女有259人。经过选举选出蓝伏言、雷石芝等17个乡人代会代表，其中妇女3人，党员6人，团员3人，贫雇农9人，新上中农4人，老上中农4人。这17个代表在各项运动中都表现的积极努力，起带头骨干作用，能给群众办事。畲族人民通过普选受到一课生动的民族平等教育，进一步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畲族才真正当了国家的主人。他们说：“解放前官哪能由我们选？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的代表自己选，干部由我们最满意的人来当，还能提出我们自己的意见，真是多少年来没听说过的。”
  此外，宁德县的少数民族也有参加过国庆观礼的，蓝信才同志，就是1957年国庆节福建少数民族代表团的一员。另外，南山曾有一人去北京学习汽车驾驶技术，南岗的木匠钟永金于1958年曾去北京参观全国农具展览。总之，所有一切可以学习的机会畲族人民都可以参加。
  在1957年8月，宁德县的各少数民族聚居区，成立了9个民族乡，实现了民族自治权。这就是新楼、猴盾、漈头、南山、北山、南岗、雷东、后山、九仙。这本身就体现了党对少数民族的无比关怀，畲族人民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愿望，从而更使畲族的积极性高涨，如南岗的钟雷七说：“党关心畲族人民的生活，给我们成立了民族乡，我们更应当积极生产，支援国家工业建设了。”1958年8月份，“大跃进”带来的人民公社高潮也到了宁德畲族地区，畲族民族乡便又回并到原来的各区乡，和汉族人民一起，加入了人民公社。
  （二）经济的发展
  1．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解放后宁德县畲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土地改革，分得土地，消灭了封建剥削，解放了生产力；又通过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改变了小农经济的个体分散的生产方式，进行了集体大生产，使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提高。解放后畲族人民生产力的提高表现在如下几点：
  （1）耕地面积、作物种类和单位产量的增加
  宁德县畲族人民虽然居住在山上，可垦的耕地不多，但在政府开垦荒地、增加生产的号召下，也积极地投入了开荒运动，并取得了不少成绩。如南岗片畲族人民在1956年大生产运动中，就开荒100亩左右，实增加农地42亩，1955年围起了金垂一个破塘坑小塘，增加水田面积19.70亩，都增加了收获量。
  为要拉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推广新品种的种植，也是主要措施之一。解放后畲族地区的农作物种类亦有增加和改变。
  先从水稻品种来说，因解放前畲族地区绝大部分都是单季稻。解放后大部分改种双季稻，故水稻的品种亦随即增加。如南岗解放后就增加了双季稻的南特号、广东早、福安早、连江种、胜利新等新品种，双季晚稻增加有九仙新种，漈头片也增加有南特号等新品种。
  再说地瓜，南岗亦增加了新种和六月薯等两种，漈头也增加有新种和六月薯。
  由于新品种的增加，耕作技术的提高，增加了肥料和兴修了水利，故在单位面积产量上亦有增加。如漈头片1957年单双季稻平均每亩全年产量306斤，比1951年单季稻亩产166斤增加84％;1958年早稻平均每亩254斤，比之1951年增加53％。又如南岗，1958年双季稻平均全年每亩产560斤左右。
  （2）生产工具的增加
  畲族地区解放后的工具没有什么改变，但增加了许多新式农具。如耕作工具增加有直播机、插秧船等；除虫工具增加有喷粉和喷雾器等；收割工具增加有打谷机；茶叶工具增加有人力揉茶机、刹菁机、喷水壶和双手茶剪等。新式农具的出现，有助于畲族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劳动强度的减轻。现以南岗片推广新式工具的数字列表如下，以资说明。
  在工具改革运动中，畲族地区也出现了创作者。如南岗村钟永金（木匠），今年就创造有木质切薯机、划行器、播种机等。改良农具的运动正在畲族地区蓬勃地发展着。
  （3）生产技术的提高
  ①犁耙施肥：解放前畲族地区20％～30％的牛耕梯田中，除少数旱田外，全都是一犁一耙一锄草，基肥以外一追肥的。解放后提倡了精耕细作，普遍进行了二犁三耙二耘草二追肥的改革。三月尾立夏前四五天，第一次犁田，立夏时头次耙；四月尾芒种前，比头次耙迟十数天，二次犁田；五月初芒种时，二次耙田，同时播田，其他工序与单季稻相同。
  ②水稻密植：解放前单季稻“行行尺二阔，株株十八条”，广种稀植薄收，解放后从互助组时起，便试行“三八”制密植，即株行距都是8寸，每株8本（条）。1956年至现在，连作稻推广了“双株密植”，即每隔4寸插两株，两株之间隔1寸，行与行之间仍保持4寸距离。1958年连作稻有的株行距只有1寸了。单季稻也比以前密植的多了，大部分都是6～8寸，如漈头全片945亩单季稻中6～8寸密植的就有941亩，占单季总面积99.5％，其中密植度达1800株的就有191.25亩，占总数的20.23％。
  水稻越密植，需要种子也越多。故解放后的单位面积种子数量也比解放前有所增加。前单季稻，漈头每亩下种5～6斤，南岗最多的下7斤种。现在连作每亩平均下种18斤，简作每亩平均14斤，单季稻每亩平均下种亦在8斤以上，单双季稻平均每亩13～14斤，等于解放前的3～4.5倍。
  水稻下种还推广了合式秧田。六都漈头片1958年就推广了66.18亩合式秧田，13.70亩半合式秧田。基于以上情况，所以每亩水稻的施工量亦比解放前增加了60％的工量。解放前每亩水稻劳动量需32工天，比前增多12工。地瓜的花工亦比解放前多，解放前每亩地瓜园只能插2000株左右，而解放后推行“双畦密植”后，每亩可插3500～4000株之间，因此解放后（指密植后）每亩地瓜园需29工，比解放前增加7工。
  ③选种：解放前畲族农民选种习惯只是片选和注水选，有时田青黄不接时连谷种都吃进去，到春耕差浸种时，只好去借一般的谷做种，因此，不一定年年都有选种。解放后畲族农民也接受了片选、穗选和黄土选种的经验，这种经验现已在畲族地区普遍推广，据七都漈头1958年4月24日的报表统计，单连作稻6087斤样中，进行黄土选种就有4796斤，占总数70.5％。
  ④改制：解放前宁德县畲族农民一方面因山区气候条件差，土地贫瘠；另一方面因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封建剥削，生产积极性普遍不高，“靠天吃饭”的迷信思想束缚着农民，使其无法进行技术改革，因而自开基以来，都是种植单季水稻，即使有些厝边田或小平洋的水田，种植双季稻的也很少。解放后，尤其在参加农业互助合作生产的过程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逐步推行单改双的技术改革。如南岗片在1954年互助组里便进行了48亩的改制工作，获得了增产。1957年在南岗全片就改制304亩（其中连作19亩），占水田总面积22.68％;1958年改制884亩（其中连作59亩），占水田总面积的65.97％，故1958年单双季稻平均全年亩产560斤，得到了丰收。
  南山和涤头亦都同样地逐年进行了改制而获得增产丰收。
  （4）劳动组织的改善
  ①农业合作化：宁德县畲族人民和附近汉区一样，在土改得到土地后，为了提高生产力，互助合作进行集体大生产便成为畲族人民的迫切要求。
  1952年开始组织互助组，当时的互助组是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带有变工形式，至1953起，为适应进一步地发展生产，互助组形式逐步由季节性临时互助组转变成为常年性的长期互助组。是时七都漈头片27个互助组，参加农户190多户，占总农户66％；八都南岗片有17个互助组，参加农户170多户，占总农户约65％以上。仅南岗村就有75户参加了互助组，占总农户92户的81.5％。
  1955年底开始组织初级社，在这个农业初级化运动中，畲族人民也积极地投入了运动，参加了初级社。如七都漈头片是时就成立了9个初级社，参加农户203户，占总农户的68.3％。1957年在畲族地区虽然亦因一些动摇的新上中农与富裕中农，曾闹退了社，但大部分贫雇农却仍然拥护合作化，而坚定不移，没有退社。直到1957年底高级合作化高潮到来之际，全县9个少数民族乡就办起了32个高级社、7个初级社，参加农业社农户1356户，占总农户的59.3％。虽然合作化高潮在畲族地区发展的还慢些，亦不够平衡，但亦取得了不少成绩。当时八都镇南岗片就有244户参加了高级社，占总户93.5％，成立了4个高级社。1958年9月15日全片261户全部参加了八都镇光辉人民公社，成为公社的一个大队。
  ②劳动力和劳动强度：宁德县畲族男女皆勤劳肯干，故男女全半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很大，一般都在50％以上。如飞鸾南山片1103个畲族人口中，男女全半劳动力就有541人，占总人口的49.03％强，七都涤头片286户1078人中，男女全半劳动力561人，占总人口52.04％；八都南岗片26户961人中，男女全半劳动力504人，占总数52.59％。劳动强度亦比解放前加强了。
  解放前全半劳力每日只能做工8～9小时，一年平均只能出工200天左右（其中农业劳动日只有190天，30天是副业劳动日），解放后每日出勤在10～11小时之间，每年可出勤240～260天。解放前是农闲的一、八、十一、十二等四个月时间里，解放后都有了活干。如一月便开始锄田、挖稻根、积肥，八月修水利，十一月和十二月也积肥、修水利等。劳动日比解放前大大增加。
  1957年冬至1958年大跃进中，畲族男女全劳力的劳动日每月都达到28～30日。钢铁生产中，夜晚加班还不算，每天都做工11～12小时。解放初至工农业大跃进以前，畲族男女的劳动分工和以前一样，但在大跃进以后，男女的劳动分工就更细致了。工农业生产在畲族农村里的普遍开花，集体食堂的兴办，各副业专业队的建立等等都要求劳动力有更合理的分工合作，才能保证各项工农生产全面跃进。
  2．生产关系的变化
  （1）阶级结构的变化
  此表说明宁德畲族人民在土改后分得土地，生产提高了，生活也随即提高，因此阶级结构稍有变化，仍以贫农和新下中农占多数。如表，南岗贫农112户，占总农户52.33％强；新上下合计82户，占总农户37.85％强；老上老下（富裕中农）只有20户，仅占总农户9.82％。
  飞鸾乡南山片据103户的调查统计，有贫农47户，占总户45.63％；有新上24户，占总户数23.3％；有新下21户，占20.40％；有老下11户仅占10.67％。地主阶级消灭了，富农阶层很少。
  解放前这些畲族地区，有地主与富农阶级存在的地方，他们不但在地租上剥削畲族农民，同时还对畲族农民进行雇佣剥削，富裕中农虽占不多，但他们同样对畲族农民进行雇佣剥削。解放后通过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地主阶级消灭了，彻底地打垮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基础。有富农和富裕中农存在的地区，他们在同畲族贫苦农民集体生产中，也消灭了雇佣剥削关系，真正以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态度和贫雇农民共同劳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2）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的变化
  宁德县畲族大部分于1951年底至1952年初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各地都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但因各畲族地区土地数量不等，故按人口平均也就不同。如七都漈头按人口平均每人可分到1.67亩的耕地；而八都南岗每人却只能分到八分五厘的耕地。
  但因解放前畲族地区阶级分化不厉害，而以贫雇农阶层占大多数，因此在土改时贫雇农阶层所占有土地也就多数。如八都南岗片除27户中农占水田181.71亩，农地75.30亩，合计257.01亩外，其他187户贫雇农就占有1751亩耕地，占总耕地面2016亩的86.86％。
  漈头全片有折价入社的耕牛17头，南岗片13头，其大部分也都是贫雇农解放后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此外的主要农具如犁耙等也就更多了。
  3．副业和手工业
  （1）手工业的种类和经营情况
  宁德县畲族的手工业有打铁、木工、竹器、水泥、裁缝、芋麻纺织等。
  解放前这些手工业没有独立性的专业生产，手工业者都是亦工亦农的个体生产者，并且是以农为本，以工为副，所以都是利用农闲时营业手工业。每到农历正月、二月和七月、八月以及十一月、十二月，便把农活交给妇女，一个人或者三两个人一起做工，往往是到本村、外村，也有到附近汉村的，去给人家做活，因此这些手工业者主要是进行雇佣劳动，原料都是雇主自备，出工赚钱，没有产品销售，解放后这些手工业者的经营情况大有变化。
  （2）各行业的产品种类和劳动收获
  解放前，畲族手工业者因经济力量薄弱，没有什么生产投资，都是用最简陋的工具进行生产，因之品种不多，收入也很低。现将各行业分叙如下：
  ①木工：木工有细木和大木之分，细木即是做较精致的东西，如畲族妇女用的奁妆、衣柜、鞋柜、洗水桶、水桶、尿桶等，但做细木的人数较少，如南岗的8个木工中只有两个细木工。大木只做房屋、刨锯技术等粗活，做大木的人最多。解放前他们除在本村替别人盖房子之外，大部都在农闲时外出找主顾做工。每天除可吃主顾的两顿饭之外，工资无几。解放后，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很多地方办起了农具修配厂，这些木工便组成了专业队，为“农业大跃进”生产工具和修理改良工具。如南岗的修配厂便为铁厂制作了17架风箱，大大促进了土铁的生产。木工钟永金还创造和改制了许多新式农具，如木质切薯机、划行器、播种机等。
  ②铁工：主要是替别人打农具，如锄头、田刀、耙、草耙及一些厨刀、柴刀等。只能打制，不能铸造。解放前所用农具约有一半是畲族自己制造的。铁匠吃主顾的伙食，每日得工资3角银元，每月约能收入10块银元。“大跃进”以来，一些铁工也都组织起来，集体生产了。如南岗有两个铁工也加入了农具修配厂，3个铁工加入了八都铁工厂，制造滚珠轴承。
  ③裁缝：每年从五六月开始做工，到年底为止，经营时间比其他手工业长，但也并不一定全月出工，主要看主顾多少而定。手工分夏衣和冬衣两种。夏衣是做〓布衫，从五月起至八月止。每套〓布衣须花工两天，除吃雇主伙食外，每套尚得工资9角至1元。冬衣是用汉族的厚洋布做成，常穿的每件花工需两天，工资1元左右，但结婚衣因需要绣花，须1～4天，每件工资便需3～9元。解放前，因无法添制新式缝衣工具，故生产效率很低。解放后只有南岗村的钟成旺，自己有1架缝纫机。
  此外还有竹工、土工、理发工等，但人数极少，经营情况和上面几种相同。解放后，现在都为高级社做工。
  这些手工业者已全部加入高级社，工具估价入社，工资收入归社所有。高级社根据其技术高低，给予按劳评工计酬。如南岗的木工，每日可得16个工分，折合人民币1.2元，一般的约得十三四个工分。
  ④家庭手工业——畲族妇女的济布纺织
  苎麻种植：畲族人民的夏衣也是劳动时的套服，即一年四季的主要衣着，这样〓布纺织便成畲族人民自给自足的家庭的手工业。因此芋麻生产几乎家家有之，但种植面积分散，至今还是单家独户的生产，所以总面积并不多。每亩可收获两三斤麻，而种植少的只能收获10多两。栽种时间一般在三四月清明前后，每年收获3次，约每亩全年可收获净芋4斤。芋麻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根可留5～10年。
  纺织工具及其构造：纺线工具有刮苎刀，系由一个套拇指的竹筒和铁打的半圆槽口苎刀组成，用于刮掉苎麻的绿表皮。全套是由1节穿有5对线成“L”的盛水竹筒和一架有纺轮的苎绳制的轻带及5根线轴的纺车组成了纺车，用以纺线。牵〓架，是由一对构造略同的能站立的木制架组成，亦用来纺线，但畲族妇女比较少用，牵出的线细软，不耐用。缠线车，也是木和竹制的，用来将麻线绽缠成可以放在梭里用的纬线以及张经。织布工具有梭，木制用来穿纬，长约1尺，宽和厚均1寸半。经帘，竹质，一般有350～400个齿，用来张经线；织布机，全套都是用竹和杉木制成，用来织布。以上两类工具的制造都非常简陋，但很耐用，一般能用近百年之久。
  纺织工序：剥刮——割下苎麻秆，用手脱麻皮，将麻皮经水浸湿之后，用刮苎刀刮去麻的绿黄色表皮，晒干后即成白色苎麻纤维，俗称荸。扎线——用手将苎撕成丝，再捻成苎线，缠绕成绽，他们叫做“扎〓”。纺线——用纺车将扎成的苎绽纺成五股线，没有结合力，且有半毫米直径粗，不易断。这时操作需手脚并用，要踏转偏心轴轮，很费力。张经、穿梭、织布——这是纺织的最后一道工序，经数约350～400条，这决定布的宽度约在1.8～2尺之间。操作时一手执梭，一手拨经帘，以扣紧纬线，一左右轮换交替，而脚相应地踏着吊经板下上吊放。
  这样织成的麻布经汉区染成蓝色或黑色，制成衣服经久耐穿，1件衣服不替换，约可穿1年之久。
  〓布的生产与消费情况：畲族妇女大部分都会纺织〓布，到十六七岁便学习纺线及织布了。织布多在正月和八月、九月农闲时进行，全年总不过半个月的时间。不会纺织的妇女便和会的换工，没有出卖和雇佣的形式。
  1丈布需花苎麻1斤花工11天半。若每天以9角计，加上染工5角，则每丈布把种植成本除外，所造的价值约10元8角。
  〓布生产全是自给自足的，一年四季〓布用量占所有穿用的三分之一，无剩余产品出售。解放后生活水平提高了，便较多到汉区买棉布作衣穿，不过在劳动时仍穿〓布。
  纺织历史：据说这是畲族祖传的家庭手工业，从工具之简陋来看已是有很久的历史了。但生产工具长期的无变化和改进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又从工具的构造和工序来看，畲族的纺织技术与汉族大同小异，可见畲汉在纺织上是有影响的。
  ⑤副业——制茶和砍柴
  宁德县畲族因多居山上，园边栽茶，山旁植树，因此茶叶生产和砍柴是畲族的主要副业。但又因各地的土壤和山势不同，在产量上也就各不相同了。如南山有茶园253.57亩，占全片经济收入比重不大，但在该片的乌岩村，就有茶园243.57亩，茶叶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40％多；如南岗，有茶园150多亩，1957年产117担茶叶，占经济收入的比例也不大。
  这些地区茶树都是古树，按叶形可分三种茶叶，即大叶、中叶和小叶。大叶比中叶约长两倍且阔，小叶比中叶略小。在解放前这些茶树均为个体农民所有，分散经营，没有纯茶园，只是在地瓜园的沿边栽植。
  种植过程是这样的：茶籽成树须经5年，茶苗成树须3年。茶苗须注意施肥，第一年施肥两次（正月和五月）；第二年施肥3次，并培土；第三年清明节前后便可收获头春茶。解放前茶农经济力弱，投资少，又因茶叶价值不高，每年只能收获3次，即清明茶，曰之头春；夏至茶，曰之二春；立秋茶，曰之三春。
  解放后，茶叶销路很大，茶农生产积极性也有很大提高，1958年他们也加入了高级社，采用了新式的揉茶机、杀青机、双手茶剪、喷水壶等工具，成立了茶厂，组织起茶叶专业队，产量也大为提高。每担干茶须青叶4担，每个妇女每天平均采6斤须67天。揉茶、杀青、焙茶3道工序，每担茶每人花工6日，合计每担茶叶总须花工77天，比解放前大为减少。在茶叶的品种上，目前也增了红茶片。
  宁德畲族地区林木种类很多，如松、杉、竹、棕、桐等。南岗全片即有林地536.72亩，漈头有245.36亩。毛竹、杉木以飞鸾南山为多，是输出的主要产品。松树只供火柴燃料。解放前，这些林木也是个人经营，今年也都全部折价入社，变为集体财产了。
  ⑥畜牧业：畜牧业种类有牛、羊、猪、鸡、鸭、鹅、兔、蜜蜂等。在解放前畲族自己养这些的并不多，解放后才逐渐发展起来，如南岗片计有牛13头，羊64只，猪283头，鸡、鸭、鹅750只，兔40只，蜜蜂6箱。每户平均1.3头猪，3只鸡。
  4．商业
  宁德畲族没有自己的商业，粮食、茶叶、火柴等都要挑到汉区去出卖，然后再买来油盐日用品，来往有时很远，且不好走。同时也没有自己的专业商人，据调查涤头与南岗各有1个茶叶小贩，他们虽然进行着中间剥削，但也经常受到茶叶大商贩的敲诈、勒索。
  1958年5月“五社合一”时，较集中的畲族地区都办起了供销店，其作用是服务于农业生产，以代售日常百货、生活用品，收购山区土特产，如木柴、棕、植物纤维和废铜铁等，受到畲民的欢迎，几个月来营业良好。
  南岗村的供销店由5月至8月的营业额为1411.69元；5月为223.12元；6月为302.17元；7月为426.15元；8月为460.25元，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畲族人民的购买力有所提高。
  我们调查过的南山片计有4个供销店，漈头和八都各有1个，这些供销店自成立起，经济情况都很好，符合畲族群众的日益增长要求，节省了不少劳动力。
  5．生活状况
  （1）解放前畲族的悲惨生活
  解放前，宁德县畲族人民都居住在高山上，因山高水冷，土地贫瘠，技术落后，农作物产量很低，生活已经很困难了，又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之下，横征暴敛，和封建地主的剥削，生活便更加困难。
  因此，在畲族人民中就广泛流传着“八无”和“六卖”的凄惨生活写照。“八无”，即无政治地位、无土地、无住房、无饭吃、无衣穿被盖、无老婆、无文化卫生、无牲畜。
