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猴墩茶人1
蓝炯熹
楔子 远逝的村街
据史书记载和畲民家族谱牒标识，畲民大量迁徙闽东是始于明代。畲民雷天辟也是明隆庆四年（1570）来到罗源尖山大坪兴居立业的。过了3年，因遭兵燹之乱，他的7个孩子，遂散处离居，各奔东西。四子雷光清于明万历元年（1573）旋游宁德九都闽坑堂的猴墩地界，他“见其山水秀丽、地土肥饶，遂卜筑焉”。［《雷氏宗谱》，《源流谱序》，民国十六年（1927年）。］——雷光清成了猴墩畲族村的开基祖。
福建历来有“东南山国”之称，明清时期，闽东北山峦重叠，羊肠九折，鸟道千盘，既蒙住了山民的视野，也锁住了福建与省外的陆上交通。清初畲族文人蓝鼎元《福建全省总图说》说：“自浙东海岸温州入闽，由福宁州（今霞浦）、宁德、罗源、连江，至省城，皆羊肠鸟道，盘纡陡峻，日行高岭云雾中，登天入渊，上下循环，古称‘蜀道’无以过也。”［蓝鼎元《鹿洲初集》，卷十二。］位于闽东北这种山重水复的生存环境里的猴墩畲村，斗转星移，春种秋收，生活本属默无声息，平淡无奇。但是，有两个特殊的机缘却搅乱她习有的宁静，也赐予她空前的繁荣。
其一，两条官道修到了猴墩村。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宁德贡生叶禹为了恢复清初迁界时被毁的官道，“倡捐力辟旧路，百余年废路复睹周行，邑人竖碑以志”，官道“由六都左旋七都至铜镜又分东西二道，一右旋为东路，历福口、洋头、闽坑至福岭头，离城五十里与福安福岭塘交界。一左旋属西路，历九都、霍童等地至咸村（今周宁）。”［清·乾隆《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志·道路》。］上述之“东路”又称“大岭”，位于猴墩村的东部。闽坑还辟有一路，位于大岭以西，并伸入闽东北腹地的更为偏远的“十二洋”，（12个村名均冠有“洋”字，故总称“十二洋”）这一条路穿过了猴墩村。加之，猴墩村离八都镇的霍童溪码头不到15华里，霍童溪可通向三都澳、官井洋，这条海路可达福州、广州、上海。猴墩村既得人工开凿的陆路之利又得天然形成的水路之便。近三百年，那位于猴墩村的东西两条石板路，沿崖接岭，近水穿林，虽称不上王路天衢，但犹如两根琴弦，弹奏着闽东北行色匆匆的人流物流进行曲，拨动着猴墩村三百余畲民大男细女的心。
其二，茶叶贸易诱发了猴墩经济。福建本是我国的重要茶区，闽东北自不例外，宁德“其地山陂，洎附近民居，旷地遍植茶树，……计茶所收，有春夏二季，年获利不让桑麻。”［清·乾隆《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十九世纪是福建茶叶贸易的黄金时代，当时，福建每年不仅茶叶的输出量居全国首位，而且，福建茶在国际茶叶市场也风靡一时。这时的福州南台（今台江）成为重要的茶叶商埠。原因是咸丰初年（1853年）太平军的刀剑切断了“北路茶”，即武夷山茶从陆路运往广州的通道。美国旗昌洋行为了使武夷山茶的出口不至于中断，首先派遣该行的中国职员在茶季携带巨款到武夷山产茶区，大量收购红茶，并循闽江运到福州。同时，该行还包租船只往福州装载这些茶叶，由海路驶出口岸。此举的极大成功，引起了各商家竞相效法，到了咸丰五年（1855年）已有5家洋行“在福州抢购茶叶，竞争日剧”。“福州由是遂成驰名世界之茶叶集中地”。［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这一年，从福州输出1573万余磅茶叶。次年，上升到3500万余磅。逮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突破了6000万磅大关。此时，“福州之南台地方，为省会精华之区，洋行、茶行，密如栉比，其买办多广东人，自道（光）咸（丰）以来，操是术者皆起家巨方”。［《申报》光绪六年（1880年）十二月十一日。］他们每年“首春，由福州结伴溯江而上，所带资本，辄百数十万”。［衷干：《茶市杂咏》。］往返于闽江沿线。商人的嗅觉也闻到了闽东北这片福建的重要茶区。于是，闽东当地的茶商们从武夷山茶产地的闽北请来了制茶师傅，开始揉制红茶，红茶作坊很快便遍及闽东北，时至今日的福建“闽红三品”（即福建三大功夫茶）中之二品，便是闽东北的福安“坦洋功夫”和福鼎“白琳功夫”。由于宁德县为闽东北门户，得交通之便利，为宁德所辖又地处宁德、福安交界的猴墩畲族村遂成了闽东北茶叶的重要集散地。正如猴墩村《雷氏宗谱》所云：“清咸丰、同治时，闽省大开茶局，猴墩遂为商旅辐辏之场，而五都之市集焉。”这时的猴墩村成了福建省惟一的畲族茶叶市场，同时，也诞生了福建第一代的畲族茶叶商人。
这里曾有多家畲民商号茶庄，畲族商人们收购猴墩附近三十六村的茶叶，并通过水陆两路，运往福州。同时，又从福州运回了布匹、洋油等杂货，他们在八都镇办起了京杂店，生意做得甚是红火。猴墩雷氏商家又在本村办起了店铺，招徕过往的路人。每届新茶上市，猴墩村里——人声鼎沸，日日议价声；灯火通明，夜夜算盘响。茶香飘十里，茶歌漫畲山，茶商会猴墩，茶事乐村民——猴墩畲民茶庄财源滚滚，雷氏商号闻名遐迩。
猴墩雷氏茶庄的衰败缘于整个福建茶叶市场的萎缩，加之民国时期的兵乱与饥荒。过去的历史无法重演，昔日的辉煌难于续写。今天，惟有珍藏在猴墩村祠堂中的《雷氏宗谱》记载着当年的繁盛。堂皇的茶庄只留在村民们遥远的记忆里，显赫的商号仅存在村民们茶余的话语中。岁月留痕，商人们的宅院里，还残存着褪色的木制镏金楹联，这惟一值得炫耀当年的符号。宅院的主人，雷氏商家的后代们一如既往的是穑事农功，这是千百年来别无选择而不易变更的祖业。已经分家的叔伯兄弟在这些宅院边，建起了新屋。有些人在自家土屋的墙体上开一个口，在那里摆摊设店，销售村里最必需的日用品和食品。这些店面，很不惹眼，也无法与祖辈的基业相比。
最与众不同的是那一条清代建成的短短的村街，鹅卵石镶嵌成的路面，仅仅一米见宽，10来米长，沿路同向并排的是几家别具特色的雷志波故居店铺，那木制的栏杆，那可随时拆卸的店门板，几经三十六风，二十四雨，均已蒙上厚厚的历史尘埃—村街的店铺显得破败空寂。虽然时过境迁，这些店面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功能，但是它那独有的形态格局，依然吸引着踏进猴墩村的陌生人。每当他们惊叹不已时，村里人便由衷而自豪地诉说往事，如数家珍地介绍着一个个雷氏商号的伟业。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城里来的年轻画家，在这一条村街上写生，他是慕名而来的，他将一幅画留给了村里，并说这是十分难得的村落景观，得好好呵护。村里人没有听他的话，到了90年代，村街铺上了水泥路面，其中一间店面已经改造成了水泥粉刷的平常住屋。讲求实际的村民说，为了好走路，为了好住家。
该留下的留下，该失去的失去，一切均显得平和柔顺。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更迭轮回，当年因猴墩茶事而突兀建起的这一条村街，无论如何是不会自行消失的，那紧挨在一起的店面仍然静静地列队，耐心地等候路人的光临。猴墩这条村街只要存在，则定然充当时间隧道的引路人—间间铺面将叠映家家茶庄枯荣的史影，户户店门将回放着茶人之家的苦辣辛酸。
一、猴墩三杰
雷志波是猴墩村诸位茶商中最有名气与威望者，他是开基祖雷光清的第十一世孙雷天德的长子，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自幼聪敏好学，常走读于闽坑堡举人余干家。他喜读人文历史、五行地理，又豪爽健谈，常与亲友聚在一起，天南地北，谈今论古，还时时帮助乡邻书写信札。他手脚勤快，爱动脑筋，平时，和父母兄弟一起下地干活，干起活来好讨巧。比如，秋天里同伴们上山采箬叶卖给乡下的货郎担，闽东北人用箬叶编船篷、垫红糖、一代茶商雷志波包粽子等。志波的采法与众不同，所获也比别人多，得了钱填补家用。同治五年（1866年）志波的父亲得了软骨病，无法劳动，家里的重担全托付给了雷志波。为了父母和4个胞弟，他起早摸黑，甘负辛劳。
同治年间，福建茶叶市场风头正劲，并波及闽东北，猴墩村靠地理的优势，已经形成了茶叶集市。得茶叶之势，猴墩村里家家户户都广植茶树，忙于茶事。但是，苦于资金和胆识，没有一人能办起像模像样的茶庄。不安于现状的雷志波想作这番尝试，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把自家住屋辟为茶庄，起名“雷震昌号”，并主动与福州的古田茶庄联系，将猴墩村作为茶叶经销点，做起了茶叶买卖。
畲民自办茶庄的消息不胫而走，宁德县赤溪、七都、八都、九都，福安县甘棠、溪填、穆阳等地的畲汉村民闻风而动，都通过猴墩村那东西两条官道，将茶叶挑进村里收购。雷志波凭依自身的智慧、魅力和诚信，生意迅猛发展。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编修的猴墩村《雷氏宗谱》中赞扬他“天资高迈，器宇超凡，海涵地负之襟怀，有非浅局可规也。我兄（指志波）能人所能，人不能能我兄之能”。他扶持堂兄弟雷志满办起了第二家茶庄，商号为“雷泰盛号”。接着，他又带动了其族亲雷成学办起了第三家“雷成学号”茶庄。其他畲村受其影响，也办起茶庄。如际头畲村办起了“雷伏保”茶庄、中前畲村办起了“雷德庚”茶庄。同时，外地茶商也来到了八都镇兴办了“吴兴记”、“鲍乾”、“顺德”、“经永”等茶庄。
光绪年间，猴墩茶市如日中天，每届茶季，远近四邻八乡的卖茶人络绎不绝，他们将茶担停靠路边，排起长队，手持签号，等待收购。此刻，茶庄里更是热闹非凡，过称者的吆喝声，卸担者的谈笑声，此起彼落。卖茶人端起了东家提供的茶水，喝得一身清爽。他们偶尔兴之所至，会脱口唱起畲族茶歌。歌声清幽缠绵，招来了村里的妹子，她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和上一曲—茶庄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之中。
这时，村里的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者也闲不住了，他们纷纷起一个大早，沿着长龙般的茶担走上一遭，从等待过称的每副茶担里顺手牵羊地抓上一撮茶叶，不多时辰，也可以集上十把二十来斤茶叶，就等于一天的收入了。而排队等待的卖茶者并不责怪，却反而乐呵呵地讨好说：“请品尝！请品尝！”
每到茶季，猴墩众茶庄平均隔两天即有百担茶叶装袋出运。一年到头稍作统计，头春茶即收购1500担之多，二春三春能收2500担，年产成品茶达4000余担。那时，大村大户茶农年平均可采收茶叶3担，就是一般的人家也可采收1担左右，每担茶叶的平均价值25块银元，可购得番薯米28担。
这些茶叶从猴墩村运往八都镇岚尾港下水，用运输脚踏船装载，集中三都澳“福海关”茶驳船出口。茶叶到了福州，卸货入仓等手续即由省城茶庄负责办理，押送茶担人只领到一张货运收执，到福州茶行报帐领银即可，手续方便快捷，信用可靠。
茶叶的发展促进猴墩的商机，小小的猴墩村开张了3间屠宰铺、1间南杂京果店、2间糕饼店等，生机勃勃的猴墩村成了宁德七都、八都、九都、十都、十一都等5都的集市。随着茶业的兴隆，雷志波的“雷震昌号”茶庄扩展为“灿记”、“庆记”茶庄，雷志满的“雷泰盛号”茶庄扩展为“满记”、“祥记”茶庄。猴墩茶人还在八都镇置业经商，创办多家杂货店。
乡村里的富裕之家都是相似的，作为猴墩首富的雷志波相继为其4个胞弟完婚，并购置地基营建新房分让于众弟，而自己仍然居住在简陋的祖屋里。他又为其上祖建坟营葬。他主持了雷氏家族谱牒的修撰和祠堂的营造，并独资为村民修路建亭。雷志波的举动赢得乡村叔伯兄弟的一致称道。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雷志波为其母蓝陈妹举办八十寿庆。仪式隆重肃穆，寿星雍容华贵。寿庆成了猴墩村的节日，全村300多人前来祝寿。寿庆之仪，声播十里，远近亲朋戚友均赶赴猴墩；雷志波为5都（七都、八都、九都、十都、十一都）茶叶商会会长，商会员们也齐聚猴墩。顿时，金闪闪、红通通的寿联，铺天盖地；寿庆筵席，通宵达旦；寿庆丝竹，绕梁三日。雷志波的挚友、福州府闽中知县雷铭勋特书“婺星焕彩”牌匾相赠，并派专人送达猴墩村。猴墩村《雷氏宗谱》详细地记载了这件盛事。
在闽东、闽北、浙西、浙西南等地的畲民家族谱牒中，均有《历朝封赠》的专门的章节或者内容近似的专章。这些章节以延续家族的盘瓠传说和河南传说的“皇家之气”和“官宦之家”的传统，历数了大量的具有官阶品秩或雄才大略的“列祖列宗”。这些“列祖列宗”，或者在史书上确有其人，但未必与畲民同宗，只因为他们的姓氏均同于畲民四大主要姓氏“盘、蓝、雷、钟”，便不管属于什么民族、什么家族，一概伪托攀附，以增强畲民家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或者许多人物根本无法考证，也许本身就是子虚乌有，听凭家族的有意塑造，并以此妄添虚荣，借以申张畲民家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声势。猴墩村《雷氏宗谱》中也有《闽省簪缨录》专章，刊载了相类似的内容，即历数闽省37位雷氏政治、经济、文化名人，其中雷志波被公推作猴墩本村的惟一候选人而载入雷氏家族名人录。
在猴墩村民的心目中，还有两位能人，他们虽然没有载入家族文书《闽省簪缨录》，但仍被村民目为猴墩之骄傲，他们与雷志波并称，誉为“猴墩三杰”。其一，即上述的第二家茶庄“雷泰盛号”老板雷志满，他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据《雷氏宗谱》中记载：“公以谨厚持躬，孝父母，睦宗族，爱棣萼，课儿孙，置腴田，兴茶叶，勤生理。为父母营窀穸，为后昆新堂搆。婚男嫁女，诸务部绪。”其二，闽坑堂（农社组织）会长、猴墩雷氏家族族长雷志漛，他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据《雷氏宗谱》载，“翁嗜酒、刚方、尚侠、抑强，见乡邻有鼠牙雀角之争，出而排难解忧，慨当而慷。体先志，勤农业，耕田力穑。课子义方，敬贤思齐。……事理通达。光绪丁酉岁修谱，为董事。乙卯冰镜先生（即雷志波）聚集两村建祠，翁翼赞之，勤其报本达孝之功，于以乐成焉。今则桂兰馥郁，蔗境堪娱，人健时亨，婆娑岁月，是翁直道禔躬，得以清福。”二人为雷志波的堂弟，均得聆志波指教。猴墩三杰在强村壮族的历史进程中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码头官司
猴墩村世代流传着这样的一则掌故：
光绪末年（1900年左右），猴墩村雷氏畲民家族和八都镇的木际村王姓汉人家族打了一场官司。
木际是一个古村，俗谚云：“先有木际，后有八都”；王姓是一个旺族，拥有田庄山林者，比比皆是。以往，猴墩每年有数千担茶叶从八都镇岚尾港木际码头落船，经霍童溪，出三都澳，驶往福州。同时，猴墩商人又从福州置办杂货运回八都镇。一路江海，船只往返，货物起降，都得经岚尾港木际码头。于是，木际村王姓族人便在码头上私设关卡，征收码头占用费。木际村人多势众，猴墩畲民势单力薄，不敢开罪王姓，近半个世纪来，大量的银元白白流入了木际村王姓家族的囊中。
雷志波当然是不能容忍这种不平事的，由他牵头一连几纸诉状，告到了宁德县衙，状告木际村王姓非法设卡，强取豪夺他人钱财。此时的猴墩雷氏虽有一定的经济势力但却缺乏政治影响，几年来用于诉讼费的银元，可以盛放几个箩筐。这些银元还不如打水漂子，还能激起一点点涟漪。
泥牛入海的诉讼伤透了猴墩畲民的心，人们想起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嘉庆七年（1802年）福鼎县童生钟良弼赴福宁府考秀才，县书王望年串通生监，诬指畲民为“犬养”和“贱民”，将钟良弼赶出考场。此事激起闽东、浙南畲民的公愤，在族众的资助下，钟良弼从县至省反复呈控，此案最终由福建巡抚李殿图审理。李殿图主持公道，伸张正义，钟良弼才获胜诉，并考中第20名秀才。此事被编成长编畲族山歌《钟良弼》传唱于闽、浙畲区，深入村村人心。此事也载入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编修的《福建通志》。［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140，《国朝宦绩·李殿图条》。］
百般无奈的雷志波想起了福州府的族亲雷铭勋知县候选，他似乎悟出了一个道理：衙门八字开，不走官路进不来。于是，他特修书一封，专门请村里的几个能言善思的青年人，日夜兼程，赶赴福州。闽中知县候选雷铭勋见了书信，很是同情。他告知送信人说，区区小事，无足挂齿，只要将我雷府的灯笼提一对回去便可了结。送信人将信将疑地提起一对书写着“雷府”两字的大红灯笼，连忙启程回家。
送信人掌着这对雷府大红灯笼，舟行顺水，陆走追风，一路畅通。回到八都镇岭头猪母石时，已是夜深。只见那一对红彤彤的灯笼在浓重的墨色夜幕中游动着，犹如两只巨兽的双眼，闪着威严勇猛的光芒。沿岸的木际村王姓汉人望见了红灯笼上那“雷府”赫然大字，便奔走相告。他们又惊又怕地说，猴墩人请来了老虎，老虎是会伤人的。
次日，八都镇岚尾港木际码头仍然是一片繁忙，但是，那设立数十年之久的非法关卡却自然而然地销声匿迹了，猴墩茶人舒心地透出了一口气。见到此景，雷志波平心静气地点燃了一铜管水烟，猛猛地吸了几口，他终于可以舒眉展眼，开怀一笑了。夜间，他特办了一桌酒席犒劳这些为猴墩茶人做了一件好事的年轻人。席间，他若有所思地反复念叨一句话：事在人为！事在人为！
雷志波曾见到村间道路坎坷泥泞，行人多有不便，便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独资修通了2华里石板道路，直接闽坑堡的官道，便利村里村外茶人的往来。码头官司了结后，雷志波着意出资在闽坑堡的乡道上建一座凉亭，供往来的商旅歇息纳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一座造型美观的凉亭坐落在塔头岭上。
凉亭落成的当天凌晨出现了怪事，附近木际村的公鸡均哑然失声，不能打鸣。木际村王姓家族十分惊异，建筑凉亭事关风水，莫非亭子压住了正穴，这将会给木际村王姓家族的未来带来凶险。关于码头风波，王姓家族记忆犹新，他们不敢轻易动粗弄武来硬的，而是推举了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族老亲临猴墩村，与雷志波等人协商。雷志波以畲家独有的礼仪款待了木际客人，而且当场决定拆除凉亭，再延请地师，重新选址，并与木际王姓合议，征得认可。
随后，亭址在原址上退后3丈，重新建成。自此，木际、猴墩两村均相安无事。此事感动了木际王姓家族，雷志波的大度和豪爽赢得了人心，木际、猴墩两村所有的恩恩怨怨均已冰消云散。从此，运茶送货的雷姓茶人常常在王家歇息，王家均尊为上客，以茶饭款留；寻亲访友的王姓村民若偶尔在猴墩停留，雷家则奉为嘉宾，以酒菜酬酢。世世代代和睦融洽，雷王两姓修起了百年之好。
三、禁丐碑
清末至民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流丐现象遍布民间，城乡居民不堪其扰，叫苦不迭。徐珂《清稗类钞·乞丐类》载：“四川之太平县，属川东，僻处东边，不通水道。其地之丐，多土著，偶有外来者，须受土丐之指挥。其乞钱，自年节外，每月之初二、十六二日，始沿街乞钱，平时不乞，即乞亦不与也。”每月初二、十六流丐行乞，宁德亦有此俗。
民国时期，闽东有“乞丐节”，即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福宁五县（霞浦、宁德、福安、福鼎、寿宁）乞丐汇集宁德八都水漈村外的前溪坂举行一年一度乞丐节，又称“乞食节”。其时，溪边岩壁悬挂“汉寿亭侯”关云长画像，两旁张挂对联“身居一品吕蒙正，位至三公郑元和。”对联中涉及的二人都有入仕当官前当乞丐的经历。此时，附近的富裕之家都会递上红包，前往祝贺，算是“入份”，与乞丐们称兄道弟。“家兄”（乞丐头目）会给入份者一面木牌。木牌上涂有太极、龙凤图案，并书写：“院内兄弟，不得进扰。只许初二、十六，铜钱两文，薯米一筒”。入份者执此牌，悬于家中，乞丐们见牌，严格按规矩办，不敢造次。［黄澍《民国时期的闽东“乞丐节”》，载宁德市蕉城区政协《霍童溪—蕉城母亲河》第171～172页。］
位于猴墩村的1通“禁丐碑”也有相关内容。该碑立于清光绪二十年（1896年），在村东南约三百米路口处，青石碑体，高1.58米，宽0.57米，厚0.12米，两侧有青砖护垒，上方用一通石板条挡护。碑载：“钦加同知衔调署宁德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五次李，为出示严禁事，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据新楼、猴盾（猴墩）等村畲民钟益国、蓝昌土盾”等告知，新楼、猴墩等村“蓝钟雷各姓，虽有数十家，皆散处一隅，男女俱为耕农，年所赖者竹木。”“月初二、十六，流丐到门告乞”。“丐辄强乞，苛勒钱文，多方刁难。若见屋中无人，径入室内，威哧妇孺，或攫取家属。数千户委曲忍隐，莫可如何。”“迩来景况愈坏，流丐愈增，逐日成群，私抢衣服或攘窃鸡豚、农具，倘与斗，则强拚赖许，事端丛生，致游手无赖之辈，日辄数十，奚能博济为怀。”村民“佥议：以按月定于初二、十六为期，准丐告乞，大家讯究，以口闾阎。”县衙批准村民诉求，“据口定日，仰诸色流丐人等知悉，嗣后尔等前赴新楼、猴土盾等村求乞，”“二、十六两日为定，听凭施给，不得争多论少，强乞诈赖窃扰，余不姑宽丐首，不为约束，一体究惩，其答凛遵毋违，特示！”“倘敢故违，一经告发，或被乡民捆送，定即严拿惩办决。……光绪贰拾年玖月初八日给，右示晓谕。（县衙）批语：流丐恃强乞讨，动辄作赖，最为宁邑恶习。合尔等拟定，每月初二、十六，为典告乞，余日不得苛勒，系为杜绝祸根起见，准其出示严禁。发猴盾（猴墩）、长岗立石。”县衙告示，有一定的威慑力，但要维护村落社会治安还须依靠村落自身力量的整合。
四、巡洋社·茶路之旅
为了维护村落社会治安，清嘉庆年间，经县衙批准，猴墩村成立了巡洋社，此政治文书刊于猴墩村《雷氏宗谱》：
特授宁德县正堂加三级随带加一级吴
违例巡洋等事—本年十月十五日，据雷朝元、蓝奶弟、钟文乐等呈称：住居九都猿墩（即猴墩）地方，安业田园。所有巡洋各人向在平洋查看，从无夜间至。元等山宅巡查，田园有被盗时，元等向投不理。凡遇收成，各到山宅额外索取，被盗无赔。迩来并襍粮又要索取。元等理论，反欺畲民山宅，摩拳擦掌，种种被陷。切思巡洋所以御盗，被盗投验赔偿，故得抽送。似此，夜巡不到，被盗投验不理，凡有所收，一切统要额外抽送，且被盗更多，为害不浅焉！用此巡洋为哉？元等合同公议，各人自种自看，不失守望相助之意，无滋抽费，以省事端。现在本年八月，元族于闽坑林姓互控，元等即行各人自看田园，并无被盗。但未蒙给示，苟延一时，恐将来仍蹈旧辙，争闹滋弊，畲民奚堪。无奈呈恳恩准给示，以杜后患等情到县。
据此，除批示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该处居民人等知悉：嗣后该处田园，以及襍粮等项，听雷朝元等自行防守，不许棍徒包揽巡洋，致滋事端。倘有前项匪棍仍前包揽，许即协保禀解赴县，以凭究治，毋得始勤终怠。亦不得藉端滋事干究。特示！
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廿一日给告示！
发九都猴墩，实贴晓谕。
以上政治文书涉及到原有维护乡村治安的闽坑堡巡洋社不能克尽职守，致使猴墩仍受盗匪骚扰之事。猴墩畲民遂向县衙要求自行组织巡洋社，用以维护本地治安。猴墩畲民的要求得到了县衙的允许，并以公文的形式，昭告路人。嘉庆年间，猴墩村自行组织的维护社会治安的群众性武装—巡洋社成立了。
畲村本来多习武之人，家族秘传的畲家拳以形威、力猛、马实、手狠称著，有母拳、化拳、小五路、六路七星拳、八步头、十八步、三进锤等招式，其动作轻盈、步型稳健、出手快捷、后发制人。猴墩村畲民会耍畲家独特的七尺“齐眉棍”，这种棍术有十多部套路，十多种基本动作。他们还有一种本地人称为“铁尺”的秘密武器，有木工的鲁班尺一尺见长，中有一扣，人们用中指伸入扣中，可将“铁尺”紧贴在手心与上肘部，藏在衣衫的长袖里，旁人不易发现。巡洋社白天习武健身，夜间轮流巡看田园山林。由于猴墩巡洋社纪律严明，社兵个个身手不凡，不法之徒不敢轻举妄动—畲民自办的巡洋社给猴墩村带来了和平与安宁。
光绪年间，雷志波力荐堂弟雷志漛为巡洋社的带班。雷志漛是猴墩三杰之一，他的武艺与侠气令村民折服。曾有飞贼进村行窃，被巡洋社发现，雷志漛与他交上了手，雷志漛招法娴熟，力猛手沉，飞贼不敌，急步逃匿。雷志漛只身紧追不舍，一路搜寻到附近的闽坑堡的一间破屋，才将飞贼擒获。
清宣统二年（1910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巡洋社接村民雷志满家报案，家里大小两头耕牛失窃。耕牛在年关被盗，惊动了猴墩村，志满家心急如焚，村民们忧心忡忡。雷志波找了雷志漛商议，要求一定要设法破案。雷志漛组织了社兵积极搜查，顺着一大一小的牛蹄印迹，巡洋社追到了漈头村，并发现是七都盗牛团伙所为。这些人在七都镇开了一家黑店，专门宰杀盗来的耕牛。
为了把事情办得妥帖，以免打草惊蛇，巡洋社社兵十余人化装为挑担子的、走亲戚的、做买卖的，各色人等。为了辨认失窃的耕牛，志满的孩子起杏也随其中。走了25华里，到了那家黑店。起杏一眼便认出了拴在牛栏的两头耕牛，几个屠夫正磨刀霍霍准备宰牛。社兵们见状便一拥而上，将几个屠夫团团围住。这时，店里走出了一个老板模样的人来。他恶声恶语地说：怎么？要打架？雷起杏厉声说：你们偷了我家的牛！一个屠夫冲上前，要向雷起杏动武，众社兵将雷起杏挡在身后。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雷志漛身轻如燕，一个箭步，腾上屋顶，操出“铁尺”，哗啦啦，顺势将梁上的木椽劈断数根，瓦片撒满一地。顿时，众社兵均摩拳擦掌，摆开架势。突如其来的举动叫黑店的伙计们惊惶失措，目瞪口呆。那黑店老板连声求饶。就这样，社兵们捣毁了黑店，追回了耕牛，为5都父老乡亲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自此，猴墩巡洋社的名声大震，有事慕名前来搬兵者众。翌年农历八月十一日，猴墩茶商设宴款待巡洋社众社兵，随之举行巡洋社聚会，周围大坪、岭头、新楼、灵山、猪头垄、南岗等地的畲汉村民皆闻讯赶来，纷纷要求入社。于是，18村巡洋联社遂应运而生了。为了健全组织，联社规定每亩农田收谷两斤作为经费，编排值勤班次，加强联防效果。大伙推举雷志漛为联社社长。
宁德县正堂知悉后，也特加褒奖，同时，正式给联社颁发签照，昭告乡间。并宣布方圆5都如有非常事件发生时，均由联社斡旋，同时，县衙可派出36名武勇任联社驱使。这样一来，联社威望更高，组织也再次扩大，遂成立了闽坑堂社，雷志漛当上了社长。
清末民初，兵荒马乱，海盗出没。猴墩的茶业市场萎缩，茶叶运输也改为走陆路为主。宁德没有镖局，巡洋社肩负起保护茶队的责任。畲家不论男女，都是挑长担、走长路的好手。巡洋社社兵既当挑夫，又任保镖。他们的一副杂木制成的担子十分特别，木制的扁担可承受200来斤重量，木制的拄杖尾部嵌入半尺长的铁棍。平日这副担子可以挑起150斤左右的长担。万一遇到麻烦事，拄杖便可充作七尺“齐眉棍”，用以御敌防身。
每年入冬，他们从福州茶行挑回一桶桶银元，每担银元重90斤（官秤），这是分发给茶农的定金。四乡的茶农得到了定金，用于修整茶园、发展茶叶、置办年货、盖房娶亲。到了来年三春茶季，担担茶叶就定期送到猴墩茶庄。随之，茶队又将茶叶运往福州，取回余额，购回杂货。回到猴墩，卸下杂货，备足资金，好让茶农索取。一般一个来回需一旬时间。
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猴墩茶人靠经济实力和道德诚信确保产销链条的连贯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其中，以巡洋社为主体的茶队功不可没，八千里路云和月，他们寒来暑往，餐风宿露，以过人的膂力，无穷的汗水，甚至是生命的代价，维护产销链条的正常运转。他们知道，万万不可有一丝一毫的闪失，因为，这条茶叶之路是猴墩畲村及5都茶人的生命线。
按汉人的规矩，女人不能出入茶行的前厅，更不能跟随茶担之旅，但是，畲民不兴这一套。当年，随茶队到福州是猴墩妇女的一种时髦。她们在茶队里，帮助洗衣烧水，聊歌解乏。到了福州，她们虽不能步入茶行看热闹，但可以自由自在地仨俩结伴，逛街购物。买回一块称心的布料、购得几样五彩的绣线，听街头的福州评话，吃一碗地道的锅边糊。有的畲家妹子，还照上一张相，补了一个金牙，她们的举动真是让村里人羡慕死了。雷志波的母亲和妻子就曾经一起在福州南台后洋福的真吾居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相片，雷志波的后代们一直珍藏至今。
五、修谱·建祠
雷志波立志平生要为猴墩雷氏家族办两件大事，即编修猴墩《雷氏宗谱》和营建猴墩雷氏宗祠。《雷氏宗谱》是家族文书和历史的集成，雷氏宗祠是家族力量和精神的象征。要完成这两项工程，除了具备根深蒂固的家族伦理思想外，还必需一定的经济实力支撑。一般的畲民村落要得心应手地完成这两项工程，都得费相当的气力。而财大气粗的猴墩茶人却能堪此重任。从光绪二年（1876年）到民国5年（1916）的40年间，这两项工程相继告竣。
光绪二年，雷志波聚集了雷氏家族众族老，协商首修《雷氏族谱》，家族公推雷志波为总理。他们请来了福安县韩阳镇的李先生，李先生按照汉人的欧（阳修）苏（眉山）体式，编修了首部猴墩《雷氏宗谱》。谱牒修成，在雷氏祖屋中，燃起香烛，拜祭祖宗。从此有了自己的家族文书档案，猴墩畲民觉得心安理得。
次修《雷氏宗谱》是在31年之后。乡间认为，30年时间正好家族更迭了一代人，只要家族有条件，都必需重修一次宗谱。光绪二十三年（1896年）《雷氏宗谱》由宁德县霍童镇缪书亨修纂。此公是位巫师，自称“第一洞天”庠生。他与雷志波称兄道弟，交往甚笃，猴墩村要续修族谱，他当仁不让。这次重修族谱，仍由雷志波任总理。
重修的过程是复杂的。发笔修谱之初，雷氏畲民家族谱局派若干采访者分赴各地，寻访同姓同宗者，由他们提供自家的“家状”。修谱先生按家族内各户“家状”，依血缘亲疏，各房系和辈分，编定家族世系图。重修族谱时，将前修的族谱按各房支拆开，再由采访者根据原有族谱提供的线索，再行寻访族人，修谱先生则增补发族后新誊写的“家状”，修订原有错衍之处。重新编订新的家族世系图。重修族谱竣工后，将原修族谱重新装订，一并封存。为了慎重其事，精益求精，续修猴墩《雷氏宗谱》，前前后后整整花去了一个季度的时间。
由于缪书亨对猴墩村雷氏家族和畲民家族传说、家族伦理和家族历史较为熟悉，猴墩村民对他编修的谱牒较为首肯。续修的《雷氏宗谱》除了有与汉人一样的“谱序”、“家范”、“凡例”、“名字行第字母图”、“猴墩村雷氏开基祖世系纲目图”、“家产”等形式相似的篇目外，还增设了与畲民家族的盘瓠传说、河南传说以及凤凰山传说等相关内容的“驸马忠勇明王龙公像”、“龙公赞”、“凤凰山忠勇王坟茔图”、“勅书”、“得姓源流图”、“龙首师杖志”、“历朝封赠”、“闽省簪缨録”、“洛社耆英图”、“上古开源分姓发祥图”等，内容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又因为，这次续修得到自称为“雷氏宗侄”的雷志波好友雷铭勋的亲自“考定”，因此更显出权威性。原任闽中知县的雷铭勋此时已是“京师科员”。延续至今的四修《雷氏宗谱》，便是以这次的谱牒为蓝本。
鼎建雷氏宗祠是雷志波生前为猴墩雷氏家族做的最后一件事，民国4年（1915年），雷志波觉得建祠的条件已经成熟，便与族老们商议。和往常一样，他被族人推举为建祠董事，雷志漛为副董事。鼎建宗祠需举族动员，人人出力，这是畲民鼎建宗祠的定规。猴墩茶人们均毫不含糊，他们“囊者出赀，而丁壮者出力。鸠工庀材，不数月而祠之前后座以成”。［猴墩《雷氏宗谱》，民国十六年（1927年）。］雷志波为了鼎建祠堂日夜辛劳，他带头捐献了两根大杉木，用作祠堂的大梁。雷志波的五仔雷起梓也是鼎建宗祠的热心人，他充当建祠协理，帮助父亲管理工程。关于他的行为，《雷氏宗谱》中特地记上了一笔：君“笃宗盟，敦梓谊，体父志，创宗祠。族人感君之诚，同心协力任其驱使，不数月而祠前后两座告厥成功焉”。
这年仲春，雷氏祠堂落成。猴墩雷氏家族举行了威严神秘的祭祖仪式。祖龛上供奉着列祖列宗的祖牌，各个房支点燃自家的香烛，暖烟袅袅，金粟摇红。供品陈设于五鼓之前，祭者会集于平明之始。族内众男丁按辈分列队叩拜，完成着繁复的祭祀程序：通赞、引赞相互唱和—众孙皆跪，三叩首，跪，叩首，兴；……众孙皆跪，六叩首，跪，叩首，兴；……众孙皆跪，九叩首，跪，叩首，兴。……读祝者捧祝，司帛者捧帛。……，焚祝帛，化财升爆，各子孙复位。
畲族巫师在祭祀仪式上大显身手，他们扮演本师和引师的脚色，手舞足蹈，行罡作法，阳奇阴偶，著短龟长。时而吹起了龙角，震天撼地；间或唱起了巫歌，惊心动魄。这时，雷姓族人郑重其事地展现出平时秘而不宣的家族祖图，巫师则演唱起经宗教化的畲民史诗《高皇歌》曰《太祖出朝》。祖图，当地畲民称为“环山轴”，用土布制成，宽1尺，长10丈，平图勾线，五彩涂抹，以连环图画描述了畲民家族中关于盘瓠传说、河南传说和凤凰山传说等内容。猴墩雷氏家族的祖图绘制于道光二年（1822年），是当地巫师第九世孙雷国仁等人置办的。
大概因为操劳过度，猴墩宗祠竣工后，雷志波便卧床不起，两年后与世长辞。
到了三修猴墩《雷氏宗谱》时，已是又过了31年的民国十六年（1927年）。其时，“猴墩三杰”之二的雷志波和雷志满均已作古。再修族谱由“三杰”中惟一活在世上的族长雷志漛主持。雷志波、雷志满的儿子们都秉承父亲的遗愿，主动承担修谱的有关事宜。
修谱先生缪培琛是缪书亨的儿子。他自称是雷家的“世侄”。缪培琛在《雷氏续辑谱序》中云：“闽川猴墩雷氏谱，前修于清光绪廿三丁酉岁。系余先严主笔。时余在侧焉。越三十有一载，族长志漛、起杰、起权、起榬辈，暨各房长先生，佥议续修。而余尝主冰镜先生（雷志波号冰镜）家，旧好难忘，主宾相得。于是诹择吉日，开祠发笔，采辑丁酉以后诸新丁，男女婚配岁庚，并志崇祠事实，更定新篇，时乃兰亭修禊候也。”［猴墩《雷氏宗谱》，民国十六年（1927年）。］
过了一年，雷志漛也告别了人世。“猴墩三杰”的相继死亡，是一代英豪的终结，似乎也意味着猴墩茶事由盛转衰。自此，猴墩茶人经营起这份家业显得力不从心，举步维艰。猴墩家族也缺乏了30年编修《雷氏宗谱》的能耐和兴趣。
今天，首修、次修的《雷氏宗谱》均已散佚，惟有三修的《雷氏宗谱》尚存于猴墩祠堂。当笔者翻动这一页页雷氏家族文书时，沧桑之感油然而生。三修的猴墩《雷氏宗谱》记载了如下的雷志波家族世系图：
六、二十三年“闹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福建省上演的政治剧，真可谓是好戏连台：
中国工农红军入闽，毛泽东写下了“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的诗句。他和朱德、陈毅、邓子恢等人在闽西农村发动群众分田分地，民国19年（1930年）3月18日，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
十九路军发动“闽变”，民国22年（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与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代表百余人，以及十九路军官兵和各界民众10万人齐集省城福州，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拟订设首都于福州。
国民党南京政府惊恐万状，急调10多个陆军师以及海空军到福建。他们捉襟见肘，疲于奔命，先进攻十九路军，后围困闽西红色政权。驻防在闽东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也奉命调离以应付当务之急。于是，闽东遂几成政治真空。
民国22年（1933年），闽东也燃起了星星之火。翌年，中共闽东特委、闽东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三位一体的红色巨流激荡着闽东大地。闽东的乡土史家将这场运动称为“二十三年‘闹红’”。那时，中国南方土地革命的著名领导人邓子恢、陶铸、叶飞、曾志等人都曾活跃在闽东。福安县柏柱洋成了闽东革命的中心，那里离猴墩村不过四五十里地。那时，地处宁德、福安交界的包括猴墩在内的三十六村，均为隶属于中共闽东特委领导的中共安德（福安、宁德两县边界地）县委活动的范围。
那几年，猴墩村时常走动着一位特殊的补鞋匠，他名雷美孚，是福安县城关东门头畲民。当他的那副补鞋担子晃悠悠地摇在进村的道路上时，猴墩村的男女老少便乐开了怀。他精于畲歌，工于盘唱。他天生一付好嗓子，擅长假声，会连续唱几个通宵，他一人能斗败数个资深的畲族歌手。他的一曲《长年（长工）歌》，唱得老人们长嘘短叹，热泪滂沱；他的一条《拦路歌》，惹得布妮（畲族少女）们面红耳赤，怦然心动。他健谈豪饮，有一回在村里喝得酩酊大醉，误把口杯当成了新纳成的布鞋，硬将木楦头往里塞，还抡起木锤敲得嘭嘭响，口里嘟囔着：“这支鞋真不听使唤……”待他一觉醒来，瞧见口杯早已完全变形。
他还在猴墩村教唱来自福安柏柱洋红色根据地的革命歌谣《十把白扇诗》、《十送红军》等，还教唱一首流行于畲村革命根据地的山歌《革命谣》，歌曰：“敢做木头不怕钉，敢做笊篱不怕淋，火烧王茅（茅草）心不死，杀头也要干革命。”他有一句名言：“‘一吡’会变‘六猴母’，（乡间撒骰子时，将骰子中的“一点”称为“一吡”，“六点”称作“六猴母”。）穷人也有出头天。”过了十来年后，猴墩人才知道雷鞋匠是中共党员，还任过县委委员，到过江西瑞金，参加过闽东的国共谈判。他后来由于犹大的告密而被捕，惨死于狱中的酷刑，死时离闽东解放不到半年。
到猴墩村发动群众的还有中共闽东特委的领导人叶飞、阮英平、赖金彪等。民国23年（1934年）2月，猴墩村成立了安德县下南区猴墩乡苏维埃政府，成了闽坑保附近三十六村的革命中心。雷连凑任乡苏维埃主席，雷志波的嫡孙雷步炠任秘书。猴墩茶人中还有任财政委员、军事委员和交通委员等职务的。
同时，猴墩村也和闽东苏区的其他乡村一样，自发成立了农民武装—红带会。红带会以巫术治军，以“坛”为单位统计人数，将队员称为“法兵”，每人的身上均挂有涂抹着刀枪不入的符咒的黄肚兜。出战时，巫师以令旗指挥，以鸡血祭旗。法兵冲锋陷阵时喝雄黄酒，口念咒语。他们战斗的武器是平时游神祭祖时的神铳，还有丈二见长的竹制长矛。那时，地主民团的武装称为“大刀会”，也属巫兵系统。红带会与大刀会两军对垒时，往往巫风弥漫，昏天黑地，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当年，那些身手不凡的巡洋社的社兵们都成了猴墩红带会的法兵。加之，人们认为，畲族巫师均得闾山、茅山巫术之真传，行罡作法，巫术高超。显然，一般的民团大刀会是不敢轻易与异常神勇的猴墩红带会过招的。随着闽东工农游击队和红军的建立，红带会的队员不断加入这些革命队伍，他们接受了革命道理和正规的军事训练。盛极一时的闽东红带会终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民国23年3月，闽东土地革命时期，闽东苏维埃政府委托中共闽东特委委员曾志参照中央苏区分田的方法、经验，主持制定分田政策，颁布分田大纲，并在福安县柏柱洋东山畲族村进行分田试点工作。东山畲族村是闽东最早的土地改革试点村之一。闽东苏区分田大纲中关于畲族村分田的具体规定：“畲族妇女则与男劳力同等看待—每一个劳动力产量400斤的水田。”猴墩村有人从东山村雷姓族亲处拿回了分田大纲。
当年茶人在事业发达时也曾买过土地。根据分田大纲，这些土地也要拿出均分吗？村里的妇女们按什么标准分田地呢？所有的一切均叫猴墩茶人大惑不解。猴墩乡苏维埃政府似乎对本村的土改不感兴趣，而主要的斗争策略是组织游击队，帮助附近的畲族乡村建立苏维埃政府，发动革命群众开展抗租、抗捐、抗税等“五抗”斗争。
1988年猴墩茶人第四次编修《雷氏宗谱》，雷志波的后代们特地设立专章，记载了民国“二十三年闹红”这段历史，题为《猴墩苏维埃政府实记》，并附上《猴墩乡苏维埃示意图》。
七、雷步炠之死
在二十三年“闹红”中，猴墩村首屈一指的好汉要算雷步炠。他生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是雷志波的长子雷起椿的三仔，因为个头小，又长得消瘦，村里人都叫他“两条柴”。雷志波的五仔雷起梓是村里的秀才，猴墩《雷氏宗谱》云“君谙星学，善书法，信札见重于商家”。雷步炠自小喜欢四叔，爱跟四叔读书、写字。到了上学年龄，他又吵着嚷着要到八都镇去求学。民国十四年（1925年）四叔不幸病逝，只撇了四婶一人。为了续下四叔这一房的香火，步炠就过继到四叔家。这时，步炠已经24岁了，他虽然身体瘦弱，但还和四婶一起，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农历十一月，他以能写善记当上了猴墩乡苏维埃政府秘书。不久，他又兼任了安德县下南区秘书。民国二十三年，年景不好，许多村落闹粮荒。他遵照县苏维埃政府的命令，领导群众开展“五抗”（抗粮、抗捐、抗租、抗税、抗债）斗争。他配合安德县警卫连40余人，带领群众200余人到猴墩附近的闽坑保5位地主家里，他宣读了苏维埃的有关法令，命令他们交出谷物200担。这些乡下财主，见得世面不多，比较老实，见到荷枪实弹的战士早吓得魂不附体，连连求饶，纷纷以无条件交出粮食来“破财消灾”。这些粮食，除了部分上交安德县政府外，其余的均分发给缺粮的农户。随后，雷步炠又先后发动了猴墩、半山、南岗、葛藤坪等村落佃户抗交了八都镇、宁德城关和福安大车村等地的11家地主500担租谷，猴墩三十六村农户渡过了粮荒。
民国二十四年后的两三年里，国民党新十师、保安队等十余万人开始了全面围攻闽东苏区，处于中共安德县委活动的重点区域的猴墩村在劫难逃。国民党军队进村后，直接毁掉了1座民房，杀死了6名群众，又大量糟蹋庄稼、茶园。那年月，因时局纷乱，猴墩茶业已是惨淡经营，加之此番毁灭性的打击，更是一蹶不振。接着，国民党军队又实行移民并村，许多猴墩村民被迫隐蔽在深山老林，开荒种地，过起了和老祖宗们一样的游耕生活。
这时，中共闽东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均转入地下活动，他们的工作得到了猴墩村民的支持。村民们在离村10华里的平湖山、山仓等偏僻山地里搭起了秘密寮接待革命同志，并为他们送粮、送菜、送盐巴，护理伤病员，帮助红军游击队送秘密信件。爱憎分明的猴墩茶人觉得这些事情都是自己的份内事。
猴墩茶人忘不了民国二十四年冬天发生的一件事。农历10月，雷步炠和邻村的乡粮食委员钟坛基在棉坪村雷氏畲民家中秘密接头，不幸被暗中摸进村的地主民团发现。民团围捕了雷步炠等人。雷步炠、钟坛基经受了严刑拷打，没有屈服，坚不吐实。民团无奈，将他们押解到福安赛岐码头向上峰邀功。雷步炠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便与钟坛基暗中商议，与其客死异乡不如葬身本土，他们谎称愿意交出留在猴墩家中的步枪。团丁信以为真，就随雷步炠等人，改道折回猴墩。那天，正下过一场暴雨，天边的晚霞呈现出血一样的猩红。雷步炠见猴墩村已步步逼近，便向钟坛基暗使脸色，他们二人猛然纵身跳入了进村路边的悬崖下，他们顺势将俩团丁滑入悬崖。团丁当场毙命，雷步炠等俩人摔成重伤，动弹不得。目瞪口呆的民团团丁一阵慌乱，他们只好气急败坏地循路爬下雾霭密布的悬崖底部，费了好一阵功夫，才搜寻到雷步他们。民团重新把雷步等二人押到赛岐，一路上，民团百般折磨他们，雷步俩的耳朵被一只只割下，鲜血淋漓的他们没有哼出一声。
雷步炠俩被射杀在赛岐码头上，他们死得很壮烈。四婶听到了噩耗，没有哭泣，只身一人来到了村前，望着赛岐的方向燃起了三柱香火。年轻有为的雷步炠牺牲了，他死时年仅34岁，猴墩村沉浸在极度悲哀之中。
白色恐怖没有吓倒猴墩畲民，据宁德党史记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农历七月十六日，猴墩、高山、半山、南岗、巫家山等畲村的赤卫队员90人和游击队员58人，配合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二纵队攻克了八都镇，缴获了民团枪支63支，子弹28箱。同时，他们还抢了大批的国民党报纸，为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中共闽东地方党组织提供了信息资料。攻打八都镇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发生在闽东的一次重要的战役。
雷步炠的遗体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才移到了猴墩村，他和他的祖父雷志波等人一样，安葬在村边的祖宗山上。建于80年代的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里，记叙了他的事迹。90年代，宁德市（县）蕉城区编写、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宁德市（县）畲族志》将他编在人物传里，闽东的父老乡亲永远纪念他。
八、雷家“败家子”
雷志波的家业一大部分败在他的长子长孙雷步熊的身上。
雷步熊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自幼游学于八都镇，在私塾时就喜好交友，常常和大户人家的孩子们结伴饮酒猜枚，游山玩水。有时还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撒骰子，打纸牌，“重门据险，数点争雄”，玩得忘乎所以。他爹雷起椿觉得这小子不务正业，就时常责骂他。他却总是笑呵呵的，全不理会。为了让步熊尽早继承家业，雷起椿在步熊16岁时就将他带在身边，学着做起茶叶生意。不想，雷步熊上手很快，到了18岁，他已经完全能独当一面了。
随着雷步熊娶亲成家，父亲就把灿记茶庄和处于八都的杂货店，全权委托给他。起初，他的生意做得灵活、精明、红火，不仅茶叶业务有所拓展，而且经营八都的杂货店更是得心应手。因为他交友多，门路宽，人们总爱到他的店铺来购物。有时，有些人手头紧，一时赊帐，他也从不拒绝。八都方圆百里人们都知道，雷步熊是一个侠义之人。猴墩《雷氏宗谱》对他的评价是“儒业，专重商家”。
每年正月，雷步熊在家里过完了“五日年”（从正月初一到初五，畲民称为“五日年”），安顿好家里的老老少少，便兴致勃勃地赶回到八都的店铺。这时，霍童线狮帮正沿着霍童溪顺流而下，来到了八都镇。霍童线狮是闻名闽东的宁德民间传统技艺，由数人手提线索控制大狮子、小狮子与绣球，线狮师傅们抖动着手中的线索，那些大小狮子便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线狮在八都街头游动着，吸引着八都十里八乡的看客。线狮沿着临街的店铺稍作短暂的停留，他们每到一处，锣鼓喧腾，群狮戏球，热闹非凡。此刻，家家店铺里均传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同时，店老板都会给线狮帮一份红包，他们图的是新一年的吉利发财。雷步熊对前来献艺的线狮帮表示出异常的热情，他除了燃放特多的鞭炮外，还给线狮帮双份的红包。因此，线狮帮总是在他家的店铺前特意作较长的流连。
那时，乐善好施是灿记茶庄的一种时尚，邻里有什么难事，只要是求助雷步熊，他都是有求必应。八都镇过往的客人多，有事请求于雷步熊者也多，他们知道八都雷老板有一付菩萨心肠。穷人家孩子生病，没钱请郎中，雷步熊会慷慨解囊；山乡办神戏，请来了外地的戏班，要募捐题钱，雷步熊便一掷千金。民国10年左右，八都镇附近村落闹瘟疫，当地的乡土志书云：时“疫气天行，阖门传染。说者谓：天灾流行，父子不同食，夫妇不同居，如相染，则命在旦夕”。雷步熊则花巨资请来了巫师，驱邪镇鬼。他还在店铺前摆着一口大锅，煎熬中药汤，让路人喝，以预防疫病蔓延。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一回，时处梅雨季节，天一连下了半个月绵绵细雨，乡下的樵夫无法挑柴片进镇叫卖，店铺里的柴火续接不上了。不巧，偏偏来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点名要喝排骨蛏干汤。雷步熊一如既往，不敢怠慢，就剁了几斤排骨，配上店里的蛏干，熬出了新鲜可口的汤汁款待客人。他又打来了数十斤陈年老酒，与朋友们对酌。酒逢知己，呼五吆六，譬之如水，喻其如兵，喝得通宵达旦，痛快淋漓。客人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席酒菜用的燃料是店里经销的“锡铂”，即用于祭祀神灵的纸钱，足足花去了一担多，一顿酒席花去燃料的价值远远高于柴片的价格。从此，“雷步熊‘锡铂’熬蛏干”成了当地的一句俗语，比喻大方待客，毫不吝啬。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雷步熊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毒瘾越来越大，并发展到根本无法自控的程度。他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家里人的规劝只当耳边风。照样是大手大脚地花钱，却日渐入不敷出。八都杂货店到了濒临崩溃的境地，灿记茶庄也是风雨飘摇。日复一日，大烟和酗酒彻底击垮了雷步熊。到了他临终时，八都的店铺已经名存实亡了，而灿记茶庄也是奄奄一息。雷志波含辛茹苦积累的家业被毁于一旦，雷家的田产也因为他的奢靡而将相当部分转让给了他人。
雷步熊死时不到50岁，猴墩茶人对雷步熊的评价是客观而中肯的：待人是及时雨，对己是败家子，雷步熊的一生，毁誉参半。但是，他的后人的议论却别具心裁——要不是雷步熊公公的盲目捣鼓，花钱如流水，把家业折腾殆尽，那么，我们这些人在土改时就会被评上地主成分，就可能一辈子受苦、受歧视——谢天谢地！
土改时，雷步熊这破落的茶人之家被评为中农。
九、“大耳婆”
雷步熊的元配姓钟，是畲家妹子，比他大1岁。民国5年（1916年），猴墩村修建雷氏宗祠的那一年，得了暴病，突然死去，她没有给雷步熊留下子女。雷步熊的继配名蓝银妹，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小他6岁，是福安溪潭乡郑家山村人，她出身畲族的大户人家。猴墩茶人知道，她婆家是“山地主”，居住的房子很大，很讲究，光光厅堂的左右神堂（畲民房屋中专门供奉神灵与祖宗的神龛），就足足花去福安城里资深的细木匠师傅整整三个月的工夫。一般畲家女出嫁，都兴走嫁，走嫁时前面有一头牛领路，新人则沿着牛踏的路到夫家。畲家认为，牛路算新路。蓝银妹出嫁虽然也有踏路牛，但却是抬轿子过门，行郎（畲民称轿夫为“行郎”）4人轮番抬了60华里。
嫁到雷家不久，蓝银妹就和她的公婆一起，跟随猴墩茶人挑担的队伍到福州。平时，猴墩妇女上福州都没有穿畲族服装，怕过于惹眼，被人当成奇装异服。而她却穿着华丽的“山哈娜”（畲民称已经出嫁的媳妇为“山哈娜”）盛装，三天三夜、大大方方地在福州大街上走动，逛商店，购物品，身边总吸引着街上大人小孩的惊异的目光。此举也成了日后猴墩村男男女女赞许的谈资，都夸蓝银妹有气魄、有胆量。从此，猴墩村的畲家妹子中也有人敢穿畲族服装进福州城了。
蓝银妹身材高大壮实，那时的女性都缠脚，而畲家妇女均留天足，银妹的那双脚特别长，特别惹眼。还有她的耳朵也特大特长，猴墩人从畲民家族的祖图中知道，高辛帝的刘皇后的耳朵也特大，人称之“大耳婆”。由于蓝银妹性格开朗，处事果敢，说话大声，底气很足，她用原嗓子（一般畲民时兴假嗓）唱歌，又爱讲故事，人缘也很好，猴墩茶人就送给她一个等同于刘皇后的雅号——“大耳婆”。
蓝银妹一生仅生育1个女孩，名雷凤钗。为了传宗接代，雷步熊租借了坑头村曾家汉人的女儿，名月红。月红已经嫁人，因为夫家贫寒，就被出典，典期3年。畲民将典妻称为“做年份”。曾月红比蓝银妹大5岁，他们姐妹相称。民国13年（1924年）她生下了雷家惟一的男儿，名雷昌坚。过了3年，月红回到了夫家，留在家里的雷昌坚由蓝银妹抚养，银妹像亲娘一样地看待昌坚，一点也没有偏心，因为她知道，这是雷家的命根。民国时期的猴墩《雷氏宗谱》中对雷家“有功之臣”曾月红特书为“侧室”，记在雷步熊的名下。
