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福安畲族经济以农业为主，此外还有林业、家畜饲养业和手工业，在各种经济中，只有农业是独立的生产部门，手工业尚未从农业中脱离出来。我们调查的山岭、凤洋等3个生产大队中100%是农业户，就是离城关很近的仙岩大队，解放前虽有18人常年在外做手工业，但家中主要收入仍是农业。大约估计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90%，而林、副、畜养、手工业的收入只占10%，有些地区可能超过以上的比例。
  畲族多居住高山斜坡上，耕种着梯田。耕地分水田和农地两种，水田较农地为多。水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90—95%。水田种水稻，农地多种番薯，个别也有把水田的水排干，种植番薯的。
  农作物以水稻和番薯为主，是畲族人民主要的粮食。此外还有种小麦、高粱、芋头、马铃薯及其他杂粮。每家几乎有着数量微少的园地，栽植瓜果和蔬菜。经济作物有茶、花生、黄豆、苎麻、黄麻、甘蔗、土烟、油菜及油茶和油桐等。
  农业的生产工具，大致和福安汉族相同。有犁、耙、锄头、木锄、山锄、田锄、牛粪耙、齿耙、砍刀、刈刀、镰刀等十多种，还有粮食加工、收谷、晒谷等用具。因梯田坡度大，面积窄小，使用耕牛不方便，估计90%以上的水田都不用牛耕。耕作技术比较粗放。解放前畲族仍保留着少量的“刀耕火种”、“轮歇抛荒”的原始耕作方法。开垦耕种二年至三年后，即行抛荒，或栽上杉木。
  梯田山高水冷，土浅砂多，山道崎岖，交通不便，因此种植农作物花工大，产量低。据调查了解，一亩水稻从种到收，需要30—40个工作日，而每亩水稻产谷200—250斤，300斤以上也有，差的不到100斤。每亩番薯从选种到挖番薯，要花40至50个工作日，而每亩农地产番薯米500—700斤（4斤番薯晒干为一斤番薯米），最高在800斤以上，也有400斤以下。
  畲族男女都参加劳动，一般妇女劳动力较男人为强，妇女除和男子一样参加田间劳动外，还有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副业生产。据仙岩地区调查，一般妇女每年比男子多出107个工作日。男女之间也存在着一定分工，一般犁田、耙田、插秧、打场等重活由男子来做，而女子负责拔秧、除草、砍柴、挑柴卖、采茶与家务劳动。锄草、收刈、挑谷、舂米等都是男女共同操作的。解放后妇女也学会犁田、耙田、插秧等技术。
  畲族人民居住地区，几乎全部是深山峻岭，一般村落较小且分散，交错杂居于汉族之中。解放前畲族在经济上受汉族地主的剥削，绝大多数畲族人民沦为汉族地主的佃户，阶级矛盾很尖锐。
  畲族内部只有极少的地主和富农。一般中农较汉族地区为少，绝大多数为贫雇农。
  根据1951年土改调查，全县畲族8122户，27792人。其中有地主7户，富农25户，地、富占总户数0.4%弱，其他绝大部分为贫雇农。原仙岩乡、可洋乡、双留乡、凤洋村、王楼村，计3乡2村共1064户，其中富农2户，不到总户数的0.2%；富裕中农7户，占总数0.66%；中农103户，占总数9.5%；贫农922户，雇农22户，贫雇农占总户数90%。
  畲族的中农和贫农很少有土地，都是租种附近汉族地主的土地。如靠近城关的仙岩畲族，多租种城内和湖板、洋头地主的土地。凤洋畲民多种离畲族村七八里地的穆洋镇桂林、苏堤汉族地主的土地。
  畲族内部也存在着阶级剥削，本民族地主、富农通过地租，特别是通过放小租、雇短工来剥削本民族的农民。
  畲族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土改前这里的土地已经是私人占有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任意转移。由于畲族人民占有土地很少，如城郊仙岩大队的仙岭洋村93户，解放前只有自耕地20亩，平均每户有0.26亩，每人不到0.06亩。内部土地占有也不平衡，富农和富裕中农占较多的土地，中农占一部分土地，贫农雇农几乎没有自耕地，一般只有一、二分园地。
  除水田农地外，部分地区每户还占有少量的荒地。这种荒地，只能栽杉木和松木等。也有的地方有公地，其数量极少，所有权属全村人的，公地上的树不许任何人砍伐，据说是“护风水”的。
  耕畜和主要农具犁、耙，都为汉族地主和本民族富农所掌握，一般贫雇农是没有的，每户只有若干锄、镰、砍刀等。铁制农具多从汉区购进，或请汉族铁匠来村加工。
  据了解，福安境内畲族聚居的附近地区的土地，原为畲族人民辛勤劳动开辟出来的。后有因交不起租税与深受惨重的高利贷剥削而丧失土地的，有因家人生病或遇荒年而出卖土地的，也有因汉族地主往往控制水源，逼得畲族农民无法耕种而出卖土地的；也有因地主依靠封建官僚势力，大肆霸占了畲族土地。
  封建剥削形式，以实物地租为主。一般看不到劳役地租，货币地租在畲族地区并未出现。地租有两种：一种为定额租，即每年按固定的租额收取，租谷大约占产量40—60%。解放前，旱灾是经常的，汉族地主一般多采用这种定额租的形式。另一种叫分租，即按当年的产量“四六”或“三七”分，地主拿七成或六成，佃户拿四成或三成。这种地租形式，在福安境内也不少，在有些地区甚至是主要形式。农民交租一般要挑送到地主家中，地主用大秤称，农民负担更重。
  高利贷剥削相当严重。每年五至六月青黄不接时，佃户向汉族地主或本族富农借债。九、十月秋收后还，前后仅二、三个月，利息达60—80%，也有100%，高的甚至达140%，即每年五、六月借一担，到秋后还160—180斤。还有一种叫小租，是高利贷的一种形式，用租子来代替利息的。仙岭村解放前几年，每年负担小租比地租还多。