  畲族人民在国民党的保甲制度的统治下以及大汉族主义的歧视下，不但根本上得不到政治地位，而且饱受政治压迫和歧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国民党反动政府便在畲族地区实行反动的保甲制度，并在畲族中利用国民党党员与伪保长统治畲族人民，如南岗的人民在伪保长国民党员蓝××的压迫下，曾被抓去当兵的就达18人，解放后除五六人回家外，其余12个人都死在外头。如钟阿加，全家三口，因缴壮丁费不得不卖掉一个11岁次子给宁德漳湾人做儿子，结果长子钟贡妹还被伪长蓝雷波抓去当壮丁，死在外面。钟阿加因苦逝世，绝代无孙。诸如此类的惨况，在畲族人民中是不胜枚举的。
  畲族人民在旧社会是被人歧视的。畲族妇女到汉区被人侮骂为“蛇姆”、“蛇骨”、“臭畲人”等，但因无权无势，便忍气吞声饱受侮辱。
  解放前畲族人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肚，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景况，更是令人目不忍睹。仅据八都镇南岗村92户的调查：无粮过年的有33户，其他的粮食也只能吃到二三月份，无被盖的有31户；所谓有被的也是破烂不堪；无鞋穿的有2981人；无房住的有21人；因生活难度而卖子的有13户，催工的21人，流浪做乞丐的有2人。因无文化卫生，在畲族人民中文盲很多，疾病流行死亡的人也是很多的。南岗在1944年六七月之间瘟疫流行。全家得病，死亡6人，只余1个次子钟雷二，后当壮丁也在外面，以上是“八无”实例。
  “六卖”即卖孩、卖妻、卖壮丁、卖房子、卖土地青苗、卖劳力。据飞鸾南山片的调查，全片卖掉孩子71人，妻53人，壮丁52人，被抓的不算。卖房子42间（42）户，出卖土地青苗的56户，而出卖劳力为生的乃是普遍现象。因生活难度，卖妻卖子，疾病流行死亡等缘故而绝代的有34户。乃此等等在宁德畲族地区是普遍存在的惨景。
  （2）解放后的宁德畲族人民
  解放后宁德畲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得到了翻身。几年来，畲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土地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分到土地，生活集体化，收入增加了，生活状况较解放前有了显著的改善。因此，七都乡漈头片的畲族人民便总结出“八好”，说明解放后生活水平的提高。①没有抓丁、拉夫，安居乐业；②粮食统购统销物价稳定，粮食合理供应，没有缺粮户；③土匪小偷没有了；④国家提供的帮助很多。如1957年银行贷款6574.99元，信用社贷款1634.80元，民族救济款2000多元（一次就拨了1300元），若按高利贷剥削计算，银行信用社贷款计7009.79元，折谷1368.50担，年利按50％计算，一年就得还利息684.25担谷，折价4105.50元，而今利率低，只579.90元，减少剥削3525.60元，从此消灭高利贷剥削；⑤文化翻身，1957年政府拨653元，建立一所民族初级小学。除猪姆石有一所民办初小外，漈头与高山都有公办小学，全片在校小学生103人；⑥变饥寒交迫为丰衣足食，现在穿新衣盖新被，有回力鞋穿的人很多，衣服少的有四五件，多的有十数件；⑦生活提高了，1957年盖34座新屋，每两个人平均有一把手电；⑧畲汉团结，干群团结，畲族人民真正做了国家的主人。畲汉关系比以前有了显著的改善。
  解放前后生活上有显著变化的典型例子很多，如漈头蓝依水就是一例，解放前9岁死母，11岁死父，成了孤儿。生活所迫做乞丐，到霍童东岗矮满家看牛两年，14岁时帮三斗笼舅家看牛1年，15岁时去八都长镜子林老怒（地主，现已镇压）看牛两年，做长工两年。1951年土改时才回家。在给林老怒做长工的1年中，仅有的4担谷，还被八都镇长余维梓给扣去父亲手欠下田租尾1担谷。替人做长工，不管寒霜冻，三餐吃罢就出工，每日出工12小时，冬天穿1件单衣，冬夜无被还得与别人合铺。解放后，1951年回家，土改分得两亩水田，已有0.7亩茶园，加上自己开荒1亩山园，每年可收360～400斤谷子，550多斤地瓜米，除统购3～4担外，粮食足够维持全年生活。1951年添置一床棉被。1953年因有了积累也结了婚，妻是高山人，1957年冬生了一个儿子。1951年参加互助组，1956年参加初级社，1957年便参加高级社。生活一年年好起来。夫妻二人1956年初级社病了40天，全年实得1860分（他自己做1600分），每工分5～6角，除扣回农本、贷款外，年底还有余款过新年。几年来从白手起家，除添置1套需要的家具外，还添1套完整的生活用具，锄头两把，田刀1把，棕衣1件，柴刀1把，斧头1把，粪桶1担，软卷1张，薯䇤10张，薯箩4担，每年还都养1头猪。
  又如漈头雷兴妹，现年28岁，全家6口，解放前在封建地租、高利贷、国民党苛捐杂税的严重剥削下，粮食只吃5个月，7个月吃的是糠、菜、麸，冬天穿的是单衣，睡的是棕衣，火烤，过着糠菜半年粮，棕衣、火笼当棉被的牛马生活。解放后，土改全家分得12亩土地，每年收成除交公粮统购1050斤谷子外，借开山荒、砍柴，做些零工亦能维持全年全家的饱暖生活。1956年参加初级社，与弟两人全年得3500分（每10分值3.8角），年终结算后，还有19元的余款。
  （三）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
  1．学校教育的发展
  解放后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也大力支持。1952年宁德县共成立民族小学5所，学生177人，到1957年又办小学16所，其中民办8所，共有学生414人，占全县畲族学龄儿童的25.6％。在1957年福建省曾拨少数民族教育费4000元给宁德，新建校舍1所，修建5所。到1958年又成立小学8所，学生达891人，占全县畲族学龄儿童的55.13％。现在共计畲族小学24所。几年来计初小毕业生42人，升高小的13人，升初中的有3人。在教学中多是用汉语普通话和宁德方言交叉进行，也有对较小学生用畲族语的。教员多是汉族，学生成分绝大多数为贫雇农子弟。
  现以南山片为例，1956年在南山村成立了1所民办小学，没有教室更没有教具，到了1957年，政府拨款1600元。建起了1座3个房间的新校舍，现有学生50人，并且建立了少先队的组织，有队员36人。按全片的统计来看，南山有学龄儿童133人，入学儿童85人，入学儿童占学龄儿童的56.6％。在漈头片，1952年就办起了公立小学，当时学生只有28人，现在已有学生63人，分漈头、高山两村上课。另在猪姆石又有1所民办小学。现据统计学龄儿童也有135人，入学儿童87人，占学龄儿童的64％，并且也于1956年建立了少先队，现有队员28人。计每年政府要付漈头小学的教育费（包括教员薪金）为1043元。学生们一般都能讲普通话，同时有些教员又能讲畲语，这对教学是十分有利的。再者，据我们调查过的3个地方，各小学都搞勤工俭学，参加劳动，其中尤以南岗民办小学做得好，教师带领学生去采茶籽，在秋收突击运动中，小学生们也有组织地去割稻，这是很好的。
  现将南山、涤头、南岗各片的小学教育情况列表于后：
  2．扫盲运动和文化普及
  解放后畲族人民在党的关怀下，也开展了扫盲运动。解放前畲族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识字的人极少。以涤头为例，解放前全漈头能识六七百字的人也不过5个。也有些孩子曾和私塾先生读过书，不过为数极少，像南岗全村不过4个人，同时因缴不起学费也念不了许久。所以过去畲族多不识字，更因此常受汉族奸商地主的欺骗。解放后政府在设学校之外，还帮助成年人学习，开展扫盲运动，群众的学习热情也很高，十分积极，历年来经过扫盲培养出不少干部，而其中尤以1958年的“文化大革命”成绩最显著。在8月份提出来苦战多少天，摘掉文盲帽的口号，畲族人民便积极地行动起来。例如，漈头片，其中14～40岁的文盲共406人，全部参加扫盲，经过12天的苦战，扫盲毕业的达372人，占总人数的81％以上，毕业标准是会读1500个单字。人们非常热情，尤其妇女，把书随时带在身边，田里读，路上读，早上不梳头读。每天要记120个单字，在12天之后，实现了无盲乡。在南岗当时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在它的领导下，全乡14～40岁的378个文盲，除民工外出以外，全部参加学习，完成人数也占全体文盲的80％以上，经过18天苦战，实现了无盲乡。
  在实现了无盲乡以后，又普遍成立了红专学校和技术学校。在涤头，每个生产队都有1个技术学校。在南岗有35个干部在红专学校里学习文化和政治时事。在技术学校里，是一般社员经过扫盲毕业的都可以学习文化、政治和生产技术。参加学习的有249人。畲族群众不但学得了文化知识和政治理论，而且还逐渐学习了新的生产技术，成为有文化、有理论、有技术的又红又专的新农民。一般担政治课的都是党支书记。
  现在把乡片的扫盲情况列简表于后：
  3．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
  解放后在县里以及各乡镇都建立了妇幼保健站、接生站、卫生站，并对少数民族进行免费医疗，还组织巡回医疗队上山为少数民族治病。1953年在飞鸾区建立了少数民族妇幼保健站，在漈头建立了少数民族接生站，并先后两次派出医疗队，共诊治1895人次，减免药费800余元。1958年实行免费医疗，到8月底为止共达359元，门诊357次，其中住院医疗6人，用费112元。又对梅毒进行普遍检查、治疗，据1957年统计，医好达1833人，药费1091元。
  普遍培养畲族自己的接生员、兽医，在各片抽调人员去县里或是镇上集中学习，例如：南山的雷素梅，漈头的雷光旺等人是去县里学习过的兽医，现在也可以医猪疫、打猪针。另外在漈头、南岗等地都有经过训练学习的接生员，她们在新法接生提高儿童成活率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略）此外，每年都有巡回医疗队上山，为畲族群众打防疫针，同时在南岗，每年八都镇的巡回医疗中医队要到山上来两三次，为畲族治病。总之，解放以后，畲族人民生病再不求于神佛，而是请医生看病，政府也给了一切便利的条件，因此，解放几年来死亡率大减，人口数目激增。据南岗了解，解放前每年约死几十人，而仅以1944年为例，因患瘟疫，仅在1个月中便死去24人。而1958年1月到11月为止，仅死1人。涤头片在解放前平均每年也要死几十人，而解放后平均才死二三十人。
  在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四害运动”中，畲族人民也和汉族一样发挥了足够的干劲。例如：南岗片，在1958年的卫生运动中拆厕所，洗房屋，打扫天井和村路，计从6月27日到7月3日为止，即清沟8条，清渠12条。在“除四害运动”中也全体动员，尤其是小学生，教师带领学生打麻雀、捉老鼠，南山仅小学生捉麻雀就达24只。南岗从除四害开始到1958年5月1日止，即捉老鼠445只，麻雀74只，并且动员人们打苍蝇、蚊子。不过因没有长期坚持下来，所以没有进到四无乡。另像漈头，因宣传工作做得不够，群众中还有不敢杀生的迷信思想，所以做得不够彻底。现在在南山、漈头、南岗各片，都普遍实行了牛有栏，猪有圈的卫生制度。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一些疾病不常见，例如：解放前在畲族流行的疥疮和大肚鼓，现已基本消灭。卫生情况的好转，自然地给群众健康带来莫大好处。
  （四）解放后精神面貌的变化
  解放后随着经济、政治的翻身，文化生活上也有新的改变。
  首先表现在民歌上，民歌是畲族人民最普遍的文娱方式，所以在这方面有了集中的代表。过去在民歌内容上只有历史传说、民间故事、情歌等，同时在这里面也暴露了过去的痛苦生活，悲哀的诉说；而解放后就产生了新的内容，这说是对解放后幸福生活的歌颂，它的内容很丰富，有歌颂共产党毛主席的，有庆翻身的，有歌颂劳动的，有喜丰收的，并且自从大跃进以来更创造出很多反映社会主义飞跃的事迹、群众的干劲、胜利的信心等等。这些新民歌多是畲族人民自己编的，也有著名歌手们编的，其中像新楼的雷其资就编有很多，并有不少在《宁德日报》上发表过的。还有漈头的钟银蓝，新楼的雷长坤，南岗的钟成光等人也编了不少。并且这些歌也被抄成歌本流传，为群众所喜闻乐唱，有时我们请他们给唱两首歌听，他们便唱解放后的新歌。下面抄录两首：
  争先赛跑看谁红
  东风压倒了西风，农业生产打冲锋；
  钢铁高炉遍乡社，工厂马达响轰轰；
  今年实现机械化，明年宁德铁路通；
  工农并举大跃进，争先赛跑看谁红。
  这是宁德县雷心昌同志编的。
  准备做好夏收
  总路线灯全国红，照耀早稻蒲洋黄；
  谷子粒粒似黄金，社员夏收好决心；
  人人称赞早稻好，夏收工具准备清；
  准备日夜来接收，来个一粒不落空；
  装进仓库保存好，社员口粮无困难；
  支援国家的工业化。
  这是宁德新楼的畲族雷其资同志编的。
  像这样的新歌真是举不胜举，像《食堂十好处》、《夫妻月下对唱毛主席爱人民》、《解放歌》、《大跃进》等等。
  在废除旧风俗习惯上，破除迷信上，畲族人民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改变了过去的落后状态。在风俗习惯上，几乎凡是不利于生产的都去掉了。在婚嫁上开始宣传新婚姻法以后，便有了自由婚姻的萌芽。例如：漈头茶厂的厂长曾经人介绍和一福安妇女结识，经自由恋爱而结婚；另在南岗等地，也是父母要征求子女的同意才能办喜事。另在婚姻上过重财礼早已不见，漈头雷高喜1957年结婚，据了解，只做了1件新衣，再请客人吃1桌酒之外，便没有花钱了。在结婚时过于繁复的仪式也已废除或是简化了。我们在南岗时曾有四五家结婚的，新娘多不用轿抬，而且举行拜堂的只有两家，这种拜堂也比过去简单多了。
  在丧葬时，也没有过去那一套迷信的超度等等，只是人死后便收殓埋葬而已。
  在禁忌方面更是百无所忌，过去那些不准做污秽事，不准挑粪的日子早已被热火朝天的积肥运动所淹没；不准下地拿锄头的日子也为“生产大跃进”的干劲所冲跑。对于这些，现在谈起来，人们只是笑一笑说：“那是解放前事情，现在谁还理这一套！”
  在祖先祭拜方面也已不像过去那么神圣了，除一些老人外，一般人对祖杖、祖图、族谱等并非十分珍视。像在漈头已无祖杖，据了解是做柴烧了。在南山、漈头，有些忠勇王的神主牌位已盖满灰尘无人看管。逢节日也不再张挂祖图，同时很少有祭祖的事情。
  另外对神佛的信仰上更是完全破除了迷信。现在已无人点香念佛。并且有的小庙已经充做仓库或是无人看管。人们对菩萨及其他神佛早就没了印象。得病也再不求神驱鬼，而是请医生看病。在“除四害运动”中，除个别老人仍不敢杀生之外，一般群众都积极行动，消除四害。
  祠堂和族长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级社，是党支书。一般群众都爱社，爱党的领导。像漈头的雷氏祠堂现在已经改作了茶厂。家庭虽然仍旧存在，可是自从1958年下半年的食堂化以来，生活也集体化了。在合作社里人们一起劳动，财产集体所有，逐渐消除了私有制的观念，尤其是经过“大鸣大放”群众充分认识到合作化好处。在高级社里孤独户都得到了照顾，再也用不着过嗣儿子了。如今成立了人民公社，经过宣传，人们都说，这以后就好过了，孩子可以念书，不用自己操心，不但吃饭不要钱，穿衣也不要钱，只要好好干活，不愁挨饿受冻。
  群众文化事业也有了发展。一般都订有报纸，像《宁德报》、《闽东日报》、《福建日报》等多份，还订有《民族画报》、《民族团结》、《红旗》、《红与专》等刊物，而像南岗，最近还订了《人民日报》。在宁德原有的9个民族乡里，在1958年上半年就有6个地方有了电话，例如：其中的南山，而像漈头在10月份也装上了电话。逢有电话便一般有广播筒，这无疑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政治学习等方面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另外县里共办了4个文化站，其中有一个建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八都猴盾，政府开支1000多元经费，站长也由少数民族担任。此外还办俱乐部，像我们调查过的南岗，就在1958年成立了俱乐部，由高级社拨款，买有胡琴3把、笛子1个、乒乓球拍1副，并有篮球1个，修有1个篮球场。据县文化馆的计划，以后准备乡乡办俱乐部，这对活跃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将有很大贡献。在各民族乡都有邮递员来往，多者每天1次，少者两天必来。
  解放以来，在少数民族中电影的放映有很大发展，1954年中央派来少数民族电影队，上山为少数民族放映。最近宁德县计有两个电影队，少数民族地区平均每年可放映两次。像南岗人就曾看过两三次电影，其中1957年那次是县民政科蓝信才同志去北京参观后亲自带来的影片《刘胡兰》。每年春节有民间剧团上山为少数民族作慰问演出，畲族人民无比欢迎，他们敲锣打鼓，杀猪放炮，呼喊着“毛主席送戏来了”去欢迎剧团，他们感激地唱出“千年没见锣鼓响，万年没见戏上台”，而今戏台就搭在自己门前，真是想不到梦不到的事情。1958年在不误生产的前提下，县里开了少数民族春节联欢会，给群众很大鼓舞。另外像漈头的钟银蓝，新楼的雷长坤都曾到福州演唱过，是甚得好评的年轻歌手。
  （五）民族关系
  解放前畲族虽受着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但是和汉族的劳动人民都一向有着友好的往来。不论在经济上，文化上，双方都有着密切的交流和深刻的影响。我们调查过的南山、漈头、南岗，这类事例多得很。在婚姻关系上畲汉两族早就有联系，最突出的便是南岗片的丹斗村，那里所有的男子都是娶汉族妇女为妻。在经济上是互相支援的，像南岗片树林较少，唯有汉村韩厝林最多，那么南岗畲族便都到韩厝林去砍伐木材。在生产技术上，畲汉的生产工具都是一样的，几乎无法判断是谁向谁学来的。在房屋建筑上，据了解畲族是直接从汉族人那里学得的，所以现在畲族住房和附近汉区完全一样。在文化上的互相影响，曾在文化交流里谈到过，无论是民歌内容、鼓吹曲调、审美观点，还是语言，各方面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畲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历来都是延用汉字，这足以说明畲汉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而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建立起来，民族团结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解放前宁德的畲族曾和汉族一起参加过革命斗争，解放后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一起前进。
  解放后新的民族关系体现在下面许多方面的事情上。首先是出现了真正的民族平等，畲汉两族在彼此尊重、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建立了同志关系，“畲姆”、“畲婆”辱称再也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同志”，也有称畲族妇女为“劳动姐”的，畲族对这些称呼都非常高兴，并且也称汉族为同志。若有汉族干部到畲族家去做客，他们都非常热情的欢迎，十分亲切。同时在1957年建立民族乡，这具体体现了畲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实现了民族自治。另外在县人民代表中有10个代表是少数民族，在县和区的干部中也有很多畲族，像这种政治地位的空前提高，畲族自己“做官”的事，畲族人民非常感激共产党的领导。这些方面的具体情况曾在政治部分有所提及。
  汉族对畲族在解放后，又进行了兄弟般的援助。这表现在培养干部方面，帮助提高文化方面，传授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方面。畲族干部的培养是非常全面的，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学习政治理论，从兽医、接生员，到生产队长、社长、党支书、乡县级的领导干部，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在政治部分也曾谈到过。南岗、漈头的社长都曾到福安去学习过，其中在乡、县里有很多脱产干部过去一字不识，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已负担了一定的领导工作。像民政科雷心昌同志1953年曾去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过政治理论，回来专搞民族工作。另像在提高文化方面，一般小学教师都是汉族，他们都全心全意地努力做好教育畲族儿童的工作，毫不诉苦叫冤。也有扫盲时教员是汉族的，这些教员都多会讲畲语，像南山的陈腾理同志，漈头的彭其辉同志等等，他们在帮助畲族人民提高文化水平、进行文化建设的事业中，都起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的传授上，汉族也是兄弟般积极地给予帮助，例如精耕细作、推广新式农具、推选先进的生产技术等很快地传到畲族地区，并且在畲区也马上开展了提高技术增加生产的运动。尤其在大跃进以来，密植、施肥、选种、兴修水利等运动，畲族都和汉族人民一起开展。汉族不但帮助畲族兄弟一起斗倒了地主，分得了田地，而且在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伸出了兄弟般的支援之手。
