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一、讲学概况
  朱熹（1130—1200），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出生于南剑尤溪（今福建尤溪），卒于建阳（今福建建阳）。14岁时，父朱松去世，他迁居崇安，受教于武夷三子胡宪、刘勉之、刘子翚。19岁时考中进士，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是泉州同安县主簿，此后历任多种职务。进士及第后的50年中，他实际任职仅9年，在朝廷侍讲仅40余日。他的大部分生涯在福建度过。生于斯，长于斯，其理学思想体系也主要形成于福建。作为理学家、教育家，他兴办书院，传经授学，在福建培养了众多的理学门徒。他既受到福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熏陶，又丰富、扩充了福建的地域文化。作为文学家，他在福建创作了大量诗文。他的诗作多达1500首，其中大部分是寓闽时的作品。因而，研究朱熹与福建文化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命题。
  朱熹不仅足迹遍布闽北大地，而且到过莆田、漳州、泉州，还曾游留福州、古田。他在古田时间虽短，却为古田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有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梳理：其一，游学古田的时间。清·乾隆版及1997年中华书局版《古田县志》对朱子在古田的活动，均有记载。乾隆版云：“庆元间，韩侂胄禁伪学，迁居古田。”“晦翁朱子避地至此，始拓其宇，曰‘溪山第一’。”中华书局版云：庆元三年（1197年），朱子“避难古田，先后在城乡书院讲学”。这离他去世的庆元六年（1200年），仅三年时间。朱熹何时离开古田，文献未予记述。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其晚年在仕途和理学遭受极其沉重打击的情况下来古田的。
  朱熹在宋光宗绍兴五年（1194年）65岁时因斥责权臣韩侂胄旋被免职。庆元二年（1196年），韩侂胄发动了反对道学的斗争，称道学为“伪学”，进而列其为“逆党”。当时，监察御史沈继祖诬告朱熹犯有十罪，有人上书乞斩朱熹。庆元四年（1198年）朝廷制定《伪学逆党籍》，朱熹赫然列名其中，其生命与理学面临巨大危险，但他坦然视之，离沧州精舍，入古讲学，不改初衷，并无畏惧。束景南《朱子大传》①云：“事实上整个庆元党禁期间，朱熹离开建阳外出仅一次，那就是庆元三年八月黄干丁忧时他曾到顺昌去吊丧。”这与《古田县志》记载有严重出入，不知束著凭何论定。
  其二，入古路线。当时，古田通往外地的古道与朱熹入古有关者，有三条：一是福延路。该路全长231公里，自福州西门起，沿闽江北岸西上至延平（今南平市），途经闽侯、闽清二县。由闽清县牛头塘入古田县境，经水口、莪洋、谷口、黄田等与南平相接。古田县境内路段60公里，路宽1.5—2米，路面用块石或卵石铺砌。宋宣和六年（1124年），设嵩溪、华亭（今黄田）二驿。二是福瓯路。该路全长240公里，自福州北门起，经闽侯大湖、雪峰，由闽清县渡塘入古田境，经常洋、横洋、大桥、沽洋，至东门头搭船过渡到对岸的溪山书院，出北门经黄柏口、苏墩、凤埔、峦垅、官亭、西溪、洗马池、旧镇，出筹岭隘入建瓯境。古田县境内路段105公里，路宽1—1.5米，路面用石块或卵石铺砌。三是古宁路。该路全长95公里，起自县治，出东门过渡，经金鸡岭、大桥、公馆、吉洋、西洋、鹤塘、杉洋、宝桥、大甲等地，出境接宁德界。古田县境内路段65公里②。
  朱熹入古，估计取道福瓯路，从建阳境出发，经旧镇、洗马池、西溪、官亭、峦垅、凤埔、苏墩、黄柏口，至县治东北溪山。也可能取道福延路，从延平入谷口，再经谷口至县治古道，到达县治。离开古田，也只能走这两条路线中之一条。能否经考证，确定朱熹入古路线图，尚有待时日。
  其三，在古活动。朱熹在古田的活动为讲学。他讲学的书院主要有：一、溪山书院，“在县北，宋淳化二年建。朱晦翁书其匾曰‘溪山第一’。”明邑人周于仁《溪山书院记》：“晦翁朱夫子避地至此，始拓其宇，曰‘溪山第一’。自是名贤继起，有林蒙谷、林择之、林扩之、蒋康国诸君子亲炙儒宗，教泽之渐渍于玉田者渥矣。地灵人杰，非犹前此之一丘一壑也。至人观化，毫无着迹，拓胸豁眼有超出于山峙水流之外者……”“有紫阳讲席，而溪山遂以第一矣。名贤过化，百世闻风。”二、浣溪书院，在八都伪闽驸马魏鹏祠堂之北（今局下、浣溪一带），朱晦翁书匾。三、螺峰书院，在九都螺坑（今城东街道罗坑村），宋时建。“朱晦翁与黄勉斋讲学于此，今废为田，惟存朱晦翁‘文昌阁’三字。”四、蓝田书院，在杉洋，“朱晦翁书匾，盖其门人余偶立也。”五、兴贤斋，在县东三十五都龙津境。“朱晦翁书匾，盖门人余范立也。”六、西斋，在杉洋镇之西，“朱子门人余偶、余范读书处，晦庵书匾。”可见，朱熹讲学之所，多在县治附近及杉洋一带。朱熹“往来于三十九都徐、廖二大姓……螺峰、浣溪、杉洋诸所，皆其游息而训诲也③。”朱熹到杉洋、三十九都（今鹤塘一带），是从县治出发，取道古宁古道前往的。
  朱熹在古田门人众多，“得理学之传者数十人，而择之、扩之兄弟为最，故至今犹称之曰二林。”“文公尝曰：‘东有余李，西有王魏’。盖自纪其众乐云。”朱熹“往来于三十九都徐、廖二大姓，尝书‘大学户庭、中庸阃奥；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对其学习经学、诗礼予以褒扬。除二林外，著名的还有：林夔孙、蒋康国、余偶、余范、程若中、林大春、程伯荣等人④。
  朱熹讲学，成效显著：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艺文》所列宋代有经史子籍者9人，计11种著作，而朱熹门人占5人7种，具体如兹：林用中《东屏集》林允中《草堂集》十五卷林夔孙《尚书本义》十卷《中庸章句》一卷《蒙谷集》一卷余偶《克斋集》一卷程若中《槃涧集》一卷
  二、讲学内容
  朱熹在古田讲学内容，志书虽无记叙，但从其晚年已将理学儒学化、精细化，不仅集理学之大成，且有开拓创新的情况看，理学思想必渗透其中，主要有经学、文学两个方面。
