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章 综述
霞浦畲族先民，颠沛流离，辗转迁徙，早期生产方式是游耕和狩猎。明清定居后，才逐渐发展起以梯田稻谷耕作和定耕型旱地甘薯耕作为主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定耕型旱地耕作和原始游耕方式的残余色彩甚为浓厚。直至近现代（乃至当代），仍“多山居力农”，以锄犁并耕的传统农业（种植业）作为主要的经济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霞浦畲族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其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1989年，经济发展的年递增率比全县农村同类平均数低4个百分点，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较低层次。
第一节 经济体制
霞浦畲族社会发展程度，及其相应的经济体制和汉族大致相同。
封建土地所有制
霞浦畲族入迁伊始，这里早就是闽东相对发达的封建社会，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封建地主经济占着主要地位。
入迁的畲民，有一部分到穷山僻壤“随山种插，去瘠就腴”，尽力耕作，进行开发，凡山间荒地“皆治为陇亩”；大部分则相继到已经开发的社区，寻找可以跻身插足的间隙，杂散居住，租种汉族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或为其当长工、打短工。直至晚清、民国时期，才出现极少数发迹的地主、富农，绝大多数畲民都是贫农、雇农和中农，而中农也多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中农，自耕农很少。
1951年土地改革时，几个重点调查的畲族乡村，阶级成分划分情况，如下表：
地主、富农不到1.5％，95％以上是贫苦农民。若与汉族乡村相比——地理环境与青皎、墓斗、西胜等相类似的江边、坡头、长春等3个汉族乡，当时计有1102户，其中地主4％，富农2.36％中农30.58％，贫农56.17％，雇农1.45％，手工业者、游民5.44％。——畲族乡村地主、富农更少，而贫农、雇农则更多。此外还有一种情况：畲族乡村富裕中农、手工业者都很少，而佃中农、游民的比例则明显超过汉族乡村。
在封建地主经济中，霞浦畲族社区生产资料占有明显不均。极少数的地主、富农往往占有半数的耕地和耕牛、犁耙等，且多是良田腴地、壮牛好农具，广大贫农、雇农、佃中农，只有少量贫瘠的土地和其他简陋的生产资料。以青皎乡为例，土地改革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地主24亩，贫农0.75亩，雇农只有0.07亩。海边村10户贫农，都没有耕牛，只5架犁、2架耙和少量的小农具。
畲族佃农除向本民族地主、富农租种土地外，80％左右是向汉族地主、富农租种的。地主阶级主要以出租土地剥削农民。地租有两种，最普遍的是“定租”（“硬租”），即出租土地时，先确定租额（通常由地主规定），租额是固定的。据民国26年（1937）《霞浦县人口农业调查》，每亩上等田租谷152.7公斤，中等田租谷110.8公斤，三等田租谷109.6公斤，租额占总收获量六成左右。“定租”，一般是不论丰歉，租谷不变，若遇重大灾情，要筹办酒饭请地主察看灾情，才略有减免。另一种是“分租”（“做分”），即收成后按收获量分配，水田多实行“四六分”（佃四主六），或主佃“对分”，少数劣田则“倒四六分”（佃六主四），或“倒三七分”（佃七主三），旱地多是“倒四六分”。
租佃时，地主只是提供土地，若有提供畜力、农具等，佃户都得另外付租。农民终年辛劳，交付租谷，再扣除种子、肥料、工食等成本，所剩无几。据典型调查，草岗畲族贫农雷长利，1948年租种地主5亩水田，收获稻谷1000公斤，交地租600公斤，牛租、工具租等100公斤，仅剩下300公斤（未除成本），一家5人平均只有60公斤。如果租种等次低的水田比例大，或遭遇灾害，所剩的就更少了，甚至全部收获还不够交纳地租。除实物地租外，个别乡村还保留有劳役地租的残余，以劳力充抵租额。少数山租，也有用货币折交的。
地主阶级还以雇工、放高利贷、买青苗（放谷担）等方式，巧取豪夺剥削农民。雇工，主要有长工（“长年”）、短工（月工、零工）两种。长工，多是强壮劳力，整年在地主家劳动，通常要耕种10亩以上田地并包搅春米和一些家务杂活，如同奴隶，报酬因人而异，最多每年得500公斤稻谷（民国26年，霞浦长工年平均工资法币62.5元）。因病等，出工少于300天的，要扣谷额长工常年所创造的价值，约有70％被剥削。被雇用的童工（主要是牧童，即“看牛弟”），每年得100公斤稻谷，即使能负担成年人的劳动，报酬最多也只有250公斤稻谷。短工，往往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劳动强度大，其报酬相对较高，一般是每天5公斤稻谷，农闲季节的雇用，每天只有3公斤稻谷，甚至更少。有的只供饭，“有食没工钱”。
高利贷相当普遍。高利贷者，多半是汉族的地主、富农和商人，也有一些畲族高利贷者向其借贷，然后加利转贷给本族农民，从中牟取息差。钱币借贷，长期的多以一年为限，年利率50～60％，以至100％，短期的多以月为度，月利率通常是10～20％。如果无法按期偿还，则按复利计息，息再重息，越重越多。民国时期，物价波动很大，钱币借贷常被折算成实物（稻谷），到偿还时，再按已经升值的实物折算，事实上利息往往超过本金。实物借贷，大多是粮食。春荒借，秋收还，一般是借一还加半（还150％）以至还二。“买青苗”，则是高利贷者趁农民在青黄不接、危困时，以市价50～70％左右的钱币，预买当年的秋粮，隔年未还，利息加倍。霞浦畲村，除了粮食，茶叶、油茶、木炭，或其他副业产品，也常有廉价预卖的。
封建地主占有制，严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畲族地区尤其如此。
个体所有
民国23年（1934）春，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制定分田大纲，在小部分革命基础较好的地方，一度实行土地革命。霞浦五斗、三斗、龙潭、马地、龙虎岗等畲村，每人平均分得7分水田（山林、早地尚未分配），但为期不长、范围亦小，对全县畲族经济影响甚微。
1949年6月，霞浦解放。畲汉人民进行减租减息，反霸建政。次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霞浦畲汉人民都发动起来，同步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采取大体相同的方法和步骤，“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至1952年春，土地改革胜利结束，转入生产。全县无地少地的汉农民113863人分得土地146254亩、房屋30900间、耕牛2000头、农具55000多件，彻底摆脱了封建地主经济的枷锁，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土地改革后，封建土地占有制度被彻底砸碎，建立了农民个体所有制。霞浦畲族各阶层土地及其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大为改变。据典型调查，青皎乡贫农356户，分得土地1013.72亩，人均土地是土地改革前的6倍；雇农38户，分得土地112亩，人均土地是土地改革前的32倍；中农120户，分进土地410亩，人均土地增加1倍多；地主、富农按政策只留有自耕的土地。玉坛乡新厝村（今属七宝洋），土地改革前后各阶层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如下表：
生产资料占有的大改变，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为发展生产提供了条件。霞浦畲族经济起了很大改变。但是，由于畲族农民家底过薄，在分得土地后，有的仍然缺少农具、耕牛、肥料、资金，少数孤寡病老者，缺乏劳动力，甚至无法耕种。于是，有着互相帮助良风美俗的畲族农民，普遍采取自愿互利的各种换工形式，或人工换牛工，或弱劳力换强劳力，甚至干脆帮助，解决各种困难。与此同时，人民政府一边救济、贷款给予扶持帮助，一边因势利导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互助互惠，发展生产。1951年，草岗等畲村出现了变工队，西宅里等畲村出现了以村为单位的互助组。至1952年，全县畲族农户90％以上参加了互助组，海边等畲村100％的农户都加入互助组。互助组调剂了劳力、畜力和农具，又有一定的生产计划与技术分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力。如西宅里雷坤灼互助组，各户粮食平均增产了10％以上，组员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草岗雷大钗互助组、路里蓝成财互助组，则是全省著名的互助组。
集体所有制
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公布后，中共霞浦县委一方面继续促进互助组的发展和巩固，一方面着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县第一个畲族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青皎海边创办。入社农户以土地入股分红，耕牛、农具折股入社，为集体所有；收益分配，劳力占七成，土地股份占三成。1954年，海边社增产增收，粮食产量比初办社时增长36.6％，被评为全县爱国增产先进社。集体合作的优越性，初步得到显示。于是，全县畲族农户加入合作社的不断增多。如玉坛乡，当年办了4个初级社，入社畲族农户90户，占全乡农户21％。同年，开始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土地股份报酬，生产资料全部转为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按劳付酬）。畲族人口占很大比例的青福乡，首批试办两个高级社，入社畲族农户130户，占全乡农户35％；第二年，该乡办有8个高级社，入社畲族农户，占全乡农户66％。1955年冬，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及毛泽东主席有关指示下达后，随即在1956年掀起农村合作化高潮。霞浦畲族走在前头。仍以青坛乡（合青福、玉坛）为例，入社农户增加到736户，占全乡农户总数96％强。至1957年秋，全县96.7％的农户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59.6％，畲族农户入社率略高于全县比例。至此，集体所有制基本建立，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霞浦畲村合作社，尤其是畲汉群众自愿建立的联合社，扬长避短，共同发展。在农业生产上，进行一系列改革：普遍推广深耕密植和双季稻，掀起积肥运动，改变畲族农民过去不施肥的习惯，兴修水利，增强抗灾能力。于是，霞浦畲族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1957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187％，人民生活相应得到改善。
人民公社 1958年秋，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公布后，霞浦闻风而动，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按行政区域归并，政社合一，建成13个人民公社，于9月初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畲族农民都成了人民公社社员。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所有土地、山林、耕牛、农具、水利设施，乃至合作社生产的粮食等等，一律归公社所有。不少零散的畲村被归并，偏远的土地只得抛荒。新厝、梨坪湾等地，都因此成为百户以上的畲族新聚居点。11月初，全县以生产队为单位，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劳力统一调遣，实行“军事化”，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刮浮夸风、共产风，搞高指标、瞎指挥，使农业生产普遍大幅度下降。1960年霞浦畲族地区粮食产量，只有1949年的60％左右。据抽样调查，畲族社队当时全年人均口粮只有70公斤左右，有的连“瓜菜代”也难维持，以至用野生植物充饥。鉴于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1961年起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缩小公社规模，增加生产队；取消供给制，采取评工记分，按劳计酬；按人口划给社员一定自留地；允许社员开荒，谁种谁收；允许搞家庭副业等等。这种划小自主经营单位，有利于休养生息的措施，对分散居处在山区的霞浦畲族生产队，尤为适宜。于是，素称吃苦耐劳的畲族社员，一面积极参加集体生产，恢复集体经济，一面大量开荒扩种，精心经营自留地与家庭副业，兼拓家庭经济。严重困难得到缓解。此后几年，集体经济逐渐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社员家庭收入亦有所提高。但是，由于经营体制未根本改变，瞎指挥与平均分配仍严重存在，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左”的一套愈演愈烈，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事事“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过分集中的计划经营和过分平均化的分配制度，致使农村经济缺乏内在的活力，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扰。但由于霞浦畲族地区大多地处偏远，政治动乱的影响和经济体制的弊端，容观上都受到限制。从总体看，霞浦畲族农村经济，还是保持缓慢上升的势头。1976年，全县畲族地区有93个生产队粮食生产跨《纲要》，有16个生产队超千斤。南门山等4个生产队还双跨《纲要》，超过历史最高水平。30个畲村（生产队）的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增长23％，平均每年增长2.1％，同时，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有所改观。长春路里、城关岭头等，还成为当时“农业学大寨”的红旗。
生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纠正以往“左”倾错误，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7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部署农业和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民族地区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和全国同步同一政策进行，而在一些具体方面，也有较灵活的措施和较宽的政策。霞浦畲族地区亦不例外。
霞浦畲族农民早在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尝过“三自一包”的甜头，改革伊始便纷纷要求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种“责任田”。中共霞浦县委遵从群众意愿，顺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认真学习和贯彻施行党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农村普遍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逐步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根据农村经济门类特点，实行多种统分有序的经营形式，其中主要是土地公有、家庭经营的农业经营形式，“农户分散经营、集体提供服务”。至1982年，全县签订60574份耕地承包合同，承包工作顺利完成，县内畲族农民6765户，32736人，全部参加承包。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双层经营，既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必要的集体经营，又使农户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有利于集中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和农户承包的积极性都得到发挥，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霞浦畲族地区农业经济得到较大幅度的发展，畲村面貌发生可喜的变化。
水门茶岗，这个在50年代以“草岗变茶岗”闻名遐迩的畲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不甚景气。那段时间，每年吃国家回销粮25吨。实行责任制后，1982年与1978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28％，人均口粮增长42.2％，结束吃回销粮的历史，经济总收入增长47.8％，摆脱了贫困。随着双层经营体制的逐步完善，畲乡面貌进一步变化。1985年与1978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57.5％人均口粮增长66.3％，经济总收入增长129.9％。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很大成绩，先后被县、地、省评为“文明村”，是“福建畲族地区脱贫致富的一个典型”。
1985年后，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发展专业户和各种联合体，还不失时机地把完善的重心，摆到健全和加强集体统一经营这一薄弱环节上来，使村级集体经济有所发展。同时，取消主要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霞浦畲族农村和农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畲族人民生活普遍提高。
1989年，3个畲族乡的经济总收入达3877.8万元，扣除价格和区域变动因素（下同），比1985年的2154.36万元，增长51.8％，比1982年的1152.58万元，增长236.44％，比1978年的648.6万元，增长492.83％，平均每年增长45.25％。30个畲村的经济总收入达1792.44万元，比1985年的1007.46万元，增长77.93％，比1982年的538.99万元，增长232.59％，比1978年的214.52万元，增长735.65％，平均每年增长66.88％，都超过霞浦畲族地区（以畲族人口比例占30％以上的畲村估算）1949年至1978年平均每年增长19.53％的幅度。粮食、茶叶、水果、食用菌以及林、牧、副、渔的产量和商品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人民平均收入明显增长。
但是，霞浦畲族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诸多制约因素，还处在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农业投入不足，物质技术基础脆弱，综合生产能力不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双层经营体制不健全，村级集体经济尤其薄弱。农产品流通不畅，有些地方、有些产业出现增产不增收，或增产多增收少的情况。为改变这种状况，促进畲族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赶上或接近汉族先进地区的水平，霞浦畲族人民，及有关领导部门正在继续认真执行民族工作的有关政策和优惠措施，同时审时度势抓住发展契机，运用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继续稳妥地完善和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第二节 经济结构
畲族，以“畲”作为族称，如上所述，与其经济特点（以至于其经济结构特点），有紧密相关。霞浦畲族，世世代代“多山居力农”。长期以来，其经济几乎完全是农业经济，其经济产业结构，则几乎完全是（第一产业）农业，且农业内部结构，亦只偏重以粮食作物为主的种植业。这种经济结构单一不合理的情况，从来比当地汉族地区更为突出。
霞浦畲族自入迁以来，几乎是所有的畲村都分布在农村（主要是山村），几乎是所有的劳力都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其早期，主要是游耕和狩猎。定居以后，尽力开发耕耘，有水源的地方，垦为梯田，种植稻谷；仰赖雨水的地方，辟为旱地，种植甘薯、杂粮和一些主要供给自食自用的农作物。所租佃而来的土地，亦是水田种水稻、旱地种甘薯。数百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来播种，秋到收成”，整年累月“扛锄头柄”，“头插田埂下”，从事以梯田水稻耕作和定耕型旱地甘薯耕作为核心的二元结构型农耕经济。由于耕地有限且多贫瘠、生产技术落后，地租剥削严重，耕作收入难以维持生计，于是，畲民大多还兼营养猪喂鸡、砍柴烧炭、扎纻织布、编斗笠缚菅帚、捕获采集野生动植物等副业生产（其时，耕作为“主业”，其他均为“副业”）。所生产的农副产品，除自食自用之外，剩余部分作为小商品，挑到集市出卖以换回铁农具、食盐、咸鱼货等生产生活必需品，但这种交换，充其量只不过是对基本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畲区山地自然经济的补充，尚未成为独立的产业。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霞浦畲族地区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广大畲族人民种植、林业、饲养、副业一起抓：粮食连年增产，茶园多处开垦，果树开始栽培，林木大量营造，猪、鸡、鸭普遍饲养，有的还饲养牛、羊、兔、蜂；手工业明显从农业脱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产业，逐渐有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畲族地区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草岗茶叶生产发展尤快，1958年全国茶叶现场会议在此召开，草岗因此改名为“茶岗”，社长雷大钗被国务院授予“全国茶业劳动模范”。
50年代末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对调整霞浦畲族经济产业结构，有一定促进，但消极因素也是突出的。一哄而上的一些“工厂”，很快下马。“以钢为纲”，大炼钢铁，脱离畲区实际，钢铁没炼成，粮食却烂在地里，且当时山区族生产队主要是烧木炭，供大炼钢铁之需，仅西胜一处，两个月间，就运送出木炭300多吨，不到一年时间，许多山林砍伐殆尽。自然生态遭受严重破坏，农业经济迅速衰退，面临严重的困难。
60年代初，贯彻八字方针，放宽政策，休养生息，在发展集体经济（主要是粮食生产）的同时，家庭饲养及其他副业也渐见生气，严重的困难得到缓解。
6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动乱时期，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主要抓水稻。畲族山区水田不多，为了单打一地发展粮食生产，不惜毁林造田、砍果种稻、连崇儒公社名扬中外的“芙蓉李干”生产基地，也被擢毁。同时，将社员的家庭饲养及其他副业、房前屋后的零星种植和多称经营的小商品交换，都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所有人力、物力，都困绕在有限的薄田里，拼死拼活地抓粮食，农业经济结构更趋不合理。本县畲族地区1976年各类产业的产值比重，与1957年相比，种植业由71.44％上升到73.14％（其中粮食、茶叶增长幅度较大），林业由7.13％下降到6.72％；畜牧业由6.27％下降到5.14％粮食生产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其他生产发展却相当缓慢，以至停滞、衰退。社员人均口粮增多了，但家庭经济不活，生活依然贫困；有些地方（主要是高寒山区）不适应种植双季水稻，却硬要指令生产，连粮食也抓不上，生活更为贫困。
70年代末，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吸取教训，解放思想，稳步前进。80年代后，霞浦畲族地区全面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发展农村经济时，注意因地制宜，因民族制宜，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地方优势，扬长避短，大念“山海经”，调整农村经济的产业结构。首先对农业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在始终把粮食生产摆在首要位置、确保粮食稳步增长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从种植业向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方面适度转移，而在种植业中，则逐渐提高具有地方优势的经济作物的产值比重。山区着重发展林业和茶叶、水果、食用菌（主要是香菇和蘑菇）生产；沿海则着重发展以浅海养殖（主要是对虾、海带、紫桌、缢蛏）为主的渔业生产。“农村即农业，农业即粮食”的单一产业结构的状态，大有改变。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规模小，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商品率高，促使霞浦畲族地区的农村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
几年来，全县30个畲村中有28村办茶场，茶园面积达8927亩，1989年茶叶产量187.5吨，产值81万元。全县畲族地区，栽种各种果树64万株（是1949至1984年总数的6倍多），有200亩以上的果场7个，年纯收入10万元以上，仅茶岗和白露坑两个桔场，每年就向市场提供鲜果150吨，古县竹园人均收入1100元，其中有700元是水果收入。茶岗村开垦茶园870亩，栽果6万株，在经历“草岗变茶岗，茶岗变草岗”之后，又使“草岗变茶果岗”，成为受省、国务院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食用菌生产，从无到有，迅速发展，成为畲村脱贫致富的拳头产品，崇儒新村专业户蓝大福，香菇生产年产值90多万元，从一个欠债2000元的贫困户，一跃成为个人年纯收入7万元的富裕户，得到省和国家民委的表彰。林业生产发展更快，全县畲族地区造林9.6万亩，建立300亩以上杉木林场15个。其中，马洋林场造杉木林1152亩（支部书记钟由銮一户营造186亩），已有727亩成材，蓄材量达3000立方米。历来作为家庭副业的畜牧业得到发展，专业户蓝其禄办的饲养场，养鸡、鸭4万多头，收入可观。浅海养殖业，空前发展，二坑养殖缢蛏、瓮里养殖海带，都成为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下岐山发展渔业，成为全县首屈一指的富村。
霞浦畲族地区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调整，进行综合开发，一部分富余劳动力，逐渐向非农业转移，发展运输业、饮食业、服务业和商业等行业，使农工、农商等多种形式的联营和个体经营不断出现。乡村企业、乡镇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甚快。创办于80年代中期的崇儒畲族乡蜜钱厂、水门畲族乡麻纺厂，年产值超过百万元。县民族经济服务站、食用菌公司、京福公司等，都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霞浦畲族地区长期以来农村经济结构单一、封闭的格局开始改变，畲族人民单纯种田为业的传统观念开始转变。农业经济由自给半自给的单一经营，逐步向多层次、多元化、专业化、现代化渐进，出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业综合经营的新格局。畲村农业经济正在持续和较协调地发展着。
1989年，30个畲族村粮食总产量14487.93吨，经济总收入1792.64万元，其中，各产业产值比重为：种植业63.79％，林业6.23％，畜牧业18.11％，副业9.04％，渔业2.83％。
具体分村统计，见上表。
40年来，霞浦畲族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大致经历了“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和“农业综合开发”三个阶段，并由此实现三大转变，即产业结构由单项开发向多项开发转变，开发内容由单项广度为主向多项广度深度并举转变；组织形式由集体开发向个人自觉开发再转入国营、集体、个体、联户共同开发转变。农村经济开始进入由传统向现代化经营转换的演变过程。
本县畲族地区40年来，经济产业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
第二章 种植业
农业，从广义说，包括农（种植）、林、牧、副、渔等“五业”生产活动；从狭义说，则专指其中最基本的生产部门——种植业。
本章记述的是狭义的农业，即种植业。在种植业中，只记叙农作物（主要是粮食作物）的生产。茶叶、水果、食用菌的生产另有专章记述。
第一节 耕作
耕作制度
霞浦畲族，在明清定居以后，克服山区自然条件的制约，倚山坡，修筑梯田，逐步发展起以梯田水稻耕作和定耕型旱地甘薯、杂粮耕作为核心的二元结构型农耕。
霞浦畲族地区，多数地处高丘陵山区，山高水冷，且大多数畲民生活贫困，衣衫褴褛单薄，无法御寒，冬季一般不事耕作。水田与旱地，基本都冬闲。水田至冬季大多灌水浸泡着。常年水田只种一季中稻，旱地则只种一季甘薯、杂粮或其他作物。只有小部分平原、盆谷、沿海地区较肥沃的田地，秋收后复种大小麦、油菜、豆类、蔬菜等，称种“小季”。畲族地区复种指数极低。
有些地方还采用原始的“抛荒制”，将耗尽地力的土地丢荒，轮歇几年以至一二十年再耕种。僻远山区的旱地（农地）中，有很多是“轮歇地”，不能长期使用。不少畲族地区还进行轮换耕作，把水田排干种甘薯或豆类，种1-3年之后，再改种水稻。均以土壤适宜为定。据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草岗村“水田总面积中有25％的田地种地瓜（甘薯），75％种水稻。解放前，水稻都是单季。轮作水田全部复种，复种面积约占耕地面积25％。今年轮作地瓜，明年改种水稻。轮作目的在于恢复地力，提高作物产量”。“复种面积，除水田以外，还有一部分农地，数量都不多。本村复种只有20亩左右（本村耕地面积418亩）。轮作田多半复种油菜、大小麦等，农地多半种豆类、花生等作物”。
长期以来，耕作制度多沿传统习惯，基本没有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和农田水利基本设施的改善，耕作制度不断变革。50～60年代，部分地区推行一年二熟制：或水稻——大小麦，或水稻——油菜，或水稻——豆类，或水稻——绿肥。据1958年调查资料：“青坛乡原耕地面积6936.52亩，1956年，各种作物种植面积13465.6亩，耕地利用率为194.13％，比1948年提高67.13％，复种面积是1948年的3.5倍”。特别是70年代后，实行耕作制度的重大改革，推广间套种等新技术，土地利用率增长速度大大加快。30个畲村以二熟为主的田园，稳定在9000亩以上，其二熟制多是：早稻——晚稻，甘薯——冬种。青福、墓斗、白露坑、瓦窑头、南塘等村还有三熟制：双季稻——冬种。1989年，全县30个畲村共有耕地30546亩，作物播种面积为64695亩，复种指数为211.7％。但各村之间耕地利用情况差异甚大。举典型村列表如上表。
耕作技术
霞浦畲族入迁早期，从事游动性的“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耕作相当粗放。
据史料：畲民“耕山而食，去瘠就腴，率数岁一徙”。相传，自帝喾高辛始，历代帝王及地方政府，准许畲民在“庶田之外一丈三尺地方开荒耕种”，所开的土地叫做“畲田”，“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畲田……皆深山穷谷，不通辙迹。其民刀耕火种，大抵先砍山树，虽悬岩绝岭，树木尽砍，俟其于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即以插种之”（转引自《畲族社会历史调查》）。有“纵火焚山”、“烧草过春风”的生产习惯。合民“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煖而姹虫死，以为肥，日火薅。”（李调元《南越笔记》）“粪田以火土，草木黄落，烈山泽，雨瀑灰浏，田遂肥侥，播种谷，不耘籽而获。”（《长汀县志》）亦大抵相符。一般每年二三月间，砍伐山上灌木杂草，晒干后，从山顶点火往下烧，畲民称为“坐山火”。烧后二三天，点播早稻、高梁、玉米、荞麦、萝卜等，把种子与泥土、草木灰一起翻入土中，在陡外点播时，则站在高处，用长柄刀具往下戳穴，投播种子。一块地一般只种三年，产量头年低，二年高，三年下降。第四年地力不足，便不种粮食，大多植树插竹。
霞浦畲族，特别在僻远山区者，从事刀耕火种历史甚久。据1957年霞浦西胜林业站调查，当时西胜山区畲民“尚有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而相当部分的山区畲民，至今仍保留一些诸如“炼山”烧荒、劈田埂、烧山灰（作肥料）等生产习惯，带有刀耕火种的痕迹。
霞浦畲族在长年累月的耕作过程中，积累有相当丰富的生产经验，耕作技术更适应于山区的自然条件，与当地汉族大致相同。
农事活动，习惯按农历24个节气，合理安排，不违农时地进行（详《农事活动表》）。
