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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过化教泽长存——浅谈朱熹对古田社会文明的影响
朱熹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之一。他的理学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朱熹晚年曾到古田讲学，培养了一大批当地门人，还在许多地方留下了诗文墨迹。有关朱熹在古田的许多民间传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朱熹及朱子理学对古田的文化教育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根深蒂固，世代相传。
一、一脉相传，古田人才辈出
朱熹和古田很有缘分。当朱熹还在闽北设帐授徒之时，许多古田籍士人就相继师从于他，这其中有史可查的有二十人。这些人原本都是古田儒林中的佼佼者，师从朱熹后，愈加出类拔萃，很多人功成名就，且有文集行世。更有甚者，如林用中（字择之）后来不但成了朱熹的四大门人之一，还被朱熹视为“畏友”。
朱熹来古田是在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三月。其时，朱熹遭朝廷重臣韩侂胄及其奸党迫害。为避“伪学”之难，朱熹应古田门人余偶、余范邀请，在女婿黄干陪同下来到古田杉洋，另有一帮弟子跟随其后。一时间，紫气东来、群贤毕至，古田大地耀眼生辉。尔后，又有许多士人学子慕名纷至，拜朱熹为师。朱熹的这些亲眷友人、门人弟子分散在古田各处，广为传扬理学之道，培养了一大批再传弟子。年复一年，一茬接一茬，如此代代薪传，致使理学能够在古田不断弘扬光大。
时过境迁，庆元党禁解除后，理学被奉为金科玉律，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的精神支柱，朱熹的《四书集注》及朱子理学的经学注释成为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依据和教科书。之后，古田的士人学子靠着代代正宗师承，一代又一代人才脱颖而出，单南宋时期就出了90名进士。从元、明至清，古田又出现了像张以宁、余正健、甘国宝、曾光斗等几位历史风云人物。
二、亲临讲学，大开教化之风
朱熹一生致力于兴教办学，所到之处，无不关心和帮助当地发展教育事业。来古田之前，朱熹曾写信给林用中，对其在古田溪山书院办学之事大加赞赏。到古田之后，朱熹特地到溪山书院游览，并为溪山书院旁的欣木亭题诗一首。
有一段时间，朱熹就留在溪山书院和螺峰书院讲学。溪山书院是林用中办学所在，螺峰书院则是黄干寓居古田讲学之所，两个书院相距不远。在这附近还有浣溪书院、魁龙书院，朱熹也经常光顾。但朱熹多数时间是在杉洋蓝田书院讲学。朱熹在蓝田书院讲学时，当地老百姓喜出望外，前来听朱熹讲学的人络绎不绝，每天有上百人到蓝田书院。相传，朱熹在杉洋期间，还到过大东地区（指杉洋镇、鹤塘镇、大甲乡、卓洋乡一带）的其它书院，包括杉洋的擢秀斋，鹤塘的进贤书院、际水书院，大甲的谈书书院等。在古田民间，自古流传有“朱子一日教九斋”的故事。
随着朱熹的到来，古田出现了历史上的教化鼎盛时期。特别是朱熹被谥为“文公”后，其声名与代俱显，朱熹在古田的名人效应亦是日久弥坚，古田尊儒重教之风更是历代流行，教育事业一直位居八闽前列，不愧为紫阳过化之乡。
朱熹把毕生精力用于教育实践和学术研究。他修复了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中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创办了著名的考亭书院及武夷、紫阳、晦庵、建安等书院。朱熹把“变化气质”（类似今天的素质教育）作为教育目的，对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修身养性等一系列问题均有专门论述，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
毋庸置疑，朱熹的教育理论和办学实践，对古田教育的影响也显而易见。朱熹在古田期间，善于言传身教，把教育思想贯穿到讲学过程，渗透到学生脑海，潜移默化，使之代代相传。同时，朱熹处处为人师表，以其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品以及修身养性的大家风范、清廉俭朴的生活习惯，为古田士人学子乃至普通老百姓树立起完美无瑕的圣哲形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传承者，对古田的教育起到良好的主导作用。
三、翰墨留芳，永放艺术之光
朱熹生前给古田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对古田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长久的示范及导向作用。
朱熹给古田的门人和友人的书信、诗词难以计数，单单给林用中的信就有50余件，与林用中的唱酬诗超过百首。朱熹在古田写的诗，如《水口行舟二首》及《题欣木亭》等，脍炙人口，为当地人吟诵不休。朱熹的这些诗文信件，历朝历代在古田文坛熠熠生光，影响和薰陶了一辈又一辈文人墨客。
朱熹避地古田时，留在古田的墨迹甚多，如为溪山书院题的“溪山第一”，在螺峰书院题的“螺峰书院”、“文昌阁”，在浣溪书院题的“爱敬”等。岁月流逝，如今朱熹的这些题字都真迹难寻了。庆幸的是，杉洋至今尚存有一些朱熹墨迹，有“蓝田书院”摩崖石刻，引月池石壁上的“引月”摩崖石刻，下院墙上的两幅对联、“忠孝廉节”四个擘窠大字，以及收藏于余氏族人家中的一幅木刻对联等等。这些墨宝，殊为珍贵。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书法艺术造诣高深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他对历代许多书法家有过独到评论。朱熹书法注重法度，楷书端庄、遒劲，行书飘逸、酣畅。清代黄锡蕃在《闽中书画录》中说，晦翁书法笔势迅疾，好像无意于求工巧，其实他的书法笔画，点横撇捺，无一不合乎书家的规矩法度。由于在杉洋发现的朱熹墨迹比较多，因此可以说朱熹书法对大东一带产生的影响也更大。旧时，在大东许多读书人家里都挂有朱熹字体的楹联、匾额和条幅。大东人历代都很看重书法艺术，不少人因善于书法而远近闻名，如清代的余元昂、李方莲等，现代的李若初、余质、余纲等都是闻名省内外的书法家。如今，大东地区还涌现出了一批书坛后起之秀，蜚声古田及闽东书法界。
四、先贤过化，促进人文进步
研究朱子理学的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蔡尚思先生说：“在福建文化史上，在闽北文化史上，朱熹都占第一位。”以此推论，在古田文化史上，也是朱熹占据第一位。
元、明之后，朱熹被封建王朝列为汉代以来唯一的先哲先贤。明、清两代，朱子理学被提到儒学正宗地位，《四书集注》被指定为必读的教科书。由于朱熹多次亲临古田讲学，加之他的许多古田籍门人极力传承理学，故八百年来朱熹其名其学对古田人文影响极其深刻。在古田所有的古书院、旧学堂中，都供奉有朱熹画像或朱子神位。古田人世代以紫阳过化为荣幸，以致衍化出许多关于朱熹在古田的民间故事流传于世，使得朱熹在古田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无比神圣。古田人历来以崇尚理学为显耀，社会各阶层以理学传家为光荣。《朱文公集》、《朱子语类》、《四书集注》、《小学》等朱熹的经典著作广泛流传于古田民间，理学深深扎根于古田，一脉真传，弘扬远大。
博大精深的理学不断向古田文化多方位、多元化渗透，对古田社会的文明进步产生无法替代的推动作用。理学中的道德哲学、伦理哲学、礼教、宗教，乃至教、科、经、史，等等，皆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寻常的百姓人家，随处可见朱熹字体的“行仁义事，存忠孝心”、“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等对联。清代朱熹后人朱柏庐撰写的家训，因其内容完全合乎理学逻辑，而被后人误以为是朱熹所言，当作“朱子家训”悬挂于厅堂之上。理学中有许多精华深入人心，“礼义廉耻忠信孝悌”及“中庸之道”等，为历代所倡导。理学的社会道德规范也被历代传承，特别是通过不断宣扬道德哲学、伦理哲学，给古田带来了可喜的人文进步，知书达理、行善积德、旺乡利民之事层出不穷。
理学，是融儒、佛、道之精髓而自成体系的一门伦理学问。有史料称，朱熹对“释”深有研究。朱熹“少年亦曾学禅”，一生与佛教寺僧关系密切，曾在福州鼓山、泉州开元寺等多处名山古寺题过字。朱熹还为古田檀樾主（施主）蓝文卿在平湖富达兴基的发祥地蓝洞写了一篇《蓝洞记》。朱熹援引佛教哲理，阐发儒家思想；援引“佛理论”，阐发儒家人性论；援引佛教禁欲主义，阐发儒家灭人欲思想。朱熹的儒家思想，对古田佛教界也有一定的影响，使古田成为孕育近代高僧达本法师和圆瑛法师的一方热土。朱熹对“道”也有研究，他的“理一分殊”论，正是从“道”中衍化而来。朱熹当年在杉洋引月池题字，落款署名“茶仙”，就是以仙自号。古田民间传说朱熹用朱笔收取狐狸精仙丹，而后能“画门偷御酒”、“穿墙避追捕”的故事，也是对朱熹“道”的神化。古田历来道教盛行，临水宫分宫遍及各地，陈靖姑文化远播海内外，这与理学之渊源也不无关联。
五、哲学理念，促进社会发展
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是“格物致知”，这也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思维方法。“格物致知”论，承认认识来源于实践，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符合辩证法的观点，是我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由于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道德伦理方面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朱熹的哲学思想必然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地方的社会发展，跟文化背景、公民素质以及哲学理念密切相关。毫无疑问，朱子理学对古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朱熹晚年来古田讲学，正值理学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通过众多古田高足的传播推广，理学得以在古田代代相传，对古田社会的文明进步，对古田人民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的提高，有着直接和间接的正面影响，致使古田八百年来，人文发达，人才辈出。当然，也推动了古田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使古田在省内及至闽浙赣相邻区域都享有较高声誉。古田有一句老话——“要清闲到古田，吃白米烧柴爿”。这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封建时代，无疑是一个很高的社会生活境界。
古田历史上享有望县声誉，不论隶属于哪个地区，都算较好县份，在文化、教育及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名列前茅。新中国成立后，古田文化、经济建设更是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古田先后荣获“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体育先进县”等称号，具有“五乡特色”，社会经济全面进步。这些与古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发达的人文历史积淀不无关系，都可以追溯到朱熹及理学给古田社会文明所带来的影响。
（作者系古田县政协主席）
朱子在古田的讲学活动
一、讲学概况
朱熹（1130—1200），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出生于南剑尤溪（今福建尤溪），卒于建阳（今福建建阳）。14岁时，父朱松去世，他迁居崇安，受教于武夷三子胡宪、刘勉之、刘子翚。19岁时考中进士，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是泉州同安县主簿，此后历任多种职务。进士及第后的50年中，他实际任职仅9年，在朝廷侍讲仅40余日。他的大部分生涯在福建度过。生于斯，长于斯，其理学思想体系也主要形成于福建。作为理学家、教育家，他兴办书院，传经授学，在福建培养了众多的理学门徒。他既受到福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熏陶，又丰富、扩充了福建的地域文化。作为文学家，他在福建创作了大量诗文。他的诗作多达1500首，其中大部分是寓闽时的作品。因而，研究朱熹与福建文化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命题。
朱熹不仅足迹遍布闽北大地，而且到过莆田、漳州、泉州，还曾游留福州、古田。他在古田时间虽短，却为古田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有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梳理：其一，游学古田的时间。清·乾隆版及1997年中华书局版《古田县志》对朱子在古田的活动，均有记载。乾隆版云：“庆元间，韩侂胄禁伪学，迁居古田。”“晦翁朱子避地至此，始拓其宇，曰‘溪山第一’。”中华书局版云：庆元三年（1197年），朱子“避难古田，先后在城乡书院讲学”。这离他去世的庆元六年（1200年），仅三年时间。朱熹何时离开古田，文献未予记述。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其晚年在仕途和理学遭受极其沉重打击的情况下来古田的。
朱熹在宋光宗绍兴五年（1194年）65岁时因斥责权臣韩侂胄旋被免职。庆元二年（1196年），韩侂胄发动了反对道学的斗争，称道学为“伪学”，进而列其为“逆党”。当时，监察御史沈继祖诬告朱熹犯有十罪，有人上书乞斩朱熹。庆元四年（1198年）朝廷制定《伪学逆党籍》，朱熹赫然列名其中，其生命与理学面临巨大危险，但他坦然视之，离沧州精舍，入古讲学，不改初衷，并无畏惧。束景南《朱子大传》①云：“事实上整个庆元党禁期间，朱熹离开建阳外出仅一次，那就是庆元三年八月黄干丁忧时他曾到顺昌去吊丧。”这与《古田县志》记载有严重出入，不知束著凭何论定。
其二，入古路线。当时，古田通往外地的古道与朱熹入古有关者，有三条：一是福延路。该路全长231公里，自福州西门起，沿闽江北岸西上至延平（今南平市），途经闽侯、闽清二县。由闽清县牛头塘入古田县境，经水口、莪洋、谷口、黄田等与南平相接。古田县境内路段60公里，路宽1.5—2米，路面用块石或卵石铺砌。宋宣和六年（1124年），设嵩溪、华亭（今黄田）二驿。二是福瓯路。该路全长240公里，自福州北门起，经闽侯大湖、雪峰，由闽清县渡塘入古田境，经常洋、横洋、大桥、沽洋，至东门头搭船过渡到对岸的溪山书院，出北门经黄柏口、苏墩、凤埔、峦垅、官亭、西溪、洗马池、旧镇，出筹岭隘入建瓯境。古田县境内路段105公里，路宽1—1.5米，路面用石块或卵石铺砌。三是古宁路。该路全长95公里，起自县治，出东门过渡，经金鸡岭、大桥、公馆、吉洋、西洋、鹤塘、杉洋、宝桥、大甲等地，出境接宁德界。古田县境内路段65公里②。
朱熹入古，估计取道福瓯路，从建阳境出发，经旧镇、洗马池、西溪、官亭、峦垅、凤埔、苏墩、黄柏口，至县治东北溪山。也可能取道福延路，从延平入谷口，再经谷口至县治古道，到达县治。离开古田，也只能走这两条路线中之一条。能否经考证，确定朱熹入古路线图，尚有待时日。
其三，在古活动。朱熹在古田的活动为讲学。他讲学的书院主要有：一、溪山书院，“在县北，宋淳化二年建。朱晦翁书其匾曰‘溪山第一’。”明邑人周于仁《溪山书院记》：“晦翁朱夫子避地至此，始拓其宇，曰‘溪山第一’。自是名贤继起，有林蒙谷、林择之、林扩之、蒋康国诸君子亲炙儒宗，教泽之渐渍于玉田者渥矣。地灵人杰，非犹前此之一丘一壑也。至人观化，毫无着迹，拓胸豁眼有超出于山峙水流之外者……”“有紫阳讲席，而溪山遂以第一矣。名贤过化，百世闻风。”二、浣溪书院，在八都伪闽驸马魏鹏祠堂之北（今局下、浣溪一带），朱晦翁书匾。三、螺峰书院，在九都螺坑（今城东街道罗坑村），宋时建。“朱晦翁与黄勉斋讲学于此，今废为田，惟存朱晦翁‘文昌阁’三字。”四、蓝田书院，在杉洋，“朱晦翁书匾，盖其门人余偶立也。”五、兴贤斋，在县东三十五都龙津境。“朱晦翁书匾，盖门人余范立也。”六、西斋，在杉洋镇之西，“朱子门人余偶、余范读书处，晦庵书匾。”可见，朱熹讲学之所，多在县治附近及杉洋一带。朱熹“往来于三十九都徐、廖二大姓……螺峰、浣溪、杉洋诸所，皆其游息而训诲也③。”朱熹到杉洋、三十九都（今鹤塘一带），是从县治出发，取道古宁古道前往的。
朱熹在古田门人众多，“得理学之传者数十人，而择之、扩之兄弟为最，故至今犹称之曰二林。”“文公尝曰：‘东有余李，西有王魏’。盖自纪其众乐云。”朱熹“往来于三十九都徐、廖二大姓，尝书‘大学户庭、中庸阃奥；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对其学习经学、诗礼予以褒扬。除二林外，著名的还有：林夔孙、蒋康国、余偶、余范、程若中、林大春、程伯荣等人④。
朱熹讲学，成效显著：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艺文》所列宋代有经史子籍者9人，计11种著作，而朱熹门人占5人7种，具体如兹：林用中《东屏集》林允中《草堂集》十五卷林夔孙《尚书本义》十卷《中庸章句》一卷《蒙谷集》一卷余偶《克斋集》一卷程若中《槃涧集》一卷
二、讲学内容
朱熹在古田讲学内容，志书虽无记叙，但从其晚年已将理学儒学化、精细化，不仅集理学之大成，且有开拓创新的情况看，理学思想必渗透其中，主要有经学、文学两个方面。
朱熹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为《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经学方面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孝经刊读》、《仪礼经传通解》等；史学方面有：《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等；文学方面有：《诗集传》、《楚辞集注》、《楚辞辩证》、《韩文考异》等，编纂有《近思录》、《太极图说解》等。其季子朱在将其诗、奏章、书信、论著汇编为《朱文公文集》，经后人屡加增补，包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论集十卷。以明嘉靖年间胡岳刻本较为完备，1936年被中华书局收入《四库备要》。其讲学语类97家弟子各有所记，后被分类汇编为《朱子语类》。
关于经学。他曾与吕祖谦一起，为青少年讲述这一著作。朱熹影响最大的经学之书，当推《四书章句集注》。这是他对学有所成的门生传授的主要著述。
朱子理学的集大成与创新，有着丰富坚实的思想资源。它远涵孔孟的“仁义礼知”，近接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的“天理”、“太极”，改造庄子的“道”、华严宗佛教的“理事”和禅宗的“心性”，吸收了张载的“气”。在上述基本范畴的基础上，融汇创造出“天理”的概念，将儒学的伦理规范、道德精神提升为宇宙本体，通过理本气末，理一分殊论证世界万物的产生及其统一性，以“性即理”为中心命题，从宇宙本体中推行出人性与物性，并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来论证人性的善恶问题，最后再通过居敬穷理的修养功夫，达到人性完善、人性与天理的统一。具体而言，主要观点是：（一）宇宙本体论：“理本气末”。朱熹思想体系，有“理”、“气”、“性”、“心”等基本范畴，其最高范畴为“理”即天理、太极。其涵义包括伦理意义和宇宙论意义，视“理”为人类社会的必然法规与最高道德准则，认为“理”乃宇宙万物的唯一本原与共同本质，又是万物的普通法则，是宇宙必然性与合理性的根据，是天下公共之理（《语类》卷九十四），“宇宙之间，一理而已。”（《文集》卷七十《读大纪》）用“理”统辖自然与社会，万物与人类。他把“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提升为“天理”、“公共理”、宇宙之理，拥有普遍性、至上性。他认为理、气关系是“理本气具”、“理本气末”、“理主气从”，但二者又相互依存。
（二）方法论：“理一分殊”。这是对事物统一性与特殊性关系的提示。“理一”即理乃万物的唯一本原和共同本质，为多样性之所以统一的根据。“分殊”即统一之理表现为多样性的万物，“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语类》卷十八）。朱子思想具有一定的辩证法。如“一分为二”说，一分为二的过程，具有无限性，阴阳二元对立，相互渗透，互相作用。又如“动静论”，提出“动静无端”的观点，“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语类》卷九十四）。又如变化观，认为“化”是缓慢、细微的变化过程，“变”是急剧变化形态，“化是渐成，变是顿变”（《语类》第七十一），但事变而理不变，“三纲为常，终变不及”。因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其辩证法有局限性。
（三）人性论：“性即理”、“心统性情”。这是对“理”——“性”——“心”关系的探讨。他说：“性即理也，在心唤作性，在高唤作理”（《语类》卷五）。人性根源于天理。认为“性”是人的内在本质，“性”是感于外物表现出来的具体感性，“心”则贯通于性情、作用、动静的全部过程之中，而成为思维的主宰性。
（四）认识论：“居敬穷理”。他提出“学者功夫，惟在居敬穷理二事”（《语类》卷九）。“居敬”主要通过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以达到“心与理一”，“居敬”的实质便是存理去欲。“穷理”的根本途径是“格物致知”。与认识论相适应，他的治学方法采取：遍注群经，结集《四书》，以理解经，怀疑经传，断以已意，“严密理会，铢分毫析”（《语类》卷八），先博后约。
朱子理学体系丰富而复杂，绝非上文所能包括。其在古田给诸生的讲解，也不可能悉数教示，但上述观点，是贯穿于他讲学的全过程的。他与高足弟子，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关于在古田讲学的第一重要内容——文学，并入教育思想内阐述。
三、教育思想
朱熹一生从事教育，长达50年之久，为中国教育史所罕见。他任官职期间也重视教育。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开设县学，内分设四斋：“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每斋各设斋长一人，主持教事，招收县民中优秀子弟，入学复教。知江西南康军时，修复白鹿洞书院，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教条》出示给学生，亲自主持、讲学。知漳州时，创设州学，提拔勤于办学之人员，奖励学行优异学生。任湖南潭州任职时，对州、县学大加提倡，并亲自讲学，复兴岳麓书院。
65岁时，他由崇安迁居建阳，定居于考亭，建“竹林精舍”，更名为“沧州精舍”，取其宏大之意，表示“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州”。从66岁至71岁，退出官场，专事教育。其门生黄干撰《朱子行状》，赞曰：“从游之士，迭育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教见于言，进学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明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门为忧。”在古田讲学，此一精神得到充分体现。
朱熹一生，对书院教育极为重视。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书院制度形成于宋代。南宋书院勃兴，数量增多，规模扩大，活动内容更加充实、丰富，藏书、供祀、讲学齐备，书院进一步制度化。朱熹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教条》确立为学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教育基本原则：“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提出了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要求，实际上为书院制定了纲领规程。古田各书院规模虽远不如白鹿洞书院，但朱熹在古田兴办书院，仍然贯彻了这些办学规程。
朱熹的教育思想已体现系列化，主要是：
（一）教育的宗旨：“明人伦为主”。他反复强调“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即“存天理，灭人欲”，“本尽人欲，复尽天理”。他认为“圣人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言语，造作文词，但为科名爵禄之计”，而应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次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玉山讲义》）
（二）教育的阶段、内容。教育分“小学”、“大学”两个阶段，两阶段内容紧密衔接，不可分割。“小学”阶段，主要是进行洒扫应对进退的训练，同时传授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大约在15岁左右完成。“大学”阶段的教育在“小学”教育基础上进行，其主要任务是格物致知而无所不尽其道。
（三）课程设置。他总结了三条原则：教育牢本、大小（学）有别、有用之学。
（四）教学形式。他采取三种教学组织形式：升堂讲学、讲论答题、抽签自讲。
（五）讲学原则：启发诱导、循序渐进、温故知新、因材施教、熟读精思、虚心静虑、切己体察。
（六）教学方法：示始正终、先易后难、博物约礼。
（七）重视文学教育。朱熹在教育弟子时，除了讲解儒家经典、探讨性理之学外，还重视文学教育。他在书信中谈到对儿子的教育：“此儿读《左传》向毕，经书要处，更令温绎为佳。韩、欧、曾、苏之文，滂沛明白者，捡数十篇，令写出，反复成诵，尤善。”（《文集》卷四十四，《答蔡季通》）又说：“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舍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语类》卷一三九）提倡文学教育应选择名家佳作，而无须篇篇过目。文学教育与文学研究不同，朱子提倡“选择”说很有道理。他还常提醒学生注意儒家经典的文学因素。他说“看《传》，义理外理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风》，他只是为此说出来，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后皆有次序。”（《语类》卷八十）又说：“读《孟子》，非惟看它义理。熟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贯通，语意反复，明白峻洁，无一等闲。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语类》卷十九）据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载，朱熹门人蒋康国“尝从朱子讲论《楚辞集解》，多质之。”朱熹的文章观，内容丰富，这里仅例举文学教育之数端，以求观一斑而知全豹。
由于朱熹在古田讲学活动的文献资料奇缺，本文有时不得不采取“一般——特殊”的方法，以据知朱熹之实况。其缺失不可避免。严格而言，它只能算作一篇读书札记，而非论文。