  而畲汉两族一些细小具体的互助实例，就更举不胜举了，尤其在畲村和汉族相毗邻的地方，或在一个高级社里，一个民族乡里，这样的事例更多。以南岗为例，畲族和汉村韩厝林在一个片里，在各项生产工作中总是相互支援的，例如南岗去金垂围破塘坑为田，韩厝林便调民兵去援助3天，合计3100多个工；又4月种早稻时，韩厝林缺少稻秧，畲村后岗山和南岗都争先援助，结果后岗山支援了20多斤稻种的好稻秧，使之没有耽误生产。10月份收割稻子，南岗又派15人支援韩厝林，合计20多个工，而韩厝林和丹斗兴修水利，韩厝林也派去很多人支援。总之，不论是划民族乡或是并乡前后，汉村韩林厝和南岗所有的畲族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生产上更是发挥了协作精神。另像漈头片，在今年割稻时七都也派人来支援，而且漈头的铁厂和七都的铁厂是合在一起的，洗铁砂、烧木炭、炼铁，畲汉民族都是一起干。
  现在畲族和汉族一起成立了人民公社，同在一个人民公社里。南山加入飞鸾人民公社；漈头加入七都人民公社；南岗加入八都光辉人民公社，这样一来畲汉劳动人民更是同在一个公社之家里。共产主义的大协作把畲族和汉族人民更团结得密不可分，他们将一起在党的领导下，驾着人民公社的火箭飞向共产主义。
  福建福鼎县畲族情况调查
  调查：陈元煦 蒋炳钊 张善诚 雷林其（畲族） 钟德铭（畲族）
  整理：雷爱娇（畲族） 陈元煦 蒋炳钊 张善诚
  一、地理位置及人口分布
  福鼎位居闽东北部，紧邻浙江。东和浙江平阳相接；西与福安、柘荣相邻；南与霞浦分界；北与浙江泰顺毗连。境内山峦起伏，地势高峙，本县政治文化中心和农产品集散地之桐山镇，就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是一个名实相符的山城。两条公路，穿境而过，向北，可通浙江温州；往西，可抵福安、福州。公路沿程，伸展有许多支线，蜿蜒向丰饶的山村；从内海放舟可达霞浦等地，水陆交通，尚称便利。
  福鼎县是个方圆的山城，共有72299户，258010人。勤劳勇敢的畲族人民，就棋布在崇山峻岭，星散在8个区76个乡镇，共有4852户，16689人，占全县总户数6.95％，人口数6.79％。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辟山地，垦田园，种植水稻、番薯；高山之巅，垦殖茶树。除农业以外，茶叶也是畲族人民主要收入之一。此外，还兼营编竹器、烧炭、狩猎等副业生产。
  二、族称来源及其传说
  自古以来，畲族人民就以“山客”相称，意即从外地迁来居住山上的人。又因他们“傍山吃山、傍湖吃湖”，故又自称为“吃客”，此种称呼，并不普遍。畲族这一名称由来已久。由于国民党对他们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汉族地主侮辱谩骂他们为“蛇民”、“邪婆”、“臭蛇姆”，使他们普遍对承认自己是畲族有所忌讳，而代代匿称，年复一年，数十年后，一般人只知自己是少数民族而不知族称何谓。有的以苗族相称，直至解放后。国民党民族压迫之甚，可以想见！
  解放后，畲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国家主人。几年来，他们要求党和政府正确处理族称问题，当党和政府正式承认他们为畲族时，他们奔走相告，无不欢欣鼓舞。只有在党领导下，畲族人民才能找到正确名字来称呼自己民族！
  “畲”字意义与来历在汝南《蓝氏宗谱》有详细的记载：“……惟字典内有畲奢贰音，释为三岁治田曰畲，奢又曰火种也……老叟雷有金云：开山为田，以供田赋，高地无水之处，栽种山苗——我们所谓奢禾。该地邻人因我们业种奢禾，遂称呼我们曰奢客，如今之采茶人俱称曰茶客一类。”
  至今，畲民的生产尚有许多地方保留古代习惯，他们居住深山野岭，多是梯田，每岁耕作如劈田塍，烧草木灰作肥料等往往都留存着刀耕火种的迹象。畲语“稻”音“禾”，亦与记载相行不悖。
  畲族有崇拜龙期的习俗。蓝、雷、钟、李诸姓，有龙头杖、《高皇歌》等遗留下来，这些特点久而相传，很确切地认为是他们习俗方面的特点。
  本县畲族并非土著，而是外省迁徙来。据说，他们的祖先最早居住广东潮州凤凰山，因生齿日繁，才散居雷州等地。其后，有一支从雷州迳往湖南长沙、武陵诸地。
  冯翊郡《雷氏族谱》载：“帝以三公主招为驸马，徙居广东潮州凤凰山，以后雷州之地封之，子孙蕃（繁）衍，散居长沙、武陵蛮、交趾皆是矣！”
  到隋唐之间，又有一支从海路扶舟来到福建。
  《蓝氏宗谱》载曰：“唐光启二年，盘、蓝、雷、钟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向导，由内海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时徙罗源大坝头居焉，盘王碧一船被风飘流不知去向。到明季之间，另一支来福建经闽南，北徙连江、罗源、福安、霞浦，由福鼎折入浙江，这是陆路跋涉来的。而进入福鼎的路线却有二：一霞浦，一福安。”
  颍川《钟氏宗谱》载曰：“及询所由来，知若祖良贡公原自闽之南安人也，明季之间，自闽来浙……其派居鼎之长岗、长园，皆闽中一脉所从出。”
  冯翊郡《雷氏宗谱》载曰：“深考其旧谱所载，前明始讳于华公父子同迁霞邑，后改迁福鼎十四都大旗坑牛埕下。”
  《雷氏宗谱》又有记载：“入闽抵福安，迁鼎之牛埕下，生三子……三名法罡公移居平邑。”“我始祖法罡公……自牛埕下复迁平邑……是为浙肇基之始祖也。”
  陇西郡《李氏宗谱》的记载与以上并不相违：“……传至万十三郎公，由鹰落洋（霞浦）转徙白岩（福鼎）……生男六……派衍泰顺……迁平阳。”
  《高皇歌》亦记载曰：“广东人民达千万……广东搬来去下口（闽南）……也有搬走去福州，也有搬走去罗源，也有搬走福宁府……也有搬去浙江城。”
  在漫长的流徙过程中，每经过一个地方并没有全数迁走，迁走的只是一部分或是绝大部分，其余乃在原处安居下来，故迁移沿线，都有畲民住居。
  这里，家喻户晓地传诵着畲民祖先的传说。据说，他们的祖先名叫龙期。在上古时代，因平番有功，高辛帝妻以第三公主。结婚后，入山居住，生三男一女，长子姓盘名自能，次子姓蓝名光辉，三子姓雷名巨佑，女配婿钟志深。
  畲族中这个传说不是普通的故事、寓言或传说，而是具有神圣意义的民族起源与图腾信仰，非但家喻户晓，口口相传，而且有依此绘成的“祖图”在祭祀中悬挂，各姓宗谱开头与祖图卷末，还有文字记述，又有歌传如《高皇歌》等。畲族社会的发展虽则已经超过了原始社会的阶段，而这种民族共同的信仰却用来作为民族的记认，维持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以巩固居处十分分散的同族人民的团结。由于民族的歧视和不平等，使畲族人民坚持信奉这种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图腾，以表示畲族的共同性，而巩固民族内部的感情与团结。
  三、政治概况及革命斗争
  （一）政治情况
  解放前畲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同样遭受国民党反动的统治，生活极端穷困。由于畲族人口既少又分散，住在偏僻的高山上，耕的是层层的梯田，土地贫瘠，交通十分不便，而且在旧社会劳动人民是最被瞧不起，被看成是“下贱人”，农村被视为贫穷与落后的象征。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非常歧视，更不以人为待。畲族还受到地主和资本家残酷剥削。人民不仅吃不饱穿不暖，甚至终年劳动所得拿来交租还不够，简直是民不聊生。特别在1936年革命低潮后，反动派对他们的抓丁派款更是层出不穷，反动保长如此侮辱他们说：“你们‘土匪’（指参加过革命）可以当，而为什么兵不可以当呢？”特别是湾头保长与牛埕下的畲族人民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例如牛埕下雷家臣一家6人，受到国民党抓丁派款，弄得家破人亡：出卖妻子，儿子送命、父亲被抓受刑，回来不久死去，母亲因饥饿夺去了天年，剩下兄弟俩只得把家里财产全部变卖光，离开家乡到深山远谷去安身。从这个辛酸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旧社会吃人的罪恶，类似这种情况在畲族地区并非个别。早在保甲建立之前，畲族人民就遭到形形色色的敲诈，流氓经常到畲族地区鱼肉人民，作威作福，横行乡里，群众无时不提心吊胆。雷振桐的妹妹就是在小时候被国民党兵吓坏而成疾的。
  反动保长经常以“抓丁”为名，或耍尽其他伎俩，强迫畲族人民给钱。由于畲族人民在这样严厉而残酷的统治下纷纷逃匿，保长捞不到钱就另择手段，当时牛埕下许多淳朴的劳动人民，为了能安心生产，结果被骗去许多钱财。
  由于国民党的强迫抓丁，男人逃匿居山洞，雷汉昌就是因住山洞脊背被白蚁咬烂的。妇女在家里提心吊胆。田园有种无人管，没有施肥和除草，田地荒芜了。以陶必山一村为例：1936年以前该村有20户，1936年只剩下13户40人，到解放时土地荒芜了四分之三。特别是1939和1940两年国民党抓丁猖狂，逃匿的人更多，饥饿死亡人数更是大大增加。如雷汉昌家1936年粮食还可维持到翌年4月份，而1939年则成为讨饭户。畲族人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苦难是说不完，从他们编出的几首山歌中，便清楚地反映出他们对国民党的刻骨仇恨。
  介石贼仔实在呆，各村各户做门牌；
  百姓都要大落难，大小男女苦哀哀。
  各府成立保甲长，月月派款几多两；
  介石贼子无良心，各府各县抓壮丁。
  保长吃银风吃草，正正好抓穷苦人；
  仔那（儿呀）抽丁难回转，爹娘想来泄买做（不会耕种）。
  田园毛做（无耕）成荒山，保长做事不公平；
  几多夫妻甲尽好（感情很好），一时分散隔天边。
  被被拿去无被盖，大小男女苦哀哀；
  锅那拿去无锅煮，害人家里拿钵煨。
  从以上这一小部分事实和歌谣中，不难看出畲族人民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辛酸日子：朝不保夕，妻离子散，卖妻鬻子，生产荒废，田园荒芜，生活是处在水深火热的苦海中。解放前畲族地区保长绝大部分都是汉人地富来充任，甲长被迫轮流当。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候，畲族人民只有被抓丁派捐的义务，不敢在家住，不敢出门，不敢在一起生活和工作，这就是他们解放前的政治待遇。瓦窑坪钟大桩很感激地说：“如果没有解放，我们全村现在不敢在瓦窑坪住，也没有饭吃，路也不敢走，平时也难看到一个青年人。”
  由于国民党的压迫，英勇的畲族人民，忍无可忍，曾奋不顾身自发掀起了几次斗争。他们用田刀、木棍和国民党军队进行搏斗，特别是双华和附近人民掀起了3次反抗国民党收鸦片税的斗争，其中以1930年和1932年规模最大，国民党派来两三百个士兵，群众得知，立即鸣锣集众，聚结山头，用土枪土炮和石头给予还击，打得敌人狼狈不堪，使得国民党兵不敢进村捣乱。以后为了防御国民党兵继续骚扰，便在山头筑起防御工事，把山上通行大道破坏，山头堆满石头及木头，准备再给予敌人迎头痛击。
  （二）革命斗争
  福鼎靠山临海，交通不便。全县以前8个区91个乡镇中，有76个乡镇居住着畲族，人口16000多人。他们绝大部分居住在偏僻的山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而居住的地区大部分是革命根据地，对革命有过自己的贡献。
  福鼎畲族的革命斗争是离不开整个福鼎地区的革命活动的开展，因此要知畲族的革命斗争，必须先了解福鼎的革命情况。福鼎革命比福安迟，1930年下半年由叶秀藩、黄淑宗同志首先在沿海一带发展起来。1931年7月公开建立苏维埃政府，成立福鼎县沿海区等组织。革命开始由沿海到山区，畲族居住地区既小又分散，有聚居村，没有聚居乡，因此革命一开始就和汉族地区交杂一起而同时开展起来。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畲族人民是饱受地主高利贷的盘剥，再加上民族的歧视，其痛苦比起汉人实有过之而不及，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英勇的畲族人民在反鸦片捐税中，曾掀起了数次规模巨大的反抗国民党的斗争，锻炼了他们的斗志。随着党的活动在全县各地开展起来，畲族地区人民同样以英勇的姿态先后卷入革命斗争的行列中，开展打土豪分青苗分粮食的斗争，从秘密的宣传鼓动一直到公开的武装斗争，人们都是刚毅果敢、忠心耿耿地跟着党闹革命。1936年是革命最活跃的一年，与此同时，党提出“五抗”、“打倒地主土豪”、“分青苗”、“分田地”等振奋人心的口号，立即成为群众的行动目标，群众组织起来了，建立了红色政权——区、村苏维埃政府（牛埕下建立过苏维埃政权，浮柳、白石组织了霞鼎东北区政府）。
  随着革命的发展，各地一开始就抓财政、斗地主。单牛埕下就抓了20多人，筹到许多款项，解决了游击队和工作人员的给养，购买了枪械，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活动。当时在浮柳白石区政府所在地曾雇来12个裁缝，共做了300多件衣服，还有干粮袋和帽子，发给参加红军的人员及工作人员。除了衣服外，还发给鞋子、钢笔等日用品，并有微薄的饷给。同时还雇来7个人，造了50多把鸟枪和一部分假枪，并没收地主反动派的土枪来武装农民，破坏敌人的交通。早在1935年8月，党曾领导一次大规模的破坏敌人交通活动，锯电杆、割电线，破坏敌人碉堡，单双华和二区大路就掘掉5个，给予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革命开展较早的双华地区，在1934年3月就向地主开展斗争，把反动地主蓝廷玉之子蓝青容、其弟蓝景算及地主雷德禹等4人杀死，其他地主反动头子都像落水狗一样夹着尾巴到处逃窜，有力地打击敌人的嚣张，使群众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与此前后，华中、华阳、山兜以及其他地方有100多个群众曾浩浩荡荡地掀起一次示威游行，显示了革命的巨大力量，给予敌人莫大震惊。
  除了抓财政、斗地主以外，在1936年还普遍地开展分青苗、分粮食的斗争。秋季收成后，把交给地富的租谷集中起来，抽20％作军粮，其余部分按人口分给缺粮的农民。分粮时首先烧毁地主、反动派的契据，然后对应分青苗户进行登记，发动农民到指定的地点割稻子，进行平均分配。同时在武装配合下也到白区进行征收粮食。当时每人平均分到150斤粮食，有的地区较少。
  为了革命工作的联系和配合，保证斗争顺利进展，在革命地区纷纷设立交通站，浮柳白石区政府所在地曾成立一个交通部。除了联系本乡、本区和本县外，还联系邻省的浙江、接壤的福安、霞浦等县。双华就是一个联络站，经常与浙江、霞浦联系。在革命斗争中也建立起地下党组织，双华、苏木洋各成立一个党支部。
  随着革命的蓬勃开展，建立起武装组织，各村相继组织了肃反队（后改编为游击队）、义勇军、抗租团，设立步哨站。经常组织群众日夜轮流站岗放哨，打听敌人的消息，监视敌人的活动，保障了革命同志的安全和工作顺利进行。
  在经济斗争的同时，还开展军事斗争。双华畲族人民曾数次配合红军攻打蒲门、马站等反动据点，规模最大的是1936年2月，有300多人配合刘英部队进攻马站、赤溪，大获胜利。浮柳的武装群众曾杀死第80师高排长，缴获轻机关枪一挺；牛埕下畲族人民配合红军曾开展过12次的斗争，缴获大量物品。随着斗争的胜利开展，壮大了革命的声势，使得反动派闻风丧胆。在革命活动过程中，敌人总是千方百计想扑灭革命火种，绞杀革命力量，但并没能如愿以偿，我们红军英勇机智，每当革命时机到来时总是先发制人，使得敌人计尽技穷，疲惫不堪。
  通过实际的革命斗争，教育了畲族人民，启发了革命的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才能够消灭凶恶敌人的真理。因此，就是在敌强我弱，敌人的兵力暂时还占着绝大优势的时候，觉醒了的畲族人民对革命却满怀着热忱与希望。他们从革命一开始就表现非常英勇，即使付出了生命也在所不惜。畲族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例如1936年4月，蓝青改同志被捕，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施尽毒刑，但他毫不畏惧，就义前还从容地向周围的群众告别，并痛骂国民党：“我是红军，你杀死我一人不要紧，今后还有许多红军能替我报仇。”并呼吁群众，“我们一定要革命”。惨无人道的刽子手砍断了他的头，又挖出他的心肝。群众无不被蓝青改的英勇行为所感动。往里村钟邦基被抓到桐山吊打灌水，受尽酷刑，但是敌人始终没有从他口里得到什么东西，由于群众守口如瓶，使得敌人无计可施。畲族人民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地爱护革命同志，当时革命主要领导者林辉山曾携眷居住华中村后面一个山洞里达半年之久，群众为他送饭，多方保护他的安全。区长希眼生病，群众晚上把他背上山，白天抬回来，无微不至地护理。兽性成习的反动派，杀害了我交通员李信群还不止手，还要灭他的家，幸而孩子逃出，躲在李思凑家里。李思凑一家不顾危险掩护李信群的孩子，充分体现了群众和革命同志间的阶级友爱。这样的英勇行为不胜枚举。我们还不能忘记一个为党的工作出生入死的女通讯员，这就是双华蓝梅花同志。她今年已近花甲，在1934到1936年坚持为红军送信，她的爱人李吓金是当时双华领导人之一，经常外出，家里还有3个小孩，晚上叫哭乱跑，但这些个人之事在她的思想中显得是那么渺小。她总是贪早摸黑及时送信，登山越岭，受尽风吹雨淋，度过寒冷的夜晚，把信夹在发髻里，缝在棉袄里，有时以“走亲戚”为名，有时装成“讨饭”，在国民党匪军的面前，她总是这样混过去。由于她的聪明机智，从未被敌人发觉过。爱人牺牲后她仍坚持革命。当我们访问她的时候，她是那样爱憎分明，又是那么和蔼可亲，充满着革命的乐观精神，我们不禁为这位平凡妇女作出不平凡的事迹所感动。
  畲族人民不但是勤劳勇敢，而且又是富有革命传统的，他们利用鸟枪和梭镖配合红军作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度过了多少风雨交加、霜露俱降的夜晚；没有棉袄棉被，只有凭一颗革命的心熬过山野严寒封冻的冬天。
  由于革命的迅速发展，红旗到处飘扬，沉重地打击了地主和反动派，嗜杀成性的国民党军队，自从革命一开始就越来越不择手段进行迫害和摧残。
  在1936年10月后，福鼎形势起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以第30师1个师的兵力配合地方的反动团队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全面的进攻。敌人又在政治上编保甲，实行法西斯的统治，利用“自新”政策分化革命内部。在军事上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建立碉堡。例如浮柳白石是当时政治的枢纽，区政府的所在地，从1936年10月到12月的3个月间，曾先后受到国民党兵的10次围剿，并在附近停仔村建筑起炮台，敌人多至300多人，最少也不下几十人。同时政治上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双华的西庵、北坑头、对面山村就是被国民党全部烧光、抢光，牛埕下被杀死20多人，房子被烧38座58间，倒塌78间，损失东西难以数计。
  以上这一些事实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但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敌人是如何地变本加厉镇压我革命活动。从正规军到民团以及强编的壮丁队，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反动势力，全面疯狂地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更严重的是，敌人强迫老区人民“移民并村”，进行严厉的监视。在敌我力量悬殊，暂时敌人兵力还占着绝大优势的时候，1936年底许多地区革命同志被迫离开。虽然某些地区还继续进行斗争，大多数地区革命暂时受到挫折、中断而停止下来。
  总之，从畲族较集中的双华、佳阳、浮柳、瑞云和牛埕下5个民族乡为例，革命骤起骤息，除了佳阳苏木洋村有5年之久评为基点村外，双华只有两年多，其他地区时间更短，解放后多半评为一般苏区。畲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过一些斗争，经过了土地革命和坚持3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群众也初步发动起来。革命活动从秘密到公开，从宣传鼓动到武装斗争，建立了红色政权，打倒了一些地主，同时也分到了一些粮食，革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尚未分过土地。由于时间较短，有的地方如浮柳农民分到的胜利果实在低潮时仍被地富抢走。由于敌人的不断摧残，使得正在萌芽成长的革命新生力量受到严重的摧残，许多革命同志为了人民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畲族人民的英勇革命斗争在人民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随着革命力量壮大的同时，也混进一小撮阶级敌人，如恶霸、走狗、民族的败类蓝青伴混进红军，出卖革命。在艰苦的环境中，也出现一些意志薄弱者，如雷振太之流，使革命遭受了一定的损失。
