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自七十年代在金涵插队以来，已近四十年。前后这点时间认识一个地方极有限。这一时期，城郊景观快速更叠，社会面相急遽转换，“文革”期间所见场景，早已消失。今不揣冒昧，记录点滴，以印证时代变化一二。
  口粮
  口粮是七十年代农民最主要收入。生产队一般年中早稻收割后，按人口分配一次稻米。年终分配地瓜米（番薯丝）和晚稻，好一点的大队，分多一些晚稻。单身汉或劳动力多而人口少的家庭，粮食充裕些。我在茶场，每年可分到大约五百余斤口粮，内中约有三百斤左右是稻谷。口粮都放在仓库里，全体吃食堂，每顿自报吃几两地瓜米，由专人（两个人）监秤，置于饭甑（为一木桶）中蒸熟。开饭时，另由专人执一只桃型木柄，专职盛饭，当面称重。将一碗“泥”得尖尖的地瓜米，放在盘秤中，称出毛重，再刨去碗的重量。地瓜米蒸熟后，似乎要重上四倍多些。餐餐如此，虽然麻烦，但以程序正义保证实体正义，却没有口舌。吃白米，则自备饭盒，自已放米加水，放在蒸笼里。农民只在过年和早稻收割后的十来天吃大米，一般的人家，吃大米的时间（甚至包括大米掺地瓜米），全年不会超过一个月。稻谷一百斤，出米六十五到七十斤，吃是好吃，但数量少。因此，农民群众愿意用一比一比例，拿稻谷（不是大米）换地瓜米。这在当时是常见的事情。因此知青吃大米次数要比农民，特别是比有家口的农民多得多。据资料，1976年全县农民的平均口粮只有336斤，农业人口平均经济收入只有45.6元，远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蒸汽催芽（《杨家盛同志在全县公社脱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7月3日）
  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水稻生产发生革命性变化。1974年从夏到秋，我在一个山区生产队，参加过一季高杆单季稻的薅草及收割农事。此后，见都没有见到高杆水稻。到了1977年春，第一次见试种的杂交水稻，不料几年后就靠着杂交水稻吃上了无忧的饱饭。
  其实从六十年代开始，宁德县水稻有个“三化”的过程，就是单季改双季，高杆改矮杆、间作改连作。加上开始大量使用化肥，产量增加不少。不过许多地方种双季稻，一般年景下，无霜期总不够长，晚季收割遇上“寒露风”，则出不齐穗多瘪粒歉收乃至绝收。于是只有将早稻播种提早。早年间平原沿海是清明播种，立夏插秧。后来提早到春分播种。稻种用温水浸，好出芽。山区无霜期短，就再提早到“雨水”节气播种。这时天气冷，出不了芽，就将稻种浸湿，置于密封房间内，用一口铁锅加水用稻壳焖烧，制造出一个类似桑拿的湿热小环境，叫作“蒸汽催芽。”
  在山区生产队那年，我住二楼，楼下恰是蒸汽催芽的房间。农村土房子楼板就是一层，缝隙还不小，因此其实人也在被桑拿之列。次日晨起，见被子与草垫湿得出水。好在那时年青火气大，与同室之朱、丁等三人皆无事。但稻种出了芽不一定成得了秧，天冷就烂。秧一烂，为赶农时，即刻就要再下种催芽。如此甚至有再三再四的。1976年有倒春寒，近清明了，还有“西伯利亚寒流”。据说当时全县只因早稻烂秧，就损失了四百来担种子。
  当时，硬是要在山区种双季稻，听说海拔近千米的天湖村也种了双季。这样就要做些出奇的事情，最终也不能证明“人定胜天”。
  劳动送饭
  抢收早稻和抢种晚稻的“双抢”时节，生产队统一送饭下田，以抢农活，金溪平原一带称“食清昼（吃冷饭）”。其实往往是一年中吃得最饱的一餐。我在山区生产队时，记得每个劳力按一斤半米的份额计算。称出稻谷，自己加工，先是砻（一种现在很难见着的磨一类的加工器具）米，再舂，筛，做出米来统一蒸煮。米是单季稻品种“白早”，这个品种米粒很大，如今可能连同“红早”一样已经绝种了。煮法用“捞炊”，就是先在大锅中煮得半熟，再置于蒸笼中炊熟。米饭呈颗粒状，极香。当然一斤半的米，大部分人一顿吃不下。不少人带了家小，分一碗米饭是没有人当面非议的。
