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民族名称
畲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而勤劳勇敢的民族。畲族自称“山哈”或“山达”，畲语“哈”、“达”都是“客”的意思，“山哈”，即指居住在山里的客人。这个名称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在畲族人民间却普遍流传着。当人们走进畲族山庄，就经常会听到畲族同胞之间的一句亲昵称呼：“我们山哈人……”。如果干部进村，碰到畲族同胞时尊称他一声：“山哈兄弟……”，你就会感到对方对你的亲切与信任，有时还会受到一番盛情的接待哩！
公元七世纪，人们对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少数民族泛称为“蛮”、“蛮僚”、“峒蛮”或“峒僚”。一直到公元十三世纪南宋末年，汉文史书上才开始出现畲族名称：“畲民”和“民”。刘克庄在《漳州谕畲》中称福建漳州一带的畲族为“畲民”。“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徭、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畲，读音she（奢），或yú（余）。读shē意为刀耕火种，读yú指新开垦的田地。“畲”字作为民族名称，大概是由于他们使用刀耕火种的农耕生活而被命名的。正如光绪《龙泉县志》中所云：“民以畲名，其善田者也。”文天祥在《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中称广东潮州一带的畲族为“民”。“潮与漳、汀接壤，盐寇、民群聚剽劫，累政”。，音she（奢）系广东汉人的俗字，意即在山里搭棚而居的人，以此作为民族名称，是侧重于居住形式。宋末元初，畲族人民纷纷组织起抗元武装，密切配合文天祥、张世杰等的抗元武装斗争，当时人们对畲族人民的抗元武装队伍称为“畲军”，是当时抗元武装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畲”、“”二字，形异音同，都是指同一畲族而言。由于“畲”字可读二音，读“余”音，从余从田就是它的正体，正字应该书写为“畲”。一般习惯读“奢”音，从佘从田，写作“畲”字。解放后，为了便于统一读音，改写为“畲”，从而确定这个民族的族称为畲族（畲，音she奢）。
民族语言
畲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99%的畲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方言（部分为潮州方言）的语言，但在语音上与客家话稍有差别，有少数语词跟客家话完全不同，也不是当地的汉语借词。只有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约一千多人的畲族，使用接近于苗瑶语族苗语支的瑶族“布努”炯奈话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畲族通晓当地汉语方言，许多汉人也会讲畲族话，这是畲、汉两族人民长期交错杂居在经济文化上互相交流学习的结果。
畲族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语文。
民族来源
关于畲族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
（一）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长沙的“武陵蛮”（又称“五溪蛮”）说。此说认为畲族和大部分瑶族都家喻户晓地流传着属于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图腾崇拜——盘瓠传说，传说的内容与汉晋时代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武陵蛮”所流传的盘瓠传说大同小异，据此认为畲、瑶两族与“武陵蛮”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瑶族中自称为“勉”的“盘瓠瑶”（或称“盘瑶”、“板瑶”、“顶板瑶”、“过山瑶”）与自称为“门”的“山子瑶”等约占瑶族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也崇信盘瓠传说。史籍多称瑶族和畲族本是“五溪蛮”盘瓠之后，畲、瑶两族不仅有相同的反映原始图腾崇拜的盘瓠传说，而且有许多相同的习俗。在史籍上往往是畲、瑶并称，甚至说畲族就是瑶族。直到清代，畲、瑶还是混用，往往称畲族为“瑶人”。畲族族谱记载亦有自称为“瑶户”、“徭人子孙”等。现在分布在广东海丰、惠阳、增城、博罗的畲族仍称自己为“粤瑶”，在海丰、惠阳的汉人称他们为“畲民”，但在增城却被汉人称为“山瑶”。两族都具有相同的姓氏，传说畲族有盘、蓝、雷、钟、四大姓，但实际上除广东增城县有几十个盘姓畲族外，其它地区未见盘姓。福建霞浦县畲族族谱中有一段对盘姓兄弟失散的解释：相传唐光启二年（公元886年）盘、蓝、雷、钟、李等姓畲族360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由海道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后，徙居罗源大坝头。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在畲族中失传。畲族传说中的大哥盘姓留在广东。但在瑶族中盘姓却很多，也有蓝、雷等姓氏。两族至今仍保有一种汉文文书，在瑶人中称《过山榜》，在畲人中称《开山公据》，两者内容大同小异，都同样记载着具有原始图腾崇拜性质的盘瓠传说，此外还记述封建皇帝赐给他们券牒，准许他们租种山地，不纳粮租，不服徭役等特权，但不得到平原上耕种，不得与汉人通婚。在语言方面，虽然99%以上的畲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方言的语言，但居住在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却操瑶族“布努”语，这种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的语言。