  虽然革命在一些地方暂时失败了，但是革命的火焰并没有熄灭，特别是畲族分布地区很广，有些地方的畲族仍然和汉族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革命。福鼎革命开展虽然较迟，但坚持时间最久，尽管在极端困难，斗争极端复杂的情况下仍一直坚持下来，1949年全县解放时，还保存了党的县委和支部组织。红旗始终不倒，这里也有畲族人民的一份功劳。
  四、解放前畲族地区经济
  畲族劳动人民有着勤劳的传统美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辛劳在高山峻岭之中，从事农业耕种。但是他们的一生却极悲惨，过着“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的非人生活。山高水冷，地质贫瘠，加以耕作粗放，技术守旧固然影响作物收成，但促使畲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并非恶劣的自然条件，而是封建统治阶级。
  畲族劳动人民多是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地主租种田地，然后把一半以上的收获物交给地主，给自己留下贫困与饥饿。畲民常说，我们辛苦终年养活了地主，饿死了自家人！这句话概括了畲族劳动人民在生活重轭下无限苦楚，无限辛酸的遭遇。畲民受饿、受冻之日，正是高利贷活跃之时！地主、富农趁机放高利贷，盘剥农民，一旦叫这条毒蛇缠住，就无解脱之日，辗转数年，本利递增，年复一年，无日理清，祖孙三代协力理债而不清者，亦非少数。其毒之甚，无以复加。国民党反动派也浑水摸鱼，借端勒索，今日摊捐，明日派款，无名之税，甚于牛毛，从上至下巧取豪夺，畲族劳动人民在国民党、地主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压榨下，于是乎卖妻鬻子者有之，典房当地者有之，流浪乞食者有之，服毒自杀者亦有之……广大畲族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这里流传着这么一首歌：
  蜡烛弯弯倒，
  火笼当棉袄，
  典妻又卖儿，
  塞肠用野草。
  它是虎口余生的畲族劳动人民苦难写照，从中可以窥其艰难生活之一斑。
  （一）农业
  1．生产力及其有关情况
  畲族人民多居崇山峻岭，从事农业耕作，本县亦不例外。他们利用溪涧之旁的田，种植水稻；山坡或无水之处，则种植番薯，培植茶树，以番薯水稻为主。
  这里山高水冷，气候干寒，地质贫瘠，多是沙泥黄土，农作物生长不易。水稻以单季居多，四月播种，九月收场，产量极低，顶好田亩产300斤，差的100多斤；一般都在150～200斤，荒年不在此例，颗粒无收的不在少数，所以有“种田得稻草”的说法。个别水利条件较好气候较暖的较平地带亦种双季水稻，但为数不多，产量低。如双华片华阳村早稻顶好的亩产120斤，差的60斤，平均亩产90斤，晚稻好的亩产200斤，差的92斤，平均亩产146斤。
  稻谷用于交租，番薯米是畲民主要食粮。番薯本是高产作物，由于劳力不足，加上肥料欠缺，无力改良品种，只有红薯、白薯和台湾秋三种。因此名为高产作物实不高产，好的园地亩产400斤番薯米，一般均在200斤左右，4担生番薯做成1担番薯米。10月之后，霜露浓重，番薯水分增多，就需要420斤生番薯才能做成100斤番薯米。
  稻子、番薯收成之后，田地任其荒废，只有极少量靠近房屋周围的肥沃田园，才种上大麦、油菜、马铃薯、豌豆之类作物。大麦一般在10月末播种，翌年三四月收成，亩产平均50多斤。小麦畏寒，而这里11月就降霜，故一般不种。浮柳片有人试种过，产量极低，亩产仅有20斤，得不偿失。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经济落后，不重视发展茶叶生产，茶叶销路呆滞，使广大茶农无所倚望，多砍伐为薪。尤其1937年至1938年间为甚，据浮柳李绍连反映，砍伐时多是大刀阔斧，一下子几千株、几万株根枝异处。他家里收成40多斤茶叶，无法出卖，只好让其霉烂，当作垃圾。
  畲族地区，经济林很少，唯有杉木、竹林苍郁终年，用于编制竹器、建筑或烧炭之用，比重不大。其他如乌药、草子可作药材，桕油、桐油等均系土特产，数量丰富。
  畲民主要生产工具有犁、耙、锄头、山锄、田刀、草耙、斧头、四齿耙、镰刀等。这些工具均系铁制，其功能与形状似汉族的，并由汉族铁匠锤打火烧而成。可以看出，畲汉两族人民在文化交流与劳动合作上是有其久远的历史。
  耕畜有水牛和黄牛两种，以水牛为多并普遍应用。
  耕畜的使用率很低，主要使用在犁田耙地之上，运输驮载方面因多羊肠小道交通阻塞关系，大受限制。人们劳动仍然是肩膀加扁担。
  畲族是一个勤劳刻苦著称的民族，男女老少无不参加劳动生产，妇女劳动能力尤其精强，田上田下事务无不勇于担当，她们把孩子捆在背上，跟男人一道上山下地，起早摸黑，毫不以孩子为累。劳动一般无甚分工，只有按劳力强弱作出适当安排。但由于守旧风盛，迷信妇女犁田插秧“影响”收成与“不雅观”的鬼话，不让妇女插手，影响了妇女劳动力的发挥。迷信的揭穿，鬼话的破产，妇女学习插秧，那是解放后的新事。
  小孩从小就劳动锻炼，五六岁就过牧羊放牛的生涯。稍长，则跟大人一道下地干活。十五六岁的孩子肩挑上百斤担子，远行一两公里的事极为普遍。老年人除指导生产外，还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生产，他们虽年迈力衰，脊梁多让苦难给压弯了，但并无示弱。解放后，干起活来，仍不失当年的敏捷与豪迈！
  由于梯田面积小又分散，花时间多，劳力消耗大，加以国民党经常抓丁拉夫，抓的抓，躲的躲，剩下多为妇女与老人，深感劳力不足，农忙难于应付。于是在春耕或秋收季节，农民之间自发展开帮工活动互相支援，不论劳力强弱，不计工资报酬，这种关系纯粹是互助性质。
  那时，尽管多么身强力壮，想图个吃饱穿暖亦非常不易。1亩水田以丰产300斤计算，除交地租150斤，牛租24斤，种子6斤外，只剩120斤，1个人一年要口粮500斤，至少得耕种四亩多田地才够养活自身，还得保证收成，生活之难可以想见。浮柳片蓝朝纱一家5口，耕种11500株田园约8.8亩，其中租种地主田地有7000株，年收成12担谷子，14担番薯米。交地租8担谷，牛租224斤，种子30斤，几占总收成量42％，因而终年劳动所得不够半年糊口。无粮户、缺粮户不可胜计。以牛埕下陶必山村计算，全村13户40人，3户口粮够吃到6月末，3户够维持到4月份，3户够吃到2月份，其余4户均无粮过冬，1人一年平均只有270斤口粮。浮柳片八斗村11户，口粮够维持到4月份的仅两户，其余皆无粮过年，每人平均只有20多斤口粮。饥饿之时，或沿街求乞，或接受雇佣，或从事烧炭伐竹等副业生产，这就是解决口粮的办法。
  畲族劳动人民在长年累月劳动生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何时播种收成，何时施肥除草心中有数。农事活动一般都按一年24个节气安排：
  威胁农作物的除了旱灾就是虫灾，过去，作物的病虫害很严重，种类又多，为害之甚，尤以下列诸类为最。
  水稻方面：蜉流子，以稻根为食，通常以菜油于炎热太阳光下喷洒三四次即可消灭；琉球虫，寄生叶上，以叶为食，或用木梳梳除，或用手捉；枯心虫，匿居稻秆之内，蚕食稻秆，为害甚大，不易发觉，不易消除；螟虫，发生于三月秧苗中，以拔苗除之。在双华还发现一种叫臭龟虫，1929年开始发生，威胁极为严重，一旦发生，株连全片，受害之田，亩产只剩20～25斤。
  番薯方面：以食叶的金龟子、九节虫，食番薯的臭虫、土猴等为害最大，一般只用手捉。
  风灾对作物的摧残亦相当严重，往往在水稻扬花孕穗之时，风暴突临，把到手的果实刮得一干二净，因而群众中有句谚语：“只怕风灾，不怕员差。”（员差指国民党喽罗走卒）此外，还有山猪、麂等破坏农作物。
  解放前在经济十分贫困的情况下，人们对自然灾害的防治是无力的，除了求神问佛、祈望保佑外，只好使用人力作局部消除，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提出“人定胜天”与自然挑战的行动口号。
  2．生产关系
  解放前本县畲族地区土地大都为地主所占有，以浮柳统计，全片畲族293户，无田无地的有223户，约达总户数76.2％强。占全片0.7％户数的地富，却拥有42％的土地。牛埕下片共有水田589.6亩，地主雷振其1户就占115亩，几达1/5，双华片260户畲族中，地富就有15户，集中在华阳、华双二村。华阳村64户中无田地的就有42户。
  无地农民为了求取糊口食粮，他们或接受低资雇佣，出卖劳动力，或被迫接受高租向地主租种田地。在这样情况下，一方面是拥有大量生产资料，并通过无奇不有的剥削手腕，逐渐积累财富的地主、富农，另方面是惨遭剥削，失去土地、无以为生，只好接受雇佣的贫雇农，阶级分化极其明显。
  地富拥有大量土地，形成地主、富农土地所有制，另外还有一部分公田与寺院占有土地。浮柳片有蓝、雷、钟、李所属公12亩；牛埕下片陶必山村有9亩公田，系钟氏所属公田。这些公田皆由族长经营，出租本族农民，按时收租，祭祀祖先。浮柳片有一寺院，拥有70.5亩水田，出租给畲民耕种，每年收取高租厚利，以供10余个和尚过寄生生活。
  兹把牛埕下解放前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统计于下，以此推想一斑。
  解放前，这里典当买卖之风极盛，土地房屋可以典当，妻子儿子也可以像商品一样典当拍卖，以救燃眉之急。浮柳片八斗村1936年有13户103人，卖子的有7人，卖妻的有5人，单蓝清箩一人就卖了3个儿子。牛埕下片陶必山村共13户，卖儿6个，卖妻5个。岗来村雷譬瑶把妻子典给浮柳片白坑村李忠见，典期5年，大洋20元，雷家无力如期赎回，只好让她在李家度过终生。浮柳片深垅村李忠粉一妻系由泰顺典当来的；白坑村李有狮将蓝阿丹的妻子典来为偏室。典妻应立证据，典当期间所生子女皆归男家。财产典当了，每年还要付一定利息，浮柳片一张契约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浮柳蓝承简把一座瓦屋典给蓝承门，典金10块大洋，既典之后，其屋任听蓝承门掌管，而承简每年给承门付利息。既已典当，又须纳息，可见剥削之重。
  典当买卖之风兴盛原因，不外乎生活压迫，如浮柳八斗蓝清箩一家9口，每天只靠半斤米煮汤度饥，上山采金银花当菜。解放前地主剥削形式有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两种，以实物地租为普遍，剥削甚重。每租一担的地（约7分地）就要交纳100斤租，土地好坏，地租有不同，最多的是由地主确定租额，合则来，不合则去，铁价不二。租谷以湿谷计算。牛埕下片雷伯前租10担谷，收成15担，肥料、种子、牛租不计在内，单还租就达收获总量77％。如果歉收，不敷还租，则以番薯米代替，1担番薯米抵1担水谷。浮柳片朝阳村蓝阿料租种地主1担谷，收成200斤，还租100斤，牛租8斤，种子4斤，劳动所余只有80余斤水谷。
  照蓝乡牛食岚片86户，每年交纳地租达70620斤之多，约占总收入1/3强；浮柳片每年租入324.43亩，1亩以150斤租计算，每年交纳地租就达48600斤，占总收成量45.2％；八斗村有13户农民，耕种62.14亩田地，其中52.7亩是租来的，每年交付地租达70多担谷子，剥削之甚，无以复加。
  除固定地租外，尚有对分制、年尾租等剥削形式。
  劳役地租并不普遍。但是农民为了租种地主田地，不得不给地主做工，租1亩地需给地主做60天工。双华片蓝青驹租来3分地为地主劳动18天，平均租1分地付出6天的劳动代价。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都是农民直接向地主租地耕种，构成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这叫做“小批”。尚有一种叫“大批”的租佃方式亦在诸乡流行。所谓“大批”即地主把整批土地租给富农或富裕中农，约定租额，富农又将田地转租给贫雇农，从中赚取经手利。地主之所以这样经营土地，一则不论荒年歉收，都可以向富农领取一粒不短的田租，十拿九稳；二则整付整收，手续简便。大批也好，小批也好，对农民来说都是繁重的经济榨取。
  寺院与畲民结成剥削被剥削关系中，租额尤高，1亩平均300斤左右。浮柳片蓝升加租种寺院3.74亩地，每年纳租达1080斤谷子，占总收入72％。
  地主对出租的田地享有予夺之权。浮柳片李学垒租种高家公田3亩，因拖欠400斤租谷，田地便被抽回给别人耕种。因此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和刁难，农民每年都得给地主预付“洽耕银”作定。农民亦有过佃情况。兹摘录清光绪十一年公元经年十二月一张契约，以供参考。
  ……蓝阿布原有（由）父手承来夏宅公田一所，坐落在坊浮柳洋桥期外安着，应分布边耕种。所因例（历）年租历（理）不清，归将（过去）更少来租五百余斤，本冬（光绪十一年）又少来租二百五十斤，新旧年计共八百斤，为因夏边其田要召别佃耕种。布边自思不能了（料）理，已向与房兄次儿边杞商，备银与我赔租，其田许尔过批耕种。如有弟布边有（朝）有钱之日，备还赔租五十八斤、重洋番陆元正，其田仍归弟布边。兄边还愿约字文，还弟耕种，两相不得异言等情……
  据浮柳片蓝朝纱反映，民国前非但公田如是，私田亦然。
  借贷相当普遍，有借粮、借钱两种，都向地主、富农与富裕中农借来，尤以地主、富农为最。借贷都以契约之类抵押。放贷时间多在青黄不接，即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付还，期限虽短，利息却高。
  借谷：青黄不按时向地主借来谷子50斤，秋收还谷1担，利息100％。如果年底不清，明年还两担，后年就要4担，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越大农民越无力还，就越贫困。一般都是当年逼清，如果不清，则把抵押品廉价折算。牛埕下片雷家约就是因无力付还欠债，经常躲避不敢在家，结果棕衣、锅子都被债主拿走，情形实在悲惨。浮柳片李学垒向富裕中农借谷50斤，拖欠3年，1亩抵押水田被抵算掉。
  借钱：利息高，一般以月利二分计算，利上加利。正月借10元，二月还12元，三月就以12元计算利息。一般为期一年。浮柳片蓝厝里蓝升兴的祖父蓝元汤，民国初年向桐山地主黄茂森借钱5元，如期无力付还，辗转数年，这笔债到他父亲手上，最后又转嫁到他手上。解放前夕，债主还登门逼债，说有50担谷款未清。祖孙三代协力还债而不清，高利贷之毒，甚于蛇蝎。
  实物代役租：就是向地主借谷或钱，然后到地主家里去做工，按工资折算清还。这种一般是劳动力强，受雇于农忙季节。农民往往忙于债主工役而误了农时，遗害极深。浮柳李绍连父亲，曾向富农雷孝文借谷1担，以每天10多小时工作时赚得4斤番薯米折还，总共做了20多天的工役。
  青苗钱：就是在谷物快登场时，地主或私商把谷折成时价之半发放，秋收收回1担谷子。
  此外，还有借谷还钱，青黄不接时谷价高昂，富农趁机把谷子折成时价抛出，九月收回原本，利息25％。
  解放前告贷之户相当普遍，牛埕下片有111户受过高利贷剥削，占总户数78％弱；照蓝乡牛食岚片每年还高利贷谷子就达31300斤，约占总收入1/4；双华片华阳村64户，有12户借债，因无力如期偿还，共有22亩土地被折算掉。
  高利贷的盘剥，高额地租的压迫与国民党的勒索，使广大畲民倾家荡产，挨饿受冻。牛食岚片共86户，有4户（6人）沦为乞丐，有15户（25人）无棉被过冬。罗唇乡1014户，无粮过冬达126户，无棉被99户，讨饭吃15户，当长工24户。牛埕下片陶必山村13户（40人），其中讨饭6人，饿死17人，流亡5户（5人）。浮柳八斗村13户（103人），到解放前夕剩下10户（35人），不是饿死，就是被抓去当兵。全村讨饭13人，饿死10人，求乞死于异乡4人，抓去当兵7人，食毒鱼自杀3人。双华片263户，在民国三十至三十七年（1941—1948年）之间，讨饭18人，卖地25户，当长工54人，稻草当棉被188户，当壮丁失踪36人。倾家荡产的何止于此？但这些已够说明反动派迫害之甚，畲民受苦之深！
  在饥饿受冻走投无路之时，只好投靠地富出卖劳动力，接受雇佣，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雇佣形式有两种：一曰长工，一曰短工。一般是被地主、富农与部分富裕中农雇佣的。
  短工非常普遍。短工是以日计资，工资低微，都在农忙时受雇。民国三十年（1941年）饥荒年景，每天只给两斤番薯米，一般年景一天也只有5～6两米，吃一餐中饭。假如是自动找上门来，工资则更少。被中农雇佣工资较高，但机会少。替地主做工还得限额完成，稍不如意，就百般刁难。
  雇长工大多以工计算，小部分以年计资。做杂工有规定数量，如一天舂米200斤，积肥8担，砍柴480斤，不能完成规定额就要扣资。生病就要回家，不给工资。农忙季节，加班加点，地主家红白喜事，帮工打杂等都不给加工资。年终结账，谷价大增。钟昌清全年工资仅够买两担粮，因而，那年他只赚1套粗布衣。1943年他转给牛埕下地主雷振琪当长工，为时6年。第一年工资350元（折谷7担），每年规定300天，年终货币贬值，结算起来，每天工资不能买一两肉。
  以年计资的长工比较少。浮柳片朝阳村雷阿料，替本片地主做长工，约定工资24元（约6担谷），劳动天数不受限制，可长可短。耕田6亩，一年消磨在田间的就达220天，其余时间，则为主人砍柴、舂米、打杂，虽然约定劳动时间可缩短，实际上天天忙碌。
  解放前，长工、短工都极普遍。牛埕下全片有120户给人雇工，占总户数72％，雇工所受剥削量达70％以上。
  （二）手工业及其他生产情况
  手工业是紧密结合着农业，利用农闲季节进行，没有专业工人。百年前，这里畲民尚不懂编织竹器，只是把原料出卖，后意识到这样做无利可图，就跟汉人学习。仅牛埕下片做竹器的工人就达38人之多。缝纫的技艺都是学自本族技师，一个师傅规定带领一个学徒，6年之内不给工资。那时，缝衣匠有掌班制度。解放前，浮柳全片衣匠16人，以技艺超群者充任师傅，负责对外联系工作，分配工作项目，并按技术高下把全班工人分成等级，以此定工资。师傅亦参与劳动，并在劳动中给予技术指导。此外，又有烧木炭、理发、木匠等，亦属半工半农，没有什么组织形式。
  兹统计浮柳、牛埕下、双华三片手工业种类及人数于下表：
  五、解放后畲族地区经济
  （略）
  六、社会组织与物质生活
  畲族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是家庭，同一血缘的同姓家庭，通常聚居一起。同一近祖的若干家，组成房，而祭祖等事宜就是按房为单位轮流负责。女子婚后跟丈夫住，生的孩子也从父姓；独女可以招赘，所生的子女，长子从父姓，次子也有从母姓。母系社会的残余仍很浓厚，集中表现在舅父权力很大，不但分家由他主持，外甥的婚嫁，也需征得他的同意。
  畲族血缘住居的原则极其明显。牛埕下片绝大多数都姓雷；陶必山是钟姓的自然村，浮柳片的蓝厝里全属蓝姓；深垅全属李姓；往里全属钟姓。各姓都有祠堂组织，有族长，族长由年高望重、能说会道的担任。下设理事若干，系公众推举产生，负责经营公众财产，主持祭祀事务，解决内部纠纷。而充任族长的，一般都是“名门望族”，至少也是小康之家。汝南《蓝氏宗谱》记云：“景昌兄……有千济之才，具从容之度……朝夕勤营，聿成家计，间乃完弟婚、葬父母，手置田宅。……乡族中凡有巨细公务，靡不玉成其事，如建本村神宇，辑合族谱书，兄亦与有功焉！……女一适名门右族……”（《景昌兄传》）
  又云：“英姿卓荦，气度雍容，莫若浮柳洋蓝君之卓越恒流也。居名承祖，官章胜云：生平裕，干济之才，凡乡族闾里中有睚眦起衅，欲兴鼠角雀牙者，兄剖析之，调停之。法语巽言，人钦其论。……当咸丰辛酉，金钱猖獗，人心汹汹，兄乃团壮丁，联里甲，一乡譬固，鸡犬无惊。秦统帅歼除会匪，论功进赏，授加六品军功。论君之齿未臻强仕之年者，考之业已倾中外之望也！”（《承祖公传》）
  族长职责，除“玉成”公务，“建本村神宇，辑合族谱书”之外，还剖析里中的“睚眦起衅”，还“团壮丁，联里甲”。有些族长拥有地主武装，与官府有瓜葛。
  家庭中的父亲，对内是一家之长，发号施令，掌管家内一切事务，对外则全权代表全家，参与社会活动。妇女非但无财产继承权，连讲话的余地都没有。家内财产，由男子承继，长子例可享多分财产权，先抽1/10或1/20给长子，这叫做“抽长田”，据说以作接待来往客人之用，其余则与诸弟平分。过去和现在大家庭的迹象都不多见。
  勤劳俭朴、“务本力农”是畲族人民传统的美德，男女老少无不参加劳动，妇女劳力，一般都很精强，除奔跑于上山下地之外，还纺芋织布，从事副业。一年收芋三季，分别在5、7、9三月，妇女就把加工的芋麻收存起来，待农闲或雨天纺织。织成品有麻线、夏衫、布袋、蚊帐、围身裙、裙带等。所织的围身裙带，古朴美观，上有图案与简易文字，表现了畲族妇女的聪敏与智慧。
  畲民的服饰，男人受汉族影响深，已全部汉化；妇女头饰尚保留些本民族特色，有的妇女衣着亦与汉族相同。
  过去，畲族妇女的服饰相当讲究，由专门衣匠缝制，衣服一般呈黑色，向右开襟。衣领与袖管，都绣有花边，胸前偏右，绣有一朵碗大图案，有百鸟朝凤，有草木花卉，富有本民族的色彩与风格。胸前偏上方，缀有两粒红绒球，中间镶嵌各色料珠，闪闪发亮，异常美观。若是用于婚嫁之服装，其质量更是讲究，一般是绸衣，灰绸或红绸裙子。鞋呈黑色，布底、单鼻、秃头、阔口，两侧与前头均有绣花。
  妇女发饰亦因婚否而有不同。已婚妇女通常梳一扁圆髻，紧贴脑后，罩以黑色髻网，插银簪若干。若髻上扎有白芋麻线，则表示死了公婆，为父母戴孝的一种标志。丈夫与妻子平等，故妻子不必为丈夫挂孝。