水田耕作，锄犁并耕。通常是一犁一耙或一犁二耙，即开春后（有的在秋后），先挖稻根（掘秆蒂），挖出的稻根焚烧为肥料（若是烂田，则任其浸泡腐烂，作为肥料），接着用犁翻土，让太阳晒干，侯清明、谷雨时，引水溶田，然后耙平，清明、谷雨时，再翻犁一遍，小满、芒种时，再耙一次，接着把田整平（做牛地），把秧播下。由于畲族地区耕田窄小零碎（平均每亩7.9块。当地汉族水田平均每亩3.8块），一些山区梯田过于窄小有所谓“簑衣丘”、“斗笠坵”之称（意为一件簑衣，一顶斗笠就能把整坵田盖住），无法进行牛耕，只好人工用锄头翻掘、平整。一般每亩插1300株秧苗。插秧株距的疏密，视土质肥瘠、水源远近而定。较肥沃者，株距通常是0.3～0.4米，让茁壮的稻株有伸展的余地，贫瘠者株距则比较密，以弥补歉收之不足。入夏后，除草1～2次，有的施一些山灰作肥料。秋分前后，进行收割。打场在田边干地（楻埕）进行，收割好的稻株，缠扎成盈握的束把，在大木楻（稻楻）的脱粒架（稻梯）上，摔打脱粒（稻楻围遮稻簟，防止谷粒飞散）。最后，把稻谷摊放稻簟上，晒干，入仓。
旱地耕作，多用锄头。先以山锄开垦，后以阔锄整畦。若是把水田的水排尽轮种甘薯或其他作物，则先用犁翻耕，然后用锄头敲碎土块，整成畦垄。种植甘薯，比较简单，芒种、夏至间，将园地整成畦垄，随即插下甘薯苗（藤栽），一般一畦只插一行，每亩插2000株左右；小暑、大暑间，松土、除草、施肥；立秋至白露，进行翻藤；秋分，第二次追肥；霜降、立冬，收成，开畦刨掘，洗净，大部分用“甘薯推”把甘薯推切成丝，在竹芮（番薯米芮）上晾晒干，成为“番薯米”，入仓。有的甘薯丝，在晾晒前，先洗出淀粉，经沉淀、晾晒，成为“番薯粉”。旱地种甘薯，比较重视施肥，有的施2～3次，或基肥、或追肥，或草木灰，或人畜肥。施肥之所以有厚甘薯薄水稻的倾向，主要是因为甘薯是丰产作物，收成与施肥成正比。
种麦不用犁，小雪前后用锄头把稻根挖起来，把田地整成畦，然后进行穴播，或条播，以一层松士覆盖种子。此后，略加管理，施肥除草，至次年立夏前后收割。
50年代以后，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发展，霞浦畲族地区的耕作技术不断进步。科学种田逐渐普及。
合理深耕本县畲族地区改变了历史上的粗放习惯，自农业社成立以后，改一犁一耙为二犁二耙或二犁三耙，改旧式步犁为新式深耕犁，深度从10～20厘米普遍深耕到30厘米以上。
合理密值 50年代前，水稻播种以大株水秧播种，种植的行距、株距为1.2×1（尺，下同），50年代中期，推广密植，按耕地肥力和气侯而异，行距、株距为0.5×0.6或0.6×0.6。但在1958年，强制密植到0.2×0.2、0.1×0.5，并在下季晚稻孕坵穗期间，以“减少占地面积，便于培植和科学管理”为由，违反自然规律，进行移兜并坵，使水稻生产损失惨重。60年代后，推广矮杆水稻，密植因地制宜，日趋科学化，以0.4×0.4或0.4×0.5为主。
推广连作 历史上本县水稻是一年一熟的单作制。50年代中期，本县部分平原地区实行早稻田寄种晚稻，谓之“填兜”，复种指数有所提高。1962～1964年，水稻品种大改革，高杆改矮杆，为连作稻打下基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推广双季稻。1969年，本县30个畲村双季连作面积达3146亩。70年代后，双季稻面积基本稳定在9000亩左右。
合理施肥 本县畲族地区传统的农家肥料只有人畜粪、草木灰。南乡部分地方还使用海沙、海土，以改造酸性土壤。水稻种植的田地多为土地贫瘠的山田，历史上的耕作又是少施肥或不施肥。山区田只在插秧时，用牛骨灰加人粪、草木灰搅拌，用以沾浸秧苗的头插播，不施基肥，不追肥。个别洋田，运肥方便，在耘草时用人粪或用羊粪追肥一次。
60年代初，本县一部分畲族地区试种绿肥，以紫云英、苜蓿为主作为水稻的基肥；1965年全面推广，播种范围遍及全县各畲族乡村，播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1/4。70年代初期，绿肥发展速度更快，但到70年代后期逐渐下降。1980年，本县畲族地区的绿肥播种几乎绝迹。
化肥的使用发展特快，本县畲族地区在50年代中期开始试用氮肥，而后60年代、70年代试用磷肥、钾肥，但因成本高、不习惯，只有少数地区使用。到了70年代末期，化肥普遍推广，使用量激增，不但用于追肥，而且施基肥、面肥。在使用方法上，逐步改表施为深施。经济较好的地区，每季水稻使用三次（基肥一次、追肥二次），经济较差的地区，基肥一次，追肥一次。1989年，全县30个畲族村使用化肥3270吨，亩均100公斤。
70年代后，科学种田在畲族地区普及，至80年代中期，有3个畲族乡成立农技站，各畲族村均配备了专门的农技人员，指导农业生产，推广良种，指导科学育秧，合理施用化肥，定期测报病虫情报，指导科学使用农药。科学种田水平不断提高。
1987年，霞浦县人民政府确定盐田乡为科技示范乡后，南塘村畲族人民配合乡政府，选择农业生产中改造中低产田为攻关项目，进行科学种田。调整作物品种结构，改进耕作制度，配备科技人员，引进良种，粮食作物获得了大面积丰收。1989年荣获宁德地区亩产超千斤奖，成为本县科技示范重点片。
南塘村以提高粮食作物年亩产量作为科学种田试验的重点项目。早在70年代初，开始试种水稻连作，到70年代中期已全面推广水稻连作，全村80％的土地普遍实行早稻——晚稻，稻——油菜，番薯——小麦，番薯——大豆（或马铃薯）等二熟制，提高耕地复种指数。1978年，全村平均粮食亩产量达到503.5公斤。
南塘村特别注重品种的更新，引进良种。选用高产、抗病虫害、耐旱等优点的良种，播种的良种有威优64号160亩（亩季产量达到450～500公斤）、宁德农科所培植的良种宁优64号等，又选用抗病虫害能力比威优64号强的仙优64号，还从江西引进仙优63号、特优63号、底优63号。这些良种具有秧龄短、抗病虫害能力强、不易耗肥等特征。
南塘村专设农技员2名，定期测报病虫信息，指导农药使用，使病虫害防治得到综合治理。农技站还指导村民合理使用化肥，氮、磷、钾肥配合使用，改表施为深施，年亩施化肥为64公斤，提高了粮食产量，1989年，粮食单季亩产达399.96公斤。每亩粮食年均产量超过500公斤。
第二节 劳动力 农具
劳动力
畲族是一个以勤劳刻苦著称的民族，男女老少都热爱劳动。畲族妇女的劳动力普遍比当地汉族妇女强，劳动时间一般也比男子长，她们除了与男子一道参加田间劳动外，还负担相当繁重的家庭副业和家务劳动。
霞浦畲族全、半劳动力绝大部分从事农业劳动。据《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记载：1958年，大部分畲村几乎100％是农业人口，解放前草岗村，全劳力57人，半劳力37人。全半劳力计94人（女41人，占43.62％），全村只有1人从事非农业劳动（专业裁缝工）。1989年调查统计，全县畲族全、半劳力计13747人（占全县畲族人口总数的34.7%），其中女劳力6048人，占44％；从事农业劳动的12963人，占94.3％。30个畲族村全、半劳力合计8059人（占其人口总数的40.57％），其中女劳力3586人，占44.5％；从事农业劳动的7587人，占94.1％霞浦畲族男女劳力没有严格分工，基本上同操农业，进行协作劳动，妇女亦掌握田作的全部生产过程，除犁田、耙田、挑粪由男劳力担任外，其他播田、田间管理、收割等，妇女均参加，而且是主要劳力。1958年，本县畲族地区多数妇女有水稻试验田、甘薯试验田。50年代畲族妇女蓝品妹、70年代畲族妇女雷月容均是种田能手。
在农业生产中，以稻作为例，一般平洋田早稻每亩需花20来天，其劳动工数分配大体是犁田、粑田、做农地各2天，下种育秧0.5天，铲秧插田2天，中耕耘草施肥1.2天，砍田草修田胿2天，割牛草0.5天，看水、除病虫害0,5天，收割2.5天。而山区梯田丘小、坡陡，每亩所花工数则为平洋田的1.5倍，甚至2倍。晚稻每亩则比早稻省二三天。多数畲民每年人均种3亩，只需二三个月时间。种甘薯从整畦到收成，每亩则需20来天，每人平均种3亩，也只需花三个月。富余劳力较多。
畲族人民历来有集体劳动的习惯。帮工、换工成为不成文的民俗。在农忙季节，进行部分劳力、农具和技术上的互助互济，如在犁田、播田、收割时，为抢农时，甲家请了乙家、丙家……突击一天，完成一个工序，而后按此方式轮流到乙家、丙家……共同完成一年的田作工序。
劳力组织，合作化前皆为以家庭为单位个体劳动，合作化后至经济体制改革前，皆为以社（组）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劳动；经济体制改革后，则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集体、联合体中的劳力也占一定比例。
农具
农业生产工具，与当地汉族地区也大致相同，但更适应山区自然条件。
锄头，是传统农耕最基本、最主要的工具。有山锄、板锄（阔锄）、二锄、葫芦锄等多种品种，分别用于垦荒、翻地、整畦、做牛地、修田埂、锄草等，其宽度、长度、厚度、硬度（视锄口加“〓”，即加钢的程度而异）和重量，因地、因劳动项目而异。畲族山区所用者，通常比平原地区所用者窄小、厚重，而多“〓”。犁，以耕牛驮引，也是传统农耕中的主要生产工具，畲族山区使用者与平原汉区相比，犁辕较弯，犁担较短，犁座较曲，犁箭较低，犁铧较小，便于梯田转弯和深耕。耙（鉪），用于耙田整田地，亦以耕牛驮引，比平原地区的重，有15公斤左右，田刀，形若小型的大刀，用于砍劈田埂，山区田埂高，特别需要，明显带有刀耕痕迹；薅草耙，稻田中耕除草用，齿耙，最常用的是四齿粑，用于聚拢、摊散垃圾、畜粪、柴草；镰刀（〓），用于收割稻谷、大小麦、油菜，山区用者比平原较长，甘薯推（薯切），铜制，齿孔有粗、细之分，用于把甘薯推切成丝，加工成“番薯米”；柴刀（柴〓），砍柴用，比平原的厚重；草刀（薄〓），割草用，有时也用于砍小灌木。以上除甘薯推外，都是铁身、木柄。木制工具水车、风㭠、秧箩、稻楻、粪桶、粪勺，竹制工具主要有稻梯、稻簟、畚箕、薯篮、薯笍、菜篮等。
以上均为传统手工农具。现今主要农具有锄头、犁、耙、田刀、镰刀等。
随着作物品种的改革和耕作制度的革新，一些传统手工农具逐渐被淘汰，机械、半机械工具从无到有，日益为本县畲村所用。如80年代中期，大部分畲族地区已用上化学除草剂。中耕除草就不用薅草粑了。防治病虫害的农具，从60年代开始使用半机械的喷粉器，至80年代，已普遍使用喷雾器。60年代中期试用脱谷机，今已全部使用，淘汰了稻楻、稻梯。特别是70年代初期，部分平原地区用手扶拖拉机犁田、溶田，还有一部分地方修了机耕路，用拖拉机运秧、运谷。80年代，全县30个畲村拥有下田的拖拉机近50台，机耕面积达900亩。青福、墓斗、瓦窑头、南塘为全县畲族地区机械使用率最高的村，机耕面积达60％，白露坑、霞坪、新村、二铺、茶岗等村的平洋田地，也用拖拉机犁田。70年代至80年代初，青福、墓斗、南塘等平洋田还用水泵代替水车车水灌溉田地。
70年代曾试用水稻插秧机，因不适用，一二年后就被淘汰。
第三节 水利
本县畲族地区的田园多为梯田、山垅田及山坡地，靠近溪涧能得到经常灌溉的田园并不多，多数田园靠天水滋润，是久晴怕旱、久雨则怕涝的“望天田”。50年代以前，缺乏水利设施，无水渠，至多在溪涧水源安竹笕，疏导灌溉。1958年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曾对西胜作如下记述：“村落分布在高山峻岭中，水利灌溉全赖谷水、山泉。山泉断流，稻田亦随之干裂，除峡谷山涧能堵塞小口水坝外，外无塘坝，基本上是望天吃饭。”至80年代，全县此类田为数尚多。全县30个畲村统计，旱涝保收田7272亩，易涝田2785亩。四斗、半岭、南门山、岭头、二坑等村，无一旱涝保收田，笕下、上水、洋边、长湖、霞坪等70％均为望天田，至1989年止全县有望天田5846亩，占水田总面积的1/4。
新中国成立后，本县畲族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改善水利设施，修了渠道塘坝，兴建一批中小型水库，改水灌制度。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修建了大山水库、双福桥水库、七宝洋水库、法华水库、大墓里水库，并修了引水渠道，使霞坪、牛胶岭、青福、墓斗、法华、下坂、村后、竹园、后岐山等村部分田园受益。许多畲族地区建了小型水坝、山塘水库，陆续将竹管改为水泥渠道，墓斗横山渠道长达4公里。截至1989年，畲族地区已建成的水库还有水竹桥水库、坪园水库和县属的溪西水库，田园的有效灌溉面积和保证灌溉面积大量增加。全县30个畲村有效灌溉面积为12263亩，保证灌溉面积的近万亩。其中盐田南塘有效灌溉面积达到百分之百。
在水灌方式上，即使有一定水源的洋田，历来都是串灌浸灌。水从上一坵流到下一坵，使水土流失，肥力下降。1958年以后，畲族地区部分水田改串灌为轮灌，使一部分田园水灌得以改善，但大部分山田仍为串灌制。
第四节 作物
霞浦畲族地区所种植的农作物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1949年以前，主要种植粮食作物。新中国成立后，本县畲族地区与汉区一样，对农作物的结构和布局进行了多次调整，取得一定成效，总体来说，粮食作物仍是主要作物，而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因土质、气候、栽培技术等因素，仍不普及。
农作物的结构，农产品以稻谷、甘薯为主，其他作物还有蚕豆、豌豆、豇豆、芋头、蔬菜和玉米、高粱、大豆等。大部分地区还栽种了油菜。随着耕作技术的提高，自60年代以来，其他农作物品种大大增多，不但利用冬季空闲地种植大小麦、马铃薯，而且普遍栽种经济作物油菜、花生、大豆和四季蔬菜。一些地区还种四季豆、茉莉花，作物结构有所改变。
80年代，粮油作物以水稻、甘薯、油菜为主，还有少量的大小麦、马铃薯、花生。1989年，30个畲族村农作物的总播种面积为64695亩，其中粮耕面积为51964亩，占播种总面积的80.3％，其他作物有大豆、蚕豆、豌豆，四季豆和四季蔬菜、瓜匏、芋头和少量的茉莉花、榨菜等。
农作物种植的分布情况大体如下：稻谷、甘薯为主要的种植作物，播种面积达80％以上。但因地理条件之异、水田农地或多或少不一，稻谷、甘薯种植多少差异颇大。平原沿海地区所种的稻谷多于甘薯。如基斗水稻3705亩，甘薯530亩；青福水稻4230亩，甘薯680亩，瓦窑头水稻2904亩，甘薯250亩；白露坑水稻2360亩，甘薯500亩。山区则甘薯多于水稻。如笕下水稻260亩，甘薯300亩；四斗水稻220亩，甘薯427亩；二坑水稻66亩，甘薯300亩；西胜水稻110亩，甘薯500亩。大部分地区水稻、甘薯种植面积相近。全县畲族地区的水稻产量与甘薯产量比约为3:1。
全县畲族地区耕地面积为30546亩（按1989年30个畲族村统计，下面若不特别说明，与此同），其中粮作面积占4/5。畲族人口仅占全县总人口8.9％，而年产粮15366.8吨，人均产粮536公斤，占全县粮食总产量的11.2％。其中墓斗、青福、马洋、瓦窑头、南塘等村年产粮上千吨，为全县乡产量之首。这些粮食大部分地区除自给外，还向社会提供大量商品粮。盐田瓦窑头村雷增金一家，1983年产粮15000公斤，1982、1983两年共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3496.5公斤
全县族乡村普遍种植小麦、油菜、大豆、马铃薯。蚕豆多种于南部畲族地区，豌豆、豇豆则北部山区种植部分，花生只在墓斗、青福、马洋等地种植，榨菜只限南乡栽种一些。蔬菜则因土质、气候而异，栽种品种有所区别：山区多种萝卜、芥菜、南瓜；近几年引种的大白菜、花菜、芹菜亦获成功。青福、墓斗等村畲族人民善种蔬菜，善做咸菜，其四季青菜应有尽有，已成为松城居民的青菜基地。“葫芦门萝卜吉”、“葫芦门咸菜干”、“兰田塆萝卜”和“霞山黄土园萝卜”誉享霞浦市场。
稻谷
霞浦畲族稻谷种植历史，几与其民族发展史同步。早期种植旱稻，而后种植水稻。
旱稻 （山稻、山苗、奢禾）的种植，甚至与其族称有关：本地畲族谱牒普遍记载，清乾隆间，督抚部院奉旨查明“畲”字义，召问福宁老叟雷有金，据称：“开山为田，以供赋税，离地无水之处栽种山苗，山苗，我们所谓‘奢禾’，该地邻人因我们业种奢禾，逐渐称呼我们曰“奢客”（一作“畲客”）……”旱稻适应山区旱地种植，分早、迟两季，一年一熟，优质、低产，谷粒形如籼稻，米饭味如粳米，十分可口。畲民每以此制糍敬祖。通常是芒种下种，寒露收割。每亩只能收50～75公斤。直至20世纪60年代，洋边、清水壑、茶坑、上水等畲村，还有少量种植。
水稻 种类有：籼稻（早谷），作为食粮的最主要种类，在畲族地区大量种植；糯稻（术谷），优质，米富粘性，可酿酒、制年糕、饴糖、乌饭、粽子，产量较低，畲区种植不少；粳稻，质尤佳，亦可作饭，产量甚低，但为制糍所必需，故均有少量种植。
品种 50年代前，霞浦畲族地区所种植全部是高杆、一年单熟的品种，如铁早、禾立早、白早、齐谷、红早、冬谷、糯谷等。1958年，开始在一些土质较好的田地试种早熟矮杆新品种，如矮南特、万利籼。1962～1964年进行水稻品种大改革，早稻引种了农垦58号，并以珍珠矮为当家种。70年代后，双季稻面积基本稳定，除早稻全面推广良种麦杆黄，红四一〇选一，红四一〇选二（这一品种沿用至今）外，连作晚稻还引种了杂交水稻。80年代，普遍杂优化，使用闽优一号、威优二号。
选种 水稻在引种杂优稻前，均自留种子，即选择一坵长势较好、无受过病虫害的留为种子。育种时，首先按每亩用量，浸在木桶里，捞去浮粒、沉在下面的即为秧苗种子。60年代后，采用黄土水选种。80年代，种子多为农科部门培育，农民只需向当地粮站或良种公司购买。
育秧 历史上全部是做水秧。先选一块较好管理的水田，整地撒种、待其长成后，追肥壮苗、俟后即为大田秧苗，此水秧一直沿用至60年代。70年代全面推广矮杆稻，均使用塑料薄膜覆盖，在园地上做卷秧。80年代播种杂优稻，秧苗改为旱秧。
耕作工序 与当地汉族相同。传统农耕水田单季排作工序，已详上节“耕作技术”，这里仅记述现代耕作工序。
开春，进行田塍整修，挖稻根，第一次犁田、耙田。清明前，便进行早稻的浸种、下种、育秧，4月中下旬进行第二次犁、耙田、下基肥、做牛地、插秧和单季中晚稻的下种。这期间，山区一般比平原地区早十来天。自早稻插秧后，待其返青后的二个月时间内，既是单季稻的育秧，又是早中晚稻的田管时间，如中耕除草、追肥、看水、除病虫害。农历6月中旬，为双季晚稻下秧育秧。7月中下旬，早稻收割，双季晚稻的犁田、耙田、下基肥、播田。晚稻播田后的一段时间是田管阶段，与早稻相同。
9月下句、10月中旬分别收割单季中晚稻和双季晚稻。
产量 据民国26年（1937）《霞浦县人口农业调查》：水稻平均亩产：上等田252.3公斤，中等田186.5公斤，下等田109.6公斤。畲族地区劣田居多，各种类的平均产量亦低于全县平均数。据1958年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解放前，草岗（山区）“产量很低，395亩水田中，亩产200公斤的上等田66亩、亩产140公斤的中等田130亩，亩产80公斤的下等田占总数的1/2，约200亩左右”；墓斗（平原）“18户的调查统计：稻谷种90.5亩（其中上等田6.6亩，中等田61.12亩，下等田28.8亩），收成为17700公斤。平均亩产183公斤”：青皎（平原）“上等水田占10％，亩产250公斤，中等田占50％，亩产175公斤，下等田占40％，亩产125公斤”。一般山区，水稻亩产量大多不到100公斤。
50年代后，随着生产关系的改革、耕作制度的完善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本县畲族地区的水稻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58年，引种新品种，推广双季连作稻，一些农田从一年一熟变两熟，提高了复种指数，粮食产量比1949年翻了一番。但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的影响，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1957年的70％。60年代中期，开始有所回升，仅接近1957年的总产量。70年代后，普及了科学种田，水稻产量开始较大幅度增加。1972年，盐田乡南塘、瓦窑头等9个村亩产超500公斤，全县有8个畲族生产队跨过《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400公斤的指标。
70年代末，全县畲族地区的粮食总产达13335吨，青福、墓斗、南塘、瓦窑头、茶岗、白露坑等6个畲族村粮食亩产超过500公斤。1989年，本县30个畲族村稻谷平均亩产500公斤，总产11135.45吨。
甘薯 甘薯，又称番薯、地瓜，素为山乡畲民之主粮。可鲜食，可切丝，可制糖，可晒干，可酿酒，可淀粉。其粉蒸制为粉蔻，或煮或炒为年节佳肴，与米粉（炊粉）、白粿（〓）、糯米饭组成为畲族山区酒席上的“四大金刚”。
甘薯耐旱、喜温，为高产作物，种于旱地。本县谚语称：“六月曝，七月渥，八月番薯一大垛”，“六月曝不死，七月再长起，八月一壑（穴）一土箕”。民国《霞浦县志》载：“明万历甲午年，岁荒，巡检金学曾从外国乞种归，教民种之，以当谷食。”本县畲族多居山区，旱地多，故普遍种甘薯。
甘薯品种不一，随不同年代而不断变革。20世纪60年代前多种海薯、发财薯、台湾红、铁薯、白薯。山区多种台湾红（此薯种沿用至70年代），沿海平原多白薯，发财薯，70年代以新种花、禺北白为当家品种，80年代以条薯为主。
甘薯的耕作工序一般如下：春分前后，孵甘薯母育苗，将甘薯母下到熏热后施过基肥的园地上，待其发芽长苗时，剪其苗栽在整好的畦里（俗称芽栽）。入夏，进行薯园的整畦，下好基肥（一般用人粪拌草木灰或畜粪），再剪其长长的芽栽进行扦插。一个月后进入了田管阶段，如松土、除草、追肥等，追肥多用人粪、草木灰，部分地区用化肥。后又翻藤两次。秋后，入冬，天气晴朗，便可挖甘薯，切地瓜米，贮甘薯种。
甘薯的产量因耕地肥力高低而异。一般田甘薯产量是园甘薯产量的一倍。50年代前，所种的台湾红等品种，产量只有50公斤左右（以干的地瓜丝计算）。新中国成立后，不断改革品种，产量提高到200～250公斤左右。
其他作物
霞浦畲族种植的农作物，除了稻谷，甘薯之外，还有大小麦、高粱、玉米、大豆、马铃薯等粮食作物，蓝靛、油菜、甘蔗、烟叶、纻麻、黄麻、芝麻、花生、药材等经济作物，以及蔬菜、瓜类、饲料、绿肥等其他作物。这些作物占农作物总面积的比例较少，且多自食自用，商品率低。
蓝靛 （青靛、菁靛、菁草）有蓼蓝、大蓝、槐蓝等品种。明代以来，西乡等处畲族地区常有种植，“擅蓝靛之利”，尤以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最盛。收成后绞其汁，以灰扰之而成靛，用于染布，品质极佳，久不褪色。同治、光绪以后，台湾蓝靛输入，本地靛业衰退。民国期间，西洋靛竞进，比土靛强20倍，而价较廉，土靛败倒，种靛者寥寥，以至绝迹。
麦类 畲族部分地区利用冬闲地，种植大、小麦，是“小季”的主要作物。1989年，30个村种植面积为1952亩，总产98.98吨，平均亩产50.7公斤。
大豆 畲族地区普遍栽种，在稻田的田塍寄种，或薯园中套种，也有大片山园种，畲族山区栽种尤多。1989年，30个畲村种植2835亩，总产186.7吨，平均亩产65.88公斤。
油菜 畲族地区栽种的品种多为胜利油菜。利用甘薯冬闲地栽种，为冬种作物。油菜的叶、茎可作绿肥，油菜籽可榨油，为畲区食油的主要资源。1989年，种植面积2951亩，总产181.6吨平均亩产61.8公斤。
花生 本县南部一带畲村均有栽种，但鼠害严重，栽种不多。栽种较多的是青福、墓斗、马洋等村，其他零星栽种，或三五亩，或十来亩。全县畲区栽种面积：1986年345亩，1988年467亩，1989年354亩，产量不高。
豆类 畲族地区多种蚕豆、豌豆、耳豆（多是小耳豆）、四季豆等。南区畲村多种蚕豆，东、北区畲村多种豌豆。耳豆多在山区寄种于甘薯园地或房前屋后的空场。四季豆仅在白露坑、南门山等地栽种。豆有六月豇、八月豇，均为菜食之用，只是零星栽种。
蔬菜 畲族地区均有栽种，品种较为齐全，有白菜、菠菜、包菜、萝卜、芥菜、芹菜、花菜、空心菜、茄子、苦荬等。但各区域亦有所区别，山区以萝卜、芥菜为主，也栽种一些白菜、花菜，多为四季食用；南部地区土质肥沃，大白菜株均七八斤，除自己食用外，还能出卖一部分，是家庭一宗经济收入。
瓜类 品种繁多。南瓜是本县畲族地区善种之瓜，其他如丝瓜、匏、冬瓜、苦瓜、西瓜、佛手瓜，不同区域，各栽种一些。
第五节 灾害防治
霞浦县农业的主要灾害有自然灾害、病虫害和兽害。
自然灾害有旱灾、风灾、水灾和“三寒”。本县人民对自然灾害防御能力差，作物轻则减产，重则绝收。50年代以来，较大的旱灾有6次，多发生于夏秋两季，年份为1954、1957、1960、1961、1974、1986年。本县畲族地区水利设施差，30个纯畲族行政村，易受旱的耕地面积即达9384亩。每遇旱灾，其情况正如1986年县政府总结民族工作的一段话：“1986年，我县遭受近50年来未有的干旱，全县31个畲族行政村，1986年粮食产量比1985年减少49235担，减产21.7％，人均拥有口粮比1985年减少164斤，……崇儒乡走马坪14户有9户绝收，州洋岭头村58户280人，早稻播种120亩，晚稻只播10亩，还歉收，水门乡江家洋60多亩晚稻全部绝收”
本县地处沿海，6～9月为台风季节，经常受台风袭击。据有关部门资料统计，1884～1980年的96年中，台风直接在本县境内登陆的就有9次，最大风力达11～12级。风灾最严重的年份是1966年的“九·三”台风，这次台风连续两次正面袭击本县，风力12级以上，雨量200毫米，加上海啸，畲族地区受灾面积无法统计。
新中国成立后，遭受水灾较严重的年份有1958、1959、1960、1987等4年，尤以1958、1987年洪水最为严重。本县畲族地区易涝面积大，一部分田园受淹，失去生产能力。
“三寒”为害频繁，1971年3月的“倒春寒”持续时间长，早稻烂秧严重。1972年“秋寒”，大面积晚稻多翅穗头，产量损失一半以上。1973年“五月寒”，长期阴雨低温，造成早稻早熟种减产，本县畲族地区受害尤甚。
对于自然灾害，本县畲族地区与全县大部分汉区一样，历史上多求神拜佛，祈求龙王降雨。而今改善水利设施，选用早熟良种，避过风情，灾害有所减少。
虫害和病害亦严重威胁水稻的收成。水稻的虫害有蜉流子、硫球虫、枯心虫、螟虫等，病害有稻瘟病、百叶枯病、纹枯病等。传统的防治虫害办法有：或捉、或赶，或用桐油灌到田里，组织三五人、七八人用木制锄头赶打。历史上对病害无力防治。20世纪70年代中期，乡级农科所指导科学种田，防治病虫害使用农药。80年代，各村均培训有农技员，设立病虫害预报站，定期预报病虫信息，指导防治办法，科学使用农药，病虫危害大为减轻。
甘薯亦有虫害，如食叶的金龟子、九节虫、食甘薯的臭虫、蝼蛄（土猴）等，为害甚大。一般只能用手捉或赶。甘薯的主要病灾有薯瘟病、黑斑病等，现尚无力防治。
历史上，山猪、山麂等野兽在山区畲族居住的地方出没，极为猖獗，使粮食作物有种无收。防治办法是组织狩猎捕打。目前这些野兽已基本绝迹。
第三章 林茶果菌业
霞浦畲族地区，大部分属于山区、半山区。具有发展林业和种植业中的茶叶、水果和食用菌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长期以来，竹木采伐及林产品的采集，只是一种依附于农业（种植业）的副业，茶叶、水果在种植业中的比重甚小，商品率更低，食用菌生产完全空白。80年代后，其资源优势不断发挥，林业迅速发展，茶叶、水果，特别是食用菌生产，都以相当大的幅度相继得到发展，愈来愈显示其在畲族农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第一节 林业
霞浦县境内山场广阔，植被类型多种多样，既有亚热带湿润区植被，又有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还有南亚热带季风性阔叶林。县内雨量充沛，林业用地面积大，森林资源丰富，林业发展潜力很大。
畲族乡村田少山多，森林资源尤为丰富。在山区，有大片的森林，有成片的油茶，有满山岗的毛竹，还有部分少见的珍贵林木。如水门金族乡的三尖杉，是可以提炼抗癌物质的珍贵品种；崇儒笕下有一棵60年树龄的“三年桐”，树冠达15平方米，树高8米，柏洋阮洋村山中，生长一株全省少见的桃果“油茶王”，距今有130多年，树高8.8米，胸径40厘米，宽幅面积19.25平方米。
全县30个畲村山场面积12.3万亩，占全县山场总面积的8％，有林面积91551亩（不包括毛竹），森林总蓄积量为56603立方米。主要用材林有：松木、杉木和杂木，面积共86048亩。其中松木所占比例最多，共4.5万多亩，杉木近2万亩，杂木2万多亩。这些用材木分布在全县各畲村，山区尤多。现有经济林近600亩，有油茶、油桐，其中油茶5503亩，主要分布在西胜、上水、霞坪、神头岭、二铺、洋边、溪坪等畬村，年产油茶650吨；油桐近500亩。由于管理差，年产逐减，1989年，只产桐油五六吨。毛竹分布广阔，山区几乎每个畲村都有种植，现有毛竹5000多亩，生长毛竹多的畲村有西胜、瓦窑头、上水等。
30个村的9万多亩森林中，77％为幼林，22％为可砍伐或间伐林。幼林中松树所占比例最大，约48％，杉木与杂木分别占22％、30％。可砍伐林中，松木所占比例亦最大，约为70％，杉木13％，杂木17％。
营造与管理
新中国成立以前，畲族山区人民以山为业，靠山吃山。如西胜、上水、霞坪、笕下、樟坑、马洋、岭头、白露坑、半岭等畲族村落，山场广阔，有大片的原始杂木林，油茶、油桐等经济林和毛竹。畲族人民利用冬春农闲时间，营造一些松木、杉木林。这些森林成为本县的木材用料和油料基地。城镇居民的柴薪木炭、建筑用材和海区海带网档所用的毛竹，主要来自畲族地区。但由于交通闭塞，林产品加工跟不上，经济收益甚微。油茶所产的茶油数量相当可观。40年代最高年产量达60吨，供应霞浦、福安等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进行残酷“围剿”，实行“三光”政策，西胜的龙潭、五斗、三斗和笕下的溪墘楼，长湖的洋边、长坑等高山的成片原始森林被烧毁，再加上自然灾害，畲族地区森林受到严重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地主富农的大量山林，回到畲族人民手中，人民政府颁发了土地证，山权稳定。山区畲族人民在自己的山场营造林木，主要营造松木、杉木。至1957年，本县境内的多数山区郁郁葱葱，有林面积比40年代扩大一倍。但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全县境内的原始杂、松木林被滥伐，畲族地区的森林资源惨遭破坏，随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山林全部归集体所有，统一平调劳力造林。畲族人民造林积极性不高，加上无政府思想泛滥，部分人恃权滥伐，林业发展几乎停滞，据1970年统计，全县畲族地区森林面积比1957年下降50％，木材蓄积量仅为1957年的30％。
70年代，林业管理部门为发展林业，建立了以杨梅岭林场、青岙林场为主的国营林场，畲族乡、村还分别建立了乡林场和村林业专业队为基础的林业生产体制。如盐田在二铺建立了乡林场和西胜村林场，崇儒乡在神头岭建立了乡林场和郑洋林场，营造了大面积的松、杉木。1974年，林业部门还委托福州军区空军部队对崇儒、水门畲族乡进行首次空中机播造林，面积达10万亩。全县掀起了造林高潮。各乡镇均设立林业站，作为林业专门管理机构。政府还重视森林资源的保护，在主要林业基地崇儒、水门柏洋、盐田等乡和松城镇，设立林业检查站，防止林木滥伐外流。林业工作得到加强，林业生产有所回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大力宣传执行“山林谁造谁有，林权至少50年不变，林木砍伐可以按计划，通过办理手续后，自由安排和处理”的政策。各地政府采取了集体、个体、联合体一起造的方式，将大片荒山承包给村民，积极扶持造林重点户、专业户和联合体，畲族人民营造林木积极性空前高涨，林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截至1989年，30个畲族行政村中，有林面积1000亩以上的就有28个行政村。其中盐田西胜、溪南白露坑有林面积高达万亩以上。崇儒、盐田、水门3个畲族乡都创办了乡级林场。有12个行政村办起了村级林场。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些集体、个体林场，已成为初具规模的林业经济实体。林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正逐步成为畲族乡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林场
盐田乡林场 创办于1979年10月。在林业及有关部门的扶持帮助下，已逐步成为木本油料林基地。受到省、地及有关部门的肯定和表彰。该场现有干部职工14人，经营山林2516亩，其中用材林达480亩，经济林430亩，竹林45亩，新造林地1500亩。1988年，该场已办起榨油厂，年加工桐油、茶油10多吨。
大岗山联营林场 创办于1984年。这是一个由县、乡、村及群众四级联营的绿色企业。经营山地面积13084亩。其中有林面积34亩、新造林场12740亩。
崇儒乡林场 在神头岭，创办于1976年。有职工5人。主要营造杉木1300亩，自霞浦县30个畲村林业情况表单位：亩80年代中期开始间伐。现杉木已全部成材，拥有蓄积量为10400立方米。
企岭头万亩林果场 创办于1989年7月。为县、乡、村联办的林果场，其山场包括崇儒乡的郑洋、保安、上水、崇儒村、坵山、溪坪、新村、路口8个村的山场，主要营造品种有美国松4283亩，本地马尾松4000多亩，杉木2000多亩，日本甜柿200亩，古田油?200亩。该场规模较大，深受县林业局、乡政府的重视。
郑洋村林场 创办于1975年。总面积1300多亩。其中1975年以来共新造1100多亩。长年累月坚持垦复抚育，促进了林木速生丰产。1975年营造的近300亩杉木，已全部成林。1984年后已部分间伐，每亩可伐50株左右，间伐林的年收入可达6万多元。山林中野兽繁殖，飞鸟成群。
西胜村林场 截至1989年，共有杉木林3500亩，松木林2000多亩，薪炭林6000亩，可利用的毛竹有1800亩。总面积达1300亩。为全县行政村林场之冠。毛竹的立竹株数则占全县畲族地区的40％左右。
白露坑村林场 仅次于西胜，位居第二。有林面积共有11860亩。
马洋村林场 州洋马洋村，为近年来造林面积最多之行政村，总面积8000亩，新幼林约有7000亩，森林覆盖率高达90％。
第二节 茶叶
霞浦茶叶种植历史巳久。民国《霞浦县·实业志》载：“上东、中东、下西、上西、小南各区皆有种茶，多于山园种之。”“清同光间，多办红茶，民国以来多办绿茶。下西之崇儒、杯溪，上东之牙城、六都，绿茶颇多于他处，茶品较好，京津帮名之曰“福绿”绿茶售于京帮或天津帮，红茶售于洋商”。而这里的畲民“耕山而食”，发展茶叶生产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茶叶品种，原以小叶种的本地菜茶为主，品种单一，本地的菜茶占99％以上。新中国成立后，在发展茶叶生产的同时，采取发掘选育当地良种和积极引进外地良种相结合的原则，大面积地推广和种植茶树良种。至1989年止，畲区的菜茶面积占56％，良种面积占49％。其主要品种可分为本地自育品种和引进的外地新品种两类。
本地自育品种：
菜茶。是县内长期以来的茶叶当家品种。如有性群体品种，生长期长，育芽能力强，抗寒、抗脊、抗旱性强，适应性广，抗病能力强，产量和制茶品质不逊于其他品种，是“福宁清水绿”的主体原料。菜茶面积最大，分布最广。各畲区均有种植。集中分布于盐田、崇儒、州洋、水门等畲族乡村，其菜茶面积约占当地茶园总面积的90％以上。主要是：
四季春，系崇儒溪边茶场试验园的菜茶群体品种，经群众评定单株选育出的无性系品种。1958年育出少量无性系后代，由溪边茶场繁育和推广。
岚下大茶，为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1958年从崇儒岚下茶场有性群体中单选出的无性系品种类型。
春分茶，为菜茶变异的特早品种。是崇儒笕下后溪岭菜茶群体中，经群众长期选育出来的。具有适应性广、萌芽早、芽头密度大、毫芯较显、成茶品质好的优点，名茶“福宁元宵绿”，即是其中姣姣者。
外地新品种：
福鼎大白茶，简称“福大”，又名白毛茶。原产福鼎店头翁溪村，为无性繁育系新品种。1956年引进崇儒等地种植。有高产优质的特点。
福鼎大毫茶，1964年引进崇儒溪边茶场种植。
福云6号，别名福云58-6，系省农科院茶科所于1962年自福云58型有性群体中，单株分离选育出来的无性系品种。1968年开始引进霞浦种植。
梅占，又名大梅占。产安溪芦田，无性系品种。1958年引进崇儒、水门等畲族乡村种植。
此外，尚有福安大白茶、云南大叶种、政和太白茶、水仙、佛手、毛蟹、铁观音等。
种植