雷步熊长期在外做生意，家中的大大小小的人情世故均由蓝银妹一人承担。她除了像一般的畲家妇女下地干活一样外，临村街的小店则由她独自操办。凌晨磨豆腐，晌午晒豆酱，守着灶堂蒸酒饭，围着土炉烤光饼。大寒炙火，盛暑篝灯，为了雷家她出尽了力，操碎了心。尤其是雷步熊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后，她更是牵肠挂肚。在家里她是对丈夫百般规劝，可在外却不露出半点的埋怨。她处处维护丈夫的尊严，处处维护这个家业。她有意识地让孩子小昌坚到八都镇去，让他耳濡目染，熟悉铺面柜台经销的规矩，以便让他早日接替雷步熊。
蓝银妹的一生历经了几次灾难，而丈夫的逝世是对她的第一打击。她亲自到八都镇，极其及时、利索地料理了店铺的后事，清算了财务，关闭了店门，并决定留下猴墩的灿记茶庄和沿村街的铺面。同时，她默默无闻地开始筹备一生中的重要计划，即在猴墩村边的长岗尾植树造林。每到初春，她只身一人挑着大花篮的松树苗到长岗尾挥锄植树，绵绵细雨洒在她的身上，也浇着她心中的希望之芽。
畲民谚语云：“造成风水画成龙”。畲民认为家居环境也许有先天的不足，但是，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家园，依靠家族成员的创造力，以附属性的建筑物或自然物来营造、培荫和护卫风水。一种极为有效的方式是在房前屋后植树，在村落周围造林，这既可以阻挡山野之风，又可以增添家园之气。畲民甚至认为，哪怕就是植一株树也便算是造一处风水。植树补基，在汉人的堪舆家中也较推崇，但是，畲民尤为重视。树木的栽种有挡风聚气之功效，还维护了小环境的生态，使村落在形态上更完美，景观上更显得丰富而有生机，同时，也是家族人丁兴旺的一种象征。有的畲民家族把封山育林的规约写进族谱，好让子子孙孙永远遵守，永远防护“一乡气脉之所关”的林木。十年如一日，蓝银妹共造林100多亩，她依靠自己的力量，实践畲民家族的古训，美化雷氏家园的景观，以及以培荫风水来保护茶人之家的繁荣。
茶人之家的后代们还记得一件事，祖母蓝银妹靠自己的力量，在整修了祖辈墓地的同时，又在临近八都镇的名曰“铜镜”的山冈上为丈夫雷步熊构筑了坟茔。她要让自己的亲人能目睹这片熟悉的土地，灵魂能安息在使他崛起、发达和衰落的地方。那一天送葬，当蓝银妹领着送葬回龙的人群顺道八都镇的必经之路—仁厚村街时，沿街铺面的老板们都为他们“披红”，以表示对这位猴墩村的女强人由衷的敬意。
十、雷锦英出嫁
雷起槐是雷志波的次子，生于同治十年（1871年），卒于宣统元年（1909年）。其元配蓝福弟生一女，次配蓝清兰也生一女，名雷锦英。雷起槐没有男孩，大哥雷起椿的四子雷步焍过继到他的名下。
雷起槐很疼爱他的次女雷锦英，因为她长得端庄秀美，聪明伶俐，又能劳动，又擅唱歌。雷锦英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据猴墩的《雷氏宗谱》中记载，雷锦英“适甘棠北门毕业生刘松细”。
临近宁德的福安县甘棠保有东西南北四道门，北门的刘氏是一个大姓，刘氏中之大户人家居住在刘厝里，而一般的刘姓家族族员居住在临近刘厝里的刘厝巷。刘松细的家是刘厝里中之佼佼者，每年可以收得租谷2000多担。刘家没有分家，刘松细四兄弟，每4年一轮，即每隔四年可获得上述数量可观的租谷。
刘松细就读于三都澳中学，毕业后与张氏结婚，张出自福安县赛岐镇大财主家庭，与刘松细门当户对。他们夫妻二人相敬如宾，日子过得平和安祥。可是，家中惟一的遗憾是没有子嗣。刘氏家族决定为刘松细纳妾，他们夫妻商议，最好物色一个家境较好的农家女，并将她体体面面地娶回来。
不知是谁的介绍，刘家相中了雷起槐的女儿雷锦英。于是，媒人来到了雷氏家门，想不到雷家会干脆利落地答应了这门亲事。吸引雷家的是刘家的财产，还是刘松细的人品，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今天人们已经无法准确地了解到雷家嫁女的真正动因了。但是那丰厚的礼金，人们还是记忆犹新而津津乐道的。而刘家对雷氏也还满意，按经济实力，猴墩雷家虽不能与刘家相匹敌，但是，在宁德、福安交界的闽坑保方圆百里中雷志波的后代是以殷实、诚信闻名于世的。
心甘情愿地将爱女嫁给汉人当偏房，这在猴墩村是破天荒的事情，但雷氏家族对此事仍表示宽容、首肯。民国十三年（1924年）雷锦英出嫁。出嫁那天，雷家照样严格地按畲民嫁女的应有程序筹办。其中最主要的程序是降“祖公”和哭嫁。降“祖公”是在新娘出嫁的前夜，摆起香案，备三牲福礼，恭请祖公神。雷家长辈搀扶新娘在香案前行祖公礼，祈求神明保佑新娘上路平安。哭嫁是新娘在出嫁前的两三天以歌代言，哭诉与爹娘等亲人的惜别，《哭嫁歌》包括《哭爹娘》、《哭哥嫂》、《姐妹恋》、《哭母舅》等内容。
新娘出了家门后，婚礼又按汉族的习俗进行。这时，甘棠刘厝巷和刘厝里一样喜气洋洋，刘家请来了很多亲朋戚友，富贵之家的酒席，波泛渊流，藻秀芳馨，一直延续到了下半夜。刘细松很满意他的新人，张氏也待雷锦英如亲姐妹，他们都满怀希望来年刘家能添上新丁。
过了一年又一年，虽然没有盼到新的生命的诞生。但是，刘松细一家依然是一团和气，其乐融融。刘松细细细品味自己的两个内人：张氏随和恭谦，雷氏活泼精明，她们都给刘松细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民国二十三年“闹红”，在刘家住屋边上的刘氏祠堂里，发生了威震闽东的“甘棠暴动”，中共闽东特委领导了闽东游击队第一、第五支队，以及红带会3000余人与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展开了激战，并取得了胜利。这场战役虽惊心动魄，但是并没有惊动近在咫尺的刘松细一家。
刘家的祸事发生在次年的八月中秋刚过的时候，薛家办喜事，请刘松细喝酒。刘是一个爽快的人，便满口答应。这一夜的喜酒喝得很晚，刘松细回家时已是午夜时分，他提着马灯，踉踉跄跄地往家里挪。到了家门口，一步闪失，跌倒了，马灯里的煤油倾泻出来，溅在了刘松细的长衫上，长衫很快被点燃了。刘松细被浓重的黑烟熏昏，无情的烈火吞噬了刘松细的生命。当熟睡的人们惊醒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飞来的横祸使刘家笼罩在无限悲哀之中。
张氏和雷锦英哭成了泪人。张氏特别后悔，她责怪自己，不该与丈夫开这种玩笑。在娶雷锦英之前，张氏曾戏谑地要求丈夫纳妾后不能喜新厌旧，刘松细却十分认真地指天为誓：如果出现此等事情，甘愿被火烧死。想不到，这种不经意的戏言却成了残酷的现实。虽然，刘松细一视同仁地对待他的两个妻子，但是，命运却如此作弄他，为他安排的结局却应验了他本人的戏说之言，虽然受“惩罚”的缘由有悖于事实本身。
张氏被突如其来的噩耗彻底击垮了，比她小10多岁的雷锦英撑起了这个失却厅堂柱子一样的残缺之家。虽然雷锦英她们没有子嗣，但是刘氏家族中人没有歧视她们，每4年照样2000多担的租谷注入家里，家族中人正考虑从兄弟的孩子中过继一人到刘松细的门下。不知是刘姓家族之树的根叶稀松，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项计划始终没有付诸实施。雷锦英除了张罗家务外，还悉心照顾张氏，她们二人相依为命，始终以姐妹相称，至死长相厮守。
十一、茶之旅的最后历程
1949年夏天，国共两军顺闽东山道的撤退和进攻，被闽东乡土史家统称为“大兵过境”。
先是国军撤退，他们从大岭往南走，不知走了几天几夜。夜间，行军的火把连接着火把，像一尾长龙沿着山间蜿蜒而下。白天，人们见到的是马匹、枪炮、辎重，神情沮丧的官兵和忙忙碌碌的挑夫。又听说，国军每到一处，都到村里来抓丁去充挑夫，猴墩村的男男女女闻讯都跑进了深山。“土主”（畲民村落保护神，猴墩村口有土主庙）保佑，倒是没有见到这支逃命之师进村来，也不见他们抢夺村里的财物。
随后，猴墩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茶人照旧为茶事繁忙。自抗日战争以后，因连续的兵乱和经济萧条、茶市萎缩，茶商的后代们已经无力一家独办茶庄了，他们惟一的出路是，各家联合在一起重操旧业，创办起猴墩村独一无二的“合茗珍”茶庄。茶庄和当年一样，先收购猴墩三十六村茶叶，再通过茶叶之路运往福州，销给当地的明兴茶行。“合茗珍”茶庄设在雷志满的老房子里，三春收购茶叶的数量已经大不如前，购销的链条也带有相当的风险，挑往福州的次数也已经少了许多。猴墩茶人说，最后一次的茶叶之途正好在解放大军路过大岭之前。
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首先入闽，他们取道闽东，处于闽东的寿宁、福安诸县最早解放。第十兵团、第七兵团也是顺着大岭向南继续挺进的，他们一路高歌，群情激昂，如风似火，雷霆万钧。那年月，乡下人见到穿黄军装的都有着本能的恐惧，几个猴墩村的放牛娃在大岭上正好遇到解放军，他们害怕得赶紧往四处躲藏。解放军叫住了他们，亲切的话语打消了他们的顾虑。放牛娃们回到猴墩村传递了激动人心的信息，猴墩茶人说：当年的工农红军又回来了——8月初，宁德解放。
这个消息，行进在茶叶之路的伙计们并不知道。他们和往日一样重担压肩，木拄杖挾着木扁担，扁担两头挑着塞满干茶叶的苎麻袋，踏星月，走风雨，一步一晃地来到了福州城。这时，福州城内处处戒严，剑拔弩张，城四周充满火药味，居民们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国民党第六兵团6万余人困守福州，7月初，蒋介石曾亲临福州督战，于是，福州城内增修了防御工事，调整了防务力量，以备与解放军作最后的较量。
猴墩茶人来的不是时候——明兴茶行已失去了往日的井然有序，忧心忡忡的老板见到了猴墩茶人时，脸上是无可奈何的神情。他沮丧地告诉猴墩茶人：闽江已被军事封锁，外地的茶商已一个多月没有进福州了。你们虽然如期送货，但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茶叶无人接应，鄙人已负债累累，这批茶叶滞留福州，希望能共同分担所造成的损失。
猴墩茶人通情达理，他们安慰茶行老板，表示愿意与茶行共渡难关，他们将运来的茶叶暂时寄存在明兴茶行的货仓。老板愁云惨淡的脸色稍转晴朗，他不停地请茶、请烟、请酒，为猴墩茶人洗尘，并将他们安顿在南台客栈里歇息。这一夜，福州城内外，枪炮声大作，通宵达旦，国共两军激烈交火。临近南台客栈的万寿桥上更是战云密布，火光冲天。次日，国民党军队残部投降，解放军第八十二、八十三、九十一、九十二师按部就班地大批入城——福州城解放了。有幸亲眼目睹这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之战，猴墩茶人终身难忘茶叶之路的最后一幕。
动荡的时局终结了猴墩的茶叶之路，八十高龄的猴墩茶人钟俊康，是最后一次挑茶担到福州的目击者，他回顾起当年茶叶之路的最后历程时，感慨万分：刚解放，各地都设有关卡，茶担路过关卡时都得上税，猴墩的茶叶之路便无法正常运作。后来茶叶由国家统购统销，“合茗珍”茶庄自然消失了，那一批寄存在明兴茶行的茶叶被作为折实公债上交给了人民政府。
如果将猴墩茶史比作一部交响乐，那么1949年七八月间的猴墩茶叶之旅就是回味无穷的尾声和无法重复的绝响。
十二、雷昌坚当支书
雷昌坚从小在八都镇里生活，当父亲雷步熊经营的杂货店走下坡路时，他就开始尝试着做一点小买卖，这是他的母亲“大耳婆”的交代，她始终坚信，猴墩雷家的经商之道应该后继有人。
在沿街的叫卖中，雷昌坚认识了汉人黄华安，他一家人都在八都做生意。雷昌坚与黄华安同龄，他们的妻子钟秀梅与吴氏也是同庚。他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把臂知心，相互照应。后来，当雷昌坚家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故时，黄华安便谊深风雨，无私帮助。
1950年工作队进村，开展土改。猴墩村没有一户被评为地主、富农。此刻，那些清汤寡水的茶人之家大多被评为中农。随之，工作队抽调了农村粗识文化的青年出山，参加农村工作。雷昌坚、昌珍、昌书、昌凤4个堂兄弟榜上有名，他们成了猴墩村第一代农村干部。此时，雷昌坚被任命为猴墩乡财粮委员。后来，猴墩村成立了党支部，他是第一任支部书记。
共和国的农业生产集体化体制的演变是从互助组为起点的。1952年春，宁德县的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性组织是由一个畲族妇女创立的，她是濂坑井上村畲族妇女蓝香妹。当年的地方报纸报道了这则异乎寻常的消息。1952年4月20日，蓝香妹互助组被中共宁德县委树立为样板，它与全区159个互助组一起，被作为核心组参加全省的增产竞赛。这时，雷昌坚和乡村干部一起发动群众学习蓝香妹互助组，他们挨家挨户动员，逐渐把猴墩村里的临时互助组过渡到常年互助组。临时互助组是指只在农忙季节的主要农事活动时互助合作的松散型的组织结构，常年互助组指相对稳定、独立的组织，组织成员除了主要农事活动中互助合作外，还实行农副业分工合作。猴墩村的互助组工作做得出色，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从此，猴墩村成了宁德县少数民族工作的重点区域。
1952年9月，猴墩村创办了初级小学，这是宁德县最早的一批少数民族学校。1956年10月，宁德县少数民族文化站在猴墩村建立，这是全省范围内建设的7个公办少数民族文化站之一。雷昌坚虽然不是文化站站长，但是作为支部书记，自然是乡村文化的组织者和热心人。文化站办起了阅览室，组织了鼓吹班和常年的畲歌盘唱，都吸引了猴墩村的男男女女。12月，宁德县举行的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有猴墩村民参加演出的畲族舞蹈《四角厅舞》、《踏步舞》和畲族歌谣《双条落》受到了文艺界和观众的好评。
1957年2月，宁德县首届畲族春节大联欢在猴墩村举行，要在猴墩村放映电影，表演戏剧、评话，盘唱山歌。雷昌坚带领村里的青年人扛木料，伐竹子，编麻绳，在村头搭起大戏台。他又和村里的几个壮汉到八都镇去扛发电机。那时的发电机体大笨重，猴墩村没有通公路，壮汉们费了一整天的功夫才将这庞然大物运进山。大联欢进行了三天三夜，方圆十里的村民都闻讯赶来，参与者达数千人，把偌大的猴墩村挤得水泄不通。宁德县各个畲族乡村的正式代表200余人赴会，临近的福安、霞浦、罗源等县也派来了代表。宁德县副县长到会祝贺。
同年8月，猴墩村成立了畲族乡人民政府，这是那年头全省成立的第一批畲族乡人民政府。雷昌坚的社会工作更忙了，要协助工作队为困难户发放救济款、补助粮、御寒衣物和必备的农具，要协助省里、县里派遣的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10月，可灌溉120多亩田地的猴墩村田垅头水库落成。雷昌坚为了村里这件破天荒的大事终日忙碌，从查勘选址，请人设计图纸，动员劳力上场，到和村里年轻男女一道开山垒土，整整劳累了七八个月。
雷昌坚忙于村务，家里的农茶之事都由母亲和妻子承担。妻子来自宁德龙山钟姓畲家，名叫钟秀梅，比昌坚小5岁。她对家中的自然领袖“大耳婆”言听计从。白天，她随公婆下地干活，上山砍柴。农闲时，在家揉制茶叶，洗衣喂猪，纺线织布，编制织带。织带，又称“山哈带”，是畲家传统的工艺品，由七彩丝线手工编织而成，有“花带”、“字带”之分。织带又是畲家的吉祥物，藏身为“子孙带”，系腰为“护身带”，婚聘为“定情带”，馈赠为“如意带”。钟秀梅编制织带的手艺很好，“大耳婆”很满意这位勤快的媳妇。对往后的日子，“大耳婆”还是存在着不满足感。此时，雷家虽然新添了两个男丁，但是，“大耳婆”仍掐着指头盘算着，心中酝酿起更大的计划，雷家该到盖新房子的日子了。
猴墩茶人的后代们没有忘却茶事，那时的茶树栽培技术延续过去种植园头茶的传统，即在种植山地农作物（主要是番薯）的梯田中间作茶叶。这种丛栽稀植的老式茶园，每亩不到300株。那时，房前屋后种植的“篱笆茶”成了猴墩村落的一道景观。村里工作组说，要吃饱靠种田，要穿好靠种茶，茶叶是猴墩的摇钱树。雷昌坚和村干部们正筹划营造更大规模的茶园。
十三、猴墩茶人的1958年
1958年，刚成立一年的畲族乡撤销了，闽东农村进入了人民公社化时代。这一年，是雷昌坚最忙的年份，村里按照公社管委会的安排，要平调劳力去完成中心任务。猴墩茶人到霍童溪边洗铁砂、炼钢铁。冬日，春寒水冻，村民们将一挑挑砂土置于木制的水槽中，利用水流淘洗出黑闪闪蓝幽幽的铁砂。黑夜，炉火熊熊，村民们将这些铁砂倒入土高炉中冶炼，不多时炼出了一团团铁疙瘩。他们又被调去修筑“霍童——虎贝”的乡村公路。猴墩茶人们抡起了铁锤，掌好了钢钎，挥动着山锄，搬开了石渣，一边开山炸石，一边推土垒基，整出一段段路坯，连接成了一条简易公路。那年月，村村时兴“车子化”，以木制的板车架配上橡皮轮子便成了代替肩膀的运输工具。
——来自乡村的劳力统归猴墩党支书雷昌坚管辖，听凭公社管委会的调遣。猴墩茶人自备粮食、被褥，到施工地点，他们不计任何报酬，仅凭满腔热情，没日没夜地苦干。
这时，村里办起了大食堂，猴墩茶人开始吃大锅饭。当时处处流行一句时髦口号，曰：“张开肚子吃饱饭”！猴墩村的饭是竹筒饭，即村民们砍倒了山间粗大的毛竹，又将毛竹锯成一节节竹筒，用以蒸饭。七成番薯丝拌三成大米的竹筒饭又甜又香。一到开饭时间，全村的人都汇集在食堂，就像是办喜事一样，有说有笑。
大量劳力外出，种在地里的农作物无人关顾。这一年的年景特好，到了收番薯的季节，人们仅在靠村边的田地里挖出一串串的大番薯，而后，三五成群地将薯块刨丝晾干，搬入大食堂的粮仓。见到堆成座座小山一样的番薯丝，猴墩茶人已经心无顾忌了。至于那些种在远离村落的山地里的番薯就无人问津，任凭野猪拱、山鼠啃和自然腐烂。“大耳婆”见到地里的农作物被这般糟蹋很是心疼，她每天提着箩筐到地里收集被人抛弃的番薯，将所获的番薯晒丝，装入了自家的仓库。没有想到，过了两年，这些陈年番薯丝成了家中惟一的救命粮。
坐吃山崩，集体的粮仓经不起全村三百多张口无节制的吞食，轰轰烈烈办起的大食堂，过了大半年，已经难以为继了。原来吃饭无限量的供应改为了定量消费。而且，随着时间的渐进，定量越来越少。那年头，副食品不丰富，那三四两番薯丝经过村民强健的胃部的蠕动，不过几时，就已消化殆尽了。猴墩茶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饥荒开始步步逼近了。
雷昌坚还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猴墩茶人对种茶制茶，情有独衷。大队决定继续管理好堂下自然村的营岗集体茶园，那里有100亩栽培数年的菜茶。雷昌坚等人组织了妇女采茶队在三春茶季，采摘新茶。他们又在堂下水电站盖起集体磨坊（当地人称之为“车寮”），利用水力推进揉茶机器的转动，茶人们将粗制的茶叶挑往八都官办的茶叶收购站收购，由此换回了大队社员必需的生产、生活资金。
这一年，国家民委正着手继续大规模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调查研究，为编辑出版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作准备。这项工作始于1956年，由全国人大民委和国务院民委牵头，国务院民委和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中科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有关部门联合参加。到闽东调查的除了北京的客人外，还有厦门大学学者，省民政厅干部等，雷昌坚引领着他们走村串寨，访问畲家。在这些专家学者中他印象最深的是来自北京的女同志郑小瑛，她是文艺调查小组的小组长。她个头高挑，性格爽朗，一边听唱畲歌，一边飞快地记下曲谱，可真够神的。她老家在福建，是客家人。郑小瑛他们在猴墩、新楼等地发现了畲族“双音”的演唱形式，“双音”是一种带轮唱性质的二声部，仅仅流传在包括猴墩在内的宁德县的北部畲村。郑小瑛等人在调查报告《畲族文艺调查》中说：“老早就听说畲族有多声部的歌唱音乐，但走遍了福安、福鼎、霞浦3县都没有听说到，当我们快要绝望时，终于在宁德发现了”。猴墩茶人之中不是人人都能唱“双音”，因为这是畲族音乐演唱的绝活。郑小瑛后来成了我国著名的女指挥家，她指挥了一场又一场的震撼人心的音乐会，频频出现在电视上。但是，雷昌坚却无缘欣赏，因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雷昌坚在这一年里还办了一件家族的“千秋功业”：猴墩雷氏祠堂因多年失修而已破败不堪，茶人们不希望家族祖业败在这一代人的手上，就暗地里商议重修祠堂。为了避免有复辟封建宗族势力之嫌，雷昌坚考虑将祠堂改建为村人民会场，雷氏家族的族老们赞同他的动议。猴墩大队改建人民会场的方案得到了公社管委会的认可，上级审核批准了大队要求砍伐村里木材的指标数。祠堂改建工程终于上马了，由于村里的劳力被大量抽调去完成中心任务，人员短缺成了工程滞后的主要原因，这个工程断断续续到了1962年才完全竣工。
差不多在雷昌坚们决定重修祠堂的同时，“大耳婆”也开始将藏在心中的宏伟蓝图付诸实施——她和孩子谈起了家中盖新房的大事。一切都准备就绪，“大耳婆”请来了畲家的大木师傅（当地称盖房子为“大木”，打家具为“细木”）。一切均按照畲族的定规起寮（畲民称建房为“起寮”）。畲族木匠是架梁构屋的能手，他们不用图纸，不用一钉一铆，便能将屋架柱柱相连，枋枋相接，梁梁相扣，四平八稳，坚固耐用，省工省料。“扶扇”即上梁，是建造房屋中之最重要的工序，“大耳婆”选择了良辰吉日，安排了“扶扇”酒席。上梁的时辰到了，鞭炮声大作。众人在木匠师傅的指挥下，扶起了事先架好的一片片木料，师傅发棰和扇，众人齐声喝彩。待整座屋架整合好后，雷家便把亲朋戚友送来的红布匹和装在红色苎麻袋子里的新砻制的稻谷，压在刚刚架起的木梁上，此举称为“压梁”。接着，众人入席共欢，酒席会闹一个通宵。席间，人们兴之所至，会情不自禁地唱起《建寮歌》。“大耳婆”见到由自己一手主持和操办的杰作即将问世，缓缓地舒了一口气，她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十四、“大耳婆”的伤心事
房子建成后，雷家选定了入宅的好日子。雷昌坚一家人欢欢喜喜地由原先那沿村街的店铺迁进了新居。由于京福公路104国道线远离猴墩村2.5公里，猴墩自然失去了交通要冲的地位。随着步行往返于宁德、福安之间的人越来越少，因此光顾那沿村街的店面的人也更是稀少。到了50年代末期，那沿村街的店铺，除了保留一间充作村供销站外，其余的均已关门停业，分别完成了一个甲子，即60余年的历史使命。
畲家迁居很是隆重，雷家办了多桌的“入厝酒”，差不多请了全村各户的户主。酒宴前后的鞭炮声震耳欲聋，这是接福呈祥、驱邪避煞的家庭礼炮。畲家入新宅，最讲究的是两件事：一是炉灶添新火，在当初起灶（砌灶）时，畲民就很重视，他们按年份择出吉月、吉日、吉时，并确定灶门的朝向，砌灶时必须安放“七宝”，内包括茶叶、铜钱（现在用镍币）、大米、黄豆、稻杆、小麦、灯心草等，“七宝”安放在后锅与烟囱的接口处。炉灶未生火前，是忌生人入厨房的。二是在家中的新粮仓门前贴上红纸，纸上书写“五谷丰登”之类的吉祥话语。
虽然，所有的一切都严格按畲家习见的自然法规和处世定则办理，原指望家中的一切均能在冥冥之中有神灵的护佑。但是，搬进新居不到一年，雷家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不幸的事。最最使“大耳婆”无法接受的是，雷昌坚的儿子，她的两个爱孙，都相继夭折了。那时，乡村缺医少药，请医生或抬病人就诊都十万火急，稍不留神，就会出事故死人。那突发的疾病来得太猛了，地狱的黑白无常鬼无任何商量余地，用来自阎王殿的铁链，急匆匆地掠走了两条幼小的生命。
“大耳婆”默默地承受着突如其来的打击，她认定这都是新房子作的祟，便当机立断地作出了决断：马上搬回老屋，拆除新屋。“凉水泡茶半浮沉”，“大耳婆”办事历来讨厌优柔寡断，她觉得一刻也不可怠慢，否则，又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雷家再也不能有三长两短，再也不能整天里担惊受怕！对于“大耳婆”的指令全家是绝对服从的，雷昌坚当即决定拆掉新屋。正好猴墩小学要建设新校舍，雷昌坚出让了这块宅基地，又将拆除的木料折价卖给了学校。这块宅基地对于雷家是凶地，可对于学校却是吉地。过了若干年，在新的校舍里培养了许多大学生、中学生。
远在八都镇的好友黄华安闻讯赶到了猴墩，他安慰雷昌坚一家，并主动提出将自家的男孩子送一个给雷家。雷昌坚要了黄家的孩子，将他取名为“雷隆琬”，隆琬生于1952年，到雷家时正好7岁。他生性活泼、机灵，深得雷家的疼爱。雷家有了隆琬后，十几年内又增添了两个男丁，分别名叫隆琰、隆玠。这两个孩子都长得健康、可爱。雷家人说，多亏隆琬这孩子命好，能给雷家带来小弟弟。雷昌坚心底里感谢好友黄华安，这一年，他离开猴墩村到八都镇农具厂当厂长。
“大耳婆”的另一件伤心事是发生在9年之后的冬季。村里的一位放鸭人在山地里烤火，不小心将火引到了干涸的水笕，火接风势，水笕上的火焰蔓延到了一片有林地。这里便是长岗尾松树林，是“大耳婆”在年轻的时候一锄一耙亲手营造成的。虽然此刻的林地属于大队集体所有，但毕竟是她的心血所在。三十载的阳光雨露，松木参天，已经成了猴墩的风水树，并能够撑起方圆数百亩地的荫凉。“大耳婆”时时流连于长岗尾松树林，轻轻地抚摸自己栽培的松树，她祝福猴墩茶人之家永远青枝绿叶，兴旺发达。
一场大火焚毁了“大耳婆”的希望，也彻底击倒了她硬朗的身躯——她突然病倒，卧床不起。那位放鸭人被定为“纵火犯”，判了有期徒刑。祸福相依，当他刑满释放回到猴墩村时，带回了一个女人。猴墩茶人知道，那女人是他的妻子，他们是在劳改农场认识的。他本来想以赎罪之身来向“大耳婆”道歉，可是，此时“大耳婆”已入土为安。
十五、姐弟俩
在隆琬没到雷家之前，雷家领养了一个女孩。她是猪头垅畲民蓝神二的女儿，名蓝淑英。淑英有6个姐妹，家里很穷。闽坑人说，如果猪头垅有人没有裤子穿，那人一定是蓝神二的二女。雷昌坚要来蓝淑英是得征得妈妈“大耳婆”同意。当初，雷家要淑英，是把她当女儿呢，还是当童养媳？——这个动机在雷家两个孩子相继夭折后，已相当模糊了。蓝淑英比雷隆琬大1岁，也比隆琬早一年到雷家，那年她来雷家时，正好也是7岁。在雷家，蓝淑英与雷隆琬以姐弟相称。
雷隆琬与蓝淑英姐弟俩一起背着木盒子的书箱在猴墩小学上学。猴墩小学共有5个老师，以公办教员为主，在农村初级小学里有这样的教学力量是特殊的。那时，一般的乡村初级小学，大多以民办和代课老师担纲。教室是土墙坯子，窗子开得不大，光线不足。姐弟俩紧挨在靠窗的位置，同坐一张课桌椅跟着老师读课文。姐弟俩一笔一划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放学了一起回家，无拘无束地玩耍，天真活泼地嬉戏。当后来回忆起往事时，他们俩都觉得这样的美好时光实在太短暂了。过了两年，蓝淑英辍学在家，而雷隆琬到了四年级去新楼村高小上学。
蓝淑英11岁就开始为生产队放牛。有一天，水牛不听话，冲到水田里乱踩庄稼。蓝淑英气得撅起了嘴巴，她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水牛弄上了田埂。她气乎乎地扬起竹枝，轻轻地抽打着水牛的臀部。“大耳婆”看到了，便叫住了蓝淑英。蓝淑英气还没有消，她抱怨说：“这傻牛，不听话！”“大耳婆”纠正她说：“牛可一点都不傻，牛可是通人性的。”
“大耳婆”阿婆给小淑英讲了耕牛的故事，在畲村这一类的动物故事很多。她说：一年冬天，大雪封山。畲家的放牛娃不小心让身边的耕牛走失了，他翻山越岭，寻找耕牛，找了一天一夜仍不见耕牛的踪影。终于在次日凌晨，见到了耕牛睡在树林的雪地里。他走近一看，发现耕牛躺的地方积雪完全融化，地面上还长出了一层毛茸茸的嫩绿草芽。后来放牛娃便把茅寮建在这块土地上。渐渐地，放牛娃发家致富，日子过得红火。牛给人带来了温暖，给人带来了希望。畲家世代爱护耕牛，畲家建房修墓都推崇牛眠地。
小淑英最爱听“大耳婆”阿婆讲故事，在她的印象中，阿婆讲的老鼠和农人的故事最有趣。阿婆说，老鼠与农人原是好朋友，老鼠常常协助农人种庄稼，运粮食，农人因此储备了满满一仓的谷物。到了冬天，农人却把老鼠忘记了。老鼠忍饥挨饿，它找到了农人。农人反而以怨报德，不但驱赶老鼠，还设机关击杀老鼠。老鼠生气了，它憎恨背信弃义的农人，从此便专门与农人作对，破坏农人的家具，偷吃农人的食品，闹得农家鸡犬不宁，闹得农人坐立不安。
阿婆是小淑英的启蒙老师，阿婆有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她知道阿婆讲的故事都在理。在阿婆讲的故事里，她懂得世上的生灵动物都很可爱，她懂得了要与人为善，要讲诚信，要帮助别人，要能够给别人带来幸福。
辍学在家的小淑英，还靠学畲歌长知识。畲民将教唱畲歌称为“歌教”，歌教是畲民家族传统教育特殊手段。畲歌唱本是家族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教材，这些唱本在畲民家族中一律公开传阅、传抄、传唱。唱本内的文字以汉字为主，兼有别字、造字和特殊的符号。唱本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历史、宗教、礼俗、文学、农事等。盘歌是畲民家族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融汇在各种生产和生活习俗中。畲民祖祖辈辈凭依畲歌唱本启蒙，一代代通过习歌、练歌、会歌、盘歌，识字习文，畲民视唱本为珍贵而神圣的传家宝。
由于日间劳作的繁重和生存的艰辛等诸多原因，一般而言，家族中能完全依照唱本而歌者终究少数，大多数人主要靠记忆，通过口耳相传，博学强记，历经歌场而练就盘歌的本领。小淑英的阿奶（畲族称妈妈为“阿奶”）是猴墩村唱歌的能手，她肚里的山歌唱不完。蓝淑英除了向阿奶学唱歌外，常常会在田间地头人们的盘歌中悟出歌唱的秘诀。会唱歌、能劳动的妹子在畲村是人见人爱的。
放牛是小淑英的主业，可以赚到工分，到了年终可以凭工分分口粮。平时，小淑英的家务活是上山砍柴，她很好强，总将柴草捆捆得很大很结实。小小的身躯挑起大捆的柴草，连路都走不稳，但她都能一步一挪地搬到家里。雷隆琬在新楼村上学，寄宿在他姨姨家里。星期天放假回猴墩，一进门不见姐姐，就知道她一定又上山砍柴了，便放下书包四处寻找，找不着索性在村口等候。他一见到姐姐的柴担就赶紧迎上前去接担，担子好沉，隆琬挑起来很吃力。姐姐不让弟弟挑，她怕弄伤了弟弟。弟弟还是要帮助姐姐，他要为日夜辛劳的姐姐助一臂之力。
一见到弟弟回到家里，姐姐就很开心。她没有时间陪弟弟玩耍，只有在吃饭时和弟弟多呆一会儿，她会专挑白米饭让弟弟吃，自己吃番薯丝。专拣可口的菜给弟弟尝，自己吃咸菜干。她知道，弟弟吃饱饭，读好书，长大了能办大事。一到茶季，姐弟俩总爱帮家人采茶、揉茶、筛茶、焙茶。头春新茶出笼了，阿婆点一杯汤色金黄明亮的茶汤，清醇幽香，姐弟俩轮流着喝，你呷一口，我呷一口，细细品尝，接着，是一阵天真无邪的笑声。
过年节，畲家裹粽子、舂糍粑，小淑英要留下最好的粽子和糍粑，等着弟弟回家吃。正月初一，畲家细男细女要到毛竹林里去“摇竹娘”。姐弟二人来到一株青翠欲滴的毛竹下，一起手扶毛竹轻轻摇动，他们边摇边唱：“摇竹娘，摇竹娘，你长我也长，新年让我长，明年你我一样长。”
农历四月初八是牛歇节，这一天，天刚蒙蒙亮，放牛娃们都牵着耕牛到山上吃沾着春露的嫩草。传说这时天公会掉下两个馍馍，慰劳耕牛，耕牛吃了神馍馍便获得千斤力。接着，放牛娃把牛牵引到了水塘边，用竹牛梳梳洗牛身，以除垢定心，并解缰卸犁让牛休息一天。他们还以精饲料、泥鳅或鸡蛋泡酒喂养耕牛。喂牛时，牧童歌曰：“牛角生来扁扁势，身上负着千斤犁。水牛作饭给人食，四月初八歇一时。”在这个时辰里，是严禁鞭打耕牛的，防治扰乱牛魂。这一天，弟弟是无论如何要回家的，哪怕不是假日。姐姐一大早就等待着弟弟的归来，她给弟弟准备了红色的彩蛋。姐弟和耕牛共度节日，他们领着耕牛吃鲜草，亲昵地手拉着手，唱着牛歇节歌谣，讲耕牛的故事。他们互相祝福，等长大了，姐姐和弟弟还是和今天一样好。
姐弟俩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姐姐总是让着弟弟，弟弟总是护着姐姐。阿婆、阿奶、阿爸都夸姐弟俩懂事听话。猴墩茶人也说，雷昌坚前世修得好，得了两个好孩子。
十六、雷昌坚家的三个女性
1960年开始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波及闽东农村，猴墩村在劫难逃。茶人们的日子便很难过了，饥饿蔓延着整个村庄。村里的年轻人最不经饿，他们多数人患水肿病，那七尺之躯，一个接着一个相继倒下。和村上的茶人一样，志波家族也有人饿死。人们把僵硬的尸体塞进废弃的空墓穴，此时，他们连修新坟的气力也没有了。
雷昌坚家的男人常不在家，雷昌坚本人仍在八都镇当农具厂厂长，儿子雷隆琬继续在新楼村艰难地完成他的学业。支撑这个家的只能靠三个女人——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这三代女子，就犹如三株风格各异的茶树：母亲“大耳婆”，是虬枝铁叶的老茶树，盘根错节，牢牢地深扎在雷氏家族的基石上；妻子钟秀梅，是经过茶人修整的展齐划一的猴墩菜茶园中的一株很是普通平常的成年茶树，熟悉猴墩的地气，也具备抗拒外界的风和雨能力，具有习见的畲族女性的吃苦耐劳和平和善良；小淑英是一株先天不足的小茶树，贫穷的顽石曾压弯了她的枝桠。但是，她却依靠亲情的阳光雨露，小心翼翼地伸延着求生的根须，舒展着青春的枝叶，吐露着倔强的嫩芽。雷家的家政分工明确：“大耳婆”主政，并由她与小淑英主外。钟秀梅体弱多病，主内。她们三人心甘情愿地品尝着天地间的无尽苦茶。
猴墩村的水田、山地均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由于大量劳力外出打义务工，家里的农活撂给了老人小孩。办大食堂时，生产队仓库连谷种都已吃光，加上年成不好，产量骤减。粮荒之灾席卷猴墩村。雷昌坚家比较特殊，起初“大耳婆”那积蓄下来的番薯丝还能抵挡一阵子，渡过两个季度的粮荒。随后，和村里人一样，她们捞浮萍，采青苔，挖葛藤根、土茯苓、野菜充饥。又因为雷昌坚毕竟是吃公家饭的公社干部，有固定工资并配给定量的口粮，相对而言，日子比别人好过些。因此，村里人对“大耳婆”她们的干部之家另眼看待，政府给生产队的回销粮就少有她们的份额。那时，县里调集了一批杂粮是番薯片。当地人将番薯切片晒干而成的铜钱状的薯块称为“地瓜钱”。外地的“地瓜钱”一到，卸在远离猴墩村的洋中乡。生产队就得遣劳力去将“地瓜钱”挑回来。那年月能去挑杂粮是一种优厚的待遇，挑一担“地瓜钱”回村者，虽不计工分，但可尽享一餐“地瓜钱”饱饭。这个活一律由男人干，女人无权染指。杂粮到村，女劳力仅分到男劳力一半的定量。
为了活命，猴墩茶人“冒天下之大不韪”进深山开荒。猴墩村各户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一户选定一处，谁也不过问谁，在上级有关“自由一季”的农村政策没有下达之前，猴墩茶人就暗暗开始“自由”行动了。本来畲民的祖宗就是垦荒的能手，古人云，畲民“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猴墩茶人垦荒得心应手，他们在新开辟的旱地上插上番薯苗时，不忘在园边植上茶树。
雷昌坚家全是女子开山，钟秀梅身体不好，在家煮饭做家务，“大耳婆”领着小淑英上山。祖母孙女二人披荆斩棘、铲草烧灰，在散发着新土芬芳的处女地上挥锄翻土、整畦耙，“大耳婆”阿婆在前面耙，小淑英在后扦插番薯苗。阿婆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势，她扇动山锄是金蛇狂舞，不消多时，一道道番薯［田连］如众多的黄龙服服帖帖地躺在大地上等着小淑英去“降伏”，淑英满头大汗紧随其后，飞快地扦插薯苗，她紧赶慢赶总是赶不上。待她急出了泪水时，阿婆才停下手中的家什，心疼起小孙女来，她怜爱地递给了茶壶。小淑英咕噜咕噜地吞下清冽的茶水后，破涕为笑了。“娇同慰，老自宽”，祖孙二人在苦涩的汗水中体会着甘甜。
60年代福安专区召开少数民族工作会议，会议批评了畲族乡村存在着有悖于“社会主义集体方向”的6种单干形式：田地集体，农地单干；征购部分集体，口粮部分单干；田地农地集体，副业单干；扩大自留地，多占“三包地”，缩小集体耕地，明集体，暗单干：稻谷生产集体，夏秋小麦甘薯生产单个；带原耕地完全单干等。乡村的干部们都知道，猴墩畲村也有单干现象，可都睁一眼闭一眼，不闻不问。
饥荒之年，少见油腥，吃一个鸡蛋就算是奢侈。只有雷家的男人们回家时，才见到锅里的油炸炒菜声。买几斤咸鱼舍不得下饭，有一点白米饭留给他们。雷昌坚在镇里总是省吃俭用，要留下更多的钱与粮票带回家里给村里的亲人。和睦之家，添喜增寿。1961年钟秀梅生下了一个男孩名雷隆琰，隆琬有了弟弟。
十七、雷隆琬求学福安城
当雷隆琬学完四年级的课程后，就到新楼小学就学，那里离猴墩有10里地。平时，雷隆琬寄宿在新楼村的姨姨家里。姨姨家里的表姐出嫁了，家里的表弟、表妹年纪小，雷隆琬成了家中的孩子王。姨姨很疼爱隆琬，不太管他，而且还时时煮一些好吃的给隆琬添口福。隆琬在学校里学得轻松，老师们都夸奖他考书得高分。但是，他不够勤奋，常常逃学，独自一人或带着表弟妹上树抓小鸟，下河捉螃蟹。校长怕他的成绩掉下来，就时时批评他。可是，他还是一副乐呵呵的姿态，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
1965年，福安民族中学到宁德招生，隆琬进入了学校的名单。福安民族中学是福建省第一所民族中学，创建于1958年。该校面向全专区的少数民族招生，在开办之初还招到了福州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该校初中毕业生有相当一部分人到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和武汉的中南民族学院去继续深造，读民族预科班。能够到全专区最好的少数民族学校去读书，是畲村孩子们的殊荣，阿婆、阿爹、阿奶、阿姐一家人都为他高兴。
开学的一天，在乡里当党委副书记的堂叔雷昌珍为隆琬买了车票，并把他送上车。临行前，阿婆整了一大袋上等的明前茶给隆琬，她说茶叶清心解乏，消除百病。姐姐送弟弟到村口，她知道弟弟出远门求学将来能办大事。
民族中学的生活是轻松愉快的。他上学没有经济压力，读书的学费全免，父亲每个月给5元，加上学校的助学金6.5元和27斤的粮食定量，日子过得宽松。刚来学校时，雷隆琬不善理财，用钱没有计划，月头大手大脚乱花钱，到了月尾就“经济危机”。后来结识了一位高年级的老乡，他们在一起吃饭，菜金由老乡保管。
洗衣服很费事，他想了一个法子，把要洗的衣服分开，一件占一个水池。这样，女同学来洗衣服时，就没有了池子。于是，他提出条件，帮助洗一件衣服就出让一个池子。每一个女同学帮他洗一件衣服，当他大功告成之际，也是让出了全部池子之时。这种善意而“双赢”的恶作剧，没有挨老师的批评。有一个女同学经常陷入他的套圈，帮他洗衣服，同学们就议论开了，都说他们俩相好。弄得隆琬脸红心跳，从此不敢再设“陷阱”。
学校每学期要组织学生参加课外劳动，老师带学生到学校的菜地里挖地、整畦、种菜、浇水、施肥。同学们大多数来自农村，干农活拿手，样样菜地活他们都抢着干。到了蔬菜收获的时候，同学们喜不自禁。因为，食堂里可以打到自己种的菜，菜很香，油水很足。
他一如既往，成绩优良。尤其是数学一科学得最好，常常得满分。教数学的蓝老师也是畲族，隆琬最爱听他的课。学校里成立了许多课外兴趣小组，由学生自由选择，他选了数学兴趣小组，平时，他最爱解数学题。最难读的是俄语，课文里有一个字母读音很怪，是颤音。老师说，这个音就是俄国人也未必读好，据说，列宁也读不好。许多同学都不认真读俄语，觉得读了没用。隆琬没有放弃俄语，他每天清晨都到学校的柳树下，大声地朗读，像一只报春的鸟儿，发出清脆的声音。
好景不长，只读一年书，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整个学校像炸开了锅，工作组进校，批判“牛鬼蛇神”，大字报铺天盖地，先揪出校长，后揪出老师，再后来连工作组组长也在劫难逃。事态的发展叫雷隆琬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平时自己尊敬的人被剃了阴阳头，涂抹成黑脸，带上高帽，站在革命师生面前，接受批判。
雷隆琬和同学们走出校门干革命。他们步行串联，到了井冈山、韶山，参观了革命圣地。随之，福安一中、福安农校的学生造反派到地委机关去“炮打司令部”，揪出地委书记批斗。福安民族中学的红卫兵站在他们的对立面，要与他们辩论。第一场辩论会在福安地专礼堂举行。辩论之前，双方想在气势上先压倒对方。造反派们先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很整齐，很动听。民族中学的红卫兵们就唱起《团结就是力量》，歌声把朗读声淹没了。雷隆琬觉得他们先声夺人，取得了初步胜利。辩论会上双方的发言者首先要自报家门，说出自己的成分。隆琬暗暗庆幸自己是中农成分，不是地主、富农，但也有点遗憾不是贫下中农，虽然他没有上台发言。因为，有些会议的开头都有高呼口号，叫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及其子女滚出会场。这时，就有一些人低着头默默无闻地退出会场。他们像纳粹时期的犹太人一样，心惊胆战地过日子。
“春秋无义战”，对垒双方的唇枪舌箭，无休无止，没完没了。破四旧，押着“走资派”等牛鬼蛇神游街示众，“红色恐怖”一浪高过一浪。继而，两派听从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旗手”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指示，形势急转成了双方动刀动枪的“武卫”的局面。两派的武斗，使处处充满火药味和血腥味。乡下人怕惹是生非，父亲挂虑儿子出事；“茶性易染”，父亲又担心儿子学坏。无论如何雷昌坚要强令隆琬退学回家。短暂的初中校园生活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去北京或武汉读书的希望也化为乌有。1969年，雷隆琬手捧初中毕业证书，回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虽然，他仅实实在在读一年书。
十八、“会房”
因为，前一年的一场突发的大火，烧毁了“大耳婆”年轻时栽种的松林，这件伤心事彻底击倒了“大耳婆”，她病入膏肓了。1969年秋，临终前的“大耳婆”要来了一大碗新制的白露茶，酽酽的，浓郁苦涩。她强撑着，将茶汤汨汨地送进嘴里。在弥留之际，她呼唤儿子来到面前，她圆睁着双眼，微弱的声音一字一顿地交代了两件事：其一，尽早让雷隆琬与蓝淑英“会房”，有这对夫妻，雷家有望；其二，在她的坟头栽两株粗壮的茶树，有茶树相伴，她心里踏实。她老人家做事从来考虑再三，准备充分，安排妥当：她不动声色，早早就修好自己的坟茔。平时家里，虽然没有明说蓝淑英是童养媳，但是，蓝淑英到了雷家却始终没有更改姓氏，便埋下了这场婚姻的伏笔。
老人家病逝后，得经过沐浴更衣，在这种仪式上，亲人们必须唱《买水歌》、《洗身歌》，之后停尸于后厅。在拜祭仪式上，已逝的“大耳婆”右手执着茶树枝条。猴墩茶人说，黄泉路上，只要她手中的茶树枝一扬，四周的黑暗便变成了光明。“病逝带茶归”，可确保她一路畅通无阻。“大耳婆”的出殡是俭朴的，那年月的社会风气不允许奢华。不过，路祭时，照样有家人唱《路祭歌》、《劝酒歌》、《跪祭歌》等。入葬时，唱《进葬歌》、《喝龙歌》，这是巫师的专利。
畲歌是无价的，在与亲人诀别的时候，以悲情的咏叹调送行。人们始终沉浸在悲凄如缕、柔情似水的特殊话语之中，家庭悲剧的终场总是给家人留下永恒的遗憾和无尽的遐思。
“大耳婆”的墓地两侧是新植的两株茶树，青枝绿叶，就像是一对装扮亮丽的金童玉女，永远守护着坟茔的主人。
悲剧谢幕，喜剧转场。雷家又忙着举办婚事。畲家将童养媳到年龄结婚称为“会房”。按规矩“会房”必须在阿婆死后的百日内举办，否则，得经过三年后才能进行。畲家有“女性十八难，男性二十难”之说，即女性18岁忌出嫁，男性20岁忌娶亲。如果新人中有一人正好遇上这个年龄，那也只好把婚期作无奈的推迟。正巧，这一年雷隆琬19岁，蓝淑英20岁。于是，婚礼定在农历十二月初三日。
此刻，雷隆琬和他的家人还没有从悲哀的氛围中完全解脱。雷隆琬和姐姐时时到阿婆的坟前，他们经常除草施肥，拾掇那两株茶树。那茶树就像是他们二人，永远伴随着阿婆。阿婆在雷家功高望重，对他们恩深义厚。
“会房”虽然也要进行畲家独有的拜堂礼仪，但是，却省略了一般畲民婚礼的前后两部分，即包括婚前的“做表姐”、哭嫁、惜别娘家和“难为迎亲伯”、夫家迎娶的一步步繁文缛节，以及婚后回门做“新客”（做女婿）等内容。因为，新娘和新郎从小就住同屋，吃同灶。完全不必要先将新娘送回家，再遣人把新娘抬回来。因此，这场缺乏序曲和尾声而只有高潮的“人间喜剧”，没有邀请蓝家的亲人，也没有那么隆重热闹。
婚礼的厅堂上悬挂着一副畲家亘古不变的大红楹联：“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敕赐，驸马金卿公子王孙免差徭。”这是在喜庆的日子里不忘畲民家族的盘瓠传说。长几桌上摆放着香案，一对喜烛已经点燃。新郎由伴郎引进了厅堂，先对天地，再向祖宗，行三跪九叩礼。新娘手执花绢遮掩脸部，只行礼，不跪拜。因为延续着上述那个悠久而美丽的传说，新娘是三公主的化身，尊贵的皇族是不兴跪拜的。
引入洞房后，雷隆琬才醒悟，自己面对的是朝夕相处的姐姐，他无法接受这种角色的转换。娶了自己的姐姐当老婆，不知村里的后生哥们会有什么议论。蓝淑英似乎早已心中有数，她表现出异常的平静和安祥。
娘家没来客人，猴墩村的青年男女无法组织盘歌，没有对手斗歌，搭不起彻夜难眠的“歌铺”。于是，通宵闹洞房的盘唱便打了折扣。——雷隆琬的新婚之夜显得漫长而索然无味。
次日，雷隆琬便走出了家门，蓝淑英懂得弟弟的心思。姐姐问：几时回家？弟弟答：不知道……她默默地目送弟弟离家，姐弟二人拉开了无形的距离。
雷隆琬外出打工，是因为对农村生活不习惯，还是对这场婚事不理解，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雷隆琬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到了八都桥梁工地，又到了大泽溪水电站工地，因为有文化，他得到了一份轻松的工作，出简报，抄写专栏。他觉得，在这里一个月有36元工资，加班一天还多1元，比在小队里干活，一天挣三四角钱强多了。白天嘈杂的工地里他什么都不想。但是，不知为什么，一到晚上，在他的眼前总会时时闪现那熟悉的身影和怜爱的面容，他会不经意回忆起和姐姐相处的日子。
那时，也有招工的机会，主要去林场、矿山等，父亲雷昌坚都没有同意，认为公家饭不好吃，雷家一人吃公家饭就好了，别让孩子再受累。雷昌坚已经觉察到儿子和蓝淑英之间的微妙关系，他告诫孩子，生意亏本了可以重来，如果不满意这场婚姻，可以重新考虑。但是，这是阿婆的临终遗言，你爱阿婆，就应该听她的话。不要别别扭扭，贻误了你们两个人的前程。
雷隆琬终于无法拒绝故土的诱惑和亲人的呼唤，浪迹一年的他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猴墩村，真正开始承担茶人之家的生活重担。
十九、开垦平湖山茶园
20世纪70年代是“农业学大寨”最红火的时候，村里的劳力全部控制在田间地头，参与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兴修水利。生产队推广“矮脚南特号”水稻良种，组织各村来来往往，参观学习。抓革命，促生产，猴墩村成立了俱乐部，学唱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样板戏。政府给猴墩俱乐部发放了5.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生产队提取了公益金用来租电影拷贝。那年头，除了国产影片《地道战》、《地雷战》外，还有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南江村的妇女》等。雷隆琬和村里的年轻人都津津乐道影片中的情节，学习英雄誓做革命人—偌大的猴墩村虽不富裕，但充满着青春的激情。
为了养活这个家，雷隆琬不分严寒酷暑，拼命地下地干活赚工分。他不满足于每天生产队里的出工收工，还兼任了生产队会计、赤脚医生。只要能揽到的活，他都不放弃。他承继了雷家经商的传统，跃跃欲试急着发家致富，他使出了浑身解数，挖空心思寻找赚钱的路子。那时，因外贸市场的需求，白木耳可以卖高价钱，他挖乌桕树根，种植白木耳。又接种、销售白木耳菌苗。他“违法乱纪”，私宰生猪，当猪贩子，“投机倒把”，贩运化肥，到临近的福安县推销。他的所作所为受到大队干部的密切关注，并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处理。村支部书记带人到他家里，没收了白木耳菌苗，还批评教育他，制止他“走资本主义道路”。严明的政策演化成的乡规民约伤害了他的自尊，也束缚了他的手脚。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闽东茶业界正酝酿着重大的变革：由于中苏贸易关系的恶化，红茶出口受阻，闽东实施“红（茶）改绿（茶）”计划，引种茉莉花，窨制茉莉花茶。同时，推广优良茶种，改造旧式茶园，扩大茶园面积。开垦茶山，扩种茶树，成了闽东“农业学大寨”的基本内容而列为一项政治任务下达村村户户—猴墩茶人预感到这是一种契机，他们意识到，那时断时续的制茶技艺，行将派上用场：那沉寂多年的猴墩茶事，指日可现转机。于是，猴墩生产队选定了离猴墩村6里地的平湖山作为茶树栽培的基地。
平湖山处在宁德、福安两县交界地，属坡度低缓的丘陵地带，海拔560米，较之猴墩村海拔180米高出了许多。但是，凭借当年的官道，拾级而上可以直接到达。平湖山所拥有的偏酸性红壤是大地之母赐予的松软而温情的肌肤，那里有千年相伴、百年萦绕的缠绵润湿的春雨、夏露、秋雾、冬霜——这一切注定为孕育小叶种灌木茶林落户铺设了舒适惬意的温床。从此，平湖山成了猴墩茶人的生命之山！
1972年的平湖山，猴墩茶史值得书写的一笔！
久违了——那世纪初振兴茶市的豪情壮志！猴墩茶人那沉睡的细胞被激活了，他们与茶共荣的历史性行动揭开了序幕！开垦新式茶园，按劳力分片包干，雷志波们的后代来了，他们要以柴刀与山锄发言，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谱写茶人新传。
首批进山12人，年龄最大的60多岁，是饱经风霜的猴墩老茶农，沉寂多年的他们今番特别技痒，纷纷请缨参战。年轻的十七八岁，是虎虎生风的猴墩茶人新生代，他们憋足了气要和老一辈试比高低。雷隆琬亦在此列，他那永不安分的心灵终于可以得以宣泄了！他是茶场会计，创业者行列中之举足轻重的人，他核算工程成本，统计工分用以年终的收益分配。
平湖山的深秋充满人情味：秋空皦月劲风，秋山露叶霜条，秋水潺潺低吟，秋草脉脉含情——她正袒露着胸襟迎迓猴墩茶人。不知是什么年代，这里曾有过几户人家，他们留下了断壁残垣。民国二十三“闹红”以后，这里曾设游击队活动的秘密寮、交通站和红军医院。40年相隔两代人，猴墩畲村的创业者又在这里安营扎寨——茅草屋搭在废弃的地基上，稻草叠起了松软的地铺，撬开墙基的石头，砌起了炉灶，安放了铁锅。第一缕炊烟袅袅升空，一如为猴墩茶人的创业歌填下第一串音符。
可是，实际上，创业的诗篇是毫无诗意的，开垦茶园的工程漫长而艰辛：冗长的工时，繁重的负荷，简陋的食宿，菲薄的报酬。平湖山为猴墩茶人提供了宽阔的舞台，可是茶人们表演的节目却单调乏味：以最原始的生产方式征服自然，日复一日，今天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插看云起，锄带月归。剪荆棘，斩蓬蒿，第一道工序是将地表上的灌木杂草清理一遍，其次，劈去坡度，将挖出的一块块带土的草皮，垒起一道道坎沿。最后，推动松软的红土整成一块块田畦，形成拾级而上的田垅。—这就是未来的茶树栖身之地，猴墩茶人一边开垦茶园，一边种植茶树。无法统计他们撬断了多少根山锄的木柄，刨钝了多少面山锄的利嘴。猴墩村没有打铁铺，缺嘴钝口的山锄都要送到八都镇去加钢。茶人认为，新打造的山锄不好使，只有经过个把月砂土磨砺，锃亮的山锄才露出了锋芒。这时，山锄的木柄已被日日的汗水涂上了一层汗油，显得光亮滑溜。挥动起这样的山锄才带劲，既省力又奏效。在开垦茶园的舞台上，这种处于最佳状态的道具，仅仅维持半个年头。随着岁月的流逝，山锄不断地更新换代，绿色的茶苗林带不断地向外扩展延伸，一部人与自然直接对话的史诗剧便诞生了。
猴墩茶人引入了茶叶良种“福安大白茶”，它被国家茶树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为国家级良种。闽东茶人都知道，“福安大白茶”出自福安县穆云畲族乡高岭畲族行政村，母种在上高山自然村钟姓畲民的茶园里。因树高、叶大、芽壮，被当地畲民誉为“皇帝茶”。该茶叶亩产可达260多公斤，制成的白毫银针、功夫红茶等，芽壮毫显，香高味醇。并且，猴墩茶人在植茶之地间作药材，套种番薯。他们还在新垦的园地里自育种苗，用于扩种。感谢大自然的恩惠，猴墩茶人取之平湖山，用之平湖山——平湖山成了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盘。
