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善人”钟缔华
钟缔华（1777-1850年），金涵上金贝村人。生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9月。父子俩农耕勤奋，中年又得地里埋金，家道骤富。他懂得无书不聪明，无田不算富。见乡邻无田少地，生活艰难，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在八都岙村独资围垦塘田一口，号“六箩塘”，辟田40亩。后又于嘉庆十七年，在金涵濂坑村外围垦塘田一口，号“缔华塘”（又名笔水塘），辟田140亩，让族人耕作。嘉庆二十三年，为村里修建石板道一条，长1华里，直通下金贝村。后二年，又在宁德城东黄土岩处，建成一座凉亭，让耕农行人乘凉歇息。这些善举，今人尚念念不忘。
晚年，他着意于教养儿孙。家中设馆，聘名儒教读，自己也致志于研学地理。培养儿子钟圣福赴考福宁府，未及第，转而学医，遂成名医。清道光三年（1823年），治愈漳湾镇骝屿村人阮芳潮（曾任山东登州府招远县知县）之孙子的天花急症，曾传颂一时。后缔华七十寿庆，芳潮特送金字匾额“纯固葆真”祝贺（文物尚存）。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逝世。
一代茶商雷志波
雷志波（1847-1917年），乳名其元，号“冰镜”。八都猴盾村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1月。志波自幼聪敏好学，常走读于闽坑举人余干家。30岁（光绪二年）即由太学生升名例贡生修职郎。
志波平日酷爱读书，精研五行地理。性健谈，喜与亲友论古谈今。手脚勤快，常为乡邻书写信札。故其六秩寿文中赞云“图书在架，义理在胸，聚谈战国吴蜀诸志，所论古人，评语甚有见地。居恒尤长笔札，鱼雁到处，每动人思。而黄道堪舆易卜诸家，乃其趋庭继志，精益求精，近则高门富户悉矜仰焉”。家富后，居富不傲，待人越见谦恭，寿文中亦称颂“素广居奇，是在阛阓之中，不沾沾以子母自权，行踪脱然物外，时作寄闲，若高人韵士然。其交富贵不殉气焰，待贫乏不加声色，行事则皦如天日，堂堂正正，竟殊人世之诡”。
清同治五年（1866年），其父天德得软脚病，家务全担托付。自其持家后，孝悌父母兄弟，和睦邻里，甘负辛劳，次第为4个胞弟完婚。购置地基营建新房分让4弟，自居旧宅。又为其上祖建坟营葬，乡里称赞其能。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见村间道路泥泞坎坷，独资修通石头路面2华里，直接闽坑官道，便利交通。其后，又捐资帮助邻村闽坑保，在乡道塔头岭上兴建路亭一座，便利过往商旅。民国4年（1915年），族人要求重建雷姓族祠，志波勇担董事之职，出资集众，自献大杉梁柱两条，促成族祠前后两座。至今族人念念不忘。有好事者默计，志波一生为自家，为乡里营建土木，曾请过十三次“紫微銮驾”。
特别是他对开发山区茶业，独具慧眼。认为山哈单靠一锄一犁实难开发山业。畲家人爱茶，山地利种茶，无茶即失礼，无茶不成富。时值清咸丰年间，闽省大开茶局，大兴茶业。志波抓准时机，带头种茶，并劝说村邻大力垦荒种茶，农地间作茶树。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把自家住屋辟为茶庄，取名“雷震昌”号，与福州市的古田茶庄挂钩，作为经销点。由是，福安县甘棠的过洋、大车、林洋、西院，溪柄的路上、底坑，溪潭的横街、岳秀、兰田、山头庄，穆阳的七埕、东山等山村茶叶，都从清水壑过岭头挑到猴盾村出售。宁德县赤溪的斑竹、社洋、棉头石、陈洋、蔗坪、院前、留洋、尖山等山村的茶叶，则从眉洋岭过岔送到猴盾村收购。还有，七都的漈头、高山，九都的施洋、巫家山、九仙、柴坑、后湖，八都的半山、灵山、南岗、吴山等山村茶叶，也都送到这里收购。故猴盾村《雷姓族谱·序》云：“洎清咸丰、同治时，闽省大开茶局，猴盾遂为商旅辐辏之场，而五都之市以集焉。自是才能蔚起，而冰镜先生其超出也”。不久，带动了猴盾村雷志满也办起“雷泰盛”号茶庄。茶叶当盛之时，山村集市热闹非凡，卖茶者手提签号，列队如长龙。头春茶即能收购75吨多，二春三春能收125吨多，年出品茶即达200余吨。当年，大村大户茶农年平均可采收茶叶150多公斤，就是一般户亦能采茶50多公斤。每50公斤茶价平均值25元银圆（折薯米可购1.4吨）。全村户户种茶，则一家日食日用即行解决。茶叶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山村经济的繁荣，百业俱兴，一个猴盾村就有三间屠宰铺、一间南杂京果、二间糕饼店，一时成为宁德县5都（七、八、九、十、十一都）之集市。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志波夫妇六十双寿，族人念其恩惠，全村300多人赶往祝寿。民国6年（1917年），志波病逝。
猴盾“农社”社长雷成元
雷成元（1865-1916年），八都猴盾村人，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3月1。自幼练就一身好武术，常能为乡邻排难解纷。清光绪年间，乡里组织“农社”，被村民选为“巡洋兵”带班，日夜不辞劳苦，为全村巡护田园。某晚，一飞贼进村偷盗被发现，与成元交起了拳脚。成元力猛，飞贼不敌，飞步逃走。成元持勇穷追，追到邻村闽坑一座旧厝中失踪，成元仍穷觅苦搜，又被发现，两人扭斗在一起，打得难分难解，幸好随后追贼人众来到，才结束了搏斗。
清宣统二年（1910年）12月24日，村民雷志满家报案，大小耕牛两只失窃。成元组织社兵进行搜查。顺着牛蹄印迹，追索至漈头村被查获，并捣毁窃贼宰牛场，追回牛肉，显示了“农社”的威力。第二年8月11日“农社”再次办宴聚会时，周围大坪、后楼、岭头、新楼、灵山、猪头垅、南岗等村庄，纷纷要求入社。遂成立了十八村联社，并健全了组织，规定每亩农田收谷2公斤作为经费。群推成元为社长，其编排值勤班次，加强日夜联防巡班。自此闽坑一带，民事争讼减少，地方安靖。宁德县正堂知悉后，也特加表彰，并发给签照，通告“农社”，如为地安事需要武装支持时，同意随时发给武勇36名受其指挥。这一来“农社”威信更高，组织再次扩大，遂成立闽坑堂社，成元当上了闽坑堂社长。
民国4年（1915年），猴盾村雷姓族众兴建宗祠，成元被推举为副董事，为雷氏宗祠营建操劳。后《猴盾雷姓族谱》赞颂曰：“翁嗜酒，刚方，尚侠，抑强。见乡邻有鼠牙雀角之争，出面排难解纷，慨当以慷。体先志，勤农业，耕田力穑。课子义方，敬贤思齐。得聆冰镜先生指教，事理通达。光绪丁酉岁修谱，翁为董事，今则桂兰馥郁，蔗境堪娱，人健时亨，婆娑岁月”。
成元卒于民国5年（1916年）农历八月。
涵道“川长”钟水坤
钟水坤（1856-1934年），金涵坑里村人。生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卒于民国23年（1934年），寿七十八岁。他出身农家，粗识文字，善于口辩。为人刚毅好侠，热心公事，常为畲族村人排难解纷。他看到附近乡民上县城，要跋涉村前横亘的金溪水，溪面宽40多米，履水艰险。于是他解囊架设渡船，便利乡民，赢得远近群众称颂，并被畲族人众拥为“涵道”川长。
民国7年（1918年）春，有一起王姓村民七八人过渡进城不付渡船费，引起同渡客商指责，争吵起来，结果王姓人被推落水两人。王姓村人迁怒于船主，打算捣毁船只，纠集百余人随带刀械赶来坑里寻衅。水坤闻知十分着急，深知这一事件一扩大，必然会引起村间械斗。恰好，当日县衙有一批元差下乡办案，路经船渡。于是水坤抓住这一机会，仰求他们出面平息此事。得其支持，他带领这批衙役拦阻于路口，劝说王姓村人息事回村，县衙元差亦帮同说明利害，结果劝回人众，维护了畲汉两村的团结。随后，水坤又代表坑里村人上门道歉，说明原委，把这事化了，从此传为佳话。
新岩贤医钟招能
钟招能（1900-1973年），飞鸾新岩长园村人，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初九。招能叔父罗全是当时一名中医，招能年青时跟随其叔父学医，20岁即临床学“四诊”。5年后，罗全病逝，招能27岁即接手行医。
一日，路过城澳西峡村，天黑投宿山间汤木利家，恰遇汤木利病犯膨胀，久治未愈，招能顺手为其开药治愈。木利念其救命之恩，到处为其宣传，由是招能医名大炽。民国23年（1934年），招能35岁，碰上城澳富户陈意丰长子得热性急病，晕死过去。城澳诸医家都认为难救，家人哭哭啼啼为其准备后事。经汤木利推荐，特请招能上门诊断。经招能细心“四诊”，急开一剂“犀角地黄汤”，赶往药铺配药。甲药店某坐堂医师讥笑：看这位土医生会戴白帽！不肯配药。又换另一家配药，乙店老板说：看此方甚合汤头，这山医很有见地。结果药到病减，随后跟服数剂痊愈，由是医名更响。
又一年，霞浦溪南一蓝姓人家，派专差聘请招能为其家属看病。邻里知情者，偷偷告诉招能：此女是溪南土匪头家属，切不可前往，会出刁难。招能说：我是医生，与他素无瓜葛，医生应有医德，不能拿成见不去。结果又把这一病人治好，因此他在霞浦溪南一带也出了名。传到罗源，又被罗源病家尤春弟留驻鉴江开案行医。他摸透鉴江一带气温水质，给病人开方时，多开清凉轻清方剂，每诊必效，求医者接踵而至，结果在罗源也出了名。1967年，政府开设合作医疗站，他被接纳安排到飞鸾南山合作医疗站当医师。他兢兢业业，专心致志于治病救人。晚年又致力于带徒，曾为地方培训出许多名中医学后秀，在地方卫生事业上作出了贡献。1973年病逝。
模范接生员钟月清
钟月清（1912-1975年），女，祖居八都南岗村。因早年随父搬迁进宁德城关碧山街居住，得有机会进入蕉城小学念书，粗识文字。后因家贫，被其父卖给猴盾村雷成为为妻，用身价银还债。她18岁进雷家，随夫劳作，艰苦度日，37岁时宁德县解放，她积极参加乡政工作，曾先后被乡、县选为妇女代表，评为劳动模范，担任过乡妇联主任、乡文教委员。1957年出席省劳模大会，受到表彰。1953年，政府号召推广新法接生，她想到自己过去因家贫没能叫上接生婆，饱受生产的痛苦，又看到乡邻孕妇，家无婆母，缺乏生育知识，第一胎分娩连脐带都不知包扎处理，以致引起“破伤风”使婴儿夭折，产后带病，痛苦一生，激起她愿为妇女群众排难救苦的志念，毅然撇下幼女，不顾丈夫反对，前住县接生学习班学习。通过专心学习，她不但学到一般接生方法，而且懂得产程中如何导尿、止血、处理母婴休克等急症。学成回乡后，她认真大胆地边实践边总结，碰上具体难点，跋涉山岭，跑到八都保健站请教助产医生，求得科学接生技艺长进，因而她很快掌握了科学的助产、保胎、益母等新法。1956年底她为林叩兴妻接生，因胎儿脐带绕头出生，到产门时脐带断了，出血很多，当时她心里虽然紧张，但她懂得安稳产妇情绪的重要，自己镇静地以血管钳一一止住血喷，把脐带结扎妥当，保住母婴。又一次，在青岗村蓝石英家接生，因产程过长婴儿窒息，她毫不犹豫，用嘴给带血污的婴儿吸痰导气，用人工呼吸法坚持操作一个钟头才把婴儿救活。产妇家长千恩万谢，盛赞新法接生好，共产党好，还送给她红包谢礼，她坚辞不收。又有一次，一个倾盆大雨的黑夜，猪头垅陈发妻分娩要求她去接生，不巧碰上她患病倒床，又烧又泻又吐，她犹豫了。但想到产妇的痛苦，她毅然让人搀扶着赶到产妇家接生。由于她经常下村串户，把全村孕妇产前情况掌握得了如指掌。孕妇秀银因骨盆狭窄，她估计可能难产，赶早动员说服她到县医院检查，月清陪伴她住在县里，作了剖腹产，7个日夜帮助护理，使母子平安。1958年八都区保健院培训接生员，她主动担负辅导工作。一位汉族妇女吴维丹因刚学接生，缺乏胆量和技艺，她不辞劳苦，多次临床指导操作，很快将吴维丹培养成出色的接生员。
除了担任接生员外，月清平时还积极参加妇幼卫生防疫工作。凡经她接生的幼儿，她都户户落实帮助种牛痘、打防疫针。她对每一位孕妇都认真负责到底，产前检查，产后帮助“洗三旦”、“净七日”，宣传教导产前产后卫生、育儿办法。她12年来攀山越岭，全心全意为畲村妇女接生，不管白天黑夜、狂风暴雨，随叫随到，先后安全接生计530多人。其中还曾处理过12例“臀先露”、“单足先露”、“脐带绕头”、“脐带出血”、“产儿窒息”等异常危产，保母子平安。她先后多次被县人民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获模范接生员称号，得到奖状8张。临老回乡还杖步串门教育年轻妇女注意妇幼卫生，终生不忘接生工作。1975年冬病逝时，许多乡邻赶往吊唁，为之送葬。
民间术士雷择丞
雷择丞（1888-1985年），乳名神丰，八都猴盾村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幼随其祖父、伯父攻研星学，精通五行地理，中年设立“趋吉堂”为人择吉。一生中为人择墓穴造坟千余家，择吉地建房300多座。足迹走遍宁德和福安下白石、荷屿、大洋一带。晚年还带徒四人，均成技艺。
他为人祥和，心地宽厚，常抱劝善敬祖之心，劝导晚辈敬老尊祖。为人择吉，不计较“红包”多寡。30年前，曾有一次到福安下白石大洋村，为富户李家择地造墓。在其家遇上长工雷奶勇。他见奶勇为人忠厚，孝思溢于言表，常念家贫祖骨飘零未安。感其情真，顺手为其择一吉地，并赠送他七百斤石灰，助其营葬祖骨。事过十年，果然孝者得福，儿孙长成，家道发富。某年，雷奶勇特地选送择丞爱吃的红熟荔枝一袋，亲自上门致谢。其后，年年荔枝敬新不缺，两家遂成亲戚往来。
1985年择丞病故，寿九十七岁。远近亲朋闻讯都赶来吊唁。后来，《雷氏族谱》续志，村人特为其添写一笔颂赞曰：“君承祖父伯兄星学真传，趋吉避凶，极力研究，诹择家近悦远来，门庭如市。又兼厚重大风……此所谓人杰地灵，亦籍地灵而人杰也。”
烟亭“武师”雷经荣
雷经荣（1909—1960年），金涵烟亭村人。生于清宣统己酉年（1909年）12月7日，卒于公元1960年2月13日，寿52岁。他自幼跟随长辈学习武术，得上金贝“钟家拳”真传。青年时，体力过人，拳脚灵巧，但为人忠厚，从不恃术出拳欺弱。家贫常肩挑柴草上宁德小东门出卖度生。一次，小东门地痞见他老实可欺．硬逼他过秤柴担交纳街租。他与地痞争辩了几句，即遭拳击，气愤不过，双方遂交上了手。煞时赶来五六个打手对他进行围攻。他只得耍开手脚把这帮流氓打得东倒西歪，并抢过那把欺人的歪秤，当众折断，宣称：肩挑买卖不是摆摊，哪有强纳街租的道理，山民肩挑柴担出卖已是命苦，那堪再有欺凌，今后如有再见，我决不饶。说得全街肩挑小买卖者皆点头表示赞许。自此，他在城关出了名。
1953年，他已45岁，但身体仍十分硬朗。这年春，有一头野山猪窜到烟亭村农地里拱吃蕃薯。村人雷回春提械追击，未近身即被山猪一口掀翻，幸好经荣赶到，奋起神力扑了上去，抓住猪耳，想按住它，不想反被野猪回首咬住手腕。他忍痛，死死顶住，终于将野猪打死，救了回春也为村人除了一害。
晚年，他被罗源县族人聘请去教习拳术，其间，他谆谆告诫下辈，学武为健身，要有武德，不能乱伤人，才称得上“武师”。因此，他也被后人尊为“武师”。
“相猪”能人蓝永城
蓝永城（1901-1982年），金涵前岭村人。生于清光绪辛丑年（1901年）。因家贫，农暇靠上山讨薯榔出卖为生，后随伙贩卖猪仔助度家计。经过长期实践，掌握了一套相猪绝技。1952年，他被宁德县食品公司招收为城关食品站屠宰场工人，一直工作多年。1982年病逝，寿81岁。
他在公司里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在评猪定价时，大公无私，一丝不苟。每日总是起半夜烧汤为屠宰当日的上市猪做准备，然后自己才上桌吃早饭。饭后，乡区群众正好把猪仔送来，排队等候评价。评猪一开始，他就忙的不可开交，接二连三有时连午饭也无暇去吃，只好买半斤土黄酒边喝边评。俗话说：起三早等一工，他的工作量要比别人多一半。
1956年，宁德县食品公司评猪标准分七等（甲、乙、丙、丁、戊、特等、不列等）。甲等猪，净肉要达77公斤以上；乙等猪，净肉要达74-77公斤；丙等猪，净肉要达71-74公斤；丁等猪，净肉要达66-77公斤；戊等猪，净肉要达61-66公斤；特等猪，净肉要达80公斤以上；净肉不满60斤者不列等。每年公司要在城关收购八千至一万头生猪，均由他过目评估，其准确率竟达百分之九十九，因此，大伙都赞他“神”。但也有人不信服，特地找他赌“评猪”，结果总是永城获胜，传为佳谈。
1966年，福安专区在福鼎县召开各县食品公司负责人和评估生猪人员的联席会议。会期中进行了评猪比赛，由专区工作人员选定三头生猪进行现场评估。结果宣布永城所评两头准，一头估差一斤，这场比赛宁德县评一等奖，从此他更出了名。
1971年，永城的老相识，蕉城碧山向阳村雷兴加怀疑关于他的传说，于是把养成的两头毛猪特地送到县食品公司“见斤”，指名要永城给他评估。永城用手量一量猪身，托托猪肚，前后左右相相猪身架，就断说：“大的一头评乙等，净肉151斤；小的一头评丙等，净肉143斤。兴加争辩，要两头都评乙等猪。永城坚持说：“朋友归朋友，评等归评等，你如不相信，明早六点前来，我亲自给你过秤‘见斤’，如何？”第二天早上，兴加赶到屠宰场，亲自过秤“见斤”，结果大的一头实153斤，小的一头实142.5斤，全场为此佩服称赞。兴加至今念念不忘。
“草鞋郎中”钟乃献
从宁德城关北门外，向东望去，那层峦叠翠的群山中有个名叫金贝的村庄，住着数十户畲族人家，他们世世代代靠种田为生。这村中有一位医生叫钟奶献，祖传医术传到他虽是第七代了，论名气还首推于他。
据说，他祖上对传授医术的选才很严格，必须是勤耕苦读，心地善良者。故子孙虽多，一代只传一两个，医术学成后，又不脱离种田的祖业。
再说这钟奶献为人敦厚，自幼聪明，又很勤劳，日耕夜读，农学并进。他从医后，不仅继承了祖宗那一部分宝贵的医学遗产，还吸收前人和民间许多有用的东西，以丰富自己的医学知识。
钟奶献医生学问全面，尤其精于小儿麻疹的防治，确有妙手回春之术，他手上不知救活了多少人，这些人不仅是畲族的兄弟姐妹，还有汉族百姓。
解放前有一年，这里麻疹流行，死去很多小孩。宁德县城有个姓黄的人家，生活比较富裕，夫妇二人都已年近半百，膝下只有一个八岁的男孩子。这男孩也染上麻疹，高烧不退，虽到处寻医问药，不仅不见效，其症状还越来越重，已处于昏迷状态，生命危在旦夕，有的医生看后摇摇头走了。老夫妇二人很失望，日夜守候在床边，哭哭啼啼。这时，有个好心的邻居向他介绍说，请金贝钟奶献医生来试试看。
县城是个既繁华又复杂的地方，各色人都有，他们看见这钟奶献医生身穿苎麻粗衫，脚着草鞋，肩背褡裢，腰插竹烟杆，腋下夹一把破伞，都瞧不起他，认为这庄稼汉有啥学问，怎会治疗这危重的病人。同行者，都以鄙夷不屑的目光在看他，等待着他当场出丑。那些无所事事的社会帮闲，更想从他身上找到插科打浑的噱料。