  解放前，畲族农民主要给汉族地主做工，也有给本民族地主、富农做工的。一般短工较多，长工较少。每年四月、六月、九月、十月出外做工，帮地主插秧、刈稻等，一般工资每天为5—7斤番薯米。长工每年干农活280—300天，其余时间在地主家做杂事，每天劳动10小时以上，休息时间很少。工资低微，除本人吃穿外，所剩无几。
  解放前畲族人民终年辛勤劳动不得温饱，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大部分畲族农民缺粮半年，有的缺粮8个月以上。不够吃时，上山砍柴，或给汉族地主做短工，也有在青黄不接时，向高利贷借债，或上山采野菜、野果吃。一遇到荒年，卖妻鬻女屡见不鲜。住的房屋大都破烂倒塌，多年失修，光线暗，地面阴湿。解放前没有棉衣穿、无棉被盖的占80—90%以上。
  手工业和商业不甚发达，手工业尚未脱离农业而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手工业者一般在农闲时出去做工，极少常年在外做工的。手工业种类有泥工、木工、篾工，以及服务性行业的理发、裁缝、做鞋等。技术多自汉族学来。
  没有本民族的商人和自己的专门市场。也很少有外面商贩挑货到畲族地区销售，买卖货物都是去附近汉族城镇。除粮食和麻布自给外，日用品都要从市场上买回。畲族一般出售番薯米、柴火、杉木等，换取自己所需要的食盐、咸鱼、农具等。
  解放后，畲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了伟大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畲族人民再也不做地主的佃户了。土改中，全县畲族8122户，27792人，大约分得土地30000亩以上。无地和少地的贫雇、中农，分得了土地，大大鼓舞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取消了高利贷、小租和禁止雇工剥削。仙岩民族乡，土地改革时共分进1936.97亩（农地未算在内）田地，平均每人1.5亩。解放前，单地租一项，仙岩畲族每年要付给城内、洋头汉族地主的地租2585担谷子。该乡农民雷石宝反映说：“国民党统治时，自己没有土地，当过长工，做过乞丐，吃的是苦菜粗糠，生活极为困难。解放后分得3亩地，进行深耕细作，获得了增产，粮食够吃外，添毛衣1件，衣服8件，裤子4条。”
  土改后，畲族人民响应党的组织起来的号召，纷纷组织互助组、农业合作社。1952年全县绝大部分畲族地区，组织了互助组。互助组有一般互助组、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3种。组内贯彻了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和民主管理的原则。这样解决了贫苦农民生产资料缺乏和劳力不足的困难，提高了农业生产，改善了农民生活。
  1954年至1955年初，互助组纷纷转入初级社。采取土地与劳力统一经营管理，解决了互助组中所不能解决的矛盾。
  1956年合作社高潮时，全县80%的畲族人民都已入社。在根本上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后，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战胜了各种困难，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了水利，根治了旱田，进行了改制，改良了土壤，增施了肥料。
  由于土改和互助合作运动，彻底改变了农村中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解放几年来，畲族地区的农、林、副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农作物种类和耕地面积增加，过去从来不种双季稻，1956年在广大地区开始播种早稻（南特号、广东早）。每年很多荒地开垦为良田，很多旱地改为水田，种植水稻作物。
  劳动的组织和分工也大有改变。过去一向个体生产，现在按生产队集体劳动，劳动积极性大大增强。妇女过去不插秧、不耙田、不犁田，现在都已学会了。耕作技术也有很大改变，过去水稻只是一犁一耙，耕深4寸，解放后大多为二犁二耙，深耕8—12寸。解放前施肥一次，草木灰、人粪15担，除草2次，而解放后施肥2次，草木灰、人粪、绿肥80担，除草3次。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很大增加。据某些地区估计，1953年互助组比一般单干户增产20%；1955年农业合作社比互助组增产20%以上。
  党和政府为了帮助畲族人民克服生活困难，发展生产，解放几年来，采取了发放大批救济款、农贷与兴修水利等措施。如原双留乡坑源里、岭柄宫二村在1953年前后两次发救济款13万5千元（旧币），农业生产肥料贷款134万元，谷种贷款35万元，棉被四床，棉衣29件。去年政府特拨专款18，000元，扶植福安畲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1958年）

（本文节选自《福建福安县畲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