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赛岐是闽东重镇，地处福州、温州两个沿海开放城市中间地带。远在清朝中叶，赛岐就凭着水运之便迅速崛起。到清末民初已商贾云集，万家灯火，成了著名繁华商埠，名声远播海内外，素有闽东“小上海”之称。
   一 从清末到抗日战争前夕，是赛岐商埠的第一轮鼎盛时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轮船业兴起，进一步促进赛江航运的规模发展。那时的赛岐码头“日均靠泊民船100多艘”，“闽东各地货物多由此进出，商业之盛，俨如大邑”。赛岐商人以坐商批发、贷栈中转为基本经营方式，掌控了周边各县重要商品的流通，并在福安县商会及其主要的同业公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赛岐鱼行正税外的教育附加捐，足足负担了全县中、小学的全年教育费用支出。赛岐商埠的繁华由此可见一斑。
   许多人总认为清末三都澳的开埠促成了赛岐港进入繁华，其实这是认识上的误区，两者只不过是时间上的巧合。
   不可否认，三都澳是中国最优良的港口之一，当年的英国人说，只要瞥一眼他们绘制的海图“就知道三都澳有一个良好的抛锚地点和一个优良的港口”，“即使吃水最深的船只也能在6公里长1公里宽的海面的任何地方找到满意的抛锚地点”，“在那里就是刮起最猛烈的暴风，舰队也泰然不动”，更何况三都澳还是进入闽东北各县的主要通道。
   清政府于1898年开放三都澳，同年福海关随之建立。前后使用三年的时间就使一座只有十多间旧屋的荒凉海岛面貌大为改观，“在靠近海关办公楼的地方修建了码头，它跨过5百英尺长的泥滩，不管潮水如何涨落都能装卸货物”。
   1901年，三都岛上居民人数3年间剧增至8千人，竟相当于赛岐镇区1964年的人口数。英国人曾称：“三都澳总有一天会因而成为本地区的分配中心”。
   可是惨淡经营三、四十年，经常来往福州与三都澳之间的只有一艘经营茶叶运输的轮船，在茶叶出口的旺季也不过两、三艘。沿海轮船与三都港的往来也只是断断续续，长期无法形成对外航线，仅仅成了最靠近三都岛的几个乡村的货物转动点。
   究竟原因，从宏观上看这个“中国海岸最佳的深水港”正好处在福州和温州这两个五口通商的大港的夹缝之间，而且面对的是相对贫穷的闽东，腹地虽广，但经济能量不大。
   有一组对比数据最能说明问题。三都福海关号称福建三大洋关之一，但以1901年三都澳正常的好年景为例，该年入口到岸货物价值的总值为2.86万关两（1关两相当于1.5银元）而同年福州港为747万关两，厦门港为11560万关两。也就是说，福州港是三都澳的260倍，厦门港是三都澳的4040倍。
   特别是，三都澳海湾的众多内港，尤其是赛岐港从来都对三都港奉行不合作主义，海船货物直接在内港装卸转驳。据统计当时有350艘海船来往于三都湾海道，海船多纳税于东冲口常关（除茶叶外）。那时福海关的总税收中95%以上是出口税，出口税中90%都是茶叶税，茶叶长期以来一直是第一大宗的出口产品。而大部分的茶叶又都是直接在赛岐装船启运，只是路过三都澳洋关照章纳税而已。
   这倒不是赛岐人刻意排外，而是交通运输发展规律使然。正如宋明时期富溪津市兴旺，轮不到赛岐崛起。也就是说，只要三都仍是一个孤岛，只要海船的吨位和赛岐等内港的航道、设施相适应，三都澳的优势就无法发挥。
   四十多年后的1942年4月11日，福海关被降为分关，隶属福州闽海关。过后又迁到赛岐，改称赛岐分关，下设罗源、宁德、福鼎、沙埕、八都等支关。1945年5月14日，赛岐分关再降为一等支关，同年9月1日迁回三都，称三都支关，下辖宁德、东冲等支所。1952年7月，由于国防建设需要，三都港奉命封闭，三都澳海关随之撤销。
   商埠的规模形成，势必要有大宗货物集散地。就输出的商品种类而言，茶叶是最早促使赛岐走向繁荣的重要货物。