本县畲族村茶岗，早在20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和经营茶叶，牙城一带畲村生产的红茶，崇儒、盐田一带畲村生产的绿茶，清末民初就享有盛誉。水门境内设有茶行，粗制茶直接外运至福安、宁德、福州等地加工精制。40年代，全县茶园面积1.5万亩，产量175100公斤。40年代中期至末期，茶叶经营由买卖大茶行垄断，茶价低贱，茶叶生产受到严重摧残。盛产茶叶的畲村茶岗，茶园荒芜，商品茶等于零。
新中国成立后，霞浦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畲族地区的茶叶生产，新开了大批茶园，并重新垦复旧茶园，茶叶生产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水门茶岗1911年前后，仅有茶园6.5亩，年产茶叶25公斤，1948年茶园荒芜，商品茶基本等于零。1956年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雷大钗副社长大抓茶叶生产，新开茶园30多亩，垦复旧茶园10多亩；1957年成立茶叶生产专业队，茶园发展到185亩，茶叶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1958年，又采用新技术进行重新修剪、刮割，合理采摘，科学扦插，压移兜并坵，并重施肥，改造的旧茶园及新开的茶园计达195亩，等于1911年的30倍。茶叶产量由1957年的950公斤增加到1958年的2850公斤，增产两倍。在茶叶生产中出现了不少“土专家”。1958年2月，福安专区的8县茶叶生产现场会在此召开，同年12月，全国茶叶生广现场会的代表到此参观，了解学习旧茶园的改造经验。草岗因此改名为“茶岗”。牙城、崇儒、盐田等乡畲村茶叶生产也得到恢复和发展。盐田西胜村，1957年茶园95亩，1958年制红茶3500公斤，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
60年代中后期，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生产队无生产自主权，片面强调“抓革命”、“以粮为纲”，茶园无人管理，畲区茶园再度抛荒，牙城一层村甚至在120亩高产茶园里种下了松木，致使该村茶园全部荒废，无法垦复。
70年代初，党中央又重申了农村的基本政策，着手抓国民经济建设。本县畲族地区农业经济有所发展，茶叶生产也得到恢复，如茶岗村，1974年底，茶园面积达620亩，户均3亩多，收干毛茶9400公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霞浦县委、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多种经济得到全面发展，畲族地区茶叶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茶叶专业村、专业户。如崇儒乡洋尾清村1982年高产茶园300亩，亩产干茶80公斤，其中0.9亩多平均亩产干茶325公斤。1984年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后，对畲族的茶园进行全面摸底，制定分期分批改造茶园的措施，加强了对茶园的管理。1984年以来，茶叶专项投资30多万元，陆续改造旧茶园2500亩，并聘请茶叶技术员对全县畲区茶园进行巡回技术指导。县民委还与上水、西胜、岭头、瓦窑头、半岭、大墓里、白露坑7个茶场直接挂钩，进行重点扶持。全县30个畲村共办了21个茶场，计有茶园4700亩。截至1989年，畲族地区的茶园，按30个畲村统计，共有8900亩，年产量170吨，产值110万元。
加工
本县畲村所生产的茶叶有粗制的红茶、绿茶。传统的制法是手工加工。红茶：将采摘的茶青凉蔫后，用手或脚搓至茶叶成条状，再用布包起，待其发酵呈红色后，再晒干或烘干。“坦洋工夫”的红茶，60年代前，是本县畲族地区的主要产品，后为适应市场需要，多以红改绿。绿茶主要工序有杀青、揉（磨）茶、烘干：将茶青放在烧红的锅里炒蔫后，用手或脚不断搓揉，待其成条形后，又放在锅里炒干。此绿茶主要产品有“福建龙毫”、“龙首毫尖”、“四季春”等，颇受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
60年代中期后，多数畲族村办起了茶场，茶叶产量增加，手工的揉茶改为半机械化的手工磨茶机。70年代中期，本县畲族地区茶场全面应用了电动机带动的杀青机、磨茶机、烘干机制作绿茶。
茶场
第三节 水果
本县畲族主要聚居的地区，属低山丘陵和丘间盆谷区。区内除低矮的丘陵外，还有比较宽阔的坡积小平原，适宜于栽种柑、桔、李、梨、杨梅、柿等果树。闻名全县的杯溪柿和驰名中外的芙蓉李干，就分别产于盐田乡和崇儒乡。
新中国成立之前，本县绝大多数畲族人民缺乏果树的栽培技术，个别农户只在房屋前后的隙地或园边房角栽种零星果树。因果树稀少，每当成熟季节，行人和村人摘取尝尝，所谓“路旁果子，叩人嘴齿”。因为无收益，农家不喜栽种。全县族地区较为出名的有崇儒乡的芙蓉李干，名扬中外，霞坪、新村等畲族村栽种部分；盐田瓦窑头枇杷颗粒饱满，汁多味甘，全县闻名：后沃里杨梅成片种植，粒大味甘产量高，为松城镇居民所喜爱。芙蓉李和枇杷为该区族人民的一项经济补充。“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畲族部分地区果业遭到严重破坏。崇儒的芙蓉李基地，在70年代初被整片砍伐或移到山上，改为稻田，生产受到致命打击。其他畲族地区的果树也寥寥无几。
80年代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多种经济全面发展。在县民委的支持下，1984至1989年，畲族地区兴起了种果热。共种植柑、桔、枇杷、杨梅、李、桃、葡萄、青梅等11个品种的果树64万株，成活率达80％以上，以全县畲族平均，户均达50株以上。70％以上的畲族自然村都种上了果树，200亩以上的果场有7个，部分已开始采摘，年纯收入在10万元以上。果树种植并结合加工，成为果业的一条龙生产线，崇儒蜜饯厂就是在80年代创办的。一些畲族村依靠果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被誉为“竹园变果园”的沙江竹园畲族村，种上枇杷、桃、李、桔、杨梅等共320多亩，人均收入1100元，其中水果收入700元，人均收入超过当地汉族，成为本县的致富典型。
品种及分布
畲族地区的果树品种主要是温带果树，有枇杷、柑、桔、杨梅、桃、李、柿、青梅、㮈、柚（老枹）等，野生半野生果树品种非常丰富，还有数量很少的番石榴、杏、芦柑等。
枇杷 全县畲族地区种植数量最多主要分布以下几个行政村（括号内为株数，下同）：大沙（17100）、四斗（14000）、大墓里（12000）、马洋（10000）、瓦窑头（9800）、茶岗（8700）、溪边（5500）、三坪（4000）、一层（3000）、凤江（2000）、白露坑（1850）、青岙（1800）、法华（1000）、上水（1000）、茶坑（1000）、二坑（1000），其中瓦窑头枇杷种植历史悠久，全县闻名，特别突出的竹园村种一万多株。此外，南门山、岭头、青福等地亦有少量种植。大坪、墓斗、八斗浿、半岭等村，海边、后山，清水壑、牛角湾、牛栏头、四门桥等自然村则为零星种植。
柑桔 种植面广。全县除个别海拔较高的畲族村外均有种植，多少不等。其主要品种是福桔与蜜桔两种。主要分布于：茶岗（2600）、马洋（18700）、青岙（10500）、白露坑（6840）、溪边（6000）、瓦窑头（5300）、大沙（4280）、八斗（4000）、法华（2350）、东山（2000）、南门山（1500）、牛角湾（1500）、凤江（1200）、盘前（1000）、牛栏头（900）、洋边（800）、墓斗（800）。此外，大浿、一层、上水、青福、长湖等地有少量种植，其数量约在400～500株左右。
桃 集中分布于下列几个畲村：大沙（12925）、茶岗（6300）、四斗（2000）、马洋（1900）、二铺（1500）、字堂里（1000）、青岙（800）、一层（1000）、牛栏头（550）、江家洋（500）、牛角湾（550）。
杨梅 畲村种植的杨梅多为红杨梅，集中于下列5个行政村和竹园自然村：大墓里（12800）、大沙（7675）、大浿（4000）、马洋（2450）、洋边（1000）、竹园（2500）。此外，尚有：七宝洋（750）、法华（500）、岭头（340）、海边（200）。
李 以崇儒畲族乡种植最多，面积达985亩。乡政府所在地的崇儒村出产的“芙蓉李”为著名的本县特产，以“芙蓉李”（红李）制成的李干、嘉应子等畅销国内外。次于崇儒、种植较多的是盐田畲族乡的瓦窑头村种有9300株和州洋大沙种有165株。其余畲村基本不种。
青梅 主要是1985年以来种植的。集中于字堂里4100株、州洋乡民政民族果场2125株、过洋1000株。
柿 以盐田畲族乡杯溪沿岸种植最多，所产的“冬秘”质优、味甜，是鲜食佳品。
柚（老枹） 集中于大坪（15亩）、三坪（3亩），州洋民政民族果场种有文旦（1.5亩）。
梨 集中于大坪（48亩）。小马后仓有五六百株，时间较早，约为新中国成为前后所种，收成颇丰。
番石榴、杏 仅有大坪村种植，番石榴7亩、杏1亩。
芦柑 州洋民政民族果场种有1.15亩。
果场
畲族乡村的果树栽种，集中成片，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果场。截至1989年，共有果树联合体160多个。其中果树面积在200亩以上的果场有旺岚、茶岗、牛胶岭、白露坑、溪边、竹园、马洋7个。茶岗、白露坑两个桔场每年向市场提供鲜桔150多吨、鲜李子50吨。
茶岗果场 创办于1979年，共有蜜桔12000株、枇杷1500株、杨梅1000株等。1984年开始收成，年产量5吨，纯收入5万多元。
旺岚果场 位于州洋乡大沙村与南洋自然村。1983年，该村村民钟亚妹等10人以承包山地方式创办了这个综合林果场。林果场占地面积1860亩。1984年开始裁种果树。其种有蜜桔4900株、枇杷3000株、杨梅6300株，计14700株。
溪边果场 创办于1986年。大部分果树为个人种、集体管。共有福桔5000株、枇杷5200株、杨梅4600株，计14800株，果树面积410多亩。
竹园果场 创办于1982年，形式是个人种、个人管。竹园种果是全村性的，户户皆种，村子周围都是果树。截至1989年，全村共种枇杷10000株，桃、李1000株，杨梅2500株。同时还培育各种苗木近300万株，其中桔苗3万株，枇杷苗3万株。1988年枇杷产量达45吨。
第四节 食用菌
霞浦畲族山区，多有野生品种（红菇、松菇、鸡肉菇、土木耳等），进行人工培植，并发展成为一项可观的生产项目，则是70年代以后才新兴起来的。
70年代以蘑菇、银耳（白木耳）为主，80年代中期后，以香菇居首的食用菌生产，逐渐形成群众性规模的开发。“三菇”（香菇、蘑菇、银耳），以及草菇、金针菇、凤尾菇和竹荪、黑木耳等，都成为发挥山区优势的重要产品，甚至是拳头产品。
蘑菇
蘑菇 是食用菌的主要品种之一，70年代开始在霞浦部分畲区进行人工栽培，原料是稻草、牛粪、肥土。当时全部是生产队集体种植，由于仍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加上生产技术、经营方式等诸多制约，种植不多，发展缓慢。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蘑菇种植已相当普遍，多以家为单位，少则一百多平方尺，多则上千平方尺（经营得法，每平方尺可获利7～10元）。蘑菇送各个收购点，集中运到三沙渔业公司，加工成享誉国际市场的“水仙花牌”鲜蘑菇罐头。80年代中期，香菇种植异军突起，蘑菇在食用菌生产中，退居第二，尤其是受原材料和交通条件制约的山区畲村，蘑菇生产逐渐减少。
1989年，三个畲族乡蘑菇种植面积和产量：盐田130万平方尺，40.1吨；崇儒63.6万平方尺，22.35吨：水门62.2万平方尺，12.64吨，合计255.8万平方尺，75.09吨，占全县蘑菇种植总面积835.9万平方尺的30.6％，占全县蘑菇总产量246.83吨的30.4％。
香菇
香菇 是食用菌中最重要的品种。其种植有段木栽和袋栽两种。霞浦县农村基本用塑料袋栽培，主要原料是木粉，每袋（筒）用干料1000克，正常产菇750克左右，每亩可放1万袋。
1986年，崇儒新村畲族青年蓝大福，自费到古田学习栽培技术，回来后开始试种1万袋，开一县畲族地区人工种植香菇之先河，当年即收鲜菇700多公斤，纯收入近1万元。尝到甜头后，第二年起放手大量栽种。各地畲村也争相仿效，形成一股群众性的香菇种植热。在这股热潮中，县民委及时在民族经费的使用方面，作了调整，对发展以香菇为主的食用菌生产，采取倾斜优惠措施，把大部分资金划为香菇生产贷款，对经济欠发达而发展食用菌条件较好的畲村，则给予优先照顾，及时帮助解决村菇农的资金困难。与此同时，县民委还配合工商业联合会、县“三菇”生产办公室举办短期培训班，从外地请来技术人员，传授香菇生产技术，并联合组织技术人员到畲村香菇场，巡回进行现场技术指导活动，及时帮助解决畲村菇农的栽培技术困难。盐田畲族乡被确定为科技示范乡后，亦把食用菌高产裁培，列为重点示范项目，确定瓦窑头为食用菌发展基地。
全县畲族地区有17个畲村大量种植香菇，崇儒新村、霞坪、笕下，盐田瓦窑头、西胜、洋边，水门茶岗、青岙、州洋马洋、岭头、长沙等，种植规模尤为可观。1987年，种植量猛增到125万袋。大部分畲村生产基本正常，每袋平均纯收入达1元左右，经济效益明显，但一些畲村发展香菇生产带有一定盲目性，原料、技术都有问题，成活率低，产量也低，造成亏本。1989年，香菇生产有所下降。1989年再度崛起，全县畲族地区约有1000户农户种植，总体规模在250万袋以上，年产干菇120吨左右，总产值达500万元左右。为县财政提供特产税和增值税18.8万元，同时带动农业和其他二、三产业的发展。至此，霞浦畬族地区的香菇生产开发和当地汉族地区一样，在总体上已形成分户种植、集体或联户加工服务、专业户集中统一销售为主的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一条龙格局。
其他
银耳 俗称“白木米”，食用菌重要品种之一。其种植有段木栽和袋栽等。70年代初期开始，霞浦畲族地区大多用梧桐段木为原料进行栽种。但种植数量始终不很多。至1989年，溪边、清水壑等处舍村还有少量种植。
草菇 俗称“秆菇”。以稻草为原料，在室内床栽，或室外堆栽，每公斤原料产菇100克左右。每吨创汇800美元左右。80年代，青福、墓斗等畲村始有少量种植
黑木耳 也叫毛木耳，俗称“乌木米”，是抗癌性最强的药用菌之一。原料和香菇一样，国际市场每吨售价1.8万美元。80年代，清水壑等畲村始有少量种植。
凤尾菇 高产菜用食用菌。原料亦用稻草，经石灰处理后，即可栽培，周期短，技术简单。每公斤稻草可产鲜菇550克左右。80年代，青福、墓斗、西山洋以及水门一带畲村，开始种植。
金针菇 是食用菌后起之秀，含氨基酸超过一般菇类，能促进青少年智力发展，故有“增智菇”之称。以阔叶林木屑、甘蔗渣、棉籽壳等为原料。在香港等市场，售价比蘑菇高四五倍。80年代，茶岗、新村等畲村开始种植。
竹荪 食用菌的名类品种，有“食用菌皇后”之称。用高温荆托菌株长裙和生料竹、木混畦栽培，每平方米产干品400克左右，每公斤可售600～800港元。1989年，新村、霞坪、青岙等畬村开始种植。
第四章 副牧渔业
霞浦县畲族所从事的经济活动，长期以来都是以农（种植）业为主业，除此以外的各种生产，基本都未脱离农业，未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大都只是作为补充主业的副业。这种状况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有改变。
本章按农村经济统计现行制度规定，结合霞浦畲族经济的实际情况，予以分类记述。
第一节 副业
狩猎
霞浦畲族入迁早期，由于迁徙不定的游耕生产和生活，多居于深山密林中，为食用和消除兽害，狩猎便成为重要的生产活动。这与畲族的开发史有关：畲族先民有的到野兽出没的荒山野林狩猎，随即在那里落脚，垦辟田地，搭寮定居，成为畲村。东安岛上的瓮里畲村就是这样开发启肇的。随着定居和生产的发展，狩猎经济在农业（种植）中的比重逐渐降低，但狩猎活动仍然世代相传。
狩猎工具有弩箭、竹枪、竹吊、笊、累刀、火药铳等。猎手根据野兽出没的规律，还用拦陷井、放暗箭、放绳牵等方法捕获野兽。
弩箭。是早期的工具，猎手把弩放置在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拉好弩，弩上有一根小小的活动针，针上引一根线，畲语称“朗线”。野兽一碰上这根线，活动针一挥，箭就脱弩而出，箭矢上敷有毒药，野兽中箭立毙。
竹枪。制作比较简单。取4～5厘米宽的毛竹，将两头削尖，形如一把尖刀，放入油锅里煎炸，待其颜色变黄时，即取出冷却，这样的竹枪锋利硬韧，多在集体狩猎时使用。
竹吊。即在野兽经常路过的三叉路口或庄稼地里，挖一宽约30～40厘米、深30厘米的小洞，洞口放置一个活动圈，里边拴一个活动针，洞旁置一根毛竹，将毛竹弯腰拉下，把毛竹尾部吊上一根绳子，绳子另一端缚在活动针上，当野兽踏上活动圈时，带动活动针，毛竹上的活动柞就弹动起来，把野兽的脚悬空吊起，二三十公斤到上百公斤的野兽都能擒获。
笊。即囚笼，畲语称“囚”，是诱捕虎豹等大野兽的一种大型木笼。木笼隔成前后两间，中间有活动踏板，里间置鸡、肉等诱饵，当野兽进笼踩上活动踏板时，笼门则自动关闭，野兽即被活捉。
累刀。是专门捕获野猪的工具。即在木槽上设刀，刀刃朝上，放在野猪经常出没的路口，当野猪奔跑撞在刀刃上，肚皮就会被刮破。这种狩猎方法也多用于出现野兽群时，把它们撵到设置累刀的地方，当被惊吓的野兽争先恐后狂跑时，就会被累刀刮破肚皮致死。
陷井。即在野兽经常出没之处，挖掘深约2～3米、宽约50～60厘米的陷井，上面用树枝、茅草伪装起来，放上诱饵，当野兽踩踏上，即陷入坑中被捕捉。
火药铳。用火药铳大大提高了狩猎的生产水平。一般自制，用钢管或铁管作铳筒，木制铳柄，米粒大小的铁砂为弹花，点火引发后，铁砂成堆散开直径1米多，命中率很高。
狩猎的对象有虎、豹、野猪（山猪）、山狗（竹狗）、豪猪、山羊、山麂及山禽等。在长期狩猎生产中，猎手对各种野兽的习性和活动规律一清二楚，能根据各类野兽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猎捕方法
畲民保持着集体狩猎、猎获物平均分配的古老原则。狩猎，时间多在农历正、二、七、八月农闲阶段。每次行猎的时间短则一两天，长达十多天乃至半个月。每次出猎，由三五人或七八人组织成临时小组，作好分工，共同前往狩猎地点。有“踏把”，又称“赶山”，即带领猎狗搜山，把野兽赶出密林；“守把口”又称“把口”，即守候在野兽出没必经的路口要道，伺机射杀。在猎物分配上，参加狩猎者，甚至只是见到猎物者，不论男女老幼，均可分得一份。尤其是猎获到大野兽，除按规定留取外，都是全部平均分完。分配方式，西路与南路不尽相同；西路兽皮归猎手，三只脚及内脏亦归猎手，发现野兽的人获一只脚、半公斤肉，再平分一份肉。剩下的平均分配，猎狗也获一份。小南海边带，中头铳者分四分之一，或在平分一份肉后，再加上内脏和两条兽脚，带猎狗的人多得一份肉，兽皮归猎手。南路一带，中头铳者分得肉的五分之一，脚两只，将野兽赶出密林的，分两只脚，一份肉，猎狗则没有份。狩猎结束，一般都将兽头及内脏带回村，在当晚祭祀祖宗及猎神，尔后将兽头及内脏全部煮熟，让全村老幼都来分吃，吃完为止。如参加猎捕的人多、猎物小，就把猎物煮好，让全村人都来吃一点，这叫做“散野神”。
霞浦畲族狩猎活动相当活跃。据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40年代，盐田西胜各自然村，每年平均猎取60多只麂和10多头山猪，其他小野兽及雉鸡之类则无法统计。海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野兽多，亦是农业大害，特别是野猪，对地瓜、稻谷危害最大。解放前全村计有16把猎枪（铳），每年打死10～13头山猪、30多只麂。50年代以后，牛胶岭、上水、溪坪、洋边、瓦窑头、南门山等许多畲村还有狩猎。但有组织的集体狩猎渐少，多是个人带火药铳和猎狗，不定期的狩猎，有的猎手平时劳动也随带火药铳，见什么就打什么。盐田雷伏灼、墓斗蓝法全、高山蓝石利等都是名闻一方的打猎能手，被评为除兽模范。南门山钟品改1957～1960年的3年间，消灭兽害600多头，其中包括豹2头、山猪47只、山麂58头、豪猪72头，获省民兵积极分子称号，应邀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京等地参观。60年代后，由于山区的原始森林受破坏，野兽无处栖身，濒于绝迹，狩猎活动亦随之减少。鲤鱼山、笕下、溪坪、岭头、南门山等畬村，虽然还有部分的火药铳，但狩猎多有名无实，只是兴趣所至，偶尔为之，狩猎对象多是雉鸡等飞禽。1988年前后，山区野兔大量繁育，便成为狩猎的主要对象。
薪炭
砍柴、烧炭，一直是霞浦畲族的传统副业生产主要项目。通常在农闲季节，男人进山砍伐松木或杂木，砍劈成柴片，俗称“做柴块”，烧木炭，则砍伐木质较硬的杂木（主要是楮木），修窑烧成。妇女、小孩，随时上山砍小灌木，剃松树枝、割芒萁草（龙芒）。自用之外，大部分挑到市集出卖，其收入在畲村家庭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据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解放前夕，每50公斤松柴片约换2.5公斤稻谷，每50公斤木炭约换10公斤稻谷。西胜一些畲村，生活主要来源只有两项：种粮食和烧木炭。龙潭9户畲民，1948年木炭收入折谷1500公斤，而其全年耕作之稻谷，扣除地租之外，只有250公斤。草岗等畲族山村，“副业收入中，主要是柴片，柴片收入对本村生活影响甚大。青皎等沿海近山畲村亦是如此，以柴片与木炭，作主要副业。海边村，解放前89户畲民，年出产50万公斤柴片、25000公斤木炭。两项年收入折3万公斤稻谷。近郊平原，亦多有砍柴，墓斗新厝村，解放前36户畲民，有10户卖柴片，年收入共折谷1530公斤。
50年代初期，霞浦畲族地区仍多以薪炭为重要副业项目。随着农村集体化，经营方式变化，林业生产不断发展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薪炭生产逐渐纳入集体统一管理、经营，不再是副业的重要项目。在50年代末大炼钢铁时，大烧木炭，山林资源破坏殆尽。60年代后，畲族农户零星砍剔一些树枝，割一些芒萁草，倒是不时应市，仍作为家庭小副业。80年代后，城市居民，多改以煤炭、煤油、电，以至液化气作为燃料，薪炭、柴草已经很少应市。
家庭手工业
织麻布 即以苎麻，织成麻布（〓布）。过去，在霞浦畲族地区相当普遍。据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家庭手工业主要指织麻布，这里差不多农家有织布机。畲话（楠机nónggü）。织麻布是畲族妇女的专长，家庭人口多的一年要织70～80尺，人口少的织30～40尺，原料都是自己种的苎麻，有少量是黄麻。麻布都是作外衣备户外劳动之用。布质结实，耐磨损，都是自用，没有出卖的，穿时都染成青、蓝色。织机相当原始，有织机而无机梁。因此，布质稀疏。只织麻布，不织棉布，亦不织棉纱，这大概与山区作物（原料）和民族传统有关”。
邻近城关集镇的部分畲民，亦有将所织的纻布出卖，其数量不多。40年代前后，3.3米纻麻布约值3.5元，折合谷子27公斤左右。50年代畲村仍有织麻布。60年代后，由于国家棉布等布类物资的大量供应，自织纻布这种家庭手工业随之渐趋衰落，70年代后，已大多消失。只是在偏远的个别村才偶尔见到一两件自织的纻布衣衫。至80年代，家庭织布这种手工业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编斗笠 畲族妇女专用的花笠，做工精细，形状优美，具有民族工艺特色，被视为贵重的装饰品（详本书第五编第二章第三节《工艺美术》）。这种斗笠只少量制作，没有大批生产。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水的斗笠销往全县的各个畲村及福安、福鼎等地，很受欢迎。斗笠艺人亦未脱离农业生产劳动。1956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上水著名的编斗笠艺人蓝克宜（有传）、蓝家吾、蓝何宝等人曾组织斗笠生产合作社。1959年，蓝克宜在城关开斗笠店（兼工场）。80年代，上一代的编斗笠艺人相继去世，这种精湛的斗笠编制技术，也随之失传，现有少数人会编，但已不如过去之精美。普通斗笠的编制，与当地汉族基本相同。在畲族地区一直作为一项家庭副业，保持生产。
编扫帚 竹扫帚（柴帚）和菅芦扫帚（菅帚）的手工编制有很长的历史，也是山区村的主要副业之一。二铺、西胜、洋边、鲤鱼山等畲村，长期以来，一直保留这种副业生产。西胜等地的“柴帚”，二铺、洋边等地的“菅帚”，在松城镇一直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尤其是“菅帚”，更是久负盛名，成为一方名优土特产。80年代，洋边村积极发展这一产品，男女老幼都动手编制，扫帚销售，成为该村一项重要的副业收入。
此外，霞浦畲族所从事的副业生产，还有野生植物采集，如采集小竹笋（讨笋仔）、野菇之类野菜，采集土伏苓、金银花之类中草药等。
霞浦畲族从事第二、三产业，通常也计入副业。
1989年，30个畲村副业总产值为162.05万元，在其“五业”中的产值比重为9.04％。
第二节 畜牧业
饲养
霞浦畲族农民，习惯利用山地野生草料，放牧牛羊，利用野菜、甘薯藤、叶（有的加一点粗粮），喂养生猪、鸡、鸭等家畜、家禽。饲养，长期是畲村重要的家庭副业，占有相当比例。故当地畲族谚语有：“一猪还九债”、“喂牛耕田、喂猪过年、喂鸡生蛋换油盐”、“养羊栽姜，发家一场”等等。但在旧社会，畲族田地少，粮食不足，家禽家畜存栏数不多，且比较瘦小。据1958年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西胜，解放前养猪比较普遍，还有少数鸡及少数羊。墓斗新厝村，主要副业是饲养家禽家畜和柴片收入。解放前35户统计就有22户养猪，每年收入折谷6175公斤，家禽鸡鸭不成群，每户每年收入折谷50公斤，共收入谷1750公斤。盐田在1948年3户养猪；下海边3户中农每户都养猪，收入1325公斤谷，10户贫农有7户养猪，养鸡每天可用鸡蛋换油盐。个别户还养几头羊和一二箱蜂。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生产的发展，各种条件的改善，畲族地区饲养家畜家禽已极其普遍，畜牧业呈曲线发展。1957年前，耕牛发展迅速，平均每自然村有3～4头耕牛，生猪存栏户均1头，鸡鸭各家均有饲养。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后，组织了集体养猪场。提倡“千头猪，万斤粮”，将全村个人饲养的猪集中在养猪场，由专人饲养。由于缺乏设备，管理不善，以至生猪大量死亡，生猪存栏数猛降。60年代初，由于连续三年自然大灾害，粮食减产，全县范围发生饥荒，畲族人民用野菜、糠充饥，各畲族乡村的猪、鸡、鸭头数寥寥无几。1962年后，粮食产量上升到1957年的水平，畲村家畜家禽的饲养也随之发展。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饲养业的发展停滞不前。70年代初，家庭饲养受到保护和鼓励，饲养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尚未形成专业饲养。1976年，全县畲族村的生猪存栏数为7256头、牛存栏数为1800头、羊存栏数为4519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各级政府积极扶持养殖事业，畲族地区的饲养也随之发展。随着粮食的增产，饲料增多，市场上还供应工业生产的饲养糠，家庭饲养增多了，畲族地区的生猪存栏数增多，还出现了饲养母猪的专业户。山区畲族村利用草场广阔的优势，发展牛、羊，除耕牛外，长春一带的畲族地区还发展菜牛基地，供应城镇居民的食用牛肉。1981年，溪南白露坑村县、社联营的溪南种羊场引进瑞士“土沙能”奶羊和四川麻羊等。过去只零星饲养的鸡鸭，也被大批饲养，出现了饲养专业户。县民委拨出了经费，积极扶持群众发展饲养业。1984～1989年，共投资14.1万元，扶持了上水、长湖、大浿、溪坪等30个畲村的饲养业。县民委还举办畜牧兽医培训班4期，增强畲族人民的科学饲养知识，禽畜的疫病死亡率大大降低。
1989年，本县畲族地区的猪、牛、羊存栏数为：生猪9943头，户均1.05头，人均0.25头；牛2023头，户均0.21头，人均0.05头；羊12320头，户均1.3头，人均0.31头。分别比1976年增长37.2％、12.3％、172.4％。人均头数均高于全县平均数。
畲族地区散养的鸡约8万只，户均8只，人均2只：鸭1.8万只，户均2只，人均0.5只。青福、墓斗、大沙、溪边、青岙、南塘等地畲民还专业饲养蛋鸭，其他地方也注意引进良种鸡饲养。
盐田、水门、崇儒3个畲族乡，饲养家兔只数分别为100、430、158只，占全县总数的5％。
盐田、水门、崇儒3个畲族乡，养有蜜蜂箱数分别为257、79、63箱，占全县总箱数的43％。年蜜产量分别为10.5吨、1.7吨、1.1吨。
牛黄种殖
牛黄种殖，即在黄牛体内人工种殖牛黄（一种贵重的中药）。1988年，中国社会福利教科文山西中心应用生物研究所霞浦分所，引进这项技术。长春里城下坂畲族农户蓝孝武，自筹资金买了4头黄牛，率先进行试种。经过14个月精心饲养，研究所的技术员在其所种的牛体内取出牛黄32克，价值3200元。同时4头牛还生下4头牛犊，8头牛值4800元。两项收入扣除成本，获纯利5600元。蓝孝武成了畲族地区脱贫致富的先进人物，得到县“民结进步表彰大会”的表彰。1989年，县内推广牛黄种殖。畲族地区饲养黄牛106头，占全县总数157头的67.5％，其中上水27头、清水壑13头、大墓里18头、下岐山30头、下坂14头，大浿4头。共收取牛黄324.5克，价值25137元。
典型畲村专业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畲族群众积极发展饲养事业。上水等部分畲村的人均畜牧业收入成倍增长。蓝其禄、雷春花等饲养专业户脱颖而出。
上水。该村山场草肥场广，是个天然的牧场，群众长期饲养牲畜，富有经验。1986年，该村将上级部门的扶贫款集中使用，统一买了羊羔牛崽，并落实到各家各户饲养。1988年，全村养猪440头，牛30多头，羊500多头，家禽4000多只，仅畜牧一项，户均收入就达1000元以上。1989年5月，该村与县民族经济开发服务站签订牛体人工殖牛黄的黄牛牧养合同，10户群众饲养黄牛30头，户均收入牧养费近千元。
茶岗。1989年，全村养牛113头，羊556头，猪560多头，鸡鸭15000多只。有养鸭专业户6户，养鸡专业户4户，养羊专业户3户。全村人均畜牧收入125元，比1978年的41元增长了2倍多。
二铺。全村130户，共养羊6000多只，户均5只羊。1989年，又引进四川麻羊新品种，大力发展商品羊。
北壁牛栏头蓝其禄为养鸡专业户。1986年开始饲养，后与宁德飞鸾海军联办养鸡场。养菜鸡4万多只、蛋鸭3千多只，年纯利近3万元，是我县横向联合中的第一个向外技术承包的农村青年。在他的带领下，全村33户，除4户单身汉外，都发展家庭饲养业。成为家禽专业户。至1989年止，全村鸡鸭成群，牛羊满山。户养最多数；牛6头，羊28头，猪15头。
长春雷春花，畲族家庭妇女，一家五口人，靠饲养致富，1986年被宁德地区民委评为“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先进个人”，并出席全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经验交流会。1989年，在霞浦县首届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1982年雷春花家遭火灾，经济损失3000多元。1984年，用县民委贷款的1000元买了5只羊、1头耕牛和2头小猪，精心饲养，至1989年发展到羊28只、猪3头、牛2头、鸡50多只，畜牧一项年收入近5000多元，生活大为改善。不但还清了贷款，还盖了新房。
州洋青福洋当厝钟发珠一家，养母猪10头、菜猪5头，1989年出猪仔240头，仅养猪一项年纯收入达1万多元。
第三节 渔业
讨小海
霞浦，“自外江七都港沿海岸而西至东冲，内延官井洋、东吾洋、盐田港，其间居民、虾蟹、鱼鲜之属，莫不各从其事”（民国18年版《霞浦县志》）。濒海的下岐山、瓮里、盘前、下坂、八斗面、二坑、海边等畲村以至离海不很远的白露坑、半月里、牛胶岭、岔头等畲村都有讨小海生产活动。所捕获的主要是滩涂的“土头货”及部分浅海的“犁膝货”和“〓仔货”。其中不少是一方名产。除部分留为自食外，大部分都拿到集市出卖，成为一种重要的副业收入。
讨小海工具及操作技术，因地而异。近海滩涂常用三角锄，锄为三角形状，上大下尖，比普通锄头轻薄、小巧，主要用于挖掘鳗鱼、弹涂鱼（跳鱼、潭条）、虾姑、蟳等。若到离岸较远、较深的淤泥滩涂地，除使用必要的挖、勾工具外，还要驾滑板（溜板、海马）。滑板宽30厘米，长约2米，翘头，如撬状，上有扳手。使用时，将滑板放在泥埕上，乘驾者一只脚跪在板上，两手握住扳手，另一只脚踩在泥埕里，用力向后蹬，滑板便在泥上滑行。主要捕讨鲎、蟳、鳗鱼、鱆鱼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海鲜。位于东安岛上的瓮里畲民，为适应深滩涂操作，还创造一种独特的“鳗刁”（如图）。鳗刁木柄、铁身重2.5公斤左右，长1米左右。用于“刁鳗鱼”、吸鱆鱼等。农历五月节后，为刁鳗旺季。鳗有前“洞”与后“仓”，捕者举起鳗刁在洞与仓中段用力破土割划，熟练者一发即中。八斗面等畲村则用竹篾制“乌贼笼”捕取乌贼（墨鱼），笼为圆形，直径近0.5米左右上下各开一口，口周围尖利的篾片制成倒簌，乌贼能进不能出。捕乌贼时，将其放置于乌贼产卵的岐头、岸边，待其钻在笼中，即可收获。最简易而又灵巧的还是白露坑、海边一带渔村创造的“弹涂钓”，这种钓自己制作，用三根5厘米左右的钢线，排成“＊”形，中间用小锡块熔接，然后弯成羽毛球状（“〓”），正中连一4.5米长的蚱蚕丝线，用于钓弹涂鱼。届时，钓手静立海滩，瞄准目标，命中后拖回即可。能手每天能钓4～5公斤。50年代，白露坑雷永积每天能钓8～9公斤。
以上都是用于滩涂，讨“土头货”，而在浅海捕捞“犁滕货”、“〓仔货”，所使用渔具，则与当地汉族完全相同，但数量均不多。
除此，滨海畲村盘前、下岐山、下坂、二坑等，80年代后还发展一些海洋捕捞，如捕鳗苗等，收入也相当可观。
养殖
海水养殖 霞浦濒海的海边、二坑、凤江、下坂、盘前、牛角湾、斗门、瓮里、下岐山等畲村，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起浅海滩涂海水养殖，使渔业从副业向主业转移，养殖品种主要有对虾、缢蛏、海带、紫菜、花蛤等。
二坑，原是个贫困畲村，1983年投放4800元，发展滩涂养殖，经过几年努力，养殖的缢蛏、紫菜等，获得好收成，跨进致富行列。中央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到此视察，作了好评。1988年以养殖为主的渔业产值达10.65万元，户均增加收入1260元，摘掉了贫困帽子。
海边，1984年创办对虾养殖场。虾塘面积约200多亩，是全县畲族地区最大的对虾养殖场。1985年投放对虾苗300万尾，年末收对虾7250公斤。1986年、1987年两年均获得好收成，1988年对虾总产量达14400公斤，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1989年，对虾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大幅度下跌，虾场意外亏本。1989年，该虾塘发展长毛虾与花蛤混养项目，利用对虾的残余饵料以及虾类等塘中浮游生物，为花蛤提供丰富的养料，使塘中花蛤生长速度快、产量高，为虾塘立体养殖、增加经济效益找到了一条新路，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牛角湾，雷腾坤等4户组成联合体，1987年创办虾塘养殖对虾。虾塘位于官井洋边，共8亩，当年投放虾苗35万尾，年末共捕虾1750公斤，收入4.3万元。1988年投放虾苗26万尾，收虾1600公斤，收入4万多元。1989年产量与前两年相近，但虾价低，导致亏本。
