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畲族是我们伟大祖国民族大家庭内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漫长苦难的岁月里，畲族人民披荆斩棘，开荒造田，用自己辛勤的劳动，一把力一把汗开发了祖国东南部的山区，建设自己的家园。他们不愧为这个地区的主要开发者和建设者，为缔造我们伟大的祖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刀耕火种
畲族人民长期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一般是于每年二、三月砍伐山上灌木杂草，晒干后，从山顶点火往下烧，畲家称为“坐山火”。烧后二、三天，以草木灰为肥料，点播旱稻、小米、玉米、高粱、荞麦、萝卜等，把种子与泥土、草木灰一起翻入土中。在陡坡点播玉米，则站在高处，用长矛往下戳穴，投播种子。一块地一般只种三年，产量是头年低，二年高，三年下降，与此同时还套种杉、桐、棕、茶等。第四年因地力不足，一般就不种粮食了，继续育林。
过去畲民所种的旱地，大都是租种附近汉族地主的山地，立约“种树还山，不交山租”，即租种一块山地，经过辛勤的劳动，刀耕火种，在种植粮食的同时，套种树木，待地力不足以种植粮食时，往往是留下一片碧绿的山林，以此为抵偿山租。也有长期租用，交一定的山租。但狡诈成性的地主，往往在畲民把荒山辟成熟地时，就毁约强制收回。正如《景宁县志》所述：“畲客多居山中，……彼所垦之地，垦熟即为汉人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巅，平常攀越维艰者，畲客皆辟之。然刀耕火种之所得，未能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自活，十九务农。”反映了畲民早期过着迁徙不定“刀耕火种”的游耕生产生活的情景。
早在公元七世纪，畲族先民就以辛勤的劳动，开辟了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唐陈元光在《请建州县表》中说，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可耕乃火田之余”，当地畲族先民“所事者搜狩为生”。就是说当时畲族先民的农业生产主要是耕火田，即“刀耕火种”之田，多属缺乏水源的旱地。由于耕作技术粗放，作物产量低；加以畲民长期居住于荒山野林野兽出没之地，所以狩猎经济比较发达。狩猎不仅可以消除兽害，保护庄稼，获得丰收；还可以弥补农业生产收入的不足。所以，畲民代代狩猎，直到明清之际，仍然成为畲民从事的一项重要副业生产。
农业生产的发展
公元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随着畲族地区的开发，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唐王朝先后在福建漳州、汀州设治，说明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已有相当的水平。唐王朝制定了在客观上有利于发展当地经济生产的措施，如实行辟地置屯、招徕流亡、营农、积粟、通商、惠工等政策，促进了这个地区经济生产的发展，加强了这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
五代时期，王审知在统治“闽国”期间，由于采取了开垦荒地，扩种农产品，发展手工业，开辟海港，发展通商贸易等措施，进一步促进了福建畲族地区经济生产的发展。迄今畲族民间中仍广泛流传着在“闽国”时期畲、汉两族人民一起含辛茹苦地披荆斩棘、辟土植谷的传说。
明清之际，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和巩固其统治，也采取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招民垦荒。当时畲民一直过着“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纳毛，食尽一山即他徙”的游耕生活。至明清时，许多畲民经过不断的迁徙而定居在闽东、浙南地区，便成了当地的一支垦荒大军。畲民所到之处，尽力耕耘，“随山种插，去瘠就腴”。凡山间荒地“皆治为陇亩”；有水源的地方，辟为梯田；仰赖多雨的山地，辟为旱田；变荒山为茶粮之乡。浙江云和《汝南蓝氏宗谱》记载：“蓝、雷、钟等新畲民入境，垦复田土，粮增收过半。”那里的佃户，“男女并力田”，多半是畲民。《龙游县志》云：“畲民勤播植，傍山结茅，男女均事力穑。”福建《永春县志》说：“畲民巢居崖处，射猎为业，耕山而食，去瘠就腴，率一两岁一徙。”这些记载反映了畲民在开发山区所起的作用和业绩。
