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畲族劳动人民有着勤劳的传统美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辛劳在高山峻岭之中，从事农业耕种。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极悲惨，过着“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的非人生活。山高水冷，地质贫瘠，加以耕作粗放，技术守旧固然影响作物收成，但促使畲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并非恶劣的自然条件，而是封建统治阶级。
  畲族劳动人民多是无地或少地的贫农，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地主租种田地，然后把一半以上的收获物交给地主，给自己留下贫困与饥饿。畲民常说，我们辛苦终年养活了地主，饿死了自家人！这句话概括了畲族劳动人民在生活重轭下无限苦楚、无限辛酸的遭遇。畲民受馁、受冻之日，正是高利贷活跃之时！地主、富农趁机放高利贷，盘剥农民，一旦叫这条毒蛇缠住就无解脱之日，年复一年，无日理清，祖孙三代协力理债而清者，亦非少数。其毒之甚，无以复加。国民党反动派也浑水摸鱼，借端勒索，今日摊捐，明日派款，无名之税，甚于牛毛，从上至下巧取豪夺！畲族劳动人民在国民党、地主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压榨下，于是乎卖妻鬻子者有之，典房当地者有之，流浪乞食者有之，服毒自杀者亦有之……广大畲族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这里流传着这么一首歌：
  蜡烛弯弯倒，火笼当棉袄，典妻又卖儿，塞肠用野草。
  它是虎口余生的畲族劳动人民苦难写照，从中可以窥见畲民艰难生活之一斑。
  一、生产力及其有关情况
  畲族人民多居崇山峻岭，从事农业耕作，本县亦不例外。他们利用溪流之旁的田，种植水稻；山坡或无水之处，则垦植番薯，培植茶树；以番薯水稻为主。
  这里山高水冷，气候干寒，地质贫瘠，多是沙泥黄土，农作物生长不易。水稻以单季居多，四月播种，九月收场，产量极低，顶好田亩产300斤，差的100多斤；一般都在150—200斤，荒年不在此例，颗粒无收的不在少数，所以有“种田得稻草”的说法。个别水利条件较好气候较暖的较平地带亦种双季水稻，但为数不多，产量低。如双华片华阳村早稻顶好的亩产120斤，差的60斤，平均亩产90斤，晚稻好的亩产200斤，差的92斤，平均亩产146斤。
  稻谷用于交租，番薯米是畲民主要食粮。番薯本是高产作物，由于劳力不足，加上肥料欠缺，无力改良品种，只有红薯、白薯和台湾秋3种。因此名为高产作物实不高产，好的园地亩产400斤番薯米，一般均在200斤左右，4担生番薯做成1担番薯米。十月之后，霜露浓重，番薯水分增多，就需要420斤生番薯才能做成100斤番薯米。
  稻子、番薯收成之后，田地任其荒废，只有极少量靠近房屋周围的肥沃田园，才种上大麦、油菜、马铃薯、豌豆之类作物。大麦一般在十月末播种，翌年三、四月收成，亩产平均50多斤。小麦畏寒，而这里十一月就降霜，故一般不种。浮柳片有人试种过，产量极低，亩产仅有20斤，得不偿失。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经济落后，不重视发展茶叶生产，茶叶销路呆滞，使广大茶农无所倚望，多砍伐为薪。尤以1937—1938年间为甚，据浮柳李绍连反映，砍伐时多是大刀阔斧，一下子几千株、几万株砍掉。他家里收成40多斤茶叶，无法出卖，只好让其霉烂，当做垃圾。
  畲族地区，经济林很少，唯有杉木、竹林苍郁终年，用于编制竹器、建筑或烧炭之用，比重不大。其他如乌药、草子可作药材，柏油、桐油等均系土特产，数量丰富。
