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霞浦县畲族所从事的经济活动，长期以来都是以农（种植）业为主业，除此以外的各种生产，基本都未脱离农业，未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大都只是作为补充主业的副业。这种状况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有改变。
本章按农村经济统计现行制度规定，结合霞浦畲族经济的实际情况，予以分类记述。
第一节 副业
狩猎
霞浦畲族入迁早期，由于迁徙不定的游耕生产和生活，多居于深山密林中，为食用和消除兽害，狩猎便成为重要的生产活动。这与畲族的开发史有关：畲族先民有的到野兽出没的荒山野林狩猎，随即在那里落脚，垦辟田地，搭寮定居，成为畲村。东安岛上的瓮里畲村就是这样开发启肇的。随着定居和生产的发展，狩猎经济在农业（种植）中的比重逐渐降低，但狩猎活动仍然世代相传。
狩猎工具有弩箭、竹枪、竹吊、笊、累刀、火药铳等。猎手根据野兽出没的规律，还用拦陷井、放暗箭、放绳牵等方法捕获野兽。
弩箭。是早期的工具，猎手把弩放置在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拉好弩，弩上有一根小小的活动针，针上引一根线，畲语称“朗线”。野兽一碰上这根线，活动针一挥，箭就脱弩而出，箭矢上敷有毒药，野兽中箭立毙。
竹枪。制作比较简单。取4～5厘米宽的毛竹，将两头削尖，形如一把尖刀，放入油锅里煎炸，待其颜色变黄时，即取出冷却，这样的竹枪锋利硬韧，多在集体狩猎时使用。
竹吊。即在野兽经常路过的三叉路口或庄稼地里，挖一宽约30～40厘米、深30厘米的小洞，洞口放置一个活动圈，里边拴一个活动针，洞旁置一根毛竹，将毛竹弯腰拉下，把毛竹尾部吊上一根绳子，绳子另一端缚在活动针上，当野兽踏上活动圈时，带动活动针，毛竹上的活动柞就弹动起来，把野兽的脚悬空吊起，二三十公斤到上百公斤的野兽都能擒获。
笊。即囚笼，畲语称“囚”，是诱捕虎豹等大野兽的一种大型木笼。木笼隔成前后两间，中间有活动踏板，里间置鸡、肉等诱饵，当野兽进笼踩上活动踏板时，笼门则自动关闭，野兽即被活捉。
累刀。是专门捕获野猪的工具。即在木槽上设刀，刀刃朝上，放在野猪经常出没的路口，当野猪奔跑撞在刀刃上，肚皮就会被刮破。这种狩猎方法也多用于出现野兽群时，把它们撵到设置累刀的地方，当被惊吓的野兽争先恐后狂跑时，就会被累刀刮破肚皮致死。
陷井。即在野兽经常出没之处，挖掘深约2～3米、宽约50～60厘米的陷井，上面用树枝、茅草伪装起来，放上诱饵，当野兽踩踏上，即陷入坑中被捕捉。
火药铳。用火药铳大大提高了狩猎的生产水平。一般自制，用钢管或铁管作铳筒，木制铳柄，米粒大小的铁砂为弹花，点火引发后，铁砂成堆散开直径1米多，命中率很高。
狩猎的对象有虎、豹、野猪（山猪）、山狗（竹狗）、豪猪、山羊、山麂及山禽等。在长期狩猎生产中，猎手对各种野兽的习性和活动规律一清二楚，能根据各类野兽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猎捕方法
畲民保持着集体狩猎、猎获物平均分配的古老原则。狩猎，时间多在农历正、二、七、八月农闲阶段。每次行猎的时间短则一两天，长达十多天乃至半个月。每次出猎，由三五人或七八人组织成临时小组，作好分工，共同前往狩猎地点。有“踏把”，又称“赶山”，即带领猎狗搜山，把野兽赶出密林；“守把口”又称“把口”，即守候在野兽出没必经的路口要道，伺机射杀。在猎物分配上，参加狩猎者，甚至只是见到猎物者，不论男女老幼，均可分得一份。尤其是猎获到大野兽，除按规定留取外，都是全部平均分完。分配方式，西路与南路不尽相同；西路兽皮归猎手，三只脚及内脏亦归猎手，发现野兽的人获一只脚、半公斤肉，再平分一份肉。剩下的平均分配，猎狗也获一份。小南海边带，中头铳者分四分之一，或在平分一份肉后，再加上内脏和两条兽脚，带猎狗的人多得一份肉，兽皮归猎手。南路一带，中头铳者分得肉的五分之一，脚两只，将野兽赶出密林的，分两只脚，一份肉，猎狗则没有份。狩猎结束，一般都将兽头及内脏带回村，在当晚祭祀祖宗及猎神，尔后将兽头及内脏全部煮熟，让全村老幼都来分吃，吃完为止。如参加猎捕的人多、猎物小，就把猎物煮好，让全村人都来吃一点，这叫做“散野神”。
霞浦畲族狩猎活动相当活跃。据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40年代，盐田西胜各自然村，每年平均猎取60多只麂和10多头山猪，其他小野兽及雉鸡之类则无法统计。海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野兽多，亦是农业大害，特别是野猪，对地瓜、稻谷危害最大。解放前全村计有16把猎枪（铳），每年打死10～13头山猪、30多只麂。50年代以后，牛胶岭、上水、溪坪、洋边、瓦窑头、南门山等许多畲村还有狩猎。但有组织的集体狩猎渐少，多是个人带火药铳和猎狗，不定期的狩猎，有的猎手平时劳动也随带火药铳，见什么就打什么。盐田雷伏灼、墓斗蓝法全、高山蓝石利等都是名闻一方的打猎能手，被评为除兽模范。南门山钟品改1957～1960年的3年间，消灭兽害600多头，其中包括豹2头、山猪47只、山麂58头、豪猪72头，获省民兵积极分子称号，应邀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京等地参观。60年代后，由于山区的原始森林受破坏，野兽无处栖身，濒于绝迹，狩猎活动亦随之减少。鲤鱼山、笕下、溪坪、岭头、南门山等畬村，虽然还有部分的火药铳，但狩猎多有名无实，只是兴趣所至，偶尔为之，狩猎对象多是雉鸡等飞禽。1988年前后，山区野兔大量繁育，便成为狩猎的主要对象。