钟奶献医生来到城里黄老汉家，问了问病情，又给病孩作过全身检查后说：“这孩子病得很重，要治好很不容易，怎么办？”老夫妇还算是明白人，听出话中的意思，即答道：“钟医生，我老夫妇二人相信你，把孩子交给你了，你大胆下药吧，需要多少钱都可以，不用顾虑，即使有甚差池，也不怪罪于你。”钟医生看黄老汉说的在理，就打开褡裢，取出一种自制的中草药粉剂，用茅草梗挑着往病孩的鼻孔吹进去。果然灵验，只吹三遍，前后不过几分钟时间，病孩就从原来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而变成呼吸基本平衡了，面上渐渐有了血色，眼睛也微微睁开。老夫妇二人原来紧锁的眉头随着孩子病情的好转，也慢慢舒开了。这时，钟医生说：“这孩子的病势虽有转机，其病根尚深，需要服用汤药，才能去邪扶正，把病根除。”说着就随手开了一张药方交给黄老汉。此病孩经过钟医生的悉心调治，终于痊愈了，老夫妇非常感激。钟医生离别回家时，黄老汉送他很多钱，都被其婉言谢绝了。他开诚布公的说：“我带来的草药是自己在山上采的，开的药方又是你病家去抓的药，没付出什么代价，怎敢收你的钱呢？”老夫妇再三要他收下，他还诙谐的说：“我在你家几天受到好饭好菜的招待已足够了，再收你的钱真不敢当。”说着就走了。老夫妇二人见钟医生如此谦逊，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有一天，黄老汉备好礼物特意到金贝村看望钟医生。到了村里，看见钟医生正在田里翻土，握把锄头在使劲的挖啊，挖啊，汗流浃背，非常辛苦。黄老汉见此情景，感叹不已。回家后买了一只耕牛送去给他，他又不收。黄老汉想了想说：“这耕牛等于我那被你救活的孩子来替你翻土种田，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行医救人。”钟医生想想也有道理，才把耕牛收下来。
钟医生在城里治好垂危病孩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传的人多了，还走了祥。说是金贝村有个穿草鞋的畲族医生技术超群，有起死回生之术，某人的小孩死去了许久还被救活等。从此，谁家孩子要是得了重病，就说去请金贝穿草鞋的医生看看吧——“草鞋郎中”的名号即由此而生。
蓝成友的革命事迹
蓝成友（1922-1948年），别名刘志德，宁德三都港口村上半山人。家贫寒，父蓝元锦，生4子，长蓝成、二成友、三成旺、四半山愚。由于生活所迫，半山愚自幼送给福安县人作养子。成友自幼聪慧，处事果敢，得其父疼爱。9岁时即随父兄劳动。未成年即为家庭生活而出卖劳动力，给三都澳地主当雇佣，看管李园，晒制李干。16岁时，被国民党政府抓壮丁所迫，经常流宿山野。1941年10月，被三都联保处抓去顶壮丁补充到国民党军队当兵。1942年，他勇敢地脱离了国民党队伍，在安徽地区参加了新四军。由于他在新四军中表现机智勇敢，翌年被中共党组织吸收入党。后派入闽北游击队担任游击队分队长，转战于闽北一带。其后又在中共福建省委机关特务班工作，很得省委领导人的器重。一次，他在侦察行动中，化装成一位乡下佬来到福州水部的十四桥地方，靠近岗警，乘其不备，夺得一把手枪，大家都佩服他机智有胆识。
1947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为继续打通闽北与闽中游击队的联络通道，派陈世明到闽清县建立中心县委。因缺乏熟悉闽清山头关系和武装斗争经验之人，省委遂指派蓝成友伴同陈世明，再回到闽清县开辟工作。陈、蓝二人从福州经闽侯源口越白岩到闽清县麟洞山头后，扎根革命群众家。白天隐蔽，晚间活动，培训干部，发动群众。同年11月，根据省委“关于发动三十路游击运动”的指示，在闽中组成五路游击活动的部署，组建闽（清）、永（泰）、尤（溪）、南（平）、沙（县）中心县委。蓝成友担任中心县委副书记兼武装负责人，以麟洞山头为基地，加强地下革命斗争。
中心县委成立后，闽清县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成友在闽清县四都麟洞梧桐顶建立起闽清县委领导机关和山头武装据点。1947年底，成友在山头上组织贫雇农诉苦活动，印发《土地法大纲》进行土改分田宣传。次年2月，又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抗丁、抢粮斗争，带领武工队打击反动势力。成友紧紧依靠群众开展工作，使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发展新党员20多名，建立起4个区党委组织，开辟了7个革命工作点，实现了四围八公里的游击解放区。
1948年3月16日，国民党闽清县玉文镇镇长池毓芳，利用当过土匪的张央太、黄虾八，乘黑夜带领便衣队和警察30多人，包围地下武工队员黄振源家，将其捉获，以杀子威胁振源叛变。黄振源变节后，将蓝成友和武装骨干蔡谋建两人以执行任务为藉口诱骗至黄虾八家，遭到敌人的伏击。成友临危不惧开枪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头部中弹，当场牺牲。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
雷林华的革命事迹
雷林华（1901-1935年），绰号“两条柴”，八都猴盾村人。家贫好学。曾逼父送他上八都村小学堂读过数年书。为人聪明，有胆有识。1932年土地革命时期，闽东革命领导者阮英平、赖金彪到猴盾村发动革命时，他率先参加了革命活动。1933年11月担任安德县下南区猴盾乡苏维埃政府秘书兼安德县下南区秘书。他积极配合苏区领导组织工农政权，先后帮助半山、南岗、葛陈坪建立起乡村苏维埃政府。并积极领导群众开展“五抗”斗争。当年正逢粮荒，他带头组织贫农200多人，配合安德县警卫连40多人，到附近的闽坑村向5家大地主进行“分粮”，把地主集中起来，晓以政策，令其交出10多吨谷物。粮食除部分上缴安德县政府外都分给当地饥民。这场“分粮”斗争的胜利，给下南区革命群众很大鼓舞，促进了全区抗租抗粮斗争开展。单猴盾、半山、南岗、葛陈坪等村饥民就抗交八都、宁德城关、福安大车等地l1家大地主25吨多租谷，胜利地渡过粮荒。1935年，国民党“围剿”开始，猴盾乡苏维埃政府首遭摧残。国民党军队交结地方民团多次进村搜捕革命人员。10月某日，林华和乡粮食委员钟坛基在棉坪里雷李监家秘密开会，不幸被偷摸进村的民团发觉，遭到围捕。两人被捕后，经受了百般拷打，始终未泄露半点党的秘密。随后被敌兵押解去福安县。走到中途，林华串通坛基，对押解的敌兵谎说家中尚有步枪一支愿意上交，敌兵信以为真，又押送他俩回村。当他们走到猴盾村边的悬崖边上，两人猛然奋身往下一跳，绑缚他们的绳索带动两个敌兵一起摔下危岩。敌兵当场毙命，他俩受重伤。因当时缺乏外援，被赶来的敌兵抓住押送去福安。沿途遭敌兵报复折磨，两人的耳朵被一个一个地割掉，他俩不呻吟、不求饶，押到福安县赛岐后即被反动派枪杀。
红色医务战士钟维双
钟维双（1919-1978年），又名林辉，宁德八都新楼灵山村人。生于1919年8月。家贫，靠自学粗识文字。1934年春，半山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的父亲钟阿品秘密参加了革命活动，当上交通员，常为革命通讯奔走于下南苏区与梅坑苏区交通线上。这时，维双已14岁，受父辈的教导，对革命有了认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闽东独立师奉命在霍童桃花溪整装待命，北上抗日救国。18岁的维双由其父亲自送到桃花溪报名参军，随军北上。维双入伍后，被组织选派进新四军医疗队培训，其后一直从事部队医疗工作。在战斗中，他勇敢机智，常能圆满完成战场救治任务。1938年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当年10月在皖南南陵县战役中担任战地卫生员。1941年7月参加谢累头围战斗担任战地医务员。1943年在新四军二师被评为战地医务模范工作者。1946年8月提调到华东军区党校担任医务主任，同年10月在华东军区卫生部第七医院任医保股股长。1947年9月在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卫生部野七院担任医务副主任。1949年8月调到第三野战军后勤卫生部医务处任医务主任。1951年他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担任东北军区第三野战医院医务主任和十四陆军医院副院长。他发扬了连续作战、机智勇敢的革命作风，组织战地抢救．救治了大批志愿军伤员，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出积极贡献。1956年4月，被调到福建军区后勤卫生处担任医务科科长，6月又调任福州军区后勤卫生处医疗预防科科长。1960年8月调任九二医院任医务副院长。1963年任第十野战医院院长。1970年2月担任陆军三十一军后勤部副部长。他在平时工作中发扬战争年代那股热情和干劲，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就是在患病期间，仍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头完成各项任务。
他参加革命41年，在医务工作上发挥其专长，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1978年10月12日因病在厦门一九四医院逝世。
老区人民的好代表雷全木
雷全木（1910-1984年），霍童大石村人。出生贫农家庭，在旧社会深受压迫。民国21年（1932年）共产党人颜阿兰来村发动革命，他积极参加地下革命活动。次年红军在天峰院村建立起后方医院，在梅坑村白岩头建起伤病员疗养所，全木即带头和钟神全、钟陈坤、钟神灼、钟学顺、钟伏时、钟崇品、钟伏清、钟木清、雷陈顺、雷陈安等组织起六副担架队，抬送转移红军伤病员，对付敌人的“围剿”，不管雨天黑夜，跋涉于深水危涧中，历尽艰辛。后期，他还担任上天峰院党支部书记，坚持地下游击战争。
解放后，他模范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带领群众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他热爱集体，先后当过互助组组长、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大石副大队长。在1960年的困难时期，他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兴修水利，垦种粮田，利用竹木资源发展副业生产，帮助群众渡过难关，深得村民爱戴。他被评为县劳模3次，并当选过党代表、老区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县供销社代表。1952年至1956年雷全木出席过福安专区老区代表大会。1963年出席宁德县少数民族代表大会和县第三次党代表大会。1971年出席宁德县第四次党代表大会。1964年3月出席福安专区老区代表大会，代表宁德县老区人民在大会上发表了《忠诚老实、热爱集体》的讲话，博得全区代表的赞许。晚年，他休养在家，仍十分关心村里工作，党的组织会议从不缺席。1984年10月病逝。
天峰亭老党员钟陈坤
钟陈坤（1906-1982年），虎浿桥头天峰亭村人。1932年，颜阿兰来村发动革命时，就暗地参加了革命活动。早先他帮助红军游击队站岗放哨、送信。1933年后，天峰院、白岩头建立起红军后方医院、服装制造厂、伤病员疗养所，他和雷全木、钟神全、钟神均、钟崇顺、钏崇品、钟伏时、钟伏清、雷木清、雷陈顺、雷陈安等组织起六副担架，专为红军伤病员抬送转移，对付敌人的“围剿”。他常黑夜攀山越涧，不打手电，不出一点声响，肩抬伤病员摸索前进。历尽艰辛从不叫苦。其后，革命交通站成立，他即担负了交通（通讯）工作。1936年陈坤加入地下党组织，直接为红军首长叶飞通讯联络，曾经几番风险。1948年国民党反动军队“围剿”天峰亭，全村4座大院落全被烧毁，他只好离家，躲进天峰顶草寮里，坚持革命活动。他开荒生产，节衣缩食，支持红军和游击队，直到宁德全境解放。
解放后．1959年4月，组织上批准他重新履行入党手续，担任生产队长。他带领村民重建家园，提出“向荒山要地，要荒地献稂”的口号，组织劳力垦荒。经半年努力，计开出20多亩山岗农地，插上地瓜。开挖水渠，垦种水稻6亩。当年就帮助村民解决了口粮问题。第二年又开垦出19亩水稻田，并推广良种，进行精耕细作，粮食得到大丰收，村里恢复了生机。在他领导下，天峰亭村经过3年恢复，到1963年全村粮食总产已达4565公斤，村民开始养猪、牛、羊，盖上5大座新住房，生活好转。1978年3月，他当选上宁德县人民代表，出席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他兢兢业业一直为党工作。1982年因病逝世。
雷应清的戎马生涯
周玉璠
雷应清，原名雷应庆、庆兴，祖籍蕉城区洋中镇溪盘（旁）村，畲族。1922年出生于省溪一个农民家庭。1936年参加革命，从当战士到任省军区军职顾问，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雷应清自幼年起，就帮助家中干农活，上山看羊、砍柴打草。10岁开始，父母送他上私塾，一边念书，一边帮助家里继续干些农活。经过四年的勤劳苦读，这位畲族少年已能熟读不少古典史籍，知书能文。当时，他的出生地省溪村是工农红军闹革命的地区，他耳闻目睹懂得一些革命道理。1936年他14岁，就与堂兄弟雷应秋一起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在坚持三年（1935—1937年）游击战争时期，在独立师一纵队任文书、宣传员，曾参加过霍童、八都、洋中亲母岭等战斗。1938年春，闽东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从当年直到1940年均在新四军3支队与2支队任宣传员、警卫队长等职。1940年调任新四军6师16旅特务连政治指导员。此间雷应清同志参加了著名而悲壮的苏南抗击日伪军的“塘马血战”，立下战功。
塘马是个百十户的村庄，坐落于江苏溧阳西北约20公里的丘陵上，处于沪宁杭军事要地。当时，新四军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后方医院、被服工厂、修械所、旅部教导队等，都驻扎于塘马一带方圆不足20平方公里的19个村庄上，是苏南茅山地区抗日根据地之一。1941年11月27日晚，日军南甫旅团集中步骑炮兵3000余人、伪日军800多人，从东北、西北、西南三方面突袭我塘马村东北的无名高地，妄图偷袭我旅部领导机关。当晚，由雷应清等率领的特务连抢先占领主阵地，从28日凌晨5时起经3个多小时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杀伤敌近100人，自己伤亡32人，阻击了敌人，赢得时间，使旅部机关胜利突围到王庄一带。当雷应清与余部掩护机关南移至王庄时，日军又组织两千余人，想强占王庄后周桥，短兵相接，战斗激烈。雷应清组织连队70余员配合48团2营，在桥头东展开多次冲击和反冲击战，最后在桥上进行肉搏白刃战，双方伤亡均很大，该连指战员有的与敌同归于尽，有的不愿当俘虏而壮烈牺牲，全连120人仅剩少数后勤人员和伤员，雷应清也中弹负伤，仍坚持在王庄周围与敌周旋“磨墙角”，战斗持续11小时，终于掩护新四军苏南机关顺利冲出重围，转移到安全地带。最后，雷应清与通讯员、四班长等舍命打出一条血路，才突破虎口。战后，他受到师部领导的表彰。他在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而撰写的《塘马血战》一文中回忆道：“塘马战斗，是一次可歌可泣的血战，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与日本侵略者，在一个局部地区，作敌死我活的大搏斗”，这次战斗，“掩护了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在王直和王胜同志的率领下，1000多机关人员胜利地突围，对整个苏南地区的抗战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今天，50多年过去了，雷老仍深深地怀念着曾经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英勇献身的首长与战友，他悲痛地说：“回首往事，我深切的缅怀和悼念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的罗忠义（旅司令员）、廖海涛（旅政委）同志和所有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同志们！”道出了这位革命老军人的高尚心怀和崇高的革命情谊。被他无限怀念的还有诸如雷应秋等无数革命战友和烈士。
塘马血战之后直至1945年，雷应清仍在新四军6师16旅教导大队干训队担任政治教导员兼教员，为培养和教育我抗日部队指导员耗费心血。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奉命到华东野战军6纵队任组织科长，担负组织及干部工作。1947年又调任6纵队16师46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治委员等职，驰聘于华北、华东等疆场上。他参加过著名的山东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河南开封战役、豫东战役，同时还亲历淮海、渡江大战役。在震惊中外的渡江作战中，雷应清所在的47团为先头主攻任务，受到军区的表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雷应清同志被国务院授予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级勋章。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刚结束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战火蔓延至东北鸭绿江边。雷应清积极响应祖国“抗美援朝，保卫家国”的召唤，于1951年毅然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团政治委员，在朝鲜战争上同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英勇抗击侵略者。1951年3月至1953年，他在志愿军76师历任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为保卫朝鲜国土安全、为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1952年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授予他二级国旗勋章。