  在茶场里，也有几回送饭到田头。场里只一二个儿童，妇女也不下地，因此，尽管各人饭量有差别，但随吃随添，按每人一斤米的份量，能让每个人都吃得很饱。下饭菜只是油饼、油条、酸菜汤之类。有一回分猪肉，就不合在集体一起吃了，而是称出炊好的米饭，连同两斤猪肉，按人头分配。又有一回到金溪村前水田劳动，一位姓孙的少年——茶场里唯一多子女家庭的老二，吃量超过成年人，最后还喝木桶中盛的酸菜汤，鼓起的肚皮向左侧歪去，不得不让人担心出问题。画家黄永玉说，“小孩子的肚量，比圣人的肚量还宽阔”，这样惊人的饭量，是因为，许多人一年中，只有数回，甚至从来没有过吃饱大米饭的美好感觉。
  这样的吃法算是正常的。不正常的生产队也有。一些地方群众对集体经营失去信心，吃光喝尽。据资料，当时，八都大队某生产队社员出工时，“点心”要吃米酒、扁肉、小炒肉，仅吃喝一项，就占去总收入的23.7%，几乎等于全年的农业生产成本。洋中凤田大队某生产队，1977年干部社员吃掉的“点心粮”就有90多担，分光吃尽，使得当年十分工分值只有2角2分（引自《继续揭批四人帮，深入开展两打斗争，落实党的政策，改变干部作风，为速度发展我县农业而努力奋斗——吴子金同志在县三级扩干会上的讲话》1978.10。）。
  产生这种现象，有着更深一点的原因。一些农民认为，劳力少而人口多的家庭，在分配中多分了粮食和其他实物，即使超支欠款，也得到了实惠。甚至有单身汉认为，集体经营是在帮别人养家，有被剥削的感觉。这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在当时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七十年代初，宁德县领导批判了农村分配时“搞按劳分配”的行为，但在七十年代中期后认为要坚持“按劳分配”（1968年底，宁德县革委会通过对年终收益分配工作的规范，恢复了部分农村“文革”武斗期间开始解体的集体经营体制。县革委会针对当时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鼓吹口粮按劳分配，分光吃光，不卖或少卖余粮，副业不归集体，搞投机倒把”的现象，特别指出，“如再搞‘按劳分配’者，要追查责任，要教育群众，认识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见《宁革生财》（68）004号《关于分配1968年农业税征收任务的通知》。 1972年年底，宁德县革委会发文，指出，“搞好年终收益分配工作是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体现”，明确要求按照省委的“十六条”规定，以生产队为单位，逐条落实。“要弄清‘物质刺激’、‘工分挂帅’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界限”。见宁革生（72）第191号《关于1972年年终分配几个问题的通知》。 1975年7月6日，宁革（75）90号《关于夏季预分工作的意见》明确地提出，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劳力外流，副业单干及弃农经商人员和其所负担的人口的口粮，“可留队里，待回队做出适当处理后，按月拨给”。），这种在根本问题上没有标准的现象，说明集体经营这种制度的确不适合于当时农村的生产力状况。农民讲实际道理，将劳动成果吃到肚里，心甘情愿，至于往后如何过日子不管不顾。这当然是一种相当阴暗而悲观的心理。