那年头，连午饭后的休息时间都搭上了。其时，他们上山砍柴、拾掇开荒时劈下的柴草。将柴草缚成捆，留着烧饭；把柴片装进柴枷，送去收购。他们轮流将柴担挑到离湄洋岭的岔头，那是宁德、福安两县交界处，县供销社在那里设立了柴片收购站。每担柴片值5角钱，扣除山价积累金3分，剩下4.7角。他们每次挑150斤左右，不足1元钱，充作菜金。猴墩茶人在实践“众人拾柴”的古训，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工程进入了良性循环。
经过六载春秋，餐风宿露，耕云耘雨，猴墩茶人营造了110亩标准茶园。陆羽《茶经》云，植茶“法如种瓜，三岁可采”。6年后，平湖山茶场有大半茶树已经步入了采摘期。
6年后的1978年，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用诗人严阵的诗句是“春天敲打着中国的门窗”，人民政府的农村政策彻底改变了乡村农民的命运。这一年的自然界应对了社会的欣喜，猴墩茶人那村前屋后的几株百年老茶树突发新枝新叶，枝桠叶簇上绽放出的嫩绿鹅黄的芽尖，咄咄逼人地闪射出充满青春和活力的光芒。
——猴墩茶人的春天来到了！
清明前，早春天。一夜春风，将平湖山的新茶林唤醒，千万株茶树都吐露出雀舌鹰爪的黄金之芽。满山的畲家妹子，身背茶篓，十指飞动，采摘一叶一芽的茶青，这被茶人戏称为“一枪一旗”的尤物。此时，茶歌渐起，此唱彼和，盘对互答，春意浓浓。采好的茶青须集中过秤，由大队统一制作。这时候，单靠茶叶一项，猴墩村集体经济的收入已增加了5万多元。
1978年雷隆琬接替了大队会计的职务。6年来他和猴墩创业者一样，吃住在平湖山，历经了茶山创业者的苦辣酸甜。家务事他很少过问，主要由妻子蓝淑英一人承担，她以家庭主妇的身份遭遇了6年来发生在雷家的悲喜之事。
二十、妻子蓝淑英
1971年4月，雷隆琬的妻子蓝淑英生下了一个男孩，名雷建强。在婴儿出生后的前3天，一根红绳子把母亲与孩子紧紧地牵在一起。3天过后，这根母子之间的红绳子才解开。这时，要为新生儿举行“洗三旦”仪式。雷隆琬到了山涧边采回了土名为“香镜”的青草，将草熬汤以备作新生儿洗澡的药汤。按规定由接生婆给婴儿洗身子。婴儿洗澡时，接生婆要在婴儿的嘴里抹一点黄连汤，趁婴儿的哭声，接生婆喃喃自语：“细卵（畲家对小孩的爱称）啊，‘三旦’那得黄连苦，以后日日食蜜糖。”本来阿妈钟秀梅要煮蛋面温红酒犒劳接生婆。可是，她却不能做这些活。因为，她也有孕在身，并处于临产的“非常时期”。在雷建强出生8天以后，她也生下了一个男婴，即雷隆琬的小弟弟雷隆玠。雷昌坚见到家中顿时增添了两个男丁，很是宽慰。蓝淑英对丈夫说，如果“大耳婆”阿婆健在，她老人家见到了家里一下子又多了孙子和曾孙，不知会多么高兴和自豪。
两个婴儿给家庭增添了欢乐和幸福，同时，也增添了孩子成长的烦恼。两个孩子加了两张嘴巴，也增补了两个人的口粮，生产队的口粮是要挣工分买的。而家里的两个女劳力中却要腾出一个人来带孩子。增了口粮，少了劳力。雷家在无形之中，形成了劳力不足的压力。于是，家庭作出了分工：阿奶在家带婴儿，而蓝淑英做完“月子”，就得立即下地干活。
一个月以后，家里的两个婴儿全由阿奶钟秀梅哺乳，钟秀梅的奶水既供给自己的孩子，蓝淑英的小叔子雷隆玠，又要供给她的孙子，比雷隆玠大8天的蓝淑英的儿子雷建强。这种现象在城市也许没有，但是，在畲族乡村却习以为常。
一年365天，蓝淑英要下地干活200多天。她一年到头，起早摸黑，田间地头，总共得2000多个工分。她一般每天评8个工分，但有时因工种的难度和强度她也能评9分、10分，甚至更高的工分。因为，她熟悉农活的十八般武艺，她甚至可以牵牛扶犁耕田。这是强度最大的农活，在汉族村庄一般都由男性强劳力承担。那时，一个工分值0.4元，她一年所获不足100元。加上丈夫雷隆琬在平湖山茶场的工分折合人民币，年收入大概200元左右。二者相加还不够付家庭全部口粮款。还好，阿爸雷昌坚是国家干部，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来补贴家用。雷昌坚1964年已从原有的农具厂厂长的岗位转到了七都镇党委副书记的职位，翌年，他又到洋中乡任卫生院院长。
过了一年，一场病灾降临雷家：阿奶钟秀梅在干活时，不小心划破手指头，伤口感染并引发成败血症，病情十分严重，有生命危险。村里人忙乎着，将她及时送往了宁德城关医院。乡下一人得重病，全家受重灾。钟秀梅住院一个多月，命保住了，却花去了3000多元钱。这个款目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雷家是没有能力承担的。宁德县卫生局考虑洋中卫生院院长雷昌坚家庭的实际困难，便特批给报销一部分药费。雷家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加上东挪西借勉强凑足了这一笔款。
出院后，阿奶的一个手指头变畸形了，她完全丧失了劳动力。这样，蓝淑英的负担就更重了。雷隆琬还是驻扎在平湖山茶场，因为平湖山的育种植茶正处于关键时期，他一天也离不开平湖山，平湖山一天也离不开他。那时，回乡或下乡的“知青”开始陆续上调当工人、上大学当“工农兵学员”，凭雷隆琬的政治条件，中共党员加少数民族，他是有机会离开农村的。可是，他不能离开亲人，平湖山毕竟离猴墩村近，有什么事情，只要捎个口信，便可以赶回来。阿爹在洋中卫生院，他很敬业，工作负责，一个月难得回家一趟。雷家的里里外外就只能靠蓝淑英一人张罗。在家，她要带两个刚刚断奶的孩子；在外，她要下地干活挣更多的工分。还有，砍柴、喂猪、缝补、浆洗。在雷家她就像一只花陀螺旋转个不停，雷隆琬的大弟雷隆琰刚满9岁，只能帮助干一点零星的家务活。
1975年雷家又发生了不幸。那年春节，阿爹雷昌坚回家过年，他知道村里要修水利，便兴致勃勃地和雷隆琬等人直往山里转，他们巡察山势，遴选地址，议论计划。户外风寒霜冻，老人家患了感冒，卧床不起，高烧不退，到了医院确诊是肝癌晚期，到了5月，他就匆匆离开了人世，那年他仅仅52岁。
阿爹的葬礼，因陋从简。“文革”期间，不兴大办丧事，雷家也没有资金和精力，阿爹的坟茔还是在雷志波等祖辈长眠的祖宗山上，坟头上照样有猴墩茶人独有的“篱笆茶”。悲哀笼罩着雷家，极度悲痛的阿奶已然成了木人，从今往后，家里的一切就全靠雷隆琬夫妇了。
1978年猴墩实施了包产到户的政策，家家都可以灵活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不必要有事没事都去队里上工。为了创收，雷隆琬与妻子商量，让自家的老屋——临村道的店铺，重新开张，办起杂货店。当年，“大耳婆”决定拆除新房，搬回旧屋，一住就是20多年。二十载日月荏苒，人世沧桑，老屋里历经了几多生离死别。
蓝淑英掌柜当垆，既销售日用品，又卖家酿米酒。农村人现金不多，平时购物打酒多为赊帐。有些人是到了年关，才筹钱付帐。蓝淑英文化程度很低，她要学着认字、记帐、打算盘。不到一年功夫，她能记下村里许多人的名字，也能拨动算盘珠子了。雷隆琬还是家长，蓝淑英还是听他的，虽然，她撑着这个家。雷隆琬时时下平湖山，帮助妻子进货、算帐。夫唱妇随，两口子日子过得实在、顺心。
1984年4月，雷隆琬当上了猴墩村支部书记。10月，他被正式录用为干部，担任八都镇纪检委员，随后又任纪检书记。蓝淑英作为随行家属，离开了猴墩村，在镇属企业当临时工，他们一家子搬到了八都镇。提起往事，雷隆琬感慨万分。他说，70年代那十个年头，蓝淑英太累了，我们雷家多亏了她。
二十一、修谱·建祠（二）
20世纪80年代，南中国的乡村有着一股文化复古思潮，最为典型的是许多村落家族均不约而同地兴起了续修宗谱、复建祠堂的风气。热中此道者有四：其一、返乡的海外侨亲与台、港、澳同胞；其二、乡村中的大款、离乡的暴发户；其三、年老离退休回乡或任上的乡村干部；其四、对于家族曾有的辉煌永怀眷念的家族长老和家族卫士。他们的动机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目的却完全一致，都想热心而体面地为家族中人办一件实实在在的有影响力的善事。这些善事中除了修谱、建祠外，自然还包括兴学堂、修村道、办企业等。猴墩茶人中没有海外关系，也缺乏经济巨人。但是，他们具备后两种力量。
1983年，猴墩雷氏族老们觉得那多年失修的雷氏祠堂应该维修了，这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族老们一番商议后，公推雷隆琬为重修祠堂的董事长。那时，他已经是多年的大队会计，在猴墩村里他以办事公道、干练、有谋略而赢得村民的信任。说起猴墩村雷氏家族百年鼎建祠堂的历史，雷隆琬家都发挥了作用：20年代建祠，为首者是他的太祖父雷志波，60年代修祠的发起人之一是他的父亲雷昌坚。80年代第三次修祠，他又被推到了前沿。
猴墩雷氏家族要重修祠堂的消息一传开，远迩响应，族中表现出异常的热情，加资助役者众。到了当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修复雷氏祠堂的工程竣工。祠堂大门的两侧镶嵌上固定的对联，联曰：“武骑袭爵宗风远，狮墩（猴墩又名‘狮墩’）兴祠世泽长。”竣工之日，有福安县下白石乡安赫村、宁德县七都镇高山村的族亲前来祝贺，他们送来的匾额悬挂在祠堂的墙上。
猴墩雷氏族人对工程是满意的，他们觉得惟一的遗憾是，那些毁于1966年“破四旧”中的数十面祖牌再也无法重见天日了，而如今要重新制作，也几乎不可能。因为，既没有那么多资金，也缺乏可以临摹的样本，再者，找不到当年那一批技术精湛的雕刻师傅。畲民家族祠堂有四件镇祠之宝，包括宗谱、祖图、族杖和祖牌。可如今，雷氏祠堂仅剩下两件，即宗谱和祖图。人们在祠堂的神龛上摆进了一尊仅15厘米高的土主神像，这是从村口已经废弃的土主庙里移居此地的神灵。
祭祀祖宗的庆典延至1984年的农历十二月十八日，猴墩村雷氏家族邀请了霞浦县大京闽剧团来演“祭谱戏”，后来的宗谱中记载了这件盛事，云：“附近邻村前来观剧者甚众，以显我祖之英灵感格也。”
猴墩村雷氏宗谱的续修是1988年，主持这项家族文化历史工程的是雷隆琬的堂叔雷昌珍，当时，他这个乡党委书记已卸任，赋闲在家。修谱先生有二人，其中之一是福安县田螺园村的畲民雷震春，他毕业于福安农校，写了一手好毛笔字，编修谱牒是自学成才。笔者想向他了解当年编纂宗谱的过程，当拨通田螺园村的电话寻找他时，对方告知，此君已于前几年作古。笔者每一次听到乡土文化人的消失都很悲哀，包括那一些能几天几夜唱不尽山歌的歌先生，现如今，也所剩无几了。
到了20世纪末期，笔者重返猴墩村时，新修的祠堂已经失却了原有的容颜。那尊客居祠堂而形容古怪的土主小坐像，也不翼而飞。村里人说，近年非法收购和盗窃乡村文物、古董之风屡禁不止，祠堂中之最珍之品——祖图、宗谱已经移交给专人保管。保管人对于此任心不在焉，当笔者找他索要宗谱、祖图，再度观赏时，他牢骚满腹，说不想再干这无人关顾的差事。他保管宗谱、祖图极为潦草，东西搁置在旧木橱子里，老鼠、蟑螂可以随便出入，既没有上锁，也没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
笔者向猴墩茶人问起续修宗谱和复建祠堂的意义时，他们都笑了笑，又摇了摇头——说不上什么特别的意义，大家觉得该修了，就修了起来。四邻的村落都在做，我们也不能落后。修修宗谱、修修祠堂总好……
80年代猴墩茶人的续修宗谱和复建祠堂，已经褪去了家族权威的神圣性和神秘性色彩，而变成了愉悦性、从众性、公开化、明朗化并被普遍认可的家族象征主义的文化演示。而笔者发现，到了20世纪末，大多数的猴墩茶人对雷氏家族的文化工程已经失去了固有的热情，更显得漠不关心。
在1988年新修的《雷氏宗谱》中，除了延续、补缀家族各房支人丁姓名、家状外，最明显的是记载了《猴墩苏维埃政府实记》和《重修雷氏宗祠志》两项内容。
在新修的《雷氏宗谱》中与本书有关的家庭谱系示意图如下（下有横线者是本书重点叙述的对象）：
二十二、雷锦英的后半生
1978年冬，八十高龄的雷锦英寿终正寝。她的一生是孤独寡欢、平淡无奇而耻辱有加的。前半生，她年纪轻轻丧夫，除了守着百亩田地、数间瓦房的家业外，便与丈夫刘松细的元配张氏住在一起，并负责这个举止不灵便的姐姐的生活起居，因为姐姐在丈夫死于非命的那场灾难中已经丧失了理智。
50年代土改，她们家是甘棠有名的地主，是斗争的重点对象，雷锦英怕姐姐再受刺激，总是护着她，凡事都由她首当其冲。在农会的诉苦大会上，她们家必须挨白天、黑夜的轮番批斗，她都是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有一天，土改工作组带着农会干部来到了她家，他们极端严肃地宣布，没收她的土地、房屋和浮财。随之，原住在刘厝巷的刘姓族亲，他们以贫雇农的身份，大批地住进了位于刘厝里的刘家大宅院。往昔，在刘家深宅大院里，除了个把佣人外，很少有外人走动。平日里，紧闭大门的刘家大院是死一般的寂静。如今，那两扇漆黑的大门始终大大方方地敞开着，男女老少，出出进进。顿时，大宅院里，人声嘈杂，鸡犬声大作，被安置在磨房边的两间小屋里的她与姐姐，被吵得没有睡一天安稳觉。姐姐张氏时时低声痛哭，她长吁短叹自己命苦。可是，人们却从来没有见到雷锦英的颓唐相，她还常常安慰这位刘家惟一的亲人。
有人算过雷锦英家的细帐，说她们家里除了摆在眼前的那些财产外，一定还有大量的钱财没有露眼。因为这两个地主婆，处于殷实之家，又一向省吃俭用。以平均一年五百担谷子的田租来应付两口之家的日常开支，必定是绰绰有余的。人们的推断是入情入理的，经过周密的统计，刘家被没收的浮财总量与人们所估计的数量大相径庭。这其中必定有鬼，而鬼就出在雷锦英身上。于是，雷锦英一次又一次地被叫进农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常人无法想象的精神折磨。但是，她始终守口如瓶，人们根本无法从她的口里得出只言片语的有价值的材料。工作组一致认为，这个地主婆顽固不化，应该严格管制。同时，农会派员到她们家里，四处打探，盘根就底，挖地三尺，却仍然一无所获。
关于当年收租的事，雷锦英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男人死后，虽然有田产，也雇长年（长工），但是一个女人家出面收租，往往打了折扣。遇到拒交或少交时，也没有什么法子。如果遇到年成不好，租谷收得更少。交来的谷子中，有一部分成色差，质量不好，卖不了好价钱。而且，租谷大多是湿谷，她就叫了猴墩雷家的一个侄儿来帮忙，专门负责晒谷入库。这个侄儿为人刁钻，偷偷把晒好的谷子卖了，中饱私囊。雷锦英很信任他，平时从不过问库粮的事。直到有一次，他在当场交易时，被雷锦英偶然撞见。此刻，她才如梦初醒。她没有过多的责怪，但侄儿自觉没趣，就借故辞别了。离开时，腰间揣了不少银元。
自从嫁到刘家后，雷锦英就很少回猴墩老家。50年代以后，老家更是断了脚步，因为受管制的地主婆是不能轻举妄动的。倒是老家的人常常来看她，他们送来了家乡的清明茶，还送来了不可多得的问候。此时，雷锦英已经皈依了佛门，她除了在生产队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外，就吃斋念佛，闭门思过。60年代初期，与雷锦英生死相依的姐姐张氏去世了，她体体面面地为姐姐办完了后事后，更觉得清净无为了。于是，她对佛门愈加虔诚，平时里，也只关心佛事。
随着时光的前流，人们对她的看法有了改变，不管是刘厝里，还是刘厝巷的人，都友善地叫她“刘厝菜婆”。（福建人把在家吃素念佛的妇女称为“菜姑”或“菜婆”）她还能为孩子“收惊”，所谓“收惊”是指在一杯水里念几句咒语，给受惊吓啼哭的孩子喝下，孩子便心安神定，一切如初。据说，“刘厝菜婆”的收惊茶特别灵验，因此，求之者渐多。只要有求于雷锦英的，她从不拒绝。
6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刘厝菜婆”的日子又不好过了。甘棠有流言说，“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破“四旧”，从她家里搜出了一个金鸡蛋。对于这种传说的可信度，猴墩茶人中没有一人得到过确切的证实。她被发配到刘厝祠堂前的水井边打扫卫生。这活儿不累，还可以听到很多井边新闻。她听了许多好事、坏事、怪事、平常事，却不见她就事论事。她总是埋头清理井边的垃圾、污水。后来，红卫兵到甘棠来煽风点火，乡镇也有了派性斗争。人们的注意力转移了，就再也没有人注意她了。
到了70年代以后，再也没有人管“刘厝菜婆”了，雷锦英比先前自由多了，还是一如既往，热中于佛事。娘家亲戚到她家走动的人也多了起来，他们总觉得老人家有很多私房钱，就想要上一点。若有盖新房、娶媳妇、修坟墓等要事相求，她总会慷慨解囊，出手大方。而有些族亲没有什么大事，却也来向姑婆借钱，她却是一个子也不给。她还要说上几句：大家都有两双手，能干活，能赚钱，却还来向老太婆要钱，罪过！罪过！善哉！善哉！—猴墩茶人都知道，雷锦英家确实有一点钱。
在雷家晚辈中，不知为什么，雷锦英最疼爱雷隆琬。雷隆琬也觉得姑婆雷锦英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每次去姑婆家，姑婆都会备上好饭菜。临走时，姑婆还会在他兜里塞进几十上百元。雷隆琬告诉笔者，那时候的钱很大，很经用。有三五百元钱，就能在宁德县街头买一间店面。
雷锦英晚年经常回到猴墩村，是要拾起童年的记忆？还是自己要履行晚辈的义务？我们不得而知。在猴墩村里，她为父母修了坟茔，尽了一份做儿女的孝心。在她的同龄人之中，她是猴墩村里惟一的一个嫁到财主家的人，也是惟一的一个与茶事无缘的人。
1978年夏，雷锦英病倒了，身边仅有一个过洋村的畲族妇女在伺候她。她大概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就托人捎话给雷隆琬，叫他抽空来甘棠一趟。那时，雷隆琬正好在平湖山茶场，他很少下山，始终没有人给他传达雷锦英姑婆的口信。
老人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等到雷隆琬知道噩耗时，老人家早已经收敛了。一切后事的开支，她早已备好，她没有连累任何人。
她有没有留下大量的黄金宝物呢？若有，又藏在哪里呢？谁也不晓得！——雷锦英留下多少秘密，多少私房钱，永远是一个谜！
二十三、南方之嘉木
平湖山茶场一年年在扩大，80年代的乡土预言家说：茶兴，兴百事！
1982年春节，春日、春雨、春风早早把猴墩村的满山茶树唤醒，茶人之家窗棂前的一团团新茶，活力四溅，在明晃晃的阳光反射下，闪动着绿色的光芒。
清晨，家家烹新茶，灶火发出了咝咝的笑声，窜起了金黄色的火苗。—猴墩茶人要来客人了！
大年初一，宁德县的畲村村民代表800多人汇聚在猴墩村，宁德县人民政府在这里举办首届畲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村畲民都准备使出看家本领，一争高下。
登高盘歌是畲民中最普及的传统体育活动，猴墩茶人几乎是倾巢而出，加上各村的畲民，满山遍野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沿着当年的官道，奋力登攀。终点是平湖山绿色茶林，人们登上平湖山后，遂自然形成各种方阵，开始盘歌。春天的平湖山弥漫着茶的芬芳和歌的欢乐。
各村的武术队摆开了架势，他们的拳路各具特色。猴墩村茶人们的“齐眉棍”出尽了风头，再现了当年行走在闽东北茶叶之旅上的风采。运动会历时4天，有拔河、打“尺寸”、“拾猴蛋”等12个项目。老人们说，开了眼界；青年人说，玩得尽兴；细人仔（小孩子）说，明年再来！
1984年任猴墩村党支部书记的雷隆琬，调到了八都镇任纪检委员，随之，旋升为纪检副书记。他告别了生他养他的猴墩村，也告别了十余年朝夕相处的平湖山茶场。他知道，平湖山的未来和猴墩茶人的前景，都是一片光明。茶园在逐年扩大，茶叶产量在逐年增加，收入在逐年提高。猴墩村办起了茶叶加工厂，猴墩茶人正在酝酿着更大的发展计划。
1985年，宁德军分区、县人武部包片负责猴墩村各项工作，那时，提出的口号是“率（民）兵脱贫致富”。身为镇纪委书记的雷隆琬回到猴墩村，作为驻村干部负责各项任务的实施。他又开始为了家乡茶人的发展，出力流汗。
工作组选定了平湖山茶场作为猴墩村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县扶贫办公室投放了5万元，作为新垦茶园的无偿资金。军分区、人武部的战士们组织了测量队，为通向平湖山的简易公路测定了路线，猴墩茶人投工投劳修筑了一条蜿蜒而上平湖山的盘山公路。那几年，猴墩茶人已经从平湖山茶场里尝到了不少甜头。一说要新垦茶山，便不用动员，各家各户自告奋勇，荷锄上山。雷隆琬代表工作组负责监督工程的质量，丈量各户垦复茶园的面积，并按照面积的多寡，支付给茶人们一定的报酬。雷隆琬丈量新垦的茶园时，茶人们表示出慷慨大方，他们说，把面积量足，这是自家的事，我们不会讨价还价。与此同时，工作组又提出了“以（茶）场带户”的工作思路，在稳步发展平湖山集体茶园的同时，要求各家各户扩展私家茶园，并由茶场提供优质茶苗。此时，集体茶园与个人茶园平行发展。二者的面积几乎均等。
几年的努力，平湖山猴墩村茶园已经扩展到了560亩，加上与之相连的福安县甘棠镇的北门村的360亩茶园和王家山村的100多亩茶园，三村茶林在平湖山回合成了一片茶的海洋。举目远望千亩茶林，碧波连天。在十里翡翠的平湖山上，猴墩村建起了厂房，以当地柴草为燃料，办起了茶叶粗制厂—从此，“高山出名茶”，平湖山千亩茶园，名闻遐迩。
陆羽《茶经》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信然！
人们可以到平湖山走走，平湖山上的千亩茶园，就是一幅赏心悦目、魔力无穷的水墨画。在大自然的调色板里，四季的茶林被涂抹着浓淡有致的变幻——春之嫩绿、夏之翠绿、秋之碧绿、冬之墨绿。那畦畦的叶簇，在清风中是缓淌慢流的一湍湍绿色的山涧：那一垅垅的枝丛，在骄阳下是依山伴崖的一道道灰色的横云。这里的每一叶茶尖，都是绽放的一朵希望之蕊；这里的每一株茶树，都是撑开的一把华盖之伞。
天地山水，钟灵瑞草。只要人们一进入平湖山茶场的佳境，定然会被满山遍野的生命之绿所包围，所感染，所陶醉，所融化。
1987年农历三月初三是畲家的乌饭节（也称“称歌节”），猴墩茶人家家蒸熟了乌米饭，烫温了糯米酒，冲泡了“明前茶”（清明前采制的新茶）。他们预留了上等的粳米，舂制了黄金糍粑，为了一年一度畲家自己的节日。县人民政府在猴墩村举办了畲族“三月三”歌会，闻讯赶来听唱盘歌者络绎不绝，计达2000余人。各村选派的歌手150余人，他们登上了歌台，比试歌喉。宁德地委的领导也来到了猴墩村，他们与畲汉村民们一起共度佳节。80年代，百废待兴。这时，猴墩村小学、文化站都进行了修整、改建，村里的小学成了5年一管制的公办学校，还办起了学龄前的幼儿班。村里有一定积蓄的茶人们开始盖起了新房。一年到头，猴墩茶人娶媳妇、嫁女儿的喜事不断。上级又拨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9万元，村里修筑了3公里的乡村公路，公路衔接上了104国道—猴墩茶人的路子越来越宽了。1989年猴墩村被宁德市（县）评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文明村”。
1987年，雷隆琬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军分区、人武部极力推荐他担任镇武装部部长。不久，雷隆琬这个没有当过一天兵的年轻畲族干部，荣任了镇人武部部长职务，成了镇里“带兵（民兵）的人”。
1988年，八都镇政府认为，猴墩村“以（茶）场带户”的工作经验值得总结、推广，又向猴墩茶人提出了“以（茶）场带村”，帮助一个贫困村发展茶叶，脱贫致富。经研究选定了八都镇南岗畲村，雷隆琬领着平湖山茶叶工人来到了南岗村，从开垦茶园到种植茶苗，猴墩茶人都悉心进行技术指导，他们还为南岗村提供了茶叶良种。猴墩茶人觉得，能到邻村传授茶经是一种殊荣，也是百年茶技的展示。南岗村新开的百亩茶园给当地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80年代开始，猴墩畲村的知名度越来越大，一是猴墩的茶人，二是猴墩的茶叶，三是猴墩的畲歌。那时，宁德地区举行闽东畲族文化艺术节，有猴墩茶人的参与。福安市（县）举办了两届茶文化节，都邀请了猴墩茶人。宁德地区要派代表到南宁参加全国文化艺术节，猴墩茶人被选上。日本、台湾的专家、学者到猴墩调查、采风。中国民族音像出版社和日本JVC公司联合拍摄55个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记录片，他们到了猴墩村，邀请猴墩茶人唱几乎绝版的畲族音乐演唱形式—“双音”。
二十四、女儿雷建英
说来真巧，“7”字对于雷家，始终是一个吉祥的数字。雷隆琬、蓝淑英都是7岁到雷家，而雷隆琬的女儿雷建英也是7岁到雷家的。雷建英生于1971年10月，与哥哥雷建强同龄，比哥哥小6个月。她的生父姓刘，是八都镇茶叶站的评茶师，专门给进站的茶叶评定级别。雷隆琬在送茶进站的过程中，和刘茶师相识。逐渐地，他们俩成了莫逆之交。刘茶师自告奋勇、心甘情愿地将爱女送给雷隆琬，不是因为自己家道贫寒，更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而纯粹是一种友谊，一种值得信赖而永远珍惜的情感。雷隆琬欣然接受了挚友的特殊“礼物”，一种值得永远珍藏的无价至宝。
雷建英在父母身边的八都镇上小学，她从小爱学习，很用功，从来不要大人督促。中学在宁德一中，与同学们相处得好。她独立性很强，做事像男孩子，干脆利落。对于女儿的学习情况，父亲谈不上许多，他说，和一般的好孩子一样，凭她自己努力，不求人，顺顺当当地读完了中学上大学，她成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88级经济管理专业学生。上学时，父母觉得女孩子上了大学，应该有一两件像模像样的衣服，就专门给钱叫她到北京选几件衣服。她到了北京，还是穿中学时的学生装，用买衣服的钱买了傻瓜照相机，利用节假日，和同学们结伴到了长城、故宫等名胜古迹。她给父母亲寄回了大量的彩色照片，父亲瞧见了女孩子的一大摞照片，直摇头，半嗔半喜地说——这孩子！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发生，学校里很混乱，上不了课。雷建英没有钱，就想起了一个冒险的计划，跑回福建老家。她买了1张站台票，混上了火车。火车在杭州整整停留了1天1夜。几经周折，她终于回到了福建老家。见到了孩子，父母亲如释重负。处于非常时期的非常行动，父亲原谅了孩子。
4年的大学生活，雷建英成熟了许多。她的成绩，门门过关，英语还通过了六级考试。厦门的企业到北京招聘人才，一下子看中了她。
1992年雷建英毕业后，在厦门工作。每年春节她都回家过年。结了婚后，她还一如既往，和丈夫一起回老家过年。雷隆琬患有轻度糖尿病，雷建英专门从美国买回了药品给父亲。雷隆琬对女儿是赞不绝口的。
雷家三代人，若以血缘而言，都不算纯粹。雷昌坚不是阿妈“大耳婆”蓝银妹所生，雷隆琬不是雷昌坚的亲生儿子，雷建英也不是雷隆琬的亲生女儿。但是，在雷家，不管是长辈或者晚辈，他们都充当了应有的角色，并根据自身所处的家庭角色位置，具备了发自内心的、无私的，对家人的亲情和对家庭的责任。山高海深的养育之恩，树叶对根的报恩之情，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一切都变做顺理成章。一点也不虚伪，也不娇柔造作。因为，家庭的亲情、道义、权利和职责，血缘关系并不是惟一的前提，姻亲关系也不是惟一的依据。如果是谊子义女，只要有着一以贯之的良好的家训与家风，有长辈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家庭成员之间的水乳交融，永远关心他人，爱护他人，三者的互动就形成了一种支撑幸福余庆之家的张力，就像是合金钢的熔炼，就如是五谷酒的酝酿。
笔者拨通了厦门雷建英家的电话，她不在家，她的先生张清玉接了电话。他是三明宁化的客家人，毕业于南京航天航空大学。笔者开玩笑说，自古“畲（族）—客（家）”不分家，你们二人的结合也是历史的必然吧？他以笑声表示默认。
以下是我们二人的简短的通话：
笔者：雷建英在厦门柯达公司从事什么工作？她干得怎样？
张清玉：她在公司的人事部门工作，外国人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都与国人不同，但是，她还是胜任的。
笔者：听说她不久去了美国学习，后来又去了澳大利亚。是吗？
张清玉：是的，她现在还在澳大利亚。她主要是学习管理，公司很信任她，派她去的。
笔者：她一到厦门就到柯达公司吗？
张清玉：不是，她到了厦门先后在两家公司做事，第三家才是柯达公司。在那里，她已经干了4年，能得心应手。
笔者：听说，你们在厦门干得不错，还买了房子、私家车。能谈一谈您的工作吗？
张清玉：我是自己办公司，搞电子方面的。目前，公司的进展还行。我们买了100多平米的写字楼，用于公司的办公。住房并不大，有车。
笔者：您觉得雷建英是一个怎样的人？
张清玉：她敬业、开朗、活泼。
笔者：贤惠吗？
张清玉：贤惠！……
我们的谈话证实了父亲对女儿的评价。雷隆琬告诉笔者，雷建英一家现在还不想要孩子，他们夫妻双方，各自都有自己心爱的事业，各人都忙不过来。以事业为重，生儿育女的事就往后挪了。
与父亲谈起女儿，雷隆琬自豪地说：虽然雷建英不涉茶事，也远离茶区。但是，她从小得到茶之精、气、神。她永远忘不了故乡猴墩的茶树、茶人、茶事、茶情，她是身处厦门特区，心系猴墩茶乡的茶人后代。
二十五、雷隆玠——猴墩茶商的第五代传人
猴墩村里是茶的世界。家家户户都种茶，多者十余亩，少者二三亩，猴墩私家茶园共500多亩；家家户户都爱茶，说起茶事来，眉飞色舞，几天几夜说不完。人们一年365天，天天喝茶，其中有人还醉过茶，茶醉不像酒醉，茶醉是一首充满悖论的诗——既清醒又迷糊，心游八极，身却不动，一种亢奋至极的镇定，一种手足无措的消沉。
说起雷隆琬的小弟弟雷隆玠，猴墩茶人当刮目相看。他是拥有560亩茶林的平湖山茶场的5个承包者之一。他们办起了猴墩独家的茶叶粗制厂，粗加工的茶叶销往八都镇王家山牌茶叶精制厂。他们收购村里500多亩猴墩私家茶园的头春的茶青。为了保证茶叶质量，他们要求并指导猴墩茶人们合理使用无公害的生物农药。雷隆玠是猴墩雷昌坚家地地道道的茶人新生代，也是茶商雷志波的货真价实的第5代传人。在承包者中还有一位也是雷志波的后代，他的堂兄弟。
雷隆玠与大哥雷隆琬的两个孩子同龄，从小他与哥哥的孩子雷建强等人在一起，无形之中，仿佛是与大哥的儿子们同辈，而与大哥却像是隔了一代人。长时间里，在哥哥的面前他是大人，但是，在侄儿侄女面前，他却是小孩—他是在年龄和身分充满矛盾的情景长大成人的。他与阿奶钟氏生活的时间最长，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阿奶。他尊敬长辈，从来没有与哥哥们红过脸。猴墩老家主要由他操持着，阿奶在他身边。他的妻子是他的同村，也姓雷。他们有一个男孩，日子过得甜甜美美。他勤劳、善良、聪明，既有着和阿奶一样的平和恬淡的心态，也遗传了高祖雷志波那商家独有的机灵和黠慧。
他在猴墩小学读书，后来又到八都中学读初中。因为，父亲去世，家庭困难，就辍学了。他几乎没有离开猴墩几天，是猴墩村的米汤和茶汤灌大的。1984年，雷隆玠的嫂嫂蓝淑英随哥哥雷隆琬到了八都镇，她留下的店铺由雷隆玠接替，那年他14岁。
从雷隆玠懂事的那一天起，他看着老茶树抽出新枝，新茶树长出壮芽。看到了大人们砍倒了干枯老化的茶树，原地植上了良种新苗。他遇到外地茶商到村里收购茶青，村里人与他们讨价还价。从雷隆玠懂事开始，他几乎是猴墩村的每一件茶事的目击者或参与者。19岁那年，他曾与一位同村青年一起开始了茶叶生意。他自己开垦了6亩多茶园。
雷隆琬谈起了他和小弟弟雷隆玠的区别：我俩文化程度不高，都是初中毕业，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最大区别是，弟弟他第一天想干什么，第二天就会不假思索地采取行动。而我不行，我会考虑再三，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也许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弟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除了干茶事、农事外，还兼任猴墩村的电工，还办了碾米加工厂。小弟弟觉得原有的老屋住得不舒服，就拆去了临村街店铺的格局，将老屋改造出现在这个样子。他的做法我不赞成，破坏了村街的景观很可惜，而他却不以为然。他说，不破不立嘛！总之，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逻辑，有自己做人的原则与信条。
经专家的检测，平湖山茶树的12项数据全部达标，平湖山茶园属于无公害茶园，因此，平湖山千亩茶林可称得上是绿色茶都。笔者与猴墩的新一代茶人谈起猴墩茶事，谈平湖山的未来，他们显得异常的激动。你一言，我一语，群情激昂：
修一条盘山公路直通山顶，建几处休闲小屋招徕游客，一项观光茶业旅游计划在心中升腾。建精制厂，设购销网点，小包装上市，看似百年前的旧业重操，实质是百年前旧业的超越，打上百年前的老字号，推向新千年的新茶市。要在新世纪初重振茶市雄风，驰骋茶叶商场，就全靠这些茶人新生代了。
问起雷隆玠，这几年的生意有没有亏本？
他回答：还好，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麻烦。
问他想出去闯世界吗？
他不假思索地应声：想！
接着他又补充一句：目前条件不成熟，万一走出去了，血本无归就糟了。
问他最感不足的是什么？
他说：一文化水平不高，二资金不足。
二十六、“中华畲族宫”的“庙祝”
雷隆琬后来任八都镇党委副书记，1992年调到了霍童镇，次年又调到七都镇，都是任副书记。1996年调任宁德市（县）民委副主任。后来机构调整，他作为副主任科员，负责“中华畲族宫”二期工程的建设工作。
中华畲族宫是以畲民家族中的盘瓠传说和河南传说为理念而建成的畲族标志性建筑群，是宁德地区、宁德市（县）的政府行为，也表达了当地畲民的愿望。第一期工程建成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为建筑物题名。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田纪云、布赫先后到过中华畲族宫。历任省委书记陈明义、宋德福也都到过那里。他们在那里了解了畲族的历史、文化。1995年11月，福建省旅游局、宁德地区行署和宁德市联合主办了“’95中国·闽东畲族风情旅游节”，活动的开幕式定在中华畲族宫。来自欧、美、东南亚国家以及台、港、澳地区的宾客，浙江、安徽、广东、江西、湖南等13个省、市的畲族宗亲以及专家、学者4万多人出席了载歌载舞的开幕式。
当地人说，中华畲族宫里有两件奇事：其一，凡是在那里举行大型活动，从来都是好天气。即使原是大雨滂沱，只要宣布活动开始，即刻便云散雨收，天空放晴。其二，那忠勇王殿里的两尊坐像—忠勇王与三公主，特别灵验，他们没有民族偏见，不管是畲民还是汉人，有求必应。那坐像是畲山的红豆杉雕制而成，坐像开光时，畲族巫师行罡作法，历时3天3夜。
中华畲族宫的建筑群占地50亩，成了宁德地区颇具特色的民族旅游景观。宁德地区行署又投入资金，进行二期工程的建设，雷隆琬被派往负责工程的实施。二期工程完工后，他便留在那里，负责平时的接待工作。同事、朋友戏称他是宫里的“庙祝”，他却不在乎名分，还是克尽职守、乐此不疲。雷隆琬来自猴墩的茶人之家，耳濡目染畲民的茶文化，如今，调到中华畲族宫从事畲族文化景观的宣传，他的视野更开阔了。
石壁岭上东岭村
宋建勋
霍童小石通往池头，直至屏南各地的大道中，有处险要地段，人称“石壁岭”，可知其为险要、陡峭之地了。曾是明朝时“戚家军”伏击、歼灭倭寇的古战场。仰头即见主峰山，人称“金佛顶”，在这条古道上串连着上东岗、下东岗、岭尾、百井、半岭等小畲村，恰似金佛项下、胸前挂着的璎珞。兰、钟、雷三姓的先人们在此地定居、耕作、生活而形成这些小村寨。合作社时期属于霍童小石大队管理，直至1994年才从小石村委析出，成立“东岭畲族行政村”。此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关怀下，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昔日贫穷、落后的小畲村，遂步入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脱贫、温饱、奔小康，千百年来落伍的小畲村在二十多年间翻了身，基本上跟上了时代发展步伐，几年来取得的成绩和荣誉有：2015年评为第十二届市级“文明村”；2016年列为第三批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试点村。
追溯东岭开基建村的历史，大概在三百多年前的康乾盛世，兰姓最早到达半岭村定居。在那个时代，有一个经济项目一一种植大叶青，制成菁靛，外销到浙江宁波一带，其规模同现在茶叶生产一样，满山遍野地种植。勤劳勇敢是畲族人的本性，钟、雷二姓的先人前后从福安等地来到小石腹地安营扎寨，开荒种青，加工成青兰色染料，叫青靛，外销浙江、宁波一带，用于印染布、衣等。小石山谷土质肥沃，适宜种青，所种出的青叶叶片大、肥厚，是沤制青靛的上等原料。而且小石山涧水源充足，落差大，两旁构筑的制青池，星罗棋布，从山上往下看像大大小小的水井，“百井村”由此而得名。原有9个自然村，属于小石大队管理，成立畲族行政村后，实现了“造福工程”，搬迁拼村，将山区分散的、有地质和自然灾害隐患的、生产生活不便的全部搬迁到“景洋”、“宅里”来，现在拼成四个自然村，人口909人，其中畲族人口约占70％。
东岭村地处交通要道，饱受解放前的苦难，有着坚强的革命信念和牢靠的群众基础，所以在革命战争年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解放后都被列入“革命基点村”。早在1933年，叶飞、颜阿兰组织“霍童农民暴动”之后，有了自己的武器和队伍，在半岭村成立“闽东工农游击第三支队”，随即在半岭村成立了宁德县第一个村党支部。东岭村就有谢红孙、蓝林清、黄江桃、宋奶滚、谢成可等人参加。这支队伍参加了1934年于支提寺成立的“闽东独立师”。1937年“闽东独立师”于桃花溪集结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挥师北上抗日。
1984年陈挺将军在县老区办主任蓝胜才、副主任陈华斌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小石村，陈司令看着熟悉的山头和地形，告诉我们说：在1937年春，由于缺医少药，山区和游击队伍中爆发了疥疮，他也染上了。这种病太难受了，一是痒，其痒无比，那时有句形容人生感觉快意的话说“一是做皇帝，二是抓痧疥”一一疥疮发作，开始时发痒，要抓了才舒服，后来就流脓、流血水，结痂后和衣服粘在一起，全身溃烂，连衣服剥下来，血水淋漓，且臭不可闻。感染上这病怎么能带兵打仗，于是他来到下东岗的大坪岗的黄仸树家。这家地形好，站在坪前看到小石一带一览无余，一有风吹草动往后山一钻，就通往坑头一带。且黄仸树一家甚为可靠，其姐黄嫩叶採集许多青草药，有的内服，有的外用洗疥疮，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基本痊愈后又在小石的上野村（基点村）住了一个星期后归队，年底就参加桃坑集结，在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任一营营长，参加北上抗日。
1999年6月，时任福建省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视察东岭村时对东岭村干群说，“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扬长避短，发挥山区优势，搞好茶、果等经济，发展自己的特色。”习近平同志的话，东岭干群牢记心头，创造条件，把东岭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东岭村除传统的农业生产外，主要经济项目是茶叶、脐橙、毛竹的收入。现在村中成立有茶、果合作社，近年发展一家“石蛙养殖”合作社，有百余青年外出务工，主要为建筑泥工、电工，女工则多为营业员和工厂操作工。从第一任党支书刘齐党起．认真抓教育、培育子女，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考入大学的有二十余人，这在落后的山区村，是骄人的成绩。
我的家乡南岗村
钟雷兴
20世纪50年代，南岗还是一个乡。一听这地名，读者多少猜出这是位于山冈之上的村落。在畲民村落的命名中，有直接与风水有关的村名。如福安市有一个畲村的钟姓族人认为，所居处“高冈栖止频回顾，山头择地最为良”，故将村落命名为“山头庄”。我不清楚，历史上南岗的命名如何来的呢？估计是依山南而坐落，因此也叫“南门岗”村，顾名思义吧。
1957年，南门岗被设为乡。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畲族的专一管理。1957年7月8日，由宁德县人民委员会派出工作队到城关区后山乡进行建立民族乡的试点。其后，经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于9月8日正式设立后山、漈头、南山、南岗、北山、新楼、猴盾、雷东9个民族乡。民族事务由本民族人自管。1958年后，随着行政区域的撤区并乡，其后的少数民族事务又归并到新设的行政乡（村）兼管。直到1983年11月，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后，经审定将畲族聚居的19个村庄划为畲族行政村。
南岗乡确切成立的时间为1957年10月10日。乡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11人，其中乡长、副乡长由畲族人担任，委员8人，畲族占6人。管辖水尾、金垂、云淡、韩丹4个村庄。韩丹村辖韩厝林、丹斗自然村，其中丹斗自然村和现在的南岗村一样，是纯畲族村。而云淡村则是一个海岛村，金垂村是沿海的一个大村，这两村以汉族为主，人口数量远远超过南岗村。到了1999年底，宁德市（现在的蕉城区）畲族人口相对聚居地行政村有33个，分布于城南、金涵、漳湾、七都、八都、九都、霍童和飞鸾、赤溪等乡镇。其中分布于八都镇和金涵乡最多，各有七个行政村。
南岗村，过去有近百户人家。近一二十年，多数人家往金垂村、红门里村以及城关等地搬迁。在1999年统计时，主村只有24户人家。近年来各级政府为改善山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实施“造福工程”，扶持边远山区的贫困群众往条件较好的地方搬迁集中，南岗村周围的外厝、水井两个自然村的几户人家也集中到主村来。
现在的南岗村，大部分的土墙厝都改建红砖墙的房子。有一两座房子主人的后代，大概是出于怀旧的心情，保留了原有的旧房，只是做了局部的修缮。
要说南岗村的特色，就是满山郁郁葱葱的树林，植被保护得很好。畲族，自古以来就有在村庄、住宅旁、路边、溪河边等处种树的习惯，大小的畲村均有面积不等的杂木林，畲民称之为“风水林”。自古，相当一部分的畲民开基乔迁伊始，对自身家居的营造方式是依山而建，住宅朴实无华，没有汉族的“泰山石敢当”字样的石碑等用来镇邪的添加物。但畲民谚语云：“造成风水画成龙”，畲家自有畲家的以树木培荫风水的传统。畲民认为，家居环境也许有先天不足，但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家园，作为最有效的培荫风水的办法就是在房前房后植树，在村落周围造林，即可以阻挡山野之风，又可以增添家园之气。
有的畲民家族还将封山造林的规约写进家谱中，好让子子孙孙永远遵守。如清代光绪年间钟大焜《颖川钟氏族谱》记载，福安“仙岭洋乡长生公生道光丁末年（1847年），屋墙外有柳树一株，以为风水，子孙勿得斫伐”。致使补基，在汉族的堪舆家中也较推崇。只是畲家认为，房基植树的作用远不止一个补基功能，还有挡风聚气之功效，维护环境生态，使得村落在形态上更完美，景观上更显得丰富而有生机。
家乡的这些树木，有的历经数百年，默默见证着沧桑岁月。——是啊，这个以山为家，又谦称自己是“山里客人”的民族，和青山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他们爱山，尊重大山，绝不去破坏山的尊严。试问，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山冈顶上最高处错落的三座房子，其中朝北的那座旧式我祖父留下的“土墙厝”，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两个儿子也出生在这里。
老房子面朝东，站在房前三十多米的一小块田地上，视野开阔，可遥望远在天边的东湖，与海天共一色。
这可是一个在我童年中留下奇特记忆的场景。东湖，就是现在宁德市的新城区，和我的家之间，隔着山冈、海湾、村庄和田野，直接距离大约有一二十公里之遥。20世纪在60年代以前，它是宁德县城边上的一片海湾，面积有两万来亩。潮来时，万顷波涛；潮退时，是一望无际的海滩。童年时的我，远望着东湖上的粼粼波光和山冈云霭，感觉是那么的遥远，遥远的似乎在天边云间。60年代中期，东湖经过围垦和开发，成为一片青葱的田畴和众多的湖泊湿地。现在又成了宁德市的新城区，有着繁华的街道、林立的高楼和彻夜不息、流光溢彩的灯火。而这一切，又是童年时站在高高山冈上的我，如何能够想象的出呢！
当年，每当清晨最早的一缕阳光透过云层，照在小田地的岩石上时，我常常和同龄的伙伴们，一道站在那里，遥望着晨曦中的东湖。冬天，山村无比的寒冷，而最早到来的阳光给了我温暖，也带给我无限的憧憬。
童年，我走地头、进树林、摘茶叶、做童工、目睹家乡的变迁，感受山民的善良。我热爱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许多年过去了，老房子终究不堪岁月侵蚀，墙残垣断。我的妻子和一个个体养猪专业户的堂孙钟坛金，他们决定在老房子的根基上重新修建。是啊，人，不能忘根！
每逢春节，我都要带着妻子、孩子，回老家看看。一来，教育子女不能忘本；二来，忆苦思甜，感受家乡难得的发展变化，为父老乡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记得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回老家看望他，父亲拉着我的手，走到那块小园地上，指着园埂上的一块岩石说：“伢，你小的时候，经常站在这里，看东湖那边的阳光照在山冈上。伢，我们山哈人，祖祖辈辈就是以山为家。”
以后，我每每回家乡，还能清晰地认得那个位置。望着天边的东湖之景，父亲的话语仿佛又在耳边。
赤溪琴田村史与禁丐碑的故事
蓝神双
琴田村位于蕉城区赤溪镇北松柴岭山区地带，是一个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纯畲族自然村，因村有一丘田，形似一把琵琶琴故名。
琴田村海拔约500米，坐北向南，北枕赤溪镇海拔1200米的第一高峰——背岭峰；南面开阔通透，一眼望穿雁乐溪；东临风光险峻、栩栩如生的狮子山；西攘线条柔美、活灵活现的麒麟山（赤溪人称尖峰顶）。琴田村盛产毛竹、木材、茶叶、生姜，适合放牧高山牛羊，发展养殖业。现有红豆杉苗种基地，大小青苗约20万株。有棘胸蛙养殖基地和高山山羊放养点，有金观音、金牡丹优质茶园20多亩。
琴田村，现有畲族同胞49户，207人（蓝姓181人，雷姓26人）。蓝氏祖先存通公于清朝雍正元年（1732年）由周宁县咸村镇云门畲族村迁居下琴田（当时称岭田），后分居上琴田，也有迁居宁德桥头、福安、罗源、漳浦等地。过去，琴田村村民多与福安、周宁、宁德本族的异姓通婚（20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与汉族通婚），过着刀耕火种、肩挑手提的农耕生活，留下了生生不息的文明。
琴田村畲语、畲歌流传正统，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宁德地区有着“没吃莫走白秀岭，没歌莫上琴田山”的美誉。清朝嘉庆年间，琴田村人口达三百多，建有一座宗祠和高祖宫，常常演闽剧三天三夜，亲友观光络绎不绝。该宗祠和高祖宫毁于1966年8月的14号台风，但先人在祈福宫边植下的八棵松树，今还有一株苍翠遒劲，后人赏之，敬畏生命之情油然而生。
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村民蓝先寿等人因受恶丐流痞的强乞，困苦难言而告状，宁德县正堂核准禁恶丐进村，具体言辞立碑村口，留存至今。碑文内容是：
奉县告照
钦加同知衔，特受宁德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韩为出示严禁事。本年七月二十八日，据十一都岑田村畲民蓝先寿、洋成、同先、春顺、伏成，雷朝子，钟兰邦、清顺，地保傅咸贤、其成等呈补录。寿等岑田上下村、宫后门、肥垅村，有二十多家，筑寮散处一隅，均为农业。近因恶丐群居附村聚赌饮鸦。寿等田园锥扑蹭蹬固已难堪。丐且欺凌地辟，男妇日出耕作，家仅女子幼孩。丐则三五成群勒讨饭米钱文。如遇登场收获，丐则勒索田粟。若非随索随给，敢则入寮吵扰。遇便鸡只、农具，以及屋前蔬菜、柴薪，晒曝粗衫、短裤任意搜取。如值耕农归来，撞见，阻则藉端敲诈，继则引众残疾病丐扛伤变态多方。困苦难言。况岑田地属辟处，从前那有一二流丐到门告乞，寿等给其饭米只钱，丐则欣然而去。近来农景愈歉，丐则愈增。在寿等贫民为作尚难自给，在游手之无赖之辄群党，何侨济为。寿等山乡僻处，非比城市，何堪强丐勒索。如前。惟有恳恩出示严禁，俾恶丐畏法，不至强讨无厌。庶民业得安，地方安靖。为此，俱情佥叩乞台前，思怜前情，示禁施行，合乡感载，颂德千秋。切里等情到县。据此，查恶丐强乞，藉端诋扰，实为闾闰之害。据呈前情，除批示外，合行示禁。为此，示该处诸色人等知悉：嗣后遇流丐到门告乞，如实系贫无聊生者，尔等乃勿吝撮米只钱，随时施给，倘有成群结队多方强索，甚或乘便搜取物件，及以残疾丐类抬赖滋扰，则是既不畏法，断难稍事姑容。准尔等协同乡保获住捆送赴县，以凭究办。但不得擅行殴打，滋生事端，致于并宪，切切毋违，特示。
史传，琴田村数代村民均健身习武，自成一家，曾有冬夜练武声势浩大，以致屋顶难容积雪之美传！在旧社会，有几多村民被充“壮丁”后杳无音信，又有几多畲民参加苏维埃赤卫队，配合闽东独立师激战反动民团，载入英烈史册。如：琴田村赤卫队队长蓝成妹，1932年参加革命，1935年2月在战斗中牺牲，时年21岁……
一代巫师蓝祥观，相传在安乐里呼风唤雨，祈雨羚角吹到哪雨就降到哪，还擅长为村民讲评书《西游记》。其女婿畲族拳师真传弟子雷双凑（原赤溪镇粮站站长支部书记）兼修祖传民间骨伤疗法及畲药。1978年，时任松柴岭村主任的村民蓝同仁（原松柴岭村支书）牵头畲民群策群力建立琴田小学及教学楼，并完善一切教学设备，为培养八十年代的2位师范生和新世纪11位本科生打下了坚实基础。
如今，琴田畲族人民沐浴着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春风，2006年举村搬迁赤溪镇政府所在地——琴田新村，合并了散居在赤溪、由知、尖山等村的畲族同胞。琴田新村现共有畲族60户，285人，大学生13位。今后，琴田新村畲民继续创业家乡生态农业园，接轨国家级美丽乡村建设，将联手赤溪炉头畲族村绿化美化河道，为建设特色畲家寨努力前行！支提山中小畲寨——八斗村
宋建勋
霍童镇八斗畲族行政村，座落在支提山腰，辖有葛藤凤、大兰里、石鼓等五六个自然村。只有八斗村是纯畲族村寨，住着钟、兰、雷三姓三百余人，其中钟姓最多，有二百余人。2013年被评为全国特色村寨；2014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省“千村整治，百村示范”的示范点，第二批省级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称号。