  畲民主要生产工具有犁、耙、锄头、山锄、田刀、草耙、斧头、四齿耙、镰刀等。这些工具均系铁制，其功能与形状一似汉族的，并由汉族铁匠锤打火烧而成。可以看出，畲汉两族人民在文化交流与劳动合作上是有其久远的历史。
  耕畜有水牛和黄牛两种，以水牛为多并普遍应用。
  耕畜的使用率很低，主要使用在犁田耙地之上，运输驮载方面因多羊肠小道交通阻塞关系，大受限制。人们劳动仍然是肩膀加扁担。
  畲族是一个勤劳刻苦著称的民族，男女老少无不参加劳动生产，妇女劳动能力尤其精强，田上田下事务无不勇于担当，她们把孩子捆在背上，跟男人一道上山下地，起早摸黑，毫不以孩子为累。劳动一般无甚分工，只有按劳力强弱作出适当安排。但由于守旧风盛，迷信妇女犁田插秧“影响”收成与“不雅观”的鬼话，不让妇女插手，影响了妇女劳动力的发挥。迷信的揭穿，鬼话的破产，妇女学习插秧，那是解放后的新事。
  小孩从小就劳动锻炼，五六岁就过牧羊放牛的生涯。稍长，则跟大人一道下地干活。十五六岁的孩子肩挑上百斤担子，远行一两公里的事极为普遍。老年人除指导生产外，还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生产，他们虽年迈力衰，脊梁多让苦难给压弯了，但并无示弱。解放后，干起活来，仍不失当年的敏捷与豪迈！
  由于梯田面积小又分散，花时间多，劳力消耗大，加以国民党经常的抓丁拉夫，抓的抓，躲的躲，剩下多为妇女与老人，深感劳力不足，农忙难于应付。于是在春耕或秋收季节，农民之间自发展开帮工活动互相支援，不论劳力强弱，不计工资报酬，这种关系纯粹是互助性质。
  那时，尽管多么身强力壮，想图个吃饱穿暖亦非常不易。1亩水田以丰产300斤计算，除交地租150斤，牛租24斤，种子6斤外，只剩120斤，1个人一年要口粮500斤，至少得耕种四亩多田地才够养活自身，还得保证收成，生活之难可想见。浮柳片蓝朝纱一家5口，耕种11500株田园约8.8亩，其中租种地主田地有7000株，年收成12担谷子，14担番薯米。交地租8担谷，牛租224斤，种子30斤，几占总收成量42%，因而终年劳动所得不够半年糊口。无粮户、缺粮户不可胜计，以牛埕陶必山村计算，全村13户40人，3户口粮够吃到6月末，3户够维持到4月份，3户够吃到2月份，其余4户无粮过冬，1人一年平均只有270斤口粮。浮柳片八斗村11户，口粮够维持到4月份的仅2户，其余皆无粮过年，每人平均只有20多斤口粮。饥饿之时，或沿街求乞，或接受雇佣，或从事烧炭伐竹等副业生产，这就是解决口粮的办法。
  畲族劳动人民在长年累月劳动生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何时播种收成，何时施肥除草心中有数。农事活动一般都按一年24节气安排。
  对不同性质的土地都有专门利用，一般是水田种稻子，旱地种番薯，但为了调整土壤，也进行轮换耕作，一般是3年一周期，或种豆类或种番薯，均以土壤适宜为定。
  水田一般没有施肥，顶多施一次5担的草木灰与人畜肥，在插秧后数天一次施下。旱地的施肥较为重视，达2次之多，第一次下基肥，一亩约54担，草木灰40担加入畜肥14担；第二次于除草之后施草木灰10担。施肥上之所以有厚番薯薄水稻的倾向，是因为肥料缺乏，而番薯又系丰产作物，收成与施肥数往往成正比。
  谷物品种有白秋、红秋、芒谷、糯谷、百日早等。红秋性耐寒，适于山区瘠地长所以又以红秋种植为广，浮柳与牛埕下红秋播种面积均达70%之多。水稻虽也进行选种，但方法极其简单，即将收割，到田间选择出穗齐、谷粒满、无虫害的为种。晒干风净、贮藏起来，明春浸种时倒入水中，捞去漂浮的空粒，以下沉的选为种子。但一些半饱之粒，往往随之下沉，影响日后收成。
  农田耕作，极为粗放，水田都只二犁二耙，二月翻土让太阳晒干，清明谷雨复犁，小满芒种插秧。要是土质稀烂，则用锄头翻掘，花工甚大，谈不上深耕。田间稻头烧焚为肥，若为烂田，则令其腐烂。原始刀耕火种的残余尚留存在耕种之中。1亩水田，种子6斤，插1300株秧苗，故当时就以1300株为1亩。株距的疏密，又以土质肥瘠，水源远近为定。地肥株距则疏，1尺到1.2尺，让茁壮稻叶有伸展余地；地瘠株距则密，以弥补歉收之不足。谷子九月登场、打场、晒谷都在田边干地进行。把收割好的稻子捆成一束，用一大木桶，周围竹簟，在内置木制竹装的脱粒架，将捆好的一小束稻子往架上猛摔，使其脱粒。晒谷有专门器具曰“簟”，系毛竹编制而成。