  未婚少女，梳一条辫子，从前顶斜围脑后，一束红色或红绿色芋麻线，斜扎脑顶与辫子平行。
  女子出嫁时的发饰与前述两种又有不同，通常是把头发扭成一束，高高堆在头顶，结成髻，冠以尖形布帽，形似半截牛角，上贴有一片短形银牌，轻薄似纸，顶端缀有银饰器与各色料珠，下垂前额，遮向面部，三把银质头花插在前顶，围成环状，头花下沿，系有不少料珠、银片、银铸之类装品，垂向眼前，摇来晃去，颇为美观。
  男人婚饰比较简单，头戴红顶首帽，身着黑绸长衫，外套龙凤马褂，脚穿黑色布鞋，阔口、秃头、双鼻、布底。
  妇女结婚穿的裙子，平时绝对忌穿，留待死时穿用。妇女平时多穿粗布衣衫，一件新衣非做客、进城绝不穿用，一到家又马上更换，故能保持常新。浮柳片蓝美莲有件母亲留下的衣服，于今20多年了，但色泽之鲜艳，质地之良好，一似从前，这是畲族劳动妇女的俭朴美德。
  畲民住屋，多是平房、瓦顶，有厅堂、边房，两层的较少。厨房一般不设烟囱。一座房屋的建成，往往需要三五年时间，先搭个架子，然后盖以瓦片，围以四壁，铺以地板，逐步完成。
  七、生活习俗
  汝南《蓝氏宗谱》云：“畲民……男耕女织，恪守法纪，其风俗近古。”据说，畲民的风俗由于长期与汉族不断的交往接触，才接受一部分汉族先进文化，改变了固有风俗。
  （一）婚嫁
  畲族仍保留着氏族社会残留的外婚制，同姓不婚，畲汉少婚的保守局面继续存在。
  过去，青年男女的婚姻皆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不能做主。由于婚姻是一种商品性的买卖行为，结婚十分不易，除铁定的聘金100元或50元一分不少地支付外，繁缛的礼节也够人头昏脑胀，应接不暇。青年男子因结婚而负一身债的不在少数。
  男女经媒婆撮合，卜卦测定，父母同意，才订婚，才结婚。
  订婚时，男方给女方送礼，有猪肉80斤，面20斤，布12尺，饼50斤，鸡1只，戒指2粒，耳环1对，头花3朵，盘担1挑（内有鸡、酒、面若干）。此外又有手巾、黑纱、蜡烛等。女方则回以糯米糌粑20斤，布衫2件，毛巾1条，袜1双。
  择吉日时，男方又送饼20斤，猪肉10余斤，耳环1对，龙凤帖1对，此外又筹备一席酒菜，宴请媒婆。女方则回以红粕1两，糖半斤，饼5斤，年糕、面、万年青、红豆、花生、葱等若干。
  结婚前一天，男方再送猪脚50～60斤、红纸包3包：梳头包、感谢包、舅父包；女方回以铺床包、下轿包。
  花轿未出，陪嫁先行。陪嫁有衣裳10余套，皮箱1只，面盆1只，面盆架1个，桌2张，衣柜1架，被1床，蚊帐1顶，绣花鞋1双。舅父赠的锡茶壶、酒瓶各1个，羊1只。陪嫁多寡，以聘礼之厚薄为定。
  出阁凌晨，花轿至女家迎娶，新娘大吵大闹，不愿出嫁，亲戚婶嫂替她梳妆，也不肯顺从，遇见姑母，就对姑母哭诉衷曲，遇见舅父，就扑在舅父怀里号啕大哭，边拥抱舅父，边哭边歌：“舅呀舅，你杀鸡来又请酒，我无以报答你，真真无人情呀！”舅父亦细语抚慰：“甥女呀，你爹生女真无用，长大要嫁别人家……”
  吵闹到力乏了，才肯梳妆。当姑母替她梳头时，她又以哭当歌道：“姑母呀，梳头要梳圆，梳扁不好看呀！”当舅父把她扶出厅堂分饭时，又得哭一场，然后，才含口饭喷些饭粒在兄弟衣襟上。唱道：
  一颗给你当钱宝，一颗给你藏谷仓，
  春来播种一把谷，秋来收成万颗粮。
  分罢饭，由姑母戴好头花，带上红鸡蛋、炒米。上轿后，花轿在大厅两进两退之后才出门。临出门时，女家则把一碗茶叶拌米，洒向轿顶，祝福一路平安！
  花轿过桥，都得停下，待新娘向“桥神”扔下一粒红鸡蛋，才又前进。
  轿至男家，停在大厅。姑母出来，托两杯茶向轿内一晃，新娘起立，递上红纸包，把花生、炒米撒满地，让周围小孩争抢。新娘向祖宗三鞠躬之后，婚礼宣告完毕，新娘进入洞房。畲民婚礼，没有拜堂，恭敬祖宗只用敬礼，不可下跪，相传她们始祖母是高辛皇帝之公主。新郎远远望见花轿，就要躲避起来，怕“犯冲”，直到婚礼结束，才敢出头露面。因此，结婚仪式，实际上是新娘一人在演独角戏。
  晚上，新娘陪同十男喝喜酒，席间新娘高居大位，新娘倾注第一盏酒。饮酒开始，十男和声同唱：
  一劝酒，到万千，女扬挂斗出朝天，
  举子出在明月下，洞房花烛满堂前。
  二劝酒，事周全，奉劝上位大小官，
  新郎身穿康熙褂，礼乐诗书讲团圆。
  三劝酒，食未多，前门姜女唱笙歌，
  头戴金盔青顶帽，身穿青褂绣龙袍。
  四劝酒，五支花，龙楼凤阁起凤娥，
  仁义礼智长久远，国恩嘉庆保荣华。
  五劝酒，众人醉，桌上一班讲诗对，
  畅意之时齐要讲，古文经义齐讲来。
  十男酒席在连绵不断的鞭炮声中结束后，立即把酒桌的蜡烛扶到洞房，闹房开始了。新娘藏妥红鸡蛋后旋即出门，十男一拥而入，围坐床上，分吃5碗干点：花生、蚕豆、饼干、豌豆、大豆。吃罢，新娘提壶进内，向十男倾倒糖水，十男抢饮，唱曰：
  糖交蜜，蜜交糖，新娘交新郎，
  荣华交富贵，富贵天地长。
  糖过去，蜜过来，七子八婿郭子仪，
  九世同居张公义，满堂儿孙笑微微（咪咪）。
  饮罢，十男各掏腰包，赠予新娘，以谢厚意盛情。接着，十男分头在床上搜索红鸡蛋与红纸包，边找边唱：
  把被翻过去，新娘生子好读书；
  把被翻过来，新娘生子中秀才。
  翻来覆去，直到找着为止。红纸包既已拿到，红鸡蛋又已下肚，兴意益发浓烈，引吭高歌，有对唱、有独吟，直至夜深人静，才乘兴归去。
  这种婚姻形式是最普遍的一种。此外，有“姑换嫂”，就是以亲妹跟对方换取妻子。有“对婚制”，即多男子之家以男子与多女子之家互相换取，一方受女为媳，一方得男为赘。有“服务婚”，男子至女家做工，以工资报酬，抵算聘金谓之。有童养媳。招赘情况不很多，一般招赘，都因家无后嗣，欲以亲生女儿招赘，继承家产、养老送终。所生子女，两家对分，长子从父姓，次子从母姓。婚后倘有他故，不愿在女家过活，允许出走，出走前需付一笔双老赡养金。有嗣之家，有时也招赘，多因男子年少，欲以招赘担负田间劳动，女婿劳动所得与女家平分秋色。一般是何时招赘，何时完亲。倘女方年少，则可例外，女婿就在女家劳动，日后双方情意不合，可以分离。若由女方提出，男方就可领走劳动期间的报酬；若是男方主动提出，则离开时分文皆无。
  寡妇再嫁，遭到亲房叔伯百般刁难，除陪嫁外，一概不许带走。婴孩带去抚养，成年回家，延接香火。只准后门出，不许大门走；只许夜间走，不准白天走。小叔往往有娶嫂的优先权。据了解，浮柳的情形例外，寡妇行动自由，亲房无权干涉。入赘的多，出嫁的多。
  离婚手续简便，一纸离婚书即可离婚，离婚时，男方可向女方索回聘金。
  （二）丧葬
  解放前，由于缺乏科学知识，请巫师“驱鬼”治病十分普遍，名曰“做王”。“做王”有“做大王”或“做小王”，皆由巫师决定。“小王”程序简单，只要一碗饭，一盘菜，燃几炷香，化几张纸箔就算了事。“做大王”须由巫师主持，首先在病房内排几碗菜、一碗饭，点香，化纸钱，其后念经，舞动法宝，吹响法螺，指手画脚，作恫吓状，驱逐鬼魔。说这样才能把三魂七魄索回，归还病人。
  死了人，向土地买水，替死人洗涤，穿上盛装，抬到后厅停放，等时辰入殓。死人手执桃枝与粽子——草木灰为馅，竹叶为壳。桃枝以驱赶拦路狗，粽子喂狗，起“调虎离山”（实际是“调狗离道”）作用。
  发丧之晚，请巫师念经，设灵台，化纸钱；并告晓亲朋好友，前来凭吊。
  棺材极为粗陋。一般是当天发葬，两三年后清明或冬至之日，破土取骨藏诸瓮内，葬入墓洞或是山坡窟窿之中。
  人们对墓地的选择极为重视。据说，得福地，则福荫子孙，人财两旺；得坏地，则家破人亡，祸延后世。当然这是迷信。因此墓地多请地理先生选择，然后择吉破土。入葬前，置蜡炬于墓内，观火焰曲直，测定风水好歹。埋葬时，巫师高立墓顶，手拿麦粒、谷粒，念念有词，撒向墓坪，让子孙踊跃捡之，带回家藏诸谷仓。临回家时，需把墓内蜡炬接引回家。埋葬归来，儿孙身围红布，沿途吹吹打打。
  居父母丧，头年不做粽，1周内不刷锅，120天内不理发。子孙戴孝3年，100天内不可以结婚，越超百天，需待3年之后才可结婚。
  （三）节日
  畲族人民笃信鬼神，逢年过节备办各色菜肴飨祭历代先祖，纵使家境极其清寒之户，也要设法几盘，以示虔诚。一年四季祭祖活动有：
  正月初一日，家家贴红，人人穿新，亲友相遇，互为祝贺，备办三牲厚礼祭祖。
  三月初三日，祭墓，有公田之宗族，尚可在祭罢痛饱一餐。
  五月初五日，家家喷雄黄酒，户户钉青艾叶，除魔清邪，福佑平安，备办粽果、米粉及酒菜恭祭先代祖宗。
  七月十五日，以糌粑等莱肴、果品祭祀历代先祖。
  十二月十五日，是最末一次也是规模最大一次祖祭，备办鱼、肉、鸡、鸭、糖果等，或6盘或8盘或12盘，偶数为佳，一般都陈列祠堂内进行祖祭。
  由于知识的贫乏，生活的贫困，对自然界现象无能为力，所以把人文的繁茂和谷物的丰稔，一股脑儿地祈望于神明。于是乎一年四季除了繁琐的祭祖之外，又出现了许多名目的“福日”。
  二月初二日，为“地主爷福”，祭土地诸神，保佑全乡平安。
  五月初四日，为“保苗福”，五谷丰登，田园大熟全寄托在此福身上，祭礼既丰厚，气氛又热闹，其他福日倘若因故可以疏忽，此福却不容粗心大意。
  六月初六日，为“杨府爷”福日，保佑四季平安。
  十二月二十四日，谓“完满福”，欢庆一年丰收，四季平安，答谢诸神协力庇佑。
  做福有“福祉”，各房轮流，各家负责。有公田之族，牲礼则由公田收入开支，无公田之族，则按口募捐。祭罢，又是一顿丰餐。
  （四）生育
  婴儿出生前数月，请临水奶娘菩萨保佑生产平安。出生后卜卦算命，命中若有带“煞”，则必“过关”消除。巫师主持过关之礼仪，挂神象，排法宝，念咒语，请菩萨，舞铃刀，吹法螺，指手画脚，煞有介事。过了关才能除病消难平安长大。经济宽裕者，则在婴儿出生时就过青童关。1岁至16岁均可过关。
  （五）禁忌
  不学理发，不抬轿子，不吹喇叭，不当乞丐，不做民夫。男女18岁不结婚。不吃狗肉。
  畲族人民过去有许多禁忌，据说是祖先神圣的托付，不可违背。《高皇歌》亦有记述：“摇磨撞铁都无分，山客不要派民夫。”“山客扛轿理不该。”
  虽有如许禁忌，奈因年远世湮，播迁靡定，加上生活所迫，有些禁忌被废除。
  （六）山歌
  畲族是一个热爱唱歌的民族，男女都是歌手，肚子里蓄藏有成千上万的山歌。劳动时唱歌，婚礼上唱歌，心旷神怡时唱歌。唱歌是他们生命活跃的表现，也是一种兴味极浓的娱乐。为了唱歌，可以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他们用歌声传出生活的抑郁和光明的希望！步入畲族地区盈耳而闻的是歌声：清亮、悠扬，闻着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山歌一般没有歌本，只是口口相传，歌词都七字一句，四句一首。有追怀祖先英勇平番的业绩，如《高皇歌》，有歌颂古英雄志士的“古人名”，有即兴性质的“十条鞭”、“顺口编”。在《高皇歌》中，他们这样追怀祖先的英勇：
  番王酒醉在高楼，身盖金被银蛇头，
  文武百官无随后，龙期咬断番王头，
  口含王头过海河，番贼个个无奈何，
  枪刀好似春林笋，番边贼仔闹吵吵。
  解放前，畲族人民在国民党、地富、高利贷三位一体的盘剥下，遭遇着空前的灾难。他们以歌声传达生活重荷下的痛苦并进行血泪的控诉。
  在一首“顺口编”中，充满畲民痛苦的呻吟：
  蒋贼统治理不该，山客离散遭残害，
  蜡烛点火斜斜倒，夜间火笼当棉被。
  解放后，拨云雾，见天日，畲民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当家做主。他们压抑不住内心炽热情感，放声高歌伟大的党和恩人毛主席：
  太阳上山红圆圆，红红圆圆照门前，
  中国有了共产党，山客生活大改变。
  太阳出来东方红，人民领袖毛泽东，
  领导畲民大生产，人人富裕不愁穷。
  八、文教卫生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的民族压迫，剥夺了畲族人民受教育权利，使他们在文化上处于落后状态。浮柳片1000多人，而正式上过学校的仅有1人；以牛埕下片1958年7月统计材料看，全片文盲、半文盲的尚有241人，占全片总人数39.9％，解放前的文盲数可想而知。过去畲族地区没有学校，念书要跑七八里、10余里之远，极不方便。
  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先后在畲族地区创办了14所学校，学生达652人之多。其中有27人被保送到福安民族中学学习，有5人在福鼎县中学学习。
  今年1月，福鼎县第一所畲族人民文化站在双华片建成，工作人员1人，除放映幻灯，借阅图书，还定期刊出黑板报，登载有时事、山歌，颇受群众欢迎。
  本县畲族民间文艺组织有鼓吹班，畲民遇红白喜事，则请他们吹奏。此外民间还流传一种武术——打柴棒（有单打、有对打），一般只在老一辈中流传。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不顾畲民的疾痛，对畲族地区卫生工作采取漠视冷淡态度，医生从不跋涉到畲族地区，人民患病只好求神问佛。加上畲族多居深山高岭，气候恶劣，疾病蔓延快，死亡率高。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天花猖獗，夺去不少生命，浮柳片蓝厝里33户死于天花的就有18人之多；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痢疾流行，双华片华阳村64户，三四天内就死了6人；同年霍乱又起，该村又死6人。此外，又有疟疾、麻疹、鼠疫等流行病直接威胁着畲族人民生命的安全。
  解放后，由于党对畲族地区卫生重视，政府还不断派遣医疗队到畲族地区巡回医疗，使畲族地区的卫生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福建霞浦县畲族情况调查（摘录）
  调查整理：雷恒春（畲族） 施联朱 陈佳荣 顾海
  白滨 王非 蓝清凤（畲族）等
  一、概况
  霞浦县共有66057户，人口244485人，其中男140927人，女103558人（1958年人口普查数字）。畲族有25084人（系按1953年人口普查时全县总人口为212154人中，畲族21764人占10.25％的比例推算而得）。除海岛外，散居在全县12个乡中，而以西部与中部居住比较集中，南部较少，他们大多数居住在山区或半山区，平原与沿海较少。霞浦县的畲族是从其他地区迁来的。
  根据老人们传说及族谱中记载：畲族迁来霞浦居住约有150～300年之久。当他们迁来时，汉族地主、富农及小土地私有者已基本占有了全县土地，汉族农民也基本都在平原的田地上耕种，只有一些有主的山上尚有荒地可垦。所以后来迁入的畲族大部分居住在山区与半山区，他们将水源较充分地区垦辟成梯田，并利用山地种植茶、竹及各种经济林木。
  本县畲族主要是从福安、福鼎、连江和浙江平阳等县迁来，所以在靠近福安的西部山区中，畲族人口比较集中，靠近福鼎、平阳等地的北部山区也有相当一部分畲族；而沿海地区从连江等处由海道来，依靠木帆船运输，交通不便，所以居住人口很少。
  正由于畲族迁入不久，迁来时土地均已被汉族所占有，所以开始都是向汉族地主租田、垦荒。近两三百年的发展中，后来也有少数上升为地主、富农。但大都是佃中农、贫农和雇农。
  解放前，由于绝大部分畲民生活非常艰苦，卫生条件差，加上许多畲民盛行早婚，妇女产前产后又不得不参加重体力劳动，所以体质较差，影响了畲族人口的增长。解放后，经济生活改善了，卫生条件也有了改进，因而人口增长是比较快的。1953年人口普查时，畲族只有21764人，1956年已达22178人。
  过去，由于历史上民族歧视，畲族常被辱骂为“臭畲牯”、“臭畲姆”，因为“畲”、“蛇”同音，所以他们很不愿意这个族称。他们自称为“山客人”，只承认自己是“苗族”，而不愿承认是“畲族”。解放后，一般均称他们为“少数民族”或“苗族”，有些人则因他们男女都善于劳动，尊称他们为“劳动哥”、“劳动嫂”，畲族的名称还不普遍。
  畲族有自己的语言，通用当地汉语方言。没有文字。富有民族感情，对分散在各地的畲族，只要听到能讲畲族话，就显得特别亲热。畲族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妇女有不同于汉族的装束与头饰。霞浦畲族妇女装饰可分为两种：西路装束与福安畲族装束基本相同，花纹较多，头发下垂较大；东路装束则与福鼎基本相同。只有东南沿海的罗赤村畲民，汉化较深，老妇均已汉装缠足。
  二、革命斗争史
  霞浦县自1930年开始，就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在当时敌强我弱情况下，群众的革命斗争以山区游击活动为主。在革命基础较好的地区还以“原耕补抽”办法进行土地革命。1937年，因红军北上抗日，又遭受反动派的多次围剿，使革命活动遭到严重的破坏。
  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畲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并肩作战，出现了许多革命烈士和可歌可泣的事迹。当时全县参加革命斗争有39567人，其中畲族有6668人，占16.85％强，再从当时老根据地基点村统计来看，1/3以上是在畲族居住村中。
  革命失败后，老区受了很大破坏，全县被反动派烧、杀、抢的“三光”政策摧残的有1227村，19709户，62800人，其中老区有8675村，13960户，44632人。被烧房屋3264间，被拆及倒塌房屋2508间，被残杀772人，土地荒芜达2224亩。不少村庄的房屋全被烧光，有的村从此没有居民。畲族人民所遭受的破坏也是极大，如五斗、三斗等村先后被烧3次以上，有些老根据地基点村，如双牛望月与鼎炉二个村都没有恢复。这些村都是畲族聚居村。许多畲民因而妻离子散或携家四出流浪，如蓝云用逃亡海岛上，改名易姓，直到解放才回原村与家人团聚。草岗乡受反动派围剿摧残，绝户的有13户28人，其中畲族占10户23人。
  三、政治情况
  早在土地革命以前，国民党与地方反动势力头子“五虎一豹”（孙叶甫、方琥、邓华辅、齐衡甫、黄雄虎、邓玉庭）等互相勾结，实行反动统治，各处地主阶级又组织自己的帮凶、民团，还有盘踞县境的匪徒，打家劫舍。全县人民在这黑暗的社会中，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同时又遭受反动官僚和地主恶霸的压榨，生活十分穷困。地主阶级为了欺骗与控制群众，曾组织大刀会、同善社等反动组织。畲族中的地主分子蓝应向等也和汉族地主一样以吃素念佛伪装行善，以迷信邪说、谣言法术来欺骗青壮年参加大刀会。为了保护地主阶级利益，常煽动欺骗会徒残害群众。土地改革时期，反动军警、民团和大刀会配合，对红军进行围剿。日伪时代，这些反动组织即为日、汪所操纵。日寇投降后，这些组织的反动头子又依靠了蒋帮，受蒋帮特务组织操纵。在行政上，采用联保组织，编为保甲，对人民又进行严格的控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巧立各种名目，如团款、月捐、房屋捐、踏地捐、户籍费、门牌捐、身份证费、缓役证费、保甲费、联保办公费、保丁费、国民兵训练费、义务警察费、巡哨费、油灯费、娱乐捐等，民团还要在每100斤谷子中征收20斤捐。解放前，霞浦县汉、畲两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极端困苦，过着吃野菜与“火炉当棉袄，棕衣当棉被”的生活。
  在群众中流传有“三怕”——怕抓丁、怕债主、怕冷。
  解放后，根除了剥削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当家做主的权利。由于霞浦县畲族和汉族杂居在一起，因而在解放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畲、汉两族人民都共同参加了。经过了剿匪反霸的斗争，奠定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和一系列的民主改革运动，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群众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县畲族有党员186人，占全县党员总数的6.44％；团员765人，占全县团员总数的7.8％；脱产干部153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6％；县人民代表26人，占全县人民代表总数的10.31％；畲族乡人民代表211人，县人民委员1人，省人民代表1人。
  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发挥民族自主精神，全县在1957年上半年先后建立了畲族民族乡9个，其中5个是由原来的乡设置的，4个是根据畲族人口分布情况重新划分的。
  四、经济状况
  霞浦畲族是一个后来的民族，所以80％都散居在山区，与汉族杂处在一起。因此，他们在生产上很容易学会汉族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劳动过程中，两族人民结成了深厚的友好关系。同时广大的畲族人民置身于汉族地主剥削压迫之下，在经济生活上就不能不受汉族封建经济的制约，而与汉族的经济结为一个整体。在封建经济的冲击下，加剧了内部的阶级分化，出现了本民族地主和富农。这地、富阶级，与汉族地主阶级结为一体。汉族地主利用畲族地主扩大剥削面。畲族地主如果不与汉族地主阶级结合，就会无法生存。因此，畲族地主与汉族地主勾结的结果，是巩固与加强了自己的剥削地位。
  畲族居民在山区，土地稀少，土质贫瘠，气候寒冷，耕作技术粗放。因此，每年虽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产量仍然很低，加上繁重的地租剥削和苛捐杂税，所以，畲族劳苦大众在解放以前是过着“七分野草三分粮，十冬腊月盖棕衣”的生活。
  畲族地主的产生有三个来源：一是放高利贷；一是经营山区的油茶籽，由兑换商发展到放高利贷或开设榨油坊，然后投资于土地；一是迷信职业者。不管它是从那方面起家，首先要与汉族地主勾结。畲族的地富很少。据估计，全县有畲族居民6700多户，地主只有20户左右，占总户数的0.3％。
