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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浦畲族社会发展程度，及其相应的经济体制和汉族大致相同。
封建土地所有制
霞浦畲族入迁伊始，这里早就是闽东相对发达的封建社会，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封建地主经济占着主要地位。
入迁的畲民，有一部分到穷山僻壤“随山种插，去瘠就腴”，尽力耕作，进行开发，凡山间荒地“皆治为陇亩”；大部分则相继到已经开发的社区，寻找可以跻身插足的间隙，杂散居住，租种汉族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或为其当长工、打短工。直至晚清、民国时期，才出现极少数发迹的地主、富农，绝大多数畲民都是贫农、雇农和中农，而中农也多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中农，自耕农很少。
1951年土地改革时，几个重点调查的畲族乡村，阶级成分划分情况，如下表：
地主、富农不到1.5％，95％以上是贫苦农民。若与汉族乡村相比——地理环境与青皎、墓斗、西胜等相类似的江边、坡头、长春等3个汉族乡，当时计有1102户，其中地主4％，富农2.36％中农30.58％，贫农56.17％，雇农1.45％，手工业者、游民5.44％。——畲族乡村地主、富农更少，而贫农、雇农则更多。此外还有一种情况：畲族乡村富裕中农、手工业者都很少，而佃中农、游民的比例则明显超过汉族乡村。
在封建地主经济中，霞浦畲族社区生产资料占有明显不均。极少数的地主、富农往往占有半数的耕地和耕牛、犁耙等，且多是良田腴地、壮牛好农具，广大贫农、雇农、佃中农，只有少量贫瘠的土地和其他简陋的生产资料。以青皎乡为例，土地改革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地主24亩，贫农0.75亩，雇农只有0.07亩。海边村10户贫农，都没有耕牛，只5架犁、2架耙和少量的小农具。
畲族佃农除向本民族地主、富农租种土地外，80％左右是向汉族地主、富农租种的。地主阶级主要以出租土地剥削农民。地租有两种，最普遍的是“定租”（“硬租”），即出租土地时，先确定租额（通常由地主规定），租额是固定的。据民国26年（1937）《霞浦县人口农业调查》，每亩上等田租谷152.7公斤，中等田租谷110.8公斤，三等田租谷109.6公斤，租额占总收获量六成左右。“定租”，一般是不论丰歉，租谷不变，若遇重大灾情，要筹办酒饭请地主察看灾情，才略有减免。另一种是“分租”（“做分”），即收成后按收获量分配，水田多实行“四六分”（佃四主六），或主佃“对分”，少数劣田则“倒四六分”（佃六主四），或“倒三七分”（佃七主三），旱地多是“倒四六分”。
租佃时，地主只是提供土地，若有提供畜力、农具等，佃户都得另外付租。农民终年辛劳，交付租谷，再扣除种子、肥料、工食等成本，所剩无几。据典型调查，草岗畲族贫农雷长利，1948年租种地主5亩水田，收获稻谷1000公斤，交地租600公斤，牛租、工具租等100公斤，仅剩下300公斤（未除成本），一家5人平均只有60公斤。如果租种等次低的水田比例大，或遭遇灾害，所剩的就更少了，甚至全部收获还不够交纳地租。除实物地租外，个别乡村还保留有劳役地租的残余，以劳力充抵租额。少数山租，也有用货币折交的。
地主阶级还以雇工、放高利贷、买青苗（放谷担）等方式，巧取豪夺剥削农民。雇工，主要有长工（“长年”）、短工（月工、零工）两种。长工，多是强壮劳力，整年在地主家劳动，通常要耕种10亩以上田地并包搅春米和一些家务杂活，如同奴隶，报酬因人而异，最多每年得500公斤稻谷（民国26年，霞浦长工年平均工资法币62.5元）。因病等，出工少于300天的，要扣谷额长工常年所创造的价值，约有70％被剥削。被雇用的童工（主要是牧童，即“看牛弟”），每年得100公斤稻谷，即使能负担成年人的劳动，报酬最多也只有250公斤稻谷。短工，往往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劳动强度大，其报酬相对较高，一般是每天5公斤稻谷，农闲季节的雇用，每天只有3公斤稻谷，甚至更少。有的只供饭，“有食没工钱”。
高利贷相当普遍。高利贷者，多半是汉族的地主、富农和商人，也有一些畲族高利贷者向其借贷，然后加利转贷给本族农民，从中牟取息差。钱币借贷，长期的多以一年为限，年利率50～60％，以至100％，短期的多以月为度，月利率通常是10～20％。如果无法按期偿还，则按复利计息，息再重息，越重越多。民国时期，物价波动很大，钱币借贷常被折算成实物（稻谷），到偿还时，再按已经升值的实物折算，事实上利息往往超过本金。实物借贷，大多是粮食。春荒借，秋收还，一般是借一还加半（还150％）以至还二。“买青苗”，则是高利贷者趁农民在青黄不接、危困时，以市价50～70％左右的钱币，预买当年的秋粮，隔年未还，利息加倍。霞浦畲村，除了粮食，茶叶、油茶、木炭，或其他副业产品，也常有廉价预卖的。
封建地主占有制，严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畲族地区尤其如此。
个体所有
民国23年（1934）春，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制定分田大纲，在小部分革命基础较好的地方，一度实行土地革命。霞浦五斗、三斗、龙潭、马地、龙虎岗等畲村，每人平均分得7分水田（山林、早地尚未分配），但为期不长、范围亦小，对全县畲族经济影响甚微。