   二 福安的茶叶生产历史可追溯到唐代，至宋代已成为福建省的产茶大县。咸丰三年（1853）茶叶海市开禁，一改原出口茶叶必须由陆路经过江西再到广州的局面，使福州一跃而为全国三大茶市之一（《清史稿》：全国茶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福州北路闽东一带的茶叶运输路线也转而顺交溪水路而下，汇集赛岐装船转运福州，使得赛岐成为福建北路的著名茶市。
   清光绪七年（1881）福安县茶叶产量多达4.6万担，出口量4.2万担，经福州口岸转销欧、亚各国，为福安历史上出口茶叶最多的年份。
   福建省政府《非常时期统计资料丛刊》记载：民国二十三年，福安茶地面积达6万亩，占全省茶地面积的10.8%；茶叶产量达2550吨，占全省茶叶产量的21.7%，居全省的首位。其中2100吨销往福州，每50公斤最高价格大洋40元，最低大洋30元。该丛刊还记载：“上至政和新村，下至宁德、霞浦方圆几百里，周围六、七县，茶叶均为福安所购”，“福安茶叶有少数系由赛岐直运浙江瑞安，即转入上海。至于内地运输除一部分陆路用肩挑外，其余皆由水路运输”，“寿宁之茶……经武曲、社口而往赛岐”，“周墩（周宁）……直接由陆路挑运至福安之穆阳，经赛岐出口”。
   据1934统计，赛岐较大的茶行有：“高旭记”、“阮泉益”、“合和春”、“协新春”等。至于季节性的茶商、茶贩则数不胜数。
   1935年，福建省建设厅茶叶管理局在赛岐设立闽东办事处，随后又在赛岐设“中国茶叶公司福建办事处赛岐包运管理栈”，对茶市贸易实行监督管理，使赛岐这个闽东第一茶市的地位更显重要。
   茶叶的自由交易方式从封建时代开始延续了一千多年，直至1954年关闭茶叶自由市场。
   除了茶叶外，从赛岐口岸输出的本地主要货物之一还有红糖。
   据说唐贞观年间（627-649）福安境内的先民就开始种植甘蔗，到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普遍，而且主要集中在赛江流域。早在明代，赛江人就知道“熬蔗汁为糖”。人们把熬成的糖汁倒在篾垫上摊平，冷却后割成方块，这就是著名的福安“板糖”，以色泽金黄者为上品。
   清末，福安板糖在福州、温州等地大受欢迎。每年榨季一到，赛江两岸灶火通明，大小糖寮日夜繁忙。据英国人当时报告：“近几年当地生产的红糖在福州找到了销路，农民受到很大的鼓舞，纷纷在稻田里种植甘蔗，……福安县约有30家工厂生产红糖”。清末多年来出口量一直保持在1.5万担左右。1945年，全县蔗糖种植面积已多达3千-5千亩，糖产量2.5万担，始终是福安县仅次于茶叶的第二大宗出口产品。
   三 民国时期，赛岐糖行众多，最具规模的当属高而山和李松康。资金雄厚的糖行可以包揽数个糖寮作坊的产量，可以预先给农民发放蔗金，而后到了榨季以糖偿还，低价定货，牟取厚利。
   这种古老的板糖生产工艺，在赛江两岸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直到被机制白砂糖取代。有趣的是，为了迎合当代都市人的奇特嗜好，精明的赛岐人把白糖重新下锅，还原成金黄色的板糖，这种对现代化制糖工艺的逆反，有点叫人忍俊不禁。
   清末（1899-1901）东冲口常关每年主要的货物出口情况： 毛竹10万根 液体靛蓝0.12万担 麻0.1万担 二等纸张5万担 茶油0.7万担 鲜贝类5万担 陶器10万担 蔬菜0.1万担 烟叶0.7万担 木材类约合1.4万立方米 糖2万担 这些货物一半以上都从赛岐港口输出。当时常年约350艘海船在东冲口出入，从东冲口海关记录上年：航行于福州、兴化的有125艘；温州一带的有150艘；宁波、上海的有60艘；山东烟台、牛庄等地的有12艘；新加坡的有1艘。
   这些海船运走闽东土特产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食品、药材和工业品，促成了闽东北山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大大加速了赛岐的繁荣。
   当年进入赛岐港的食品类主要有来自浙江沿海的咸鱼、海带等水产品和来自北方的小麦、大豆及豆制品、干果等。工业品中主要有来自福州的煤油、缝衣针、火柴、肥皂、化肥，来自上海的江苏土布。