此外，还有一些村的浅海滩涂养殖发展比较快，效益也比较好。据调查统计，1989年这些畲村主要品种的养殖情况，如下表：
淡水养殖 远离海洋的山区舍村，往往利用水库、山塘、水田地，挖池发展淡水养殖。养殖的主要品种有草鱼、鯉鱼、鲫鱼、鲢鱼、黄鳝、泥鳅、鲶鱼、甲鱼等。
80年代，洋边建有3个山塘鱼池，面积3亩，1988年放养10万尾鱼苗，但产量不高，经济效益低。墓斗字堂里建有正规鱼池10亩，洋边高山有整垄鱼池8亩，都曾放养淡水鱼，但都被洪冲走，损失甚大。
大坪、七宝洋、法华、大墓里、岭头、牛寨、乾爿山、长兴等村，均有小型水库、山塘，淡水养殖潜力尚大。
第五章 工商业
霞浦畲族经济中，手工业迟迟未脱离农业，没有自己的商业，更没有自己的工业。20世纪50年代后，这种落后状况，有所改变。
本章根据现行产业分类规定，结合霞浦畲族的实际情况，分别予以记述。
第一节 手工业
工匠
霞浦畲族中，除了从事织麻布、编斗笠、制扫帚之类家庭手工业作为副业之外，还有少数工匠（手工业者），从事户外手工业，其工种主要有：裁缝、木工、篾工、泥水工等，石工不多，铁匠几乎没有。
全县畬族工匠，从业人员并不多，据1951年阶级成份的评定，“手工业者”在畲民总户数中，还占不到0.5％。且这些工匠大部分又都是半工半农的，其从事手工业活动的时间，约占全年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农忙季节便从事农业劳动，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手工业工匠，为数甚少。这些工匠的收入不大固定，大多工匠为本村畲民做工，3～5天一般不算工钱，雇主仅以较好的饭菜相待。雇用时间较久，雇主便付给一些工钱，或给予农业生产的帮助，带有换工性质。外出做工，40年代的工价大致是：木工（大木、细木）、泥水工每日约折谷15公斤，裁缝、篾工每日约折谷7.5公斤。这些收入，在其家庭经济总收入中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大的。从生产技术来看，多半学习于当地汉族工匠，学艺时，普遍存在师徒间的剥削关系，通常学艺要当3年或4年学徒，在这段时间内，收入全由师傅独得。师满后，自立门户，同行业人员中，一般没有什么组织和规章制度。而这些工匠，几乎全是单纯的手工性质，原料都是雇主供给，膳食一般也是雇主供给，没有固定的工场，通常工场就设在雇主家，完工移走，流动性大，但流动范围却不一定大。由于半工半农，这些工匠技术水平大多不高。加上都是独自经营，所以发展相当缓慢。
50年代开始，工匠逐渐参加互助、合作，进行集体生产。50年代后期，大部分的畲族手工业者组成生产合作社，形成专业组织。但不久，由于连续三年大灾害，国民经济困难，此专业组织亦自行解体。随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畲村的手工业者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畲村的缝纫机增多了。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畲村的部分青年妇女到晋江、石狮一带做工学艺，一两年后回到村里，办起了裁缝店，各畲族村的裁缝工明显增长。有的还打入城镇市场，以其独特的民族服装设计、精巧的做工，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松城镇畲族女成衣匠雷英，心灵手巧，所设计的服装，1989年参加地区时装大奖赛，获“畲族服装设计特别奖”。沿海畲村的石匠也多起来。
作坊
榨油 畲族山区盛产油茶，油茶籽经加工，榨成优质的茶油，供食用。畲族人民的榨油至少已有100多年历史。油坊设在有水源的地方，修上水浿，将水引到油坊，冲击直径约3米的大水车，用水车的动力，带动碾盘碾油茶籽。碾成粉末后，将茶籽末放入大饭甑里蒸熟后，倒入扎成圆形的篾圈（篾圈直径0.4米左右），做成一块块瓶状（此道工序难度最大，需师傅亲自做）。再将做成饼状的油茶坵放后木槽，用劈成斧形的楔子（油尖）不断挤压、敲打、榨出油来。
解放前，本县畲族地区就有十多家油坊，其中历史较长、规模较大的有西胜、上水、霞坪、半路张、清水壑、马洋（后设在矴步头）、二铺、一浿、北山、笕下等油坊。在农历十月后至年关为榨油旺季，一个油坊年产油往往超百担。
70年代后，部分地区以电动机为动力，碾籽工序改为机械，减轻了劳动强度。
碾米 60年代前，山区畲族人民的吃米是靠手工加工。碾米工具有土砻、筛、春臼、米槌、风銑等。全为自用，数量不多，不足称“作坊”，更不成一个行业门类。加工时，先将稻谷置竹围泥心大磨状的“土砻”中，垄稻脱壳；再用风?、竹米筛除去谷壳（粗糠），置石制的“舂臼”里，用石杵不断舂击（即舂米），使米表皮的糠皮分离出来，最后用米筛、糠筛筛净。手工造米，粒满、味香，出米率高（70％以上），但劳动强度大，效率低。1958年以后，部分畲村开始用碾米机碾米，系集体兼营，至70年代，机器碾米已基本普及。80年代，除西胜龙虎岗等个别偏远山村，仍以人力加工外，全县畲族村都用机械加工，多数畲村还设有碾米厂，规模较大的有：瓦窑头、岭头、大墓里、茶岗、东山、墓斗、青福、南塘、白露坑等20多个碾米厂。逐渐成为一项乡村企业。
烧砖瓦 本县畲族的烧砖瓦手工业大约于30年代兴起。为了修建瓦房，或请一二个外地师傅加上自己的粗工，或自己到外地学到手艺，亲手操作，利用本地的黄土和茅草等资源，在村的附近搭草棚，砌起烧瓦窑。据不完全统计，本县30个畲族村中有西胜、瓦窑头、新村、大浿、半岭等20多村，办砖瓦窑。这些瓦窑根据村落大小需求不一，规模或大或小，大则每窑烧砖瓦五六万块，小则二三万，其中牙城凤江瓦窑所烧的砖瓦不但供本村，还运销三沙。
其他如盐田村里的碗窑塘的碗窑（瓷器）、缸窑下的硋窑（陶器）和沙江大坪的硋窑，均有当地畲民所办，在本县都颇有名气。
第二节 乡村企业
霞浦畲族乡村企业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逐步发展起来的。
1955年前，畲族的乡村企业几乎为零。1956年后。成立了农业生产高级社，在原有农村工匠和一些作坊的基础上，各乡成立了各种集体所有的手工业合作社或合作小组：盐田成立瓷器社、服装组；水门成立竹器社、服装社；崇儒成立岚下铸锅组、竹器社、服装组。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在“大办工业”、“大炼钢铁”的热潮中，畲族村社队办工厂一哄而起，仅墓斗片几个月间就办起各种工厂158个，其中有肥料加工厂、农具修配厂、农药制造厂、木器厂、滚珠厂、炼铁厂、炼钢厂等等。但这些厂或有名无实，或毫无经济效益，而抽调劳力、平调厂房，又影响农业生产，60年代初，经调整，大多下马解体。1961年，水门公社组织理发社。1962年盐田公社成立铁木社、建筑组。“文化大革命”中，乡村企业呈停滞状态，本来不景气的畲区乡村企业处于瘫痪状态。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畲族乡村认真贯彻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集中力量抓好乡村企业。县、乡两级党委、政府遵照中共中央“开放搞活”的精神，利用民族乡的优惠政策的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创办骨干企业。3个畲族乡分别创办了乡办企业，成立了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畲族乡企业管理站。于此同时，村级企业也相应得到一定发展。
乡村企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加快社会主义两个精神文明的建设，改变畲区的落后面貌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
乡镇企业
截至1989年，经济独立核算的畲族乡乡办企业有崇儒企业站所属的蜜饯食品厂、水电厂；水门企业站所属的麻纺织厂、棕床厂；盐田企业站所属的采炼厂、水电厂、玩具厂、竹编厂等。其中较为突出的有蜜饯食品厂、麻纺织厂等。
乡办企业创厂伊始，便采取了以下几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企业管理，完善企业内部机制：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能力：切实抓好产品的原材料及销售渠道的疏通；讲究信誉，按期按质交货，同有关单位签订长期销售合同；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通过一系列措施的贯彻实行，3个畲族乡的乡办企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按1989年的现价计算，3个畲族乡的乡办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530.1万元，净产值达141.3万元，占全县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2116.2万元的25％，净产值515.3万元的27.42％。是1956年3个乡企业工业总产值7.31万元的72.51倍。
蜜饯食品厂 属崇儒乡企业站，是崇儒乡的最大企业。蜜饯充分利用本乡的丰富的芙蓉李、杨梅、桃、柿、生姜及牙城的枇杷等大宗土特产品资源，于1985年开始筹建，多方筹集资金23万元，同福州大学签订食品加工技术转让协议书，请福安、闽侯县罐头食品厂派员来厂指导。1986年投产，当年生产的枇杷、桔、杨梅、笋、芙蓉李、明姜片等各种水果罐头和蜜饯食品达80多吨，产值48万元。产品质量达到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枇杷罐头在质量评比中荣获省优秀产品三等奖。成为全地区同行业中唯一获奖的单项产品。蜜饯食品厂创办后，18个管理人员中有4人是畲族，11人中畲族占30％。截至1989年，生产各种水果罐头、蜜饯食品共227.3吨，产值达136.4万元。
麻纺织厂 属水门乡企业站，是全省畲族乡办企业中最大的企业。总投资100万元。厂址位于乡政府所在地，厂房为原县茶厂、味精厂翻修而成。1987年秋创办，198年10月开始投产。全厂工人255人，其中畲族50人，占19.6％。创办初期，困难重重，乡党委、乡政府为此付出巨大努力。该厂投产后，1989年就生产出国标麻袋32万条，产值75万元，利润3万元。年产值达267万元，实现税利17.7万元，创外汇110万元（人民币），但麻纺织厂由于缺乏周转资金，向社会借月息为3％的高利贷48万元，又由于缺乏原料基地，需向外地购买原料，受到种种条件限制，所以工人获利微薄，人均收入月工资仅80元。
畲乡企业还包括林、茶、果场和其他加工业，截到1989年止，全县3个畲族乡共有11个（水门乡有茶场、果场、林场，县乡村联办林场、茶叶初制厂，崇儒乡有茶场、林场、粮食加工厂、香菇场，盐田乡有林场、茶果场），总产值计有900多万元其中以崇儒香菇场较为突出，产值达100万元。同时，各乡都办有1个电站。
村办企业
霞浦县畲族地区最早创办的村级企业是茶场、林场。60年代，茶园、山林全都归为集体所有，有茶园、山林的畲族村落组织了茶叶专业队进行管理。为进行茶叶、木材加工，许多产茶畲族村办起了茶叶加工厂。如茶岗、上水、岭头、西胜、洋尾清、溪坪、白露坑、南门山、瓦窑头、半岭等。茶叶加工厂按其村茶叶产量，规模不一，多则三四架磨茶机，少则一架。西胜还办了木材加工厂，主要生产棺木原坯。随着茶叶加工厂的创办，各加工厂还安装了碾米机，进行粮食加工，70年代，粮食加工厂相继建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乡两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根据党的农村经济政策，采取集体、联合体、个体一齐上的方式，扶持畲村地区发展林茶、果业，80年代，全县畲村的村办企业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巩固。1989年，本县畲族地区村办茶场有：大墓里、上水、岭头、西胜、白露坑、半岭、茶岗、瓦窑头等8个，村办林场有：西胜、瓦窑头、上水，旺岚、马洋、大墓里、青福、半岭等8个；村办果场有茶岗、马洋、竹园、半月里、海边、旺岚、白露坑等7个。除此之外，还有茶岗村三级联办的石英矿开采、墓斗村的化肥厂、一层药材场等。
1989年本县30个畲村中，村办企业计27个，企业收入25.444万元，利润达11.156万元。从业人数79人（固定），临时性从业1万多人，月人均收入120元，从而使畲族地区资源优势迅速转化为商品优势，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
第三节 商业
新中国成立前，霞浦畲族中没有出现专业的商人，只有几户地主、富农兼营少许桐油、茶叶、木炭之类的土特产的商业活动。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也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市场和经济贸易中心主要以出卖自产的木炭、柴薪、杉木等，换取所需的食盐、农具、咸鱼和日常用品，以应生产生活的急需。其生产、生活的日常用品基本都购自于附近的汉族村落和城镇。间或有汉族小商贩进入畲村进行交易，畲民们则用粮食、土特产品与其交换（大多属于不等价交换）。有的汉族商人还利用赊销和预购的方式对畲民实行剥削。
畲民生活困苦，购买力低下，至新中国建立前夕，国民党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畲村的购买力愈加下降，生活极度困难，日常用品短缺严重。
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商业发展，国家有计划地组织商品流通，保障人民生产与生活物资的供应。霞浦县人民政府于建国初期就开始筹办农村供销合作社。1950年7月，崇儒岚下农民为繁荣农村经济、活跃农村市场第一个自发创办农民供销合作社。从1952年起，崇儒、盐田、水门成立购销总站、双代（代销代购）店。其中崇儒购销站、双代店于1952年4月成立，为全县最早。在人民政府的正确引导下，畲族地区的商品流通得到发展。
1963年，县人民政府在城关和南塘两个地方设了两个畲族商品供应专柜，各配备了一名畲族售货员，对商品供应进行了改进和照顾。
随后，农村供销合作事业发展，市场渐趋繁荣，畲村的商品购销量逐步增长。
进入70年代，畲村的购销事业有所发展，较大的畲村都有了商业网点，客观上方便了畲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生活资料供应一度紧张，日常生活必需品时有脱销。富有民族特色的畲族银饰品，在此期间，被视为“四旧”，置于“横扫”之列。城关和南塘的畲族商品供应专柜被取消。这期间，由于商品渠道单一，畲族地区的商品生产和流通未能进一步的开发和发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畲村的商业得到发展，各畲村的商品生产与流通渐趋繁荣。畲族群众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发展林、茶、果、香菇、蘑菇，及家禽家畜，既繁荣了市场，又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在国家允许多种成份并存、开放多条商业流通渠道的政策引导下，畲村开始出现联合商店和个体商店1981年，国务院批转《全国民族贸易和民族生产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关于商业、供销人员网点问题，少族民族地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交通不便，需要增加人员，增设网点，特别是少数民族职工少，对开展业务不利，需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重视民族地区商业、供销网点的增设。
1982年11月，地区供销社、民政局、劳动局根据国务院精神，联合发文，“调查畲族地区供销网点需要，招收畲族职工”。12月5日，霞浦县供销社、民政局、劳动局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经过三家协商，同意增设盐田瓦窑头站、水门茶岗站、崇儒上水站、溪南红坑（白露坑）站、民族招待所站，并报请地区、省有关部门审核，批准招收畲族职工5名。
同时，畲村的联合商店和个体商店进一步发展起来，商品流通量增大，畲族群众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亦得到提高。截至1989年，几乎每个畲村都有1个至几个日杂商品个体商店，畲村个体小商品的开设，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日常生活。
与此同时，部分畲族个体户打入城镇市场，开设服务行业的商店（如饮食、理发）、服装店、小商品店、农贸市场。畲族人民已开始进入了市场的商品竞争。
第四节 其他
民族经济开发服务站 霞浦县民族经济开发服务站，原称“民族服务公司”，创办于1984年11月15日，设在少数民族招待所二楼。生产经营方式以服务、引导为主。主营：种养、加工、修配；兼营：水电安装、服装首饰。
服务站系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性质。经济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县民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业务工作。服务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指导民族地区经济实体的经营、管理等项工作。
京福公司 即中央民族学院京福民族经济技术开发贸易公司，1989年12月在霞浦成立。注册资金30万元。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主营：新产品，新技术引进开发，科技性质咨询，纺织品，化工原料，电器零部件；兼营：土特产品、水产品、副食品。经营方式：引进、开发、购销。
第六章 乡村建设
霞浦畲族和当地汉族一起，为建设家园作出不少贡献。但是，在漫长的旧社会里，乡村建设受到地理、经济、政治诸多因素的制约，一直十分落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极为关心畲族乡村建设，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扶持畲村与生产、生活相关的交通、饮水、照明用电等基础设施建设。1980～1989年的10年中，各级政府拨专款300多万元，加上部门支持和群众自筹，畲村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达1000万元以上，畲村面貌大有改观。
第一节 交通
古道
霞浦地处滨海丘陵，旧时交通不便，散布在深山僻壤的畲村，更为闭塞。村落之间通连相接的多是窄小、崎岖的泥土路或碎石路，有些只容一人行走的羊肠小道，沿着山脊延伸，路侧峭壁千寻，崖下幽洞百丈，行人“讲话听得见，相碰要半天”，肩挑背负倍加艰难。乡际、县际大道，以至进省、晋京的“官道”，也不过是一两米宽的石块路或石板路，且多在崇山峻岭间蜿蜒，行人每叹行路难。
晋京、通省石道 民国《霞浦县志·交通志》载：“县治，东至海60里，南至福州府545里，西至建宁府856里，北至浙江温州府590里，至北京6677里。”晋京之道，自县城“出东门，至横山鼻10里，至天台岭20里，至石门坑（水门）40里，至武坪50里，至半岭60里，至杨家溪70里，至钱大王80里，至龙亭90里，至下六都（后山）100里，至牙城105里”。“通福鼎、浙江而达北京”。进省之道，自县城“出西门，至石浿塘10里，上杨梅岭，至二铺塘20里，至碗窑塘30里，至盐田40里”。“过盐田渡，交宁德县界”，“通本省省会”。
县际石道 通福安：崇儒经岚下、九龙坑、笕下、至福安、松罗20公里；盐田经西胜，至福安松罗12.5公里；盐田经西胜上峰，至福安茶洋10公里；柏洋经谢墩，至福安茶洋7.5公里：柏洋经凤洋，至福安南溪10公里。通福鼎：牙城经下六都，至福鼎东家洋10公里；牙城经斗门头，至福鼎硖门10公里，牙城经梅花，至福鼎中谷5公里，水门经百笕、承天、小竹湾，至福鼎仙蒲22.5公里：水门经武坪、桥头，分别至福鼎吴洋、赤县各12.5公里。通柘荣：柏洋经岔门头、阮洋，至柘荣倒流溪5公里。
乡际石道 以县城为中心，主要有5条。1．至崇儒、柏洋：出西关，上罡溪岭，经岭头鸡角衕（半路张）、卢家墩（溪边）、路口、墓庄（新村），至崇儒15公里，经岚下、樟桥、横江、林洋，至柏洋40公里。此为“西路”干线。由此线路口折西，至盐田杯溪17.5公里，由杯溪至柳溪，接通霞浦至福安县城大道，全程60公里。40年代，为霞浦通往福安、寿宁等内地的主要道路。另由此线下道弯，经观音亭、泥勃头、上望海岭，即通柘荣县境。2．至牙城、三沙：出东关，经瓜岭、青岙、下赤壁岭，至陇头20公里，上牛带岭，过三十六〓，经院后、田头洋，渡七都港，乌岐上岸，至牙城35公里。由此线经陇头，小皓、古桶、虞公亭，至三沙30公里。此线仅次经水门之晋京官道，亦为“东路”干线。3，至溪南：出西南，经玉坛、普宫，上水浦岭，至马洋10公里，经鲤鱼山、柴秤坪、葛藤湾，至水潮20公里，经厚首、半月里，至溪南30公里。此为“小南”干线。由溪南港乘船至宁德飞鸾，接通省城官道。故此线，古称“霞浦大道”。4．至沙江：出南门，上州前岭，经小沙，大沙、长沙，至沙塘10公里，经南屏，至沙江15公里。此为“南路”干线。由沙江、西经梅洋、小马、水潮，接通“小南”大道；东经涵江、渔洋，则接通“大南”大道。5．至长春、下浒、北壁：由上路沙塘分支，上渔洋岭，经渔洋、武曲、传胪，至长春25公里；经长溪、埕坞、黄沙、三州、赤壁、柏溪，至下浒45公里；至北壁55公里。此为“大南”干线。
这些古道大多己被公路所取代，而有的路段，在一些僻远地区，至今还在使用。
公路
1956年4月15日，霞浦第一条公路——霞浦至溪柄公路通车，途经二铺，并设停靠站。从此霞浦畲村公路建设开始了零的突破。1958年，霞浦至柏洋公路通车，沿途经过的溪边、新村、霞坪等畲村都设了班车停靠点。60年代初，霞闾公路建成通车，法华畲村也设了班车停靠点。70年代起，霞浦各畲村掀起筑路高潮，这时期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体制，修路采取国家出钱、群众出工的办法，修路工记在生产队的义务工内，虽然分红很低（一天多则值0.8元，少则只值0.12元钱），但群众热情很高，自带午饭、工具，逢山开路，遇水造桥，先后修通了柳溪至西胜、水门至大浿、杨梅岭至马洋、水潮至大坪、城关至墓斗、沙塘里至大墓里、高盘至茶岗等公路。1985年，省计委、交通厅又按以工代赈项目下达修筑了郑澳至下青山、卢家墩至岭头、墓斗至马洋、里洋至半岭等公路。
柳溪——西胜
县际四级公路，自福安松罗乡的柳溪分支，往行路湾、竹栏下达西胜村，长5公里，霞浦境内3.7公里，路基宽4.5～6.5米，路面宽3～3.8米，最大纵坡9％，建石桥一座15米。1978年动工，1982年完工。西胜是畲族聚居村，又是老区基点村，全县21个老区基点村，西胜就有8个，1934年闽东红军独立团在这里成立。该村的木材、毛竹资源丰富。全县70％的商品竹来自这里。该线通车后，每天往返县城一次班车，各种货车经常来往，对发展山区经济、方便群众生活、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和商品流通都起了重要作用。
水门——大浿
从霞鼎线公路的水门乡政府所在地分支，往茶厂、下徐至大浿，长5公里，按四级技术标准施工，路基宽4.5～5米。1977年动工，1978年完工，可通拖拉机。大浿是水门乡重要林区之一，国营上洋林区大量木材从这里通过。
杨梅岭——马洋
国营杨梅岭林场专用公路。从林场场部起往勇山、柴秤坪到马洋，长20.2公里，按等外技术标准施工，路基宽6米。1981年竣工，可通汽车。
盐田——南塘
从溪古线公路上的盐田乡政府所在地分支，经八斗、鹅湾、郑澳达南塘，长10公里，四级技术标准施工，路基宽6～6.5米。1980年建成，1984年续建。县客运班车每天往返。闽东著名的“青皎农民暴动”就在这一地区。青皎是盐田乡的重要产粮区，该线通车后，对方便群众生活、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水潮——大坪
从水潮村分支，往大坪水库至大坪村，通往坡头方向，长5公里，按四级标准施工，路基宽6～7.5米。1978年建成。通公共客车；大坪自然村周围的南门头、金加洋、黄土企、北山等自然村均为畲村，畲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50％以上，故大坪为畲族行政村。
城关——葛斗
从县城南关霞闾线（新标志沙塘至闾峡公路50km+430m）分支，经葫卢门、字堂里到达墓斗村，长7.8公里，1980年按等外技术准备施工。1984年竣工。可通汽车，有私人小型客车往返县城。墓斗是城关重要禽蛋、蔬菜生产基地，该线通车，对丰富城关副食品市场起着重要作用。墓斗一浿瀑布是旅游风景点之一，常有游客观光。
芹头——白露
坑从溪南芹头村分支，直至白露坑，长3.5公里，按等外公路技术施工，路基宽3～5米。1979年动工，1980年完工。可通拖拉机。
沙塘里——大墓里
霞闾线公路的沙塘里村西500米处分支，经大校村到达大墓里，长4公里，等外技术标准施工，路基宽4米，路面宽3米。采取民办公助形式建成，国家投资1.5万元。1979年完工。可通小型拖拉机。
高盘——茶岗
从霞鼎线公路（新标志沙埕至吕峡线132km+127m处）分支，经帮家垄至茶岗村委会（浦后店），长2.5公里，等外技术标准施工，路基宽4-6,5米，路面宽3.5～4米。1974年动工，1976年完工，1978年重修，加宽部分路面，拉直弯道降低坡度。可通汽车。
郑澳——下青山
从盐田至南塘公路的郑澳村分支，经尤澳达下青山，长3公里，路基宽6米，路面宽4米。1985年省计要按以工代赈项目下达建成。1988年峻工。可通汽车。
卢家墩——岭头
从霞柏公路的卢家墩村分支，经溪边、洋尾兰、占潭达梨坪湾，长7.5公里，路基宽6.5米，路面宽4米。1985年省计委按以工代赈项目下达修建。1986年动工，1989年完工。可通拖拉机。
墓斗——马洋
从墓斗村的岭尾自然村起，直至马洋村，长12公里，路面宽4米。1985年省计委按以工代赈项目下达修建。1987年动工，因资金缺口，工程未扫尾。不能通车。
里洋——半岭
从东风岔至承天公路的里洋村分支，直至半岭大路下自然村，长4公里，路基宽4米，采取民办公助形式建成。1979年完工，1985年省计委又按以工代赈项目下达重修，加宽路面，拉直弯道。重修后路基宽6米，路面宽4米，可通汽车。该村畲族观音亭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年元宵节，霞浦、福安、福鼎等县畲族歌手云集此亭对歌，附近汉族青年也来助兴，人数多达几千人。
乡村大道
乡村大道，亦叫手扶拖拉机道，指路面较窄、施工技术较简单的机械化耕作道路。畲村机耕道由交通部门测量（地形不复杂的则群众自己土法上马设计），村级自行组织施工建成。政府部门只补贴少量炸药钱和技术工费用，而且不要国家支付养路费用。这种路施工技术及路况不及国家修的路，但很适应畲村小且分散等特点。有了乡村大道后，过去许多靠人扛肩挑的货物，都可用小型运输工具搬运了，大大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畲民对这种道路很感兴趣，每逢台风、大雨过后，就立即抢修填补，各家有兴动土木之事，必主动检查道路，以便货物安全畅通。因此，全县除地形复杂、劳力又不足的地方，多修有此大道。
水路
霞浦畲族多住山区、半山区，水路运输并不多，全县只有二坑、瓮里、牛角湾、盘前等4村有民间班船航行，载客运货。航行时间每日依潮水而定，涨潮而行，照潮类推，群众均能遵守潮水时间。但船小，通常只行2～8吨的机帆船。设备简陋，不建码头，选择便于停靠的岸边当码头，旅客上下，货物装卸极不方便，但仍是4村主要的交通运输手段。其航程及航线
二坑——牙城 约1.5海里，每日通航。
瓮里——台江 约2海里，固定班船，先步行至关门乘搭。
牛角湾——下浒塘 约7海里，每日通航。
盘前——下浒塘 约6海里，每日通航。
第二节 水电设施
饮水设施
畲族乡村人畜饮用水源丰富，到处可取，但卫生用水条件差。用水来源主要是：1，挖井取水。根据地形，全村打一口井，1米到数米深，并口不盖，不设公共取水用具。村庄附近有泉水的地方，多打有水井。2，竹笕引水。取胳膊粗的毛竹，破成两半（有的不破，打通竹节），连接起来，把几百米外的山水引到村里分流各户，流入水缸，有的是一户一家一条水笕引水，认为便于管理。有毛竹的地方多用这种办法，全县畲村较普遍。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地方，只好在就近田间挖一窟穴积水或挑溪水，略加沉淀就食用，很不卫生，发病率也高。
20世纪50年代起，人民政府一方面积极防治疾病，一方面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善环境卫生。进入80年代，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把解决饮水不卫生和困难问题的“水改”工作，作为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项内容。畲村开始安装自来水，其做法是选择高于村庄的合格水源，建起蓄水池，用镀锌管或塑料管把水引到村里，在各户装上水龙头即可，方法简单，一次投资，自由饮用，不缴水费，很方便。安装自来水的资金来源多是政府补助一点，部门支持一点，群众自筹一点的办法解决。到1989年止，全县有80个畲村安装了自来水。
电力设施
畲村用电，主要是生活、照明用电，少数地方有生产用电，如碾米和茶叶加工等。
20世纪50年代前，畲族人民照明主要用松香、竹篾囊、菸骨（菸茎杆）、麻杆等。松香取之松树。竹篾囊即毛竹破成竹篾后，将最里层（下脚料）投入水中浸泡月余，脱脂晒干，即可点火。菸骨、麻杆也是照此办法脱脂晒干后使用，故户户有压火种习惯。
新中国成立后，畲族地区普遍使用煤油。
70年代初，畲族开始兴建小型水力发电站。据调查统计，至1980年全县畲族地区共建小水电站14座，装机容量316瓩。分布如左图。至1982年，全县畲族地区共建火力发电站19座，装机容量49瓩，分布如下：
全县7000多人用上电灯照明。群众办电积极性提高后，有的地方不顾客观条件，盲目上马，造成浪费。如崇儒笕下行政村，在碑坑建一水力发电站，因交通不便，工程造价高，村领导又没经验，1981年动工，一直不能完工，造成损失14万多元。
80年代起，随着工农业发展，用电量增加，原来的小型电站不能满足需要，且森林砍伐，枯水期增长，发电量越来越少，畲村开始架设高压输电线路，由县电力公司统一供电。原有的小电站，黄土企水电站继续使用，青岙和二洋里水电站并入县电网，其余全部停止发电。到1989年底，由县电力公司统一供电的畲族行政村有：二铺、南塘、瓦窑头、新村、溪坪、霞坪、上水、茶岗、大浿、青福、墓斗、马洋、岭头、大墓里、大坪、白露坑、法华、四斗等18个。这些行政村中所属自然村多数通电。以乡镇为单位统计，全部用上电灯的有：松城镇畲族1100多人，州洋乡畲族6600多人，（除八斗浿村400人外），崇儒乡畲族4200多人（除笕下村260多人），沙江镇4000多人（除青甲垄、油麻园220人，坑后门108人，粪箕湾55人），下浒镇1037人（除齐济兰110多人），长春乡1600人（除罗汉坪260人，长坑160人），盐田乡6100多人（除西胜1100人、吴家洋、凤尾洋330人），水门乡4100多人（除半岭村451人，长湖村355人）。牙城、三沙两镇通电地方较少，北壁乡畲族1300多人全部未用上电。10年间累计有31000人用上电占总人口的77.9％，平均每户年用电量为100瓩左右。电的普及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电饭煲、电冰箱等中高档电器商品亦随之进入农村畲家，新婚夫妇家庭多有这些用品。据马洋村1986年统计，全村有电视机（黑白）106台、收录机110台、洗衣机4台。
1986年，县能源办公室还帮助下岐山、竹园、大墓里三村兴建沼气，各户建一沼气池，将人粪、猪粪、牛粪流入池中，经发酵产沼气，供照明燃烧，既解决了能源紧缺问题，又净化了环境卫生，一举两得。群众热情很高，下岐山村63户中就有58户建沼气，竹园村14户有10户建沼气，198年后因零件供应短缺陆续停用或损坏。
第三节 公共建筑
祠堂 宫庙 祠堂 同一姓较大的村，多有祠堂。一姓同一祖宗为一祠堂，是畲族内部划分血缘远近的一种体现。祠堂面积一般在100～300平方米，单层砖木结构瓦房，古朴庄严，是村中较为雄伟壮观的建筑。村小则没有祠堂。20世纪50年代后，祠堂无公产，年久失修，多数损坏，仅存下的少数祠堂，已成为村的一种古建筑物。牛胶岭、白露坑、上水、鲤鱼山、墙围里等村经整修后利用作会场，既是祠堂又是会场。
宫庙为宗教信仰活动场所，霞浦民有多神信仰，故畲村宫庙较多，每村都有。其中，建筑规模较大的寺有10个。
宫庙 通常建在村里的显要位置，鲤鱼山村有3座宫庙，总建筑面积约70多平方米，单层砖木瓦房，其中一座近40平方米，建在村头溪边，一座20多平方米，建在村溪尾出水口；一座近10平方米，建在村后山顶上。
小村至少有一处土地庙，畲民称“土地土地，满山都是”。意思是土地庙随处可建。北壁宫兜畲村，因宫庙大，村在官旁，而名宫兜。较大的宫庙都搭有戏台，进大门即戏台，大门对面塑有各种神态各异的菩萨，官殿落成时要请戏班为菩萨祭台。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科学文化的普及，宗教信仰有所变化。多数祠堂、宫庙当作会场，或祠堂、官庙、会场溶为一体，成为群众集会娱乐的公共场所。
会场
60年代起，人口较多的畲村陆续兴建会场，建筑面积为200～400多平方米，均为单层砖木瓦房，正厅建有戏台，演戏开会可容纳2000人（无座位）。海边、瓦窑头、墙围里、洋边、上水、梨坪湾、下岐山、南门山、白露坑、茶岗等村有会场。
知青点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畲村，在畲村建起一批供知识青年食宿的用房，称“知青点”。知青点房屋均为双层砖木结构瓦房，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左右。1973年起，知识青年陆续回城，其房屋也是畲村规模较大的公共建筑物。知青点分布在石浿墩、牛胶岭、外墓斗、霞山、上水、茶岗、瓦窑头、兰田湾等8个畲村。
民族招待所
1957年1月，霞浦县召开全县少数民族座谈会。会上，畲族代表要求设立一个民族招待所，以方便畲民进城住宿。上报后，福安专署同意设立。县人委会将县城中心县北街73号的一座旧木房改建成民族招待所，同年4月开始修缮。整修后共有客房7间，床位25个，配备一名专职招待人员。由县民政局主管领导，属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
1970年，因财经管理不善，停业整顿。
1972年9月重新恢复，但窄小、简陋，无食堂、浴室、厕所，房子破旧、漏雨，且有倒塌危险，旅客意见纷纷。
1976年，经县革委会研究，同意另外择地兴建，并确定民族招待所由集体所有制升为国营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列入编制计划，派一名畲族脱产干部具体负责管理。同年4月19日，县革委会向上行文要求拨款修建。
1977年1月，破土动工，由县建筑工程公司承建；1979年9月竣工。新建后的民族招待所，位于县城北共青路西北角3号。占地面积1.65亩，建筑面积1405平方米，由住宿楼、食堂、厕所构成。住宿楼1175平方米，为三层半钢筋混凝土平台房，共有客房50间，床位110个，会议室3间。食堂230平方米，单层钢筋混凝土平台房。厕所12平方米。工程总造价12万元。
村委会（大队部）
70年代起，全县有15个畲族村建立了办公地点，即办公用房，亦叫大队部。大队部是该村政治、经济活动中心。