畲民新开垦的田地，多属生荒地，土质贫瘠，作物产量低。但勤劳、智慧的畲族人民，为了改生荒地为熟地，变瘦田为肥田，采取了种种改良土壤的办法，如利用草木灰、“石粪”（即石灰石）肥田。明谢肇淛游太姥山时目睹“畲人纵火焚山，西风甚急，竹木进爆如霹雳，……回望十里为灰矣”，并写下“畲人烧草过春分”的诗句。石粪就是将一种青石，燔成灰，施于田，使“田得其燰”，可获丰收，说明畲民在耕作技术、改良土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过畲族人民的辛勤开发，山区的可耕面积迅速扩大，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明清时，畲族地区农作物的品种大大增加，如江西南部畲族地区种植的稻谷品种有面稻、光稻、早晚稻、六月黄、八月白、早晚糯、重阳糯等。闽北畲族地区有师姑早、大早、小早、无芒秫、麻子秫等。其中有一种山稻，适宜于旱地耕种，年可两熟。闽西有一种“畲禾”，又称“稜米”，分粘与不粘两种，就是畲民“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的劳动产物。这种稻谷实大且长，四月种，九月收，清香可口。
除水稻生产外，自明中叶番薯从吕宋传入闽、粤后，很快为畲民所种植，而且成为山区农业生产的“大宗”。畲民还利用田边地角种植芋头。畲民普遍栽植茶叶，很早就把荒山秃岭辟成碧绿的茶园。福建霞浦县茶岗畲村原名草岗，经过畲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开发，积极修复茶园，使茶叶生产焕发青春，现在村名草岗也因此变为茶岗，满山遍野布满了整齐的茶园，真是满园春色，一派生机。1958年全国茶叶生产现场会议就在这里召开，这是畲族人民辛勤劳动的体现。香菇，是畲族地区的一大特产。浙江景宁和福建兴化、永春、漳平等地的畲民，在深山中砍倒楠树，让雨雪滋冻，即生香菇。在明清时早已通过汉族商贩，运销广东、江西、四川、陕西等地，它是畲民的主要经济收入之一。蓝靛，也叫菁靛。畲民种菁，由来很久，早在明代，从闽西迁居莆田的畲民因大量种菁，而被称为“菁民”。明中叶以后，又有一批畲民迁到闽东种菁，被称为“菁客”。明末清初，畲民进入浙南一带，他们搭草寮，垦荒种菁，称草寮为“菁寮”。可见畲民普遍而擅长种菁靛，所产蓝靛，品质极佳。
近代以来，畲族人民主要从事锄（犁）耕农业生产。由于畲民多数住在山腰地带，可耕面积少，他们以顽强的精神，与汉族人民一起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倚山坡，筑梯田，共同开发东南山区经济，互相交流生产经验。无论是土地利用、农作物种类，还是生产工具、耕作技术都与汉族大致相同，关系十分密切。耕地有水田和旱地两种。以种植水稻、红薯为主，还有木薯、三角麦、粟、黍、豆类、花生、芥兰、油菜、南瓜、芋头等。此外还种有菁靛、姜、苎麻、红菇、香蕈等。农业生产工具有犁、耙、锄头、山锄、柴刀、草耙、镰刀、地瓜刨、打谷桶、晒谷竹席及谷物加工工具风车、磨、砻、石臼、木杵等，都与邻近汉族基本相同，稍有差别主要是由于适于山区使用的缘故。犁脚比汉区的犁弯一些，因山区梯田面积小，要弯一些才能犁得深；耙比平地的重，有三十多斤，耙齿铁制，有十四齿；锄头有几种，比平地小，钢质较多，因山地多石头，便于开荒；镰刀较长；铁锸比平地宽五分。种茶工具有锄头和番钉锄，用以开茶地，采茶用竹制茶篮，做茶用竹模栏，烘茶用竹筛、茶凳等。铁制工具不会制造，多向市场购买或请流动的铁匠打制。竹木器具多自制。畜力有黄牛、水牛。由于土地贫瘠，极少水利建设，很多水田属于“暴雨来时水哗哗，天晴三日干巴巴”的“望天田”，因而解放前作物产量低。
农事活动
畲民在长年累月劳动生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何时播种收成，何时施肥除草，莫不心中有数。
畲族地区旱地多种番薯。番薯除生吃外，绝大部分都做成番薯米贮藏。做好的番薯米，洗后晒在竹笍上，让其晒、吹干。做番薯米最好在农历十、十一月腊冬进行，这时北风吹劲，太阳光弱，是晾番薯米的大好时光。干的番薯米忌雨淋，雨淋的番薯米煮不烂。
畲族地区主要粮食作物为番薯和水稻。
副业生产
解放前，畲族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尚未脱离农业而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畲族地区家家都有纺车、木制的织机，每逢农闲或雨天，妇女都从事纺织。特别是一年四季的主要衣着緕布的纺织，成为畲族人民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畲族家家户户几乎都种苎麻，苎麻加工工具有刮苎刀、纺车、牵緕车、缠线车等；织布工具有梭、经帘和织布机等。梭，木制，用来穿纬，长约一尺，宽和厚均约一寸半。经帘，竹制，一般有350到400个齿，用以张经线。织布机，竹木制成，用以织布。畲族妇女到十六、七岁便学习纺线织布了，织出来緕麻布拿到汉区染成蓝、黑色，制成衣服，经久耐穿。此外，畲民还兼营林业、狩猎、做竹器、养蜂酿蜜、烧木炭、养鱼、饲养家畜、采集药材、砍柴草等副业生产。