回国后，为适应社会主义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新形式，为提高军事、政治理论水平，1954年雷应清进去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系学习，从硝烟弥漫的沙场来到和平宁静的高等军事学府进行深造。1956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在学院期间，他由军队指挥员变成学生，经历了从拿枪杆子到握笔杆子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为了更好报效祖国，他克服文化基础差的重重困难，刻苦钻研科学文化知识，终于圆满完成学业。1957年夏，这位畲族上校军官毕业后，回到福建，在省兵役局任副局长，从此转入地方武装建设和实施国家义务兵役制的领导工作。五十年代后期，福建省军区成立，雷应清于1960年改任军区后勤部政委直至1970年。自1971年至1979年改任福建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71—1975年，他因坚持原则，反对倒行逆施而被排挤迫害，无法正常工作达三年多。“文革”结束后，落实干部政策，才得以恢复工作，仍任军区政治处副主任。1980年他升任福建省军区军职顾问，1989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级红星勋章。
雷应清同志戎马一生，胸怀祖国，心存人民。1954年4月15日，雷老从朝鲜归来不久，从省城动身，经水陆辗转长途跋涉（那时公路未通），第一次回到阔别近20年的故乡，往返一个月，在出生地（省溪）住有五、六天。白天他出去探望乡邻故友、老干部，夜间，邻村许多乡亲怀着崇敬的心情，打着火把沿山间崎岖小道，来看望这位身经疆场，屡建功勋的“老乡”，向他诉说家乡的变化和新生活的喜悦。雷应清同志也谆谆嘱咐乡亲们要珍惜无数人流血牺牲得来不易的新日子，鼓励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改变“穷白”面貌。40余年后，已经离休的雷应清仍念念不忘故乡人民，1995年10月21日—23日，不顾74岁高龄，第四次偕夫人查宏达返宁，见到宁德市和家乡洋中的新变化，感到无限欣慰和由衷的高兴。他为正在编纂的《洋中村志》留下了“发扬洋中人民勤劳创业的革命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洋中再创新辉煌”的题词。雷应清的光辉业绩和为人民甘于奉献的精神，在宁川大地感人至深，广被传扬，确实是我们应当认真继承的一笔宝贵财富。
闽东第一“飞”
——记共和国第一代畲族飞行员钟承全二三事
蓝永泉
钟承全（1930.10—2014.5）出生在宁德漳湾又加塘村一个贫苦的少数民族家庭，15岁那年，被强行抓“壮丁”到国民党军队当勤务兵，他对国民党有着切齿之恨，在押解的途中，曾多次设法逃跑但都未成功，反而还多次遭受毒打。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结束，他作为一名“解放兵”光荣地加入了解放军三野二十三军六十八师二〇三团。
1948年底部队向长江以南推进，开始进行渡江作战，国民党在长江沿岸驻守重兵并设置无数的明碉暗堡，最险毒的一招是国民党防守部队把炸药装进汽油桶里，暗藏在长江沿线的河床上，就像一桶桶水雷炸弹，船一旦触及到就会立即爆炸，妄图以此方式阻止我军渡江。在渡江时他所乘坐的木船快到对岸时，船的尾舵刮到敌人设置的汽油炸药桶的引线，顷刻间船被炸翻，40多名战士一下子被抛向空中，纷纷落水，船老大当场牺牲。由于当时部队里大部分是北方兵，水性较差，落水的士兵成了旱鸭子，眼看战友们有被江水冲走的危险，他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一连救起十多位战士，回到岸上时，发现郝栋灿连长还在水中挣扎，他又奋不顾身地跳入水里，用枪托把连长顶出了水面，吃力地向岸边游去。上岸后，人已筋疲力尽，好一阵子浑身肌肉都在颤抖，路都不能走了。他说，当时倘若炸药桶炸着船体，40多人的性命就有可能葬身长江了。回想当时的惊险情景，他至今还心有余悸，这是他记忆最深的一次。强渡长江取得胜利后，驻守在长江沿岸的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我军所向披靡，很快解放了杭州、苏州、上海等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底钟承全同志被华东军区选送到河北保定空军第六航校训练飞行。在航校学习将近一年时光，1952年9月的一天上午10时许，钟承全接到上级通知，让他候机待命出征朝鲜，听到这个消息，他显得既紧张又兴奋。当时中国空军的力量还非常弱小，装备也十分落后，但年轻的飞行员们个个都满怀豪情，同仇敌忾，誓与美国空军比个高低。中午12时，他驾驶着苏制米格－15小速型战机在后卫左侧，当飞行到朝鲜战场上空时，从飞机上鸟瞰地面看到驰骋疆场上满山遍野的卡车、坦克、大炮以及志愿军战士，地面上浓烟滚滚、战马嘶啸，场面十分悲壮，震撼人心。正在兴奋之时，突然耳机里传来基地指挥长的命令：“103！（当时他的飞行员代号）左航30°逼近三八线，配合苏军空军拦截美军战机。”他迅速拉杆爬升，加大马力，往左航30°向三八线猛飞。他信心十足，决心要狠狠打击美军侵略者，让敌人明白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当他们靠近三八线时，苏军空军已成功拦截并击落了一架敌机，美空军仓皇而逃。空战结束，接到返航的指示，他驾机安全返回到基地。之后他还多次飞越朝鲜上空，但却没有机会参加空战。老人家显得十分惋惜地说：虽然没能亲自把敌机击落，但在强敌面前我们毫不示弱，而且表现得十分勇猛，给敌人造成极大的压力和强大的震慑作用。
1961年9月30日国庆节前夕，钟承全到昆明巫家坝执勤一般气象空中作战任务飞行，这天天气非常好，晴空万里。他驾驶着米格－15B式战斗机，开始对云南边境进行例行巡视。当飞机飞至思茅地区上空时，机舱案台雷达仪器屏幕显示出两个亮点，他立即意识到情况异常，马上集中精力仔细观察亮点运动方位，并迅速进行“锁眼”跟踪。大约10分钟后，在北偏东方位38°45′距离900米的远处，发现来自台湾的两架国民党飞机。他一方面听从地面指挥长发出的指令，另一方面向敌机迎去。敌机也发现了我方歼击机，瞬间就像惊弓之鸟，急速以大角度掉头往东南方向急逃。这时，我方三架歼击机也出现在他们身后，对敌机形成围歼之势。然而当时我们是小速型战机，无法对敌机进行追击拦截，只好眼睁睁看着让敌机溜走。老人家叹了口气说：一个国家只有强大的空军才能有强大的制空权，才能让来犯之敌闻风丧胆，不敢轻举妄动，才能维护祖国的尊严，保障国防的稳固。
1969年，钟承全转业回到地方，在宁德县公安局工作，于1978年离休。他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代飞行员，曾经几度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不仅捍卫了祖国的领海领空的安全，也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蓝香妹翻身记
王致纯
这是66年前，曾发生在笔者故乡—原宁德县漳湾区濂坑乡濂坑村的一件真实故事。
今年春节，闲来无事，随手从案头上抽出一本编纂于1995年的《宁德市志》（今蕉城区），翻开一阅，在卷首《大事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事中，见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1950年2月，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蓝香妹互助组在濂坑乡井上村成立。
蓝香妹，女，畲族。由于她是我的同村人，此记载不仅引起我对这段历史的钩沉，浮想联翩；就连她当年英姿飒爽的人物形象也已浮现在我眼前，挥之不去。这一陈年旧事，今随时间推移，记忆虽是零碎的，内容却真实感人。
追忆既往，蓝香妹在我童年时的眼里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嫂，面庞圆润，体魄健全，其夫钟庆顺，个子矮小，面黄肌瘦。夫妇二人，早年来到濂坑村，起先靠打工和拾荒为生计。1946年本村扩建“东濂堂”，祀唐相宋璟（广平王）为主的综合性大宫庙时，庆顺当上“宫公”，即居住在宫边一撇榭的公房里，负责本宫神明的香火和环境卫生，算是正式落户到濂坑。
旧社会，当“宫（庙）公”的人，除服务于本宫（庙）的神事活动外，还兼抬轿夫，或充当红白喜事中的唢呐手。上述服务，均有酬劳，人们都要留下一些祭品给宫（庙）公，故谓“做福免不了宫公的一份（礼品）”。从前，小脚女人（缠脚）出门，或急病请医生，都得打轿，要给抬轿人的脚力钱。家中如遇婚丧喜庆，雇用乐队，少不了吹唢呐的，应给红包（现金）。此外，按照村规民约，每年的早、晚两熟收割稻子，让本村“东濂堂”和“妈祖庙”的宫（庙）公挑茶水到田间去换谷子。有人下田收割稻子时，“宫公”在家熬上一大瓦罐的粗茶水，干炒一锅盐酥青豌豆（本地人叫麦前豆），用一小布袋装着，一起挑到田间地头去，按每个楻埕（打谷场）的人数，各给撮上一把豆子放在他的扁担竹节格内，让农人就着茶水嚼豆子，然后割稻的人也即按人数从木楻里捧出多少捧的谷子给他。估计割完一熟稻子，“宫（庙）公”得个百来斤谷子是没有问题的。一年两熟，就是三百斤干谷，也基本达到一人全年的口粮标准。这事，在我儿时的脑海里打下一个深深的烙印。其时，村上虽有两家送茶换粮的，但他家的豆子好吃。我是在校学生，节假日之愿意跟随大人到田间地头去，为的就是想吃他家的豆子。
蓝香妹随夫到濂坑后，生活在这沿海平原的汉族大村落里，仍然保持其本民族的特色，服饰没有改变，也与汉族男子一样，参加农业生产的重体力劳动，村人多叫她劳动者。因为她家不种地（其实没有土地耕种），平时就上山砍柴（一种烧火做饭的芒草）出卖，到收割稻子时，成了拾荒者，身背篓子，手持刷子，去田间地头扫楻埕（打谷场）、捡稻穗。收地瓜季节，就拾小地瓜或挖掘被遗漏在地里的地瓜块切丝晒干存起来。这样，一年下来，搞个百来斤的原粮也是有的。
后来，到我能知事起，蓝香妹也有给人打工，收割稻子，还成为村中一把好的镰刀手哩！这割稻子是个弯腰活，她这时年轻，身强体壮，眼明手快，加上早出工，收割的效率要比别人提高二成多。她熟悉村上耕作者的每一片土地，所以，只要在第一天晚上告诉她，明日要收割那个地方的稻子，第二天清晨，便会到达田里割稻，待到田主吃了早饭，挑着木楻和箩筐到地里，她一个人已先割下一大片稻子来了。然后，大家齐上阵，再割一会儿，便可开始打谷子。这样，田主上、下午各有一担谷子挑回家，这一天的活可提早收工，故人们都愿意雇用她来收割稻子。当时，雇人割稻子是用实物来付酬的，至下午收工时，任从雇工装满一篓子稻谷（约水谷25斤），并把楻埕留下给他打扫，也能搞到三四斤的谷子。蓝香妹在这时候，即把身上围的一块青布肚兜解下来装上，一起背回家。到次日，田主便会发现，经她扫过的楻埕，不仅干净利落，还将原散落在地上的稻杆都收拾起来，捆好晾开，觉得很满意。
1950年初，蓝香妹在区、乡政府的推荐下，出席全县劳动模范会议。同年11月20日，县人民政府发布《土地改革令》，原濂坑作为全县第一批“土改”的试点乡，于12月开展“土改”。12月18日，由县委派出以南下干部靳德林为组长的一行11人（含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兵团第28军的3名指战员）进驻濂坑，比一般乡提早16天。紧接着，县委领导李天瑞同志（原任县委宣传部长，土改后提为县委书记）也亲临指导试点工作。经过宣传发动、摸底调查、划分成份和（征）没收土地（房屋）财产登记等的工作步骤，至次年2月6日，即农历春节前分田到户，比全县首批“土改”的一般乡提前两个月时间。时我虽年仅十六，因能替南下福建工作的山西老干部翻译语言，已是乡政文教委员和乡团支部副书记，全程参与本乡的“土改”工作，对本乡的这段历史较为熟悉。蓝香妹家评为雇农成份，按本乡人均分配一亩零七厘土地来计算，她家两口共分得两亩一分多地和两间房屋（随家具），因房屋在村内镇冰路，为原地主王某的深庭大院。她夫钟庆顺即以离“东濂堂”太远，不便于看管宫庙为由，故与堂前一家普通农民住户商量，私下作出换房的决定。
“土改”后的农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随着反对封建迷信思想的深入进行，推广全民学文化运动，曾一度将祠堂宫庙变成村民办夜校扫除文盲的临时场所，“东濂堂”也不例外。蓝香妹夫妇虽年届不惑，但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在“东濂堂”开办的夜校扫盲班。彼时，农村无电灯照明，每晚都要做煤油灯的添油、点火、擦灯罩和熄火收藏等琐事。此项任务自然是落在蓝香妹夫妇的身上，直至该扫盲班的结束。
濂坑土改分田后，时任漳湾区党委书记李裕唐同志深入到该乡，调查发现有些得地农民因家庭缺乏劳动力，当年（1951年）春耕早稻无法及时播种，就与县劳模蓝香妹商量组织生产帮工小组。由此诞生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受到县委的通报表扬。
原濂坑乡“土改”试点结束，我即随驻乡“土改”工作队人员离开，赴县培训后，被另派到洋中去搞下一批“土改”乡的工作，时因父母在堂，常回家省亲。迄今日子已久，其历史细节，也就云净天空，渐渐的淡忘了。关于蓝香妹事迹，今凭记忆，简述如下：
一、带头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解放初，由于濂坑是宁德全县第一批“土改”的试点乡，县委领导前来抓点，“土改”工作队力量强、进乡早，工作进度比一般乡快，土地提前分配到户，这也给蓝香妹创造了全县最早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的机会。当然，其中不可否认她的头脑灵活，村中的人缘也好。据说，开始一招呼，就有7户愿意入组，次年即发展到18户。
二、带头交公粮和卖爱国粮。其时，农村经过“土改”，将土地平均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后，农业税也即按照土地的面积和等级分解到各家各户去负担。每到农作物收成时，都得下去催讨。时因政权初立，工作千头万绪，难度确实很大（时未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蓝香妹也是性情中人，知恩图报。本村“土改”分配，她家分得土地和房屋后，非常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而当国家有困难时，她即挺身而出带领全互助组的人交公粮、卖余粮，确也很了不起。其时，宁德不通公路，濂坑乡政府还给这卖余粮扁担队的人挂红花、插三角旗，组织腰鼓队、敲锣打鼓的送出村外，场面可观，热闹非凡，起到良好的影响效应。
三、修复废塘田。在西陂塘未曾围垦前，位于濂坑与郑岐两村交界的濂坑一侧，有一废塘，土名“倒桥”，面积约6亩。为解放前夕被西陂塘的海水侵袭而决堤，塘主是外村人，名字不记得了。1951年2月，濂坑乡“土改”分田后，蓝香妹在村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大批劳力上场，在播下当年全组的早稻之后，经乡政府同意，即转向修复“倒桥”废塘堤，且于“立秋”前告成，并开垦出来，插下晚稻。后来，该互助组的人认为这“倒桥”的塘名不好听，就被改为“蓝香妹塘”了。
四、蓝香妹农业生产互助组，还成为全县第一个有公共积累的生产组织。当年，她把修复废塘田收割的谷子全部作为爱国粮卖给国家后，购置了两头二年龄的幼牛。在农耕文明时代，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犁田翻土和耙地平整都得靠它。因为一头壮牛，一天能犁田2亩多，效率为人工的二十多倍。但牛租较贵，按实物一天的租谷为30斤。蓝香妹是个当家人，善于精打细算，买未成年牛钱便宜，再喂养两年，便可上劳力，下地耕田了。
蓝香妹未曾生育，在村中抱养一女孩，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终身难忘的记忆——我受毛主席接见的往事
蓝贵眉口述郑贻雄记录整理
一
1952年，我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向濂坑村蓝香妹学习，带头在廷坪村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并担任组长，带领村民走上互助合作生产道路。刚开始，我也不知怎么干才好，只是听从上级的指导，事事带头干，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时，主动找群众商量，集中大家意见后再带头去克服困难。比如参加互助组的村民中有的户家庭人口多，土改时分到的土地也多，但劳力少，春耕或者秋收农忙季节生产忙不过来，我就带动互助组里劳力富足的村民支援这些困难户及时完成农活，帮助他们取得粮食好收成，这样既体现了互助组的优越性，又能促进广大村民团结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我也逐渐得到村民的信赖和拥护。
