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交通闭塞的宁德，也势不可免地受到资本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宁德的60余处近现代史迹，展示了这一地区百余年来各民族的苦难和斗争的风云，凝聚着人民大众在历史前进中付出的艰辛。
  1861年，人民抗清斗争的烈火燃遍了宁川大地。谢公达率领的金钱会起义军奇袭福鼎分水关大获全胜，杀死烽火营外围张振彪等清兵近百名，此外遗存的“百名忠烈大冢碑”是义军攻占北部的实证。福鼎、霞浦的众多碑石，记载着金钱会组织在宁德境内的金钱会分部红布会起义及艰苦征战的轨迹，也记载着起义军失败后遭统治者惨绝人寰的屠杀的史实。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外国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还二亿多两白银的赔款，清政府在三都澳设福海关。关税主权被操纵在外国人手里，内设有税务司1员，长期由英国人担任。由于当时外国掌握海关大权，控制投资，包揽词讼，因而骄横跋扈，欺压百姓。随后，美国、英国、法国等13个国家的20家公司在三都澳设立子公司和商行。现岛上还遗留有福海关旧址、西班牙教堂、英国修道院、德国洋行等西方风格的建筑。至今保留在我市境内的有“育婴堂”、“万童坑”、“民族英灵墓”，见证了外国列强在宁德的统治。
  宁德各族人民对外国列强的“炮舰政策”的侵略和统治决不屈服。1895年，斋民在刘祥兴率领下共有300余人手持刀枪，高举“除番救主”义旗，杀奔古田花山，杀死英美传教士11人，并放火烧了教堂和别墅，这就是名闻全省的“古田教案”即“花山教案”，如今教堂遗址仍存。位于霞浦县东冲口的“国货救国”石刻唤醒国人保护民族工业，抵制外国势力的侵略。东冲口自清初至民国为交通要塞，商贾船只长年不绝，外国势力进犯我国后，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买办在此设立关卡，外货充塞国内，具有爱国主义感的吴光茂不愿为他们收关税而经常遭受凌辱，在海岸岩石上，他亲书凿刻了“国货救国”四字，记下了宁德人民拯救祖国的史迹。
  辛亥革命前后，以朱腾芬、周忠魁、黄树荣等人为首的一批宁德爱国人士，为了富国图强，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民主自由，加入同盟会英勇奋斗。如今存有周忠魁和黄树荣故居，周忠魁墓及其活动史迹。此外，还有勇于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林振翰，是最早把世界语经汉译后介绍到我国的学者，如今其具有特色的墓在蕉城北郊保存完好。
  清代末年，经济落后的宁德，也历尽艰难，加入了工业近代化的进程。此时蕉城碗窑村的瓷窑增至30多座，年产碗120万只，远销全国各地。还有制糖、造纸、卷烟、樟脑油工业迅速发展，境内保留有部分旧址。霞浦大清邮政局、蕉城三都澳邮政局旧址，则是宁德近代通讯事业开端的标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境内各界群众在进步青年、学生的影响下，掀起反帝爱国斗争激烈。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宁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由此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一批在外地求学的宁德籍进步学生，接受了新的思想，陆续返回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为中国共产党闽东地方组织成立奠定了基础。霞浦的省立三中和福安的紫阳小学、后垅宫、宾贤宫以及穆阳同文小学，都是中共早期地下活动的基地。至1931年春，福安、宁德、福鼎等县都已建立起中共党组织。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农民协会遍布9个县，如今还保留了部分县委机关及农民协会旧址和活动史迹。
  随着“五抗”斗争的深入，国民党当局和地主豪绅加紧对革命的武装镇压，农民运动时起时落。面对这种形势，中共福州市委先后派邓子恢、陶铸、叶飞、曾志相继到闽东指导农运工作，开展武装斗争。福安“步兜里会议”旧址和“兰田暴动”、“霍童暴动”石碑留下了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创造出闽东新苏区的史迹；狮峰寺中的“红带会成立纪念堂”则记下了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武装——红带会“红带处处飘，号角震天响”。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福安中心县委及时把握这一有利时机，举行全区性武装暴动，取得成功。随后成立了闽东苏维埃，下辖有6个县42个区苏维埃政府，不久中共同闽东特委也成立。在福安柏柱洋，依然完好地保留着中共闽东特委、闽东苏维埃政府、共青团闽东特委和闽东妇女工作团、晒日山等旧址。在霞浦柏洋村、福鼎南往宫、寿宁岗垄、蕉城桃花溪，保存着中共闽东特委霞鼎、鼎平、福寿、宁屏古田四个办事处旧址和红军活动史迹。
  闽东成为全国土地革命时期18块根据地之一。彭家山和化蛟的战场遗迹，把人们带回到1934年春闽东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硝烟之中。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纠集重兵对闽东苏区实行大规模“清剿”，全区转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屏南林前、柘荣东狮山、福安竹洲山“红军洞”旧址反映红军与敌人周旋，进行顽强斗争的史迹；百丈岩战斗遗址反映九名战士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弹尽援绝，纵身跳崖的悲壮史实。
  1937年春，闽东特委终于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经范式人多次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终于达成“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1938年1月，独立师1300余人集结于屏南棠口，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并在蕉城设立留守处。2月，挥师北上，奔赴抗日前线。霍童文昌阁、蕉城天后宫留下了国共谈判旧址纪念碑，屏南棠口耸立北上抗日纪念碑，新四军留守处即林氏宗祠仍然保存在蕉城碧山。
  这时期，闽东畲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畲族人民还要遭受民族歧视和其他痛苦。正像他们所说的：“无田地、无钱财、无势力、无笔头。”绝大多数畲民过着：“野菜作粮草，生姜当油炒，竹篾当灯点，火笼当棉袄”的饥寒交迫、血泪交流的悲惨生活。正是由于畲族人民苦大仇深，穷则思变，一心向往解放，革命愿望最强烈，所以他们具有革命的迫切性。由于他们迫切要求革命，在斗争中，表现出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不变心、不屈服、不怕流血、不怕砍头。因此，他们具有革命的坚定性。正由于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们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红旗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他们就具有这种革命的彻底性；又由于他们长期经受民族压迫，到处受人歧视，民族苦、阶级恨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在斗争中的团结性。再由于他们长期居住在深山僻岭，具有民族自卫精神。因而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就具有革命的保密性。以叶飞同志的话来说是：“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斗争中，畲族的作用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最困难的一九三五年至三七年，对党支持最大。”这就是闽东畲族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所表现的独具特点。因此革命史迹遍布畲族地区，如今保存下来的红军洞、后方医院、会议旧址、印刷厂旧址等，都是这一历史时期惨烈斗争的见证。它们默默地向后人叙述那峥嵘岁月的往事，显现宁德人民的坚贞不屈，昭示新中国的来之不易。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攫取胜利果实，发动了全面内战。1946年11月，中共福建省委在古田等地召开代表会议，决定改福建省委为闽浙赣区党委，扩大武装力量，不断打击敌人。中共福建省代表会议会址纪念碑屹立在古田塔山上。如今保存下来的还有赛岐天主教堂、屏南双溪、福鼎嵛山岛、三都岛战役遗址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3师机关旧址，谱写了闽东人民游击队与南下大军转战宁川大地的艰苦篇章。这些遗迹于2007年被确认为文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