畲族男女都参加劳动，从十多岁的小孩到七十多岁的老人，都参加农业生产。男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工：一般犁田、耙田、播种、打猎、烧炭、打场、茶叶加工等重活由男子来做；妇女负责拔秧、除草、收割、采茶、砍柴、挑柴卖及家务劳动等。锄草、收割、挑谷、舂米等都是男女共同操作的。特别是畲族妇女一向有爱好劳动的习惯，不但担负着繁重的家务劳动，而且终年参加田间劳动，“耕耨佃田，咸藉其力”，是农业生产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她们向高山夺地，筑成了层层梯田，耕织樵采，无不插手。一般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也能挑百来斤的担子，妇女的劳动时间比男子长。妇女虽在娠孕之中，肩负百余斤，走数十里路，一点不觉得费力，攀山越岭，如履平地。
狩猎经济
长期以来，畲民由于迁徙不定的游耕生产和生活，多居于深山密林中，为了食用和消除兽害，所以畲族从事狩猎生产的历史悠久。在民族史诗“高皇歌”中就叙述了在远古时代，始祖盘瓠因不愿浮沉宦海，带领族人落脚广东凤凰山上，从事狩猎和“刀耕火种”，以及盘瓠因狩猎不幸身亡的情景。“凤凰山上鸟兽多，若爱食肉自去猎，开弩药箭来射死，老熊山猪麂更多”，“凤凰山上实在闲，时时拏弩去上山，奈因岩中提羊仔，山羊斗死在岩前”。这正是古时畲民狩猎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狩猎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活动在畲族地区流传下来。唐代以来，史书和地方志中对畲族的狩猎生产记载颇多。陈元光在《请建州县表》中说，福建畲民“所事者搜猎为生”。广东潮阳畲族“依山而处，狩猎为生”。浙江景宁畲民“散居在岩谷，常持鸟枪以角禽兽”。福建永春、江西贵溪等地畲民，“以采实猎毛为生”或“射猎为业”，“善射纳，以毒药涂弩矢，中兽立毙”。他们称猎获物为“野菜”。清杨澜《临汀汇考》中就有“夜半风腥呼野菜，强弓毒矢兢相邀”的诗句。明万历三十九年，福建罗源县群虎伤人，畲民用毒矢射杀四虎，消除了虎患。在畲民《祖图》中，还有两幅反映远古时代畲民“刀耕火种”，手持木棍围猎山羊，肩挑或数人扛抬虎豹满载以归的壮丽情景，在行猎时还供奉“射猎师爷”，祈求保佑狩猎丰收。
随着生产的发展，狩猎经济为农业经济所代替，但在农闲时畲族人民仍经常狩猎。狩猎工具有弓箭、竹枪、石剋、竹吊、笊、累刀、火枪等。他们根据野兽出没活动的规律，还用挖陷阱、放暗箭、放绳牵等方法捕获野兽。
弓箭，虽然在二百多年前就已不使用了，但它在畲民狩猎历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由于有了弓弩箭，猎物便成了正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遍的劳动部门之一”。畲民把弩放置在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拉好弩，弩上有一根小小的活动针，针上引一根线，畲语称“郎线”。当野兽一碰上这根线，活动针一挥，箭就脱弩而出，箭矢上敷上毒药，中兽立毙。畲民在集体围猎时，往往三五成群，潜伏在野兽出没之处，待野兽一出现，即举起强弩利矢或鸟枪射杀野兽。
竹枪，制作比较简单，取四、五公分宽的毛竹，将两头削尖，形如一把尖刀，放入油锅里煎炸，待其颜色变黄时，即取出冷却，这样竹枪就如钢刀般的锋利硬韧，多在集体狩猎时使用。
竹吊，即在野兽经常路过的三叉路口或庄稼地里，挖一宽约三十至四十公分，深三十公分的小洞，洞口放置一个活动圈，里边拴一个活动针，洞旁置一根毛竹，将毛竹弯腰拉下，把毛竹尾部吊上一根绳子，绳子另一端缚在活动针上，当野兽踏上活动圈，带动活动针，毛竹上的活动〓就弹动起来，把野兽的脚悬空吊起，小的五六十斤，大的几百斤的野兽都要被擒。
笊，即囚笼，畲语称“售”，是诱捕虎豹大野兽的一种大型木笼。木笼隔成前后两间，中间有活动踏板，里间置鸡、肉等诱饵。当野兽进笼踩上活动踏板时，笼门则自动关闭，野兽即被活捉。
累刀，是专门捕获野猪的工具。累刀就是在木槽上设刀，刀刃朝上，放在野猪经常出没的路口，当野猪奔跑撞在刀刃上，肚皮就会被刮破。这种狩猎方法也多用于出现野兽群时，把它们撵到设置累刀的地方，当被惊吓的野兽争先恐后地狂跑时，就会被累刀刮破肚皮致死。
陷阱，即在野兽经常出没之处，挖掘深约二、三米，宽约五、六十公分的陷阱，上面用树枝茅草伪装起来，上放诱饵，当野兽踩踏上，即陷入坑中被捕捉。