追溯八斗村的历史，据历代相传和族谱记述，在清代的乾隆年间，第十五世祖钟仲酌只身由福安来到霍童石桥黄姓家中当长工。三年来，仲酌以其勤奋、敦厚、老实、吃苦的精神，得到黄姓族人的好评，尤其是黄姓闺女的青睐，认为嫁给这样的汉子一辈子牢靠，肯定幸福。因而仲酌娶了石桥村东家女儿为妻，成了黄姓的东床快婿。黄姓是霍童的大家族，大石一带的山场，土地多为石桥黄姓所有，外人到此定居，都要得到黄姓的许可，交纳山租、地租才允许耕作。石桥东家在远离石桥村近十华里的支提山九肩岭旁有八斗水田（斗是旧时农村土地面积单位，一斗折合公制面积五分左右）。往返耕作甚不方便，既为翁婿，便遣仲酌到此地管业，房子建在八斗田之中，此即村名“八斗”的由来。后仲酌夫妇生育了五个儿子，儿孙满堂。在附近山场内耕种的兰姓、雷姓人家，看到八斗山场较多，适宜人居，同族人在一起，言语相同，便于交流关照，也迁到八斗村来，经过几代人的创业，形成如今的八斗村畲寨的规模。
八斗村地处交通要道，有三条大道在此经过，右边通往官路岔，直至屏南一带；中间往虎浿，至古田县；左边往支提山华严寺，至桃坑、洋中、石后一带。公路交通没有开发以前，霍童凭借溪船运输，成为闽东商业集散地之一，大宗的生活必须品、日用品，山区的农、林产品，须经此三条道路，靠人工挑运，络绎不绝。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革命战争年代里，这里成为游击队重要的交通站。比较突出的有接头户兼交通员雷耳纽、大兰里中心党支部支书陈春生、葛藤凤村交通员谢学椿等等。
解放后，合作化以来，由于同在大石山谷之中，几个村属于山下的大石大队管理，因为大队范围太大，且经济、生产条件不同，所以上半部的八斗村等变化不大。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于2000年，才由大石村析出上半部，成立“八斗畲族行政村”。近年来，在政府民族村特殊政策的关怀和照顾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八斗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经济着力于发展茶、果和中药材等经济项目，着力抓毛竹为主的林业项目。几年的努力，摆脱了贫困，达到温饱，朝着小康的目标努力。基本建设方面：已经路通，硬化公路修通各自然村；电通，全村各户都用上了电能；水通，利用优质山泉，修通了自来水；网络通，昔曰贫穷落后的畲村有了互联网，也融入了外边的大世界；建起了村委办公楼，民族团结展览楼，民族风情广场，村寨彩门等等设施。
八斗村在支提山风景区内，风景奇丽，站在村前，心旷神怡，远近山峦，一览无遗。游后山，山峰叠嶂，流翠欲滴，更有怪石林立，是天然氧吧，是养生休闲的好去处。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有人正在策划，创造山区民族团结特色的“农家乐”项目——避暑、养生、度假山庄。可以相信，八斗村的明天会更好。
畲村又加塘往事
蓝永泉
又加塘畲村位于漳湾镇区南麓5公里，与三都岛隔海相望，依山畔海，居于“五都下”一隅。因原先已有一个里塘，后在外滩围堰一个新塘，故而得名。
开基历史
元朝前这里是一个四面环水的海岛，旧时称马鞍山岛。据《宁德县志》（清版·海道篇）记载：“……三邑界自黄土岩东十里，至蓝田又十里，至马鞍山（注：今马山村），又东北至港尾（注：今拱屿村），至漳湾渐迤而北历东墙……”又曰：“濒临大海，涵虚潆回之气，冲孔动楗，触石生云，是以生养气盛，土脉滋和，百物畅遂。”大意是“五都下”山依着海，海傍着山，山水相伴，说明这里曾经是海水潮汐、海浪潆回涌动的滩涂。明朝后陆续进行海道围堰，把“五都下”诸山包间筑堤为田，形成今天的丘陵起伏，水陆畅道，水肥物丰，经济富庶之乡。又加塘村就是座落在此区域东面海边的一个小村落。
又加塘村，早期称为“弹条寮”。由于当时这里是一片广阔的海域，退潮时滩涂一望无际，海鲜品种十分丰富，其中口味鲜美的“弹条鱼”（即跳鱼）最受当地人青睐，一些路途较远的钩钓弹条鱼高手，如，城关南门、蓝田、六都甚至七都一带高手，常涉足到又加塘海滩或钩、或当、或钓弹条鱼，因潮汐涨落时间不凑巧，而海产品又无法保鲜，因此，就在海岸边搭建一、二座小草楼，一来可供休息，二来又方便把弹条鱼熏烤凉干，易于保藏，故称之为“弹条寮”。随后由于围塘造田，因此，又有称之为“田头厝”或“塘楼”。
又加塘村相对“五都下”诸村来说，开基较晚。经查阅清乾隆版《宁德县志》，内云：“五都五图……统村十有九，曰溪口、蓝田、马山、蒋墺、游墺、东楼、官井、中村、林家池、福林观、汤湾、后湾、港尾、南埕、南山、家洋坂、黄湾、漳湾、岭后。”又加塘村未列其中，说明明末清初时，尚无村落。但据又加塘村的蓝氏、钟氏族谱记载，这两姓畲族先民均在清乾隆一、二年先后迁入，雷氏稍晚，他们都是由山区迁入到沿海来的先民，蓝氏开基世祖是蓝舍公，于清乾隆一年从罗源坝头迁入；钟氏开基世祖钟可安公，于清乾隆二年从金涵上金贝迁入；雷氏开基世祖是雷世旺，原迁出地和迁入具体年代不详。
滨海生产特征
又加塘村畲族先民，由于其祖辈长期居住在山区，已适应了粗放型农耕生活，先期迁入沿海后的这些畲族先民，对“海”的概念比较陌生，依然主要从事农耕生产，以种植水稻、番薯及其它经济作物为生，为适应“海”的辅助生活，必须从零开始学习掌握“海”的生产生活要领：一是要熟悉海水的潮汐规律和大潮、小潮的变化。二是要掌握讨小海的技巧。滩涂有许多可口美味的海产品，如螃蟹、鳗鱼、海蛏、海蛎、鲫鱼、章鱼、蚶、蛤、虾等，数不胜数，它们有的生活在水里，有的生活在泥滩里，有的生活在礁缝里，如何能抓到它们，必须要经过漫长实践摸索，才能掌握技巧。三是橇的运用。橇用整棵木头做成，分为橇头、橇身、橇尾三部分，使用时把橇垫放在橇身适当位置，一边脚跪在橇垫上，双手握住橇头的橇把，另一只脚用劲蹬海泥，即可纵横滑行在泥滩上。橇可分为“大橇”、“小橇”两种，大橇宽约30～40厘米，长约300厘米，可运载从海上收取的海蛏、海蛎、水蛤、海青苔等量大且重的海产品，一般可载货物200～300斤。小橇宽约12～18厘米，长约150厘米，轻便灵活，是讨小海时专用工具。橇的使用是又加塘普遍现象，每个家庭至少拥有1～2张小橇，是漳湾沿海地区使用率最高的一种海上生产工具。四是要有驾驭木船的娴熟功夫。在海边许多活动必须要靠船来运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前，最大的海上生产活动就是如何驾船到官井洋去捕捞黄瓜鱼，俗称“瓜对”，这种捕捞工作一般一年有两次，一次是在农历四、五月份黄瓜鱼洄游官井洋产卵季节，这是“瓜对”撒网捕捞的旺季，一次是农历八月份黄瓜鱼洄游引带幼鱼到深海去觅食，但这个季节渔汛时间一般不足半个月，因此，这一季节很少“瓜对”船到官井洋去捕捞。据说，又加塘村当时有一对“瓜对”船。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由于渔业生产方式得到大幅提升，尤其是大型远洋捕捞机动船的使用，洄游产卵的黄瓜鱼被大量拦截捕捞，致使洄游官井洋产卵的黄瓜鱼数量急剧减少，因此，这种“瓜对”捕捞活动渐渐衰落，直至消失。但村里仍然保留有一艘俗称“长叟”船（即大风帆船）和一艘舢板船，主要作为海上生产生活运输用。
遭遇天灾人祸
又加塘村自开基以来，先后遭遇四大灾难。一是解放前全村十有八、九幼儿常患麻疹痘疹，多半幼儿因病致残或不治而亡。二是自1939年起至1943年夏天（即民国28年至民国32年夏），国民党实行新兵役法征派壮丁，兵役制早期是按照保甲制度调查户籍人口，对年满18至45岁的青壮年男子登记于册，基本原则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刚开始时，有钱人通过贿赂国民党的乡、保、甲长，使适龄壮丁不列入花名册，一般农民想要逃避兵役，就得花钱贿赂乡、保、甲长。由于当时又加塘村的畲族群众比较贫困，一家人还难以裹腹，哪来的钱去贿赂，只好去充当兵役，到后期特别是到1942～1943年，兵源逐渐枯竭，而乡、保、甲长又擅自增加征兵名额，在又加塘强力实行“三抽二、二抽一”手段，当时又加塘村是属于汤湾村管辖下的一个畲族自然村，由于受大汉族主义思潮影响，“保长”把派壮丁任务名额大肆强加到又加塘村。据不完全统计，仅这两年本村先后被征、抓、卖壮丁人数高达30多人，其中“下寮”一家7口男丁，全被抓走，被迫无奈只得卖掉房屋，用钱抵数，才赎回一个男丁。当时被抓走的壮丁约占全村总人口的15％，占青壮人数的70％，除极少数逃跑回来外，大部分客死他乡，只有一个成为后来的“解放兵”，光荣地加入共产党部队。三是1960年由于遇上大饥荒，人们饥不择食，有食海青苔的、山芋皮的，野草、野菜都成裹腹之物，结果大部分村民患上浮肿、大肚皮等疾病，致使全村多人不治身亡。四是1966年农历八月十九日第14号超级台风（风力达18级），在宁德三都澳登陆，又恰逢天文大潮水，又加塘村塘堤迅速被狂风巨浪冲垮，形成三个大的决口，海水汹涌而入，瞬间淹没了正在抽穗的晚季水稻、大片农作物及渔塘，同时，里塘在海浪的冲击下，也很快溃堤，造成这一年农业生产颗粒无收，并造成田边两栋新落成房屋被倒灌的海浪冲垮倒塌。
设立行政村
又加塘村于1988年从汤湾村分离出来，成为畲族行政村，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蓝慈爱、村民主任钟成其。村部设主村又加塘，下辖5个自然村，分别为又加塘主村、南下山村、中村、杨厝山村（新村）。其中，杨厝山村原属牛港塘自然村，该村大约于1969-1975年间，由周边部分畲族群众迁入，其中大部分由又加塘村移居来的，共有8户，1999年实行“造福工程”，该村又从牛港塘村迁移至又加塘村边的杨厝山（新村）安居。又加塘村现有总人口475人，全村拥有水田361.78亩，旱地122亩，农地150亩，林地451亩，滩涂75亩。其中主村人口335人，为纯畲族村。畲族群众相互间统称为“山哈”，村内使用畲族口头语言，但目前畲族口头说唱文化已呈现日渐淡化趋势。
从官禁乞丐告示碑看晚清畲村治安状况
钟荣富
目前，我区已发现六通晚清时期的官禁乞丐告示碑，分别为：八都猴盾村《官禁乞丐告示碑》、八都南岗村《奉县告照碑》，七都外洋村高山自然村《官禁乞丐告示碑》、七都三屿村海潮山自然村《奉县告照碑》、飞鸾新岩村长园自然村《奉县告照碑》、赤溪松岭村琴田自然村《奉县告照碑》。（以下简称“禁丐碑”）。
这六通碑刻所处位置有其相同之处：全部立于畲族村落，且全部都是立于相对偏僻的山区村庄。居住在平原的畲族村落和蕉城区所有汉族居住的村落，目前还没有发现类似内容的石碑刻。这六通碑刻所立时期也有其相同之处：均立于清光绪年间，最早的是长园村《奉县告照碑》，立于清光绪三年（1877），最迟的是琴田村《奉县告照碑》，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其余四通都是立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
猴盾官禁乞丐告示碑，位于八都镇猴盾村西南约800米的路边，嵌于路边土坡中。边用砖块砌筑，坐北向南，碑青石质地，高155厘米，宽56厘米，厚11厘米，长方形，碑文楷书，清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立。
高山官禁乞丐告示碑，位于七都镇外洋村高山自然村村口路边。碑青石质地，长方形，高126厘米，宽56厘米，厚12厘米。碑文楷书，共15行540个字。清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初立。
七都三屿海潮山村奉县告照碑，位于七都镇三屿村海潮山自然村东南约100米路边。坐西向东，碑青石质地，高147厘米，宽59厘米，厚12厘米，长方形，碑文楷书，清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立。
八都南岗村奉县告照碑，位于八都镇南岗村后岗山自然村西约100米路边。坐北向南，碑青石质地，高154厘米，宽62厘米，厚14厘米，长方形，碑文楷书，清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立，碑文与七都三屿海潮山村奉县告照碑相同。
八都猴盾《官禁乞丐告示碑》载：“流丐俞增，逐日成群，苛勒钱文，多方刁难。若见屋中无人，径入室内，威哧妇孺，或攫取家私衣服，或攘窃鸡豚农具，尚与计较，则拚赖诈事。”
七都三屿海潮山村《奉县告照碑》载：“出示严禁恶丐强乞以静地方事……”、“恶丐结党成群，横行乞食。每至收成之时，丐等聚夥，身怀利刃，环集田园强欲讨要稻谷几斤，不遂其欲，甚至持刀嚇诈，拦阻打稻，不容收获。稍与计较，则装伤倒诬，鸠集多人，拼命讹赖，不服理喻。山村家数既稀，来城控告路途又远，惟以无事为安，逐至任其诈索。即非收获之时，每到各家勒乞，不如其意，则鸡豚，农具皆敢窃取。”
从以上碑刻记载的内容可以窥见，所谓“恶丐强乞”，其实已经大大超出了强乞的范围，其行为已不限于强乞，更有偷盗、强抢、敲诈、勒索等。而所谓“恶丐”其实是社会上一些地痞无赖、好吃懒做的流氓恶棍。并已形成了一股扰乱畲村社会治安的恶势力，成为危害地方的一块毒瘤。可见当时偏远畲村是盗贼横行、敲诈勒索、无所顾忌，社会治安十分混乱。
畲村受到“恶丐”之害，应该在清中期就有了，到清晚期普遍存在，且越来越多。闽东地区其他县也存在这种现象，目前在霞浦县的畲村也发现了多通相类似的“禁丐碑”。
“恶丐”的猖獗，首先有其时代背景，清晚期的光绪年间，实际掌权者慈禧腐化，光绪无能，政治黑暗腐朽，各种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都发生在这个时期。特别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慈禧太后举全国之力举办60大寿，二是中日爆发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在朝迁市变动荡不安之际，必然也是社会最混乱之时，特别在基层社会更是处于无政府状态，村级的管理只能依靠地保、乡规民约以及家族的力量来管理，这种管理往往都是极其有限的。其次畲族村落大多地处偏僻的山野，村落分散，单个村庄人口数量比较少，势单力薄，单靠一个村的力量是无法抵御屡禁不止的“恶丐”现象发生。况且畲族群众多以务农为主，朴素本分、终年勤劳耕作，只为糊口养家，没有更多的经济收入。遇事多以无事相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得“恶丐”更加猖獗，肆无忌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付“恶丐”，乡村士绅以及地保就会出面求救于县衙，以县衙的名义出示公文，严禁“恶丐强乞”，维护畲村的安宁。“禁丐碑”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七都三屿海潮山村《奉县告照碑》中提到“倘敢再犯前情，准该乡民等会同地保擭送赴……凭律究惩，同时责成丐首严加管束”等措施，在某一个时期里，可能对“恶丐”起到了一定的危慑作用，但并不能给畲村带来永久的太平日子，更无法使畲村一劳永逸地免受“恶丐”的侵扰。而依靠自身力量，组织自卫队伍才是解决“恶丐”侵扰的最有效办法。如，八都镇猴盾村，在清嘉庆年间，成立了一支村民自卫队伍，名为“巡洋社”，而且还获得县衙的批准，取得证书，在村内召集青年人进行习武健身，以抵御“恶丐”强乞，通过这种自行防卫的方式，有效解决“恶丐”问题，得到了一方安宁。这种方法也被其他畲族村民仿效，以致于闽东地区大多数畲村都有习武的风俗，并形成了畲族独特武术套路。如：霞浦溪坪畲族武术盆柴槌和福安金斗洋畲族拳，分别被省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和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外，还有蕉城区金涵下申厝拳术与棍术、霞浦畲族武术白鹤拳、霞浦畲族武术牛家拳，被宁德市政府公布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遗存下来的畲族武术与晚清时期的畲村社会治安混乱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蕉城区目前发现的六通“禁丐碑”，向我们诉说着100多年前畲族村落的社会治安状况，深刻反映了旧社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畲族群众，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畲族先民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饱经风霜，历劫苦难，受人欺凌，何等之艰辛。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党中央民族优惠政策的落实，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畲汉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今天，七都高山畲族村和海潮山畲族村、飞鸾长园畲族村、赤溪琴田畲族村等一大批居住在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环境恶劣的村庄，在前些年的政府造福工程项目中，都进行了搬迁，改变了原有的居住条件。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百年前发生在畲族村落的“恶丐”强乞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清末柴坑村山场纠纷轶事
林裕峰
蕉城区九都镇柴坑村为畲族村，村民400余人，全村均为钟姓。柴坑村钟氏宗谱记载柴坑钟姓为明正德丙子年公元1457年自浙江里安东庄迁来，此后五百六十余年间自柴坑村播迁散居于九都镇、霍童镇、金涵乡、福安市等地。
柴坑村钟氏祠堂为清末重修，土木结构穿斗式建筑，土墙灰瓦，风格粗犷。祠堂内正中央置有忠勇王塑像。相传忠勇王娶高辛帝三公主为妻，婚后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请高辛王赏赐姓氏。大儿子出生时装在盘子里，所以赐姓盘；二儿子出生时装在篮子里，就赐姓蓝；三儿子的姓不好定，高辛王正在思考，恰好天上打雷，就赐姓雷。忠勇王的小女儿嫁给一个姓钟的军人，她的子孙就姓钟。因忠勇王斩番王有功，高辛帝还降旨免除子孙千秋万代之徭役。因此，自有史记载以来，柴坑村家家户户厅堂中都贴有“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敕赐，名垂后裔皇子王孙免差摇”的对联。
在这么一座藏于山腰处不显眼的祠堂，刻写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祠堂大厅右侧土墙内嵌有一块青石碑，掩于木柱后，石碑长约一米，宽约六十公分。
石碑内容为：
“钦加同知衔署宁德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刘为给发印照管业事案据钟蓝寿、钟贤传等与曹宗盛等赴府互相控争柴坑山场等情一案，各前县叠次訉断抗不遵依，以致互控十五载案未完结。本县莅任以后即据两造呈催前来，当经饬传原被到案，訉明两造俱无确据可凭，察出该山系属远年无主之业，互相觊觎希图，攘为己有，是以互相控争缠讼不休，殊深愤懑。惟此案前经彭前县断令曹宗盛等应赔拆毁钟姓祠堂钱壹佰伍拾仟文。今本县业已明察暗访出该山既非曹姓物业之产，本应将山充公用，因念钟姓四十余家居住该处全赖此山营生，准情酌断钟贤传等免收彭前县断令曹姓应赔折毁祠堂钱壹佰伍拾仟文，另外措缴现钱贰佰仟文给发曹宗盛等承领，连应赔钟姓祠堂钱共计叁佰伍拾仟文，着曹姓另购别山。所争之柴坑山场当经断归钟贤传等永远管业，按年完税，两造各得其平，无偏无依，永断葛藤，两造允服，各具遵依，各结完案。自断之后倘日久年远曹姓敢再妄生希冀翻异争控以及别姓相争情事，准予钟姓随时指名呈请究辨，兹据钟贤传等措缴遵断市番壹佰捌拾壹元捌角壹分捌厘，每元按照市价壹仟壹佰文，计算共合钱贰佰仟文到案，饬传曹宗盛等赴案当堂给发承领，处合给印照。为此照给钟贤传等即便遵照收执，即将断给柴坑山场四至照界管业。每年按则照例完，钟永远干税钱，毋得欠，完致干追，毋违此照。右照给钟贤传等准此。光绪五年二月十五日。”
这一块青石碑的背后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同治三年（1864年），这一年太平天国天京失陷，这一年大洋彼岸的美国还在南北战争，在宁德县的九都柴坑村发生了一起山产纠纷，纠纷双方分别为柴坑村村民和他村曹宗盛等村民。多年来，柴坑村村民在与他村曹宗盛等村民的争斗中处于弱势，就连本族宗祠也被拆毁。于是以钟蓝寿、钟贤传等为代表的柴坑村村民，将曹宗盛等村民告到宁德县衙。彭姓知县“断令曹宗盛等应赔拆毁钟姓祠堂钱壹佰伍拾仟文”，但双方“不遵依”，以致“互相控争缠讼不休”。
光绪五年（1879年）新任陈知县到任后，双方再次“呈催前来”，经传唤原被告到场，双方“俱无确据可凭”。后由陈知县明察暗访得悉，柴坑山属于无主之产，“互相觊觎希图”欲据为己有，“本应将山充公用，因念钟姓四十余家居住该处全赖此山营生”，故将柴坑山判给柴坑村民，山产按年缴税，不得拖欠，并酌情断令钟贤传等免收前任彭知县判令曹姓应赔偿折毁祠堂的钱壹佰伍拾仟文，再另外措缴现钱贰佰仟文，共计叁佰伍拾仟文，让曹宗盛等村民另购别山。县衙传唤双方到堂，钟蓝寿、钟贤传等村民当场将贰佰仟文，交付给曹宗盛等村民，双方表示服从判决，并领取了凭证。陈知县担忧此案审理后日久年远曹姓以及别姓村民再生事端，准予柴坑村村民随时来县衙，请求官府维护权益。至此，这场持续了十五年的柴坑山产纠纷案结案。
清光绪时一两白银就可满足普通市民家庭一个月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可以想像让当时过着靠山吃山生活柴坑的村民，额外筹措番银是何等艰难的事情。此案后柴坑村民也背负起了巨额的债务，钟氏宗谱记载“其时族下受牵连拖累损财甚巨，负债深重，离乡背井以避其锋，遁求谋以为计活”，这或许也是柴坑钟氏散居各处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兹事体大，也为防止因山产再起纠纷，柴坑村村民将判决书刻于青石碑上，嵌于宗祠土墙内，以示后人。
现今我们除了可以从此碑中读出柴坑畲民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外，也可以从碑文中窥见清朝光绪时的货币兑换比例，地方官员的议叙任用，县级民事案件断案过程，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宁德县畲族革命斗争概况
陈国强
等背景宁德县畲族人民在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时期、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地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活动，对革命事业贡献很大。很多畲族人民聚居地区，都是现在老区基点村。如霍童镇兴贤乡半岭（小石）、上东岗、八斗，华镜乡巫家山，七都乡漈头片、高山，八都镇南岗等。在各个不同革命斗争时期，畲族人民都以实际行动支援了革命斗争，所以，在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史上，畲族人民也有了光辉的一页。
土地革命时期（1931—1934年）
革命前，宁德畲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样受着地主高额地租和高利贷的严重剥削，并受官僚地主的残酷压迫。过去畲族人民所耕地的土地大都是向汉区地主租入的，租额很高，一般是“四六”分或“三七”分，甚至有“二八”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惨重的负担落在畲族人民身上，如壮丁费、保长费、税契等。霍童镇兴贤乡上东岗畲族钟康亮有5个兄弟，壮丁期一到，每次要付出一大笔钱，才能免被抽壮丁。又如钟允添兄弟6人，在壮丁期一到，一次就卖了1头水牛，才得免役。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里，社会风气败坏，盗贼四起，弄得民不聊生。霍童镇兴贤乡八斗村在革命前受到土匪的严重糟蹋，桃坑匪首陈振甲、黄其经常来村抓人，抢财物，派饷，全村群众夜晚不敢在家睡觉而跑到山上逃避，土匪一来，被抢劫是够厉害的。天湖（涂）匪首经常来村抢牛羊，钟石言一次就被抢去耕牛2头，钟延清的羊1群、牛2头也被抢去。
由于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又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勒索以及土匪的抢劫，畲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畲族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怀着无比的痛恨。当党在宁德县进行地下革命斗争活动，宣传革命道理，提出组织“工农兵”、“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抗租、抗债、抗税”等口号时，得到广大畲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欢迎，特别是当地下革命同志在畲族地区开展革命斗争活动时，更得到畲族人民的同情和大力支持。
在党的领导下，畲族人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活动，并建立了革命组织，如半岭、南岗、八斗等畲族地区都先后在1933—1934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南岗于1934年4月在安德县委阮玉斋（阮英平）同志领导下，成立了南岗苏维埃政府（包括南岗、上元、后岗山、寒垅、水尾5个自然村）。苏维埃政府成员有：主席钟雷细（原民族乡乡长），军事委员钟延细，粮食委员钟学兴，副粮食委员钟亦兴，财政委员钟江志，交通委员钟光清，步哨长钟国品，互济代表钟阿凑，救济代表钟连全。
各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积极开展各种革命斗争活动，给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以有力的打击。如抗租团的组织，给地主阶级以严重的打击。南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同年冬季即开展抗租斗争活动。八都地主郑干记、黄南安、黄成立、黄振义、陈鼎记等的土地租给南岗畲族耕种，这时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革命斗争声势浩大，100多担的租谷被抗下不送。这样一来使地主阶级感到害怕，不敢来村收租。南岗钟石富1户耕作八都地主陈鼎记的田，租谷十多担也全被抗下。早如钟雷细堂兄弟4户，也抗了陈鼎记租谷800多斤。八斗村畲族过去所耕作的土地都是霍童林维添，章佬波地主的，单章佬波的租谷被抗下60多担。这样，使地主阶级再也不敢在乡里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强行收租了。
畲族人民抗租所得的租谷，大部分是作为革命工作同志和游击队用粮，也有部分是分给贫困农民的。南岗苏维埃政府所抗缴的租谷，是供给宁德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用粮，其余的是分给南岗贫苦农民，每人分20斤谷子。由于对地主抗租斗争的胜利，大大地激发了畲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
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除积极进行抗租斗争外，上东岗畲族人民钟康亮、钟陈吉、钟景新、钟久添等9人于1933年参加了青年团组织。加入组织后，帮助革命同志到霍童等地买军需品、手电等，还负责送信到梅坑、坑头、半岭等地，有的带革命同志上山隐蔽，送饭给革命同志吃。除此以外，畲族人民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也为革命事业做了很多工作。南岗畲族除抗租外，还到福安顶头黄岐区开会，又到金垂、云淡一带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南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八都观音亭与国民党民团打过一次，又到福安攻打国民党税务所。通过抗租斗争，畲族人民在经济上与敌人开展了斗争，政治上得到了锻炼，提高了阶级觉悟，更积极地参加斗争。当革命同志到八斗宣传革命道理时，畲族钟伕清、钟成铨、钟延顺等人为他们站岗放哨、运送粮食、买菜、探消息。巫家山许多畲族参加了革命，有的几乎全家都参加了革命，给革命事业很大的支援。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1935—1938）
在党领导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宁德县畲族地区如巫家山、半岭、八斗都成立了农村支部，与汉族人民一起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5年由区委陈春生等2位同志到八斗组织领导农村支部，畲族钟伕清任支书，钟石吉任宣传员，钟石贵任组织委员，钟林祥任调查委员，钟吉祥任肃反委员。在农村支部领导下，他们开展了各项革命工作，如交通运输等工作。1936年畲族钟石言等3人参加游击队三纵队，曾到陈洋、清水岭打击敌人，获得很大胜利，缴获国民党很多枪支和子弹。以后又到周宁、政和交界的蒲岭与敌人打过一次，也获得胜利。
1937年由叶飞同志领导攻打国民党八都区公所，高山很多畲族，巫家山钟天昌、钟天宏也参加，结果攻入八都区公所，缴获国民党很多枪支，获得很大的胜利，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在这时期，畲族人民主要的工作是探敌情，如反动派和土豪的活动情况，并为游击队运送粮食，担任交通步哨等。所以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畲族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也很大。
抗日战争时期（1938—1945年）
红军北上抗日后，畲族人民除参加北上抗日外，并组织配合游击队做好后方各项工作。霍童镇兴贤乡上东岗畲族钟石挺响应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参加北上抗日游击队。没有参加北上抗日的，在后方继续坚持工作，畲族人民遵照叶飞同志“红军北上抗日救国，你们要继续做好后方工作”的指示，在后方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39年宁德县委丁进朝、黄慈祥2位同志到巫家山组织后方游击队，畲族钟连国、钟天昌、钟天宏、钟敬安、钟天聪、钟如登都参加了游击队组织。
1939—1942年春季，丁进朝、黄慈祥、王裕康等3人带领游击队到巫家山开展革命活动。畲族人民积极帮助游击队工作，在山下为游击队建筑了1座草寮，给游击队长期定住下来。丁进朝等3位同志就在草寮里住了一个月之久。以后钟连国、钟天昌、钟天宏又帮游击队在苏虎耳湾头建起1座茅屋，丁进朝等3位同志及游击队又住了2个月时间。后因怕来往足迹被国民党发现，又在石钟壑搭1座秘密楼，使40多个游击队员在秘密楼里住了3个月。钟连国同志帮游击队搞床铺，运粮食及日常用品等，全村畲族人民也为游击队运粮食和到七都买军需品。
1942年10月秘密楼被国民党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从郑坑开来，天还没亮全村就被包围，钟连国、钟天宏、钟敬安、钟天昌等和群众一起被抓。畲族妇女钟景亮被抓去带路。这时，幸好蓝彩容（女）同志早晨很早起床挑水，发现国民党军队，马上把水桶放下，跑了五里多路报告第一岗哨钟进慈，钟进慈再报告给游击队知道。这时游击队员还不想跑，计划吃早饭后才走。当国民党军队快接近楼边，这时被抓去带路的钟景亮同志假喊一声说：“就在这里你们去打吧！”这时楼里游击队知道敌人已来了，才马上从楼后突围，全部游击队安全脱险。这是畲族妇女钟景亮、蓝菜容同志对革命的贡献。类似这种事例很多，如巫家山全村男女老少对革命事业都有贡献。
巫家山这次被包围后，我地下秘密楼被烧掉，畲族人民被抓很多，钟连国同志被抓到郑坑进行严刑拷打，钟天宏也在村里被抓毒打，可是敌人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从此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就在这里建筑1座炮楼，在村里驻扎了55天，畲族人民被国民党严重摧残，全村粮食、衣服、家具什物尽被抢光。钟连国被糟蹋最厉害，人被抓去，给国民党敲诈去300多元，东西如棉被、衣服、米、鸡鸭、豆酱等全被抢走。
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驻扎时期，畲族人民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这样，更激起了他们对反动派的无比痛恨，进一步认识了反动派的丑恶面目。因此，他们更积极地参加革命斗争，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年）
1946年，黄垂明、黄愚妹到巫家山进行革命活动，组织农村代表，畲族有钟连国、钟天昌、钟天宏、钟敬安等5人参加。农村代表主要工作是负责情报、保管、运粮食、交通步哨，并帮助革命同志建立麒麟山、苏虎头、粗坟、溪北路上、竹下、陈家山、小坑里等秘密的党组织。
在这时期里，畲族人民在保护革命同志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当时狡猾的国民党反动派保五团假装由卜龟岭开到郑坑，后又倒转回巫家山来，当时黄垂明同志刚好与群众谈话，畲族妇女得知保五团来了，马上跑去告诉黄垂明同志，使黄垂明同志得以安全转移。
1946—1949年期间，畲族人民主要是带领革命同志运粮食。运粮食方法是由游击队给钱，畲族人民到七都买米挑到巫家山，有时就直接挑到游击队住地去。碰到敌人，就由妇女假装到山上拔兔草或砍柴，把米装到篓里送到游击队。一次钟天昌由七都“白皮红心”保长林玉德交来子弹和枪油，他就绑在身上交给游击队。有时还到七都为游击队买粮食或军需品。
1947年陈富元、阮英平来到上东岗，住在后门山猴洞里十几天，畲族人民为革命同志放步哨、送饭，还有8位妇女由钟陈吉带到霍童为游击队买雨伞、毛巾等。所以，在解放战争期间，畲族人民也积极参加了各种革命斗争活动，支援了解放战争。
畲村苏维埃简介
郑贻雄 整理
1931年3月共产党员颜阿兰到天峰亭、东岗、八斗等畲村活动。1933年，中共安德县委领导人阮英平、钟桂兰到与福安交界的宁德斑竹、社洋、猴盾、葛藤坪、半山、南岗等畲村活动，点燃了革命烈火。1933年，在安德县委领导下，第一支畲族游击队在猴盾村成立。同年6月，这支游击队与霍童暴动时成立的游击队组合，在半岭畲族村组建闽东工农游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颜阿兰。
1934年2月，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紧靠福安县界的猴盾、葛藤坪、半山被划入当时的安南县下南区，也成立了党组织和乡村苏维埃政府。随后，安德县的黄岐区南岗乡、后岗山村，安乐区的小石村也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区政权建立后，各个畲村随即建立自卫武装和通讯联络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租抗粮分田斗争。与此同时，霍童、虎浿一带的畲村天峰亭、院后、半岭、八斗、上下东岗、巫家山、施洋、九仙等村也在宁德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开展了抗租抗粮分田斗争。
自国民党当局对苏区开展“清剿”军事行动以来，苏区的畲村以及邻近畲村也遭受摧残，有14个乡村先后被烧毁或拆毁房屋50多座550多间，被杀干部群众60多人，逼得畲村群众躲进深山老林搭棚窝居，但畲族人民的心是向着共产党的。1935年春，南岗村成立了党支部，到年底有13个畲村建立了党组织。在党领导下，在根据地的丛山密林中建立起无数的秘密洞和草寮，组织起通讯联络网和三条地下供应线，使红军游击队在崇山峻岭中退有所安，食用有所供，讯有所通。1938年春，国共合作，闽东独立师改编新四军六团北上抗日时，有22位畲族青年随军北上。
许多年以后，当年曾在闽东苏区浴血奋战的叶飞将军对畲族是这样评价的：“在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畲族群众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最困难的1935年至1937年，对党支持最大。我们在山上依靠畲族群众掩护，才能坚持。”
巫家山畲村革命故事
乌坑畲族村 钟瑞琴
九都镇乌坑畲族村巫家山畲族自然村，位于九都镇西南部，距镇区约5公里，座落在支提山国家红色旅游九贝公路线一侧。1933年，闽东工农红军游击队在巫家山一带活动，同年秋，建立巫家山地下交通站，1935年9月，正式成立巫家山党组织，是闽东苏区基点村之一，留下许多革命遗址和故事。2015年被区委、区政府列为我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点”。2016年被区委宣传部定为“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地理环境
巫家山，原为巫姓迁居，故名。后钟姓聚居，现全村钟姓，为典型的畲族自然村。村落，坐北朝南，依山阶梯式而建，所在坐落的山型整体像一尊弥勒佛。左右各有两条溪道自上而下，东侧为风水林（年代比建村还早），西侧约800米处山崖下有个溶岩洞，是当时红军在巫家山活动时，为躲避敌人“围剿”或供伤员疗养的秘密场所，后称为红军洞。
正南山，因山型似龟，被称为乌龟山。村落水脉丰富，为七都溪上游，现为七都官昌水库水源上游。
一条约2米宽的鹅卵石古街道横穿村落。村内建筑整体格局保留夯土墙、梁架楼、青瓦屋结构房。最南角有一座大圣宫，村前一条通往七都溪的石阶古道，今保留完好。该村民风淳朴，热情好客，环境优美，路不拾遗。正有“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会始为君开。盘餮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境界。
斗争故事
创建地下交通站。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宁德（蕉城）党组织为加强根据地霍童桃花溪与各地后方的联系，不断创建地下交通站。据闽东党史调查资料记载：1933年秋，闽东党组织派遣林秋光回宁德七都开设“济生堂”药店作为联络点，开辟了“城关——七都——桥头——溪口——巫家山——桃花溪”地下交通线路。后他又与三都地下交通站负责人丁立山取得联系，连接了山区与海上的线路。从福州来到三都的人员，通过这条秘密线路，转到城关，再到七都，进入七都溪谷，再经巫家山，进入苏区根据地桃花溪、梅坑一带。巫家山地下交通站是宁德整个地下联络网络的重要一站，为闽东地下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组织畲族运输队。游击战争时期，红军游击队时常来到巫家山休整、治病。他们一到，村党支部就组织畲族群众到七都运回补给物资。当时，负责为红军游击队筹备各种物资的是以林秋光为站长的七都地下交通站。他们接到通知后，将备好的粮食、药品、油布等物资秘密送到桥头，交给前来的巫家山畲民运输队。由他们挑担沿溪西行，经过溪口村，连夜将物资挑到山里。如路上遇到敌情，运输队就转道北上，由漈头村经高山村，然后回到巫家山。
1935年9月，巫家山正式建立党组织。叶飞、陈挺等红军游击队100多人驻扎在此。从1936年开始，敌人加紧了封锁和搜查，但巫家山畲族群众还是想方设法，或化装成赶集的人，或挑上柴片，秘密地交接物资。有时，将盐或鱼虾装在箩筐底层，中层装上粮食、药品等，最上一层铺上草木灰或其它肥料，然后一肩挑担，一肩荷锄，装着下田送肥的样子，巧妙地避过敌人的搜查。可以说，巫家山成为红军后方游击部队源源不断的重要补给站。
巧送情报，参与红军游击战斗。巫家山群众在村口的大松树上挂了一管竹筒。敌人来了，村口的群众就会敲响竹筒，其他群众听到信号后，便高喊“山猪来了”，从而一山传一山、一岗接一岗地把敌情报给红军游击队，让红军游击队及时转移。
畲族群众还机智灵活地为红军游击队递送情报。有一次，巫家山畲族妇女蓝彩容给游击队送信。为防止意外，她事先找来3枚石子，用野草将信件捆在其中一枚石子上。行至半路，迎面突然走来七八个荷枪实弹的敌人。蓝彩容镇定自若，迅速地将捆有信件的石子顺手扔到草丛，然后若无其事地向敌人走去。敌人吆喝：“站住，干什么？”彩容答道：“走亲戚。”敌班长不信，上下搜查，一无所获。等敌人走远之后，彩容再迅速返回，在草丛中找到信件，顺利送到游击队手里。在畲村，像彩容这样机智的例子，比比皆是。
畲族群众还积极配合、支援红军游击队的战斗。1937年8月，红军攻打八都镇，高山村、巫家山村的畲族赤卫队乔装担柴上街，配合红军作战。不久，他们又配合红军袭击了七都反动民团据点，缴枪多支。1939年8月，巫家山畲族群众配合闽东主力游击队，阻击八都镇反动头子和七都地霸押送私盐的队伍，缴枪8支，截获私盐40多担。
建起“秘密寮”，为红军游击队提供物资保障。1942年4月，闽东特委委员丁进朝率游击队进驻巫家山，畲族群众在阔港山搭起两座“秘密寮”供游击队居住。群众还送锅送碗送粮食给游击队。不久，畲族群众又以狮子耳山、大弯头山，为游击队搭建3座“秘密寮”。游击队粮食困难，群众就挤出自己的口粮支援游击队。“白皮红心”的国民党甲长钟连国还拿出自家的3担甘薯米送给游击队。
8月，国民党派1个营的兵力对游击队发动“围剿”。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巫家山党支部书记钟敬安带领全村群众到人迹罕至的石垱壑再建1座“秘密寮”，让游击队隐蔽。11月9日，国民党保安队50多人向巫家山“进剿”。下午二时许，一位畲族妇女和一位11岁的小孩发现敌人已经到距离巫家山不远的郑坑村，就赶回巫家山报信。钟敬安立即派畲族交通员钟进慈给游击队报信，并吩咐在村外加三重岗哨，在每个山口都派人加强瞭望。
次日清晨，敌人乘山雾弥漫摸上岭头，即被山岗上一位排水的畲族妇女发现，这位妇女群众立即用畲语报信。女交通员蓝彩容一口气跑5里路，赶到石垱壑通报。丁进朝得报后，率队转移，保安队扑了个空。
闽东游击纵队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顽固派的恐慌。7月，国民党顽固派派遣第一〇七师一个营进驻霍童“搜剿”。面对恶劣的形势，丁进朝利用长期战斗在秘密交通战线上的经验，在老区群众大力支持下，出色地组织交通网络，及时掌握敌情，对各项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使游击队行动神速，潜匿无踪。国民党顽军“搜剿”一无所获，国民党宁德县长钟干丞也因“剿共”无力而被撤职查办。
遗址简介
巫家山地下交通站遗址主要有：秘密寮（地下交通站）、七都溪通往巫家山古道、红军医院、红军洞等。
红军医院，是桃花溪闽东独立师后方医院。位于巫家山村内，夯土墙，建筑结构今保留完好。
红军洞。位于巫家山西面，距离村约800米。呈半圆形，遗址宽4米，高3米，深4米，为天然洞穴。这里位置隐蔽，曾经是叶飞、陈挺、黄垂明等革命先辈的住处和闽东独立师的物资储备库，也是闽东的抗日游击队积蓄力量的后方修养疗伤地。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军游击队时常到巫家山休整。至今，红军洞保存完好。现巫家山还保存叶飞、阮英平、丁进朝、黄垂明等老一辈革命者使用过的农具和指导畲民生产的工具。畲村天峰亭的红色历史
郑贻雄 整理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天峰亭村畲族人民为了保卫梅（溪）坑（头）苏区红色政权与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当年，畲村中流传着一首名叫《杀头也要干革命》的歌谣“敢做木头不怕钉，敢做笊篱不怕淋。火烧黄茅心不死，杀头也要干革命。”表达了畲族人民对革命的无限忠诚。
畲村天峰亭坐落宁德虎浿镇北面山坳里，包括天峰亭、天峰院、田坪里、金钟里、笊篱壑五处山楼（自然村），这里山高林密，地势峻峭，东有龙潭峡，西有虎岩头，北有九肩岭，南有五虎头，其间还隐有辟支洞、莲花洞、龙潭洞等洞穴，可聚兵又可囤粮，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土地革命时期，这里的村民仅30户130多人，大多是畲族，只金钟里、笊篱壑有九户谢姓杂居其间。这些人，原先都是受地主恶霸欺凌从外地搬来“做山（上山开荒）”的，过去穷苦，迁居后依旧穷苦。在这里钟谢一家，亲密无间，不分民族，互通婚姻，大伙相依为命，因此都和反对国民党、打土豪的红军游击队心连心。所以红军游击队同志们经常说：“驻扎这里，真是得到地利和人和”。
1933年间，叶飞同志所率领的红军部队就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并选择天峰院、田坪里为落脚点。因为天峰院地形更为险峻，右边临龙潭峡，山峡弯弯曲曲直通霍童梅坑，峡下有涧水、有悬岩、有洞穴，所以红军部队就选择在这里搭棚设厂，作为红军后方医院和服装制造厂。当时，服装厂是由东源村地下党黄昌玺负责，成衣匠有虎贝村的黄登俊，梅鹤村的林崇清，黄柏村的黄顺元等。
红军部队为保障红军伤病员的安全，除在天峰院设后方医院，又在几十里外的梅坑白岩头设伤兵疗养所。碰上国民党军队“围剿”时，如果天峰院形势吃紧，就组织担架队转送伤病员到白岩头；如果白岩头方面吃紧，就转送到天峰院。那时，各个山楼都组织有担架小组，常备担架五六副，一有情况，连夜出动，风雨无阻。担架队还配有医生，医生名祖木，是洋中际头后山村人。他为红军伤病员治病，也常为群众治病，西药和青草并用，医术好，很得群众拥护。
为了保障驻地红军游击队和伤病员的生活物质，天峰亭地下党组织经常派人分批到霍童去购买食盐、咸菜、带鱼、杂蚵等，然后暗地集中送去。有时红军大部队到来，天峰亭党组织还负责筹送粮食、柴草、蔬菜。
天峰亭地形生得好，东西两面是高山，悬岩陡壁，无路通行，只有南北方向有小路分别与虎贝、霍童相通。从北哨站——九肩岔，可鸟瞰霍童来路的情况；从南哨站——梨岔，可鸟瞰虎浿来路的情况。所以，只要看守好南北两向的哨位，就能掌握村外来人的活动情况。
为保卫红军后方医院和服装厂的安全，天峰亭群众坚持日日夜夜在村庄四周站岗放哨。每遇红军游击队进村，村外再加一层岗哨，同时安排三四人作流动哨，大家方才放心。就是游击队离去了，也还得组织儿童、妇女去打扫掩灭游击队走过的足印和痕迹，避免被敌人发现游击队的踪迹。
在三年的游击战争中，尽管国民党保五团几个中队驻扎在虎浿，对苏区展开疯狂围剿，但是天峰亭村的革命群众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在地下党组织的带领下，时刻警惕，认真放哨，严守秘密，所以红军游击队和首长们都愿意住到天峰亭村里。钟陈坤家前后有叶飞，池陈旺、区委老冯，队长黄垂明住过。
1936年10月，百丈岩战斗中，有一个跳岩的游击队员（名×石蜡，据说是霍童石桥人）摔破头面，血淋淋跑到天峰亭村，村民钟伏清发现了，立即将他留下请医治疗和护理，第二天护送他安全归队。
钟陈坤经常为红军游击队送长途秘密信件。东边送霍童桃花溪联络点与吉纯交接，再送新坑联络点与林神达交接；南边送林口村，交陈德维收；西边送中洋里村，交叶书久收，再送桥头村交叶隆丰收。每次送信多在夜晚，所以每每露宿山间，就是送妥了也是不敢贸然回家。每送一次信，都得变换一次方式，有时把秘件用竹叶摺好绑在脚底下，穿上草鞋带走；有时就把秘件塞入竹竿，当作拐仗使用，或者把密件用树叶卷上捆好再塞个小石子捏在手中，晃着膀子走，不会引起别人注意。若遇到危险，及时将藏有密件的树叶连同石子甩出，别人不易发觉，因而也最安全。
每逢送信，钟陈坤总是告诫自己小心再小心，自己杀头事小，泄密事大，每一次都不敢稍有怠忽。所以，送信多年，虽然也几次遇到险情，但他都能顺利完成任务。当然，并不是每人都能避免危险的，有一次，同村的钟耕铨，往霍童送信，被国民党便衣队搜查时不慎露了破绽，惨遭毒打，结果被枪杀于霍童溪尾。敌人的暴行激起了全村群众的义愤，他们化悲痛为力量，采用更隐蔽的方法与敌人作斗争。
日子久了，红军游击队在天峰亭活动的消息传到敌人耳里，其后敌人就经常进村突击搜查。1935年，有一次，前脚游击队30多人来到田坪里，茶烟未沾口，后脚哨兵钟宗林就赶来报告敌人来了，天峰亭村党组织一面派人带路送走游击队，一面让妇女群众假装上山讨猪菜，随后跟去打扫游击队撤退时遗留下的痕迹，全村人都动员起来收拾了一番，才保住了游击队进村的秘密，也保卫了村庄的平安。
1938年3月，伪保五团对苏区进行大围剿，梅坑白岩头伤兵疗养所被发现，宋维叨一座大四扇厝被烧光，来不及撤离的红军伤病员二十多人惨遭枪杀。接着敌人跟踪到天峰院，又把天峰院六座住房全部烧平，同时也把笊篱壑一座烧了，把金钟里二座拆了。
1947年8月，伪保五团又逼天峰亭群众“移民并村”，当日有百余团兵进村，又把天峰亭仅有的六座厝烧光，逼得村民不得不搬到桥头村去居住。
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对天峰亭畲村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摧残，房屋先后被烧了15座，粮食禽畜被掠，生产被破坏，但天峰亭村群众的心仍牵挂在故土，仍然倾向着革命，叨念着亲人红军。他们时常暗地里到天峰亭一带，就地开垦荒园，种上粮食、蔬菜，支持红军游击队，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
当年曾在闽东苏区浴血奋战的叶飞将军对畲族是这样评价的：“在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畲族群众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最困难的1935年至1937年，对党支持最大。我们在山上依靠畲族群众掩护，才能坚持。”
天峰亭村畲族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杰出表现，是对叶飞将军这一评价的生动注脚，也是畲族人民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一个缩影。
蓝炯熹
楔子 远逝的村街
据史书记载和畲民家族谱牒标识，畲民大量迁徙闽东是始于明代。畲民雷天辟也是明隆庆四年（1570）来到罗源尖山大坪兴居立业的。过了3年，因遭兵燹之乱，他的7个孩子，遂散处离居，各奔东西。四子雷光清于明万历元年（1573）旋游宁德九都闽坑堂的猴墩地界，他“见其山水秀丽、地土肥饶，遂卜筑焉”。［《雷氏宗谱》，《源流谱序》，民国十六年（1927年）。］——雷光清成了猴墩畲族村的开基祖。
福建历来有“东南山国”之称，明清时期，闽东北山峦重叠，羊肠九折，鸟道千盘，既蒙住了山民的视野，也锁住了福建与省外的陆上交通。清初畲族文人蓝鼎元《福建全省总图说》说：“自浙东海岸温州入闽，由福宁州（今霞浦）、宁德、罗源、连江，至省城，皆羊肠鸟道，盘纡陡峻，日行高岭云雾中，登天入渊，上下循环，古称‘蜀道’无以过也。”［蓝鼎元《鹿洲初集》，卷十二。］位于闽东北这种山重水复的生存环境里的猴墩畲村，斗转星移，春种秋收，生活本属默无声息，平淡无奇。但是，有两个特殊的机缘却搅乱她习有的宁静，也赐予她空前的繁荣。
