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福建省罗源县的霍口公社，有一个畲族比较集中的福湖大队。这里地处闽东地区，四面青山环抱，岱江从村前咆啸而过，自然景色十分秀丽。
  福湖村是以畲族为主的民族大队，全村117户、597人，其中畲族占101户、516人，下属五个畲族生产队和一个汉族生产队。全大队耕地面积622亩，约有一半以上是梯田。山林面积5600多亩。这里主要农作物是水稻，一年两季。也兼种番薯或套种大豆（为数较少）。
  解放前，这里的畲族农民没有自己的田地，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欺压和汉族地主的剥削。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畲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但使畲族人民在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而且在生产生活上都积极帮助畲族人民走富裕的道路。集体化道路给畲乡带来了巨大变化。仅从粮食生产来看，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粮食产量增长很快，到1979年（大队核算的最后一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水稻总产4363担，比解放前增长了3倍。每亩产量由过去的200斤提高到600斤，人均口粮比以前增加了近3倍，个人收入也达到最好水平。在大队核算的十年期间，曾进行了十项大的基本建设，如仓库、牛栏、知青楼、文化站、晒谷坪、农田水利建设、大队礼堂、学校校舍等，总投资数万元，并开办了砖厂、锯木厂兼木器厂、米粉加工厂等队办企业。还有大中型农机具12匹马力拖拉机3台，打谷机14台，24匹马力柴油机1台，还有喷雾器等许多中小农具。十年当中大队买进7头耕牛。福湖大队又是全县最早通电的畲族村落。这对福湖大队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福湖大队在这种比较发达的物质基础上，全队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比较高。建国以来有初中毕业生60名、高中毕业生23名及大专生3名。中年人普遍都有在高小文化水平。这种情况在畲族农村是不多见的。因此，如果从人力、物力及其他条件而论，福湖大队都具有较雄厚的基础。
  1981年“大包干”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实行后，在这里并没有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而使农业产量下降，社员收入减少；不但没有改变福湖大队的旧貌反倒出现了放高利贷、赌博、大吃大喝之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倒退现象呢？下面就我们的实际调查，对福湖大队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汇报，供大家参考。
  福湖大队是1981年按公社领导最后一个把农田分配到户的大队。当时劳力多的社员户赞同这种作法，而劳动少、人口多的社员户不愿分开。但是至今想不通的大队干部和后一部分群众看到大势所趋，只好同意接受分田到户。他们采取的方法是：整个耕地按全村农业人口平均分配，各社员户分得亩数按土质分为上、中、下三等搭配，耕牛和大型农具由各生产队划分若干小组交给社员管理使用。大队除要求社员户按亩数交售征购粮，加价粮和担负烈军属、五保户口粮以外，大队没有任何提留。在生产方面全部归社员自行经营。对于实行这种方式我们认为它不能称为完整的责任制，至少不是根据本地区特点制定的措施。为什么要作出这种结论，我们暂且不谈，请先看这几年福湖大队有哪些发展变化。
  首先从粮食产量来看，81、82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特点是去年，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尽管各户社员不惜工本投入大量工时，全大队总产仍比1979年下降700余担，比81年（分田到户的头一年）减产近400担，而大队《1982年收益分配表》的数字却比1979年增产700余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差？原因就是大队、公社干部虚报产量。假如去年粮食丰收而目前全大队80%的社员借粮度日当做何解释。经我们了解，有些社员去年一亩连种子都没收回来，交完征购粮与加价粮之后所剩无几，个别社员从去年11月份就断炊了，另有一些社员无法完成国家下达的征购任务。据大队干部说：有十余户一直拖到今年三月份最后补交二元四角才算完成了征购任务。如此严重的歉收和社员缺粮情况是罕见的。我们对蓝兴木家庭作了调查，其一家八口人，两个半劳力，耕种八亩土地。由于家底薄、人口多，蓝兴木本人体弱多病，所以分田以后，连续两年靠借粮食生活。同时了解到，蓝兴木所在生产队今年有15户人家春天就没有粮食了，现在一些社员饭桌上的食物主要是包心菜。
  其次，我们把全大队社员近两年收入情况同1979年相比后看出：收入比过去增加的有25户，收入比过去减少的有19户，与过去水平相差不大的有73户。这些数字表明，富裕的社员只占少数，如果贫富拉平，全大队总的收入没有什么增加。况且过去大队核算时，如有困难户可向大队申请救济，今天，不但困难户照顾不到，就是按规定得到优待的烈军属和五保户的粮食都不能保证。因此，一些社员不得不忍痛去借高利贷。