猎犬在狩猎中是不可缺少的。畲民普遍饲养猎犬，好的猎犬训练有素，非常机智勇猛，跟踪追捕野兽。据畲民猎手的经验，出猎时不能让猎犬吃得太饱，否则猎犬就不愿意卖力追捕野兽。猎犬一般在二至七、八岁是青壮年时期，是捕捉野兽的最佳年龄，到了老年则行动迟缓，口齿不锐利，捕捉野兽的能力就差了。
早先畲民狩猎主要使用竹枪、弓箭等工具，虽然技术纯熟，但工具比较原始，猎获物少，当发明了火枪后，畲民就抛弃了弓箭、竹枪，改用火枪，大大提高了狩猎的生产水平。
狩猎的对象有虎、豹、野猪、山狗、刺猬、野牛、山羊、鹿麂、狐獭、獐、麋及山禽等。在长期狩猎生产中，畲民对各种野兽的习性和活动规律都一清二楚，他们能根据各类野兽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猎捕方法。
畲民保持着集体狩猎、猎获物平均分配的古老原则。现在，狩猎已不再是畲民的主要生产活动，但这种习惯仍然保持着。每年从立冬至翌年清明这一段时间是农活上淡季，就成为他们狩猎的黄金季节，每次行猎的时间短则一、二天，长达十多天乃至半个月。他们每次出猎，总是三、五人或七、八人组织成一个临时小组，作好分工，共同前往狩猎地点。有“踏把”，又称“赶山”，即带领猎犬搜山，把野兽赶出密林；“守把口”，又称“把口”，即守候在野兽出没必经的路口要道，伺机射杀。在猎物分配上，除第一枪击中野兽的猎手可分得兽头、兽皮，第二枪击中的可获兽颈外，其余的按人数平均分配。随同出猎的妇女也分得一份猎物，猎狗也可分得一份。甚至没有参加狩猎的人，只要在被击毙野兽的四只蹄尚未被捆缚之前赶到现场的，都可分享一份猎物。所以畲民都十分注意听枪声，只要枪声一响，不论在家休息或在田间劳动的男女老少，都急忙往枪声响的方向奔去。对于丧失狩猎能力的老人或鳏寡孤独者也照例分得一部分猎物。如参加猎捕的人多、猎物又小，就把猎物烧好，让全村老幼都来吃点，这叫做“散野神”。
交通
畲族居住的地区大都是高山峻岭，坡陡箐深，而村落极为分散。解放前，畲族山区交通十分不便，村寨之间只有羊肠小道相通，崎岖难行，除肩挑、人扛、背负、步行外，别无其他交通工具。买点食盐、日用品，也得跋涉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公路四通八达，许多畲乡通了公路，汽车可以开到家门口，此外还以板车、独轮车和拖拉机代步和运输货物。鹰厦铁路是第一条通过畲族山区的铁路，工程艰巨，号称“山岳铁路”，它与通往福州的来福铁路一起，大大密切了省内外、畲族山区与平原地区、畲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城乡物资的交流，对于繁荣畲族山区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
贸易
历史上，畲族的交易，“刻木大小长短为符验”。清初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说：“其贸易商贾，刻木大小长短为验。”这说明早在清初，畲民尚保有以木刻符号为货币之职能的比较原始的交换形式。
畲族内部没有商人，只有少数地主、富农兼营林业、茶叶、木炭等买卖。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市场和经济中心，一般交易都要到邻近汉区进行，主要是与汉人贸易，解放前受不法汉商不等价交换的剥削是很严重的。畲族以农业生产为主，但由于农作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不能满足畲民整个生活的需要，故须出卖农副业产品如木炭、柴草、扫帚、竹子、木材、药材以及“所制竹器有筐篚，所收酿有蜂蜜，所畜有鱼豕鸡鹜”等，换回盐、米、布，铁农具、烟、纸张，粉干、火柴等生活必需品。
由于畲族过去专事农业生产，很少现金，因此不能不进行赊欠，汉族商人往往在畲族地区设杂货店，供应畲民所需的日常用品。平时畲民“予取予求”不给分文，一到农产登场，就要本利归还，一文不欠。此种商业，迹近盘剥，但却提供许多方便，颇受畲民欢迎。汉商经营这种生意的不少，他们必须懂得畲语，由于畲民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往往守秘不授于外族人，故能说畲语的汉人在畲族地区是很有威望的，畲民非常尊敬他，亲近他，信任他。
畲民除与汉人交易之外，行于畲民与畲民之间者，虽亦有采取货币形态，但还是以物物交换为主。如在近代福建闽侯县的具有商业知识和身体强健的畲民，每年于秋收后到福州买了许多咸鱼，挑到连江、罗源交界处与该处畲民进行以咸鱼换鸡的物物交换。
关于狩猎产品的交易，畲民原以狩猎为提供自身的温饱为目的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封建经济对畲族地区的影响，大约在明清时期已开始出现了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直到十八世纪畲民的猎获物交易已出现在广东潮州，福建福州、福安、长汀，浙江的温州、处州（今丽水）、金华等市场上。交易的主要对象是汉人。