1949年6月，霞浦解放。畲汉人民进行减租减息，反霸建政。次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霞浦畲汉人民都发动起来，同步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采取大体相同的方法和步骤，“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至1952年春，土地改革胜利结束，转入生产。全县无地少地的汉农民113863人分得土地146254亩、房屋30900间、耕牛2000头、农具55000多件，彻底摆脱了封建地主经济的枷锁，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土地改革后，封建土地占有制度被彻底砸碎，建立了农民个体所有制。霞浦畲族各阶层土地及其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大为改变。据典型调查，青皎乡贫农356户，分得土地1013.72亩，人均土地是土地改革前的6倍；雇农38户，分得土地112亩，人均土地是土地改革前的32倍；中农120户，分进土地410亩，人均土地增加1倍多；地主、富农按政策只留有自耕的土地。玉坛乡新厝村（今属七宝洋），土地改革前后各阶层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如下表：
生产资料占有的大改变，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为发展生产提供了条件。霞浦畲族经济起了很大改变。但是，由于畲族农民家底过薄，在分得土地后，有的仍然缺少农具、耕牛、肥料、资金，少数孤寡病老者，缺乏劳动力，甚至无法耕种。于是，有着互相帮助良风美俗的畲族农民，普遍采取自愿互利的各种换工形式，或人工换牛工，或弱劳力换强劳力，甚至干脆帮助，解决各种困难。与此同时，人民政府一边救济、贷款给予扶持帮助，一边因势利导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互助互惠，发展生产。1951年，草岗等畲村出现了变工队，西宅里等畲村出现了以村为单位的互助组。至1952年，全县畲族农户90％以上参加了互助组，海边等畲村100％的农户都加入互助组。互助组调剂了劳力、畜力和农具，又有一定的生产计划与技术分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力。如西宅里雷坤灼互助组，各户粮食平均增产了10％以上，组员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草岗雷大钗互助组、路里蓝成财互助组，则是全省著名的互助组。
集体所有制
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公布后，中共霞浦县委一方面继续促进互助组的发展和巩固，一方面着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县第一个畲族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青皎海边创办。入社农户以土地入股分红，耕牛、农具折股入社，为集体所有；收益分配，劳力占七成，土地股份占三成。1954年，海边社增产增收，粮食产量比初办社时增长36.6％，被评为全县爱国增产先进社。集体合作的优越性，初步得到显示。于是，全县畲族农户加入合作社的不断增多。如玉坛乡，当年办了4个初级社，入社畲族农户90户，占全乡农户21％。同年，开始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土地股份报酬，生产资料全部转为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按劳付酬）。畲族人口占很大比例的青福乡，首批试办两个高级社，入社畲族农户130户，占全乡农户35％；第二年，该乡办有8个高级社，入社畲族农户，占全乡农户66％。1955年冬，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及毛泽东主席有关指示下达后，随即在1956年掀起农村合作化高潮。霞浦畲族走在前头。仍以青坛乡（合青福、玉坛）为例，入社农户增加到736户，占全乡农户总数96％强。至1957年秋，全县96.7％的农户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59.6％，畲族农户入社率略高于全县比例。至此，集体所有制基本建立，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霞浦畲村合作社，尤其是畲汉群众自愿建立的联合社，扬长避短，共同发展。在农业生产上，进行一系列改革：普遍推广深耕密植和双季稻，掀起积肥运动，改变畲族农民过去不施肥的习惯，兴修水利，增强抗灾能力。于是，霞浦畲族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1957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187％，人民生活相应得到改善。
