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一
  1952年，我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向濂坑村蓝香妹学习，带头在廷坪村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并担任组长，带领村民走上互助合作生产道路。刚开始，我也不知怎么干才好，只是听从上级的指导，事事带头干，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时，主动找群众商量，集中大家意见后再带头去克服困难。比如参加互助组的村民中有的户家庭人口多，土改时分到的土地也多，但劳力少，春耕或者秋收农忙季节生产忙不过来，我就带动互助组里劳力富足的村民支援这些困难户及时完成农活，帮助他们取得粮食好收成，这样既体现了互助组的优越性，又能促进广大村民团结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我也逐渐得到村民的信赖和拥护。
  1956年合作化高潮时，金涵乡里先后成立初级社、高级社，各村分别成立生产队。我所在的廷坪畲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了生产队并与琼堂、上金贝、上兰村组合成一个生产大队，并先后参加乡里的初级社和高级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我作为生产队的骨干和妇女的代表，积极带头组织开展生产劳动，连年取得粮食丰收。
  1958年全国各地掀起大炼钢铁运动，金涵也不例外。县里派工作队到金涵指导全民炼铁工作，队长是县妇联的干部黄细娟。当时炼铁高炉建在大金溪下游一处名叫“瞑头礅”的溪坂上，有十几座，每座高四、五米。在“炼铁高产周”的运动中，分配各村的任务主要是砍树，烧木炭和洗铁砂。当时各村青壮劳力大部分抽去炼铁工地，日夜加班，分组轮流在高炉旁拉风箱，还有一部分上山砍树烧木炭和洗铁砂。村里剩下的半劳力（老人、妇女和小孩）也被派去洗铁砂。我作为村里的妇女骨干，与男劳力一起，一直在炼铁高炉工地劳动，参加拉风箱，搬运铁砂、木炭等重体力劳动，不仅学会怎样砌造高炉，还学会怎样配料炼铁的技术，与男劳力一样没日没夜忙碌在炼铁炉旁。一天夜里，在赶往炼铁工地的路上，我不慎掉到路边的粪坑里，那时正值12月，天气寒冷，有人劝我回家烧汤洗洗身子再去工地。我怕耽误时间，只到路边水渠里冲洗一下，马上赶到炼铁厂参加劳动。有一次，因炼铁木炭不够，乡里连夜组织干部和各村劳力翻山越岭到距金涵乡30华里外的后溪去挑木炭，我也参加了，工作队长黄细娟因怀孕，身体疲乏，在家休息，结果在点名时被发现没有参加上山挑木炭，第二天就被点名批评，并宣布“插白旗”。
  为了提前完成上级下达的炼铁任务，乡领导要求村干部动员群众砸铁锅，捐铁器拿去炼铁，当时很多群众思想不通，舍不得家里仅有的一两口用于煮饭烧汤的铁锅。为了响应上级号召，完成炼铁任务，我带头第一个砸了自己家里的铁锅，在我的积极宣传和带动下，村民也纷纷砸了铁锅支援炼铁。
  从办互助组开始到大炼钢铁运动，我处处带头，积极肯干，经常得到上级表扬。1958年9、10月间，省委书记叶飞从福安经宁德回福州时，特地到金涵铁厂参观并与我合影。
  在1956年合作化高潮时，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并经受了三年多的种种考验。在“炼铁高产周”中，乡领导要我在一个晚上砌造一座炼铁炉，以供第二天炼铁用。接受任务后，我赶紧让我的丈夫帮助备料，运来耐火砖和泥巴等材料，接着一个人忙了个通宵，终于在第二天早上将新建的“高炉”交付使用。2017年10月笔者采访蓝贵眉（右）我也在这一“炼铁高产周”中获得上级批准，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春，金涵公社在后巷办起集体畜牧场，选调责任心强又积极肯干的人来负责畜牧场的日常管理工作，公社领导指名要我到畜牧场负责养猪。当时，从各家各户集中来的毛猪有一百多头，其中有12头母猪，由我负责喂养。领导再三交代，要保证喂养好，喂不好要“偿命（赔偿）”。我感到责任很重，就格外小心喂养和护理。这时，我丈夫参加公社瓦窑烧瓦，家里没有大人，我就将二个孩子寄养琼堂孩子的姑母家，自己则安心在养猪场劳动。
  几个月后，有一只母猪下崽，我因没有经验，又兴奋又紧张，连续几天日夜守候在猪舍旁护理，直到一天下半夜，母猪顺利产下12只猪崽，看着这些活泼可爱的小猪崽，我心里如同一块石头落地，高兴地向场长报告消息。小猪断奶后没几天，突然小猪生病了，口吐白沫，不吃饲料，不久12只猪崽先后死光了。突然遭遇此横祸，我又紧张又害怕，场长和乡领导都到现场察看，了解情况后吩咐：留下一只小猪送兽医检验病因，其余的通通拿去掩埋。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