  解放后，经过减租减息，反霸建政，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全县113863个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146254亩土地，36900间房子，2000头耕牛，55000多件农具。畲、汉两族贫苦农民第一次做了土地的主人。如青皎乡有38户雇农，48人，只有3.6亩土地，平均每人只有0.025亩；302户贫农，951人，共有水田203.66亩，平均每人只有0.214亩；154户中农，545人，有406.41亩土地，平均每人只有0.75亩。土改后，38户雇农分进112亩土地，平均每人占有土地为土改前的32倍；302户贫农分得了1013.72亩土地，平均每人占有土地为土改前的6倍；154户中农亦分进了410亩土地，平均每人亦增加1倍多。通过土地改革，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解放了生产力，为进一步发展生产提供了条件。通过土改，党在畲族人民心中生了根，他们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真正翻身。
  福鼎县双华片畲族调查报告
  （1959年1月15日）
  一、民族名称
  （略）
  二、人口与族源
  （一）民族名称、起源、人口分布
  双华片共有326户，畲族260户，占总户数79.7％，人口1238人，畲族1107人，占总人口80.1％，其中男532人，女575人。分布在华中、华双、华阳等13个自然村，以华阳、华双、华中三村最多，华阳有137户580人；华双有129户445人；华阳有77户204人。他们靠辛勤的双手耕种田地养活自己，并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
  （略）
  畲族并不是土著的民族，根据访问材料所得和现有材料证明，他们最早住广东凤凰山，所谓“广东人文之盛，尤我所自出之区也”（汝南郡蓝氏宗谱）。从一世祖朝聘公率领族人入闽，住居罗源、连江起，畲族才转移流徙，过着颠簸生活，直到重入福建为止。住居罗源、连江不久又折向浙江，入居平阳县的灌门、甘溪、岚下。其时，浙江造城，官府勒令畲民捐造城费1000多元，畲民以为自己是客人，加上生涯未安定，没有献出这笔巨款，于是就从城里被赶到城外附近的山村野地。由于人口的不断繁衍，使原居的村落无法容纳下去，只好就食他乡，于是一部分畲民，就于明末崇祯年间迁居福建，来到了双华，另一部分于清时亦继踵而来。汝南郡蓝氏宗谱云“余蓝氏上祖由闽省而来蒲门、甘溪、岚下，继徙鼎邑二十都华羊，迄今十有六世矣”，又“生齿日繁，播迁靡定，或住罗唇，或屯奥头，或徙阮家山、苏木烊以及泰邑、福安、霞浦等县”。另一序云“初兵革频仍，民靡有定，我三世祖德泰公偕昆季披荆走险，历尽艰辛至平邑蒲门、岚下，奠厥攸居。嗣后以生以育，子姓繁昌，或迁鼎邑华洋、罗唇或徙奥头阮家山以及泰邑、福宁等处，难以枚举”。
  以上记载，除说明本乡的畲族是从浙江迁来之外，并指出他们颠簸流徙的原因就是“兵革频仍”，生活不定。为了寻找安居之地，不烦“披荆走险，历尽艰辛”来到福建。
  （二）历史上的革命斗争
  （略）
  （三）解放前后政治情况
  1．解放前政治情况
  畲族人民在解放前后的政治组织情况都和汉族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组织，解放前是保甲制度，解放后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和汉族一起进行的，这是一个特点。
  解放前国民党为了镇压革命活动，压迫人民，强迫成立保甲制度。保甲制度成立后，畲民的政治待遇，就是被抓壮丁、苛捐杂税、劳役，根本没有丝毫的自由，更谈不上有任何的政治地位。同时，由于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任何捐款、壮丁，畲族的负担特别重，当提到国民党统治时，群众无不唉声叹气，有位老大娘说：“有苦是说不完。”在国民党统治下，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倾家荡产，卖儿鬻女，妻离子散，到处流浪。
  解放前双华成立二个保（华阳，华双各一保），一共20甲，保长都是地主、恶霸充任，除了地、富外，当时甲长没有人要当，但由于地主、保长的强迫，甲长大部分都是轮流担任。用来提供国民党的税收、捐款。
  2．解放后政治情况
  畲族人民早已对国民党有了刻骨的仇恨，而对党有着无限的热爱，解放后由于贯彻民族平等政策，他们当了家，做了主，处处都以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解放后的历次运动，都很坚决，很积极，与汉族一起同时进行的。当时双华解放的消息尚未传开，由于他们盼望心切，蓝景君、蓝春惠、蓝叔明、雷得贵、雷得邻、雷志明等群众便到山头去迎接红军，了解情况，回来便组织农会，把贫雇农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真农会。但一些比较有钱和一些反革命分子，也寻找了一条关系，也组织一个农会，称它为假农会。反动分子为要扩充他的势力，用小恩小惠来吸引贫雇农，（因他们比较有钱，收成可分较多的谷子）一时假农会也占了优势，但贫雇农坚决反对，不但不会被利诱，反而把他们痛骂，揭发他们的反动和剥削本质。坚决号召贫雇农要团结在一起，别再受骗，结果假农会人越来越少，最后到土改中只剩下那些地、富、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除了这方面想拉拢势力，而且还想进行破坏活动。解放后许多人参军，但反动地主蓝廷玉就威胁过雷志满（现任党支书）的祖父，并声言要杀死他。
  刚解放时，这里的阶级斗争还相当激烈，但是从苦难中翻身的畲族人民，决不会把胜利果实再白白丢掉，因而他们坚决反抗，坚持最后的胜利。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们都是表现很积极。
  （1）土地改革运动：这一个农村大革命，畲族人民表现得特别出色，斗地主恶霸态度很坚决，立场鲜明，男女老少徒走10里路来到罗唇开会，从不厌倦，有时三更半夜才回来。有一次恶霸蓝景科逃跑了，全乡400多人出动抓他，尤以干部更加卖力，如蓝青说、蓝青驹表现较为突出，他们搜集材料，发动群众斗争，组织干部分田。白天发动，晚上开会，夜以继日工作。妇女也表现很好，李三妹、蓝梅花在向地主斗争中，立场坚定，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他们不但在本乡，而且还到外乡参加斗争。通过这次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群众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有了空前提高，为以后运动打下一个良好的思想基础。
  （2）抗美援朝：在这个运动也表现甚积极，纷纷掀起捐献热潮，即使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在这运动中也不甘示弱，有的五万，最少也有两三千元（旧币）。组织大规模签名运动，开群众大会，反对美帝侵略朝鲜，群众个个摩拳擦掌，誓以抗美援朝保卫祖国，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如蓝青营的母亲只有他一个儿子，但在这次运动中，他母亲亲自鼓励，并送他去参军，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3）镇反运动：群众都很热烈拥护党和政府开展这个运动，特别是民兵队在这个运动显得特别出色，进行搜集反革命分子材料，群众对政府对于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关押、管教政策，都非常拥护。
  （4）农业合作化运动：群众也蛮有干劲。1952年开始组织互助组，1954年办一个初级社，1955年增加到3个，1956年全部办了9个，1957年进入高级社，1958年8月间又进入人民公社。从整个农业合作化过程来看，发展是健康的。虽然遇到某些思想问题和自然灾害。如1956年遇到自然灾害，1957年纷纷退社，但是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仍然坚持干下去，11个社仍然保持下来。户数虽然由250户减到153户。但由于他们坚持生产，搞得很好，显示了合作化的优越性。通过这个事实来教育农民，去年农民写上决心书，组织报喜队到区乡报喜，除了16户外全部加入高级社。从这点来看，虽然在合作化道路上遭到一定风波，但毕竟是前进中的微小困难而已。绝大部分贫雇农表现坚决，也体现党在农村中贯彻阶级路线的正确性。总的说来，农村合作化还是一个主流。今年8月进入人民公社，在喜报和决心书上可以看到群众的生产劲头，以及坚决走合作化、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那种坚定不移的志气。
  随各个运动的开展，党团组织在对于农村领导和保证工作顺利进展起了很大作用。同时，随着各个运动的开展，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作为党团组织的后备力量。党团组织发展得快，解放后即有党员，但还未建立支部，附属于罗唇，1953年开始建立党支部，党员4人。现在党员有14个（女1个），分2个小组。团组织也同样建立于1953年12月，支部当时只有6人，现在有24人，（女2人，汉族3个），占全部青年数19.2％，分4个小组，出外工作还不计在内。这些都是各项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同时也有一部分参加乡政权，充当代表，在县里工作有2个，县代表2个（男女各1），乡代表17个（女4人）。
  解放后也成立了民兵组织，该村民兵工作表现很突出，抓偷漏税、坏分子、破坏分子，站岗放哨。1953年组织1个基干排，分3班，有36人，到现在还保存。普通民兵50多人，分2个排，共成立1个中队，进行基本训练。他们在深山都坚持工作。从解放后到现在治安很好，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对地、富、反革命进行严格监视，另外组织强制他们劳动，使得在历次运动中，地主富农都不敢兴风作浪。
  妇女在1951年土改中也组织起来，在整个生产运动中，都起了很大作用。如1956年抓害虫，约有十几担，数目惊人，这大多是妇女搞的。在宣传贯彻婚姻法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基本上废除了。在加强妇女团结作用起了很大作用。全片设1个主任，2个副主任，4个委员，11个妇女代表，都是由妇女民主选举产生的。
  但是从去年农村大辩论中，可看出农村中两条路线，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还是相当剧烈的，阶级斗争还是尖锐的。出现一股歪风，特别是一些闭着眼睛说瞎话的人，曾经散布许多怪论，也迷惑了一部分群众。如中农兰青永、兰景记等人说统购统销搞得不够吃，猪肉米粉少，客人来没东西吃。有的人认为搞农业没出息，要上工厂，想当干部，一个月有几十元待遇，吃好穿好等等。但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大字报，主要是大会形式来进行，通过辩论，算细账，排事实，尤其是贫雇农，他们坚决反驳那些认为生活比以前下降和其他一些谬论，他们说只要稍想一下，以前我们生活是到处流浪，卖儿鬻女，妻离子散，吃野菜，住山洞。如今可安居生产，不愁衣食，这难道不是提高吗？通过辩论后群众的认识更进一步提高，他们说如果没有工人，我们就没有农具，那更谈不上机械化，工人没有粮食吃是不行的。特别是解放军没粮吃，哪能为我们保卫祖国，打击帝国主义呢？要不然我们是不是再度沦入国民党统治？国民党统治的辛酸日子怎么样的，这一点群众体会最为深刻。
  澄清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坚决依靠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听共产党的话，表现在去年重新加入高级社，以前没有入社的中农也参加了。尤其目前“大跃进”，开展大生产，搞积肥，搞“车子化”，办工业，进行技术革命，干劲冲天，并且粉碎密植不会增产、大垅地瓜不能多得的谬论，今年也开始密植了。这是群众解放思想的第一步。
  通过整风后，农村面貌已有了很大改观，集体思想在不断地成长，绝大多数群众都满怀信心地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辛勤忘我地劳动着。特别在去年8月间双华成立一个民族乡，群众反映更好，一致认为：党真是伟大，真关心我们少数民族，我们少数民族有政治地位，工作可以互相商讨，开会便利，讲话听得懂。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感召下，坏人变好人，如解放前二流子×××不劳动，做小偷，但受到合作化高潮的感染，1955年已经参加社内工作，工作表现还好，盗窃、赌博，已经根除了，农村中出现了一片新的政治气氛。
  （四）解放前后的经济情况
  1．畲族早期经济情况
  畲族在早期曾深居山中，靠打猎为生，不少史书都说到畲民善射猎。所谓“年虽幼小，也能关弓至药矢，不惧猛兽，皆其性也”，即是一例。后来由于生产力逐渐提高，他们就进入了刀耕火种的“初期农业生产阶段”。
  畲族在早期经济生活不甚固定，往往是食尽一山则他徙。双华畬族有蓝、雷、钟、李、吴五姓，传说他们的祖先于唐光启二年（886年）迁入连江，而后徙居罗源。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移居福宁，并浙江温州、处州等处，明崇祯年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被迫迁来双华。
  追迁双华，距今已有200余年，据传说他们的祖先刚来时，此间树木茂密，荆棘丛生，可垦荒地相当多。当时生产工具简单，生产力低下，住的是简陋的草房，吃的是地瓜及野菜，生活十分艰苦。
  2．解放前后的经济情况
  ①土地情况
  畲族住居山区，所耕土地有90％以上是梯田，自然条件较差，消耗劳力大，收量少。解放前双华有317户，人数1055人，共耕土地水田901.26亩，农地987.27亩，水稻平均产量120斤，地瓜平均亩产量160斤，除交地租官粮外，平均每人全年有200斤，可供4个月口粮，大部分家计极为困难，靠搞副业打零杂工来弥补。
  土改前（1951年）畲族人民绝大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全乡317户，有地主13户，富农2户，贫农201户，雇农6户，中农95户。从占有土地情况来看：地主占土地622.6亩，富农占地500亩，中农占地1047.77亩，贫农占土地仅548.9亩。
  贫农人数多，所占土地少，同时多系农地，水田极少。田瘦土质坏，又常遇自然灾害，农作物收成极差。一般年份：早稻好的亩产120斤，差的亩产60斤，平均亩产90斤；晚稻好的亩产200斤，差的92斤，平均亩产146斤。地瓜好的亩产300斤，差的亩产120斤，平均亩产168斤，倘遇特殊灾害，农作物收成就不堪设想。解放前经常发生的灾口虫害，有的亩产只有20～25斤，甚至有的没动镰。
  解放后，畲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领导下，发挥了光荣的革命传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推翻了封建统治和压迫，没收了地主生产资料。他们积极参加互助合作、生产合作社，逐步采用新的耕作方法，因而年年得到丰收。1952年产量超过战前最高水平。
  1953年虽受自然灾害，与1952年比较只减产少许。1956年自然灾害严重，但全乡产量比解放前增加近一倍。1957年是历史上空前大丰收，总产量727883斤，交公粮20935斤，卖余粮122838斤，每人平均分粮440斤。目前仓库中尚有30000斤地瓜米。现在粮食紧张情况，已经不存在了。
  双华有汉族66户，人口231人，聚居在石坑头及东坑里，自然条件与畲族地区一样，除了1户地主外，其余都是中农及贫雇农，所占土地多农地，少水田。平均土地量与畲族人民一样。
  双华地区畲族内部阶级分化比较显著。其他地区一般是畲族人民为了争取最低的生活资料，向汉族地主租种土地，而本民族地主极少。但双华畲族只有200多户，就有地主12户，富农2户，集中在华双、华阳二村。占有土地面积772.3亩，大部分土地购买浙江（162亩）、罗唇（67.5亩）、佳阳（58.8亩）、佳山（59.9亩）、安（82.5亩）。在本乡土地极少。
  ②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种类很多，根据不同性质分为二类：
  一类为犁、耙、锄头、山锄、耕牛。另一类为疏齿、镰刀、粪箕、篾丙等。
  以第一类为主，是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工具。由于家计困难，一般贫苦农民无力购买生产工具。中农以上的家庭一般置有完整的农具，如华阳村64户的统计：地、富、中农平均每户有耕牛2头，4户中农有耕牛、犁耙、锄头、蓑衣等。贫雇农仅置有锄头及成本较低的农用家具。全乡土地不多，畜力、工具统一使用，基本可以解决。农业生产基本还是旧的一套，新式农具使用极少，影响农业生产。今后，必须大力宣传，推广新式农具，以解决劳力紧张问题。
  ③劳动组织
  畲族男女老少都参加劳动，解放前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农忙季节偶有换工，对生产不起多大作用。
  解放后，经过土改，群众觉悟提高，党和政府引导农民走集体生产的道路。于1952年、1953年先后组织起来10个互助组，其中有6个常年互助组。参加农户共有74户，人口212人，占总户数25％，占总人口21％。互助合作可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对于缺劳力的农户进行互助，生产工具互相调剂，做到农业生产不违农时。但当时农村党支部对互助合作领导不够，有点放任自流，同时对于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贯彻不够，因此有的互助组在秋收繁忙中，只互助几天后就泛散。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相应跟着变化。1954年互助合作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进一步组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先后共组织了几个合作社，参加农户有234户。在合作社中劳力统一安排，土地统一经营。由于宣传教育不够深入，群众对于合作化的优越性认识不足，思想极为混乱。1956年因自然灾害严重，产量减少，社员情绪不高，坏分子乘机破坏。于是到1956年冬出现了退社高潮，当时退社的农户有69户，最小的社只剩下4户，群众一时情绪低落，看不到合作化的前途。如西安初级社原有18户，退社11户，仅留7户。群众认为大部分已退社，剩下户数不多，力量小，还不如解散了事。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继续办下去，原11个合作社全部坚持下来，党和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1957年获得了丰收，西安初级社，仅有7户，耕地37.66亩，产量20000多公斤，卖给国家有8000多公斤。各家留有足够的口粮。1957年的大丰收，显示出合作化的优越性，使合作社巩固地向前发展，后来重新要求入社的有143户。
  随着形势的发展，初级社的生产形式又不能适应大生产的要求，于去年又组织了3个高级社：友谊社共有210户，15个生产队；通红社：共有36户，4个生产队；中星社：共有54户，4个生产队。单干户26户。
  组织高级社，使主要生产资料变成集体所有制，取消土地报酬，农民在社的统一安排下，进行劳动生产，在集体劳动过程，培养农民树立集体主义的思想。
  由于农民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生产，对于集体合作一时思想稍有抵触，同时对走合作道路和优越性尚未清楚认识，怕入社吃亏，于是相继出现砍伐森林、擅自出售耕牛（3个高级社共出售13头）等非法行为。后经干部宣传教育，才扭转这种邪风。
  ④农作物与施肥情况
  双华地区一般都是2月、3月、4月多雨，以4月份雨量为最多，以后雨量逐渐减少。11月下霜，12月、正月下雪。气候尚属温和，因此农作物的种类很多，有水稻、地瓜、大麦、小麦、蚕豆、大豆等。解放前水稻种植分为两种：华阳、华双、华中一带年种少量早稻，晚稻占多，地瓜种植面积最多，也是畲族人民的主粮。如西安村18户，过去只播50斤谷种，其余农地水田均栽种地瓜。解放后（1952年）种植面积的分配：水稻901亩，地瓜987亩，少量土地用于种植其他作物。
