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第七章 社会杂技
内容
“海禁”解除以后的宁德
清朝初期，郑成功占据厦门、金门、台湾等岛屿，与清廷对抗。清政府为了孤立和瓦解郑氏集团，就在顺治十三年（1656）开始，采取了严禁出海和内迁沿海百姓，派军队驻防的政策，名为“海禁”，想以此让郑氏坐而待毙。康熙掌政，继续实施这项政策。直到雍正七年（1729）才解除“海禁”，使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早在顺治10年，郑成功就驻兵宁德县三都澳，宁德沿海无疑属“海禁”之列。顺治“十八年海禁迁界，滨海居民多流离失业者”（引自《宁德县志》，下同）到康熙44年，宁德沿海仍然是“时海禁甚严，人民坐困”。迨至“海禁”解除以后，进入了“乾隆盛世”，宁德县的状况，才有改变。
“海禁”解除以后，宁德县人口逐渐回升。早在明嘉靖年间，受“倭寇蹂践之后，继以瘟疫，故户口凋耗”。而乾隆时期的宁德，则是“滋生息，来商贾，通鱼盐，既庶既繁，谓百年不见兵革之故”，人民有了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良好环境。
“海禁”解除以后，恢复了海上通航，宁德县的茶叶、竹木、油类等，由海上外运，“南连广粤，北抵江浙”。而外地的布匹百货，瓷器粗盐等，也陆续恢复由海路运抵宁德，并引进了海上女神妈祖信仰。“漳泉兴等处无业之民萃二都，以造碗谋食”，这就是“开海禁，通商贸易”的实例。
“海禁”解除以后，乾隆年间宁德先后围垦东湖、西陂，但由于种种原因，均功亏一篑。乾隆十年、二十二年，先后兴建鹤峰书院、莲峰书院，“育德兴贤，正未有艾”也。世有“盛世修志”之说，乾隆四十五年，“聘鸿儒，征硕彦，搜罗遗籍，博采旧闻，核定而修纂之”，越年，一部40余万字的《宁德县志》告竣，留给后人。
总之，“海禁”解除以后，所谓“盛世”，只是人们的生活、工作有了宽松环境，“政治文章彬彬盛矣”就办成了许多实事。
梅溪古道梅溪宫
一条杂石铺设的古道，从飞鸾下苏村翻大坪头山岗，绕过塘田湾，过一小山坡到达林厝里。然后弯弯曲曲经郑厝、周厝、到王厝大榕树下。这是一段古代从城澳、礁头、碗窑上岸到县城必经的陆路通道，俗称梅溪古道。自古以来，历尽沧桑的梅溪古道承受了多少肩挑手提，南来北往的匆匆脚步，每一块被脚底磨光的石头，都记载着点点滴滴的历史。星移斗转，如今梅溪古道绝大部分已被改造或开垦了，只在林厝旧宅前，留存的长约50多米的古道（见附图），也已掩没在树林和荒草丛中，似乎在默默诉说着漫长的历史故事。
古道沿途的林、郑、周、王等四姓自然村，历史上合称梅溪村，上世纪六十年代又与塘田村及其后山的畲族聚居地琯后村合并成为一个行政村，即现在的梅田村。当时，因战备需要，从飞鸾下苏104国道路口起沿海边修了一条与梅溪古道大致平行的砂石公路（飞礁公路）直达礁头，长约20公里，极大方便了林、郑、周、王等村民的出行。
梅溪村有史记载最早定居的是林姓人家，这与历史上二位名士有关。现存的古道边，有一座占地约300平米、砖木结构的穿斗式老宅，在四周的草木和新建民居的映衬下，显得突兀不凡。老宅坐东向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因年代久远，屋内的窗棂饰件多已损失，大门外有一南北向围拱的半墙，门口上方的泥塑匾额也已脱落，两旁只留下赭红色灰泥框边的门联，书曰：国学先生里，庆元君子家。传说这就是名留青史的南宋“庆元六君子”之一的林仲麟和其弟林仲虎的故居（一说，是其家人的居所，原林仲麟故居在此屋后不远处，早年已颓废）。
