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当雷隆琬学完四年级的课程后，就到新楼小学就学，那里离猴墩有10里地。平时，雷隆琬寄宿在新楼村的姨姨家里。姨姨家里的表姐出嫁了，家里的表弟、表妹年纪小，雷隆琬成了家中的孩子王。姨姨很疼爱隆琬，不太管他，而且还时时煮一些好吃的给隆琬添口福。隆琬在学校里学得轻松，老师们都夸奖他考书得高分。但是，他不够勤奋，常常逃学，独自一人或带着表弟妹上树抓小鸟，下河捉螃蟹。校长怕他的成绩掉下来，就时时批评他。可是，他还是一副乐呵呵的姿态，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
  1965年，福安民族中学到宁德招生，隆琬进入了学校的名单。福安民族中学是福建省第一所民族中学，创建于1958年。该校面向全专区的少数民族招生，在开办之初还招到了福州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该校初中毕业生有相当一部分人到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和武汉的中南民族学院去继续深造，读民族预科班。能够到全专区最好的少数民族学校去读书，是畲村孩子们的殊荣，阿婆、阿爹、阿奶、阿姐一家人都为他高兴。
  开学的一天，在乡里当党委副书记的堂叔雷昌珍为隆琬买了车票，并把他送上车。临行前，阿婆整了一大袋上等的明前茶给隆琬，她说茶叶清心解乏，消除百病。姐姐送弟弟到村口，她知道弟弟出远门求学将来能办大事。
  民族中学的生活是轻松愉快的。他上学没有经济压力，读书的学费全免，父亲每个月给5元，加上学校的助学金6.5元和27斤的粮食定量，日子过得宽松。刚来学校时，雷隆琬不善理财，用钱没有计划，月头大手大脚乱花钱，到了月尾就“经济危机”。后来结识了一位高年级的老乡，他们在一起吃饭，菜金由老乡保管。
  洗衣服很费事，他想了一个法子，把要洗的衣服分开，一件占一个水池。这样，女同学来洗衣服时，就没有了池子。于是，他提出条件，帮助洗一件衣服就出让一个池子。每一个女同学帮他洗一件衣服，当他大功告成之际，也是让出了全部池子之时。这种善意而“双赢”的恶作剧，没有挨老师的批评。有一个女同学经常陷入他的套圈，帮他洗衣服，同学们就议论开了，都说他们俩相好。弄得隆琬脸红心跳，从此不敢再设“陷阱”。
  学校每学期要组织学生参加课外劳动，老师带学生到学校的菜地里挖地、整畦、种菜、浇水、施肥。同学们大多数来自农村，干农活拿手，样样菜地活他们都抢着干。到了蔬菜收获的时候，同学们喜不自禁。因为，食堂里可以打到自己种的菜，菜很香，油水很足。
  他一如既往，成绩优良。尤其是数学一科学得最好，常常得满分。教数学的蓝老师也是畲族，隆琬最爱听他的课。学校里成立了许多课外兴趣小组，由学生自由选择，他选了数学兴趣小组，平时，他最爱解数学题。最难读的是俄语，课文里有一个字母读音很怪，是颤音。老师说，这个音就是俄国人也未必读好，据说，列宁也读不好。许多同学都不认真读俄语，觉得读了没用。隆琬没有放弃俄语，他每天清晨都到学校的柳树下，大声地朗读，像一只报春的鸟儿，发出清脆的声音。
  好景不长，只读一年书，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整个学校像炸开了锅，工作组进校，批判“牛鬼蛇神”，大字报铺天盖地，先揪出校长，后揪出老师，再后来连工作组组长也在劫难逃。事态的发展叫雷隆琬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平时自己尊敬的人被剃了阴阳头，涂抹成黑脸，带上高帽，站在革命师生面前，接受批判。
  雷隆琬和同学们走出校门干革命。他们步行串联，到了井冈山、韶山，参观了革命圣地。随之，福安一中、福安农校的学生造反派到地委机关去“炮打司令部”，揪出地委书记批斗。福安民族中学的红卫兵站在他们的对立面，要与他们辩论。第一场辩论会在福安地专礼堂举行。辩论之前，双方想在气势上先压倒对方。造反派们先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很整齐，很动听。民族中学的红卫兵们就唱起《团结就是力量》，歌声把朗读声淹没了。雷隆琬觉得他们先声夺人，取得了初步胜利。辩论会上双方的发言者首先要自报家门，说出自己的成分。隆琬暗暗庆幸自己是中农成分，不是地主、富农，但也有点遗憾不是贫下中农，虽然他没有上台发言。因为，有些会议的开头都有高呼口号，叫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及其子女滚出会场。这时，就有一些人低着头默默无闻地退出会场。他们像纳粹时期的犹太人一样，心惊胆战地过日子。
  “春秋无义战”，对垒双方的唇枪舌箭，无休无止，没完没了。破四旧，押着“走资派”等牛鬼蛇神游街示众，“红色恐怖”一浪高过一浪。继而，两派听从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旗手”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指示，形势急转成了双方动刀动枪的“武卫”的局面。两派的武斗，使处处充满火药味和血腥味。乡下人怕惹是生非，父亲挂虑儿子出事；“茶性易染”，父亲又担心儿子学坏。无论如何雷昌坚要强令隆琬退学回家。短暂的初中校园生活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去北京或武汉读书的希望也化为乌有。1969年，雷隆琬手捧初中毕业证书，回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虽然，他仅实实在在读一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