  生态
  要说六七十年代的生态环境好不好，较为复杂。那时几乎没有“三废”污染。空气、水、土地特别干净，大气能见度高，水质清澈，地里即便用了农药化肥，恐怕也比如今重金属、化学制品等污染要来得轻。但是，山上草、树都比现在少，特别是村庄田野附近的山上。植被稀疏，树少草少，这是因为每家燃料都用柴草。金涵山区农民一大收入，就是砍柴割草，有空时挑到城内卖了，得几只咸鱼当家。手头宽一些，有的还带几块光饼之类。“杆蒙”（芒箕草一类）一担在城中约值一、二元，而咸带鱼每斤三、四角钱，咸虾苗一斤仅一角多钱。
  各家各户都在山上割蕨草，山上光溜溜的。大树在1958年时砍得差不多，到七十年代，也没有长茂盛。记得春耕时，要割些蒿（禾本科芒草）的嫩叶给牛当点心，还要走好几里路到“溪里”（今大金溪上游峡谷）深处才有。割蒿叶，工分既高，又有米一斤、现钱一元二角补贴，是很少的工种。但也很苦，无论本事多高，手终究要被割得血丝道道。
  野生动物不好说。对比现在，有的少有的多。在金涵平原和山区，听过几次关于山上动物的事情。一是公社茶场后高海拔的中前大队八斗丘生产队，几个人打死一条大蛇。这蛇冬天不知为何跑了出来，钻到一家农户灶间的柴草堆中，被人惊动后，又自行爬出院子。正在翻过院墙时，在地里干活的一群人闻报赶到，用锄头打死在屋边。据说有一张半“篷”那样长，大约七米左右。这事情按推算，大约发生在六十年代中期或更早些。其二，一位后溪村人说，有一天在山垅中“拾水”（看水），一条大蛇在对面坡草丛中窜过。被此人惊动，跌到水田里，溅起的水花飞过一丘田，洒到这位吴姓农民的头上。问：“到底多大？”这位在茶场里的“学习班”的成员只笑不言。这事情发生在武斗那一年。其三，大约1974年秋，一只猛兽在金浿村头，半夜时咬走一只狗，留下一条长半米多的爪痕。村里有人说是“老虎”，但并没有人见到这只猛兽。差不多也在这一段时间，一队几个人在金邶寺前的水田里干活，巧遇一只半大的野猪窜进水田里。水田是烂泥田，因此跑不快，被十几个人追打，后成肉食。其四，听茶场里一位姓刘的中岗村农民讲挖裸狸（穿山甲）成功的经历。记得似乎说是七十年代初的事情，但不能肯定。不过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山上的确仍然有这东西。约在1976或1977年，我见过一只还是铜甲”（年纪大的）的，捕者自述在金涵水库上的公路边捕到，大约就是金涵乡院后村的地界里。总体上看，那时，野兔、野猪、麂子、山羊等食草类动物要比现少，尤其野猪比现在少很多。但是那时残留的一些动物，现在可能绝迹了。比如，原来住在溪里村的老农德志说，豪猪，合成氨厂未建时，大金溪边上的旱地中就有，现在显然没有这种野兽了。野兽减少，其中一大原因是因为人们的猎杀。文革期间，曾有文件要求捕猎，以供出国创外汇之用，甚至规定了收购虎、豹、水獭等动物毛皮的奖励办法（1971年底，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根据国务院（71）国发文88号的精神，下发了《关于发展狩猎生产的通知》（1971年12月25日，闽革产（71）484号）。宁德县革委会于1972年初也转发这份文件。文件中说，七十年代以前十几年，福建省每年平均提供四、五万张野生动物毛皮，最高年份达到7万张，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文件要求“进一步树立为革命狩猎”的思想，鼓励社员利用工余时间进行狩猎，决定“对虎豹类皮、水獭皮”等5种，每1元奖给布票3尺。还可凭大队证明，购买猎枪、子弹。“文革”中收缴的猎枪，经公社以上单位研究后，也可返还给个人。）。但是，一种物种的消失，更重要的可能是自然环境的变化。