霞浦畲族先民，颠沛流离，辗转迁徙，早期生产方式是游耕和狩猎。明清定居后，才逐渐发展起以梯田稻谷耕作和定耕型旱地甘薯耕作为主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定耕型旱地耕作和原始游耕方式的残余色彩甚为浓厚。直至近现代（乃至当代），仍“多山居力农”，以锄犁并耕的传统农业（种植业）作为主要的经济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霞浦畲族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其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1989年，经济发展的年递增率比全县农村同类平均数低4个百分点，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较低层次。
第一节 经济体制
霞浦畲族社会发展程度，及其相应的经济体制和汉族大致相同。
封建土地所有制
霞浦畲族入迁伊始，这里早就是闽东相对发达的封建社会，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封建地主经济占着主要地位。
入迁的畲民，有一部分到穷山僻壤“随山种插，去瘠就腴”，尽力耕作，进行开发，凡山间荒地“皆治为陇亩”；大部分则相继到已经开发的社区，寻找可以跻身插足的间隙，杂散居住，租种汉族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或为其当长工、打短工。直至晚清、民国时期，才出现极少数发迹的地主、富农，绝大多数畲民都是贫农、雇农和中农，而中农也多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中农，自耕农很少。
1951年土地改革时，几个重点调查的畲族乡村，阶级成分划分情况，如下表：
地主、富农不到1.5％，95％以上是贫苦农民。若与汉族乡村相比——地理环境与青皎、墓斗、西胜等相类似的江边、坡头、长春等3个汉族乡，当时计有1102户，其中地主4％，富农2.36％中农30.58％，贫农56.17％，雇农1.45％，手工业者、游民5.44％。——畲族乡村地主、富农更少，而贫农、雇农则更多。此外还有一种情况：畲族乡村富裕中农、手工业者都很少，而佃中农、游民的比例则明显超过汉族乡村。
在封建地主经济中，霞浦畲族社区生产资料占有明显不均。极少数的地主、富农往往占有半数的耕地和耕牛、犁耙等，且多是良田腴地、壮牛好农具，广大贫农、雇农、佃中农，只有少量贫瘠的土地和其他简陋的生产资料。以青皎乡为例，土地改革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地主24亩，贫农0.75亩，雇农只有0.07亩。海边村10户贫农，都没有耕牛，只5架犁、2架耙和少量的小农具。
畲族佃农除向本民族地主、富农租种土地外，80％左右是向汉族地主、富农租种的。地主阶级主要以出租土地剥削农民。地租有两种，最普遍的是“定租”（“硬租”），即出租土地时，先确定租额（通常由地主规定），租额是固定的。据民国26年（1937）《霞浦县人口农业调查》，每亩上等田租谷152.7公斤，中等田租谷110.8公斤，三等田租谷109.6公斤，租额占总收获量六成左右。“定租”，一般是不论丰歉，租谷不变，若遇重大灾情，要筹办酒饭请地主察看灾情，才略有减免。另一种是“分租”（“做分”），即收成后按收获量分配，水田多实行“四六分”（佃四主六），或主佃“对分”，少数劣田则“倒四六分”（佃六主四），或“倒三七分”（佃七主三），旱地多是“倒四六分”。
租佃时，地主只是提供土地，若有提供畜力、农具等，佃户都得另外付租。农民终年辛劳，交付租谷，再扣除种子、肥料、工食等成本，所剩无几。据典型调查，草岗畲族贫农雷长利，1948年租种地主5亩水田，收获稻谷1000公斤，交地租600公斤，牛租、工具租等100公斤，仅剩下300公斤（未除成本），一家5人平均只有60公斤。如果租种等次低的水田比例大，或遭遇灾害，所剩的就更少了，甚至全部收获还不够交纳地租。除实物地租外，个别乡村还保留有劳役地租的残余，以劳力充抵租额。少数山租，也有用货币折交的。
地主阶级还以雇工、放高利贷、买青苗（放谷担）等方式，巧取豪夺剥削农民。雇工，主要有长工（“长年”）、短工（月工、零工）两种。长工，多是强壮劳力，整年在地主家劳动，通常要耕种10亩以上田地并包搅春米和一些家务杂活，如同奴隶，报酬因人而异，最多每年得500公斤稻谷（民国26年，霞浦长工年平均工资法币62.5元）。因病等，出工少于300天的，要扣谷额长工常年所创造的价值，约有70％被剥削。被雇用的童工（主要是牧童，即“看牛弟”），每年得100公斤稻谷，即使能负担成年人的劳动，报酬最多也只有250公斤稻谷。短工，往往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劳动强度大，其报酬相对较高，一般是每天5公斤稻谷，农闲季节的雇用，每天只有3公斤稻谷，甚至更少。有的只供饭，“有食没工钱”。
高利贷相当普遍。高利贷者，多半是汉族的地主、富农和商人，也有一些畲族高利贷者向其借贷，然后加利转贷给本族农民，从中牟取息差。钱币借贷，长期的多以一年为限，年利率50～60％，以至100％，短期的多以月为度，月利率通常是10～20％。如果无法按期偿还，则按复利计息，息再重息，越重越多。民国时期，物价波动很大，钱币借贷常被折算成实物（稻谷），到偿还时，再按已经升值的实物折算，事实上利息往往超过本金。实物借贷，大多是粮食。春荒借，秋收还，一般是借一还加半（还150％）以至还二。“买青苗”，则是高利贷者趁农民在青黄不接、危困时，以市价50～70％左右的钱币，预买当年的秋粮，隔年未还，利息加倍。霞浦畲村，除了粮食，茶叶、油茶、木炭，或其他副业产品，也常有廉价预卖的。
封建地主占有制，严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畲族地区尤其如此。
个体所有
民国23年（1934）春，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制定分田大纲，在小部分革命基础较好的地方，一度实行土地革命。霞浦五斗、三斗、龙潭、马地、龙虎岗等畲村，每人平均分得7分水田（山林、早地尚未分配），但为期不长、范围亦小，对全县畲族经济影响甚微。
1949年6月，霞浦解放。畲汉人民进行减租减息，反霸建政。次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霞浦畲汉人民都发动起来，同步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采取大体相同的方法和步骤，“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至1952年春，土地改革胜利结束，转入生产。全县无地少地的汉农民113863人分得土地146254亩、房屋30900间、耕牛2000头、农具55000多件，彻底摆脱了封建地主经济的枷锁，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土地改革后，封建土地占有制度被彻底砸碎，建立了农民个体所有制。霞浦畲族各阶层土地及其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大为改变。据典型调查，青皎乡贫农356户，分得土地1013.72亩，人均土地是土地改革前的6倍；雇农38户，分得土地112亩，人均土地是土地改革前的32倍；中农120户，分进土地410亩，人均土地增加1倍多；地主、富农按政策只留有自耕的土地。玉坛乡新厝村（今属七宝洋），土地改革前后各阶层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如下表：
生产资料占有的大改变，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为发展生产提供了条件。霞浦畲族经济起了很大改变。但是，由于畲族农民家底过薄，在分得土地后，有的仍然缺少农具、耕牛、肥料、资金，少数孤寡病老者，缺乏劳动力，甚至无法耕种。于是，有着互相帮助良风美俗的畲族农民，普遍采取自愿互利的各种换工形式，或人工换牛工，或弱劳力换强劳力，甚至干脆帮助，解决各种困难。与此同时，人民政府一边救济、贷款给予扶持帮助，一边因势利导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互助互惠，发展生产。1951年，草岗等畲村出现了变工队，西宅里等畲村出现了以村为单位的互助组。至1952年，全县畲族农户90％以上参加了互助组，海边等畲村100％的农户都加入互助组。互助组调剂了劳力、畜力和农具，又有一定的生产计划与技术分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力。如西宅里雷坤灼互助组，各户粮食平均增产了10％以上，组员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草岗雷大钗互助组、路里蓝成财互助组，则是全省著名的互助组。
集体所有制
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公布后，中共霞浦县委一方面继续促进互助组的发展和巩固，一方面着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县第一个畲族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青皎海边创办。入社农户以土地入股分红，耕牛、农具折股入社，为集体所有；收益分配，劳力占七成，土地股份占三成。1954年，海边社增产增收，粮食产量比初办社时增长36.6％，被评为全县爱国增产先进社。集体合作的优越性，初步得到显示。于是，全县畲族农户加入合作社的不断增多。如玉坛乡，当年办了4个初级社，入社畲族农户90户，占全乡农户21％。同年，开始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土地股份报酬，生产资料全部转为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按劳付酬）。畲族人口占很大比例的青福乡，首批试办两个高级社，入社畲族农户130户，占全乡农户35％；第二年，该乡办有8个高级社，入社畲族农户，占全乡农户66％。1955年冬，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及毛泽东主席有关指示下达后，随即在1956年掀起农村合作化高潮。霞浦畲族走在前头。仍以青坛乡（合青福、玉坛）为例，入社农户增加到736户，占全乡农户总数96％强。至1957年秋，全县96.7％的农户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59.6％，畲族农户入社率略高于全县比例。至此，集体所有制基本建立，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霞浦畲村合作社，尤其是畲汉群众自愿建立的联合社，扬长避短，共同发展。在农业生产上，进行一系列改革：普遍推广深耕密植和双季稻，掀起积肥运动，改变畲族农民过去不施肥的习惯，兴修水利，增强抗灾能力。于是，霞浦畲族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1957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187％，人民生活相应得到改善。
人民公社 1958年秋，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公布后，霞浦闻风而动，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按行政区域归并，政社合一，建成13个人民公社，于9月初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畲族农民都成了人民公社社员。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所有土地、山林、耕牛、农具、水利设施，乃至合作社生产的粮食等等，一律归公社所有。不少零散的畲村被归并，偏远的土地只得抛荒。新厝、梨坪湾等地，都因此成为百户以上的畲族新聚居点。11月初，全县以生产队为单位，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劳力统一调遣，实行“军事化”，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刮浮夸风、共产风，搞高指标、瞎指挥，使农业生产普遍大幅度下降。1960年霞浦畲族地区粮食产量，只有1949年的60％左右。据抽样调查，畲族社队当时全年人均口粮只有70公斤左右，有的连“瓜菜代”也难维持，以至用野生植物充饥。鉴于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1961年起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缩小公社规模，增加生产队；取消供给制，采取评工记分，按劳计酬；按人口划给社员一定自留地；允许社员开荒，谁种谁收；允许搞家庭副业等等。这种划小自主经营单位，有利于休养生息的措施，对分散居处在山区的霞浦畲族生产队，尤为适宜。于是，素称吃苦耐劳的畲族社员，一面积极参加集体生产，恢复集体经济，一面大量开荒扩种，精心经营自留地与家庭副业，兼拓家庭经济。严重困难得到缓解。此后几年，集体经济逐渐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社员家庭收入亦有所提高。但是，由于经营体制未根本改变，瞎指挥与平均分配仍严重存在，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左”的一套愈演愈烈，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事事“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过分集中的计划经营和过分平均化的分配制度，致使农村经济缺乏内在的活力，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扰。但由于霞浦畲族地区大多地处偏远，政治动乱的影响和经济体制的弊端，容观上都受到限制。从总体看，霞浦畲族农村经济，还是保持缓慢上升的势头。1976年，全县畲族地区有93个生产队粮食生产跨《纲要》，有16个生产队超千斤。南门山等4个生产队还双跨《纲要》，超过历史最高水平。30个畲村（生产队）的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增长23％，平均每年增长2.1％，同时，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有所改观。长春路里、城关岭头等，还成为当时“农业学大寨”的红旗。
生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纠正以往“左”倾错误，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7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部署农业和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民族地区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和全国同步同一政策进行，而在一些具体方面，也有较灵活的措施和较宽的政策。霞浦畲族地区亦不例外。
霞浦畲族农民早在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尝过“三自一包”的甜头，改革伊始便纷纷要求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种“责任田”。中共霞浦县委遵从群众意愿，顺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认真学习和贯彻施行党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农村普遍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逐步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根据农村经济门类特点，实行多种统分有序的经营形式，其中主要是土地公有、家庭经营的农业经营形式，“农户分散经营、集体提供服务”。至1982年，全县签订60574份耕地承包合同，承包工作顺利完成，县内畲族农民6765户，32736人，全部参加承包。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双层经营，既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必要的集体经营，又使农户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有利于集中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和农户承包的积极性都得到发挥，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霞浦畲族地区农业经济得到较大幅度的发展，畲村面貌发生可喜的变化。
水门茶岗，这个在50年代以“草岗变茶岗”闻名遐迩的畲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不甚景气。那段时间，每年吃国家回销粮25吨。实行责任制后，1982年与1978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28％，人均口粮增长42.2％，结束吃回销粮的历史，经济总收入增长47.8％，摆脱了贫困。随着双层经营体制的逐步完善，畲乡面貌进一步变化。1985年与1978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57.5％人均口粮增长66.3％，经济总收入增长129.9％。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很大成绩，先后被县、地、省评为“文明村”，是“福建畲族地区脱贫致富的一个典型”。
1985年后，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发展专业户和各种联合体，还不失时机地把完善的重心，摆到健全和加强集体统一经营这一薄弱环节上来，使村级集体经济有所发展。同时，取消主要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霞浦畲族农村和农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畲族人民生活普遍提高。
1989年，3个畲族乡的经济总收入达3877.8万元，扣除价格和区域变动因素（下同），比1985年的2154.36万元，增长51.8％，比1982年的1152.58万元，增长236.44％，比1978年的648.6万元，增长492.83％，平均每年增长45.25％。30个畲村的经济总收入达1792.44万元，比1985年的1007.46万元，增长77.93％，比1982年的538.99万元，增长232.59％，比1978年的214.52万元，增长735.65％，平均每年增长66.88％，都超过霞浦畲族地区（以畲族人口比例占30％以上的畲村估算）1949年至1978年平均每年增长19.53％的幅度。粮食、茶叶、水果、食用菌以及林、牧、副、渔的产量和商品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人民平均收入明显增长。
但是，霞浦畲族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诸多制约因素，还处在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农业投入不足，物质技术基础脆弱，综合生产能力不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双层经营体制不健全，村级集体经济尤其薄弱。农产品流通不畅，有些地方、有些产业出现增产不增收，或增产多增收少的情况。为改变这种状况，促进畲族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赶上或接近汉族先进地区的水平，霞浦畲族人民，及有关领导部门正在继续认真执行民族工作的有关政策和优惠措施，同时审时度势抓住发展契机，运用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继续稳妥地完善和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第二节 经济结构
畲族，以“畲”作为族称，如上所述，与其经济特点（以至于其经济结构特点），有紧密相关。霞浦畲族，世世代代“多山居力农”。长期以来，其经济几乎完全是农业经济，其经济产业结构，则几乎完全是（第一产业）农业，且农业内部结构，亦只偏重以粮食作物为主的种植业。这种经济结构单一不合理的情况，从来比当地汉族地区更为突出。
霞浦畲族自入迁以来，几乎是所有的畲村都分布在农村（主要是山村），几乎是所有的劳力都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其早期，主要是游耕和狩猎。定居以后，尽力开发耕耘，有水源的地方，垦为梯田，种植稻谷；仰赖雨水的地方，辟为旱地，种植甘薯、杂粮和一些主要供给自食自用的农作物。所租佃而来的土地，亦是水田种水稻、旱地种甘薯。数百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来播种，秋到收成”，整年累月“扛锄头柄”，“头插田埂下”，从事以梯田水稻耕作和定耕型旱地甘薯耕作为核心的二元结构型农耕经济。由于耕地有限且多贫瘠、生产技术落后，地租剥削严重，耕作收入难以维持生计，于是，畲民大多还兼营养猪喂鸡、砍柴烧炭、扎纻织布、编斗笠缚菅帚、捕获采集野生动植物等副业生产（其时，耕作为“主业”，其他均为“副业”）。所生产的农副产品，除自食自用之外，剩余部分作为小商品，挑到集市出卖以换回铁农具、食盐、咸鱼货等生产生活必需品，但这种交换，充其量只不过是对基本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畲区山地自然经济的补充，尚未成为独立的产业。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霞浦畲族地区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广大畲族人民种植、林业、饲养、副业一起抓：粮食连年增产，茶园多处开垦，果树开始栽培，林木大量营造，猪、鸡、鸭普遍饲养，有的还饲养牛、羊、兔、蜂；手工业明显从农业脱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产业，逐渐有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畲族地区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草岗茶叶生产发展尤快，1958年全国茶叶现场会议在此召开，草岗因此改名为“茶岗”，社长雷大钗被国务院授予“全国茶业劳动模范”。
50年代末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对调整霞浦畲族经济产业结构，有一定促进，但消极因素也是突出的。一哄而上的一些“工厂”，很快下马。“以钢为纲”，大炼钢铁，脱离畲区实际，钢铁没炼成，粮食却烂在地里，且当时山区族生产队主要是烧木炭，供大炼钢铁之需，仅西胜一处，两个月间，就运送出木炭300多吨，不到一年时间，许多山林砍伐殆尽。自然生态遭受严重破坏，农业经济迅速衰退，面临严重的困难。
60年代初，贯彻八字方针，放宽政策，休养生息，在发展集体经济（主要是粮食生产）的同时，家庭饲养及其他副业也渐见生气，严重的困难得到缓解。
6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动乱时期，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主要抓水稻。畲族山区水田不多，为了单打一地发展粮食生产，不惜毁林造田、砍果种稻、连崇儒公社名扬中外的“芙蓉李干”生产基地，也被擢毁。同时，将社员的家庭饲养及其他副业、房前屋后的零星种植和多称经营的小商品交换，都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所有人力、物力，都困绕在有限的薄田里，拼死拼活地抓粮食，农业经济结构更趋不合理。本县畲族地区1976年各类产业的产值比重，与1957年相比，种植业由71.44％上升到73.14％（其中粮食、茶叶增长幅度较大），林业由7.13％下降到6.72％；畜牧业由6.27％下降到5.14％粮食生产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其他生产发展却相当缓慢，以至停滞、衰退。社员人均口粮增多了，但家庭经济不活，生活依然贫困；有些地方（主要是高寒山区）不适应种植双季水稻，却硬要指令生产，连粮食也抓不上，生活更为贫困。
70年代末，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吸取教训，解放思想，稳步前进。80年代后，霞浦畲族地区全面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发展农村经济时，注意因地制宜，因民族制宜，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地方优势，扬长避短，大念“山海经”，调整农村经济的产业结构。首先对农业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在始终把粮食生产摆在首要位置、确保粮食稳步增长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从种植业向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方面适度转移，而在种植业中，则逐渐提高具有地方优势的经济作物的产值比重。山区着重发展林业和茶叶、水果、食用菌（主要是香菇和蘑菇）生产；沿海则着重发展以浅海养殖（主要是对虾、海带、紫桌、缢蛏）为主的渔业生产。“农村即农业，农业即粮食”的单一产业结构的状态，大有改变。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规模小，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商品率高，促使霞浦畲族地区的农村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
几年来，全县30个畲村中有28村办茶场，茶园面积达8927亩，1989年茶叶产量187.5吨，产值81万元。全县畲族地区，栽种各种果树64万株（是1949至1984年总数的6倍多），有200亩以上的果场7个，年纯收入10万元以上，仅茶岗和白露坑两个桔场，每年就向市场提供鲜果150吨，古县竹园人均收入1100元，其中有700元是水果收入。茶岗村开垦茶园870亩，栽果6万株，在经历“草岗变茶岗，茶岗变草岗”之后，又使“草岗变茶果岗”，成为受省、国务院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食用菌生产，从无到有，迅速发展，成为畲村脱贫致富的拳头产品，崇儒新村专业户蓝大福，香菇生产年产值90多万元，从一个欠债2000元的贫困户，一跃成为个人年纯收入7万元的富裕户，得到省和国家民委的表彰。林业生产发展更快，全县畲族地区造林9.6万亩，建立300亩以上杉木林场15个。其中，马洋林场造杉木林1152亩（支部书记钟由銮一户营造186亩），已有727亩成材，蓄材量达3000立方米。历来作为家庭副业的畜牧业得到发展，专业户蓝其禄办的饲养场，养鸡、鸭4万多头，收入可观。浅海养殖业，空前发展，二坑养殖缢蛏、瓮里养殖海带，都成为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下岐山发展渔业，成为全县首屈一指的富村。
霞浦畲族地区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调整，进行综合开发，一部分富余劳动力，逐渐向非农业转移，发展运输业、饮食业、服务业和商业等行业，使农工、农商等多种形式的联营和个体经营不断出现。乡村企业、乡镇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甚快。创办于80年代中期的崇儒畲族乡蜜钱厂、水门畲族乡麻纺厂，年产值超过百万元。县民族经济服务站、食用菌公司、京福公司等，都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霞浦畲族地区长期以来农村经济结构单一、封闭的格局开始改变，畲族人民单纯种田为业的传统观念开始转变。农业经济由自给半自给的单一经营，逐步向多层次、多元化、专业化、现代化渐进，出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业综合经营的新格局。畲村农业经济正在持续和较协调地发展着。
1989年，30个畲族村粮食总产量14487.93吨，经济总收入1792.64万元，其中，各产业产值比重为：种植业63.79％，林业6.23％，畜牧业18.11％，副业9.04％，渔业2.83％。
具体分村统计，见上表。
40年来，霞浦畲族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大致经历了“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和“农业综合开发”三个阶段，并由此实现三大转变，即产业结构由单项开发向多项开发转变，开发内容由单项广度为主向多项广度深度并举转变；组织形式由集体开发向个人自觉开发再转入国营、集体、个体、联户共同开发转变。农村经济开始进入由传统向现代化经营转换的演变过程。
本县畲族地区40年来，经济产业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
第二章 种植业
农业，从广义说，包括农（种植）、林、牧、副、渔等“五业”生产活动；从狭义说，则专指其中最基本的生产部门——种植业。
本章记述的是狭义的农业，即种植业。在种植业中，只记叙农作物（主要是粮食作物）的生产。茶叶、水果、食用菌的生产另有专章记述。
第一节 耕作
耕作制度
霞浦畲族，在明清定居以后，克服山区自然条件的制约，倚山坡，修筑梯田，逐步发展起以梯田水稻耕作和定耕型旱地甘薯、杂粮耕作为核心的二元结构型农耕。
霞浦畲族地区，多数地处高丘陵山区，山高水冷，且大多数畲民生活贫困，衣衫褴褛单薄，无法御寒，冬季一般不事耕作。水田与旱地，基本都冬闲。水田至冬季大多灌水浸泡着。常年水田只种一季中稻，旱地则只种一季甘薯、杂粮或其他作物。只有小部分平原、盆谷、沿海地区较肥沃的田地，秋收后复种大小麦、油菜、豆类、蔬菜等，称种“小季”。畲族地区复种指数极低。
有些地方还采用原始的“抛荒制”，将耗尽地力的土地丢荒，轮歇几年以至一二十年再耕种。僻远山区的旱地（农地）中，有很多是“轮歇地”，不能长期使用。不少畲族地区还进行轮换耕作，把水田排干种甘薯或豆类，种1-3年之后，再改种水稻。均以土壤适宜为定。据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草岗村“水田总面积中有25％的田地种地瓜（甘薯），75％种水稻。解放前，水稻都是单季。轮作水田全部复种，复种面积约占耕地面积25％。今年轮作地瓜，明年改种水稻。轮作目的在于恢复地力，提高作物产量”。“复种面积，除水田以外，还有一部分农地，数量都不多。本村复种只有20亩左右（本村耕地面积418亩）。轮作田多半复种油菜、大小麦等，农地多半种豆类、花生等作物”。
长期以来，耕作制度多沿传统习惯，基本没有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和农田水利基本设施的改善，耕作制度不断变革。50～60年代，部分地区推行一年二熟制：或水稻——大小麦，或水稻——油菜，或水稻——豆类，或水稻——绿肥。据1958年调查资料：“青坛乡原耕地面积6936.52亩，1956年，各种作物种植面积13465.6亩，耕地利用率为194.13％，比1948年提高67.13％，复种面积是1948年的3.5倍”。特别是70年代后，实行耕作制度的重大改革，推广间套种等新技术，土地利用率增长速度大大加快。30个畲村以二熟为主的田园，稳定在9000亩以上，其二熟制多是：早稻——晚稻，甘薯——冬种。青福、墓斗、白露坑、瓦窑头、南塘等村还有三熟制：双季稻——冬种。1989年，全县30个畲村共有耕地30546亩，作物播种面积为64695亩，复种指数为211.7％。但各村之间耕地利用情况差异甚大。举典型村列表如上表。
耕作技术
霞浦畲族入迁早期，从事游动性的“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耕作相当粗放。
据史料：畲民“耕山而食，去瘠就腴，率数岁一徙”。相传，自帝喾高辛始，历代帝王及地方政府，准许畲民在“庶田之外一丈三尺地方开荒耕种”，所开的土地叫做“畲田”，“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畲田……皆深山穷谷，不通辙迹。其民刀耕火种，大抵先砍山树，虽悬岩绝岭，树木尽砍，俟其于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即以插种之”（转引自《畲族社会历史调查》）。有“纵火焚山”、“烧草过春风”的生产习惯。合民“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煖而姹虫死，以为肥，日火薅。”（李调元《南越笔记》）“粪田以火土，草木黄落，烈山泽，雨瀑灰浏，田遂肥侥，播种谷，不耘籽而获。”（《长汀县志》）亦大抵相符。一般每年二三月间，砍伐山上灌木杂草，晒干后，从山顶点火往下烧，畲民称为“坐山火”。烧后二三天，点播早稻、高梁、玉米、荞麦、萝卜等，把种子与泥土、草木灰一起翻入土中，在陡外点播时，则站在高处，用长柄刀具往下戳穴，投播种子。一块地一般只种三年，产量头年低，二年高，三年下降。第四年地力不足，便不种粮食，大多植树插竹。
霞浦畲族，特别在僻远山区者，从事刀耕火种历史甚久。据1957年霞浦西胜林业站调查，当时西胜山区畲民“尚有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而相当部分的山区畲民，至今仍保留一些诸如“炼山”烧荒、劈田埂、烧山灰（作肥料）等生产习惯，带有刀耕火种的痕迹。
霞浦畲族在长年累月的耕作过程中，积累有相当丰富的生产经验，耕作技术更适应于山区的自然条件，与当地汉族大致相同。
农事活动，习惯按农历24个节气，合理安排，不违农时地进行（详《农事活动表》）。