薪炭
砍柴、烧炭，一直是霞浦畲族的传统副业生产主要项目。通常在农闲季节，男人进山砍伐松木或杂木，砍劈成柴片，俗称“做柴块”，烧木炭，则砍伐木质较硬的杂木（主要是楮木），修窑烧成。妇女、小孩，随时上山砍小灌木，剃松树枝、割芒萁草（龙芒）。自用之外，大部分挑到市集出卖，其收入在畲村家庭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据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解放前夕，每50公斤松柴片约换2.5公斤稻谷，每50公斤木炭约换10公斤稻谷。西胜一些畲村，生活主要来源只有两项：种粮食和烧木炭。龙潭9户畲民，1948年木炭收入折谷1500公斤，而其全年耕作之稻谷，扣除地租之外，只有250公斤。草岗等畲族山村，“副业收入中，主要是柴片，柴片收入对本村生活影响甚大。青皎等沿海近山畲村亦是如此，以柴片与木炭，作主要副业。海边村，解放前89户畲民，年出产50万公斤柴片、25000公斤木炭。两项年收入折3万公斤稻谷。近郊平原，亦多有砍柴，墓斗新厝村，解放前36户畲民，有10户卖柴片，年收入共折谷1530公斤。
50年代初期，霞浦畲族地区仍多以薪炭为重要副业项目。随着农村集体化，经营方式变化，林业生产不断发展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薪炭生产逐渐纳入集体统一管理、经营，不再是副业的重要项目。在50年代末大炼钢铁时，大烧木炭，山林资源破坏殆尽。60年代后，畲族农户零星砍剔一些树枝，割一些芒萁草，倒是不时应市，仍作为家庭小副业。80年代后，城市居民，多改以煤炭、煤油、电，以至液化气作为燃料，薪炭、柴草已经很少应市。
家庭手工业
织麻布 即以苎麻，织成麻布（〓布）。过去，在霞浦畲族地区相当普遍。据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家庭手工业主要指织麻布，这里差不多农家有织布机。畲话（楠机nónggü）。织麻布是畲族妇女的专长，家庭人口多的一年要织70～80尺，人口少的织30～40尺，原料都是自己种的苎麻，有少量是黄麻。麻布都是作外衣备户外劳动之用。布质结实，耐磨损，都是自用，没有出卖的，穿时都染成青、蓝色。织机相当原始，有织机而无机梁。因此，布质稀疏。只织麻布，不织棉布，亦不织棉纱，这大概与山区作物（原料）和民族传统有关”。
邻近城关集镇的部分畲民，亦有将所织的纻布出卖，其数量不多。40年代前后，3.3米纻麻布约值3.5元，折合谷子27公斤左右。50年代畲村仍有织麻布。60年代后，由于国家棉布等布类物资的大量供应，自织纻布这种家庭手工业随之渐趋衰落，70年代后，已大多消失。只是在偏远的个别村才偶尔见到一两件自织的纻布衣衫。至80年代，家庭织布这种手工业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编斗笠 畲族妇女专用的花笠，做工精细，形状优美，具有民族工艺特色，被视为贵重的装饰品（详本书第五编第二章第三节《工艺美术》）。这种斗笠只少量制作，没有大批生产。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水的斗笠销往全县的各个畲村及福安、福鼎等地，很受欢迎。斗笠艺人亦未脱离农业生产劳动。1956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上水著名的编斗笠艺人蓝克宜（有传）、蓝家吾、蓝何宝等人曾组织斗笠生产合作社。1959年，蓝克宜在城关开斗笠店（兼工场）。80年代，上一代的编斗笠艺人相继去世，这种精湛的斗笠编制技术，也随之失传，现有少数人会编，但已不如过去之精美。普通斗笠的编制，与当地汉族基本相同。在畲族地区一直作为一项家庭副业，保持生产。
编扫帚 竹扫帚（柴帚）和菅芦扫帚（菅帚）的手工编制有很长的历史，也是山区村的主要副业之一。二铺、西胜、洋边、鲤鱼山等畲村，长期以来，一直保留这种副业生产。西胜等地的“柴帚”，二铺、洋边等地的“菅帚”，在松城镇一直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尤其是“菅帚”，更是久负盛名，成为一方名优土特产。80年代，洋边村积极发展这一产品，男女老幼都动手编制，扫帚销售，成为该村一项重要的副业收入。
此外，霞浦畲族所从事的副业生产，还有野生植物采集，如采集小竹笋（讨笋仔）、野菇之类野菜，采集土伏苓、金银花之类中草药等。
霞浦畲族从事第二、三产业，通常也计入副业。
1989年，30个畲村副业总产值为162.05万元，在其“五业”中的产值比重为9.04％。
第二节 畜牧业
饲养