人民公社 1958年秋，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公布后，霞浦闻风而动，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按行政区域归并，政社合一，建成13个人民公社，于9月初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畲族农民都成了人民公社社员。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所有土地、山林、耕牛、农具、水利设施，乃至合作社生产的粮食等等，一律归公社所有。不少零散的畲村被归并，偏远的土地只得抛荒。新厝、梨坪湾等地，都因此成为百户以上的畲族新聚居点。11月初，全县以生产队为单位，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劳力统一调遣，实行“军事化”，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刮浮夸风、共产风，搞高指标、瞎指挥，使农业生产普遍大幅度下降。1960年霞浦畲族地区粮食产量，只有1949年的60％左右。据抽样调查，畲族社队当时全年人均口粮只有70公斤左右，有的连“瓜菜代”也难维持，以至用野生植物充饥。鉴于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1961年起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缩小公社规模，增加生产队；取消供给制，采取评工记分，按劳计酬；按人口划给社员一定自留地；允许社员开荒，谁种谁收；允许搞家庭副业等等。这种划小自主经营单位，有利于休养生息的措施，对分散居处在山区的霞浦畲族生产队，尤为适宜。于是，素称吃苦耐劳的畲族社员，一面积极参加集体生产，恢复集体经济，一面大量开荒扩种，精心经营自留地与家庭副业，兼拓家庭经济。严重困难得到缓解。此后几年，集体经济逐渐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社员家庭收入亦有所提高。但是，由于经营体制未根本改变，瞎指挥与平均分配仍严重存在，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左”的一套愈演愈烈，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事事“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过分集中的计划经营和过分平均化的分配制度，致使农村经济缺乏内在的活力，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扰。但由于霞浦畲族地区大多地处偏远，政治动乱的影响和经济体制的弊端，容观上都受到限制。从总体看，霞浦畲族农村经济，还是保持缓慢上升的势头。1976年，全县畲族地区有93个生产队粮食生产跨《纲要》，有16个生产队超千斤。南门山等4个生产队还双跨《纲要》，超过历史最高水平。30个畲村（生产队）的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增长23％，平均每年增长2.1％，同时，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有所改观。长春路里、城关岭头等，还成为当时“农业学大寨”的红旗。
生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纠正以往“左”倾错误，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7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部署农业和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民族地区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和全国同步同一政策进行，而在一些具体方面，也有较灵活的措施和较宽的政策。霞浦畲族地区亦不例外。
霞浦畲族农民早在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尝过“三自一包”的甜头，改革伊始便纷纷要求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种“责任田”。中共霞浦县委遵从群众意愿，顺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认真学习和贯彻施行党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农村普遍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逐步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根据农村经济门类特点，实行多种统分有序的经营形式，其中主要是土地公有、家庭经营的农业经营形式，“农户分散经营、集体提供服务”。至1982年，全县签订60574份耕地承包合同，承包工作顺利完成，县内畲族农民6765户，32736人，全部参加承包。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双层经营，既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必要的集体经营，又使农户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有利于集中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和农户承包的积极性都得到发挥，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霞浦畲族地区农业经济得到较大幅度的发展，畲村面貌发生可喜的变化。