1956年合作化高潮时，金涵乡里先后成立初级社、高级社，各村分别成立生产队。我所在的廷坪畲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了生产队并与琼堂、上金贝、上兰村组合成一个生产大队，并先后参加乡里的初级社和高级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我作为生产队的骨干和妇女的代表，积极带头组织开展生产劳动，连年取得粮食丰收。
1958年全国各地掀起大炼钢铁运动，金涵也不例外。县里派工作队到金涵指导全民炼铁工作，队长是县妇联的干部黄细娟。当时炼铁高炉建在大金溪下游一处名叫“瞑头礅”的溪坂上，有十几座，每座高四、五米。在“炼铁高产周”的运动中，分配各村的任务主要是砍树，烧木炭和洗铁砂。当时各村青壮劳力大部分抽去炼铁工地，日夜加班，分组轮流在高炉旁拉风箱，还有一部分上山砍树烧木炭和洗铁砂。村里剩下的半劳力（老人、妇女和小孩）也被派去洗铁砂。我作为村里的妇女骨干，与男劳力一起，一直在炼铁高炉工地劳动，参加拉风箱，搬运铁砂、木炭等重体力劳动，不仅学会怎样砌造高炉，还学会怎样配料炼铁的技术，与男劳力一样没日没夜忙碌在炼铁炉旁。一天夜里，在赶往炼铁工地的路上，我不慎掉到路边的粪坑里，那时正值12月，天气寒冷，有人劝我回家烧汤洗洗身子再去工地。我怕耽误时间，只到路边水渠里冲洗一下，马上赶到炼铁厂参加劳动。有一次，因炼铁木炭不够，乡里连夜组织干部和各村劳力翻山越岭到距金涵乡30华里外的后溪去挑木炭，我也参加了，工作队长黄细娟因怀孕，身体疲乏，在家休息，结果在点名时被发现没有参加上山挑木炭，第二天就被点名批评，并宣布“插白旗”。
为了提前完成上级下达的炼铁任务，乡领导要求村干部动员群众砸铁锅，捐铁器拿去炼铁，当时很多群众思想不通，舍不得家里仅有的一两口用于煮饭烧汤的铁锅。为了响应上级号召，完成炼铁任务，我带头第一个砸了自己家里的铁锅，在我的积极宣传和带动下，村民也纷纷砸了铁锅支援炼铁。
从办互助组开始到大炼钢铁运动，我处处带头，积极肯干，经常得到上级表扬。1958年9、10月间，省委书记叶飞从福安经宁德回福州时，特地到金涵铁厂参观并与我合影。
在1956年合作化高潮时，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并经受了三年多的种种考验。在“炼铁高产周”中，乡领导要我在一个晚上砌造一座炼铁炉，以供第二天炼铁用。接受任务后，我赶紧让我的丈夫帮助备料，运来耐火砖和泥巴等材料，接着一个人忙了个通宵，终于在第二天早上将新建的“高炉”交付使用。2017年10月笔者采访蓝贵眉（右）我也在这一“炼铁高产周”中获得上级批准，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春，金涵公社在后巷办起集体畜牧场，选调责任心强又积极肯干的人来负责畜牧场的日常管理工作，公社领导指名要我到畜牧场负责养猪。当时，从各家各户集中来的毛猪有一百多头，其中有12头母猪，由我负责喂养。领导再三交代，要保证喂养好，喂不好要“偿命（赔偿）”。我感到责任很重，就格外小心喂养和护理。这时，我丈夫参加公社瓦窑烧瓦，家里没有大人，我就将二个孩子寄养琼堂孩子的姑母家，自己则安心在养猪场劳动。
几个月后，有一只母猪下崽，我因没有经验，又兴奋又紧张，连续几天日夜守候在猪舍旁护理，直到一天下半夜，母猪顺利产下12只猪崽，看着这些活泼可爱的小猪崽，我心里如同一块石头落地，高兴地向场长报告消息。小猪断奶后没几天，突然小猪生病了，口吐白沫，不吃饲料，不久12只猪崽先后死光了。突然遭遇此横祸，我又紧张又害怕，场长和乡领导都到现场察看，了解情况后吩咐：留下一只小猪送兽医检验病因，其余的通通拿去掩埋。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
这事惊动了县里，不久，县长张荣保亲自到畜牧场视察，我心里更加忐忑不安起来。张县长了解情况后，笑着对我说：“你不要害怕，小猪是因感染瘟疫而死的，你是没有责任的。现在因粮食困难，许多人都离开畜牧场，只有你能克服困难，坚持留下养猪，并成为积极分子，值得大家学习。”张县长的话使我得到安心，感到上级领导对自己这么信任和看重，自己更应该积极劳动才对得起他们。过了几天，县里派七都公社副书记林和汉的爱人（专业干部）到养猪场指导饲养工作，她很朴实，平易近人，了解我的情况后，一到场里就主动帮助我喂猪，切猪菜，打扫猪舍，好让我有空闲回家照顾一下两个孩子。从此我与她常有交往，成为好朋友。
二
1960年春，各地开始出现粮食困难，畜牧场许多人离场回家了。这时供应场里的粮食中，大米是供给母猪和小猪当饲料的，而场里职工吃的却是地瓜米，当时我和大家都很自觉，一粒米饭都不敢沾嘴，谁若是违反规定偷吃米饭，是会被严肃处理的。由于畜牧场的日常管理事务多，劳动艰苦，许多人不安心工作，场长接连换了7个，但我一直坚持安心在场里劳动，当好饲养员，所以很受各级领导的看重。
这年年中，县毛猪仓库领导阮书记来畜牧场检查工作，她对我说：“将猪圈清洗干净后回生产队吧。现在琼堂大队要分为四个大队，县领导已经研究过了，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担负起亭坪大队的工作。”
1961年，我开始担任亭坪村党支书（一直到1976年），那时正是粮食歉收，农村普遍闹饥荒的困难时期，我一如既往，团结带领村民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度过难关。六十年代初，亭坪还没有办学校，畲族小孩没地方念书。我利用1959年宁古公路建设初期工程指挥部常常借用我家开会，与指挥部领导会熟悉的机会，以亭坪村党支部的名义向工程队领导提出将工程队闲置的工棚一座送给亭坪村建设简易学校的要求，得到工程队领导的同意。我就发动全村群众将工棚拆卸搬到亭坪，搭建起一座约30平方米的简易校舍，同时又跑金涵公社和县文教科争取支持，终于办起了亭坪畲村小学（初小校），当年就有十几个小孩在这学校读书，这件事受到村民的热烈称赞。
1964年，我光荣被推选作为宁德县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福建省少数民族参观团”，进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国庆庆典，并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时宁德地区有9个代表（一个县一个），其中三个是女的（宁德、霞浦、罗源）。我们一行是1964年9月27日动身，28日从福州坐火车，三天三夜，9月30日到北京。我和参观团团长二人应邀坐小车，参加人民大会堂晚宴。宴会规模很大，有300多桌。当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出来接见时，全场欢声雷动，我激动地站到凳子上不停地朝毛主席挥手。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时刻，五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仍在我的脑海里，一想起来，就历历在目。
在北京参观几天后，10月5日参观团一行到人民大会堂参观并受到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至今，我家里还珍藏着当年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与全体参观团的合影相片。
那时候当村支书是没有任何报酬的，除了经常到公社开会和回来传达及布置任务外，我每天都要参加集体劳动，与社员一样按工计酬。担任村支书15年，我手上仅仅因大队公务活动开支过300元。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各地掀起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运动，在这种形势下，许多领导都被迫作检查，挨批斗，大搞人人过关。此时，在亭坪村也有少数人提出要组织生产队长开会批斗党支书，可是生产队长都不愿意参加。听到这消息，我想，自己从互助组以来，担任组长、妇女干部和党支书，从来是积极带头从事集体生产劳动，没有拿丝毫的公家报酬更没有贪污行为，身正不怕影子斜，要我检查就检查，免得让人讲闲话。于是，我自动挨家挨户去动员生产队长和社员代表参加对我的“批斗会”。因为白天大家都要参加生产劳动，批斗会就选在晚上开。晚饭后，我站在自己带的一张小凳子上，向前来参加“批斗会”的队长和社员代表说，我愿意向大家讲讲这些年所做过的事，愿意老老实实接受大家的批斗。接着，我就一五一十讲了近十多年来参加公社、大队活动以及与社员一道劳动生产的事，一口气讲了一个半钟头，会场上人们静悄悄的听着，我讲完了，也没有人向我发问，我只好站着、站着，又站了一个半钟头。因为明天还要生产劳动，“批斗会”暂告结束。一连三天，大体如此，除了个别人提问一些大队的事务，我如实给予解释外，会场就只有沉默了。第四天晚上，金涵公社党委副书记雷则钦知道这事后赶到亭坪“批斗会”现场，高声对大家说：“金涵公社及亭坪的乡亲谁还不知道蓝贵眉是什么样的人呀！不用批斗了，让她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生产劳动呢。”于是，对我的“批斗会”宣告结束了，我同往日一样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和接受公社的下派任务。
三
1971年全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上级号召推广水稻生产“三改”（高秆改矮秆、单季改双季、间作改连作）和“三化”（连作化、矮秆化、卷秧化）。刚开始时，群众不认可，推广的阻力很大，我一方面积极配合宣传“三改”的好处，一方面组织各生产队队长和社员代表到我县漳湾公社南埕大队“三改”试验田参观学习，用事实教育群众，做通群众思想之后，“三改”实验迅速推开。这一年亭坪大队的水稻生产也就获得好收成，原先亩产只有300来斤，“三改”后翻了一番还多，群众高兴地说：“跟着蓝贵眉干不会错，科学种田能增产”。
1972年5月，我参加县里组织的参观团到大寨取经学习，还在大寨住了一个晚上。当我们爬上虎头山看到满山坡上都是一坵一坵的田地，而田崖都是用小石块垒起时，我真被大寨人的苦干精神所感动了。回到亭坪后，我召开各生产队长和社员代表会议，向大家介绍大寨的参观学习情况。这年冬季，全县掀起以“土”、“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热潮，我和大队干部一起讨论如何改造亭坪村分散在金溪溪坂各处大大小小的贫瘠土地。在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后，从当年10月起利用农闲季节，我带头掀起亭坪村“小坵并大坵”的农田改造热潮。全大队劳力经过3个多月手挖肩挑的辛苦劳作，铲除了一些田头的土墩，铺填了一些低洼地的田土，终于将散布金溪溪坂各处大大小小不规则的田地整理成一块块平整的田地，面积也增加了许多，形成了50多亩的洋田。今天，这些田园都成了国家开发建设的好地块。
1975年我当选宁德县委委员，参加宁德地委党校学习1个月，回家后立即带领各生产队干部社员投入农业学大寨中的农田基本建设，推广新技术新品种，为提高粮食产量而努力，这一年亭坪大队的粮食获得丰收，产量创历史记录，受到上级表扬。
1976年，我已经55岁了，年底，我提出辞去亭坪村党支部书记职务，得到上级批准。1977年，我被派到县少数民族招待所当保洁员，第一次开始领工资，每月40元。第二年又被安排到金涵公社企业办做杂务，每月也是40元工资。1979年企业办下马，我就回到亭坪村务农，还担任了三年党支部副书记，协助支部书记蓝坛团抓好村里工作。
我从小因家庭贫困，没有读过书，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我赶上新社会，靠着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和群众的信任支持走上村干部岗位，与亭坪的群众一起为建设新家园作出努力。我担任村支书十几年来，辛苦忙碌，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当时家里的经济并不宽裕，一直过着紧日子，甚至1964年我被推选参加福建省少数民族参观团时连到北京的路费也没有，后来还是靠贷款及林和汉的爱人赞助我30元才成行的。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怨言，我认为做人就要诚实和勤劳，干工作就要去掉私心，要有积极担当的态度，所以我一直坚持以身作则，干好工作。我的所作所为也影响教育了我的丈夫和子女，他们从没有拉我的后腿，都默默无闻地支持我搞好村务工作。我一直得到上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看重和拥护，我也心满意足了。值得骄傲的是1964年我光荣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荣耀和鞭策，往事历历在目，是我终身难忘的记忆。
今年，我96岁了，长期享受到党的民族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富民政策的恩惠，从过去住草房，到建起了新房，用上了电话、冰箱、洗衣机，看上了电视，日子越来越好过了，现在身体也还硬朗，一家人四代同堂，其乐融融。
当代畲村从政代表人物
区政协资料室
钟雷兴，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南岗畲族村人。1964年应征入伍。1969年转业泉州市公安局工作，1972年调回宁德县，在金涵水库工程指挥部负责保卫工作。七十年代末起先后担任蕉城公社党委副书记、金涵公社书记，宁德县副县长、县长，宁德地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正厅），宁德地区纪检委书记，宁德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建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2005年退休后担任过宁德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畲族宫名誉会长。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撰写《梦里畲乡》一书，2007年由国家民族出版社出版。
蓝秀珍，宁德市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人，1987年7月，福建师范大学毕业，1988年分配到宁德市（县级）政协办公室工作。九十年代初起先后担任飞鸾镇统战委员、副镇长、副书记，石后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宁德县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宁德市信访局局长、宁德市档案局局长、宁德市妇联主席，宁德市政协副主席、宁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福建省民族宗教厅副厅长。
1997年9月，她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五大，随后又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1998年，被全国妇联评为“三八红旗手”。2002年——2012年当选为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蓝慈富，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王坑村人。1964年宁德一中毕业考入中南民族学院，1968年毕业到部队农场学军一年，后到宁德一中任政治教师。一年后，调任宁德县委组织组（即：县委组织部）。1976年任宁德县团委书记，1984年1月任七都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当年的秋季改为七都镇）。1985年7月任宁德县副县长。1988年10月4日，国务院批准宁德撤县建市，转任副市长。1989年7月调任宁德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94年调任宁德地区信访局局长，2000年任宁德市人大常委会常委、民侨台委主任。2003年退休。
钟家尧，宁德市蕉城区金涵乡金涵村下申厝自然村人。1971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1974年毕业后分配宁德县民政局工作，1984年起先后担任宁德县民政局副局长、宁德县飞鸾乡乡长、宁德县飞鸾镇党委书记。1991.06-1993.05福建省民委办公室副主任（挂职锻炼），1993.05-1994.02宁德市委（县级市）常委，2000.09-2003.11蕉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3年11月起任蕉城区政协党组书记，2004年1月起任蕉城区政协党组书记、区政协主席。2010年退休。
2000年被省委省政府评为七届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