霞浦畲族农民，习惯利用山地野生草料，放牧牛羊，利用野菜、甘薯藤、叶（有的加一点粗粮），喂养生猪、鸡、鸭等家畜、家禽。饲养，长期是畲村重要的家庭副业，占有相当比例。故当地畲族谚语有：“一猪还九债”、“喂牛耕田、喂猪过年、喂鸡生蛋换油盐”、“养羊栽姜，发家一场”等等。但在旧社会，畲族田地少，粮食不足，家禽家畜存栏数不多，且比较瘦小。据1958年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西胜，解放前养猪比较普遍，还有少数鸡及少数羊。墓斗新厝村，主要副业是饲养家禽家畜和柴片收入。解放前35户统计就有22户养猪，每年收入折谷6175公斤，家禽鸡鸭不成群，每户每年收入折谷50公斤，共收入谷1750公斤。盐田在1948年3户养猪；下海边3户中农每户都养猪，收入1325公斤谷，10户贫农有7户养猪，养鸡每天可用鸡蛋换油盐。个别户还养几头羊和一二箱蜂。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生产的发展，各种条件的改善，畲族地区饲养家畜家禽已极其普遍，畜牧业呈曲线发展。1957年前，耕牛发展迅速，平均每自然村有3～4头耕牛，生猪存栏户均1头，鸡鸭各家均有饲养。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后，组织了集体养猪场。提倡“千头猪，万斤粮”，将全村个人饲养的猪集中在养猪场，由专人饲养。由于缺乏设备，管理不善，以至生猪大量死亡，生猪存栏数猛降。60年代初，由于连续三年自然大灾害，粮食减产，全县范围发生饥荒，畲族人民用野菜、糠充饥，各畲族乡村的猪、鸡、鸭头数寥寥无几。1962年后，粮食产量上升到1957年的水平，畲村家畜家禽的饲养也随之发展。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饲养业的发展停滞不前。70年代初，家庭饲养受到保护和鼓励，饲养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尚未形成专业饲养。1976年，全县畲族村的生猪存栏数为7256头、牛存栏数为1800头、羊存栏数为4519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各级政府积极扶持养殖事业，畲族地区的饲养也随之发展。随着粮食的增产，饲料增多，市场上还供应工业生产的饲养糠，家庭饲养增多了，畲族地区的生猪存栏数增多，还出现了饲养母猪的专业户。山区畲族村利用草场广阔的优势，发展牛、羊，除耕牛外，长春一带的畲族地区还发展菜牛基地，供应城镇居民的食用牛肉。1981年，溪南白露坑村县、社联营的溪南种羊场引进瑞士“土沙能”奶羊和四川麻羊等。过去只零星饲养的鸡鸭，也被大批饲养，出现了饲养专业户。县民委拨出了经费，积极扶持群众发展饲养业。1984～1989年，共投资14.1万元，扶持了上水、长湖、大浿、溪坪等30个畲村的饲养业。县民委还举办畜牧兽医培训班4期，增强畲族人民的科学饲养知识，禽畜的疫病死亡率大大降低。
1989年，本县畲族地区的猪、牛、羊存栏数为：生猪9943头，户均1.05头，人均0.25头；牛2023头，户均0.21头，人均0.05头；羊12320头，户均1.3头，人均0.31头。分别比1976年增长37.2％、12.3％、172.4％。人均头数均高于全县平均数。
畲族地区散养的鸡约8万只，户均8只，人均2只：鸭1.8万只，户均2只，人均0.5只。青福、墓斗、大沙、溪边、青岙、南塘等地畲民还专业饲养蛋鸭，其他地方也注意引进良种鸡饲养。
盐田、水门、崇儒3个畲族乡，饲养家兔只数分别为100、430、158只，占全县总数的5％。
盐田、水门、崇儒3个畲族乡，养有蜜蜂箱数分别为257、79、63箱，占全县总箱数的43％。年蜜产量分别为10.5吨、1.7吨、1.1吨。
牛黄种殖
牛黄种殖，即在黄牛体内人工种殖牛黄（一种贵重的中药）。1988年，中国社会福利教科文山西中心应用生物研究所霞浦分所，引进这项技术。长春里城下坂畲族农户蓝孝武，自筹资金买了4头黄牛，率先进行试种。经过14个月精心饲养，研究所的技术员在其所种的牛体内取出牛黄32克，价值3200元。同时4头牛还生下4头牛犊，8头牛值4800元。两项收入扣除成本，获纯利5600元。蓝孝武成了畲族地区脱贫致富的先进人物，得到县“民结进步表彰大会”的表彰。1989年，县内推广牛黄种殖。畲族地区饲养黄牛106头，占全县总数157头的67.5％，其中上水27头、清水壑13头、大墓里18头、下岐山30头、下坂14头，大浿4头。共收取牛黄324.5克，价值25137元。
典型畲村专业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畲族群众积极发展饲养事业。上水等部分畲村的人均畜牧业收入成倍增长。蓝其禄、雷春花等饲养专业户脱颖而出。
上水。该村山场草肥场广，是个天然的牧场，群众长期饲养牲畜，富有经验。1986年，该村将上级部门的扶贫款集中使用，统一买了羊羔牛崽，并落实到各家各户饲养。1988年，全村养猪440头，牛30多头，羊500多头，家禽4000多只，仅畜牧一项，户均收入就达1000元以上。1989年5月，该村与县民族经济开发服务站签订牛体人工殖牛黄的黄牛牧养合同，10户群众饲养黄牛30头，户均收入牧养费近千元。
茶岗。1989年，全村养牛113头，羊556头，猪560多头，鸡鸭15000多只。有养鸭专业户6户，养鸡专业户4户，养羊专业户3户。全村人均畜牧收入125元，比1978年的41元增长了2倍多。
二铺。全村130户，共养羊6000多只，户均5只羊。1989年，又引进四川麻羊新品种，大力发展商品羊。
北壁牛栏头蓝其禄为养鸡专业户。1986年开始饲养，后与宁德飞鸾海军联办养鸡场。养菜鸡4万多只、蛋鸭3千多只，年纯利近3万元，是我县横向联合中的第一个向外技术承包的农村青年。在他的带领下，全村33户，除4户单身汉外，都发展家庭饲养业。成为家禽专业户。至1989年止，全村鸡鸭成群，牛羊满山。户养最多数；牛6头，羊28头，猪15头。