广东潮安县凤凰山的畲族目前固然操潮州话或客家话，但在《潮州府志》中却记录下这里畲族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一种语言与今天海丰、惠阳、增城、博罗一带畲族所使用的苗瑶语族苗语支的语言很相似。在音调上，虽然有不少地方的畲族民歌类似客家的山歌调，但福建宁德地区却存在着完全不同于客家山歌的四种畲族传统的基本音调（福宁调、福鼎调、霞浦调、罗连调），这四种基本调和自称“勉”的瑶族和“布努瑶”的基本调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过山瑶唱的民歌传统基本调是“拉发调”，拉发调中长调的“跟声”唱法与畲族的二声部合唱“双条落”有许多类似之处。瑶族的拉发调又和罗源、连江等县畲族的“罗连调”在音调（包括音列、调式、节奏）的基本特点是相一致的。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反映其民族渊源关系十分密切，民族近亲是语言亲属关系的基础。根据上述种种的理由，从而推断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南蛮”中包括长沙“武陵蛮”在内的一支，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持此说者人数较多，由于可佐证的材料比较丰富，所以比较可信。
（二）东夷说。有人在畲、瑶同源于“武陵蛮”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畲族远源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淮河与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一支“徐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认为畲族和大部分瑶族同源于“武陵蛮”，而“武陵蛮”是“东夷”迁居鄂、湘西部地区后，融合了其他民族成份而形成的。此说从先秦氏族的迁徙、神话传说、考古资料及文化特点等方面，论证了“武陵蛮”中的一支“诞”（即“莫徭”）是由“东夷”族群迁到湘西、鄂西后，融合了三苗、氐羌（犬戎）的成份而形成的。到唐宋之际，“莫徭”在迁徙过程中，又分别发展形成新的族体——畲族、瑶族，有一部分加入苗族中。有人更从畲族的族谱记载中找到畲族与“东夷”密切关系的线索。传说在盘瓠王时，“东夷”王献美女奇珍、奇珪、奇珠三人，美貌丰姿，盘瓠王以长女奇珍赐配长男盘自能，以次女奇珪赐配次男蓝光辉，三女奇珠赐配三男雷巨祐，孙女龙郎宫主配与钟智深为婚。已故的潘光旦教授更把长沙“武陵蛮”的渊源关系往前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一支“徐夷”。他认为“徐夷”与苗、瑶、畲都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后来向长江流域活动进入五岭山脉中的一部分，就是发展为今天的瑶族；一部分从五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杂居融合而成为畲族；另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即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苗族。有人从高辛氏和“东夷”、畲族的文化遗产作了比较，如死人洞葬，拾骨重葬，丧葬以歌代哭，结婚时男女不对拜，女子结髻、蒙青巾、扎红头绳、插花鸟银饰、穿戴凤羽样衣冠、梳妆用“铜镜”，煮饭用“鬲”，生产用“镐”，打猎用“弩”，脚穿木拖鞋、草笼鞋，喜唱山歌，对本族人说“山哈”话，自称为“徐家人”，称中土汉人为“阜佬”，称土著汉人为“闽家人”，爱狗，流传“一犬九命”（意即打死一头狗要赔偿九条人命）的故事，传颂“凤凰鸟”，结婚时正门横眉上写“凤凰到此”四个字的横联等等，说明高辛帝喾、东夷、徐夷、畲族具有极其密切的渊源关系。
（三）“越人”后裔说。认为畲族乃古代越人的后裔。此说根据史籍中关于古越人和今天畲族在分布地域上的对照、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的偶同或从族称义、音的演变去推论以及畲、越具有共同的盘瓠传说，共同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和共同的风俗习惯等，认为畲族乃古越人的后裔。在“越人”后裔说中，又有许多不同的具体说法，如认为畲族乃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或范蠡的子孙；有认为是我国秦、汉时代的越人后裔；有认为是源于汉晋时代的“山越”，特别是与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6年）封地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越人后裔南海王织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等等。
（四）“南蛮”说。认为畲族乃“蛮”或“南蛮”的一支，是广东的土著民族。此说认为盘瓠传说不仅流传于“武陵蛮”中，应包括《搜神记》中所说的“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相当于今天大半个南中国。因此，说畲、瑶同汉晋时代长江的崇奉盘瓠传说的“南蛮”有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又因福建、浙江等地区畲族家喻户晓传说广东凤凰山乃是他们民族的发祥地，从而论证畲族乃东汉时期久居广东的“南蛮”一支，是广东的土著民族。
（五）福建土著“闽”族后裔说。认为闽、越乃我国南方的两个古老民族，闽族系福建土著，乃畲族之先民，越乃福建的客族，畲族非衍出于越族。