  朱熹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为《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经学方面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孝经刊读》、《仪礼经传通解》等；史学方面有：《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等；文学方面有：《诗集传》、《楚辞集注》、《楚辞辩证》、《韩文考异》等，编纂有《近思录》、《太极图说解》等。其季子朱在将其诗、奏章、书信、论著汇编为《朱文公文集》，经后人屡加增补，包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论集十卷。以明嘉靖年间胡岳刻本较为完备，1936年被中华书局收入《四库备要》。其讲学语类97家弟子各有所记，后被分类汇编为《朱子语类》。
  关于经学。他曾与吕祖谦一起，为青少年讲述这一著作。朱熹影响最大的经学之书，当推《四书章句集注》。这是他对学有所成的门生传授的主要著述。
  朱子理学的集大成与创新，有着丰富坚实的思想资源。它远涵孔孟的“仁义礼知”，近接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的“天理”、“太极”，改造庄子的“道”、华严宗佛教的“理事”和禅宗的“心性”，吸收了张载的“气”。在上述基本范畴的基础上，融汇创造出“天理”的概念，将儒学的伦理规范、道德精神提升为宇宙本体，通过理本气末，理一分殊论证世界万物的产生及其统一性，以“性即理”为中心命题，从宇宙本体中推行出人性与物性，并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来论证人性的善恶问题，最后再通过居敬穷理的修养功夫，达到人性完善、人性与天理的统一。具体而言，主要观点是：（一）宇宙本体论：“理本气末”。朱熹思想体系，有“理”、“气”、“性”、“心”等基本范畴，其最高范畴为“理”即天理、太极。其涵义包括伦理意义和宇宙论意义，视“理”为人类社会的必然法规与最高道德准则，认为“理”乃宇宙万物的唯一本原与共同本质，又是万物的普通法则，是宇宙必然性与合理性的根据，是天下公共之理（《语类》卷九十四），“宇宙之间，一理而已。”（《文集》卷七十《读大纪》）用“理”统辖自然与社会，万物与人类。他把“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提升为“天理”、“公共理”、宇宙之理，拥有普遍性、至上性。他认为理、气关系是“理本气具”、“理本气末”、“理主气从”，但二者又相互依存。
  （二）方法论：“理一分殊”。这是对事物统一性与特殊性关系的提示。“理一”即理乃万物的唯一本原和共同本质，为多样性之所以统一的根据。“分殊”即统一之理表现为多样性的万物，“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语类》卷十八）。朱子思想具有一定的辩证法。如“一分为二”说，一分为二的过程，具有无限性，阴阳二元对立，相互渗透，互相作用。又如“动静论”，提出“动静无端”的观点，“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语类》卷九十四）。又如变化观，认为“化”是缓慢、细微的变化过程，“变”是急剧变化形态，“化是渐成，变是顿变”（《语类》第七十一），但事变而理不变，“三纲为常，终变不及”。因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其辩证法有局限性。
  （三）人性论：“性即理”、“心统性情”。这是对“理”——“性”——“心”关系的探讨。他说：“性即理也，在心唤作性，在高唤作理”（《语类》卷五）。人性根源于天理。认为“性”是人的内在本质，“性”是感于外物表现出来的具体感性，“心”则贯通于性情、作用、动静的全部过程之中，而成为思维的主宰性。
  （四）认识论：“居敬穷理”。他提出“学者功夫，惟在居敬穷理二事”（《语类》卷九）。“居敬”主要通过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以达到“心与理一”，“居敬”的实质便是存理去欲。“穷理”的根本途径是“格物致知”。与认识论相适应，他的治学方法采取：遍注群经，结集《四书》，以理解经，怀疑经传，断以已意，“严密理会，铢分毫析”（《语类》卷八），先博后约。
  朱子理学体系丰富而复杂，绝非上文所能包括。其在古田给诸生的讲解，也不可能悉数教示，但上述观点，是贯穿于他讲学的全过程的。他与高足弟子，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关于在古田讲学的第一重要内容——文学，并入教育思想内阐述。
  三、教育思想
  朱熹一生从事教育，长达50年之久，为中国教育史所罕见。他任官职期间也重视教育。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开设县学，内分设四斋：“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每斋各设斋长一人，主持教事，招收县民中优秀子弟，入学复教。知江西南康军时，修复白鹿洞书院，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教条》出示给学生，亲自主持、讲学。知漳州时，创设州学，提拔勤于办学之人员，奖励学行优异学生。任湖南潭州任职时，对州、县学大加提倡，并亲自讲学，复兴岳麓书院。
  65岁时，他由崇安迁居建阳，定居于考亭，建“竹林精舍”，更名为“沧州精舍”，取其宏大之意，表示“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州”。从66岁至71岁，退出官场，专事教育。其门生黄干撰《朱子行状》，赞曰：“从游之士，迭育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教见于言，进学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明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门为忧。”在古田讲学，此一精神得到充分体现。