朱熹与古田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孟之后最为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朱熹理学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之大，前推孔子，后为朱子。自汉以来，被封建王朝列入先儒先贤十哲者，唯独朱熹一人。因为朱熹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福建，其理学思想体系也主要形成于福建，所以他对福建文化教育影响最大。朱熹在古田培养了众多的理学门徒，为古田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所以，也可以说朱熹对古田历史上的文化教育影响最大。
古田之所以成为紫阳过化之乡，第一个原因是朱熹曾来过古田讲学，促使古田教化弘开，人文蔚起。
古田与朱熹有缘，可追溯到朱熹的父辈。朱熹的父亲朱松，青年时曾经避地古田，与古田儒士林芸斋结为至交。有关这一史实，在《朱熹集》（《朱熹集》含续集、别集、遗集、外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中有一篇为林芸斋先生的遗文写的《跋》中说得很清楚。《跋》中写道：“先君子志尚高洁，不妄与人交。盖尝避地福之古田，得芸斋先生林公而与之游，爱其学识行谊有以过人，而惜其且将湮没于世。及仕于朝，为之延誉甚力，然竟不及试用，识者恨之。”（《朱熹别集卷七》）可见，朱松对这位古田朋友是很器重的，与之分别后还在朱熹面前经常提到他。因此，朱熹对这位从未谋面的林芸斋先生，自幼就有较深的印象。凑巧的是，林芸斋先生的儿子林师鲁，后来正好又成为朱熹的得意门人。朱熹后来在给林师鲁的信中提到：“某自幼年侍之先君子侧，则闻先芸斋公之名”。“虽先君子之挚友，如芸斋公者，亦无由一望其颜色而受教诲焉。孤陋块处，徒有向往之诚而无以自致也。”（《朱熹别集卷七》）然而朱熹并没有放弃来古田访问父挚的机会。能促成朱熹第一次造访古田者，恰恰又是一位古田的宿儒蒋康国。
蒋康国，字彦礼，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士。《八闽通志·人物》载，“蒋康国尝从朱文公讲论文公《楚辞集解》，凡楚集皆质之康国，学者称鼎山先生。”蒋康国与朱熹相识，原因是朱熹在尤溪县讲学时，蒋康国恰在尤溪任县尉，所以有缘经常在一起探讨《楚辞集解》中的疑难。蒋康国年龄与朱松相仿，所以朱熹尊称他为“蒋丈”。朱熹正是通过蒋康国了解到林芸斋先生情况的。朱熹说，“鼎山蒋丈来尉兹邑，因得从容请问，以访先君子之旧游，然后知芸斋公之没亦既久矣。”（《朱熹别集卷七》）遗憾的是，朱熹这次到古田“访先君子之旧游”，再也见不到这位林芸斋先生了。
从上述文字记载看，朱熹这次“访先君子之旧游”来古田，时间大约在乾道初年。但具体时间和到过什么地方都未见文字记载。这次朱熹来古田，主要是来了却一番心愿罢了。
朱熹第二次来古田，是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据古田杉洋《余氏总谱志》载：“子二度于尊师李讳侗祖籍地（注：据考证，李侗祖籍地在杉洋）游学讲论……”杉洋《李氏总谱》也记载：朱子“二至杉洋蓝田书院讲学……”是时，朱熹的高足林用中早已辞去尤溪“学政”一职，回古田办学。朱熹对林用中办学一事很高兴也很关心。朱熹曾在与择之书中说：“闻学中已成次第，甚善”；“闻县庠始教，闾里乡风之盛，足以为慰。”（《朱熹别集卷六》）这次，朱熹就是应林用中和余偶、余范等门人的邀请来古田的。其目的，一方面是来视察一下林用中和余偶、余范等人在古田的办学情况，一方面再来游览一下他的父亲曾经避地古田的山川秀色。朱熹在溪山书院呆了一段时间后，便在门人的陪同下，前往杉洋。古田杉洋在当时是人文发达经济繁荣的地方，那里有全省最早的书院之一蓝田书院。杉洋风景幽美。又是余偶、余范的家乡，也是他们的讲学之地，所以朱熹便应邀欣然前往。据说朱熹这次来杉洋，曾游览了杉洋的名胜“三井龙潭”，赞叹三井龙潭“胜似庐山瀑布”。宋人余宋兴于淳熙十一年所撰的《龙井记》提到：“平沙林择之来视，矍然曰：‘庐山之卧龙、西涧、谷帘、漱玉，无如是也。’”据说朱熹还到离杉洋数十里开外的廖厝原始森林留连，并在石壁上题诗而返。此后该处便被名曰“题诗林”。
朱熹这次来古田，游览了许多地方，使古田又一次濡沐圣贤之文光。对朱熹而言，似乎也为他后来在庆元党禁时，决意来古田避难预埋了心理准备。
朱熹最后一次来古田，明·万历版《古田县志·寓贤》已有明确的记述：“宋朱熹，字仲晦，新安人。庆元间韩侂胄禁伪学游寓古田，宗室诸进士与其门人构书院延而讲学。所寄寓处附县治者，匾其亭曰‘溪山第一’。往来于三十九都徐廖二大姓。尝书‘大学户庭，中庸阃奥，文章华国，诗礼传家’。螺峰、浣溪、杉洋诸所皆其游息而训诲也。文公尝曰：‘东有余李，西有王魏。’盖自纪其众乐云。”促成朱熹这次来古田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庆元党禁。庆元初，南宋朝廷内部党同伐异的斗争呈白热化。朱熹好友赵汝愚被罢相，大权悉归韩侂胄，一场内部斗争，严酷至极。据《宋史·列传·道学》记载，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得罪韩侂胄，遭落职罢祠。其时即谣诼四起，有欲问斩朱熹之说。朱熹被夺职后，回到武夷冲佑观避祸。庆元二年二月后，朝延攻“伪”不断升级，先是斥朱熹等人为伪党，继而说是逆党，后则定为死党。列党禁的人物达59人，朱熹名列第五。明·李贽《藏书·儒臣传》还载，当时对全国的官员、科举考生都要进行全面的政审，凡与“伪学”有牵连者，考生不准参加乡、会试，官员则或罢或贬。大批儒家经典著作都要除毁，大有秦时焚书坑儒重演之势。处于这种险境，朱熹曾自号“遁翁”。在上述这么严峻危险的形势下，朱熹的唯一选择就是要遁避了。
朱熹之所以会遁避到古田来，其根本原因则缘于古田有一批忠于他的门人。《宋史·列传·道学》载得很清楚，“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自别其非党。”原来与朱熹交游的朋友和跟随朱熹的门人，贬的贬，匿的匿，逃的逃，叛的叛，这种风云骤变、世态炎凉的逆境，又给朱熹带来沉重的打击。更有甚者，党禁时，朱熹最得意的门人蔡元定遭遣送管制，已客死途中；女婿黄干自然也要被株连，流寓古田。建阳是朱熹长期讲学受徒的理学基地，因此，当时的建安县令也受牵连而被降级，还规定他永世不得再做地方长官。此时，贫病交加、仇怨相攻的朱熹更显得孤悽无助，大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而这时，朱熹在古田的门人，却都表现了他们对理学的坚定信念和对朱熹的一片忠心，能和朱熹患难与共，险夷不变其节。林用中“从文公游最久”。党禁时，他们师生互相慰藉。朱熹在危难中很思念他，写信给他说：“秋冬间能同扩之一来慰此哀苦否？”同时，也十分关心林用中兄弟的安危，曾写信告诫林用中兄弟：“切不可与人往来。至如时官及其子弟宾客之属，尤当远避，勿与交涉，乃可自安。”（《朱熹别集卷六》）古田门人林夔孙更是坚定紧跟朱熹直至朱熹逝世。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党禁起，学者更事他师，惟夔孙从文公讲论不辍，文公易箦之日曰：‘道理只是如此，但须做坚苦工夫。’”朱熹在给其女婿黄干的一封信中也说到，在“亲旧皆劝谢绝宾客、散遣学徒”时，“书院中只有古田林子武（夔孙的字）及婺州傅君定在此，读书颇有绪。”（《朱熹续集卷一》）在“朋从零落，道学寡助”之时，又有古田的林大春去看望和安慰朱熹。朱熹后来在给林大春的信中说：“去冬枉顾，幸得数日款奉名理，感慰至深。”（《朱熹别集卷五》）朱熹在“疾病益侵，仇怨交攻……今年绝无朋友相过”时，却想起了古田的余偶，写信要他“冬间能枉路一顾”（《朱熹集卷五十》）……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古田籍朱熹门人给朱熹带来最大慰籍，他们为了老师的安全，把朱熹请到古田来避难。
考虑到当时的险恶处境，考虑到古田门人给他的慰藉，且古田是他曾经游历过的地方，庆元三年初，朱熹就在林用中、余偶等门人侍陪下，从建阳来到古田。
朱熹这一次入古路线，应该是从闽北沿水路到古田水口，而后再由陆路到古田县城。
水口是闽江中游要镇，是闽北到省城的水路要口。宋太平兴国时曾设县治，后改设巡检司，并设有驿站。朱熹一行夜泊水口，触景生情，融情感与哲理于眼前景物之中，写下了历来脍炙人口的《水口行舟》两首诗。其一：“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其二：“郁郁层峦夹岸青，青山绿水去无声。烟波一棹知何许，鶗鴂两山相对鸣。”朱熹在这两首诗中，借自然景象，表达了他在罹学禁之祸时的一番心态。他相信，庆元党禁的“夜雨”和“风浪”都将会消失，他憧憬着他的理学前景如青山绿树，依然美好。当然，眼下的形势毕竟十分险恶，此时身如烟波一棹，悄然漂去，难免也产生一番惆怅和无奈之情。
水口驿站到古田县城，交通方便，有舆马通行，不足一日之程便到古田县治所在。古田溪山书院就在城东北。离这不远就是林用中兄弟的家乡西山村。明邑名士周于仁《溪山书院记》云：“县治东北去雉堞外不数武，平地突起冈阜，山势奇郁，下环双溪，四周萦注。”这里原有一亭，叫做双溪亭，后林用中等人把它扩建成书院，现在便成了朱熹避难的第一个立足点，在此设帐讲学。党禁方严，朱熹在建阳毕竟是过着孤独无助、“朋从零落”、“仇怨交攻”的哀苦日子。一到古田，远离其时闽北的是非之地，心情自然一下子好了起来。朱熹看到这书院所在地山奇水秀，便挥毫题下“溪山第一”四个大字。可惜“溪山第一”四字石刻于1958年古田建水库时没入湖底。在溪山书院前面，林用中另建一亭曰“欣木亭”。朱熹登览欣木亭，欣赏美景，想到又有林择之等忠心耿耿的门人相陪不免心情舒畅，即兴写下《题林择之欣木亭》这首诗：“危亭俯清川，登览自晨暮。佳哉阳春节，看此隔溪树。连林争秀发，生意各呈露。大化本无言，此心谁与晤。真欢菽水外，一笑和乐孺。聊复共徜徉，殊形乃同趣。”朱熹除了在溪山书院讲学外，还到过附近的几个书院讲学。其一，浣溪书院，在八都，离溪山书院十余里，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朱熹曾为之题匾。其二，螺峰书院，在九都螺坑，离溪山书院二十余里，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朱熹的女婿黄干讲学于此，朱熹曾题有“文昌阁”三字。相传朱熹的女婿在螺峰书院讲学时，有一次朱熹去看望他。因家境贫穷，女儿只能以麦饭葱汤招待。朱熹观察到女儿面带愧色，便即席吟诗一首安慰她。这便是有名的《慰女儿贫诗》，诗曰：“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其三，魁龙书院，在林用中家乡西山村，离溪山书院十里许，此书院至今尚保存完好。
朱熹在溪山书院讲学的同时，传说还为林用中的家乡造风水，设计了两口井和一条玄字形的道路。同时，还到过离城不远处的平湖富达村的“蓝洞”游览。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载有一篇朱熹写的《蓝洞记》，便是他游览后写成的。
有关蓝洞的传说是这样的：古田县平湖富达村始祖蓝文卿原居闽侯雪峰，因捐田资建寺有功德，唐禧宗封檀樾（施主）蓝文卿为威武军节度使。后来蓝文卿再施田庄，以至资产已尽。雪峰寺真觉大师指一牛嘱乘前行，至富达蓝洞，牛化为石。蓝文卿即以此处为兴基之所。后子孙繁衍，形成村落，即富达村。蓝文卿捐资建寺确有其事，但牛化为石等当然是神化的传说。据清·乾隆版《古田县志卷二·山川》记载，蓝洞又名白鹿洞，在富达村。唐蓝文卿隐处。朱文公撰有《蓝洞记》一文，对蓝洞及其四周景物描写得十分形象具体。可惜此文没有落款和撰写的时间，在朱熹文集中被编入《朱熹外集卷二》中。（全文见文摘篇《蓝洞记》）朱熹在溪山书院呆了一小段时间后，考虑到古田县城毕竟离闽北较近，又是县治所在，目标太大，便应门人余偶、余范的邀请，转移到杉洋蓝田书院。杉洋离古田县治有一百六十多里，地处宁德、罗源、屏南、闽侯几县交界处，远离闽北。但此地又是当时较发达的山乡，人口万余，余、李两大望族螽族于斯，又是李侗的祖籍地，而且朱熹十几年前曾造访过，无疑是朱熹喜欢前往避难的安全之所。在这里，完成了他教学生涯最后阶段。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机构。宋时盛行讲会制度，名师大儒，可以在几个书院轮流讲学，听者也不限地区和本院生徒。学生远道慕名而来求学是常有的事。”（《中国书院史》）杉洋人崇文重教，地邻五县，因此，慕名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新旧生徒咸集，书院盛况空前。据《古田县志》和余、李两氏宗谱记载，听讲最多时近千人。许多朱熹原先的门人也聚集到朱熹身边。蓝田书院内曾设有一“公座”，“公座”的木牌上刻有“十八门人录”。这十八门人都是当年知名的高足，在《八闽通志·人物》中都有记载。其中，宁德籍的有三人：“陈骏，字敏仲，举进士，登朱文公门”；“龚郯，字昙伯，早从朱文公学，与福安杨复同门友”；“郑师孟，字齐卿，受业于朱文公门，勉斋女婿”。长溪籍的有两位：“杨楫，字通老，与杨方、杨简俱师事朱文公，为高弟，人称三杨”；“黄干，字尚质，师事朱文公”。福安籍一人：“杨复，受业朱文公之门，与黄干（勉斋）相友善，学者称信斋先生”。其中还有朱熹女婿黄干（勉斋），高足廖德明。据称廖德明祖籍在古田杉洋东溪村，后迁顺昌。《八闽通志》称：“学禁方严，德明确守师说，不为时论所变”。还有一位浙江永嘉人周端朝。以上均为外籍门人。其余9人，有林用中等，都是古田籍门人，其中杉洋本村的有余偶、余范等人。
朱熹在蓝田书院讲学期间，李昂为堂长（即院主），直学李元鼎、李言可为书院执权，制定条规（见《李氏宗谱》）。蓝田书院邻近还有几个书院。有朱熹门人余偶、余范读书过的擢秀斋，有余范曾执教过的兴贤斋，还有谈书书院。朱熹在杉洋时，也经常到这几个书院去讲学。因此，历代民间便有朱子一日教九斋的神化传说。朱熹在杉洋讲学的日子，无疑是很安心很充实的。他为杉洋留下了许多墨迹。他为蓝田书院题写了院名。该院名石刻至今保存完好，边款刻有“堂长李昂直学李元鼎立石”及“宋丁未春三月”字样。有关“蓝田书院”题匾，杉洋《余氏族谱》中载有余偶《蓝田书院鳌鱼吐水水墨集》一文，文中说：“朱文公庆元三年遭害避居乡间，集门人于蓝田……挥如椽之笔，以鳌鱼所吐之水磨墨，题‘蓝田书院’匾额。”所谓鳌鱼者，系书院内有一巨石形如鳌鱼，且有泉水涌出，故云。
蓝田书院内有朱熹书写的对联两副。前厅左壁一副为“春报南桥川叠翠，香飞翰苑野图新”；右壁一副为“雪堂养浩凝清气，月窟观空静我神”。后来有人把它摹到杉洋凤林祠后厅左右壁上，朱熹笔迹幸得保存。
蓝田书院不远处有一泉水池，池边石壁上有朱熹所题的“引月”二字，署号茶仙。据说朱熹嗜茶，以茶仙自号。此石刻仍保存完好。此处系蓝田八景之一，称为“天池引月”。朱熹还为擢秀斋题写一副楹联：“碧海开龙藏，青云起雁堂。”此幅楹联木刻历代以来一直珍藏在一余氏族人家。此联书法笔飞墨舞，流畅一气，其字体曾经省博物馆等单位专家认定，实属朱熹笔迹无疑。
据《书史会要》一书载，“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于翰墨亦加之功，善行草，尤善大字。”另据朱熹的“议书”所称，他学书少时喜学曹孟德书，后来改法于颜。朱熹在杉洋留下的几处现存完好的笔迹，可谓诸体皆备，丰富之至，殊为珍贵，非他处所能比。现已成为古田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
庆元三年，朱熹在古田讲学大约半年时间，之后便在宁德、长溪的几位门人邀请下到宁德、长溪，随后取道浙江，又回到闽北。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病逝于建阳。
朱熹三次到古田，前两次仅仅是有“向往之诚”，来古田做短暂逗留而已，未必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三次来古田，是朱熹理学炉火纯青之时。朱熹以蓝田书院和溪山书院为一东一西两个中心点，在各个书院讲学授徒传播理学，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生徒众，声名远播，留下的诗文墨迹多，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从而使古田成为紫阳过化之乡。
古田之所以成为紫阳过化之乡，另一个原因是，朱熹为古田培养的一大批得意门人，成为朱子理学在古田的忠实传人。
朱熹的古田籍门人有史可查的约有二十人。这些门人都是古田儒林学子中的佼佼者，不少人都有功名和成就。他们师从朱熹之后，在继承和弘扬朱熹理学方面更是各有建树。特别可贵的是，他们对朱熹毕志相从，对朱熹理学坚心不喻，师生关系十分密切。是他们对这位圣贤的崇拜和忠诚，使古田有缘接纳圣贤履迹；是他们对理学的师承和薪传，促进了古田文化教育的繁荣兴盛。
林用中是朱熹最得意的门人，《八闽通志·人物》载：“林用中，字择之，始从林光朝学，后闻朱文公授徒建安，遂弃举业往从焉。”林用中初拜朱熹为师，凭他的悟性与学识，即得到朱熹的赏识。朱熹在给林师鲁的信中说：“去年林择之不鄙过门，以讲学为事，怪其温厚警敏，知所用心，皆如老于学者。”（《朱熹别集卷五》）朱熹特为林用中改字曰“择之”，并为之写序。朱熹在《林用中字序》中赞扬他“志之高，力之久，所闻之深而所至之不可量也。”（《朱熹集卷七十五》）《八闽通志·人物》和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文公尝称其通悟修谨，嗜学不倦，谓为畏友。”林用中与建州蔡元定、范念德及闽县黄干（勉斋）一样，成为朱熹身边最得意的四大门人。他深得理学之精髓，其学识与被喻为闽学干城的蔡元定齐名。朱熹给林用中书中所说：“择之所造想日深，累日不闻益论尘土满襟耳。”（《朱熹别集卷六》）林用中从他师事朱熹起，直到庆元党禁，长期紧跟，如《白鹿洞志》所言，“林择之从文公游最久”。朱熹每有外事活动，如到长沙“岳鹿会友”，到江西“鹅湖论辩”，到庐山“鹿洞讲学”等等，必偕林用中作伴同行。
朱熹对林用中的赞赏，屡屡溢于言表。朱熹给他人的书信和文稿中，有五十余篇都提到并赞扬他。如，朱熹答许顺之书中说：“择之所见日精，工夫日密，甚觉可畏。”（《朱熹集卷三十九》）在答何叔京信中说：“古田林君择之者在此，相与讲论，其人操履甚谨，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胜己而已。”（《朱熹集卷四十》）在答石子重信中说：“伯崇（即范念德，朱熹四大门人之一）精进之意反不逮前，择之见趣操持愈见精密。”（《朱熹集卷四十二》）在答李深卿书中说：“择之讲论精密，务求至当，似未为过。”（《朱熹集卷四十五》）……诸如此类赞语，不一而举。朱熹在给他人的信中，还特别体现了他们二人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朱熹在给其挚友吕祖谦的信中说：“择之来此相聚甚乐。”在给张敬夫（张栻）的信中说：“择之久不相见，觉得病痛日深。”（《朱熹集卷三十一》）在给许顺之的信中说：“今岁却得择之在此，大有所益。始知前后多是悠悠度日，自兹策励，不敢不虔。”（《朱熹集卷三十九》）朱熹在给何叔京的信中说，他在学术探讨中自觉得“无进步处”，“心志亦不复强”，希望得到他人相助时，得林用中“此公之力为多也”（《朱熹集卷四十》）。朱熹与林用中书信往来十分频繁，多达五十余件。信中所述内容广泛，除了大量篇幅在探讨学术之外，其他如时政、艺术、家事、友情，无所不及。信中还特别体现了朱熹对这位学生的器重和深情。朱熹在给林择之的一封信中说：“思与吾择之相聚，观感警益之助，何可得耶？瞻仰非虚言也。”（《朱熹集卷四十三》）“某近觉向来乖缪处不可缕缕……朝夕惴惧，不知所以为计。若择之能一来，辅此不逮，幸甚。”朱熹和林用中的唱酬诗特多。乾道丁亥秋，师生同往长沙岳麓会友，朱熹、张栻、林用中三人登南岳互相唱酬，共得诗一百四十九首，编成《南岳唱酬集》。岳麓会友后东归，“缭绕数千百里，首尾二十八日”，师生二人一路唱和，“掇拾乱稿，才得二百余篇”，编成《东归乱稿集》。
综观朱熹文集，不难看出，朱熹与林用中的师生关系，早已升格为亲密的师友关系。朱熹在与他人的诗文往来中，总是称择之为“畏友”、“仁友”、“友人”。虽是自谦之称，但事实也应如是。
朱熹与林用中的亲密关系，还可以从其他一些事例中见之一斑。朱熹在给祝直清书中说：“恨此中前辈寥寥，幸得古田林择之邀至家馆，教塾、二人，其见明切。”（朱熹遗集卷一）可见林择之还当了朱熹两个儿子的私塾老师。又如，朱熹自乾道九年始，“为贫谋食”，在南宋时被誉为“图书之府”的建阳崇化书市建立同文书院，撰著编印书籍出售，其经费往来，常交林用中管理。朱熹在古田的礼尚往来，如祭奠友生之类，也多叫林用中代行师职。
朱熹在古田的门人中，与林用中有直接关系的还有几个人，其一就是他的胞弟林允中。林用中师从朱熹后的第二年，也把他的弟弟带来拜在朱熹门下。朱熹也为林允中改字曰“扩之”，也为之写了序。朱熹在《林允中字序》中说：“明年，扩之亦来，视其志与其才，信乎其如择之言也。”“允中从予游，今四五年矣。深察之，则其为人盖晦于外而明于内，朴于外而敏于中者也，是以予有取焉”。（《朱熹集卷七十五》）朱熹与林允中时有书信往来和诗词唱酬。朱熹在与他人的书信中也多次赞扬他。在给林择之信中说：“得扩之朝夕议论，相助为多。幸甚！”（《朱熹集卷四十三》）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扩之来此相取，极有益。其专志苦学，非流辈所及。”（《朱熹别集卷六》）林用中和林允中兄弟在弘扬理学方面对后世影响颇大，世称他们为“二林”。林氏后人历代以来在大门边都有这样一幅对联：“十德衣冠裔，二林理学家。”朱熹的古田门人中，被林用中一同邀至朱熹门下的还有三人，他们是林师鲁、林大春和程深父。朱熹在与林师鲁书中说：“去年择之不鄙过门，……因扣其师友渊源所自，而得三人者焉，曰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人则向所闻吾芸斋公之子也。”（《朱熹别集卷六》）林师鲁系朱熹父亲朱松的挚友林芸斋先生之子，林用中曾从学于他，可见林师鲁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师鲁投入师门，自然得到朱熹的赏识。朱熹称赞他“美才高志”。朱熹在答林用中的信中称赞“师鲁论解极佳”。因为朱熹与林师鲁多了一层父辈友好的关系，朱熹与师鲁的感情也特别深。朱熹曾应林师鲁之请，为其先父林芸斋先生的遗文写了跋。林师鲁志长命短，他病重之时，朱熹“闻师鲁遽不起疾，深为悲惋”。听到师鲁去世的消息，朱熹还为他写了一篇言辞十分深切的祭文，专托林用中代为祭奠。朱熹在祭文中称，“如师鲁之才之敏，乃不克究其业而止于斯，吾徒二三子失良友之助，徒不陨涕相吊？”（《朱熹别集卷七》）林大春，字熙之，号造斋。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林大春，朱文公门人也。尝题十六字云：“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哉？敢不修整。”从朱熹与林大春长期书信和诗文往来中，可以看出他们深厚的师生情谊。朱熹文集中收有送林熙之诗五首。诗中论交论道，感情至深。如第一首：“君行往返一千里，过我屏山山下村。浊酒寒灯静相对，论心直欲到忘言。”第四首：“十年灯火与君同，谁道年来西复东。不学世情云雨手，从教人事马牛风。”程深父，与朱熹的关系也是十分亲密的。师生之间都有书信往来。可惜程深父太早去世。深父病逝之时，朱熹“深为悲叹”，还备有状及香茶，并要林择之兑钱一千贯“致此微意”。（《朱熹别集卷六》）在朱熹的门人中，林夔孙是跟随朱熹最坚定者之一。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林夔孙，字子武，号蒙谷。朱文公门人也。文公尝口授讲议，俾讲于白鹿洞。”林夔孙既是朱熹门人，又是朱熹得力助手。党禁时，林夔孙跟从朱熹更紧。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党禁起，学者更事他师，惟夔孙从文公讲论不辍。文公易箦之日曰：‘道理是如此，但须做坚苦工夫。’”朱熹在给其婿黄干的信中也提到，党禁之时，“亲旧皆劝谢绝宾客，散遣学徒”，这时，“书院中只有古田林子武及婺州傅君定在此，读书颇有绪。”（《朱熹续集卷一》）古田西山村有“二林”，而在古田杉洋则有“二余”，即余偶和余范，同是朱熹的高足。
余偶，字占之，号克斋。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说他是“朱文公高弟也，与林用中齐名。尝与吕祖谦、黄干（勉斋）书问往来，讲明义理。”有《克斋集》行世。余范，字彝孙，与余偶同乡、同窗，同时为朱熹门人。明·万历版《古田县志》和清·乾隆版《古田县志》也均有记载。从朱熹文集中可以看出朱熹与余偶、余范多有书信往来，而且朱熹与“二余”师生关系十分密切。如朱熹在给林用中的一封信中说：“二余在此日久，占之警敏，彝孙淳静，皆可喜。”（《朱熹别集卷六》）朱熹一些外出游览，如朱熹罢郡后游览庐山，游周敦颐的亭、院等，都有余偶陪同。朱熹文集中有一封给余范的长信，信中探讨了许多问题，字里行间可看出朱熹对余范的谆谆教诲。朱熹在党禁后的苦况中，对“二余”特别思念。在给余偶的信中说：“但老衰殊甚，疾病益侵，仇怨交攻，盖未知所税驾也。今年绝无朋友相过，近日方有至者，只一、二辈，犹未有害，若多，则恐生事矣。无由会面，远书不能尽怀，不知冬间能枉路一顾否。”（《朱熹集卷五十》）在友生零落，且恐生事，不想有多人相过的情况下，却想着余偶来顾，可见朱熹与余偶关系之亲密。
从明·万历版《古田县志》和朱熹文集中还可看到，傅子渊也是朱熹的得意门人。傅子渊，字梦泉，约于淳熙十二年入师门。朱熹很看重他，在给陆子静的信中称：“子渊去冬相见，气质刚毅，极不易得。”朱熹与傅子渊常有书信往来。
《朱熹集卷五十四》中就收有《答傅子渊书》四件。朱熹对傅子渊的学习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信中称赞“示喻所得日益高妙，非复愚昧所能窥测。”（《朱熹集卷五十四》）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程若中，字宝石，尝从文公学。嘉定中特奏名，躬行无伪，终身不违于礼。有《槃涧集》行世。”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载，“张棫，字先之。绍定二年进士（特奏名），游朱子之门。”明·万历版和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还载有程伯荣、林好谷、林充之、苏龟龄、黄有开等人“皆游朱子之门”。据古田杉洋《余氏族谱》和《李氏族谱》载，还有余亮、余畟、李言可、李昂等人，也都是朱熹的门人。
朱熹在古田的这么多门人，他们在学术上多有建树，不少人还取得功名，且多有著述行世，有一部分则成为古田各个书院的掌门人。他们在古田各地弘扬朱熹理学，代代相传，使古田成为理学之乡。紫阳过化，与这一大批门人是密切相关的。
这里，还有几个人物与朱熹有密切关系，在古田弘扬朱熹理学方面有过贡献和影响的，也值得一提。
黄干，字直卿，闽县人。系朱熹的女婿，朱熹理学的得力继承人。如真德秀所云：“惟公之在考亭，犹颜曾之在洙泗。”（真德秀《勉斋先生祝文》）清·乾隆版《古田县志·寓贤》载，庆元党禁时，“亦以伪学之禁，寓九都族人家。与朱晦翁讲道论德，悠然也。”朱文公避难来古田溪山书院时，黄干在螺峰书院讲学。后来又陪同朱熹到杉洋蓝田书院，协助朱熹讲学论道。同时，黄干与林用中是朱熹四大门人之一，与余偶、余范交往颇深，在为古田弘扬理学方面，黄干也融入了古田籍门人的队伍中去。
李侗、李友直父子。李侗是朱熹的老师，对朱熹影响很深。据考证，李侗祖籍在杉洋，李侗二十四岁后才迁居延平。“李侗子友直，绍兴丁丑科进士，授铅山令，与朱晦庵先生为友。时禁伪学，迁寓一都谷口小鲎，子孙随家焉。”（见清·乾隆版《古田县志·寓贤》）可见李氏父子在古田弘扬理学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杨易。杨易是“浙江山阴人，官拜兵部侍郎，与晦庵朱文公同为理学。因谏韩侂胄丞相，贬为杉关（即杉洋）巡检。”（见《余氏总谱志》）杉洋人因尊崇他，在他死后将其奉为通乡拓主，在杉洋建有槐庙、东山庙奉祀他。群众尊敬和宣传杨易，实际上就是在崇拜和宣扬朱熹。
赵汝腾。赵汝腾系宋太宗七世孙，居古田。宋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曾拜端明学士兼翰林学士，知泉州。素与朱子相友善。其题朱子像云：‘理精义著，德盛仁熟，折衷群方，如射中鹄，绝学梯航，斯文菽粟。在庆元初，中行独复。’朱子诸赞，此为第一。”（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赵汝腾靠着他的特殊地位，宣传朱熹，宣传理学，无疑地对理学在古田的传播产生一定的效应。
康太保。清代杉洋名士余廷章《蓝田·左边城外志》中载“……晦庵朱文公理学宋时真儒，时衰不知其学。敕命太保赐姓惟康欲剿文公。其辈亦为理学，自废而亡，不欲真儒为伪学者殃。因镇杉关新修庙宇，永荐馨香于重阳日吉云。”太保庙除了杉洋外，古田县内还有多处。乾隆版《古田县志》记载：“朱子避地玉田，时韩侂胄遣人迹其后，将甘心焉。是人宁自刎死，不肯杀道学以媚权奸。邑人义之，祀于溪山书院对面，即今之太保庙也。”古田还有一个传说，庆元三年江西参将周江胡、罗协奉旨到古田追捕朱熹，也是在两难之中周、罗选择自杀。后被西山村人奉为拓主，立庙奉祀周、罗二将，庙曰虎马将军殿，在魁龙书院对面，至今尚存。