长春雷春花，畲族家庭妇女，一家五口人，靠饲养致富，1986年被宁德地区民委评为“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先进个人”，并出席全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经验交流会。1989年，在霞浦县首届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1982年雷春花家遭火灾，经济损失3000多元。1984年，用县民委贷款的1000元买了5只羊、1头耕牛和2头小猪，精心饲养，至1989年发展到羊28只、猪3头、牛2头、鸡50多只，畜牧一项年收入近5000多元，生活大为改善。不但还清了贷款，还盖了新房。
州洋青福洋当厝钟发珠一家，养母猪10头、菜猪5头，1989年出猪仔240头，仅养猪一项年纯收入达1万多元。
第三节 渔业
讨小海
霞浦，“自外江七都港沿海岸而西至东冲，内延官井洋、东吾洋、盐田港，其间居民、虾蟹、鱼鲜之属，莫不各从其事”（民国18年版《霞浦县志》）。濒海的下岐山、瓮里、盘前、下坂、八斗面、二坑、海边等畲村以至离海不很远的白露坑、半月里、牛胶岭、岔头等畲村都有讨小海生产活动。所捕获的主要是滩涂的“土头货”及部分浅海的“犁膝货”和“〓仔货”。其中不少是一方名产。除部分留为自食外，大部分都拿到集市出卖，成为一种重要的副业收入。
讨小海工具及操作技术，因地而异。近海滩涂常用三角锄，锄为三角形状，上大下尖，比普通锄头轻薄、小巧，主要用于挖掘鳗鱼、弹涂鱼（跳鱼、潭条）、虾姑、蟳等。若到离岸较远、较深的淤泥滩涂地，除使用必要的挖、勾工具外，还要驾滑板（溜板、海马）。滑板宽30厘米，长约2米，翘头，如撬状，上有扳手。使用时，将滑板放在泥埕上，乘驾者一只脚跪在板上，两手握住扳手，另一只脚踩在泥埕里，用力向后蹬，滑板便在泥上滑行。主要捕讨鲎、蟳、鳗鱼、鱆鱼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海鲜。位于东安岛上的瓮里畲民，为适应深滩涂操作，还创造一种独特的“鳗刁”（如图）。鳗刁木柄、铁身重2.5公斤左右，长1米左右。用于“刁鳗鱼”、吸鱆鱼等。农历五月节后，为刁鳗旺季。鳗有前“洞”与后“仓”，捕者举起鳗刁在洞与仓中段用力破土割划，熟练者一发即中。八斗面等畲村则用竹篾制“乌贼笼”捕取乌贼（墨鱼），笼为圆形，直径近0.5米左右上下各开一口，口周围尖利的篾片制成倒簌，乌贼能进不能出。捕乌贼时，将其放置于乌贼产卵的岐头、岸边，待其钻在笼中，即可收获。最简易而又灵巧的还是白露坑、海边一带渔村创造的“弹涂钓”，这种钓自己制作，用三根5厘米左右的钢线，排成“＊”形，中间用小锡块熔接，然后弯成羽毛球状（“〓”），正中连一4.5米长的蚱蚕丝线，用于钓弹涂鱼。届时，钓手静立海滩，瞄准目标，命中后拖回即可。能手每天能钓4～5公斤。50年代，白露坑雷永积每天能钓8～9公斤。
以上都是用于滩涂，讨“土头货”，而在浅海捕捞“犁滕货”、“〓仔货”，所使用渔具，则与当地汉族完全相同，但数量均不多。
除此，滨海畲村盘前、下岐山、下坂、二坑等，80年代后还发展一些海洋捕捞，如捕鳗苗等，收入也相当可观。
养殖
海水养殖 霞浦濒海的海边、二坑、凤江、下坂、盘前、牛角湾、斗门、瓮里、下岐山等畲村，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起浅海滩涂海水养殖，使渔业从副业向主业转移，养殖品种主要有对虾、缢蛏、海带、紫菜、花蛤等。
二坑，原是个贫困畲村，1983年投放4800元，发展滩涂养殖，经过几年努力，养殖的缢蛏、紫菜等，获得好收成，跨进致富行列。中央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到此视察，作了好评。1988年以养殖为主的渔业产值达10.65万元，户均增加收入1260元，摘掉了贫困帽子。
海边，1984年创办对虾养殖场。虾塘面积约200多亩，是全县畲族地区最大的对虾养殖场。1985年投放对虾苗300万尾，年末收对虾7250公斤。1986年、1987年两年均获得好收成，1988年对虾总产量达14400公斤，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1989年，对虾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大幅度下跌，虾场意外亏本。1989年，该虾塘发展长毛虾与花蛤混养项目，利用对虾的残余饵料以及虾类等塘中浮游生物，为花蛤提供丰富的养料，使塘中花蛤生长速度快、产量高，为虾塘立体养殖、增加经济效益找到了一条新路，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牛角湾，雷腾坤等4户组成联合体，1987年创办虾塘养殖对虾。虾塘位于官井洋边，共8亩，当年投放虾苗35万尾，年末共捕虾1750公斤，收入4.3万元。1988年投放虾苗26万尾，收虾1600公斤，收入4万多元。1989年产量与前两年相近，但虾价低，导致亏本。
此外，还有一些村的浅海滩涂养殖发展比较快，效益也比较好。据调查统计，1989年这些畲村主要品种的养殖情况，如下表：
淡水养殖 远离海洋的山区舍村，往往利用水库、山塘、水田地，挖池发展淡水养殖。养殖的主要品种有草鱼、鯉鱼、鲫鱼、鲢鱼、黄鳝、泥鳅、鲶鱼、甲鱼等。
80年代，洋边建有3个山塘鱼池，面积3亩，1988年放养10万尾鱼苗，但产量不高，经济效益低。墓斗字堂里建有正规鱼池10亩，洋边高山有整垄鱼池8亩，都曾放养淡水鱼，但都被洪冲走，损失甚大。