  当时，尽管金溪边上建成了工厂，但在七十年代中期，溪河里还有不少鱼。1975年12月那场大雪过后一天，公社茶场里羊群放牧到合成氨厂后的“溪里”峡谷。放羊的少年（场里有二、三个少年轮流与七、八个知青搭配牧羊，两人一班）在水中拾到一只尺把长，冻得半死不活的“溪滑”。牧羊归来，路过地区造纸厂，被人见着，用八元钱买走。“溪滑”就是大花鳗，在大海与山涧间回游。在溪里能拾到此物，说明当时河流是没有污染的，也说明这峡谷生态环境是很好的。但不知此鱼如何越过东湖塘的二十五孔闸。或许是在1969年东湖塘溃堤时，寻回祖先故里却无法返回海洋的冒失者，或是1964年海堤合垅前留在山涧的原住客。此前，还听说有一尾巨大的“溪滑”从北门电站（今军分区对面）压力水管中流落，缠住北门电站的水轮机，后被工人捕获。这事情发生在六十年代。这尾鱼当然也是从大金溪上游误入金溪渠道。
  八元钱是一大笔钱，大约是六、七十斤地瓜米的价格，或可置一身新行头。对于农家少年来说，如同今人中万元大奖一样的感受，一同去放羊的陈姓知青有些遗憾。买此鱼者，听说是一位福州人，技术员。这人用一个月六、七分之一的钱买了稀世珍肴，算不得奢侈。
  副食品
  除食粮之外可吃的东西，都叫“副食品”。七十年代初期，用米面制作糕饼糍粑之类，自食不要紧，但用于出售，是不名誉的（1970年7月28日，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抓革命促生产简报第14期（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批评“粮食复制品大量上市”。南埕大队和漳湾大队有人，“拿着香烟、糕饼、薄荷糖到田间换粮食”，“每天蒸松糕四床，拿到粮食收购站去卖，每斤换大米两斤，每人一天就赚大米20多斤”。），办宴席也是不名誉的。
  糍粑是金溪平原农民最喜欢的食品之一。据说，金涵一带结婚办酒席，头一碗是糍粑，次一碗是煮肉。酒席好不好，东家是不是慷慨，看糍粑分量足不足，煮肉够不够肥。煮肉切成四方形，边长二寸有余，甚至三寸，夸张的说法，是挑起肉块时，箸尖微微下沉。但是，插队四年，我没有见过一次这样的酒宴。倒是听过许多个打赌吃糍、肉或其他食品的故事，这样的拼命故事，能流传很长一段时间。
  糍粑用粘性大一些的粳米（称为“大冬”）舂打。茶场里就有一方石臼和一只安了木柄的石杵。但只看过一次打糍粑，起因也忘了。一般来说，做糍粑有过节或办喜事的象征意味，公家活动很少或不做糍粑。畲族善做“糯米糍”，舂的力度就小得多。有一回，一位农民在冬至这一天请我吃糯米糍，一碗烙得烫嘴的糍和一碗盐煮碎五花肉汤，原汁原味，相当可口。但糍却白中带乌，与过去家里吃的白中带黄的不一样，不知何故，心中藏了些疑惑。许多许多年后，蓦然想起，这是因为农民家贫，铁锅平素无油，烙出的糯米糍当然乌突突，象是沾了尘土一般。
  肉食很少。在茶场二三年，分配猪肉好像只一次，每人二斤五花肉。场里只有三口锅，一口煮猪食，一口蒸饭（以上两口锅有时洗净混用），一个小锅搞菜，因此排队煮肉，迟的轮到近半夜。羊肉每年吃一次，都在春季。将一个月龄的小公羊淘汰，凭场员意愿取多取少，说是吃了有力气“做春（开始春耕农忙）”。这些肉，算在此人当年支出中，叫“通伊（算他）借支”。公羊羔肉，最为高级，味极美，富有热量。但是场里没有那种先吃再讲管他洪水弥天的人物，因此每人取的都不多。牛肉只见场里农民吃过一次，是杀了一只将要死的母牛。两位刘姓青年合取（也是“通伊借支”）一只牛脚（从牛蹄到膝关节下的部位），拾掇细毛大骨半天，放在瓮中，点燃稻壳焖一夜。不料焖过了头，次日瓮中只余一堆散骨和一瓮的浓汤。因此两人情绪很不好，面沉似水。吃狗肉的回数倒多一些。场里两只母狗，生崽时有几个人抢着领养，却不喂狗，任其到处抢食脏东西。只待长成三四斤、四五斤，就杀狗吃肉。有些老农对此情况相当生气。