梅溪村民以仲麟兄弟为自豪，但梅溪林氏家族后代因何式微笔者已无从得知。传说，前清时期，有外村大姓人氏，贪图林厝后门山有风水，将坟墓修到林厝旧宅后山，林氏宗祠也遭霸占被拆除。迁徙外地的林氏后人也曾奋力抗争。奈何隔山隔水，鞭长莫及，最后不了了之。至民国时，有一外地流浪者路过林厝老宅，见大门上的对联“国学先生里，庆元君子家”，疑为假冒，百般刁难住户，意欲“敲竹竿”，诈一笔钱。房主人闻讯赶回，拿出“锣钜”（注：锣钜为音译，究竟何物已失传，后辈无人见过。想必是某种能体现林仲麟身份的标志物）。外地乞食者大惊。赔礼道歉后，自请双手撑地跪爬出大门。此人熟知历史掌故，其诈财之心可恶。只是名门冷落，竟至于此，令人心寒。
上世纪九十年代，迁徙霞浦青山的林姓后人，乘多艘木船在礁头上岸，几百人一路浩浩荡荡，扶老携幼前往林厝祭祖。天地无私，忠良有后，林厝后代人丁兴旺，先贤在天之灵当颔首含笑了。
距林厝老宅东向（礁头方向）约四五十米古道旁有一座古代庙宇——梅溪宫，是原梅溪村林、郑、周、王四姓民众共同建造的，传说有几百年历史，几经修缮，现在是面目一新，失去了古色古香的传统。宫内供奉三尊神明塑像。中间是当地民众极敬仰的“社头公”，是一位不贪富贵，杀身殉节的历史名士，人称忠烈恩王；另一尊是五显大帝，是一位手持钢鞭，保境安民的武神；还有一尊称为奶娘，是给人间送子并保佑妇女儿童的女神，以往凡有结婚多年来未生育，或只生女孩未生男孩的妇女、就会去诚信祷告，烧香许愿，并从奶娘身后取回一双精致的小布鞋，如愿以偿后，在正月十五日高高兴兴地备福礼还愿并送还小布鞋。因为奶娘是保护妇女，儿童健康平安的女神，所以尤得女性民众喜爱，凡有游神节目，女性民众争先恐后，为能抬轿帮衬而荣幸。梅溪宫里的三尊神明，即使在“文革”那样的荒谬时代，也有人不惜一切地保护好三尊神像，不让毁损。在梅溪宫左边小门边。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有一个石头加工的焚烧炉，边上有兽形石雕，传说是先贤林仲麟所献，后因失盗，不知下落。
梅溪古道，或许见证了林仲麟兄弟二人从这里出发，胸怀报国之志到京城读书时，意气风发，风流倜傥的青春背影，收藏了农耕时代，夕阳下，牛羊成群，奔走欢叫的山野牧歌图。如今，崭新的飞礁公路横穿梅溪，“弯曲平直剩半截，芳草萋萋满别情”的古道已然退出人们的视野。近日，笔者重走留存的古道，记下梅溪“三古”的点滴见闻，以飨读者。
梅田周氏祖源与传说
飞鸾梅田周厝自然村，现有180多户人家，绝大多数姓周，有关周姓先祖来源，历来口口相传。一说来自漳州漳浦县乌石山桥仔头，缘由周厝后门山上有一乌黑大石头，村中有一水沟，原先沟中常年流水，上架一木板让人通行，也称乌石山桥仔头，长期以来一直沿用此地名，据说这是周氏先祖为纪念故乡地名而起的。上世纪末，族人曾到漳州漳浦县寻找族源，无结果。
另有一说是由罗源岐蓝搬来的，在罗源还留有一口水井，直到1949年前，族人还一直前往收水井租，关于这一说有较为详实的物证。即当年先人从罗源翻飞鸾岭到现在的周厝，为祖上安葬骨殖修坟墓，多日在坟地过夜，当时海边的礁石上有野生的海蛎，石头下有数不清的螃蟹，小港中有许多鱼虾，供其食用，便萌生了把家搬过来的念头。刚搬过来时住在“度坪里”（有故址，现被育苗室征用），后又搬到下周“三落厝”中的一座叫旧厝的所在，据说旧厝“下边座”就是用原搬迁旧屋木料所盖。