钟缔华（1777-1850年），金涵上金贝村人。生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9月。父子俩农耕勤奋，中年又得地里埋金，家道骤富。他懂得无书不聪明，无田不算富。见乡邻无田少地，生活艰难，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在八都岙村独资围垦塘田一口，号“六箩塘”，辟田40亩。后又于嘉庆十七年，在金涵濂坑村外围垦塘田一口，号“缔华塘”（又名笔水塘），辟田140亩，让族人耕作。嘉庆二十三年，为村里修建石板道一条，长1华里，直通下金贝村。后二年，又在宁德城东黄土岩处，建成一座凉亭，让耕农行人乘凉歇息。这些善举，今人尚念念不忘。
晚年，他着意于教养儿孙。家中设馆，聘名儒教读，自己也致志于研学地理。培养儿子钟圣福赴考福宁府，未及第，转而学医，遂成名医。清道光三年（1823年），治愈漳湾镇骝屿村人阮芳潮（曾任山东登州府招远县知县）之孙子的天花急症，曾传颂一时。后缔华七十寿庆，芳潮特送金字匾额“纯固葆真”祝贺（文物尚存）。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逝世。
一代茶商雷志波
雷志波（1847-1917年），乳名其元，号“冰镜”。八都猴盾村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1月。志波自幼聪敏好学，常走读于闽坑举人余干家。30岁（光绪二年）即由太学生升名例贡生修职郎。
志波平日酷爱读书，精研五行地理。性健谈，喜与亲友论古谈今。手脚勤快，常为乡邻书写信札。故其六秩寿文中赞云“图书在架，义理在胸，聚谈战国吴蜀诸志，所论古人，评语甚有见地。居恒尤长笔札，鱼雁到处，每动人思。而黄道堪舆易卜诸家，乃其趋庭继志，精益求精，近则高门富户悉矜仰焉”。家富后，居富不傲，待人越见谦恭，寿文中亦称颂“素广居奇，是在阛阓之中，不沾沾以子母自权，行踪脱然物外，时作寄闲，若高人韵士然。其交富贵不殉气焰，待贫乏不加声色，行事则皦如天日，堂堂正正，竟殊人世之诡”。
清同治五年（1866年），其父天德得软脚病，家务全担托付。自其持家后，孝悌父母兄弟，和睦邻里，甘负辛劳，次第为4个胞弟完婚。购置地基营建新房分让4弟，自居旧宅。又为其上祖建坟营葬，乡里称赞其能。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见村间道路泥泞坎坷，独资修通石头路面2华里，直接闽坑官道，便利交通。其后，又捐资帮助邻村闽坑保，在乡道塔头岭上兴建路亭一座，便利过往商旅。民国4年（1915年），族人要求重建雷姓族祠，志波勇担董事之职，出资集众，自献大杉梁柱两条，促成族祠前后两座。至今族人念念不忘。有好事者默计，志波一生为自家，为乡里营建土木，曾请过十三次“紫微銮驾”。
特别是他对开发山区茶业，独具慧眼。认为山哈单靠一锄一犁实难开发山业。畲家人爱茶，山地利种茶，无茶即失礼，无茶不成富。时值清咸丰年间，闽省大开茶局，大兴茶业。志波抓准时机，带头种茶，并劝说村邻大力垦荒种茶，农地间作茶树。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把自家住屋辟为茶庄，取名“雷震昌”号，与福州市的古田茶庄挂钩，作为经销点。由是，福安县甘棠的过洋、大车、林洋、西院，溪柄的路上、底坑，溪潭的横街、岳秀、兰田、山头庄，穆阳的七埕、东山等山村茶叶，都从清水壑过岭头挑到猴盾村出售。宁德县赤溪的斑竹、社洋、棉头石、陈洋、蔗坪、院前、留洋、尖山等山村的茶叶，则从眉洋岭过岔送到猴盾村收购。还有，七都的漈头、高山，九都的施洋、巫家山、九仙、柴坑、后湖，八都的半山、灵山、南岗、吴山等山村茶叶，也都送到这里收购。故猴盾村《雷姓族谱·序》云：“洎清咸丰、同治时，闽省大开茶局，猴盾遂为商旅辐辏之场，而五都之市以集焉。自是才能蔚起，而冰镜先生其超出也”。不久，带动了猴盾村雷志满也办起“雷泰盛”号茶庄。茶叶当盛之时，山村集市热闹非凡，卖茶者手提签号，列队如长龙。头春茶即能收购75吨多，二春三春能收125吨多，年出品茶即达200余吨。当年，大村大户茶农年平均可采收茶叶150多公斤，就是一般户亦能采茶50多公斤。每50公斤茶价平均值25元银圆（折薯米可购1.4吨）。全村户户种茶，则一家日食日用即行解决。茶叶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山村经济的繁荣，百业俱兴，一个猴盾村就有三间屠宰铺、一间南杂京果、二间糕饼店，一时成为宁德县5都（七、八、九、十、十一都）之集市。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志波夫妇六十双寿，族人念其恩惠，全村300多人赶往祝寿。民国6年（1917年），志波病逝。
猴盾“农社”社长雷成元
雷成元（1865-1916年），八都猴盾村人，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3月1。自幼练就一身好武术，常能为乡邻排难解纷。清光绪年间，乡里组织“农社”，被村民选为“巡洋兵”带班，日夜不辞劳苦，为全村巡护田园。某晚，一飞贼进村偷盗被发现，与成元交起了拳脚。成元力猛，飞贼不敌，飞步逃走。成元持勇穷追，追到邻村闽坑一座旧厝中失踪，成元仍穷觅苦搜，又被发现，两人扭斗在一起，打得难分难解，幸好随后追贼人众来到，才结束了搏斗。
清宣统二年（1910年）12月24日，村民雷志满家报案，大小耕牛两只失窃。成元组织社兵进行搜查。顺着牛蹄印迹，追索至漈头村被查获，并捣毁窃贼宰牛场，追回牛肉，显示了“农社”的威力。第二年8月11日“农社”再次办宴聚会时，周围大坪、后楼、岭头、新楼、灵山、猪头垅、南岗等村庄，纷纷要求入社。遂成立了十八村联社，并健全了组织，规定每亩农田收谷2公斤作为经费。群推成元为社长，其编排值勤班次，加强日夜联防巡班。自此闽坑一带，民事争讼减少，地方安靖。宁德县正堂知悉后，也特加表彰，并发给签照，通告“农社”，如为地安事需要武装支持时，同意随时发给武勇36名受其指挥。这一来“农社”威信更高，组织再次扩大，遂成立闽坑堂社，成元当上了闽坑堂社长。
民国4年（1915年），猴盾村雷姓族众兴建宗祠，成元被推举为副董事，为雷氏宗祠营建操劳。后《猴盾雷姓族谱》赞颂曰：“翁嗜酒，刚方，尚侠，抑强。见乡邻有鼠牙雀角之争，出面排难解纷，慨当以慷。体先志，勤农业，耕田力穑。课子义方，敬贤思齐。得聆冰镜先生指教，事理通达。光绪丁酉岁修谱，翁为董事，今则桂兰馥郁，蔗境堪娱，人健时亨，婆娑岁月”。
成元卒于民国5年（1916年）农历八月。
涵道“川长”钟水坤
钟水坤（1856-1934年），金涵坑里村人。生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卒于民国23年（1934年），寿七十八岁。他出身农家，粗识文字，善于口辩。为人刚毅好侠，热心公事，常为畲族村人排难解纷。他看到附近乡民上县城，要跋涉村前横亘的金溪水，溪面宽40多米，履水艰险。于是他解囊架设渡船，便利乡民，赢得远近群众称颂，并被畲族人众拥为“涵道”川长。
民国7年（1918年）春，有一起王姓村民七八人过渡进城不付渡船费，引起同渡客商指责，争吵起来，结果王姓人被推落水两人。王姓村人迁怒于船主，打算捣毁船只，纠集百余人随带刀械赶来坑里寻衅。水坤闻知十分着急，深知这一事件一扩大，必然会引起村间械斗。恰好，当日县衙有一批元差下乡办案，路经船渡。于是水坤抓住这一机会，仰求他们出面平息此事。得其支持，他带领这批衙役拦阻于路口，劝说王姓村人息事回村，县衙元差亦帮同说明利害，结果劝回人众，维护了畲汉两村的团结。随后，水坤又代表坑里村人上门道歉，说明原委，把这事化了，从此传为佳话。
新岩贤医钟招能
钟招能（1900-1973年），飞鸾新岩长园村人，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初九。招能叔父罗全是当时一名中医，招能年青时跟随其叔父学医，20岁即临床学“四诊”。5年后，罗全病逝，招能27岁即接手行医。
一日，路过城澳西峡村，天黑投宿山间汤木利家，恰遇汤木利病犯膨胀，久治未愈，招能顺手为其开药治愈。木利念其救命之恩，到处为其宣传，由是招能医名大炽。民国23年（1934年），招能35岁，碰上城澳富户陈意丰长子得热性急病，晕死过去。城澳诸医家都认为难救，家人哭哭啼啼为其准备后事。经汤木利推荐，特请招能上门诊断。经招能细心“四诊”，急开一剂“犀角地黄汤”，赶往药铺配药。甲药店某坐堂医师讥笑：看这位土医生会戴白帽！不肯配药。又换另一家配药，乙店老板说：看此方甚合汤头，这山医很有见地。结果药到病减，随后跟服数剂痊愈，由是医名更响。
又一年，霞浦溪南一蓝姓人家，派专差聘请招能为其家属看病。邻里知情者，偷偷告诉招能：此女是溪南土匪头家属，切不可前往，会出刁难。招能说：我是医生，与他素无瓜葛，医生应有医德，不能拿成见不去。结果又把这一病人治好，因此他在霞浦溪南一带也出了名。传到罗源，又被罗源病家尤春弟留驻鉴江开案行医。他摸透鉴江一带气温水质，给病人开方时，多开清凉轻清方剂，每诊必效，求医者接踵而至，结果在罗源也出了名。1967年，政府开设合作医疗站，他被接纳安排到飞鸾南山合作医疗站当医师。他兢兢业业，专心致志于治病救人。晚年又致力于带徒，曾为地方培训出许多名中医学后秀，在地方卫生事业上作出了贡献。1973年病逝。
模范接生员钟月清
钟月清（1912-1975年），女，祖居八都南岗村。因早年随父搬迁进宁德城关碧山街居住，得有机会进入蕉城小学念书，粗识文字。后因家贫，被其父卖给猴盾村雷成为为妻，用身价银还债。她18岁进雷家，随夫劳作，艰苦度日，37岁时宁德县解放，她积极参加乡政工作，曾先后被乡、县选为妇女代表，评为劳动模范，担任过乡妇联主任、乡文教委员。1957年出席省劳模大会，受到表彰。1953年，政府号召推广新法接生，她想到自己过去因家贫没能叫上接生婆，饱受生产的痛苦，又看到乡邻孕妇，家无婆母，缺乏生育知识，第一胎分娩连脐带都不知包扎处理，以致引起“破伤风”使婴儿夭折，产后带病，痛苦一生，激起她愿为妇女群众排难救苦的志念，毅然撇下幼女，不顾丈夫反对，前住县接生学习班学习。通过专心学习，她不但学到一般接生方法，而且懂得产程中如何导尿、止血、处理母婴休克等急症。学成回乡后，她认真大胆地边实践边总结，碰上具体难点，跋涉山岭，跑到八都保健站请教助产医生，求得科学接生技艺长进，因而她很快掌握了科学的助产、保胎、益母等新法。1956年底她为林叩兴妻接生，因胎儿脐带绕头出生，到产门时脐带断了，出血很多，当时她心里虽然紧张，但她懂得安稳产妇情绪的重要，自己镇静地以血管钳一一止住血喷，把脐带结扎妥当，保住母婴。又一次，在青岗村蓝石英家接生，因产程过长婴儿窒息，她毫不犹豫，用嘴给带血污的婴儿吸痰导气，用人工呼吸法坚持操作一个钟头才把婴儿救活。产妇家长千恩万谢，盛赞新法接生好，共产党好，还送给她红包谢礼，她坚辞不收。又有一次，一个倾盆大雨的黑夜，猪头垅陈发妻分娩要求她去接生，不巧碰上她患病倒床，又烧又泻又吐，她犹豫了。但想到产妇的痛苦，她毅然让人搀扶着赶到产妇家接生。由于她经常下村串户，把全村孕妇产前情况掌握得了如指掌。孕妇秀银因骨盆狭窄，她估计可能难产，赶早动员说服她到县医院检查，月清陪伴她住在县里，作了剖腹产，7个日夜帮助护理，使母子平安。1958年八都区保健院培训接生员，她主动担负辅导工作。一位汉族妇女吴维丹因刚学接生，缺乏胆量和技艺，她不辞劳苦，多次临床指导操作，很快将吴维丹培养成出色的接生员。
除了担任接生员外，月清平时还积极参加妇幼卫生防疫工作。凡经她接生的幼儿，她都户户落实帮助种牛痘、打防疫针。她对每一位孕妇都认真负责到底，产前检查，产后帮助“洗三旦”、“净七日”，宣传教导产前产后卫生、育儿办法。她12年来攀山越岭，全心全意为畲村妇女接生，不管白天黑夜、狂风暴雨，随叫随到，先后安全接生计530多人。其中还曾处理过12例“臀先露”、“单足先露”、“脐带绕头”、“脐带出血”、“产儿窒息”等异常危产，保母子平安。她先后多次被县人民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获模范接生员称号，得到奖状8张。临老回乡还杖步串门教育年轻妇女注意妇幼卫生，终生不忘接生工作。1975年冬病逝时，许多乡邻赶往吊唁，为之送葬。
民间术士雷择丞
雷择丞（1888-1985年），乳名神丰，八都猴盾村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幼随其祖父、伯父攻研星学，精通五行地理，中年设立“趋吉堂”为人择吉。一生中为人择墓穴造坟千余家，择吉地建房300多座。足迹走遍宁德和福安下白石、荷屿、大洋一带。晚年还带徒四人，均成技艺。
他为人祥和，心地宽厚，常抱劝善敬祖之心，劝导晚辈敬老尊祖。为人择吉，不计较“红包”多寡。30年前，曾有一次到福安下白石大洋村，为富户李家择地造墓。在其家遇上长工雷奶勇。他见奶勇为人忠厚，孝思溢于言表，常念家贫祖骨飘零未安。感其情真，顺手为其择一吉地，并赠送他七百斤石灰，助其营葬祖骨。事过十年，果然孝者得福，儿孙长成，家道发富。某年，雷奶勇特地选送择丞爱吃的红熟荔枝一袋，亲自上门致谢。其后，年年荔枝敬新不缺，两家遂成亲戚往来。
1985年择丞病故，寿九十七岁。远近亲朋闻讯都赶来吊唁。后来，《雷氏族谱》续志，村人特为其添写一笔颂赞曰：“君承祖父伯兄星学真传，趋吉避凶，极力研究，诹择家近悦远来，门庭如市。又兼厚重大风……此所谓人杰地灵，亦籍地灵而人杰也。”
烟亭“武师”雷经荣
雷经荣（1909—1960年），金涵烟亭村人。生于清宣统己酉年（1909年）12月7日，卒于公元1960年2月13日，寿52岁。他自幼跟随长辈学习武术，得上金贝“钟家拳”真传。青年时，体力过人，拳脚灵巧，但为人忠厚，从不恃术出拳欺弱。家贫常肩挑柴草上宁德小东门出卖度生。一次，小东门地痞见他老实可欺．硬逼他过秤柴担交纳街租。他与地痞争辩了几句，即遭拳击，气愤不过，双方遂交上了手。煞时赶来五六个打手对他进行围攻。他只得耍开手脚把这帮流氓打得东倒西歪，并抢过那把欺人的歪秤，当众折断，宣称：肩挑买卖不是摆摊，哪有强纳街租的道理，山民肩挑柴担出卖已是命苦，那堪再有欺凌，今后如有再见，我决不饶。说得全街肩挑小买卖者皆点头表示赞许。自此，他在城关出了名。
1953年，他已45岁，但身体仍十分硬朗。这年春，有一头野山猪窜到烟亭村农地里拱吃蕃薯。村人雷回春提械追击，未近身即被山猪一口掀翻，幸好经荣赶到，奋起神力扑了上去，抓住猪耳，想按住它，不想反被野猪回首咬住手腕。他忍痛，死死顶住，终于将野猪打死，救了回春也为村人除了一害。
晚年，他被罗源县族人聘请去教习拳术，其间，他谆谆告诫下辈，学武为健身，要有武德，不能乱伤人，才称得上“武师”。因此，他也被后人尊为“武师”。
“相猪”能人蓝永城
蓝永城（1901-1982年），金涵前岭村人。生于清光绪辛丑年（1901年）。因家贫，农暇靠上山讨薯榔出卖为生，后随伙贩卖猪仔助度家计。经过长期实践，掌握了一套相猪绝技。1952年，他被宁德县食品公司招收为城关食品站屠宰场工人，一直工作多年。1982年病逝，寿81岁。
他在公司里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在评猪定价时，大公无私，一丝不苟。每日总是起半夜烧汤为屠宰当日的上市猪做准备，然后自己才上桌吃早饭。饭后，乡区群众正好把猪仔送来，排队等候评价。评猪一开始，他就忙的不可开交，接二连三有时连午饭也无暇去吃，只好买半斤土黄酒边喝边评。俗话说：起三早等一工，他的工作量要比别人多一半。
1956年，宁德县食品公司评猪标准分七等（甲、乙、丙、丁、戊、特等、不列等）。甲等猪，净肉要达77公斤以上；乙等猪，净肉要达74-77公斤；丙等猪，净肉要达71-74公斤；丁等猪，净肉要达66-77公斤；戊等猪，净肉要达61-66公斤；特等猪，净肉要达80公斤以上；净肉不满60斤者不列等。每年公司要在城关收购八千至一万头生猪，均由他过目评估，其准确率竟达百分之九十九，因此，大伙都赞他“神”。但也有人不信服，特地找他赌“评猪”，结果总是永城获胜，传为佳谈。
1966年，福安专区在福鼎县召开各县食品公司负责人和评估生猪人员的联席会议。会期中进行了评猪比赛，由专区工作人员选定三头生猪进行现场评估。结果宣布永城所评两头准，一头估差一斤，这场比赛宁德县评一等奖，从此他更出了名。
1971年，永城的老相识，蕉城碧山向阳村雷兴加怀疑关于他的传说，于是把养成的两头毛猪特地送到县食品公司“见斤”，指名要永城给他评估。永城用手量一量猪身，托托猪肚，前后左右相相猪身架，就断说：“大的一头评乙等，净肉151斤；小的一头评丙等，净肉143斤。兴加争辩，要两头都评乙等猪。永城坚持说：“朋友归朋友，评等归评等，你如不相信，明早六点前来，我亲自给你过秤‘见斤’，如何？”第二天早上，兴加赶到屠宰场，亲自过秤“见斤”，结果大的一头实153斤，小的一头实142.5斤，全场为此佩服称赞。兴加至今念念不忘。
“草鞋郎中”钟乃献
从宁德城关北门外，向东望去，那层峦叠翠的群山中有个名叫金贝的村庄，住着数十户畲族人家，他们世世代代靠种田为生。这村中有一位医生叫钟奶献，祖传医术传到他虽是第七代了，论名气还首推于他。
据说，他祖上对传授医术的选才很严格，必须是勤耕苦读，心地善良者。故子孙虽多，一代只传一两个，医术学成后，又不脱离种田的祖业。
再说这钟奶献为人敦厚，自幼聪明，又很勤劳，日耕夜读，农学并进。他从医后，不仅继承了祖宗那一部分宝贵的医学遗产，还吸收前人和民间许多有用的东西，以丰富自己的医学知识。
钟奶献医生学问全面，尤其精于小儿麻疹的防治，确有妙手回春之术，他手上不知救活了多少人，这些人不仅是畲族的兄弟姐妹，还有汉族百姓。
解放前有一年，这里麻疹流行，死去很多小孩。宁德县城有个姓黄的人家，生活比较富裕，夫妇二人都已年近半百，膝下只有一个八岁的男孩子。这男孩也染上麻疹，高烧不退，虽到处寻医问药，不仅不见效，其症状还越来越重，已处于昏迷状态，生命危在旦夕，有的医生看后摇摇头走了。老夫妇二人很失望，日夜守候在床边，哭哭啼啼。这时，有个好心的邻居向他介绍说，请金贝钟奶献医生来试试看。
县城是个既繁华又复杂的地方，各色人都有，他们看见这钟奶献医生身穿苎麻粗衫，脚着草鞋，肩背褡裢，腰插竹烟杆，腋下夹一把破伞，都瞧不起他，认为这庄稼汉有啥学问，怎会治疗这危重的病人。同行者，都以鄙夷不屑的目光在看他，等待着他当场出丑。那些无所事事的社会帮闲，更想从他身上找到插科打浑的噱料。