大坪、七宝洋、法华、大墓里、岭头、牛寨、乾爿山、长兴等村，均有小型水库、山塘，淡水养殖潜力尚大。
本章按农村经济统计现行制度规定，结合霞浦畲族经济的实际情况，予以分类记述。
第一节 副业
狩猎
霞浦畲族入迁早期，由于迁徙不定的游耕生产和生活，多居于深山密林中，为食用和消除兽害，狩猎便成为重要的生产活动。这与畲族的开发史有关：畲族先民有的到野兽出没的荒山野林狩猎，随即在那里落脚，垦辟田地，搭寮定居，成为畲村。东安岛上的瓮里畲村就是这样开发启肇的。随着定居和生产的发展，狩猎经济在农业（种植）中的比重逐渐降低，但狩猎活动仍然世代相传。
狩猎工具有弩箭、竹枪、竹吊、笊、累刀、火药铳等。猎手根据野兽出没的规律，还用拦陷井、放暗箭、放绳牵等方法捕获野兽。
弩箭。是早期的工具，猎手把弩放置在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拉好弩，弩上有一根小小的活动针，针上引一根线，畲语称“朗线”。野兽一碰上这根线，活动针一挥，箭就脱弩而出，箭矢上敷有毒药，野兽中箭立毙。
竹枪。制作比较简单。取4～5厘米宽的毛竹，将两头削尖，形如一把尖刀，放入油锅里煎炸，待其颜色变黄时，即取出冷却，这样的竹枪锋利硬韧，多在集体狩猎时使用。
竹吊。即在野兽经常路过的三叉路口或庄稼地里，挖一宽约30～40厘米、深30厘米的小洞，洞口放置一个活动圈，里边拴一个活动针，洞旁置一根毛竹，将毛竹弯腰拉下，把毛竹尾部吊上一根绳子，绳子另一端缚在活动针上，当野兽踏上活动圈时，带动活动针，毛竹上的活动柞就弹动起来，把野兽的脚悬空吊起，二三十公斤到上百公斤的野兽都能擒获。
笊。即囚笼，畲语称“囚”，是诱捕虎豹等大野兽的一种大型木笼。木笼隔成前后两间，中间有活动踏板，里间置鸡、肉等诱饵，当野兽进笼踩上活动踏板时，笼门则自动关闭，野兽即被活捉。
累刀。是专门捕获野猪的工具。即在木槽上设刀，刀刃朝上，放在野猪经常出没的路口，当野猪奔跑撞在刀刃上，肚皮就会被刮破。这种狩猎方法也多用于出现野兽群时，把它们撵到设置累刀的地方，当被惊吓的野兽争先恐后狂跑时，就会被累刀刮破肚皮致死。
陷井。即在野兽经常出没之处，挖掘深约2～3米、宽约50～60厘米的陷井，上面用树枝、茅草伪装起来，放上诱饵，当野兽踩踏上，即陷入坑中被捕捉。
火药铳。用火药铳大大提高了狩猎的生产水平。一般自制，用钢管或铁管作铳筒，木制铳柄，米粒大小的铁砂为弹花，点火引发后，铁砂成堆散开直径1米多，命中率很高。
狩猎的对象有虎、豹、野猪（山猪）、山狗（竹狗）、豪猪、山羊、山麂及山禽等。在长期狩猎生产中，猎手对各种野兽的习性和活动规律一清二楚，能根据各类野兽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猎捕方法
畲民保持着集体狩猎、猎获物平均分配的古老原则。狩猎，时间多在农历正、二、七、八月农闲阶段。每次行猎的时间短则一两天，长达十多天乃至半个月。每次出猎，由三五人或七八人组织成临时小组，作好分工，共同前往狩猎地点。有“踏把”，又称“赶山”，即带领猎狗搜山，把野兽赶出密林；“守把口”又称“把口”，即守候在野兽出没必经的路口要道，伺机射杀。在猎物分配上，参加狩猎者，甚至只是见到猎物者，不论男女老幼，均可分得一份。尤其是猎获到大野兽，除按规定留取外，都是全部平均分完。分配方式，西路与南路不尽相同；西路兽皮归猎手，三只脚及内脏亦归猎手，发现野兽的人获一只脚、半公斤肉，再平分一份肉。剩下的平均分配，猎狗也获一份。小南海边带，中头铳者分四分之一，或在平分一份肉后，再加上内脏和两条兽脚，带猎狗的人多得一份肉，兽皮归猎手。南路一带，中头铳者分得肉的五分之一，脚两只，将野兽赶出密林的，分两只脚，一份肉，猎狗则没有份。狩猎结束，一般都将兽头及内脏带回村，在当晚祭祀祖宗及猎神，尔后将兽头及内脏全部煮熟，让全村老幼都来分吃，吃完为止。如参加猎捕的人多、猎物小，就把猎物煮好，让全村人都来吃一点，这叫做“散野神”。
霞浦畲族狩猎活动相当活跃。据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40年代，盐田西胜各自然村，每年平均猎取60多只麂和10多头山猪，其他小野兽及雉鸡之类则无法统计。海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野兽多，亦是农业大害，特别是野猪，对地瓜、稻谷危害最大。解放前全村计有16把猎枪（铳），每年打死10～13头山猪、30多只麂。50年代以后，牛胶岭、上水、溪坪、洋边、瓦窑头、南门山等许多畲村还有狩猎。但有组织的集体狩猎渐少，多是个人带火药铳和猎狗，不定期的狩猎，有的猎手平时劳动也随带火药铳，见什么就打什么。盐田雷伏灼、墓斗蓝法全、高山蓝石利等都是名闻一方的打猎能手，被评为除兽模范。南门山钟品改1957～1960年的3年间，消灭兽害600多头，其中包括豹2头、山猪47只、山麂58头、豪猪72头，获省民兵积极分子称号，应邀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京等地参观。60年代后，由于山区的原始森林受破坏，野兽无处栖身，濒于绝迹，狩猎活动亦随之减少。鲤鱼山、笕下、溪坪、岭头、南门山等畬村，虽然还有部分的火药铳，但狩猎多有名无实，只是兴趣所至，偶尔为之，狩猎对象多是雉鸡等飞禽。1988年前后，山区野兔大量繁育，便成为狩猎的主要对象。
薪炭