此外，还有人认为畲族源于古代河南“夷”人的一支，是属于高辛氏近亲的一支氏族部落。有的认为畲族源于河南，其祖先是“龙麒”，等等。
总之，关于畲族的来源，目前尚无定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民族迁徙
畲族在历史上曾经过着迁徙不定的“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因此，畲族现在的分布区与历史上的聚居区不同。据文献记载，大约在公元七世纪初隋唐之际，畲族就已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宋代部分畲族才陆续向闽中、闽北一带迁徙。约在明清时始大量地出现于闽东、浙南等地的山区。这仅指畲族历史上迁徙的大致情况，但并不排除部分畲族零星散处各地的时间有先有后。如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的畲族则说是在唐代由福建罗源县迁来的。据该县惠明寺村和敕木山村各存一本《唐朝元皇南泉山迁居建造惠明寺报税开垦》中载述：“永泰二年丙午岁（766年）雷太祖进裕公一家五人与僧昌森子清华二人，从福州罗源县十八都苏坑境内坑，一同来到浙江处州府青田县鹤溪村大赤寺。雷太祖后居叶山头，砍伐山林，开垦田园。”又据1919年（民国八年）重修的《景宁四格村蓝姓家谱》记载：“蓝姓始祖敬泉，于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由福建罗源县黄庄下迁来浙江处州丽水小窟（现属云和县小徐乡）住”（转引自《景宁畲族自治县概况》）。由此可见，畲族最早迁居浙江景宁的时间约当公元七世纪中叶的唐代，而在南宋时期，仍有畲族陆续的从福建罗源县迁来。江西东北部的畲族原住广东潮州府凤凰山，后迁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居住，大约在宋元之后明代中叶以前即迁到赣东北居住。安徽的畲族约在百年前从浙江的兰溪、桐庐、淳安等县迁来的。各地畲族都以广东潮州凤凰山为其民族发祥地，传说他们的始祖盘瓠就葬在这里。
当然，畲族的迁移路线不限于上述各路，有很多早在各处停留下来。但总的说来，基本上是从南到东北的迁徙，隋唐之前已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宋元到福建中部、北部一带，明清时已大量遍布于闽东、浙南等地。
苦难的历史
畲族人民勤劳朴实，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以及天灾战祸、贫困疾病等原因，被迫到处迁徙，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公元八世纪，唐王朝在福建汀、漳一带设治，强化了封建王朝对畲族地区的统治。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畲、汉两族人民杂居共处，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其社会发展阶段同周围的汉族基本相同。解放前，处在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但畲族人口中，贫、雇农占绝大多数，中农当中以佃中农为多，本民族的地主、富农少。据解放前夕，福建省福安、福鼎、霞浦三个县二十八个村二百零一户的调查：仅占总户数0.44%的畲、汉两族地主占有土地33.5%；占总户数3.1%的富农，占有土地8.5%；占总户数25.54%的中农，占有土地37%；而占总户数的70.9%的贫雇农，仅占土地的21%。畲民多租种汉族地主的土地，给汉族地主、富农当长、短工的不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处于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一般每年都要缺粮八至十个月，过着“火笼当棉袄，竹篾作灯草，野菜充饥肠，番薯丝吃到老”的悲惨生活。当地畲民悲伤地唱道：
无衣无吃真是苦，床上无被盖棕衣；
夜里无被难到晓，日里无粮家难归。
这首山歌是在那漫长苦难的岁月里，畲族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反抗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历史上畲族人民与汉族人民曾多次联合起义，以反抗外来侵略和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早在唐初，广东潮州一带的畲族人民，在雷万兴、苗自成、蓝奉高等人的领导下，掀起了反抗唐王朝统治的斗争，长达几十年之久。宋代，江西爆发了以畲族李元励为首的规模较大的反抗斗争，起义军所向披靡，坚持斗争三年之久。宋末元初，福建畲族人民在陈吊眼、许夫人的领导下，组成“畲军”，配合文天祥、张世杰等抗元武装，展开声势浩大的抗元斗争。明正德年间，江西畲民在谢志珊、蓝天凤的领导下起义，反抗明王朝的统治。在抗击倭寇侵略的斗争中，畲族人民为保卫祖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近代以来，畲族人民曾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反洋教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罪恶侵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散居在广东东部的畲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就参加了彭湃同志所领导的农民运动，成立农会组织，共同组织了革命武装自卫军，展开了抗捐、减租、退押等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东、浙南的畲族地区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畲族人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组织游击队，建立革命根据地。闽东畲族所分布的2346个自然村中，70%的村庄是老苏区，其中109个畲族村是基点村，成为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根据地。根据地的畲族人民在历次的革命斗争中，曾涌现出许多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仅闽东地区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为革命捐躯的畲族烈士就有479名。畲族人民对于祖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谱写下光辉的篇章。
