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抢收早稻和抢种晚稻的“双抢”时节，生产队统一送饭下田，以抢农活，金溪平原一带称“食清昼（吃冷饭）”。其实往往是一年中吃得最饱的一餐。我在山区生产队时，记得每个劳力按一斤半米的份额计算。称出稻谷，自己加工，先是砻（一种现在很难见着的磨一类的加工器具）米，再舂，筛，做出米来统一蒸煮。米是单季稻品种“白早”，这个品种米粒很大，如今可能连同“红早”一样已经绝种了。煮法用“捞炊”，就是先在大锅中煮得半熟，再置于蒸笼中炊熟。米饭呈颗粒状，极香。当然一斤半的米，大部分人一顿吃不下。不少人带了家小，分一碗米饭是没有人当面非议的。
  在茶场里，也有几回送饭到田头。场里只一二个儿童，妇女也不下地，因此，尽管各人饭量有差别，但随吃随添，按每人一斤米的份量，能让每个人都吃得很饱。下饭菜只是油饼、油条、酸菜汤之类。有一回分猪肉，就不合在集体一起吃了，而是称出炊好的米饭，连同两斤猪肉，按人头分配。又有一回到金溪村前水田劳动，一位姓孙的少年——茶场里唯一多子女家庭的老二，吃量超过成年人，最后还喝木桶中盛的酸菜汤，鼓起的肚皮向左侧歪去，不得不让人担心出问题。画家黄永玉说，“小孩子的肚量，比圣人的肚量还宽阔”，这样惊人的饭量，是因为，许多人一年中，只有数回，甚至从来没有过吃饱大米饭的美好感觉。
  这样的吃法算是正常的。不正常的生产队也有。一些地方群众对集体经营失去信心，吃光喝尽。据资料，当时，八都大队某生产队社员出工时，“点心”要吃米酒、扁肉、小炒肉，仅吃喝一项，就占去总收入的23.7%，几乎等于全年的农业生产成本。洋中凤田大队某生产队，1977年干部社员吃掉的“点心粮”就有90多担，分光吃尽，使得当年十分工分值只有2角2分（引自《继续揭批四人帮，深入开展两打斗争，落实党的政策，改变干部作风，为速度发展我县农业而努力奋斗——吴子金同志在县三级扩干会上的讲话》1978.10。）。
  产生这种现象，有着更深一点的原因。一些农民认为，劳力少而人口多的家庭，在分配中多分了粮食和其他实物，即使超支欠款，也得到了实惠。甚至有单身汉认为，集体经营是在帮别人养家，有被剥削的感觉。这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在当时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七十年代初，宁德县领导批判了农村分配时“搞按劳分配”的行为，但在七十年代中期后认为要坚持“按劳分配”（1968年底，宁德县革委会通过对年终收益分配工作的规范，恢复了部分农村“文革”武斗期间开始解体的集体经营体制。县革委会针对当时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鼓吹口粮按劳分配，分光吃光，不卖或少卖余粮，副业不归集体，搞投机倒把”的现象，特别指出，“如再搞‘按劳分配’者，要追查责任，要教育群众，认识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见《宁革生财》（68）004号《关于分配1968年农业税征收任务的通知》。 1972年年底，宁德县革委会发文，指出，“搞好年终收益分配工作是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体现”，明确要求按照省委的“十六条”规定，以生产队为单位，逐条落实。“要弄清‘物质刺激’、‘工分挂帅’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界限”。见宁革生（72）第191号《关于1972年年终分配几个问题的通知》。 1975年7月6日，宁革（75）90号《关于夏季预分工作的意见》明确地提出，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劳力外流，副业单干及弃农经商人员和其所负担的人口的口粮，“可留队里，待回队做出适当处理后，按月拨给”。），这种在根本问题上没有标准的现象，说明集体经营这种制度的确不适合于当时农村的生产力状况。农民讲实际道理，将劳动成果吃到肚里，心甘情愿，至于往后如何过日子不管不顾。这当然是一种相当阴暗而悲观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