  第三，从生产力水平的标志——工具的使用状况来看，过去大队核算时，有机耕地200亩，而土地划分到各户以后，3台拖拉机趴窝，水牛成了耕田的主角。更有甚者，一些社员因为没有耕牛，又无钱租借耕牛，只好用锄头翻地，这样就比用牛耕作的社员户晚播种10天左右。加上锄耕没有达到深翻土地的作用，地力下降，影响产量提高。这种工具使用上的倒退，也是福湖大队某些社员户生产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第四，土地划分与劳动力搭配不合理。现在福湖大队由于采取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方法，使劳力多的社员户耕种所分土地绰绰有余，对于劳力少的社员户则相反，出现农业生产负担过重，无力顾及家庭副业，而劳力有剩余的人家却无处安排，因为大队实行大包干以后，集体工副业都下马了。这样造成劳力浪费，同时减少了社员的经济收入。这与过去大队核算时工副业占社员收入的相当大的比重来看，确实有下降的趋势。
  第五，从经营管理方面分析。当前干部群众普遍反映，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四个不能统一，即选种不能统一，下种不能统一，防治病虫害不能统一，施肥不能统一，过去选种由大队统一负责，经过种子站检疫才能使用。现在自主权下放到社员，他们不必向大队或种子站购买谷种，而是从亲朋那里找来所谓“良种”，不想这些谷种有些没有经过检疫，这就为病虫害提供了传播的机会。近几年病虫害接踵而至，种子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下种不能统一，主要影响耕作。以前集体耕作，那片地种早稻、种中、晚稻，由大队统一规划，耕作管理比较集中，而现在一户社员土地分到数处，种植哪种水稻由各家自己决定。这就导致耕作不能统一，影响了生产进程。防治病虫害方面也暴露出劳力分散、打药不能统一进行。现在是，今天这家社员发现虫害这家喷药，而没有发现的就不去管，当打药的农田把虫害赶到其他田里时，先前没有打药的农民又手忙脚乱地喷打农药，于是又把虫害赶到没打过农药的田里或是打过而药力失效的田里。这样赶来赶去，无法彻底消灭病虫害，以至灾情发展愈益严重不可收拾。这种经营管理上的倒退，不但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浪费了劳力，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热情。
  第六，农业成本提高，科学种田无人组织。我们在访问调查中，农民普遍反映现在供销部门对化肥、农药、农用机具都提了价，有的还成倍提高。譬如：一台打谷机去年售价45元，今年同样这种打谷机售价改为75元。一瓶稻瘟净过去卖1.8元而现在却长到2.5元。另外，在购买大耕畜——水牛方面，即使很富裕的社员户也办不到。现在这里一头耕牛价格600余元，一个农户要一次拿出这笔款还是困难的。据我们了解，自推行责任制以后，没有一户社员或是几户社员合买耕牛的事例。而大队核算的十年当中就曾买进7头耕牛。现在福湖大队个别社员连租牛费也付不起，因为这里租用一天需交6—7元钱。如果借款，国家没有这项贷款，去借高利贷又怕负债，只好用锄头翻地。如果不重视这种两极分化，人多、劳少、家底薄、负债多的农户，在连续的自然灾害面前不免会破产。在科学管理上也不如以前。过去大队青年团专门组织知识青年搞科学育种选种，遇到灾情成立防治小组，用科学方法指导生产。而今田地分到各户，大队一级组织丧失作用，科学管理无人负责，农民的文化水平有限，而在短时期内是掌握不了科学种田的方法的。
  以上所说是有关福湖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下面我们对近三年福湖在社会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介兹一下：
  第一，随着福湖大队生产管理体制发生变化，在思想意识、政治状况、文化教育等方面也引起了相应变化，出现了新情况。
  分田以后，大队干部不热心农业生产，不抓工副业，不搞多种经营。这里的党支部书记带头办起了小卖铺。在他的带动下，最近副支书也开办了一个“字号”。这样，在一个不到600人的自然村里竟出现了4家个体商店。这在福湖村的历史上也是最高纪录，支部书记经常外出采购订货，很少过问队里的事情，在调查期间，我们想找他了解情况都很难见面。福湖大队的队长兰金泉曾讲：过去大队天天晚上开会处理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一有问题很快就能解决，现在一年也开不上几次会。要想开会人都找不上。这种状况反映出分田以后，干部思想有情绪，行动不能统一，领导班子涣散。另一方面由于大队干部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一些歪风邪气刮进了福湖，社员中也出现了不愿交公粮、不关心大队集体事业的现象。如现在砍树之风刹不住，一是管理制度没有落实到人，大队干部不负责任；二是某些社员思想觉悟低，目光短浅，没有认清林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使林业资源破坏严重。另外，干群关系也出现了紧张局面。现在交售国家征购粮是由干部挨家挨户去摧，有些农户去摧过几十趟还不上交。有些社员因受灾无力完成交售任务，公社、大队干部便入室检查，如果发现有粮食，即便是谷种也要拿走，而现在有80%的社员户缺粮，社队干部却无法解决。
