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第四节 山民会馆
内容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福建提刑按察使司“向山民劝改妆束”的《告示》，发到福宁府，各地“山民”代表（多为族长，或其他头面人物），陆续前来领取。当时城里没有畲族专门客栈，代表多感不便，因而动议集资建馆。经分头筹集，第二年在西门外校场头，买下四〓瓦房一座，依照《告示》中“山民”之谓，并仿照当时颇为盛行的“会馆”之称，名为“福宁山民会馆”。专门接待畲族宗人（住宿免费，伙食自办），并在厅堂设神牌，偶有祭祀活动。
民国元年（1912），“霞浦县西附城区乡农会”成立，会址设在会馆内。这是当时唯一以“山民”为主体的团体，会馆逐渐成为一方“山民”联络议事之所。时因民国初建，地方建制未健全，新规无循，旧矩难蹈，各地民事纠纷迭起。常在会馆聚会的各地头面人物，倡议把会馆办成真正的同族性团体，对内加强本族团结与联系，对外维护本族利益，作为本民族凝聚与依靠的力量。于民国2年（1913）春节期间，公举霞浦岚青的雷天何（有传）牵头负责，西附城的蓝齐业、蓝萼芬（乡农会正、副会长），田岗的蓝起斌（嘉斌）、白露坑的钟学吉（有传）、宁德的蓝鸿庚，福安的钟××，福鼎的蓝××等为董事。此举得到浙江云和名绅蓝宝成（韶九。清末恩贡、教渝，民初县参议长）的赞同，于次年推荐其刚从浙江政法学校毕业的次子蓝文蔚（喜庚）来霞浦，参与办理有关事务。
蓝文蔚认为以“山民”名称稍嫌土俗，依其谐音改“三民”，意为帝喾高辛所赐之盘、蓝、雷三姓之民（钟、李、吴均入赘婿姓。或谓指畲族实际的蓝、雷、钟三大姓）。旋又嫌此与民国“三民主义”之称混同，而改为“三明”——其音仍与“山民”相谐，意则以日、月、星（或为福、禄、寿）三星高照，有纳吉呈祥之“彩头”，遂定名为“福宁三明会馆”，简称“三明会馆”。
当时，废科举、兴学堂，但畲民上学多受刁难，浙江泰顺、景宁等处，均发生不准畲族学生入学的较大事件。泰顺畲民经蓝宝成介绍，来到会馆请求帮助，蓝文蔚便以“福宁三明会馆”董事律师名义，直接到泰顺起诉，顺利打赢这场官司。影响所及，景宁畲民入学官司亦获胜诉，畲族生员入学问题得到解决，山民会馆声望亦随之震扬闽浙畲区。
一时，许多畲族宗人纷纷要求加入会馆。至民国5年（1916）左右，有霞浦、福安、宁德、福鼎、寿宁、罗源、连江、闽侯、泰顺、平阳等10县，蓝、雷、钟、李、吴诸姓2000余人（户），先后成为会员。每户鸠金数角、数元不等，计集银元1000多元，谷物、食品等相当数量。“福宁三明会馆”便成为闽东以至浙南畲族主要聚居区畲族民间社会公益团体。
民国8年（1919）8月，仰仗名绅王邦怀（瑾卿、俊民。民初县知事、省咨议会员）帮助，购买下北社乘驷后境（今松城镇旗下街3号）的砖木结构六〓大瓦房一座（分前后二进，占地面积近700平方米）。经修整，前落大厅作为祭祀及重要聚会场所，中庭设大型神龛，安置从罗源大浿头祖祠分灵的木雕涂金大型神牌（“总牌”、“龙头牌”）。上端雕刻似龙非龙之首，正中刻“敕封盘护忠勇王神位”。柱上悬挂金字漆板楹联：“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敕赐名垂后裔皇孙王子免差徭”。大厅两侧壁间大书：“盘蓝雷钟李吴”。前后落廊庑的其他房间多装修作为客间。门额大书：“福宁三明会馆”（蓝文蔚题）。此后，会馆真正成为一方畲族联谊及公共活动的中心场所。
民国9年（1920）春节，霞浦西乡（含今柘荣）、南乡、东乡、附城区以及福安、宁德、福鼎、寿宁、罗源、连江、闽侯、泰顺、平阳、云和、景宁等县均派代表前来聚会，并参加祭祖等活动。祭祖活动极为隆重，由雷天何等董事及各处族长轮流主持，连日分批举行。自此，祭祖成了会馆的一大要事，每年春节必有大祭，清明、七月半亦多有举祭。
