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1957年，我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研究部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翌年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广西、福建等地的16个调查组，对全国55个少数民族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根据工作需要，我被分配到福建组担任秘书工作。在组长白子文和副组长施联朱、陈国强领导下，具体负责福建福鼎县和浙江泰顺县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当时参加福鼎调查的有我和蒋炳钊、张善诚、顾海、雷霖其、钟德铭、雷爱娇等同志，参加泰顺调查的有我和郑小瑛同志。因年代久远，当时两地调查的不少情节早已从记忆中消失，现在回顾起来，也难窥全豹了。所以这份回忆录，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充其量只能让今天的民族工作者了解当时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一鳞半爪罢了。现将在福鼎、泰顺调查和编写《畲族简史简志合编》一书的点滴记忆，分别介绍如下：
  一、福鼎调查
  福鼎位居闽省东北部，紧邻浙江，境内山峦起伏，地势高峙，是个名副其实的山区县份。全县有畲族4800多户、16000多人，分布在8个区76个乡镇，散布于崇山峻岭中。我们选择人口较为集中的双华、牛埕下、浮柳等3个畲村作为典型调查点。省地县各级有关领导对我们的调查工作非常重视，特地为我们配备三名民族干部担任翻译。当时山区交通十分不便，从县城桐山到各调查点，远的五六十华里，近的七八华里，不管越山岭还是过溪涧，绝无其他交通工具可以代步，全靠步行。条件虽艰苦，但大家精神振奋，干劲十足。每到一个调查点，都同当地群众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调查一般都安排在晚间进行，边串门边访问。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畲族群众热情好客。我们每到一处调查，主人必定让我们品尝清香的热茶，表示敬意。因为敬茶是畲族人际关系的一种礼节，每逢客人（他们把调查组的成员都视为客人）光临，主人先唱《敬茶歌》，然后就端出大碗茶招待，所谓“人客落寮茶敬待”，主人盛情敬茶，客人至少得喝二道以上，否则就是失礼，畲民俗语说：“一碗苦、二碗补、三碗洗洗肚。”每次访问结束，握手道别时，主人常以自家采制的茶叶作为馈赠我们的“手信”（即礼品）。通过访问、敬茶、赠茶等，增进了主客之间的友谊，他们把我们看作自家人，毫无顾虑地对我们讲真话，因而为我们提供许多重要的资料。如被畲族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传家宝的“祖图”（犹如长卷画轴，绘上盘瓠的一生经历）、“祖杖”（状如龙首的拐杖上结数十乃至上百的红布条，布条书有祭过祖的祖先姓名）。原由族人轮流保管，只在逢年过节悬挂厅堂，供族众祭祀叩拜，平时秘而不宣，也不让外族人观看。由于我们同群众相处颇融洽，他们不把我们当外人看，因此，不仅主动向我们提供年节虔诚祀奉的情况，而且还破例出示实物让我们开开眼界。此外，他们还把代代传承珍藏的另一传家宝——蓝、雷、钟、李氏的族谱，拿出来供我们摘抄，为我们解决当地畲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状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我们在福鼎双华、牛埕下、浮柳各个点普遍调查了畲族的名称、来源、迁徙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发现某个点有典型性和特色的问题，就作更深入的调查，力求掌握更翔实的资料。如双华“二月二”会亲节，是畲族仅次于春节的传统节日，主要流行于福安和福鼎，但福鼎的双华规模最大，最富有特色，遐迩闻名。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调查的问题，在以后问世的许多有关畲族历史文化的著作中，无不把“二月二”会亲节列为畲族的主要节日之一。据群众反映，浙南、闽东的许多畲族原先是由双华分炉出去的，所以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日他们都要回祖地相聚，举行会亲活动。活动内容颇丰富，节日这一天，双华畲族各家门前都升起白底红边的三角形族旗和颇似古时“华盖”的圆伞，古色古香别有韵致。从双华分支出去的各地族人都盛装打扮回到祖地会亲，人群熙熙攘攘，歌声不绝于耳，宁静的山村顿时成为欢乐的海洋。特别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松明火照耀得如同白昼，人群引吭高歌，越唱兴致越浓，通宵达旦，热闹非凡。通过调查，我们对“会亲节”的来龙去脉有了详尽的了解，犹如再现了整个节日活动的场面，令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们在福鼎调查，历时一个多月，每调查完一个点，就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共完成《福鼎县磻溪乡牛埕下片畲族调查报告》《福鼎县佳阳乡双华片畲族调查报告》和《福鼎县南溪乡浮柳片畲族调查报告》，最后将此三个报告综合整理成《福建福鼎县畲族情况调查》一文，福鼎的畲族调查工作就告一段落。