钟奶献医生来到城里黄老汉家，问了问病情，又给病孩作过全身检查后说：“这孩子病得很重，要治好很不容易，怎么办？”老夫妇还算是明白人，听出话中的意思，即答道：“钟医生，我老夫妇二人相信你，把孩子交给你了，你大胆下药吧，需要多少钱都可以，不用顾虑，即使有甚差池，也不怪罪于你。”钟医生看黄老汉说的在理，就打开褡裢，取出一种自制的中草药粉剂，用茅草梗挑着往病孩的鼻孔吹进去。果然灵验，只吹三遍，前后不过几分钟时间，病孩就从原来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而变成呼吸基本平衡了，面上渐渐有了血色，眼睛也微微睁开。老夫妇二人原来紧锁的眉头随着孩子病情的好转，也慢慢舒开了。这时，钟医生说：“这孩子的病势虽有转机，其病根尚深，需要服用汤药，才能去邪扶正，把病根除。”说着就随手开了一张药方交给黄老汉。此病孩经过钟医生的悉心调治，终于痊愈了，老夫妇非常感激。钟医生离别回家时，黄老汉送他很多钱，都被其婉言谢绝了。他开诚布公的说：“我带来的草药是自己在山上采的，开的药方又是你病家去抓的药，没付出什么代价，怎敢收你的钱呢？”老夫妇再三要他收下，他还诙谐的说：“我在你家几天受到好饭好菜的招待已足够了，再收你的钱真不敢当。”说着就走了。老夫妇二人见钟医生如此谦逊，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有一天，黄老汉备好礼物特意到金贝村看望钟医生。到了村里，看见钟医生正在田里翻土，握把锄头在使劲的挖啊，挖啊，汗流浃背，非常辛苦。黄老汉见此情景，感叹不已。回家后买了一只耕牛送去给他，他又不收。黄老汉想了想说：“这耕牛等于我那被你救活的孩子来替你翻土种田，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行医救人。”钟医生想想也有道理，才把耕牛收下来。
钟医生在城里治好垂危病孩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传的人多了，还走了祥。说是金贝村有个穿草鞋的畲族医生技术超群，有起死回生之术，某人的小孩死去了许久还被救活等。从此，谁家孩子要是得了重病，就说去请金贝穿草鞋的医生看看吧——“草鞋郎中”的名号即由此而生。
蓝成友的革命事迹
蓝成友（1922-1948年），别名刘志德，宁德三都港口村上半山人。家贫寒，父蓝元锦，生4子，长蓝成、二成友、三成旺、四半山愚。由于生活所迫，半山愚自幼送给福安县人作养子。成友自幼聪慧，处事果敢，得其父疼爱。9岁时即随父兄劳动。未成年即为家庭生活而出卖劳动力，给三都澳地主当雇佣，看管李园，晒制李干。16岁时，被国民党政府抓壮丁所迫，经常流宿山野。1941年10月，被三都联保处抓去顶壮丁补充到国民党军队当兵。1942年，他勇敢地脱离了国民党队伍，在安徽地区参加了新四军。由于他在新四军中表现机智勇敢，翌年被中共党组织吸收入党。后派入闽北游击队担任游击队分队长，转战于闽北一带。其后又在中共福建省委机关特务班工作，很得省委领导人的器重。一次，他在侦察行动中，化装成一位乡下佬来到福州水部的十四桥地方，靠近岗警，乘其不备，夺得一把手枪，大家都佩服他机智有胆识。
1947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为继续打通闽北与闽中游击队的联络通道，派陈世明到闽清县建立中心县委。因缺乏熟悉闽清山头关系和武装斗争经验之人，省委遂指派蓝成友伴同陈世明，再回到闽清县开辟工作。陈、蓝二人从福州经闽侯源口越白岩到闽清县麟洞山头后，扎根革命群众家。白天隐蔽，晚间活动，培训干部，发动群众。同年11月，根据省委“关于发动三十路游击运动”的指示，在闽中组成五路游击活动的部署，组建闽（清）、永（泰）、尤（溪）、南（平）、沙（县）中心县委。蓝成友担任中心县委副书记兼武装负责人，以麟洞山头为基地，加强地下革命斗争。
中心县委成立后，闽清县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成友在闽清县四都麟洞梧桐顶建立起闽清县委领导机关和山头武装据点。1947年底，成友在山头上组织贫雇农诉苦活动，印发《土地法大纲》进行土改分田宣传。次年2月，又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抗丁、抢粮斗争，带领武工队打击反动势力。成友紧紧依靠群众开展工作，使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发展新党员20多名，建立起4个区党委组织，开辟了7个革命工作点，实现了四围八公里的游击解放区。
1948年3月16日，国民党闽清县玉文镇镇长池毓芳，利用当过土匪的张央太、黄虾八，乘黑夜带领便衣队和警察30多人，包围地下武工队员黄振源家，将其捉获，以杀子威胁振源叛变。黄振源变节后，将蓝成友和武装骨干蔡谋建两人以执行任务为藉口诱骗至黄虾八家，遭到敌人的伏击。成友临危不惧开枪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头部中弹，当场牺牲。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
雷林华的革命事迹
雷林华（1901-1935年），绰号“两条柴”，八都猴盾村人。家贫好学。曾逼父送他上八都村小学堂读过数年书。为人聪明，有胆有识。1932年土地革命时期，闽东革命领导者阮英平、赖金彪到猴盾村发动革命时，他率先参加了革命活动。1933年11月担任安德县下南区猴盾乡苏维埃政府秘书兼安德县下南区秘书。他积极配合苏区领导组织工农政权，先后帮助半山、南岗、葛陈坪建立起乡村苏维埃政府。并积极领导群众开展“五抗”斗争。当年正逢粮荒，他带头组织贫农200多人，配合安德县警卫连40多人，到附近的闽坑村向5家大地主进行“分粮”，把地主集中起来，晓以政策，令其交出10多吨谷物。粮食除部分上缴安德县政府外都分给当地饥民。这场“分粮”斗争的胜利，给下南区革命群众很大鼓舞，促进了全区抗租抗粮斗争开展。单猴盾、半山、南岗、葛陈坪等村饥民就抗交八都、宁德城关、福安大车等地l1家大地主25吨多租谷，胜利地渡过粮荒。1935年，国民党“围剿”开始，猴盾乡苏维埃政府首遭摧残。国民党军队交结地方民团多次进村搜捕革命人员。10月某日，林华和乡粮食委员钟坛基在棉坪里雷李监家秘密开会，不幸被偷摸进村的民团发觉，遭到围捕。两人被捕后，经受了百般拷打，始终未泄露半点党的秘密。随后被敌兵押解去福安县。走到中途，林华串通坛基，对押解的敌兵谎说家中尚有步枪一支愿意上交，敌兵信以为真，又押送他俩回村。当他们走到猴盾村边的悬崖边上，两人猛然奋身往下一跳，绑缚他们的绳索带动两个敌兵一起摔下危岩。敌兵当场毙命，他俩受重伤。因当时缺乏外援，被赶来的敌兵抓住押送去福安。沿途遭敌兵报复折磨，两人的耳朵被一个一个地割掉，他俩不呻吟、不求饶，押到福安县赛岐后即被反动派枪杀。
红色医务战士钟维双
钟维双（1919-1978年），又名林辉，宁德八都新楼灵山村人。生于1919年8月。家贫，靠自学粗识文字。1934年春，半山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的父亲钟阿品秘密参加了革命活动，当上交通员，常为革命通讯奔走于下南苏区与梅坑苏区交通线上。这时，维双已14岁，受父辈的教导，对革命有了认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闽东独立师奉命在霍童桃花溪整装待命，北上抗日救国。18岁的维双由其父亲自送到桃花溪报名参军，随军北上。维双入伍后，被组织选派进新四军医疗队培训，其后一直从事部队医疗工作。在战斗中，他勇敢机智，常能圆满完成战场救治任务。1938年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当年10月在皖南南陵县战役中担任战地卫生员。1941年7月参加谢累头围战斗担任战地医务员。1943年在新四军二师被评为战地医务模范工作者。1946年8月提调到华东军区党校担任医务主任，同年10月在华东军区卫生部第七医院任医保股股长。1947年9月在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卫生部野七院担任医务副主任。1949年8月调到第三野战军后勤卫生部医务处任医务主任。1951年他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担任东北军区第三野战医院医务主任和十四陆军医院副院长。他发扬了连续作战、机智勇敢的革命作风，组织战地抢救．救治了大批志愿军伤员，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出积极贡献。1956年4月，被调到福建军区后勤卫生处担任医务科科长，6月又调任福州军区后勤卫生处医疗预防科科长。1960年8月调任九二医院任医务副院长。1963年任第十野战医院院长。1970年2月担任陆军三十一军后勤部副部长。他在平时工作中发扬战争年代那股热情和干劲，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就是在患病期间，仍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头完成各项任务。
他参加革命41年，在医务工作上发挥其专长，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1978年10月12日因病在厦门一九四医院逝世。
老区人民的好代表雷全木
雷全木（1910-1984年），霍童大石村人。出生贫农家庭，在旧社会深受压迫。民国21年（1932年）共产党人颜阿兰来村发动革命，他积极参加地下革命活动。次年红军在天峰院村建立起后方医院，在梅坑村白岩头建起伤病员疗养所，全木即带头和钟神全、钟陈坤、钟神灼、钟学顺、钟伏时、钟崇品、钟伏清、钟木清、雷陈顺、雷陈安等组织起六副担架队，抬送转移红军伤病员，对付敌人的“围剿”，不管雨天黑夜，跋涉于深水危涧中，历尽艰辛。后期，他还担任上天峰院党支部书记，坚持地下游击战争。
解放后，他模范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带领群众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他热爱集体，先后当过互助组组长、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大石副大队长。在1960年的困难时期，他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兴修水利，垦种粮田，利用竹木资源发展副业生产，帮助群众渡过难关，深得村民爱戴。他被评为县劳模3次，并当选过党代表、老区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县供销社代表。1952年至1956年雷全木出席过福安专区老区代表大会。1963年出席宁德县少数民族代表大会和县第三次党代表大会。1971年出席宁德县第四次党代表大会。1964年3月出席福安专区老区代表大会，代表宁德县老区人民在大会上发表了《忠诚老实、热爱集体》的讲话，博得全区代表的赞许。晚年，他休养在家，仍十分关心村里工作，党的组织会议从不缺席。1984年10月病逝。
天峰亭老党员钟陈坤
钟陈坤（1906-1982年），虎浿桥头天峰亭村人。1932年，颜阿兰来村发动革命时，就暗地参加了革命活动。早先他帮助红军游击队站岗放哨、送信。1933年后，天峰院、白岩头建立起红军后方医院、服装制造厂、伤病员疗养所，他和雷全木、钟神全、钟神均、钟崇顺、钏崇品、钟伏时、钟伏清、雷木清、雷陈顺、雷陈安等组织起六副担架，专为红军伤病员抬送转移，对付敌人的“围剿”。他常黑夜攀山越涧，不打手电，不出一点声响，肩抬伤病员摸索前进。历尽艰辛从不叫苦。其后，革命交通站成立，他即担负了交通（通讯）工作。1936年陈坤加入地下党组织，直接为红军首长叶飞通讯联络，曾经几番风险。1948年国民党反动军队“围剿”天峰亭，全村4座大院落全被烧毁，他只好离家，躲进天峰顶草寮里，坚持革命活动。他开荒生产，节衣缩食，支持红军和游击队，直到宁德全境解放。
解放后．1959年4月，组织上批准他重新履行入党手续，担任生产队长。他带领村民重建家园，提出“向荒山要地，要荒地献稂”的口号，组织劳力垦荒。经半年努力，计开出20多亩山岗农地，插上地瓜。开挖水渠，垦种水稻6亩。当年就帮助村民解决了口粮问题。第二年又开垦出19亩水稻田，并推广良种，进行精耕细作，粮食得到大丰收，村里恢复了生机。在他领导下，天峰亭村经过3年恢复，到1963年全村粮食总产已达4565公斤，村民开始养猪、牛、羊，盖上5大座新住房，生活好转。1978年3月，他当选上宁德县人民代表，出席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他兢兢业业一直为党工作。1982年因病逝世。
雷应清的戎马生涯
周玉璠
雷应清，原名雷应庆、庆兴，祖籍蕉城区洋中镇溪盘（旁）村，畲族。1922年出生于省溪一个农民家庭。1936年参加革命，从当战士到任省军区军职顾问，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雷应清自幼年起，就帮助家中干农活，上山看羊、砍柴打草。10岁开始，父母送他上私塾，一边念书，一边帮助家里继续干些农活。经过四年的勤劳苦读，这位畲族少年已能熟读不少古典史籍，知书能文。当时，他的出生地省溪村是工农红军闹革命的地区，他耳闻目睹懂得一些革命道理。1936年他14岁，就与堂兄弟雷应秋一起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在坚持三年（1935—1937年）游击战争时期，在独立师一纵队任文书、宣传员，曾参加过霍童、八都、洋中亲母岭等战斗。1938年春，闽东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从当年直到1940年均在新四军3支队与2支队任宣传员、警卫队长等职。1940年调任新四军6师16旅特务连政治指导员。此间雷应清同志参加了著名而悲壮的苏南抗击日伪军的“塘马血战”，立下战功。
塘马是个百十户的村庄，坐落于江苏溧阳西北约20公里的丘陵上，处于沪宁杭军事要地。当时，新四军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后方医院、被服工厂、修械所、旅部教导队等，都驻扎于塘马一带方圆不足20平方公里的19个村庄上，是苏南茅山地区抗日根据地之一。1941年11月27日晚，日军南甫旅团集中步骑炮兵3000余人、伪日军800多人，从东北、西北、西南三方面突袭我塘马村东北的无名高地，妄图偷袭我旅部领导机关。当晚，由雷应清等率领的特务连抢先占领主阵地，从28日凌晨5时起经3个多小时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杀伤敌近100人，自己伤亡32人，阻击了敌人，赢得时间，使旅部机关胜利突围到王庄一带。当雷应清与余部掩护机关南移至王庄时，日军又组织两千余人，想强占王庄后周桥，短兵相接，战斗激烈。雷应清组织连队70余员配合48团2营，在桥头东展开多次冲击和反冲击战，最后在桥上进行肉搏白刃战，双方伤亡均很大，该连指战员有的与敌同归于尽，有的不愿当俘虏而壮烈牺牲，全连120人仅剩少数后勤人员和伤员，雷应清也中弹负伤，仍坚持在王庄周围与敌周旋“磨墙角”，战斗持续11小时，终于掩护新四军苏南机关顺利冲出重围，转移到安全地带。最后，雷应清与通讯员、四班长等舍命打出一条血路，才突破虎口。战后，他受到师部领导的表彰。他在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而撰写的《塘马血战》一文中回忆道：“塘马战斗，是一次可歌可泣的血战，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与日本侵略者，在一个局部地区，作敌死我活的大搏斗”，这次战斗，“掩护了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在王直和王胜同志的率领下，1000多机关人员胜利地突围，对整个苏南地区的抗战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今天，50多年过去了，雷老仍深深地怀念着曾经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英勇献身的首长与战友，他悲痛地说：“回首往事，我深切的缅怀和悼念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的罗忠义（旅司令员）、廖海涛（旅政委）同志和所有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同志们！”道出了这位革命老军人的高尚心怀和崇高的革命情谊。被他无限怀念的还有诸如雷应秋等无数革命战友和烈士。
塘马血战之后直至1945年，雷应清仍在新四军6师16旅教导大队干训队担任政治教导员兼教员，为培养和教育我抗日部队指导员耗费心血。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奉命到华东野战军6纵队任组织科长，担负组织及干部工作。1947年又调任6纵队16师46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治委员等职，驰聘于华北、华东等疆场上。他参加过著名的山东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河南开封战役、豫东战役，同时还亲历淮海、渡江大战役。在震惊中外的渡江作战中，雷应清所在的47团为先头主攻任务，受到军区的表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雷应清同志被国务院授予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级勋章。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刚结束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战火蔓延至东北鸭绿江边。雷应清积极响应祖国“抗美援朝，保卫家国”的召唤，于1951年毅然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团政治委员，在朝鲜战争上同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英勇抗击侵略者。1951年3月至1953年，他在志愿军76师历任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为保卫朝鲜国土安全、为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1952年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授予他二级国旗勋章。