从以上这几个人的事例说明，古田与朱熹、古田与朱子理学之间，冥冥之中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渊源关系，为古田成为紫阳过化之乡，也增添了几笔浓墨重彩。
由于先贤过化，朱熹与朱子理学对古田社会文明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是理学薪传，人才辈出。
朱熹在来古田讲学之前，已经有了一大批古田的得意门人；来古田讲学之后，又涌现出一批新的门人。加上朱熹的友人、亲眷，在古田汇成一个庞大的师承队伍，成为弘扬理学的骨干。这些人又培养出再传弟子，如此代代薪传，绵延不断。特别是朱子理学在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中确立了统治地位，成为精神支柱之后，朱熹的《四书集注》及朱子学的经学注释成为历代教科书和科举考试依据之时，古田学子靠着代代正宗师承，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单南宋庆元至元初，古田就出了90名进士。古田宋代有经史子集著作者9人，计11种，而朱熹门人占5人7种。清代福州知府余景熹序《古田县志》云：古邑“长材秀民，通经求能文章者，宋元为最盛。”从元、明至清，又出现了张以宁、余正健、甘国宝、曾光斗等一大批杰出人物。
二是亲临讲学，教化宏开。
朱熹来古田讲学，以溪山书院与蓝田书院为中心点，足迹遍及古田各个书院。朱熹一生办教育，其教育理论和实践对古田教育产生巨大影响。朱熹办学的教育宗旨、办学规程、教育阶段、教学原则、形式、方法等，都会渗透到各个书院中去，健全了古田书院的建设。为继承朱熹遗志，二林、二余等众门人主持古田各处书院讲学论道，使古田书院教育的面貌焕然一新，教育层次也更上新台阶，教育理念也发生变化。从此，古田办学之风盛行，人才荟萃，如清·乾隆版《古田县志》所说：自朱熹来古讲学后，“自是名贤继起……教泽之渐渍玉田者渥矣！”古田历代以来，文化教育事业一直跻身八闽前列。
历代古田民众尊师爱教，培养人才之风浓厚。古田大东地区崇文重教之风尤为突出，一直延续至今。这一良好风气与朱熹曾在蓝田书院讲学是密切相关的。如清代福建学政翰林侍讲学士朱珪所撰《蓝田书院碑文》所言：“……育养人才，涵濡沐浴多士，得幸古田之蓝田书院。”
三是名人效应，开创文明。
庆元党禁解除后，朱熹被谥为“文公”，声名与代俱显。朱子理学被推崇到儒学正宗的地位。古田人历代以接纳朱熹来古田避难讲学为荣，朱熹被尊为圣人偶像加以崇拜，崇尚朱熹道德伦理哲学之风日盛。朱熹涉足的许多地方都建有朱子祠，祭祀活动历代不衰。南宋以来，古田凡有学堂，必祀朱子；普通人家，厅堂上都挂有朱熹书体的“行仁义事，存忠孝心”、“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等楹联。朱熹作为圣贤的形象和他的理学历代深入人心，形成“人文崇孝悌”、“家贫亦业儒”的风尚，因而必然给古田带来了封建社会的文明景象。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载：古田人宋以前受教育程度差，信巫好斗尚鬼，不开化，欠文明。《福建通志》称，自古古田邑民“往往逋赋，好斗喜讼，颇易动难安”。而“至朱晦翁避地至此，羲文周孔之道，洋溢溪山，理学文章甲于他邑；而忠孝义烈之风至明季而大畅。”（清·乾隆版《古田县志》古田知县辛竞可序）“自宋至今，士君子敦本务实，小人食勤啬用，守朱紫阳遗训，冠婚丧祭，犹醇朴之风。”“古田古属峒氓椎髻跣足固无文可言，自宋紫阳朱子过化后户诵家弦之风为之一振，庶几称海滨邹鲁。”（民国版《古田县志·艺文》）就较边远的杉洋来说，自朱熹讲学之后，文明景象历代相延。清代古田县令万友正在《重修蓝田书院序》中称：“至其地，其秀者敦诗书而尚礼义，朴者安谨愿而守耕凿，休休乎太古之风，窃心异者久之，询知为紫阳过化之乡。”
四是增强素质，社会进步。
古田因分得朱熹一脉真传，其理学渊源向古田文化多元化渗透，对古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朱子理学的广泛传播，使古田文化教育基础雄厚，人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提高。人文发达，社会必定走向繁荣。古田自南宋以来属望县，元代时属上县，至明、清两代古田人文经济在福州路（府）十数县中名列三、四。正如元代吴海《送郑训导》所言，“古田在昔，提封之广，居民之众，邑里之华，文物之盛，盖彬彬焉”。清·乾隆版《古田县志》称：“自宋迄今，诗书弦诵，俊采翩翩，邃谷深山，人烟霭霭；而居民辐辏，城市喧填，几几乎与通都大邑并繁庶矣。”感谢朱熹，感谢朱熹的众多门人，为古田八百年文化教育和封建文明史写下光辉的历史篇章。
朱熹避地古田及其影响
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三月间朱熹避祸到古田，载之史志，留下遗迹，虽驻足时间不长，然而朱熹在古田的影响却颇大。
一、朱熹庆元避难前的古田概况
据宋建隆元年（960年）统计，古田有23605户，其中主户14143户，客户9482户；人口84591人，其中主口62763人，客口21828人。置四乡，领十三里。按当时的标准属望县。到了元初，仍只有26996户。宋末的动乱和蒙古人的屠杀当然会使人口减少，但鉴于古田县是受害较少的地方，可以推知终宋一代古田的经济发展不快，人口繁衍不多。
清代乾隆年间古田知县辛竞可认为，古田自古“处深山邃谷中，浑浑穆穆，初不知有周、秦、两汉，何况六朝、五代？”“迨唐开元入版图，涵濡渐渍……”福建史志关于古田“邑人贵巫尚鬼”、“信巫好斗”并不乏见。《福建通志》称自古古田邑民“往往逋赋，好斗喜讼，颇易动难安”。所有这些记述，自然不无偏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田建县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邑民受教育程度差，上古时代的习俗还一直保留着。这阻碍着古田县向文明方向拓展。
此外，王审知佞佛，刮起一阵兴佛风。《淳熙三山志》云“王氏有闽，更加营缮（寺院），增寺二百六十七，费耗过之”。其后嗣诸王，更加变本加厉，殚穷土木，耗尽民财。这股风到了北宋仍有增无己，古田受影响最大。笔者作一统计，到宋高宗时，古田有寺观133个（主要是寺院）。建造寺院和佛事支出已使邑民不胜重负。由于寺田都是上等膏腴之地，且不输夏税，许多百姓遁入僧门，使地方财政十分困难，地方政府只好将赋税负担转嫁给一般百姓。邑民更不胜其扰，不堪其苦。
二、朱熹避乱入古始末
庆元党禁实质上是昏庸的皇帝与权臣新贵对以清廉士大夫为代表的清议力量进行的一场政治迫害，这种政治迫害深化到文化专制。以朱熹为代表之理学被称为“伪学”，理学家被称为“逆党”。庆元三年正月朱熹落职罢祠，二月大理司直邵褒然奏请“伪学之徒，不得除在内差谴。”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在古田门人林用中等人的邀请下，于当月离开考亭循闽江而下去古田。
朱熹入古田境后最初抵达县西十里的西山村，这里是林用中的老家。朱熹在这里的魁龙书院（俗称西山书院）讲过学。旋抵县治，在溪山书院收徒讲学，并为之题匾。明邑人周于仁《溪山书院记》称：“晦翁朱夫子避地至此，始拓其宇，曰‘溪山第一’。”清康熙年间，国子监祭酒余正健指地曰，“昔紫阳夫子讲学是地，匾为‘溪山第一’，墨迹淋漓”（见《漱芳集》）。晦翁以县治为中心，曾到县西十五里的浣溪村的浣溪书院题匾讲学，还与黄勉斋一起到县西北三十里螺坑村的螺峰书院论道讲学，并留“文昌阁”匾一面，到县东三十五里龙津境的兴贤斋讲学、书匾。在县治期间，朱熹还在溪山书院前的欣木亭吟过诗。诗曰：“危亭俯清川，登览自晨暮。佳哉阳春节，看此隔溪树。连林争秀发，生意各呈露。大化本无言，此心谁与晤？真欢水菽外，一笑和乐孺。聊复共徜徉，殊形乃同趣。”这表达了他要与大自然诉衷曲的不同凡俗的情趣和乐观情怀。除此之外，他还到四关外的四会亭题过匾额。
三月初朱熹在余偶、余范等人的陪同下，到县东一百五十里的杉洋村。朱熹在余偶所立的蓝田书院授徒讲学，并题写“蓝田书院”四字，今石刻犹存。杉洋《余氏族谱》和《李氏族谱》都提到“朱文公避伪学禁，宋庆元三年于蓝田书院讲学”。余偶《蓝田书院鳌鱼吐水水墨集》载称：“朱文公庆元三年遭害寓居乡闾，集门人于蓝田……，挥如椽之笔，以鳌鱼所吐之水磨墨，题‘蓝田书院’匾额。”书院对面今有雀舌罗汉松一棵，干周3米，参天蔽日，高耸岗顶，传为晦翁当年手植。朱熹除以蓝田书院为中心讲学外，还到附近西斋、擢秀、谈书三书院去讲过课，并在擢秀、谈书书过匾。有一次他还远抵六十里外的廖厝原始森林留连，并题诗而返。后此地遂名“题诗林”，至今犹存。根据我省已故书法家、学者李若初遗著《退思轩笔记》，朱熹在杉洋“讲学三个月”。五月上旬又返县治溪山书院讲学。
清·乾隆版《古田县志》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朱子避地玉田，时韩侂胄遣人迹其后，将甘心焉。是人宁自刎死，不肯杀道学以媚权奸。邑人义之，祀于溪山书院对面，即今之太保庙也。”不知“是人”为谁，事生何地。但杉洋向传是人为“康太保”，事情发生在杉洋。该村西亦有太保亭，为土木结构，今犹存。
据清代嘉庆年间杉洋文士余廷章《余廷章手记》称，山阴人兵部侍郎杨易，与朱熹同声相应，被贬为杉洋巡检，故朱熹对杉洋特别有感情。
三、划时代的影响
朱熹对古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现仅就培养人才方面作不完全说明。
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谓“朱子避地古田，得进学之传者数十人，而择之、扩之兄弟为最，故至今犹称之曰‘二林’”。兹择其要者介绍之。
1、林用中，字择之，号东屏。朱熹喜其笃信，尝目为“畏友”，与蔡元定齐名。张栻守潭州朱熹偕用中往访之，有《南岳唱酬集》遗世。终身不求仕进，赵汝愚帅闽日，尝亲造问政。2、林允中，择之弟，字旷叔，朱熹改曰扩之。朱熹尝云：“允中从予游，今四五年矣，深察之，其为人盖晦外而明于内，朴外而敏其中，是以予有取焉。”3、林夔孙，字子武，号蒙谷。从朱子学。党禁起，学者纷纷更事他师，惟夔孙险夷其节。朱熹尝谓之曰“道理只是如此，但须做坚苦工夫”。嘉定间曾任县尉。4、蒋康国，字彦礼。绍兴间进士。尝从朱子讲论《楚辞集解》，多质之。学者称鼎山先生。5、余偶，字占之，号克斋。从游朱子之门，与吕祖谦、黄干友善，书问往来，讲明义理。《朱子大全集》载有其事。6、余范，字彝孙，朱子门人。于龙津境构兴贤斋，以寓其师。又与占之同读书西斋。7、程若中，字宝石。从朱子学，躬行无伪。8、林大春，字熙之，号慥斋。朱子门人。尝题十六字云：“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哉，敢不修整！”此外尚有程伯荣、林好古、林充之、林师鲁、程深父、苏龟龄、黄有开、傅子渊、张棫等辈皆游朱子之门。
这些人有的早从朱子学，有的是避难入古时从学的，都卓有成就。由这些人主持各斋，传授朱子学，使古田面貌焕然一新。
明邑人林春秀有风俗诗云：“滩险舟行阻，家贫亦业儒；人文崇孝悌，生计薄屠沽。”明知县杨德周《田中杂咏》云：“讲席千秋诵考亭，二林流韵有仪型。可知薪火传无恙，乍试弦歌道亦灵。遗像尚留今俎豆，荒祠重落旧丹青。多才蔚起开冠冕，日照文章倚翠屏。”可以看出朱熹在古田传播学问的重大影响。
晦翁入古前，古田入科目者寥若晨星。之后，甲乙春秋，后先接武；文苑乡贤，不时而出。庆元五年至南宋末，古田有科名的达90人。其中朱熹门生绍定二年进士张棫，极力传播朱子理学，影响很大。宝庆二年进士赵汝腾，累官至翰林学士，尝从朱子游，一生以朱熹为榜样，指责皇帝“私惠群小”，称赞朱熹是“理精义著，德盛仁熟”。宝祐四年进士苏德载继承朱熹爱国主义精神，抨击贾似道，积极投入抗元斗争。
此外，朱熹的风水观有许多是属于科学方面的东西。他的择地建宅方面的理论至今还指导着许多古田农家，尤其是林氏后人和杉洋村民。
乾隆版《古田县志》说，“至朱晦翁避地至此，羲文周孔之道，洋溢溪山，理学文章甲于他邑；而忠孝义烈之风至明季而大畅。”又云“自宋至今，士君子敦本务实，小人食勤啬用，守朱紫阳遗训，冠婚丧祭，犹醇朴之风”。这是对朱熹在古田的影响的总结。
朱熹的高足与“畏友”——林用中
林用中，字择之、敬仲，号东屏，宋福州府古田县人。生卒年不详。幼年师事以洛学首倡东南的名士林光朝，得其扶掖，学问日进。长大后则曰：“吾当求明德新民、止至善者以毕吾志①。”后闻朱熹授徒建安，遂弃举业而改投其门②。
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朱熹同安主簿任满，赋归崇安五夫里，闻名拜于门下的学子络绎不绝。用中诣门皈依求教时，朱熹叩其学，赞其“通悟修谨”、“讲论精辟”，目为“畏友③”，未敢将他列于弟子之列。而用中则对朱熹恭执弟子礼，侍其左右，问难不倦。此前，才识过人的建阳蔡元定、闽县黄干、建阳范念德等人已捷足先登，投师朱门。用中踵步后尘，朱熹喜其门下又添长才，从此便与他们切磋学问，“对榻讲论诸经奥义，每至夜分”。受到朱熹倾力指授之后，用中犹如醍醐灌顶，顿得理学精髓，学识大进，终与被喻为“闽学干城”的蔡元定相伯仲④。朱熹对用中精湛的学识曾深表赞赏，几年后他在给其婿黄干的信中称：“择之所造思想日深，累日不闻益论尘土满襟耳⑤。”为示器重和厚爱，朱熹亲自为用中取字。一天，用中以为其名不妥，请朱熹改之，说“用中之名在《中庸》，实舜之事，非后世人所宜假以自名者，故常病其大而不自安。”朱熹则认为其无需易名，说：“学所以求为圣人，不以是为标的，则无所定而之焉。子诚志颜子之志，而学颜子之学，则亦何嫌名大，而必易之耶？颜子学求为舜者，亦在精择而敬守之矣。今子必将道颜而之舜，则亦自夫择始而敬以终之，故予谓子之名无庸改。”于是用中又请字。朱熹则曰择之，又曰敬仲⑥。
在同安赋归、祠禄养亲的二十年中，家居五夫里的朱熹除授徒著述外，还不时外出访贤论道。每逢外出，朱熹常偕用中等几位得意门生前往。其中对朱熹一生影响极为深刻的“岳麓会友”和在中国哲学史上久享盛名的“鹅湖之会”，用中都身与其间。
“岳麓会友”是指朱熹到潭州访问张栻，向他请教《礼记·中庸》中的“未发之中”问题。当时，朱熹、张栻与金华学派的创始人吕祖谦过从甚密，交谊最笃，被尊为东南三贤。李侗在世时，曾向朱熹传授过“未发之中”的理义，但朱熹当时的兴趣在章句训诂，未加注意理解。李侗死后，朱熹追思老师的传授，觉得似懂非懂，于是决定到张栻的住所——湖南潭州一行。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偕用中、念德二人从五夫里起程，九月八日抵潭州后受到张栻热情接待。朱、张二人相见之后，抵足夜谈，终夕不倦。据侍行的范念德回忆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十一月十三日，张栻陪同朱熹师徒三人同登南岳衡山，在山中盘桓六日。他们探幽揽胜，游目怡怀，兴会所致剖心酬唱，得诗一百四十九首，编成《南岳唱酬集》传世⑦。二十四日，师徒三人与张栻在槠州握别，张栻赋诗以赠，朱熹答诗云：“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⑧……”从诗中可知，潭州相会期间，他们也曾深入探讨过“太极”问题。这次岳麓会友，交流学问，可以说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和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大汇合，双方获益匪浅。朱熹抵潭州不久曾信告曹晋叔说，“荷敬夫（张栻）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学问之益⑨”。而张栻“其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⑩”。归途中，师徒三人心情舒畅，一路吟咏不绝。在到达崇安邻县——江西铅山县时，朱熹挥毫写了《次韵择之铅山道中二首》。其一云：“行尽江南万叠山，家山犹在有无间。明朝渐喜登关岭，涧水分流响佩环。”诗中披露了归乡还家的急切心情。后来，他们将归途所吟的二百余首诗，辑为《东归乱稿》。此集子记述旅途见闻并抒发由此而引发的胸臆豪气，亦周且备。
岳麓会友之后的第八年（宋·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到建阳的寒泉精舍拜访朱熹，两人合编《近思录》，作为道学的入门书。完稿后，由祖谦发起倡议，邀请朱熹到铅山县的鹅湖寺与江西“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及其弟陆九龄辩论道学问题。届期，朱熹由林用中、蔡元定、黄干、范念德等十多人侍行，践约前往。相会之后，双方展开唇焦舌敝的争辩。当论及教人之法时，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由是，朱熹“以为陆之教人为简”，陆氏“以为朱之教人好支离⑪”。论争中，二陆先声夺人，雄辩滔滔，“朱熹不慊”，终不欢而散。鹅湖之会前后辩论达十日，两个道学派系列会者达三、四十人，可谓盛况空前，在宋明理学史上起着极深远的影响。会后，用中等人陪伴朱熹返回崇安。当行至闽赣交界处的分水岭时，朱熹登上越王台，凝神跳望岭下。用中恭请他即兴赋诗以志此行。朱熹略一思索，便吟下《过分水岭有感》一诗。诗云：“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此诗是朱熹借分水岭下水流分合的情景表达其对不同学术见解的“求同存异”态度，门人们无不对恩师尊重学术争鸣的豁达胸襟而歆羡不已。
林用中“早厌科举，不求仕进⑫”，自投朱熹门下后一直师从其讲学访友，是从游朱门最久的高足之一。约于鹅湖之会后不久，他返归古田，在其年轻时的读书处——欣木亭设馆授徒，弘扬朱子理学之宗风。此期间，他与朱熹仍鸿书频往，联系密切。朱熹自宋乾道九年（1173年）始，“为贫谋食”，除了讲学并写出《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伊洛渊源录》、《程氏外书》等十几种重要著作外，还开始在南宋时被誉为“图书之府”的建阳崇化书市建立同文书院，自刻自印上述撰著出售，又翻印了《汉书》等书籍。此书院刻印图书主要靠朱熹儿子及门生经营，雇有刻工、印工。有时因资金周转不及，而靠借钱发工资。当此时，朱熹屡次信催林用中送钱以应急。一次，他在信中说：“此中束手以俟此物（指钱）之来，然后可以连接印造。不然便成间断，费力也⑬。”用中每接信后便以讲学所收倾囊相助，亲自或嘱人将钱送往。在用中等门人的持续接济下，同文书院的刻书业至少延续至庆元二年（1196年）⑭。朱熹的其他著述如《论孟精义》、《小学》、《童蒙须知》、与吕祖谦合著的《近思录》及张栻的《南轩集》等书，均是在此书院中刻印的。
宋·绍熙二年（1191年），朱熹挚友赵汝愚再次出知福州，“曾亲过其（用中）门，访以政事⑮”。用中与之会晤数日后，汝愚遂邀其同游福州鼓山。在鼓山上，他们看到朱熹的勒石刻文。此刻文是朱熹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赴莆田吊唁旧知陈俊卿，归途重游鼓山时所题，文曰：“……谒鼓山嗣公，游灵源洞，遂登水云亭，有怀四川子直（汝愚）侍郎。”睹物思人，他们感慨万千。当时朱熹在漳州任上试行经界，因遭当地官僚的激烈反对而半途而废，且其长子朱塾又不幸病逝，宦场失意和家族不幸导致他辞职奉祠，离任漳州，回返建阳。于是汝愚与用中和偕游的姚林甫商议后，领衔勒石纪游并题诗。诗曰：“……故人契阔情何厚，禅客飘零事已灰。堪叹世人只如此，危栏独倚事俳徊。”（按：此诗勒石今存）游览鼓山后为慰藉恩师，用中又风尘仆仆地赶赴建阳探望朱熹。
宋·庆元二年（1196年），在权臣韩侂胄支持下御史沈继祖、太常寺少卿胡某等人罗织朱熹十大罪状，诬他推行“伪学”，欺君罔世，要求撤其职名罢其祠禄，将其亲信门徒蔡元定送往外地管制。宁宗皇帝采纳他们的建议，朱熹遂被夺职罢祠，蔡元定被遣往道州。“庆元党禁”由此而起。“党禁”伊始，朱熹仍于建阳考亭讲学，并往来于武夷山间。门人们虑及其安全，纷纷劝其闭馆避祸。时古田籍门人林用中、余偶、余范及长溪籍门人黄干、杨楫等人延请朱熹至其邑讲学。为继续训学艺徒，续其道脉，庆元三年三月朱熹应用中等人邀请，离开考亭潜往古田⑯。
朱熹抵古田后曾遴选溪山书院和蓝田书院作为讲学之所。
林用中等人尽心竭力协助其筹备开馆。消息不胫而走。宁德、长溪、闽侯等地学子暗中负箧来读，不绝于途，不久恒集千人。于是朱熹便以溪山书院和蓝田书院为轴心，足迹遍及古田境内还有螺峰、擢秀、进贤、兴贤、谈书、西山、魁龙、浣溪等多个书院（俗称“古田八斋”），并遣其得力门人前去主持教务。现有案可稽的就有：林用中主溪山书院，黄干主螺峰书院，余偶主擢秀书院，余范主兴贤书院⑰。朱熹为此八斋亲题了斋匾，今“溪山第一”的石刻尚沉于湖底。此后，朱熹常巡视各斋，偶尔也有在螺峰、溪山书院小住讲学。有一次，他到溪山书院，下榻于欣木亭（座落于溪山书院前）中。用中伴随他在亭周围游玩。面对这里山花争研、溪水流碧的旖旎风光，朱熹想到自己所遭厄运，不禁感慨系之，沉吟道：“危亭俯清川，登览自晨暮。佳哉阳春节，看此隔溪村。连林争秀发，生意各呈露。大化本无言，此心谁与晤？真欢菽水外，一笑知乐儒。聊复共徜徉，殊形乃同趣⑱。”此诗寓情于景，借景抒怀，表达了虽身处逆境但仍乐观豁达的情怀。
朱熹寓蓝田书院期间，林用中不时前往探视。从有关记载看，林用中曾陪侍朱熹至杉洋村北的“三井龙瀑”听瀑、饮茶。此瀑从190多米高的崖顶分九级飞泻而下，水珠乱跳，莹光闪烁。据传朱熹看到此瀑酷似庐山瀑布而另有奇异之处，遂游兴勃发，由用中等门人搀扶着在瀑岩上题下“胜似庐山瀑布”六个大字，后刻于石。因时移世远，流水侵蚀，今字迹已模糊。此外，用中、允中、黄干、杨复、余偶、余范等门人为纪念恩师这段讲学生活，曾从外地移来几株珍稀的雀舌罗汉松，并偕朱熹到蓝田书院对面的溧林岗上栽种。其中一株至今仍存，高达16米，径围近3米，已干霄蔽日。
庆元三年十二月，朝廷设立伪学党人登记簿，计登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等五十九人，朱熹名列第五。时韩侂胄遣康太保至古田谋刺朱熹。可是，康探知朱熹乃是博人尊崇的贤儒，不忍加害，遂自刎于蓝田书院不远处。（一说在溪山书院对面。）用中及众多门生闻讯，无不服膺康之义举，即与乡民集资筹建太保庙以祀之。朱熹心知韩侂胄歹心不死，杉洋不能久待，同时更希冀在有生之年会访其挚友——长溪林湜和名列伪学籍的永嘉学派首领叶适、陈傅良，便于是年在尚质、杨楫等人的邀请下经宁德赴长溪⑲。古田门人遮道相送，依依泪别。用中、允中、余偶、余范、蒋康国等十多人一路护送朱熹，俟其安抵长溪后始返古田。
朱熹在宁德、长溪讲学访友数月后，在林湜、杨楫、高松、陈骏、龚郯等陪同下经西园（今福鼎市桐山镇）到浙东，游览了雁荡、天台等胜景，会访了叶适、陈傅良⑳。抵考亭后，其旧疾日渐加重，终于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病逝（21）。噩耗传出，林用中悲恸不已。为表达对恩师的缅怀，庆元七年他将溪山书院改建为晦庵祠。祠中供朱熹遗像及木主，每年逢朱熹忌日他率门生前往崇祀，礼仪特隆。
宋开禧间（1205—1207）林用中逝世。邑人葬其于翠屏山下，并祀之于溪山晦庵祠，“历元迄明，有常享（22）”。
用中生前著有《东屏集》、《草堂集》行世，惜今已佚。
蓝田书院的历史兴衰
杉洋胜地快登临，朱子祠前望翠岑。
林壑清幽里野辟，先贤文化入人深。
这首《游大东杉洋》的七绝诗，是原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高级顾问、海军上将、原福建省省长萨镇冰于民国己巳（1929年）初夏途经杉洋村而写的难得诗章。其“朱子祠”即位于杉洋北门外的朱熹曾二度到杉洋授徒讲学的蓝田书院。它凸现了杉洋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典型特征，高度概括了理学大儒朱熹与蓝田书院源远流长的关系及其理学文化的深远影响。清华大学人类学博士生导师张小军教授与杉洋古稀老人余理民（已逝）合著的《福建杉洋村落碑铭·地舆记》记载，“在杉洋村大门上方”和“东山关隘口城门上方”分别垂立着两块石碑，前者碑文为“先贤过化之乡”，上款为“宋淳熙十一年”；后者碑文为“过化名区”，上款为“宋庆元六年”。
这两块碑铭的下款，均镌刻着朱熹在古田的高徒“林择之书”和朱熹在蓝田书院的高徒“十八门人立”的落款。虽然这两块珍贵的石碑“在1958年修古宁公路时被埋在涵洞中”，但历代以来，世代士人和杉洋人氏始终铭记着朱熹这位理学宗师的“教泽长存”以及对“先贤过化”的永久缅怀和自豪。足见“先贤文化”是何等“入人深”，杉洋文士清建宁府学教授余泽先有诗云：
蓝田俎豆万山中，济济衣冠祀晦翁。
斯文未丧知谁力，留得弦歌玉邑东。
蓝田书院始建于何时？历代以来毁建情况如何？朱熹何时赴蓝田书院讲学？“先贤过化”有何深远的影响？笔者试以地方文献的史料分述之。
最早记载蓝田书院的地方文献是杉洋《余氏总谱志·余氏重建蓝田书院记》。该文写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五月，为“左承仪郎知福州古田县丞主管学事郭能撰”，“左迪功郎新差汀州司户参军余偁书”。其篇首记述“昔员外公余仁椿相地宜创学馆，背乾向巽，萃山川之秀，额以蓝田”。现存一块《历代重建重修蓝田书院芳名》碑，其中间竖行也醒目镌刻着“唐（指后唐，笔者注）员外郎永贞县令余仁椿捐资鼎建”，可见蓝田书院始建于五代后唐（936—940），而具体年份不详。《余氏重建蓝田书院记》还评述了余仁椿“始创学馆”，“作养人才”的深远历史意义：“二百年间，簪缨间出，皆由此地始学”，并着重记载了蓝田书院迁、复地址和重建的史实：“厥后，迁于西山隅，士风浸微，文场屡败，三十年气象不振。余公端卿追先猷，慨然日疚于怀，乃率宗盟，曰栅、元亮、椿龄、瀛、登，鸠财僦工，复于旧址。披榛划棘，一依旧向，营建而鼎之。裁处间架门，其前者一堂，其背者七廊，其东西者十有二。中严祀宣圣像，以尽崇奉之诚。房舍其傍，园囿其隙，膳浴金彀各有所处。至于时，族之子侄程工视事，经始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之庚申，克成于次年三月之甲子。规模宏壮，万瓦鳞鳞，焕然一新，乃延宗中之秀茂先达、南城尉余席珍者为教道，迓以鼓吹，式宴于堂，雍容于樽俎之间。里人耸观倾听，莫不奋励。”这段史料，既概述了重建蓝田书院的原由、时间及主修者、参与者，又扼要说明了建筑布局、规模以及庆典活动的盛况。这是所见最早的记载重建蓝田书院的史料，而其中尚无朱熹在蓝田书院讲学的记载。
最早提及朱熹到蓝田书院讲学的是写于宋庆元丁巳（1197年）春三月的《余氏总谱志·东斋记》：“子（朱熹）两度于尊师李讳侗祖籍之地游学讲论。时庆元间避学禁，云集高弟十有八者于蓝田书院曰‘东斋’为础，分赴诸院施教，门人遍闽，邑东有余、李，邑西有黄、魏。诗礼传家，义方有素，二学子皆驰誉上庠，遂故书始末以告来者，庶诸生异日奋起，徒步而梯青云，知所自以斋志。”蓝田书院还有朱熹书匾的“蓝田书院”四字，署名“晦翁”，镌刻在一块石壁之上，至今尚存。其刻石还附有上下款，上款为“堂长李昂直学李元鼎立”，下款为“宋丁巳春三月吉日”。又据朱熹门人余偶的《蓝田书院鳌鱼吐水水墨集》记载，“朱文公庆元三年（1197年）遭害避居乡间，集门人于蓝田……挥如椽之笔，以鳌鱼所吐之水磨墨，题‘蓝田书院’匾额。”综上所述推断，朱熹第二次到蓝田书院的时间，当是庆元三年初。那么，朱熹第一次到蓝田书院是什么时候呢？查阅历代旧县志，明代万历版首部《古田县志》卷首有知县刘曰旸所写的序文，只有简言“朱紫阳李延平之为教，道宗邹鲁。”明代另一部县志《玉田识略·寓贤》虽有比较具体的记述，但还没有朱熹首次到古田境内的记载：“朱晦翁庆元间以韩侂胄伪学之禁游寓玉田……杉洋有蓝田书院，翁书匾，盖其门人余偶立也。今已废。龙津境有兴贤斋，是其门人余范立。杉洋西有西斋，是其门人余偶、余范读书处。俱翁书匾……翁又尝曰：东有余李，西有黄魏，盖自纪其众乐也。”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记载“螺峰、浣溪、杉洋诸所，皆其游息而训诲也”。而民国版《古田县志》有翔实的记载，其中清代古田县令万友正所撰《重建蓝田书院序》和清嘉庆皇帝老师、翰林院侍讲学士、时任福建学政的朱珪所撰的《重修蓝田书院记》、《蓝田书院碑文》是研究朱熹与蓝田书院的珍贵文献。《重建蓝田书院序》提及了朱熹第一次到蓝田书院的年代：“蓝田书院旧有朱晦翁刻四大字，其半埋于土，历数武而上又有引月池，横勒‘引月’，款出‘茶仙’，共四字。盖缘淳熙时（1174—1189）……晦翁避地于此，门人余偶、余范为建书院以居之，此刻石之所由来也。”又据前文提及的那块“林择之书”、“十八门人立”的“先贤过化之乡”石碑，上款镌刻着“宋淳熙十一年”的明确时间，这是朱熹首次到蓝田书院的佐证。清华大学张小军教授在其所著的《蓝田》一书中也推断“朱熹第一次到蓝田是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受玉田弟子林择之（林用中）、余偶和余亮的邀请。第二次是在庆元党禁期间的1197年，避难到此。”朱熹曾二度讲学的蓝田书院，在历史的长河里，或因天灾人祸，或因保存不善，或因年代久远而损毁，但它相继得以重建重修，承传不已，则是先人尊儒重教和勤劳智慧的薪传，是“先贤文化入人深”的世代发扬。其几经毁建的史实，在族谱、县志及有关文史资料的记述中有几次明显的史迹可寻。首先就是《余氏重建蓝田书院记》所载五代后唐余仁椿始创“额以蓝田”的学馆。这个学馆就是后来朱熹二度讲学的蓝田学院的前身，亦即杉洋北门外的蓝田书院旧址。历二百年后，迁址于西山一角，“士风浸微”，“三十年气象不振”。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由余端卿率余栅、余元亮、余椿龄、余瀛、余登等人“鸠财僦工，复于旧址”，重建房舍，“规模宏壮，万瓦鳞鳞，焕然一新”，计有大门、前堂、走廊七条、东西厢房十二间，中殿供有孔子圣像，房舍旁边还辟有园囿，并有供膳、洗浴之所。整个重建工程完成于次年三月。这个学舍，经将近三百年，“至明季（约1644年）燹焉”。