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屏南县漳源周姓人氏到碗窑寻找族亲，因其族人在明朝天启年间有一支迁徙碗窑，而碗窑历史上并无周姓人居住，现有的几户周姓家，也是从梅田本族分出去的。梅田周厝地邻碗窑，在周姓未来定居时，顺碗窑地名而称似乎也属正常，这样偶然成自然，竟然就对上了号。
然而，罗源岐蓝的那一口井，为何先人搬走后只肯收租，不肯卖掉，靠什么办法维持这么长时间的收租历史，令人追思。
有趣的是，这个传说被罗源蒋店一位盖木房子的木匠师傅得知，这位热心的木匠师傅在1948年至1950年在周厝先后盖过三、四座六扇厝，在周厝住的时间比较长，与村人相处融洽。他听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后，在回罗源时，特地到岐蓝查访到了这口井并经当地人证实，这口井的确原属周姓人，只是其时这井已被当地住户砌墙围进了自家房屋。上世纪70年代中期，笔者与父亲曾到这位师傅家做客，难得这位热心的老人一定要带我们去看水井。我们三人从蒋店出发，步行走了好长一段路，后来听说距目的地还有一段路，考虑老师傅年事已高，在我父亲的提议下，我们中途返回，从此失去了亲眼目睹先祖开启的水井，亲口尝一滴先人恩泽的机会。
如今老师傅已作古多年，族人中有去收过水井租的也都已谢世，甚至连知道这个传说的人也不多了。各地拆迁改建，使用自来水，村人忙着认祖认亲，一片浮躁喧哗中，这一口孕育了梅田周姓人家的源泉，但愿能安然无恙。
梅田呼风歌及其他
呼风歌
“风透透，暴透透，后门姑姐脚臭臭（风哟！你在哪？我在岭头吃枰斗（冷饭），你哥叫你吃了就下斗（下工），好哟，呼去！”这一首呼风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梅田周厝一带甚是流行。每当炎热的夏日中午，荔枝树下就会有三、五个小孩聚在一起齐声唱起呼风歌，直到有一阵风吹来，驱去闷热，凉爽中孩子们又是一阵欢呼：“风被我们呼来了。”于是又接着再唱，随着呼风歌唱起，孩子会越聚越多。荔枝树上的蝉便也高兴地伴奏起来，沉寂闷热的夏日中午，变得一片喧哗热闹。
“罗源人请祖宗”这句话的由来
在梅田周厝一带，只要有几个人在相互叫骂争吵，旁观者中就会有人说：“什么事像罗源人请祖宗一样”意思是闹得这么喧哗，令四邻不安。
“罗源人请祖宗”与争吵何关？笔者向长辈请教，才了解其中原委：传说某年在罗源某地有一大户人家，主人在端午节吃白鱱鱼时，不慎被鱼刺鲠在喉咙部，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伤者最后会因喉咙发炎溃烂致死。其过程时间漫长，疼痛惨烈，令侍候在旁的子女亲人撕心裂肺，又束手无策。以至后来在端午节请祖宗时，都要在摆满祭品的供桌上，放一砧板，上放一条白鱱鱼，由后辈按顺序咬牙切齿地砍上几刀泄恨。有触景生情者，不禁怒从中来，边砍、边哭、边骂：“白鱱！你这贼鱼，鲠死我祖宗。”此情此景让不解原委的外人看来，真是一片叫骂喧闹。不知道梅田人是谁最早看见这个场景。这句话就这样在周厝一带流传开来。当然，后来引用这话时，与当时故事发生地的内容与场景已相去甚远，但却因这句话的流传，还多少保留了这一段悲惨故事的梗概。
好呀油婆，坏呀烧婆