回国后，为适应社会主义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新形式，为提高军事、政治理论水平，1954年雷应清进去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系学习，从硝烟弥漫的沙场来到和平宁静的高等军事学府进行深造。1956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在学院期间，他由军队指挥员变成学生，经历了从拿枪杆子到握笔杆子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为了更好报效祖国，他克服文化基础差的重重困难，刻苦钻研科学文化知识，终于圆满完成学业。1957年夏，这位畲族上校军官毕业后，回到福建，在省兵役局任副局长，从此转入地方武装建设和实施国家义务兵役制的领导工作。五十年代后期，福建省军区成立，雷应清于1960年改任军区后勤部政委直至1970年。自1971年至1979年改任福建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71—1975年，他因坚持原则，反对倒行逆施而被排挤迫害，无法正常工作达三年多。“文革”结束后，落实干部政策，才得以恢复工作，仍任军区政治处副主任。1980年他升任福建省军区军职顾问，1989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级红星勋章。
雷应清同志戎马一生，胸怀祖国，心存人民。1954年4月15日，雷老从朝鲜归来不久，从省城动身，经水陆辗转长途跋涉（那时公路未通），第一次回到阔别近20年的故乡，往返一个月，在出生地（省溪）住有五、六天。白天他出去探望乡邻故友、老干部，夜间，邻村许多乡亲怀着崇敬的心情，打着火把沿山间崎岖小道，来看望这位身经疆场，屡建功勋的“老乡”，向他诉说家乡的变化和新生活的喜悦。雷应清同志也谆谆嘱咐乡亲们要珍惜无数人流血牺牲得来不易的新日子，鼓励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改变“穷白”面貌。40余年后，已经离休的雷应清仍念念不忘故乡人民，1995年10月21日—23日，不顾74岁高龄，第四次偕夫人查宏达返宁，见到宁德市和家乡洋中的新变化，感到无限欣慰和由衷的高兴。他为正在编纂的《洋中村志》留下了“发扬洋中人民勤劳创业的革命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洋中再创新辉煌”的题词。雷应清的光辉业绩和为人民甘于奉献的精神，在宁川大地感人至深，广被传扬，确实是我们应当认真继承的一笔宝贵财富。
闽东第一“飞”
——记共和国第一代畲族飞行员钟承全二三事
蓝永泉
钟承全（1930.10—2014.5）出生在宁德漳湾又加塘村一个贫苦的少数民族家庭，15岁那年，被强行抓“壮丁”到国民党军队当勤务兵，他对国民党有着切齿之恨，在押解的途中，曾多次设法逃跑但都未成功，反而还多次遭受毒打。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结束，他作为一名“解放兵”光荣地加入了解放军三野二十三军六十八师二〇三团。
1948年底部队向长江以南推进，开始进行渡江作战，国民党在长江沿岸驻守重兵并设置无数的明碉暗堡，最险毒的一招是国民党防守部队把炸药装进汽油桶里，暗藏在长江沿线的河床上，就像一桶桶水雷炸弹，船一旦触及到就会立即爆炸，妄图以此方式阻止我军渡江。在渡江时他所乘坐的木船快到对岸时，船的尾舵刮到敌人设置的汽油炸药桶的引线，顷刻间船被炸翻，40多名战士一下子被抛向空中，纷纷落水，船老大当场牺牲。由于当时部队里大部分是北方兵，水性较差，落水的士兵成了旱鸭子，眼看战友们有被江水冲走的危险，他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一连救起十多位战士，回到岸上时，发现郝栋灿连长还在水中挣扎，他又奋不顾身地跳入水里，用枪托把连长顶出了水面，吃力地向岸边游去。上岸后，人已筋疲力尽，好一阵子浑身肌肉都在颤抖，路都不能走了。他说，当时倘若炸药桶炸着船体，40多人的性命就有可能葬身长江了。回想当时的惊险情景，他至今还心有余悸，这是他记忆最深的一次。强渡长江取得胜利后，驻守在长江沿岸的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我军所向披靡，很快解放了杭州、苏州、上海等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底钟承全同志被华东军区选送到河北保定空军第六航校训练飞行。在航校学习将近一年时光，1952年9月的一天上午10时许，钟承全接到上级通知，让他候机待命出征朝鲜，听到这个消息，他显得既紧张又兴奋。当时中国空军的力量还非常弱小，装备也十分落后，但年轻的飞行员们个个都满怀豪情，同仇敌忾，誓与美国空军比个高低。中午12时，他驾驶着苏制米格－15小速型战机在后卫左侧，当飞行到朝鲜战场上空时，从飞机上鸟瞰地面看到驰骋疆场上满山遍野的卡车、坦克、大炮以及志愿军战士，地面上浓烟滚滚、战马嘶啸，场面十分悲壮，震撼人心。正在兴奋之时，突然耳机里传来基地指挥长的命令：“103！（当时他的飞行员代号）左航30°逼近三八线，配合苏军空军拦截美军战机。”他迅速拉杆爬升，加大马力，往左航30°向三八线猛飞。他信心十足，决心要狠狠打击美军侵略者，让敌人明白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当他们靠近三八线时，苏军空军已成功拦截并击落了一架敌机，美空军仓皇而逃。空战结束，接到返航的指示，他驾机安全返回到基地。之后他还多次飞越朝鲜上空，但却没有机会参加空战。老人家显得十分惋惜地说：虽然没能亲自把敌机击落，但在强敌面前我们毫不示弱，而且表现得十分勇猛，给敌人造成极大的压力和强大的震慑作用。
1961年9月30日国庆节前夕，钟承全到昆明巫家坝执勤一般气象空中作战任务飞行，这天天气非常好，晴空万里。他驾驶着米格－15B式战斗机，开始对云南边境进行例行巡视。当飞机飞至思茅地区上空时，机舱案台雷达仪器屏幕显示出两个亮点，他立即意识到情况异常，马上集中精力仔细观察亮点运动方位，并迅速进行“锁眼”跟踪。大约10分钟后，在北偏东方位38°45′距离900米的远处，发现来自台湾的两架国民党飞机。他一方面听从地面指挥长发出的指令，另一方面向敌机迎去。敌机也发现了我方歼击机，瞬间就像惊弓之鸟，急速以大角度掉头往东南方向急逃。这时，我方三架歼击机也出现在他们身后，对敌机形成围歼之势。然而当时我们是小速型战机，无法对敌机进行追击拦截，只好眼睁睁看着让敌机溜走。老人家叹了口气说：一个国家只有强大的空军才能有强大的制空权，才能让来犯之敌闻风丧胆，不敢轻举妄动，才能维护祖国的尊严，保障国防的稳固。
1969年，钟承全转业回到地方，在宁德县公安局工作，于1978年离休。他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代飞行员，曾经几度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不仅捍卫了祖国的领海领空的安全，也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蓝香妹翻身记
王致纯
这是66年前，曾发生在笔者故乡—原宁德县漳湾区濂坑乡濂坑村的一件真实故事。
今年春节，闲来无事，随手从案头上抽出一本编纂于1995年的《宁德市志》（今蕉城区），翻开一阅，在卷首《大事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事中，见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1950年2月，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蓝香妹互助组在濂坑乡井上村成立。
蓝香妹，女，畲族。由于她是我的同村人，此记载不仅引起我对这段历史的钩沉，浮想联翩；就连她当年英姿飒爽的人物形象也已浮现在我眼前，挥之不去。这一陈年旧事，今随时间推移，记忆虽是零碎的，内容却真实感人。
追忆既往，蓝香妹在我童年时的眼里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嫂，面庞圆润，体魄健全，其夫钟庆顺，个子矮小，面黄肌瘦。夫妇二人，早年来到濂坑村，起先靠打工和拾荒为生计。1946年本村扩建“东濂堂”，祀唐相宋璟（广平王）为主的综合性大宫庙时，庆顺当上“宫公”，即居住在宫边一撇榭的公房里，负责本宫神明的香火和环境卫生，算是正式落户到濂坑。
旧社会，当“宫（庙）公”的人，除服务于本宫（庙）的神事活动外，还兼抬轿夫，或充当红白喜事中的唢呐手。上述服务，均有酬劳，人们都要留下一些祭品给宫（庙）公，故谓“做福免不了宫公的一份（礼品）”。从前，小脚女人（缠脚）出门，或急病请医生，都得打轿，要给抬轿人的脚力钱。家中如遇婚丧喜庆，雇用乐队，少不了吹唢呐的，应给红包（现金）。此外，按照村规民约，每年的早、晚两熟收割稻子，让本村“东濂堂”和“妈祖庙”的宫（庙）公挑茶水到田间去换谷子。有人下田收割稻子时，“宫公”在家熬上一大瓦罐的粗茶水，干炒一锅盐酥青豌豆（本地人叫麦前豆），用一小布袋装着，一起挑到田间地头去，按每个楻埕（打谷场）的人数，各给撮上一把豆子放在他的扁担竹节格内，让农人就着茶水嚼豆子，然后割稻的人也即按人数从木楻里捧出多少捧的谷子给他。估计割完一熟稻子，“宫（庙）公”得个百来斤谷子是没有问题的。一年两熟，就是三百斤干谷，也基本达到一人全年的口粮标准。这事，在我儿时的脑海里打下一个深深的烙印。其时，村上虽有两家送茶换粮的，但他家的豆子好吃。我是在校学生，节假日之愿意跟随大人到田间地头去，为的就是想吃他家的豆子。
蓝香妹随夫到濂坑后，生活在这沿海平原的汉族大村落里，仍然保持其本民族的特色，服饰没有改变，也与汉族男子一样，参加农业生产的重体力劳动，村人多叫她劳动者。因为她家不种地（其实没有土地耕种），平时就上山砍柴（一种烧火做饭的芒草）出卖，到收割稻子时，成了拾荒者，身背篓子，手持刷子，去田间地头扫楻埕（打谷场）、捡稻穗。收地瓜季节，就拾小地瓜或挖掘被遗漏在地里的地瓜块切丝晒干存起来。这样，一年下来，搞个百来斤的原粮也是有的。
后来，到我能知事起，蓝香妹也有给人打工，收割稻子，还成为村中一把好的镰刀手哩！这割稻子是个弯腰活，她这时年轻，身强体壮，眼明手快，加上早出工，收割的效率要比别人提高二成多。她熟悉村上耕作者的每一片土地，所以，只要在第一天晚上告诉她，明日要收割那个地方的稻子，第二天清晨，便会到达田里割稻，待到田主吃了早饭，挑着木楻和箩筐到地里，她一个人已先割下一大片稻子来了。然后，大家齐上阵，再割一会儿，便可开始打谷子。这样，田主上、下午各有一担谷子挑回家，这一天的活可提早收工，故人们都愿意雇用她来收割稻子。当时，雇人割稻子是用实物来付酬的，至下午收工时，任从雇工装满一篓子稻谷（约水谷25斤），并把楻埕留下给他打扫，也能搞到三四斤的谷子。蓝香妹在这时候，即把身上围的一块青布肚兜解下来装上，一起背回家。到次日，田主便会发现，经她扫过的楻埕，不仅干净利落，还将原散落在地上的稻杆都收拾起来，捆好晾开，觉得很满意。
1950年初，蓝香妹在区、乡政府的推荐下，出席全县劳动模范会议。同年11月20日，县人民政府发布《土地改革令》，原濂坑作为全县第一批“土改”的试点乡，于12月开展“土改”。12月18日，由县委派出以南下干部靳德林为组长的一行11人（含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兵团第28军的3名指战员）进驻濂坑，比一般乡提早16天。紧接着，县委领导李天瑞同志（原任县委宣传部长，土改后提为县委书记）也亲临指导试点工作。经过宣传发动、摸底调查、划分成份和（征）没收土地（房屋）财产登记等的工作步骤，至次年2月6日，即农历春节前分田到户，比全县首批“土改”的一般乡提前两个月时间。时我虽年仅十六，因能替南下福建工作的山西老干部翻译语言，已是乡政文教委员和乡团支部副书记，全程参与本乡的“土改”工作，对本乡的这段历史较为熟悉。蓝香妹家评为雇农成份，按本乡人均分配一亩零七厘土地来计算，她家两口共分得两亩一分多地和两间房屋（随家具），因房屋在村内镇冰路，为原地主王某的深庭大院。她夫钟庆顺即以离“东濂堂”太远，不便于看管宫庙为由，故与堂前一家普通农民住户商量，私下作出换房的决定。
“土改”后的农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随着反对封建迷信思想的深入进行，推广全民学文化运动，曾一度将祠堂宫庙变成村民办夜校扫除文盲的临时场所，“东濂堂”也不例外。蓝香妹夫妇虽年届不惑，但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在“东濂堂”开办的夜校扫盲班。彼时，农村无电灯照明，每晚都要做煤油灯的添油、点火、擦灯罩和熄火收藏等琐事。此项任务自然是落在蓝香妹夫妇的身上，直至该扫盲班的结束。
濂坑土改分田后，时任漳湾区党委书记李裕唐同志深入到该乡，调查发现有些得地农民因家庭缺乏劳动力，当年（1951年）春耕早稻无法及时播种，就与县劳模蓝香妹商量组织生产帮工小组。由此诞生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受到县委的通报表扬。
原濂坑乡“土改”试点结束，我即随驻乡“土改”工作队人员离开，赴县培训后，被另派到洋中去搞下一批“土改”乡的工作，时因父母在堂，常回家省亲。迄今日子已久，其历史细节，也就云净天空，渐渐的淡忘了。关于蓝香妹事迹，今凭记忆，简述如下：
一、带头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解放初，由于濂坑是宁德全县第一批“土改”的试点乡，县委领导前来抓点，“土改”工作队力量强、进乡早，工作进度比一般乡快，土地提前分配到户，这也给蓝香妹创造了全县最早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的机会。当然，其中不可否认她的头脑灵活，村中的人缘也好。据说，开始一招呼，就有7户愿意入组，次年即发展到18户。
二、带头交公粮和卖爱国粮。其时，农村经过“土改”，将土地平均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后，农业税也即按照土地的面积和等级分解到各家各户去负担。每到农作物收成时，都得下去催讨。时因政权初立，工作千头万绪，难度确实很大（时未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蓝香妹也是性情中人，知恩图报。本村“土改”分配，她家分得土地和房屋后，非常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而当国家有困难时，她即挺身而出带领全互助组的人交公粮、卖余粮，确也很了不起。其时，宁德不通公路，濂坑乡政府还给这卖余粮扁担队的人挂红花、插三角旗，组织腰鼓队、敲锣打鼓的送出村外，场面可观，热闹非凡，起到良好的影响效应。
三、修复废塘田。在西陂塘未曾围垦前，位于濂坑与郑岐两村交界的濂坑一侧，有一废塘，土名“倒桥”，面积约6亩。为解放前夕被西陂塘的海水侵袭而决堤，塘主是外村人，名字不记得了。1951年2月，濂坑乡“土改”分田后，蓝香妹在村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大批劳力上场，在播下当年全组的早稻之后，经乡政府同意，即转向修复“倒桥”废塘堤，且于“立秋”前告成，并开垦出来，插下晚稻。后来，该互助组的人认为这“倒桥”的塘名不好听，就被改为“蓝香妹塘”了。
四、蓝香妹农业生产互助组，还成为全县第一个有公共积累的生产组织。当年，她把修复废塘田收割的谷子全部作为爱国粮卖给国家后，购置了两头二年龄的幼牛。在农耕文明时代，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犁田翻土和耙地平整都得靠它。因为一头壮牛，一天能犁田2亩多，效率为人工的二十多倍。但牛租较贵，按实物一天的租谷为30斤。蓝香妹是个当家人，善于精打细算，买未成年牛钱便宜，再喂养两年，便可上劳力，下地耕田了。
蓝香妹未曾生育，在村中抱养一女孩，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终身难忘的记忆——我受毛主席接见的往事
蓝贵眉口述郑贻雄记录整理
一
1952年，我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向濂坑村蓝香妹学习，带头在廷坪村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并担任组长，带领村民走上互助合作生产道路。刚开始，我也不知怎么干才好，只是听从上级的指导，事事带头干，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时，主动找群众商量，集中大家意见后再带头去克服困难。比如参加互助组的村民中有的户家庭人口多，土改时分到的土地也多，但劳力少，春耕或者秋收农忙季节生产忙不过来，我就带动互助组里劳力富足的村民支援这些困难户及时完成农活，帮助他们取得粮食好收成，这样既体现了互助组的优越性，又能促进广大村民团结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我也逐渐得到村民的信赖和拥护。