其二是清代古田县令万友正的《重建蓝田书院序》和福建学政朱珪的《重修蓝田书院记》及《蓝田书院碑文》所载的史料，这三篇文献都是为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乾隆四十七重建蓝田书院而写的，从中可以略知这次重建可谓亘古盛事：一是得到府县官员的高度重视。一位福建学政、一位古田县令亲写碑文序言，盛赞此举“甚属可嘉”，“维振兴文教，修刻举坠，守土责也，亦儒者之事”，“实千载一时之嘉会”。他们还厚望此举“有以倡之”——“离杉洋五里横路坂有擢秀斋，浯漈有兴贤书院，皆其门人为文公所建也，雅意亦修葺之，更不能无望于彼地之秀而贤者。”二是倾村而动，全县协力，投入“重建”之举。“一方文人学者，合力同志，累年铢积”，“举其役者余李林饶为著姓，而通邑协力成之”，“倒箧倾囊，即农工商贾亦宜踊跃争先，以襄盛举”。三是历时一年，重建规模尤为可观。“辛丑（1781年）三月再莅古田……于本月初九日鸠工庀材，仿照旧规，重为构立”，“明年（指1782年）工竣”。“土木繁兴，殿阁杰伟”，“览之，则讲堂、华表、池台楼阁岿然深秀，负狮山而望玉屏，山川环列，有旷如举如之观”。可见这次重建的蓝田书院既恢复旧观，又拓展新貌。
其三，历代以来均有重修之举，光绪年间及民国时期又多次修建。现存的“历代修建蓝田书院绅董芳名”碑、“建滴水亭乐捐者芳名”碑（残存）、“建墨迹亭及书院乐捐者芳名”碑就是明证。其中“历代修建蓝田书院绅董芳名”碑完整地镌刻了自后唐至民国的各个朝代的36位绅董姓名。“建墨迹亭及书院乐捐者芳名”碑立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经过历代多次修建的占地面积941平方米的蓝田书院，历千年沧桑，益显壮观，蕴藏丰厚的理学文化底蕴。然而痛惜的是，这个历史悠久的书院在1976年毁于一炬。那掩映于奇岩迭嶂、青松翠竹之间的红墙广厦，那错落有致的享堂、讲学楼、名宦象贤祠、宿舍书房客厅、墨迹亭、魁星阁，那天井花坛四时盛开的春兰、夏莲、秋桂、冬梅，那周边朱熹遗迹的留云洞、引月池、聚星台、溧林岗，那院内垂存的朱文公塑像和朱文公墨迹、十八门人公座、康太保神位、青石楠木碑刻、琳琅满目楹联、朱珪题字、李方莲草书、余元昂擘窠大书、李捷英诗题、李若初墨梅等珍贵文物，都在那场灾难中荡然无存，只剩下荒芜的遗址。现在人们只能从杉洋人氏余理民和余祖祥合写的《蓝田书院旧日景观》的遗作中领略当年蓝田书院的风貌。
环列诸山道远青，当年夫子日谈经。
尚余墨迹香千里，夜夜光摇北斗星。
这首古代杉洋文士李捷英写的诗篇生动描摹了当年朱熹在蓝田书院收徒讲学的情景。“云集高弟十有八者”，“一时从游其最著者有余偶、余亮，其余指不胜屈”，“分赴诸院施教，门人遍闽”。此后，谈经论道蔚然成风，影响之大，历代不辍。清代县令万友正在《重建蓝田书院序》中称“至其地，其秀者敦诗书而尚礼义，朴者安谨愿而守耕凿。休休乎太古之风，窃心异者久之，询知为紫阳过化之乡。”清代福建学政翰林侍讲学士朱珪特撰《蓝田书院碑文》，高度褒崇朱熹教化之功和蓝田书院胜地之重要，“育养人才，涵濡沐浴，多士得幸。古邑之蓝田书院，居峻山复岭之中，擅翠壑丹岩之胜，府治迤北二百四十里，为侯官、罗源、屏南、闽清、宁德五县交会之处，古名杉关，即其地也。创建于五百年前，重兴于五百年后，而知夫子之音容常在也，教泽长存也”。
蓝田书院旧日景观
蓝田书院位于古田城东，距县城七十五公里，座落在杉洋村北境墓亭山麓，坐北朝南，在一片片松篁青翠、奇岩叠嶂交相掩映中，显得肃穆庄严。
蓝田书院为南唐（937—961）永贞（今罗源）县令余仁椿创建，经历代修整，距今有一千余年。至宋庆元间，朱熹亲临书院讲学，才闻名遐迩，成为古田文化之摇篮、八闽最早学校之一。
蓝田书院，为历代人们所向往。每当游人到太保殿，便能远远地看到深红色的院墙，朱红的大门，以及大门前两株华盖般的“大叶榆夹”。近前，跃入眼帘的则是大门上方白底蓝字横匾，上书“蓝田书院”。这四个大字乃朱熹的真迹。门边一副对联写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无以异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在兹乎。”大门左右有边门，门上方墙上以卷书形图案写着“登云”、“立雪”。步入大门，一眼能看到中门形如仲秋皓月的“月圆门”，通轮柳条结构，古朴大方，引人注目。碑廊立三块青石碑刻和一块楠木碑刻。碑文分别为正楷、篆书，记述院志，并详录有清代朱珪等辞句。经中门两边门，向左右转弯，便见到东西两神龛，曰“左昭”，曰“右穆”。其后堂是读书室、讲学楼。再由左右廊到东西客厅，便见厅门上各有一长方形如意头匾额，东边书“鸢飞鱼跃”，西边书“寒竹风松”，亦为朱熹所书。入厅，内陈床，设有茶几、踏斗、蒲团等。正面壁上分别书着“香薰”、“仙苑”大字。各有一副款“晦翁”的联句：左是：“春报南桥川叠翠，香飞翰苑野图新。”右是：“雪堂养浩凝清气，月窟观空静我神。”厅外盆景有春兰、夏莲、秋菊、冬梅，四时不乏名花欣赏。
踏上七级石阶，绕过数武走廊，是二进院落。左有“名宦”、右有“象贤”之祠，中有五尺高阔的“公座”，座上立一块四尺宽、三尺八寸高的“十八门人录”。记载朱子门人黄干、杨复、徐范、周端朝、张道等。
“象贤”祠中立一木碑，刻着“宋太保康公神位”。相传韩侂胄遣康太保擒杀朱熹，途中听说他在杉洋力教群儒，为人多善，恭敬有礼，并无越轨，何有“十恶不赦”之罪？当康太保到杉洋时，门人纷纷阻止，朱熹则早就备一碟盐、一碗蕨芽，专为款待这位钦差大臣。康公见状，为其清贫忠义所感动，遂喝令部下回京。他一路边走边想：不杀朱熹何以复旨？杀了朱熹，实属冤枉。左右为难，遂自刎。后人为纪念康公仗义捐躯，在蓝田书院路尾建“宋太保康公殿”以为奉祀。后移迁村西太平宫，至今该地仍名“太保殿”。
沿着石阶而上来到享堂，四扇五柱，仿古建筑，壁上有朱珪题字“存义知几”。正中玻璃龛内端供朱熹塑像，仪容端肃，双手执笏，右边太阳穴生七痣，有如北斗七星。享堂壁上李方莲圣草大书：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
还有清代邵武儒学正堂、蓝田后学文社社长余元昂擘窠大书：豹变南山雾，鹏搏北海风。
此外还有著名书画家李若初水墨《梅》的壁画。
绕过东门，来到“墨迹亭”，左侧巨石上刻“蓝田书院”四大字，款出“晦翁”。李捷英题诗：环列诸山送远青，当年夫子日谈经。
尚余墨迹香千里，夜夜光摇北斗星。
鳌鱼石以形似取名，“鳌头”一小孔过去有清泉流出。其上文昌阁，高约二丈，六角三层，构造精巧，亭亭玉立。凭窗远眺，山城秀色尽收眼底。
蓝田书院四周也有许多与朱熹有关的名胜古迹。如院门前二口池塘，夏荷出水，亭亭玉立，千姿百态，池下一口井水，晶莹清洌，能供百人饮用。院西“石竹湾”怪石林立，湾中有“留云洞”、“引月池”均列蓝田八景。其北有石形各异的叫“纱帽石”、“雷公石”、“鸡髻石”；以东有“七星林”、“聚星台”、“十八重阶座”。《水墨集》载：当年朱熹夜晚领门人在此台观星象，讲述天文学。今“聚星台”三字尚存，遗址亦在。相传，朱熹初来杉洋之时，曾领众门人在院的对面“溧林岗”栽一株“铁树”，距今七百多年，树高二丈五尺余，终年长青。长期以来，国内外来到古田游客，往往不顾山高路阻到此游览，山川风景之胜，令人乐而忘返。
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古田县令万友正主持重修书院。民国十四年（1925年）余良骅、余良骥、葆清等组织董事会，再次整修，并成立《盖蓝社》定春秋二祭，为保护蓝田书院起了很大作用。
1935年，杉洋白溪村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建立中心支部。1936年初，杉洋地下党组织以蓝田书院为交通联络站，开展各种革命活动，蓝田书院又增添了光荣的革命历史。
解放后，蓝田书院一度作为杉洋公社“农业中学”校址，一时学生云集，弦歌重作。“文革”时期，农中停办，书院被洗劫一空。最不幸的是1976年10月间发生火灾，千年古迹毁于一旦。重建蓝田书院，已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关注。以蓝田书院为轴心，加上当地唐代古建筑——上院、下院和鸦片战争抗英英雄林朝聘墓，以及落差190多米雄伟的“三井瀑布”景观，杉洋这个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镇，将成为一个旅游观光的历史文化名镇。
先贤墨韵耀蓝田——略述朱熹留给古田的墨迹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朱熹的书法自成一格，历来为书家及研究者所推崇。《书史会要》说他的书法“下笔既沉着典雅，虽片缣寸褚，人争珍秘，不啻璠璵圭璧。”朱熹曾几次来过古田，为古田留下不少墨宝。特别是朱熹晚年避祸古田，到过许多书院讲学，所到之处，多有题字。这在明、清两代的《古田县志》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溪山书院在县治北，晦翁书其匾曰：‘溪山第一’。”其题字石刻上世纪五十年代尚存，可惜于1958年古田建水库时连同溪山书院旧址淹没湖底。希望有朝一日还能重见这一瑰宝。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还载，“浣溪书院（址在现今城西的浣溪村，迹已无存）朱晦翁书匾，今废”；“螺峰书院在九都螺坑（即现今九都中学附近的罗坑村），宋时建，朱晦翁与黄勉斋曾讲学于此，今废为田，唯存朱晦翁‘文昌阁’三字。”另据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载，浣溪（即现今城西的浣溪村）的“魏浣溪祠，有匾‘爱敬’二字，并一联，朱文公手笔也。或以鬻市，庠生蓝湄得之，悬书馆为宝玩，数月厄于火”。明·万历版《古田县志》又载，“兴贤斋在县东三十五都（即现今杉洋镇一带）龙津境，朱晦翁书匾，盖其门人余范立也，今废”。明·万历版《古田县志·寓贤》载朱熹“往来于三十九都徐廖二大姓”。此指即是现今鹤塘镇的徐州和卓洋乡的廖厝。相传朱熹门人廖德明祖籍在廖厝，朱熹曾到廖厝原始森林游览，并在石壁上题诗。所以廖厝的这片森林被后人称为“题诗林”。可惜遗迹已无法寻找。
由于年湮代久，史迹尘埋，以上所述的这些题字墨迹，如今都已荡然无存了。另外，朱熹写给古田众多友人、门生的信札和诗、文、序、跋等不计其数，墨迹至今也未能寻到只字片纸。然而，这些记载在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之余，也能钩起后人许多幽远的怀想，想象着当年先贤墨迹曾经为古田增添了多少光彩！如今值得庆幸和炫耀的是，朱熹在当年曾经讲学过的蓝田书院的所在地杉洋镇，仍为我们留下许多熠熠生光的墨迹。
在杉洋，我们可以看到朱熹题写的蓝田书院院名石刻。石刻于1981年春从杉洋蓝田书院遗址上找到，保存完好。“蓝田书院”四个大字系严谨的颜字，署名为“晦翁”。其刻石左右两边还附刻有上下款。上款为“堂长李昂直学李元鼎立”，下款为“宋丁巳春三月吉旦”。李昂、李元鼎是当时蓝田书院的主管。据杉洋《李氏族谱》载，李昂卒后被尊为“理学儒宗”。有关“蓝田书院”题匾的情形，杉洋《余氏族谱》还有详细的记载。谱中所载朱熹门人余偶《蓝田书院鳌鱼吐水水墨集》中说：“朱文公庆元三年遭害避居乡间，集门人于蓝田……，挥如椽之笔，以鳌鱼所吐之水磨墨，题‘蓝田书院’匾额。”所谓鳌鱼吐水，即书院中有一石形如鳌鱼，鱼嘴上有泉水流出，故曰鳌鱼吐水。
在蓝田书院遗址不远处有一泉水池，名曰天池，是“蓝田八景”之一，称为“天池引月”。其石壁上刻有朱熹所题“引月”二字，署名“茶仙”。朱熹嗜茶，故以茶仙自号。石刻保存完好。
走进杉洋下院凤林祠，其后厅两侧墙壁上的朱熹墨迹对联便映入眼帘。其一为：“春报南桥川叠翠，香飞翰苑野图新”；其二为：“雪堂养浩凝清气，月窟观空静我神”。两副都是楷书，均有落款，一副落款为“晦翁熹”；另一副落款为“朱熹”。这两副对联的字体属常见的朱熹楷书，结构完美，笔画凝重、雄赡，许是具有曹孟德雄逸的书风。据当地老人回忆，这两副对联原是写在蓝田书院墙壁上的，后来有人把它摹到凤林祠壁上。幸甚至哉，蓝田书院1976年毁于火，要是没有有心人把这两副对联临摹下来，这一真迹也就永远消失了！附带说明一下。近观收在《朱熹文集外集卷一》中的一首题为“无题”的诗，内容是“春报南桥川叠翠，香飞翰苑野阁升。雪堂春活凝清气，月窟中空疑有神。”这首诗读起来使人觉得文辞不畅，文意乖碍。此诗与上述对联对照，第一副对联与诗的第一、二句，只有“图新”与“阁升”两字之差。“阁”字与“图”字形似，“升”字与“新”字音近。但“野阁升”不知所云，而“野图新”则能达意。从对联的格式要求看，“野图新”与“川叠翠”对得较贴切。第二副对联与诗中后两句对照，“养浩”与“春活”，两字皆形似，显然以“养浩”为妙。另一句的“观空静我神”与“中空疑有神”，“月窟观空静我神”自有意境之妙。而“月窟中空疑有神”则缺少神韵。这“无题”中的四句，看成一首诗，很难让人体味出诗意来，且“升”与“神”也不合诗韵。可能是后人把朱熹写给杉洋蓝田的这两副对联误记误传，把它凑成一首“无题”诗。
杉洋下院凤林祠后厅正壁上，还有“忠”、“孝”、“廉”、“节”四个大字，豁然展现在你的面前，让人肃然起敬。这四个大字，每字4尺见方，极具宋人楷书大字特点。这四个大字与笔者在湖南岳麓书院见到的一模一样。岳麓书院的字是刻在石碑上，杉洋凤林祠的字则是摹在墙上，不知朱熹是在何处写成这四个擘窠大字。但能在杉洋出现，也必有一番来历。
民国版《古田县志》载，“杉洋西斋在杉洋之西横路坂，旧遗一匾联云：‘碧海开龙藏，青云起雁堂’。今迹废，唯匾联尚存。”在杉洋余氏一族人家历代珍藏有朱熹手书木刻对联一副，内容同上。此联字体为行草，笔墨酣畅，气势连贯，是朱熹书法中所少见者。此联曾经省博物馆等单位专家认定，实属朱熹书体无疑。此木刻对联如今被收藏者视为至宝，秘不示人。西斋对联的字体，想是与这一副木刻对联相同。
在杉洋的余氏祠堂和杉洋旧时读书人的老房子里，我们还可以见到内容为“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及“行仁义事、存忠孝心”等楹联，这些楹联都是朱熹字体，和凤林祠墙壁上对联字体相同，系被后人反复临摹复制而成。但这些也都是难得的朱熹书体珍品，很有欣赏价值。
据《书史会要》一书载，“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于翰墨亦加之功。善行草，尤善大字。”另据朱熹的“议书”所称，他学书少时喜学曹孟德书，后来改法于颜。朱熹《题曹操帖》跋语中也说，“余少时曾学此表，时刘共父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诮之。共父谓予：‘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时予默然亡以应。今观此谓‘天道祸淫，不终厥命’者，益有感于共父之言云。”朱熹学颜也许是从这时开始的吧。朱熹一生涉猎的碑帖甚多，家藏也甚富。对所经眼的名帖，多有题跋。对名帖名家评点十分精辟，对各家书体领略甚深。朱熹精于此道，因此挥毫落纸，诸体皆精。而在杉洋，我们则可以品味到他那遒劲端庄极具颜味的榜书大字“蓝田书院”；瘦削劲拔，近于欧体的“引月”；流水行云的“碧海”“青云”行草对联；雄逸沉稳的“春报”与“雪堂”楷书对联；气势恢宏的“忠孝廉节”大字……在杉洋展现的朱熹墨迹，可谓诸体兼备、丰富之至。这些瑰宝能保留至今，殊为珍贵。先贤墨韵耀蓝田。在这些瑰宝面前留连驻足，从中缅想先贤教化的盛事，接受先贤书法艺术的熏陶，真是得益良多，乐趣无穷。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杉洋保留了这么多朱熹的墨迹，对后人学习书法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杉洋后人书家辈出，如清代的余元昂、李方莲、余良骏，现代的李若初，都是闻名遐迩的名家。细品他们的书法，均有朱熹法书骨力韵味蕴涵其中。
朱熹与溪山书院
“庆元党禁”期间朱熹避地闽东讲学，以蓝田书院为轴心，在古田境内还有溪山、螺峰、谈书、魁龙等八斋，遣其得力门人前往主持教务，他则时往巡视。其中溪山书院朱熹既为之题诗又为之书匾，厚爱有加。
溪山书院的前身是古田县东北的双溪亭。原来古田县东北距雉堞外不远处，旷地里突耸一石山，其势险峻，山上林木蓊翳，山下双溪屏环。宋淳化二年（991年），构亭山岗上，曰“双溪亭”。由亭下瞰，泓澄湾碧，四山环翠。水光山色，辉映棂槛，实为浏览之胜地。自朱熹遣高足至此地讲学，亭宇始得开拓。未几，朱熹为亭题匾曰：“溪山第一”。溪山书院之名由此而始。书院前有座构筑精致的小亭，名曰“欣木亭”，为朱熹高足林用中（古田人）所建。朱熹巡视此书院时常下榻亭中。清·乾隆版《古田县志》（下简称《县志》）卷8“古迹”门载朱熹题欣木亭诗，云：危亭俯清川，登览自晨暮。
佳哉阳春节，看此隔溪树。
连林争秀发，生意各呈露。
大化本无言，此心谁与晤。
真欢水菽外，一笑和乐孺。
聊复共徜徉，殊形乃同趣。
此诗在赞颂春日大自然的盎然生机的同时，也表达了朱熹不以文网为念而与门徒陶然自乐的达观情怀。
溪山书院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圮于水，朱熹题匾“溪山第一”被冲于溪畔，欣木亭也随之而废。时人对此书院遭洪荒圯，无限感慨。《县志》“古迹”门曾载明朝时著名文学家徐勃、古田县令杨德周、邑名士林春秀凭吊书院荒址时所写的感喟之诗作。徐诗云：“城东遗迹古，传是紫阳祠。亭废狐狸啸，堂空鸟雀悲。西风山寂寂，斜日草离离。惟有寒溪水，潺潺似旧时。”杨诗云：“郭外祠堂抱远汀，先贤曾此授遗经。狐狸废址悲无限，燕雀雕梁贺有灵。到地烟光开罨画，中天日影照丹青。何时偃武寻清暇？重筑前溪欣木亭。”所幸的是，至崇祯年间这位感叹“何时偃武寻清暇？重筑前溪欣木亭”的杨德周县令，鸠资按原貌重建此书院，使之恢复昔日风韵。
双溪亭自宋淳化二年修建、庆元间成为“古田八斋”之一后，其盛衰兴废在明、清时古田有关典籍中屡见载述。明邑名士周于仁《溪山书院记》云：“县治东北去雉堞外不数武，平地突起冈阜，山势奇郁，下环双溪，四围萦注。宋淳化二年，构亭其上……庆元三年，晦翁朱夫子避地至此，始拓其宇，曰‘溪山第一’。自是名贤继起，有林蒙谷、林择之（用中）、林扩之（允中）、蒋康国诸君子亲炙儒宗，教泽之渐渍玉田（古田之别称）者渥矣……有紫阳讲席，而溪山遂以第一矣。名贤过化，百世闻风，登斯亭也，羹墙不远，其在斯乎？”明邑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余文龙《新建先贤祠记》云：“宋晦庵朱文公值禁伪学时，游寓古田，讲学于县治之北，有书院额曰‘溪山第一’……后即书院为祠，二林配焉，历元迄明，有常享。嘉靖间，溪流大涨，书院因圮，士民叹惜……”清邑人康熙间国子监祭酒余正健《漱芳集》云：“双溪亭……昔紫阳夫子讲学是也，匾为‘溪山第一’笔墨淋漓。”上述诗文与诸籍所载证实朱熹曾于“党禁”期间至古田，并讲学于溪山书院。然而，此书院在历史上饱经沧桑。自杨德周重建后，书院风貌终保持下来。上世纪50年代末修建古田溪水库时，书院被水库淹没。古田民众缅怀朱熹当年讲学授经，培育后秀，泽溉桑梓的功绩，近有拟从水库中抢救书院中朱熹碑刻之动议，足见人们对朱熹思慕之深。
朱熹、黄干与螺峰书院
宋庆元二年（1196年），御史沈继祖罗织朱熹十条大罪，指斥朱子学为“伪学”。于是，朱熹被革职，其弟子蔡元定被押道州管制，59人被列入伪党黑名单，史称“庆元党禁”。
黄干，字直卿，闽县（今福州长乐）人，乃宋代著名学者，朱熹高足、女婿。黄干因为“从朱子游最久，于师门最为亲切”，庆元党禁之时，即被列入黑名单。为避不测，黄干于庆元二年秋携妻潜入古田，避难于九都螺坑黄氏族人家中。据《黄氏宗谱》载，螺坑黄氏乃唐末古田知县黄宾后裔，为避唐末战乱，遂择此卜居。至宋天圣五年（1027年），黄程得中进士起，黄家成为一方望族，曾有九兄弟同为进士同朝为官的传说。螺坑地处古田旧城城西20公里处，西去延平，北达建州均有“官道”相通，地方虽小但不闭塞，又是黄氏宗亲聚居之地，当然是黄干避难晦迹的理想之处。且有黄家“诸进士”“京城友善”的这层关系，黄干便在此构屋，收徒讲学。
朱熹遭迫害被革职后，曾有人力谏将朱熹斩首示众，号令天下。朱熹门下不少人“更名他师，过门不入”，以避“伪学”之嫌。而黄干以及林用中、余范等人则力敦其至邑避难讲学。庆元三年三月，黄干等亲自到建阳考亭与朱熹乘舟南下，从水口来古田。螺坑远离市井，朱熹到螺坑，当夜女儿仅以麦饭招待。女儿觉得对父亲招待歉丰，面露愧色。朱熹即吟《慰女儿贫》诗一首：“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前村即是螺坑村前三里之九都一保前村，现属城东街道仕坂村。
朱、黄两位大儒在螺坑办学，一时诗书道德之气洋溢九都，宗室诸进士以及周边地区学者亦常在此聚首，与众门徒讲道论德，理学成风。朱熹为黄干读书处题“文昌阁”，为其讲学处题“螺峰书院”。
朱熹不仅是理学家、教育家，而且博学多艺，通晓易经、地理学。相传罗坑村遗留有两处朱熹衣冠笔墨冢，还传说读书人前往祭拜，定能考得功名。螺峰书院原址有一处赤沟，传说是朱熹白天教书，晚上要写文章，还要批阅大量学子作业。有一天深夜，发现红墨水没有了，只剩下一层硬渣，就端起砚台到水沟里冲洗，这一来，水源被染红了，水沟就永远淌流红水。这些故事，虽然含有封建迷信的色彩，把朱熹神化了，但从中可以看出，黎民百姓对朱熹的尊敬和崇拜。
朱熹、黄干在螺峰书院讲学一段时间之后，朱熹在古田门人的请求下，来往于西山、溪山、蓝田诸书院，并遣“十八门人”分别主持讲学。黄干在螺峰书院讲学也较长。此后，古田境内学风盛行，诗礼传家，文人名士辈出。
黄干是传播朱子理学的一位主要人物，追随朱熹达三十余年。黄干离开古田后，也随朱熹到长溪等地讲学。庆元六年，朱熹病逝，黄干为之守丧三年。此后，黄干任过许多职务，到过许多地方，为传播朱子理学不遗余力，影响甚大。
黄干任临川知县时，金华人何基，师从黄干，后来何基任婺州学教授，兼丽泽书院山长，教人以朱子学，与其弟子成为浙江颇有影响的闽学金华学派。
黄干任新淦县令时，馀干人饶鲁，师从黄干，后来讲学于石洞书院，其著述甚丰，与其弟子成为传承朱子学较有影响的双峰学派。
黄干知湖北汉阳时，构筑书院，招纳四方学者，传播朱子学。后来元兵入侵，从俘虏中求得赵复等黄干学生数十人，带至燕京（今北京），建立太极书院……史书认为，朱子学北传，走向全国，而其传播的渊源，皆出自黄干。清代理学家张伯行曾这样评述：“吾见闽学之盛行，……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全在于“勉斋黄氏师弟子之授受，朋友之讲习”。
宋嘉定八年（1215年）至十三年，黄干曾两次主管武夷冲佑观。这期间写成《竹林精舍祠堂讲义》、《仪礼传续卷》等，阐扬朱子学说，尤其是长达六万言的《朱文公行状》几经反复修改于嘉定十四年正月定稿。了却了他的这个最大心愿之后，却因疝气复发而撤手人寰，享年69岁。
自宋朝以来，历代对黄干多有褒奖。宋理宗皇帝赞其“道德博文曰文，刚德克就曰肃”，诏谥文肃；元朝宰相为之立传；清康熙皇帝赐匾“道统斯托”。福州、长乐建有多处“勉斋”、“文肃”书院和祠堂纪念他。
黄干的另一大贡献，是论定了朱熹的道统地位，并使这种道统地位的观念从思想界走向政界，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承认和接受。
他在《朱文公行状》中，高度概括了朱熹一生坎坷的事迹，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
在学术思想上，黄干在固守师说的同时，以更为通俗易懂的道理来阐发朱子学（闽学）。流传于世的著作有《勉斋集》、《书传》、《易解》、《孝经本旨》、《四书通释》、《礼义通解》等。对黄干在阐扬朱熹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时人及后人对其均评价颇高。称黄为闽学的核心，“领袖”，全在于他的学习与品德，而不仅仅因为他是朱熹的女婿。真德秀在《勉斋先生祝文》中说：“惟公之在考亭，犹颜曾之在洙泗。继志述事，又有功于师门。”螺峰书院因黄干在此避祸而有幸请得圣贤朱熹来此讲学，且黄干在螺峰书院讲学较长，其后黄干的盛名越来越大，螺峰书院自然也声名远播。先贤对曾经教化过的地方的影响当然也更深远。
朱熹、黄干避难螺坑，创办螺峰书院，促进了九都一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名贤过化，理学薪传，教泽至今未泯。九都一带至今文化教育风气尚浓。海外华人、九都乡贤丁文琦先生，十年前一人捐资150万元，并发动亲友和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捐资累计达300多万元，在九都建起了全市最为完善的、纯由华侨捐建的农村独立中学九都中学和仕坂华侨小学，儒学遗风又一次得到弘扬。
魁龙书院
魁龙书院地处古田城东开发区西山村境内，古福、古瓯、古屏、古宁四条干线穿境而过。魁龙书院建于宋代，清光绪年间重修，保存至今。为古田县文物保护单位。它系土木建筑，“四伞扛梁，四柱世头”的古建筑，占地约五百平方米，进大门便是宽八米，深三米的天井，绕天井登阶而上是约六十平方米的大厅，厅正中绘有朱熹遗像，上悬“魁龙书院”横匾，左右两旁有朱熹墨迹“鸢飞”、“鱼跃”四个大字。厅两旁的厢房则是朱熹当年给学生讲学的教室。穿过厢房的通弄进去便是后厅，又有与前厅相同天井，顺阶而上有面积九十平方米的后堂，它是当年师生的住宿处。前厅天井有福桔和桂花树，据传桂花树是朱熹亲手种植，一年四季皆开花，清香扑鼻，沁人心脾，可惜已毁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正厅供桌上的先贤朱子神主牌（檀木制成，宽0.3米、高1.2米）文革时也被烧毁；隔间的杉木方格壁亦被拆除。
宋庆元二年（1196年）“党禁”伊始，朱熹被夺职罢祠，横遭迫害时，应门人林择之、黄干、余偶等人邀请，于庆元三年三月间来古田避难，先后在古田旧城溪山书院、杉洋蓝田书院，罗坑的螺峰书院和西山的魁龙书院讲学，对振兴古田文化起过重要作用，直到今天，本县耆老还在深深地纪念这位传播文化的宋代圣贤。
朱熹在给林择之、林扩之兄弟通信中题有“十德衣冠裔，二林理学家”等句。自宋以后，这对联我们林氏后裔都做门联，挂在家家大门两边，并引以自豪。
朱熹不但博理学，而且精通天文地理，他还为西山村大门定方向，还以路石形象地编排“玄妙”两字，意思是说此地难得，故曰“玄妙”无双，古迹保存至今。
从清朝中叶起，魁龙书院被辟为先贤祠。每逢春秋二季，书院中都有举行祭祀朱熹的活动。届时红花芬果，香烟缭绕，人们熙来攘往，热闹非凡。至今村中老年人，犹记当年盛况。
“古田八斋”之一的魁龙书院，作为“党禁”期间朱熹在古田讲学的历史见证，是弥足珍贵的。正因此，时有海内外朱子研究者慕名前来观瞻。
“茶仙”——朱熹生前最后一自号
朱熹一生自号不下30个，其中“茶仙”取于庆元三至四年间，为其生前最后的一个自号。因其时朱熹正在避难中，故在其撰著中未提及它，其亲友门人亦讳莫如深，以至自宋迄清未为人知。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当时的古田县长黄澄渊主修了《古田县志》，始在“学校”门载云：“蓝田书院在杉洋北门外……距书院左边数武有聚星台。相传宋韩侂胄禁‘伪学’时，晦翁尝潜居此处……其右边数武有一池，名引月池，晦翁书‘引月’二字，惟署名‘茶仙’。其池无论春冬，月初出时，即照此池，故名曰引月。”由于该县志成书很晚，又由于此题镌位于偏僻山陬，很少有人前往考察，故知者亦甚寥。
《县志》中有关朱熹自署“茶仙”的记载言之有据。十多年前，我们曾据此造访蓝田书院，终在其西侧石竹湾中的“天池”崖壁上，觅到此题镌。虽经近800年风雨侵蚀，仍字迹清晰，濡墨如新。朱熹之所以会到此地并留下此墨宝，这与《县志》中所提及的“庆元党禁”密切相关。
庆元三年（1197年）三月，朱熹避地古田，在古田蓝田书院讲学。朱熹于孜孜矻矻的讲学著述之暇，常在书院周围游览。一次，他偕门人漫步至院西的石竹湾中时，但见怪石林立，摹形拟态惟妙惟肖。石林中有个古洞，其深似不可测，洞顶有块巨石平坦如砥。距洞数武之外，有一天然泉水池，池底清泉缓涌，涟漪轻荡，天上皓月云影倒映其间，构成一幅“上下同此澄澈”的境界。门人告诉朱熹这就是著名的“蓝田八景”中的“古洞留云”和“天池引月”二景①。朱熹对此地景物赞不绝口。不久，他鸠工从书院至天池铺了一条石路，每天课余或月夜便携其高足到洞顶巨石上品茗论文②。早在唐末，杉洋与宁德交界处的天山就盛产绿茶③。此茶气味芳芬，近似珠兰花的鲜爽；味道醇浓，犹如鲜橄榄之回甘；汤色碧绿，与匀嫩鲜翠的叶底相辉映；叶肉肥厚，冲泡三、四次醇香犹在，故素以香高、味浓、色翠、耐泡而称著。（按：直至18世纪后期，“天山芽茶”仍被列为贡品。）待大家坐定后，朱熹就嘱人汲来天池中的冽泉煮沸，师徒们边细细品啜香茶，边谈经论道，倍觉齿颊生津，心旷神怡。这种“茶宴”每每要至夜半才尽兴方休，一时蔚为风气。
引月池上朱熹题镌的由来是与此池的自然胜景和上述茶宴分不开的。众所周知，朱熹一生酷爱游览名山佳川，且好题字以纪游。他既为此池周围的景物所倾倒，兴之所至，挥毫为之题字是很自然的。至于自署“茶仙”也自有其缘由。“仙”者是喻超出凡俗、排除尘扰之人。朱熹一生嗜茶成癖，常以茶怡神养性。他在崇安五夫里武夷山生活的40年中，最喜荟集名士、斗茗论文。直至60岁知漳州时，还在百草亭中躬耕茶园，推广武夷岩茶，“耘且食之”，并以荷宴客。他以荷会友，以茶论道，曾留下不少茶话逸事。遭“党禁”困厄至蓝田书院后，他虽病祸交加，但对茶的爱好却与日俱增。他与高足们品茗论道，从中品尝生活的清纯与温馨，一扫“党禁”的阴霾，始终保持身心的愉悦。他自比“茶仙”洵非自诩。