  耕种旱地多用锄头，先以山锄开垦，后以锄头把土块敲碎，晒干之后扒成畦，呈单行施下基肥，插下薯苗，除草一次捡藤两次之后就算完毕，每亩番薯园亦以1500株计算。番薯除生吃外，绝大部分都做成番薯米贮藏，做好的番薯米，洗后晾在竹笍上，让其晒、吹干。做番薯米最好在十、十一月腊冬进行，这时，北风劲，太阳光弱，是晾番薯米的大好时光。干的番薯米忌雨淋，雨淋的番薯米煮不烂。
  水是农作物生命，没有水就没有收成。而畲民田园，多为梯田，靠近溪涧能经常灌溉的不多，以浮柳来说仅占40%，其余广大面积则靠天水滋润，“久晴则怕旱，久雨则怕涝”。水利设备极差，无水坝，亦无水渠，顶多只在溪涧水源地方安上竹筒，疏导灌溉，其法十分原始。
  威胁农作物的除了旱灾就是虫灾，过去，作物的病虫害很严重，种类又多，为害之甚，尤以下列诸类为最：
  水稻方面：蜉流子，以稻根为食，通常以菜油于炎热太阳光下喷洒三四次即可消灭；琉球虫，寄生叶上，以叶为食，或用木梳梳除，或用手捉；枯心虫，匿居稻秆之内，蚕食稻秆，为害甚大，不易发觉，不易消除；螟虫，发生于三月秧苗中，以拨苗除之。在双华还发现一种叫臭龟虫，1929年开始发生虫害，威胁极为严重，一旦发生，株连全片，受害之田，亩产只剩20—25斤。
  番薯方面：以食叶的金龟子、九节虫，食番薯的臭虫、土猴等为害最大，一般只用手捉。
  风灾对作物的摧残亦相当严重，往往在水稻扬花孕穗之时，风暴突临，把到手的果实刮得一干二净，因而群众中有句谚语：“只怕风灾，不怕员差”（员差指国民党喽啰走卒）。此外，还有山猪、麂等破坏农作物。
  解放前在经济十分贫困的情况下，人们对自然灾害的防治是无力的，除了求神问佛、祈望保佑外，只好使用人力作局部消除，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提出“人定胜天”与自然挑战的行动口号。
  二、生产关系
  解放前本县畲族地区土地大都为地主所占有，以浮柳统计，全片畲族293户，无田无地却有223户，约达总户数76.2%强。占全片0.7%户数的地富，却拥有42%的土地。牛埕下片共有水田589.6亩，地主雷振其1户就占有115亩，几达1/5；双华片260户畲族中，地富就有15户，集中在华阳、华双二村。华阳村64户中无田地的就有42户。
  无地农民为了求取糊口食粮，他们或接受低资雇佣，出卖劳动力，或被迫接受高租向地主租种田地。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拥有大量生产资料，并通过无奇不有的剥削手腕，逐渐积累财富的地主、富农；另一方面是惨遭剥削，失去土地无以为生，只好接受雇佣的贫雇农，阶级分化极其明显。
  地富拥有大量土地，形成地主、富农土地所有制，另外还有一部分公田与寺院占有土地。浮柳片有蓝、雷、钟、李所属公田12亩；牛埕下片陶必山村有9亩公田，系钟氏所属公田。这些公田皆由族长经营，出租本族农民，按时收租，祭祀祖先。浮柳片有一寺院，拥有70.5亩水田，出租给畲民耕种，每年收取高租厚利，以供十余个和尚过寄生生活。
  解放前，这里典当买卖之风极盛，土地房屋可以典当，妻子儿子也可以像商品一样典当拍卖，以救燃眉之急。浮柳片八斗村1936年有13户103人，卖子的有7人，卖妻的有5人，单蓝清箩一人就卖了3个儿子。牛埕下片陶必地共13户，卖儿6人，卖妻5人。岗来村雷阿瑶把妻子典给浮柳片白坑村李忠见，典期5年，大洋20元，雷家无力如期赎回，只好让她在李家度日终生。浮柳片深垅村李忠粉一妻系由泰顺典当来的；白坑村李有狮将蓝阿丹的妻子典来为偏室。典妻应立证据，典当期间所生子女皆归男家。财产典当了，每年还要付一定利息，浮柳片一张契约记载，光绪二十七年正月，浮柳蓝承筒把一座瓦屋典给蓝承门，典金10块大洋，既典之后，其屋任听蓝承门掌管，而承简每年给承门付利息。既已典当，又须纳息，可见剥削之重。