水田耕作，锄犁并耕。通常是一犁一耙或一犁二耙，即开春后（有的在秋后），先挖稻根（掘秆蒂），挖出的稻根焚烧为肥料（若是烂田，则任其浸泡腐烂，作为肥料），接着用犁翻土，让太阳晒干，侯清明、谷雨时，引水溶田，然后耙平，清明、谷雨时，再翻犁一遍，小满、芒种时，再耙一次，接着把田整平（做牛地），把秧播下。由于畲族地区耕田窄小零碎（平均每亩7.9块。当地汉族水田平均每亩3.8块），一些山区梯田过于窄小有所谓“簑衣丘”、“斗笠坵”之称（意为一件簑衣，一顶斗笠就能把整坵田盖住），无法进行牛耕，只好人工用锄头翻掘、平整。一般每亩插1300株秧苗。插秧株距的疏密，视土质肥瘠、水源远近而定。较肥沃者，株距通常是0.3～0.4米，让茁壮的稻株有伸展的余地，贫瘠者株距则比较密，以弥补歉收之不足。入夏后，除草1～2次，有的施一些山灰作肥料。秋分前后，进行收割。打场在田边干地（楻埕）进行，收割好的稻株，缠扎成盈握的束把，在大木楻（稻楻）的脱粒架（稻梯）上，摔打脱粒（稻楻围遮稻簟，防止谷粒飞散）。最后，把稻谷摊放稻簟上，晒干，入仓。
旱地耕作，多用锄头。先以山锄开垦，后以阔锄整畦。若是把水田的水排尽轮种甘薯或其他作物，则先用犁翻耕，然后用锄头敲碎土块，整成畦垄。种植甘薯，比较简单，芒种、夏至间，将园地整成畦垄，随即插下甘薯苗（藤栽），一般一畦只插一行，每亩插2000株左右；小暑、大暑间，松土、除草、施肥；立秋至白露，进行翻藤；秋分，第二次追肥；霜降、立冬，收成，开畦刨掘，洗净，大部分用“甘薯推”把甘薯推切成丝，在竹芮（番薯米芮）上晾晒干，成为“番薯米”，入仓。有的甘薯丝，在晾晒前，先洗出淀粉，经沉淀、晾晒，成为“番薯粉”。旱地种甘薯，比较重视施肥，有的施2～3次，或基肥、或追肥，或草木灰，或人畜肥。施肥之所以有厚甘薯薄水稻的倾向，主要是因为甘薯是丰产作物，收成与施肥成正比。
种麦不用犁，小雪前后用锄头把稻根挖起来，把田地整成畦，然后进行穴播，或条播，以一层松士覆盖种子。此后，略加管理，施肥除草，至次年立夏前后收割。
50年代以后，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发展，霞浦畲族地区的耕作技术不断进步。科学种田逐渐普及。
合理深耕本县畲族地区改变了历史上的粗放习惯，自农业社成立以后，改一犁一耙为二犁二耙或二犁三耙，改旧式步犁为新式深耕犁，深度从10～20厘米普遍深耕到30厘米以上。
合理密值 50年代前，水稻播种以大株水秧播种，种植的行距、株距为1.2×1（尺，下同），50年代中期，推广密植，按耕地肥力和气侯而异，行距、株距为0.5×0.6或0.6×0.6。但在1958年，强制密植到0.2×0.2、0.1×0.5，并在下季晚稻孕坵穗期间，以“减少占地面积，便于培植和科学管理”为由，违反自然规律，进行移兜并坵，使水稻生产损失惨重。60年代后，推广矮杆水稻，密植因地制宜，日趋科学化，以0.4×0.4或0.4×0.5为主。
推广连作 历史上本县水稻是一年一熟的单作制。50年代中期，本县部分平原地区实行早稻田寄种晚稻，谓之“填兜”，复种指数有所提高。1962～1964年，水稻品种大改革，高杆改矮杆，为连作稻打下基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推广双季稻。1969年，本县30个畲村双季连作面积达3146亩。70年代后，双季稻面积基本稳定在9000亩左右。
合理施肥 本县畲族地区传统的农家肥料只有人畜粪、草木灰。南乡部分地方还使用海沙、海土，以改造酸性土壤。水稻种植的田地多为土地贫瘠的山田，历史上的耕作又是少施肥或不施肥。山区田只在插秧时，用牛骨灰加人粪、草木灰搅拌，用以沾浸秧苗的头插播，不施基肥，不追肥。个别洋田，运肥方便，在耘草时用人粪或用羊粪追肥一次。
60年代初，本县一部分畲族地区试种绿肥，以紫云英、苜蓿为主作为水稻的基肥；1965年全面推广，播种范围遍及全县各畲族乡村，播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1/4。70年代初期，绿肥发展速度更快，但到70年代后期逐渐下降。1980年，本县畲族地区的绿肥播种几乎绝迹。
化肥的使用发展特快，本县畲族地区在50年代中期开始试用氮肥，而后60年代、70年代试用磷肥、钾肥，但因成本高、不习惯，只有少数地区使用。到了70年代末期，化肥普遍推广，使用量激增，不但用于追肥，而且施基肥、面肥。在使用方法上，逐步改表施为深施。经济较好的地区，每季水稻使用三次（基肥一次、追肥二次），经济较差的地区，基肥一次，追肥一次。1989年，全县30个畲族村使用化肥3270吨，亩均100公斤。
70年代后，科学种田在畲族地区普及，至80年代中期，有3个畲族乡成立农技站，各畲族村均配备了专门的农技人员，指导农业生产，推广良种，指导科学育秧，合理施用化肥，定期测报病虫情报，指导科学使用农药。科学种田水平不断提高。
1987年，霞浦县人民政府确定盐田乡为科技示范乡后，南塘村畲族人民配合乡政府，选择农业生产中改造中低产田为攻关项目，进行科学种田。调整作物品种结构，改进耕作制度，配备科技人员，引进良种，粮食作物获得了大面积丰收。1989年荣获宁德地区亩产超千斤奖，成为本县科技示范重点片。
南塘村以提高粮食作物年亩产量作为科学种田试验的重点项目。早在70年代初，开始试种水稻连作，到70年代中期已全面推广水稻连作，全村80％的土地普遍实行早稻——晚稻，稻——油菜，番薯——小麦，番薯——大豆（或马铃薯）等二熟制，提高耕地复种指数。1978年，全村平均粮食亩产量达到503.5公斤。
南塘村特别注重品种的更新，引进良种。选用高产、抗病虫害、耐旱等优点的良种，播种的良种有威优64号160亩（亩季产量达到450～500公斤）、宁德农科所培植的良种宁优64号等，又选用抗病虫害能力比威优64号强的仙优64号，还从江西引进仙优63号、特优63号、底优63号。这些良种具有秧龄短、抗病虫害能力强、不易耗肥等特征。
南塘村专设农技员2名，定期测报病虫信息，指导农药使用，使病虫害防治得到综合治理。农技站还指导村民合理使用化肥，氮、磷、钾肥配合使用，改表施为深施，年亩施化肥为64公斤，提高了粮食产量，1989年，粮食单季亩产达399.96公斤。每亩粮食年均产量超过500公斤。
第二节 劳动力 农具
劳动力
畲族是一个以勤劳刻苦著称的民族，男女老少都热爱劳动。畲族妇女的劳动力普遍比当地汉族妇女强，劳动时间一般也比男子长，她们除了与男子一道参加田间劳动外，还负担相当繁重的家庭副业和家务劳动。
霞浦畲族全、半劳动力绝大部分从事农业劳动。据《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记载：1958年，大部分畲村几乎100％是农业人口，解放前草岗村，全劳力57人，半劳力37人。全半劳力计94人（女41人，占43.62％），全村只有1人从事非农业劳动（专业裁缝工）。1989年调查统计，全县畲族全、半劳力计13747人（占全县畲族人口总数的34.7%），其中女劳力6048人，占44％；从事农业劳动的12963人，占94.3％。30个畲族村全、半劳力合计8059人（占其人口总数的40.57％），其中女劳力3586人，占44.5％；从事农业劳动的7587人，占94.1％霞浦畲族男女劳力没有严格分工，基本上同操农业，进行协作劳动，妇女亦掌握田作的全部生产过程，除犁田、耙田、挑粪由男劳力担任外，其他播田、田间管理、收割等，妇女均参加，而且是主要劳力。1958年，本县畲族地区多数妇女有水稻试验田、甘薯试验田。50年代畲族妇女蓝品妹、70年代畲族妇女雷月容均是种田能手。
在农业生产中，以稻作为例，一般平洋田早稻每亩需花20来天，其劳动工数分配大体是犁田、粑田、做农地各2天，下种育秧0.5天，铲秧插田2天，中耕耘草施肥1.2天，砍田草修田胿2天，割牛草0.5天，看水、除病虫害0,5天，收割2.5天。而山区梯田丘小、坡陡，每亩所花工数则为平洋田的1.5倍，甚至2倍。晚稻每亩则比早稻省二三天。多数畲民每年人均种3亩，只需二三个月时间。种甘薯从整畦到收成，每亩则需20来天，每人平均种3亩，也只需花三个月。富余劳力较多。
畲族人民历来有集体劳动的习惯。帮工、换工成为不成文的民俗。在农忙季节，进行部分劳力、农具和技术上的互助互济，如在犁田、播田、收割时，为抢农时，甲家请了乙家、丙家……突击一天，完成一个工序，而后按此方式轮流到乙家、丙家……共同完成一年的田作工序。
劳力组织，合作化前皆为以家庭为单位个体劳动，合作化后至经济体制改革前，皆为以社（组）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劳动；经济体制改革后，则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集体、联合体中的劳力也占一定比例。
农具
农业生产工具，与当地汉族地区也大致相同，但更适应山区自然条件。
锄头，是传统农耕最基本、最主要的工具。有山锄、板锄（阔锄）、二锄、葫芦锄等多种品种，分别用于垦荒、翻地、整畦、做牛地、修田埂、锄草等，其宽度、长度、厚度、硬度（视锄口加“〓”，即加钢的程度而异）和重量，因地、因劳动项目而异。畲族山区所用者，通常比平原地区所用者窄小、厚重，而多“〓”。犁，以耕牛驮引，也是传统农耕中的主要生产工具，畲族山区使用者与平原汉区相比，犁辕较弯，犁担较短，犁座较曲，犁箭较低，犁铧较小，便于梯田转弯和深耕。耙（鉪），用于耙田整田地，亦以耕牛驮引，比平原地区的重，有15公斤左右，田刀，形若小型的大刀，用于砍劈田埂，山区田埂高，特别需要，明显带有刀耕痕迹；薅草耙，稻田中耕除草用，齿耙，最常用的是四齿粑，用于聚拢、摊散垃圾、畜粪、柴草；镰刀（〓），用于收割稻谷、大小麦、油菜，山区用者比平原较长，甘薯推（薯切），铜制，齿孔有粗、细之分，用于把甘薯推切成丝，加工成“番薯米”；柴刀（柴〓），砍柴用，比平原的厚重；草刀（薄〓），割草用，有时也用于砍小灌木。以上除甘薯推外，都是铁身、木柄。木制工具水车、风㭠、秧箩、稻楻、粪桶、粪勺，竹制工具主要有稻梯、稻簟、畚箕、薯篮、薯笍、菜篮等。
以上均为传统手工农具。现今主要农具有锄头、犁、耙、田刀、镰刀等。
随着作物品种的改革和耕作制度的革新，一些传统手工农具逐渐被淘汰，机械、半机械工具从无到有，日益为本县畲村所用。如80年代中期，大部分畲族地区已用上化学除草剂。中耕除草就不用薅草粑了。防治病虫害的农具，从60年代开始使用半机械的喷粉器，至80年代，已普遍使用喷雾器。60年代中期试用脱谷机，今已全部使用，淘汰了稻楻、稻梯。特别是70年代初期，部分平原地区用手扶拖拉机犁田、溶田，还有一部分地方修了机耕路，用拖拉机运秧、运谷。80年代，全县30个畲村拥有下田的拖拉机近50台，机耕面积达900亩。青福、墓斗、瓦窑头、南塘为全县畲族地区机械使用率最高的村，机耕面积达60％，白露坑、霞坪、新村、二铺、茶岗等村的平洋田地，也用拖拉机犁田。70年代至80年代初，青福、墓斗、南塘等平洋田还用水泵代替水车车水灌溉田地。
70年代曾试用水稻插秧机，因不适用，一二年后就被淘汰。
第三节 水利
本县畲族地区的田园多为梯田、山垅田及山坡地，靠近溪涧能得到经常灌溉的田园并不多，多数田园靠天水滋润，是久晴怕旱、久雨则怕涝的“望天田”。50年代以前，缺乏水利设施，无水渠，至多在溪涧水源安竹笕，疏导灌溉。1958年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曾对西胜作如下记述：“村落分布在高山峻岭中，水利灌溉全赖谷水、山泉。山泉断流，稻田亦随之干裂，除峡谷山涧能堵塞小口水坝外，外无塘坝，基本上是望天吃饭。”至80年代，全县此类田为数尚多。全县30个畲村统计，旱涝保收田7272亩，易涝田2785亩。四斗、半岭、南门山、岭头、二坑等村，无一旱涝保收田，笕下、上水、洋边、长湖、霞坪等70％均为望天田，至1989年止全县有望天田5846亩，占水田总面积的1/4。
新中国成立后，本县畲族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改善水利设施，修了渠道塘坝，兴建一批中小型水库，改水灌制度。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修建了大山水库、双福桥水库、七宝洋水库、法华水库、大墓里水库，并修了引水渠道，使霞坪、牛胶岭、青福、墓斗、法华、下坂、村后、竹园、后岐山等村部分田园受益。许多畲族地区建了小型水坝、山塘水库，陆续将竹管改为水泥渠道，墓斗横山渠道长达4公里。截至1989年，畲族地区已建成的水库还有水竹桥水库、坪园水库和县属的溪西水库，田园的有效灌溉面积和保证灌溉面积大量增加。全县30个畲村有效灌溉面积为12263亩，保证灌溉面积的近万亩。其中盐田南塘有效灌溉面积达到百分之百。
在水灌方式上，即使有一定水源的洋田，历来都是串灌浸灌。水从上一坵流到下一坵，使水土流失，肥力下降。1958年以后，畲族地区部分水田改串灌为轮灌，使一部分田园水灌得以改善，但大部分山田仍为串灌制。
第四节 作物
霞浦畲族地区所种植的农作物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1949年以前，主要种植粮食作物。新中国成立后，本县畲族地区与汉区一样，对农作物的结构和布局进行了多次调整，取得一定成效，总体来说，粮食作物仍是主要作物，而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因土质、气候、栽培技术等因素，仍不普及。
农作物的结构，农产品以稻谷、甘薯为主，其他作物还有蚕豆、豌豆、豇豆、芋头、蔬菜和玉米、高粱、大豆等。大部分地区还栽种了油菜。随着耕作技术的提高，自60年代以来，其他农作物品种大大增多，不但利用冬季空闲地种植大小麦、马铃薯，而且普遍栽种经济作物油菜、花生、大豆和四季蔬菜。一些地区还种四季豆、茉莉花，作物结构有所改变。
80年代，粮油作物以水稻、甘薯、油菜为主，还有少量的大小麦、马铃薯、花生。1989年，30个畲族村农作物的总播种面积为64695亩，其中粮耕面积为51964亩，占播种总面积的80.3％，其他作物有大豆、蚕豆、豌豆，四季豆和四季蔬菜、瓜匏、芋头和少量的茉莉花、榨菜等。
农作物种植的分布情况大体如下：稻谷、甘薯为主要的种植作物，播种面积达80％以上。但因地理条件之异、水田农地或多或少不一，稻谷、甘薯种植多少差异颇大。平原沿海地区所种的稻谷多于甘薯。如基斗水稻3705亩，甘薯530亩；青福水稻4230亩，甘薯680亩，瓦窑头水稻2904亩，甘薯250亩；白露坑水稻2360亩，甘薯500亩。山区则甘薯多于水稻。如笕下水稻260亩，甘薯300亩；四斗水稻220亩，甘薯427亩；二坑水稻66亩，甘薯300亩；西胜水稻110亩，甘薯500亩。大部分地区水稻、甘薯种植面积相近。全县畲族地区的水稻产量与甘薯产量比约为3:1。
全县畲族地区耕地面积为30546亩（按1989年30个畲族村统计，下面若不特别说明，与此同），其中粮作面积占4/5。畲族人口仅占全县总人口8.9％，而年产粮15366.8吨，人均产粮536公斤，占全县粮食总产量的11.2％。其中墓斗、青福、马洋、瓦窑头、南塘等村年产粮上千吨，为全县乡产量之首。这些粮食大部分地区除自给外，还向社会提供大量商品粮。盐田瓦窑头村雷增金一家，1983年产粮15000公斤，1982、1983两年共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3496.5公斤
全县族乡村普遍种植小麦、油菜、大豆、马铃薯。蚕豆多种于南部畲族地区，豌豆、豇豆则北部山区种植部分，花生只在墓斗、青福、马洋等地种植，榨菜只限南乡栽种一些。蔬菜则因土质、气候而异，栽种品种有所区别：山区多种萝卜、芥菜、南瓜；近几年引种的大白菜、花菜、芹菜亦获成功。青福、墓斗等村畲族人民善种蔬菜，善做咸菜，其四季青菜应有尽有，已成为松城居民的青菜基地。“葫芦门萝卜吉”、“葫芦门咸菜干”、“兰田塆萝卜”和“霞山黄土园萝卜”誉享霞浦市场。
稻谷
霞浦畲族稻谷种植历史，几与其民族发展史同步。早期种植旱稻，而后种植水稻。
旱稻 （山稻、山苗、奢禾）的种植，甚至与其族称有关：本地畲族谱牒普遍记载，清乾隆间，督抚部院奉旨查明“畲”字义，召问福宁老叟雷有金，据称：“开山为田，以供赋税，离地无水之处栽种山苗，山苗，我们所谓‘奢禾’，该地邻人因我们业种奢禾，逐渐称呼我们曰“奢客”（一作“畲客”）……”旱稻适应山区旱地种植，分早、迟两季，一年一熟，优质、低产，谷粒形如籼稻，米饭味如粳米，十分可口。畲民每以此制糍敬祖。通常是芒种下种，寒露收割。每亩只能收50～75公斤。直至20世纪60年代，洋边、清水壑、茶坑、上水等畲村，还有少量种植。
水稻 种类有：籼稻（早谷），作为食粮的最主要种类，在畲族地区大量种植；糯稻（术谷），优质，米富粘性，可酿酒、制年糕、饴糖、乌饭、粽子，产量较低，畲区种植不少；粳稻，质尤佳，亦可作饭，产量甚低，但为制糍所必需，故均有少量种植。
品种 50年代前，霞浦畲族地区所种植全部是高杆、一年单熟的品种，如铁早、禾立早、白早、齐谷、红早、冬谷、糯谷等。1958年，开始在一些土质较好的田地试种早熟矮杆新品种，如矮南特、万利籼。1962～1964年进行水稻品种大改革，早稻引种了农垦58号，并以珍珠矮为当家种。70年代后，双季稻面积基本稳定，除早稻全面推广良种麦杆黄，红四一〇选一，红四一〇选二（这一品种沿用至今）外，连作晚稻还引种了杂交水稻。80年代，普遍杂优化，使用闽优一号、威优二号。
选种 水稻在引种杂优稻前，均自留种子，即选择一坵长势较好、无受过病虫害的留为种子。育种时，首先按每亩用量，浸在木桶里，捞去浮粒、沉在下面的即为秧苗种子。60年代后，采用黄土水选种。80年代，种子多为农科部门培育，农民只需向当地粮站或良种公司购买。
育秧 历史上全部是做水秧。先选一块较好管理的水田，整地撒种、待其长成后，追肥壮苗、俟后即为大田秧苗，此水秧一直沿用至60年代。70年代全面推广矮杆稻，均使用塑料薄膜覆盖，在园地上做卷秧。80年代播种杂优稻，秧苗改为旱秧。
耕作工序 与当地汉族相同。传统农耕水田单季排作工序，已详上节“耕作技术”，这里仅记述现代耕作工序。
开春，进行田塍整修，挖稻根，第一次犁田、耙田。清明前，便进行早稻的浸种、下种、育秧，4月中下旬进行第二次犁、耙田、下基肥、做牛地、插秧和单季中晚稻的下种。这期间，山区一般比平原地区早十来天。自早稻插秧后，待其返青后的二个月时间内，既是单季稻的育秧，又是早中晚稻的田管时间，如中耕除草、追肥、看水、除病虫害。农历6月中旬，为双季晚稻下秧育秧。7月中下旬，早稻收割，双季晚稻的犁田、耙田、下基肥、播田。晚稻播田后的一段时间是田管阶段，与早稻相同。
9月下句、10月中旬分别收割单季中晚稻和双季晚稻。
产量 据民国26年（1937）《霞浦县人口农业调查》：水稻平均亩产：上等田252.3公斤，中等田186.5公斤，下等田109.6公斤。畲族地区劣田居多，各种类的平均产量亦低于全县平均数。据1958年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解放前，草岗（山区）“产量很低，395亩水田中，亩产200公斤的上等田66亩、亩产140公斤的中等田130亩，亩产80公斤的下等田占总数的1/2，约200亩左右”；墓斗（平原）“18户的调查统计：稻谷种90.5亩（其中上等田6.6亩，中等田61.12亩，下等田28.8亩），收成为17700公斤。平均亩产183公斤”：青皎（平原）“上等水田占10％，亩产250公斤，中等田占50％，亩产175公斤，下等田占40％，亩产125公斤”。一般山区，水稻亩产量大多不到100公斤。
50年代后，随着生产关系的改革、耕作制度的完善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本县畲族地区的水稻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58年，引种新品种，推广双季连作稻，一些农田从一年一熟变两熟，提高了复种指数，粮食产量比1949年翻了一番。但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的影响，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1957年的70％。60年代中期，开始有所回升，仅接近1957年的总产量。70年代后，普及了科学种田，水稻产量开始较大幅度增加。1972年，盐田乡南塘、瓦窑头等9个村亩产超500公斤，全县有8个畲族生产队跨过《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400公斤的指标。
70年代末，全县畲族地区的粮食总产达13335吨，青福、墓斗、南塘、瓦窑头、茶岗、白露坑等6个畲族村粮食亩产超过500公斤。1989年，本县30个畲族村稻谷平均亩产500公斤，总产11135.45吨。
甘薯 甘薯，又称番薯、地瓜，素为山乡畲民之主粮。可鲜食，可切丝，可制糖，可晒干，可酿酒，可淀粉。其粉蒸制为粉蔻，或煮或炒为年节佳肴，与米粉（炊粉）、白粿（〓）、糯米饭组成为畲族山区酒席上的“四大金刚”。
甘薯耐旱、喜温，为高产作物，种于旱地。本县谚语称：“六月曝，七月渥，八月番薯一大垛”，“六月曝不死，七月再长起，八月一壑（穴）一土箕”。民国《霞浦县志》载：“明万历甲午年，岁荒，巡检金学曾从外国乞种归，教民种之，以当谷食。”本县畲族多居山区，旱地多，故普遍种甘薯。
甘薯品种不一，随不同年代而不断变革。20世纪60年代前多种海薯、发财薯、台湾红、铁薯、白薯。山区多种台湾红（此薯种沿用至70年代），沿海平原多白薯，发财薯，70年代以新种花、禺北白为当家品种，80年代以条薯为主。
甘薯的耕作工序一般如下：春分前后，孵甘薯母育苗，将甘薯母下到熏热后施过基肥的园地上，待其发芽长苗时，剪其苗栽在整好的畦里（俗称芽栽）。入夏，进行薯园的整畦，下好基肥（一般用人粪拌草木灰或畜粪），再剪其长长的芽栽进行扦插。一个月后进入了田管阶段，如松土、除草、追肥等，追肥多用人粪、草木灰，部分地区用化肥。后又翻藤两次。秋后，入冬，天气晴朗，便可挖甘薯，切地瓜米，贮甘薯种。
甘薯的产量因耕地肥力高低而异。一般田甘薯产量是园甘薯产量的一倍。50年代前，所种的台湾红等品种，产量只有50公斤左右（以干的地瓜丝计算）。新中国成立后，不断改革品种，产量提高到200～250公斤左右。
其他作物
霞浦畲族种植的农作物，除了稻谷，甘薯之外，还有大小麦、高粱、玉米、大豆、马铃薯等粮食作物，蓝靛、油菜、甘蔗、烟叶、纻麻、黄麻、芝麻、花生、药材等经济作物，以及蔬菜、瓜类、饲料、绿肥等其他作物。这些作物占农作物总面积的比例较少，且多自食自用，商品率低。
蓝靛 （青靛、菁靛、菁草）有蓼蓝、大蓝、槐蓝等品种。明代以来，西乡等处畲族地区常有种植，“擅蓝靛之利”，尤以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最盛。收成后绞其汁，以灰扰之而成靛，用于染布，品质极佳，久不褪色。同治、光绪以后，台湾蓝靛输入，本地靛业衰退。民国期间，西洋靛竞进，比土靛强20倍，而价较廉，土靛败倒，种靛者寥寥，以至绝迹。
麦类 畲族部分地区利用冬闲地，种植大、小麦，是“小季”的主要作物。1989年，30个村种植面积为1952亩，总产98.98吨，平均亩产50.7公斤。
大豆 畲族地区普遍栽种，在稻田的田塍寄种，或薯园中套种，也有大片山园种，畲族山区栽种尤多。1989年，30个畲村种植2835亩，总产186.7吨，平均亩产65.88公斤。
油菜 畲族地区栽种的品种多为胜利油菜。利用甘薯冬闲地栽种，为冬种作物。油菜的叶、茎可作绿肥，油菜籽可榨油，为畲区食油的主要资源。1989年，种植面积2951亩，总产181.6吨平均亩产61.8公斤。
花生 本县南部一带畲村均有栽种，但鼠害严重，栽种不多。栽种较多的是青福、墓斗、马洋等村，其他零星栽种，或三五亩，或十来亩。全县畲区栽种面积：1986年345亩，1988年467亩，1989年354亩，产量不高。
豆类 畲族地区多种蚕豆、豌豆、耳豆（多是小耳豆）、四季豆等。南区畲村多种蚕豆，东、北区畲村多种豌豆。耳豆多在山区寄种于甘薯园地或房前屋后的空场。四季豆仅在白露坑、南门山等地栽种。豆有六月豇、八月豇，均为菜食之用，只是零星栽种。
蔬菜 畲族地区均有栽种，品种较为齐全，有白菜、菠菜、包菜、萝卜、芥菜、芹菜、花菜、空心菜、茄子、苦荬等。但各区域亦有所区别，山区以萝卜、芥菜为主，也栽种一些白菜、花菜，多为四季食用；南部地区土质肥沃，大白菜株均七八斤，除自己食用外，还能出卖一部分，是家庭一宗经济收入。
瓜类 品种繁多。南瓜是本县畲族地区善种之瓜，其他如丝瓜、匏、冬瓜、苦瓜、西瓜、佛手瓜，不同区域，各栽种一些。
第五节 灾害防治
霞浦县农业的主要灾害有自然灾害、病虫害和兽害。
自然灾害有旱灾、风灾、水灾和“三寒”。本县人民对自然灾害防御能力差，作物轻则减产，重则绝收。50年代以来，较大的旱灾有6次，多发生于夏秋两季，年份为1954、1957、1960、1961、1974、1986年。本县畲族地区水利设施差，30个纯畲族行政村，易受旱的耕地面积即达9384亩。每遇旱灾，其情况正如1986年县政府总结民族工作的一段话：“1986年，我县遭受近50年来未有的干旱，全县31个畲族行政村，1986年粮食产量比1985年减少49235担，减产21.7％，人均拥有口粮比1985年减少164斤，……崇儒乡走马坪14户有9户绝收，州洋岭头村58户280人，早稻播种120亩，晚稻只播10亩，还歉收，水门乡江家洋60多亩晚稻全部绝收”
本县地处沿海，6～9月为台风季节，经常受台风袭击。据有关部门资料统计，1884～1980年的96年中，台风直接在本县境内登陆的就有9次，最大风力达11～12级。风灾最严重的年份是1966年的“九·三”台风，这次台风连续两次正面袭击本县，风力12级以上，雨量200毫米，加上海啸，畲族地区受灾面积无法统计。
新中国成立后，遭受水灾较严重的年份有1958、1959、1960、1987等4年，尤以1958、1987年洪水最为严重。本县畲族地区易涝面积大，一部分田园受淹，失去生产能力。
“三寒”为害频繁，1971年3月的“倒春寒”持续时间长，早稻烂秧严重。1972年“秋寒”，大面积晚稻多翅穗头，产量损失一半以上。1973年“五月寒”，长期阴雨低温，造成早稻早熟种减产，本县畲族地区受害尤甚。
对于自然灾害，本县畲族地区与全县大部分汉区一样，历史上多求神拜佛，祈求龙王降雨。而今改善水利设施，选用早熟良种，避过风情，灾害有所减少。
虫害和病害亦严重威胁水稻的收成。水稻的虫害有蜉流子、硫球虫、枯心虫、螟虫等，病害有稻瘟病、百叶枯病、纹枯病等。传统的防治虫害办法有：或捉、或赶，或用桐油灌到田里，组织三五人、七八人用木制锄头赶打。历史上对病害无力防治。20世纪70年代中期，乡级农科所指导科学种田，防治病虫害使用农药。80年代，各村均培训有农技员，设立病虫害预报站，定期预报病虫信息，指导防治办法，科学使用农药，病虫危害大为减轻。
甘薯亦有虫害，如食叶的金龟子、九节虫、食甘薯的臭虫、蝼蛄（土猴）等，为害甚大。一般只能用手捉或赶。甘薯的主要病灾有薯瘟病、黑斑病等，现尚无力防治。
历史上，山猪、山麂等野兽在山区畲族居住的地方出没，极为猖獗，使粮食作物有种无收。防治办法是组织狩猎捕打。目前这些野兽已基本绝迹。
第三章 林茶果菌业
霞浦畲族地区，大部分属于山区、半山区。具有发展林业和种植业中的茶叶、水果和食用菌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长期以来，竹木采伐及林产品的采集，只是一种依附于农业（种植业）的副业，茶叶、水果在种植业中的比重甚小，商品率更低，食用菌生产完全空白。80年代后，其资源优势不断发挥，林业迅速发展，茶叶、水果，特别是食用菌生产，都以相当大的幅度相继得到发展，愈来愈显示其在畲族农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第一节 林业
霞浦县境内山场广阔，植被类型多种多样，既有亚热带湿润区植被，又有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还有南亚热带季风性阔叶林。县内雨量充沛，林业用地面积大，森林资源丰富，林业发展潜力很大。
畲族乡村田少山多，森林资源尤为丰富。在山区，有大片的森林，有成片的油茶，有满山岗的毛竹，还有部分少见的珍贵林木。如水门金族乡的三尖杉，是可以提炼抗癌物质的珍贵品种；崇儒笕下有一棵60年树龄的“三年桐”，树冠达15平方米，树高8米，柏洋阮洋村山中，生长一株全省少见的桃果“油茶王”，距今有130多年，树高8.8米，胸径40厘米，宽幅面积19.25平方米。
全县30个畲村山场面积12.3万亩，占全县山场总面积的8％，有林面积91551亩（不包括毛竹），森林总蓄积量为56603立方米。主要用材林有：松木、杉木和杂木，面积共86048亩。其中松木所占比例最多，共4.5万多亩，杉木近2万亩，杂木2万多亩。这些用材木分布在全县各畲村，山区尤多。现有经济林近600亩，有油茶、油桐，其中油茶5503亩，主要分布在西胜、上水、霞坪、神头岭、二铺、洋边、溪坪等畬村，年产油茶650吨；油桐近500亩。由于管理差，年产逐减，1989年，只产桐油五六吨。毛竹分布广阔，山区几乎每个畲村都有种植，现有毛竹5000多亩，生长毛竹多的畲村有西胜、瓦窑头、上水等。
30个村的9万多亩森林中，77％为幼林，22％为可砍伐或间伐林。幼林中松树所占比例最大，约48％，杉木与杂木分别占22％、30％。可砍伐林中，松木所占比例亦最大，约为70％，杉木13％，杂木17％。
营造与管理
新中国成立以前，畲族山区人民以山为业，靠山吃山。如西胜、上水、霞坪、笕下、樟坑、马洋、岭头、白露坑、半岭等畲族村落，山场广阔，有大片的原始杂木林，油茶、油桐等经济林和毛竹。畲族人民利用冬春农闲时间，营造一些松木、杉木林。这些森林成为本县的木材用料和油料基地。城镇居民的柴薪木炭、建筑用材和海区海带网档所用的毛竹，主要来自畲族地区。但由于交通闭塞，林产品加工跟不上，经济收益甚微。油茶所产的茶油数量相当可观。40年代最高年产量达60吨，供应霞浦、福安等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进行残酷“围剿”，实行“三光”政策，西胜的龙潭、五斗、三斗和笕下的溪墘楼，长湖的洋边、长坑等高山的成片原始森林被烧毁，再加上自然灾害，畲族地区森林受到严重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地主富农的大量山林，回到畲族人民手中，人民政府颁发了土地证，山权稳定。山区畲族人民在自己的山场营造林木，主要营造松木、杉木。至1957年，本县境内的多数山区郁郁葱葱，有林面积比40年代扩大一倍。但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全县境内的原始杂、松木林被滥伐，畲族地区的森林资源惨遭破坏，随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山林全部归集体所有，统一平调劳力造林。畲族人民造林积极性不高，加上无政府思想泛滥，部分人恃权滥伐，林业发展几乎停滞，据1970年统计，全县畲族地区森林面积比1957年下降50％，木材蓄积量仅为1957年的30％。
70年代，林业管理部门为发展林业，建立了以杨梅岭林场、青岙林场为主的国营林场，畲族乡、村还分别建立了乡林场和村林业专业队为基础的林业生产体制。如盐田在二铺建立了乡林场和西胜村林场，崇儒乡在神头岭建立了乡林场和郑洋林场，营造了大面积的松、杉木。1974年，林业部门还委托福州军区空军部队对崇儒、水门畲族乡进行首次空中机播造林，面积达10万亩。全县掀起了造林高潮。各乡镇均设立林业站，作为林业专门管理机构。政府还重视森林资源的保护，在主要林业基地崇儒、水门柏洋、盐田等乡和松城镇，设立林业检查站，防止林木滥伐外流。林业工作得到加强，林业生产有所回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大力宣传执行“山林谁造谁有，林权至少50年不变，林木砍伐可以按计划，通过办理手续后，自由安排和处理”的政策。各地政府采取了集体、个体、联合体一起造的方式，将大片荒山承包给村民，积极扶持造林重点户、专业户和联合体，畲族人民营造林木积极性空前高涨，林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截至1989年，30个畲族行政村中，有林面积1000亩以上的就有28个行政村。其中盐田西胜、溪南白露坑有林面积高达万亩以上。崇儒、盐田、水门3个畲族乡都创办了乡级林场。有12个行政村办起了村级林场。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些集体、个体林场，已成为初具规模的林业经济实体。林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正逐步成为畲族乡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林场
盐田乡林场 创办于1979年10月。在林业及有关部门的扶持帮助下，已逐步成为木本油料林基地。受到省、地及有关部门的肯定和表彰。该场现有干部职工14人，经营山林2516亩，其中用材林达480亩，经济林430亩，竹林45亩，新造林地1500亩。1988年，该场已办起榨油厂，年加工桐油、茶油10多吨。
大岗山联营林场 创办于1984年。这是一个由县、乡、村及群众四级联营的绿色企业。经营山地面积13084亩。其中有林面积34亩、新造林场12740亩。
崇儒乡林场 在神头岭，创办于1976年。有职工5人。主要营造杉木1300亩，自霞浦县30个畲村林业情况表单位：亩80年代中期开始间伐。现杉木已全部成材，拥有蓄积量为10400立方米。
企岭头万亩林果场 创办于1989年7月。为县、乡、村联办的林果场，其山场包括崇儒乡的郑洋、保安、上水、崇儒村、坵山、溪坪、新村、路口8个村的山场，主要营造品种有美国松4283亩，本地马尾松4000多亩，杉木2000多亩，日本甜柿200亩，古田油?200亩。该场规模较大，深受县林业局、乡政府的重视。
郑洋村林场 创办于1975年。总面积1300多亩。其中1975年以来共新造1100多亩。长年累月坚持垦复抚育，促进了林木速生丰产。1975年营造的近300亩杉木，已全部成林。1984年后已部分间伐，每亩可伐50株左右，间伐林的年收入可达6万多元。山林中野兽繁殖，飞鸟成群。
西胜村林场 截至1989年，共有杉木林3500亩，松木林2000多亩，薪炭林6000亩，可利用的毛竹有1800亩。总面积达1300亩。为全县行政村林场之冠。毛竹的立竹株数则占全县畲族地区的40％左右。
白露坑村林场 仅次于西胜，位居第二。有林面积共有11860亩。
马洋村林场 州洋马洋村，为近年来造林面积最多之行政村，总面积8000亩，新幼林约有7000亩，森林覆盖率高达90％。
第二节 茶叶
霞浦茶叶种植历史巳久。民国《霞浦县·实业志》载：“上东、中东、下西、上西、小南各区皆有种茶，多于山园种之。”“清同光间，多办红茶，民国以来多办绿茶。下西之崇儒、杯溪，上东之牙城、六都，绿茶颇多于他处，茶品较好，京津帮名之曰“福绿”绿茶售于京帮或天津帮，红茶售于洋商”。而这里的畲民“耕山而食”，发展茶叶生产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茶叶品种，原以小叶种的本地菜茶为主，品种单一，本地的菜茶占99％以上。新中国成立后，在发展茶叶生产的同时，采取发掘选育当地良种和积极引进外地良种相结合的原则，大面积地推广和种植茶树良种。至1989年止，畲区的菜茶面积占56％，良种面积占49％。其主要品种可分为本地自育品种和引进的外地新品种两类。
本地自育品种：
菜茶。是县内长期以来的茶叶当家品种。如有性群体品种，生长期长，育芽能力强，抗寒、抗脊、抗旱性强，适应性广，抗病能力强，产量和制茶品质不逊于其他品种，是“福宁清水绿”的主体原料。菜茶面积最大，分布最广。各畲区均有种植。集中分布于盐田、崇儒、州洋、水门等畲族乡村，其菜茶面积约占当地茶园总面积的90％以上。主要是：
四季春，系崇儒溪边茶场试验园的菜茶群体品种，经群众评定单株选育出的无性系品种。1958年育出少量无性系后代，由溪边茶场繁育和推广。
岚下大茶，为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1958年从崇儒岚下茶场有性群体中单选出的无性系品种类型。
春分茶，为菜茶变异的特早品种。是崇儒笕下后溪岭菜茶群体中，经群众长期选育出来的。具有适应性广、萌芽早、芽头密度大、毫芯较显、成茶品质好的优点，名茶“福宁元宵绿”，即是其中姣姣者。
外地新品种：
福鼎大白茶，简称“福大”，又名白毛茶。原产福鼎店头翁溪村，为无性繁育系新品种。1956年引进崇儒等地种植。有高产优质的特点。
福鼎大毫茶，1964年引进崇儒溪边茶场种植。
福云6号，别名福云58-6，系省农科院茶科所于1962年自福云58型有性群体中，单株分离选育出来的无性系品种。1968年开始引进霞浦种植。
梅占，又名大梅占。产安溪芦田，无性系品种。1958年引进崇儒、水门等畲族乡村种植。
此外，尚有福安大白茶、云南大叶种、政和太白茶、水仙、佛手、毛蟹、铁观音等。
种植