水门茶岗，这个在50年代以“草岗变茶岗”闻名遐迩的畲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不甚景气。那段时间，每年吃国家回销粮25吨。实行责任制后，1982年与1978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28％，人均口粮增长42.2％，结束吃回销粮的历史，经济总收入增长47.8％，摆脱了贫困。随着双层经营体制的逐步完善，畲乡面貌进一步变化。1985年与1978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57.5％人均口粮增长66.3％，经济总收入增长129.9％。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很大成绩，先后被县、地、省评为“文明村”，是“福建畲族地区脱贫致富的一个典型”。
1985年后，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发展专业户和各种联合体，还不失时机地把完善的重心，摆到健全和加强集体统一经营这一薄弱环节上来，使村级集体经济有所发展。同时，取消主要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霞浦畲族农村和农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畲族人民生活普遍提高。
1989年，3个畲族乡的经济总收入达3877.8万元，扣除价格和区域变动因素（下同），比1985年的2154.36万元，增长51.8％，比1982年的1152.58万元，增长236.44％，比1978年的648.6万元，增长492.83％，平均每年增长45.25％。30个畲村的经济总收入达1792.44万元，比1985年的1007.46万元，增长77.93％，比1982年的538.99万元，增长232.59％，比1978年的214.52万元，增长735.65％，平均每年增长66.88％，都超过霞浦畲族地区（以畲族人口比例占30％以上的畲村估算）1949年至1978年平均每年增长19.53％的幅度。粮食、茶叶、水果、食用菌以及林、牧、副、渔的产量和商品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人民平均收入明显增长。
但是，霞浦畲族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诸多制约因素，还处在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农业投入不足，物质技术基础脆弱，综合生产能力不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双层经营体制不健全，村级集体经济尤其薄弱。农产品流通不畅，有些地方、有些产业出现增产不增收，或增产多增收少的情况。为改变这种状况，促进畲族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赶上或接近汉族先进地区的水平，霞浦畲族人民，及有关领导部门正在继续认真执行民族工作的有关政策和优惠措施，同时审时度势抓住发展契机，运用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继续稳妥地完善和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封建土地所有制
霞浦畲族入迁伊始，这里早就是闽东相对发达的封建社会，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封建地主经济占着主要地位。
入迁的畲民，有一部分到穷山僻壤“随山种插，去瘠就腴”，尽力耕作，进行开发，凡山间荒地“皆治为陇亩”；大部分则相继到已经开发的社区，寻找可以跻身插足的间隙，杂散居住，租种汉族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或为其当长工、打短工。直至晚清、民国时期，才出现极少数发迹的地主、富农，绝大多数畲民都是贫农、雇农和中农，而中农也多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中农，自耕农很少。
1951年土地改革时，几个重点调查的畲族乡村，阶级成分划分情况，如下表：
地主、富农不到1.5％，95％以上是贫苦农民。若与汉族乡村相比——地理环境与青皎、墓斗、西胜等相类似的江边、坡头、长春等3个汉族乡，当时计有1102户，其中地主4％，富农2.36％中农30.58％，贫农56.17％，雇农1.45％，手工业者、游民5.44％。——畲族乡村地主、富农更少，而贫农、雇农则更多。此外还有一种情况：畲族乡村富裕中农、手工业者都很少，而佃中农、游民的比例则明显超过汉族乡村。
在封建地主经济中，霞浦畲族社区生产资料占有明显不均。极少数的地主、富农往往占有半数的耕地和耕牛、犁耙等，且多是良田腴地、壮牛好农具，广大贫农、雇农、佃中农，只有少量贫瘠的土地和其他简陋的生产资料。以青皎乡为例，土地改革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地主24亩，贫农0.75亩，雇农只有0.07亩。海边村10户贫农，都没有耕牛，只5架犁、2架耙和少量的小农具。
畲族佃农除向本民族地主、富农租种土地外，80％左右是向汉族地主、富农租种的。地主阶级主要以出租土地剥削农民。地租有两种，最普遍的是“定租”（“硬租”），即出租土地时，先确定租额（通常由地主规定），租额是固定的。据民国26年（1937）《霞浦县人口农业调查》，每亩上等田租谷152.7公斤，中等田租谷110.8公斤，三等田租谷109.6公斤，租额占总收获量六成左右。“定租”，一般是不论丰歉，租谷不变，若遇重大灾情，要筹办酒饭请地主察看灾情，才略有减免。另一种是“分租”（“做分”），即收成后按收获量分配，水田多实行“四六分”（佃四主六），或主佃“对分”，少数劣田则“倒四六分”（佃六主四），或“倒三七分”（佃七主三），旱地多是“倒四六分”。