   火柴最初是从遥远的欧洲进口。从1892年开始，日本火柴以价廉质优独霸福建市场十年。清末的1901年，福州本地产的火柴以价更廉质更优终于把所有的外国火柴统统排挤出市场。从那年开始，赛岐港输入的火柴已并非“洋火”。
   煤油进入福建早在清同治年间，最初来自俄国，后来逐渐为英美两国所取代。煤油于1864年第一次出现于福州海关统计表，是年进口数量为1510加仑（约合6865公升），1877年后，年进口28万加仑，是当初的185倍。
   光绪九年间（1883）政府担心火灾，出布告禁止居民点煤油灯，要人们恢复使用菜油，外国人也几乎认为“这种商品在福州的末日已经到来”。但是，煤油亮度强、价格低，太具诱惑力了，百姓顽强地接受这个新事物，使政府布告流于形式。到光绪末年，连福安等县的贫民阶层都已广泛普及煤油灯，东冲口每年煤油进口量多达80万加仑。
   化学肥料大约民国初年才进入赛岐口岸。当时称“肥田粉”，主要的化学成份是硫酸铵，民间俗称“洋料”，产于早期世界资本主义五大公司之一的英国“卜内门”公司。
   《福建文史资料》记载：民国十六年前后，海军陆战队第二旅旅长林寿国强迫福安等地农民种植鸦片，以收取巨额鸦片捐。而肥田粉能大大提高鸦片产量（每亩约施40斤），因而销路剧增，年销售量达4万多包，每包按16-18元计，年营业额为160多万元。
   洋货一进入，赛岐街市上相应代理商行随之兴起。民国初年，溪柄人李玉书在赛岐的合盛商号经销英国亚细亚煤油，福安人郭佑民在赛岐的新裕兴商号经销美国美孚煤油，闽侯人林正俭在赛岐开设卜内门肥田粉推销处，赛里人杨茂盛、溪柄人郭奶轩（即郭承铭）分别成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赛岐经销商。
   清末，从上海口岸输入赛岐的货物中以布匹为最大宗，本地人多称为“洋布”，其实这也是误称，因为它是地道的国货，产于江苏南通一带，海关称之“南京土布”。至于正宗洋布在市面上所占份额极小。
   1882年，随着经营纺织品的最后一名外商代表撤离福州，宣告中国的江苏土布在福建排挤洋布成功。光绪年间1888年，驻福州的闽浙总督卞宝弟大力支持本省使用外国进口的棉纱自行织布，并给予免税待遇，以抵制来自上海的南京土布。大约就在这时，福安一跃成为闽东的纺织大县。江苏土布价格特高，“人们只好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当地使用洋纱纺织的，较不耐穿的棉布”。那时县内许多有条件有家庭也常自织自足。为了增强竞争能力，厂家还不断设法增宽布门并增加花色品种。
   江苏土布使用现代化机器进行生产，福安土布仍然沿用一千多年前的老方法、老工具手工操作，产品的质量明显相差过大，老百姓最终要讲究实惠“尽管前者价格比后者约贵两倍，贫民阶层中仍有很多人宁可买江苏布”。从1899年开始，每年100万筒左右的南京土布从东冲口涌入赛岐港，福安县纺织业兴旺十年，终于自行崩溃。两“土”相争，仅十年便见分晓，居然价高者取胜。这个历史现象应该让后来的福安工商业主们引以为鉴。
   江苏土布的畅销引发了赛岐街市布匹行业的繁荣，布庄大都实力雄厚，为赛岐各行业之最，而且占据了最好的店位。民初，赛岐主要的布庄有：陆启凤的“丰泰成”，王成如的“隆泰锦”，阮丹迁的“阮同盛”，詹步益的“泰春和”以及“康茂贞”等。
   赛岐每年都有三大季节性的商业闹市，其一是茶季，其二是糖季，其三便是黄瓜鱼汛期。
   四 从东冲口一进入三都澳海湾就是官井洋，每年5月上旬到6月中旬是官井洋的主要渔汛期，汛期虽分3-4水，实际捕捞日不足20天，但渔获量可占全年一半。渔民们常说：“官井洋，半年粮”。
   每当黄瓜鱼汛期一到，福安、宁德、霞浦三县的渔船云集官井，渔商的大船也混迹其中，在洋面及时收购，以便小溪船能保持快速轻便地不断追捕鱼群。
   清乾隆《福宁府志》曾这样描述：“届时，渔舟云集，灯火掩映，与波上下金光万道，萧鼓管弦之声，连宵达旦”。其实赛岐码头也真正是灯火通明，连宵达旦。那时没有冷冻措施，人们非要“赶鲜”不可，鱼到码头立即转手，各地商贩争先恐后，呼声雷动。民间还有不成文的惯例，定婚一定要黄瓜鱼，年年给丈母娘送节还要黄瓜鱼。