本县畲族村茶岗，早在20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和经营茶叶，牙城一带畲村生产的红茶，崇儒、盐田一带畲村生产的绿茶，清末民初就享有盛誉。水门境内设有茶行，粗制茶直接外运至福安、宁德、福州等地加工精制。40年代，全县茶园面积1.5万亩，产量175100公斤。40年代中期至末期，茶叶经营由买卖大茶行垄断，茶价低贱，茶叶生产受到严重摧残。盛产茶叶的畲村茶岗，茶园荒芜，商品茶等于零。
新中国成立后，霞浦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畲族地区的茶叶生产，新开了大批茶园，并重新垦复旧茶园，茶叶生产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水门茶岗1911年前后，仅有茶园6.5亩，年产茶叶25公斤，1948年茶园荒芜，商品茶基本等于零。1956年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雷大钗副社长大抓茶叶生产，新开茶园30多亩，垦复旧茶园10多亩；1957年成立茶叶生产专业队，茶园发展到185亩，茶叶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1958年，又采用新技术进行重新修剪、刮割，合理采摘，科学扦插，压移兜并坵，并重施肥，改造的旧茶园及新开的茶园计达195亩，等于1911年的30倍。茶叶产量由1957年的950公斤增加到1958年的2850公斤，增产两倍。在茶叶生产中出现了不少“土专家”。1958年2月，福安专区的8县茶叶生产现场会在此召开，同年12月，全国茶叶生广现场会的代表到此参观，了解学习旧茶园的改造经验。草岗因此改名为“茶岗”。牙城、崇儒、盐田等乡畲村茶叶生产也得到恢复和发展。盐田西胜村，1957年茶园95亩，1958年制红茶3500公斤，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
60年代中后期，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生产队无生产自主权，片面强调“抓革命”、“以粮为纲”，茶园无人管理，畲区茶园再度抛荒，牙城一层村甚至在120亩高产茶园里种下了松木，致使该村茶园全部荒废，无法垦复。
70年代初，党中央又重申了农村的基本政策，着手抓国民经济建设。本县畲族地区农业经济有所发展，茶叶生产也得到恢复，如茶岗村，1974年底，茶园面积达620亩，户均3亩多，收干毛茶9400公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霞浦县委、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多种经济得到全面发展，畲族地区茶叶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茶叶专业村、专业户。如崇儒乡洋尾清村1982年高产茶园300亩，亩产干茶80公斤，其中0.9亩多平均亩产干茶325公斤。1984年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后，对畲族的茶园进行全面摸底，制定分期分批改造茶园的措施，加强了对茶园的管理。1984年以来，茶叶专项投资30多万元，陆续改造旧茶园2500亩，并聘请茶叶技术员对全县畲区茶园进行巡回技术指导。县民委还与上水、西胜、岭头、瓦窑头、半岭、大墓里、白露坑7个茶场直接挂钩，进行重点扶持。全县30个畲村共办了21个茶场，计有茶园4700亩。截至1989年，畲族地区的茶园，按30个畲村统计，共有8900亩，年产量170吨，产值110万元。
加工
本县畲村所生产的茶叶有粗制的红茶、绿茶。传统的制法是手工加工。红茶：将采摘的茶青凉蔫后，用手或脚搓至茶叶成条状，再用布包起，待其发酵呈红色后，再晒干或烘干。“坦洋工夫”的红茶，60年代前，是本县畲族地区的主要产品，后为适应市场需要，多以红改绿。绿茶主要工序有杀青、揉（磨）茶、烘干：将茶青放在烧红的锅里炒蔫后，用手或脚不断搓揉，待其成条形后，又放在锅里炒干。此绿茶主要产品有“福建龙毫”、“龙首毫尖”、“四季春”等，颇受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
60年代中期后，多数畲族村办起了茶场，茶叶产量增加，手工的揉茶改为半机械化的手工磨茶机。70年代中期，本县畲族地区茶场全面应用了电动机带动的杀青机、磨茶机、烘干机制作绿茶。
茶场
第三节 水果
本县畲族主要聚居的地区，属低山丘陵和丘间盆谷区。区内除低矮的丘陵外，还有比较宽阔的坡积小平原，适宜于栽种柑、桔、李、梨、杨梅、柿等果树。闻名全县的杯溪柿和驰名中外的芙蓉李干，就分别产于盐田乡和崇儒乡。
新中国成立之前，本县绝大多数畲族人民缺乏果树的栽培技术，个别农户只在房屋前后的隙地或园边房角栽种零星果树。因果树稀少，每当成熟季节，行人和村人摘取尝尝，所谓“路旁果子，叩人嘴齿”。因为无收益，农家不喜栽种。全县族地区较为出名的有崇儒乡的芙蓉李干，名扬中外，霞坪、新村等畲族村栽种部分；盐田瓦窑头枇杷颗粒饱满，汁多味甘，全县闻名：后沃里杨梅成片种植，粒大味甘产量高，为松城镇居民所喜爱。芙蓉李和枇杷为该区族人民的一项经济补充。“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畲族部分地区果业遭到严重破坏。崇儒的芙蓉李基地，在70年代初被整片砍伐或移到山上，改为稻田，生产受到致命打击。其他畲族地区的果树也寥寥无几。
80年代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多种经济全面发展。在县民委的支持下，1984至1989年，畲族地区兴起了种果热。共种植柑、桔、枇杷、杨梅、李、桃、葡萄、青梅等11个品种的果树64万株，成活率达80％以上，以全县畲族平均，户均达50株以上。70％以上的畲族自然村都种上了果树，200亩以上的果场有7个，部分已开始采摘，年纯收入在10万元以上。果树种植并结合加工，成为果业的一条龙生产线，崇儒蜜饯厂就是在80年代创办的。一些畲族村依靠果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被誉为“竹园变果园”的沙江竹园畲族村，种上枇杷、桃、李、桔、杨梅等共320多亩，人均收入1100元，其中水果收入700元，人均收入超过当地汉族，成为本县的致富典型。
品种及分布
畲族地区的果树品种主要是温带果树，有枇杷、柑、桔、杨梅、桃、李、柿、青梅、㮈、柚（老枹）等，野生半野生果树品种非常丰富，还有数量很少的番石榴、杏、芦柑等。
枇杷 全县畲族地区种植数量最多主要分布以下几个行政村（括号内为株数，下同）：大沙（17100）、四斗（14000）、大墓里（12000）、马洋（10000）、瓦窑头（9800）、茶岗（8700）、溪边（5500）、三坪（4000）、一层（3000）、凤江（2000）、白露坑（1850）、青岙（1800）、法华（1000）、上水（1000）、茶坑（1000）、二坑（1000），其中瓦窑头枇杷种植历史悠久，全县闻名，特别突出的竹园村种一万多株。此外，南门山、岭头、青福等地亦有少量种植。大坪、墓斗、八斗浿、半岭等村，海边、后山，清水壑、牛角湾、牛栏头、四门桥等自然村则为零星种植。
柑桔 种植面广。全县除个别海拔较高的畲族村外均有种植，多少不等。其主要品种是福桔与蜜桔两种。主要分布于：茶岗（2600）、马洋（18700）、青岙（10500）、白露坑（6840）、溪边（6000）、瓦窑头（5300）、大沙（4280）、八斗（4000）、法华（2350）、东山（2000）、南门山（1500）、牛角湾（1500）、凤江（1200）、盘前（1000）、牛栏头（900）、洋边（800）、墓斗（800）。此外，大浿、一层、上水、青福、长湖等地有少量种植，其数量约在400～500株左右。
桃 集中分布于下列几个畲村：大沙（12925）、茶岗（6300）、四斗（2000）、马洋（1900）、二铺（1500）、字堂里（1000）、青岙（800）、一层（1000）、牛栏头（550）、江家洋（500）、牛角湾（550）。
杨梅 畲村种植的杨梅多为红杨梅，集中于下列5个行政村和竹园自然村：大墓里（12800）、大沙（7675）、大浿（4000）、马洋（2450）、洋边（1000）、竹园（2500）。此外，尚有：七宝洋（750）、法华（500）、岭头（340）、海边（200）。
李 以崇儒畲族乡种植最多，面积达985亩。乡政府所在地的崇儒村出产的“芙蓉李”为著名的本县特产，以“芙蓉李”（红李）制成的李干、嘉应子等畅销国内外。次于崇儒、种植较多的是盐田畲族乡的瓦窑头村种有9300株和州洋大沙种有165株。其余畲村基本不种。
青梅 主要是1985年以来种植的。集中于字堂里4100株、州洋乡民政民族果场2125株、过洋1000株。
柿 以盐田畲族乡杯溪沿岸种植最多，所产的“冬秘”质优、味甜，是鲜食佳品。
柚（老枹） 集中于大坪（15亩）、三坪（3亩），州洋民政民族果场种有文旦（1.5亩）。
梨 集中于大坪（48亩）。小马后仓有五六百株，时间较早，约为新中国成为前后所种，收成颇丰。
番石榴、杏 仅有大坪村种植，番石榴7亩、杏1亩。
芦柑 州洋民政民族果场种有1.15亩。
果场
畲族乡村的果树栽种，集中成片，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果场。截至1989年，共有果树联合体160多个。其中果树面积在200亩以上的果场有旺岚、茶岗、牛胶岭、白露坑、溪边、竹园、马洋7个。茶岗、白露坑两个桔场每年向市场提供鲜桔150多吨、鲜李子50吨。
茶岗果场 创办于1979年，共有蜜桔12000株、枇杷1500株、杨梅1000株等。1984年开始收成，年产量5吨，纯收入5万多元。
旺岚果场 位于州洋乡大沙村与南洋自然村。1983年，该村村民钟亚妹等10人以承包山地方式创办了这个综合林果场。林果场占地面积1860亩。1984年开始裁种果树。其种有蜜桔4900株、枇杷3000株、杨梅6300株，计14700株。
溪边果场 创办于1986年。大部分果树为个人种、集体管。共有福桔5000株、枇杷5200株、杨梅4600株，计14800株，果树面积410多亩。
竹园果场 创办于1982年，形式是个人种、个人管。竹园种果是全村性的，户户皆种，村子周围都是果树。截至1989年，全村共种枇杷10000株，桃、李1000株，杨梅2500株。同时还培育各种苗木近300万株，其中桔苗3万株，枇杷苗3万株。1988年枇杷产量达45吨。
第四节 食用菌
霞浦畲族山区，多有野生品种（红菇、松菇、鸡肉菇、土木耳等），进行人工培植，并发展成为一项可观的生产项目，则是70年代以后才新兴起来的。
70年代以蘑菇、银耳（白木耳）为主，80年代中期后，以香菇居首的食用菌生产，逐渐形成群众性规模的开发。“三菇”（香菇、蘑菇、银耳），以及草菇、金针菇、凤尾菇和竹荪、黑木耳等，都成为发挥山区优势的重要产品，甚至是拳头产品。
蘑菇
蘑菇 是食用菌的主要品种之一，70年代开始在霞浦部分畲区进行人工栽培，原料是稻草、牛粪、肥土。当时全部是生产队集体种植，由于仍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加上生产技术、经营方式等诸多制约，种植不多，发展缓慢。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蘑菇种植已相当普遍，多以家为单位，少则一百多平方尺，多则上千平方尺（经营得法，每平方尺可获利7～10元）。蘑菇送各个收购点，集中运到三沙渔业公司，加工成享誉国际市场的“水仙花牌”鲜蘑菇罐头。80年代中期，香菇种植异军突起，蘑菇在食用菌生产中，退居第二，尤其是受原材料和交通条件制约的山区畲村，蘑菇生产逐渐减少。
1989年，三个畲族乡蘑菇种植面积和产量：盐田130万平方尺，40.1吨；崇儒63.6万平方尺，22.35吨：水门62.2万平方尺，12.64吨，合计255.8万平方尺，75.09吨，占全县蘑菇种植总面积835.9万平方尺的30.6％，占全县蘑菇总产量246.83吨的30.4％。
香菇
香菇 是食用菌中最重要的品种。其种植有段木栽和袋栽两种。霞浦县农村基本用塑料袋栽培，主要原料是木粉，每袋（筒）用干料1000克，正常产菇750克左右，每亩可放1万袋。
1986年，崇儒新村畲族青年蓝大福，自费到古田学习栽培技术，回来后开始试种1万袋，开一县畲族地区人工种植香菇之先河，当年即收鲜菇700多公斤，纯收入近1万元。尝到甜头后，第二年起放手大量栽种。各地畲村也争相仿效，形成一股群众性的香菇种植热。在这股热潮中，县民委及时在民族经费的使用方面，作了调整，对发展以香菇为主的食用菌生产，采取倾斜优惠措施，把大部分资金划为香菇生产贷款，对经济欠发达而发展食用菌条件较好的畲村，则给予优先照顾，及时帮助解决村菇农的资金困难。与此同时，县民委还配合工商业联合会、县“三菇”生产办公室举办短期培训班，从外地请来技术人员，传授香菇生产技术，并联合组织技术人员到畲村香菇场，巡回进行现场技术指导活动，及时帮助解决畲村菇农的栽培技术困难。盐田畲族乡被确定为科技示范乡后，亦把食用菌高产裁培，列为重点示范项目，确定瓦窑头为食用菌发展基地。
全县畲族地区有17个畲村大量种植香菇，崇儒新村、霞坪、笕下，盐田瓦窑头、西胜、洋边，水门茶岗、青岙、州洋马洋、岭头、长沙等，种植规模尤为可观。1987年，种植量猛增到125万袋。大部分畲村生产基本正常，每袋平均纯收入达1元左右，经济效益明显，但一些畲村发展香菇生产带有一定盲目性，原料、技术都有问题，成活率低，产量也低，造成亏本。1989年，香菇生产有所下降。1989年再度崛起，全县畲族地区约有1000户农户种植，总体规模在250万袋以上，年产干菇120吨左右，总产值达500万元左右。为县财政提供特产税和增值税18.8万元，同时带动农业和其他二、三产业的发展。至此，霞浦畬族地区的香菇生产开发和当地汉族地区一样，在总体上已形成分户种植、集体或联户加工服务、专业户集中统一销售为主的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一条龙格局。
其他
银耳 俗称“白木米”，食用菌重要品种之一。其种植有段木栽和袋栽等。70年代初期开始，霞浦畲族地区大多用梧桐段木为原料进行栽种。但种植数量始终不很多。至1989年，溪边、清水壑等处舍村还有少量种植。
草菇 俗称“秆菇”。以稻草为原料，在室内床栽，或室外堆栽，每公斤原料产菇100克左右。每吨创汇800美元左右。80年代，青福、墓斗等畲村始有少量种植
黑木耳 也叫毛木耳，俗称“乌木米”，是抗癌性最强的药用菌之一。原料和香菇一样，国际市场每吨售价1.8万美元。80年代，清水壑等畲村始有少量种植。
凤尾菇 高产菜用食用菌。原料亦用稻草，经石灰处理后，即可栽培，周期短，技术简单。每公斤稻草可产鲜菇550克左右。80年代，青福、墓斗、西山洋以及水门一带畲村，开始种植。
金针菇 是食用菌后起之秀，含氨基酸超过一般菇类，能促进青少年智力发展，故有“增智菇”之称。以阔叶林木屑、甘蔗渣、棉籽壳等为原料。在香港等市场，售价比蘑菇高四五倍。80年代，茶岗、新村等畲村开始种植。
竹荪 食用菌的名类品种，有“食用菌皇后”之称。用高温荆托菌株长裙和生料竹、木混畦栽培，每平方米产干品400克左右，每公斤可售600～800港元。1989年，新村、霞坪、青岙等畬村开始种植。
第四章 副牧渔业
霞浦县畲族所从事的经济活动，长期以来都是以农（种植）业为主业，除此以外的各种生产，基本都未脱离农业，未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大都只是作为补充主业的副业。这种状况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有改变。
本章按农村经济统计现行制度规定，结合霞浦畲族经济的实际情况，予以分类记述。
第一节 副业
狩猎
霞浦畲族入迁早期，由于迁徙不定的游耕生产和生活，多居于深山密林中，为食用和消除兽害，狩猎便成为重要的生产活动。这与畲族的开发史有关：畲族先民有的到野兽出没的荒山野林狩猎，随即在那里落脚，垦辟田地，搭寮定居，成为畲村。东安岛上的瓮里畲村就是这样开发启肇的。随着定居和生产的发展，狩猎经济在农业（种植）中的比重逐渐降低，但狩猎活动仍然世代相传。
狩猎工具有弩箭、竹枪、竹吊、笊、累刀、火药铳等。猎手根据野兽出没的规律，还用拦陷井、放暗箭、放绳牵等方法捕获野兽。
弩箭。是早期的工具，猎手把弩放置在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拉好弩，弩上有一根小小的活动针，针上引一根线，畲语称“朗线”。野兽一碰上这根线，活动针一挥，箭就脱弩而出，箭矢上敷有毒药，野兽中箭立毙。
竹枪。制作比较简单。取4～5厘米宽的毛竹，将两头削尖，形如一把尖刀，放入油锅里煎炸，待其颜色变黄时，即取出冷却，这样的竹枪锋利硬韧，多在集体狩猎时使用。
竹吊。即在野兽经常路过的三叉路口或庄稼地里，挖一宽约30～40厘米、深30厘米的小洞，洞口放置一个活动圈，里边拴一个活动针，洞旁置一根毛竹，将毛竹弯腰拉下，把毛竹尾部吊上一根绳子，绳子另一端缚在活动针上，当野兽踏上活动圈时，带动活动针，毛竹上的活动柞就弹动起来，把野兽的脚悬空吊起，二三十公斤到上百公斤的野兽都能擒获。
笊。即囚笼，畲语称“囚”，是诱捕虎豹等大野兽的一种大型木笼。木笼隔成前后两间，中间有活动踏板，里间置鸡、肉等诱饵，当野兽进笼踩上活动踏板时，笼门则自动关闭，野兽即被活捉。
累刀。是专门捕获野猪的工具。即在木槽上设刀，刀刃朝上，放在野猪经常出没的路口，当野猪奔跑撞在刀刃上，肚皮就会被刮破。这种狩猎方法也多用于出现野兽群时，把它们撵到设置累刀的地方，当被惊吓的野兽争先恐后狂跑时，就会被累刀刮破肚皮致死。
陷井。即在野兽经常出没之处，挖掘深约2～3米、宽约50～60厘米的陷井，上面用树枝、茅草伪装起来，放上诱饵，当野兽踩踏上，即陷入坑中被捕捉。
火药铳。用火药铳大大提高了狩猎的生产水平。一般自制，用钢管或铁管作铳筒，木制铳柄，米粒大小的铁砂为弹花，点火引发后，铁砂成堆散开直径1米多，命中率很高。
狩猎的对象有虎、豹、野猪（山猪）、山狗（竹狗）、豪猪、山羊、山麂及山禽等。在长期狩猎生产中，猎手对各种野兽的习性和活动规律一清二楚，能根据各类野兽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猎捕方法
畲民保持着集体狩猎、猎获物平均分配的古老原则。狩猎，时间多在农历正、二、七、八月农闲阶段。每次行猎的时间短则一两天，长达十多天乃至半个月。每次出猎，由三五人或七八人组织成临时小组，作好分工，共同前往狩猎地点。有“踏把”，又称“赶山”，即带领猎狗搜山，把野兽赶出密林；“守把口”又称“把口”，即守候在野兽出没必经的路口要道，伺机射杀。在猎物分配上，参加狩猎者，甚至只是见到猎物者，不论男女老幼，均可分得一份。尤其是猎获到大野兽，除按规定留取外，都是全部平均分完。分配方式，西路与南路不尽相同；西路兽皮归猎手，三只脚及内脏亦归猎手，发现野兽的人获一只脚、半公斤肉，再平分一份肉。剩下的平均分配，猎狗也获一份。小南海边带，中头铳者分四分之一，或在平分一份肉后，再加上内脏和两条兽脚，带猎狗的人多得一份肉，兽皮归猎手。南路一带，中头铳者分得肉的五分之一，脚两只，将野兽赶出密林的，分两只脚，一份肉，猎狗则没有份。狩猎结束，一般都将兽头及内脏带回村，在当晚祭祀祖宗及猎神，尔后将兽头及内脏全部煮熟，让全村老幼都来分吃，吃完为止。如参加猎捕的人多、猎物小，就把猎物煮好，让全村人都来吃一点，这叫做“散野神”。
霞浦畲族狩猎活动相当活跃。据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40年代，盐田西胜各自然村，每年平均猎取60多只麂和10多头山猪，其他小野兽及雉鸡之类则无法统计。海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野兽多，亦是农业大害，特别是野猪，对地瓜、稻谷危害最大。解放前全村计有16把猎枪（铳），每年打死10～13头山猪、30多只麂。50年代以后，牛胶岭、上水、溪坪、洋边、瓦窑头、南门山等许多畲村还有狩猎。但有组织的集体狩猎渐少，多是个人带火药铳和猎狗，不定期的狩猎，有的猎手平时劳动也随带火药铳，见什么就打什么。盐田雷伏灼、墓斗蓝法全、高山蓝石利等都是名闻一方的打猎能手，被评为除兽模范。南门山钟品改1957～1960年的3年间，消灭兽害600多头，其中包括豹2头、山猪47只、山麂58头、豪猪72头，获省民兵积极分子称号，应邀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京等地参观。60年代后，由于山区的原始森林受破坏，野兽无处栖身，濒于绝迹，狩猎活动亦随之减少。鲤鱼山、笕下、溪坪、岭头、南门山等畬村，虽然还有部分的火药铳，但狩猎多有名无实，只是兴趣所至，偶尔为之，狩猎对象多是雉鸡等飞禽。1988年前后，山区野兔大量繁育，便成为狩猎的主要对象。
薪炭
砍柴、烧炭，一直是霞浦畲族的传统副业生产主要项目。通常在农闲季节，男人进山砍伐松木或杂木，砍劈成柴片，俗称“做柴块”，烧木炭，则砍伐木质较硬的杂木（主要是楮木），修窑烧成。妇女、小孩，随时上山砍小灌木，剃松树枝、割芒萁草（龙芒）。自用之外，大部分挑到市集出卖，其收入在畲村家庭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据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解放前夕，每50公斤松柴片约换2.5公斤稻谷，每50公斤木炭约换10公斤稻谷。西胜一些畲村，生活主要来源只有两项：种粮食和烧木炭。龙潭9户畲民，1948年木炭收入折谷1500公斤，而其全年耕作之稻谷，扣除地租之外，只有250公斤。草岗等畲族山村，“副业收入中，主要是柴片，柴片收入对本村生活影响甚大。青皎等沿海近山畲村亦是如此，以柴片与木炭，作主要副业。海边村，解放前89户畲民，年出产50万公斤柴片、25000公斤木炭。两项年收入折3万公斤稻谷。近郊平原，亦多有砍柴，墓斗新厝村，解放前36户畲民，有10户卖柴片，年收入共折谷1530公斤。
50年代初期，霞浦畲族地区仍多以薪炭为重要副业项目。随着农村集体化，经营方式变化，林业生产不断发展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薪炭生产逐渐纳入集体统一管理、经营，不再是副业的重要项目。在50年代末大炼钢铁时，大烧木炭，山林资源破坏殆尽。60年代后，畲族农户零星砍剔一些树枝，割一些芒萁草，倒是不时应市，仍作为家庭小副业。80年代后，城市居民，多改以煤炭、煤油、电，以至液化气作为燃料，薪炭、柴草已经很少应市。
家庭手工业
织麻布 即以苎麻，织成麻布（〓布）。过去，在霞浦畲族地区相当普遍。据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家庭手工业主要指织麻布，这里差不多农家有织布机。畲话（楠机nónggü）。织麻布是畲族妇女的专长，家庭人口多的一年要织70～80尺，人口少的织30～40尺，原料都是自己种的苎麻，有少量是黄麻。麻布都是作外衣备户外劳动之用。布质结实，耐磨损，都是自用，没有出卖的，穿时都染成青、蓝色。织机相当原始，有织机而无机梁。因此，布质稀疏。只织麻布，不织棉布，亦不织棉纱，这大概与山区作物（原料）和民族传统有关”。
邻近城关集镇的部分畲民，亦有将所织的纻布出卖，其数量不多。40年代前后，3.3米纻麻布约值3.5元，折合谷子27公斤左右。50年代畲村仍有织麻布。60年代后，由于国家棉布等布类物资的大量供应，自织纻布这种家庭手工业随之渐趋衰落，70年代后，已大多消失。只是在偏远的个别村才偶尔见到一两件自织的纻布衣衫。至80年代，家庭织布这种手工业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编斗笠 畲族妇女专用的花笠，做工精细，形状优美，具有民族工艺特色，被视为贵重的装饰品（详本书第五编第二章第三节《工艺美术》）。这种斗笠只少量制作，没有大批生产。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水的斗笠销往全县的各个畲村及福安、福鼎等地，很受欢迎。斗笠艺人亦未脱离农业生产劳动。1956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上水著名的编斗笠艺人蓝克宜（有传）、蓝家吾、蓝何宝等人曾组织斗笠生产合作社。1959年，蓝克宜在城关开斗笠店（兼工场）。80年代，上一代的编斗笠艺人相继去世，这种精湛的斗笠编制技术，也随之失传，现有少数人会编，但已不如过去之精美。普通斗笠的编制，与当地汉族基本相同。在畲族地区一直作为一项家庭副业，保持生产。
编扫帚 竹扫帚（柴帚）和菅芦扫帚（菅帚）的手工编制有很长的历史，也是山区村的主要副业之一。二铺、西胜、洋边、鲤鱼山等畲村，长期以来，一直保留这种副业生产。西胜等地的“柴帚”，二铺、洋边等地的“菅帚”，在松城镇一直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尤其是“菅帚”，更是久负盛名，成为一方名优土特产。80年代，洋边村积极发展这一产品，男女老幼都动手编制，扫帚销售，成为该村一项重要的副业收入。
此外，霞浦畲族所从事的副业生产，还有野生植物采集，如采集小竹笋（讨笋仔）、野菇之类野菜，采集土伏苓、金银花之类中草药等。
霞浦畲族从事第二、三产业，通常也计入副业。
1989年，30个畲村副业总产值为162.05万元，在其“五业”中的产值比重为9.04％。
第二节 畜牧业
饲养
霞浦畲族农民，习惯利用山地野生草料，放牧牛羊，利用野菜、甘薯藤、叶（有的加一点粗粮），喂养生猪、鸡、鸭等家畜、家禽。饲养，长期是畲村重要的家庭副业，占有相当比例。故当地畲族谚语有：“一猪还九债”、“喂牛耕田、喂猪过年、喂鸡生蛋换油盐”、“养羊栽姜，发家一场”等等。但在旧社会，畲族田地少，粮食不足，家禽家畜存栏数不多，且比较瘦小。据1958年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西胜，解放前养猪比较普遍，还有少数鸡及少数羊。墓斗新厝村，主要副业是饲养家禽家畜和柴片收入。解放前35户统计就有22户养猪，每年收入折谷6175公斤，家禽鸡鸭不成群，每户每年收入折谷50公斤，共收入谷1750公斤。盐田在1948年3户养猪；下海边3户中农每户都养猪，收入1325公斤谷，10户贫农有7户养猪，养鸡每天可用鸡蛋换油盐。个别户还养几头羊和一二箱蜂。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生产的发展，各种条件的改善，畲族地区饲养家畜家禽已极其普遍，畜牧业呈曲线发展。1957年前，耕牛发展迅速，平均每自然村有3～4头耕牛，生猪存栏户均1头，鸡鸭各家均有饲养。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后，组织了集体养猪场。提倡“千头猪，万斤粮”，将全村个人饲养的猪集中在养猪场，由专人饲养。由于缺乏设备，管理不善，以至生猪大量死亡，生猪存栏数猛降。60年代初，由于连续三年自然大灾害，粮食减产，全县范围发生饥荒，畲族人民用野菜、糠充饥，各畲族乡村的猪、鸡、鸭头数寥寥无几。1962年后，粮食产量上升到1957年的水平，畲村家畜家禽的饲养也随之发展。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饲养业的发展停滞不前。70年代初，家庭饲养受到保护和鼓励，饲养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尚未形成专业饲养。1976年，全县畲族村的生猪存栏数为7256头、牛存栏数为1800头、羊存栏数为4519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各级政府积极扶持养殖事业，畲族地区的饲养也随之发展。随着粮食的增产，饲料增多，市场上还供应工业生产的饲养糠，家庭饲养增多了，畲族地区的生猪存栏数增多，还出现了饲养母猪的专业户。山区畲族村利用草场广阔的优势，发展牛、羊，除耕牛外，长春一带的畲族地区还发展菜牛基地，供应城镇居民的食用牛肉。1981年，溪南白露坑村县、社联营的溪南种羊场引进瑞士“土沙能”奶羊和四川麻羊等。过去只零星饲养的鸡鸭，也被大批饲养，出现了饲养专业户。县民委拨出了经费，积极扶持群众发展饲养业。1984～1989年，共投资14.1万元，扶持了上水、长湖、大浿、溪坪等30个畲村的饲养业。县民委还举办畜牧兽医培训班4期，增强畲族人民的科学饲养知识，禽畜的疫病死亡率大大降低。
1989年，本县畲族地区的猪、牛、羊存栏数为：生猪9943头，户均1.05头，人均0.25头；牛2023头，户均0.21头，人均0.05头；羊12320头，户均1.3头，人均0.31头。分别比1976年增长37.2％、12.3％、172.4％。人均头数均高于全县平均数。
畲族地区散养的鸡约8万只，户均8只，人均2只：鸭1.8万只，户均2只，人均0.5只。青福、墓斗、大沙、溪边、青岙、南塘等地畲民还专业饲养蛋鸭，其他地方也注意引进良种鸡饲养。
盐田、水门、崇儒3个畲族乡，饲养家兔只数分别为100、430、158只，占全县总数的5％。
盐田、水门、崇儒3个畲族乡，养有蜜蜂箱数分别为257、79、63箱，占全县总箱数的43％。年蜜产量分别为10.5吨、1.7吨、1.1吨。
牛黄种殖
牛黄种殖，即在黄牛体内人工种殖牛黄（一种贵重的中药）。1988年，中国社会福利教科文山西中心应用生物研究所霞浦分所，引进这项技术。长春里城下坂畲族农户蓝孝武，自筹资金买了4头黄牛，率先进行试种。经过14个月精心饲养，研究所的技术员在其所种的牛体内取出牛黄32克，价值3200元。同时4头牛还生下4头牛犊，8头牛值4800元。两项收入扣除成本，获纯利5600元。蓝孝武成了畲族地区脱贫致富的先进人物，得到县“民结进步表彰大会”的表彰。1989年，县内推广牛黄种殖。畲族地区饲养黄牛106头，占全县总数157头的67.5％，其中上水27头、清水壑13头、大墓里18头、下岐山30头、下坂14头，大浿4头。共收取牛黄324.5克，价值25137元。
典型畲村专业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畲族群众积极发展饲养事业。上水等部分畲村的人均畜牧业收入成倍增长。蓝其禄、雷春花等饲养专业户脱颖而出。
上水。该村山场草肥场广，是个天然的牧场，群众长期饲养牲畜，富有经验。1986年，该村将上级部门的扶贫款集中使用，统一买了羊羔牛崽，并落实到各家各户饲养。1988年，全村养猪440头，牛30多头，羊500多头，家禽4000多只，仅畜牧一项，户均收入就达1000元以上。1989年5月，该村与县民族经济开发服务站签订牛体人工殖牛黄的黄牛牧养合同，10户群众饲养黄牛30头，户均收入牧养费近千元。
茶岗。1989年，全村养牛113头，羊556头，猪560多头，鸡鸭15000多只。有养鸭专业户6户，养鸡专业户4户，养羊专业户3户。全村人均畜牧收入125元，比1978年的41元增长了2倍多。
二铺。全村130户，共养羊6000多只，户均5只羊。1989年，又引进四川麻羊新品种，大力发展商品羊。
北壁牛栏头蓝其禄为养鸡专业户。1986年开始饲养，后与宁德飞鸾海军联办养鸡场。养菜鸡4万多只、蛋鸭3千多只，年纯利近3万元，是我县横向联合中的第一个向外技术承包的农村青年。在他的带领下，全村33户，除4户单身汉外，都发展家庭饲养业。成为家禽专业户。至1989年止，全村鸡鸭成群，牛羊满山。户养最多数；牛6头，羊28头，猪15头。
长春雷春花，畲族家庭妇女，一家五口人，靠饲养致富，1986年被宁德地区民委评为“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先进个人”，并出席全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经验交流会。1989年，在霞浦县首届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1982年雷春花家遭火灾，经济损失3000多元。1984年，用县民委贷款的1000元买了5只羊、1头耕牛和2头小猪，精心饲养，至1989年发展到羊28只、猪3头、牛2头、鸡50多只，畜牧一项年收入近5000多元，生活大为改善。不但还清了贷款，还盖了新房。
州洋青福洋当厝钟发珠一家，养母猪10头、菜猪5头，1989年出猪仔240头，仅养猪一项年纯收入达1万多元。
第三节 渔业
讨小海
霞浦，“自外江七都港沿海岸而西至东冲，内延官井洋、东吾洋、盐田港，其间居民、虾蟹、鱼鲜之属，莫不各从其事”（民国18年版《霞浦县志》）。濒海的下岐山、瓮里、盘前、下坂、八斗面、二坑、海边等畲村以至离海不很远的白露坑、半月里、牛胶岭、岔头等畲村都有讨小海生产活动。所捕获的主要是滩涂的“土头货”及部分浅海的“犁膝货”和“〓仔货”。其中不少是一方名产。除部分留为自食外，大部分都拿到集市出卖，成为一种重要的副业收入。
讨小海工具及操作技术，因地而异。近海滩涂常用三角锄，锄为三角形状，上大下尖，比普通锄头轻薄、小巧，主要用于挖掘鳗鱼、弹涂鱼（跳鱼、潭条）、虾姑、蟳等。若到离岸较远、较深的淤泥滩涂地，除使用必要的挖、勾工具外，还要驾滑板（溜板、海马）。滑板宽30厘米，长约2米，翘头，如撬状，上有扳手。使用时，将滑板放在泥埕上，乘驾者一只脚跪在板上，两手握住扳手，另一只脚踩在泥埕里，用力向后蹬，滑板便在泥上滑行。主要捕讨鲎、蟳、鳗鱼、鱆鱼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海鲜。位于东安岛上的瓮里畲民，为适应深滩涂操作，还创造一种独特的“鳗刁”（如图）。鳗刁木柄、铁身重2.5公斤左右，长1米左右。用于“刁鳗鱼”、吸鱆鱼等。农历五月节后，为刁鳗旺季。鳗有前“洞”与后“仓”，捕者举起鳗刁在洞与仓中段用力破土割划，熟练者一发即中。八斗面等畲村则用竹篾制“乌贼笼”捕取乌贼（墨鱼），笼为圆形，直径近0.5米左右上下各开一口，口周围尖利的篾片制成倒簌，乌贼能进不能出。捕乌贼时，将其放置于乌贼产卵的岐头、岸边，待其钻在笼中，即可收获。最简易而又灵巧的还是白露坑、海边一带渔村创造的“弹涂钓”，这种钓自己制作，用三根5厘米左右的钢线，排成“＊”形，中间用小锡块熔接，然后弯成羽毛球状（“〓”），正中连一4.5米长的蚱蚕丝线，用于钓弹涂鱼。届时，钓手静立海滩，瞄准目标，命中后拖回即可。能手每天能钓4～5公斤。50年代，白露坑雷永积每天能钓8～9公斤。
以上都是用于滩涂，讨“土头货”，而在浅海捕捞“犁滕货”、“〓仔货”，所使用渔具，则与当地汉族完全相同，但数量均不多。
除此，滨海畲村盘前、下岐山、下坂、二坑等，80年代后还发展一些海洋捕捞，如捕鳗苗等，收入也相当可观。
养殖
海水养殖 霞浦濒海的海边、二坑、凤江、下坂、盘前、牛角湾、斗门、瓮里、下岐山等畲村，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起浅海滩涂海水养殖，使渔业从副业向主业转移，养殖品种主要有对虾、缢蛏、海带、紫菜、花蛤等。
二坑，原是个贫困畲村，1983年投放4800元，发展滩涂养殖，经过几年努力，养殖的缢蛏、紫菜等，获得好收成，跨进致富行列。中央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到此视察，作了好评。1988年以养殖为主的渔业产值达10.65万元，户均增加收入1260元，摘掉了贫困帽子。
海边，1984年创办对虾养殖场。虾塘面积约200多亩，是全县畲族地区最大的对虾养殖场。1985年投放对虾苗300万尾，年末收对虾7250公斤。1986年、1987年两年均获得好收成，1988年对虾总产量达14400公斤，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1989年，对虾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大幅度下跌，虾场意外亏本。1989年，该虾塘发展长毛虾与花蛤混养项目，利用对虾的残余饵料以及虾类等塘中浮游生物，为花蛤提供丰富的养料，使塘中花蛤生长速度快、产量高，为虾塘立体养殖、增加经济效益找到了一条新路，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牛角湾，雷腾坤等4户组成联合体，1987年创办虾塘养殖对虾。虾塘位于官井洋边，共8亩，当年投放虾苗35万尾，年末共捕虾1750公斤，收入4.3万元。1988年投放虾苗26万尾，收虾1600公斤，收入4万多元。1989年产量与前两年相近，但虾价低，导致亏本。
此外，还有一些村的浅海滩涂养殖发展比较快，效益也比较好。据调查统计，1989年这些畲村主要品种的养殖情况，如下表：
