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1960年开始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波及闽东农村，猴墩村在劫难逃。茶人们的日子便很难过了，饥饿蔓延着整个村庄。村里的年轻人最不经饿，他们多数人患水肿病，那七尺之躯，一个接着一个相继倒下。和村上的茶人一样，志波家族也有人饿死。人们把僵硬的尸体塞进废弃的空墓穴，此时，他们连修新坟的气力也没有了。
  雷昌坚家的男人常不在家，雷昌坚本人仍在八都镇当农具厂厂长，儿子雷隆琬继续在新楼村艰难地完成他的学业。支撑这个家的只能靠三个女人——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这三代女子，就犹如三株风格各异的茶树：母亲“大耳婆”，是虬枝铁叶的老茶树，盘根错节，牢牢地深扎在雷氏家族的基石上；妻子钟秀梅，是经过茶人修整的展齐划一的猴墩菜茶园中的一株很是普通平常的成年茶树，熟悉猴墩的地气，也具备抗拒外界的风和雨能力，具有习见的畲族女性的吃苦耐劳和平和善良；小淑英是一株先天不足的小茶树，贫穷的顽石曾压弯了她的枝桠。但是，她却依靠亲情的阳光雨露，小心翼翼地伸延着求生的根须，舒展着青春的枝叶，吐露着倔强的嫩芽。雷家的家政分工明确：“大耳婆”主政，并由她与小淑英主外。钟秀梅体弱多病，主内。她们三人心甘情愿地品尝着天地间的无尽苦茶。
  猴墩村的水田、山地均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由于大量劳力外出打义务工，家里的农活撂给了老人小孩。办大食堂时，生产队仓库连谷种都已吃光，加上年成不好，产量骤减。粮荒之灾席卷猴墩村。雷昌坚家比较特殊，起初“大耳婆”那积蓄下来的番薯丝还能抵挡一阵子，渡过两个季度的粮荒。随后，和村里人一样，她们捞浮萍，采青苔，挖葛藤根、土茯苓、野菜充饥。又因为雷昌坚毕竟是吃公家饭的公社干部，有固定工资并配给定量的口粮，相对而言，日子比别人好过些。因此，村里人对“大耳婆”她们的干部之家另眼看待，政府给生产队的回销粮就少有她们的份额。那时，县里调集了一批杂粮是番薯片。当地人将番薯切片晒干而成的铜钱状的薯块称为“地瓜钱”。外地的“地瓜钱”一到，卸在远离猴墩村的洋中乡。生产队就得遣劳力去将“地瓜钱”挑回来。那年月能去挑杂粮是一种优厚的待遇，挑一担“地瓜钱”回村者，虽不计工分，但可尽享一餐“地瓜钱”饱饭。这个活一律由男人干，女人无权染指。杂粮到村，女劳力仅分到男劳力一半的定量。
  为了活命，猴墩茶人“冒天下之大不韪”进深山开荒。猴墩村各户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一户选定一处，谁也不过问谁，在上级有关“自由一季”的农村政策没有下达之前，猴墩茶人就暗暗开始“自由”行动了。本来畲民的祖宗就是垦荒的能手，古人云，畲民“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猴墩茶人垦荒得心应手，他们在新开辟的旱地上插上番薯苗时，不忘在园边植上茶树。
  雷昌坚家全是女子开山，钟秀梅身体不好，在家煮饭做家务，“大耳婆”领着小淑英上山。祖母孙女二人披荆斩棘、铲草烧灰，在散发着新土芬芳的处女地上挥锄翻土、整畦耙，“大耳婆”阿婆在前面耙，小淑英在后扦插番薯苗。阿婆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势，她扇动山锄是金蛇狂舞，不消多时，一道道番薯［田连］如众多的黄龙服服帖帖地躺在大地上等着小淑英去“降伏”，淑英满头大汗紧随其后，飞快地扦插薯苗，她紧赶慢赶总是赶不上。待她急出了泪水时，阿婆才停下手中的家什，心疼起小孙女来，她怜爱地递给了茶壶。小淑英咕噜咕噜地吞下清冽的茶水后，破涕为笑了。“娇同慰，老自宽”，祖孙二人在苦涩的汗水中体会着甘甜。
  60年代福安专区召开少数民族工作会议，会议批评了畲族乡村存在着有悖于“社会主义集体方向”的6种单干形式：田地集体，农地单干；征购部分集体，口粮部分单干；田地农地集体，副业单干；扩大自留地，多占“三包地”，缩小集体耕地，明集体，暗单干：稻谷生产集体，夏秋小麦甘薯生产单个；带原耕地完全单干等。乡村的干部们都知道，猴墩畲村也有单干现象，可都睁一眼闭一眼，不闻不问。
  饥荒之年，少见油腥，吃一个鸡蛋就算是奢侈。只有雷家的男人们回家时，才见到锅里的油炸炒菜声。买几斤咸鱼舍不得下饭，有一点白米饭留给他们。雷昌坚在镇里总是省吃俭用，要留下更多的钱与粮票带回家里给村里的亲人。和睦之家，添喜增寿。1961年钟秀梅生下了一个男孩名雷隆琰，隆琬有了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