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父亲徐世敬，字式庄，号湘如（，笔名湘如），1898年11月生于福建省屏南县里汾溪村，1942年冬末病逝，享年44岁。
  我的祖父徐蔚文，号震轩，前清秀士，一生勤俭，但为了教育子女，祖父专门出资修建一座小书斋，延请塾师来家课读，于是，我父亲的兄弟们都能接受较好的教育。听长辈说，父亲从小就循规蹈矩，聪颖过人。到读书时就更斯文洒脱，接受能力特强，常常是过目成诵。但父亲在游玩时却也胆识过人，不管上山攀树还是下水摸鱼，都表现得机智灵活。因此同龄的孩子都喜欢我父亲。后来，父亲在福卅念书时的往返途中，发生的见义勇为，济贫扶弱的事常常被人们传为美谈。
  父亲十四岁（1912年）时，便随伯父（徐式圭）到福州投考格致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从1912—1920年，父亲都在格致学校读书。当时全国先后掀起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反对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斗争，抗议巴黎和会无视中国权益的五四运动。父亲是热爱祖国的，他毅然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中，积极带领同学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
  日本帝国主义者十分仇视福州人民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1919年11月6日，日本组成“敢死队”，由驻福州的日本领事馆警察署长指挥，在大桥头袭击学生和过路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台江事件”，日本肇事后，各学校学生不顾当时福建政府的禁令，17日纷纷罢课抗议，格致学院等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堂，还采取“出席分（”即出席分不能达到一定教时，就不准升级）等办法来压制学生，而我父亲和爱国同学不畏淫威，坚持了一年多的斗争。
  “台江事件”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它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爱国救亡的热情，因此“抵制外货，发展实业”的口号成了当时各阶层人民的呼声。
  父亲带领同学在福州南公园烧毁日货，以实际行动痛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这期间，祖父病危，父亲没能回家探视；祖父去世了，父亲也不能回家送终尽孝，因为当时他正肩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任。
  1920年，父亲在格致学校毕业了，他目睹当时国家积弱不振，倍受列强期凌，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父亲竟然放弃优越的出回深造和就业机会，投考了福州矿业学校（校址在福州水部），两年结业后，到江西萍乡煤矿实习一年，而后就在那里工作。这时正是毛主席满腔热情刘少奇同志去安源领导罢工斗争的时期，而安源煤矿即在江西萍乡，像我父亲这样的进步青年有可能不参加当时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吗？只可惜父亲很少谈他当年的事情，目前也还没有这方面的考证。
  1927年父亲回到老家，带领母亲和姐姐出省北上。1928年4月我在河南省的一个城镇出生。父亲在河南工作了几年，到我三岁时候到在北奉天工作。在这期间，他到过黑龙江等地考察，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父亲便将母亲和我们三姐妹送回老家。姐姐和妹妹适应不了老家的生活，相继夭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亡，父亲便到安徽馒头山煤矿工作。由于长期和煤炭打交道，不久患了肺结核病，住进北平西山磨石口同仁院疗养。住院期间，父亲曾切除背肋骨三根和胸肋骨一根，后来又转住南昌医院。在南昌住院期间，正值日本疯狂向内地进攻，父亲便由我堂兄徐代勉从枪林弹雨中夺路接回乡的。一路的颠簸劳累，一路的饥寒交困，父亲的病情愈加严重，到家后一直卧床不起，直至1942年冬病逝于屏南双溪镇。我想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我的父亲也不会那么早地离开人世。父亲是这场战争的殉难者，所以我恨透了日本帝国主义。
  我的父亲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父亲的藏书很丰富，除了满满的几书橱外，书房的桌上、地下到处是书。这些书中有文学、数学、自然科学、天文学、机械学等等。
  每到夏天，父亲就要把书拿到阳光下晒一晒，而后又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父亲喜欢收集民间故事、传说、谚语、民谣和歌曲。他在重病缠身时仍然乐观地教我们唱歌，唱东北民谣，教我们做手影、积木、折纸等手工，有时还和我们做游戏。我的父亲特别可亲，和他在一起我感到特别地快乐。父亲对我的学习要求特别严格，每次都要在他的书房里读书、背书、学说普通话（北京音）。可惜好景不长，我和父亲只相处了三年多，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父亲的离去是我家的最大不幸，对我幼小的心灵是极大的打击。从此，我变得沉默寡言，常常陪着母亲流泪，因此在初中学习阶段我是很自卑的。
  想起父亲在外工作时，特意叫母亲从乡下迁到县城，让我接受较好的教育。父亲临终时还一再地叮嘱，“不管怎样困难都要让孩予读书。” 我母亲为实现父亲的愿望，历尽千辛万苦地培养我，坚持让我读完了大学；我能在教育事业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一辈子缘自于感谢父亲、母亲的恩德。
  母亲说，父亲在外地时屡次写信，说“要减租、退契，有余粮要无息贷出”。我母亲都一一照办，到土地改革时，我家只有一些已断很长久的田契未退。在荒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家也吃“瓜菜代”把粮食节约下来周济给穷人。记得有一次，我家正在吃午饭，有同村人来借米，看见我家的情况也呆了，母亲却马上站起来把家里仅有的一些米也拿给了那人。那人很不好意思地说：“你们也吃粗粮？”母亲不但自己不断地周济穷苦人，而且教育我们尊重穷苦人，这和父亲对它她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949年，屏南解放了，我从古田学校回到后龙村舅舅家。舅舅对我说：“你父亲死得太早了，不然他也是个解放军。”我问为什么，舅舅说：“他以前所说的话都和解放军一模一样。”舅舅的话，让我一直琢磨：父亲早年长期在外，又生活在工人中间，是否有接触过共产党，是否他就是共产党？可惜无从查证，只有推测罢了。但在我心中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人，热爱祖国的人，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的人。
  母亲说，父亲动了大手术，住院六、七年，一切费用都是朋友负担，连从南昌回来的路费也是友人筹措的。这给我幼小的心灵印上了“友谊真诚可贵”的烙印，也使我深刻认识到父亲是侠义广交的人。父亲在家的三年里，每天都要给朋友写信，每隔二、三天发一次，我是他的投递员。
  父亲逝世后，留下的手稿和他给友人的书信，我原先都一一珍藏着，心想等长大了，有能力了再把它整理成册，作为珍贵的纪念，但“文革”和“四清”运动使父亲仅存给我的一些珍贵财产彻底地毁灭了，只有一部《二十四史》被保藏在县图书馆。
  父亲生前到过江西、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奉天等地工作，当过技术员、矿师、工程师等职务。1933-1937年在《北洋画报》等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大胆指责当时社会的腐败。他钦佩鲁迅先生的人品，热爱鲁迅先生的文章。他的杂文锋利尖刻，爱憎分明，很有鲁迅的风格。他与鲁迅先生有过联系，这点我原先是不知道的，后来在谢学钦老师的帮助下才知道，父亲是鲁迅日记里唯一的屏南人，父亲的信件由许广平女士收入鲁迅书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