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宁德，以及闽东一带与省城之间物资往来，大体上是农副产品与工业品的交换。藏于蕉城区档案馆的一份《馆宁公路工赈工程计划书》，在介绍公路沿线各县的经济状况时介绍“连罗宁三县均以海产为大宗，如石骨鱼、蚶、蛏干……等年产量约三十余万市担，行销福州及闽西北各地”。“食盐年产亦约三十余万市担，”“如茶叶年产约十二万市担，又如笋干、纸、竹、木材、糖、麻、苎等等出产亦丰。”“宁德则有瓷器及铁器，年产亦数十万件，远销东北平津等处。”据陈庆珠回忆，他挑过麦子、茶叶，但是较多的是海产干货，如蛏干、蛎干、虾干等等，其他挑夫也有类似的回忆。
  在这些商路上，还有一些商客将牛、羊、猪赶往福州城。进行小量民间贸易的客商，被称为“水客”。陈庆珠所认识的宁德城中较有名气的“水客”有十余人，如居住前林坪的陈姓水客，南门的“妹妹”，“愚富”等人。而返回宁德的商品，较大宗的是布匹、各类日杂百货等等。至今宁德老辈人仍然称各类硬糖为“福州糖”。吴道茂第一次到福州，就是前去购买 “上海花”（一种蓝衣白花的洋布，当时普遍用于制作被套。）及平阳布。宁德及闽东一地，旧时村前祠边多有古樟，清末民国初年，日本浪人与当地奸商刁民勾结，尽数砍伐，向日本出口樟脑，多由这条官道运往省城，直到资源枯竭才停止。
  当然，销往福州最大量的货物就是茶叶。
  宁德以及闽东一带，是很有名气的产茶区。所产红、绿茶，名声远播于海内外，产量很大。清末到三十年代初，从三都澳出口的红、绿茶平均在11万担以上（一市担50公斤）以上。但是1939年以后，三都港被封锁，闽东一带海上的茶叶销路基本中断，因而转向陆路。尽管经过战争的摧毁，宁德的茶业衰退了许多，但在四十年代末，这条官道上，茶叶商队仍然络绎不绝。宁德一地的茶叶，约大部分销往福州。四十年代一份《宁德县茶叶输出同业公会会员》名录上，就有福生春、一团春、冯合兴、林恒记、义泰兴、春发泰、怡春茂、义春林等37家商号。较大的茶商有张仁山、林达夫、冯毓英、林琴甫、陈志珍、姚祥祯等人，会员的业务包括茶厂和茶叶输出业。（原件由蕉城区档案馆收藏）这些从事茶叶和其他民间贸易的商队，到达福州时，有专门的茶行及客栈交接。终民国时期，宁德会馆和小桥头的“德安栈”是这些商人和挑夫们都曾经落脚过的地方。
  宁德会馆，建于清朝同治年间。会馆由霍童人缪蘭成、郑实圃倡议，由四位霍童商人和四位周墩（今周宁县）商人合力筹建。其地址在福州台江区铺前顶附近。
  公馆在周宁从宁德县分出之后，称为“宁周会馆”。这个会馆在长达近百年的时间里，是宁德人在福州的主要聚集地。在民国初的1915年到1938年，会馆还购置了轮船，往返于福州到宁德之间，在会馆内还建一幢三层洋楼。直到二十一世纪初，会馆旧建筑仍然大部存在，近年已被现代建筑替代。
  “德安栈”傍内河，乘小木船可直达台江码头，行路不到二十分钟就可达到。据挑夫们回忆，这座“德安栈”并不大，只是一幢“四扇”（五开间）的屋子。客栈起着货物转运、仓储和结算的作用。由于地处台江码头附近，因此，宁德前往福州的商队，在台江码头上岸后，来此卸货，办理交接手续等，十分方便。客栈给初次到来的客商和挑夫们留下亲切感和新奇感。
  客栈的老板也是宁德人，客栈中有专人接待商队 ，将货物过秤，登记，付清工钱，一趟艰辛的行路就结束了。接下来，挑夫们就要在福州城中自寻货物，赚个回程的工钱——否则前往福州挑工价，仅够路上花费，是剩不下钱的。
  民国初期，市面流通的是银元和铜币。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发行纸币。但十几年间，随着抗战爆发，以及四十年代后期的国内战争，通货快速膨胀，到四十年代后期，硬通货重又成为市面流通的主要货币。纸币快速贬值时，挑工的工钱均以银元结算，因此，以此时的挑工价计算，应当与二三十年代，大体相当。
  四十年代末，挑一担（60公斤左右）的货物（主要是茶叶）前往福州，工钱为5个银元。回程工价高许多，能赚到8、9个银元。这其中的差别，主是因为回程的挑工不易寻找，工价由劳动力市场供应关系所决定。此外，与货物价值高低可能也有关系。
