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清末民初，屏南县曾三次奉命修纂县志，但能单独成书且较完整地保存至今的仅光绪三十四年（1809）一志。
   同治县志 同治八年（1869）二月，程廷耀署屏。《光绪屏南县志》载：“（程廷耀）精明果决，劝捐善同典铺，为育婴、舍衣、舍棺之用，月朔设席，招生童考课，礼意优渥。他如辑邑乘，修城垣，有益地方之事，悉勇为之。”程廷耀，江苏阳湖人，由刑部司狱保举任屏，在屏虽短短一年零二个月，但有益民生的事做了不少。他鉴于县志自乾隆五年初修，已经130年。其中道光九年（1829）由知县梅鼎臣主修的县志尚未完稿，而梅鼎臣已病逝任所，距程廷耀到任也达五十年。二部县志只乾隆志有刻本问世，但因印数少，存世极罕。所以修志是刻不容缓了。
   同年秋，程廷耀组织修志班子，聘请时任县城双溪书院山长的副举人黄正绅主笔。黄正绅，字黻臣，是屏南著名文人，擅诗词，精掌故，熟悉屏南历史，留心地方文献。曾主宁德初晴书院，后任崇安、德化二县教谕，著有《双溪草堂诗抄》，是主纂的最佳人选。并聘请薛举珍、黄钟鸣、薛辉辰三人为监修，另聘请采访人员若干名，均一时宿学之士。其中黄钟鸣曾参加道光县志的编纂。
   同治九年（1870）四月，程廷耀离任，县志稿存放于县衙。至光绪三十四年（1907）修志时，程志已“大半毁于火，所剩无几。”现已片纸无存。
   光绪县志 光绪三十一年（1905）黄绍箕撰呈《乡土志例目》于朝廷，当年获准颁行全国。同年，学部颁行编辑小学课本《乡土志例目》：“于历史则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于地理则讲乡土之道、里、建置，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于格物则讲乡土之动物、植物、矿物……事必求其详核，文必期于简雅”。许多县市开始奉命编写乡土志。
   屏南县则因地制宜，不编简易的乡土志，而编修繁难的县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知县江若干组织修志机构于原双溪书院。聘请增生黄学波主纂；聘请举人郑霖济、江宗城二人为鉴定。黄、郑、江三人均学识渊博，学有所长。郑霖济，号雨香，同治九年（1870）举人，擅诗文，当年参加乡试，帖诗“山翠万重当槛出”一首，典雅大方，主考官刘曾边阅边抚掌击节。后数次会试不售，乃居家教子课孙。江宗城，号子维，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性恬淡，不慕虚荣，中举后，厌世俗烦琐，乃避居村后鹫峰寺，并精岐黄之术，屏南周边各县求诊者络绎不绝。主纂黄学波，原名恩波，号肖川，增贡生。精文史，尤谙方志之学。又聘监修11人，采访6人，誉录一人，均由较有名望的贡生、庠生担任。经过一年辛劳，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志成。计12卷，子目30，附目12。卷首依例列新旧志序言、各志修纂人员、凡例等。全书分为天文、地理、建置、食货、学校、职官、选举、祠祀、艺文、杂志、人物各卷。其中《人物志》遗失，现存11卷。宣统元年（1909）二月，知县江若干以政绩升任龙岩州知州，志稿无法付印，只能束诸高阁。
   民国九年（庚申）县志 民国三年（1914），北洋政府教育部令各县编修乡土志，作为学校学生课程使用。五年、六年、七年，内务部均会同教育部通知各地纂修地方志，颁发修志凡例与办法，省级成立修志总局，各县设立机构，组织编写人员，征求地方文献。各省亦通咨各县奉行部令。民国十八年（1929），内政部颁发《修志事例概要》二十二条，各省参照部颁《修志事例概要》拟订修志办法。福建省志的修纂在民国五年（1916）二月，由时任福建巡按使的许世英开局倡修。四月，许去职，改由督军李厚基主修，聘沈瑜庆、陈衍总纂，于是各县也开始设局修志。