会馆董事，只有蓝文蔚长期驻馆，其他虽不常驻，则都为“山民”义务服务。族内纠纷，以“都是自己人”调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外则为“山民”做主，代写诉状、代打官司，维护本民族权益。如福鼎浮柳村，畲汉蓝、高二姓发生山林产权纠纷，会馆出面干预，使蓝姓畲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霞浦南乡多起畲汉海埕纠纷，皆由会馆出面而得到解决。
驻会馆的，多是来霞浦办事或做生意往来的宗人，仍按老规矩，免费住宿、自办伙食。有几位来“福建省立第三中学”（闽东第一学府，原“福宁中学堂”，今霞浦一中）就读的外地畲族学生，常年寄宿。亦有个别无家可归的单身汉，在此落脚谋生。
山民会馆建立以来，各地宗人不时在此聚会，沟通信息，商洽兴办学校、修建祠堂、架桥铺路和救灾扶危等公益慈善事业。当时会馆经费来自会员交缴捐献，比较充裕，尚能给一些项目以若干资助，个别宗人遭遇天灾人祸，亦可获此救济。
会馆还是优秀畲歌荟萃与流传的重要场所。董事之一的钟学吉，利用会馆提供的客观条件，收集素材，编写歌本，有“歌王”之誉，为优秀的民间文学艺术家。爱歌成风的宗人，住馆期间，亦以歌为乐，大量转抄。致使钟学吉以至白露坑的畲歌，在闽东、浙南等畲区广为流传。
民国15年（1926），发生一起畲汉人命官司，董事蓝起斌代理原告，向县衙提出上诉，董事蓝文蔚为“状师”。不料被告通过亲戚买通法医，加之毕业于福建政法学校的县知事郭荦，对蓝文蔚怀有成见，遂致原告败诉。蓝起斌以“诬告罪”反坐，被判处徒刑半年。蓝文蔚等极力上诉，亦无法挽回。山民会馆的威望为之骤减。
民国16年（1927）4月，陆军退伍排长林宝琦叛乱，占据县城，自称“自治军”，向地方索饷，山民会馆亦遭劫难，蓝文蔚等逃避出走，常驻会馆的雷新甫等亦全部走散，会馆关闭。不久，海军陆战队从宁德三都派兵来霞剿办，县城收复后，会馆被其占驻。数年后，海军陆战队撤离，山民会馆仍无法恢复活动。
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在县境内蓬勃兴起，农村土豪劣绅设立“民团”进行对抗，收捐派款，敲榨勒索，并配合国民党反动军队，向革命根据地疯狂“围剿”，进行惨无人道的“清乡”、“移民”，不少畲村首当其冲，加上高利贷者逼债，土匪的骚扰，大批畲民背井离乡，逃至山民会馆避难避债者，常达百余人，厨房不够，四处结石为灶。会馆成了“山民”避难所。民国26年（1937），原主持董事雷天何去世，会馆由其子春华（春芸）、其侄春生（春荪）继续管业。
40年代初，雷新甫等4户先后住进会馆前落，二户每年向春华、春生交租谷二担，后落的二户租谷减免。
民国35年（1946），闽东畲族宗人商议重兴山民会馆，推举霞浦蓝玉轩（原凤平镇镇长）、雷春华、雷春生、蓝兴元（西乡人，保长）、雷金发（福安籍，新甫之子，霞浦中学毕业生）、钟学通（福鼎长岗人）等为董事，并分头发动、募集资金、木材。当年11月，主持董事蓝玉轩向霞浦县政府提交《修建三明会馆》申请报告。业经县长刘仇签署，呈报福建省政府核准在案，成为经官方注册认定的“苗夷民族”（按当时《福建省统计年鉴》之称）“公益团体组织”。经局部修缮馆舍，添置床、椅等零星用具，会馆恢复了对宗人来城缮宿的接待及祭祖等活动，并在神龛增设“本民族抗战阵亡将士灵位”神主牌，追祀其英灵。蓝玉轩常住会馆，各董事亦时有聚会，共谋宗人利益。如法华畲民李春荣设网捕鱼，长春几个汉人说海里的鱼是汉人的，将其鱼网夺去，蓝玉轩等以团体名义，致函闾京镇镇长厉亦和，要求主持公道，终责成肇事者交还渔网，陪礼道款，保证不再重犯。
新中国成立后，山民会馆活动基本中止，其房产则由老住户雷新甫等代管使用。唯逢年过节，各地还有些宗人前来拜祖或访问。1966年，“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将会馆的“盘护忠勇王”等神牌焚烧，神龛、匾额、联板等亦被捣毁。会馆完全变成普通民房。现房屋尚存，前后两落还基本保留原有格局。