砍柴、烧炭，一直是霞浦畲族的传统副业生产主要项目。通常在农闲季节，男人进山砍伐松木或杂木，砍劈成柴片，俗称“做柴块”，烧木炭，则砍伐木质较硬的杂木（主要是楮木），修窑烧成。妇女、小孩，随时上山砍小灌木，剃松树枝、割芒萁草（龙芒）。自用之外，大部分挑到市集出卖，其收入在畲村家庭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据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解放前夕，每50公斤松柴片约换2.5公斤稻谷，每50公斤木炭约换10公斤稻谷。西胜一些畲村，生活主要来源只有两项：种粮食和烧木炭。龙潭9户畲民，1948年木炭收入折谷1500公斤，而其全年耕作之稻谷，扣除地租之外，只有250公斤。草岗等畲族山村，“副业收入中，主要是柴片，柴片收入对本村生活影响甚大。青皎等沿海近山畲村亦是如此，以柴片与木炭，作主要副业。海边村，解放前89户畲民，年出产50万公斤柴片、25000公斤木炭。两项年收入折3万公斤稻谷。近郊平原，亦多有砍柴，墓斗新厝村，解放前36户畲民，有10户卖柴片，年收入共折谷1530公斤。
50年代初期，霞浦畲族地区仍多以薪炭为重要副业项目。随着农村集体化，经营方式变化，林业生产不断发展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薪炭生产逐渐纳入集体统一管理、经营，不再是副业的重要项目。在50年代末大炼钢铁时，大烧木炭，山林资源破坏殆尽。60年代后，畲族农户零星砍剔一些树枝，割一些芒萁草，倒是不时应市，仍作为家庭小副业。80年代后，城市居民，多改以煤炭、煤油、电，以至液化气作为燃料，薪炭、柴草已经很少应市。
家庭手工业
织麻布 即以苎麻，织成麻布（〓布）。过去，在霞浦畲族地区相当普遍。据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家庭手工业主要指织麻布，这里差不多农家有织布机。畲话（楠机nónggü）。织麻布是畲族妇女的专长，家庭人口多的一年要织70～80尺，人口少的织30～40尺，原料都是自己种的苎麻，有少量是黄麻。麻布都是作外衣备户外劳动之用。布质结实，耐磨损，都是自用，没有出卖的，穿时都染成青、蓝色。织机相当原始，有织机而无机梁。因此，布质稀疏。只织麻布，不织棉布，亦不织棉纱，这大概与山区作物（原料）和民族传统有关”。
邻近城关集镇的部分畲民，亦有将所织的纻布出卖，其数量不多。40年代前后，3.3米纻麻布约值3.5元，折合谷子27公斤左右。50年代畲村仍有织麻布。60年代后，由于国家棉布等布类物资的大量供应，自织纻布这种家庭手工业随之渐趋衰落，70年代后，已大多消失。只是在偏远的个别村才偶尔见到一两件自织的纻布衣衫。至80年代，家庭织布这种手工业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编斗笠 畲族妇女专用的花笠，做工精细，形状优美，具有民族工艺特色，被视为贵重的装饰品（详本书第五编第二章第三节《工艺美术》）。这种斗笠只少量制作，没有大批生产。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水的斗笠销往全县的各个畲村及福安、福鼎等地，很受欢迎。斗笠艺人亦未脱离农业生产劳动。1956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上水著名的编斗笠艺人蓝克宜（有传）、蓝家吾、蓝何宝等人曾组织斗笠生产合作社。1959年，蓝克宜在城关开斗笠店（兼工场）。80年代，上一代的编斗笠艺人相继去世，这种精湛的斗笠编制技术，也随之失传，现有少数人会编，但已不如过去之精美。普通斗笠的编制，与当地汉族基本相同。在畲族地区一直作为一项家庭副业，保持生产。
编扫帚 竹扫帚（柴帚）和菅芦扫帚（菅帚）的手工编制有很长的历史，也是山区村的主要副业之一。二铺、西胜、洋边、鲤鱼山等畲村，长期以来，一直保留这种副业生产。西胜等地的“柴帚”，二铺、洋边等地的“菅帚”，在松城镇一直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尤其是“菅帚”，更是久负盛名，成为一方名优土特产。80年代，洋边村积极发展这一产品，男女老幼都动手编制，扫帚销售，成为该村一项重要的副业收入。
此外，霞浦畲族所从事的副业生产，还有野生植物采集，如采集小竹笋（讨笋仔）、野菇之类野菜，采集土伏苓、金银花之类中草药等。
霞浦畲族从事第二、三产业，通常也计入副业。
1989年，30个畲村副业总产值为162.05万元，在其“五业”中的产值比重为9.04％。
第二节 畜牧业
饲养
霞浦畲族农民，习惯利用山地野生草料，放牧牛羊，利用野菜、甘薯藤、叶（有的加一点粗粮），喂养生猪、鸡、鸭等家畜、家禽。饲养，长期是畲村重要的家庭副业，占有相当比例。故当地畲族谚语有：“一猪还九债”、“喂牛耕田、喂猪过年、喂鸡生蛋换油盐”、“养羊栽姜，发家一场”等等。但在旧社会，畲族田地少，粮食不足，家禽家畜存栏数不多，且比较瘦小。据1958年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西胜，解放前养猪比较普遍，还有少数鸡及少数羊。墓斗新厝村，主要副业是饲养家禽家畜和柴片收入。解放前35户统计就有22户养猪，每年收入折谷6175公斤，家禽鸡鸭不成群，每户每年收入折谷50公斤，共收入谷1750公斤。盐田在1948年3户养猪；下海边3户中农每户都养猪，收入1325公斤谷，10户贫农有7户养猪，养鸡每天可用鸡蛋换油盐。