1956年合作化高潮时，金涵乡里先后成立初级社、高级社，各村分别成立生产队。我所在的廷坪畲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了生产队并与琼堂、上金贝、上兰村组合成一个生产大队，并先后参加乡里的初级社和高级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我作为生产队的骨干和妇女的代表，积极带头组织开展生产劳动，连年取得粮食丰收。
1958年全国各地掀起大炼钢铁运动，金涵也不例外。县里派工作队到金涵指导全民炼铁工作，队长是县妇联的干部黄细娟。当时炼铁高炉建在大金溪下游一处名叫“瞑头礅”的溪坂上，有十几座，每座高四、五米。在“炼铁高产周”的运动中，分配各村的任务主要是砍树，烧木炭和洗铁砂。当时各村青壮劳力大部分抽去炼铁工地，日夜加班，分组轮流在高炉旁拉风箱，还有一部分上山砍树烧木炭和洗铁砂。村里剩下的半劳力（老人、妇女和小孩）也被派去洗铁砂。我作为村里的妇女骨干，与男劳力一起，一直在炼铁高炉工地劳动，参加拉风箱，搬运铁砂、木炭等重体力劳动，不仅学会怎样砌造高炉，还学会怎样配料炼铁的技术，与男劳力一样没日没夜忙碌在炼铁炉旁。一天夜里，在赶往炼铁工地的路上，我不慎掉到路边的粪坑里，那时正值12月，天气寒冷，有人劝我回家烧汤洗洗身子再去工地。我怕耽误时间，只到路边水渠里冲洗一下，马上赶到炼铁厂参加劳动。有一次，因炼铁木炭不够，乡里连夜组织干部和各村劳力翻山越岭到距金涵乡30华里外的后溪去挑木炭，我也参加了，工作队长黄细娟因怀孕，身体疲乏，在家休息，结果在点名时被发现没有参加上山挑木炭，第二天就被点名批评，并宣布“插白旗”。
为了提前完成上级下达的炼铁任务，乡领导要求村干部动员群众砸铁锅，捐铁器拿去炼铁，当时很多群众思想不通，舍不得家里仅有的一两口用于煮饭烧汤的铁锅。为了响应上级号召，完成炼铁任务，我带头第一个砸了自己家里的铁锅，在我的积极宣传和带动下，村民也纷纷砸了铁锅支援炼铁。
从办互助组开始到大炼钢铁运动，我处处带头，积极肯干，经常得到上级表扬。1958年9、10月间，省委书记叶飞从福安经宁德回福州时，特地到金涵铁厂参观并与我合影。
在1956年合作化高潮时，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并经受了三年多的种种考验。在“炼铁高产周”中，乡领导要我在一个晚上砌造一座炼铁炉，以供第二天炼铁用。接受任务后，我赶紧让我的丈夫帮助备料，运来耐火砖和泥巴等材料，接着一个人忙了个通宵，终于在第二天早上将新建的“高炉”交付使用。2017年10月笔者采访蓝贵眉（右）我也在这一“炼铁高产周”中获得上级批准，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春，金涵公社在后巷办起集体畜牧场，选调责任心强又积极肯干的人来负责畜牧场的日常管理工作，公社领导指名要我到畜牧场负责养猪。当时，从各家各户集中来的毛猪有一百多头，其中有12头母猪，由我负责喂养。领导再三交代，要保证喂养好，喂不好要“偿命（赔偿）”。我感到责任很重，就格外小心喂养和护理。这时，我丈夫参加公社瓦窑烧瓦，家里没有大人，我就将二个孩子寄养琼堂孩子的姑母家，自己则安心在养猪场劳动。
几个月后，有一只母猪下崽，我因没有经验，又兴奋又紧张，连续几天日夜守候在猪舍旁护理，直到一天下半夜，母猪顺利产下12只猪崽，看着这些活泼可爱的小猪崽，我心里如同一块石头落地，高兴地向场长报告消息。小猪断奶后没几天，突然小猪生病了，口吐白沫，不吃饲料，不久12只猪崽先后死光了。突然遭遇此横祸，我又紧张又害怕，场长和乡领导都到现场察看，了解情况后吩咐：留下一只小猪送兽医检验病因，其余的通通拿去掩埋。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
这事惊动了县里，不久，县长张荣保亲自到畜牧场视察，我心里更加忐忑不安起来。张县长了解情况后，笑着对我说：“你不要害怕，小猪是因感染瘟疫而死的，你是没有责任的。现在因粮食困难，许多人都离开畜牧场，只有你能克服困难，坚持留下养猪，并成为积极分子，值得大家学习。”张县长的话使我得到安心，感到上级领导对自己这么信任和看重，自己更应该积极劳动才对得起他们。过了几天，县里派七都公社副书记林和汉的爱人（专业干部）到养猪场指导饲养工作，她很朴实，平易近人，了解我的情况后，一到场里就主动帮助我喂猪，切猪菜，打扫猪舍，好让我有空闲回家照顾一下两个孩子。从此我与她常有交往，成为好朋友。
二
1960年春，各地开始出现粮食困难，畜牧场许多人离场回家了。这时供应场里的粮食中，大米是供给母猪和小猪当饲料的，而场里职工吃的却是地瓜米，当时我和大家都很自觉，一粒米饭都不敢沾嘴，谁若是违反规定偷吃米饭，是会被严肃处理的。由于畜牧场的日常管理事务多，劳动艰苦，许多人不安心工作，场长接连换了7个，但我一直坚持安心在场里劳动，当好饲养员，所以很受各级领导的看重。
这年年中，县毛猪仓库领导阮书记来畜牧场检查工作，她对我说：“将猪圈清洗干净后回生产队吧。现在琼堂大队要分为四个大队，县领导已经研究过了，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担负起亭坪大队的工作。”
1961年，我开始担任亭坪村党支书（一直到1976年），那时正是粮食歉收，农村普遍闹饥荒的困难时期，我一如既往，团结带领村民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度过难关。六十年代初，亭坪还没有办学校，畲族小孩没地方念书。我利用1959年宁古公路建设初期工程指挥部常常借用我家开会，与指挥部领导会熟悉的机会，以亭坪村党支部的名义向工程队领导提出将工程队闲置的工棚一座送给亭坪村建设简易学校的要求，得到工程队领导的同意。我就发动全村群众将工棚拆卸搬到亭坪，搭建起一座约30平方米的简易校舍，同时又跑金涵公社和县文教科争取支持，终于办起了亭坪畲村小学（初小校），当年就有十几个小孩在这学校读书，这件事受到村民的热烈称赞。
1964年，我光荣被推选作为宁德县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福建省少数民族参观团”，进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国庆庆典，并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时宁德地区有9个代表（一个县一个），其中三个是女的（宁德、霞浦、罗源）。我们一行是1964年9月27日动身，28日从福州坐火车，三天三夜，9月30日到北京。我和参观团团长二人应邀坐小车，参加人民大会堂晚宴。宴会规模很大，有300多桌。当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出来接见时，全场欢声雷动，我激动地站到凳子上不停地朝毛主席挥手。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时刻，五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仍在我的脑海里，一想起来，就历历在目。
在北京参观几天后，10月5日参观团一行到人民大会堂参观并受到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至今，我家里还珍藏着当年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与全体参观团的合影相片。
那时候当村支书是没有任何报酬的，除了经常到公社开会和回来传达及布置任务外，我每天都要参加集体劳动，与社员一样按工计酬。担任村支书15年，我手上仅仅因大队公务活动开支过300元。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各地掀起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运动，在这种形势下，许多领导都被迫作检查，挨批斗，大搞人人过关。此时，在亭坪村也有少数人提出要组织生产队长开会批斗党支书，可是生产队长都不愿意参加。听到这消息，我想，自己从互助组以来，担任组长、妇女干部和党支书，从来是积极带头从事集体生产劳动，没有拿丝毫的公家报酬更没有贪污行为，身正不怕影子斜，要我检查就检查，免得让人讲闲话。于是，我自动挨家挨户去动员生产队长和社员代表参加对我的“批斗会”。因为白天大家都要参加生产劳动，批斗会就选在晚上开。晚饭后，我站在自己带的一张小凳子上，向前来参加“批斗会”的队长和社员代表说，我愿意向大家讲讲这些年所做过的事，愿意老老实实接受大家的批斗。接着，我就一五一十讲了近十多年来参加公社、大队活动以及与社员一道劳动生产的事，一口气讲了一个半钟头，会场上人们静悄悄的听着，我讲完了，也没有人向我发问，我只好站着、站着，又站了一个半钟头。因为明天还要生产劳动，“批斗会”暂告结束。一连三天，大体如此，除了个别人提问一些大队的事务，我如实给予解释外，会场就只有沉默了。第四天晚上，金涵公社党委副书记雷则钦知道这事后赶到亭坪“批斗会”现场，高声对大家说：“金涵公社及亭坪的乡亲谁还不知道蓝贵眉是什么样的人呀！不用批斗了，让她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生产劳动呢。”于是，对我的“批斗会”宣告结束了，我同往日一样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和接受公社的下派任务。
三
1971年全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上级号召推广水稻生产“三改”（高秆改矮秆、单季改双季、间作改连作）和“三化”（连作化、矮秆化、卷秧化）。刚开始时，群众不认可，推广的阻力很大，我一方面积极配合宣传“三改”的好处，一方面组织各生产队队长和社员代表到我县漳湾公社南埕大队“三改”试验田参观学习，用事实教育群众，做通群众思想之后，“三改”实验迅速推开。这一年亭坪大队的水稻生产也就获得好收成，原先亩产只有300来斤，“三改”后翻了一番还多，群众高兴地说：“跟着蓝贵眉干不会错，科学种田能增产”。
1972年5月，我参加县里组织的参观团到大寨取经学习，还在大寨住了一个晚上。当我们爬上虎头山看到满山坡上都是一坵一坵的田地，而田崖都是用小石块垒起时，我真被大寨人的苦干精神所感动了。回到亭坪后，我召开各生产队长和社员代表会议，向大家介绍大寨的参观学习情况。这年冬季，全县掀起以“土”、“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热潮，我和大队干部一起讨论如何改造亭坪村分散在金溪溪坂各处大大小小的贫瘠土地。在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后，从当年10月起利用农闲季节，我带头掀起亭坪村“小坵并大坵”的农田改造热潮。全大队劳力经过3个多月手挖肩挑的辛苦劳作，铲除了一些田头的土墩，铺填了一些低洼地的田土，终于将散布金溪溪坂各处大大小小不规则的田地整理成一块块平整的田地，面积也增加了许多，形成了50多亩的洋田。今天，这些田园都成了国家开发建设的好地块。
1975年我当选宁德县委委员，参加宁德地委党校学习1个月，回家后立即带领各生产队干部社员投入农业学大寨中的农田基本建设，推广新技术新品种，为提高粮食产量而努力，这一年亭坪大队的粮食获得丰收，产量创历史记录，受到上级表扬。
1976年，我已经55岁了，年底，我提出辞去亭坪村党支部书记职务，得到上级批准。1977年，我被派到县少数民族招待所当保洁员，第一次开始领工资，每月40元。第二年又被安排到金涵公社企业办做杂务，每月也是40元工资。1979年企业办下马，我就回到亭坪村务农，还担任了三年党支部副书记，协助支部书记蓝坛团抓好村里工作。
我从小因家庭贫困，没有读过书，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我赶上新社会，靠着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和群众的信任支持走上村干部岗位，与亭坪的群众一起为建设新家园作出努力。我担任村支书十几年来，辛苦忙碌，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当时家里的经济并不宽裕，一直过着紧日子，甚至1964年我被推选参加福建省少数民族参观团时连到北京的路费也没有，后来还是靠贷款及林和汉的爱人赞助我30元才成行的。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怨言，我认为做人就要诚实和勤劳，干工作就要去掉私心，要有积极担当的态度，所以我一直坚持以身作则，干好工作。我的所作所为也影响教育了我的丈夫和子女，他们从没有拉我的后腿，都默默无闻地支持我搞好村务工作。我一直得到上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看重和拥护，我也心满意足了。值得骄傲的是1964年我光荣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荣耀和鞭策，往事历历在目，是我终身难忘的记忆。
今年，我96岁了，长期享受到党的民族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富民政策的恩惠，从过去住草房，到建起了新房，用上了电话、冰箱、洗衣机，看上了电视，日子越来越好过了，现在身体也还硬朗，一家人四代同堂，其乐融融。
当代畲村从政代表人物
区政协资料室
钟雷兴，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南岗畲族村人。1964年应征入伍。1969年转业泉州市公安局工作，1972年调回宁德县，在金涵水库工程指挥部负责保卫工作。七十年代末起先后担任蕉城公社党委副书记、金涵公社书记，宁德县副县长、县长，宁德地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正厅），宁德地区纪检委书记，宁德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建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2005年退休后担任过宁德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畲族宫名誉会长。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撰写《梦里畲乡》一书，2007年由国家民族出版社出版。
蓝秀珍，宁德市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人，1987年7月，福建师范大学毕业，1988年分配到宁德市（县级）政协办公室工作。九十年代初起先后担任飞鸾镇统战委员、副镇长、副书记，石后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宁德县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宁德市信访局局长、宁德市档案局局长、宁德市妇联主席，宁德市政协副主席、宁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福建省民族宗教厅副厅长。
1997年9月，她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五大，随后又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1998年，被全国妇联评为“三八红旗手”。2002年——2012年当选为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蓝慈富，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王坑村人。1964年宁德一中毕业考入中南民族学院，1968年毕业到部队农场学军一年，后到宁德一中任政治教师。一年后，调任宁德县委组织组（即：县委组织部）。1976年任宁德县团委书记，1984年1月任七都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当年的秋季改为七都镇）。1985年7月任宁德县副县长。1988年10月4日，国务院批准宁德撤县建市，转任副市长。1989年7月调任宁德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94年调任宁德地区信访局局长，2000年任宁德市人大常委会常委、民侨台委主任。2003年退休。
钟家尧，宁德市蕉城区金涵乡金涵村下申厝自然村人。1971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1974年毕业后分配宁德县民政局工作，1984年起先后担任宁德县民政局副局长、宁德县飞鸾乡乡长、宁德县飞鸾镇党委书记。1991.06-1993.05福建省民委办公室副主任（挂职锻炼），1993.05-1994.02宁德市委（县级市）常委，2000.09-2003.11蕉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3年11月起任蕉城区政协党组书记，2004年1月起任蕉城区政协党组书记、区政协主席。2010年退休。
2000年被省委省政府评为七届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
附注
注：选自2006年版《蕉城民间故事拾遗》。
注：以上几篇人物传记除署名外均选自2001年版《宁德市畲族志》。
注：选自1997年《宁德文史资料》第八辑。
注：本文是2015年、2017年先后采访蓝贵眉后，根据记录稿整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