  一般来讲，输往省城的货物为农产品，附加值低，而运回宁德的货物为工业品，价值高。来回一趟十来天时间，如果能赚到8、9个银元，这在当时是相当丰厚的。
  民国档案记载，1946年和1947年两年中，每百斤茶叶的平均生产成本，分别25万元（法币 ，下同）和35万元，平均售价为35万元和45万元（因茶品质不同，1947年茶售价最高80万元，最低为30万元），平均利润空间只有十余万元。但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的挑工价每华里需要400元（法币），宁德与福州之间这二百多里的山路，如此算来，需要8万元，以3万元购得100斤大米计算，商品物流成本相当的高昂。（据上引公路工程计划书等档案资料推算）在四十年末期，茶叶的挑工价大体上为：60公斤/50公里/2—2.5个银元。银元是硬通货，宁德当地100斤的大米，价格在4个银元上下（附注1）。1947年，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贬值尚未完全失去控制，参照大米价格粗略计算，单程一趟“福州担”的工价，现在大约值现价300元至500元（人民币）之间。吴道茂在1948年八九月时，挑100斤麦子到福州“麦房”出售，售价为9个银元，当时宁德售价为7个银元。小麦当时的价格，要高出大米50%，陈庆珠记忆，麦子的价格多有浮动，宁德当地的售价在5个银元到7个银元之间，与福州的差价就是两个银元左右。
  挑工所得工价，虽然要比地里刨食来得丰富，却十分的劳累。路边客栈，其实只是普通的民宅，多半有一较大的厅堂，可安置十余个挑子，另有床铺，供挑夫们歇息。客栈还兼提供热饭菜和茶水。饭菜只是掺着些许大米的番薯丝，菜也只是一二碗粗菜，睡觉则挤在房间中，有时人多，也用草垫或稻草铺在地上过夜。住宿一夜或吃一顿饭，无非一二角钱（铜币）。
  山道漫长险峻，生活艰辛。在当时，挑“福州担”的生计，大多数人的体力不能承受。当时绝大部分农人足迹不出家门一二十里，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一个是否有胆识的考验。陈庆珠和吴道茂两人，年青时都是体力超群的壮实汉子，并且头脑灵活，做事有主意。挑夫们在上了一些年纪时，就退出了这个行列，在“四城门”（宁德县城内外）经常挑“福州担”的不过几十成百人。陈庆珠，所能记起的一起挑担的同伴，都是故人了。他们的名字是：北门一带的“阿吴（方言音，或为‘哭牛’）”、“猫倪”和“鸡”两兄弟（住蔡厝巷）。西门街一带，有“愚四”、“嫩”、“大汉”、“细嫩”、作平、呀弟、“满”等人。他说，“古溪有一帮人，岭头人多一些”。（附注2）据说，当年城南乡古溪村人多地少，多有挑担为营生者，称为“挑山”。这些人无田可耕，又不能下海讨鱼，平素里为商客挑货往远近山区。初夏逢黄花鱼季，为“赶鲜”，挑夫上路时辰唯依捕鱼船何时泊岸为准。上路后疾步如飞，有一日内赶路百里者，步履甚至远及古田屏南一带。“福州担”是他们的重要生计。村中有称为“包头”者，专门与各商号联系，有了业务，则临时召集数人数十人不等，成队地前往福州。这“包头”随商队同行，不挑货，临近晌午或傍晚，常先行一步，负责与各处客栈（一般来说就是“包头”们的“老关系”）联系食宿，一俟挑担队伍到来，即可休息打尖，当然，其收入也高于挑夫。古溪村八旬老人陈裕灿介绍，当年客栈中也有“管饱”的做法，即交一定额的钱，供挑夫吃饱，如当下的“自助餐”一样。有的挑夫接到“业务”时身体一时不适，也可转给他人。如果挑夫行路二三天后体力不支，此时，连江或福州郊区一带有些强壮的农妇前来“接担”，称为“倩担”，分些工钱，这些农妇被挑夫们戏称为“粗驴”。据陈先生介绍，古溪村中常挑“福州担者”，有上厝的陈细其、陈成发、林细妹，下厝的倪细满、林建禄、谢清顺等，大约有三四十人。村中另有一些人专门挑些咸鲄、腌蟹、“虾苗”、蟹酱以及蛏、蛤等海产品，到山区做些小买卖。
  霍童一地，当年也有三四十人挑“福州担”，在上个世纪末，均已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