个别户还养几头羊和一二箱蜂。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生产的发展，各种条件的改善，畲族地区饲养家畜家禽已极其普遍，畜牧业呈曲线发展。1957年前，耕牛发展迅速，平均每自然村有3～4头耕牛，生猪存栏户均1头，鸡鸭各家均有饲养。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后，组织了集体养猪场。提倡“千头猪，万斤粮”，将全村个人饲养的猪集中在养猪场，由专人饲养。由于缺乏设备，管理不善，以至生猪大量死亡，生猪存栏数猛降。60年代初，由于连续三年自然大灾害，粮食减产，全县范围发生饥荒，畲族人民用野菜、糠充饥，各畲族乡村的猪、鸡、鸭头数寥寥无几。1962年后，粮食产量上升到1957年的水平，畲村家畜家禽的饲养也随之发展。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饲养业的发展停滞不前。70年代初，家庭饲养受到保护和鼓励，饲养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尚未形成专业饲养。1976年，全县畲族村的生猪存栏数为7256头、牛存栏数为1800头、羊存栏数为4519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各级政府积极扶持养殖事业，畲族地区的饲养也随之发展。随着粮食的增产，饲料增多，市场上还供应工业生产的饲养糠，家庭饲养增多了，畲族地区的生猪存栏数增多，还出现了饲养母猪的专业户。山区畲族村利用草场广阔的优势，发展牛、羊，除耕牛外，长春一带的畲族地区还发展菜牛基地，供应城镇居民的食用牛肉。1981年，溪南白露坑村县、社联营的溪南种羊场引进瑞士“土沙能”奶羊和四川麻羊等。过去只零星饲养的鸡鸭，也被大批饲养，出现了饲养专业户。县民委拨出了经费，积极扶持群众发展饲养业。1984～1989年，共投资14.1万元，扶持了上水、长湖、大浿、溪坪等30个畲村的饲养业。县民委还举办畜牧兽医培训班4期，增强畲族人民的科学饲养知识，禽畜的疫病死亡率大大降低。
1989年，本县畲族地区的猪、牛、羊存栏数为：生猪9943头，户均1.05头，人均0.25头；牛2023头，户均0.21头，人均0.05头；羊12320头，户均1.3头，人均0.31头。分别比1976年增长37.2％、12.3％、172.4％。人均头数均高于全县平均数。
畲族地区散养的鸡约8万只，户均8只，人均2只：鸭1.8万只，户均2只，人均0.5只。青福、墓斗、大沙、溪边、青岙、南塘等地畲民还专业饲养蛋鸭，其他地方也注意引进良种鸡饲养。
盐田、水门、崇儒3个畲族乡，饲养家兔只数分别为100、430、158只，占全县总数的5％。
盐田、水门、崇儒3个畲族乡，养有蜜蜂箱数分别为257、79、63箱，占全县总箱数的43％。年蜜产量分别为10.5吨、1.7吨、1.1吨。
牛黄种殖
牛黄种殖，即在黄牛体内人工种殖牛黄（一种贵重的中药）。1988年，中国社会福利教科文山西中心应用生物研究所霞浦分所，引进这项技术。长春里城下坂畲族农户蓝孝武，自筹资金买了4头黄牛，率先进行试种。经过14个月精心饲养，研究所的技术员在其所种的牛体内取出牛黄32克，价值3200元。同时4头牛还生下4头牛犊，8头牛值4800元。两项收入扣除成本，获纯利5600元。蓝孝武成了畲族地区脱贫致富的先进人物，得到县“民结进步表彰大会”的表彰。1989年，县内推广牛黄种殖。畲族地区饲养黄牛106头，占全县总数157头的67.5％，其中上水27头、清水壑13头、大墓里18头、下岐山30头、下坂14头，大浿4头。共收取牛黄324.5克，价值25137元。
典型畲村专业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畲族群众积极发展饲养事业。上水等部分畲村的人均畜牧业收入成倍增长。蓝其禄、雷春花等饲养专业户脱颖而出。
上水。该村山场草肥场广，是个天然的牧场，群众长期饲养牲畜，富有经验。1986年，该村将上级部门的扶贫款集中使用，统一买了羊羔牛崽，并落实到各家各户饲养。1988年，全村养猪440头，牛30多头，羊500多头，家禽4000多只，仅畜牧一项，户均收入就达1000元以上。1989年5月，该村与县民族经济开发服务站签订牛体人工殖牛黄的黄牛牧养合同，10户群众饲养黄牛30头，户均收入牧养费近千元。
茶岗。1989年，全村养牛113头，羊556头，猪560多头，鸡鸭15000多只。有养鸭专业户6户，养鸡专业户4户，养羊专业户3户。全村人均畜牧收入125元，比1978年的41元增长了2倍多。
二铺。全村130户，共养羊6000多只，户均5只羊。1989年，又引进四川麻羊新品种，大力发展商品羊。
北壁牛栏头蓝其禄为养鸡专业户。1986年开始饲养，后与宁德飞鸾海军联办养鸡场。养菜鸡4万多只、蛋鸭3千多只，年纯利近3万元，是我县横向联合中的第一个向外技术承包的农村青年。在他的带领下，全村33户，除4户单身汉外，都发展家庭饲养业。成为家禽专业户。至1989年止，全村鸡鸭成群，牛羊满山。户养最多数；牛6头，羊28头，猪15头。