近年来，随着民族政策的实施、民族文化的弘扬，“福宁山民会馆”日益引起畲族同胞的关注，有关地区的宗人不断前来寻访、探问，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研究人员亦不时前来视察、调查。这次结合修志，郁田写了《福宁山民会馆调查报告》。
民国元年（1912），“霞浦县西附城区乡农会”成立，会址设在会馆内。这是当时唯一以“山民”为主体的团体，会馆逐渐成为一方“山民”联络议事之所。时因民国初建，地方建制未健全，新规无循，旧矩难蹈，各地民事纠纷迭起。常在会馆聚会的各地头面人物，倡议把会馆办成真正的同族性团体，对内加强本族团结与联系，对外维护本族利益，作为本民族凝聚与依靠的力量。于民国2年（1913）春节期间，公举霞浦岚青的雷天何（有传）牵头负责，西附城的蓝齐业、蓝萼芬（乡农会正、副会长），田岗的蓝起斌（嘉斌）、白露坑的钟学吉（有传）、宁德的蓝鸿庚，福安的钟××，福鼎的蓝××等为董事。此举得到浙江云和名绅蓝宝成（韶九。清末恩贡、教渝，民初县参议长）的赞同，于次年推荐其刚从浙江政法学校毕业的次子蓝文蔚（喜庚）来霞浦，参与办理有关事务。
蓝文蔚认为以“山民”名称稍嫌土俗，依其谐音改“三民”，意为帝喾高辛所赐之盘、蓝、雷三姓之民（钟、李、吴均入赘婿姓。或谓指畲族实际的蓝、雷、钟三大姓）。旋又嫌此与民国“三民主义”之称混同，而改为“三明”——其音仍与“山民”相谐，意则以日、月、星（或为福、禄、寿）三星高照，有纳吉呈祥之“彩头”，遂定名为“福宁三明会馆”，简称“三明会馆”。
当时，废科举、兴学堂，但畲民上学多受刁难，浙江泰顺、景宁等处，均发生不准畲族学生入学的较大事件。泰顺畲民经蓝宝成介绍，来到会馆请求帮助，蓝文蔚便以“福宁三明会馆”董事律师名义，直接到泰顺起诉，顺利打赢这场官司。影响所及，景宁畲民入学官司亦获胜诉，畲族生员入学问题得到解决，山民会馆声望亦随之震扬闽浙畲区。
一时，许多畲族宗人纷纷要求加入会馆。至民国5年（1916）左右，有霞浦、福安、宁德、福鼎、寿宁、罗源、连江、闽侯、泰顺、平阳等10县，蓝、雷、钟、李、吴诸姓2000余人（户），先后成为会员。每户鸠金数角、数元不等，计集银元1000多元，谷物、食品等相当数量。“福宁三明会馆”便成为闽东以至浙南畲族主要聚居区畲族民间社会公益团体。
民国8年（1919）8月，仰仗名绅王邦怀（瑾卿、俊民。民初县知事、省咨议会员）帮助，购买下北社乘驷后境（今松城镇旗下街3号）的砖木结构六〓大瓦房一座（分前后二进，占地面积近700平方米）。经修整，前落大厅作为祭祀及重要聚会场所，中庭设大型神龛，安置从罗源大浿头祖祠分灵的木雕涂金大型神牌（“总牌”、“龙头牌”）。上端雕刻似龙非龙之首，正中刻“敕封盘护忠勇王神位”。柱上悬挂金字漆板楹联：“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敕赐名垂后裔皇孙王子免差徭”。大厅两侧壁间大书：“盘蓝雷钟李吴”。前后落廊庑的其他房间多装修作为客间。门额大书：“福宁三明会馆”（蓝文蔚题）。此后，会馆真正成为一方畲族联谊及公共活动的中心场所。
民国9年（1920）春节，霞浦西乡（含今柘荣）、南乡、东乡、附城区以及福安、宁德、福鼎、寿宁、罗源、连江、闽侯、泰顺、平阳、云和、景宁等县均派代表前来聚会，并参加祭祖等活动。祭祖活动极为隆重，由雷天何等董事及各处族长轮流主持，连日分批举行。自此，祭祖成了会馆的一大要事，每年春节必有大祭，清明、七月半亦多有举祭。
会馆董事，只有蓝文蔚长期驻馆，其他虽不常驻，则都为“山民”义务服务。族内纠纷，以“都是自己人”调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外则为“山民”做主，代写诉状、代打官司，维护本民族权益。如福鼎浮柳村，畲汉蓝、高二姓发生山林产权纠纷，会馆出面干预，使蓝姓畲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霞浦南乡多起畲汉海埕纠纷，皆由会馆出面而得到解决。