  第二，近几年农户在生产、生活方面急需贷款，而国家贷款无着，这给某些生活富裕、资金充足的人提供了放高利贷的机会。据我们初步了解，现在福湖大队有40%的社员借高利贷，年息30%—170%不等。这种现象如不加以禁止，今后发展下去，负债过多的农民无力偿还，一些农民势必破产。另外，在福湖大队也出现了赌博风，虽然规模不大，但它是败坏社会风气的腐蚀剂。
  第三，社会集体福利、公共建设无资金无人力。如前面所述，以前集体核算时进行了不少基本建设，而实行责任制后，不但没有任何新的基建项目，且对旧有的水利设施、小学校舍都不能维修。如1979年动工兴建的小学教学楼直到今天仍无法完工交付使用。过去看戏看电影都是大队支出，如今社员看场电影要花一角钱，而某些向“钱”看的人利用国家文化宣传工具赚取钱财。我们在福湖大队实习期间（二十天），共放过四场电影，每场观众不下250人，如果按每场二十元收入计（大人一角、儿童五分），四个晚上收入80元，扣除每场八元的租片费，净赚48元。这种绝妙的生财之道等于两个民办教师辛勤劳动一个月的工资收入。过去大队办有医疗站，社员不但看病方便，而且药费从公益金支付，现在不但医疗站赤脚医生没有了，有病自己掏腰包到五里路以外的公社去看病。一些社员吃饭尚有困难，更无钱医病了。过去，福湖大队办的文化站，是省、地闻名的先进单位，现在由于骨干考学、负责人调动，尤其是分田以后青年们都自顾不暇，哪有时间组织文艺宣传活动，这个曾吸引了成百上千农村青年学习文化、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的阵地、现在却门庭冷落、孤寂无声，真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为什么福湖大队实行大包干以后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反比过去落后了呢？我们初步分析以为主要原因可能是如下两条：
  第一、福湖大队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包干，并不适于在整个大队推广。象分散的山坡地即难以进行大面积机耕的小块农田可以分给社员个体经营，而占耕地二分之一的平坦农田仍应采取机械化的集体耕作。土地承包形式也需要变更，如按劳力，人口比例承包土地，就可以避免产生有些社员户劳力紧张，而另外一些劳力多感到无处投放的弊病。对于福湖大队的责任制形式，不能靠行政命令，而是需要和群众协商制订出适合本大队实际情况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央一再强调，责任制的形式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坚决反对上级指定，下面照办的作法。从福湖大队群众的反映来看，多数对过去的集体核算怀有好感，这也是经过两年实践对比后得出的。造成福湖现在的局面，与采取哪种责任制形式有直接关系，福湖大队是否需要改变目前这种包干到户的方式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肯定，如果按现在方式发展下去是不会给生产带来大的变化的。
  第二、是大队干部问题。他们在上级下达实行责任制时，曾对包干到户提出异议，但是并未提出包干到户这种方式不适合本大队的充分理由，在包干到户以前，福湖大队实行的是包产量，包投工，包成本的“三包一奖赔”责任制，实际上这也就是农业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大队干部对今天的大包干想不通、有情绪，在全面推行以后，大队干部放弃领导，认为现在生产由社员自己决定，干部无权干预，出现的重大问题不采取果断措施。如去年稻瘟病严重，各户单独防治无效，亟需组织力量集体抗灾，但是大队干部并没有这样做。从今年二、三月份以来一些社员缺粮一直到现在无法解决，特别是乱砍滥伐林木之风至今刹不住，是与大队干部没有落实责任，不敢抵制这股歪风有密切关系。如邻近大队溪前将山林落实到户，就没有发生如此严重的毁林现象。正确的政治路线制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一道理是非常正确的。福湖大队各方面急剧下降，领导班子，特别是党支部没有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的确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认为，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罗源亦不例外。它的优越性就在于依照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搞活本地区的经济，使农牧副渔工各业都有较大发展。它决不是由上级规定模式让公社大队生搬硬套，而是要在广大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选择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因此，我们对福湖大队生产责任制近二年来的执行情况作一初步分析，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新审查某些不适合本地区的责任制形式，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去进一步完善生产责任制，使之真正为群众干部所欢迎，为促进本地区的农业发展作出新的成绩。
  [罗源县档案馆馆藏《福建省罗源县畲族历史与现状调查报告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