在梅田乡间有一句很让人费解的成语：“好呀油婆，坏呀烧婆。”其运用场所，通常在两个人的人际关系中。比如有两个女人前些天还交头接耳，热乎得像亲姐妹，没过多久就反目成仇，唾沫四溅地扯着喉咙对骂，旁人便说：“真是的，好呀油婆，坏呀烧婆。”小时候我听了很纳闷，这油婆、烧婆是咋回事呀！于是就背后问人，人家解释说，这油婆、烧婆同一个词，两人关系好时就声调亲昵地油婆呀油婆地叫得肉麻。关系冷淡时就声音粗野地叫：“烧婆，你这烧婆！”这解释听了差点让人喷饭。但没有更确切的说明版本，也只得将信将疑。后来从一位较有见地的前辈那里了解到，这一词语，原来是从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引转来的。不曾想到的是，由于口讹的演变，不但读音走调，连用意也相去甚远。把个堂堂萧相国，好呀是油婆，坏呀成烧婆了。
“嗯”的笑话
当年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时，听老一辈讲他们年青时到福州打工时亲身经历的一个笑话故事。民国年间，梅田有些人到福州郊区农村当雇工，主要从事田间耕作，也有从事酒坊酿造，商店送货等工作。农村人老实勤快，颇受雇主欢迎，与当地及外地来的打工者也相处甚好。同乡之间平时关系亲密，少有互相对骂的现象。而外地人多且杂，吵骂攻讦时有发生，他们有些人骂人的话，宁德人听不懂。来自梅田周厝的一位打工大哥就私下向人了解这些骂人话的意思，然后转告自己的同伴们。有一次，一个外地打工者突然问周大哥：“你们宁德人骂人最坏的话怎么讲？”这大哥脑瓜子一转，故作神秘地告诉他说：“我们宁德人最怕的是被人叫‘嗯’（宁德话对亲爷爷的称呼）。”“什么意思？”
那人问，周大哥说：“嗯，是老不中用，光吃饭，不干活，老遭人讨厌的意思，你要是骂人家宁德嗯，他们会气的要去跳海（田野中间的大水塘）。”没过几天，这个问话的外地人在干活时与梅田人发生争执，他先是试探地骂了一句“宁德嗯”，这梅田人听了一愣，随后假装生气地大叫：“你骂我这么坏的话，我不会与你罢休。”周边地里各家雇工中的梅田人，也都放下锄头，故意高声抗议：“我们又没招惹你，你干吗把我们宁德人全骂进去了。”这人很得意，便大声嚷之，于是，十多家雇主中的几十个外地人，他们平时都没有听到宁德人最忌讳的话，现场看到宁德人反应如此激烈，这一下全都笑着凑热闹，瞎起哄，田野里“宁德嗯”叫成一片。当晚，几位同乡聚在周大哥屋里，一边喝酒，一边说着白天的故事，直笑得流眼泪。
黄岳身世和黄岳信仰
闽东僻处海陬，山川横亘，自古以来，与外界的交通极为闭塞，在这种情况下，闽东文化发展形成了较为浓郁的地方特色，特别是在宗教信仰方面，闽东民间创造了众多区域性神灵，远至太古时代的容成、太姥，周代的霍桐真人，近至明清时代的闾山师公之类。经过岁月的淘洗，许多神灵早已湮没无闻，而一些影响力较大的，在官府及民间的双重扶持下，深深扎根，日益扩大，譬如临水夫人陈靖姑、林公忠平王、马仙姑，以及蕉城十分著名的黄岳信仰。
黄岳生平事迹及历代封赠
黄岳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从现存的历代文献典籍来看，除了《三山志》没有只言片字记载，明代何乔远《闽书》人物传中遗漏以外，吴任臣《十国春秋》，下至民国《宁德县志》，都有黄岳的传记，其记述大同小异。其中以弘治《八闽通志》的传记为最早：
“黄岳，宁德人。博通经典，尤邃易象数之学。唐末以乡贡入太学。巢寇入闽，避地者无所衣食，闻岳勤施，有长者风，从之者如归市，赖以不死者甚众。乾宁中，王审知节度威武军，累辟为属，力辞不就。既而朱温篡唐，审知窃王号，必欲起岳，岳度不能拒，遂投于渊而死。邦人哀之，相与立祠祀焉。”
在此基础上，嘉靖《宁德县志·卷四·人物》的记载又加入南宋时期的一些史料：