朱熹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之一。他的理学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朱熹晚年曾到古田讲学，培养了一大批当地门人，还在许多地方留下了诗文墨迹。有关朱熹在古田的许多民间传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朱熹及朱子理学对古田的文化教育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根深蒂固，世代相传。
一、一脉相传，古田人才辈出
朱熹和古田很有缘分。当朱熹还在闽北设帐授徒之时，许多古田籍士人就相继师从于他，这其中有史可查的有二十人。这些人原本都是古田儒林中的佼佼者，师从朱熹后，愈加出类拔萃，很多人功成名就，且有文集行世。更有甚者，如林用中（字择之）后来不但成了朱熹的四大门人之一，还被朱熹视为“畏友”。
朱熹来古田是在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三月。其时，朱熹遭朝廷重臣韩侂胄及其奸党迫害。为避“伪学”之难，朱熹应古田门人余偶、余范邀请，在女婿黄干陪同下来到古田杉洋，另有一帮弟子跟随其后。一时间，紫气东来、群贤毕至，古田大地耀眼生辉。尔后，又有许多士人学子慕名纷至，拜朱熹为师。朱熹的这些亲眷友人、门人弟子分散在古田各处，广为传扬理学之道，培养了一大批再传弟子。年复一年，一茬接一茬，如此代代薪传，致使理学能够在古田不断弘扬光大。
时过境迁，庆元党禁解除后，理学被奉为金科玉律，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的精神支柱，朱熹的《四书集注》及朱子理学的经学注释成为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依据和教科书。之后，古田的士人学子靠着代代正宗师承，一代又一代人才脱颖而出，单南宋时期就出了90名进士。从元、明至清，古田又出现了像张以宁、余正健、甘国宝、曾光斗等几位历史风云人物。
二、亲临讲学，大开教化之风
朱熹一生致力于兴教办学，所到之处，无不关心和帮助当地发展教育事业。来古田之前，朱熹曾写信给林用中，对其在古田溪山书院办学之事大加赞赏。到古田之后，朱熹特地到溪山书院游览，并为溪山书院旁的欣木亭题诗一首。
有一段时间，朱熹就留在溪山书院和螺峰书院讲学。溪山书院是林用中办学所在，螺峰书院则是黄干寓居古田讲学之所，两个书院相距不远。在这附近还有浣溪书院、魁龙书院，朱熹也经常光顾。但朱熹多数时间是在杉洋蓝田书院讲学。朱熹在蓝田书院讲学时，当地老百姓喜出望外，前来听朱熹讲学的人络绎不绝，每天有上百人到蓝田书院。相传，朱熹在杉洋期间，还到过大东地区（指杉洋镇、鹤塘镇、大甲乡、卓洋乡一带）的其它书院，包括杉洋的擢秀斋，鹤塘的进贤书院、际水书院，大甲的谈书书院等。在古田民间，自古流传有“朱子一日教九斋”的故事。
随着朱熹的到来，古田出现了历史上的教化鼎盛时期。特别是朱熹被谥为“文公”后，其声名与代俱显，朱熹在古田的名人效应亦是日久弥坚，古田尊儒重教之风更是历代流行，教育事业一直位居八闽前列，不愧为紫阳过化之乡。
朱熹把毕生精力用于教育实践和学术研究。他修复了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中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创办了著名的考亭书院及武夷、紫阳、晦庵、建安等书院。朱熹把“变化气质”（类似今天的素质教育）作为教育目的，对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修身养性等一系列问题均有专门论述，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
毋庸置疑，朱熹的教育理论和办学实践，对古田教育的影响也显而易见。朱熹在古田期间，善于言传身教，把教育思想贯穿到讲学过程，渗透到学生脑海，潜移默化，使之代代相传。同时，朱熹处处为人师表，以其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品以及修身养性的大家风范、清廉俭朴的生活习惯，为古田士人学子乃至普通老百姓树立起完美无瑕的圣哲形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传承者，对古田的教育起到良好的主导作用。
三、翰墨留芳，永放艺术之光
朱熹生前给古田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对古田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长久的示范及导向作用。
朱熹给古田的门人和友人的书信、诗词难以计数，单单给林用中的信就有50余件，与林用中的唱酬诗超过百首。朱熹在古田写的诗，如《水口行舟二首》及《题欣木亭》等，脍炙人口，为当地人吟诵不休。朱熹的这些诗文信件，历朝历代在古田文坛熠熠生光，影响和薰陶了一辈又一辈文人墨客。
朱熹避地古田时，留在古田的墨迹甚多，如为溪山书院题的“溪山第一”，在螺峰书院题的“螺峰书院”、“文昌阁”，在浣溪书院题的“爱敬”等。岁月流逝，如今朱熹的这些题字都真迹难寻了。庆幸的是，杉洋至今尚存有一些朱熹墨迹，有“蓝田书院”摩崖石刻，引月池石壁上的“引月”摩崖石刻，下院墙上的两幅对联、“忠孝廉节”四个擘窠大字，以及收藏于余氏族人家中的一幅木刻对联等等。这些墨宝，殊为珍贵。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书法艺术造诣高深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他对历代许多书法家有过独到评论。朱熹书法注重法度，楷书端庄、遒劲，行书飘逸、酣畅。清代黄锡蕃在《闽中书画录》中说，晦翁书法笔势迅疾，好像无意于求工巧，其实他的书法笔画，点横撇捺，无一不合乎书家的规矩法度。由于在杉洋发现的朱熹墨迹比较多，因此可以说朱熹书法对大东一带产生的影响也更大。旧时，在大东许多读书人家里都挂有朱熹字体的楹联、匾额和条幅。大东人历代都很看重书法艺术，不少人因善于书法而远近闻名，如清代的余元昂、李方莲等，现代的李若初、余质、余纲等都是闻名省内外的书法家。如今，大东地区还涌现出了一批书坛后起之秀，蜚声古田及闽东书法界。
四、先贤过化，促进人文进步
研究朱子理学的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蔡尚思先生说：“在福建文化史上，在闽北文化史上，朱熹都占第一位。”以此推论，在古田文化史上，也是朱熹占据第一位。
元、明之后，朱熹被封建王朝列为汉代以来唯一的先哲先贤。明、清两代，朱子理学被提到儒学正宗地位，《四书集注》被指定为必读的教科书。由于朱熹多次亲临古田讲学，加之他的许多古田籍门人极力传承理学，故八百年来朱熹其名其学对古田人文影响极其深刻。在古田所有的古书院、旧学堂中，都供奉有朱熹画像或朱子神位。古田人世代以紫阳过化为荣幸，以致衍化出许多关于朱熹在古田的民间故事流传于世，使得朱熹在古田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无比神圣。古田人历来以崇尚理学为显耀，社会各阶层以理学传家为光荣。《朱文公集》、《朱子语类》、《四书集注》、《小学》等朱熹的经典著作广泛流传于古田民间，理学深深扎根于古田，一脉真传，弘扬远大。
博大精深的理学不断向古田文化多方位、多元化渗透，对古田社会的文明进步产生无法替代的推动作用。理学中的道德哲学、伦理哲学、礼教、宗教，乃至教、科、经、史，等等，皆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寻常的百姓人家，随处可见朱熹字体的“行仁义事，存忠孝心”、“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等对联。清代朱熹后人朱柏庐撰写的家训，因其内容完全合乎理学逻辑，而被后人误以为是朱熹所言，当作“朱子家训”悬挂于厅堂之上。理学中有许多精华深入人心，“礼义廉耻忠信孝悌”及“中庸之道”等，为历代所倡导。理学的社会道德规范也被历代传承，特别是通过不断宣扬道德哲学、伦理哲学，给古田带来了可喜的人文进步，知书达理、行善积德、旺乡利民之事层出不穷。
理学，是融儒、佛、道之精髓而自成体系的一门伦理学问。有史料称，朱熹对“释”深有研究。朱熹“少年亦曾学禅”，一生与佛教寺僧关系密切，曾在福州鼓山、泉州开元寺等多处名山古寺题过字。朱熹还为古田檀樾主（施主）蓝文卿在平湖富达兴基的发祥地蓝洞写了一篇《蓝洞记》。朱熹援引佛教哲理，阐发儒家思想；援引“佛理论”，阐发儒家人性论；援引佛教禁欲主义，阐发儒家灭人欲思想。朱熹的儒家思想，对古田佛教界也有一定的影响，使古田成为孕育近代高僧达本法师和圆瑛法师的一方热土。朱熹对“道”也有研究，他的“理一分殊”论，正是从“道”中衍化而来。朱熹当年在杉洋引月池题字，落款署名“茶仙”，就是以仙自号。古田民间传说朱熹用朱笔收取狐狸精仙丹，而后能“画门偷御酒”、“穿墙避追捕”的故事，也是对朱熹“道”的神化。古田历来道教盛行，临水宫分宫遍及各地，陈靖姑文化远播海内外，这与理学之渊源也不无关联。
五、哲学理念，促进社会发展
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是“格物致知”，这也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思维方法。“格物致知”论，承认认识来源于实践，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符合辩证法的观点，是我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由于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道德伦理方面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朱熹的哲学思想必然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地方的社会发展，跟文化背景、公民素质以及哲学理念密切相关。毫无疑问，朱子理学对古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朱熹晚年来古田讲学，正值理学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通过众多古田高足的传播推广，理学得以在古田代代相传，对古田社会的文明进步，对古田人民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的提高，有着直接和间接的正面影响，致使古田八百年来，人文发达，人才辈出。当然，也推动了古田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使古田在省内及至闽浙赣相邻区域都享有较高声誉。古田有一句老话——“要清闲到古田，吃白米烧柴爿”。这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封建时代，无疑是一个很高的社会生活境界。
古田历史上享有望县声誉，不论隶属于哪个地区，都算较好县份，在文化、教育及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名列前茅。新中国成立后，古田文化、经济建设更是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古田先后荣获“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体育先进县”等称号，具有“五乡特色”，社会经济全面进步。这些与古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发达的人文历史积淀不无关系，都可以追溯到朱熹及理学给古田社会文明所带来的影响。
（作者系古田县政协主席）
朱子在古田的讲学活动
一、讲学概况
朱熹（1130—1200），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出生于南剑尤溪（今福建尤溪），卒于建阳（今福建建阳）。14岁时，父朱松去世，他迁居崇安，受教于武夷三子胡宪、刘勉之、刘子翚。19岁时考中进士，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是泉州同安县主簿，此后历任多种职务。进士及第后的50年中，他实际任职仅9年，在朝廷侍讲仅40余日。他的大部分生涯在福建度过。生于斯，长于斯，其理学思想体系也主要形成于福建。作为理学家、教育家，他兴办书院，传经授学，在福建培养了众多的理学门徒。他既受到福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熏陶，又丰富、扩充了福建的地域文化。作为文学家，他在福建创作了大量诗文。他的诗作多达1500首，其中大部分是寓闽时的作品。因而，研究朱熹与福建文化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命题。
朱熹不仅足迹遍布闽北大地，而且到过莆田、漳州、泉州，还曾游留福州、古田。他在古田时间虽短，却为古田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有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梳理：其一，游学古田的时间。清·乾隆版及1997年中华书局版《古田县志》对朱子在古田的活动，均有记载。乾隆版云：“庆元间，韩侂胄禁伪学，迁居古田。”“晦翁朱子避地至此，始拓其宇，曰‘溪山第一’。”中华书局版云：庆元三年（1197年），朱子“避难古田，先后在城乡书院讲学”。这离他去世的庆元六年（1200年），仅三年时间。朱熹何时离开古田，文献未予记述。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其晚年在仕途和理学遭受极其沉重打击的情况下来古田的。
朱熹在宋光宗绍兴五年（1194年）65岁时因斥责权臣韩侂胄旋被免职。庆元二年（1196年），韩侂胄发动了反对道学的斗争，称道学为“伪学”，进而列其为“逆党”。当时，监察御史沈继祖诬告朱熹犯有十罪，有人上书乞斩朱熹。庆元四年（1198年）朝廷制定《伪学逆党籍》，朱熹赫然列名其中，其生命与理学面临巨大危险，但他坦然视之，离沧州精舍，入古讲学，不改初衷，并无畏惧。束景南《朱子大传》①云：“事实上整个庆元党禁期间，朱熹离开建阳外出仅一次，那就是庆元三年八月黄干丁忧时他曾到顺昌去吊丧。”这与《古田县志》记载有严重出入，不知束著凭何论定。
其二，入古路线。当时，古田通往外地的古道与朱熹入古有关者，有三条：一是福延路。该路全长231公里，自福州西门起，沿闽江北岸西上至延平（今南平市），途经闽侯、闽清二县。由闽清县牛头塘入古田县境，经水口、莪洋、谷口、黄田等与南平相接。古田县境内路段60公里，路宽1.5—2米，路面用块石或卵石铺砌。宋宣和六年（1124年），设嵩溪、华亭（今黄田）二驿。二是福瓯路。该路全长240公里，自福州北门起，经闽侯大湖、雪峰，由闽清县渡塘入古田境，经常洋、横洋、大桥、沽洋，至东门头搭船过渡到对岸的溪山书院，出北门经黄柏口、苏墩、凤埔、峦垅、官亭、西溪、洗马池、旧镇，出筹岭隘入建瓯境。古田县境内路段105公里，路宽1—1.5米，路面用石块或卵石铺砌。三是古宁路。该路全长95公里，起自县治，出东门过渡，经金鸡岭、大桥、公馆、吉洋、西洋、鹤塘、杉洋、宝桥、大甲等地，出境接宁德界。古田县境内路段65公里②。
朱熹入古，估计取道福瓯路，从建阳境出发，经旧镇、洗马池、西溪、官亭、峦垅、凤埔、苏墩、黄柏口，至县治东北溪山。也可能取道福延路，从延平入谷口，再经谷口至县治古道，到达县治。离开古田，也只能走这两条路线中之一条。能否经考证，确定朱熹入古路线图，尚有待时日。
其三，在古活动。朱熹在古田的活动为讲学。他讲学的书院主要有：一、溪山书院，“在县北，宋淳化二年建。朱晦翁书其匾曰‘溪山第一’。”明邑人周于仁《溪山书院记》：“晦翁朱夫子避地至此，始拓其宇，曰‘溪山第一’。自是名贤继起，有林蒙谷、林择之、林扩之、蒋康国诸君子亲炙儒宗，教泽之渐渍于玉田者渥矣。地灵人杰，非犹前此之一丘一壑也。至人观化，毫无着迹，拓胸豁眼有超出于山峙水流之外者……”“有紫阳讲席，而溪山遂以第一矣。名贤过化，百世闻风。”二、浣溪书院，在八都伪闽驸马魏鹏祠堂之北（今局下、浣溪一带），朱晦翁书匾。三、螺峰书院，在九都螺坑（今城东街道罗坑村），宋时建。“朱晦翁与黄勉斋讲学于此，今废为田，惟存朱晦翁‘文昌阁’三字。”四、蓝田书院，在杉洋，“朱晦翁书匾，盖其门人余偶立也。”五、兴贤斋，在县东三十五都龙津境。“朱晦翁书匾，盖门人余范立也。”六、西斋，在杉洋镇之西，“朱子门人余偶、余范读书处，晦庵书匾。”可见，朱熹讲学之所，多在县治附近及杉洋一带。朱熹“往来于三十九都徐、廖二大姓……螺峰、浣溪、杉洋诸所，皆其游息而训诲也③。”朱熹到杉洋、三十九都（今鹤塘一带），是从县治出发，取道古宁古道前往的。
朱熹在古田门人众多，“得理学之传者数十人，而择之、扩之兄弟为最，故至今犹称之曰二林。”“文公尝曰：‘东有余李，西有王魏’。盖自纪其众乐云。”朱熹“往来于三十九都徐、廖二大姓，尝书‘大学户庭、中庸阃奥；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对其学习经学、诗礼予以褒扬。除二林外，著名的还有：林夔孙、蒋康国、余偶、余范、程若中、林大春、程伯荣等人④。
朱熹讲学，成效显著：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艺文》所列宋代有经史子籍者9人，计11种著作，而朱熹门人占5人7种，具体如兹：林用中《东屏集》林允中《草堂集》十五卷林夔孙《尚书本义》十卷《中庸章句》一卷《蒙谷集》一卷余偶《克斋集》一卷程若中《槃涧集》一卷
二、讲学内容
朱熹在古田讲学内容，志书虽无记叙，但从其晚年已将理学儒学化、精细化，不仅集理学之大成，且有开拓创新的情况看，理学思想必渗透其中，主要有经学、文学两个方面。
朱熹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为《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经学方面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孝经刊读》、《仪礼经传通解》等；史学方面有：《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等；文学方面有：《诗集传》、《楚辞集注》、《楚辞辩证》、《韩文考异》等，编纂有《近思录》、《太极图说解》等。其季子朱在将其诗、奏章、书信、论著汇编为《朱文公文集》，经后人屡加增补，包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论集十卷。以明嘉靖年间胡岳刻本较为完备，1936年被中华书局收入《四库备要》。其讲学语类97家弟子各有所记，后被分类汇编为《朱子语类》。
关于经学。他曾与吕祖谦一起，为青少年讲述这一著作。朱熹影响最大的经学之书，当推《四书章句集注》。这是他对学有所成的门生传授的主要著述。
朱子理学的集大成与创新，有着丰富坚实的思想资源。它远涵孔孟的“仁义礼知”，近接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的“天理”、“太极”，改造庄子的“道”、华严宗佛教的“理事”和禅宗的“心性”，吸收了张载的“气”。在上述基本范畴的基础上，融汇创造出“天理”的概念，将儒学的伦理规范、道德精神提升为宇宙本体，通过理本气末，理一分殊论证世界万物的产生及其统一性，以“性即理”为中心命题，从宇宙本体中推行出人性与物性，并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来论证人性的善恶问题，最后再通过居敬穷理的修养功夫，达到人性完善、人性与天理的统一。具体而言，主要观点是：（一）宇宙本体论：“理本气末”。朱熹思想体系，有“理”、“气”、“性”、“心”等基本范畴，其最高范畴为“理”即天理、太极。其涵义包括伦理意义和宇宙论意义，视“理”为人类社会的必然法规与最高道德准则，认为“理”乃宇宙万物的唯一本原与共同本质，又是万物的普通法则，是宇宙必然性与合理性的根据，是天下公共之理（《语类》卷九十四），“宇宙之间，一理而已。”（《文集》卷七十《读大纪》）用“理”统辖自然与社会，万物与人类。他把“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提升为“天理”、“公共理”、宇宙之理，拥有普遍性、至上性。他认为理、气关系是“理本气具”、“理本气末”、“理主气从”，但二者又相互依存。
（二）方法论：“理一分殊”。这是对事物统一性与特殊性关系的提示。“理一”即理乃万物的唯一本原和共同本质，为多样性之所以统一的根据。“分殊”即统一之理表现为多样性的万物，“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语类》卷十八）。朱子思想具有一定的辩证法。如“一分为二”说，一分为二的过程，具有无限性，阴阳二元对立，相互渗透，互相作用。又如“动静论”，提出“动静无端”的观点，“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语类》卷九十四）。又如变化观，认为“化”是缓慢、细微的变化过程，“变”是急剧变化形态，“化是渐成，变是顿变”（《语类》第七十一），但事变而理不变，“三纲为常，终变不及”。因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其辩证法有局限性。
（三）人性论：“性即理”、“心统性情”。这是对“理”——“性”——“心”关系的探讨。他说：“性即理也，在心唤作性，在高唤作理”（《语类》卷五）。人性根源于天理。认为“性”是人的内在本质，“性”是感于外物表现出来的具体感性，“心”则贯通于性情、作用、动静的全部过程之中，而成为思维的主宰性。
（四）认识论：“居敬穷理”。他提出“学者功夫，惟在居敬穷理二事”（《语类》卷九）。“居敬”主要通过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以达到“心与理一”，“居敬”的实质便是存理去欲。“穷理”的根本途径是“格物致知”。与认识论相适应，他的治学方法采取：遍注群经，结集《四书》，以理解经，怀疑经传，断以已意，“严密理会，铢分毫析”（《语类》卷八），先博后约。
朱子理学体系丰富而复杂，绝非上文所能包括。其在古田给诸生的讲解，也不可能悉数教示，但上述观点，是贯穿于他讲学的全过程的。他与高足弟子，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关于在古田讲学的第一重要内容——文学，并入教育思想内阐述。
三、教育思想
朱熹一生从事教育，长达50年之久，为中国教育史所罕见。他任官职期间也重视教育。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开设县学，内分设四斋：“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每斋各设斋长一人，主持教事，招收县民中优秀子弟，入学复教。知江西南康军时，修复白鹿洞书院，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教条》出示给学生，亲自主持、讲学。知漳州时，创设州学，提拔勤于办学之人员，奖励学行优异学生。任湖南潭州任职时，对州、县学大加提倡，并亲自讲学，复兴岳麓书院。
65岁时，他由崇安迁居建阳，定居于考亭，建“竹林精舍”，更名为“沧州精舍”，取其宏大之意，表示“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州”。从66岁至71岁，退出官场，专事教育。其门生黄干撰《朱子行状》，赞曰：“从游之士，迭育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教见于言，进学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明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门为忧。”在古田讲学，此一精神得到充分体现。
朱熹一生，对书院教育极为重视。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书院制度形成于宋代。南宋书院勃兴，数量增多，规模扩大，活动内容更加充实、丰富，藏书、供祀、讲学齐备，书院进一步制度化。朱熹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教条》确立为学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教育基本原则：“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提出了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要求，实际上为书院制定了纲领规程。古田各书院规模虽远不如白鹿洞书院，但朱熹在古田兴办书院，仍然贯彻了这些办学规程。
朱熹的教育思想已体现系列化，主要是：
（一）教育的宗旨：“明人伦为主”。他反复强调“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即“存天理，灭人欲”，“本尽人欲，复尽天理”。他认为“圣人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言语，造作文词，但为科名爵禄之计”，而应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次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玉山讲义》）
（二）教育的阶段、内容。教育分“小学”、“大学”两个阶段，两阶段内容紧密衔接，不可分割。“小学”阶段，主要是进行洒扫应对进退的训练，同时传授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大约在15岁左右完成。“大学”阶段的教育在“小学”教育基础上进行，其主要任务是格物致知而无所不尽其道。
（三）课程设置。他总结了三条原则：教育牢本、大小（学）有别、有用之学。
（四）教学形式。他采取三种教学组织形式：升堂讲学、讲论答题、抽签自讲。
（五）讲学原则：启发诱导、循序渐进、温故知新、因材施教、熟读精思、虚心静虑、切己体察。
（六）教学方法：示始正终、先易后难、博物约礼。
（七）重视文学教育。朱熹在教育弟子时，除了讲解儒家经典、探讨性理之学外，还重视文学教育。他在书信中谈到对儿子的教育：“此儿读《左传》向毕，经书要处，更令温绎为佳。韩、欧、曾、苏之文，滂沛明白者，捡数十篇，令写出，反复成诵，尤善。”（《文集》卷四十四，《答蔡季通》）又说：“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舍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语类》卷一三九）提倡文学教育应选择名家佳作，而无须篇篇过目。文学教育与文学研究不同，朱子提倡“选择”说很有道理。他还常提醒学生注意儒家经典的文学因素。他说“看《传》，义理外理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风》，他只是为此说出来，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后皆有次序。”（《语类》卷八十）又说：“读《孟子》，非惟看它义理。熟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贯通，语意反复，明白峻洁，无一等闲。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语类》卷十九）据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载，朱熹门人蒋康国“尝从朱子讲论《楚辞集解》，多质之。”朱熹的文章观，内容丰富，这里仅例举文学教育之数端，以求观一斑而知全豹。
由于朱熹在古田讲学活动的文献资料奇缺，本文有时不得不采取“一般——特殊”的方法，以据知朱熹之实况。其缺失不可避免。严格而言，它只能算作一篇读书札记，而非论文。
朱熹与古田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孟之后最为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朱熹理学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之大，前推孔子，后为朱子。自汉以来，被封建王朝列入先儒先贤十哲者，唯独朱熹一人。因为朱熹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福建，其理学思想体系也主要形成于福建，所以他对福建文化教育影响最大。朱熹在古田培养了众多的理学门徒，为古田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所以，也可以说朱熹对古田历史上的文化教育影响最大。