租佃时，地主只是提供土地，若有提供畜力、农具等，佃户都得另外付租。农民终年辛劳，交付租谷，再扣除种子、肥料、工食等成本，所剩无几。据典型调查，草岗畲族贫农雷长利，1948年租种地主5亩水田，收获稻谷1000公斤，交地租600公斤，牛租、工具租等100公斤，仅剩下300公斤（未除成本），一家5人平均只有60公斤。如果租种等次低的水田比例大，或遭遇灾害，所剩的就更少了，甚至全部收获还不够交纳地租。除实物地租外，个别乡村还保留有劳役地租的残余，以劳力充抵租额。少数山租，也有用货币折交的。
地主阶级还以雇工、放高利贷、买青苗（放谷担）等方式，巧取豪夺剥削农民。雇工，主要有长工（“长年”）、短工（月工、零工）两种。长工，多是强壮劳力，整年在地主家劳动，通常要耕种10亩以上田地并包搅春米和一些家务杂活，如同奴隶，报酬因人而异，最多每年得500公斤稻谷（民国26年，霞浦长工年平均工资法币62.5元）。因病等，出工少于300天的，要扣谷额长工常年所创造的价值，约有70％被剥削。被雇用的童工（主要是牧童，即“看牛弟”），每年得100公斤稻谷，即使能负担成年人的劳动，报酬最多也只有250公斤稻谷。短工，往往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劳动强度大，其报酬相对较高，一般是每天5公斤稻谷，农闲季节的雇用，每天只有3公斤稻谷，甚至更少。有的只供饭，“有食没工钱”。
高利贷相当普遍。高利贷者，多半是汉族的地主、富农和商人，也有一些畲族高利贷者向其借贷，然后加利转贷给本族农民，从中牟取息差。钱币借贷，长期的多以一年为限，年利率50～60％，以至100％，短期的多以月为度，月利率通常是10～20％。如果无法按期偿还，则按复利计息，息再重息，越重越多。民国时期，物价波动很大，钱币借贷常被折算成实物（稻谷），到偿还时，再按已经升值的实物折算，事实上利息往往超过本金。实物借贷，大多是粮食。春荒借，秋收还，一般是借一还加半（还150％）以至还二。“买青苗”，则是高利贷者趁农民在青黄不接、危困时，以市价50～70％左右的钱币，预买当年的秋粮，隔年未还，利息加倍。霞浦畲村，除了粮食，茶叶、油茶、木炭，或其他副业产品，也常有廉价预卖的。
封建地主占有制，严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畲族地区尤其如此。
个体所有
民国23年（1934）春，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制定分田大纲，在小部分革命基础较好的地方，一度实行土地革命。霞浦五斗、三斗、龙潭、马地、龙虎岗等畲村，每人平均分得7分水田（山林、早地尚未分配），但为期不长、范围亦小，对全县畲族经济影响甚微。
1949年6月，霞浦解放。畲汉人民进行减租减息，反霸建政。次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霞浦畲汉人民都发动起来，同步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采取大体相同的方法和步骤，“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至1952年春，土地改革胜利结束，转入生产。全县无地少地的汉农民113863人分得土地146254亩、房屋30900间、耕牛2000头、农具55000多件，彻底摆脱了封建地主经济的枷锁，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土地改革后，封建土地占有制度被彻底砸碎，建立了农民个体所有制。霞浦畲族各阶层土地及其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大为改变。据典型调查，青皎乡贫农356户，分得土地1013.72亩，人均土地是土地改革前的6倍；雇农38户，分得土地112亩，人均土地是土地改革前的32倍；中农120户，分进土地410亩，人均土地增加1倍多；地主、富农按政策只留有自耕的土地。玉坛乡新厝村（今属七宝洋），土地改革前后各阶层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如下表：
生产资料占有的大改变，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为发展生产提供了条件。霞浦畲族经济起了很大改变。但是，由于畲族农民家底过薄，在分得土地后，有的仍然缺少农具、耕牛、肥料、资金，少数孤寡病老者，缺乏劳动力，甚至无法耕种。于是，有着互相帮助良风美俗的畲族农民，普遍采取自愿互利的各种换工形式，或人工换牛工，或弱劳力换强劳力，甚至干脆帮助，解决各种困难。与此同时，人民政府一边救济、贷款给予扶持帮助，一边因势利导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互助互惠，发展生产。1951年，草岗等畲村出现了变工队，西宅里等畲村出现了以村为单位的互助组。至1952年，全县畲族农户90％以上参加了互助组，海边等畲村100％的农户都加入互助组。互助组调剂了劳力、畜力和农具，又有一定的生产计划与技术分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力。如西宅里雷坤灼互助组，各户粮食平均增产了10％以上，组员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草岗雷大钗互助组、路里蓝成财互助组，则是全省著名的互助组。
集体所有制