旧貌变新颜
解放后，畲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砸碎了千年枷锁，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从此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在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推行下，畲族地区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名额上对当地畲族都给予适当照顾，大力培养和提拔民族干部。据1980年统计，全国畲族脱产干部有1990多人，仅浙江一省就有461人。为了密切各族人民的关系，加深各族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多次组织畲族人民参加代表团、参观团到首都和全国各地参观学习。在畲族人民较多的福建、浙江两省，都相继成立省一级的民族事务机构以及许多地、县民族事务机构，提拔畲族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同时，在畲族比较聚居的地区，建立了民族乡。1984年12月，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式建立，畲族人民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实现当家做主的权利。经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畲族地区经济、文教卫生等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和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富民政策，像甘露滋润着畲族人民的心田。他们根据畲乡特点，逐步发展农业机械化，实行科学种田，靠山吃山，发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地推行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积极兴办乡镇企业，生产蒸蒸日上，畲乡面貌焕然一新。
畲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而勤劳勇敢的民族。畲族自称“山哈”或“山达”，畲语“哈”、“达”都是“客”的意思，“山哈”，即指居住在山里的客人。这个名称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在畲族人民间却普遍流传着。当人们走进畲族山庄，就经常会听到畲族同胞之间的一句亲昵称呼：“我们山哈人……”。如果干部进村，碰到畲族同胞时尊称他一声：“山哈兄弟……”，你就会感到对方对你的亲切与信任，有时还会受到一番盛情的接待哩！
公元七世纪，人们对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少数民族泛称为“蛮”、“蛮僚”、“峒蛮”或“峒僚”。一直到公元十三世纪南宋末年，汉文史书上才开始出现畲族名称：“畲民”和“民”。刘克庄在《漳州谕畲》中称福建漳州一带的畲族为“畲民”。“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徭、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畲，读音she（奢），或yú（余）。读shē意为刀耕火种，读yú指新开垦的田地。“畲”字作为民族名称，大概是由于他们使用刀耕火种的农耕生活而被命名的。正如光绪《龙泉县志》中所云：“民以畲名，其善田者也。”文天祥在《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中称广东潮州一带的畲族为“民”。“潮与漳、汀接壤，盐寇、民群聚剽劫，累政”。，音she（奢）系广东汉人的俗字，意即在山里搭棚而居的人，以此作为民族名称，是侧重于居住形式。宋末元初，畲族人民纷纷组织起抗元武装，密切配合文天祥、张世杰等的抗元武装斗争，当时人们对畲族人民的抗元武装队伍称为“畲军”，是当时抗元武装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畲”、“”二字，形异音同，都是指同一畲族而言。由于“畲”字可读二音，读“余”音，从余从田就是它的正体，正字应该书写为“畲”。一般习惯读“奢”音，从佘从田，写作“畲”字。解放后，为了便于统一读音，改写为“畲”，从而确定这个民族的族称为畲族（畲，音she奢）。
民族语言
畲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99%的畲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方言（部分为潮州方言）的语言，但在语音上与客家话稍有差别，有少数语词跟客家话完全不同，也不是当地的汉语借词。只有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约一千多人的畲族，使用接近于苗瑶语族苗语支的瑶族“布努”炯奈话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畲族通晓当地汉语方言，许多汉人也会讲畲族话，这是畲、汉两族人民长期交错杂居在经济文化上互相交流学习的结果。