淡水养殖 远离海洋的山区舍村，往往利用水库、山塘、水田地，挖池发展淡水养殖。养殖的主要品种有草鱼、鯉鱼、鲫鱼、鲢鱼、黄鳝、泥鳅、鲶鱼、甲鱼等。
80年代，洋边建有3个山塘鱼池，面积3亩，1988年放养10万尾鱼苗，但产量不高，经济效益低。墓斗字堂里建有正规鱼池10亩，洋边高山有整垄鱼池8亩，都曾放养淡水鱼，但都被洪冲走，损失甚大。
大坪、七宝洋、法华、大墓里、岭头、牛寨、乾爿山、长兴等村，均有小型水库、山塘，淡水养殖潜力尚大。
第五章 工商业
霞浦畲族经济中，手工业迟迟未脱离农业，没有自己的商业，更没有自己的工业。20世纪50年代后，这种落后状况，有所改变。
本章根据现行产业分类规定，结合霞浦畲族的实际情况，分别予以记述。
第一节 手工业
工匠
霞浦畲族中，除了从事织麻布、编斗笠、制扫帚之类家庭手工业作为副业之外，还有少数工匠（手工业者），从事户外手工业，其工种主要有：裁缝、木工、篾工、泥水工等，石工不多，铁匠几乎没有。
全县畬族工匠，从业人员并不多，据1951年阶级成份的评定，“手工业者”在畲民总户数中，还占不到0.5％。且这些工匠大部分又都是半工半农的，其从事手工业活动的时间，约占全年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农忙季节便从事农业劳动，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手工业工匠，为数甚少。这些工匠的收入不大固定，大多工匠为本村畲民做工，3～5天一般不算工钱，雇主仅以较好的饭菜相待。雇用时间较久，雇主便付给一些工钱，或给予农业生产的帮助，带有换工性质。外出做工，40年代的工价大致是：木工（大木、细木）、泥水工每日约折谷15公斤，裁缝、篾工每日约折谷7.5公斤。这些收入，在其家庭经济总收入中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大的。从生产技术来看，多半学习于当地汉族工匠，学艺时，普遍存在师徒间的剥削关系，通常学艺要当3年或4年学徒，在这段时间内，收入全由师傅独得。师满后，自立门户，同行业人员中，一般没有什么组织和规章制度。而这些工匠，几乎全是单纯的手工性质，原料都是雇主供给，膳食一般也是雇主供给，没有固定的工场，通常工场就设在雇主家，完工移走，流动性大，但流动范围却不一定大。由于半工半农，这些工匠技术水平大多不高。加上都是独自经营，所以发展相当缓慢。
50年代开始，工匠逐渐参加互助、合作，进行集体生产。50年代后期，大部分的畲族手工业者组成生产合作社，形成专业组织。但不久，由于连续三年大灾害，国民经济困难，此专业组织亦自行解体。随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畲村的手工业者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畲村的缝纫机增多了。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畲村的部分青年妇女到晋江、石狮一带做工学艺，一两年后回到村里，办起了裁缝店，各畲族村的裁缝工明显增长。有的还打入城镇市场，以其独特的民族服装设计、精巧的做工，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松城镇畲族女成衣匠雷英，心灵手巧，所设计的服装，1989年参加地区时装大奖赛，获“畲族服装设计特别奖”。沿海畲村的石匠也多起来。
作坊
榨油 畲族山区盛产油茶，油茶籽经加工，榨成优质的茶油，供食用。畲族人民的榨油至少已有100多年历史。油坊设在有水源的地方，修上水浿，将水引到油坊，冲击直径约3米的大水车，用水车的动力，带动碾盘碾油茶籽。碾成粉末后，将茶籽末放入大饭甑里蒸熟后，倒入扎成圆形的篾圈（篾圈直径0.4米左右），做成一块块瓶状（此道工序难度最大，需师傅亲自做）。再将做成饼状的油茶坵放后木槽，用劈成斧形的楔子（油尖）不断挤压、敲打、榨出油来。
解放前，本县畲族地区就有十多家油坊，其中历史较长、规模较大的有西胜、上水、霞坪、半路张、清水壑、马洋（后设在矴步头）、二铺、一浿、北山、笕下等油坊。在农历十月后至年关为榨油旺季，一个油坊年产油往往超百担。
70年代后，部分地区以电动机为动力，碾籽工序改为机械，减轻了劳动强度。
碾米 60年代前，山区畲族人民的吃米是靠手工加工。碾米工具有土砻、筛、春臼、米槌、风銑等。全为自用，数量不多，不足称“作坊”，更不成一个行业门类。加工时，先将稻谷置竹围泥心大磨状的“土砻”中，垄稻脱壳；再用风?、竹米筛除去谷壳（粗糠），置石制的“舂臼”里，用石杵不断舂击（即舂米），使米表皮的糠皮分离出来，最后用米筛、糠筛筛净。手工造米，粒满、味香，出米率高（70％以上），但劳动强度大，效率低。1958年以后，部分畲村开始用碾米机碾米，系集体兼营，至70年代，机器碾米已基本普及。80年代，除西胜龙虎岗等个别偏远山村，仍以人力加工外，全县畲族村都用机械加工，多数畲村还设有碾米厂，规模较大的有：瓦窑头、岭头、大墓里、茶岗、东山、墓斗、青福、南塘、白露坑等20多个碾米厂。逐渐成为一项乡村企业。
烧砖瓦 本县畲族的烧砖瓦手工业大约于30年代兴起。为了修建瓦房，或请一二个外地师傅加上自己的粗工，或自己到外地学到手艺，亲手操作，利用本地的黄土和茅草等资源，在村的附近搭草棚，砌起烧瓦窑。据不完全统计，本县30个畲族村中有西胜、瓦窑头、新村、大浿、半岭等20多村，办砖瓦窑。这些瓦窑根据村落大小需求不一，规模或大或小，大则每窑烧砖瓦五六万块，小则二三万，其中牙城凤江瓦窑所烧的砖瓦不但供本村，还运销三沙。
其他如盐田村里的碗窑塘的碗窑（瓷器）、缸窑下的硋窑（陶器）和沙江大坪的硋窑，均有当地畲民所办，在本县都颇有名气。
第二节 乡村企业
霞浦畲族乡村企业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逐步发展起来的。
1955年前，畲族的乡村企业几乎为零。1956年后。成立了农业生产高级社，在原有农村工匠和一些作坊的基础上，各乡成立了各种集体所有的手工业合作社或合作小组：盐田成立瓷器社、服装组；水门成立竹器社、服装社；崇儒成立岚下铸锅组、竹器社、服装组。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在“大办工业”、“大炼钢铁”的热潮中，畲族村社队办工厂一哄而起，仅墓斗片几个月间就办起各种工厂158个，其中有肥料加工厂、农具修配厂、农药制造厂、木器厂、滚珠厂、炼铁厂、炼钢厂等等。但这些厂或有名无实，或毫无经济效益，而抽调劳力、平调厂房，又影响农业生产，60年代初，经调整，大多下马解体。1961年，水门公社组织理发社。1962年盐田公社成立铁木社、建筑组。“文化大革命”中，乡村企业呈停滞状态，本来不景气的畲区乡村企业处于瘫痪状态。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畲族乡村认真贯彻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集中力量抓好乡村企业。县、乡两级党委、政府遵照中共中央“开放搞活”的精神，利用民族乡的优惠政策的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创办骨干企业。3个畲族乡分别创办了乡办企业，成立了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畲族乡企业管理站。于此同时，村级企业也相应得到一定发展。
乡村企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加快社会主义两个精神文明的建设，改变畲区的落后面貌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
乡镇企业
截至1989年，经济独立核算的畲族乡乡办企业有崇儒企业站所属的蜜饯食品厂、水电厂；水门企业站所属的麻纺织厂、棕床厂；盐田企业站所属的采炼厂、水电厂、玩具厂、竹编厂等。其中较为突出的有蜜饯食品厂、麻纺织厂等。
乡办企业创厂伊始，便采取了以下几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企业管理，完善企业内部机制：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能力：切实抓好产品的原材料及销售渠道的疏通；讲究信誉，按期按质交货，同有关单位签订长期销售合同；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通过一系列措施的贯彻实行，3个畲族乡的乡办企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按1989年的现价计算，3个畲族乡的乡办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530.1万元，净产值达141.3万元，占全县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2116.2万元的25％，净产值515.3万元的27.42％。是1956年3个乡企业工业总产值7.31万元的72.51倍。
蜜饯食品厂 属崇儒乡企业站，是崇儒乡的最大企业。蜜饯充分利用本乡的丰富的芙蓉李、杨梅、桃、柿、生姜及牙城的枇杷等大宗土特产品资源，于1985年开始筹建，多方筹集资金23万元，同福州大学签订食品加工技术转让协议书，请福安、闽侯县罐头食品厂派员来厂指导。1986年投产，当年生产的枇杷、桔、杨梅、笋、芙蓉李、明姜片等各种水果罐头和蜜饯食品达80多吨，产值48万元。产品质量达到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枇杷罐头在质量评比中荣获省优秀产品三等奖。成为全地区同行业中唯一获奖的单项产品。蜜饯食品厂创办后，18个管理人员中有4人是畲族，11人中畲族占30％。截至1989年，生产各种水果罐头、蜜饯食品共227.3吨，产值达136.4万元。
麻纺织厂 属水门乡企业站，是全省畲族乡办企业中最大的企业。总投资100万元。厂址位于乡政府所在地，厂房为原县茶厂、味精厂翻修而成。1987年秋创办，198年10月开始投产。全厂工人255人，其中畲族50人，占19.6％。创办初期，困难重重，乡党委、乡政府为此付出巨大努力。该厂投产后，1989年就生产出国标麻袋32万条，产值75万元，利润3万元。年产值达267万元，实现税利17.7万元，创外汇110万元（人民币），但麻纺织厂由于缺乏周转资金，向社会借月息为3％的高利贷48万元，又由于缺乏原料基地，需向外地购买原料，受到种种条件限制，所以工人获利微薄，人均收入月工资仅80元。
畲乡企业还包括林、茶、果场和其他加工业，截到1989年止，全县3个畲族乡共有11个（水门乡有茶场、果场、林场，县乡村联办林场、茶叶初制厂，崇儒乡有茶场、林场、粮食加工厂、香菇场，盐田乡有林场、茶果场），总产值计有900多万元其中以崇儒香菇场较为突出，产值达100万元。同时，各乡都办有1个电站。
村办企业
霞浦县畲族地区最早创办的村级企业是茶场、林场。60年代，茶园、山林全都归为集体所有，有茶园、山林的畲族村落组织了茶叶专业队进行管理。为进行茶叶、木材加工，许多产茶畲族村办起了茶叶加工厂。如茶岗、上水、岭头、西胜、洋尾清、溪坪、白露坑、南门山、瓦窑头、半岭等。茶叶加工厂按其村茶叶产量，规模不一，多则三四架磨茶机，少则一架。西胜还办了木材加工厂，主要生产棺木原坯。随着茶叶加工厂的创办，各加工厂还安装了碾米机，进行粮食加工，70年代，粮食加工厂相继建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乡两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根据党的农村经济政策，采取集体、联合体、个体一齐上的方式，扶持畲村地区发展林茶、果业，80年代，全县畲村的村办企业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巩固。1989年，本县畲族地区村办茶场有：大墓里、上水、岭头、西胜、白露坑、半岭、茶岗、瓦窑头等8个，村办林场有：西胜、瓦窑头、上水，旺岚、马洋、大墓里、青福、半岭等8个；村办果场有茶岗、马洋、竹园、半月里、海边、旺岚、白露坑等7个。除此之外，还有茶岗村三级联办的石英矿开采、墓斗村的化肥厂、一层药材场等。
1989年本县30个畲村中，村办企业计27个，企业收入25.444万元，利润达11.156万元。从业人数79人（固定），临时性从业1万多人，月人均收入120元，从而使畲族地区资源优势迅速转化为商品优势，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
第三节 商业
新中国成立前，霞浦畲族中没有出现专业的商人，只有几户地主、富农兼营少许桐油、茶叶、木炭之类的土特产的商业活动。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也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市场和经济贸易中心主要以出卖自产的木炭、柴薪、杉木等，换取所需的食盐、农具、咸鱼和日常用品，以应生产生活的急需。其生产、生活的日常用品基本都购自于附近的汉族村落和城镇。间或有汉族小商贩进入畲村进行交易，畲民们则用粮食、土特产品与其交换（大多属于不等价交换）。有的汉族商人还利用赊销和预购的方式对畲民实行剥削。
畲民生活困苦，购买力低下，至新中国建立前夕，国民党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畲村的购买力愈加下降，生活极度困难，日常用品短缺严重。
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商业发展，国家有计划地组织商品流通，保障人民生产与生活物资的供应。霞浦县人民政府于建国初期就开始筹办农村供销合作社。1950年7月，崇儒岚下农民为繁荣农村经济、活跃农村市场第一个自发创办农民供销合作社。从1952年起，崇儒、盐田、水门成立购销总站、双代（代销代购）店。其中崇儒购销站、双代店于1952年4月成立，为全县最早。在人民政府的正确引导下，畲族地区的商品流通得到发展。
1963年，县人民政府在城关和南塘两个地方设了两个畲族商品供应专柜，各配备了一名畲族售货员，对商品供应进行了改进和照顾。
随后，农村供销合作事业发展，市场渐趋繁荣，畲村的商品购销量逐步增长。
进入70年代，畲村的购销事业有所发展，较大的畲村都有了商业网点，客观上方便了畲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生活资料供应一度紧张，日常生活必需品时有脱销。富有民族特色的畲族银饰品，在此期间，被视为“四旧”，置于“横扫”之列。城关和南塘的畲族商品供应专柜被取消。这期间，由于商品渠道单一，畲族地区的商品生产和流通未能进一步的开发和发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畲村的商业得到发展，各畲村的商品生产与流通渐趋繁荣。畲族群众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发展林、茶、果、香菇、蘑菇，及家禽家畜，既繁荣了市场，又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在国家允许多种成份并存、开放多条商业流通渠道的政策引导下，畲村开始出现联合商店和个体商店1981年，国务院批转《全国民族贸易和民族生产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关于商业、供销人员网点问题，少族民族地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交通不便，需要增加人员，增设网点，特别是少数民族职工少，对开展业务不利，需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重视民族地区商业、供销网点的增设。
1982年11月，地区供销社、民政局、劳动局根据国务院精神，联合发文，“调查畲族地区供销网点需要，招收畲族职工”。12月5日，霞浦县供销社、民政局、劳动局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经过三家协商，同意增设盐田瓦窑头站、水门茶岗站、崇儒上水站、溪南红坑（白露坑）站、民族招待所站，并报请地区、省有关部门审核，批准招收畲族职工5名。
同时，畲村的联合商店和个体商店进一步发展起来，商品流通量增大，畲族群众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亦得到提高。截至1989年，几乎每个畲村都有1个至几个日杂商品个体商店，畲村个体小商品的开设，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日常生活。
与此同时，部分畲族个体户打入城镇市场，开设服务行业的商店（如饮食、理发）、服装店、小商品店、农贸市场。畲族人民已开始进入了市场的商品竞争。
第四节 其他
民族经济开发服务站 霞浦县民族经济开发服务站，原称“民族服务公司”，创办于1984年11月15日，设在少数民族招待所二楼。生产经营方式以服务、引导为主。主营：种养、加工、修配；兼营：水电安装、服装首饰。
服务站系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性质。经济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县民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业务工作。服务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指导民族地区经济实体的经营、管理等项工作。
京福公司 即中央民族学院京福民族经济技术开发贸易公司，1989年12月在霞浦成立。注册资金30万元。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主营：新产品，新技术引进开发，科技性质咨询，纺织品，化工原料，电器零部件；兼营：土特产品、水产品、副食品。经营方式：引进、开发、购销。
第六章 乡村建设
霞浦畲族和当地汉族一起，为建设家园作出不少贡献。但是，在漫长的旧社会里，乡村建设受到地理、经济、政治诸多因素的制约，一直十分落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极为关心畲族乡村建设，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扶持畲村与生产、生活相关的交通、饮水、照明用电等基础设施建设。1980～1989年的10年中，各级政府拨专款300多万元，加上部门支持和群众自筹，畲村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达1000万元以上，畲村面貌大有改观。
第一节 交通
古道
霞浦地处滨海丘陵，旧时交通不便，散布在深山僻壤的畲村，更为闭塞。村落之间通连相接的多是窄小、崎岖的泥土路或碎石路，有些只容一人行走的羊肠小道，沿着山脊延伸，路侧峭壁千寻，崖下幽洞百丈，行人“讲话听得见，相碰要半天”，肩挑背负倍加艰难。乡际、县际大道，以至进省、晋京的“官道”，也不过是一两米宽的石块路或石板路，且多在崇山峻岭间蜿蜒，行人每叹行路难。
晋京、通省石道 民国《霞浦县志·交通志》载：“县治，东至海60里，南至福州府545里，西至建宁府856里，北至浙江温州府590里，至北京6677里。”晋京之道，自县城“出东门，至横山鼻10里，至天台岭20里，至石门坑（水门）40里，至武坪50里，至半岭60里，至杨家溪70里，至钱大王80里，至龙亭90里，至下六都（后山）100里，至牙城105里”。“通福鼎、浙江而达北京”。进省之道，自县城“出西门，至石浿塘10里，上杨梅岭，至二铺塘20里，至碗窑塘30里，至盐田40里”。“过盐田渡，交宁德县界”，“通本省省会”。
县际石道 通福安：崇儒经岚下、九龙坑、笕下、至福安、松罗20公里；盐田经西胜，至福安松罗12.5公里；盐田经西胜上峰，至福安茶洋10公里；柏洋经谢墩，至福安茶洋7.5公里：柏洋经凤洋，至福安南溪10公里。通福鼎：牙城经下六都，至福鼎东家洋10公里；牙城经斗门头，至福鼎硖门10公里，牙城经梅花，至福鼎中谷5公里，水门经百笕、承天、小竹湾，至福鼎仙蒲22.5公里：水门经武坪、桥头，分别至福鼎吴洋、赤县各12.5公里。通柘荣：柏洋经岔门头、阮洋，至柘荣倒流溪5公里。
乡际石道 以县城为中心，主要有5条。1．至崇儒、柏洋：出西关，上罡溪岭，经岭头鸡角衕（半路张）、卢家墩（溪边）、路口、墓庄（新村），至崇儒15公里，经岚下、樟桥、横江、林洋，至柏洋40公里。此为“西路”干线。由此线路口折西，至盐田杯溪17.5公里，由杯溪至柳溪，接通霞浦至福安县城大道，全程60公里。40年代，为霞浦通往福安、寿宁等内地的主要道路。另由此线下道弯，经观音亭、泥勃头、上望海岭，即通柘荣县境。2．至牙城、三沙：出东关，经瓜岭、青岙、下赤壁岭，至陇头20公里，上牛带岭，过三十六〓，经院后、田头洋，渡七都港，乌岐上岸，至牙城35公里。由此线经陇头，小皓、古桶、虞公亭，至三沙30公里。此线仅次经水门之晋京官道，亦为“东路”干线。3，至溪南：出西南，经玉坛、普宫，上水浦岭，至马洋10公里，经鲤鱼山、柴秤坪、葛藤湾，至水潮20公里，经厚首、半月里，至溪南30公里。此为“小南”干线。由溪南港乘船至宁德飞鸾，接通省城官道。故此线，古称“霞浦大道”。4．至沙江：出南门，上州前岭，经小沙，大沙、长沙，至沙塘10公里，经南屏，至沙江15公里。此为“南路”干线。由沙江、西经梅洋、小马、水潮，接通“小南”大道；东经涵江、渔洋，则接通“大南”大道。5．至长春、下浒、北壁：由上路沙塘分支，上渔洋岭，经渔洋、武曲、传胪，至长春25公里；经长溪、埕坞、黄沙、三州、赤壁、柏溪，至下浒45公里；至北壁55公里。此为“大南”干线。
这些古道大多己被公路所取代，而有的路段，在一些僻远地区，至今还在使用。
公路
1956年4月15日，霞浦第一条公路——霞浦至溪柄公路通车，途经二铺，并设停靠站。从此霞浦畲村公路建设开始了零的突破。1958年，霞浦至柏洋公路通车，沿途经过的溪边、新村、霞坪等畲村都设了班车停靠点。60年代初，霞闾公路建成通车，法华畲村也设了班车停靠点。70年代起，霞浦各畲村掀起筑路高潮，这时期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体制，修路采取国家出钱、群众出工的办法，修路工记在生产队的义务工内，虽然分红很低（一天多则值0.8元，少则只值0.12元钱），但群众热情很高，自带午饭、工具，逢山开路，遇水造桥，先后修通了柳溪至西胜、水门至大浿、杨梅岭至马洋、水潮至大坪、城关至墓斗、沙塘里至大墓里、高盘至茶岗等公路。1985年，省计委、交通厅又按以工代赈项目下达修筑了郑澳至下青山、卢家墩至岭头、墓斗至马洋、里洋至半岭等公路。
柳溪——西胜
县际四级公路，自福安松罗乡的柳溪分支，往行路湾、竹栏下达西胜村，长5公里，霞浦境内3.7公里，路基宽4.5～6.5米，路面宽3～3.8米，最大纵坡9％，建石桥一座15米。1978年动工，1982年完工。西胜是畲族聚居村，又是老区基点村，全县21个老区基点村，西胜就有8个，1934年闽东红军独立团在这里成立。该村的木材、毛竹资源丰富。全县70％的商品竹来自这里。该线通车后，每天往返县城一次班车，各种货车经常来往，对发展山区经济、方便群众生活、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和商品流通都起了重要作用。
水门——大浿
从霞鼎线公路的水门乡政府所在地分支，往茶厂、下徐至大浿，长5公里，按四级技术标准施工，路基宽4.5～5米。1977年动工，1978年完工，可通拖拉机。大浿是水门乡重要林区之一，国营上洋林区大量木材从这里通过。
杨梅岭——马洋
国营杨梅岭林场专用公路。从林场场部起往勇山、柴秤坪到马洋，长20.2公里，按等外技术标准施工，路基宽6米。1981年竣工，可通汽车。
盐田——南塘
从溪古线公路上的盐田乡政府所在地分支，经八斗、鹅湾、郑澳达南塘，长10公里，四级技术标准施工，路基宽6～6.5米。1980年建成，1984年续建。县客运班车每天往返。闽东著名的“青皎农民暴动”就在这一地区。青皎是盐田乡的重要产粮区，该线通车后，对方便群众生活、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水潮——大坪
从水潮村分支，往大坪水库至大坪村，通往坡头方向，长5公里，按四级标准施工，路基宽6～7.5米。1978年建成。通公共客车；大坪自然村周围的南门头、金加洋、黄土企、北山等自然村均为畲村，畲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50％以上，故大坪为畲族行政村。
城关——葛斗
从县城南关霞闾线（新标志沙塘至闾峡公路50km+430m）分支，经葫卢门、字堂里到达墓斗村，长7.8公里，1980年按等外技术准备施工。1984年竣工。可通汽车，有私人小型客车往返县城。墓斗是城关重要禽蛋、蔬菜生产基地，该线通车，对丰富城关副食品市场起着重要作用。墓斗一浿瀑布是旅游风景点之一，常有游客观光。
芹头——白露
坑从溪南芹头村分支，直至白露坑，长3.5公里，按等外公路技术施工，路基宽3～5米。1979年动工，1980年完工。可通拖拉机。
沙塘里——大墓里
霞闾线公路的沙塘里村西500米处分支，经大校村到达大墓里，长4公里，等外技术标准施工，路基宽4米，路面宽3米。采取民办公助形式建成，国家投资1.5万元。1979年完工。可通小型拖拉机。
高盘——茶岗
从霞鼎线公路（新标志沙埕至吕峡线132km+127m处）分支，经帮家垄至茶岗村委会（浦后店），长2.5公里，等外技术标准施工，路基宽4-6,5米，路面宽3.5～4米。1974年动工，1976年完工，1978年重修，加宽部分路面，拉直弯道降低坡度。可通汽车。
郑澳——下青山
从盐田至南塘公路的郑澳村分支，经尤澳达下青山，长3公里，路基宽6米，路面宽4米。1985年省计要按以工代赈项目下达建成。1988年峻工。可通汽车。
卢家墩——岭头
从霞柏公路的卢家墩村分支，经溪边、洋尾兰、占潭达梨坪湾，长7.5公里，路基宽6.5米，路面宽4米。1985年省计委按以工代赈项目下达修建。1986年动工，1989年完工。可通拖拉机。
墓斗——马洋
从墓斗村的岭尾自然村起，直至马洋村，长12公里，路面宽4米。1985年省计委按以工代赈项目下达修建。1987年动工，因资金缺口，工程未扫尾。不能通车。
里洋——半岭
从东风岔至承天公路的里洋村分支，直至半岭大路下自然村，长4公里，路基宽4米，采取民办公助形式建成。1979年完工，1985年省计委又按以工代赈项目下达重修，加宽路面，拉直弯道。重修后路基宽6米，路面宽4米，可通汽车。该村畲族观音亭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年元宵节，霞浦、福安、福鼎等县畲族歌手云集此亭对歌，附近汉族青年也来助兴，人数多达几千人。
乡村大道
乡村大道，亦叫手扶拖拉机道，指路面较窄、施工技术较简单的机械化耕作道路。畲村机耕道由交通部门测量（地形不复杂的则群众自己土法上马设计），村级自行组织施工建成。政府部门只补贴少量炸药钱和技术工费用，而且不要国家支付养路费用。这种路施工技术及路况不及国家修的路，但很适应畲村小且分散等特点。有了乡村大道后，过去许多靠人扛肩挑的货物，都可用小型运输工具搬运了，大大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畲民对这种道路很感兴趣，每逢台风、大雨过后，就立即抢修填补，各家有兴动土木之事，必主动检查道路，以便货物安全畅通。因此，全县除地形复杂、劳力又不足的地方，多修有此大道。
水路
霞浦畲族多住山区、半山区，水路运输并不多，全县只有二坑、瓮里、牛角湾、盘前等4村有民间班船航行，载客运货。航行时间每日依潮水而定，涨潮而行，照潮类推，群众均能遵守潮水时间。但船小，通常只行2～8吨的机帆船。设备简陋，不建码头，选择便于停靠的岸边当码头，旅客上下，货物装卸极不方便，但仍是4村主要的交通运输手段。其航程及航线
二坑——牙城 约1.5海里，每日通航。
瓮里——台江 约2海里，固定班船，先步行至关门乘搭。
牛角湾——下浒塘 约7海里，每日通航。
盘前——下浒塘 约6海里，每日通航。
第二节 水电设施
饮水设施
畲族乡村人畜饮用水源丰富，到处可取，但卫生用水条件差。用水来源主要是：1，挖井取水。根据地形，全村打一口井，1米到数米深，并口不盖，不设公共取水用具。村庄附近有泉水的地方，多打有水井。2，竹笕引水。取胳膊粗的毛竹，破成两半（有的不破，打通竹节），连接起来，把几百米外的山水引到村里分流各户，流入水缸，有的是一户一家一条水笕引水，认为便于管理。有毛竹的地方多用这种办法，全县畲村较普遍。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地方，只好在就近田间挖一窟穴积水或挑溪水，略加沉淀就食用，很不卫生，发病率也高。
20世纪50年代起，人民政府一方面积极防治疾病，一方面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善环境卫生。进入80年代，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把解决饮水不卫生和困难问题的“水改”工作，作为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项内容。畲村开始安装自来水，其做法是选择高于村庄的合格水源，建起蓄水池，用镀锌管或塑料管把水引到村里，在各户装上水龙头即可，方法简单，一次投资，自由饮用，不缴水费，很方便。安装自来水的资金来源多是政府补助一点，部门支持一点，群众自筹一点的办法解决。到1989年止，全县有80个畲村安装了自来水。
电力设施
畲村用电，主要是生活、照明用电，少数地方有生产用电，如碾米和茶叶加工等。
20世纪50年代前，畲族人民照明主要用松香、竹篾囊、菸骨（菸茎杆）、麻杆等。松香取之松树。竹篾囊即毛竹破成竹篾后，将最里层（下脚料）投入水中浸泡月余，脱脂晒干，即可点火。菸骨、麻杆也是照此办法脱脂晒干后使用，故户户有压火种习惯。
新中国成立后，畲族地区普遍使用煤油。
70年代初，畲族开始兴建小型水力发电站。据调查统计，至1980年全县畲族地区共建小水电站14座，装机容量316瓩。分布如左图。至1982年，全县畲族地区共建火力发电站19座，装机容量49瓩，分布如下：
全县7000多人用上电灯照明。群众办电积极性提高后，有的地方不顾客观条件，盲目上马，造成浪费。如崇儒笕下行政村，在碑坑建一水力发电站，因交通不便，工程造价高，村领导又没经验，1981年动工，一直不能完工，造成损失14万多元。
80年代起，随着工农业发展，用电量增加，原来的小型电站不能满足需要，且森林砍伐，枯水期增长，发电量越来越少，畲村开始架设高压输电线路，由县电力公司统一供电。原有的小电站，黄土企水电站继续使用，青岙和二洋里水电站并入县电网，其余全部停止发电。到1989年底，由县电力公司统一供电的畲族行政村有：二铺、南塘、瓦窑头、新村、溪坪、霞坪、上水、茶岗、大浿、青福、墓斗、马洋、岭头、大墓里、大坪、白露坑、法华、四斗等18个。这些行政村中所属自然村多数通电。以乡镇为单位统计，全部用上电灯的有：松城镇畲族1100多人，州洋乡畲族6600多人，（除八斗浿村400人外），崇儒乡畲族4200多人（除笕下村260多人），沙江镇4000多人（除青甲垄、油麻园220人，坑后门108人，粪箕湾55人），下浒镇1037人（除齐济兰110多人），长春乡1600人（除罗汉坪260人，长坑160人），盐田乡6100多人（除西胜1100人、吴家洋、凤尾洋330人），水门乡4100多人（除半岭村451人，长湖村355人）。牙城、三沙两镇通电地方较少，北壁乡畲族1300多人全部未用上电。10年间累计有31000人用上电占总人口的77.9％，平均每户年用电量为100瓩左右。电的普及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电饭煲、电冰箱等中高档电器商品亦随之进入农村畲家，新婚夫妇家庭多有这些用品。据马洋村1986年统计，全村有电视机（黑白）106台、收录机110台、洗衣机4台。
1986年，县能源办公室还帮助下岐山、竹园、大墓里三村兴建沼气，各户建一沼气池，将人粪、猪粪、牛粪流入池中，经发酵产沼气，供照明燃烧，既解决了能源紧缺问题，又净化了环境卫生，一举两得。群众热情很高，下岐山村63户中就有58户建沼气，竹园村14户有10户建沼气，198年后因零件供应短缺陆续停用或损坏。
第三节 公共建筑
祠堂 宫庙 祠堂 同一姓较大的村，多有祠堂。一姓同一祖宗为一祠堂，是畲族内部划分血缘远近的一种体现。祠堂面积一般在100～300平方米，单层砖木结构瓦房，古朴庄严，是村中较为雄伟壮观的建筑。村小则没有祠堂。20世纪50年代后，祠堂无公产，年久失修，多数损坏，仅存下的少数祠堂，已成为村的一种古建筑物。牛胶岭、白露坑、上水、鲤鱼山、墙围里等村经整修后利用作会场，既是祠堂又是会场。
宫庙为宗教信仰活动场所，霞浦民有多神信仰，故畲村宫庙较多，每村都有。其中，建筑规模较大的寺有10个。
宫庙 通常建在村里的显要位置，鲤鱼山村有3座宫庙，总建筑面积约70多平方米，单层砖木瓦房，其中一座近40平方米，建在村头溪边，一座20多平方米，建在村溪尾出水口；一座近10平方米，建在村后山顶上。
小村至少有一处土地庙，畲民称“土地土地，满山都是”。意思是土地庙随处可建。北壁宫兜畲村，因宫庙大，村在官旁，而名宫兜。较大的宫庙都搭有戏台，进大门即戏台，大门对面塑有各种神态各异的菩萨，官殿落成时要请戏班为菩萨祭台。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科学文化的普及，宗教信仰有所变化。多数祠堂、宫庙当作会场，或祠堂、官庙、会场溶为一体，成为群众集会娱乐的公共场所。
会场
60年代起，人口较多的畲村陆续兴建会场，建筑面积为200～400多平方米，均为单层砖木瓦房，正厅建有戏台，演戏开会可容纳2000人（无座位）。海边、瓦窑头、墙围里、洋边、上水、梨坪湾、下岐山、南门山、白露坑、茶岗等村有会场。
知青点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畲村，在畲村建起一批供知识青年食宿的用房，称“知青点”。知青点房屋均为双层砖木结构瓦房，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左右。1973年起，知识青年陆续回城，其房屋也是畲村规模较大的公共建筑物。知青点分布在石浿墩、牛胶岭、外墓斗、霞山、上水、茶岗、瓦窑头、兰田湾等8个畲村。
民族招待所
1957年1月，霞浦县召开全县少数民族座谈会。会上，畲族代表要求设立一个民族招待所，以方便畲民进城住宿。上报后，福安专署同意设立。县人委会将县城中心县北街73号的一座旧木房改建成民族招待所，同年4月开始修缮。整修后共有客房7间，床位25个，配备一名专职招待人员。由县民政局主管领导，属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
1970年，因财经管理不善，停业整顿。
1972年9月重新恢复，但窄小、简陋，无食堂、浴室、厕所，房子破旧、漏雨，且有倒塌危险，旅客意见纷纷。
1976年，经县革委会研究，同意另外择地兴建，并确定民族招待所由集体所有制升为国营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列入编制计划，派一名畲族脱产干部具体负责管理。同年4月19日，县革委会向上行文要求拨款修建。
1977年1月，破土动工，由县建筑工程公司承建；1979年9月竣工。新建后的民族招待所，位于县城北共青路西北角3号。占地面积1.65亩，建筑面积1405平方米，由住宿楼、食堂、厕所构成。住宿楼1175平方米，为三层半钢筋混凝土平台房，共有客房50间，床位110个，会议室3间。食堂230平方米，单层钢筋混凝土平台房。厕所12平方米。工程总造价12万元。
村委会（大队部）
70年代起，全县有15个畲族村建立了办公地点，即办公用房，亦叫大队部。大队部是该村政治、经济活动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