  这事惊动了县里，不久，县长张荣保亲自到畜牧场视察，我心里更加忐忑不安起来。张县长了解情况后，笑着对我说：“你不要害怕，小猪是因感染瘟疫而死的，你是没有责任的。现在因粮食困难，许多人都离开畜牧场，只有你能克服困难，坚持留下养猪，并成为积极分子，值得大家学习。”张县长的话使我得到安心，感到上级领导对自己这么信任和看重，自己更应该积极劳动才对得起他们。过了几天，县里派七都公社副书记林和汉的爱人（专业干部）到养猪场指导饲养工作，她很朴实，平易近人，了解我的情况后，一到场里就主动帮助我喂猪，切猪菜，打扫猪舍，好让我有空闲回家照顾一下两个孩子。从此我与她常有交往，成为好朋友。
  二
  1960年春，各地开始出现粮食困难，畜牧场许多人离场回家了。这时供应场里的粮食中，大米是供给母猪和小猪当饲料的，而场里职工吃的却是地瓜米，当时我和大家都很自觉，一粒米饭都不敢沾嘴，谁若是违反规定偷吃米饭，是会被严肃处理的。由于畜牧场的日常管理事务多，劳动艰苦，许多人不安心工作，场长接连换了7个，但我一直坚持安心在场里劳动，当好饲养员，所以很受各级领导的看重。
  这年年中，县毛猪仓库领导阮书记来畜牧场检查工作，她对我说：“将猪圈清洗干净后回生产队吧。现在琼堂大队要分为四个大队，县领导已经研究过了，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担负起亭坪大队的工作。”
  1961年，我开始担任亭坪村党支书（一直到1976年），那时正是粮食歉收，农村普遍闹饥荒的困难时期，我一如既往，团结带领村民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度过难关。六十年代初，亭坪还没有办学校，畲族小孩没地方念书。我利用1959年宁古公路建设初期工程指挥部常常借用我家开会，与指挥部领导会熟悉的机会，以亭坪村党支部的名义向工程队领导提出将工程队闲置的工棚一座送给亭坪村建设简易学校的要求，得到工程队领导的同意。我就发动全村群众将工棚拆卸搬到亭坪，搭建起一座约30平方米的简易校舍，同时又跑金涵公社和县文教科争取支持，终于办起了亭坪畲村小学（初小校），当年就有十几个小孩在这学校读书，这件事受到村民的热烈称赞。
  1964年，我光荣被推选作为宁德县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福建省少数民族参观团”，进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国庆庆典，并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时宁德地区有9个代表（一个县一个），其中三个是女的（宁德、霞浦、罗源）。我们一行是1964年9月27日动身，28日从福州坐火车，三天三夜，9月30日到北京。我和参观团团长二人应邀坐小车，参加人民大会堂晚宴。宴会规模很大，有300多桌。当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出来接见时，全场欢声雷动，我激动地站到凳子上不停地朝毛主席挥手。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时刻，五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仍在我的脑海里，一想起来，就历历在目。
  在北京参观几天后，10月5日参观团一行到人民大会堂参观并受到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至今，我家里还珍藏着当年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与全体参观团的合影相片。
  那时候当村支书是没有任何报酬的，除了经常到公社开会和回来传达及布置任务外，我每天都要参加集体劳动，与社员一样按工计酬。担任村支书15年，我手上仅仅因大队公务活动开支过300元。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各地掀起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运动，在这种形势下，许多领导都被迫作检查，挨批斗，大搞人人过关。此时，在亭坪村也有少数人提出要组织生产队长开会批斗党支书，可是生产队长都不愿意参加。听到这消息，我想，自己从互助组以来，担任组长、妇女干部和党支书，从来是积极带头从事集体生产劳动，没有拿丝毫的公家报酬更没有贪污行为，身正不怕影子斜，要我检查就检查，免得让人讲闲话。于是，我自动挨家挨户去动员生产队长和社员代表参加对我的“批斗会”。因为白天大家都要参加生产劳动，批斗会就选在晚上开。晚饭后，我站在自己带的一张小凳子上，向前来参加“批斗会”的队长和社员代表说，我愿意向大家讲讲这些年所做过的事，愿意老老实实接受大家的批斗。接着，我就一五一十讲了近十多年来参加公社、大队活动以及与社员一道劳动生产的事，一口气讲了一个半钟头，会场上人们静悄悄的听着，我讲完了，也没有人向我发问，我只好站着、站着，又站了一个半钟头。因为明天还要生产劳动，“批斗会”暂告结束。一连三天，大体如此，除了个别人提问一些大队的事务，我如实给予解释外，会场就只有沉默了。第四天晚上，金涵公社党委副书记雷则钦知道这事后赶到亭坪“批斗会”现场，高声对大家说：“金涵公社及亭坪的乡亲谁还不知道蓝贵眉是什么样的人呀！不用批斗了，让她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生产劳动呢。”于是，对我的“批斗会”宣告结束了，我同往日一样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和接受公社的下派任务。