  农作物的施肥情况，解放前只有少部分的牲畜肥、人粪肥，大部分是以草木灰施肥，一般只施肥1次。解放后，肥料有人粪肥、牲畜肥、垃圾、草木灰、油渣、桐油饼、肥田粉、土化肥等。年施肥三四次。1955年亩施肥3000斤，1956年亩施肥7000斤，1957年亩施肥9000斤。插秧时还以人粪和草木灰搅拌蘸秧头。解放后比解放前虽有增加施肥量，但目前农村垃圾遍地，人粪肥甚多，阡陌前后野草丛生，应领导群众加以利用，一则改善环境卫生，二则可以增加肥料。
  ⑤土特产方面
  双华土特产种类多，收益多，但恢复发展少，据不完全统计，土特产方面有茶叶、桕油、柴片、桐油、花生、油菜等。牲畜家禽有牛、猪、羊、鸡、鹅等。双华土特产的收入占总收入的35％，由此可见，搞好双华地区土特产的恢复与发展工作，乃是活跃农村经济的重要环节。解放后在党的领导支持下，已有初步恢复。今后应重视加强领导这一工作，以达到改善提高人民的生活。
  双华地处山区，荒山面积约2000余亩，应该加强规划，发动群众栽种茶、松杉木、梧桐、果树土特产，增加人民收入。
  ⑥生产技术与灾害
  （略）
  地主高利贷者对于农民的盘剥花样多，剥削重。就以剥削形式来说，有劳役地租、实物地租两种。具体可以分为下列几种：
  ①作分：农民为了租种地主的田地，先给地主做工，如要租1亩地，必先替地主劳动60天。蓝青目租来3分地，为地主劳动18天，平均每分地须付出6天的劳动代价，而1年不必交租。
  ②订现分：即固定地租。要向地主租种田地，双方先协商地租定额，一般租额很高，高的每亩180斤，倘遇歉收年，收成太差，双方可根据实际协商适当减少。
  ③分租制：农民租种地主的田地，到收成时，有的采取对分制，即每亩田地收谷100斤，农民地主各分50斤；有的地主采取38抽分，即每亩地收谷100斤，地主分38斤。这种分租制，地主所分之实物地租，不付任何劳动代价。农民分得谷子，其中包括牛租。一般每亩地须租牛5.5天，每天牛租12斤每亩地单牛租一项即付出66斤。倘遇自然灾害严重，农民可与地主适当协商，减轻租额。但牛租不论，欠，必须全数还清。所以有时农民忙碌一年，不但颗粒不能还家，并且还要贴牛租。
  ④下根银：农民甲为了保证租到地主的土地，先向地主交定银，地主就决定明年A土地租给甲。每亩一般收定银3元，后来农民乙要租A土地，得向农民甲商量。但往往因农民乙与地主有交情，通过地主对农民甲的百般挑剔，农民甲只好放弃租给农民乙，不过农民乙必须付出定金还给农民甲。
  上列地租形式，以订现分，即固定地租，最为普遍，这点与汉区大致相同。
  借贷关系在双华不甚普遍，因一般农民家贫如洗，不动产甚少，所以财主不肯轻易借给农民。每当青黄不接，贫苦农民告贷无门。偶有借贷款项，亦须家中有物可押，并请人作中介，利息极高。如农民今年向地主借30斤小麦，要以1500株的地瓜面积抵押，并俱写契约一纸为凭，其30斤小麦须由保长经手，保长抽2斤，农民实收28斤。所借30斤小麦今冬还不起，到明冬要还干谷280斤（计算办法：小麦每百斤以大洋12元计算，谷子每百斤以8元计算，每月利2分，每月利上加本，本中加利，明冬得交280斤）。每当最艰难的岁月，也是高利贷最活跃的时机，有的农民以月利10分贷入维持生活。
  典当、土地买卖也很多，因国民党抽丁、迫捐勒税，贫苦农民因无力负担，只好典卖土地。以1938年最为严重。
  （三）手工业、副业、商业
  据调查双华手工业、副业的特点：人数少、种类少、收入少。
  从事手工业者，除刺绣外，其余都不是专门职业。刺绣业有20人，是专门职业，每逢喜庆婚嫁，受雇刺绣，工艺精巧，衣服、裙子等物绣有人物花鸟，配色鲜艳夺目，颇得人称赞。同时刺绣，不备图样。这也表现了畲族人民的智慧。我国工艺品出口甚多，这种人才有培养的必要，也是继承文化遗产的必要措施。
  手工纺织在畲族地区较为普遍，有蚕丝、芋麻、棉纱三种织物，从事纺织者一般是老人，青年男女极少。过去纺织物自给自足。据说在清光绪年间最盛，国民党统治时代就逐渐减少。
  副业生产是畲族人民经济生活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因土地少，全年除农业劳动外，大部分时间到外地打杂工及挑柴往浙江，来维持家庭生活。
  畲族无本民族的商人，亦无墟市场，过去畲族人民对副业产品、土特产都要挑到离双华10多里和30多里的浙江马站及樊山等地交换，现在大部分由国家收购外，尚有一部分挑往浙江出售。
  （四）人民生活改善情况
  双华是一般老区，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受尽摧残和破坏。抽丁、捐勒税，逼得人民卖妻鬻子，当田卖地，倾家荡产。在1941年至1948年双华讨饭的有18人，鬻子的有11户，因无力扶养及怕抽丁关系为人继子者22户，因无法交捐税而卖土地者25户，给人雇工者296人。稻草当棉被，火笼当棉袄者188户，占全乡总户数60％弱。总之，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双华人民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到处苦声载道，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农蓝青说到解放前的辛酸生活，不由得唉声叹气。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无限关怀，使他们在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都翻了身，就以双华人民的生活提高来说，根据我们调查，48户中，有添置新床3张，新建烟囱灶9个，盖房子2座，耕牛16头，比解放前增加50％，毛猪52头，增加8倍，羊107只，增加70％。
  双华人民普遍反映说：“解放后我们生活提高8～10倍。”贫农蓝青说在一次乡干部座谈会上说：如果没有解放，今天也没有我阿说了。由于人民生活得到普遍改善，购买力也相应提高了。今年6月份双华分销店开始营业，每日收入40～50元，最高达90多元，每月平均收入1200元左右。
  根据我们调查中农和贫农2户家庭生活，可以看出一般人民生活改善情况：
  蓝青说（贫农），全家4口，解放前种2亩农地，全年粮食不敷10个月，以麦壳苦菜充饥，还有打零杂工、搬运、卖柴维持家计。解放后，不但粮食足够，去年分得地瓜米，到今年还剩640斤。新添置物件：棉被2床、棉袄20件、衣服10套、卫生衣4件、球鞋4双、锄头2把、草耙2把、修建房子1间。
  雷子来（中农），全家4口，解放前种水田4.2亩，农地2.12亩，年收入谷500多斤，地瓜米700多斤。副业收入20多元，缺粮半年，靠野菜及被人雇临时工，搞副业来弥补。解放后，除了口粮够吃外，还购买牡牛1头，棉被1床，棉袄2件，衣服8套（只绸衣1套），球鞋、布鞋、雨鞋样样都有。新建房屋3间。
  解放前后广大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因此阶级也起了很大的变化。有不少贫雇农上升为下中农、上中农。几年来，双华畲族阶级变化如下表：
  3．兴办人民公社情况及本片远景规划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捷报频传，广大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双华党支部贯彻上级的指示，以总路线为中心，通过各种活动进行宣传教育，使总路线精神深入人心，群众觉悟提高，干劲冲天，使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就以今年播种面积来说：新开荒及复种共3420亩，估计总产量是1116325斤，平均亩产330斤。由于党和政府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和田间管理，增加施肥量，这个指标完全有条件实现的。今年春季播种面积是830亩，夏收产量是144989斤，除每人留够口粮外，还卖给国家33841斤。
  随着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旧的生产方法已经不能适应了，要求有新技术和更多的肥料。群众根据现在已条件使用了深耕犁及打谷机。开办大小土化肥厂7个，单有4个小的土化肥厂就出产50000斤。
  在这自然条件差、交通闭塞、群众一般思想比较保守的地区，敢于破除迷信，办起工厂，不能不说是总路线光辉照耀下的成就。这是畲族人民大跃进的序幕，群众还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尚未发挥，如有的人对“大跃进”的意义认识不足，桥头仔×××说：“跃进不跃进无关系，我们只管劳动有饭吃就行了。”又说：“不要干部领导，我们去年也能丰收。”对“大跃进”意义认识不清、干劲不足的，大有人在。今后必须加强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有了这个思想基础，加上党的领导，即将创造出更多的奇迹。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农业生产大丰收，群众情绪高涨，说党号召兴办人民公社，一般贫农，下中农是热烈拥护的，大部分上中农也是赞成的，但是也有少数人对人民公社的好处缺乏正确的认识……经过干部反复宣传，摆事实，讲道理后，群众还是热情支持和拥护的。今年8月20日成立人民公社，目前生产仍旧采用原来3个高级社的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生活已按生产小队开设21个食堂，集体烧饭分家就食。由于近来农村工农业生产任务紧张，劳动力非常缺乏，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本乡举办7个托儿小组，共托35人，使有婴孩的母亲可以安心从事工农业生产。
  （略）
  （五）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
  1．生活习俗
  双华乡畲民的社会基本生产单位是家庭，同一血缘同姓的家庭，通常聚居在一起，他们基本上还是母系社会，传说里说到龙期“是男的，生了三男三女的后代都跟父姓，即现在的雷、蓝、盘各姓，三个女儿招了女婿，后来生子亦姓父姓。现在还一直保留着父系社会制度，妻子婚后一般是跟丈夫住。独女可以招赘，如果男女都为独生的，则所生儿子分姓两姓”。
  （1）家庭与社会组织
  过去这里多大家庭，祖孙三代同堂的很普遍，蓝茂学的先祖曾有过60多人居住一处不分家。据说蓝姓有一家50多人同聚一堂，后因年景不好，生活窘迫，找不到粮食，全家只好靠一锅烟叶充饥度日，为了四出就食，只好分家。临近解放几年，大家庭已少如凤毛，解放后这类“张君义的遗风”就没有了。究其原因，是家庭的主人，即一家之长的父亲（或祖父），驾驭儿孙的权力慢慢弱了。那种“父叫子死，子不死不孝”的神威，淡泊到不可收拾，渐渐地，儿孙在家庭中露出头角，有说话的余地与自主的力量，只要一个说“分”，就会一呼百应都主张分，失去权力的家长，不好坚持，顺水推舟，只有答应。
  以前分家是件大事，动辄就会招致兄弟间头破血流的抗争。因此这工作必须在舅父主持下进行。舅父亦知道任务的艰巨，但社会的习俗，不好推却。因此，土改时，群众曾这样说：“大舅花那么大气力，才把一家的分归（分口）做好，如今党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分田地，做到天下农民个个没意见。共产党实在伟大。”
  父亲的财产，女儿没有继承权，只有出嫁时，得到一点嫁妆，除此之外，一切财产，均由男子承接。长嫡子除应得平分1份外，有权再得1份。招赘只有能担负扶养双老与繁殖本家后代的职责才可以得到财产。无子女的遗产由亲属继承。
  本乡没有祠堂，钟姓祠堂有2个，1个在浙江，1个在佳阳；蓝姓只有1个，在浙江；雷姓本来也有1个，被台风刮倒，以后就没有再建。管理祠堂的是族房长，由本族中有权有势有财产的人担任，他的权力很大，除负责祭祀祖先、管理公有财产，还能指挥全族人员参加与外族械斗，只要他一呼，就有百应，听其调动。本族内部的纠纷，亦是由他调解，他是畲民中的领袖人物。本族人民与其说敬他，不如说畏他。
  （2）物质生活
  勤劳俭朴是本民族人民的优良传统，男女老少同样参加劳动。妇女的劳动能力个个精强。男人出外做工，家里一切事务皆由妇女担当，耕种、砍柴、进城买卖、照顾孩子、料理事务，里里外外无不插手。至若纺麻织布尤其能事。这里每家都种植苎麻，5月、7月尾、9月中旬一年收成三季。雨天不能出工，或是农闲或晚上，她们就在家中纺麻、编织各种成品，如夏天的衣衫、蚊帐、麻袋、干粮袋、围身裙、绳子、盖头巾，以及蓝白两色缀有简易文字的围身裙带子。有时掺杂一半棉纱，织成冬衣。一件衣服的织成，前前后后经过12个手续，花工很大，有时还要雇人家加工、染色，染色每丈一般要1元3角，上等的则需2元2角。因此，除非贫病交加、极度困难，是不把这些来之不易的产品出卖的。她们之所以不惜时间与精力去搞这些非卖品，是因为这活大人小孩都可以干，而干活的时间又是在农闲，因而它可以锻炼孩子勤劳的习性，养成爱惜劳动成果的优良传统。自织的布经得起磨损、耐穿，做夏衫穿凉爽，劳动流汗时，不会粘在身上。
  畲族的服饰，男人受汉族影响，几乎全部汉化，没有什么差别，妇女的打扮亦近似汉族，平时非做客、看戏是不穿民族服装的。“改装”的原因有二：一认为穿本民族服装不光彩，怕人笑话，难为情；二缝制本族服装花时间，单单右襟图案，就得刺绣4天。为了节省时间用在生产上，一般妇女都只穿汉装的粗布衣。妇女喜穿黑色衣服。本民族服装式样相当讲究。一般是向右面开襟，衣领、袖管内外皆缀花边，胸襟绣有碗大图案，有的是鸟禾花草，有的是亭台楼阁，有的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古代英雄。不论哪种图案都渗透着浓郁的民族风味。襟袖间挂一条红色飘带，据说是高辛皇帝敕封的。劳动时则换以红手帕，用以擦汗。下身穿裙，对片开，边镶以花纹。鞋黑色，上绣有花草图案，前方平秃，像船。每个已婚妇女均有一条裙子，据说一生只穿两回，一回是结婚，一回是老死。男人结婚的服饰与汉族差不多，长衫外套以马褂，背后绣有图案，或鸳鸯或龙凤相戏，头戴碗形大帽，细藤编成，尖端缀以绺发，其样式一似清宫廷文官之帽。头发结成一条长辫，从脑后垂到背上。鞋亦前端平秃，上缀有两束丝结向上翘起。平素多穿粗布黑衣，对面开襟，样式与汉族雷同。
  妇女的发饰，因婚否有所区别。已婚妇女则在脑后梳一半椭圆形的发髻，周围以红色绒线，上插银簪一根。两束黑发，细而长，分别撒在额边。结婚时，头顶冠以尖形小帽，形似半截牛角，上缀有银饰器屡各色料珠，有垂挂脑后，有遮拦额前，晃晃摆动，叮叮作响。未婚少女，则梳一根修长发辫，驮在背上，几条粉红色羊毛线，斜圈脑顶，呈60度。妇女头顶或髻旁，如果所束是白色，那是死了丈夫、父母，或为翁婆挂孝的一种标志。畲族妇女，特别是姑娘，头上常着一顶小斗笠，配以五色料珠和水红色丝带，玲珑可爱；妇女头上多缚一条黑色丝巾曰“头丝”，则表示已婚。
  畲族人民住居高山溪谷，房屋十分简陋。除地主或富有人家住瓦房外，一般劳动农民，多是居住茅屋，四面墙壁以碎石叠成，顶上盖以稻草，由于灶无烟囱设备，整座房屋都被炊烟薰得墨黑。解放后，畲族在党的领导下，打垮了农村封建势力，不但土地还了家，连房屋也还了家，畲族多搬进瓦屋居住；更因为双华是老区，受国民党摧残比较厉害，茅屋被烧的烧，被拆的拆，残破不堪，解放后有很大恢复。这次双华乡遭遇空前的台风袭击，房屋倒塌的不在少数，在政府的关怀与帮助下，受灾的住户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
  （3）婚姻
  畲族的婚姻尚保留民族外婚制残余，同姓是不通婚的，青年男女的婚姻自己不能做主，皆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过去买卖婚姻，要结婚很不简单，聘金通常是10多担谷子或100多块银元，此外“定亲”、“定日子”、“迎娶”，都规定有繁重的礼物。订婚时，男方送画有龙凤的红帖2张、红线2束、冰糖或饼2包，鸡、面、酒等，银戒指1副。女方则回以油菜种子、黄豆种子、谷种子、麦种子、万年青、葱根等，种子表示新娘来家做种，传育后代，葱根则表示夫妇白头到老。畲族男女结婚日子多取在冬天，七月半，男方告以迎亲吉日，并给女方送鸡蛋、面、酒、饼。女方则回以裤子1条，或毛巾两条。迎娶前两天，男方又得给妇方送猪肉42斤，糯米糍粑四桌80颗，饼四桌80块，毛巾40条，大红蜡烛1合，火炮5包，蜡烛4斤，红纸包4包——梳头包，给新娘买梳头用具；姐妹包，给小舅子；出路包，给新娘，以坐轿至半路答谢客人赠用；插花包，买新娘头上装饰品。女方则回以挂蚊帐包、茶包、开轿门包，并用聘礼购置妆台、被、蚊帐、茶壶、面盆、酒瓶1对等，嫁妆多寡，皆以男方的聘金为转移。此外随从花轿而来的，还有女方陪嫁的牛、羊、田。拜堂后，还要招待亲友大吃大喝几顿。畲族中因讨了老婆而至负债累累的屡见不鲜。
  由于买卖婚姻的聘礼繁重，本乡“服务婚”相当普遍，华阳自然村雷××，年轻时订了婚，没钱娶，就到岳父家做工，约定期限8个月，以劳动所得抵偿聘金。谁知女家说话不算数，嫌他穷，打发他回家，白做了8个月。过了不久，社会舆论多了，女家亦考虑到“名声”问题，勉强才把女儿嫁还他。在女儿当商品买卖的社会，劳动人民即使愿意以劳力去换取妻子，也是到处碰壁的。
  本乡还有换婚的习俗，就是以妹换妻，交换时不因年龄不等而补贴金额。婚后要是一方夫妻不和离婚了，则另一方无论如何也要离婚，表示替亲人出气。
  过去重男轻女的风气相当浓重，童养媳普遍存在，男女又多早婚，一般是14岁到18岁。由于婚姻是由父母包办，能赚到钱就行，不顾年龄的悬殊，因此多男小女大，夫妻间没有感情。造成男小女大这现象的原因是畲族妇女多是劳动能手，男家都想找年高力大、能上山下田的，这样，既讨了媳妇，做了“好命人”，又增加了精悍的劳动人手，一举两得。由于父母主婚的观点在于经济之利，没有考虑到婚后夫妻的情感。解放后政府颁布了《婚姻法》给被压迫的妇女撑了腰。1952年春，9对离婚的都是妇女主动要求而获得政府支持批准。
  畲族结婚的仪式近似汉族。男家的花轿抬到女家准备迎娶时，由舅父装饰头花，与父母兄弟告别，边吃饭，边以哭当歌：“一颗给你给谷仓，一颗给你给银两；冬来谷子收回去，春天出卖好银两。”反复吟唱。末了由舅父抱上轿，关好轿帘，轿夫就从大门外拿好桥杠，一进一出来回进行7次，然后抬上肩，由旁人将轿前推3步，后拉3步后才出大门。轿至男家，新娘、新郎拜毕祖宗，接着新郎拜家里大人及“好命人”。晚上闹房办酒1席，新郎坐中间，邀亲房10人共饮，席间讲祝贺之话，如“白头偕老”、“早生贵子”等。婚后3天新郎、新娘回女家，叫作请“回门”。
  解放后高昂的聘金与繁缛的仪礼没有了，一些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取消了。《婚姻法》颁布之后，男女婚姻一般还能自主，目前为止，由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就有5对。畲汉不通婚的禁闭局面也打破了，只要“情投意合”就能结婚。华阳有两位畲族男子与汉族妇女结婚，华双有一位畲族姑娘与汉族结婚。但畲汉通婚并不普遍，在畲汉人民，尤其老一辈人的心目中，就有这样根深蒂固的偏见，那就是畲族人嫌汉族姑娘不会劳动，只会享受；汉族人亦嫌畲族人不讲卫生。共同的偏见，亦是畲汉不能普遍通婚的一大障碍。
  过去，寡妇再嫁要受亲房层层阻挠，直到亲房揩了油水为止，再嫁出去只许黑夜从小门出，大白天是不准走的。有孩子的带走之后，到长大16岁时归还夫家，传袭下代。兄死，小叔有优先娶嫂的权利。再嫁的婚礼多寡，亦取决于婆婆。现在这种主权收归寡妇掌握，他人不得过问。
  解放前离婚的手续极为繁琐。要是女方提出离婚，男方就敲竹杠，讨价还价多要离婚金。许多男子为了在妻子身上榨出更多的油水，往往把离婚金抬得很高很高。女方为了应付这笔高昂的金额，在重择情人时不得不考虑再三，如对方家境好，完全有能力付出这笔金额，并保证婚后生活幸福者，女的才肯点头。为慎重起见，女的多亲自出马，到对方家察看其经济来源与财产多寡，考察的重点是：家产多少，人口多寡，婆婆好坏，耕畜头数。合则嫁，不合则去。要是男方提出离婚，离婚金亦得支付，但金额比较少。旧社会男女地位的悬殊，这又是活生生的一例。
  （4）节日
  畲族人民笃信鬼神，每年有好几个节日来专门祭祀鬼神，比较重要的如下：
  正月初一日，家家备三牲酒菜礼物，在本所上祭先代宗祖。这时人人穿起节日盛装，停止一切劳动与外出。熟人相遇必讲好话，如“发财”、“添福”之类。
  正月初四，灶公降世，大祭。
  二月初二日，所谓“开光福”，是土地神诞生之日，各家办了礼物请祭老土地，替菩萨点睛，请菩萨画符，保佑全家平安。这天十分热闹，搞迷信的职业人（亦曰巫师）化装成菩萨，右手持刀，左手执旗，大舞大跳，前呼后拥，游行的群众跟在背后，浩浩荡荡环绕本乡一周。此外，还请木偶戏连续演出3天。
  三月初三日，祭墓，用青艾所做棵灰酒菜礼祭，有祖留公田的房，就以所收的租谷，筹办丰盛酒菜，大吃大喝一餐。
  四月初四日，“开洋福”，保佑庄稼丰收。
  五月初五日，用糯米做四角棵粽奉祭历代祖宗。四角者，表示从事一切都有头有尾，不半途而废。是日，家家喷雄黄酒，户户插艾青叶，以阻拦妖魔邪怪进屋闯祸。
  五月十六日，“开洋福”，大宰猪羊飨神，保佑五谷丰登，田禾大熟。
  七月七日，“女娘福”，保佑合家平安。
  七月十五日，在厅上或祠堂祭祖。
  九月九日，“地主公福”，保佑全乡平安。
  十二月三十日，过年，大祭祖先。
  这些节日，可以说是神权社会里不懂科学的迷信行为。在这些节日里，畲族男女，尤其青年们，就大唱山歌，抒发内心的激情。解放后，山歌增添了歌颂党、社会主义的内容。
  （5）病、丧、葬
  在医学不发达的山区，人病了，多请巫师治病。30岁以下的病人则做“王”，30岁以上的则做“十人保”。做“王”是驱除缠在病人身上的鬼魔，由全套武装的巫师站在病人床前，指手画脚，念动咒语，舞动“法宝”，作吆喝驱逐状，活神活现，煞有介事。
