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黄岳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从现存的历代文献典籍来看，除了《三山志》没有只言片字记载，明代何乔远《闽书》人物传中遗漏以外，吴任臣《十国春秋》，下至民国《宁德县志》，都有黄岳的传记，其记述大同小异。其中以弘治《八闽通志》的传记为最早：
  “黄岳，宁德人。博通经典，尤邃易象数之学。唐末以乡贡入太学。巢寇入闽，避地者无所衣食，闻岳勤施，有长者风，从之者如归市，赖以不死者甚众。乾宁中，王审知节度威武军，累辟为属，力辞不就。既而朱温篡唐，审知窃王号，必欲起岳，岳度不能拒，遂投于渊而死。邦人哀之，相与立祠祀焉。”
  在此基础上，嘉靖《宁德县志·卷四·人物》的记载又加入南宋时期的一些史料：
  “黄岳，二都飞鸾人。博通典籍，尤邃易象、太极、历数之学。唐季，以乡贡升太学。时黄巢入闽，避地者无所衣食，闻岳勤施，从之者如归市，赖以全活者众。乾宁中，王审知节度威武军，累辟不为动。朱温僭禅，审知窃王号，必欲起岳，度无以拒，遂投渊以死。邦人哀之，为立祠梅溪，重建县郭祀之。宋时屡封为侯，今祀乡贤祠。”万历初年，侯官（今属福州市）布衣王应山认为最后礼聘黄岳的不是王审知，而是王审知的次子王延钧。据王应山《闽大记·卷之四十二·列传二十七·王（黄）岳》记载：“乾宁中，王审知屡辟不赴，其子僭号，复强起之。”道光《罗源县志》甚至认为礼聘黄岳的是朱温：“朱温篡唐，欲强致岳为辅。”。①万历三十五年（1607）左右成书的《东越文苑·列传第一》则作了如下补充：
  “岳既名为文士，诸士大夫为文者皆归岳。岳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皆善遇之，为客卜居处，供亿其亲戚。”清人吴任臣在《十国春秋》中对黄岳夫妇赞誉有加：
  “黄岳两辞辟召，何至夫妻湛身哉，忠与清两兼之矣。”此后的地方志，零零散散也添加的一些“史料”，实际上多引自民间传闻。如万历版《福宁州志》：
  “（黄岳投渊），父母、妻子、二弟，一白犬皆赴水死。”乾隆时期四十六年（1781）编纂的《宁德县志》，又有了黄岳投潭时，闽王派遣的使者“崇、舒、赵、田四人亦死”的记载。
  除了黄岳本人，他的夫人林氏在明清以后的省、府、县志中也有传记。
  黄岳的成仁取义，代表着读书人的崇尚气节的道德标准，也符合传统儒家的思想理念，宋元两代帝王对之格外垂青，褒封嘉奖不断。据嘉靖《宁德县志》记载，闽王王审知封赠黄岳“永灵公”；南宋嘉泰元年（1201），邑人搜集黄岳“灵异”事迹上报朝廷，请求嘉封，宋宁宗赵扩赐额“昭祐”，悬挂于县城忠烈王祠。嘉定十四年（1221），封灵惠侯；绍定元年（1228），加号“显应”。绍定四年（1231），加号“昭顺”。淳祐十年（1250），邑人武冈军知军郑士懿再上奏章，宋理宗赵昀下旨加号广利，诏书下达之日，“县大夫与士农工商缁黄之徒，咸迎于郊，钲鼓轰豗，耄倪呼舞，奉祀备礼，妥于侯所。”典礼隆重，由此可见，黄岳信仰在南宋时期就已风靡沿海乡镇，深入人心。不久，理宗又晋封黄岳为广应公，最后甚至封王，号曰“忠烈王”。明嘉靖十七年（1538），知县舒文奎重建乡贤祠，雍正元年（1723），知县王如芳奉旨倡建忠义孝悌祠，都将黄岳作为首要人物入祀祠中。雍正二年（1724），黄岳妻林氏入祀节孝祠，位列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代宣德八年（1433），有一位陕西人张鹏④任福建监察御史，奉命督宝丰银场。同年五月，他看到银场供奉着黄岳的香火，便煞费苦心地上奏朝廷，请求嘉封黄岳。不过明代与两宋时期截然不同，官方对民间神灵并不看重，结果收到奏折以后，宣宗朱瞻基命行在礼部、翰林院议，参加讨论有礼部尚书胡濙，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等大员，胡濙认为：“黄岳的功绩德行，正史中没有记载，况且太祖皇帝在位时也没有列入祀典。”结果，“造神运动”不仅没有批准，还遭到皇帝的一顿臭骂：“作为御史，对老百姓的疾苦好像并不重视，却整天想着逢迎神鬼以求得保佑，难道听凭朝野的风教纲纪都成为这样吗？”弦外之意，足以令张鹏胆战心惊了！⑤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即使并不重视民间神灵的明代时期，黄岳的地位也得以日益巩固，信仰区域也更加广泛，就连明代全国六大官办银场之一的宝丰银场，也将他作为保护神顶礼膜拜。
  除了封建正统儒家对黄岳青睐以外，道家也“玉封”黄岳为“天典尚书”、“雷部都督”，民间宗教更是不甘示弱，不少乡村把黄岳尊奉为“社头”、“土主”，再加上栖云寺中旧有的黄岳庙宇，这种受到佛道儒三教同时供奉的人物，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