  城里人那时肉食也少。每月每人半斤肉票，1976年新年时，市面上没有猪肉卖。
  食物中鲜鱼很少，鲜海鱼更少。在山区、在茶场，几年时间，只见农民吃咸鱼，很少见他们吃鲜鱼。本来那几年宁德一县每年捕黄花鱼有三四百吨，但市场上很少见，可能收购之后统一运往他处，或加工成鲞。再或者，农民手上没有现金，赊销的传统又没有了，所以他们吃不到这一年一度立夏后的极品鲜味。农民家庭，淡水鱼也只在过年时享用。有个来自金涵水库后高乾村的农民，用鲢鱼煮成“冻”，装在陶盆子里，正月初六那天请大家吃，相当美味。后来才知道，这一道食品西乡一带农家过年是必备的。
  黄花鱼鲞肉质筋道，味路纯正，呈红褐色，无需包装也可放很久，现在不会有这种食品了。在当时却是平常食物，我常从家中带着。农民吃得起黄鱼鲞，但更多的是廉价一些的咸魺、咸带鱼（宽五、六公分也是便宜货）、“虾苗”（小鱼小虾制成的咸酱，或许不能归于“鱼”类）等。装“虾苗”，是一种径有尺把的瓠瓜老壳制作的圆状容器，用竹篾扎紧，挑在扁担或枪担上。最次是一种咸过头的“油筒鱼”。
  水产公司有时将库存的咸鱼经营坏了，就卖给农民当田里肥料用。品质在肥料与食物之间，价格就十分便宜。“咸油筒”就是这样的角色。油筒鱼，鳀类一种，多油脂，鲜鱼煎时，油越来越多。但这种油脂不是太适合人身体所需要，有刺鼻气味。腌制之后，味道好多了，但比起咸带鱼等，仍等而下之，不见得很多农民家庭买这种下饭菜。同房间一位单身汉常买“咸油筒”，只挑指甲盖般大小的一块鱼肉就能下一顿饭（地瓜米）。平素放在一个大木楻中，用簸箕覆盖。一旦翻开簸箕，硫化氢气味弥漫全屋，十分呛人。我也曾买过一回，味道极冲，远超腐乳、臭豆腐之类，故而下饭功用明显。但不久后开始烂脚，从大姆指开始，朝着膝盖的方向，隔十来公分的距离，一个脓肿接一个脓肿，此消彼长。可见真是不适合人类食用的东西。
  酒
  蕉露是县酿造厂以“无米制作法”生产的酒，呈暗红色，很甜，有香气，度数要比米酒高，一斤五角六分钱。我曾经在造纸厂的店铺买过六角钱，睡前一口气喝完。次日醒来，头痛欲裂，又见枕头几乎被鼻血洇满，病了二三天。后来知道这酒用山上的“狗七条”、“白拉刺头”做原料。前者可能是一种蕨科植物的块茎，油条般大，长满着金毛（据说可以止血），名叫金毛狗脊。也可能是另一种叫狗脊蕨的植物块茎。这些块茎中，的确有一些些淀粉，但是“白拉刺”（也叫“金刚刺”，学名不详）的根茎既硬且小，只有小号火腿肠的样子，为何可以酿酒，当时就费解。很多年之后，听酿造厂（城关人叫“酒厂”）老蔡说，成酒之后还有勾兑，加上一些香精之类。按今天标准，一些指标超标多少倍也不知道。
  米酒也有，但在当时，恐怕算是奢侈品，没有见过一个农民平素吃米酒解乏。酿酒，特别是酿酒出售，几乎是一桩行走于“法律”边缘的事情。但在过年时，酒是足够的，偶然也有喝醉的。
  “义务工”
  我在山区生产队时，恰好修村里的公路。请来金涵水库测量队人员，测好路线，算出土方。不久开工。路有几公里长，基本都是土方，但路面挖得很宽，因而土方量很大。挖到离村一二公里外时，路程远，就要早出工。冬季夜长，极黑的清晨，村干部用锣声和高亢的声音，惊醒全村人，“做马路——下饭啊”。年青人好睡，有时惊出汗来。公路穿过一片树林，大部分是柯木，但也有不少其他树种，因此林中生态景观丰富。有一种发荧光的蘑菇，还见过七叶一枝花——很珍稀的蛇药，当时，都堆在土堆里了。从公路里侧将土方推到公路下，只几米的路，用土箕装、再倒，很花工，于是有人想出用耙拖土的办法。就是在耙齿上装木板，前面两人拖，后面一人扶，果然较率高了许多。有一回正拖着，公社里一行人来视察。见此发明，几个干部不吝美言，纷纷评论。但主要领导只点着头说，“细好、细好”，再不多一个字，如当时的最高指示，某某好，某某好一样。“细”，就是耙的方言。当时，连续劳动几个月，其实我已经“过力”（后来回家休息很长一段，力气也没有恢复），将人当牛来用，其实人比牛力气小得多。当时，拖耙极吃力，因此心中颇能理解炎炎赤日之下，农夫的辛劳感觉。