古田之所以成为紫阳过化之乡，第一个原因是朱熹曾来过古田讲学，促使古田教化弘开，人文蔚起。
古田与朱熹有缘，可追溯到朱熹的父辈。朱熹的父亲朱松，青年时曾经避地古田，与古田儒士林芸斋结为至交。有关这一史实，在《朱熹集》（《朱熹集》含续集、别集、遗集、外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中有一篇为林芸斋先生的遗文写的《跋》中说得很清楚。《跋》中写道：“先君子志尚高洁，不妄与人交。盖尝避地福之古田，得芸斋先生林公而与之游，爱其学识行谊有以过人，而惜其且将湮没于世。及仕于朝，为之延誉甚力，然竟不及试用，识者恨之。”（《朱熹别集卷七》）可见，朱松对这位古田朋友是很器重的，与之分别后还在朱熹面前经常提到他。因此，朱熹对这位从未谋面的林芸斋先生，自幼就有较深的印象。凑巧的是，林芸斋先生的儿子林师鲁，后来正好又成为朱熹的得意门人。朱熹后来在给林师鲁的信中提到：“某自幼年侍之先君子侧，则闻先芸斋公之名”。“虽先君子之挚友，如芸斋公者，亦无由一望其颜色而受教诲焉。孤陋块处，徒有向往之诚而无以自致也。”（《朱熹别集卷七》）然而朱熹并没有放弃来古田访问父挚的机会。能促成朱熹第一次造访古田者，恰恰又是一位古田的宿儒蒋康国。
蒋康国，字彦礼，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士。《八闽通志·人物》载，“蒋康国尝从朱文公讲论文公《楚辞集解》，凡楚集皆质之康国，学者称鼎山先生。”蒋康国与朱熹相识，原因是朱熹在尤溪县讲学时，蒋康国恰在尤溪任县尉，所以有缘经常在一起探讨《楚辞集解》中的疑难。蒋康国年龄与朱松相仿，所以朱熹尊称他为“蒋丈”。朱熹正是通过蒋康国了解到林芸斋先生情况的。朱熹说，“鼎山蒋丈来尉兹邑，因得从容请问，以访先君子之旧游，然后知芸斋公之没亦既久矣。”（《朱熹别集卷七》）遗憾的是，朱熹这次到古田“访先君子之旧游”，再也见不到这位林芸斋先生了。
从上述文字记载看，朱熹这次“访先君子之旧游”来古田，时间大约在乾道初年。但具体时间和到过什么地方都未见文字记载。这次朱熹来古田，主要是来了却一番心愿罢了。
朱熹第二次来古田，是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据古田杉洋《余氏总谱志》载：“子二度于尊师李讳侗祖籍地（注：据考证，李侗祖籍地在杉洋）游学讲论……”杉洋《李氏总谱》也记载：朱子“二至杉洋蓝田书院讲学……”是时，朱熹的高足林用中早已辞去尤溪“学政”一职，回古田办学。朱熹对林用中办学一事很高兴也很关心。朱熹曾在与择之书中说：“闻学中已成次第，甚善”；“闻县庠始教，闾里乡风之盛，足以为慰。”（《朱熹别集卷六》）这次，朱熹就是应林用中和余偶、余范等门人的邀请来古田的。其目的，一方面是来视察一下林用中和余偶、余范等人在古田的办学情况，一方面再来游览一下他的父亲曾经避地古田的山川秀色。朱熹在溪山书院呆了一段时间后，便在门人的陪同下，前往杉洋。古田杉洋在当时是人文发达经济繁荣的地方，那里有全省最早的书院之一蓝田书院。杉洋风景幽美。又是余偶、余范的家乡，也是他们的讲学之地，所以朱熹便应邀欣然前往。据说朱熹这次来杉洋，曾游览了杉洋的名胜“三井龙潭”，赞叹三井龙潭“胜似庐山瀑布”。宋人余宋兴于淳熙十一年所撰的《龙井记》提到：“平沙林择之来视，矍然曰：‘庐山之卧龙、西涧、谷帘、漱玉，无如是也。’”据说朱熹还到离杉洋数十里开外的廖厝原始森林留连，并在石壁上题诗而返。此后该处便被名曰“题诗林”。
朱熹这次来古田，游览了许多地方，使古田又一次濡沐圣贤之文光。对朱熹而言，似乎也为他后来在庆元党禁时，决意来古田避难预埋了心理准备。
朱熹最后一次来古田，明·万历版《古田县志·寓贤》已有明确的记述：“宋朱熹，字仲晦，新安人。庆元间韩侂胄禁伪学游寓古田，宗室诸进士与其门人构书院延而讲学。所寄寓处附县治者，匾其亭曰‘溪山第一’。往来于三十九都徐廖二大姓。尝书‘大学户庭，中庸阃奥，文章华国，诗礼传家’。螺峰、浣溪、杉洋诸所皆其游息而训诲也。文公尝曰：‘东有余李，西有王魏。’盖自纪其众乐云。”促成朱熹这次来古田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庆元党禁。庆元初，南宋朝廷内部党同伐异的斗争呈白热化。朱熹好友赵汝愚被罢相，大权悉归韩侂胄，一场内部斗争，严酷至极。据《宋史·列传·道学》记载，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得罪韩侂胄，遭落职罢祠。其时即谣诼四起，有欲问斩朱熹之说。朱熹被夺职后，回到武夷冲佑观避祸。庆元二年二月后，朝延攻“伪”不断升级，先是斥朱熹等人为伪党，继而说是逆党，后则定为死党。列党禁的人物达59人，朱熹名列第五。明·李贽《藏书·儒臣传》还载，当时对全国的官员、科举考生都要进行全面的政审，凡与“伪学”有牵连者，考生不准参加乡、会试，官员则或罢或贬。大批儒家经典著作都要除毁，大有秦时焚书坑儒重演之势。处于这种险境，朱熹曾自号“遁翁”。在上述这么严峻危险的形势下，朱熹的唯一选择就是要遁避了。
朱熹之所以会遁避到古田来，其根本原因则缘于古田有一批忠于他的门人。《宋史·列传·道学》载得很清楚，“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自别其非党。”原来与朱熹交游的朋友和跟随朱熹的门人，贬的贬，匿的匿，逃的逃，叛的叛，这种风云骤变、世态炎凉的逆境，又给朱熹带来沉重的打击。更有甚者，党禁时，朱熹最得意的门人蔡元定遭遣送管制，已客死途中；女婿黄干自然也要被株连，流寓古田。建阳是朱熹长期讲学受徒的理学基地，因此，当时的建安县令也受牵连而被降级，还规定他永世不得再做地方长官。此时，贫病交加、仇怨相攻的朱熹更显得孤悽无助，大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而这时，朱熹在古田的门人，却都表现了他们对理学的坚定信念和对朱熹的一片忠心，能和朱熹患难与共，险夷不变其节。林用中“从文公游最久”。党禁时，他们师生互相慰藉。朱熹在危难中很思念他，写信给他说：“秋冬间能同扩之一来慰此哀苦否？”同时，也十分关心林用中兄弟的安危，曾写信告诫林用中兄弟：“切不可与人往来。至如时官及其子弟宾客之属，尤当远避，勿与交涉，乃可自安。”（《朱熹别集卷六》）古田门人林夔孙更是坚定紧跟朱熹直至朱熹逝世。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党禁起，学者更事他师，惟夔孙从文公讲论不辍，文公易箦之日曰：‘道理只是如此，但须做坚苦工夫。’”朱熹在给其女婿黄干的一封信中也说到，在“亲旧皆劝谢绝宾客、散遣学徒”时，“书院中只有古田林子武（夔孙的字）及婺州傅君定在此，读书颇有绪。”（《朱熹续集卷一》）在“朋从零落，道学寡助”之时，又有古田的林大春去看望和安慰朱熹。朱熹后来在给林大春的信中说：“去冬枉顾，幸得数日款奉名理，感慰至深。”（《朱熹别集卷五》）朱熹在“疾病益侵，仇怨交攻……今年绝无朋友相过”时，却想起了古田的余偶，写信要他“冬间能枉路一顾”（《朱熹集卷五十》）……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古田籍朱熹门人给朱熹带来最大慰籍，他们为了老师的安全，把朱熹请到古田来避难。
考虑到当时的险恶处境，考虑到古田门人给他的慰藉，且古田是他曾经游历过的地方，庆元三年初，朱熹就在林用中、余偶等门人侍陪下，从建阳来到古田。
朱熹这一次入古路线，应该是从闽北沿水路到古田水口，而后再由陆路到古田县城。
水口是闽江中游要镇，是闽北到省城的水路要口。宋太平兴国时曾设县治，后改设巡检司，并设有驿站。朱熹一行夜泊水口，触景生情，融情感与哲理于眼前景物之中，写下了历来脍炙人口的《水口行舟》两首诗。其一：“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其二：“郁郁层峦夹岸青，青山绿水去无声。烟波一棹知何许，鶗鴂两山相对鸣。”朱熹在这两首诗中，借自然景象，表达了他在罹学禁之祸时的一番心态。他相信，庆元党禁的“夜雨”和“风浪”都将会消失，他憧憬着他的理学前景如青山绿树，依然美好。当然，眼下的形势毕竟十分险恶，此时身如烟波一棹，悄然漂去，难免也产生一番惆怅和无奈之情。
水口驿站到古田县城，交通方便，有舆马通行，不足一日之程便到古田县治所在。古田溪山书院就在城东北。离这不远就是林用中兄弟的家乡西山村。明邑名士周于仁《溪山书院记》云：“县治东北去雉堞外不数武，平地突起冈阜，山势奇郁，下环双溪，四周萦注。”这里原有一亭，叫做双溪亭，后林用中等人把它扩建成书院，现在便成了朱熹避难的第一个立足点，在此设帐讲学。党禁方严，朱熹在建阳毕竟是过着孤独无助、“朋从零落”、“仇怨交攻”的哀苦日子。一到古田，远离其时闽北的是非之地，心情自然一下子好了起来。朱熹看到这书院所在地山奇水秀，便挥毫题下“溪山第一”四个大字。可惜“溪山第一”四字石刻于1958年古田建水库时没入湖底。在溪山书院前面，林用中另建一亭曰“欣木亭”。朱熹登览欣木亭，欣赏美景，想到又有林择之等忠心耿耿的门人相陪不免心情舒畅，即兴写下《题林择之欣木亭》这首诗：“危亭俯清川，登览自晨暮。佳哉阳春节，看此隔溪树。连林争秀发，生意各呈露。大化本无言，此心谁与晤。真欢菽水外，一笑和乐孺。聊复共徜徉，殊形乃同趣。”朱熹除了在溪山书院讲学外，还到过附近的几个书院讲学。其一，浣溪书院，在八都，离溪山书院十余里，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朱熹曾为之题匾。其二，螺峰书院，在九都螺坑，离溪山书院二十余里，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朱熹的女婿黄干讲学于此，朱熹曾题有“文昌阁”三字。相传朱熹的女婿在螺峰书院讲学时，有一次朱熹去看望他。因家境贫穷，女儿只能以麦饭葱汤招待。朱熹观察到女儿面带愧色，便即席吟诗一首安慰她。这便是有名的《慰女儿贫诗》，诗曰：“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其三，魁龙书院，在林用中家乡西山村，离溪山书院十里许，此书院至今尚保存完好。
朱熹在溪山书院讲学的同时，传说还为林用中的家乡造风水，设计了两口井和一条玄字形的道路。同时，还到过离城不远处的平湖富达村的“蓝洞”游览。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载有一篇朱熹写的《蓝洞记》，便是他游览后写成的。
有关蓝洞的传说是这样的：古田县平湖富达村始祖蓝文卿原居闽侯雪峰，因捐田资建寺有功德，唐禧宗封檀樾（施主）蓝文卿为威武军节度使。后来蓝文卿再施田庄，以至资产已尽。雪峰寺真觉大师指一牛嘱乘前行，至富达蓝洞，牛化为石。蓝文卿即以此处为兴基之所。后子孙繁衍，形成村落，即富达村。蓝文卿捐资建寺确有其事，但牛化为石等当然是神化的传说。据清·乾隆版《古田县志卷二·山川》记载，蓝洞又名白鹿洞，在富达村。唐蓝文卿隐处。朱文公撰有《蓝洞记》一文，对蓝洞及其四周景物描写得十分形象具体。可惜此文没有落款和撰写的时间，在朱熹文集中被编入《朱熹外集卷二》中。（全文见文摘篇《蓝洞记》）朱熹在溪山书院呆了一小段时间后，考虑到古田县城毕竟离闽北较近，又是县治所在，目标太大，便应门人余偶、余范的邀请，转移到杉洋蓝田书院。杉洋离古田县治有一百六十多里，地处宁德、罗源、屏南、闽侯几县交界处，远离闽北。但此地又是当时较发达的山乡，人口万余，余、李两大望族螽族于斯，又是李侗的祖籍地，而且朱熹十几年前曾造访过，无疑是朱熹喜欢前往避难的安全之所。在这里，完成了他教学生涯最后阶段。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机构。宋时盛行讲会制度，名师大儒，可以在几个书院轮流讲学，听者也不限地区和本院生徒。学生远道慕名而来求学是常有的事。”（《中国书院史》）杉洋人崇文重教，地邻五县，因此，慕名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新旧生徒咸集，书院盛况空前。据《古田县志》和余、李两氏宗谱记载，听讲最多时近千人。许多朱熹原先的门人也聚集到朱熹身边。蓝田书院内曾设有一“公座”，“公座”的木牌上刻有“十八门人录”。这十八门人都是当年知名的高足，在《八闽通志·人物》中都有记载。其中，宁德籍的有三人：“陈骏，字敏仲，举进士，登朱文公门”；“龚郯，字昙伯，早从朱文公学，与福安杨复同门友”；“郑师孟，字齐卿，受业于朱文公门，勉斋女婿”。长溪籍的有两位：“杨楫，字通老，与杨方、杨简俱师事朱文公，为高弟，人称三杨”；“黄干，字尚质，师事朱文公”。福安籍一人：“杨复，受业朱文公之门，与黄干（勉斋）相友善，学者称信斋先生”。其中还有朱熹女婿黄干（勉斋），高足廖德明。据称廖德明祖籍在古田杉洋东溪村，后迁顺昌。《八闽通志》称：“学禁方严，德明确守师说，不为时论所变”。还有一位浙江永嘉人周端朝。以上均为外籍门人。其余9人，有林用中等，都是古田籍门人，其中杉洋本村的有余偶、余范等人。
朱熹在蓝田书院讲学期间，李昂为堂长（即院主），直学李元鼎、李言可为书院执权，制定条规（见《李氏宗谱》）。蓝田书院邻近还有几个书院。有朱熹门人余偶、余范读书过的擢秀斋，有余范曾执教过的兴贤斋，还有谈书书院。朱熹在杉洋时，也经常到这几个书院去讲学。因此，历代民间便有朱子一日教九斋的神化传说。朱熹在杉洋讲学的日子，无疑是很安心很充实的。他为杉洋留下了许多墨迹。他为蓝田书院题写了院名。该院名石刻至今保存完好，边款刻有“堂长李昂直学李元鼎立石”及“宋丁未春三月”字样。有关“蓝田书院”题匾，杉洋《余氏族谱》中载有余偶《蓝田书院鳌鱼吐水水墨集》一文，文中说：“朱文公庆元三年遭害避居乡间，集门人于蓝田……挥如椽之笔，以鳌鱼所吐之水磨墨，题‘蓝田书院’匾额。”所谓鳌鱼者，系书院内有一巨石形如鳌鱼，且有泉水涌出，故云。
蓝田书院内有朱熹书写的对联两副。前厅左壁一副为“春报南桥川叠翠，香飞翰苑野图新”；右壁一副为“雪堂养浩凝清气，月窟观空静我神”。后来有人把它摹到杉洋凤林祠后厅左右壁上，朱熹笔迹幸得保存。
蓝田书院不远处有一泉水池，池边石壁上有朱熹所题的“引月”二字，署号茶仙。据说朱熹嗜茶，以茶仙自号。此石刻仍保存完好。此处系蓝田八景之一，称为“天池引月”。朱熹还为擢秀斋题写一副楹联：“碧海开龙藏，青云起雁堂。”此幅楹联木刻历代以来一直珍藏在一余氏族人家。此联书法笔飞墨舞，流畅一气，其字体曾经省博物馆等单位专家认定，实属朱熹笔迹无疑。
据《书史会要》一书载，“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于翰墨亦加之功，善行草，尤善大字。”另据朱熹的“议书”所称，他学书少时喜学曹孟德书，后来改法于颜。朱熹在杉洋留下的几处现存完好的笔迹，可谓诸体皆备，丰富之至，殊为珍贵，非他处所能比。现已成为古田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
庆元三年，朱熹在古田讲学大约半年时间，之后便在宁德、长溪的几位门人邀请下到宁德、长溪，随后取道浙江，又回到闽北。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病逝于建阳。
朱熹三次到古田，前两次仅仅是有“向往之诚”，来古田做短暂逗留而已，未必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三次来古田，是朱熹理学炉火纯青之时。朱熹以蓝田书院和溪山书院为一东一西两个中心点，在各个书院讲学授徒传播理学，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生徒众，声名远播，留下的诗文墨迹多，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从而使古田成为紫阳过化之乡。
古田之所以成为紫阳过化之乡，另一个原因是，朱熹为古田培养的一大批得意门人，成为朱子理学在古田的忠实传人。
朱熹的古田籍门人有史可查的约有二十人。这些门人都是古田儒林学子中的佼佼者，不少人都有功名和成就。他们师从朱熹之后，在继承和弘扬朱熹理学方面更是各有建树。特别可贵的是，他们对朱熹毕志相从，对朱熹理学坚心不喻，师生关系十分密切。是他们对这位圣贤的崇拜和忠诚，使古田有缘接纳圣贤履迹；是他们对理学的师承和薪传，促进了古田文化教育的繁荣兴盛。
林用中是朱熹最得意的门人，《八闽通志·人物》载：“林用中，字择之，始从林光朝学，后闻朱文公授徒建安，遂弃举业往从焉。”林用中初拜朱熹为师，凭他的悟性与学识，即得到朱熹的赏识。朱熹在给林师鲁的信中说：“去年林择之不鄙过门，以讲学为事，怪其温厚警敏，知所用心，皆如老于学者。”（《朱熹别集卷五》）朱熹特为林用中改字曰“择之”，并为之写序。朱熹在《林用中字序》中赞扬他“志之高，力之久，所闻之深而所至之不可量也。”（《朱熹集卷七十五》）《八闽通志·人物》和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文公尝称其通悟修谨，嗜学不倦，谓为畏友。”林用中与建州蔡元定、范念德及闽县黄干（勉斋）一样，成为朱熹身边最得意的四大门人。他深得理学之精髓，其学识与被喻为闽学干城的蔡元定齐名。朱熹给林用中书中所说：“择之所造想日深，累日不闻益论尘土满襟耳。”（《朱熹别集卷六》）林用中从他师事朱熹起，直到庆元党禁，长期紧跟，如《白鹿洞志》所言，“林择之从文公游最久”。朱熹每有外事活动，如到长沙“岳鹿会友”，到江西“鹅湖论辩”，到庐山“鹿洞讲学”等等，必偕林用中作伴同行。
朱熹对林用中的赞赏，屡屡溢于言表。朱熹给他人的书信和文稿中，有五十余篇都提到并赞扬他。如，朱熹答许顺之书中说：“择之所见日精，工夫日密，甚觉可畏。”（《朱熹集卷三十九》）在答何叔京信中说：“古田林君择之者在此，相与讲论，其人操履甚谨，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胜己而已。”（《朱熹集卷四十》）在答石子重信中说：“伯崇（即范念德，朱熹四大门人之一）精进之意反不逮前，择之见趣操持愈见精密。”（《朱熹集卷四十二》）在答李深卿书中说：“择之讲论精密，务求至当，似未为过。”（《朱熹集卷四十五》）……诸如此类赞语，不一而举。朱熹在给他人的信中，还特别体现了他们二人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朱熹在给其挚友吕祖谦的信中说：“择之来此相聚甚乐。”在给张敬夫（张栻）的信中说：“择之久不相见，觉得病痛日深。”（《朱熹集卷三十一》）在给许顺之的信中说：“今岁却得择之在此，大有所益。始知前后多是悠悠度日，自兹策励，不敢不虔。”（《朱熹集卷三十九》）朱熹在给何叔京的信中说，他在学术探讨中自觉得“无进步处”，“心志亦不复强”，希望得到他人相助时，得林用中“此公之力为多也”（《朱熹集卷四十》）。朱熹与林用中书信往来十分频繁，多达五十余件。信中所述内容广泛，除了大量篇幅在探讨学术之外，其他如时政、艺术、家事、友情，无所不及。信中还特别体现了朱熹对这位学生的器重和深情。朱熹在给林择之的一封信中说：“思与吾择之相聚，观感警益之助，何可得耶？瞻仰非虚言也。”（《朱熹集卷四十三》）“某近觉向来乖缪处不可缕缕……朝夕惴惧，不知所以为计。若择之能一来，辅此不逮，幸甚。”朱熹和林用中的唱酬诗特多。乾道丁亥秋，师生同往长沙岳麓会友，朱熹、张栻、林用中三人登南岳互相唱酬，共得诗一百四十九首，编成《南岳唱酬集》。岳麓会友后东归，“缭绕数千百里，首尾二十八日”，师生二人一路唱和，“掇拾乱稿，才得二百余篇”，编成《东归乱稿集》。
综观朱熹文集，不难看出，朱熹与林用中的师生关系，早已升格为亲密的师友关系。朱熹在与他人的诗文往来中，总是称择之为“畏友”、“仁友”、“友人”。虽是自谦之称，但事实也应如是。
朱熹与林用中的亲密关系，还可以从其他一些事例中见之一斑。朱熹在给祝直清书中说：“恨此中前辈寥寥，幸得古田林择之邀至家馆，教塾、二人，其见明切。”（朱熹遗集卷一）可见林择之还当了朱熹两个儿子的私塾老师。又如，朱熹自乾道九年始，“为贫谋食”，在南宋时被誉为“图书之府”的建阳崇化书市建立同文书院，撰著编印书籍出售，其经费往来，常交林用中管理。朱熹在古田的礼尚往来，如祭奠友生之类，也多叫林用中代行师职。
朱熹在古田的门人中，与林用中有直接关系的还有几个人，其一就是他的胞弟林允中。林用中师从朱熹后的第二年，也把他的弟弟带来拜在朱熹门下。朱熹也为林允中改字曰“扩之”，也为之写了序。朱熹在《林允中字序》中说：“明年，扩之亦来，视其志与其才，信乎其如择之言也。”“允中从予游，今四五年矣。深察之，则其为人盖晦于外而明于内，朴于外而敏于中者也，是以予有取焉”。（《朱熹集卷七十五》）朱熹与林允中时有书信往来和诗词唱酬。朱熹在与他人的书信中也多次赞扬他。在给林择之信中说：“得扩之朝夕议论，相助为多。幸甚！”（《朱熹集卷四十三》）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扩之来此相取，极有益。其专志苦学，非流辈所及。”（《朱熹别集卷六》）林用中和林允中兄弟在弘扬理学方面对后世影响颇大，世称他们为“二林”。林氏后人历代以来在大门边都有这样一幅对联：“十德衣冠裔，二林理学家。”朱熹的古田门人中，被林用中一同邀至朱熹门下的还有三人，他们是林师鲁、林大春和程深父。朱熹在与林师鲁书中说：“去年择之不鄙过门，……因扣其师友渊源所自，而得三人者焉，曰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人则向所闻吾芸斋公之子也。”（《朱熹别集卷六》）林师鲁系朱熹父亲朱松的挚友林芸斋先生之子，林用中曾从学于他，可见林师鲁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师鲁投入师门，自然得到朱熹的赏识。朱熹称赞他“美才高志”。朱熹在答林用中的信中称赞“师鲁论解极佳”。因为朱熹与林师鲁多了一层父辈友好的关系，朱熹与师鲁的感情也特别深。朱熹曾应林师鲁之请，为其先父林芸斋先生的遗文写了跋。林师鲁志长命短，他病重之时，朱熹“闻师鲁遽不起疾，深为悲惋”。听到师鲁去世的消息，朱熹还为他写了一篇言辞十分深切的祭文，专托林用中代为祭奠。朱熹在祭文中称，“如师鲁之才之敏，乃不克究其业而止于斯，吾徒二三子失良友之助，徒不陨涕相吊？”（《朱熹别集卷七》）林大春，字熙之，号造斋。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林大春，朱文公门人也。尝题十六字云：“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哉？敢不修整。”从朱熹与林大春长期书信和诗文往来中，可以看出他们深厚的师生情谊。朱熹文集中收有送林熙之诗五首。诗中论交论道，感情至深。如第一首：“君行往返一千里，过我屏山山下村。浊酒寒灯静相对，论心直欲到忘言。”第四首：“十年灯火与君同，谁道年来西复东。不学世情云雨手，从教人事马牛风。”程深父，与朱熹的关系也是十分亲密的。师生之间都有书信往来。可惜程深父太早去世。深父病逝之时，朱熹“深为悲叹”，还备有状及香茶，并要林择之兑钱一千贯“致此微意”。（《朱熹别集卷六》）在朱熹的门人中，林夔孙是跟随朱熹最坚定者之一。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林夔孙，字子武，号蒙谷。朱文公门人也。文公尝口授讲议，俾讲于白鹿洞。”林夔孙既是朱熹门人，又是朱熹得力助手。党禁时，林夔孙跟从朱熹更紧。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党禁起，学者更事他师，惟夔孙从文公讲论不辍。文公易箦之日曰：‘道理是如此，但须做坚苦工夫。’”朱熹在给其婿黄干的信中也提到，党禁之时，“亲旧皆劝谢绝宾客，散遣学徒”，这时，“书院中只有古田林子武及婺州傅君定在此，读书颇有绪。”（《朱熹续集卷一》）古田西山村有“二林”，而在古田杉洋则有“二余”，即余偶和余范，同是朱熹的高足。
余偶，字占之，号克斋。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说他是“朱文公高弟也，与林用中齐名。尝与吕祖谦、黄干（勉斋）书问往来，讲明义理。”有《克斋集》行世。余范，字彝孙，与余偶同乡、同窗，同时为朱熹门人。明·万历版《古田县志》和清·乾隆版《古田县志》也均有记载。从朱熹文集中可以看出朱熹与余偶、余范多有书信往来，而且朱熹与“二余”师生关系十分密切。如朱熹在给林用中的一封信中说：“二余在此日久，占之警敏，彝孙淳静，皆可喜。”（《朱熹别集卷六》）朱熹一些外出游览，如朱熹罢郡后游览庐山，游周敦颐的亭、院等，都有余偶陪同。朱熹文集中有一封给余范的长信，信中探讨了许多问题，字里行间可看出朱熹对余范的谆谆教诲。朱熹在党禁后的苦况中，对“二余”特别思念。在给余偶的信中说：“但老衰殊甚，疾病益侵，仇怨交攻，盖未知所税驾也。今年绝无朋友相过，近日方有至者，只一、二辈，犹未有害，若多，则恐生事矣。无由会面，远书不能尽怀，不知冬间能枉路一顾否。”（《朱熹集卷五十》）在友生零落，且恐生事，不想有多人相过的情况下，却想着余偶来顾，可见朱熹与余偶关系之亲密。
从明·万历版《古田县志》和朱熹文集中还可看到，傅子渊也是朱熹的得意门人。傅子渊，字梦泉，约于淳熙十二年入师门。朱熹很看重他，在给陆子静的信中称：“子渊去冬相见，气质刚毅，极不易得。”朱熹与傅子渊常有书信往来。
《朱熹集卷五十四》中就收有《答傅子渊书》四件。朱熹对傅子渊的学习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信中称赞“示喻所得日益高妙，非复愚昧所能窥测。”（《朱熹集卷五十四》）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程若中，字宝石，尝从文公学。嘉定中特奏名，躬行无伪，终身不违于礼。有《槃涧集》行世。”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载，“张棫，字先之。绍定二年进士（特奏名），游朱子之门。”明·万历版和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还载有程伯荣、林好谷、林充之、苏龟龄、黄有开等人“皆游朱子之门”。据古田杉洋《余氏族谱》和《李氏族谱》载，还有余亮、余畟、李言可、李昂等人，也都是朱熹的门人。
朱熹在古田的这么多门人，他们在学术上多有建树，不少人还取得功名，且多有著述行世，有一部分则成为古田各个书院的掌门人。他们在古田各地弘扬朱熹理学，代代相传，使古田成为理学之乡。紫阳过化，与这一大批门人是密切相关的。
这里，还有几个人物与朱熹有密切关系，在古田弘扬朱熹理学方面有过贡献和影响的，也值得一提。
黄干，字直卿，闽县人。系朱熹的女婿，朱熹理学的得力继承人。如真德秀所云：“惟公之在考亭，犹颜曾之在洙泗。”（真德秀《勉斋先生祝文》）清·乾隆版《古田县志·寓贤》载，庆元党禁时，“亦以伪学之禁，寓九都族人家。与朱晦翁讲道论德，悠然也。”朱文公避难来古田溪山书院时，黄干在螺峰书院讲学。后来又陪同朱熹到杉洋蓝田书院，协助朱熹讲学论道。同时，黄干与林用中是朱熹四大门人之一，与余偶、余范交往颇深，在为古田弘扬理学方面，黄干也融入了古田籍门人的队伍中去。
李侗、李友直父子。李侗是朱熹的老师，对朱熹影响很深。据考证，李侗祖籍在杉洋，李侗二十四岁后才迁居延平。“李侗子友直，绍兴丁丑科进士，授铅山令，与朱晦庵先生为友。时禁伪学，迁寓一都谷口小鲎，子孙随家焉。”（见清·乾隆版《古田县志·寓贤》）可见李氏父子在古田弘扬理学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杨易。杨易是“浙江山阴人，官拜兵部侍郎，与晦庵朱文公同为理学。因谏韩侂胄丞相，贬为杉关（即杉洋）巡检。”（见《余氏总谱志》）杉洋人因尊崇他，在他死后将其奉为通乡拓主，在杉洋建有槐庙、东山庙奉祀他。群众尊敬和宣传杨易，实际上就是在崇拜和宣扬朱熹。
赵汝腾。赵汝腾系宋太宗七世孙，居古田。宋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曾拜端明学士兼翰林学士，知泉州。素与朱子相友善。其题朱子像云：‘理精义著，德盛仁熟，折衷群方，如射中鹄，绝学梯航，斯文菽粟。在庆元初，中行独复。’朱子诸赞，此为第一。”（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赵汝腾靠着他的特殊地位，宣传朱熹，宣传理学，无疑地对理学在古田的传播产生一定的效应。
康太保。清代杉洋名士余廷章《蓝田·左边城外志》中载“……晦庵朱文公理学宋时真儒，时衰不知其学。敕命太保赐姓惟康欲剿文公。其辈亦为理学，自废而亡，不欲真儒为伪学者殃。因镇杉关新修庙宇，永荐馨香于重阳日吉云。”太保庙除了杉洋外，古田县内还有多处。乾隆版《古田县志》记载：“朱子避地玉田，时韩侂胄遣人迹其后，将甘心焉。是人宁自刎死，不肯杀道学以媚权奸。邑人义之，祀于溪山书院对面，即今之太保庙也。”古田还有一个传说，庆元三年江西参将周江胡、罗协奉旨到古田追捕朱熹，也是在两难之中周、罗选择自杀。后被西山村人奉为拓主，立庙奉祀周、罗二将，庙曰虎马将军殿，在魁龙书院对面，至今尚存。
从以上这几个人的事例说明，古田与朱熹、古田与朱子理学之间，冥冥之中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渊源关系，为古田成为紫阳过化之乡，也增添了几笔浓墨重彩。