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公布后，中共霞浦县委一方面继续促进互助组的发展和巩固，一方面着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县第一个畲族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青皎海边创办。入社农户以土地入股分红，耕牛、农具折股入社，为集体所有；收益分配，劳力占七成，土地股份占三成。1954年，海边社增产增收，粮食产量比初办社时增长36.6％，被评为全县爱国增产先进社。集体合作的优越性，初步得到显示。于是，全县畲族农户加入合作社的不断增多。如玉坛乡，当年办了4个初级社，入社畲族农户90户，占全乡农户21％。同年，开始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土地股份报酬，生产资料全部转为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按劳付酬）。畲族人口占很大比例的青福乡，首批试办两个高级社，入社畲族农户130户，占全乡农户35％；第二年，该乡办有8个高级社，入社畲族农户，占全乡农户66％。1955年冬，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及毛泽东主席有关指示下达后，随即在1956年掀起农村合作化高潮。霞浦畲族走在前头。仍以青坛乡（合青福、玉坛）为例，入社农户增加到736户，占全乡农户总数96％强。至1957年秋，全县96.7％的农户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59.6％，畲族农户入社率略高于全县比例。至此，集体所有制基本建立，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霞浦畲村合作社，尤其是畲汉群众自愿建立的联合社，扬长避短，共同发展。在农业生产上，进行一系列改革：普遍推广深耕密植和双季稻，掀起积肥运动，改变畲族农民过去不施肥的习惯，兴修水利，增强抗灾能力。于是，霞浦畲族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1957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187％，人民生活相应得到改善。
人民公社 1958年秋，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公布后，霞浦闻风而动，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按行政区域归并，政社合一，建成13个人民公社，于9月初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畲族农民都成了人民公社社员。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所有土地、山林、耕牛、农具、水利设施，乃至合作社生产的粮食等等，一律归公社所有。不少零散的畲村被归并，偏远的土地只得抛荒。新厝、梨坪湾等地，都因此成为百户以上的畲族新聚居点。11月初，全县以生产队为单位，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劳力统一调遣，实行“军事化”，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刮浮夸风、共产风，搞高指标、瞎指挥，使农业生产普遍大幅度下降。1960年霞浦畲族地区粮食产量，只有1949年的60％左右。据抽样调查，畲族社队当时全年人均口粮只有70公斤左右，有的连“瓜菜代”也难维持，以至用野生植物充饥。鉴于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1961年起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缩小公社规模，增加生产队；取消供给制，采取评工记分，按劳计酬；按人口划给社员一定自留地；允许社员开荒，谁种谁收；允许搞家庭副业等等。这种划小自主经营单位，有利于休养生息的措施，对分散居处在山区的霞浦畲族生产队，尤为适宜。于是，素称吃苦耐劳的畲族社员，一面积极参加集体生产，恢复集体经济，一面大量开荒扩种，精心经营自留地与家庭副业，兼拓家庭经济。严重困难得到缓解。此后几年，集体经济逐渐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社员家庭收入亦有所提高。但是，由于经营体制未根本改变，瞎指挥与平均分配仍严重存在，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左”的一套愈演愈烈，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事事“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过分集中的计划经营和过分平均化的分配制度，致使农村经济缺乏内在的活力，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扰。但由于霞浦畲族地区大多地处偏远，政治动乱的影响和经济体制的弊端，容观上都受到限制。从总体看，霞浦畲族农村经济，还是保持缓慢上升的势头。1976年，全县畲族地区有93个生产队粮食生产跨《纲要》，有16个生产队超千斤。南门山等4个生产队还双跨《纲要》，超过历史最高水平。30个畲村（生产队）的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增长23％，平均每年增长2.1％，同时，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有所改观。长春路里、城关岭头等，还成为当时“农业学大寨”的红旗。