   鱼行是赛岐商业中的龙头企业，但支撑它的不是季节性的黄瓜鱼，而是来自浙江和平潭、福清一带的咸鱼。
   鱼行当时为清政府官办，民国后也有“择人包办”。鱼行刚开始就占据了赛岐的闹市中心，也就是在大座头一上岸的上街和中兴街的交接处。所有的鱼商、鱼贩在赛岐收购水产品一律要经过鱼行过秤结帐，鱼行从中收取“厘金”（手续费），一般收卖方4%，买方2.3%。清末开征牙税，赛岐鱼牙正税归福海税务所直接征收。
   光绪三十四年（1908）福安县商会会长李凤藻筹办湖山高等小学堂，政府无专项教育经费，正是靠赛岐鱼牙税的附加才得以开办，清末到民初该附加按每块银元抽23枚铜钱计算（当时1银元约相当于2300枚铜钱），随着鱼市逐年兴旺，赛岐鱼牙附捐便成了福安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
   据有关资料，民国三年（1914）赛岐鱼行由商人陈志忠包办，鱼牙课款1.5万银元，是当年全县田赋正税总额的一半。到1936年，牙税由郭晦民承包，年额定为5.6115万元，而是年全县田赋正税才3.318万元，牙税跃为田赋正税的1.7倍。
   赛岐鱼行建筑面积不足1亩，若只从国家税收角度上看，赛岐这1亩地所创造的税值大大超过当时全县的45.7万亩耕地。这就是赛岐商贸经济繁荣的价值。
   1936年9月，福安县政府规定：赛岐鱼市除正税外，附加地方教育费和公益费的年额为2.1812万元，要按月上缴县府，每月1818元，其中85%作为教育费。
   据查，该年福安全县所有的正税附加总收入为4.72万元，仅赛岐鱼牙附加就占了46%；全县财政预算总收入为14.91万元，而赛岐鱼牙附加竟占了近15%。
   又查，是年福安县共有中学1所，小学近百所，全年教育经费支出中中学为4176元，小学为13848元，合计1.8024万元。同年，赛岐鱼牙附加的85%教育费已达1.854万元，足足养活了全县的中、小学。
   可见当年赛岐鱼市的兴衰对福安县财政举足轻重，至少足以动摇福安全县教育事业的根基。
   与鱼牙行相对应的赛岐大小鱼商也纷纷占据了中兴街“行坪”周边的店面，商号之多为赛岐各行业之最。
   1937年7月26日，以鱼商为主体的“福安县渔会”在赛岐成立。会址设中兴街，会员人数98人，其中赛岐鱼商41人。
   会员名册中，赛岐的主要鱼商有： 李焕芝（理事长）、李瑞甫（常务理事）、郭奶轩（常务理事）、林玉亭（理事）、林丛树（常务监事）、陈俊金（监事），以及上届的理事郑昌铭、顾淇园等。
   五 再说赛岐水运。
   清乾隆三十一年，县政府对境内海运船只进行登记发证，但目前无档可查。清末进出东冲口的350艘海船，究竟多少属福安籍也无从知道。
   只有从《甘棠镇志》里得知，清道光十年（1830年）外塘张开超兄弟的一艘大型木帆船曾远航天津、琉球岛。
   不过从另一侧面上来看，据《福安交通志》记载：福安县船舶修造业历史悠久，早在清乾隆年间赛岐及周边的外塘、沙岩、六屿、长岐等地的“造船寮”已能营造1-50吨的木帆船（沙岩村在民国中期还已建造过100吨位的木壳机动货轮）。看来清末赛江水面上除了渔运兼营的众多小溪船外，也有不少的海运帆船出自本地造，为本地商人所拥有。
   木帆船，主要利用帆具，依靠风力推进，但也同时备有橹、桨等辅助设施。船有单桅、双桅、三桅之分，大小差异甚大。从清代到民国，乃至建国后的70年代，木帆船在赛江水运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福安交通志》记载：“民国十年，外塘张茂公的一艘70吨位的木帆船抵琉球日本冲绳”，“民国十七年，福安阳头人黄培英建造的‘横海飞’号木帆船，约100吨位，北航山东，南航广州，东至台湾”，“福安历史上最大的木帆船是民国二十九年赛岐人高而山的‘永和顺’号，达110吨位，船员18人”。据民国档案，上述“横海飞”号木帆船在民国二十七年登记时，船主是高裕松，即高而山。