刀耕火种
畲族人民长期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一般是于每年二、三月砍伐山上灌木杂草，晒干后，从山顶点火往下烧，畲家称为“坐山火”。烧后二、三天，以草木灰为肥料，点播旱稻、小米、玉米、高粱、荞麦、萝卜等，把种子与泥土、草木灰一起翻入土中。在陡坡点播玉米，则站在高处，用长矛往下戳穴，投播种子。一块地一般只种三年，产量是头年低，二年高，三年下降，与此同时还套种杉、桐、棕、茶等。第四年因地力不足，一般就不种粮食了，继续育林。
过去畲民所种的旱地，大都是租种附近汉族地主的山地，立约“种树还山，不交山租”，即租种一块山地，经过辛勤的劳动，刀耕火种，在种植粮食的同时，套种树木，待地力不足以种植粮食时，往往是留下一片碧绿的山林，以此为抵偿山租。也有长期租用，交一定的山租。但狡诈成性的地主，往往在畲民把荒山辟成熟地时，就毁约强制收回。正如《景宁县志》所述：“畲客多居山中，……彼所垦之地，垦熟即为汉人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巅，平常攀越维艰者，畲客皆辟之。然刀耕火种之所得，未能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自活，十九务农。”反映了畲民早期过着迁徙不定“刀耕火种”的游耕生产生活的情景。
早在公元七世纪，畲族先民就以辛勤的劳动，开辟了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唐陈元光在《请建州县表》中说，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可耕乃火田之余”，当地畲族先民“所事者搜狩为生”。就是说当时畲族先民的农业生产主要是耕火田，即“刀耕火种”之田，多属缺乏水源的旱地。由于耕作技术粗放，作物产量低；加以畲民长期居住于荒山野林野兽出没之地，所以狩猎经济比较发达。狩猎不仅可以消除兽害，保护庄稼，获得丰收；还可以弥补农业生产收入的不足。所以，畲民代代狩猎，直到明清之际，仍然成为畲民从事的一项重要副业生产。
农业生产的发展
公元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随着畲族地区的开发，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唐王朝先后在福建漳州、汀州设治，说明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已有相当的水平。唐王朝制定了在客观上有利于发展当地经济生产的措施，如实行辟地置屯、招徕流亡、营农、积粟、通商、惠工等政策，促进了这个地区经济生产的发展，加强了这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
五代时期，王审知在统治“闽国”期间，由于采取了开垦荒地，扩种农产品，发展手工业，开辟海港，发展通商贸易等措施，进一步促进了福建畲族地区经济生产的发展。迄今畲族民间中仍广泛流传着在“闽国”时期畲、汉两族人民一起含辛茹苦地披荆斩棘、辟土植谷的传说。
明清之际，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和巩固其统治，也采取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招民垦荒。当时畲民一直过着“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纳毛，食尽一山即他徙”的游耕生活。至明清时，许多畲民经过不断的迁徙而定居在闽东、浙南地区，便成了当地的一支垦荒大军。畲民所到之处，尽力耕耘，“随山种插，去瘠就腴”。凡山间荒地“皆治为陇亩”；有水源的地方，辟为梯田；仰赖多雨的山地，辟为旱田；变荒山为茶粮之乡。浙江云和《汝南蓝氏宗谱》记载：“蓝、雷、钟等新畲民入境，垦复田土，粮增收过半。”那里的佃户，“男女并力田”，多半是畲民。《龙游县志》云：“畲民勤播植，傍山结茅，男女均事力穑。”福建《永春县志》说：“畲民巢居崖处，射猎为业，耕山而食，去瘠就腴，率一两岁一徙。”这些记载反映了畲民在开发山区所起的作用和业绩。