驻会馆的，多是来霞浦办事或做生意往来的宗人，仍按老规矩，免费住宿、自办伙食。有几位来“福建省立第三中学”（闽东第一学府，原“福宁中学堂”，今霞浦一中）就读的外地畲族学生，常年寄宿。亦有个别无家可归的单身汉，在此落脚谋生。
山民会馆建立以来，各地宗人不时在此聚会，沟通信息，商洽兴办学校、修建祠堂、架桥铺路和救灾扶危等公益慈善事业。当时会馆经费来自会员交缴捐献，比较充裕，尚能给一些项目以若干资助，个别宗人遭遇天灾人祸，亦可获此救济。
会馆还是优秀畲歌荟萃与流传的重要场所。董事之一的钟学吉，利用会馆提供的客观条件，收集素材，编写歌本，有“歌王”之誉，为优秀的民间文学艺术家。爱歌成风的宗人，住馆期间，亦以歌为乐，大量转抄。致使钟学吉以至白露坑的畲歌，在闽东、浙南等畲区广为流传。
民国15年（1926），发生一起畲汉人命官司，董事蓝起斌代理原告，向县衙提出上诉，董事蓝文蔚为“状师”。不料被告通过亲戚买通法医，加之毕业于福建政法学校的县知事郭荦，对蓝文蔚怀有成见，遂致原告败诉。蓝起斌以“诬告罪”反坐，被判处徒刑半年。蓝文蔚等极力上诉，亦无法挽回。山民会馆的威望为之骤减。
民国16年（1927）4月，陆军退伍排长林宝琦叛乱，占据县城，自称“自治军”，向地方索饷，山民会馆亦遭劫难，蓝文蔚等逃避出走，常驻会馆的雷新甫等亦全部走散，会馆关闭。不久，海军陆战队从宁德三都派兵来霞剿办，县城收复后，会馆被其占驻。数年后，海军陆战队撤离，山民会馆仍无法恢复活动。
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在县境内蓬勃兴起，农村土豪劣绅设立“民团”进行对抗，收捐派款，敲榨勒索，并配合国民党反动军队，向革命根据地疯狂“围剿”，进行惨无人道的“清乡”、“移民”，不少畲村首当其冲，加上高利贷者逼债，土匪的骚扰，大批畲民背井离乡，逃至山民会馆避难避债者，常达百余人，厨房不够，四处结石为灶。会馆成了“山民”避难所。民国26年（1937），原主持董事雷天何去世，会馆由其子春华（春芸）、其侄春生（春荪）继续管业。
40年代初，雷新甫等4户先后住进会馆前落，二户每年向春华、春生交租谷二担，后落的二户租谷减免。
民国35年（1946），闽东畲族宗人商议重兴山民会馆，推举霞浦蓝玉轩（原凤平镇镇长）、雷春华、雷春生、蓝兴元（西乡人，保长）、雷金发（福安籍，新甫之子，霞浦中学毕业生）、钟学通（福鼎长岗人）等为董事，并分头发动、募集资金、木材。当年11月，主持董事蓝玉轩向霞浦县政府提交《修建三明会馆》申请报告。业经县长刘仇签署，呈报福建省政府核准在案，成为经官方注册认定的“苗夷民族”（按当时《福建省统计年鉴》之称）“公益团体组织”。经局部修缮馆舍，添置床、椅等零星用具，会馆恢复了对宗人来城缮宿的接待及祭祖等活动，并在神龛增设“本民族抗战阵亡将士灵位”神主牌，追祀其英灵。蓝玉轩常住会馆，各董事亦时有聚会，共谋宗人利益。如法华畲民李春荣设网捕鱼，长春几个汉人说海里的鱼是汉人的，将其鱼网夺去，蓝玉轩等以团体名义，致函闾京镇镇长厉亦和，要求主持公道，终责成肇事者交还渔网，陪礼道款，保证不再重犯。
新中国成立后，山民会馆活动基本中止，其房产则由老住户雷新甫等代管使用。唯逢年过节，各地还有些宗人前来拜祖或访问。1966年，“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将会馆的“盘护忠勇王”等神牌焚烧，神龛、匾额、联板等亦被捣毁。会馆完全变成普通民房。现房屋尚存，前后两落还基本保留原有格局。
近年来，随着民族政策的实施、民族文化的弘扬，“福宁山民会馆”日益引起畲族同胞的关注，有关地区的宗人不断前来寻访、探问，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研究人员亦不时前来视察、调查。这次结合修志，郁田写了《福宁山民会馆调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