“黄岳，二都飞鸾人。博通典籍，尤邃易象、太极、历数之学。唐季，以乡贡升太学。时黄巢入闽，避地者无所衣食，闻岳勤施，从之者如归市，赖以全活者众。乾宁中，王审知节度威武军，累辟不为动。朱温僭禅，审知窃王号，必欲起岳，度无以拒，遂投渊以死。邦人哀之，为立祠梅溪，重建县郭祀之。宋时屡封为侯，今祀乡贤祠。”万历初年，侯官（今属福州市）布衣王应山认为最后礼聘黄岳的不是王审知，而是王审知的次子王延钧。据王应山《闽大记·卷之四十二·列传二十七·王（黄）岳》记载：“乾宁中，王审知屡辟不赴，其子僭号，复强起之。”道光《罗源县志》甚至认为礼聘黄岳的是朱温：“朱温篡唐，欲强致岳为辅。”。①万历三十五年（1607）左右成书的《东越文苑·列传第一》则作了如下补充：
“岳既名为文士，诸士大夫为文者皆归岳。岳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皆善遇之，为客卜居处，供亿其亲戚。”清人吴任臣在《十国春秋》中对黄岳夫妇赞誉有加：
“黄岳两辞辟召，何至夫妻湛身哉，忠与清两兼之矣。”此后的地方志，零零散散也添加的一些“史料”，实际上多引自民间传闻。如万历版《福宁州志》：
“（黄岳投渊），父母、妻子、二弟，一白犬皆赴水死。”乾隆时期四十六年（1781）编纂的《宁德县志》，又有了黄岳投潭时，闽王派遣的使者“崇、舒、赵、田四人亦死”的记载。
除了黄岳本人，他的夫人林氏在明清以后的省、府、县志中也有传记。
黄岳的成仁取义，代表着读书人的崇尚气节的道德标准，也符合传统儒家的思想理念，宋元两代帝王对之格外垂青，褒封嘉奖不断。据嘉靖《宁德县志》记载，闽王王审知封赠黄岳“永灵公”；南宋嘉泰元年（1201），邑人搜集黄岳“灵异”事迹上报朝廷，请求嘉封，宋宁宗赵扩赐额“昭祐”，悬挂于县城忠烈王祠。嘉定十四年（1221），封灵惠侯；绍定元年（1228），加号“显应”。绍定四年（1231），加号“昭顺”。淳祐十年（1250），邑人武冈军知军郑士懿再上奏章，宋理宗赵昀下旨加号广利，诏书下达之日，“县大夫与士农工商缁黄之徒，咸迎于郊，钲鼓轰豗，耄倪呼舞，奉祀备礼，妥于侯所。”典礼隆重，由此可见，黄岳信仰在南宋时期就已风靡沿海乡镇，深入人心。不久，理宗又晋封黄岳为广应公，最后甚至封王，号曰“忠烈王”。明嘉靖十七年（1538），知县舒文奎重建乡贤祠，雍正元年（1723），知县王如芳奉旨倡建忠义孝悌祠，都将黄岳作为首要人物入祀祠中。雍正二年（1724），黄岳妻林氏入祀节孝祠，位列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代宣德八年（1433），有一位陕西人张鹏④任福建监察御史，奉命督宝丰银场。同年五月，他看到银场供奉着黄岳的香火，便煞费苦心地上奏朝廷，请求嘉封黄岳。不过明代与两宋时期截然不同，官方对民间神灵并不看重，结果收到奏折以后，宣宗朱瞻基命行在礼部、翰林院议，参加讨论有礼部尚书胡濙，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等大员，胡濙认为：“黄岳的功绩德行，正史中没有记载，况且太祖皇帝在位时也没有列入祀典。”结果，“造神运动”不仅没有批准，还遭到皇帝的一顿臭骂：“作为御史，对老百姓的疾苦好像并不重视，却整天想着逢迎神鬼以求得保佑，难道听凭朝野的风教纲纪都成为这样吗？”弦外之意，足以令张鹏胆战心惊了！⑤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即使并不重视民间神灵的明代时期，黄岳的地位也得以日益巩固，信仰区域也更加广泛，就连明代全国六大官办银场之一的宝丰银场，也将他作为保护神顶礼膜拜。