畲民新开垦的田地，多属生荒地，土质贫瘠，作物产量低。但勤劳、智慧的畲族人民，为了改生荒地为熟地，变瘦田为肥田，采取了种种改良土壤的办法，如利用草木灰、“石粪”（即石灰石）肥田。明谢肇淛游太姥山时目睹“畲人纵火焚山，西风甚急，竹木进爆如霹雳，……回望十里为灰矣”，并写下“畲人烧草过春分”的诗句。石粪就是将一种青石，燔成灰，施于田，使“田得其燰”，可获丰收，说明畲民在耕作技术、改良土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过畲族人民的辛勤开发，山区的可耕面积迅速扩大，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明清时，畲族地区农作物的品种大大增加，如江西南部畲族地区种植的稻谷品种有面稻、光稻、早晚稻、六月黄、八月白、早晚糯、重阳糯等。闽北畲族地区有师姑早、大早、小早、无芒秫、麻子秫等。其中有一种山稻，适宜于旱地耕种，年可两熟。闽西有一种“畲禾”，又称“稜米”，分粘与不粘两种，就是畲民“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的劳动产物。这种稻谷实大且长，四月种，九月收，清香可口。
除水稻生产外，自明中叶番薯从吕宋传入闽、粤后，很快为畲民所种植，而且成为山区农业生产的“大宗”。畲民还利用田边地角种植芋头。畲民普遍栽植茶叶，很早就把荒山秃岭辟成碧绿的茶园。福建霞浦县茶岗畲村原名草岗，经过畲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开发，积极修复茶园，使茶叶生产焕发青春，现在村名草岗也因此变为茶岗，满山遍野布满了整齐的茶园，真是满园春色，一派生机。1958年全国茶叶生产现场会议就在这里召开，这是畲族人民辛勤劳动的体现。香菇，是畲族地区的一大特产。浙江景宁和福建兴化、永春、漳平等地的畲民，在深山中砍倒楠树，让雨雪滋冻，即生香菇。在明清时早已通过汉族商贩，运销广东、江西、四川、陕西等地，它是畲民的主要经济收入之一。蓝靛，也叫菁靛。畲民种菁，由来很久，早在明代，从闽西迁居莆田的畲民因大量种菁，而被称为“菁民”。明中叶以后，又有一批畲民迁到闽东种菁，被称为“菁客”。明末清初，畲民进入浙南一带，他们搭草寮，垦荒种菁，称草寮为“菁寮”。可见畲民普遍而擅长种菁靛，所产蓝靛，品质极佳。
近代以来，畲族人民主要从事锄（犁）耕农业生产。由于畲民多数住在山腰地带，可耕面积少，他们以顽强的精神，与汉族人民一起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倚山坡，筑梯田，共同开发东南山区经济，互相交流生产经验。无论是土地利用、农作物种类，还是生产工具、耕作技术都与汉族大致相同，关系十分密切。耕地有水田和旱地两种。以种植水稻、红薯为主，还有木薯、三角麦、粟、黍、豆类、花生、芥兰、油菜、南瓜、芋头等。此外还种有菁靛、姜、苎麻、红菇、香蕈等。农业生产工具有犁、耙、锄头、山锄、柴刀、草耙、镰刀、地瓜刨、打谷桶、晒谷竹席及谷物加工工具风车、磨、砻、石臼、木杵等，都与邻近汉族基本相同，稍有差别主要是由于适于山区使用的缘故。犁脚比汉区的犁弯一些，因山区梯田面积小，要弯一些才能犁得深；耙比平地的重，有三十多斤，耙齿铁制，有十四齿；锄头有几种，比平地小，钢质较多，因山地多石头，便于开荒；镰刀较长；铁锸比平地宽五分。种茶工具有锄头和番钉锄，用以开茶地，采茶用竹制茶篮，做茶用竹模栏，烘茶用竹筛、茶凳等。铁制工具不会制造，多向市场购买或请流动的铁匠打制。竹木器具多自制。畜力有黄牛、水牛。由于土地贫瘠，极少水利建设，很多水田属于“暴雨来时水哗哗，天晴三日干巴巴”的“望天田”，因而解放前作物产量低。
农事活动
畲民在长年累月劳动生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何时播种收成，何时施肥除草，莫不心中有数。
畲族地区旱地多种番薯。番薯除生吃外，绝大部分都做成番薯米贮藏。做好的番薯米，洗后晒在竹笍上，让其晒、吹干。做番薯米最好在农历十、十一月腊冬进行，这时北风吹劲，太阳光弱，是晾番薯米的大好时光。干的番薯米忌雨淋，雨淋的番薯米煮不烂。
畲族地区主要粮食作物为番薯和水稻。
副业生产
解放前，畲族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尚未脱离农业而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畲族地区家家都有纺车、木制的织机，每逢农闲或雨天，妇女都从事纺织。特别是一年四季的主要衣着緕布的纺织，成为畲族人民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畲族家家户户几乎都种苎麻，苎麻加工工具有刮苎刀、纺车、牵緕车、缠线车等；织布工具有梭、经帘和织布机等。梭，木制，用来穿纬，长约一尺，宽和厚均约一寸半。经帘，竹制，一般有350到400个齿，用以张经线。织布机，竹木制成，用以织布。畲族妇女到十六、七岁便学习纺线织布了，织出来緕麻布拿到汉区染成蓝、黑色，制成衣服，经久耐穿。此外，畲民还兼营林业、狩猎、做竹器、养蜂酿蜜、烧木炭、养鱼、饲养家畜、采集药材、砍柴草等副业生产。