  1974年底或1975年春，又在金涵水库一个来月，拖土，挖土，挑土。拖土用板车，运到大坝上。那时，好像大坝长到三分之二高了，因此要用“爬坡机”，就是用一种土制的缆车。钩子勾住板车（记得就勾在板车的把手上），从木制斜道上拖至坝面。坝面上土是松软的，此时拖车极吃力，边上打夯的人大声呵斥，指东指西，有时挺远的，甚至还要再拉上一、二十米，几乎将吃奶的力气都用尽。下坝时空车，需将轮子脱出板车架外，增大阻力，沿着之字形状的木栈道慢慢下来。我在此曾上下许多次，上下都十分吃力。
  施工劳动的组织管理方式相当复杂，当时我只是成千上万民工中一员，年纪也不大，没有多少记忆。但以我个人经验，工地上的劳动收入，仍然由生产队支出，一是工分，二是现金。现金很少，似乎不足以支付每日伙食，工分则合入年底分配。当年，村里同时修几公里长的公路。大量无产出的工分（群众称“义务工”）加入年终分配，加之生产收益极低，这一年年底，我所在的第二生产队，工分值最低，十分只合七分钱，据说创了全省的记录。
  拦柴
  大约1976年春耕开始后不久，公社派人在茶场边的山道上设卡拦木材。一般情况下，由公社派个人来，可能是公社“市管组”的人，叫上“民兵”——就是场里几个青年人，设伏拦截从山上偷运而来的杉木以及桶、凳子、锅盖等木制品。公社茶场边的一条石阶道通往蔡洋几十村，远至洋中、古田和罗源的一些乡村。舍此之外，这些地方要到宁德县城或海边的一些村庄，没有其他路可走。那时，没有大白天扛木材的人，“拦柴”的时间段，一般是从午夜开始到清晨。
  睡梦之中，常听得人声嘈杂，拦下的人、木材就放在茶场尾前的空坪上。没有见过农民与“执法者”吵架争执的，经常是哭求。有天清晨，见一位老者（按现在标准，也就五十挂零的中年人），面色苍黄，一脸油汗，衣衫褴褛，见人就作揖。我正早起煮猪食，问了他从哪里来，何时动身等闲话，居然要双膝跪下。后来知道，这人是虎洋（远在洋中方家山一带）人，半夜动身，扛一条百十来斤的杉木，走了三十来里的山路，将到平原地带，不想被抓。也不奢望讨回杉木，只想讨一碗饭。后来，做饭的给了他一碗捞地瓜米的汤（地瓜米在蒸之前，先要在沸水中捞半熟，内中有些地瓜米）。这人喝了之后，流着泪走了。
  但不是完全没有争执的，毕竟是求生存的活计。有一回，我被抽来守夜，下半夜里，听得半山上有人声，于是与二三位民兵一同追上山道，快追到接近山项的蔡洋亭时，将三四个挑木桶的截住，意气风发带下山来。后来，其中一位黄姓老农悄声告诉我，这几人，也是虎洋人，有些武术，弄不好，会被他们“做”下山崖。头一次配合“拦柴”，公社一个干部就交待，切不可站在杉木一边。不然，扛杉木的可能一下子将杉木抛下肩膀，夜间看不清，就可能出事故，砸断了脚都不一定。
  场里农民，尤其是有年纪的农民，不做半夜拦木头这类事情，我想是道德感使然。所谓意气风发之类，是建立在他人绝大痛苦基础之上。不论偷伐山林一类的事情该不该抓，在生存压力之下，如此艰难的日子，足以触动人的良心底线。
  以民兵治民，是“上海经验”。1975年底有一次全省性民兵打击“投机倒把”的活动，我听说城关继光街的基干民兵甚至抓到单石碑来（单石碑当时属于北门三元大队的某个生产队，不属于金涵公社）。后来在资料中看到，当时，宁德县民兵在活动中搜得“金银15件、猪肉714斤、鱼类2957斤、活毛羊1只，私酒70斤……电工器材168件，钟表和的确良布料等（《福建省宁德县民兵指挥部简报第二期“11.30”统一行动情况》。）”。此类活动此后颇有几次。家里的金银都可能被“抓获”，况且是木头。