   民国二十一年冬，“外塘苏佬愚‘金宝福’号41吨位木帆船，由镇下关运明矾到辽宁营口，因河水结冰被封于港，至翌年春暖解冻方返”，开辟了闽东木帆船北航的最长航线。
   民国二十五年5月28日，福安县民船业公会在赛岐中兴街成立，会员人数74人，入会船舶60艘，投资总额1260元。公会主席为苏化南；常务委员：方秀凌、毛鸿翰、徐玉村、苏振城；执行委员：高而山、苏富英、林赞成、余良仕；候补委员：李焕芝、苏仰瞻。
   民国二十七年，公会改选后主席为李应麟（即李玉书）；常委：林玉亭、陈俊金、李焕芝。
   据民国二十八年档案记载，该年全县共有船舶524艘，其中外海船只37艘，总载货量为2200多吨。当时赛岐大座头和港湾“日均靠泊民船100多艘，吞吐量300余吨。
   赛岐的老一代船工回忆，那是船只进港不叫“驶入”而是“挤入”。船体黑色叫乌艚，是宁波船；船首红色叫红头，是广东船；船底白色叫白底，是台湾船；船首绿色叫绿头，是厦门船……。
   国内轮船运输，始于清同治十一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设立轮船招商局，随即官民合资向外国购进三艘轮船，行驶于江浙之间。这标志着中国古老的帆篷舟楫进入近代轮船的新纪元。
   进入民国，赛岐轮船业兴起。尽管在水运中不占主导地位，但它毕竟代表先进生产力。它在运输上所显示出的优越性，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许多有经济实力的赛岐商人先后跨行来兼营轮船运输。
   《福安市志》记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轮船运输兴起，王同福的‘平安号’、‘同龙号’和驻赛岐海军连长顾荣的‘利捷号’三艘小客轮专航赛岐至三都线，为福安最早水上客轮”（“王同福即赛岐商人王鸣山，“同福”是其早期商号。利捷号轮船民国二十五年登记时业主是王槐庭，代表是徐鸿轩）。
   《福安市志》又载，“民国二十一年，福安商人王泰和购进两艘载重量各325吨的木质货轮，航行于赛岐、温州、上海、福州等地。民国二十四年，出售一艘，将另一艘‘福利’号改修扩大为525吨位，改名为‘安全’号。民国二十六年，该货轮在山东石岛遇强台风，锚链断落触礁沉没，‘王泰隆玉记’船舶运输因此告终”。
   1936年6月8日，福安县轮船业同业公会在赛岐中兴街成立，入会的轮船公司9个，会员人数14人，资金总额9100元。
   公会主席林玉亭，常委：李松康、徐鸿轩。
   该公会的会员名单如下： △“福安”轮船公司 业主：林玉亭，代表：林玉亭、王介园 △“顺昌”轮船公司 业主：陈灼尧，代表：李松康、李春华 △“福源”轮船公司 业主：方志凌，代表：方秀凌、方灿炎 △“建安”轮船公司 业主：陈绍龄、李松康，代表：陈绍龄、郭曾嘉 △“升安”轮船公司 经理：陈祥辉（即陈汶波）代表：陈祥辉、陈大均 △“新济”轮船公司 业主：王景福，代表：王子雯 △“升龙”轮船公司 业主：王岐凤等，代表：王鸣山 △“利捷”轮船公司 业主：王槐庭等，代表：徐鸿轩 △“金安”轮船公司 业主：郭邦周，代表：龚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4月，福建省政府迁往永安。1938年5月到1939年4月，福建沿海地区3000公里的公路全部奉命破坏，同时征用商船，运载沙石，沉船堵塞海口，外海船舶被破坏殆尽。东冲口虽尚能通行，但赛岐航运业已备受影响。
   从清末到民国中期的抗战初，是赛岐商业发展的第一轮巅峰时期。虽然抗战期间，海运大受影响，但是“闽东各地货物多由此进出，商业之盛，俨如大邑”。
   民国中期，随着赛岐的经济发展，许多相应的部门也步步紧跟。
   1935年，省茶叶管理局在赛岐设立闽东办事处，负责茶商登记注册和发放许可证，对茶市进行监督管理。民国二十七年，省盐政处在赛岐设立盐政局，城关设盐务运销分处，实行盐业专卖，同时监管全县40家盐店（其中赛岐12家）。同年赛岐设海关查验所，随后三都澳海关迁至赛岐，对进出口船舶及水运货物进行查验并征收关税。