其一，两条官道修到了猴墩村。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宁德贡生叶禹为了恢复清初迁界时被毁的官道，“倡捐力辟旧路，百余年废路复睹周行，邑人竖碑以志”，官道“由六都左旋七都至铜镜又分东西二道，一右旋为东路，历福口、洋头、闽坑至福岭头，离城五十里与福安福岭塘交界。一左旋属西路，历九都、霍童等地至咸村（今周宁）。”［清·乾隆《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志·道路》。］上述之“东路”又称“大岭”，位于猴墩村的东部。闽坑还辟有一路，位于大岭以西，并伸入闽东北腹地的更为偏远的“十二洋”，（12个村名均冠有“洋”字，故总称“十二洋”）这一条路穿过了猴墩村。加之，猴墩村离八都镇的霍童溪码头不到15华里，霍童溪可通向三都澳、官井洋，这条海路可达福州、广州、上海。猴墩村既得人工开凿的陆路之利又得天然形成的水路之便。近三百年，那位于猴墩村的东西两条石板路，沿崖接岭，近水穿林，虽称不上王路天衢，但犹如两根琴弦，弹奏着闽东北行色匆匆的人流物流进行曲，拨动着猴墩村三百余畲民大男细女的心。
其二，茶叶贸易诱发了猴墩经济。福建本是我国的重要茶区，闽东北自不例外，宁德“其地山陂，洎附近民居，旷地遍植茶树，……计茶所收，有春夏二季，年获利不让桑麻。”［清·乾隆《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十九世纪是福建茶叶贸易的黄金时代，当时，福建每年不仅茶叶的输出量居全国首位，而且，福建茶在国际茶叶市场也风靡一时。这时的福州南台（今台江）成为重要的茶叶商埠。原因是咸丰初年（1853年）太平军的刀剑切断了“北路茶”，即武夷山茶从陆路运往广州的通道。美国旗昌洋行为了使武夷山茶的出口不至于中断，首先派遣该行的中国职员在茶季携带巨款到武夷山产茶区，大量收购红茶，并循闽江运到福州。同时，该行还包租船只往福州装载这些茶叶，由海路驶出口岸。此举的极大成功，引起了各商家竞相效法，到了咸丰五年（1855年）已有5家洋行“在福州抢购茶叶，竞争日剧”。“福州由是遂成驰名世界之茶叶集中地”。［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这一年，从福州输出1573万余磅茶叶。次年，上升到3500万余磅。逮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突破了6000万磅大关。此时，“福州之南台地方，为省会精华之区，洋行、茶行，密如栉比，其买办多广东人，自道（光）咸（丰）以来，操是术者皆起家巨方”。［《申报》光绪六年（1880年）十二月十一日。］他们每年“首春，由福州结伴溯江而上，所带资本，辄百数十万”。［衷干：《茶市杂咏》。］往返于闽江沿线。商人的嗅觉也闻到了闽东北这片福建的重要茶区。于是，闽东当地的茶商们从武夷山茶产地的闽北请来了制茶师傅，开始揉制红茶，红茶作坊很快便遍及闽东北，时至今日的福建“闽红三品”（即福建三大功夫茶）中之二品，便是闽东北的福安“坦洋功夫”和福鼎“白琳功夫”。由于宁德县为闽东北门户，得交通之便利，为宁德所辖又地处宁德、福安交界的猴墩畲族村遂成了闽东北茶叶的重要集散地。正如猴墩村《雷氏宗谱》所云：“清咸丰、同治时，闽省大开茶局，猴墩遂为商旅辐辏之场，而五都之市集焉。”这时的猴墩村成了福建省惟一的畲族茶叶市场，同时，也诞生了福建第一代的畲族茶叶商人。
这里曾有多家畲民商号茶庄，畲族商人们收购猴墩附近三十六村的茶叶，并通过水陆两路，运往福州。同时，又从福州运回了布匹、洋油等杂货，他们在八都镇办起了京杂店，生意做得甚是红火。猴墩雷氏商家又在本村办起了店铺，招徕过往的路人。每届新茶上市，猴墩村里——人声鼎沸，日日议价声；灯火通明，夜夜算盘响。茶香飘十里，茶歌漫畲山，茶商会猴墩，茶事乐村民——猴墩畲民茶庄财源滚滚，雷氏商号闻名遐迩。
猴墩雷氏茶庄的衰败缘于整个福建茶叶市场的萎缩，加之民国时期的兵乱与饥荒。过去的历史无法重演，昔日的辉煌难于续写。今天，惟有珍藏在猴墩村祠堂中的《雷氏宗谱》记载着当年的繁盛。堂皇的茶庄只留在村民们遥远的记忆里，显赫的商号仅存在村民们茶余的话语中。岁月留痕，商人们的宅院里，还残存着褪色的木制镏金楹联，这惟一值得炫耀当年的符号。宅院的主人，雷氏商家的后代们一如既往的是穑事农功，这是千百年来别无选择而不易变更的祖业。已经分家的叔伯兄弟在这些宅院边，建起了新屋。有些人在自家土屋的墙体上开一个口，在那里摆摊设店，销售村里最必需的日用品和食品。这些店面，很不惹眼，也无法与祖辈的基业相比。
最与众不同的是那一条清代建成的短短的村街，鹅卵石镶嵌成的路面，仅仅一米见宽，10来米长，沿路同向并排的是几家别具特色的雷志波故居店铺，那木制的栏杆，那可随时拆卸的店门板，几经三十六风，二十四雨，均已蒙上厚厚的历史尘埃—村街的店铺显得破败空寂。虽然时过境迁，这些店面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功能，但是它那独有的形态格局，依然吸引着踏进猴墩村的陌生人。每当他们惊叹不已时，村里人便由衷而自豪地诉说往事，如数家珍地介绍着一个个雷氏商号的伟业。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城里来的年轻画家，在这一条村街上写生，他是慕名而来的，他将一幅画留给了村里，并说这是十分难得的村落景观，得好好呵护。村里人没有听他的话，到了90年代，村街铺上了水泥路面，其中一间店面已经改造成了水泥粉刷的平常住屋。讲求实际的村民说，为了好走路，为了好住家。
该留下的留下，该失去的失去，一切均显得平和柔顺。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更迭轮回，当年因猴墩茶事而突兀建起的这一条村街，无论如何是不会自行消失的，那紧挨在一起的店面仍然静静地列队，耐心地等候路人的光临。猴墩这条村街只要存在，则定然充当时间隧道的引路人—间间铺面将叠映家家茶庄枯荣的史影，户户店门将回放着茶人之家的苦辣辛酸。
一、猴墩三杰
雷志波是猴墩村诸位茶商中最有名气与威望者，他是开基祖雷光清的第十一世孙雷天德的长子，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自幼聪敏好学，常走读于闽坑堡举人余干家。他喜读人文历史、五行地理，又豪爽健谈，常与亲友聚在一起，天南地北，谈今论古，还时时帮助乡邻书写信札。他手脚勤快，爱动脑筋，平时，和父母兄弟一起下地干活，干起活来好讨巧。比如，秋天里同伴们上山采箬叶卖给乡下的货郎担，闽东北人用箬叶编船篷、垫红糖、一代茶商雷志波包粽子等。志波的采法与众不同，所获也比别人多，得了钱填补家用。同治五年（1866年）志波的父亲得了软骨病，无法劳动，家里的重担全托付给了雷志波。为了父母和4个胞弟，他起早摸黑，甘负辛劳。
同治年间，福建茶叶市场风头正劲，并波及闽东北，猴墩村靠地理的优势，已经形成了茶叶集市。得茶叶之势，猴墩村里家家户户都广植茶树，忙于茶事。但是，苦于资金和胆识，没有一人能办起像模像样的茶庄。不安于现状的雷志波想作这番尝试，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把自家住屋辟为茶庄，起名“雷震昌号”，并主动与福州的古田茶庄联系，将猴墩村作为茶叶经销点，做起了茶叶买卖。
畲民自办茶庄的消息不胫而走，宁德县赤溪、七都、八都、九都，福安县甘棠、溪填、穆阳等地的畲汉村民闻风而动，都通过猴墩村那东西两条官道，将茶叶挑进村里收购。雷志波凭依自身的智慧、魅力和诚信，生意迅猛发展。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编修的猴墩村《雷氏宗谱》中赞扬他“天资高迈，器宇超凡，海涵地负之襟怀，有非浅局可规也。我兄（指志波）能人所能，人不能能我兄之能”。他扶持堂兄弟雷志满办起了第二家茶庄，商号为“雷泰盛号”。接着，他又带动了其族亲雷成学办起了第三家“雷成学号”茶庄。其他畲村受其影响，也办起茶庄。如际头畲村办起了“雷伏保”茶庄、中前畲村办起了“雷德庚”茶庄。同时，外地茶商也来到了八都镇兴办了“吴兴记”、“鲍乾”、“顺德”、“经永”等茶庄。
光绪年间，猴墩茶市如日中天，每届茶季，远近四邻八乡的卖茶人络绎不绝，他们将茶担停靠路边，排起长队，手持签号，等待收购。此刻，茶庄里更是热闹非凡，过称者的吆喝声，卸担者的谈笑声，此起彼落。卖茶人端起了东家提供的茶水，喝得一身清爽。他们偶尔兴之所至，会脱口唱起畲族茶歌。歌声清幽缠绵，招来了村里的妹子，她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和上一曲—茶庄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之中。
这时，村里的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者也闲不住了，他们纷纷起一个大早，沿着长龙般的茶担走上一遭，从等待过称的每副茶担里顺手牵羊地抓上一撮茶叶，不多时辰，也可以集上十把二十来斤茶叶，就等于一天的收入了。而排队等待的卖茶者并不责怪，却反而乐呵呵地讨好说：“请品尝！请品尝！”
每到茶季，猴墩众茶庄平均隔两天即有百担茶叶装袋出运。一年到头稍作统计，头春茶即收购1500担之多，二春三春能收2500担，年产成品茶达4000余担。那时，大村大户茶农年平均可采收茶叶3担，就是一般的人家也可采收1担左右，每担茶叶的平均价值25块银元，可购得番薯米28担。
这些茶叶从猴墩村运往八都镇岚尾港下水，用运输脚踏船装载，集中三都澳“福海关”茶驳船出口。茶叶到了福州，卸货入仓等手续即由省城茶庄负责办理，押送茶担人只领到一张货运收执，到福州茶行报帐领银即可，手续方便快捷，信用可靠。
茶叶的发展促进猴墩的商机，小小的猴墩村开张了3间屠宰铺、1间南杂京果店、2间糕饼店等，生机勃勃的猴墩村成了宁德七都、八都、九都、十都、十一都等5都的集市。随着茶业的兴隆，雷志波的“雷震昌号”茶庄扩展为“灿记”、“庆记”茶庄，雷志满的“雷泰盛号”茶庄扩展为“满记”、“祥记”茶庄。猴墩茶人还在八都镇置业经商，创办多家杂货店。
乡村里的富裕之家都是相似的，作为猴墩首富的雷志波相继为其4个胞弟完婚，并购置地基营建新房分让于众弟，而自己仍然居住在简陋的祖屋里。他又为其上祖建坟营葬。他主持了雷氏家族谱牒的修撰和祠堂的营造，并独资为村民修路建亭。雷志波的举动赢得乡村叔伯兄弟的一致称道。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雷志波为其母蓝陈妹举办八十寿庆。仪式隆重肃穆，寿星雍容华贵。寿庆成了猴墩村的节日，全村300多人前来祝寿。寿庆之仪，声播十里，远近亲朋戚友均赶赴猴墩；雷志波为5都（七都、八都、九都、十都、十一都）茶叶商会会长，商会员们也齐聚猴墩。顿时，金闪闪、红通通的寿联，铺天盖地；寿庆筵席，通宵达旦；寿庆丝竹，绕梁三日。雷志波的挚友、福州府闽中知县雷铭勋特书“婺星焕彩”牌匾相赠，并派专人送达猴墩村。猴墩村《雷氏宗谱》详细地记载了这件盛事。
在闽东、闽北、浙西、浙西南等地的畲民家族谱牒中，均有《历朝封赠》的专门的章节或者内容近似的专章。这些章节以延续家族的盘瓠传说和河南传说的“皇家之气”和“官宦之家”的传统，历数了大量的具有官阶品秩或雄才大略的“列祖列宗”。这些“列祖列宗”，或者在史书上确有其人，但未必与畲民同宗，只因为他们的姓氏均同于畲民四大主要姓氏“盘、蓝、雷、钟”，便不管属于什么民族、什么家族，一概伪托攀附，以增强畲民家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或者许多人物根本无法考证，也许本身就是子虚乌有，听凭家族的有意塑造，并以此妄添虚荣，借以申张畲民家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声势。猴墩村《雷氏宗谱》中也有《闽省簪缨录》专章，刊载了相类似的内容，即历数闽省37位雷氏政治、经济、文化名人，其中雷志波被公推作猴墩本村的惟一候选人而载入雷氏家族名人录。
在猴墩村民的心目中，还有两位能人，他们虽然没有载入家族文书《闽省簪缨录》，但仍被村民目为猴墩之骄傲，他们与雷志波并称，誉为“猴墩三杰”。其一，即上述的第二家茶庄“雷泰盛号”老板雷志满，他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据《雷氏宗谱》中记载：“公以谨厚持躬，孝父母，睦宗族，爱棣萼，课儿孙，置腴田，兴茶叶，勤生理。为父母营窀穸，为后昆新堂搆。婚男嫁女，诸务部绪。”其二，闽坑堂（农社组织）会长、猴墩雷氏家族族长雷志漛，他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据《雷氏宗谱》载，“翁嗜酒、刚方、尚侠、抑强，见乡邻有鼠牙雀角之争，出而排难解忧，慨当而慷。体先志，勤农业，耕田力穑。课子义方，敬贤思齐。……事理通达。光绪丁酉岁修谱，为董事。乙卯冰镜先生（即雷志波）聚集两村建祠，翁翼赞之，勤其报本达孝之功，于以乐成焉。今则桂兰馥郁，蔗境堪娱，人健时亨，婆娑岁月，是翁直道禔躬，得以清福。”二人为雷志波的堂弟，均得聆志波指教。猴墩三杰在强村壮族的历史进程中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码头官司
猴墩村世代流传着这样的一则掌故：
光绪末年（1900年左右），猴墩村雷氏畲民家族和八都镇的木际村王姓汉人家族打了一场官司。
木际是一个古村，俗谚云：“先有木际，后有八都”；王姓是一个旺族，拥有田庄山林者，比比皆是。以往，猴墩每年有数千担茶叶从八都镇岚尾港木际码头落船，经霍童溪，出三都澳，驶往福州。同时，猴墩商人又从福州置办杂货运回八都镇。一路江海，船只往返，货物起降，都得经岚尾港木际码头。于是，木际村王姓族人便在码头上私设关卡，征收码头占用费。木际村人多势众，猴墩畲民势单力薄，不敢开罪王姓，近半个世纪来，大量的银元白白流入了木际村王姓家族的囊中。
雷志波当然是不能容忍这种不平事的，由他牵头一连几纸诉状，告到了宁德县衙，状告木际村王姓非法设卡，强取豪夺他人钱财。此时的猴墩雷氏虽有一定的经济势力但却缺乏政治影响，几年来用于诉讼费的银元，可以盛放几个箩筐。这些银元还不如打水漂子，还能激起一点点涟漪。
泥牛入海的诉讼伤透了猴墩畲民的心，人们想起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嘉庆七年（1802年）福鼎县童生钟良弼赴福宁府考秀才，县书王望年串通生监，诬指畲民为“犬养”和“贱民”，将钟良弼赶出考场。此事激起闽东、浙南畲民的公愤，在族众的资助下，钟良弼从县至省反复呈控，此案最终由福建巡抚李殿图审理。李殿图主持公道，伸张正义，钟良弼才获胜诉，并考中第20名秀才。此事被编成长编畲族山歌《钟良弼》传唱于闽、浙畲区，深入村村人心。此事也载入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编修的《福建通志》。［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140，《国朝宦绩·李殿图条》。］
百般无奈的雷志波想起了福州府的族亲雷铭勋知县候选，他似乎悟出了一个道理：衙门八字开，不走官路进不来。于是，他特修书一封，专门请村里的几个能言善思的青年人，日夜兼程，赶赴福州。闽中知县候选雷铭勋见了书信，很是同情。他告知送信人说，区区小事，无足挂齿，只要将我雷府的灯笼提一对回去便可了结。送信人将信将疑地提起一对书写着“雷府”两字的大红灯笼，连忙启程回家。
送信人掌着这对雷府大红灯笼，舟行顺水，陆走追风，一路畅通。回到八都镇岭头猪母石时，已是夜深。只见那一对红彤彤的灯笼在浓重的墨色夜幕中游动着，犹如两只巨兽的双眼，闪着威严勇猛的光芒。沿岸的木际村王姓汉人望见了红灯笼上那“雷府”赫然大字，便奔走相告。他们又惊又怕地说，猴墩人请来了老虎，老虎是会伤人的。
次日，八都镇岚尾港木际码头仍然是一片繁忙，但是，那设立数十年之久的非法关卡却自然而然地销声匿迹了，猴墩茶人舒心地透出了一口气。见到此景，雷志波平心静气地点燃了一铜管水烟，猛猛地吸了几口，他终于可以舒眉展眼，开怀一笑了。夜间，他特办了一桌酒席犒劳这些为猴墩茶人做了一件好事的年轻人。席间，他若有所思地反复念叨一句话：事在人为！事在人为！
雷志波曾见到村间道路坎坷泥泞，行人多有不便，便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独资修通了2华里石板道路，直接闽坑堡的官道，便利村里村外茶人的往来。码头官司了结后，雷志波着意出资在闽坑堡的乡道上建一座凉亭，供往来的商旅歇息纳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一座造型美观的凉亭坐落在塔头岭上。
凉亭落成的当天凌晨出现了怪事，附近木际村的公鸡均哑然失声，不能打鸣。木际村王姓家族十分惊异，建筑凉亭事关风水，莫非亭子压住了正穴，这将会给木际村王姓家族的未来带来凶险。关于码头风波，王姓家族记忆犹新，他们不敢轻易动粗弄武来硬的，而是推举了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族老亲临猴墩村，与雷志波等人协商。雷志波以畲家独有的礼仪款待了木际客人，而且当场决定拆除凉亭，再延请地师，重新选址，并与木际王姓合议，征得认可。
随后，亭址在原址上退后3丈，重新建成。自此，木际、猴墩两村均相安无事。此事感动了木际王姓家族，雷志波的大度和豪爽赢得了人心，木际、猴墩两村所有的恩恩怨怨均已冰消云散。从此，运茶送货的雷姓茶人常常在王家歇息，王家均尊为上客，以茶饭款留；寻亲访友的王姓村民若偶尔在猴墩停留，雷家则奉为嘉宾，以酒菜酬酢。世世代代和睦融洽，雷王两姓修起了百年之好。
三、禁丐碑
清末至民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流丐现象遍布民间，城乡居民不堪其扰，叫苦不迭。徐珂《清稗类钞·乞丐类》载：“四川之太平县，属川东，僻处东边，不通水道。其地之丐，多土著，偶有外来者，须受土丐之指挥。其乞钱，自年节外，每月之初二、十六二日，始沿街乞钱，平时不乞，即乞亦不与也。”每月初二、十六流丐行乞，宁德亦有此俗。
民国时期，闽东有“乞丐节”，即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福宁五县（霞浦、宁德、福安、福鼎、寿宁）乞丐汇集宁德八都水漈村外的前溪坂举行一年一度乞丐节，又称“乞食节”。其时，溪边岩壁悬挂“汉寿亭侯”关云长画像，两旁张挂对联“身居一品吕蒙正，位至三公郑元和。”对联中涉及的二人都有入仕当官前当乞丐的经历。此时，附近的富裕之家都会递上红包，前往祝贺，算是“入份”，与乞丐们称兄道弟。“家兄”（乞丐头目）会给入份者一面木牌。木牌上涂有太极、龙凤图案，并书写：“院内兄弟，不得进扰。只许初二、十六，铜钱两文，薯米一筒”。入份者执此牌，悬于家中，乞丐们见牌，严格按规矩办，不敢造次。［黄澍《民国时期的闽东“乞丐节”》，载宁德市蕉城区政协《霍童溪—蕉城母亲河》第171～172页。］
位于猴墩村的1通“禁丐碑”也有相关内容。该碑立于清光绪二十年（1896年），在村东南约三百米路口处，青石碑体，高1.58米，宽0.57米，厚0.12米，两侧有青砖护垒，上方用一通石板条挡护。碑载：“钦加同知衔调署宁德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五次李，为出示严禁事，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据新楼、猴盾（猴墩）等村畲民钟益国、蓝昌土盾”等告知，新楼、猴墩等村“蓝钟雷各姓，虽有数十家，皆散处一隅，男女俱为耕农，年所赖者竹木。”“月初二、十六，流丐到门告乞”。“丐辄强乞，苛勒钱文，多方刁难。若见屋中无人，径入室内，威哧妇孺，或攫取家属。数千户委曲忍隐，莫可如何。”“迩来景况愈坏，流丐愈增，逐日成群，私抢衣服或攘窃鸡豚、农具，倘与斗，则强拚赖许，事端丛生，致游手无赖之辈，日辄数十，奚能博济为怀。”村民“佥议：以按月定于初二、十六为期，准丐告乞，大家讯究，以口闾阎。”县衙批准村民诉求，“据口定日，仰诸色流丐人等知悉，嗣后尔等前赴新楼、猴土盾等村求乞，”“二、十六两日为定，听凭施给，不得争多论少，强乞诈赖窃扰，余不姑宽丐首，不为约束，一体究惩，其答凛遵毋违，特示！”“倘敢故违，一经告发，或被乡民捆送，定即严拿惩办决。……光绪贰拾年玖月初八日给，右示晓谕。（县衙）批语：流丐恃强乞讨，动辄作赖，最为宁邑恶习。合尔等拟定，每月初二、十六，为典告乞，余日不得苛勒，系为杜绝祸根起见，准其出示严禁。发猴盾（猴墩）、长岗立石。”县衙告示，有一定的威慑力，但要维护村落社会治安还须依靠村落自身力量的整合。
四、巡洋社·茶路之旅
为了维护村落社会治安，清嘉庆年间，经县衙批准，猴墩村成立了巡洋社，此政治文书刊于猴墩村《雷氏宗谱》：
特授宁德县正堂加三级随带加一级吴
违例巡洋等事—本年十月十五日，据雷朝元、蓝奶弟、钟文乐等呈称：住居九都猿墩（即猴墩）地方，安业田园。所有巡洋各人向在平洋查看，从无夜间至。元等山宅巡查，田园有被盗时，元等向投不理。凡遇收成，各到山宅额外索取，被盗无赔。迩来并襍粮又要索取。元等理论，反欺畲民山宅，摩拳擦掌，种种被陷。切思巡洋所以御盗，被盗投验赔偿，故得抽送。似此，夜巡不到，被盗投验不理，凡有所收，一切统要额外抽送，且被盗更多，为害不浅焉！用此巡洋为哉？元等合同公议，各人自种自看，不失守望相助之意，无滋抽费，以省事端。现在本年八月，元族于闽坑林姓互控，元等即行各人自看田园，并无被盗。但未蒙给示，苟延一时，恐将来仍蹈旧辙，争闹滋弊，畲民奚堪。无奈呈恳恩准给示，以杜后患等情到县。
据此，除批示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该处居民人等知悉：嗣后该处田园，以及襍粮等项，听雷朝元等自行防守，不许棍徒包揽巡洋，致滋事端。倘有前项匪棍仍前包揽，许即协保禀解赴县，以凭究治，毋得始勤终怠。亦不得藉端滋事干究。特示！
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廿一日给告示！
发九都猴墩，实贴晓谕。
以上政治文书涉及到原有维护乡村治安的闽坑堡巡洋社不能克尽职守，致使猴墩仍受盗匪骚扰之事。猴墩畲民遂向县衙要求自行组织巡洋社，用以维护本地治安。猴墩畲民的要求得到了县衙的允许，并以公文的形式，昭告路人。嘉庆年间，猴墩村自行组织的维护社会治安的群众性武装—巡洋社成立了。
畲村本来多习武之人，家族秘传的畲家拳以形威、力猛、马实、手狠称著，有母拳、化拳、小五路、六路七星拳、八步头、十八步、三进锤等招式，其动作轻盈、步型稳健、出手快捷、后发制人。猴墩村畲民会耍畲家独特的七尺“齐眉棍”，这种棍术有十多部套路，十多种基本动作。他们还有一种本地人称为“铁尺”的秘密武器，有木工的鲁班尺一尺见长，中有一扣，人们用中指伸入扣中，可将“铁尺”紧贴在手心与上肘部，藏在衣衫的长袖里，旁人不易发现。巡洋社白天习武健身，夜间轮流巡看田园山林。由于猴墩巡洋社纪律严明，社兵个个身手不凡，不法之徒不敢轻举妄动—畲民自办的巡洋社给猴墩村带来了和平与安宁。
光绪年间，雷志波力荐堂弟雷志漛为巡洋社的带班。雷志漛是猴墩三杰之一，他的武艺与侠气令村民折服。曾有飞贼进村行窃，被巡洋社发现，雷志漛与他交上了手，雷志漛招法娴熟，力猛手沉，飞贼不敌，急步逃匿。雷志漛只身紧追不舍，一路搜寻到附近的闽坑堡的一间破屋，才将飞贼擒获。
清宣统二年（1910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巡洋社接村民雷志满家报案，家里大小两头耕牛失窃。耕牛在年关被盗，惊动了猴墩村，志满家心急如焚，村民们忧心忡忡。雷志波找了雷志漛商议，要求一定要设法破案。雷志漛组织了社兵积极搜查，顺着一大一小的牛蹄印迹，巡洋社追到了漈头村，并发现是七都盗牛团伙所为。这些人在七都镇开了一家黑店，专门宰杀盗来的耕牛。
为了把事情办得妥帖，以免打草惊蛇，巡洋社社兵十余人化装为挑担子的、走亲戚的、做买卖的，各色人等。为了辨认失窃的耕牛，志满的孩子起杏也随其中。走了25华里，到了那家黑店。起杏一眼便认出了拴在牛栏的两头耕牛，几个屠夫正磨刀霍霍准备宰牛。社兵们见状便一拥而上，将几个屠夫团团围住。这时，店里走出了一个老板模样的人来。他恶声恶语地说：怎么？要打架？雷起杏厉声说：你们偷了我家的牛！一个屠夫冲上前，要向雷起杏动武，众社兵将雷起杏挡在身后。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雷志漛身轻如燕，一个箭步，腾上屋顶，操出“铁尺”，哗啦啦，顺势将梁上的木椽劈断数根，瓦片撒满一地。顿时，众社兵均摩拳擦掌，摆开架势。突如其来的举动叫黑店的伙计们惊惶失措，目瞪口呆。那黑店老板连声求饶。就这样，社兵们捣毁了黑店，追回了耕牛，为5都父老乡亲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自此，猴墩巡洋社的名声大震，有事慕名前来搬兵者众。翌年农历八月十一日，猴墩茶商设宴款待巡洋社众社兵，随之举行巡洋社聚会，周围大坪、岭头、新楼、灵山、猪头垄、南岗等地的畲汉村民皆闻讯赶来，纷纷要求入社。于是，18村巡洋联社遂应运而生了。为了健全组织，联社规定每亩农田收谷两斤作为经费，编排值勤班次，加强联防效果。大伙推举雷志漛为联社社长。
宁德县正堂知悉后，也特加褒奖，同时，正式给联社颁发签照，昭告乡间。并宣布方圆5都如有非常事件发生时，均由联社斡旋，同时，县衙可派出36名武勇任联社驱使。这样一来，联社威望更高，组织也再次扩大，遂成立了闽坑堂社，雷志漛当上了社长。
清末民初，兵荒马乱，海盗出没。猴墩的茶业市场萎缩，茶叶运输也改为走陆路为主。宁德没有镖局，巡洋社肩负起保护茶队的责任。畲家不论男女，都是挑长担、走长路的好手。巡洋社社兵既当挑夫，又任保镖。他们的一副杂木制成的担子十分特别，木制的扁担可承受200来斤重量，木制的拄杖尾部嵌入半尺长的铁棍。平日这副担子可以挑起150斤左右的长担。万一遇到麻烦事，拄杖便可充作七尺“齐眉棍”，用以御敌防身。
每年入冬，他们从福州茶行挑回一桶桶银元，每担银元重90斤（官秤），这是分发给茶农的定金。四乡的茶农得到了定金，用于修整茶园、发展茶叶、置办年货、盖房娶亲。到了来年三春茶季，担担茶叶就定期送到猴墩茶庄。随之，茶队又将茶叶运往福州，取回余额，购回杂货。回到猴墩，卸下杂货，备足资金，好让茶农索取。一般一个来回需一旬时间。
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猴墩茶人靠经济实力和道德诚信确保产销链条的连贯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其中，以巡洋社为主体的茶队功不可没，八千里路云和月，他们寒来暑往，餐风宿露，以过人的膂力，无穷的汗水，甚至是生命的代价，维护产销链条的正常运转。他们知道，万万不可有一丝一毫的闪失，因为，这条茶叶之路是猴墩畲村及5都茶人的生命线。
按汉人的规矩，女人不能出入茶行的前厅，更不能跟随茶担之旅，但是，畲民不兴这一套。当年，随茶队到福州是猴墩妇女的一种时髦。她们在茶队里，帮助洗衣烧水，聊歌解乏。到了福州，她们虽不能步入茶行看热闹，但可以自由自在地仨俩结伴，逛街购物。买回一块称心的布料、购得几样五彩的绣线，听街头的福州评话，吃一碗地道的锅边糊。有的畲家妹子，还照上一张相，补了一个金牙，她们的举动真是让村里人羡慕死了。雷志波的母亲和妻子就曾经一起在福州南台后洋福的真吾居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相片，雷志波的后代们一直珍藏至今。
五、修谱·建祠
雷志波立志平生要为猴墩雷氏家族办两件大事，即编修猴墩《雷氏宗谱》和营建猴墩雷氏宗祠。《雷氏宗谱》是家族文书和历史的集成，雷氏宗祠是家族力量和精神的象征。要完成这两项工程，除了具备根深蒂固的家族伦理思想外，还必需一定的经济实力支撑。一般的畲民村落要得心应手地完成这两项工程，都得费相当的气力。而财大气粗的猴墩茶人却能堪此重任。从光绪二年（1876年）到民国5年（1916）的40年间，这两项工程相继告竣。
光绪二年，雷志波聚集了雷氏家族众族老，协商首修《雷氏族谱》，家族公推雷志波为总理。他们请来了福安县韩阳镇的李先生，李先生按照汉人的欧（阳修）苏（眉山）体式，编修了首部猴墩《雷氏宗谱》。谱牒修成，在雷氏祖屋中，燃起香烛，拜祭祖宗。从此有了自己的家族文书档案，猴墩畲民觉得心安理得。
次修《雷氏宗谱》是在31年之后。乡间认为，30年时间正好家族更迭了一代人，只要家族有条件，都必需重修一次宗谱。光绪二十三年（1896年）《雷氏宗谱》由宁德县霍童镇缪书亨修纂。此公是位巫师，自称“第一洞天”庠生。他与雷志波称兄道弟，交往甚笃，猴墩村要续修族谱，他当仁不让。这次重修族谱，仍由雷志波任总理。
重修的过程是复杂的。发笔修谱之初，雷氏畲民家族谱局派若干采访者分赴各地，寻访同姓同宗者，由他们提供自家的“家状”。修谱先生按家族内各户“家状”，依血缘亲疏，各房系和辈分，编定家族世系图。重修族谱时，将前修的族谱按各房支拆开，再由采访者根据原有族谱提供的线索，再行寻访族人，修谱先生则增补发族后新誊写的“家状”，修订原有错衍之处。重新编订新的家族世系图。重修族谱竣工后，将原修族谱重新装订，一并封存。为了慎重其事，精益求精，续修猴墩《雷氏宗谱》，前前后后整整花去了一个季度的时间。
由于缪书亨对猴墩村雷氏家族和畲民家族传说、家族伦理和家族历史较为熟悉，猴墩村民对他编修的谱牒较为首肯。续修的《雷氏宗谱》除了有与汉人一样的“谱序”、“家范”、“凡例”、“名字行第字母图”、“猴墩村雷氏开基祖世系纲目图”、“家产”等形式相似的篇目外，还增设了与畲民家族的盘瓠传说、河南传说以及凤凰山传说等相关内容的“驸马忠勇明王龙公像”、“龙公赞”、“凤凰山忠勇王坟茔图”、“勅书”、“得姓源流图”、“龙首师杖志”、“历朝封赠”、“闽省簪缨録”、“洛社耆英图”、“上古开源分姓发祥图”等，内容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又因为，这次续修得到自称为“雷氏宗侄”的雷志波好友雷铭勋的亲自“考定”，因此更显出权威性。原任闽中知县的雷铭勋此时已是“京师科员”。延续至今的四修《雷氏宗谱》，便是以这次的谱牒为蓝本。
鼎建雷氏宗祠是雷志波生前为猴墩雷氏家族做的最后一件事，民国4年（1915年），雷志波觉得建祠的条件已经成熟，便与族老们商议。和往常一样，他被族人推举为建祠董事，雷志漛为副董事。鼎建宗祠需举族动员，人人出力，这是畲民鼎建宗祠的定规。猴墩茶人们均毫不含糊，他们“囊者出赀，而丁壮者出力。鸠工庀材，不数月而祠之前后座以成”。［猴墩《雷氏宗谱》，民国十六年（1927年）。］雷志波为了鼎建祠堂日夜辛劳，他带头捐献了两根大杉木，用作祠堂的大梁。雷志波的五仔雷起梓也是鼎建宗祠的热心人，他充当建祠协理，帮助父亲管理工程。关于他的行为，《雷氏宗谱》中特地记上了一笔：君“笃宗盟，敦梓谊，体父志，创宗祠。族人感君之诚，同心协力任其驱使，不数月而祠前后两座告厥成功焉”。
这年仲春，雷氏祠堂落成。猴墩雷氏家族举行了威严神秘的祭祖仪式。祖龛上供奉着列祖列宗的祖牌，各个房支点燃自家的香烛，暖烟袅袅，金粟摇红。供品陈设于五鼓之前，祭者会集于平明之始。族内众男丁按辈分列队叩拜，完成着繁复的祭祀程序：通赞、引赞相互唱和—众孙皆跪，三叩首，跪，叩首，兴；……众孙皆跪，六叩首，跪，叩首，兴；……众孙皆跪，九叩首，跪，叩首，兴。……读祝者捧祝，司帛者捧帛。……，焚祝帛，化财升爆，各子孙复位。
畲族巫师在祭祀仪式上大显身手，他们扮演本师和引师的脚色，手舞足蹈，行罡作法，阳奇阴偶，著短龟长。时而吹起了龙角，震天撼地；间或唱起了巫歌，惊心动魄。这时，雷姓族人郑重其事地展现出平时秘而不宣的家族祖图，巫师则演唱起经宗教化的畲民史诗《高皇歌》曰《太祖出朝》。祖图，当地畲民称为“环山轴”，用土布制成，宽1尺，长10丈，平图勾线，五彩涂抹，以连环图画描述了畲民家族中关于盘瓠传说、河南传说和凤凰山传说等内容。猴墩雷氏家族的祖图绘制于道光二年（1822年），是当地巫师第九世孙雷国仁等人置办的。
大概因为操劳过度，猴墩宗祠竣工后，雷志波便卧床不起，两年后与世长辞。
到了三修猴墩《雷氏宗谱》时，已是又过了31年的民国十六年（1927年）。其时，“猴墩三杰”之二的雷志波和雷志满均已作古。再修族谱由“三杰”中惟一活在世上的族长雷志漛主持。雷志波、雷志满的儿子们都秉承父亲的遗愿，主动承担修谱的有关事宜。
修谱先生缪培琛是缪书亨的儿子。他自称是雷家的“世侄”。缪培琛在《雷氏续辑谱序》中云：“闽川猴墩雷氏谱，前修于清光绪廿三丁酉岁。系余先严主笔。时余在侧焉。越三十有一载，族长志漛、起杰、起权、起榬辈，暨各房长先生，佥议续修。而余尝主冰镜先生（雷志波号冰镜）家，旧好难忘，主宾相得。于是诹择吉日，开祠发笔，采辑丁酉以后诸新丁，男女婚配岁庚，并志崇祠事实，更定新篇，时乃兰亭修禊候也。”［猴墩《雷氏宗谱》，民国十六年（1927年）。］
过了一年，雷志漛也告别了人世。“猴墩三杰”的相继死亡，是一代英豪的终结，似乎也意味着猴墩茶事由盛转衰。自此，猴墩茶人经营起这份家业显得力不从心，举步维艰。猴墩家族也缺乏了30年编修《雷氏宗谱》的能耐和兴趣。
今天，首修、次修的《雷氏宗谱》均已散佚，惟有三修的《雷氏宗谱》尚存于猴墩祠堂。当笔者翻动这一页页雷氏家族文书时，沧桑之感油然而生。三修的猴墩《雷氏宗谱》记载了如下的雷志波家族世系图：
六、二十三年“闹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福建省上演的政治剧，真可谓是好戏连台：
中国工农红军入闽，毛泽东写下了“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的诗句。他和朱德、陈毅、邓子恢等人在闽西农村发动群众分田分地，民国19年（1930年）3月18日，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
十九路军发动“闽变”，民国22年（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与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代表百余人，以及十九路军官兵和各界民众10万人齐集省城福州，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拟订设首都于福州。
国民党南京政府惊恐万状，急调10多个陆军师以及海空军到福建。他们捉襟见肘，疲于奔命，先进攻十九路军，后围困闽西红色政权。驻防在闽东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也奉命调离以应付当务之急。于是，闽东遂几成政治真空。
民国22年（1933年），闽东也燃起了星星之火。翌年，中共闽东特委、闽东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三位一体的红色巨流激荡着闽东大地。闽东的乡土史家将这场运动称为“二十三年‘闹红’”。那时，中国南方土地革命的著名领导人邓子恢、陶铸、叶飞、曾志等人都曾活跃在闽东。福安县柏柱洋成了闽东革命的中心，那里离猴墩村不过四五十里地。那时，地处宁德、福安交界的包括猴墩在内的三十六村，均为隶属于中共闽东特委领导的中共安德（福安、宁德两县边界地）县委活动的范围。
那几年，猴墩村时常走动着一位特殊的补鞋匠，他名雷美孚，是福安县城关东门头畲民。当他的那副补鞋担子晃悠悠地摇在进村的道路上时，猴墩村的男女老少便乐开了怀。他精于畲歌，工于盘唱。他天生一付好嗓子，擅长假声，会连续唱几个通宵，他一人能斗败数个资深的畲族歌手。他的一曲《长年（长工）歌》，唱得老人们长嘘短叹，热泪滂沱；他的一条《拦路歌》，惹得布妮（畲族少女）们面红耳赤，怦然心动。他健谈豪饮，有一回在村里喝得酩酊大醉，误把口杯当成了新纳成的布鞋，硬将木楦头往里塞，还抡起木锤敲得嘭嘭响，口里嘟囔着：“这支鞋真不听使唤……”待他一觉醒来，瞧见口杯早已完全变形。
他还在猴墩村教唱来自福安柏柱洋红色根据地的革命歌谣《十把白扇诗》、《十送红军》等，还教唱一首流行于畲村革命根据地的山歌《革命谣》，歌曰：“敢做木头不怕钉，敢做笊篱不怕淋，火烧王茅（茅草）心不死，杀头也要干革命。”他有一句名言：“‘一吡’会变‘六猴母’，（乡间撒骰子时，将骰子中的“一点”称为“一吡”，“六点”称作“六猴母”。）穷人也有出头天。”过了十来年后，猴墩人才知道雷鞋匠是中共党员，还任过县委委员，到过江西瑞金，参加过闽东的国共谈判。他后来由于犹大的告密而被捕，惨死于狱中的酷刑，死时离闽东解放不到半年。
到猴墩村发动群众的还有中共闽东特委的领导人叶飞、阮英平、赖金彪等。民国23年（1934年）2月，猴墩村成立了安德县下南区猴墩乡苏维埃政府，成了闽坑保附近三十六村的革命中心。雷连凑任乡苏维埃主席，雷志波的嫡孙雷步炠任秘书。猴墩茶人中还有任财政委员、军事委员和交通委员等职务的。
同时，猴墩村也和闽东苏区的其他乡村一样，自发成立了农民武装—红带会。红带会以巫术治军，以“坛”为单位统计人数，将队员称为“法兵”，每人的身上均挂有涂抹着刀枪不入的符咒的黄肚兜。出战时，巫师以令旗指挥，以鸡血祭旗。法兵冲锋陷阵时喝雄黄酒，口念咒语。他们战斗的武器是平时游神祭祖时的神铳，还有丈二见长的竹制长矛。那时，地主民团的武装称为“大刀会”，也属巫兵系统。红带会与大刀会两军对垒时，往往巫风弥漫，昏天黑地，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当年，那些身手不凡的巡洋社的社兵们都成了猴墩红带会的法兵。加之，人们认为，畲族巫师均得闾山、茅山巫术之真传，行罡作法，巫术高超。显然，一般的民团大刀会是不敢轻易与异常神勇的猴墩红带会过招的。随着闽东工农游击队和红军的建立，红带会的队员不断加入这些革命队伍，他们接受了革命道理和正规的军事训练。盛极一时的闽东红带会终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民国23年3月，闽东土地革命时期，闽东苏维埃政府委托中共闽东特委委员曾志参照中央苏区分田的方法、经验，主持制定分田政策，颁布分田大纲，并在福安县柏柱洋东山畲族村进行分田试点工作。东山畲族村是闽东最早的土地改革试点村之一。闽东苏区分田大纲中关于畲族村分田的具体规定：“畲族妇女则与男劳力同等看待—每一个劳动力产量400斤的水田。”猴墩村有人从东山村雷姓族亲处拿回了分田大纲。
当年茶人在事业发达时也曾买过土地。根据分田大纲，这些土地也要拿出均分吗？村里的妇女们按什么标准分田地呢？所有的一切均叫猴墩茶人大惑不解。猴墩乡苏维埃政府似乎对本村的土改不感兴趣，而主要的斗争策略是组织游击队，帮助附近的畲族乡村建立苏维埃政府，发动革命群众开展抗租、抗捐、抗税等“五抗”斗争。
1988年猴墩茶人第四次编修《雷氏宗谱》，雷志波的后代们特地设立专章，记载了民国“二十三年闹红”这段历史，题为《猴墩苏维埃政府实记》，并附上《猴墩乡苏维埃示意图》。
七、雷步炠之死
在二十三年“闹红”中，猴墩村首屈一指的好汉要算雷步炠。他生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是雷志波的长子雷起椿的三仔，因为个头小，又长得消瘦，村里人都叫他“两条柴”。雷志波的五仔雷起梓是村里的秀才，猴墩《雷氏宗谱》云“君谙星学，善书法，信札见重于商家”。雷步炠自小喜欢四叔，爱跟四叔读书、写字。到了上学年龄，他又吵着嚷着要到八都镇去求学。民国十四年（1925年）四叔不幸病逝，只撇了四婶一人。为了续下四叔这一房的香火，步炠就过继到四叔家。这时，步炠已经24岁了，他虽然身体瘦弱，但还和四婶一起，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农历十一月，他以能写善记当上了猴墩乡苏维埃政府秘书。不久，他又兼任了安德县下南区秘书。民国二十三年，年景不好，许多村落闹粮荒。他遵照县苏维埃政府的命令，领导群众开展“五抗”（抗粮、抗捐、抗租、抗税、抗债）斗争。他配合安德县警卫连40余人，带领群众200余人到猴墩附近的闽坑保5位地主家里，他宣读了苏维埃的有关法令，命令他们交出谷物200担。这些乡下财主，见得世面不多，比较老实，见到荷枪实弹的战士早吓得魂不附体，连连求饶，纷纷以无条件交出粮食来“破财消灾”。这些粮食，除了部分上交安德县政府外，其余的均分发给缺粮的农户。随后，雷步炠又先后发动了猴墩、半山、南岗、葛藤坪等村落佃户抗交了八都镇、宁德城关和福安大车村等地的11家地主500担租谷，猴墩三十六村农户渡过了粮荒。
民国二十四年后的两三年里，国民党新十师、保安队等十余万人开始了全面围攻闽东苏区，处于中共安德县委活动的重点区域的猴墩村在劫难逃。国民党军队进村后，直接毁掉了1座民房，杀死了6名群众，又大量糟蹋庄稼、茶园。那年月，因时局纷乱，猴墩茶业已是惨淡经营，加之此番毁灭性的打击，更是一蹶不振。接着，国民党军队又实行移民并村，许多猴墩村民被迫隐蔽在深山老林，开荒种地，过起了和老祖宗们一样的游耕生活。
这时，中共闽东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均转入地下活动，他们的工作得到了猴墩村民的支持。村民们在离村10华里的平湖山、山仓等偏僻山地里搭起了秘密寮接待革命同志，并为他们送粮、送菜、送盐巴，护理伤病员，帮助红军游击队送秘密信件。爱憎分明的猴墩茶人觉得这些事情都是自己的份内事。
猴墩茶人忘不了民国二十四年冬天发生的一件事。农历10月，雷步炠和邻村的乡粮食委员钟坛基在棉坪村雷氏畲民家中秘密接头，不幸被暗中摸进村的地主民团发现。民团围捕了雷步炠等人。雷步炠、钟坛基经受了严刑拷打，没有屈服，坚不吐实。民团无奈，将他们押解到福安赛岐码头向上峰邀功。雷步炠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便与钟坛基暗中商议，与其客死异乡不如葬身本土，他们谎称愿意交出留在猴墩家中的步枪。团丁信以为真，就随雷步炠等人，改道折回猴墩。那天，正下过一场暴雨，天边的晚霞呈现出血一样的猩红。雷步炠见猴墩村已步步逼近，便向钟坛基暗使脸色，他们二人猛然纵身跳入了进村路边的悬崖下，他们顺势将俩团丁滑入悬崖。团丁当场毙命，雷步炠等俩人摔成重伤，动弹不得。目瞪口呆的民团团丁一阵慌乱，他们只好气急败坏地循路爬下雾霭密布的悬崖底部，费了好一阵功夫，才搜寻到雷步他们。民团重新把雷步等二人押到赛岐，一路上，民团百般折磨他们，雷步俩的耳朵被一只只割下，鲜血淋漓的他们没有哼出一声。
雷步炠俩被射杀在赛岐码头上，他们死得很壮烈。四婶听到了噩耗，没有哭泣，只身一人来到了村前，望着赛岐的方向燃起了三柱香火。年轻有为的雷步炠牺牲了，他死时年仅34岁，猴墩村沉浸在极度悲哀之中。
白色恐怖没有吓倒猴墩畲民，据宁德党史记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农历七月十六日，猴墩、高山、半山、南岗、巫家山等畲村的赤卫队员90人和游击队员58人，配合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二纵队攻克了八都镇，缴获了民团枪支63支，子弹28箱。同时，他们还抢了大批的国民党报纸，为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中共闽东地方党组织提供了信息资料。攻打八都镇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发生在闽东的一次重要的战役。
雷步炠的遗体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才移到了猴墩村，他和他的祖父雷志波等人一样，安葬在村边的祖宗山上。建于80年代的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里，记叙了他的事迹。90年代，宁德市（县）蕉城区编写、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宁德市（县）畲族志》将他编在人物传里，闽东的父老乡亲永远纪念他。
八、雷家“败家子”
雷志波的家业一大部分败在他的长子长孙雷步熊的身上。
雷步熊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自幼游学于八都镇，在私塾时就喜好交友，常常和大户人家的孩子们结伴饮酒猜枚，游山玩水。有时还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撒骰子，打纸牌，“重门据险，数点争雄”，玩得忘乎所以。他爹雷起椿觉得这小子不务正业，就时常责骂他。他却总是笑呵呵的，全不理会。为了让步熊尽早继承家业，雷起椿在步熊16岁时就将他带在身边，学着做起茶叶生意。不想，雷步熊上手很快，到了18岁，他已经完全能独当一面了。
随着雷步熊娶亲成家，父亲就把灿记茶庄和处于八都的杂货店，全权委托给他。起初，他的生意做得灵活、精明、红火，不仅茶叶业务有所拓展，而且经营八都的杂货店更是得心应手。因为他交友多，门路宽，人们总爱到他的店铺来购物。有时，有些人手头紧，一时赊帐，他也从不拒绝。八都方圆百里人们都知道，雷步熊是一个侠义之人。猴墩《雷氏宗谱》对他的评价是“儒业，专重商家”。
每年正月，雷步熊在家里过完了“五日年”（从正月初一到初五，畲民称为“五日年”），安顿好家里的老老少少，便兴致勃勃地赶回到八都的店铺。这时，霍童线狮帮正沿着霍童溪顺流而下，来到了八都镇。霍童线狮是闻名闽东的宁德民间传统技艺，由数人手提线索控制大狮子、小狮子与绣球，线狮师傅们抖动着手中的线索，那些大小狮子便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线狮在八都街头游动着，吸引着八都十里八乡的看客。线狮沿着临街的店铺稍作短暂的停留，他们每到一处，锣鼓喧腾，群狮戏球，热闹非凡。此刻，家家店铺里均传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同时，店老板都会给线狮帮一份红包，他们图的是新一年的吉利发财。雷步熊对前来献艺的线狮帮表示出异常的热情，他除了燃放特多的鞭炮外，还给线狮帮双份的红包。因此，线狮帮总是在他家的店铺前特意作较长的流连。
那时，乐善好施是灿记茶庄的一种时尚，邻里有什么难事，只要是求助雷步熊，他都是有求必应。八都镇过往的客人多，有事请求于雷步熊者也多，他们知道八都雷老板有一付菩萨心肠。穷人家孩子生病，没钱请郎中，雷步熊会慷慨解囊；山乡办神戏，请来了外地的戏班，要募捐题钱，雷步熊便一掷千金。民国10年左右，八都镇附近村落闹瘟疫，当地的乡土志书云：时“疫气天行，阖门传染。说者谓：天灾流行，父子不同食，夫妇不同居，如相染，则命在旦夕”。雷步熊则花巨资请来了巫师，驱邪镇鬼。他还在店铺前摆着一口大锅，煎熬中药汤，让路人喝，以预防疫病蔓延。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一回，时处梅雨季节，天一连下了半个月绵绵细雨，乡下的樵夫无法挑柴片进镇叫卖，店铺里的柴火续接不上了。不巧，偏偏来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点名要喝排骨蛏干汤。雷步熊一如既往，不敢怠慢，就剁了几斤排骨，配上店里的蛏干，熬出了新鲜可口的汤汁款待客人。他又打来了数十斤陈年老酒，与朋友们对酌。酒逢知己，呼五吆六，譬之如水，喻其如兵，喝得通宵达旦，痛快淋漓。客人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席酒菜用的燃料是店里经销的“锡铂”，即用于祭祀神灵的纸钱，足足花去了一担多，一顿酒席花去燃料的价值远远高于柴片的价格。从此，“雷步熊‘锡铂’熬蛏干”成了当地的一句俗语，比喻大方待客，毫不吝啬。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雷步熊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毒瘾越来越大，并发展到根本无法自控的程度。他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家里人的规劝只当耳边风。照样是大手大脚地花钱，却日渐入不敷出。八都杂货店到了濒临崩溃的境地，灿记茶庄也是风雨飘摇。日复一日，大烟和酗酒彻底击垮了雷步熊。到了他临终时，八都的店铺已经名存实亡了，而灿记茶庄也是奄奄一息。雷志波含辛茹苦积累的家业被毁于一旦，雷家的田产也因为他的奢靡而将相当部分转让给了他人。
雷步熊死时不到50岁，猴墩茶人对雷步熊的评价是客观而中肯的：待人是及时雨，对己是败家子，雷步熊的一生，毁誉参半。但是，他的后人的议论却别具心裁——要不是雷步熊公公的盲目捣鼓，花钱如流水，把家业折腾殆尽，那么，我们这些人在土改时就会被评上地主成分，就可能一辈子受苦、受歧视——谢天谢地！
土改时，雷步熊这破落的茶人之家被评为中农。
九、“大耳婆”
雷步熊的元配姓钟，是畲家妹子，比他大1岁。民国5年（1916年），猴墩村修建雷氏宗祠的那一年，得了暴病，突然死去，她没有给雷步熊留下子女。雷步熊的继配名蓝银妹，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小他6岁，是福安溪潭乡郑家山村人，她出身畲族的大户人家。猴墩茶人知道，她婆家是“山地主”，居住的房子很大，很讲究，光光厅堂的左右神堂（畲民房屋中专门供奉神灵与祖宗的神龛），就足足花去福安城里资深的细木匠师傅整整三个月的工夫。一般畲家女出嫁，都兴走嫁，走嫁时前面有一头牛领路，新人则沿着牛踏的路到夫家。畲家认为，牛路算新路。蓝银妹出嫁虽然也有踏路牛，但却是抬轿子过门，行郎（畲民称轿夫为“行郎”）4人轮番抬了60华里。
嫁到雷家不久，蓝银妹就和她的公婆一起，跟随猴墩茶人挑担的队伍到福州。平时，猴墩妇女上福州都没有穿畲族服装，怕过于惹眼，被人当成奇装异服。而她却穿着华丽的“山哈娜”（畲民称已经出嫁的媳妇为“山哈娜”）盛装，三天三夜、大大方方地在福州大街上走动，逛商店，购物品，身边总吸引着街上大人小孩的惊异的目光。此举也成了日后猴墩村男男女女赞许的谈资，都夸蓝银妹有气魄、有胆量。从此，猴墩村的畲家妹子中也有人敢穿畲族服装进福州城了。
蓝银妹身材高大壮实，那时的女性都缠脚，而畲家妇女均留天足，银妹的那双脚特别长，特别惹眼。还有她的耳朵也特大特长，猴墩人从畲民家族的祖图中知道，高辛帝的刘皇后的耳朵也特大，人称之“大耳婆”。由于蓝银妹性格开朗，处事果敢，说话大声，底气很足，她用原嗓子（一般畲民时兴假嗓）唱歌，又爱讲故事，人缘也很好，猴墩茶人就送给她一个等同于刘皇后的雅号——“大耳婆”。
蓝银妹一生仅生育1个女孩，名雷凤钗。为了传宗接代，雷步熊租借了坑头村曾家汉人的女儿，名月红。月红已经嫁人，因为夫家贫寒，就被出典，典期3年。畲民将典妻称为“做年份”。曾月红比蓝银妹大5岁，他们姐妹相称。民国13年（1924年）她生下了雷家惟一的男儿，名雷昌坚。过了3年，月红回到了夫家，留在家里的雷昌坚由蓝银妹抚养，银妹像亲娘一样地看待昌坚，一点也没有偏心，因为她知道，这是雷家的命根。民国时期的猴墩《雷氏宗谱》中对雷家“有功之臣”曾月红特书为“侧室”，记在雷步熊的名下。
雷步熊长期在外做生意，家中的大大小小的人情世故均由蓝银妹一人承担。她除了像一般的畲家妇女下地干活一样外，临村街的小店则由她独自操办。凌晨磨豆腐，晌午晒豆酱，守着灶堂蒸酒饭，围着土炉烤光饼。大寒炙火，盛暑篝灯，为了雷家她出尽了力，操碎了心。尤其是雷步熊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后，她更是牵肠挂肚。在家里她是对丈夫百般规劝，可在外却不露出半点的埋怨。她处处维护丈夫的尊严，处处维护这个家业。她有意识地让孩子小昌坚到八都镇去，让他耳濡目染，熟悉铺面柜台经销的规矩，以便让他早日接替雷步熊。
蓝银妹的一生历经了几次灾难，而丈夫的逝世是对她的第一打击。她亲自到八都镇，极其及时、利索地料理了店铺的后事，清算了财务，关闭了店门，并决定留下猴墩的灿记茶庄和沿村街的铺面。同时，她默默无闻地开始筹备一生中的重要计划，即在猴墩村边的长岗尾植树造林。每到初春，她只身一人挑着大花篮的松树苗到长岗尾挥锄植树，绵绵细雨洒在她的身上，也浇着她心中的希望之芽。