畲族男女都参加劳动，从十多岁的小孩到七十多岁的老人，都参加农业生产。男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工：一般犁田、耙田、播种、打猎、烧炭、打场、茶叶加工等重活由男子来做；妇女负责拔秧、除草、收割、采茶、砍柴、挑柴卖及家务劳动等。锄草、收割、挑谷、舂米等都是男女共同操作的。特别是畲族妇女一向有爱好劳动的习惯，不但担负着繁重的家务劳动，而且终年参加田间劳动，“耕耨佃田，咸藉其力”，是农业生产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她们向高山夺地，筑成了层层梯田，耕织樵采，无不插手。一般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也能挑百来斤的担子，妇女的劳动时间比男子长。妇女虽在娠孕之中，肩负百余斤，走数十里路，一点不觉得费力，攀山越岭，如履平地。
狩猎经济
长期以来，畲民由于迁徙不定的游耕生产和生活，多居于深山密林中，为了食用和消除兽害，所以畲族从事狩猎生产的历史悠久。在民族史诗“高皇歌”中就叙述了在远古时代，始祖盘瓠因不愿浮沉宦海，带领族人落脚广东凤凰山上，从事狩猎和“刀耕火种”，以及盘瓠因狩猎不幸身亡的情景。“凤凰山上鸟兽多，若爱食肉自去猎，开弩药箭来射死，老熊山猪麂更多”，“凤凰山上实在闲，时时拏弩去上山，奈因岩中提羊仔，山羊斗死在岩前”。这正是古时畲民狩猎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狩猎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活动在畲族地区流传下来。唐代以来，史书和地方志中对畲族的狩猎生产记载颇多。陈元光在《请建州县表》中说，福建畲民“所事者搜猎为生”。广东潮阳畲族“依山而处，狩猎为生”。浙江景宁畲民“散居在岩谷，常持鸟枪以角禽兽”。福建永春、江西贵溪等地畲民，“以采实猎毛为生”或“射猎为业”，“善射纳，以毒药涂弩矢，中兽立毙”。他们称猎获物为“野菜”。清杨澜《临汀汇考》中就有“夜半风腥呼野菜，强弓毒矢兢相邀”的诗句。明万历三十九年，福建罗源县群虎伤人，畲民用毒矢射杀四虎，消除了虎患。在畲民《祖图》中，还有两幅反映远古时代畲民“刀耕火种”，手持木棍围猎山羊，肩挑或数人扛抬虎豹满载以归的壮丽情景，在行猎时还供奉“射猎师爷”，祈求保佑狩猎丰收。
随着生产的发展，狩猎经济为农业经济所代替，但在农闲时畲族人民仍经常狩猎。狩猎工具有弓箭、竹枪、石剋、竹吊、笊、累刀、火枪等。他们根据野兽出没活动的规律，还用挖陷阱、放暗箭、放绳牵等方法捕获野兽。
弓箭，虽然在二百多年前就已不使用了，但它在畲民狩猎历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由于有了弓弩箭，猎物便成了正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遍的劳动部门之一”。畲民把弩放置在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拉好弩，弩上有一根小小的活动针，针上引一根线，畲语称“郎线”。当野兽一碰上这根线，活动针一挥，箭就脱弩而出，箭矢上敷上毒药，中兽立毙。畲民在集体围猎时，往往三五成群，潜伏在野兽出没之处，待野兽一出现，即举起强弩利矢或鸟枪射杀野兽。
竹枪，制作比较简单，取四、五公分宽的毛竹，将两头削尖，形如一把尖刀，放入油锅里煎炸，待其颜色变黄时，即取出冷却，这样竹枪就如钢刀般的锋利硬韧，多在集体狩猎时使用。
竹吊，即在野兽经常路过的三叉路口或庄稼地里，挖一宽约三十至四十公分，深三十公分的小洞，洞口放置一个活动圈，里边拴一个活动针，洞旁置一根毛竹，将毛竹弯腰拉下，把毛竹尾部吊上一根绳子，绳子另一端缚在活动针上，当野兽踏上活动圈，带动活动针，毛竹上的活动〓就弹动起来，把野兽的脚悬空吊起，小的五六十斤，大的几百斤的野兽都要被擒。
笊，即囚笼，畲语称“售”，是诱捕虎豹大野兽的一种大型木笼。木笼隔成前后两间，中间有活动踏板，里间置鸡、肉等诱饵。当野兽进笼踩上活动踏板时，笼门则自动关闭，野兽即被活捉。
累刀，是专门捕获野猪的工具。累刀就是在木槽上设刀，刀刃朝上，放在野猪经常出没的路口，当野猪奔跑撞在刀刃上，肚皮就会被刮破。这种狩猎方法也多用于出现野兽群时，把它们撵到设置累刀的地方，当被惊吓的野兽争先恐后地狂跑时，就会被累刀刮破肚皮致死。
陷阱，即在野兽经常出没之处，挖掘深约二、三米，宽约五、六十公分的陷阱，上面用树枝茅草伪装起来，上放诱饵，当野兽踩踏上，即陷入坑中被捕捉。
猎犬在狩猎中是不可缺少的。畲民普遍饲养猎犬，好的猎犬训练有素，非常机智勇猛，跟踪追捕野兽。据畲民猎手的经验，出猎时不能让猎犬吃得太饱，否则猎犬就不愿意卖力追捕野兽。猎犬一般在二至七、八岁是青壮年时期，是捕捉野兽的最佳年龄，到了老年则行动迟缓，口齿不锐利，捕捉野兽的能力就差了。