  朱熹一生，对书院教育极为重视。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书院制度形成于宋代。南宋书院勃兴，数量增多，规模扩大，活动内容更加充实、丰富，藏书、供祀、讲学齐备，书院进一步制度化。朱熹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教条》确立为学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教育基本原则：“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提出了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要求，实际上为书院制定了纲领规程。古田各书院规模虽远不如白鹿洞书院，但朱熹在古田兴办书院，仍然贯彻了这些办学规程。
  朱熹的教育思想已体现系列化，主要是：
  （一）教育的宗旨：“明人伦为主”。他反复强调“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即“存天理，灭人欲”，“本尽人欲，复尽天理”。他认为“圣人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言语，造作文词，但为科名爵禄之计”，而应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次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玉山讲义》）
  （二）教育的阶段、内容。教育分“小学”、“大学”两个阶段，两阶段内容紧密衔接，不可分割。“小学”阶段，主要是进行洒扫应对进退的训练，同时传授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大约在15岁左右完成。“大学”阶段的教育在“小学”教育基础上进行，其主要任务是格物致知而无所不尽其道。
  （三）课程设置。他总结了三条原则：教育牢本、大小（学）有别、有用之学。
  （四）教学形式。他采取三种教学组织形式：升堂讲学、讲论答题、抽签自讲。
  （五）讲学原则：启发诱导、循序渐进、温故知新、因材施教、熟读精思、虚心静虑、切己体察。
  （六）教学方法：示始正终、先易后难、博物约礼。
  （七）重视文学教育。朱熹在教育弟子时，除了讲解儒家经典、探讨性理之学外，还重视文学教育。他在书信中谈到对儿子的教育：“此儿读《左传》向毕，经书要处，更令温绎为佳。韩、欧、曾、苏之文，滂沛明白者，捡数十篇，令写出，反复成诵，尤善。”（《文集》卷四十四，《答蔡季通》）又说：“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舍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语类》卷一三九）提倡文学教育应选择名家佳作，而无须篇篇过目。文学教育与文学研究不同，朱子提倡“选择”说很有道理。他还常提醒学生注意儒家经典的文学因素。他说“看《传》，义理外理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风》，他只是为此说出来，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后皆有次序。”（《语类》卷八十）又说：“读《孟子》，非惟看它义理。熟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贯通，语意反复，明白峻洁，无一等闲。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语类》卷十九）据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载，朱熹门人蒋康国“尝从朱子讲论《楚辞集解》，多质之。”朱熹的文章观，内容丰富，这里仅例举文学教育之数端，以求观一斑而知全豹。
  由于朱熹在古田讲学活动的文献资料奇缺，本文有时不得不采取“一般——特殊”的方法，以据知朱熹之实况。其缺失不可避免。严格而言，它只能算作一篇读书札记，而非论文。

[注释]①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966页。 ②据《古田县志》，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第290页至291页（第十篇交通第一章陆路第一节古道）。 ③④据清·乾隆版《古田县志·学校》。 参考文献：1、《古田县志》，清·乾隆版。 2、《古田县志》，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 3、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4、赵吉惠等四人主编：《中国儒学史》中册，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版。 5、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6、李桂林主编：《中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版。 7、毛礼锐、沈灌辟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8、《宋史·朱熹传》。 9、[清]王懋竑：《朱熹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10月版。 10、高令印：《朱熹事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11、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华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 12、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