  供销社
  七十年代初，设于涵道村的公社供销社几乎是金溪平原上唯一的商业网点，也是周边山区村庄的购物中心。店里有一排长约二十米的柜台，柜台只有一小段是玻璃的，卖日用品，如肥皂、毛巾等，其余木头制成，漆着“清油”（桐油），呈嫩黄色。供销社的商品，从布匹、热水瓶、脸盆，到农药、铁耙、棕衣。生意似乎不太好，二、三个营业员寡言，表情也不丰富。其中有青年女营业员，是公众人物。可能因为从不晒太阳，因此白皙，异于常人。全公社的男人都有权就近观赏，甚至搭讪，但永远隔着柜台，正如流浪汉面对一份昂贵的菜单。
  后溪村也有一处“供销社”。柜台与公社的几乎一个样子。油行村的供销社也有一个木制的柜台，同样宽，只是长度不一样。卖的货物基本相同。听说，二十多年前，路未通，后溪供销社卖化肥，要从三十里外涵道村挑来，后来池颂光市长跑到罗源协调，改成从十里外的中房调化肥。许多年后，农民依然念叨这事情。后溪村供销社，六七年前路过，看上去还与二、三十年前一个样子，只是卖的新东西多了些，柜台更旧。
  电话
  七十年代的电话用“摇把子”，电话机边都有个木匣子，装着两只长约一尺、茶缸子粗的大电池，手柄一摇，一条线上的几只电话都响。接听者先要听清找谁，无关者放下，有关者接话。倘若无关者不放下电话，那么这通电话就有两人以上在听。一般就近串连电话，如蔡洋岭一线，从最远的后溪开始，依次接上茶洋、菰洋、浮坪、中岗、公社茶场，直到涵道村边的公社里。
  美景
  1975年春节前几天，公社通知全社的下乡知青到灵坑村集中，县里领导来慰问。辛苦半年，可以放松，兴奋之情可以想象。于是走山路去灵坑村。天气晴朗，远山寂寥。峰回路转，突然见村子就在山下。时值涨潮，蔚蓝的海水紧傍着村子，村边泊着数十条船，支支桅杆错落。村子不小，乌瓦黄墙，密密排列，村边公路似金带飘向远方，公路上行着玩具般大小的车子。冬季白天短，下午三时许，阳光略西斜。明亮阳光照定海湾中央二、三条船，张着白色和褐色的帆，拖着影子，似乎一动不动。海湾的远端，青黄色夹杂的低山或岛屿，镶于蓝色的天际线上。
  山很高，因此很静，听不到一点声响，同行的人，都静静地看了会儿村子和海。很多年后，有灵坑村的朋友对我说，西陂塘围垦前，灵坑村是鱼米之乡。因为我从半天空俯瞰过这个村子，所以，从内心赞同这种说法，同时还认为那个永远消失的画面，是一幅无与伦比的美景。
  戴帽中学
  七十年代中期，金涵公社有两所中学，都“挂”在小学校里。一所是金涵中心小学的初中班，两个年级，各一班。一位姓王的朋友当体育教师兼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学生篮球打得不错。学生是这一带工厂、机关单位的子弟，还有各村的小学毕业生。当时恐怕没有人特意将子女送到城里的宁德一中读初中。
  另一个中学在金峰大队。金峰大队有十几个村，近两百户人家，七八百号人口，星散在水库后的“金字峰”山上，大的村庄，屋子也不会超过二十座。这些村子，原本连小学生都很少，但两个知青在此当民师，从小学教到毕业，接着就办初中班。1976年春，我到过金峰大队的院坪村（从水库后爬山一个多小时），见一幢大屋子的二楼，坐满了学生，印象中总有三十来人吧。“教室”只进一面光线，相当昏暗，似乎黑板的位置还是逆光，但学生神情十分专注。次年底，这个班的男教师考上学校，走出农门，女老师也招干进城，初中班就结束了，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金字峰上各村早早地向平原迁徙，到本世纪初，山上已基本无人常住。七、八年前，这个村姓雷的会计告诉我，他就是这个初中班的学生，因为有初中，后来村里才有高中生。