  三
  1971年全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上级号召推广水稻生产“三改”（高秆改矮秆、单季改双季、间作改连作）和“三化”（连作化、矮秆化、卷秧化）。刚开始时，群众不认可，推广的阻力很大，我一方面积极配合宣传“三改”的好处，一方面组织各生产队队长和社员代表到我县漳湾公社南埕大队“三改”试验田参观学习，用事实教育群众，做通群众思想之后，“三改”实验迅速推开。这一年亭坪大队的水稻生产也就获得好收成，原先亩产只有300来斤，“三改”后翻了一番还多，群众高兴地说：“跟着蓝贵眉干不会错，科学种田能增产”。
  1972年5月，我参加县里组织的参观团到大寨取经学习，还在大寨住了一个晚上。当我们爬上虎头山看到满山坡上都是一坵一坵的田地，而田崖都是用小石块垒起时，我真被大寨人的苦干精神所感动了。回到亭坪后，我召开各生产队长和社员代表会议，向大家介绍大寨的参观学习情况。这年冬季，全县掀起以“土”、“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热潮，我和大队干部一起讨论如何改造亭坪村分散在金溪溪坂各处大大小小的贫瘠土地。在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后，从当年10月起利用农闲季节，我带头掀起亭坪村“小坵并大坵”的农田改造热潮。全大队劳力经过3个多月手挖肩挑的辛苦劳作，铲除了一些田头的土墩，铺填了一些低洼地的田土，终于将散布金溪溪坂各处大大小小不规则的田地整理成一块块平整的田地，面积也增加了许多，形成了50多亩的洋田。今天，这些田园都成了国家开发建设的好地块。
  1975年我当选宁德县委委员，参加宁德地委党校学习1个月，回家后立即带领各生产队干部社员投入农业学大寨中的农田基本建设，推广新技术新品种，为提高粮食产量而努力，这一年亭坪大队的粮食获得丰收，产量创历史记录，受到上级表扬。
  1976年，我已经55岁了，年底，我提出辞去亭坪村党支部书记职务，得到上级批准。1977年，我被派到县少数民族招待所当保洁员，第一次开始领工资，每月40元。第二年又被安排到金涵公社企业办做杂务，每月也是40元工资。1979年企业办下马，我就回到亭坪村务农，还担任了三年党支部副书记，协助支部书记蓝坛团抓好村里工作。
  我从小因家庭贫困，没有读过书，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我赶上新社会，靠着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和群众的信任支持走上村干部岗位，与亭坪的群众一起为建设新家园作出努力。我担任村支书十几年来，辛苦忙碌，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当时家里的经济并不宽裕，一直过着紧日子，甚至1964年我被推选参加福建省少数民族参观团时连到北京的路费也没有，后来还是靠贷款及林和汉的爱人赞助我30元才成行的。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怨言，我认为做人就要诚实和勤劳，干工作就要去掉私心，要有积极担当的态度，所以我一直坚持以身作则，干好工作。我的所作所为也影响教育了我的丈夫和子女，他们从没有拉我的后腿，都默默无闻地支持我搞好村务工作。我一直得到上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看重和拥护，我也心满意足了。值得骄傲的是1964年我光荣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荣耀和鞭策，往事历历在目，是我终身难忘的记忆。
  今年，我96岁了，长期享受到党的民族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富民政策的恩惠，从过去住草房，到建起了新房，用上了电话、冰箱、洗衣机，看上了电视，日子越来越好过了，现在身体也还硬朗，一家人四代同堂，其乐融融。

注：本文是2015年、2017年先后采访蓝贵眉后，根据记录稿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