畲民谚语云：“造成风水画成龙”。畲民认为家居环境也许有先天的不足，但是，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家园，依靠家族成员的创造力，以附属性的建筑物或自然物来营造、培荫和护卫风水。一种极为有效的方式是在房前屋后植树，在村落周围造林，这既可以阻挡山野之风，又可以增添家园之气。畲民甚至认为，哪怕就是植一株树也便算是造一处风水。植树补基，在汉人的堪舆家中也较推崇，但是，畲民尤为重视。树木的栽种有挡风聚气之功效，还维护了小环境的生态，使村落在形态上更完美，景观上更显得丰富而有生机，同时，也是家族人丁兴旺的一种象征。有的畲民家族把封山育林的规约写进族谱，好让子子孙孙永远遵守，永远防护“一乡气脉之所关”的林木。十年如一日，蓝银妹共造林100多亩，她依靠自己的力量，实践畲民家族的古训，美化雷氏家园的景观，以及以培荫风水来保护茶人之家的繁荣。
茶人之家的后代们还记得一件事，祖母蓝银妹靠自己的力量，在整修了祖辈墓地的同时，又在临近八都镇的名曰“铜镜”的山冈上为丈夫雷步熊构筑了坟茔。她要让自己的亲人能目睹这片熟悉的土地，灵魂能安息在使他崛起、发达和衰落的地方。那一天送葬，当蓝银妹领着送葬回龙的人群顺道八都镇的必经之路—仁厚村街时，沿街铺面的老板们都为他们“披红”，以表示对这位猴墩村的女强人由衷的敬意。
十、雷锦英出嫁
雷起槐是雷志波的次子，生于同治十年（1871年），卒于宣统元年（1909年）。其元配蓝福弟生一女，次配蓝清兰也生一女，名雷锦英。雷起槐没有男孩，大哥雷起椿的四子雷步焍过继到他的名下。
雷起槐很疼爱他的次女雷锦英，因为她长得端庄秀美，聪明伶俐，又能劳动，又擅唱歌。雷锦英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据猴墩的《雷氏宗谱》中记载，雷锦英“适甘棠北门毕业生刘松细”。
临近宁德的福安县甘棠保有东西南北四道门，北门的刘氏是一个大姓，刘氏中之大户人家居住在刘厝里，而一般的刘姓家族族员居住在临近刘厝里的刘厝巷。刘松细的家是刘厝里中之佼佼者，每年可以收得租谷2000多担。刘家没有分家，刘松细四兄弟，每4年一轮，即每隔四年可获得上述数量可观的租谷。
刘松细就读于三都澳中学，毕业后与张氏结婚，张出自福安县赛岐镇大财主家庭，与刘松细门当户对。他们夫妻二人相敬如宾，日子过得平和安祥。可是，家中惟一的遗憾是没有子嗣。刘氏家族决定为刘松细纳妾，他们夫妻商议，最好物色一个家境较好的农家女，并将她体体面面地娶回来。
不知是谁的介绍，刘家相中了雷起槐的女儿雷锦英。于是，媒人来到了雷氏家门，想不到雷家会干脆利落地答应了这门亲事。吸引雷家的是刘家的财产，还是刘松细的人品，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今天人们已经无法准确地了解到雷家嫁女的真正动因了。但是那丰厚的礼金，人们还是记忆犹新而津津乐道的。而刘家对雷氏也还满意，按经济实力，猴墩雷家虽不能与刘家相匹敌，但是，在宁德、福安交界的闽坑保方圆百里中雷志波的后代是以殷实、诚信闻名于世的。
心甘情愿地将爱女嫁给汉人当偏房，这在猴墩村是破天荒的事情，但雷氏家族对此事仍表示宽容、首肯。民国十三年（1924年）雷锦英出嫁。出嫁那天，雷家照样严格地按畲民嫁女的应有程序筹办。其中最主要的程序是降“祖公”和哭嫁。降“祖公”是在新娘出嫁的前夜，摆起香案，备三牲福礼，恭请祖公神。雷家长辈搀扶新娘在香案前行祖公礼，祈求神明保佑新娘上路平安。哭嫁是新娘在出嫁前的两三天以歌代言，哭诉与爹娘等亲人的惜别，《哭嫁歌》包括《哭爹娘》、《哭哥嫂》、《姐妹恋》、《哭母舅》等内容。
新娘出了家门后，婚礼又按汉族的习俗进行。这时，甘棠刘厝巷和刘厝里一样喜气洋洋，刘家请来了很多亲朋戚友，富贵之家的酒席，波泛渊流，藻秀芳馨，一直延续到了下半夜。刘细松很满意他的新人，张氏也待雷锦英如亲姐妹，他们都满怀希望来年刘家能添上新丁。
过了一年又一年，虽然没有盼到新的生命的诞生。但是，刘松细一家依然是一团和气，其乐融融。刘松细细细品味自己的两个内人：张氏随和恭谦，雷氏活泼精明，她们都给刘松细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民国二十三年“闹红”，在刘家住屋边上的刘氏祠堂里，发生了威震闽东的“甘棠暴动”，中共闽东特委领导了闽东游击队第一、第五支队，以及红带会3000余人与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展开了激战，并取得了胜利。这场战役虽惊心动魄，但是并没有惊动近在咫尺的刘松细一家。
刘家的祸事发生在次年的八月中秋刚过的时候，薛家办喜事，请刘松细喝酒。刘是一个爽快的人，便满口答应。这一夜的喜酒喝得很晚，刘松细回家时已是午夜时分，他提着马灯，踉踉跄跄地往家里挪。到了家门口，一步闪失，跌倒了，马灯里的煤油倾泻出来，溅在了刘松细的长衫上，长衫很快被点燃了。刘松细被浓重的黑烟熏昏，无情的烈火吞噬了刘松细的生命。当熟睡的人们惊醒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飞来的横祸使刘家笼罩在无限悲哀之中。
张氏和雷锦英哭成了泪人。张氏特别后悔，她责怪自己，不该与丈夫开这种玩笑。在娶雷锦英之前，张氏曾戏谑地要求丈夫纳妾后不能喜新厌旧，刘松细却十分认真地指天为誓：如果出现此等事情，甘愿被火烧死。想不到，这种不经意的戏言却成了残酷的现实。虽然，刘松细一视同仁地对待他的两个妻子，但是，命运却如此作弄他，为他安排的结局却应验了他本人的戏说之言，虽然受“惩罚”的缘由有悖于事实本身。
张氏被突如其来的噩耗彻底击垮了，比她小10多岁的雷锦英撑起了这个失却厅堂柱子一样的残缺之家。虽然雷锦英她们没有子嗣，但是刘氏家族中人没有歧视她们，每4年照样2000多担的租谷注入家里，家族中人正考虑从兄弟的孩子中过继一人到刘松细的门下。不知是刘姓家族之树的根叶稀松，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项计划始终没有付诸实施。雷锦英除了张罗家务外，还悉心照顾张氏，她们二人相依为命，始终以姐妹相称，至死长相厮守。
十一、茶之旅的最后历程
1949年夏天，国共两军顺闽东山道的撤退和进攻，被闽东乡土史家统称为“大兵过境”。
先是国军撤退，他们从大岭往南走，不知走了几天几夜。夜间，行军的火把连接着火把，像一尾长龙沿着山间蜿蜒而下。白天，人们见到的是马匹、枪炮、辎重，神情沮丧的官兵和忙忙碌碌的挑夫。又听说，国军每到一处，都到村里来抓丁去充挑夫，猴墩村的男男女女闻讯都跑进了深山。“土主”（畲民村落保护神，猴墩村口有土主庙）保佑，倒是没有见到这支逃命之师进村来，也不见他们抢夺村里的财物。
随后，猴墩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茶人照旧为茶事繁忙。自抗日战争以后，因连续的兵乱和经济萧条、茶市萎缩，茶商的后代们已经无力一家独办茶庄了，他们惟一的出路是，各家联合在一起重操旧业，创办起猴墩村独一无二的“合茗珍”茶庄。茶庄和当年一样，先收购猴墩三十六村茶叶，再通过茶叶之路运往福州，销给当地的明兴茶行。“合茗珍”茶庄设在雷志满的老房子里，三春收购茶叶的数量已经大不如前，购销的链条也带有相当的风险，挑往福州的次数也已经少了许多。猴墩茶人说，最后一次的茶叶之途正好在解放大军路过大岭之前。
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首先入闽，他们取道闽东，处于闽东的寿宁、福安诸县最早解放。第十兵团、第七兵团也是顺着大岭向南继续挺进的，他们一路高歌，群情激昂，如风似火，雷霆万钧。那年月，乡下人见到穿黄军装的都有着本能的恐惧，几个猴墩村的放牛娃在大岭上正好遇到解放军，他们害怕得赶紧往四处躲藏。解放军叫住了他们，亲切的话语打消了他们的顾虑。放牛娃们回到猴墩村传递了激动人心的信息，猴墩茶人说：当年的工农红军又回来了——8月初，宁德解放。
这个消息，行进在茶叶之路的伙计们并不知道。他们和往日一样重担压肩，木拄杖挾着木扁担，扁担两头挑着塞满干茶叶的苎麻袋，踏星月，走风雨，一步一晃地来到了福州城。这时，福州城内处处戒严，剑拔弩张，城四周充满火药味，居民们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国民党第六兵团6万余人困守福州，7月初，蒋介石曾亲临福州督战，于是，福州城内增修了防御工事，调整了防务力量，以备与解放军作最后的较量。
猴墩茶人来的不是时候——明兴茶行已失去了往日的井然有序，忧心忡忡的老板见到了猴墩茶人时，脸上是无可奈何的神情。他沮丧地告诉猴墩茶人：闽江已被军事封锁，外地的茶商已一个多月没有进福州了。你们虽然如期送货，但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茶叶无人接应，鄙人已负债累累，这批茶叶滞留福州，希望能共同分担所造成的损失。
猴墩茶人通情达理，他们安慰茶行老板，表示愿意与茶行共渡难关，他们将运来的茶叶暂时寄存在明兴茶行的货仓。老板愁云惨淡的脸色稍转晴朗，他不停地请茶、请烟、请酒，为猴墩茶人洗尘，并将他们安顿在南台客栈里歇息。这一夜，福州城内外，枪炮声大作，通宵达旦，国共两军激烈交火。临近南台客栈的万寿桥上更是战云密布，火光冲天。次日，国民党军队残部投降，解放军第八十二、八十三、九十一、九十二师按部就班地大批入城——福州城解放了。有幸亲眼目睹这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之战，猴墩茶人终身难忘茶叶之路的最后一幕。
动荡的时局终结了猴墩的茶叶之路，八十高龄的猴墩茶人钟俊康，是最后一次挑茶担到福州的目击者，他回顾起当年茶叶之路的最后历程时，感慨万分：刚解放，各地都设有关卡，茶担路过关卡时都得上税，猴墩的茶叶之路便无法正常运作。后来茶叶由国家统购统销，“合茗珍”茶庄自然消失了，那一批寄存在明兴茶行的茶叶被作为折实公债上交给了人民政府。
如果将猴墩茶史比作一部交响乐，那么1949年七八月间的猴墩茶叶之旅就是回味无穷的尾声和无法重复的绝响。
十二、雷昌坚当支书
雷昌坚从小在八都镇里生活，当父亲雷步熊经营的杂货店走下坡路时，他就开始尝试着做一点小买卖，这是他的母亲“大耳婆”的交代，她始终坚信，猴墩雷家的经商之道应该后继有人。
在沿街的叫卖中，雷昌坚认识了汉人黄华安，他一家人都在八都做生意。雷昌坚与黄华安同龄，他们的妻子钟秀梅与吴氏也是同庚。他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把臂知心，相互照应。后来，当雷昌坚家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故时，黄华安便谊深风雨，无私帮助。
1950年工作队进村，开展土改。猴墩村没有一户被评为地主、富农。此刻，那些清汤寡水的茶人之家大多被评为中农。随之，工作队抽调了农村粗识文化的青年出山，参加农村工作。雷昌坚、昌珍、昌书、昌凤4个堂兄弟榜上有名，他们成了猴墩村第一代农村干部。此时，雷昌坚被任命为猴墩乡财粮委员。后来，猴墩村成立了党支部，他是第一任支部书记。
共和国的农业生产集体化体制的演变是从互助组为起点的。1952年春，宁德县的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性组织是由一个畲族妇女创立的，她是濂坑井上村畲族妇女蓝香妹。当年的地方报纸报道了这则异乎寻常的消息。1952年4月20日，蓝香妹互助组被中共宁德县委树立为样板，它与全区159个互助组一起，被作为核心组参加全省的增产竞赛。这时，雷昌坚和乡村干部一起发动群众学习蓝香妹互助组，他们挨家挨户动员，逐渐把猴墩村里的临时互助组过渡到常年互助组。临时互助组是指只在农忙季节的主要农事活动时互助合作的松散型的组织结构，常年互助组指相对稳定、独立的组织，组织成员除了主要农事活动中互助合作外，还实行农副业分工合作。猴墩村的互助组工作做得出色，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从此，猴墩村成了宁德县少数民族工作的重点区域。
1952年9月，猴墩村创办了初级小学，这是宁德县最早的一批少数民族学校。1956年10月，宁德县少数民族文化站在猴墩村建立，这是全省范围内建设的7个公办少数民族文化站之一。雷昌坚虽然不是文化站站长，但是作为支部书记，自然是乡村文化的组织者和热心人。文化站办起了阅览室，组织了鼓吹班和常年的畲歌盘唱，都吸引了猴墩村的男男女女。12月，宁德县举行的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有猴墩村民参加演出的畲族舞蹈《四角厅舞》、《踏步舞》和畲族歌谣《双条落》受到了文艺界和观众的好评。
1957年2月，宁德县首届畲族春节大联欢在猴墩村举行，要在猴墩村放映电影，表演戏剧、评话，盘唱山歌。雷昌坚带领村里的青年人扛木料，伐竹子，编麻绳，在村头搭起大戏台。他又和村里的几个壮汉到八都镇去扛发电机。那时的发电机体大笨重，猴墩村没有通公路，壮汉们费了一整天的功夫才将这庞然大物运进山。大联欢进行了三天三夜，方圆十里的村民都闻讯赶来，参与者达数千人，把偌大的猴墩村挤得水泄不通。宁德县各个畲族乡村的正式代表200余人赴会，临近的福安、霞浦、罗源等县也派来了代表。宁德县副县长到会祝贺。
同年8月，猴墩村成立了畲族乡人民政府，这是那年头全省成立的第一批畲族乡人民政府。雷昌坚的社会工作更忙了，要协助工作队为困难户发放救济款、补助粮、御寒衣物和必备的农具，要协助省里、县里派遣的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10月，可灌溉120多亩田地的猴墩村田垅头水库落成。雷昌坚为了村里这件破天荒的大事终日忙碌，从查勘选址，请人设计图纸，动员劳力上场，到和村里年轻男女一道开山垒土，整整劳累了七八个月。
雷昌坚忙于村务，家里的农茶之事都由母亲和妻子承担。妻子来自宁德龙山钟姓畲家，名叫钟秀梅，比昌坚小5岁。她对家中的自然领袖“大耳婆”言听计从。白天，她随公婆下地干活，上山砍柴。农闲时，在家揉制茶叶，洗衣喂猪，纺线织布，编制织带。织带，又称“山哈带”，是畲家传统的工艺品，由七彩丝线手工编织而成，有“花带”、“字带”之分。织带又是畲家的吉祥物，藏身为“子孙带”，系腰为“护身带”，婚聘为“定情带”，馈赠为“如意带”。钟秀梅编制织带的手艺很好，“大耳婆”很满意这位勤快的媳妇。对往后的日子，“大耳婆”还是存在着不满足感。此时，雷家虽然新添了两个男丁，但是，“大耳婆”仍掐着指头盘算着，心中酝酿起更大的计划，雷家该到盖新房子的日子了。
猴墩茶人的后代们没有忘却茶事，那时的茶树栽培技术延续过去种植园头茶的传统，即在种植山地农作物（主要是番薯）的梯田中间作茶叶。这种丛栽稀植的老式茶园，每亩不到300株。那时，房前屋后种植的“篱笆茶”成了猴墩村落的一道景观。村里工作组说，要吃饱靠种田，要穿好靠种茶，茶叶是猴墩的摇钱树。雷昌坚和村干部们正筹划营造更大规模的茶园。
十三、猴墩茶人的1958年
1958年，刚成立一年的畲族乡撤销了，闽东农村进入了人民公社化时代。这一年，是雷昌坚最忙的年份，村里按照公社管委会的安排，要平调劳力去完成中心任务。猴墩茶人到霍童溪边洗铁砂、炼钢铁。冬日，春寒水冻，村民们将一挑挑砂土置于木制的水槽中，利用水流淘洗出黑闪闪蓝幽幽的铁砂。黑夜，炉火熊熊，村民们将这些铁砂倒入土高炉中冶炼，不多时炼出了一团团铁疙瘩。他们又被调去修筑“霍童——虎贝”的乡村公路。猴墩茶人们抡起了铁锤，掌好了钢钎，挥动着山锄，搬开了石渣，一边开山炸石，一边推土垒基，整出一段段路坯，连接成了一条简易公路。那年月，村村时兴“车子化”，以木制的板车架配上橡皮轮子便成了代替肩膀的运输工具。
——来自乡村的劳力统归猴墩党支书雷昌坚管辖，听凭公社管委会的调遣。猴墩茶人自备粮食、被褥，到施工地点，他们不计任何报酬，仅凭满腔热情，没日没夜地苦干。
这时，村里办起了大食堂，猴墩茶人开始吃大锅饭。当时处处流行一句时髦口号，曰：“张开肚子吃饱饭”！猴墩村的饭是竹筒饭，即村民们砍倒了山间粗大的毛竹，又将毛竹锯成一节节竹筒，用以蒸饭。七成番薯丝拌三成大米的竹筒饭又甜又香。一到开饭时间，全村的人都汇集在食堂，就像是办喜事一样，有说有笑。
大量劳力外出，种在地里的农作物无人关顾。这一年的年景特好，到了收番薯的季节，人们仅在靠村边的田地里挖出一串串的大番薯，而后，三五成群地将薯块刨丝晾干，搬入大食堂的粮仓。见到堆成座座小山一样的番薯丝，猴墩茶人已经心无顾忌了。至于那些种在远离村落的山地里的番薯就无人问津，任凭野猪拱、山鼠啃和自然腐烂。“大耳婆”见到地里的农作物被这般糟蹋很是心疼，她每天提着箩筐到地里收集被人抛弃的番薯，将所获的番薯晒丝，装入了自家的仓库。没有想到，过了两年，这些陈年番薯丝成了家中惟一的救命粮。
坐吃山崩，集体的粮仓经不起全村三百多张口无节制的吞食，轰轰烈烈办起的大食堂，过了大半年，已经难以为继了。原来吃饭无限量的供应改为了定量消费。而且，随着时间的渐进，定量越来越少。那年头，副食品不丰富，那三四两番薯丝经过村民强健的胃部的蠕动，不过几时，就已消化殆尽了。猴墩茶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饥荒开始步步逼近了。
雷昌坚还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猴墩茶人对种茶制茶，情有独衷。大队决定继续管理好堂下自然村的营岗集体茶园，那里有100亩栽培数年的菜茶。雷昌坚等人组织了妇女采茶队在三春茶季，采摘新茶。他们又在堂下水电站盖起集体磨坊（当地人称之为“车寮”），利用水力推进揉茶机器的转动，茶人们将粗制的茶叶挑往八都官办的茶叶收购站收购，由此换回了大队社员必需的生产、生活资金。
这一年，国家民委正着手继续大规模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调查研究，为编辑出版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作准备。这项工作始于1956年，由全国人大民委和国务院民委牵头，国务院民委和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中科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有关部门联合参加。到闽东调查的除了北京的客人外，还有厦门大学学者，省民政厅干部等，雷昌坚引领着他们走村串寨，访问畲家。在这些专家学者中他印象最深的是来自北京的女同志郑小瑛，她是文艺调查小组的小组长。她个头高挑，性格爽朗，一边听唱畲歌，一边飞快地记下曲谱，可真够神的。她老家在福建，是客家人。郑小瑛他们在猴墩、新楼等地发现了畲族“双音”的演唱形式，“双音”是一种带轮唱性质的二声部，仅仅流传在包括猴墩在内的宁德县的北部畲村。郑小瑛等人在调查报告《畲族文艺调查》中说：“老早就听说畲族有多声部的歌唱音乐，但走遍了福安、福鼎、霞浦3县都没有听说到，当我们快要绝望时，终于在宁德发现了”。猴墩茶人之中不是人人都能唱“双音”，因为这是畲族音乐演唱的绝活。郑小瑛后来成了我国著名的女指挥家，她指挥了一场又一场的震撼人心的音乐会，频频出现在电视上。但是，雷昌坚却无缘欣赏，因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雷昌坚在这一年里还办了一件家族的“千秋功业”：猴墩雷氏祠堂因多年失修而已破败不堪，茶人们不希望家族祖业败在这一代人的手上，就暗地里商议重修祠堂。为了避免有复辟封建宗族势力之嫌，雷昌坚考虑将祠堂改建为村人民会场，雷氏家族的族老们赞同他的动议。猴墩大队改建人民会场的方案得到了公社管委会的认可，上级审核批准了大队要求砍伐村里木材的指标数。祠堂改建工程终于上马了，由于村里的劳力被大量抽调去完成中心任务，人员短缺成了工程滞后的主要原因，这个工程断断续续到了1962年才完全竣工。
差不多在雷昌坚们决定重修祠堂的同时，“大耳婆”也开始将藏在心中的宏伟蓝图付诸实施——她和孩子谈起了家中盖新房的大事。一切都准备就绪，“大耳婆”请来了畲家的大木师傅（当地称盖房子为“大木”，打家具为“细木”）。一切均按照畲族的定规起寮（畲民称建房为“起寮”）。畲族木匠是架梁构屋的能手，他们不用图纸，不用一钉一铆，便能将屋架柱柱相连，枋枋相接，梁梁相扣，四平八稳，坚固耐用，省工省料。“扶扇”即上梁，是建造房屋中之最重要的工序，“大耳婆”选择了良辰吉日，安排了“扶扇”酒席。上梁的时辰到了，鞭炮声大作。众人在木匠师傅的指挥下，扶起了事先架好的一片片木料，师傅发棰和扇，众人齐声喝彩。待整座屋架整合好后，雷家便把亲朋戚友送来的红布匹和装在红色苎麻袋子里的新砻制的稻谷，压在刚刚架起的木梁上，此举称为“压梁”。接着，众人入席共欢，酒席会闹一个通宵。席间，人们兴之所至，会情不自禁地唱起《建寮歌》。“大耳婆”见到由自己一手主持和操办的杰作即将问世，缓缓地舒了一口气，她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十四、“大耳婆”的伤心事
房子建成后，雷家选定了入宅的好日子。雷昌坚一家人欢欢喜喜地由原先那沿村街的店铺迁进了新居。由于京福公路104国道线远离猴墩村2.5公里，猴墩自然失去了交通要冲的地位。随着步行往返于宁德、福安之间的人越来越少，因此光顾那沿村街的店面的人也更是稀少。到了50年代末期，那沿村街的店铺，除了保留一间充作村供销站外，其余的均已关门停业，分别完成了一个甲子，即60余年的历史使命。
畲家迁居很是隆重，雷家办了多桌的“入厝酒”，差不多请了全村各户的户主。酒宴前后的鞭炮声震耳欲聋，这是接福呈祥、驱邪避煞的家庭礼炮。畲家入新宅，最讲究的是两件事：一是炉灶添新火，在当初起灶（砌灶）时，畲民就很重视，他们按年份择出吉月、吉日、吉时，并确定灶门的朝向，砌灶时必须安放“七宝”，内包括茶叶、铜钱（现在用镍币）、大米、黄豆、稻杆、小麦、灯心草等，“七宝”安放在后锅与烟囱的接口处。炉灶未生火前，是忌生人入厨房的。二是在家中的新粮仓门前贴上红纸，纸上书写“五谷丰登”之类的吉祥话语。
虽然，所有的一切都严格按畲家习见的自然法规和处世定则办理，原指望家中的一切均能在冥冥之中有神灵的护佑。但是，搬进新居不到一年，雷家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不幸的事。最最使“大耳婆”无法接受的是，雷昌坚的儿子，她的两个爱孙，都相继夭折了。那时，乡村缺医少药，请医生或抬病人就诊都十万火急，稍不留神，就会出事故死人。那突发的疾病来得太猛了，地狱的黑白无常鬼无任何商量余地，用来自阎王殿的铁链，急匆匆地掠走了两条幼小的生命。
“大耳婆”默默地承受着突如其来的打击，她认定这都是新房子作的祟，便当机立断地作出了决断：马上搬回老屋，拆除新屋。“凉水泡茶半浮沉”，“大耳婆”办事历来讨厌优柔寡断，她觉得一刻也不可怠慢，否则，又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雷家再也不能有三长两短，再也不能整天里担惊受怕！对于“大耳婆”的指令全家是绝对服从的，雷昌坚当即决定拆掉新屋。正好猴墩小学要建设新校舍，雷昌坚出让了这块宅基地，又将拆除的木料折价卖给了学校。这块宅基地对于雷家是凶地，可对于学校却是吉地。过了若干年，在新的校舍里培养了许多大学生、中学生。
远在八都镇的好友黄华安闻讯赶到了猴墩，他安慰雷昌坚一家，并主动提出将自家的男孩子送一个给雷家。雷昌坚要了黄家的孩子，将他取名为“雷隆琬”，隆琬生于1952年，到雷家时正好7岁。他生性活泼、机灵，深得雷家的疼爱。雷家有了隆琬后，十几年内又增添了两个男丁，分别名叫隆琰、隆玠。这两个孩子都长得健康、可爱。雷家人说，多亏隆琬这孩子命好，能给雷家带来小弟弟。雷昌坚心底里感谢好友黄华安，这一年，他离开猴墩村到八都镇农具厂当厂长。
“大耳婆”的另一件伤心事是发生在9年之后的冬季。村里的一位放鸭人在山地里烤火，不小心将火引到了干涸的水笕，火接风势，水笕上的火焰蔓延到了一片有林地。这里便是长岗尾松树林，是“大耳婆”在年轻的时候一锄一耙亲手营造成的。虽然此刻的林地属于大队集体所有，但毕竟是她的心血所在。三十载的阳光雨露，松木参天，已经成了猴墩的风水树，并能够撑起方圆数百亩地的荫凉。“大耳婆”时时流连于长岗尾松树林，轻轻地抚摸自己栽培的松树，她祝福猴墩茶人之家永远青枝绿叶，兴旺发达。
一场大火焚毁了“大耳婆”的希望，也彻底击倒了她硬朗的身躯——她突然病倒，卧床不起。那位放鸭人被定为“纵火犯”，判了有期徒刑。祸福相依，当他刑满释放回到猴墩村时，带回了一个女人。猴墩茶人知道，那女人是他的妻子，他们是在劳改农场认识的。他本来想以赎罪之身来向“大耳婆”道歉，可是，此时“大耳婆”已入土为安。
十五、姐弟俩
在隆琬没到雷家之前，雷家领养了一个女孩。她是猪头垅畲民蓝神二的女儿，名蓝淑英。淑英有6个姐妹，家里很穷。闽坑人说，如果猪头垅有人没有裤子穿，那人一定是蓝神二的二女。雷昌坚要来蓝淑英是得征得妈妈“大耳婆”同意。当初，雷家要淑英，是把她当女儿呢，还是当童养媳？——这个动机在雷家两个孩子相继夭折后，已相当模糊了。蓝淑英比雷隆琬大1岁，也比隆琬早一年到雷家，那年她来雷家时，正好也是7岁。在雷家，蓝淑英与雷隆琬以姐弟相称。
雷隆琬与蓝淑英姐弟俩一起背着木盒子的书箱在猴墩小学上学。猴墩小学共有5个老师，以公办教员为主，在农村初级小学里有这样的教学力量是特殊的。那时，一般的乡村初级小学，大多以民办和代课老师担纲。教室是土墙坯子，窗子开得不大，光线不足。姐弟俩紧挨在靠窗的位置，同坐一张课桌椅跟着老师读课文。姐弟俩一笔一划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放学了一起回家，无拘无束地玩耍，天真活泼地嬉戏。当后来回忆起往事时，他们俩都觉得这样的美好时光实在太短暂了。过了两年，蓝淑英辍学在家，而雷隆琬到了四年级去新楼村高小上学。
蓝淑英11岁就开始为生产队放牛。有一天，水牛不听话，冲到水田里乱踩庄稼。蓝淑英气得撅起了嘴巴，她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水牛弄上了田埂。她气乎乎地扬起竹枝，轻轻地抽打着水牛的臀部。“大耳婆”看到了，便叫住了蓝淑英。蓝淑英气还没有消，她抱怨说：“这傻牛，不听话！”“大耳婆”纠正她说：“牛可一点都不傻，牛可是通人性的。”
“大耳婆”阿婆给小淑英讲了耕牛的故事，在畲村这一类的动物故事很多。她说：一年冬天，大雪封山。畲家的放牛娃不小心让身边的耕牛走失了，他翻山越岭，寻找耕牛，找了一天一夜仍不见耕牛的踪影。终于在次日凌晨，见到了耕牛睡在树林的雪地里。他走近一看，发现耕牛躺的地方积雪完全融化，地面上还长出了一层毛茸茸的嫩绿草芽。后来放牛娃便把茅寮建在这块土地上。渐渐地，放牛娃发家致富，日子过得红火。牛给人带来了温暖，给人带来了希望。畲家世代爱护耕牛，畲家建房修墓都推崇牛眠地。
小淑英最爱听“大耳婆”阿婆讲故事，在她的印象中，阿婆讲的老鼠和农人的故事最有趣。阿婆说，老鼠与农人原是好朋友，老鼠常常协助农人种庄稼，运粮食，农人因此储备了满满一仓的谷物。到了冬天，农人却把老鼠忘记了。老鼠忍饥挨饿，它找到了农人。农人反而以怨报德，不但驱赶老鼠，还设机关击杀老鼠。老鼠生气了，它憎恨背信弃义的农人，从此便专门与农人作对，破坏农人的家具，偷吃农人的食品，闹得农家鸡犬不宁，闹得农人坐立不安。
阿婆是小淑英的启蒙老师，阿婆有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她知道阿婆讲的故事都在理。在阿婆讲的故事里，她懂得世上的生灵动物都很可爱，她懂得了要与人为善，要讲诚信，要帮助别人，要能够给别人带来幸福。
辍学在家的小淑英，还靠学畲歌长知识。畲民将教唱畲歌称为“歌教”，歌教是畲民家族传统教育特殊手段。畲歌唱本是家族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教材，这些唱本在畲民家族中一律公开传阅、传抄、传唱。唱本内的文字以汉字为主，兼有别字、造字和特殊的符号。唱本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历史、宗教、礼俗、文学、农事等。盘歌是畲民家族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融汇在各种生产和生活习俗中。畲民祖祖辈辈凭依畲歌唱本启蒙，一代代通过习歌、练歌、会歌、盘歌，识字习文，畲民视唱本为珍贵而神圣的传家宝。
由于日间劳作的繁重和生存的艰辛等诸多原因，一般而言，家族中能完全依照唱本而歌者终究少数，大多数人主要靠记忆，通过口耳相传，博学强记，历经歌场而练就盘歌的本领。小淑英的阿奶（畲族称妈妈为“阿奶”）是猴墩村唱歌的能手，她肚里的山歌唱不完。蓝淑英除了向阿奶学唱歌外，常常会在田间地头人们的盘歌中悟出歌唱的秘诀。会唱歌、能劳动的妹子在畲村是人见人爱的。
放牛是小淑英的主业，可以赚到工分，到了年终可以凭工分分口粮。平时，小淑英的家务活是上山砍柴，她很好强，总将柴草捆捆得很大很结实。小小的身躯挑起大捆的柴草，连路都走不稳，但她都能一步一挪地搬到家里。雷隆琬在新楼村上学，寄宿在他姨姨家里。星期天放假回猴墩，一进门不见姐姐，就知道她一定又上山砍柴了，便放下书包四处寻找，找不着索性在村口等候。他一见到姐姐的柴担就赶紧迎上前去接担，担子好沉，隆琬挑起来很吃力。姐姐不让弟弟挑，她怕弄伤了弟弟。弟弟还是要帮助姐姐，他要为日夜辛劳的姐姐助一臂之力。
一见到弟弟回到家里，姐姐就很开心。她没有时间陪弟弟玩耍，只有在吃饭时和弟弟多呆一会儿，她会专挑白米饭让弟弟吃，自己吃番薯丝。专拣可口的菜给弟弟尝，自己吃咸菜干。她知道，弟弟吃饱饭，读好书，长大了能办大事。一到茶季，姐弟俩总爱帮家人采茶、揉茶、筛茶、焙茶。头春新茶出笼了，阿婆点一杯汤色金黄明亮的茶汤，清醇幽香，姐弟俩轮流着喝，你呷一口，我呷一口，细细品尝，接着，是一阵天真无邪的笑声。
过年节，畲家裹粽子、舂糍粑，小淑英要留下最好的粽子和糍粑，等着弟弟回家吃。正月初一，畲家细男细女要到毛竹林里去“摇竹娘”。姐弟二人来到一株青翠欲滴的毛竹下，一起手扶毛竹轻轻摇动，他们边摇边唱：“摇竹娘，摇竹娘，你长我也长，新年让我长，明年你我一样长。”
农历四月初八是牛歇节，这一天，天刚蒙蒙亮，放牛娃们都牵着耕牛到山上吃沾着春露的嫩草。传说这时天公会掉下两个馍馍，慰劳耕牛，耕牛吃了神馍馍便获得千斤力。接着，放牛娃把牛牵引到了水塘边，用竹牛梳梳洗牛身，以除垢定心，并解缰卸犁让牛休息一天。他们还以精饲料、泥鳅或鸡蛋泡酒喂养耕牛。喂牛时，牧童歌曰：“牛角生来扁扁势，身上负着千斤犁。水牛作饭给人食，四月初八歇一时。”在这个时辰里，是严禁鞭打耕牛的，防治扰乱牛魂。这一天，弟弟是无论如何要回家的，哪怕不是假日。姐姐一大早就等待着弟弟的归来，她给弟弟准备了红色的彩蛋。姐弟和耕牛共度节日，他们领着耕牛吃鲜草，亲昵地手拉着手，唱着牛歇节歌谣，讲耕牛的故事。他们互相祝福，等长大了，姐姐和弟弟还是和今天一样好。
姐弟俩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姐姐总是让着弟弟，弟弟总是护着姐姐。阿婆、阿奶、阿爸都夸姐弟俩懂事听话。猴墩茶人也说，雷昌坚前世修得好，得了两个好孩子。
十六、雷昌坚家的三个女性
1960年开始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波及闽东农村，猴墩村在劫难逃。茶人们的日子便很难过了，饥饿蔓延着整个村庄。村里的年轻人最不经饿，他们多数人患水肿病，那七尺之躯，一个接着一个相继倒下。和村上的茶人一样，志波家族也有人饿死。人们把僵硬的尸体塞进废弃的空墓穴，此时，他们连修新坟的气力也没有了。
雷昌坚家的男人常不在家，雷昌坚本人仍在八都镇当农具厂厂长，儿子雷隆琬继续在新楼村艰难地完成他的学业。支撑这个家的只能靠三个女人——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这三代女子，就犹如三株风格各异的茶树：母亲“大耳婆”，是虬枝铁叶的老茶树，盘根错节，牢牢地深扎在雷氏家族的基石上；妻子钟秀梅，是经过茶人修整的展齐划一的猴墩菜茶园中的一株很是普通平常的成年茶树，熟悉猴墩的地气，也具备抗拒外界的风和雨能力，具有习见的畲族女性的吃苦耐劳和平和善良；小淑英是一株先天不足的小茶树，贫穷的顽石曾压弯了她的枝桠。但是，她却依靠亲情的阳光雨露，小心翼翼地伸延着求生的根须，舒展着青春的枝叶，吐露着倔强的嫩芽。雷家的家政分工明确：“大耳婆”主政，并由她与小淑英主外。钟秀梅体弱多病，主内。她们三人心甘情愿地品尝着天地间的无尽苦茶。
猴墩村的水田、山地均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由于大量劳力外出打义务工，家里的农活撂给了老人小孩。办大食堂时，生产队仓库连谷种都已吃光，加上年成不好，产量骤减。粮荒之灾席卷猴墩村。雷昌坚家比较特殊，起初“大耳婆”那积蓄下来的番薯丝还能抵挡一阵子，渡过两个季度的粮荒。随后，和村里人一样，她们捞浮萍，采青苔，挖葛藤根、土茯苓、野菜充饥。又因为雷昌坚毕竟是吃公家饭的公社干部，有固定工资并配给定量的口粮，相对而言，日子比别人好过些。因此，村里人对“大耳婆”她们的干部之家另眼看待，政府给生产队的回销粮就少有她们的份额。那时，县里调集了一批杂粮是番薯片。当地人将番薯切片晒干而成的铜钱状的薯块称为“地瓜钱”。外地的“地瓜钱”一到，卸在远离猴墩村的洋中乡。生产队就得遣劳力去将“地瓜钱”挑回来。那年月能去挑杂粮是一种优厚的待遇，挑一担“地瓜钱”回村者，虽不计工分，但可尽享一餐“地瓜钱”饱饭。这个活一律由男人干，女人无权染指。杂粮到村，女劳力仅分到男劳力一半的定量。
为了活命，猴墩茶人“冒天下之大不韪”进深山开荒。猴墩村各户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一户选定一处，谁也不过问谁，在上级有关“自由一季”的农村政策没有下达之前，猴墩茶人就暗暗开始“自由”行动了。本来畲民的祖宗就是垦荒的能手，古人云，畲民“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猴墩茶人垦荒得心应手，他们在新开辟的旱地上插上番薯苗时，不忘在园边植上茶树。
雷昌坚家全是女子开山，钟秀梅身体不好，在家煮饭做家务，“大耳婆”领着小淑英上山。祖母孙女二人披荆斩棘、铲草烧灰，在散发着新土芬芳的处女地上挥锄翻土、整畦耙，“大耳婆”阿婆在前面耙，小淑英在后扦插番薯苗。阿婆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势，她扇动山锄是金蛇狂舞，不消多时，一道道番薯［田连］如众多的黄龙服服帖帖地躺在大地上等着小淑英去“降伏”，淑英满头大汗紧随其后，飞快地扦插薯苗，她紧赶慢赶总是赶不上。待她急出了泪水时，阿婆才停下手中的家什，心疼起小孙女来，她怜爱地递给了茶壶。小淑英咕噜咕噜地吞下清冽的茶水后，破涕为笑了。“娇同慰，老自宽”，祖孙二人在苦涩的汗水中体会着甘甜。
60年代福安专区召开少数民族工作会议，会议批评了畲族乡村存在着有悖于“社会主义集体方向”的6种单干形式：田地集体，农地单干；征购部分集体，口粮部分单干；田地农地集体，副业单干；扩大自留地，多占“三包地”，缩小集体耕地，明集体，暗单干：稻谷生产集体，夏秋小麦甘薯生产单个；带原耕地完全单干等。乡村的干部们都知道，猴墩畲村也有单干现象，可都睁一眼闭一眼，不闻不问。
饥荒之年，少见油腥，吃一个鸡蛋就算是奢侈。只有雷家的男人们回家时，才见到锅里的油炸炒菜声。买几斤咸鱼舍不得下饭，有一点白米饭留给他们。雷昌坚在镇里总是省吃俭用，要留下更多的钱与粮票带回家里给村里的亲人。和睦之家，添喜增寿。1961年钟秀梅生下了一个男孩名雷隆琰，隆琬有了弟弟。
十七、雷隆琬求学福安城
当雷隆琬学完四年级的课程后，就到新楼小学就学，那里离猴墩有10里地。平时，雷隆琬寄宿在新楼村的姨姨家里。姨姨家里的表姐出嫁了，家里的表弟、表妹年纪小，雷隆琬成了家中的孩子王。姨姨很疼爱隆琬，不太管他，而且还时时煮一些好吃的给隆琬添口福。隆琬在学校里学得轻松，老师们都夸奖他考书得高分。但是，他不够勤奋，常常逃学，独自一人或带着表弟妹上树抓小鸟，下河捉螃蟹。校长怕他的成绩掉下来，就时时批评他。可是，他还是一副乐呵呵的姿态，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
1965年，福安民族中学到宁德招生，隆琬进入了学校的名单。福安民族中学是福建省第一所民族中学，创建于1958年。该校面向全专区的少数民族招生，在开办之初还招到了福州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该校初中毕业生有相当一部分人到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和武汉的中南民族学院去继续深造，读民族预科班。能够到全专区最好的少数民族学校去读书，是畲村孩子们的殊荣，阿婆、阿爹、阿奶、阿姐一家人都为他高兴。
开学的一天，在乡里当党委副书记的堂叔雷昌珍为隆琬买了车票，并把他送上车。临行前，阿婆整了一大袋上等的明前茶给隆琬，她说茶叶清心解乏，消除百病。姐姐送弟弟到村口，她知道弟弟出远门求学将来能办大事。
民族中学的生活是轻松愉快的。他上学没有经济压力，读书的学费全免，父亲每个月给5元，加上学校的助学金6.5元和27斤的粮食定量，日子过得宽松。刚来学校时，雷隆琬不善理财，用钱没有计划，月头大手大脚乱花钱，到了月尾就“经济危机”。后来结识了一位高年级的老乡，他们在一起吃饭，菜金由老乡保管。
洗衣服很费事，他想了一个法子，把要洗的衣服分开，一件占一个水池。这样，女同学来洗衣服时，就没有了池子。于是，他提出条件，帮助洗一件衣服就出让一个池子。每一个女同学帮他洗一件衣服，当他大功告成之际，也是让出了全部池子之时。这种善意而“双赢”的恶作剧，没有挨老师的批评。有一个女同学经常陷入他的套圈，帮他洗衣服，同学们就议论开了，都说他们俩相好。弄得隆琬脸红心跳，从此不敢再设“陷阱”。
学校每学期要组织学生参加课外劳动，老师带学生到学校的菜地里挖地、整畦、种菜、浇水、施肥。同学们大多数来自农村，干农活拿手，样样菜地活他们都抢着干。到了蔬菜收获的时候，同学们喜不自禁。因为，食堂里可以打到自己种的菜，菜很香，油水很足。
他一如既往，成绩优良。尤其是数学一科学得最好，常常得满分。教数学的蓝老师也是畲族，隆琬最爱听他的课。学校里成立了许多课外兴趣小组，由学生自由选择，他选了数学兴趣小组，平时，他最爱解数学题。最难读的是俄语，课文里有一个字母读音很怪，是颤音。老师说，这个音就是俄国人也未必读好，据说，列宁也读不好。许多同学都不认真读俄语，觉得读了没用。隆琬没有放弃俄语，他每天清晨都到学校的柳树下，大声地朗读，像一只报春的鸟儿，发出清脆的声音。
好景不长，只读一年书，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整个学校像炸开了锅，工作组进校，批判“牛鬼蛇神”，大字报铺天盖地，先揪出校长，后揪出老师，再后来连工作组组长也在劫难逃。事态的发展叫雷隆琬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平时自己尊敬的人被剃了阴阳头，涂抹成黑脸，带上高帽，站在革命师生面前，接受批判。
雷隆琬和同学们走出校门干革命。他们步行串联，到了井冈山、韶山，参观了革命圣地。随之，福安一中、福安农校的学生造反派到地委机关去“炮打司令部”，揪出地委书记批斗。福安民族中学的红卫兵站在他们的对立面，要与他们辩论。第一场辩论会在福安地专礼堂举行。辩论之前，双方想在气势上先压倒对方。造反派们先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很整齐，很动听。民族中学的红卫兵们就唱起《团结就是力量》，歌声把朗读声淹没了。雷隆琬觉得他们先声夺人，取得了初步胜利。辩论会上双方的发言者首先要自报家门，说出自己的成分。隆琬暗暗庆幸自己是中农成分，不是地主、富农，但也有点遗憾不是贫下中农，虽然他没有上台发言。因为，有些会议的开头都有高呼口号，叫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及其子女滚出会场。这时，就有一些人低着头默默无闻地退出会场。他们像纳粹时期的犹太人一样，心惊胆战地过日子。
“春秋无义战”，对垒双方的唇枪舌箭，无休无止，没完没了。破四旧，押着“走资派”等牛鬼蛇神游街示众，“红色恐怖”一浪高过一浪。继而，两派听从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旗手”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指示，形势急转成了双方动刀动枪的“武卫”的局面。两派的武斗，使处处充满火药味和血腥味。乡下人怕惹是生非，父亲挂虑儿子出事；“茶性易染”，父亲又担心儿子学坏。无论如何雷昌坚要强令隆琬退学回家。短暂的初中校园生活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去北京或武汉读书的希望也化为乌有。1969年，雷隆琬手捧初中毕业证书，回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虽然，他仅实实在在读一年书。
十八、“会房”
因为，前一年的一场突发的大火，烧毁了“大耳婆”年轻时栽种的松林，这件伤心事彻底击倒了“大耳婆”，她病入膏肓了。1969年秋，临终前的“大耳婆”要来了一大碗新制的白露茶，酽酽的，浓郁苦涩。她强撑着，将茶汤汨汨地送进嘴里。在弥留之际，她呼唤儿子来到面前，她圆睁着双眼，微弱的声音一字一顿地交代了两件事：其一，尽早让雷隆琬与蓝淑英“会房”，有这对夫妻，雷家有望；其二，在她的坟头栽两株粗壮的茶树，有茶树相伴，她心里踏实。她老人家做事从来考虑再三，准备充分，安排妥当：她不动声色，早早就修好自己的坟茔。平时家里，虽然没有明说蓝淑英是童养媳，但是，蓝淑英到了雷家却始终没有更改姓氏，便埋下了这场婚姻的伏笔。
老人家病逝后，得经过沐浴更衣，在这种仪式上，亲人们必须唱《买水歌》、《洗身歌》，之后停尸于后厅。在拜祭仪式上，已逝的“大耳婆”右手执着茶树枝条。猴墩茶人说，黄泉路上，只要她手中的茶树枝一扬，四周的黑暗便变成了光明。“病逝带茶归”，可确保她一路畅通无阻。“大耳婆”的出殡是俭朴的，那年月的社会风气不允许奢华。不过，路祭时，照样有家人唱《路祭歌》、《劝酒歌》、《跪祭歌》等。入葬时，唱《进葬歌》、《喝龙歌》，这是巫师的专利。
畲歌是无价的，在与亲人诀别的时候，以悲情的咏叹调送行。人们始终沉浸在悲凄如缕、柔情似水的特殊话语之中，家庭悲剧的终场总是给家人留下永恒的遗憾和无尽的遐思。
“大耳婆”的墓地两侧是新植的两株茶树，青枝绿叶，就像是一对装扮亮丽的金童玉女，永远守护着坟茔的主人。
悲剧谢幕，喜剧转场。雷家又忙着举办婚事。畲家将童养媳到年龄结婚称为“会房”。按规矩“会房”必须在阿婆死后的百日内举办，否则，得经过三年后才能进行。畲家有“女性十八难，男性二十难”之说，即女性18岁忌出嫁，男性20岁忌娶亲。如果新人中有一人正好遇上这个年龄，那也只好把婚期作无奈的推迟。正巧，这一年雷隆琬19岁，蓝淑英20岁。于是，婚礼定在农历十二月初三日。
此刻，雷隆琬和他的家人还没有从悲哀的氛围中完全解脱。雷隆琬和姐姐时时到阿婆的坟前，他们经常除草施肥，拾掇那两株茶树。那茶树就像是他们二人，永远伴随着阿婆。阿婆在雷家功高望重，对他们恩深义厚。
“会房”虽然也要进行畲家独有的拜堂礼仪，但是，却省略了一般畲民婚礼的前后两部分，即包括婚前的“做表姐”、哭嫁、惜别娘家和“难为迎亲伯”、夫家迎娶的一步步繁文缛节，以及婚后回门做“新客”（做女婿）等内容。因为，新娘和新郎从小就住同屋，吃同灶。完全不必要先将新娘送回家，再遣人把新娘抬回来。因此，这场缺乏序曲和尾声而只有高潮的“人间喜剧”，没有邀请蓝家的亲人，也没有那么隆重热闹。
婚礼的厅堂上悬挂着一副畲家亘古不变的大红楹联：“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敕赐，驸马金卿公子王孙免差徭。”这是在喜庆的日子里不忘畲民家族的盘瓠传说。长几桌上摆放着香案，一对喜烛已经点燃。新郎由伴郎引进了厅堂，先对天地，再向祖宗，行三跪九叩礼。新娘手执花绢遮掩脸部，只行礼，不跪拜。因为延续着上述那个悠久而美丽的传说，新娘是三公主的化身，尊贵的皇族是不兴跪拜的。
引入洞房后，雷隆琬才醒悟，自己面对的是朝夕相处的姐姐，他无法接受这种角色的转换。娶了自己的姐姐当老婆，不知村里的后生哥们会有什么议论。蓝淑英似乎早已心中有数，她表现出异常的平静和安祥。
娘家没来客人，猴墩村的青年男女无法组织盘歌，没有对手斗歌，搭不起彻夜难眠的“歌铺”。于是，通宵闹洞房的盘唱便打了折扣。——雷隆琬的新婚之夜显得漫长而索然无味。
次日，雷隆琬便走出了家门，蓝淑英懂得弟弟的心思。姐姐问：几时回家？弟弟答：不知道……她默默地目送弟弟离家，姐弟二人拉开了无形的距离。
雷隆琬外出打工，是因为对农村生活不习惯，还是对这场婚事不理解，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雷隆琬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到了八都桥梁工地，又到了大泽溪水电站工地，因为有文化，他得到了一份轻松的工作，出简报，抄写专栏。他觉得，在这里一个月有36元工资，加班一天还多1元，比在小队里干活，一天挣三四角钱强多了。白天嘈杂的工地里他什么都不想。但是，不知为什么，一到晚上，在他的眼前总会时时闪现那熟悉的身影和怜爱的面容，他会不经意回忆起和姐姐相处的日子。
那时，也有招工的机会，主要去林场、矿山等，父亲雷昌坚都没有同意，认为公家饭不好吃，雷家一人吃公家饭就好了，别让孩子再受累。雷昌坚已经觉察到儿子和蓝淑英之间的微妙关系，他告诫孩子，生意亏本了可以重来，如果不满意这场婚姻，可以重新考虑。但是，这是阿婆的临终遗言，你爱阿婆，就应该听她的话。不要别别扭扭，贻误了你们两个人的前程。
雷隆琬终于无法拒绝故土的诱惑和亲人的呼唤，浪迹一年的他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猴墩村，真正开始承担茶人之家的生活重担。
十九、开垦平湖山茶园
20世纪70年代是“农业学大寨”最红火的时候，村里的劳力全部控制在田间地头，参与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兴修水利。生产队推广“矮脚南特号”水稻良种，组织各村来来往往，参观学习。抓革命，促生产，猴墩村成立了俱乐部，学唱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样板戏。政府给猴墩俱乐部发放了5.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生产队提取了公益金用来租电影拷贝。那年头，除了国产影片《地道战》、《地雷战》外，还有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南江村的妇女》等。雷隆琬和村里的年轻人都津津乐道影片中的情节，学习英雄誓做革命人—偌大的猴墩村虽不富裕，但充满着青春的激情。
为了养活这个家，雷隆琬不分严寒酷暑，拼命地下地干活赚工分。他不满足于每天生产队里的出工收工，还兼任了生产队会计、赤脚医生。只要能揽到的活，他都不放弃。他承继了雷家经商的传统，跃跃欲试急着发家致富，他使出了浑身解数，挖空心思寻找赚钱的路子。那时，因外贸市场的需求，白木耳可以卖高价钱，他挖乌桕树根，种植白木耳。又接种、销售白木耳菌苗。他“违法乱纪”，私宰生猪，当猪贩子，“投机倒把”，贩运化肥，到临近的福安县推销。他的所作所为受到大队干部的密切关注，并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处理。村支部书记带人到他家里，没收了白木耳菌苗，还批评教育他，制止他“走资本主义道路”。严明的政策演化成的乡规民约伤害了他的自尊，也束缚了他的手脚。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闽东茶业界正酝酿着重大的变革：由于中苏贸易关系的恶化，红茶出口受阻，闽东实施“红（茶）改绿（茶）”计划，引种茉莉花，窨制茉莉花茶。同时，推广优良茶种，改造旧式茶园，扩大茶园面积。开垦茶山，扩种茶树，成了闽东“农业学大寨”的基本内容而列为一项政治任务下达村村户户—猴墩茶人预感到这是一种契机，他们意识到，那时断时续的制茶技艺，行将派上用场：那沉寂多年的猴墩茶事，指日可现转机。于是，猴墩生产队选定了离猴墩村6里地的平湖山作为茶树栽培的基地。
平湖山处在宁德、福安两县交界地，属坡度低缓的丘陵地带，海拔560米，较之猴墩村海拔180米高出了许多。但是，凭借当年的官道，拾级而上可以直接到达。平湖山所拥有的偏酸性红壤是大地之母赐予的松软而温情的肌肤，那里有千年相伴、百年萦绕的缠绵润湿的春雨、夏露、秋雾、冬霜——这一切注定为孕育小叶种灌木茶林落户铺设了舒适惬意的温床。从此，平湖山成了猴墩茶人的生命之山！
1972年的平湖山，猴墩茶史值得书写的一笔！
久违了——那世纪初振兴茶市的豪情壮志！猴墩茶人那沉睡的细胞被激活了，他们与茶共荣的历史性行动揭开了序幕！开垦新式茶园，按劳力分片包干，雷志波们的后代来了，他们要以柴刀与山锄发言，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谱写茶人新传。
首批进山12人，年龄最大的60多岁，是饱经风霜的猴墩老茶农，沉寂多年的他们今番特别技痒，纷纷请缨参战。年轻的十七八岁，是虎虎生风的猴墩茶人新生代，他们憋足了气要和老一辈试比高低。雷隆琬亦在此列，他那永不安分的心灵终于可以得以宣泄了！他是茶场会计，创业者行列中之举足轻重的人，他核算工程成本，统计工分用以年终的收益分配。
平湖山的深秋充满人情味：秋空皦月劲风，秋山露叶霜条，秋水潺潺低吟，秋草脉脉含情——她正袒露着胸襟迎迓猴墩茶人。不知是什么年代，这里曾有过几户人家，他们留下了断壁残垣。民国二十三“闹红”以后，这里曾设游击队活动的秘密寮、交通站和红军医院。40年相隔两代人，猴墩畲村的创业者又在这里安营扎寨——茅草屋搭在废弃的地基上，稻草叠起了松软的地铺，撬开墙基的石头，砌起了炉灶，安放了铁锅。第一缕炊烟袅袅升空，一如为猴墩茶人的创业歌填下第一串音符。
可是，实际上，创业的诗篇是毫无诗意的，开垦茶园的工程漫长而艰辛：冗长的工时，繁重的负荷，简陋的食宿，菲薄的报酬。平湖山为猴墩茶人提供了宽阔的舞台，可是茶人们表演的节目却单调乏味：以最原始的生产方式征服自然，日复一日，今天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插看云起，锄带月归。剪荆棘，斩蓬蒿，第一道工序是将地表上的灌木杂草清理一遍，其次，劈去坡度，将挖出的一块块带土的草皮，垒起一道道坎沿。最后，推动松软的红土整成一块块田畦，形成拾级而上的田垅。—这就是未来的茶树栖身之地，猴墩茶人一边开垦茶园，一边种植茶树。无法统计他们撬断了多少根山锄的木柄，刨钝了多少面山锄的利嘴。猴墩村没有打铁铺，缺嘴钝口的山锄都要送到八都镇去加钢。茶人认为，新打造的山锄不好使，只有经过个把月砂土磨砺，锃亮的山锄才露出了锋芒。这时，山锄的木柄已被日日的汗水涂上了一层汗油，显得光亮滑溜。挥动起这样的山锄才带劲，既省力又奏效。在开垦茶园的舞台上，这种处于最佳状态的道具，仅仅维持半个年头。随着岁月的流逝，山锄不断地更新换代，绿色的茶苗林带不断地向外扩展延伸，一部人与自然直接对话的史诗剧便诞生了。
猴墩茶人引入了茶叶良种“福安大白茶”，它被国家茶树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为国家级良种。闽东茶人都知道，“福安大白茶”出自福安县穆云畲族乡高岭畲族行政村，母种在上高山自然村钟姓畲民的茶园里。因树高、叶大、芽壮，被当地畲民誉为“皇帝茶”。该茶叶亩产可达260多公斤，制成的白毫银针、功夫红茶等，芽壮毫显，香高味醇。并且，猴墩茶人在植茶之地间作药材，套种番薯。他们还在新垦的园地里自育种苗，用于扩种。感谢大自然的恩惠，猴墩茶人取之平湖山，用之平湖山——平湖山成了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盘。
那年头，连午饭后的休息时间都搭上了。其时，他们上山砍柴、拾掇开荒时劈下的柴草。将柴草缚成捆，留着烧饭；把柴片装进柴枷，送去收购。他们轮流将柴担挑到离湄洋岭的岔头，那是宁德、福安两县交界处，县供销社在那里设立了柴片收购站。每担柴片值5角钱，扣除山价积累金3分，剩下4.7角。他们每次挑150斤左右，不足1元钱，充作菜金。猴墩茶人在实践“众人拾柴”的古训，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工程进入了良性循环。
经过六载春秋，餐风宿露，耕云耘雨，猴墩茶人营造了110亩标准茶园。陆羽《茶经》云，植茶“法如种瓜，三岁可采”。6年后，平湖山茶场有大半茶树已经步入了采摘期。
