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1911年11月，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福建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宣布独立，建立福建军政府；不久，福安县宣布光复，33万福安人[1]成了民国的国民。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福建都督孙道仁实行“闽人治闽”，福安县设立“福安自治联合会”，时任福宁中学校长和福安教育会会长的张如翰担任自治联合会会长[2]，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同时咨议局公推王景仁任本邑首任知事。
   民国初年，福安县奉命实行新政，令男子剪辫，女子放足。表面上看来这些似乎只是“外表”的改变，许多习惯于旧秩序的满清遗民反而觉得不习惯，但这些都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之举；尤其是针对妇女的“天足运动”，可以说是女权运动的先声，反封建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民国8年（1919）巴黎和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群情激愤，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的主权，抵制日货的运动也迅速展开。不久，“五四运动”的春风吹进了福安山城，福安人民开始了自觉的有组织的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政治行动。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站在斗争的前列，成为革命的前驱。他们组织“福安县学生联合会”，走上街头，散传单，贴标语，作演讲，还组织反帝示威和抵制日货活动，声援北京学生，向广大民众宣传“五四”爱国精神，从而掀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页。
   民国11年（1922）福安发生了一场特大水灾，房屋倒塌，田地被毁，死者过千，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军阀政府为了摆脱困境，竟然明令全县农民放弃粮食生产，改种罂粟（鸦片），并且设立收捐机构，公开征收鸦片捐，牟取高额捐税收入。当年福安全县仅鸦片捐一项就达到14万大洋（银元）之巨。[3] 历史上罂粟之害在福安县是很烈的。清末一位侨居闽东的老外对此有过这样的描述：“过去十年（指1899—1901年）福建的罂粟种植继续发展，估计现在全省鸦片产量达二万担。有传统声誉的福宁府福安县早在150年前（1750年）就从印度引进罂粟种子，第一个取得收成。1887年后罂粟的种植广泛起来。在全区各地巡回的传教士对大量土地被用作种植罂粟无不感到痛惜。据他们估计，成年男子抽鸦片的约占40%，而且这种恶习也传染到妇女。”[4]清末民初，政府曾经多次实施禁毒，禁止种植罂粟，也禁止鸦片进口。但是烟毒并没有从根本上禁绝。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虽然“抽鸦片的人少了，但远没有绝迹，到处都有鸦片的黑市贸易。……绝大部分是由民船走私，在沿海不设防地点偷偷登岸，运转进来的。”[5]民国11年对鸦片的解禁，使得烟害更加不可收拾。此后福安县种植罂粟现象愈演愈烈，给人民群众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危害，但是地方官却从中牟取了极大的好处，至民国21年（1932）全县鸦片捐总收入高达100万大洋，这巨额鸦片捐由海军陆战队、警备队和地方豪绅捐蠹按4：2：4的比例分成[6]。从此，反对种植罂粟和贩卖烟土、抵制鸦片捐便成为广大民众与社会黑暗势力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尽管地方当局多次厉行禁烟，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原因，福安县的烟害始终禁而不绝。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斗争风暴席卷全国。福安县学生联合会组织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进步学生联合城镇劳动人民声援上海的工人和学生，并将这些活动推向农村，唤起广大民众的反帝爱国热情。全县掀起查检日货、抵制日货的反帝爱国热潮。外地返乡的进步学生和本地学生一起投入反帝爱国斗争之中。穆阳镇的进步青年表现得尤为出色，回乡学生与当地学校师生联合成立劣货调查团，查检和抵制劣货、日货；召开商民座谈会，鼓励商人参加反帝斗争，提高爱国觉悟。[7] 风起云涌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其摧枯拉朽的气势为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敲响了丧钟。1926年底，在外地求学的中共党员和左派国民党员受上级的派遣回到福安，筹建国民党福安县党部，同时通过向青年学生推荐进步书刊的方式，传播革命思想，支持北伐军，积极参与国民革命运动。[8] 1927年2月初，当北上进军浙江的国民革命军第17军第1师的官兵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的战歌开进福安古城的时候，激发了福安人民从未有过的革命热情。北伐军在福安虽然仅停留短短三天，却大大促进了国共合作共同筹建国民党县党部的进程和工农革命运动的开展。随即由柏柱洋及邻近72个村庄农民组成的农民协会正式成立[9]，广大劳苦的种田人组织起来，勇敢地进行反霸抗捐斗争。
   正当农民运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的时候，上海发生了“四·一二”事变，在此同时，福建的国民党右派也开始了“清党”行动，国民党福安县党部被查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国民革命运动是福安人民革命的大操演，为30年代土地革命时期福安成为闽东革命的大本营准备了条件。
   民生经济 民国初期，尽管各种黑暗势力千方百计地阻挠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但是历史的车轮还是顽强地向前滚动。福安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广大农村依然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但是除了粮食生产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之外，以交换为主要目的的经济作物的经营却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民国初期福安的经济作物主要有茶、糖蔗、烟草、花生、大豆、苎麻等等。其中最让福安人不能忘怀的还是茶业。
   茶业 从19世纪80年代北路茶受到外国资本的打击之后，福安茶人迅速收缩市场，把主要精力转到国内市场上。这时期国际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华茶在海外市场受到严重挑战。茶业的兴衰浮沉教育了福安茶人。宣统二年（1910）福安茶业研究会成立，“立有会则十五条，内多纠正时弊者，此为福安茶业界自动改进茶业之先声”，也是率闽省各县之先的茶业研究机构；该会延续至民国十一年（1922）。[10]与福安茶业研究会同时，闽东茶商在福州成立了“福宁茶业同业公会”，北路茶加强自律，坦洋工夫以全新的姿态进军国际市场。
   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都澳开埠，坦洋工夫红茶东山再起，经三都澳海关出口的坦洋工夫茶与年俱增。经三都澳外销的红茶由1912年的5.06万担发展到1915年的7.24万担。[11]可是好景不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闽东人“乌换白”（当时对以茶叶换银元的形象说法）的美梦就随着欧洲战火的蔓延而破灭了。
   民国4年（1915），美国政府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在西海岸的旧金山市举办一场盛况空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福建省实业厅选送的福安商会茶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