  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观，经常是个人在历史上作用微不足道，但“必须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一个社会或是一个文化的可塑力有多么巨大”（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这两位年青人为千古不变的山区引进了新的文化，多少改变了这小小地方一代人的生活方式。男知青姓黄，女知青姓吴。后来，恢复高考后，一位是我的同学，一位是同机关大院的熟人。
  农田基建
  农业学大寨是七十年代宁德县农村最重要的活动。年年都要兴起高潮。这活动主要内容是农田基本建设。如平整水田，修水利，建田间道路，改造低产田等等。不仅平原，连山区也平整水田，农民称为“并丘”。这种活动十分艰辛，劳动量巨大，若无机械，必定要组织千军万马，这只有在七十年代才做得到。
  我最早参加平整土地，在“石马洋”，大约在罐头厂、茶厂与金溪之间的水田中。水田中散布着牛马般大小的黑石头，这是洪积扇的特征。平整时，有人炸开并移走这些石头，而大多数人就是在田里将泥水搬来搬去。城里组织人员到石马洋帮忙，也包括了我们这些小学生。天气阴沉寒冷，一个姓辛的同学当时就喊关节痛。收工时，几十柄锄头胡乱堆在泥水中，我认不出自己的，又不晓得随意拿走一把，于是空手回家。因为丢了借来的锄头，一路垂头丧气。姓辛的同学后来得了白血病，他是班上最聪明的同学，山东莱阳人，其父亲在邮电局当领导，因为站“错队”，当时正在县里的学习班中被重点整治。
  后来，特别是插队之后，参加过很多次平整水田的劳动。有的水田烂泥齐腰，也要并丘。当然并过之后，水田面积大了，改造了排水，田的等级肯定提高。1975年冬季那一场规模空前绝后的平整土地活动，我们茶场没有人参加。那天下大雪，冷得不行，清晨人人都在睡着，公社干部老林突然将大家喊起，说是千军万马都在平整土地，我们也要表态，于是大家拿着锄头，在造纸厂后的山路边挖了半天土，金溪平原上赤足浸在水田冰碴里干活的农民更加痛苦。这是金溪平原上所有够年纪的农民记忆深刻的一幕。
  持续数年浩大的劳动场面，或许永不再来，但其进步的一面需要公允评价。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全县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进行田园化的改造，平整了大量的梯田，改造了原来占全县水田总面积七成以上的低产田，这为八十年代之后农业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完成了大量的防洪堤、水库、渠道以及围垦工程。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施工、完工的围垦工程共有19处，共扩大了耕地面积20800余亩，占当时全县水田总面积的13.8%（中共蕉城区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宁德县代表大会资料<总结经验，立场改革，为振兴宁德经济而努力奋斗——在中国共产党宁德县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杨家盛，1984年10月13日。）。这些家底，也为当下工业化、城市化奠定了重要的根基。
  可谓苦一代人，利几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