由于先贤过化，朱熹与朱子理学对古田社会文明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是理学薪传，人才辈出。
朱熹在来古田讲学之前，已经有了一大批古田的得意门人；来古田讲学之后，又涌现出一批新的门人。加上朱熹的友人、亲眷，在古田汇成一个庞大的师承队伍，成为弘扬理学的骨干。这些人又培养出再传弟子，如此代代薪传，绵延不断。特别是朱子理学在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中确立了统治地位，成为精神支柱之后，朱熹的《四书集注》及朱子学的经学注释成为历代教科书和科举考试依据之时，古田学子靠着代代正宗师承，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单南宋庆元至元初，古田就出了90名进士。古田宋代有经史子集著作者9人，计11种，而朱熹门人占5人7种。清代福州知府余景熹序《古田县志》云：古邑“长材秀民，通经求能文章者，宋元为最盛。”从元、明至清，又出现了张以宁、余正健、甘国宝、曾光斗等一大批杰出人物。
二是亲临讲学，教化宏开。
朱熹来古田讲学，以溪山书院与蓝田书院为中心点，足迹遍及古田各个书院。朱熹一生办教育，其教育理论和实践对古田教育产生巨大影响。朱熹办学的教育宗旨、办学规程、教育阶段、教学原则、形式、方法等，都会渗透到各个书院中去，健全了古田书院的建设。为继承朱熹遗志，二林、二余等众门人主持古田各处书院讲学论道，使古田书院教育的面貌焕然一新，教育层次也更上新台阶，教育理念也发生变化。从此，古田办学之风盛行，人才荟萃，如清·乾隆版《古田县志》所说：自朱熹来古讲学后，“自是名贤继起……教泽之渐渍玉田者渥矣！”古田历代以来，文化教育事业一直跻身八闽前列。
历代古田民众尊师爱教，培养人才之风浓厚。古田大东地区崇文重教之风尤为突出，一直延续至今。这一良好风气与朱熹曾在蓝田书院讲学是密切相关的。如清代福建学政翰林侍讲学士朱珪所撰《蓝田书院碑文》所言：“……育养人才，涵濡沐浴多士，得幸古田之蓝田书院。”
三是名人效应，开创文明。
庆元党禁解除后，朱熹被谥为“文公”，声名与代俱显。朱子理学被推崇到儒学正宗的地位。古田人历代以接纳朱熹来古田避难讲学为荣，朱熹被尊为圣人偶像加以崇拜，崇尚朱熹道德伦理哲学之风日盛。朱熹涉足的许多地方都建有朱子祠，祭祀活动历代不衰。南宋以来，古田凡有学堂，必祀朱子；普通人家，厅堂上都挂有朱熹书体的“行仁义事，存忠孝心”、“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等楹联。朱熹作为圣贤的形象和他的理学历代深入人心，形成“人文崇孝悌”、“家贫亦业儒”的风尚，因而必然给古田带来了封建社会的文明景象。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载：古田人宋以前受教育程度差，信巫好斗尚鬼，不开化，欠文明。《福建通志》称，自古古田邑民“往往逋赋，好斗喜讼，颇易动难安”。而“至朱晦翁避地至此，羲文周孔之道，洋溢溪山，理学文章甲于他邑；而忠孝义烈之风至明季而大畅。”（清·乾隆版《古田县志》古田知县辛竞可序）“自宋至今，士君子敦本务实，小人食勤啬用，守朱紫阳遗训，冠婚丧祭，犹醇朴之风。”“古田古属峒氓椎髻跣足固无文可言，自宋紫阳朱子过化后户诵家弦之风为之一振，庶几称海滨邹鲁。”（民国版《古田县志·艺文》）就较边远的杉洋来说，自朱熹讲学之后，文明景象历代相延。清代古田县令万友正在《重修蓝田书院序》中称：“至其地，其秀者敦诗书而尚礼义，朴者安谨愿而守耕凿，休休乎太古之风，窃心异者久之，询知为紫阳过化之乡。”
四是增强素质，社会进步。
古田因分得朱熹一脉真传，其理学渊源向古田文化多元化渗透，对古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朱子理学的广泛传播，使古田文化教育基础雄厚，人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提高。人文发达，社会必定走向繁荣。古田自南宋以来属望县，元代时属上县，至明、清两代古田人文经济在福州路（府）十数县中名列三、四。正如元代吴海《送郑训导》所言，“古田在昔，提封之广，居民之众，邑里之华，文物之盛，盖彬彬焉”。清·乾隆版《古田县志》称：“自宋迄今，诗书弦诵，俊采翩翩，邃谷深山，人烟霭霭；而居民辐辏，城市喧填，几几乎与通都大邑并繁庶矣。”感谢朱熹，感谢朱熹的众多门人，为古田八百年文化教育和封建文明史写下光辉的历史篇章。
朱熹避地古田及其影响
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三月间朱熹避祸到古田，载之史志，留下遗迹，虽驻足时间不长，然而朱熹在古田的影响却颇大。
一、朱熹庆元避难前的古田概况
据宋建隆元年（960年）统计，古田有23605户，其中主户14143户，客户9482户；人口84591人，其中主口62763人，客口21828人。置四乡，领十三里。按当时的标准属望县。到了元初，仍只有26996户。宋末的动乱和蒙古人的屠杀当然会使人口减少，但鉴于古田县是受害较少的地方，可以推知终宋一代古田的经济发展不快，人口繁衍不多。
清代乾隆年间古田知县辛竞可认为，古田自古“处深山邃谷中，浑浑穆穆，初不知有周、秦、两汉，何况六朝、五代？”“迨唐开元入版图，涵濡渐渍……”福建史志关于古田“邑人贵巫尚鬼”、“信巫好斗”并不乏见。《福建通志》称自古古田邑民“往往逋赋，好斗喜讼，颇易动难安”。所有这些记述，自然不无偏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田建县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邑民受教育程度差，上古时代的习俗还一直保留着。这阻碍着古田县向文明方向拓展。
此外，王审知佞佛，刮起一阵兴佛风。《淳熙三山志》云“王氏有闽，更加营缮（寺院），增寺二百六十七，费耗过之”。其后嗣诸王，更加变本加厉，殚穷土木，耗尽民财。这股风到了北宋仍有增无己，古田受影响最大。笔者作一统计，到宋高宗时，古田有寺观133个（主要是寺院）。建造寺院和佛事支出已使邑民不胜重负。由于寺田都是上等膏腴之地，且不输夏税，许多百姓遁入僧门，使地方财政十分困难，地方政府只好将赋税负担转嫁给一般百姓。邑民更不胜其扰，不堪其苦。
二、朱熹避乱入古始末
庆元党禁实质上是昏庸的皇帝与权臣新贵对以清廉士大夫为代表的清议力量进行的一场政治迫害，这种政治迫害深化到文化专制。以朱熹为代表之理学被称为“伪学”，理学家被称为“逆党”。庆元三年正月朱熹落职罢祠，二月大理司直邵褒然奏请“伪学之徒，不得除在内差谴。”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在古田门人林用中等人的邀请下，于当月离开考亭循闽江而下去古田。
朱熹入古田境后最初抵达县西十里的西山村，这里是林用中的老家。朱熹在这里的魁龙书院（俗称西山书院）讲过学。旋抵县治，在溪山书院收徒讲学，并为之题匾。明邑人周于仁《溪山书院记》称：“晦翁朱夫子避地至此，始拓其宇，曰‘溪山第一’。”清康熙年间，国子监祭酒余正健指地曰，“昔紫阳夫子讲学是地，匾为‘溪山第一’，墨迹淋漓”（见《漱芳集》）。晦翁以县治为中心，曾到县西十五里的浣溪村的浣溪书院题匾讲学，还与黄勉斋一起到县西北三十里螺坑村的螺峰书院论道讲学，并留“文昌阁”匾一面，到县东三十五里龙津境的兴贤斋讲学、书匾。在县治期间，朱熹还在溪山书院前的欣木亭吟过诗。诗曰：“危亭俯清川，登览自晨暮。佳哉阳春节，看此隔溪树。连林争秀发，生意各呈露。大化本无言，此心谁与晤？真欢水菽外，一笑和乐孺。聊复共徜徉，殊形乃同趣。”这表达了他要与大自然诉衷曲的不同凡俗的情趣和乐观情怀。除此之外，他还到四关外的四会亭题过匾额。
三月初朱熹在余偶、余范等人的陪同下，到县东一百五十里的杉洋村。朱熹在余偶所立的蓝田书院授徒讲学，并题写“蓝田书院”四字，今石刻犹存。杉洋《余氏族谱》和《李氏族谱》都提到“朱文公避伪学禁，宋庆元三年于蓝田书院讲学”。余偶《蓝田书院鳌鱼吐水水墨集》载称：“朱文公庆元三年遭害寓居乡闾，集门人于蓝田……，挥如椽之笔，以鳌鱼所吐之水磨墨，题‘蓝田书院’匾额。”书院对面今有雀舌罗汉松一棵，干周3米，参天蔽日，高耸岗顶，传为晦翁当年手植。朱熹除以蓝田书院为中心讲学外，还到附近西斋、擢秀、谈书三书院去讲过课，并在擢秀、谈书书过匾。有一次他还远抵六十里外的廖厝原始森林留连，并题诗而返。后此地遂名“题诗林”，至今犹存。根据我省已故书法家、学者李若初遗著《退思轩笔记》，朱熹在杉洋“讲学三个月”。五月上旬又返县治溪山书院讲学。
清·乾隆版《古田县志》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朱子避地玉田，时韩侂胄遣人迹其后，将甘心焉。是人宁自刎死，不肯杀道学以媚权奸。邑人义之，祀于溪山书院对面，即今之太保庙也。”不知“是人”为谁，事生何地。但杉洋向传是人为“康太保”，事情发生在杉洋。该村西亦有太保亭，为土木结构，今犹存。
据清代嘉庆年间杉洋文士余廷章《余廷章手记》称，山阴人兵部侍郎杨易，与朱熹同声相应，被贬为杉洋巡检，故朱熹对杉洋特别有感情。
三、划时代的影响
朱熹对古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现仅就培养人才方面作不完全说明。
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谓“朱子避地古田，得进学之传者数十人，而择之、扩之兄弟为最，故至今犹称之曰‘二林’”。兹择其要者介绍之。
1、林用中，字择之，号东屏。朱熹喜其笃信，尝目为“畏友”，与蔡元定齐名。张栻守潭州朱熹偕用中往访之，有《南岳唱酬集》遗世。终身不求仕进，赵汝愚帅闽日，尝亲造问政。2、林允中，择之弟，字旷叔，朱熹改曰扩之。朱熹尝云：“允中从予游，今四五年矣，深察之，其为人盖晦外而明于内，朴外而敏其中，是以予有取焉。”3、林夔孙，字子武，号蒙谷。从朱子学。党禁起，学者纷纷更事他师，惟夔孙险夷其节。朱熹尝谓之曰“道理只是如此，但须做坚苦工夫”。嘉定间曾任县尉。4、蒋康国，字彦礼。绍兴间进士。尝从朱子讲论《楚辞集解》，多质之。学者称鼎山先生。5、余偶，字占之，号克斋。从游朱子之门，与吕祖谦、黄干友善，书问往来，讲明义理。《朱子大全集》载有其事。6、余范，字彝孙，朱子门人。于龙津境构兴贤斋，以寓其师。又与占之同读书西斋。7、程若中，字宝石。从朱子学，躬行无伪。8、林大春，字熙之，号慥斋。朱子门人。尝题十六字云：“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哉，敢不修整！”此外尚有程伯荣、林好古、林充之、林师鲁、程深父、苏龟龄、黄有开、傅子渊、张棫等辈皆游朱子之门。
这些人有的早从朱子学，有的是避难入古时从学的，都卓有成就。由这些人主持各斋，传授朱子学，使古田面貌焕然一新。
明邑人林春秀有风俗诗云：“滩险舟行阻，家贫亦业儒；人文崇孝悌，生计薄屠沽。”明知县杨德周《田中杂咏》云：“讲席千秋诵考亭，二林流韵有仪型。可知薪火传无恙，乍试弦歌道亦灵。遗像尚留今俎豆，荒祠重落旧丹青。多才蔚起开冠冕，日照文章倚翠屏。”可以看出朱熹在古田传播学问的重大影响。
晦翁入古前，古田入科目者寥若晨星。之后，甲乙春秋，后先接武；文苑乡贤，不时而出。庆元五年至南宋末，古田有科名的达90人。其中朱熹门生绍定二年进士张棫，极力传播朱子理学，影响很大。宝庆二年进士赵汝腾，累官至翰林学士，尝从朱子游，一生以朱熹为榜样，指责皇帝“私惠群小”，称赞朱熹是“理精义著，德盛仁熟”。宝祐四年进士苏德载继承朱熹爱国主义精神，抨击贾似道，积极投入抗元斗争。
此外，朱熹的风水观有许多是属于科学方面的东西。他的择地建宅方面的理论至今还指导着许多古田农家，尤其是林氏后人和杉洋村民。
乾隆版《古田县志》说，“至朱晦翁避地至此，羲文周孔之道，洋溢溪山，理学文章甲于他邑；而忠孝义烈之风至明季而大畅。”又云“自宋至今，士君子敦本务实，小人食勤啬用，守朱紫阳遗训，冠婚丧祭，犹醇朴之风”。这是对朱熹在古田的影响的总结。
朱熹的高足与“畏友”——林用中
林用中，字择之、敬仲，号东屏，宋福州府古田县人。生卒年不详。幼年师事以洛学首倡东南的名士林光朝，得其扶掖，学问日进。长大后则曰：“吾当求明德新民、止至善者以毕吾志①。”后闻朱熹授徒建安，遂弃举业而改投其门②。
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朱熹同安主簿任满，赋归崇安五夫里，闻名拜于门下的学子络绎不绝。用中诣门皈依求教时，朱熹叩其学，赞其“通悟修谨”、“讲论精辟”，目为“畏友③”，未敢将他列于弟子之列。而用中则对朱熹恭执弟子礼，侍其左右，问难不倦。此前，才识过人的建阳蔡元定、闽县黄干、建阳范念德等人已捷足先登，投师朱门。用中踵步后尘，朱熹喜其门下又添长才，从此便与他们切磋学问，“对榻讲论诸经奥义，每至夜分”。受到朱熹倾力指授之后，用中犹如醍醐灌顶，顿得理学精髓，学识大进，终与被喻为“闽学干城”的蔡元定相伯仲④。朱熹对用中精湛的学识曾深表赞赏，几年后他在给其婿黄干的信中称：“择之所造思想日深，累日不闻益论尘土满襟耳⑤。”为示器重和厚爱，朱熹亲自为用中取字。一天，用中以为其名不妥，请朱熹改之，说“用中之名在《中庸》，实舜之事，非后世人所宜假以自名者，故常病其大而不自安。”朱熹则认为其无需易名，说：“学所以求为圣人，不以是为标的，则无所定而之焉。子诚志颜子之志，而学颜子之学，则亦何嫌名大，而必易之耶？颜子学求为舜者，亦在精择而敬守之矣。今子必将道颜而之舜，则亦自夫择始而敬以终之，故予谓子之名无庸改。”于是用中又请字。朱熹则曰择之，又曰敬仲⑥。
在同安赋归、祠禄养亲的二十年中，家居五夫里的朱熹除授徒著述外，还不时外出访贤论道。每逢外出，朱熹常偕用中等几位得意门生前往。其中对朱熹一生影响极为深刻的“岳麓会友”和在中国哲学史上久享盛名的“鹅湖之会”，用中都身与其间。
“岳麓会友”是指朱熹到潭州访问张栻，向他请教《礼记·中庸》中的“未发之中”问题。当时，朱熹、张栻与金华学派的创始人吕祖谦过从甚密，交谊最笃，被尊为东南三贤。李侗在世时，曾向朱熹传授过“未发之中”的理义，但朱熹当时的兴趣在章句训诂，未加注意理解。李侗死后，朱熹追思老师的传授，觉得似懂非懂，于是决定到张栻的住所——湖南潭州一行。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偕用中、念德二人从五夫里起程，九月八日抵潭州后受到张栻热情接待。朱、张二人相见之后，抵足夜谈，终夕不倦。据侍行的范念德回忆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十一月十三日，张栻陪同朱熹师徒三人同登南岳衡山，在山中盘桓六日。他们探幽揽胜，游目怡怀，兴会所致剖心酬唱，得诗一百四十九首，编成《南岳唱酬集》传世⑦。二十四日，师徒三人与张栻在槠州握别，张栻赋诗以赠，朱熹答诗云：“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⑧……”从诗中可知，潭州相会期间，他们也曾深入探讨过“太极”问题。这次岳麓会友，交流学问，可以说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和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大汇合，双方获益匪浅。朱熹抵潭州不久曾信告曹晋叔说，“荷敬夫（张栻）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学问之益⑨”。而张栻“其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⑩”。归途中，师徒三人心情舒畅，一路吟咏不绝。在到达崇安邻县——江西铅山县时，朱熹挥毫写了《次韵择之铅山道中二首》。其一云：“行尽江南万叠山，家山犹在有无间。明朝渐喜登关岭，涧水分流响佩环。”诗中披露了归乡还家的急切心情。后来，他们将归途所吟的二百余首诗，辑为《东归乱稿》。此集子记述旅途见闻并抒发由此而引发的胸臆豪气，亦周且备。
岳麓会友之后的第八年（宋·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到建阳的寒泉精舍拜访朱熹，两人合编《近思录》，作为道学的入门书。完稿后，由祖谦发起倡议，邀请朱熹到铅山县的鹅湖寺与江西“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及其弟陆九龄辩论道学问题。届期，朱熹由林用中、蔡元定、黄干、范念德等十多人侍行，践约前往。相会之后，双方展开唇焦舌敝的争辩。当论及教人之法时，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由是，朱熹“以为陆之教人为简”，陆氏“以为朱之教人好支离⑪”。论争中，二陆先声夺人，雄辩滔滔，“朱熹不慊”，终不欢而散。鹅湖之会前后辩论达十日，两个道学派系列会者达三、四十人，可谓盛况空前，在宋明理学史上起着极深远的影响。会后，用中等人陪伴朱熹返回崇安。当行至闽赣交界处的分水岭时，朱熹登上越王台，凝神跳望岭下。用中恭请他即兴赋诗以志此行。朱熹略一思索，便吟下《过分水岭有感》一诗。诗云：“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此诗是朱熹借分水岭下水流分合的情景表达其对不同学术见解的“求同存异”态度，门人们无不对恩师尊重学术争鸣的豁达胸襟而歆羡不已。
林用中“早厌科举，不求仕进⑫”，自投朱熹门下后一直师从其讲学访友，是从游朱门最久的高足之一。约于鹅湖之会后不久，他返归古田，在其年轻时的读书处——欣木亭设馆授徒，弘扬朱子理学之宗风。此期间，他与朱熹仍鸿书频往，联系密切。朱熹自宋乾道九年（1173年）始，“为贫谋食”，除了讲学并写出《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伊洛渊源录》、《程氏外书》等十几种重要著作外，还开始在南宋时被誉为“图书之府”的建阳崇化书市建立同文书院，自刻自印上述撰著出售，又翻印了《汉书》等书籍。此书院刻印图书主要靠朱熹儿子及门生经营，雇有刻工、印工。有时因资金周转不及，而靠借钱发工资。当此时，朱熹屡次信催林用中送钱以应急。一次，他在信中说：“此中束手以俟此物（指钱）之来，然后可以连接印造。不然便成间断，费力也⑬。”用中每接信后便以讲学所收倾囊相助，亲自或嘱人将钱送往。在用中等门人的持续接济下，同文书院的刻书业至少延续至庆元二年（1196年）⑭。朱熹的其他著述如《论孟精义》、《小学》、《童蒙须知》、与吕祖谦合著的《近思录》及张栻的《南轩集》等书，均是在此书院中刻印的。
宋·绍熙二年（1191年），朱熹挚友赵汝愚再次出知福州，“曾亲过其（用中）门，访以政事⑮”。用中与之会晤数日后，汝愚遂邀其同游福州鼓山。在鼓山上，他们看到朱熹的勒石刻文。此刻文是朱熹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赴莆田吊唁旧知陈俊卿，归途重游鼓山时所题，文曰：“……谒鼓山嗣公，游灵源洞，遂登水云亭，有怀四川子直（汝愚）侍郎。”睹物思人，他们感慨万千。当时朱熹在漳州任上试行经界，因遭当地官僚的激烈反对而半途而废，且其长子朱塾又不幸病逝，宦场失意和家族不幸导致他辞职奉祠，离任漳州，回返建阳。于是汝愚与用中和偕游的姚林甫商议后，领衔勒石纪游并题诗。诗曰：“……故人契阔情何厚，禅客飘零事已灰。堪叹世人只如此，危栏独倚事俳徊。”（按：此诗勒石今存）游览鼓山后为慰藉恩师，用中又风尘仆仆地赶赴建阳探望朱熹。
宋·庆元二年（1196年），在权臣韩侂胄支持下御史沈继祖、太常寺少卿胡某等人罗织朱熹十大罪状，诬他推行“伪学”，欺君罔世，要求撤其职名罢其祠禄，将其亲信门徒蔡元定送往外地管制。宁宗皇帝采纳他们的建议，朱熹遂被夺职罢祠，蔡元定被遣往道州。“庆元党禁”由此而起。“党禁”伊始，朱熹仍于建阳考亭讲学，并往来于武夷山间。门人们虑及其安全，纷纷劝其闭馆避祸。时古田籍门人林用中、余偶、余范及长溪籍门人黄干、杨楫等人延请朱熹至其邑讲学。为继续训学艺徒，续其道脉，庆元三年三月朱熹应用中等人邀请，离开考亭潜往古田⑯。
朱熹抵古田后曾遴选溪山书院和蓝田书院作为讲学之所。
林用中等人尽心竭力协助其筹备开馆。消息不胫而走。宁德、长溪、闽侯等地学子暗中负箧来读，不绝于途，不久恒集千人。于是朱熹便以溪山书院和蓝田书院为轴心，足迹遍及古田境内还有螺峰、擢秀、进贤、兴贤、谈书、西山、魁龙、浣溪等多个书院（俗称“古田八斋”），并遣其得力门人前去主持教务。现有案可稽的就有：林用中主溪山书院，黄干主螺峰书院，余偶主擢秀书院，余范主兴贤书院⑰。朱熹为此八斋亲题了斋匾，今“溪山第一”的石刻尚沉于湖底。此后，朱熹常巡视各斋，偶尔也有在螺峰、溪山书院小住讲学。有一次，他到溪山书院，下榻于欣木亭（座落于溪山书院前）中。用中伴随他在亭周围游玩。面对这里山花争研、溪水流碧的旖旎风光，朱熹想到自己所遭厄运，不禁感慨系之，沉吟道：“危亭俯清川，登览自晨暮。佳哉阳春节，看此隔溪村。连林争秀发，生意各呈露。大化本无言，此心谁与晤？真欢菽水外，一笑知乐儒。聊复共徜徉，殊形乃同趣⑱。”此诗寓情于景，借景抒怀，表达了虽身处逆境但仍乐观豁达的情怀。
朱熹寓蓝田书院期间，林用中不时前往探视。从有关记载看，林用中曾陪侍朱熹至杉洋村北的“三井龙瀑”听瀑、饮茶。此瀑从190多米高的崖顶分九级飞泻而下，水珠乱跳，莹光闪烁。据传朱熹看到此瀑酷似庐山瀑布而另有奇异之处，遂游兴勃发，由用中等门人搀扶着在瀑岩上题下“胜似庐山瀑布”六个大字，后刻于石。因时移世远，流水侵蚀，今字迹已模糊。此外，用中、允中、黄干、杨复、余偶、余范等门人为纪念恩师这段讲学生活，曾从外地移来几株珍稀的雀舌罗汉松，并偕朱熹到蓝田书院对面的溧林岗上栽种。其中一株至今仍存，高达16米，径围近3米，已干霄蔽日。
庆元三年十二月，朝廷设立伪学党人登记簿，计登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等五十九人，朱熹名列第五。时韩侂胄遣康太保至古田谋刺朱熹。可是，康探知朱熹乃是博人尊崇的贤儒，不忍加害，遂自刎于蓝田书院不远处。（一说在溪山书院对面。）用中及众多门生闻讯，无不服膺康之义举，即与乡民集资筹建太保庙以祀之。朱熹心知韩侂胄歹心不死，杉洋不能久待，同时更希冀在有生之年会访其挚友——长溪林湜和名列伪学籍的永嘉学派首领叶适、陈傅良，便于是年在尚质、杨楫等人的邀请下经宁德赴长溪⑲。古田门人遮道相送，依依泪别。用中、允中、余偶、余范、蒋康国等十多人一路护送朱熹，俟其安抵长溪后始返古田。
朱熹在宁德、长溪讲学访友数月后，在林湜、杨楫、高松、陈骏、龚郯等陪同下经西园（今福鼎市桐山镇）到浙东，游览了雁荡、天台等胜景，会访了叶适、陈傅良⑳。抵考亭后，其旧疾日渐加重，终于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病逝（21）。噩耗传出，林用中悲恸不已。为表达对恩师的缅怀，庆元七年他将溪山书院改建为晦庵祠。祠中供朱熹遗像及木主，每年逢朱熹忌日他率门生前往崇祀，礼仪特隆。
宋开禧间（1205—1207）林用中逝世。邑人葬其于翠屏山下，并祀之于溪山晦庵祠，“历元迄明，有常享（22）”。
用中生前著有《东屏集》、《草堂集》行世，惜今已佚。
蓝田书院的历史兴衰
杉洋胜地快登临，朱子祠前望翠岑。
林壑清幽里野辟，先贤文化入人深。
这首《游大东杉洋》的七绝诗，是原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高级顾问、海军上将、原福建省省长萨镇冰于民国己巳（1929年）初夏途经杉洋村而写的难得诗章。其“朱子祠”即位于杉洋北门外的朱熹曾二度到杉洋授徒讲学的蓝田书院。它凸现了杉洋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典型特征，高度概括了理学大儒朱熹与蓝田书院源远流长的关系及其理学文化的深远影响。清华大学人类学博士生导师张小军教授与杉洋古稀老人余理民（已逝）合著的《福建杉洋村落碑铭·地舆记》记载，“在杉洋村大门上方”和“东山关隘口城门上方”分别垂立着两块石碑，前者碑文为“先贤过化之乡”，上款为“宋淳熙十一年”；后者碑文为“过化名区”，上款为“宋庆元六年”。
这两块碑铭的下款，均镌刻着朱熹在古田的高徒“林择之书”和朱熹在蓝田书院的高徒“十八门人立”的落款。虽然这两块珍贵的石碑“在1958年修古宁公路时被埋在涵洞中”，但历代以来，世代士人和杉洋人氏始终铭记着朱熹这位理学宗师的“教泽长存”以及对“先贤过化”的永久缅怀和自豪。足见“先贤文化”是何等“入人深”，杉洋文士清建宁府学教授余泽先有诗云：
蓝田俎豆万山中，济济衣冠祀晦翁。
斯文未丧知谁力，留得弦歌玉邑东。
蓝田书院始建于何时？历代以来毁建情况如何？朱熹何时赴蓝田书院讲学？“先贤过化”有何深远的影响？笔者试以地方文献的史料分述之。
最早记载蓝田书院的地方文献是杉洋《余氏总谱志·余氏重建蓝田书院记》。该文写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五月，为“左承仪郎知福州古田县丞主管学事郭能撰”，“左迪功郎新差汀州司户参军余偁书”。其篇首记述“昔员外公余仁椿相地宜创学馆，背乾向巽，萃山川之秀，额以蓝田”。现存一块《历代重建重修蓝田书院芳名》碑，其中间竖行也醒目镌刻着“唐（指后唐，笔者注）员外郎永贞县令余仁椿捐资鼎建”，可见蓝田书院始建于五代后唐（936—940），而具体年份不详。《余氏重建蓝田书院记》还评述了余仁椿“始创学馆”，“作养人才”的深远历史意义：“二百年间，簪缨间出，皆由此地始学”，并着重记载了蓝田书院迁、复地址和重建的史实：“厥后，迁于西山隅，士风浸微，文场屡败，三十年气象不振。余公端卿追先猷，慨然日疚于怀，乃率宗盟，曰栅、元亮、椿龄、瀛、登，鸠财僦工，复于旧址。披榛划棘，一依旧向，营建而鼎之。裁处间架门，其前者一堂，其背者七廊，其东西者十有二。中严祀宣圣像，以尽崇奉之诚。房舍其傍，园囿其隙，膳浴金彀各有所处。至于时，族之子侄程工视事，经始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之庚申，克成于次年三月之甲子。规模宏壮，万瓦鳞鳞，焕然一新，乃延宗中之秀茂先达、南城尉余席珍者为教道，迓以鼓吹，式宴于堂，雍容于樽俎之间。里人耸观倾听，莫不奋励。”这段史料，既概述了重建蓝田书院的原由、时间及主修者、参与者，又扼要说明了建筑布局、规模以及庆典活动的盛况。这是所见最早的记载重建蓝田书院的史料，而其中尚无朱熹在蓝田书院讲学的记载。
最早提及朱熹到蓝田书院讲学的是写于宋庆元丁巳（1197年）春三月的《余氏总谱志·东斋记》：“子（朱熹）两度于尊师李讳侗祖籍之地游学讲论。时庆元间避学禁，云集高弟十有八者于蓝田书院曰‘东斋’为础，分赴诸院施教，门人遍闽，邑东有余、李，邑西有黄、魏。诗礼传家，义方有素，二学子皆驰誉上庠，遂故书始末以告来者，庶诸生异日奋起，徒步而梯青云，知所自以斋志。”蓝田书院还有朱熹书匾的“蓝田书院”四字，署名“晦翁”，镌刻在一块石壁之上，至今尚存。其刻石还附有上下款，上款为“堂长李昂直学李元鼎立”，下款为“宋丁巳春三月吉日”。又据朱熹门人余偶的《蓝田书院鳌鱼吐水水墨集》记载，“朱文公庆元三年（1197年）遭害避居乡间，集门人于蓝田……挥如椽之笔，以鳌鱼所吐之水磨墨，题‘蓝田书院’匾额。”综上所述推断，朱熹第二次到蓝田书院的时间，当是庆元三年初。那么，朱熹第一次到蓝田书院是什么时候呢？查阅历代旧县志，明代万历版首部《古田县志》卷首有知县刘曰旸所写的序文，只有简言“朱紫阳李延平之为教，道宗邹鲁。”明代另一部县志《玉田识略·寓贤》虽有比较具体的记述，但还没有朱熹首次到古田境内的记载：“朱晦翁庆元间以韩侂胄伪学之禁游寓玉田……杉洋有蓝田书院，翁书匾，盖其门人余偶立也。今已废。龙津境有兴贤斋，是其门人余范立。杉洋西有西斋，是其门人余偶、余范读书处。俱翁书匾……翁又尝曰：东有余李，西有黄魏，盖自纪其众乐也。”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记载“螺峰、浣溪、杉洋诸所，皆其游息而训诲也”。而民国版《古田县志》有翔实的记载，其中清代古田县令万友正所撰《重建蓝田书院序》和清嘉庆皇帝老师、翰林院侍讲学士、时任福建学政的朱珪所撰的《重修蓝田书院记》、《蓝田书院碑文》是研究朱熹与蓝田书院的珍贵文献。《重建蓝田书院序》提及了朱熹第一次到蓝田书院的年代：“蓝田书院旧有朱晦翁刻四大字，其半埋于土，历数武而上又有引月池，横勒‘引月’，款出‘茶仙’，共四字。盖缘淳熙时（1174—1189）……晦翁避地于此，门人余偶、余范为建书院以居之，此刻石之所由来也。”又据前文提及的那块“林择之书”、“十八门人立”的“先贤过化之乡”石碑，上款镌刻着“宋淳熙十一年”的明确时间，这是朱熹首次到蓝田书院的佐证。清华大学张小军教授在其所著的《蓝田》一书中也推断“朱熹第一次到蓝田是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受玉田弟子林择之（林用中）、余偶和余亮的邀请。第二次是在庆元党禁期间的1197年，避难到此。”朱熹曾二度讲学的蓝田书院，在历史的长河里，或因天灾人祸，或因保存不善，或因年代久远而损毁，但它相继得以重建重修，承传不已，则是先人尊儒重教和勤劳智慧的薪传，是“先贤文化入人深”的世代发扬。其几经毁建的史实，在族谱、县志及有关文史资料的记述中有几次明显的史迹可寻。首先就是《余氏重建蓝田书院记》所载五代后唐余仁椿始创“额以蓝田”的学馆。这个学馆就是后来朱熹二度讲学的蓝田学院的前身，亦即杉洋北门外的蓝田书院旧址。历二百年后，迁址于西山一角，“士风浸微”，“三十年气象不振”。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由余端卿率余栅、余元亮、余椿龄、余瀛、余登等人“鸠财僦工，复于旧址”，重建房舍，“规模宏壮，万瓦鳞鳞，焕然一新”，计有大门、前堂、走廊七条、东西厢房十二间，中殿供有孔子圣像，房舍旁边还辟有园囿，并有供膳、洗浴之所。整个重建工程完成于次年三月。这个学舍，经将近三百年，“至明季（约1644年）燹焉”。