  典当买卖之风兴盛原因，不外乎生活压迫，如浮柳八斗蓝清箩一家9口，每天只靠半斤米煮汤度饥，上山采金银花当菜。
  解放前地主剥削形式有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两种，以实物地租为普遍，剥削甚重。每租一担地（约7分地）就要交纳100斤租，土地好坏、地租多少，具体由双方协定，但更多的是由地主确定租额，合则来，不合则去，铁价不二。租谷以湿谷计算。牛埕下片雷伯前，租10担谷，收成15担，肥料、种子、牛租不计在内，单还租就达收获总量77%。如果歉收，不敷还租，则以番薯米代替，1担番薯米抵1担水谷。浮柳片朝阳村蓝阿料，租种地主1担谷，收成200斤，还租100斤，牛租8斤，种子4斤，劳动所余只有80余斤水谷。
  照蓝乡牛食岚片86户，每年交纳地租达70620斤之多，约占总收入1/3强；浮柳片每年租入324.43亩，1亩以50斤租计算，每年交纳地租就达48600斤，占总收成量45.2%；八斗村有13户农民，耕种62.14亩田地，其中52.7亩是租来的，每年交付地租达70多担谷子，剥削之甚，无以复加。
  除固定地租外，尚有对分制、年尾租等剥削形式。
  劳役地租并不普遍。但是农民为了租种地主田地，不得不给地主做工，租1亩地需给地主做60天工。双华片蓝青驹租来3分地为地主劳动18天，平均租1分地付出6天的劳动代价。
  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都是农民直接向地主租地耕种，构成剥削被剥削的关系，这叫做“小批”。尚有一种叫“大批”的租佃方式亦在诸乡流行。所谓“大批”即地主把整批土地租给富农或富裕中农，约定租额，富农又将田地转租给贫雇农，从中赚取经手利。地主之所以这样经营土地，一则不论荒年歉收，都可以向富农领取一粒不短的田租，十拿九稳；二则整付整收，手续简便。大批也好，小批也好，对农民来说都是繁重的经济榨取。
  寺院与畲民结成剥削被剥削关系中，租额尤高，1亩平均300斤左右。浮柳片蓝升加租种寺院3.74亩地，每年纳租达1080斤谷子，占总收入72%。
  地主对出租的田地享有予夺之权。浮柳片李学垒租种高家公田3亩，因拖欠400斤租谷，田地便被抽回给别人耕种。因此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和刁难，农民每年都得给地主预付“洽耕银”作定。农民亦有过佃情况。
  兹摘录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一张契约，以供参考。
  ……蓝阿布原有（由）父手承来夏宅公田一所，坐落在坊浮柳洋桥期外安着，应分布边耕种。所因例（历）年租历（理）不清，归将（过去）更少来租五百余斤，本冬（光绪十一年）又少来租二百五十斤，新旧年计共八百斤，为因夏边其田要召别佃耕种。布边自思不能了（料）理，已向与房兄次儿边相商，备银与我赔租，其田仍归弟布边。兄边还原约字文，还弟耕种，两相不得异言等情……
  据浮柳片蓝朝纱反映，民国前非但公田如是，私田亦然。
  借贷相当普遍，有借粮、借钱两种，都向地主、富农与富裕中农借来，尤以地主、富农为最。借贷都以契约之类抵押。发贷时间多在青黄不接时，即六、七、八月，九月付还，期限虽短，利息却高。
  借谷：青黄不接时向地主借来谷子50斤，秋收还谷1担，利息100%。如果年底不清，明年还2担，后年就要4担，像滚雪球越溢越大，越大农民越无力还，就越贫困。一般都是当年逼清，如果不清，则把抵押品廉价折算。牛埕下片雷家约就是因无力付还欠债，经常躲避不敢在家，结果棕衣、锅子都被债主拿走，情形实在悲惨。浮柳片李学垒向富裕中农借谷50斤，拖欠3年，1亩抵押水田被抵算掉。
  借钱：利息高，一般以月利二分计算，利上加利。正月借10元，二月还12元，三月就以12元计算利息。一般为期一年。浮柳片蓝厝里蓝升兴的祖父蓝元汤，民国初年向桐山地主黄茂森借钱5元，如期无力付还，辗转数年，这笔债到他父亲手上，最后又转嫁到他手上。解放前夕，债主还登门逼债，说有50担谷款未清。祖孙三代协力还债而不清，高利贷之毒，甚于蛇蝎！