6年后的1978年，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用诗人严阵的诗句是“春天敲打着中国的门窗”，人民政府的农村政策彻底改变了乡村农民的命运。这一年的自然界应对了社会的欣喜，猴墩茶人那村前屋后的几株百年老茶树突发新枝新叶，枝桠叶簇上绽放出的嫩绿鹅黄的芽尖，咄咄逼人地闪射出充满青春和活力的光芒。
——猴墩茶人的春天来到了！
清明前，早春天。一夜春风，将平湖山的新茶林唤醒，千万株茶树都吐露出雀舌鹰爪的黄金之芽。满山的畲家妹子，身背茶篓，十指飞动，采摘一叶一芽的茶青，这被茶人戏称为“一枪一旗”的尤物。此时，茶歌渐起，此唱彼和，盘对互答，春意浓浓。采好的茶青须集中过秤，由大队统一制作。这时候，单靠茶叶一项，猴墩村集体经济的收入已增加了5万多元。
1978年雷隆琬接替了大队会计的职务。6年来他和猴墩创业者一样，吃住在平湖山，历经了茶山创业者的苦辣酸甜。家务事他很少过问，主要由妻子蓝淑英一人承担，她以家庭主妇的身份遭遇了6年来发生在雷家的悲喜之事。
二十、妻子蓝淑英
1971年4月，雷隆琬的妻子蓝淑英生下了一个男孩，名雷建强。在婴儿出生后的前3天，一根红绳子把母亲与孩子紧紧地牵在一起。3天过后，这根母子之间的红绳子才解开。这时，要为新生儿举行“洗三旦”仪式。雷隆琬到了山涧边采回了土名为“香镜”的青草，将草熬汤以备作新生儿洗澡的药汤。按规定由接生婆给婴儿洗身子。婴儿洗澡时，接生婆要在婴儿的嘴里抹一点黄连汤，趁婴儿的哭声，接生婆喃喃自语：“细卵（畲家对小孩的爱称）啊，‘三旦’那得黄连苦，以后日日食蜜糖。”本来阿妈钟秀梅要煮蛋面温红酒犒劳接生婆。可是，她却不能做这些活。因为，她也有孕在身，并处于临产的“非常时期”。在雷建强出生8天以后，她也生下了一个男婴，即雷隆琬的小弟弟雷隆玠。雷昌坚见到家中顿时增添了两个男丁，很是宽慰。蓝淑英对丈夫说，如果“大耳婆”阿婆健在，她老人家见到了家里一下子又多了孙子和曾孙，不知会多么高兴和自豪。
两个婴儿给家庭增添了欢乐和幸福，同时，也增添了孩子成长的烦恼。两个孩子加了两张嘴巴，也增补了两个人的口粮，生产队的口粮是要挣工分买的。而家里的两个女劳力中却要腾出一个人来带孩子。增了口粮，少了劳力。雷家在无形之中，形成了劳力不足的压力。于是，家庭作出了分工：阿奶在家带婴儿，而蓝淑英做完“月子”，就得立即下地干活。
一个月以后，家里的两个婴儿全由阿奶钟秀梅哺乳，钟秀梅的奶水既供给自己的孩子，蓝淑英的小叔子雷隆玠，又要供给她的孙子，比雷隆玠大8天的蓝淑英的儿子雷建强。这种现象在城市也许没有，但是，在畲族乡村却习以为常。
一年365天，蓝淑英要下地干活200多天。她一年到头，起早摸黑，田间地头，总共得2000多个工分。她一般每天评8个工分，但有时因工种的难度和强度她也能评9分、10分，甚至更高的工分。因为，她熟悉农活的十八般武艺，她甚至可以牵牛扶犁耕田。这是强度最大的农活，在汉族村庄一般都由男性强劳力承担。那时，一个工分值0.4元，她一年所获不足100元。加上丈夫雷隆琬在平湖山茶场的工分折合人民币，年收入大概200元左右。二者相加还不够付家庭全部口粮款。还好，阿爸雷昌坚是国家干部，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来补贴家用。雷昌坚1964年已从原有的农具厂厂长的岗位转到了七都镇党委副书记的职位，翌年，他又到洋中乡任卫生院院长。
过了一年，一场病灾降临雷家：阿奶钟秀梅在干活时，不小心划破手指头，伤口感染并引发成败血症，病情十分严重，有生命危险。村里人忙乎着，将她及时送往了宁德城关医院。乡下一人得重病，全家受重灾。钟秀梅住院一个多月，命保住了，却花去了3000多元钱。这个款目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雷家是没有能力承担的。宁德县卫生局考虑洋中卫生院院长雷昌坚家庭的实际困难，便特批给报销一部分药费。雷家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加上东挪西借勉强凑足了这一笔款。
出院后，阿奶的一个手指头变畸形了，她完全丧失了劳动力。这样，蓝淑英的负担就更重了。雷隆琬还是驻扎在平湖山茶场，因为平湖山的育种植茶正处于关键时期，他一天也离不开平湖山，平湖山一天也离不开他。那时，回乡或下乡的“知青”开始陆续上调当工人、上大学当“工农兵学员”，凭雷隆琬的政治条件，中共党员加少数民族，他是有机会离开农村的。可是，他不能离开亲人，平湖山毕竟离猴墩村近，有什么事情，只要捎个口信，便可以赶回来。阿爹在洋中卫生院，他很敬业，工作负责，一个月难得回家一趟。雷家的里里外外就只能靠蓝淑英一人张罗。在家，她要带两个刚刚断奶的孩子；在外，她要下地干活挣更多的工分。还有，砍柴、喂猪、缝补、浆洗。在雷家她就像一只花陀螺旋转个不停，雷隆琬的大弟雷隆琰刚满9岁，只能帮助干一点零星的家务活。
1975年雷家又发生了不幸。那年春节，阿爹雷昌坚回家过年，他知道村里要修水利，便兴致勃勃地和雷隆琬等人直往山里转，他们巡察山势，遴选地址，议论计划。户外风寒霜冻，老人家患了感冒，卧床不起，高烧不退，到了医院确诊是肝癌晚期，到了5月，他就匆匆离开了人世，那年他仅仅52岁。
阿爹的葬礼，因陋从简。“文革”期间，不兴大办丧事，雷家也没有资金和精力，阿爹的坟茔还是在雷志波等祖辈长眠的祖宗山上，坟头上照样有猴墩茶人独有的“篱笆茶”。悲哀笼罩着雷家，极度悲痛的阿奶已然成了木人，从今往后，家里的一切就全靠雷隆琬夫妇了。
1978年猴墩实施了包产到户的政策，家家都可以灵活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不必要有事没事都去队里上工。为了创收，雷隆琬与妻子商量，让自家的老屋——临村道的店铺，重新开张，办起杂货店。当年，“大耳婆”决定拆除新房，搬回旧屋，一住就是20多年。二十载日月荏苒，人世沧桑，老屋里历经了几多生离死别。
蓝淑英掌柜当垆，既销售日用品，又卖家酿米酒。农村人现金不多，平时购物打酒多为赊帐。有些人是到了年关，才筹钱付帐。蓝淑英文化程度很低，她要学着认字、记帐、打算盘。不到一年功夫，她能记下村里许多人的名字，也能拨动算盘珠子了。雷隆琬还是家长，蓝淑英还是听他的，虽然，她撑着这个家。雷隆琬时时下平湖山，帮助妻子进货、算帐。夫唱妇随，两口子日子过得实在、顺心。
1984年4月，雷隆琬当上了猴墩村支部书记。10月，他被正式录用为干部，担任八都镇纪检委员，随后又任纪检书记。蓝淑英作为随行家属，离开了猴墩村，在镇属企业当临时工，他们一家子搬到了八都镇。提起往事，雷隆琬感慨万分。他说，70年代那十个年头，蓝淑英太累了，我们雷家多亏了她。
二十一、修谱·建祠（二）
20世纪80年代，南中国的乡村有着一股文化复古思潮，最为典型的是许多村落家族均不约而同地兴起了续修宗谱、复建祠堂的风气。热中此道者有四：其一、返乡的海外侨亲与台、港、澳同胞；其二、乡村中的大款、离乡的暴发户；其三、年老离退休回乡或任上的乡村干部；其四、对于家族曾有的辉煌永怀眷念的家族长老和家族卫士。他们的动机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目的却完全一致，都想热心而体面地为家族中人办一件实实在在的有影响力的善事。这些善事中除了修谱、建祠外，自然还包括兴学堂、修村道、办企业等。猴墩茶人中没有海外关系，也缺乏经济巨人。但是，他们具备后两种力量。
1983年，猴墩雷氏族老们觉得那多年失修的雷氏祠堂应该维修了，这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族老们一番商议后，公推雷隆琬为重修祠堂的董事长。那时，他已经是多年的大队会计，在猴墩村里他以办事公道、干练、有谋略而赢得村民的信任。说起猴墩村雷氏家族百年鼎建祠堂的历史，雷隆琬家都发挥了作用：20年代建祠，为首者是他的太祖父雷志波，60年代修祠的发起人之一是他的父亲雷昌坚。80年代第三次修祠，他又被推到了前沿。
猴墩雷氏家族要重修祠堂的消息一传开，远迩响应，族中表现出异常的热情，加资助役者众。到了当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修复雷氏祠堂的工程竣工。祠堂大门的两侧镶嵌上固定的对联，联曰：“武骑袭爵宗风远，狮墩（猴墩又名‘狮墩’）兴祠世泽长。”竣工之日，有福安县下白石乡安赫村、宁德县七都镇高山村的族亲前来祝贺，他们送来的匾额悬挂在祠堂的墙上。
猴墩雷氏族人对工程是满意的，他们觉得惟一的遗憾是，那些毁于1966年“破四旧”中的数十面祖牌再也无法重见天日了，而如今要重新制作，也几乎不可能。因为，既没有那么多资金，也缺乏可以临摹的样本，再者，找不到当年那一批技术精湛的雕刻师傅。畲民家族祠堂有四件镇祠之宝，包括宗谱、祖图、族杖和祖牌。可如今，雷氏祠堂仅剩下两件，即宗谱和祖图。人们在祠堂的神龛上摆进了一尊仅15厘米高的土主神像，这是从村口已经废弃的土主庙里移居此地的神灵。
祭祀祖宗的庆典延至1984年的农历十二月十八日，猴墩村雷氏家族邀请了霞浦县大京闽剧团来演“祭谱戏”，后来的宗谱中记载了这件盛事，云：“附近邻村前来观剧者甚众，以显我祖之英灵感格也。”
猴墩村雷氏宗谱的续修是1988年，主持这项家族文化历史工程的是雷隆琬的堂叔雷昌珍，当时，他这个乡党委书记已卸任，赋闲在家。修谱先生有二人，其中之一是福安县田螺园村的畲民雷震春，他毕业于福安农校，写了一手好毛笔字，编修谱牒是自学成才。笔者想向他了解当年编纂宗谱的过程，当拨通田螺园村的电话寻找他时，对方告知，此君已于前几年作古。笔者每一次听到乡土文化人的消失都很悲哀，包括那一些能几天几夜唱不尽山歌的歌先生，现如今，也所剩无几了。
到了20世纪末期，笔者重返猴墩村时，新修的祠堂已经失却了原有的容颜。那尊客居祠堂而形容古怪的土主小坐像，也不翼而飞。村里人说，近年非法收购和盗窃乡村文物、古董之风屡禁不止，祠堂中之最珍之品——祖图、宗谱已经移交给专人保管。保管人对于此任心不在焉，当笔者找他索要宗谱、祖图，再度观赏时，他牢骚满腹，说不想再干这无人关顾的差事。他保管宗谱、祖图极为潦草，东西搁置在旧木橱子里，老鼠、蟑螂可以随便出入，既没有上锁，也没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
笔者向猴墩茶人问起续修宗谱和复建祠堂的意义时，他们都笑了笑，又摇了摇头——说不上什么特别的意义，大家觉得该修了，就修了起来。四邻的村落都在做，我们也不能落后。修修宗谱、修修祠堂总好……
80年代猴墩茶人的续修宗谱和复建祠堂，已经褪去了家族权威的神圣性和神秘性色彩，而变成了愉悦性、从众性、公开化、明朗化并被普遍认可的家族象征主义的文化演示。而笔者发现，到了20世纪末，大多数的猴墩茶人对雷氏家族的文化工程已经失去了固有的热情，更显得漠不关心。
在1988年新修的《雷氏宗谱》中，除了延续、补缀家族各房支人丁姓名、家状外，最明显的是记载了《猴墩苏维埃政府实记》和《重修雷氏宗祠志》两项内容。
在新修的《雷氏宗谱》中与本书有关的家庭谱系示意图如下（下有横线者是本书重点叙述的对象）：
二十二、雷锦英的后半生
1978年冬，八十高龄的雷锦英寿终正寝。她的一生是孤独寡欢、平淡无奇而耻辱有加的。前半生，她年纪轻轻丧夫，除了守着百亩田地、数间瓦房的家业外，便与丈夫刘松细的元配张氏住在一起，并负责这个举止不灵便的姐姐的生活起居，因为姐姐在丈夫死于非命的那场灾难中已经丧失了理智。
50年代土改，她们家是甘棠有名的地主，是斗争的重点对象，雷锦英怕姐姐再受刺激，总是护着她，凡事都由她首当其冲。在农会的诉苦大会上，她们家必须挨白天、黑夜的轮番批斗，她都是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有一天，土改工作组带着农会干部来到了她家，他们极端严肃地宣布，没收她的土地、房屋和浮财。随之，原住在刘厝巷的刘姓族亲，他们以贫雇农的身份，大批地住进了位于刘厝里的刘家大宅院。往昔，在刘家深宅大院里，除了个把佣人外，很少有外人走动。平日里，紧闭大门的刘家大院是死一般的寂静。如今，那两扇漆黑的大门始终大大方方地敞开着，男女老少，出出进进。顿时，大宅院里，人声嘈杂，鸡犬声大作，被安置在磨房边的两间小屋里的她与姐姐，被吵得没有睡一天安稳觉。姐姐张氏时时低声痛哭，她长吁短叹自己命苦。可是，人们却从来没有见到雷锦英的颓唐相，她还常常安慰这位刘家惟一的亲人。
有人算过雷锦英家的细帐，说她们家里除了摆在眼前的那些财产外，一定还有大量的钱财没有露眼。因为这两个地主婆，处于殷实之家，又一向省吃俭用。以平均一年五百担谷子的田租来应付两口之家的日常开支，必定是绰绰有余的。人们的推断是入情入理的，经过周密的统计，刘家被没收的浮财总量与人们所估计的数量大相径庭。这其中必定有鬼，而鬼就出在雷锦英身上。于是，雷锦英一次又一次地被叫进农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常人无法想象的精神折磨。但是，她始终守口如瓶，人们根本无法从她的口里得出只言片语的有价值的材料。工作组一致认为，这个地主婆顽固不化，应该严格管制。同时，农会派员到她们家里，四处打探，盘根就底，挖地三尺，却仍然一无所获。
关于当年收租的事，雷锦英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男人死后，虽然有田产，也雇长年（长工），但是一个女人家出面收租，往往打了折扣。遇到拒交或少交时，也没有什么法子。如果遇到年成不好，租谷收得更少。交来的谷子中，有一部分成色差，质量不好，卖不了好价钱。而且，租谷大多是湿谷，她就叫了猴墩雷家的一个侄儿来帮忙，专门负责晒谷入库。这个侄儿为人刁钻，偷偷把晒好的谷子卖了，中饱私囊。雷锦英很信任他，平时从不过问库粮的事。直到有一次，他在当场交易时，被雷锦英偶然撞见。此刻，她才如梦初醒。她没有过多的责怪，但侄儿自觉没趣，就借故辞别了。离开时，腰间揣了不少银元。
自从嫁到刘家后，雷锦英就很少回猴墩老家。50年代以后，老家更是断了脚步，因为受管制的地主婆是不能轻举妄动的。倒是老家的人常常来看她，他们送来了家乡的清明茶，还送来了不可多得的问候。此时，雷锦英已经皈依了佛门，她除了在生产队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外，就吃斋念佛，闭门思过。60年代初期，与雷锦英生死相依的姐姐张氏去世了，她体体面面地为姐姐办完了后事后，更觉得清净无为了。于是，她对佛门愈加虔诚，平时里，也只关心佛事。
随着时光的前流，人们对她的看法有了改变，不管是刘厝里，还是刘厝巷的人，都友善地叫她“刘厝菜婆”。（福建人把在家吃素念佛的妇女称为“菜姑”或“菜婆”）她还能为孩子“收惊”，所谓“收惊”是指在一杯水里念几句咒语，给受惊吓啼哭的孩子喝下，孩子便心安神定，一切如初。据说，“刘厝菜婆”的收惊茶特别灵验，因此，求之者渐多。只要有求于雷锦英的，她从不拒绝。
6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刘厝菜婆”的日子又不好过了。甘棠有流言说，“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破“四旧”，从她家里搜出了一个金鸡蛋。对于这种传说的可信度，猴墩茶人中没有一人得到过确切的证实。她被发配到刘厝祠堂前的水井边打扫卫生。这活儿不累，还可以听到很多井边新闻。她听了许多好事、坏事、怪事、平常事，却不见她就事论事。她总是埋头清理井边的垃圾、污水。后来，红卫兵到甘棠来煽风点火，乡镇也有了派性斗争。人们的注意力转移了，就再也没有人注意她了。
到了70年代以后，再也没有人管“刘厝菜婆”了，雷锦英比先前自由多了，还是一如既往，热中于佛事。娘家亲戚到她家走动的人也多了起来，他们总觉得老人家有很多私房钱，就想要上一点。若有盖新房、娶媳妇、修坟墓等要事相求，她总会慷慨解囊，出手大方。而有些族亲没有什么大事，却也来向姑婆借钱，她却是一个子也不给。她还要说上几句：大家都有两双手，能干活，能赚钱，却还来向老太婆要钱，罪过！罪过！善哉！善哉！—猴墩茶人都知道，雷锦英家确实有一点钱。
在雷家晚辈中，不知为什么，雷锦英最疼爱雷隆琬。雷隆琬也觉得姑婆雷锦英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每次去姑婆家，姑婆都会备上好饭菜。临走时，姑婆还会在他兜里塞进几十上百元。雷隆琬告诉笔者，那时候的钱很大，很经用。有三五百元钱，就能在宁德县街头买一间店面。
雷锦英晚年经常回到猴墩村，是要拾起童年的记忆？还是自己要履行晚辈的义务？我们不得而知。在猴墩村里，她为父母修了坟茔，尽了一份做儿女的孝心。在她的同龄人之中，她是猴墩村里惟一的一个嫁到财主家的人，也是惟一的一个与茶事无缘的人。
1978年夏，雷锦英病倒了，身边仅有一个过洋村的畲族妇女在伺候她。她大概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就托人捎话给雷隆琬，叫他抽空来甘棠一趟。那时，雷隆琬正好在平湖山茶场，他很少下山，始终没有人给他传达雷锦英姑婆的口信。
老人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等到雷隆琬知道噩耗时，老人家早已经收敛了。一切后事的开支，她早已备好，她没有连累任何人。
她有没有留下大量的黄金宝物呢？若有，又藏在哪里呢？谁也不晓得！——雷锦英留下多少秘密，多少私房钱，永远是一个谜！
二十三、南方之嘉木
平湖山茶场一年年在扩大，80年代的乡土预言家说：茶兴，兴百事！
1982年春节，春日、春雨、春风早早把猴墩村的满山茶树唤醒，茶人之家窗棂前的一团团新茶，活力四溅，在明晃晃的阳光反射下，闪动着绿色的光芒。
清晨，家家烹新茶，灶火发出了咝咝的笑声，窜起了金黄色的火苗。—猴墩茶人要来客人了！
大年初一，宁德县的畲村村民代表800多人汇聚在猴墩村，宁德县人民政府在这里举办首届畲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村畲民都准备使出看家本领，一争高下。
登高盘歌是畲民中最普及的传统体育活动，猴墩茶人几乎是倾巢而出，加上各村的畲民，满山遍野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沿着当年的官道，奋力登攀。终点是平湖山绿色茶林，人们登上平湖山后，遂自然形成各种方阵，开始盘歌。春天的平湖山弥漫着茶的芬芳和歌的欢乐。
各村的武术队摆开了架势，他们的拳路各具特色。猴墩村茶人们的“齐眉棍”出尽了风头，再现了当年行走在闽东北茶叶之旅上的风采。运动会历时4天，有拔河、打“尺寸”、“拾猴蛋”等12个项目。老人们说，开了眼界；青年人说，玩得尽兴；细人仔（小孩子）说，明年再来！
1984年任猴墩村党支部书记的雷隆琬，调到了八都镇任纪检委员，随之，旋升为纪检副书记。他告别了生他养他的猴墩村，也告别了十余年朝夕相处的平湖山茶场。他知道，平湖山的未来和猴墩茶人的前景，都是一片光明。茶园在逐年扩大，茶叶产量在逐年增加，收入在逐年提高。猴墩村办起了茶叶加工厂，猴墩茶人正在酝酿着更大的发展计划。
1985年，宁德军分区、县人武部包片负责猴墩村各项工作，那时，提出的口号是“率（民）兵脱贫致富”。身为镇纪委书记的雷隆琬回到猴墩村，作为驻村干部负责各项任务的实施。他又开始为了家乡茶人的发展，出力流汗。
工作组选定了平湖山茶场作为猴墩村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县扶贫办公室投放了5万元，作为新垦茶园的无偿资金。军分区、人武部的战士们组织了测量队，为通向平湖山的简易公路测定了路线，猴墩茶人投工投劳修筑了一条蜿蜒而上平湖山的盘山公路。那几年，猴墩茶人已经从平湖山茶场里尝到了不少甜头。一说要新垦茶山，便不用动员，各家各户自告奋勇，荷锄上山。雷隆琬代表工作组负责监督工程的质量，丈量各户垦复茶园的面积，并按照面积的多寡，支付给茶人们一定的报酬。雷隆琬丈量新垦的茶园时，茶人们表示出慷慨大方，他们说，把面积量足，这是自家的事，我们不会讨价还价。与此同时，工作组又提出了“以（茶）场带户”的工作思路，在稳步发展平湖山集体茶园的同时，要求各家各户扩展私家茶园，并由茶场提供优质茶苗。此时，集体茶园与个人茶园平行发展。二者的面积几乎均等。
几年的努力，平湖山猴墩村茶园已经扩展到了560亩，加上与之相连的福安县甘棠镇的北门村的360亩茶园和王家山村的100多亩茶园，三村茶林在平湖山回合成了一片茶的海洋。举目远望千亩茶林，碧波连天。在十里翡翠的平湖山上，猴墩村建起了厂房，以当地柴草为燃料，办起了茶叶粗制厂—从此，“高山出名茶”，平湖山千亩茶园，名闻遐迩。
陆羽《茶经》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信然！
人们可以到平湖山走走，平湖山上的千亩茶园，就是一幅赏心悦目、魔力无穷的水墨画。在大自然的调色板里，四季的茶林被涂抹着浓淡有致的变幻——春之嫩绿、夏之翠绿、秋之碧绿、冬之墨绿。那畦畦的叶簇，在清风中是缓淌慢流的一湍湍绿色的山涧：那一垅垅的枝丛，在骄阳下是依山伴崖的一道道灰色的横云。这里的每一叶茶尖，都是绽放的一朵希望之蕊；这里的每一株茶树，都是撑开的一把华盖之伞。
天地山水，钟灵瑞草。只要人们一进入平湖山茶场的佳境，定然会被满山遍野的生命之绿所包围，所感染，所陶醉，所融化。
1987年农历三月初三是畲家的乌饭节（也称“称歌节”），猴墩茶人家家蒸熟了乌米饭，烫温了糯米酒，冲泡了“明前茶”（清明前采制的新茶）。他们预留了上等的粳米，舂制了黄金糍粑，为了一年一度畲家自己的节日。县人民政府在猴墩村举办了畲族“三月三”歌会，闻讯赶来听唱盘歌者络绎不绝，计达2000余人。各村选派的歌手150余人，他们登上了歌台，比试歌喉。宁德地委的领导也来到了猴墩村，他们与畲汉村民们一起共度佳节。80年代，百废待兴。这时，猴墩村小学、文化站都进行了修整、改建，村里的小学成了5年一管制的公办学校，还办起了学龄前的幼儿班。村里有一定积蓄的茶人们开始盖起了新房。一年到头，猴墩茶人娶媳妇、嫁女儿的喜事不断。上级又拨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9万元，村里修筑了3公里的乡村公路，公路衔接上了104国道—猴墩茶人的路子越来越宽了。1989年猴墩村被宁德市（县）评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文明村”。
1987年，雷隆琬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军分区、人武部极力推荐他担任镇武装部部长。不久，雷隆琬这个没有当过一天兵的年轻畲族干部，荣任了镇人武部部长职务，成了镇里“带兵（民兵）的人”。
1988年，八都镇政府认为，猴墩村“以（茶）场带户”的工作经验值得总结、推广，又向猴墩茶人提出了“以（茶）场带村”，帮助一个贫困村发展茶叶，脱贫致富。经研究选定了八都镇南岗畲村，雷隆琬领着平湖山茶叶工人来到了南岗村，从开垦茶园到种植茶苗，猴墩茶人都悉心进行技术指导，他们还为南岗村提供了茶叶良种。猴墩茶人觉得，能到邻村传授茶经是一种殊荣，也是百年茶技的展示。南岗村新开的百亩茶园给当地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80年代开始，猴墩畲村的知名度越来越大，一是猴墩的茶人，二是猴墩的茶叶，三是猴墩的畲歌。那时，宁德地区举行闽东畲族文化艺术节，有猴墩茶人的参与。福安市（县）举办了两届茶文化节，都邀请了猴墩茶人。宁德地区要派代表到南宁参加全国文化艺术节，猴墩茶人被选上。日本、台湾的专家、学者到猴墩调查、采风。中国民族音像出版社和日本JVC公司联合拍摄55个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记录片，他们到了猴墩村，邀请猴墩茶人唱几乎绝版的畲族音乐演唱形式—“双音”。
二十四、女儿雷建英
说来真巧，“7”字对于雷家，始终是一个吉祥的数字。雷隆琬、蓝淑英都是7岁到雷家，而雷隆琬的女儿雷建英也是7岁到雷家的。雷建英生于1971年10月，与哥哥雷建强同龄，比哥哥小6个月。她的生父姓刘，是八都镇茶叶站的评茶师，专门给进站的茶叶评定级别。雷隆琬在送茶进站的过程中，和刘茶师相识。逐渐地，他们俩成了莫逆之交。刘茶师自告奋勇、心甘情愿地将爱女送给雷隆琬，不是因为自己家道贫寒，更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而纯粹是一种友谊，一种值得信赖而永远珍惜的情感。雷隆琬欣然接受了挚友的特殊“礼物”，一种值得永远珍藏的无价至宝。
雷建英在父母身边的八都镇上小学，她从小爱学习，很用功，从来不要大人督促。中学在宁德一中，与同学们相处得好。她独立性很强，做事像男孩子，干脆利落。对于女儿的学习情况，父亲谈不上许多，他说，和一般的好孩子一样，凭她自己努力，不求人，顺顺当当地读完了中学上大学，她成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88级经济管理专业学生。上学时，父母觉得女孩子上了大学，应该有一两件像模像样的衣服，就专门给钱叫她到北京选几件衣服。她到了北京，还是穿中学时的学生装，用买衣服的钱买了傻瓜照相机，利用节假日，和同学们结伴到了长城、故宫等名胜古迹。她给父母亲寄回了大量的彩色照片，父亲瞧见了女孩子的一大摞照片，直摇头，半嗔半喜地说——这孩子！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发生，学校里很混乱，上不了课。雷建英没有钱，就想起了一个冒险的计划，跑回福建老家。她买了1张站台票，混上了火车。火车在杭州整整停留了1天1夜。几经周折，她终于回到了福建老家。见到了孩子，父母亲如释重负。处于非常时期的非常行动，父亲原谅了孩子。
4年的大学生活，雷建英成熟了许多。她的成绩，门门过关，英语还通过了六级考试。厦门的企业到北京招聘人才，一下子看中了她。
1992年雷建英毕业后，在厦门工作。每年春节她都回家过年。结了婚后，她还一如既往，和丈夫一起回老家过年。雷隆琬患有轻度糖尿病，雷建英专门从美国买回了药品给父亲。雷隆琬对女儿是赞不绝口的。
雷家三代人，若以血缘而言，都不算纯粹。雷昌坚不是阿妈“大耳婆”蓝银妹所生，雷隆琬不是雷昌坚的亲生儿子，雷建英也不是雷隆琬的亲生女儿。但是，在雷家，不管是长辈或者晚辈，他们都充当了应有的角色，并根据自身所处的家庭角色位置，具备了发自内心的、无私的，对家人的亲情和对家庭的责任。山高海深的养育之恩，树叶对根的报恩之情，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一切都变做顺理成章。一点也不虚伪，也不娇柔造作。因为，家庭的亲情、道义、权利和职责，血缘关系并不是惟一的前提，姻亲关系也不是惟一的依据。如果是谊子义女，只要有着一以贯之的良好的家训与家风，有长辈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家庭成员之间的水乳交融，永远关心他人，爱护他人，三者的互动就形成了一种支撑幸福余庆之家的张力，就像是合金钢的熔炼，就如是五谷酒的酝酿。
笔者拨通了厦门雷建英家的电话，她不在家，她的先生张清玉接了电话。他是三明宁化的客家人，毕业于南京航天航空大学。笔者开玩笑说，自古“畲（族）—客（家）”不分家，你们二人的结合也是历史的必然吧？他以笑声表示默认。
以下是我们二人的简短的通话：
笔者：雷建英在厦门柯达公司从事什么工作？她干得怎样？
张清玉：她在公司的人事部门工作，外国人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都与国人不同，但是，她还是胜任的。
笔者：听说她不久去了美国学习，后来又去了澳大利亚。是吗？
张清玉：是的，她现在还在澳大利亚。她主要是学习管理，公司很信任她，派她去的。
笔者：她一到厦门就到柯达公司吗？
张清玉：不是，她到了厦门先后在两家公司做事，第三家才是柯达公司。在那里，她已经干了4年，能得心应手。
笔者：听说，你们在厦门干得不错，还买了房子、私家车。能谈一谈您的工作吗？
张清玉：我是自己办公司，搞电子方面的。目前，公司的进展还行。我们买了100多平米的写字楼，用于公司的办公。住房并不大，有车。
笔者：您觉得雷建英是一个怎样的人？
张清玉：她敬业、开朗、活泼。
笔者：贤惠吗？
张清玉：贤惠！……
我们的谈话证实了父亲对女儿的评价。雷隆琬告诉笔者，雷建英一家现在还不想要孩子，他们夫妻双方，各自都有自己心爱的事业，各人都忙不过来。以事业为重，生儿育女的事就往后挪了。
与父亲谈起女儿，雷隆琬自豪地说：虽然雷建英不涉茶事，也远离茶区。但是，她从小得到茶之精、气、神。她永远忘不了故乡猴墩的茶树、茶人、茶事、茶情，她是身处厦门特区，心系猴墩茶乡的茶人后代。
二十五、雷隆玠——猴墩茶商的第五代传人
猴墩村里是茶的世界。家家户户都种茶，多者十余亩，少者二三亩，猴墩私家茶园共500多亩；家家户户都爱茶，说起茶事来，眉飞色舞，几天几夜说不完。人们一年365天，天天喝茶，其中有人还醉过茶，茶醉不像酒醉，茶醉是一首充满悖论的诗——既清醒又迷糊，心游八极，身却不动，一种亢奋至极的镇定，一种手足无措的消沉。
说起雷隆琬的小弟弟雷隆玠，猴墩茶人当刮目相看。他是拥有560亩茶林的平湖山茶场的5个承包者之一。他们办起了猴墩独家的茶叶粗制厂，粗加工的茶叶销往八都镇王家山牌茶叶精制厂。他们收购村里500多亩猴墩私家茶园的头春的茶青。为了保证茶叶质量，他们要求并指导猴墩茶人们合理使用无公害的生物农药。雷隆玠是猴墩雷昌坚家地地道道的茶人新生代，也是茶商雷志波的货真价实的第5代传人。在承包者中还有一位也是雷志波的后代，他的堂兄弟。
雷隆玠与大哥雷隆琬的两个孩子同龄，从小他与哥哥的孩子雷建强等人在一起，无形之中，仿佛是与大哥的儿子们同辈，而与大哥却像是隔了一代人。长时间里，在哥哥的面前他是大人，但是，在侄儿侄女面前，他却是小孩—他是在年龄和身分充满矛盾的情景长大成人的。他与阿奶钟氏生活的时间最长，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阿奶。他尊敬长辈，从来没有与哥哥们红过脸。猴墩老家主要由他操持着，阿奶在他身边。他的妻子是他的同村，也姓雷。他们有一个男孩，日子过得甜甜美美。他勤劳、善良、聪明，既有着和阿奶一样的平和恬淡的心态，也遗传了高祖雷志波那商家独有的机灵和黠慧。
他在猴墩小学读书，后来又到八都中学读初中。因为，父亲去世，家庭困难，就辍学了。他几乎没有离开猴墩几天，是猴墩村的米汤和茶汤灌大的。1984年，雷隆玠的嫂嫂蓝淑英随哥哥雷隆琬到了八都镇，她留下的店铺由雷隆玠接替，那年他14岁。
从雷隆玠懂事的那一天起，他看着老茶树抽出新枝，新茶树长出壮芽。看到了大人们砍倒了干枯老化的茶树，原地植上了良种新苗。他遇到外地茶商到村里收购茶青，村里人与他们讨价还价。从雷隆玠懂事开始，他几乎是猴墩村的每一件茶事的目击者或参与者。19岁那年，他曾与一位同村青年一起开始了茶叶生意。他自己开垦了6亩多茶园。
雷隆琬谈起了他和小弟弟雷隆玠的区别：我俩文化程度不高，都是初中毕业，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最大区别是，弟弟他第一天想干什么，第二天就会不假思索地采取行动。而我不行，我会考虑再三，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也许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弟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除了干茶事、农事外，还兼任猴墩村的电工，还办了碾米加工厂。小弟弟觉得原有的老屋住得不舒服，就拆去了临村街店铺的格局，将老屋改造出现在这个样子。他的做法我不赞成，破坏了村街的景观很可惜，而他却不以为然。他说，不破不立嘛！总之，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逻辑，有自己做人的原则与信条。
经专家的检测，平湖山茶树的12项数据全部达标，平湖山茶园属于无公害茶园，因此，平湖山千亩茶林可称得上是绿色茶都。笔者与猴墩的新一代茶人谈起猴墩茶事，谈平湖山的未来，他们显得异常的激动。你一言，我一语，群情激昂：
修一条盘山公路直通山顶，建几处休闲小屋招徕游客，一项观光茶业旅游计划在心中升腾。建精制厂，设购销网点，小包装上市，看似百年前的旧业重操，实质是百年前旧业的超越，打上百年前的老字号，推向新千年的新茶市。要在新世纪初重振茶市雄风，驰骋茶叶商场，就全靠这些茶人新生代了。
问起雷隆玠，这几年的生意有没有亏本？
他回答：还好，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麻烦。
问他想出去闯世界吗？
他不假思索地应声：想！
接着他又补充一句：目前条件不成熟，万一走出去了，血本无归就糟了。
问他最感不足的是什么？
他说：一文化水平不高，二资金不足。
二十六、“中华畲族宫”的“庙祝”
雷隆琬后来任八都镇党委副书记，1992年调到了霍童镇，次年又调到七都镇，都是任副书记。1996年调任宁德市（县）民委副主任。后来机构调整，他作为副主任科员，负责“中华畲族宫”二期工程的建设工作。
中华畲族宫是以畲民家族中的盘瓠传说和河南传说为理念而建成的畲族标志性建筑群，是宁德地区、宁德市（县）的政府行为，也表达了当地畲民的愿望。第一期工程建成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为建筑物题名。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田纪云、布赫先后到过中华畲族宫。历任省委书记陈明义、宋德福也都到过那里。他们在那里了解了畲族的历史、文化。1995年11月，福建省旅游局、宁德地区行署和宁德市联合主办了“’95中国·闽东畲族风情旅游节”，活动的开幕式定在中华畲族宫。来自欧、美、东南亚国家以及台、港、澳地区的宾客，浙江、安徽、广东、江西、湖南等13个省、市的畲族宗亲以及专家、学者4万多人出席了载歌载舞的开幕式。
当地人说，中华畲族宫里有两件奇事：其一，凡是在那里举行大型活动，从来都是好天气。即使原是大雨滂沱，只要宣布活动开始，即刻便云散雨收，天空放晴。其二，那忠勇王殿里的两尊坐像—忠勇王与三公主，特别灵验，他们没有民族偏见，不管是畲民还是汉人，有求必应。那坐像是畲山的红豆杉雕制而成，坐像开光时，畲族巫师行罡作法，历时3天3夜。
中华畲族宫的建筑群占地50亩，成了宁德地区颇具特色的民族旅游景观。宁德地区行署又投入资金，进行二期工程的建设，雷隆琬被派往负责工程的实施。二期工程完工后，他便留在那里，负责平时的接待工作。同事、朋友戏称他是宫里的“庙祝”，他却不在乎名分，还是克尽职守、乐此不疲。雷隆琬来自猴墩的茶人之家，耳濡目染畲民的茶文化，如今，调到中华畲族宫从事畲族文化景观的宣传，他的视野更开阔了。
石壁岭上东岭村
宋建勋
霍童小石通往池头，直至屏南各地的大道中，有处险要地段，人称“石壁岭”，可知其为险要、陡峭之地了。曾是明朝时“戚家军”伏击、歼灭倭寇的古战场。仰头即见主峰山，人称“金佛顶”，在这条古道上串连着上东岗、下东岗、岭尾、百井、半岭等小畲村，恰似金佛项下、胸前挂着的璎珞。兰、钟、雷三姓的先人们在此地定居、耕作、生活而形成这些小村寨。合作社时期属于霍童小石大队管理，直至1994年才从小石村委析出，成立“东岭畲族行政村”。此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关怀下，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昔日贫穷、落后的小畲村，遂步入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脱贫、温饱、奔小康，千百年来落伍的小畲村在二十多年间翻了身，基本上跟上了时代发展步伐，几年来取得的成绩和荣誉有：2015年评为第十二届市级“文明村”；2016年列为第三批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试点村。
追溯东岭开基建村的历史，大概在三百多年前的康乾盛世，兰姓最早到达半岭村定居。在那个时代，有一个经济项目一一种植大叶青，制成菁靛，外销到浙江宁波一带，其规模同现在茶叶生产一样，满山遍野地种植。勤劳勇敢是畲族人的本性，钟、雷二姓的先人前后从福安等地来到小石腹地安营扎寨，开荒种青，加工成青兰色染料，叫青靛，外销浙江、宁波一带，用于印染布、衣等。小石山谷土质肥沃，适宜种青，所种出的青叶叶片大、肥厚，是沤制青靛的上等原料。而且小石山涧水源充足，落差大，两旁构筑的制青池，星罗棋布，从山上往下看像大大小小的水井，“百井村”由此而得名。原有9个自然村，属于小石大队管理，成立畲族行政村后，实现了“造福工程”，搬迁拼村，将山区分散的、有地质和自然灾害隐患的、生产生活不便的全部搬迁到“景洋”、“宅里”来，现在拼成四个自然村，人口909人，其中畲族人口约占70％。
东岭村地处交通要道，饱受解放前的苦难，有着坚强的革命信念和牢靠的群众基础，所以在革命战争年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解放后都被列入“革命基点村”。早在1933年，叶飞、颜阿兰组织“霍童农民暴动”之后，有了自己的武器和队伍，在半岭村成立“闽东工农游击第三支队”，随即在半岭村成立了宁德县第一个村党支部。东岭村就有谢红孙、蓝林清、黄江桃、宋奶滚、谢成可等人参加。这支队伍参加了1934年于支提寺成立的“闽东独立师”。1937年“闽东独立师”于桃花溪集结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挥师北上抗日。
1984年陈挺将军在县老区办主任蓝胜才、副主任陈华斌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小石村，陈司令看着熟悉的山头和地形，告诉我们说：在1937年春，由于缺医少药，山区和游击队伍中爆发了疥疮，他也染上了。这种病太难受了，一是痒，其痒无比，那时有句形容人生感觉快意的话说“一是做皇帝，二是抓痧疥”一一疥疮发作，开始时发痒，要抓了才舒服，后来就流脓、流血水，结痂后和衣服粘在一起，全身溃烂，连衣服剥下来，血水淋漓，且臭不可闻。感染上这病怎么能带兵打仗，于是他来到下东岗的大坪岗的黄仸树家。这家地形好，站在坪前看到小石一带一览无余，一有风吹草动往后山一钻，就通往坑头一带。且黄仸树一家甚为可靠，其姐黄嫩叶採集许多青草药，有的内服，有的外用洗疥疮，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基本痊愈后又在小石的上野村（基点村）住了一个星期后归队，年底就参加桃坑集结，在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任一营营长，参加北上抗日。
1999年6月，时任福建省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视察东岭村时对东岭村干群说，“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扬长避短，发挥山区优势，搞好茶、果等经济，发展自己的特色。”习近平同志的话，东岭干群牢记心头，创造条件，把东岭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东岭村除传统的农业生产外，主要经济项目是茶叶、脐橙、毛竹的收入。现在村中成立有茶、果合作社，近年发展一家“石蛙养殖”合作社，有百余青年外出务工，主要为建筑泥工、电工，女工则多为营业员和工厂操作工。从第一任党支书刘齐党起．认真抓教育、培育子女，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考入大学的有二十余人，这在落后的山区村，是骄人的成绩。
我的家乡南岗村
钟雷兴
20世纪50年代，南岗还是一个乡。一听这地名，读者多少猜出这是位于山冈之上的村落。在畲民村落的命名中，有直接与风水有关的村名。如福安市有一个畲村的钟姓族人认为，所居处“高冈栖止频回顾，山头择地最为良”，故将村落命名为“山头庄”。我不清楚，历史上南岗的命名如何来的呢？估计是依山南而坐落，因此也叫“南门岗”村，顾名思义吧。
1957年，南门岗被设为乡。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畲族的专一管理。1957年7月8日，由宁德县人民委员会派出工作队到城关区后山乡进行建立民族乡的试点。其后，经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于9月8日正式设立后山、漈头、南山、南岗、北山、新楼、猴盾、雷东9个民族乡。民族事务由本民族人自管。1958年后，随着行政区域的撤区并乡，其后的少数民族事务又归并到新设的行政乡（村）兼管。直到1983年11月，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后，经审定将畲族聚居的19个村庄划为畲族行政村。
南岗乡确切成立的时间为1957年10月10日。乡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11人，其中乡长、副乡长由畲族人担任，委员8人，畲族占6人。管辖水尾、金垂、云淡、韩丹4个村庄。韩丹村辖韩厝林、丹斗自然村，其中丹斗自然村和现在的南岗村一样，是纯畲族村。而云淡村则是一个海岛村，金垂村是沿海的一个大村，这两村以汉族为主，人口数量远远超过南岗村。到了1999年底，宁德市（现在的蕉城区）畲族人口相对聚居地行政村有33个，分布于城南、金涵、漳湾、七都、八都、九都、霍童和飞鸾、赤溪等乡镇。其中分布于八都镇和金涵乡最多，各有七个行政村。
南岗村，过去有近百户人家。近一二十年，多数人家往金垂村、红门里村以及城关等地搬迁。在1999年统计时，主村只有24户人家。近年来各级政府为改善山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实施“造福工程”，扶持边远山区的贫困群众往条件较好的地方搬迁集中，南岗村周围的外厝、水井两个自然村的几户人家也集中到主村来。
现在的南岗村，大部分的土墙厝都改建红砖墙的房子。有一两座房子主人的后代，大概是出于怀旧的心情，保留了原有的旧房，只是做了局部的修缮。
要说南岗村的特色，就是满山郁郁葱葱的树林，植被保护得很好。畲族，自古以来就有在村庄、住宅旁、路边、溪河边等处种树的习惯，大小的畲村均有面积不等的杂木林，畲民称之为“风水林”。自古，相当一部分的畲民开基乔迁伊始，对自身家居的营造方式是依山而建，住宅朴实无华，没有汉族的“泰山石敢当”字样的石碑等用来镇邪的添加物。但畲民谚语云：“造成风水画成龙”，畲家自有畲家的以树木培荫风水的传统。畲民认为，家居环境也许有先天不足，但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家园，作为最有效的培荫风水的办法就是在房前房后植树，在村落周围造林，即可以阻挡山野之风，又可以增添家园之气。
有的畲民家族还将封山造林的规约写进家谱中，好让子子孙孙永远遵守。如清代光绪年间钟大焜《颖川钟氏族谱》记载，福安“仙岭洋乡长生公生道光丁末年（1847年），屋墙外有柳树一株，以为风水，子孙勿得斫伐”。致使补基，在汉族的堪舆家中也较推崇。只是畲家认为，房基植树的作用远不止一个补基功能，还有挡风聚气之功效，维护环境生态，使得村落在形态上更完美，景观上更显得丰富而有生机。
家乡的这些树木，有的历经数百年，默默见证着沧桑岁月。——是啊，这个以山为家，又谦称自己是“山里客人”的民族，和青山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他们爱山，尊重大山，绝不去破坏山的尊严。试问，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山冈顶上最高处错落的三座房子，其中朝北的那座旧式我祖父留下的“土墙厝”，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两个儿子也出生在这里。
老房子面朝东，站在房前三十多米的一小块田地上，视野开阔，可遥望远在天边的东湖，与海天共一色。
这可是一个在我童年中留下奇特记忆的场景。东湖，就是现在宁德市的新城区，和我的家之间，隔着山冈、海湾、村庄和田野，直接距离大约有一二十公里之遥。20世纪在60年代以前，它是宁德县城边上的一片海湾，面积有两万来亩。潮来时，万顷波涛；潮退时，是一望无际的海滩。童年时的我，远望着东湖上的粼粼波光和山冈云霭，感觉是那么的遥远，遥远的似乎在天边云间。60年代中期，东湖经过围垦和开发，成为一片青葱的田畴和众多的湖泊湿地。现在又成了宁德市的新城区，有着繁华的街道、林立的高楼和彻夜不息、流光溢彩的灯火。而这一切，又是童年时站在高高山冈上的我，如何能够想象的出呢！
当年，每当清晨最早的一缕阳光透过云层，照在小田地的岩石上时，我常常和同龄的伙伴们，一道站在那里，遥望着晨曦中的东湖。冬天，山村无比的寒冷，而最早到来的阳光给了我温暖，也带给我无限的憧憬。
童年，我走地头、进树林、摘茶叶、做童工、目睹家乡的变迁，感受山民的善良。我热爱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许多年过去了，老房子终究不堪岁月侵蚀，墙残垣断。我的妻子和一个个体养猪专业户的堂孙钟坛金，他们决定在老房子的根基上重新修建。是啊，人，不能忘根！
每逢春节，我都要带着妻子、孩子，回老家看看。一来，教育子女不能忘本；二来，忆苦思甜，感受家乡难得的发展变化，为父老乡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记得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回老家看望他，父亲拉着我的手，走到那块小园地上，指着园埂上的一块岩石说：“伢，你小的时候，经常站在这里，看东湖那边的阳光照在山冈上。伢，我们山哈人，祖祖辈辈就是以山为家。”
以后，我每每回家乡，还能清晰地认得那个位置。望着天边的东湖之景，父亲的话语仿佛又在耳边。
赤溪琴田村史与禁丐碑的故事
蓝神双
琴田村位于蕉城区赤溪镇北松柴岭山区地带，是一个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纯畲族自然村，因村有一丘田，形似一把琵琶琴故名。
琴田村海拔约500米，坐北向南，北枕赤溪镇海拔1200米的第一高峰——背岭峰；南面开阔通透，一眼望穿雁乐溪；东临风光险峻、栩栩如生的狮子山；西攘线条柔美、活灵活现的麒麟山（赤溪人称尖峰顶）。琴田村盛产毛竹、木材、茶叶、生姜，适合放牧高山牛羊，发展养殖业。现有红豆杉苗种基地，大小青苗约20万株。有棘胸蛙养殖基地和高山山羊放养点，有金观音、金牡丹优质茶园20多亩。
琴田村，现有畲族同胞49户，207人（蓝姓181人，雷姓26人）。蓝氏祖先存通公于清朝雍正元年（1732年）由周宁县咸村镇云门畲族村迁居下琴田（当时称岭田），后分居上琴田，也有迁居宁德桥头、福安、罗源、漳浦等地。过去，琴田村村民多与福安、周宁、宁德本族的异姓通婚（20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与汉族通婚），过着刀耕火种、肩挑手提的农耕生活，留下了生生不息的文明。
琴田村畲语、畲歌流传正统，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宁德地区有着“没吃莫走白秀岭，没歌莫上琴田山”的美誉。清朝嘉庆年间，琴田村人口达三百多，建有一座宗祠和高祖宫，常常演闽剧三天三夜，亲友观光络绎不绝。该宗祠和高祖宫毁于1966年8月的14号台风，但先人在祈福宫边植下的八棵松树，今还有一株苍翠遒劲，后人赏之，敬畏生命之情油然而生。
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村民蓝先寿等人因受恶丐流痞的强乞，困苦难言而告状，宁德县正堂核准禁恶丐进村，具体言辞立碑村口，留存至今。碑文内容是：
奉县告照
钦加同知衔，特受宁德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韩为出示严禁事。本年七月二十八日，据十一都岑田村畲民蓝先寿、洋成、同先、春顺、伏成，雷朝子，钟兰邦、清顺，地保傅咸贤、其成等呈补录。寿等岑田上下村、宫后门、肥垅村，有二十多家，筑寮散处一隅，均为农业。近因恶丐群居附村聚赌饮鸦。寿等田园锥扑蹭蹬固已难堪。丐且欺凌地辟，男妇日出耕作，家仅女子幼孩。丐则三五成群勒讨饭米钱文。如遇登场收获，丐则勒索田粟。若非随索随给，敢则入寮吵扰。遇便鸡只、农具，以及屋前蔬菜、柴薪，晒曝粗衫、短裤任意搜取。如值耕农归来，撞见，阻则藉端敲诈，继则引众残疾病丐扛伤变态多方。困苦难言。况岑田地属辟处，从前那有一二流丐到门告乞，寿等给其饭米只钱，丐则欣然而去。近来农景愈歉，丐则愈增。在寿等贫民为作尚难自给，在游手之无赖之辄群党，何侨济为。寿等山乡僻处，非比城市，何堪强丐勒索。如前。惟有恳恩出示严禁，俾恶丐畏法，不至强讨无厌。庶民业得安，地方安靖。为此，俱情佥叩乞台前，思怜前情，示禁施行，合乡感载，颂德千秋。切里等情到县。据此，查恶丐强乞，藉端诋扰，实为闾闰之害。据呈前情，除批示外，合行示禁。为此，示该处诸色人等知悉：嗣后遇流丐到门告乞，如实系贫无聊生者，尔等乃勿吝撮米只钱，随时施给，倘有成群结队多方强索，甚或乘便搜取物件，及以残疾丐类抬赖滋扰，则是既不畏法，断难稍事姑容。准尔等协同乡保获住捆送赴县，以凭究办。但不得擅行殴打，滋生事端，致于并宪，切切毋违，特示。
史传，琴田村数代村民均健身习武，自成一家，曾有冬夜练武声势浩大，以致屋顶难容积雪之美传！在旧社会，有几多村民被充“壮丁”后杳无音信，又有几多畲民参加苏维埃赤卫队，配合闽东独立师激战反动民团，载入英烈史册。如：琴田村赤卫队队长蓝成妹，1932年参加革命，1935年2月在战斗中牺牲，时年21岁……
一代巫师蓝祥观，相传在安乐里呼风唤雨，祈雨羚角吹到哪雨就降到哪，还擅长为村民讲评书《西游记》。其女婿畲族拳师真传弟子雷双凑（原赤溪镇粮站站长支部书记）兼修祖传民间骨伤疗法及畲药。1978年，时任松柴岭村主任的村民蓝同仁（原松柴岭村支书）牵头畲民群策群力建立琴田小学及教学楼，并完善一切教学设备，为培养八十年代的2位师范生和新世纪11位本科生打下了坚实基础。
如今，琴田畲族人民沐浴着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春风，2006年举村搬迁赤溪镇政府所在地——琴田新村，合并了散居在赤溪、由知、尖山等村的畲族同胞。琴田新村现共有畲族60户，285人，大学生13位。今后，琴田新村畲民继续创业家乡生态农业园，接轨国家级美丽乡村建设，将联手赤溪炉头畲族村绿化美化河道，为建设特色畲家寨努力前行！支提山中小畲寨——八斗村
宋建勋
霍童镇八斗畲族行政村，座落在支提山腰，辖有葛藤凤、大兰里、石鼓等五六个自然村。只有八斗村是纯畲族村寨，住着钟、兰、雷三姓三百余人，其中钟姓最多，有二百余人。2013年被评为全国特色村寨；2014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省“千村整治，百村示范”的示范点，第二批省级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称号。
追溯八斗村的历史，据历代相传和族谱记述，在清代的乾隆年间，第十五世祖钟仲酌只身由福安来到霍童石桥黄姓家中当长工。三年来，仲酌以其勤奋、敦厚、老实、吃苦的精神，得到黄姓族人的好评，尤其是黄姓闺女的青睐，认为嫁给这样的汉子一辈子牢靠，肯定幸福。因而仲酌娶了石桥村东家女儿为妻，成了黄姓的东床快婿。黄姓是霍童的大家族，大石一带的山场，土地多为石桥黄姓所有，外人到此定居，都要得到黄姓的许可，交纳山租、地租才允许耕作。石桥东家在远离石桥村近十华里的支提山九肩岭旁有八斗水田（斗是旧时农村土地面积单位，一斗折合公制面积五分左右）。往返耕作甚不方便，既为翁婿，便遣仲酌到此地管业，房子建在八斗田之中，此即村名“八斗”的由来。后仲酌夫妇生育了五个儿子，儿孙满堂。在附近山场内耕种的兰姓、雷姓人家，看到八斗山场较多，适宜人居，同族人在一起，言语相同，便于交流关照，也迁到八斗村来，经过几代人的创业，形成如今的八斗村畲寨的规模。
八斗村地处交通要道，有三条大道在此经过，右边通往官路岔，直至屏南一带；中间往虎浿，至古田县；左边往支提山华严寺，至桃坑、洋中、石后一带。公路交通没有开发以前，霍童凭借溪船运输，成为闽东商业集散地之一，大宗的生活必须品、日用品，山区的农、林产品，须经此三条道路，靠人工挑运，络绎不绝。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革命战争年代里，这里成为游击队重要的交通站。比较突出的有接头户兼交通员雷耳纽、大兰里中心党支部支书陈春生、葛藤凤村交通员谢学椿等等。