其二是清代古田县令万友正的《重建蓝田书院序》和福建学政朱珪的《重修蓝田书院记》及《蓝田书院碑文》所载的史料，这三篇文献都是为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乾隆四十七重建蓝田书院而写的，从中可以略知这次重建可谓亘古盛事：一是得到府县官员的高度重视。一位福建学政、一位古田县令亲写碑文序言，盛赞此举“甚属可嘉”，“维振兴文教，修刻举坠，守土责也，亦儒者之事”，“实千载一时之嘉会”。他们还厚望此举“有以倡之”——“离杉洋五里横路坂有擢秀斋，浯漈有兴贤书院，皆其门人为文公所建也，雅意亦修葺之，更不能无望于彼地之秀而贤者。”二是倾村而动，全县协力，投入“重建”之举。“一方文人学者，合力同志，累年铢积”，“举其役者余李林饶为著姓，而通邑协力成之”，“倒箧倾囊，即农工商贾亦宜踊跃争先，以襄盛举”。三是历时一年，重建规模尤为可观。“辛丑（1781年）三月再莅古田……于本月初九日鸠工庀材，仿照旧规，重为构立”，“明年（指1782年）工竣”。“土木繁兴，殿阁杰伟”，“览之，则讲堂、华表、池台楼阁岿然深秀，负狮山而望玉屏，山川环列，有旷如举如之观”。可见这次重建的蓝田书院既恢复旧观，又拓展新貌。
其三，历代以来均有重修之举，光绪年间及民国时期又多次修建。现存的“历代修建蓝田书院绅董芳名”碑、“建滴水亭乐捐者芳名”碑（残存）、“建墨迹亭及书院乐捐者芳名”碑就是明证。其中“历代修建蓝田书院绅董芳名”碑完整地镌刻了自后唐至民国的各个朝代的36位绅董姓名。“建墨迹亭及书院乐捐者芳名”碑立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经过历代多次修建的占地面积941平方米的蓝田书院，历千年沧桑，益显壮观，蕴藏丰厚的理学文化底蕴。然而痛惜的是，这个历史悠久的书院在1976年毁于一炬。那掩映于奇岩迭嶂、青松翠竹之间的红墙广厦，那错落有致的享堂、讲学楼、名宦象贤祠、宿舍书房客厅、墨迹亭、魁星阁，那天井花坛四时盛开的春兰、夏莲、秋桂、冬梅，那周边朱熹遗迹的留云洞、引月池、聚星台、溧林岗，那院内垂存的朱文公塑像和朱文公墨迹、十八门人公座、康太保神位、青石楠木碑刻、琳琅满目楹联、朱珪题字、李方莲草书、余元昂擘窠大书、李捷英诗题、李若初墨梅等珍贵文物，都在那场灾难中荡然无存，只剩下荒芜的遗址。现在人们只能从杉洋人氏余理民和余祖祥合写的《蓝田书院旧日景观》的遗作中领略当年蓝田书院的风貌。
环列诸山道远青，当年夫子日谈经。
尚余墨迹香千里，夜夜光摇北斗星。
这首古代杉洋文士李捷英写的诗篇生动描摹了当年朱熹在蓝田书院收徒讲学的情景。“云集高弟十有八者”，“一时从游其最著者有余偶、余亮，其余指不胜屈”，“分赴诸院施教，门人遍闽”。此后，谈经论道蔚然成风，影响之大，历代不辍。清代县令万友正在《重建蓝田书院序》中称“至其地，其秀者敦诗书而尚礼义，朴者安谨愿而守耕凿。休休乎太古之风，窃心异者久之，询知为紫阳过化之乡。”清代福建学政翰林侍讲学士朱珪特撰《蓝田书院碑文》，高度褒崇朱熹教化之功和蓝田书院胜地之重要，“育养人才，涵濡沐浴，多士得幸。古邑之蓝田书院，居峻山复岭之中，擅翠壑丹岩之胜，府治迤北二百四十里，为侯官、罗源、屏南、闽清、宁德五县交会之处，古名杉关，即其地也。创建于五百年前，重兴于五百年后，而知夫子之音容常在也，教泽长存也”。
蓝田书院旧日景观
蓝田书院位于古田城东，距县城七十五公里，座落在杉洋村北境墓亭山麓，坐北朝南，在一片片松篁青翠、奇岩叠嶂交相掩映中，显得肃穆庄严。
蓝田书院为南唐（937—961）永贞（今罗源）县令余仁椿创建，经历代修整，距今有一千余年。至宋庆元间，朱熹亲临书院讲学，才闻名遐迩，成为古田文化之摇篮、八闽最早学校之一。
蓝田书院，为历代人们所向往。每当游人到太保殿，便能远远地看到深红色的院墙，朱红的大门，以及大门前两株华盖般的“大叶榆夹”。近前，跃入眼帘的则是大门上方白底蓝字横匾，上书“蓝田书院”。这四个大字乃朱熹的真迹。门边一副对联写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无以异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在兹乎。”大门左右有边门，门上方墙上以卷书形图案写着“登云”、“立雪”。步入大门，一眼能看到中门形如仲秋皓月的“月圆门”，通轮柳条结构，古朴大方，引人注目。碑廊立三块青石碑刻和一块楠木碑刻。碑文分别为正楷、篆书，记述院志，并详录有清代朱珪等辞句。经中门两边门，向左右转弯，便见到东西两神龛，曰“左昭”，曰“右穆”。其后堂是读书室、讲学楼。再由左右廊到东西客厅，便见厅门上各有一长方形如意头匾额，东边书“鸢飞鱼跃”，西边书“寒竹风松”，亦为朱熹所书。入厅，内陈床，设有茶几、踏斗、蒲团等。正面壁上分别书着“香薰”、“仙苑”大字。各有一副款“晦翁”的联句：左是：“春报南桥川叠翠，香飞翰苑野图新。”右是：“雪堂养浩凝清气，月窟观空静我神。”厅外盆景有春兰、夏莲、秋菊、冬梅，四时不乏名花欣赏。
踏上七级石阶，绕过数武走廊，是二进院落。左有“名宦”、右有“象贤”之祠，中有五尺高阔的“公座”，座上立一块四尺宽、三尺八寸高的“十八门人录”。记载朱子门人黄干、杨复、徐范、周端朝、张道等。
“象贤”祠中立一木碑，刻着“宋太保康公神位”。相传韩侂胄遣康太保擒杀朱熹，途中听说他在杉洋力教群儒，为人多善，恭敬有礼，并无越轨，何有“十恶不赦”之罪？当康太保到杉洋时，门人纷纷阻止，朱熹则早就备一碟盐、一碗蕨芽，专为款待这位钦差大臣。康公见状，为其清贫忠义所感动，遂喝令部下回京。他一路边走边想：不杀朱熹何以复旨？杀了朱熹，实属冤枉。左右为难，遂自刎。后人为纪念康公仗义捐躯，在蓝田书院路尾建“宋太保康公殿”以为奉祀。后移迁村西太平宫，至今该地仍名“太保殿”。
沿着石阶而上来到享堂，四扇五柱，仿古建筑，壁上有朱珪题字“存义知几”。正中玻璃龛内端供朱熹塑像，仪容端肃，双手执笏，右边太阳穴生七痣，有如北斗七星。享堂壁上李方莲圣草大书：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
还有清代邵武儒学正堂、蓝田后学文社社长余元昂擘窠大书：豹变南山雾，鹏搏北海风。
此外还有著名书画家李若初水墨《梅》的壁画。
绕过东门，来到“墨迹亭”，左侧巨石上刻“蓝田书院”四大字，款出“晦翁”。李捷英题诗：环列诸山送远青，当年夫子日谈经。
尚余墨迹香千里，夜夜光摇北斗星。
鳌鱼石以形似取名，“鳌头”一小孔过去有清泉流出。其上文昌阁，高约二丈，六角三层，构造精巧，亭亭玉立。凭窗远眺，山城秀色尽收眼底。
蓝田书院四周也有许多与朱熹有关的名胜古迹。如院门前二口池塘，夏荷出水，亭亭玉立，千姿百态，池下一口井水，晶莹清洌，能供百人饮用。院西“石竹湾”怪石林立，湾中有“留云洞”、“引月池”均列蓝田八景。其北有石形各异的叫“纱帽石”、“雷公石”、“鸡髻石”；以东有“七星林”、“聚星台”、“十八重阶座”。《水墨集》载：当年朱熹夜晚领门人在此台观星象，讲述天文学。今“聚星台”三字尚存，遗址亦在。相传，朱熹初来杉洋之时，曾领众门人在院的对面“溧林岗”栽一株“铁树”，距今七百多年，树高二丈五尺余，终年长青。长期以来，国内外来到古田游客，往往不顾山高路阻到此游览，山川风景之胜，令人乐而忘返。
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古田县令万友正主持重修书院。民国十四年（1925年）余良骅、余良骥、葆清等组织董事会，再次整修，并成立《盖蓝社》定春秋二祭，为保护蓝田书院起了很大作用。
1935年，杉洋白溪村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建立中心支部。1936年初，杉洋地下党组织以蓝田书院为交通联络站，开展各种革命活动，蓝田书院又增添了光荣的革命历史。
解放后，蓝田书院一度作为杉洋公社“农业中学”校址，一时学生云集，弦歌重作。“文革”时期，农中停办，书院被洗劫一空。最不幸的是1976年10月间发生火灾，千年古迹毁于一旦。重建蓝田书院，已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关注。以蓝田书院为轴心，加上当地唐代古建筑——上院、下院和鸦片战争抗英英雄林朝聘墓，以及落差190多米雄伟的“三井瀑布”景观，杉洋这个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镇，将成为一个旅游观光的历史文化名镇。
先贤墨韵耀蓝田——略述朱熹留给古田的墨迹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朱熹的书法自成一格，历来为书家及研究者所推崇。《书史会要》说他的书法“下笔既沉着典雅，虽片缣寸褚，人争珍秘，不啻璠璵圭璧。”朱熹曾几次来过古田，为古田留下不少墨宝。特别是朱熹晚年避祸古田，到过许多书院讲学，所到之处，多有题字。这在明、清两代的《古田县志》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溪山书院在县治北，晦翁书其匾曰：‘溪山第一’。”其题字石刻上世纪五十年代尚存，可惜于1958年古田建水库时连同溪山书院旧址淹没湖底。希望有朝一日还能重见这一瑰宝。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还载，“浣溪书院（址在现今城西的浣溪村，迹已无存）朱晦翁书匾，今废”；“螺峰书院在九都螺坑（即现今九都中学附近的罗坑村），宋时建，朱晦翁与黄勉斋曾讲学于此，今废为田，唯存朱晦翁‘文昌阁’三字。”另据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载，浣溪（即现今城西的浣溪村）的“魏浣溪祠，有匾‘爱敬’二字，并一联，朱文公手笔也。或以鬻市，庠生蓝湄得之，悬书馆为宝玩，数月厄于火”。明·万历版《古田县志》又载，“兴贤斋在县东三十五都（即现今杉洋镇一带）龙津境，朱晦翁书匾，盖其门人余范立也，今废”。明·万历版《古田县志·寓贤》载朱熹“往来于三十九都徐廖二大姓”。此指即是现今鹤塘镇的徐州和卓洋乡的廖厝。相传朱熹门人廖德明祖籍在廖厝，朱熹曾到廖厝原始森林游览，并在石壁上题诗。所以廖厝的这片森林被后人称为“题诗林”。可惜遗迹已无法寻找。
由于年湮代久，史迹尘埋，以上所述的这些题字墨迹，如今都已荡然无存了。另外，朱熹写给古田众多友人、门生的信札和诗、文、序、跋等不计其数，墨迹至今也未能寻到只字片纸。然而，这些记载在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之余，也能钩起后人许多幽远的怀想，想象着当年先贤墨迹曾经为古田增添了多少光彩！如今值得庆幸和炫耀的是，朱熹在当年曾经讲学过的蓝田书院的所在地杉洋镇，仍为我们留下许多熠熠生光的墨迹。
在杉洋，我们可以看到朱熹题写的蓝田书院院名石刻。石刻于1981年春从杉洋蓝田书院遗址上找到，保存完好。“蓝田书院”四个大字系严谨的颜字，署名为“晦翁”。其刻石左右两边还附刻有上下款。上款为“堂长李昂直学李元鼎立”，下款为“宋丁巳春三月吉旦”。李昂、李元鼎是当时蓝田书院的主管。据杉洋《李氏族谱》载，李昂卒后被尊为“理学儒宗”。有关“蓝田书院”题匾的情形，杉洋《余氏族谱》还有详细的记载。谱中所载朱熹门人余偶《蓝田书院鳌鱼吐水水墨集》中说：“朱文公庆元三年遭害避居乡间，集门人于蓝田……，挥如椽之笔，以鳌鱼所吐之水磨墨，题‘蓝田书院’匾额。”所谓鳌鱼吐水，即书院中有一石形如鳌鱼，鱼嘴上有泉水流出，故曰鳌鱼吐水。
在蓝田书院遗址不远处有一泉水池，名曰天池，是“蓝田八景”之一，称为“天池引月”。其石壁上刻有朱熹所题“引月”二字，署名“茶仙”。朱熹嗜茶，故以茶仙自号。石刻保存完好。
走进杉洋下院凤林祠，其后厅两侧墙壁上的朱熹墨迹对联便映入眼帘。其一为：“春报南桥川叠翠，香飞翰苑野图新”；其二为：“雪堂养浩凝清气，月窟观空静我神”。两副都是楷书，均有落款，一副落款为“晦翁熹”；另一副落款为“朱熹”。这两副对联的字体属常见的朱熹楷书，结构完美，笔画凝重、雄赡，许是具有曹孟德雄逸的书风。据当地老人回忆，这两副对联原是写在蓝田书院墙壁上的，后来有人把它摹到凤林祠壁上。幸甚至哉，蓝田书院1976年毁于火，要是没有有心人把这两副对联临摹下来，这一真迹也就永远消失了！附带说明一下。近观收在《朱熹文集外集卷一》中的一首题为“无题”的诗，内容是“春报南桥川叠翠，香飞翰苑野阁升。雪堂春活凝清气，月窟中空疑有神。”这首诗读起来使人觉得文辞不畅，文意乖碍。此诗与上述对联对照，第一副对联与诗的第一、二句，只有“图新”与“阁升”两字之差。“阁”字与“图”字形似，“升”字与“新”字音近。但“野阁升”不知所云，而“野图新”则能达意。从对联的格式要求看，“野图新”与“川叠翠”对得较贴切。第二副对联与诗中后两句对照，“养浩”与“春活”，两字皆形似，显然以“养浩”为妙。另一句的“观空静我神”与“中空疑有神”，“月窟观空静我神”自有意境之妙。而“月窟中空疑有神”则缺少神韵。这“无题”中的四句，看成一首诗，很难让人体味出诗意来，且“升”与“神”也不合诗韵。可能是后人把朱熹写给杉洋蓝田的这两副对联误记误传，把它凑成一首“无题”诗。
杉洋下院凤林祠后厅正壁上，还有“忠”、“孝”、“廉”、“节”四个大字，豁然展现在你的面前，让人肃然起敬。这四个大字，每字4尺见方，极具宋人楷书大字特点。这四个大字与笔者在湖南岳麓书院见到的一模一样。岳麓书院的字是刻在石碑上，杉洋凤林祠的字则是摹在墙上，不知朱熹是在何处写成这四个擘窠大字。但能在杉洋出现，也必有一番来历。
民国版《古田县志》载，“杉洋西斋在杉洋之西横路坂，旧遗一匾联云：‘碧海开龙藏，青云起雁堂’。今迹废，唯匾联尚存。”在杉洋余氏一族人家历代珍藏有朱熹手书木刻对联一副，内容同上。此联字体为行草，笔墨酣畅，气势连贯，是朱熹书法中所少见者。此联曾经省博物馆等单位专家认定，实属朱熹书体无疑。此木刻对联如今被收藏者视为至宝，秘不示人。西斋对联的字体，想是与这一副木刻对联相同。
在杉洋的余氏祠堂和杉洋旧时读书人的老房子里，我们还可以见到内容为“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及“行仁义事、存忠孝心”等楹联，这些楹联都是朱熹字体，和凤林祠墙壁上对联字体相同，系被后人反复临摹复制而成。但这些也都是难得的朱熹书体珍品，很有欣赏价值。
据《书史会要》一书载，“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于翰墨亦加之功。善行草，尤善大字。”另据朱熹的“议书”所称，他学书少时喜学曹孟德书，后来改法于颜。朱熹《题曹操帖》跋语中也说，“余少时曾学此表，时刘共父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诮之。共父谓予：‘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时予默然亡以应。今观此谓‘天道祸淫，不终厥命’者，益有感于共父之言云。”朱熹学颜也许是从这时开始的吧。朱熹一生涉猎的碑帖甚多，家藏也甚富。对所经眼的名帖，多有题跋。对名帖名家评点十分精辟，对各家书体领略甚深。朱熹精于此道，因此挥毫落纸，诸体皆精。而在杉洋，我们则可以品味到他那遒劲端庄极具颜味的榜书大字“蓝田书院”；瘦削劲拔，近于欧体的“引月”；流水行云的“碧海”“青云”行草对联；雄逸沉稳的“春报”与“雪堂”楷书对联；气势恢宏的“忠孝廉节”大字……在杉洋展现的朱熹墨迹，可谓诸体兼备、丰富之至。这些瑰宝能保留至今，殊为珍贵。先贤墨韵耀蓝田。在这些瑰宝面前留连驻足，从中缅想先贤教化的盛事，接受先贤书法艺术的熏陶，真是得益良多，乐趣无穷。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杉洋保留了这么多朱熹的墨迹，对后人学习书法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杉洋后人书家辈出，如清代的余元昂、李方莲、余良骏，现代的李若初，都是闻名遐迩的名家。细品他们的书法，均有朱熹法书骨力韵味蕴涵其中。
朱熹与溪山书院
“庆元党禁”期间朱熹避地闽东讲学，以蓝田书院为轴心，在古田境内还有溪山、螺峰、谈书、魁龙等八斋，遣其得力门人前往主持教务，他则时往巡视。其中溪山书院朱熹既为之题诗又为之书匾，厚爱有加。
溪山书院的前身是古田县东北的双溪亭。原来古田县东北距雉堞外不远处，旷地里突耸一石山，其势险峻，山上林木蓊翳，山下双溪屏环。宋淳化二年（991年），构亭山岗上，曰“双溪亭”。由亭下瞰，泓澄湾碧，四山环翠。水光山色，辉映棂槛，实为浏览之胜地。自朱熹遣高足至此地讲学，亭宇始得开拓。未几，朱熹为亭题匾曰：“溪山第一”。溪山书院之名由此而始。书院前有座构筑精致的小亭，名曰“欣木亭”，为朱熹高足林用中（古田人）所建。朱熹巡视此书院时常下榻亭中。清·乾隆版《古田县志》（下简称《县志》）卷8“古迹”门载朱熹题欣木亭诗，云：危亭俯清川，登览自晨暮。
佳哉阳春节，看此隔溪树。
连林争秀发，生意各呈露。
大化本无言，此心谁与晤。
真欢水菽外，一笑和乐孺。
聊复共徜徉，殊形乃同趣。
此诗在赞颂春日大自然的盎然生机的同时，也表达了朱熹不以文网为念而与门徒陶然自乐的达观情怀。
溪山书院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圮于水，朱熹题匾“溪山第一”被冲于溪畔，欣木亭也随之而废。时人对此书院遭洪荒圯，无限感慨。《县志》“古迹”门曾载明朝时著名文学家徐勃、古田县令杨德周、邑名士林春秀凭吊书院荒址时所写的感喟之诗作。徐诗云：“城东遗迹古，传是紫阳祠。亭废狐狸啸，堂空鸟雀悲。西风山寂寂，斜日草离离。惟有寒溪水，潺潺似旧时。”杨诗云：“郭外祠堂抱远汀，先贤曾此授遗经。狐狸废址悲无限，燕雀雕梁贺有灵。到地烟光开罨画，中天日影照丹青。何时偃武寻清暇？重筑前溪欣木亭。”所幸的是，至崇祯年间这位感叹“何时偃武寻清暇？重筑前溪欣木亭”的杨德周县令，鸠资按原貌重建此书院，使之恢复昔日风韵。
双溪亭自宋淳化二年修建、庆元间成为“古田八斋”之一后，其盛衰兴废在明、清时古田有关典籍中屡见载述。明邑名士周于仁《溪山书院记》云：“县治东北去雉堞外不数武，平地突起冈阜，山势奇郁，下环双溪，四围萦注。宋淳化二年，构亭其上……庆元三年，晦翁朱夫子避地至此，始拓其宇，曰‘溪山第一’。自是名贤继起，有林蒙谷、林择之（用中）、林扩之（允中）、蒋康国诸君子亲炙儒宗，教泽之渐渍玉田（古田之别称）者渥矣……有紫阳讲席，而溪山遂以第一矣。名贤过化，百世闻风，登斯亭也，羹墙不远，其在斯乎？”明邑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余文龙《新建先贤祠记》云：“宋晦庵朱文公值禁伪学时，游寓古田，讲学于县治之北，有书院额曰‘溪山第一’……后即书院为祠，二林配焉，历元迄明，有常享。嘉靖间，溪流大涨，书院因圮，士民叹惜……”清邑人康熙间国子监祭酒余正健《漱芳集》云：“双溪亭……昔紫阳夫子讲学是也，匾为‘溪山第一’笔墨淋漓。”上述诗文与诸籍所载证实朱熹曾于“党禁”期间至古田，并讲学于溪山书院。然而，此书院在历史上饱经沧桑。自杨德周重建后，书院风貌终保持下来。上世纪50年代末修建古田溪水库时，书院被水库淹没。古田民众缅怀朱熹当年讲学授经，培育后秀，泽溉桑梓的功绩，近有拟从水库中抢救书院中朱熹碑刻之动议，足见人们对朱熹思慕之深。
朱熹、黄干与螺峰书院
宋庆元二年（1196年），御史沈继祖罗织朱熹十条大罪，指斥朱子学为“伪学”。于是，朱熹被革职，其弟子蔡元定被押道州管制，59人被列入伪党黑名单，史称“庆元党禁”。
黄干，字直卿，闽县（今福州长乐）人，乃宋代著名学者，朱熹高足、女婿。黄干因为“从朱子游最久，于师门最为亲切”，庆元党禁之时，即被列入黑名单。为避不测，黄干于庆元二年秋携妻潜入古田，避难于九都螺坑黄氏族人家中。据《黄氏宗谱》载，螺坑黄氏乃唐末古田知县黄宾后裔，为避唐末战乱，遂择此卜居。至宋天圣五年（1027年），黄程得中进士起，黄家成为一方望族，曾有九兄弟同为进士同朝为官的传说。螺坑地处古田旧城城西20公里处，西去延平，北达建州均有“官道”相通，地方虽小但不闭塞，又是黄氏宗亲聚居之地，当然是黄干避难晦迹的理想之处。且有黄家“诸进士”“京城友善”的这层关系，黄干便在此构屋，收徒讲学。
朱熹遭迫害被革职后，曾有人力谏将朱熹斩首示众，号令天下。朱熹门下不少人“更名他师，过门不入”，以避“伪学”之嫌。而黄干以及林用中、余范等人则力敦其至邑避难讲学。庆元三年三月，黄干等亲自到建阳考亭与朱熹乘舟南下，从水口来古田。螺坑远离市井，朱熹到螺坑，当夜女儿仅以麦饭招待。女儿觉得对父亲招待歉丰，面露愧色。朱熹即吟《慰女儿贫》诗一首：“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前村即是螺坑村前三里之九都一保前村，现属城东街道仕坂村。
朱、黄两位大儒在螺坑办学，一时诗书道德之气洋溢九都，宗室诸进士以及周边地区学者亦常在此聚首，与众门徒讲道论德，理学成风。朱熹为黄干读书处题“文昌阁”，为其讲学处题“螺峰书院”。
朱熹不仅是理学家、教育家，而且博学多艺，通晓易经、地理学。相传罗坑村遗留有两处朱熹衣冠笔墨冢，还传说读书人前往祭拜，定能考得功名。螺峰书院原址有一处赤沟，传说是朱熹白天教书，晚上要写文章，还要批阅大量学子作业。有一天深夜，发现红墨水没有了，只剩下一层硬渣，就端起砚台到水沟里冲洗，这一来，水源被染红了，水沟就永远淌流红水。这些故事，虽然含有封建迷信的色彩，把朱熹神化了，但从中可以看出，黎民百姓对朱熹的尊敬和崇拜。
朱熹、黄干在螺峰书院讲学一段时间之后，朱熹在古田门人的请求下，来往于西山、溪山、蓝田诸书院，并遣“十八门人”分别主持讲学。黄干在螺峰书院讲学也较长。此后，古田境内学风盛行，诗礼传家，文人名士辈出。
黄干是传播朱子理学的一位主要人物，追随朱熹达三十余年。黄干离开古田后，也随朱熹到长溪等地讲学。庆元六年，朱熹病逝，黄干为之守丧三年。此后，黄干任过许多职务，到过许多地方，为传播朱子理学不遗余力，影响甚大。
黄干任临川知县时，金华人何基，师从黄干，后来何基任婺州学教授，兼丽泽书院山长，教人以朱子学，与其弟子成为浙江颇有影响的闽学金华学派。
黄干任新淦县令时，馀干人饶鲁，师从黄干，后来讲学于石洞书院，其著述甚丰，与其弟子成为传承朱子学较有影响的双峰学派。
黄干知湖北汉阳时，构筑书院，招纳四方学者，传播朱子学。后来元兵入侵，从俘虏中求得赵复等黄干学生数十人，带至燕京（今北京），建立太极书院……史书认为，朱子学北传，走向全国，而其传播的渊源，皆出自黄干。清代理学家张伯行曾这样评述：“吾见闽学之盛行，……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全在于“勉斋黄氏师弟子之授受，朋友之讲习”。
宋嘉定八年（1215年）至十三年，黄干曾两次主管武夷冲佑观。这期间写成《竹林精舍祠堂讲义》、《仪礼传续卷》等，阐扬朱子学说，尤其是长达六万言的《朱文公行状》几经反复修改于嘉定十四年正月定稿。了却了他的这个最大心愿之后，却因疝气复发而撤手人寰，享年69岁。
自宋朝以来，历代对黄干多有褒奖。宋理宗皇帝赞其“道德博文曰文，刚德克就曰肃”，诏谥文肃；元朝宰相为之立传；清康熙皇帝赐匾“道统斯托”。福州、长乐建有多处“勉斋”、“文肃”书院和祠堂纪念他。
黄干的另一大贡献，是论定了朱熹的道统地位，并使这种道统地位的观念从思想界走向政界，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承认和接受。
他在《朱文公行状》中，高度概括了朱熹一生坎坷的事迹，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
在学术思想上，黄干在固守师说的同时，以更为通俗易懂的道理来阐发朱子学（闽学）。流传于世的著作有《勉斋集》、《书传》、《易解》、《孝经本旨》、《四书通释》、《礼义通解》等。对黄干在阐扬朱熹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时人及后人对其均评价颇高。称黄为闽学的核心，“领袖”，全在于他的学习与品德，而不仅仅因为他是朱熹的女婿。真德秀在《勉斋先生祝文》中说：“惟公之在考亭，犹颜曾之在洙泗。继志述事，又有功于师门。”螺峰书院因黄干在此避祸而有幸请得圣贤朱熹来此讲学，且黄干在螺峰书院讲学较长，其后黄干的盛名越来越大，螺峰书院自然也声名远播。先贤对曾经教化过的地方的影响当然也更深远。
朱熹、黄干避难螺坑，创办螺峰书院，促进了九都一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名贤过化，理学薪传，教泽至今未泯。九都一带至今文化教育风气尚浓。海外华人、九都乡贤丁文琦先生，十年前一人捐资150万元，并发动亲友和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捐资累计达300多万元，在九都建起了全市最为完善的、纯由华侨捐建的农村独立中学九都中学和仕坂华侨小学，儒学遗风又一次得到弘扬。
魁龙书院
魁龙书院地处古田城东开发区西山村境内，古福、古瓯、古屏、古宁四条干线穿境而过。魁龙书院建于宋代，清光绪年间重修，保存至今。为古田县文物保护单位。它系土木建筑，“四伞扛梁，四柱世头”的古建筑，占地约五百平方米，进大门便是宽八米，深三米的天井，绕天井登阶而上是约六十平方米的大厅，厅正中绘有朱熹遗像，上悬“魁龙书院”横匾，左右两旁有朱熹墨迹“鸢飞”、“鱼跃”四个大字。厅两旁的厢房则是朱熹当年给学生讲学的教室。穿过厢房的通弄进去便是后厅，又有与前厅相同天井，顺阶而上有面积九十平方米的后堂，它是当年师生的住宿处。前厅天井有福桔和桂花树，据传桂花树是朱熹亲手种植，一年四季皆开花，清香扑鼻，沁人心脾，可惜已毁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正厅供桌上的先贤朱子神主牌（檀木制成，宽0.3米、高1.2米）文革时也被烧毁；隔间的杉木方格壁亦被拆除。
宋庆元二年（1196年）“党禁”伊始，朱熹被夺职罢祠，横遭迫害时，应门人林择之、黄干、余偶等人邀请，于庆元三年三月间来古田避难，先后在古田旧城溪山书院、杉洋蓝田书院，罗坑的螺峰书院和西山的魁龙书院讲学，对振兴古田文化起过重要作用，直到今天，本县耆老还在深深地纪念这位传播文化的宋代圣贤。
朱熹在给林择之、林扩之兄弟通信中题有“十德衣冠裔，二林理学家”等句。自宋以后，这对联我们林氏后裔都做门联，挂在家家大门两边，并引以自豪。
朱熹不但博理学，而且精通天文地理，他还为西山村大门定方向，还以路石形象地编排“玄妙”两字，意思是说此地难得，故曰“玄妙”无双，古迹保存至今。
从清朝中叶起，魁龙书院被辟为先贤祠。每逢春秋二季，书院中都有举行祭祀朱熹的活动。届时红花芬果，香烟缭绕，人们熙来攘往，热闹非凡。至今村中老年人，犹记当年盛况。
“古田八斋”之一的魁龙书院，作为“党禁”期间朱熹在古田讲学的历史见证，是弥足珍贵的。正因此，时有海内外朱子研究者慕名前来观瞻。
“茶仙”——朱熹生前最后一自号
朱熹一生自号不下30个，其中“茶仙”取于庆元三至四年间，为其生前最后的一个自号。因其时朱熹正在避难中，故在其撰著中未提及它，其亲友门人亦讳莫如深，以至自宋迄清未为人知。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当时的古田县长黄澄渊主修了《古田县志》，始在“学校”门载云：“蓝田书院在杉洋北门外……距书院左边数武有聚星台。相传宋韩侂胄禁‘伪学’时，晦翁尝潜居此处……其右边数武有一池，名引月池，晦翁书‘引月’二字，惟署名‘茶仙’。其池无论春冬，月初出时，即照此池，故名曰引月。”由于该县志成书很晚，又由于此题镌位于偏僻山陬，很少有人前往考察，故知者亦甚寥。
《县志》中有关朱熹自署“茶仙”的记载言之有据。十多年前，我们曾据此造访蓝田书院，终在其西侧石竹湾中的“天池”崖壁上，觅到此题镌。虽经近800年风雨侵蚀，仍字迹清晰，濡墨如新。朱熹之所以会到此地并留下此墨宝，这与《县志》中所提及的“庆元党禁”密切相关。
庆元三年（1197年）三月，朱熹避地古田，在古田蓝田书院讲学。朱熹于孜孜矻矻的讲学著述之暇，常在书院周围游览。一次，他偕门人漫步至院西的石竹湾中时，但见怪石林立，摹形拟态惟妙惟肖。石林中有个古洞，其深似不可测，洞顶有块巨石平坦如砥。距洞数武之外，有一天然泉水池，池底清泉缓涌，涟漪轻荡，天上皓月云影倒映其间，构成一幅“上下同此澄澈”的境界。门人告诉朱熹这就是著名的“蓝田八景”中的“古洞留云”和“天池引月”二景①。朱熹对此地景物赞不绝口。不久，他鸠工从书院至天池铺了一条石路，每天课余或月夜便携其高足到洞顶巨石上品茗论文②。早在唐末，杉洋与宁德交界处的天山就盛产绿茶③。此茶气味芳芬，近似珠兰花的鲜爽；味道醇浓，犹如鲜橄榄之回甘；汤色碧绿，与匀嫩鲜翠的叶底相辉映；叶肉肥厚，冲泡三、四次醇香犹在，故素以香高、味浓、色翠、耐泡而称著。（按：直至18世纪后期，“天山芽茶”仍被列为贡品。）待大家坐定后，朱熹就嘱人汲来天池中的冽泉煮沸，师徒们边细细品啜香茶，边谈经论道，倍觉齿颊生津，心旷神怡。这种“茶宴”每每要至夜半才尽兴方休，一时蔚为风气。
引月池上朱熹题镌的由来是与此池的自然胜景和上述茶宴分不开的。众所周知，朱熹一生酷爱游览名山佳川，且好题字以纪游。他既为此池周围的景物所倾倒，兴之所至，挥毫为之题字是很自然的。至于自署“茶仙”也自有其缘由。“仙”者是喻超出凡俗、排除尘扰之人。朱熹一生嗜茶成癖，常以茶怡神养性。他在崇安五夫里武夷山生活的40年中，最喜荟集名士、斗茗论文。直至60岁知漳州时，还在百草亭中躬耕茶园，推广武夷岩茶，“耘且食之”，并以荷宴客。他以荷会友，以茶论道，曾留下不少茶话逸事。遭“党禁”困厄至蓝田书院后，他虽病祸交加，但对茶的爱好却与日俱增。他与高足们品茗论道，从中品尝生活的清纯与温馨，一扫“党禁”的阴霾，始终保持身心的愉悦。他自比“茶仙”洵非自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