  所谓“十保”，即10人担保1人，此法只适于30岁以上的人。由巫师写好上天奏章，由本乡享有人望的10人签名（若病人是女性，则5男5女签名），然后对天烧焚；家属持病者新缝的长衫挂在门口，袖子装满米，然后置剪刀、镜、尺、线、鸡于灵桌上，边下跪礼拜，边叫喊病者姓名及出生年月，祈求上神保佑，反复喊叫数遍之后，取下长衫盖在病者身上，煮粥让病人吃，据说这样就能得到天神的庇佑，病会慢慢好转。假如医不好死了，那件长衫就让死者穿走。
  死了人，巫师把写好的死者简历大声朗读，祈求土地大神给死者开路，并派“兵”护送。死者长子捧一杯向水神买来的神水，替死者洗胸口、手脚。然后换上“寿衣”，抬到大厅，放在四块木板铺成的“冥床”上。点一盏柴油灯，烧香，供饭，化纸钱，把一根木柱放在死者手中，以驱逐拦路狗，收殓时易以手帕。
  收殓之后，把亲戚送的纸钱、银箔以及纸糊的用具，如轿、厝、船、箱等等全部烧毁，随即立“木主牌”，以便年年节节恭祭。若死者是秀才、名官或阔户之家的老者，其棺加盖钉好，抬至后厅停棺，两三年后择吉出葬。一般则当天抬走，钉在山上，两三年后开棺取骨，置入瓮内，待冬节或清明埋葬。无论是贫者或是富户，在墓地的选择都十分注重。据说，墓地风水不好，就会影响子孙的幸福。由地理先生选择好适合地点，在吉日破土动工。棺（或瓮）入土之前，地理先生一手执雨伞，一手抓谷粒，看好罗盘针，然后念念有词向墓坪撒下谷麦粒，儿孙立刻捡起，带回收藏于谷仓之内。墓洞内点燃1对蜡炬、3炷香，然后把棺（或瓮）入洞，封闭之间，观看火焰，假如蜡炬火焰直顺，则说明所选的墓地风水好，不然则坏。儿孙需把这蜡炬的火焰转点到家里。
  居父母丧，儿子戴孝3年，120天内不理发，女儿出嫁，挂6天。1年内不做糯米粽。
  （6）习惯法
  遇争吵相持不能解决而殴打，则由乡内有经验，受群众拥戴的父老调解。无理一方则买块红布给对方表示抱歉，父老之言，人人皆听。
  抓到贼，索回赃物，然后吊打一顿，罚红布。亲夫抓到奸夫，痛打一顿，他人抓到则勒索请酒。
  （7）禁忌
  不准在祠堂附近或住房周围煮狗肉。不学理发，不做轿夫和吹手，因为这是不务正业，下贱人才做的。
  （8）解放后习俗的变化
  解放后，男女婚姻自由，沉重的聘金，繁缛的礼仪没有了，连轿也不坐了，一切都从简。丧葬方面，同样取消了过往繁琐的手续与仪式，贯彻了节约的原则。大部分的节日不过了，把时间与精力挪到生产方面。
  国家颁布了《婚姻法》，不但青年男女高兴，连父母亦说：“包办婚姻男女没有感情，影响婚后生活，如今自由恋爱，男女就有了感情，《婚姻法》好！”但由于一般群众对《婚姻法》的精神实质理解不足，片面强调“自由”，因而在客观上有一些纷乱现象。譬如，某些已婚妇女强调一切“自主”，丈夫不得过问，稍有触犯“主人”就大闹，或是不出工，甚至提出离婚。而某些干部执行《婚姻法》时亦不够慎重考虑与了解，往往“有求必应”，客观上给男人造成了紧张的心理状态。以致有些男人不准妻子参加社会活动，怕“跑掉”。
  （略）
  二、宗教信仰
  畲族人民对祖先十分虔诚，每年过年过节都祭祀历代祖宗。据他们反映，他们的祖宗是“龙期”，某些地方至今尚留着祖图，以祭祀时张挂。本乡过去每月初一、十五两天都烧香祭祖，如今虽然迷信已经破除，但老年人笃信祖宗公婆的信念都坚定不移，几十年如一日地恭敬着。
  （略）
  （六）文教卫生
  1．文教
  解放前双华乡没有一所学校。据雷黎宙说，当时念书的只有他一人。1950年本乡开办一所小学，寂寞的山村第一次响起琅琅的读书声。受歧视的畲族人民，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从被压迫、被剥削的危困中解放出来，在文化上也翻了身。
  兹把历年学生中民族成分与工农出身的比例，分列于下。
  入学儿童与学龄儿童比例可以1958年为例，全乡7～13岁的儿童有151人，入学的有57人，占学龄儿童总数37.7％，尚有约63％的可以念书的儿童没有入学，在家帮助农事。今年高小毕业1班，11人，畲族学生占8名，7位工农学生保送到福建少数民族中学，初小毕业7人。
  本乡还有民办小学一班30人，民办幼稚园一班25人，干部红专学校42人，专为社队长以下干部开办的扫盲学校一所，共8班，今年8月已改为文化技术学校，学员223人。
  每生产队都有夜校，华双一所夜学共有学员28人，认识2000字以上的有2人，1000字以上的有4人，其余都能认识500～1000字左右。学员最大岁数有40岁。
  福鼎县少数民族文化站设在本乡，1958年1月建成。现在财产大小件55件，书664本，多为薄本的通俗读物，其中连环画有252本。设有4个图书流动箱，每箱存书20册，每10天轮流1次，至7月底已拥有读者400人次，借出232册次。
  在华阳、华双二自然村挂有黑板报2块，5天1期，内容有国内外新闻摘要、当地新人新事、山歌小唱等，每期有读者四五十人。
  此外，还编印宣传材料，已印22期，在华阳、华中、东坑里等7个自然村设立广播站，广播宣传材料。为丰富畲民文化生活，曾分别在华阳、华中、华双、小岭4个自然村放映幻灯片《三家福》、《学文化》、《二万五千里长征》、《介绍一个农业社》、《农村巨变》和《苏联集体农村介绍》等片。今年“六一”，举行了小型文体比赛，有乒乓、跳绳等项，参加的是小学生，拥有观众200多人。宣传总路线时，组织了街头剧，到各村巡回演出，备受群众欢迎。
  少数民族文化站，在散播文化种子、丰富畲民精神与文化生活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文化站落成典礼时，群众纷纷反映说：“政府把文化站设在我们双华乡，对我们的好处实在太大了！”一位畲族老人激动地说：“畲族有了文化站，做了许多出数（事情），真真是共产党领导得好。”
  2．卫生
  畲族群众多居高山峻岭，密林峡谷，交通非常不便，自然条件差，生活贫困，疾病丛生，蔓延迅速，加之没有医疗设备，又笃信鬼神治病，造成了人员大量死亡。1940年痢疾、霍乱大流行，三四天间，单华阳一乡64户，死于痢疾的就有6人；死于霍乱的也有6人。麻疹、鼠疫、天花等症，都在这儿逞凶闯祸过，夺走了不少强壮的生命。此外还有不知名的病症，也严重威胁过畲民安全。雷德麟反映，在民国八年、九年（1919年、1920年）和二十五年（1936年），曾有一种病症，一出现病状就不省人事，失去说话能力，过两三天就死去，当时患得此病，莫名其妙死去的就有两个，一是华阳的雷得可（21岁），一是雷志坤（9岁），据说至今还未弄清所属何病。
  解放后，由于党与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不断派巡回医疗队翻山越岭，迢迢到此，每年都有一两次，每次停留10天或半月。今年元月间，从福鼎来了2位护士、1位医生，替畲族人民诊病，19号1天就医治了82人。
  （略）
  疾病对该乡人们来讲，确是一大威胁，过去由于他们处于被欺弄、歧视的朦胧中，得病多祈求神明的保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医生是从来不会越山翻岭来到穷乡僻壤的地方，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安慰，他们不求神，求谁呢？现在他们从迷信中觉醒过来了，认识到神明是医不了疾病的。对医生的需求十分迫切，普遍要求在该乡建保健站。群众这一合理要求，有关部门应迅速考虑，付诸行动。消灭或减少疾病，更应该从讲究卫生、保持环境清洁着手。这点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的畲族人民说来，完全有可能办到的，今后应彻底改变人与牲畜杂居，房屋与毛坑杂处的不科学做法，以根绝病菌的渊源，使人人有充沛的精力，以赴农业生产。
  （略）
  （七）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
  畲族在历代反动统治时期是一个被侮辱、被歧视并且惨受迫害、饱经苦难的兄弟民族。汉人因为“畲”音近“蛇”，所以说他们是“蛇民”，骂他们妇女为“臭蛇母”或“邪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他们更是被歧视，被编歌谣受侮辱。“畲客婆越做越无，畲客姑越做越苦”，这首歌谣不仅表现对他们的歧视，同样的也透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他们的遭遇，一些民族叛徒的地、富、保长，勾结国民党，无孔不入进行种种勒索，苛捐壮丁，要抓要派，都是从畲民开始。三次反抗国民党收鸦片捐即是一例。派民夫也是这样，如要出远途的，就是找畲民。早在地下党活动时期，他们是一个苏区，但是妇女到别地方去做买卖，即被人叫做“土匪婆”。卖柴草被白拿即是常事，同时还要被挨骂。为了减少这种遭遇，因而迫得他们不得不改变他们本民族装饰，不承认自己是畲族，都称自己苗族，这都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罪证。
  解放几年来，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并在伟大的民族政策感召下，畲族人民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解放后这种不正常的民族隔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从而基本建立了“互相尊重、各得其所、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民族新关系，过去对畲族的欺侮歧视情况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了。畲民在民族之间也能竭诚相处，树立民族的自尊心。我们这一次到这里来调查，受到他们热烈的欢迎，一般调查情况他们都毫无顾忌告诉我们，对我们很热情，群众说党派来干部是关心我们的，是来为我们办好事的。
  双华畲族乡包括一小部汉族在内，但是他们长期融合在一起，在劳动上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当我们访问几家汉族贫民，他们都说，过去以及现在，我们关系都很好，坏的只有那一小撮地、富、保长，我们彼此在年节都有来往，在建筑以及其他方面都有互相帮助、相敬如宾，路上相遇，都以伯叔、姆婶相称。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他们曾和汉族一起反抗过，在党领导下，举起大刀长矛配合红军对国民党进行顽强而英勇的斗争，不少畲民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了，为革命付出相当的代价。在双华革命的洪流中，畲汉人民流的血是汇成一片。
  解放以来，畲族人民同样享受民族平等待遇，参加了政权组织，建立了党团组织，选上代表，当上国家干部。
  为帮助少数民族提高文化，建立一座少数民族文化站，政府连年贷款，发放救济，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发展生产。政府还经常派工作组来协助领导生产。现在他们可以在一起劳动、学习、生活。党的恩惠已深入民心，曾经上北京参观的蓝青说同志说，我们少数民族也可以上北京，见毛主席，政府花了许多银元给我到处参观，这只有在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才有地位，今天才是国家真正主人。如今在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平等政策的感召下，畲族人民和汉族人民都以同样的满腔热情在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忘我劳动着。
  ——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党群资料655］

①徐规等：《畲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载《杭州大学学报》，1962（1）。 ②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2）。 ③张崇根：《畲族族源新证》，见《畲族研究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④福建编写组：《畬族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⑤雷耀铨、吕锡生：《关于畬族的来源》，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1）。 ⑥王新民：《越王勾践子孙移民考》，载《福建文化》，1944（1）。 ⑦傅衣凌：《福建畲姓考》，载《福建文化》，1944（1）。 ⑧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北京，中华书局，1941。 ①黄仲琴：《汰溪古文》。 ②王彦威：《台州府志》。 ③徐作生：《仙居韦羌山蝌蚪崖石考释》。 ④杨澜：《临汀考》，卷一，《山川考》。 ⑤薛凝度：《云霄厅志》。 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七册。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五，胡三省注。 ①褚成允：《遂昌县志》，卷一一，《风俗·畲民附》。 ②江远青、江远涵：《建阳县志》，卷二，《舆地志·附畲民风俗》。 ①黄联珏：《贵溪县志》，卷一，《杂类轶事》。 ①黄联珏：《贵溪县志》，卷一，《杂类轶事》。 ②《冯翊雷氏宗谱》，清同治六年（1867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卷七五，胡三省注。 ②《续资治通鉴》。 ③刘克庄：《漳州谕畬》。 ④文天祥：《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 ⑤《元史》。 ⑥郑所南：《铁函心史》。 ①福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安市志》，第1110页，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②《思文大纪》，卷六，12页，《痛史》第六种。 ①《中国社会研究：弗立德曼随笔集》，355页，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9。转引自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刘广京序”，长沙，岳麓书社，2002。 ①参见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195～19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②房龙：《房龙地理》“阅读参照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③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①上述碑文中的符号“口”，为字符模糊而无法识别者。下同。 ①《长汀县志》，卷三五，《杂录畬客》，清光绪五年（1879年）。 ②《龙岩州志》，卷一二，《杂记志·畬客》。《龙岩县志》，卷二九，《杂录》，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刊本。 ③《闽杭庐丰蓝氏族谱》卷末之八《杂录》，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种玉堂镌。 ①《平和县志》，卷一二，《杂览志》，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 ②《永春县志》，卷七，《风土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 ③《德化县志》，卷三，《疆域志·附风俗》，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④《龙溪县志》，卷一〇，《风俗·杂志》。 ⑤《南平县志》，卷一一，《礼俗志·杂俗》，民国八年（1919年）。 ⑥《南平县志》，卷一一，《礼俗志·杂俗》，民国八年1919年）。 ⑦《南平县志》，卷一，《沿革》，民国八年（1919年）。 ⑧《南平县志》，卷五，《田赋志》。 ①转引自李泽奉、刘如仲编著：《清代民族图志》“前言”，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897。 ②辛竟可：《古田县志》，卷之二，《风俗·畲民附》，乾隆十六年（1751年）。 ①蓝炯熹主编：《福建省志·民族志》待定稿。 ①《重纂福建通志》，卷一四〇，《国朝宦绩·李殿图条》。 ②蓝运全、缪品枚主编：《闽东畲族志》，426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富达畬村志》，57页，2003年铅印本。 ①《福安县志》，卷一六，《职官》。 ②黄裳：《演山集》，卷四六，《茶法》。 ③乾隆《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 ④乾隆《福宁府志》，卷一二，《食货志·物产》。转引自朱维幹：《福建史稿》，下册，443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 ①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 ②《申报》，光绪六年（1880年）十二月十一日。 ③衷干：《茶市杂咏》。 ④参见蓝炯熹《猴墩茶人》，4～5页，11～1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 ①参见钟大焜：《颍川钟氏族谱》，光绪二十年（1894年）。 ②参见钟大焜：《颍川钟氏族谱·颍川钟氏修辑总谱序》，光绪二十年（1894年）。 ③参见钟大焜：《颍川钟氏族谱·颍川钟氏修辑总谱后序》，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④参见《华美报》，第一七号，15页。 ①古斯费尔德：《传统与现代性：社会变迁研究中误置的两极》，见《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322～32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②参见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11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①参见微微安尼·苏：《国家的成就：中国政治团体的架构》，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 ②王日根：《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218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 ①乾隆《古田县志》，卷二一。 ②乾隆《古田县志》，卷二一。 ③乾隆《古田县志》，卷二一。 ①古斯费尔德：《传统与现代性：社会变迁研究中误置的两极》，见《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32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①参见陈庆德：《经济人类学》，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①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福建卷》，12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②《福安畲族志》，147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根据“1984年畲族大队合作经济经营管理业务基础统计表”，原表缺康厝畲族大队的资料。 ①转引自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索》，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①参见艾嘉礼：《有关畲族唱歌风俗问答》，见陈国强主编：《畲族民俗风情》，150～153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 ②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42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③蓝炯熹：《畲民家族文化》，383～387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1卷，9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①《清稗类钞》。 ①附文中的“斤”均指“市斤”。全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