长春雷春花，畲族家庭妇女，一家五口人，靠饲养致富，1986年被宁德地区民委评为“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先进个人”，并出席全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经验交流会。1989年，在霞浦县首届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1982年雷春花家遭火灾，经济损失3000多元。1984年，用县民委贷款的1000元买了5只羊、1头耕牛和2头小猪，精心饲养，至1989年发展到羊28只、猪3头、牛2头、鸡50多只，畜牧一项年收入近5000多元，生活大为改善。不但还清了贷款，还盖了新房。
州洋青福洋当厝钟发珠一家，养母猪10头、菜猪5头，1989年出猪仔240头，仅养猪一项年纯收入达1万多元。
第三节 渔业
讨小海
霞浦，“自外江七都港沿海岸而西至东冲，内延官井洋、东吾洋、盐田港，其间居民、虾蟹、鱼鲜之属，莫不各从其事”（民国18年版《霞浦县志》）。濒海的下岐山、瓮里、盘前、下坂、八斗面、二坑、海边等畲村以至离海不很远的白露坑、半月里、牛胶岭、岔头等畲村都有讨小海生产活动。所捕获的主要是滩涂的“土头货”及部分浅海的“犁膝货”和“〓仔货”。其中不少是一方名产。除部分留为自食外，大部分都拿到集市出卖，成为一种重要的副业收入。
讨小海工具及操作技术，因地而异。近海滩涂常用三角锄，锄为三角形状，上大下尖，比普通锄头轻薄、小巧，主要用于挖掘鳗鱼、弹涂鱼（跳鱼、潭条）、虾姑、蟳等。若到离岸较远、较深的淤泥滩涂地，除使用必要的挖、勾工具外，还要驾滑板（溜板、海马）。滑板宽30厘米，长约2米，翘头，如撬状，上有扳手。使用时，将滑板放在泥埕上，乘驾者一只脚跪在板上，两手握住扳手，另一只脚踩在泥埕里，用力向后蹬，滑板便在泥上滑行。主要捕讨鲎、蟳、鳗鱼、鱆鱼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海鲜。位于东安岛上的瓮里畲民，为适应深滩涂操作，还创造一种独特的“鳗刁”（如图）。鳗刁木柄、铁身重2.5公斤左右，长1米左右。用于“刁鳗鱼”、吸鱆鱼等。农历五月节后，为刁鳗旺季。鳗有前“洞”与后“仓”，捕者举起鳗刁在洞与仓中段用力破土割划，熟练者一发即中。八斗面等畲村则用竹篾制“乌贼笼”捕取乌贼（墨鱼），笼为圆形，直径近0.5米左右上下各开一口，口周围尖利的篾片制成倒簌，乌贼能进不能出。捕乌贼时，将其放置于乌贼产卵的岐头、岸边，待其钻在笼中，即可收获。最简易而又灵巧的还是白露坑、海边一带渔村创造的“弹涂钓”，这种钓自己制作，用三根5厘米左右的钢线，排成“＊”形，中间用小锡块熔接，然后弯成羽毛球状（“〓”），正中连一4.5米长的蚱蚕丝线，用于钓弹涂鱼。届时，钓手静立海滩，瞄准目标，命中后拖回即可。能手每天能钓4～5公斤。50年代，白露坑雷永积每天能钓8～9公斤。
以上都是用于滩涂，讨“土头货”，而在浅海捕捞“犁滕货”、“〓仔货”，所使用渔具，则与当地汉族完全相同，但数量均不多。
除此，滨海畲村盘前、下岐山、下坂、二坑等，80年代后还发展一些海洋捕捞，如捕鳗苗等，收入也相当可观。
养殖
海水养殖 霞浦濒海的海边、二坑、凤江、下坂、盘前、牛角湾、斗门、瓮里、下岐山等畲村，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起浅海滩涂海水养殖，使渔业从副业向主业转移，养殖品种主要有对虾、缢蛏、海带、紫菜、花蛤等。
二坑，原是个贫困畲村，1983年投放4800元，发展滩涂养殖，经过几年努力，养殖的缢蛏、紫菜等，获得好收成，跨进致富行列。中央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到此视察，作了好评。1988年以养殖为主的渔业产值达10.65万元，户均增加收入1260元，摘掉了贫困帽子。
海边，1984年创办对虾养殖场。虾塘面积约200多亩，是全县畲族地区最大的对虾养殖场。1985年投放对虾苗300万尾，年末收对虾7250公斤。1986年、1987年两年均获得好收成，1988年对虾总产量达14400公斤，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1989年，对虾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大幅度下跌，虾场意外亏本。1989年，该虾塘发展长毛虾与花蛤混养项目，利用对虾的残余饵料以及虾类等塘中浮游生物，为花蛤提供丰富的养料，使塘中花蛤生长速度快、产量高，为虾塘立体养殖、增加经济效益找到了一条新路，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牛角湾，雷腾坤等4户组成联合体，1987年创办虾塘养殖对虾。虾塘位于官井洋边，共8亩，当年投放虾苗35万尾，年末共捕虾1750公斤，收入4.3万元。1988年投放虾苗26万尾，收虾1600公斤，收入4万多元。1989年产量与前两年相近，但虾价低，导致亏本。
此外，还有一些村的浅海滩涂养殖发展比较快，效益也比较好。据调查统计，1989年这些畲村主要品种的养殖情况，如下表：
淡水养殖 远离海洋的山区舍村，往往利用水库、山塘、水田地，挖池发展淡水养殖。养殖的主要品种有草鱼、鯉鱼、鲫鱼、鲢鱼、黄鳝、泥鳅、鲶鱼、甲鱼等。
80年代，洋边建有3个山塘鱼池，面积3亩，1988年放养10万尾鱼苗，但产量不高，经济效益低。墓斗字堂里建有正规鱼池10亩，洋边高山有整垄鱼池8亩，都曾放养淡水鱼，但都被洪冲走，损失甚大。
大坪、七宝洋、法华、大墓里、岭头、牛寨、乾爿山、长兴等村，均有小型水库、山塘，淡水养殖潜力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