   同年，中国银行福安分理处在赛岐成立，办公地址设高昇街，其主要任务是收购白银。第二年5月，福建省银行在赛岐设立办事处，后升格为分行，负责办理银行业务、储蓄、信托、代理公库。是年赛岐办事处还发放贷款18130元（建国后改为中国人民银行赛岐支行）。
   早年赛岐的通信已十分方便，这是众所周知的。福建之有邮政，始于清光绪年间的1897年。1899年5月三都澳开设邮局，统辖闽东邮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6月2日成立赛岐邮政代办所，隶属三都澳邮政总局。民国二十五年2月，升级为三等邮政局，隶属福建邮政管理局，并担负着闽东各邮局与福州往来邮件的转动任务。同时下辖福安下半区的甘棠、苏阳、顶头、下白石、马头、炉山、溪柄、象洋、溪尾等9个邮政代办所。
   1931年，福安鱼商顾赠其用线径1.6毫米的铅线，架设从城关到赛岐的电话线一条，长24公里。当时共有电话机8部，去话和来话传呼每次各收费2角，往来以商业电话居多。民国二十五年，该私营电话为福安县政府接管。
   1935年10月，国民政府交通部福安报话营业处成立，隶属于三都澳电报局，开办电报、长途电话业务。民国二十八年7月，成立赛岐电报局。1944年，改称赛岐电信局，隶属福建电信管理局。
   光绪年间，赛岐只有上街的一条单边街，再加上天后庙的围墙外总共不过60来间店面，而民国中期赛岐的商号已猛增至200家以上，于是街市的扩展再扩展势在必然。
   清末民初，首先改造上街为双边街，沿江岸联建一整排40个铺面的楼店，店面与原有的老街统一，依旧采取骑楼式样，后部临江则是吊脚楼，街面用石板铺设，并正式命名为北大街。原有的“行坪”周边也随之扩建成双边街，增加了约60个店面，作为赛岐的商贸中心，命名为中兴街。从中兴街的街尾沿岐头山脚新开辟了东大街和吉来街，并借此与桥头店、赛里村相连。
   港湾南岸是当时赛岐的新区，与中兴街有木桥相通。过了桥便是高昇街（后又名赛新街），金钟山脚则是万寿街。这个新区的绝大部份房产都为高而山（旭记）、徐鸿轩（双记）、张际温（即张仁信）兄弟、郭佑民等4家所有。
   赛岐的这个街市格局民国时期一直不变，并延续到建国初期。
   民国中期以后福安县的政府档案相对完整，使我们能够以商会为切入点，比较准确地知道当年赛岐商业的许多状况。
   福安县商会成立于光绪末年，继1908年李凤藻任商会会长之后，陆毓杰，字崇馨，号升廷，民国二年曾任过县自治会会长、县农会会长。陆的长子陆子衡，早期曾与亲家郭子吟共同合资在赛岐创办了“瑞康”商行，与上海等地来往密切，因经营有方，颇有成就。民国中期开设“新记”丝线业，又是著名的“健康”国药店的大股东；次子陆子舆，是赛岐“陆丰记”布店的老板，是县布业同业公会的主席。父子兄弟三人都是那时商界的出名人。
   1937年，福安县商会经国民党县党部整顿后于是年12月6日重新成立，会长为赛岐大商人陈绍龄（即陈慕彭）。
   因原始档案破损残缺，县商会领导成员名单仅剩下： 委员：……陈灼尧、郭潜、金蔚麟、王晋章、陆绍松、苏凤钧、宋世英。候补委员：陆子舆、毛春山、徐玉村、薛成珪、王汝霖。监委：李春华、余世贤、张师杰。
   上述15人中，赛岐商人就占10人。
   1931年时县商会原有行会会员129人，另加商店会员30人，共计159人。1937年重新登记时，公会会员增至600人，其中赛岐商人约占三分之一多。
   县商会下设16个同业公会：渔会、民船业、轮船业、京果业、布业、油业、药材业、烟业、酒业、米业、苏广业、饼业、文具业、鞋业、屠宰业以及商店公会等。
   几乎所有重要行业的同业公会的会址都设在赛岐，而且公会主席多由赛岐商人担任。如上述的民船业、轮船业、京果业、布业、油业、药材业以及县渔会。
   从中人们不难看出，由于赛岐商埠的繁华，使得当年众多的赛岐商人在福安商界占据了重要地位。
   原载福安市政协文史资料《赛岐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