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一、明清政府管理
  明代以前畲民被视为“王化所不及”，和政府间没有直接发生关系，畲族人民既不负担纳税完粮的义务，也不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清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右佥都御史刘中藻“巡抚金衢，团练僚民”，其选练士卒来自苎寮、菁寮、畲寮等三寮，均系畲民，说明此间畲民已有服役义务。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因各都滥派畲民差徭，福宁知州董鸿勋赐立石碑永禁各都乡保滥派畲民差徭。
  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旨准畲民“一体编入民籍”。清乾隆二年（1737年），朝廷复颁旨绘画畲民图册进览。清乾隆五年对畲民实施“编图隶籍”、“编甲完粮”。当局正式向畲民征收田赋，畲民也开始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清乾隆三十九年，霞浦知县曹鸣谦根据畲民钟允成等的申述，报请福宁府知府徐元批准，再次檄示各都，不许滥派畲民差徭，籍端索贴扰累，并索砍竹木等。清嘉庆七年（1802年），福建巡抚李殿图在审结福鼎童生钟良弼呈控“县书串通生监诬指畲民不准与试”一案的饬文中批道：“尔等将版图之内，曾经输粮纳税，并有入学年分碓据者，以为不入版图，阻其向往之路，则又不知是何肺腑也！”李殿图这般话是当时畲民“编图隶籍”后和当地居民一样“输粮纳税”的佐证。政府对畲村、畲民的利益持保护态度也是很明确的。
  清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宁德知县据二都长园村钟振德等呈称，其祖业山场遭匪贼盗践踏一案发出告示：“如有匪徒窃取滋扰，尔等协保拿获送县，以凭讯究”，对畲民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光绪二十四年，福建提刑接察使司兼管驿传事盐法道余为告示称：“此种山民（畲民）完粮纳赋，与考服官，一切与齐民相同”。要求“百姓亦各屏除畛域，等类齐观，勿仍以畲民相诟病，喁喁向化，耦俱无猜，以成大同之治”，劝喻汉畲消除民族隔膜，用心良苦。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宁德知县李为因丐帮骚扰七都海潮和赤溪岑田村事发出告示：如有恶丐到村强乞，任意逞刁，倘敢再犯前情，准该乡民会同地保押送赴县，凭律惩办。这告示被刻石立于上述两村。可见清代地方政府已实施对畲村管理。只是还没有在畲村设官立署，畲村具体民事仍听凭各族长调解裁决，或由村社组织协调办理。
  二、民国政府管理
  民国前期，对畲村管理沿清例。民国23年（1934年）土地革命后，为加强对畲族人民的镇压防范，在畲族村推行保甲制度，保设保长，甲设甲长。仅福安县畲族地区就设有吴厝下、廉岭、仙岭洋、王松洋、燕坑、马山、林洋、井口等8个保。保、甲长大多由汉族地主或畲族富户担任。国民党政府利用推行保甲制度，控制畲民，实行连坐切结，发放良民证，向畲民摊粮派款、收取捐税、抓壮丁。畲民得交纳壮丁费、房屋费、电杆费、保甲费、区丁费、保丁费等名目繁多的捐税，传统的畲村族长、祠堂制度受到严重冲击。
  三、人民政府管理
  区域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畲族村编入乡村政权系列。1953年2月8日，根据《政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在福安畲族聚居的仙岩乡设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1957年，境内建立有36个畲族乡政府。人民公社化中，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民族乡被撤销。1963年，全区恢复设立9个畲族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实行县、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3级建制，畲族乡被拆分成若干生产大队。1984年起恢复畲族乡设置，1993年全区共建立有8个畲族乡。畲族乡除具有一般乡的职能外，还根据《宪法》中：“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有关规定，结合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等事业”的规定，保障杂散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保证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加强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的领导，合理开发利用民族地区的各类资源，缩小地区差别和各民族之间发展差距等。
  贯彻民族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畲族聚居县、畲族乡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保障散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政策，讲究工作方法，把疏通民族关系，打破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调解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纠纷，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联系，作为当时工作的重点。积极为当地畲族人民多办好事，进行民族成份识别；帮助当地畲族乡村改善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状况；发放救济粮，解决畲族人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组织货源开展物资交流，方便畲族群众；积极宣传提高少数民族和妇女的地位，贯彻民族平等和男女平等政策；发展畲族党员，培养畲族干部；根据党的政治协商精神，推选畲族政协委员，加强统一战线工作。进而在畲族地区开展清剿反动残匪；进行“四大财产”登记；宣传发动畲族贫苦农民向反动地主恶霸作斗争，镇压反革命；开展抗租抗债，烧毁旧田契，进行土地改革；动员畲民报名参军参战，支援抗美援朝。整个工作过程始终贯彻一条“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方针。
  20世纪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一些基层干部急于求成，不顾畲族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不加区别地一律认为不入社的畲族农户都是社会主义改造对象，采取命令办法，强迫畲族农户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面入社，甚至抓关不愿入社的畲族群众，没收其土地和生产资料，出现歧视和侵犯畲族群众权益的现象，影响“团结、友爱、互助、合作”民族政策的落实。1953年9月，中共福安地委统战部对区内畲族情况进行调查，同年11月，召开各县统战部干部和民族专职干部会议，并配合省民族检查组对民族工作情况大检查和民族政策再教育，及时纠正错误，改善民族关系。
  1954年部分在畲族地区工作的干部又重犯强迫命令毛病，错误地把地方民族主义列为批判重点，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打击了一批畲族干部，引起畲族群众的不满。1958年，一些地方无视民族和民族地区特点，违背客观规律，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搞“一平二调”，严重挫伤畲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畲族地区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自然生态也遭到严重破坏；而在思想战线上却又极力批判所谓“特殊论、落后论、条件论，鼓吹毕其功于一役”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民族融合，世界大同”等，给民族工作造成严重思想混乱，给民族事业的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任意践踏党的民族政策，大肆迫害民族干部，破坏民族事业，严重阻碍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重申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重新明确了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职责范围，进一步阐述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方针。帮助畲族地区发展各项建设事业，逐步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民族工作根据区情和民族特点采取“一手抓民族经济开发，一手抓发展民族教育”的两条腿走路方针。民族经济开发中，侧重抓好茶、果、林、食用菌生产；在饲养业方面侧重抓好猪、羊、牛、兔饲养；在加工业方面侧重抓茶叶、粮油、竹木、砖瓦加工；重点扶持民族支柱产业，建立产业基地，推动民族地区调整产业结构。稳定民族中、小学教师队伍，给在民族地区工作五年以上的中小学民办教师考核转正；在边远山区重点兴办一批寄宿制的民族中、小学，在生活上给学生予照顾；对个别特困村的小学给予免费三年教育，分期分批发展学前教育和成人技术教育，优先录取少数民族师范生、农校生和卫校生，注意培养高级技术人才，采取奖励金的办法，鼓励学生进取；改善重点民族中、小学办学条件；对中、小学毕业的落榜生集中进行文化和适用技术补课等，均收到较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