畲族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语文。
民族来源
关于畲族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
（一）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长沙的“武陵蛮”（又称“五溪蛮”）说。此说认为畲族和大部分瑶族都家喻户晓地流传着属于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图腾崇拜——盘瓠传说，传说的内容与汉晋时代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武陵蛮”所流传的盘瓠传说大同小异，据此认为畲、瑶两族与“武陵蛮”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瑶族中自称为“勉”的“盘瓠瑶”（或称“盘瑶”、“板瑶”、“顶板瑶”、“过山瑶”）与自称为“门”的“山子瑶”等约占瑶族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也崇信盘瓠传说。史籍多称瑶族和畲族本是“五溪蛮”盘瓠之后，畲、瑶两族不仅有相同的反映原始图腾崇拜的盘瓠传说，而且有许多相同的习俗。在史籍上往往是畲、瑶并称，甚至说畲族就是瑶族。直到清代，畲、瑶还是混用，往往称畲族为“瑶人”。畲族族谱记载亦有自称为“瑶户”、“徭人子孙”等。现在分布在广东海丰、惠阳、增城、博罗的畲族仍称自己为“粤瑶”，在海丰、惠阳的汉人称他们为“畲民”，但在增城却被汉人称为“山瑶”。两族都具有相同的姓氏，传说畲族有盘、蓝、雷、钟、四大姓，但实际上除广东增城县有几十个盘姓畲族外，其它地区未见盘姓。福建霞浦县畲族族谱中有一段对盘姓兄弟失散的解释：相传唐光启二年（公元886年）盘、蓝、雷、钟、李等姓畲族360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由海道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后，徙居罗源大坝头。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在畲族中失传。畲族传说中的大哥盘姓留在广东。但在瑶族中盘姓却很多，也有蓝、雷等姓氏。两族至今仍保有一种汉文文书，在瑶人中称《过山榜》，在畲人中称《开山公据》，两者内容大同小异，都同样记载着具有原始图腾崇拜性质的盘瓠传说，此外还记述封建皇帝赐给他们券牒，准许他们租种山地，不纳粮租，不服徭役等特权，但不得到平原上耕种，不得与汉人通婚。在语言方面，虽然99%以上的畲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方言的语言，但居住在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却操瑶族“布努”语，这种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的语言。广东潮安县凤凰山的畲族目前固然操潮州话或客家话，但在《潮州府志》中却记录下这里畲族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一种语言与今天海丰、惠阳、增城、博罗一带畲族所使用的苗瑶语族苗语支的语言很相似。在音调上，虽然有不少地方的畲族民歌类似客家的山歌调，但福建宁德地区却存在着完全不同于客家山歌的四种畲族传统的基本音调（福宁调、福鼎调、霞浦调、罗连调），这四种基本调和自称“勉”的瑶族和“布努瑶”的基本调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过山瑶唱的民歌传统基本调是“拉发调”，拉发调中长调的“跟声”唱法与畲族的二声部合唱“双条落”有许多类似之处。瑶族的拉发调又和罗源、连江等县畲族的“罗连调”在音调（包括音列、调式、节奏）的基本特点是相一致的。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反映其民族渊源关系十分密切，民族近亲是语言亲属关系的基础。根据上述种种的理由，从而推断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南蛮”中包括长沙“武陵蛮”在内的一支，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持此说者人数较多，由于可佐证的材料比较丰富，所以比较可信。
（二）东夷说。有人在畲、瑶同源于“武陵蛮”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畲族远源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淮河与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一支“徐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认为畲族和大部分瑶族同源于“武陵蛮”，而“武陵蛮”是“东夷”迁居鄂、湘西部地区后，融合了其他民族成份而形成的。此说从先秦氏族的迁徙、神话传说、考古资料及文化特点等方面，论证了“武陵蛮”中的一支“诞”（即“莫徭”）是由“东夷”族群迁到湘西、鄂西后，融合了三苗、氐羌（犬戎）的成份而形成的。到唐宋之际，“莫徭”在迁徙过程中，又分别发展形成新的族体——畲族、瑶族，有一部分加入苗族中。有人更从畲族的族谱记载中找到畲族与“东夷”密切关系的线索。传说在盘瓠王时，“东夷”王献美女奇珍、奇珪、奇珠三人，美貌丰姿，盘瓠王以长女奇珍赐配长男盘自能，以次女奇珪赐配次男蓝光辉，三女奇珠赐配三男雷巨祐，孙女龙郎宫主配与钟智深为婚。已故的潘光旦教授更把长沙“武陵蛮”的渊源关系往前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一支“徐夷”。