  实物代役租：就是向地主借谷或钱，然后到地主家里去做工，按工资折算清还。这种一般是劳动力强，受雇于农忙季节。农民往往忙于债主工役而误了农时，贻害极深。浮柳李绍连父亲，曾向富农雷孝文借谷1担，以每天十多小时工作时赚得四斤番薯米折还，总共做了20多天的工役。
  青苗钱：就是在谷物快登场时，地主或私商把谷折成时价之半发放，秋收收回1担谷子。
  此外，还有借谷还钱，青黄不接时谷价高昂，富农趁机把谷子折成时价抛出，九月收回原本，利息25%。
  解放前告贷之户相当普遍，牛埕下片有111户受过高利贷剥削，占总户数78%弱；照蓝乡牛食岚片每年还高利贷谷子就达31300斤，约占总收入1/4；双华片华阳村64户，有12户借债，因无力如期偿还，共有22亩土地被折算掉。
  高利贷的盘剥，高额地租的压迫与国民党的勒索，使广大畲民倾家荡产，挨饿受冻。牛食岚片共86户，有4户（6人）沦为乞丐，有15户（25人）无棉被过冬；罗唇乡1014户，无粮过冬达126户，无棉被99户，讨饭吃15户，当长工24户；牛埕下片陶必山村13户（40人），其中讨饭6人，饿死17人，流亡5户（5人）。浮柳八斗村13户（103人），到解放前夕剩下10户（35人），不是饿死，就是被抓去当兵。全村讨饭13人，饿死10人，求乞死于异乡4人，抓去当兵7人，食毒鱼自杀3人。双华片263户，在1941—1948年间，讨饭18人，卖地25户，当长工54人，稻草当棉被188户，当壮丁失踪36人。
  在饥饿受冻走投无路之时，只好投靠地富出卖劳动力，接受雇佣，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雇佣形式有两种：一曰长工，一曰短工，一般是被地主、富农与部分富裕中农雇佣的。
  短工非常普遍。短工是以日计资，工资低微，都在农忙时受雇。1941年饥荒年景，每天只给2斤番薯米，一般年景一天也只有5—6两米，吃一餐中饭。假如是自动找上门来，工资则更少。被中农雇佣工资较高，但机会少。替地主做工还得限额完成，稍不如意，就百般刁难。
  雇长工大多以工计算，小部分以年计资。如牛埕下片陶必山钟昌清，1940年他到古井替汉族地主云如当长工，以一年出工300天计算工资60元，多出工则加资，少出工则扣资；当时，他全年出工280天（包括杂工60天），每天劳动12小时，全年应收入20多担谷，800斤番薯米，20元茶叶。做杂工有规定数量，如一天舂米200斤，积肥8担，砍柴480斤，不能完成规定额就要扣工资。生病就要回家吃自己，不给工资。农忙季节，加班加点，地主家红白喜事，帮工打杂等都不给加工资。年终结账，谷价大增。钟昌清全年工资仅够买两担粮，因而，那年他只赚1套粗布衣。1943年他转给牛埕下地主雷振琪当长工，为时6年。第一年工资350元（折谷7担），每年规定300天，年终货币贬值，结算起来，每天工资不能买一两肉。
  以年计资的长工比较少。浮柳片朝阳村雷阿料，替本片地主做长工，约定工资24元（约6担谷），劳动天数不受限制，可长可短。耕田6亩，一年消磨在田间的就达220天，其余时间，则为主人砍柴、舂米、打杂，虽然约定劳动时间可缩短，实际上天天忙碌。
  解放前，长工、短工都极普遍。牛埕下全片有120户给人雇工，占总户数72%，雇工所受剥削量达70%以上。
  此外，手工业是紧密结合着农业，利用农闲季节进行，没有专业工人。百年前，这里畲民尚不懂编织竹器，只是把原料出卖，后意识到这样做无利可图，就跟汉人学习。仅牛埕下片做竹器的工人就达38人之多。缝纫的技艺都是学自本族技师，一个师傅规定带领一个学徒，6年之内不给工资。那时，缝衣匠有掌班制度。解放前，浮柳全片衣匠16人，以技艺超群者充任师傅，亦参与劳动，并在劳动中给予技术指导。此外，又有烧木炭、理发、木匠等，亦属半工半农，没有什么组织形式。
  （1958年）

（本文节选自《福建福鼎县畲族情况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