解放后，合作化以来，由于同在大石山谷之中，几个村属于山下的大石大队管理，因为大队范围太大，且经济、生产条件不同，所以上半部的八斗村等变化不大。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于2000年，才由大石村析出上半部，成立“八斗畲族行政村”。近年来，在政府民族村特殊政策的关怀和照顾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八斗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经济着力于发展茶、果和中药材等经济项目，着力抓毛竹为主的林业项目。几年的努力，摆脱了贫困，达到温饱，朝着小康的目标努力。基本建设方面：已经路通，硬化公路修通各自然村；电通，全村各户都用上了电能；水通，利用优质山泉，修通了自来水；网络通，昔曰贫穷落后的畲村有了互联网，也融入了外边的大世界；建起了村委办公楼，民族团结展览楼，民族风情广场，村寨彩门等等设施。
八斗村在支提山风景区内，风景奇丽，站在村前，心旷神怡，远近山峦，一览无遗。游后山，山峰叠嶂，流翠欲滴，更有怪石林立，是天然氧吧，是养生休闲的好去处。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有人正在策划，创造山区民族团结特色的“农家乐”项目——避暑、养生、度假山庄。可以相信，八斗村的明天会更好。
畲村又加塘往事
蓝永泉
又加塘畲村位于漳湾镇区南麓5公里，与三都岛隔海相望，依山畔海，居于“五都下”一隅。因原先已有一个里塘，后在外滩围堰一个新塘，故而得名。
开基历史
元朝前这里是一个四面环水的海岛，旧时称马鞍山岛。据《宁德县志》（清版·海道篇）记载：“……三邑界自黄土岩东十里，至蓝田又十里，至马鞍山（注：今马山村），又东北至港尾（注：今拱屿村），至漳湾渐迤而北历东墙……”又曰：“濒临大海，涵虚潆回之气，冲孔动楗，触石生云，是以生养气盛，土脉滋和，百物畅遂。”大意是“五都下”山依着海，海傍着山，山水相伴，说明这里曾经是海水潮汐、海浪潆回涌动的滩涂。明朝后陆续进行海道围堰，把“五都下”诸山包间筑堤为田，形成今天的丘陵起伏，水陆畅道，水肥物丰，经济富庶之乡。又加塘村就是座落在此区域东面海边的一个小村落。
又加塘村，早期称为“弹条寮”。由于当时这里是一片广阔的海域，退潮时滩涂一望无际，海鲜品种十分丰富，其中口味鲜美的“弹条鱼”（即跳鱼）最受当地人青睐，一些路途较远的钩钓弹条鱼高手，如，城关南门、蓝田、六都甚至七都一带高手，常涉足到又加塘海滩或钩、或当、或钓弹条鱼，因潮汐涨落时间不凑巧，而海产品又无法保鲜，因此，就在海岸边搭建一、二座小草楼，一来可供休息，二来又方便把弹条鱼熏烤凉干，易于保藏，故称之为“弹条寮”。随后由于围塘造田，因此，又有称之为“田头厝”或“塘楼”。
又加塘村相对“五都下”诸村来说，开基较晚。经查阅清乾隆版《宁德县志》，内云：“五都五图……统村十有九，曰溪口、蓝田、马山、蒋墺、游墺、东楼、官井、中村、林家池、福林观、汤湾、后湾、港尾、南埕、南山、家洋坂、黄湾、漳湾、岭后。”又加塘村未列其中，说明明末清初时，尚无村落。但据又加塘村的蓝氏、钟氏族谱记载，这两姓畲族先民均在清乾隆一、二年先后迁入，雷氏稍晚，他们都是由山区迁入到沿海来的先民，蓝氏开基世祖是蓝舍公，于清乾隆一年从罗源坝头迁入；钟氏开基世祖钟可安公，于清乾隆二年从金涵上金贝迁入；雷氏开基世祖是雷世旺，原迁出地和迁入具体年代不详。
滨海生产特征
又加塘村畲族先民，由于其祖辈长期居住在山区，已适应了粗放型农耕生活，先期迁入沿海后的这些畲族先民，对“海”的概念比较陌生，依然主要从事农耕生产，以种植水稻、番薯及其它经济作物为生，为适应“海”的辅助生活，必须从零开始学习掌握“海”的生产生活要领：一是要熟悉海水的潮汐规律和大潮、小潮的变化。二是要掌握讨小海的技巧。滩涂有许多可口美味的海产品，如螃蟹、鳗鱼、海蛏、海蛎、鲫鱼、章鱼、蚶、蛤、虾等，数不胜数，它们有的生活在水里，有的生活在泥滩里，有的生活在礁缝里，如何能抓到它们，必须要经过漫长实践摸索，才能掌握技巧。三是橇的运用。橇用整棵木头做成，分为橇头、橇身、橇尾三部分，使用时把橇垫放在橇身适当位置，一边脚跪在橇垫上，双手握住橇头的橇把，另一只脚用劲蹬海泥，即可纵横滑行在泥滩上。橇可分为“大橇”、“小橇”两种，大橇宽约30～40厘米，长约300厘米，可运载从海上收取的海蛏、海蛎、水蛤、海青苔等量大且重的海产品，一般可载货物200～300斤。小橇宽约12～18厘米，长约150厘米，轻便灵活，是讨小海时专用工具。橇的使用是又加塘普遍现象，每个家庭至少拥有1～2张小橇，是漳湾沿海地区使用率最高的一种海上生产工具。四是要有驾驭木船的娴熟功夫。在海边许多活动必须要靠船来运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前，最大的海上生产活动就是如何驾船到官井洋去捕捞黄瓜鱼，俗称“瓜对”，这种捕捞工作一般一年有两次，一次是在农历四、五月份黄瓜鱼洄游官井洋产卵季节，这是“瓜对”撒网捕捞的旺季，一次是农历八月份黄瓜鱼洄游引带幼鱼到深海去觅食，但这个季节渔汛时间一般不足半个月，因此，这一季节很少“瓜对”船到官井洋去捕捞。据说，又加塘村当时有一对“瓜对”船。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由于渔业生产方式得到大幅提升，尤其是大型远洋捕捞机动船的使用，洄游产卵的黄瓜鱼被大量拦截捕捞，致使洄游官井洋产卵的黄瓜鱼数量急剧减少，因此，这种“瓜对”捕捞活动渐渐衰落，直至消失。但村里仍然保留有一艘俗称“长叟”船（即大风帆船）和一艘舢板船，主要作为海上生产生活运输用。
遭遇天灾人祸
又加塘村自开基以来，先后遭遇四大灾难。一是解放前全村十有八、九幼儿常患麻疹痘疹，多半幼儿因病致残或不治而亡。二是自1939年起至1943年夏天（即民国28年至民国32年夏），国民党实行新兵役法征派壮丁，兵役制早期是按照保甲制度调查户籍人口，对年满18至45岁的青壮年男子登记于册，基本原则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刚开始时，有钱人通过贿赂国民党的乡、保、甲长，使适龄壮丁不列入花名册，一般农民想要逃避兵役，就得花钱贿赂乡、保、甲长。由于当时又加塘村的畲族群众比较贫困，一家人还难以裹腹，哪来的钱去贿赂，只好去充当兵役，到后期特别是到1942～1943年，兵源逐渐枯竭，而乡、保、甲长又擅自增加征兵名额，在又加塘强力实行“三抽二、二抽一”手段，当时又加塘村是属于汤湾村管辖下的一个畲族自然村，由于受大汉族主义思潮影响，“保长”把派壮丁任务名额大肆强加到又加塘村。据不完全统计，仅这两年本村先后被征、抓、卖壮丁人数高达30多人，其中“下寮”一家7口男丁，全被抓走，被迫无奈只得卖掉房屋，用钱抵数，才赎回一个男丁。当时被抓走的壮丁约占全村总人口的15％，占青壮人数的70％，除极少数逃跑回来外，大部分客死他乡，只有一个成为后来的“解放兵”，光荣地加入共产党部队。三是1960年由于遇上大饥荒，人们饥不择食，有食海青苔的、山芋皮的，野草、野菜都成裹腹之物，结果大部分村民患上浮肿、大肚皮等疾病，致使全村多人不治身亡。四是1966年农历八月十九日第14号超级台风（风力达18级），在宁德三都澳登陆，又恰逢天文大潮水，又加塘村塘堤迅速被狂风巨浪冲垮，形成三个大的决口，海水汹涌而入，瞬间淹没了正在抽穗的晚季水稻、大片农作物及渔塘，同时，里塘在海浪的冲击下，也很快溃堤，造成这一年农业生产颗粒无收，并造成田边两栋新落成房屋被倒灌的海浪冲垮倒塌。
设立行政村
又加塘村于1988年从汤湾村分离出来，成为畲族行政村，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蓝慈爱、村民主任钟成其。村部设主村又加塘，下辖5个自然村，分别为又加塘主村、南下山村、中村、杨厝山村（新村）。其中，杨厝山村原属牛港塘自然村，该村大约于1969-1975年间，由周边部分畲族群众迁入，其中大部分由又加塘村移居来的，共有8户，1999年实行“造福工程”，该村又从牛港塘村迁移至又加塘村边的杨厝山（新村）安居。又加塘村现有总人口475人，全村拥有水田361.78亩，旱地122亩，农地150亩，林地451亩，滩涂75亩。其中主村人口335人，为纯畲族村。畲族群众相互间统称为“山哈”，村内使用畲族口头语言，但目前畲族口头说唱文化已呈现日渐淡化趋势。
从官禁乞丐告示碑看晚清畲村治安状况
钟荣富
目前，我区已发现六通晚清时期的官禁乞丐告示碑，分别为：八都猴盾村《官禁乞丐告示碑》、八都南岗村《奉县告照碑》，七都外洋村高山自然村《官禁乞丐告示碑》、七都三屿村海潮山自然村《奉县告照碑》、飞鸾新岩村长园自然村《奉县告照碑》、赤溪松岭村琴田自然村《奉县告照碑》。（以下简称“禁丐碑”）。
这六通碑刻所处位置有其相同之处：全部立于畲族村落，且全部都是立于相对偏僻的山区村庄。居住在平原的畲族村落和蕉城区所有汉族居住的村落，目前还没有发现类似内容的石碑刻。这六通碑刻所立时期也有其相同之处：均立于清光绪年间，最早的是长园村《奉县告照碑》，立于清光绪三年（1877），最迟的是琴田村《奉县告照碑》，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其余四通都是立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
猴盾官禁乞丐告示碑，位于八都镇猴盾村西南约800米的路边，嵌于路边土坡中。边用砖块砌筑，坐北向南，碑青石质地，高155厘米，宽56厘米，厚11厘米，长方形，碑文楷书，清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立。
高山官禁乞丐告示碑，位于七都镇外洋村高山自然村村口路边。碑青石质地，长方形，高126厘米，宽56厘米，厚12厘米。碑文楷书，共15行540个字。清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初立。
七都三屿海潮山村奉县告照碑，位于七都镇三屿村海潮山自然村东南约100米路边。坐西向东，碑青石质地，高147厘米，宽59厘米，厚12厘米，长方形，碑文楷书，清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立。
八都南岗村奉县告照碑，位于八都镇南岗村后岗山自然村西约100米路边。坐北向南，碑青石质地，高154厘米，宽62厘米，厚14厘米，长方形，碑文楷书，清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立，碑文与七都三屿海潮山村奉县告照碑相同。
八都猴盾《官禁乞丐告示碑》载：“流丐俞增，逐日成群，苛勒钱文，多方刁难。若见屋中无人，径入室内，威哧妇孺，或攫取家私衣服，或攘窃鸡豚农具，尚与计较，则拚赖诈事。”
七都三屿海潮山村《奉县告照碑》载：“出示严禁恶丐强乞以静地方事……”、“恶丐结党成群，横行乞食。每至收成之时，丐等聚夥，身怀利刃，环集田园强欲讨要稻谷几斤，不遂其欲，甚至持刀嚇诈，拦阻打稻，不容收获。稍与计较，则装伤倒诬，鸠集多人，拼命讹赖，不服理喻。山村家数既稀，来城控告路途又远，惟以无事为安，逐至任其诈索。即非收获之时，每到各家勒乞，不如其意，则鸡豚，农具皆敢窃取。”
从以上碑刻记载的内容可以窥见，所谓“恶丐强乞”，其实已经大大超出了强乞的范围，其行为已不限于强乞，更有偷盗、强抢、敲诈、勒索等。而所谓“恶丐”其实是社会上一些地痞无赖、好吃懒做的流氓恶棍。并已形成了一股扰乱畲村社会治安的恶势力，成为危害地方的一块毒瘤。可见当时偏远畲村是盗贼横行、敲诈勒索、无所顾忌，社会治安十分混乱。
畲村受到“恶丐”之害，应该在清中期就有了，到清晚期普遍存在，且越来越多。闽东地区其他县也存在这种现象，目前在霞浦县的畲村也发现了多通相类似的“禁丐碑”。
“恶丐”的猖獗，首先有其时代背景，清晚期的光绪年间，实际掌权者慈禧腐化，光绪无能，政治黑暗腐朽，各种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都发生在这个时期。特别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慈禧太后举全国之力举办60大寿，二是中日爆发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在朝迁市变动荡不安之际，必然也是社会最混乱之时，特别在基层社会更是处于无政府状态，村级的管理只能依靠地保、乡规民约以及家族的力量来管理，这种管理往往都是极其有限的。其次畲族村落大多地处偏僻的山野，村落分散，单个村庄人口数量比较少，势单力薄，单靠一个村的力量是无法抵御屡禁不止的“恶丐”现象发生。况且畲族群众多以务农为主，朴素本分、终年勤劳耕作，只为糊口养家，没有更多的经济收入。遇事多以无事相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得“恶丐”更加猖獗，肆无忌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付“恶丐”，乡村士绅以及地保就会出面求救于县衙，以县衙的名义出示公文，严禁“恶丐强乞”，维护畲村的安宁。“禁丐碑”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七都三屿海潮山村《奉县告照碑》中提到“倘敢再犯前情，准该乡民等会同地保擭送赴……凭律究惩，同时责成丐首严加管束”等措施，在某一个时期里，可能对“恶丐”起到了一定的危慑作用，但并不能给畲村带来永久的太平日子，更无法使畲村一劳永逸地免受“恶丐”的侵扰。而依靠自身力量，组织自卫队伍才是解决“恶丐”侵扰的最有效办法。如，八都镇猴盾村，在清嘉庆年间，成立了一支村民自卫队伍，名为“巡洋社”，而且还获得县衙的批准，取得证书，在村内召集青年人进行习武健身，以抵御“恶丐”强乞，通过这种自行防卫的方式，有效解决“恶丐”问题，得到了一方安宁。这种方法也被其他畲族村民仿效，以致于闽东地区大多数畲村都有习武的风俗，并形成了畲族独特武术套路。如：霞浦溪坪畲族武术盆柴槌和福安金斗洋畲族拳，分别被省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和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外，还有蕉城区金涵下申厝拳术与棍术、霞浦畲族武术白鹤拳、霞浦畲族武术牛家拳，被宁德市政府公布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遗存下来的畲族武术与晚清时期的畲村社会治安混乱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蕉城区目前发现的六通“禁丐碑”，向我们诉说着100多年前畲族村落的社会治安状况，深刻反映了旧社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畲族群众，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畲族先民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饱经风霜，历劫苦难，受人欺凌，何等之艰辛。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党中央民族优惠政策的落实，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畲汉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今天，七都高山畲族村和海潮山畲族村、飞鸾长园畲族村、赤溪琴田畲族村等一大批居住在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环境恶劣的村庄，在前些年的政府造福工程项目中，都进行了搬迁，改变了原有的居住条件。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百年前发生在畲族村落的“恶丐”强乞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清末柴坑村山场纠纷轶事
林裕峰
蕉城区九都镇柴坑村为畲族村，村民400余人，全村均为钟姓。柴坑村钟氏宗谱记载柴坑钟姓为明正德丙子年公元1457年自浙江里安东庄迁来，此后五百六十余年间自柴坑村播迁散居于九都镇、霍童镇、金涵乡、福安市等地。
柴坑村钟氏祠堂为清末重修，土木结构穿斗式建筑，土墙灰瓦，风格粗犷。祠堂内正中央置有忠勇王塑像。相传忠勇王娶高辛帝三公主为妻，婚后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请高辛王赏赐姓氏。大儿子出生时装在盘子里，所以赐姓盘；二儿子出生时装在篮子里，就赐姓蓝；三儿子的姓不好定，高辛王正在思考，恰好天上打雷，就赐姓雷。忠勇王的小女儿嫁给一个姓钟的军人，她的子孙就姓钟。因忠勇王斩番王有功，高辛帝还降旨免除子孙千秋万代之徭役。因此，自有史记载以来，柴坑村家家户户厅堂中都贴有“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敕赐，名垂后裔皇子王孙免差摇”的对联。
在这么一座藏于山腰处不显眼的祠堂，刻写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祠堂大厅右侧土墙内嵌有一块青石碑，掩于木柱后，石碑长约一米，宽约六十公分。
石碑内容为：
“钦加同知衔署宁德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刘为给发印照管业事案据钟蓝寿、钟贤传等与曹宗盛等赴府互相控争柴坑山场等情一案，各前县叠次訉断抗不遵依，以致互控十五载案未完结。本县莅任以后即据两造呈催前来，当经饬传原被到案，訉明两造俱无确据可凭，察出该山系属远年无主之业，互相觊觎希图，攘为己有，是以互相控争缠讼不休，殊深愤懑。惟此案前经彭前县断令曹宗盛等应赔拆毁钟姓祠堂钱壹佰伍拾仟文。今本县业已明察暗访出该山既非曹姓物业之产，本应将山充公用，因念钟姓四十余家居住该处全赖此山营生，准情酌断钟贤传等免收彭前县断令曹姓应赔折毁祠堂钱壹佰伍拾仟文，另外措缴现钱贰佰仟文给发曹宗盛等承领，连应赔钟姓祠堂钱共计叁佰伍拾仟文，着曹姓另购别山。所争之柴坑山场当经断归钟贤传等永远管业，按年完税，两造各得其平，无偏无依，永断葛藤，两造允服，各具遵依，各结完案。自断之后倘日久年远曹姓敢再妄生希冀翻异争控以及别姓相争情事，准予钟姓随时指名呈请究辨，兹据钟贤传等措缴遵断市番壹佰捌拾壹元捌角壹分捌厘，每元按照市价壹仟壹佰文，计算共合钱贰佰仟文到案，饬传曹宗盛等赴案当堂给发承领，处合给印照。为此照给钟贤传等即便遵照收执，即将断给柴坑山场四至照界管业。每年按则照例完，钟永远干税钱，毋得欠，完致干追，毋违此照。右照给钟贤传等准此。光绪五年二月十五日。”
这一块青石碑的背后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同治三年（1864年），这一年太平天国天京失陷，这一年大洋彼岸的美国还在南北战争，在宁德县的九都柴坑村发生了一起山产纠纷，纠纷双方分别为柴坑村村民和他村曹宗盛等村民。多年来，柴坑村村民在与他村曹宗盛等村民的争斗中处于弱势，就连本族宗祠也被拆毁。于是以钟蓝寿、钟贤传等为代表的柴坑村村民，将曹宗盛等村民告到宁德县衙。彭姓知县“断令曹宗盛等应赔拆毁钟姓祠堂钱壹佰伍拾仟文”，但双方“不遵依”，以致“互相控争缠讼不休”。
光绪五年（1879年）新任陈知县到任后，双方再次“呈催前来”，经传唤原被告到场，双方“俱无确据可凭”。后由陈知县明察暗访得悉，柴坑山属于无主之产，“互相觊觎希图”欲据为己有，“本应将山充公用，因念钟姓四十余家居住该处全赖此山营生”，故将柴坑山判给柴坑村民，山产按年缴税，不得拖欠，并酌情断令钟贤传等免收前任彭知县判令曹姓应赔偿折毁祠堂的钱壹佰伍拾仟文，再另外措缴现钱贰佰仟文，共计叁佰伍拾仟文，让曹宗盛等村民另购别山。县衙传唤双方到堂，钟蓝寿、钟贤传等村民当场将贰佰仟文，交付给曹宗盛等村民，双方表示服从判决，并领取了凭证。陈知县担忧此案审理后日久年远曹姓以及别姓村民再生事端，准予柴坑村村民随时来县衙，请求官府维护权益。至此，这场持续了十五年的柴坑山产纠纷案结案。
清光绪时一两白银就可满足普通市民家庭一个月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可以想像让当时过着靠山吃山生活柴坑的村民，额外筹措番银是何等艰难的事情。此案后柴坑村民也背负起了巨额的债务，钟氏宗谱记载“其时族下受牵连拖累损财甚巨，负债深重，离乡背井以避其锋，遁求谋以为计活”，这或许也是柴坑钟氏散居各处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兹事体大，也为防止因山产再起纠纷，柴坑村村民将判决书刻于青石碑上，嵌于宗祠土墙内，以示后人。
现今我们除了可以从此碑中读出柴坑畲民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外，也可以从碑文中窥见清朝光绪时的货币兑换比例，地方官员的议叙任用，县级民事案件断案过程，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宁德县畲族革命斗争概况
陈国强
等背景宁德县畲族人民在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时期、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地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活动，对革命事业贡献很大。很多畲族人民聚居地区，都是现在老区基点村。如霍童镇兴贤乡半岭（小石）、上东岗、八斗，华镜乡巫家山，七都乡漈头片、高山，八都镇南岗等。在各个不同革命斗争时期，畲族人民都以实际行动支援了革命斗争，所以，在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史上，畲族人民也有了光辉的一页。
土地革命时期（1931—1934年）
革命前，宁德畲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样受着地主高额地租和高利贷的严重剥削，并受官僚地主的残酷压迫。过去畲族人民所耕地的土地大都是向汉区地主租入的，租额很高，一般是“四六”分或“三七”分，甚至有“二八”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惨重的负担落在畲族人民身上，如壮丁费、保长费、税契等。霍童镇兴贤乡上东岗畲族钟康亮有5个兄弟，壮丁期一到，每次要付出一大笔钱，才能免被抽壮丁。又如钟允添兄弟6人，在壮丁期一到，一次就卖了1头水牛，才得免役。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里，社会风气败坏，盗贼四起，弄得民不聊生。霍童镇兴贤乡八斗村在革命前受到土匪的严重糟蹋，桃坑匪首陈振甲、黄其经常来村抓人，抢财物，派饷，全村群众夜晚不敢在家睡觉而跑到山上逃避，土匪一来，被抢劫是够厉害的。天湖（涂）匪首经常来村抢牛羊，钟石言一次就被抢去耕牛2头，钟延清的羊1群、牛2头也被抢去。
由于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又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勒索以及土匪的抢劫，畲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畲族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怀着无比的痛恨。当党在宁德县进行地下革命斗争活动，宣传革命道理，提出组织“工农兵”、“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抗租、抗债、抗税”等口号时，得到广大畲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欢迎，特别是当地下革命同志在畲族地区开展革命斗争活动时，更得到畲族人民的同情和大力支持。
在党的领导下，畲族人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活动，并建立了革命组织，如半岭、南岗、八斗等畲族地区都先后在1933—1934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南岗于1934年4月在安德县委阮玉斋（阮英平）同志领导下，成立了南岗苏维埃政府（包括南岗、上元、后岗山、寒垅、水尾5个自然村）。苏维埃政府成员有：主席钟雷细（原民族乡乡长），军事委员钟延细，粮食委员钟学兴，副粮食委员钟亦兴，财政委员钟江志，交通委员钟光清，步哨长钟国品，互济代表钟阿凑，救济代表钟连全。
各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积极开展各种革命斗争活动，给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以有力的打击。如抗租团的组织，给地主阶级以严重的打击。南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同年冬季即开展抗租斗争活动。八都地主郑干记、黄南安、黄成立、黄振义、陈鼎记等的土地租给南岗畲族耕种，这时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革命斗争声势浩大，100多担的租谷被抗下不送。这样一来使地主阶级感到害怕，不敢来村收租。南岗钟石富1户耕作八都地主陈鼎记的田，租谷十多担也全被抗下。早如钟雷细堂兄弟4户，也抗了陈鼎记租谷800多斤。八斗村畲族过去所耕作的土地都是霍童林维添，章佬波地主的，单章佬波的租谷被抗下60多担。这样，使地主阶级再也不敢在乡里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强行收租了。
畲族人民抗租所得的租谷，大部分是作为革命工作同志和游击队用粮，也有部分是分给贫困农民的。南岗苏维埃政府所抗缴的租谷，是供给宁德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用粮，其余的是分给南岗贫苦农民，每人分20斤谷子。由于对地主抗租斗争的胜利，大大地激发了畲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
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除积极进行抗租斗争外，上东岗畲族人民钟康亮、钟陈吉、钟景新、钟久添等9人于1933年参加了青年团组织。加入组织后，帮助革命同志到霍童等地买军需品、手电等，还负责送信到梅坑、坑头、半岭等地，有的带革命同志上山隐蔽，送饭给革命同志吃。除此以外，畲族人民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也为革命事业做了很多工作。南岗畲族除抗租外，还到福安顶头黄岐区开会，又到金垂、云淡一带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南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八都观音亭与国民党民团打过一次，又到福安攻打国民党税务所。通过抗租斗争，畲族人民在经济上与敌人开展了斗争，政治上得到了锻炼，提高了阶级觉悟，更积极地参加斗争。当革命同志到八斗宣传革命道理时，畲族钟伕清、钟成铨、钟延顺等人为他们站岗放哨、运送粮食、买菜、探消息。巫家山许多畲族参加了革命，有的几乎全家都参加了革命，给革命事业很大的支援。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1935—1938）
在党领导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宁德县畲族地区如巫家山、半岭、八斗都成立了农村支部，与汉族人民一起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5年由区委陈春生等2位同志到八斗组织领导农村支部，畲族钟伕清任支书，钟石吉任宣传员，钟石贵任组织委员，钟林祥任调查委员，钟吉祥任肃反委员。在农村支部领导下，他们开展了各项革命工作，如交通运输等工作。1936年畲族钟石言等3人参加游击队三纵队，曾到陈洋、清水岭打击敌人，获得很大胜利，缴获国民党很多枪支和子弹。以后又到周宁、政和交界的蒲岭与敌人打过一次，也获得胜利。
1937年由叶飞同志领导攻打国民党八都区公所，高山很多畲族，巫家山钟天昌、钟天宏也参加，结果攻入八都区公所，缴获国民党很多枪支，获得很大的胜利，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在这时期，畲族人民主要的工作是探敌情，如反动派和土豪的活动情况，并为游击队运送粮食，担任交通步哨等。所以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畲族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也很大。
抗日战争时期（1938—1945年）
红军北上抗日后，畲族人民除参加北上抗日外，并组织配合游击队做好后方各项工作。霍童镇兴贤乡上东岗畲族钟石挺响应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参加北上抗日游击队。没有参加北上抗日的，在后方继续坚持工作，畲族人民遵照叶飞同志“红军北上抗日救国，你们要继续做好后方工作”的指示，在后方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39年宁德县委丁进朝、黄慈祥2位同志到巫家山组织后方游击队，畲族钟连国、钟天昌、钟天宏、钟敬安、钟天聪、钟如登都参加了游击队组织。
1939—1942年春季，丁进朝、黄慈祥、王裕康等3人带领游击队到巫家山开展革命活动。畲族人民积极帮助游击队工作，在山下为游击队建筑了1座草寮，给游击队长期定住下来。丁进朝等3位同志就在草寮里住了一个月之久。以后钟连国、钟天昌、钟天宏又帮游击队在苏虎耳湾头建起1座茅屋，丁进朝等3位同志及游击队又住了2个月时间。后因怕来往足迹被国民党发现，又在石钟壑搭1座秘密楼，使40多个游击队员在秘密楼里住了3个月。钟连国同志帮游击队搞床铺，运粮食及日常用品等，全村畲族人民也为游击队运粮食和到七都买军需品。
1942年10月秘密楼被国民党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从郑坑开来，天还没亮全村就被包围，钟连国、钟天宏、钟敬安、钟天昌等和群众一起被抓。畲族妇女钟景亮被抓去带路。这时，幸好蓝彩容（女）同志早晨很早起床挑水，发现国民党军队，马上把水桶放下，跑了五里多路报告第一岗哨钟进慈，钟进慈再报告给游击队知道。这时游击队员还不想跑，计划吃早饭后才走。当国民党军队快接近楼边，这时被抓去带路的钟景亮同志假喊一声说：“就在这里你们去打吧！”这时楼里游击队知道敌人已来了，才马上从楼后突围，全部游击队安全脱险。这是畲族妇女钟景亮、蓝菜容同志对革命的贡献。类似这种事例很多，如巫家山全村男女老少对革命事业都有贡献。
巫家山这次被包围后，我地下秘密楼被烧掉，畲族人民被抓很多，钟连国同志被抓到郑坑进行严刑拷打，钟天宏也在村里被抓毒打，可是敌人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从此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就在这里建筑1座炮楼，在村里驻扎了55天，畲族人民被国民党严重摧残，全村粮食、衣服、家具什物尽被抢光。钟连国被糟蹋最厉害，人被抓去，给国民党敲诈去300多元，东西如棉被、衣服、米、鸡鸭、豆酱等全被抢走。
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驻扎时期，畲族人民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这样，更激起了他们对反动派的无比痛恨，进一步认识了反动派的丑恶面目。因此，他们更积极地参加革命斗争，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年）
1946年，黄垂明、黄愚妹到巫家山进行革命活动，组织农村代表，畲族有钟连国、钟天昌、钟天宏、钟敬安等5人参加。农村代表主要工作是负责情报、保管、运粮食、交通步哨，并帮助革命同志建立麒麟山、苏虎头、粗坟、溪北路上、竹下、陈家山、小坑里等秘密的党组织。
在这时期里，畲族人民在保护革命同志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当时狡猾的国民党反动派保五团假装由卜龟岭开到郑坑，后又倒转回巫家山来，当时黄垂明同志刚好与群众谈话，畲族妇女得知保五团来了，马上跑去告诉黄垂明同志，使黄垂明同志得以安全转移。
1946—1949年期间，畲族人民主要是带领革命同志运粮食。运粮食方法是由游击队给钱，畲族人民到七都买米挑到巫家山，有时就直接挑到游击队住地去。碰到敌人，就由妇女假装到山上拔兔草或砍柴，把米装到篓里送到游击队。一次钟天昌由七都“白皮红心”保长林玉德交来子弹和枪油，他就绑在身上交给游击队。有时还到七都为游击队买粮食或军需品。
1947年陈富元、阮英平来到上东岗，住在后门山猴洞里十几天，畲族人民为革命同志放步哨、送饭，还有8位妇女由钟陈吉带到霍童为游击队买雨伞、毛巾等。所以，在解放战争期间，畲族人民也积极参加了各种革命斗争活动，支援了解放战争。
畲村苏维埃简介
郑贻雄 整理
1931年3月共产党员颜阿兰到天峰亭、东岗、八斗等畲村活动。1933年，中共安德县委领导人阮英平、钟桂兰到与福安交界的宁德斑竹、社洋、猴盾、葛藤坪、半山、南岗等畲村活动，点燃了革命烈火。1933年，在安德县委领导下，第一支畲族游击队在猴盾村成立。同年6月，这支游击队与霍童暴动时成立的游击队组合，在半岭畲族村组建闽东工农游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颜阿兰。
1934年2月，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紧靠福安县界的猴盾、葛藤坪、半山被划入当时的安南县下南区，也成立了党组织和乡村苏维埃政府。随后，安德县的黄岐区南岗乡、后岗山村，安乐区的小石村也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区政权建立后，各个畲村随即建立自卫武装和通讯联络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租抗粮分田斗争。与此同时，霍童、虎浿一带的畲村天峰亭、院后、半岭、八斗、上下东岗、巫家山、施洋、九仙等村也在宁德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开展了抗租抗粮分田斗争。
自国民党当局对苏区开展“清剿”军事行动以来，苏区的畲村以及邻近畲村也遭受摧残，有14个乡村先后被烧毁或拆毁房屋50多座550多间，被杀干部群众60多人，逼得畲村群众躲进深山老林搭棚窝居，但畲族人民的心是向着共产党的。1935年春，南岗村成立了党支部，到年底有13个畲村建立了党组织。在党领导下，在根据地的丛山密林中建立起无数的秘密洞和草寮，组织起通讯联络网和三条地下供应线，使红军游击队在崇山峻岭中退有所安，食用有所供，讯有所通。1938年春，国共合作，闽东独立师改编新四军六团北上抗日时，有22位畲族青年随军北上。
许多年以后，当年曾在闽东苏区浴血奋战的叶飞将军对畲族是这样评价的：“在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畲族群众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最困难的1935年至1937年，对党支持最大。我们在山上依靠畲族群众掩护，才能坚持。”
巫家山畲村革命故事
乌坑畲族村 钟瑞琴
九都镇乌坑畲族村巫家山畲族自然村，位于九都镇西南部，距镇区约5公里，座落在支提山国家红色旅游九贝公路线一侧。1933年，闽东工农红军游击队在巫家山一带活动，同年秋，建立巫家山地下交通站，1935年9月，正式成立巫家山党组织，是闽东苏区基点村之一，留下许多革命遗址和故事。2015年被区委、区政府列为我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点”。2016年被区委宣传部定为“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地理环境
巫家山，原为巫姓迁居，故名。后钟姓聚居，现全村钟姓，为典型的畲族自然村。村落，坐北朝南，依山阶梯式而建，所在坐落的山型整体像一尊弥勒佛。左右各有两条溪道自上而下，东侧为风水林（年代比建村还早），西侧约800米处山崖下有个溶岩洞，是当时红军在巫家山活动时，为躲避敌人“围剿”或供伤员疗养的秘密场所，后称为红军洞。
正南山，因山型似龟，被称为乌龟山。村落水脉丰富，为七都溪上游，现为七都官昌水库水源上游。
一条约2米宽的鹅卵石古街道横穿村落。村内建筑整体格局保留夯土墙、梁架楼、青瓦屋结构房。最南角有一座大圣宫，村前一条通往七都溪的石阶古道，今保留完好。该村民风淳朴，热情好客，环境优美，路不拾遗。正有“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会始为君开。盘餮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境界。
斗争故事
创建地下交通站。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宁德（蕉城）党组织为加强根据地霍童桃花溪与各地后方的联系，不断创建地下交通站。据闽东党史调查资料记载：1933年秋，闽东党组织派遣林秋光回宁德七都开设“济生堂”药店作为联络点，开辟了“城关——七都——桥头——溪口——巫家山——桃花溪”地下交通线路。后他又与三都地下交通站负责人丁立山取得联系，连接了山区与海上的线路。从福州来到三都的人员，通过这条秘密线路，转到城关，再到七都，进入七都溪谷，再经巫家山，进入苏区根据地桃花溪、梅坑一带。巫家山地下交通站是宁德整个地下联络网络的重要一站，为闽东地下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组织畲族运输队。游击战争时期，红军游击队时常来到巫家山休整、治病。他们一到，村党支部就组织畲族群众到七都运回补给物资。当时，负责为红军游击队筹备各种物资的是以林秋光为站长的七都地下交通站。他们接到通知后，将备好的粮食、药品、油布等物资秘密送到桥头，交给前来的巫家山畲民运输队。由他们挑担沿溪西行，经过溪口村，连夜将物资挑到山里。如路上遇到敌情，运输队就转道北上，由漈头村经高山村，然后回到巫家山。
1935年9月，巫家山正式建立党组织。叶飞、陈挺等红军游击队100多人驻扎在此。从1936年开始，敌人加紧了封锁和搜查，但巫家山畲族群众还是想方设法，或化装成赶集的人，或挑上柴片，秘密地交接物资。有时，将盐或鱼虾装在箩筐底层，中层装上粮食、药品等，最上一层铺上草木灰或其它肥料，然后一肩挑担，一肩荷锄，装着下田送肥的样子，巧妙地避过敌人的搜查。可以说，巫家山成为红军后方游击部队源源不断的重要补给站。
巧送情报，参与红军游击战斗。巫家山群众在村口的大松树上挂了一管竹筒。敌人来了，村口的群众就会敲响竹筒，其他群众听到信号后，便高喊“山猪来了”，从而一山传一山、一岗接一岗地把敌情报给红军游击队，让红军游击队及时转移。
畲族群众还机智灵活地为红军游击队递送情报。有一次，巫家山畲族妇女蓝彩容给游击队送信。为防止意外，她事先找来3枚石子，用野草将信件捆在其中一枚石子上。行至半路，迎面突然走来七八个荷枪实弹的敌人。蓝彩容镇定自若，迅速地将捆有信件的石子顺手扔到草丛，然后若无其事地向敌人走去。敌人吆喝：“站住，干什么？”彩容答道：“走亲戚。”敌班长不信，上下搜查，一无所获。等敌人走远之后，彩容再迅速返回，在草丛中找到信件，顺利送到游击队手里。在畲村，像彩容这样机智的例子，比比皆是。
畲族群众还积极配合、支援红军游击队的战斗。1937年8月，红军攻打八都镇，高山村、巫家山村的畲族赤卫队乔装担柴上街，配合红军作战。不久，他们又配合红军袭击了七都反动民团据点，缴枪多支。1939年8月，巫家山畲族群众配合闽东主力游击队，阻击八都镇反动头子和七都地霸押送私盐的队伍，缴枪8支，截获私盐40多担。
建起“秘密寮”，为红军游击队提供物资保障。1942年4月，闽东特委委员丁进朝率游击队进驻巫家山，畲族群众在阔港山搭起两座“秘密寮”供游击队居住。群众还送锅送碗送粮食给游击队。不久，畲族群众又以狮子耳山、大弯头山，为游击队搭建3座“秘密寮”。游击队粮食困难，群众就挤出自己的口粮支援游击队。“白皮红心”的国民党甲长钟连国还拿出自家的3担甘薯米送给游击队。
8月，国民党派1个营的兵力对游击队发动“围剿”。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巫家山党支部书记钟敬安带领全村群众到人迹罕至的石垱壑再建1座“秘密寮”，让游击队隐蔽。11月9日，国民党保安队50多人向巫家山“进剿”。下午二时许，一位畲族妇女和一位11岁的小孩发现敌人已经到距离巫家山不远的郑坑村，就赶回巫家山报信。钟敬安立即派畲族交通员钟进慈给游击队报信，并吩咐在村外加三重岗哨，在每个山口都派人加强瞭望。
次日清晨，敌人乘山雾弥漫摸上岭头，即被山岗上一位排水的畲族妇女发现，这位妇女群众立即用畲语报信。女交通员蓝彩容一口气跑5里路，赶到石垱壑通报。丁进朝得报后，率队转移，保安队扑了个空。
闽东游击纵队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顽固派的恐慌。7月，国民党顽固派派遣第一〇七师一个营进驻霍童“搜剿”。面对恶劣的形势，丁进朝利用长期战斗在秘密交通战线上的经验，在老区群众大力支持下，出色地组织交通网络，及时掌握敌情，对各项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使游击队行动神速，潜匿无踪。国民党顽军“搜剿”一无所获，国民党宁德县长钟干丞也因“剿共”无力而被撤职查办。
遗址简介
巫家山地下交通站遗址主要有：秘密寮（地下交通站）、七都溪通往巫家山古道、红军医院、红军洞等。
红军医院，是桃花溪闽东独立师后方医院。位于巫家山村内，夯土墙，建筑结构今保留完好。
红军洞。位于巫家山西面，距离村约800米。呈半圆形，遗址宽4米，高3米，深4米，为天然洞穴。这里位置隐蔽，曾经是叶飞、陈挺、黄垂明等革命先辈的住处和闽东独立师的物资储备库，也是闽东的抗日游击队积蓄力量的后方修养疗伤地。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军游击队时常到巫家山休整。至今，红军洞保存完好。现巫家山还保存叶飞、阮英平、丁进朝、黄垂明等老一辈革命者使用过的农具和指导畲民生产的工具。畲村天峰亭的红色历史
郑贻雄 整理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天峰亭村畲族人民为了保卫梅（溪）坑（头）苏区红色政权与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当年，畲村中流传着一首名叫《杀头也要干革命》的歌谣“敢做木头不怕钉，敢做笊篱不怕淋。火烧黄茅心不死，杀头也要干革命。”表达了畲族人民对革命的无限忠诚。
畲村天峰亭坐落宁德虎浿镇北面山坳里，包括天峰亭、天峰院、田坪里、金钟里、笊篱壑五处山楼（自然村），这里山高林密，地势峻峭，东有龙潭峡，西有虎岩头，北有九肩岭，南有五虎头，其间还隐有辟支洞、莲花洞、龙潭洞等洞穴，可聚兵又可囤粮，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土地革命时期，这里的村民仅30户130多人，大多是畲族，只金钟里、笊篱壑有九户谢姓杂居其间。这些人，原先都是受地主恶霸欺凌从外地搬来“做山（上山开荒）”的，过去穷苦，迁居后依旧穷苦。在这里钟谢一家，亲密无间，不分民族，互通婚姻，大伙相依为命，因此都和反对国民党、打土豪的红军游击队心连心。所以红军游击队同志们经常说：“驻扎这里，真是得到地利和人和”。
1933年间，叶飞同志所率领的红军部队就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并选择天峰院、田坪里为落脚点。因为天峰院地形更为险峻，右边临龙潭峡，山峡弯弯曲曲直通霍童梅坑，峡下有涧水、有悬岩、有洞穴，所以红军部队就选择在这里搭棚设厂，作为红军后方医院和服装制造厂。当时，服装厂是由东源村地下党黄昌玺负责，成衣匠有虎贝村的黄登俊，梅鹤村的林崇清，黄柏村的黄顺元等。
红军部队为保障红军伤病员的安全，除在天峰院设后方医院，又在几十里外的梅坑白岩头设伤兵疗养所。碰上国民党军队“围剿”时，如果天峰院形势吃紧，就组织担架队转送伤病员到白岩头；如果白岩头方面吃紧，就转送到天峰院。那时，各个山楼都组织有担架小组，常备担架五六副，一有情况，连夜出动，风雨无阻。担架队还配有医生，医生名祖木，是洋中际头后山村人。他为红军伤病员治病，也常为群众治病，西药和青草并用，医术好，很得群众拥护。
为了保障驻地红军游击队和伤病员的生活物质，天峰亭地下党组织经常派人分批到霍童去购买食盐、咸菜、带鱼、杂蚵等，然后暗地集中送去。有时红军大部队到来，天峰亭党组织还负责筹送粮食、柴草、蔬菜。
天峰亭地形生得好，东西两面是高山，悬岩陡壁，无路通行，只有南北方向有小路分别与虎贝、霍童相通。从北哨站——九肩岔，可鸟瞰霍童来路的情况；从南哨站——梨岔，可鸟瞰虎浿来路的情况。所以，只要看守好南北两向的哨位，就能掌握村外来人的活动情况。
为保卫红军后方医院和服装厂的安全，天峰亭群众坚持日日夜夜在村庄四周站岗放哨。每遇红军游击队进村，村外再加一层岗哨，同时安排三四人作流动哨，大家方才放心。就是游击队离去了，也还得组织儿童、妇女去打扫掩灭游击队走过的足印和痕迹，避免被敌人发现游击队的踪迹。
在三年的游击战争中，尽管国民党保五团几个中队驻扎在虎浿，对苏区展开疯狂围剿，但是天峰亭村的革命群众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在地下党组织的带领下，时刻警惕，认真放哨，严守秘密，所以红军游击队和首长们都愿意住到天峰亭村里。钟陈坤家前后有叶飞，池陈旺、区委老冯，队长黄垂明住过。
1936年10月，百丈岩战斗中，有一个跳岩的游击队员（名×石蜡，据说是霍童石桥人）摔破头面，血淋淋跑到天峰亭村，村民钟伏清发现了，立即将他留下请医治疗和护理，第二天护送他安全归队。
钟陈坤经常为红军游击队送长途秘密信件。东边送霍童桃花溪联络点与吉纯交接，再送新坑联络点与林神达交接；南边送林口村，交陈德维收；西边送中洋里村，交叶书久收，再送桥头村交叶隆丰收。每次送信多在夜晚，所以每每露宿山间，就是送妥了也是不敢贸然回家。每送一次信，都得变换一次方式，有时把秘件用竹叶摺好绑在脚底下，穿上草鞋带走；有时就把秘件塞入竹竿，当作拐仗使用，或者把密件用树叶卷上捆好再塞个小石子捏在手中，晃着膀子走，不会引起别人注意。若遇到危险，及时将藏有密件的树叶连同石子甩出，别人不易发觉，因而也最安全。
每逢送信，钟陈坤总是告诫自己小心再小心，自己杀头事小，泄密事大，每一次都不敢稍有怠忽。所以，送信多年，虽然也几次遇到险情，但他都能顺利完成任务。当然，并不是每人都能避免危险的，有一次，同村的钟耕铨，往霍童送信，被国民党便衣队搜查时不慎露了破绽，惨遭毒打，结果被枪杀于霍童溪尾。敌人的暴行激起了全村群众的义愤，他们化悲痛为力量，采用更隐蔽的方法与敌人作斗争。
日子久了，红军游击队在天峰亭活动的消息传到敌人耳里，其后敌人就经常进村突击搜查。1935年，有一次，前脚游击队30多人来到田坪里，茶烟未沾口，后脚哨兵钟宗林就赶来报告敌人来了，天峰亭村党组织一面派人带路送走游击队，一面让妇女群众假装上山讨猪菜，随后跟去打扫游击队撤退时遗留下的痕迹，全村人都动员起来收拾了一番，才保住了游击队进村的秘密，也保卫了村庄的平安。
1938年3月，伪保五团对苏区进行大围剿，梅坑白岩头伤兵疗养所被发现，宋维叨一座大四扇厝被烧光，来不及撤离的红军伤病员二十多人惨遭枪杀。接着敌人跟踪到天峰院，又把天峰院六座住房全部烧平，同时也把笊篱壑一座烧了，把金钟里二座拆了。
1947年8月，伪保五团又逼天峰亭群众“移民并村”，当日有百余团兵进村，又把天峰亭仅有的六座厝烧光，逼得村民不得不搬到桥头村去居住。
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对天峰亭畲村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摧残，房屋先后被烧了15座，粮食禽畜被掠，生产被破坏，但天峰亭村群众的心仍牵挂在故土，仍然倾向着革命，叨念着亲人红军。他们时常暗地里到天峰亭一带，就地开垦荒园，种上粮食、蔬菜，支持红军游击队，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
当年曾在闽东苏区浴血奋战的叶飞将军对畲族是这样评价的：“在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畲族群众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最困难的1935年至1937年，对党支持最大。我们在山上依靠畲族群众掩护，才能坚持。”
天峰亭村畲族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杰出表现，是对叶飞将军这一评价的生动注脚，也是畲族人民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一个缩影。
附注
注：1、该文原刊于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的《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畲族·猴墩茶人》，本次重版时内容有所增补、订正。
2、《雷氏宗谱》，《源流谱序》，民国十六年（1927年）。
3、蓝鼎元《鹿洲初集》，卷十二。
4、清·乾隆《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志·道路》。
5、清·乾隆《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
6、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
7、《申报》光绪六年（1880年）十二月十一日。
8、衷干：《茶市杂咏》。
9、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140，《国朝宦绩·李殿图条》。
10、黄澍《民国时期的闽东“乞丐节”》，载宁德市蕉城区政协《霍童溪—蕉城母亲河》第171～172页。
11、猴墩《雷氏宗谱》，民国十六年（1927年）。
12、猴墩《雷氏宗谱》，民国十六年（1927年）。
1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注：本文节选自2007年民族出版社《梦里畲乡》（钟雷兴著）
注：碑文录自2001年版《宁德市畲族志》
注：本文选自2010年《闽东文史资料》第九辑《闽东畲族百年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