  二、《畲族简史简志合编》调查编写轶事
  1958年，福建组对闽、浙、赣等省畲族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大规模社会历史调查，按照国家民委的要求，要在调查的基础上，编写《畲族简史简志合编》（以下简称《畲族史志》）一书。当时参加畲族调查的有白子文、施联朱、陈国强、雷恒春、陈元煦、蒋炳钊、叶文程、陈佳荣、白浜、王钟琦、王非、章以淦、袁钟秀、吴家林、顾海、张善诚、郑小瑛、郑锡炎、陈自昭、胡林、林玉山等，共20多人。其中大部分人员参加了《畲族史志》草稿编写工程，历时9个月。草稿完成后，福建组除留下我和施联朱、陈佳荣外，其余的均返回原单位，《畲族史志》最后修订执笔就由我们三人负责完成。
  我们编写《畲族史志》主要取材于各级党政历年所积累的丰富资料和调查组同志于1958年下半年分赴福建福安专区的福安、福鼎、宁德、罗源、连江，浙江温州专区的景宁、平阳、泰顺、丽水，江西的贵溪、铅山等县的部分畲族地区进行调查搜集的资料。此外，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和安徽省人民委员会也分别提供有关各该省的畲族情况与资料。
  我们完成《畲族史志》草稿的修订后，于1959年冬，送交国家民委民族丛书审稿委员会审阅。审稿会议地点开始设在北京德胜门内达赖驻京办事处，会议由中央民族学院苏克勤副院长主持，记得苏院长民院公务繁忙，常常是隔了好长时间才开一次审稿会。后来审稿会议搬到颐和园内的“藻鉴堂”和南湖饭店，继续审稿。断断续续大约经过两三年。领导对《畲族史志》书稿要求很严格，无论是史料或解放后的各种数字，都要求反复核实，力求做到一丝不苟、准确无误。众所周知，我们到畲族地区调查，正值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各种数字水分极大，书稿引用的几乎都要重新调查核实。为此，于1960年底，我带着《畲族史志》书稿，千里迢迢从北京南下浙江、福建做核实工作。当年我对领导交代的任务，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工作热情非常之高。记得这一年的除夕前一天到达温州，第二天即冒着交加的雨雪，乘坐温州开往景宁的班车，当天傍晚抵达县城，住进县招待所，偌大的招待所仅有我一个旅客，当晚厨房师傅优惠供应我一碗白米饭和一盘红烧肉，算是我的年夜饭的美味佳肴，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在今天看来，好像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它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我利用春节农闲时间，走村串寨，访问有关单位的领导和畲族群众，征求意见，核实材料。景宁任务完成后，又到福安专区各县召开座谈会，补充调查。同时还到福州、厦门等地，向福建师范学院、厦门大学历史系有关老师征求对《畲族史志》书稿的意见。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张兆汉部长是我们调查组在闽的最高领导，1960年仲夏的一天，我抵达福州，到部里向张部长汇报工作，听部办公室顾主任和叶秘书说他正在仙游老家休息，我又带着《畲族史志》书稿专程到仙游榜头下厅拜访他。那天正值端午节，张部长笑容可掬，对我这位不速之客，非常热情，留我一起过节，席间像拉家常一样对书稿谈了许多中肯的看法。后来他返榕又召集了有关人员座谈会，会上，各人从不同角度对书稿提出不少修改意见。我返京后，同施联朱、陈佳荣认真地反复讨论和修改，最终完成了《畲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一书，1963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出版，内部发行。1980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施联朱、蒋炳钊、陈元煦、陈佳荣《畲族简史》一书，就是在《畲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的基础上进行补充修订而成的。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