早先畲民狩猎主要使用竹枪、弓箭等工具，虽然技术纯熟，但工具比较原始，猎获物少，当发明了火枪后，畲民就抛弃了弓箭、竹枪，改用火枪，大大提高了狩猎的生产水平。
狩猎的对象有虎、豹、野猪、山狗、刺猬、野牛、山羊、鹿麂、狐獭、獐、麋及山禽等。在长期狩猎生产中，畲民对各种野兽的习性和活动规律都一清二楚，他们能根据各类野兽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猎捕方法。
畲民保持着集体狩猎、猎获物平均分配的古老原则。现在，狩猎已不再是畲民的主要生产活动，但这种习惯仍然保持着。每年从立冬至翌年清明这一段时间是农活上淡季，就成为他们狩猎的黄金季节，每次行猎的时间短则一、二天，长达十多天乃至半个月。他们每次出猎，总是三、五人或七、八人组织成一个临时小组，作好分工，共同前往狩猎地点。有“踏把”，又称“赶山”，即带领猎犬搜山，把野兽赶出密林；“守把口”，又称“把口”，即守候在野兽出没必经的路口要道，伺机射杀。在猎物分配上，除第一枪击中野兽的猎手可分得兽头、兽皮，第二枪击中的可获兽颈外，其余的按人数平均分配。随同出猎的妇女也分得一份猎物，猎狗也可分得一份。甚至没有参加狩猎的人，只要在被击毙野兽的四只蹄尚未被捆缚之前赶到现场的，都可分享一份猎物。所以畲民都十分注意听枪声，只要枪声一响，不论在家休息或在田间劳动的男女老少，都急忙往枪声响的方向奔去。对于丧失狩猎能力的老人或鳏寡孤独者也照例分得一部分猎物。如参加猎捕的人多、猎物又小，就把猎物烧好，让全村老幼都来吃点，这叫做“散野神”。
交通
畲族居住的地区大都是高山峻岭，坡陡箐深，而村落极为分散。解放前，畲族山区交通十分不便，村寨之间只有羊肠小道相通，崎岖难行，除肩挑、人扛、背负、步行外，别无其他交通工具。买点食盐、日用品，也得跋涉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公路四通八达，许多畲乡通了公路，汽车可以开到家门口，此外还以板车、独轮车和拖拉机代步和运输货物。鹰厦铁路是第一条通过畲族山区的铁路，工程艰巨，号称“山岳铁路”，它与通往福州的来福铁路一起，大大密切了省内外、畲族山区与平原地区、畲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城乡物资的交流，对于繁荣畲族山区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
贸易
历史上，畲族的交易，“刻木大小长短为符验”。清初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说：“其贸易商贾，刻木大小长短为验。”这说明早在清初，畲民尚保有以木刻符号为货币之职能的比较原始的交换形式。
畲族内部没有商人，只有少数地主、富农兼营林业、茶叶、木炭等买卖。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市场和经济中心，一般交易都要到邻近汉区进行，主要是与汉人贸易，解放前受不法汉商不等价交换的剥削是很严重的。畲族以农业生产为主，但由于农作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不能满足畲民整个生活的需要，故须出卖农副业产品如木炭、柴草、扫帚、竹子、木材、药材以及“所制竹器有筐篚，所收酿有蜂蜜，所畜有鱼豕鸡鹜”等，换回盐、米、布，铁农具、烟、纸张，粉干、火柴等生活必需品。
由于畲族过去专事农业生产，很少现金，因此不能不进行赊欠，汉族商人往往在畲族地区设杂货店，供应畲民所需的日常用品。平时畲民“予取予求”不给分文，一到农产登场，就要本利归还，一文不欠。此种商业，迹近盘剥，但却提供许多方便，颇受畲民欢迎。汉商经营这种生意的不少，他们必须懂得畲语，由于畲民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往往守秘不授于外族人，故能说畲语的汉人在畲族地区是很有威望的，畲民非常尊敬他，亲近他，信任他。
畲民除与汉人交易之外，行于畲民与畲民之间者，虽亦有采取货币形态，但还是以物物交换为主。如在近代福建闽侯县的具有商业知识和身体强健的畲民，每年于秋收后到福州买了许多咸鱼，挑到连江、罗源交界处与该处畲民进行以咸鱼换鸡的物物交换。
关于狩猎产品的交易，畲民原以狩猎为提供自身的温饱为目的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封建经济对畲族地区的影响，大约在明清时期已开始出现了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直到十八世纪畲民的猎获物交易已出现在广东潮州，福建福州、福安、长汀，浙江的温州、处州（今丽水）、金华等市场上。交易的主要对象是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