生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纠正以往“左”倾错误，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7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部署农业和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民族地区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和全国同步同一政策进行，而在一些具体方面，也有较灵活的措施和较宽的政策。霞浦畲族地区亦不例外。
霞浦畲族农民早在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尝过“三自一包”的甜头，改革伊始便纷纷要求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种“责任田”。中共霞浦县委遵从群众意愿，顺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认真学习和贯彻施行党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农村普遍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逐步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根据农村经济门类特点，实行多种统分有序的经营形式，其中主要是土地公有、家庭经营的农业经营形式，“农户分散经营、集体提供服务”。至1982年，全县签订60574份耕地承包合同，承包工作顺利完成，县内畲族农民6765户，32736人，全部参加承包。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双层经营，既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必要的集体经营，又使农户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有利于集中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和农户承包的积极性都得到发挥，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霞浦畲族地区农业经济得到较大幅度的发展，畲村面貌发生可喜的变化。
水门茶岗，这个在50年代以“草岗变茶岗”闻名遐迩的畲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不甚景气。那段时间，每年吃国家回销粮25吨。实行责任制后，1982年与1978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28％，人均口粮增长42.2％，结束吃回销粮的历史，经济总收入增长47.8％，摆脱了贫困。随着双层经营体制的逐步完善，畲乡面貌进一步变化。1985年与1978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57.5％人均口粮增长66.3％，经济总收入增长129.9％。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很大成绩，先后被县、地、省评为“文明村”，是“福建畲族地区脱贫致富的一个典型”。
1985年后，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发展专业户和各种联合体，还不失时机地把完善的重心，摆到健全和加强集体统一经营这一薄弱环节上来，使村级集体经济有所发展。同时，取消主要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霞浦畲族农村和农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畲族人民生活普遍提高。
1989年，3个畲族乡的经济总收入达3877.8万元，扣除价格和区域变动因素（下同），比1985年的2154.36万元，增长51.8％，比1982年的1152.58万元，增长236.44％，比1978年的648.6万元，增长492.83％，平均每年增长45.25％。30个畲村的经济总收入达1792.44万元，比1985年的1007.46万元，增长77.93％，比1982年的538.99万元，增长232.59％，比1978年的214.52万元，增长735.65％，平均每年增长66.88％，都超过霞浦畲族地区（以畲族人口比例占30％以上的畲村估算）1949年至1978年平均每年增长19.53％的幅度。粮食、茶叶、水果、食用菌以及林、牧、副、渔的产量和商品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人民平均收入明显增长。
但是，霞浦畲族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诸多制约因素，还处在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农业投入不足，物质技术基础脆弱，综合生产能力不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双层经营体制不健全，村级集体经济尤其薄弱。农产品流通不畅，有些地方、有些产业出现增产不增收，或增产多增收少的情况。为改变这种状况，促进畲族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赶上或接近汉族先进地区的水平，霞浦畲族人民，及有关领导部门正在继续认真执行民族工作的有关政策和优惠措施，同时审时度势抓住发展契机，运用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继续稳妥地完善和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