   民国五年（1916）八月，屏南县知事曹祖荫奉命设立修志局。六年（1917）春，聘黄恩波、张宗铭二人为总纂，组织起一个91人的修志机构，无论是人员学识，还是机构规模，都是一流的，几乎是聚集了当时屏南县的所有精英。总纂黄恩波，号肖川，增贡生，系《光绪屏南县志》总纂。另一总纂张宗铭，名龙万，号少勋，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拔贡，著有《敝帚集》、《求谦斋吟草》，编修《龙溪张氏族谱》等，是屏南名流，书法名家，又是《光绪屏南县志》的监修人。并聘请监修11人，鉴订16人，审查11人，以及发起、采访、校缮、绘图等计91人，其中半系清代举、贡、庠生，半系民国初年的大学毕业生，郁郁彬彬，蔚为盛观，人才阵容，可说是空前绝后。如徐式圭，字若璋，毕业于全闽大学堂、福建法政学校政治经济本科，曾任屏南、周宁中学校长，福建省教育厅中学教科书编辑，兼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出版社特约编辑，是当时国内著名的文史界团体——中华学艺社社员。徐先生精于历史，著作等身，有《中国大赦考》、《中国财政史略》、《中国教育史略》、《二十四史职官类编》等专著十多种，读史杂识三百多篇，计200多万字。李育民名志膺，毕业于福建法政学校，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他不愿为官，返回福建母校任政治系教授、系主任、校教务主任等职。张赞，号育生，毕业于福建全闽高等学堂，又入辛亥革命先驱黄兴任校长的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法律系就读并参加同盟会。后从教，任古田超古中学、屏南戊辰中学校长。业余从事汉语拼音与文字研究，编纂有《国音字典》，由赵元任题签，郑贞文作序。初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篇幅过大而不果。此外名流如陆瑞徵、郑盛鋆、张寿祺、陆章铨、陆品王圭、张天培、韦襄、张源汾、陆骏声等均为文史兼优、学有专长之士。各人分工负责，参照省修志局下颁的志目，采取“有则志之，无则阙之”（《民国屏南县志.凡例》），如海防、驿站、邮电、航路、农工商各学堂、各局厂等，皆不切于屏南，“今皆从略”。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民国七年（1918）七月，郑威明联合古田兰干堂率众千余攻陷屏南县城，知事曹祖荫弃官逃走，修志人员亦奔逃避祸。待乱平归来，“检点残篇，散如秋叶，计自今其于志，殆绝望焉。（《民国屏南县志.序》）。是年八月，何树德任屏南县知事，何树德，安徽芜湖人，优贡出身。九年（1920）二月，重新成立修志局，原班人马基本不动，再次命各乡采访、收集文献，至十月书成。该志分为十卷，设纬候表、地理、大事、山川、水利、城池、建筑、名胜、户口、赋税、物产、度支、职官、学校、选举、武备、实业、刑法、礼俗、祠祀、人物、杂志等二十二志。民国九年为庚申岁，所以又称为民国庚申志。据说该志稿曾缮写三部，黄、张二主纂各藏一部，县衙藏一部。今福建省图书馆藏有庚申稿一部四册，不知是哪一部。
   这部县志和道光志、光绪志的命运一样，志成后无法出版，21年后的民国三十年（1941）6月，续修县志时，才“后者增之，漏者补之”。分为三十一卷，装订八册，后来薛敬渊先生又对县志进行审阅，提出56条意见，这已经是后话了。
   修志是件苦差事，其中艰辛只有局中人才能道得出。明代工部尚书、万历《福州府志》总纂林烃说过：“史虽繁而力易，志虽简而力难。”与写史相比，修志有三难：博收之难，任怨之难，分谤之难。所以许多文史大匠宁可修史，而不去纂志。因为志书“朝脱梨枣，夕布桑梓，千栽荣辱，谁任其咎！”许多方志，成书有日，而刻印无期，终至散失无闻。黄恩波在修《光绪屏南县志》时就感叹“作者详或失之滥，简或失之略，不公或失之去取不得其当。初以头绪纠纷，别门分类颇难安插，每漏下三鼓，犹手自披阅，倦卧安床，布衾如铁，目不交睫者数四。”民国志主纂张宗铭则表现了对县志的悲伤：“诸大令会议而未成，成而未梓，设再历数传而后遗稿散失，旧献无征，继起者从何着手？”（《民国志.序言》）又有“纂修蒇事何时梓，留待他年拭目观”的系念。
   《光绪屏南县志》的编目、体例基本沿袭乾隆、道光二志，但保存了道光至光绪间80年的部分史料。《民国屏南县志》无论在体例、内容和编纂工作均较清代各志有一定发展，既有继承旧志的一面，也有发展和变化的一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社会与政权机构的变化，如设立“大事记”，以“究时代之变迁”。设实业志，以明“富国之道，实业是资”，虽仅寥寥数百字，但也体现出屏南经济发展的萌芽阶段。此外，保存了许多地方文献资料，如《艺文志》收载的诗文，对研究屏南的历史、风土、科举、经济等方面均是其他书籍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