他认为“徐夷”与苗、瑶、畲都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后来向长江流域活动进入五岭山脉中的一部分，就是发展为今天的瑶族；一部分从五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杂居融合而成为畲族；另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即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苗族。有人从高辛氏和“东夷”、畲族的文化遗产作了比较，如死人洞葬，拾骨重葬，丧葬以歌代哭，结婚时男女不对拜，女子结髻、蒙青巾、扎红头绳、插花鸟银饰、穿戴凤羽样衣冠、梳妆用“铜镜”，煮饭用“鬲”，生产用“镐”，打猎用“弩”，脚穿木拖鞋、草笼鞋，喜唱山歌，对本族人说“山哈”话，自称为“徐家人”，称中土汉人为“阜佬”，称土著汉人为“闽家人”，爱狗，流传“一犬九命”（意即打死一头狗要赔偿九条人命）的故事，传颂“凤凰鸟”，结婚时正门横眉上写“凤凰到此”四个字的横联等等，说明高辛帝喾、东夷、徐夷、畲族具有极其密切的渊源关系。
（三）“越人”后裔说。认为畲族乃古代越人的后裔。此说根据史籍中关于古越人和今天畲族在分布地域上的对照、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的偶同或从族称义、音的演变去推论以及畲、越具有共同的盘瓠传说，共同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和共同的风俗习惯等，认为畲族乃古越人的后裔。在“越人”后裔说中，又有许多不同的具体说法，如认为畲族乃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或范蠡的子孙；有认为是我国秦、汉时代的越人后裔；有认为是源于汉晋时代的“山越”，特别是与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6年）封地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越人后裔南海王织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等等。
（四）“南蛮”说。认为畲族乃“蛮”或“南蛮”的一支，是广东的土著民族。此说认为盘瓠传说不仅流传于“武陵蛮”中，应包括《搜神记》中所说的“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相当于今天大半个南中国。因此，说畲、瑶同汉晋时代长江的崇奉盘瓠传说的“南蛮”有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又因福建、浙江等地区畲族家喻户晓传说广东凤凰山乃是他们民族的发祥地，从而论证畲族乃东汉时期久居广东的“南蛮”一支，是广东的土著民族。
（五）福建土著“闽”族后裔说。认为闽、越乃我国南方的两个古老民族，闽族系福建土著，乃畲族之先民，越乃福建的客族，畲族非衍出于越族。
此外，还有人认为畲族源于古代河南“夷”人的一支，是属于高辛氏近亲的一支氏族部落。有的认为畲族源于河南，其祖先是“龙麒”，等等。
总之，关于畲族的来源，目前尚无定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民族迁徙
畲族在历史上曾经过着迁徙不定的“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因此，畲族现在的分布区与历史上的聚居区不同。据文献记载，大约在公元七世纪初隋唐之际，畲族就已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宋代部分畲族才陆续向闽中、闽北一带迁徙。约在明清时始大量地出现于闽东、浙南等地的山区。这仅指畲族历史上迁徙的大致情况，但并不排除部分畲族零星散处各地的时间有先有后。如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的畲族则说是在唐代由福建罗源县迁来的。据该县惠明寺村和敕木山村各存一本《唐朝元皇南泉山迁居建造惠明寺报税开垦》中载述：“永泰二年丙午岁（766年）雷太祖进裕公一家五人与僧昌森子清华二人，从福州罗源县十八都苏坑境内坑，一同来到浙江处州府青田县鹤溪村大赤寺。雷太祖后居叶山头，砍伐山林，开垦田园。”又据1919年（民国八年）重修的《景宁四格村蓝姓家谱》记载：“蓝姓始祖敬泉，于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由福建罗源县黄庄下迁来浙江处州丽水小窟（现属云和县小徐乡）住”（转引自《景宁畲族自治县概况》）。由此可见，畲族最早迁居浙江景宁的时间约当公元七世纪中叶的唐代，而在南宋时期，仍有畲族陆续的从福建罗源县迁来。江西东北部的畲族原住广东潮州府凤凰山，后迁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居住，大约在宋元之后明代中叶以前即迁到赣东北居住。安徽的畲族约在百年前从浙江的兰溪、桐庐、淳安等县迁来的。各地畲族都以广东潮州凤凰山为其民族发祥地，传说他们的始祖盘瓠就葬在这里。
当然，畲族的迁移路线不限于上述各路，有很多早在各处停留下来。但总的说来，基本上是从南到东北的迁徙，隋唐之前已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宋元到福建中部、北部一带，明清时已大量遍布于闽东、浙南等地。
苦难的历史
畲族人民勤劳朴实，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以及天灾战祸、贫困疾病等原因，被迫到处迁徙，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公元八世纪，唐王朝在福建汀、漳一带设治，强化了封建王朝对畲族地区的统治。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畲、汉两族人民杂居共处，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其社会发展阶段同周围的汉族基本相同。解放前，处在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但畲族人口中，贫、雇农占绝大多数，中农当中以佃中农为多，本民族的地主、富农少。据解放前夕，福建省福安、福鼎、霞浦三个县二十八个村二百零一户的调查：仅占总户数0.44%的畲、汉两族地主占有土地33.5%；占总户数3.1%的富农，占有土地8.5%；占总户数25.54%的中农，占有土地37%；而占总户数的70.9%的贫雇农，仅占土地的21%。畲民多租种汉族地主的土地，给汉族地主、富农当长、短工的不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处于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一般每年都要缺粮八至十个月，过着“火笼当棉袄，竹篾作灯草，野菜充饥肠，番薯丝吃到老”的悲惨生活。当地畲民悲伤地唱道：
