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民国期间，宁德县茶业的兴衰，与世界良港“海上茶叶之路”的起点——三都澳“福海关”口岸的关系十分密切，民国间的三十八个年头，历史证明一个道理“港兴茶也兴，港衰茶也衰”。在这三十八年间，茶叶出口贸易的兴衰，又关联到茶叶生产的兴衰。民国间三都澳港口的继续开放，从总体上曾给宁德县农村茶区带来繁荣，宁德茶业生产带来发展，给茶农茶商带来私营贸易的兴旺，也就是为当年“三农”的发展搭建了平台。当然这期间也饱含了贸易衰败的辛酸。
  1.私营贸易的崛起民国间，随三都澳海关出口茶叶的发展，茶农茶商私营贸易也逐渐活跃。当时，私营贸易或私营企业的市场经济经营有多种形式：一是茶农自产自销；二是茶商茶贩流动购销；三是茶庄茶行，坐庄收购精制贩卖或出口；四是茶栈（箱茶帮），专办红茶经纪；五是茅茶行（袋茶栈），专营绿茶经纪；六是花茶行，有天津帮、东京帮，收购绿毛茶、窨制花茶或送福州加工后，销往北方市场；七是茶叶店，自购自制自售；八是购茶洋行（即洋茶栈），向箱茶栈或袋茶栈购茶改装出口。
  自清末至民国中后期，据调查，已知宁德县有茶庄、茶行、茶栈、茅茶行、花茶行、茶叶店等共有100多家，其中较大的城关有10家、八都3家，九都1家，霍童13家，洪口1家，赤溪3家，石后2家，洋中21家，虎贝4家，飞鸾2家，三都（不详）。这些中，小茶企、茶商搭起了茶叶产—购一销的桥梁，建立了茶叶商品市场经济的雏形。
  2.海茶之路的茶贸被称为近代中国东南“海上茶叶之路”的三都澳，自1912年民国建立以来至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三十八年间，经“福海关”出口的茶叶主要为今宁德市各县（市、区）及政和、罗源等周边县。其茶叶输出经历三起三落。
  第一次起落，是民国元年至十年。1912年经“福海关”出口茶叶为107241担（其中绿茶52597担，工夫红茶50090担，茶片3447担，其余为花香红茶，乌龙红茶，小珠绿茶，茶末，茶梗等），其后三年增长到民国四年的142586担（其中绿茶66797担，红茶71610担，茶片3376担，其余为上述多类茶品），当年“欧洲业茶者，定购红茶，自茶市初开，以迄茶市闭歇，均络绎不绝，惟共运出，多系取道北方口岸及香港耳”。其后，因先受英、俄销路变迁的影响，致使茶叶出口量跌至民国十年（1921）的88533担，比1915年剧落到54053担，出口量减少37%。
  第二次起落，是民国十一年至三十四年（1922-1935）。民国十一年始出口茶又恢复至104619担。民国十二年，欧洲、美各国所有的红茶不多，加上自1919年以来出口红茶实行免税，茶叶出口量又迅速恢复到1915年的水平，达142829担，比1921年速增54296担。此后又因国内形势变化，1926年出口茶又恢复征税，年景不佳等因素，造成从1925年至1931年输出量徘徊于10～12万担之间。1931年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发生，国家危难，出口销路遭阻，至民国二十四年，出口茶量仅剩43133担，骤减99696担，下降近三倍。
  第三次起落，是民国二十五年至三十八年（1936-1949）。1934年前后，由于国内外对花茶的需求，福州花茶产销再度兴盛，致使宁德县及邻县所产的绿茶或花茶多由三都澳转口到福州或北方，故而三都澳茶叶输出量达到115490担，恢复到1931年的水平。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致后二年出口量又落到8万多担。
  当时，福州、厦门等港已闭关停港，全省茶叶虽多悉数集中三都澳出口，可因抗战，茶叶生产萧条，海上通道不畅 ，到1939年输出量跌至42954担。1940年“福海关”被日本毁坏。抗战胜利后虽有所恢复，但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通过三都澳出口量却也仅剩下41467担。新中国成立后三都澳走完出口茶的历程，受命停止出口，结束历史使命。

本文所涉材料、数据主要来自历年的三都澳贸易报告和三都澳口华洋贸易情况论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