无衣无吃真是苦，床上无被盖棕衣；
夜里无被难到晓，日里无粮家难归。
这首山歌是在那漫长苦难的岁月里，畲族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反抗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历史上畲族人民与汉族人民曾多次联合起义，以反抗外来侵略和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早在唐初，广东潮州一带的畲族人民，在雷万兴、苗自成、蓝奉高等人的领导下，掀起了反抗唐王朝统治的斗争，长达几十年之久。宋代，江西爆发了以畲族李元励为首的规模较大的反抗斗争，起义军所向披靡，坚持斗争三年之久。宋末元初，福建畲族人民在陈吊眼、许夫人的领导下，组成“畲军”，配合文天祥、张世杰等抗元武装，展开声势浩大的抗元斗争。明正德年间，江西畲民在谢志珊、蓝天凤的领导下起义，反抗明王朝的统治。在抗击倭寇侵略的斗争中，畲族人民为保卫祖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近代以来，畲族人民曾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反洋教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罪恶侵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散居在广东东部的畲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就参加了彭湃同志所领导的农民运动，成立农会组织，共同组织了革命武装自卫军，展开了抗捐、减租、退押等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东、浙南的畲族地区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畲族人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组织游击队，建立革命根据地。闽东畲族所分布的2346个自然村中，70%的村庄是老苏区，其中109个畲族村是基点村，成为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根据地。根据地的畲族人民在历次的革命斗争中，曾涌现出许多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仅闽东地区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为革命捐躯的畲族烈士就有479名。畲族人民对于祖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谱写下光辉的篇章。
旧貌变新颜
解放后，畲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砸碎了千年枷锁，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从此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在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推行下，畲族地区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名额上对当地畲族都给予适当照顾，大力培养和提拔民族干部。据1980年统计，全国畲族脱产干部有1990多人，仅浙江一省就有461人。为了密切各族人民的关系，加深各族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多次组织畲族人民参加代表团、参观团到首都和全国各地参观学习。在畲族人民较多的福建、浙江两省，都相继成立省一级的民族事务机构以及许多地、县民族事务机构，提拔畲族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同时，在畲族比较聚居的地区，建立了民族乡。1984年12月，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式建立，畲族人民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实现当家做主的权利。经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畲族地区经济、文教卫生等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和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富民政策，像甘露滋润着畲族人民的心田。他们根据畲乡特点，逐步发展农业机械化，实行科学种田，靠山吃山，发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地推行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积极兴办乡镇企业，生产蒸蒸日上，畲乡面貌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