除了封建正统儒家对黄岳青睐以外，道家也“玉封”黄岳为“天典尚书”、“雷部都督”，民间宗教更是不甘示弱，不少乡村把黄岳尊奉为“社头”、“土主”，再加上栖云寺中旧有的黄岳庙宇，这种受到佛道儒三教同时供奉的人物，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黄岳家世及故里
黄姓是最早进入福建的姓氏之一。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引唐代林谞《闽中记》：“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黄姓入闽始于东汉，只是出于民间家谱，不足为信。⑦据地方志记载，蕉城区最早迁入境内的姓氏，起于隋代，即霍童黄鞠家族。黄岳家族何时迁入，地方志没有记载，乾隆县志“冢墓”，隋代条目中有“黄鞠墓”、“青竹神冢”，青竹神冢为黄岳祖墓，如果记载可靠，就可以说明黄岳家族入境时间也在隋代。筠竹坪白鹤宫碑志认为，黄岳祖上是隋代“左班大学士”、“西都留守”黄隆之二十子黄威，即黄鞠的胞弟，这种说法是近年出现，破绽百出，但入闽时间与地方志记载倒还吻合。笔者认为，黄岳家族很可能是来自中原的仕宦人家，资财丰厚，拥有大量房产土地，还曾独资修建栖云寺。黄岳一家投潭以后，其家族也随之销声匿迹，据民间传说是因为害怕受株连，所以纷纷外逃，黄岳弟弟的一支还迁到连江透堡，继续繁衍生息。而今散居蕉城各乡镇的黄姓，与黄岳家族都没有直接关联，族谱中也没有关于黄岳的任何信息。居住于黄岳家乡一带的黄姓，如岚口下底楼黄姓，是明末清初来自汀州的菁客后裔。碗窑黄姓，来自泉州，迁入时间很晚。黄岳的故里澳坪、澳里村，也早被苏、陈二姓所取而代之。只有东澳黄氏自称是黄岳的后代，但找不出可供证明的谱牒资料。
据飞鸾澳坪村芹竹坪自然村一些老年人回忆，黄岳家族是由江西八角井迁入蕉城，最早是居住在鸾江栖云境（今属蒲岭村管辖），后来迁到澳里村东澳自然村青石下居住了五十三年，黄岳就在这一时期出生；再迁澳坪前山村，又住了三年；黄巢入闽时，黄岳重新迁回栖云境祖居地。以上的说法无从考证，但可以反映出黄岳家族在澳里、澳坪、栖云三地都曾有过停留，甚至长期居住过。
澳里村东澳自然村，地处“峻极云霄”的白马山西南侧，有居民13户，61人，皆为黄姓。黄岳祖居遗址俗称“佛堂坪”，位于村东北山坡，即乾隆县志中记载的“冲里鬼洞”附近，为一片葱郁的竹林所掩盖，地面散落着各种石构件，有覆盆式（又叫覆斗式）石柱础，造型简洁，表面无装饰，还有一对完整的石旗杆碣，雕刻粗糙，时间相当久远。尤其残存的神龛基座，类似于佛教寺院须弥座的圭角部分，雕刻精美，有典型的南宋风格。这些属于宫庙的物件，可以透漏出一个信息，黄岳成神以后，黄氏祖居也被改为庙宇，供奉黄岳及其家人。在遗址正后方发现有一个利用原有构件堆砌的简易神龛，香火犹存。离佛堂坪东南约一公里的密林深处，还有一座精雕细琢配有祭台的石造神龛，神龛完整无缺，飞檐翘角，龛内正中书写“赐封忠烈王神位”，右边有“弟子王……领男嘉口嘉训重建”，左边修建时间已漫漶不清。龛前还配有一副对联，风雨侵蚀，已难辨认。龛前有几块平坦光滑的大石头，石头下是一望无垠的良田。据说这里是当年黄岳兄弟躬耕畎亩之处，神龛前的大石头是中午休息用饭的场地。千百年来，这里的香火也没有间断过。
[=此处为插图（白鹤宫）=]
古时从东澳村到二都鸾江，必经澳坪前山村，再翻越蒲岭后便到达鸾江栖云境。故前山村是古时澳坪到飞鸾的必经之地，在筠竹坪村北面，这里的村民有二百余人，皆为苏姓。根据该村苏姓家谱显示，筠竹坪苏氏始祖苏城卿，万历三十九年（1611）由泉州府安溪县湖上乡黄武村迁入。记载或有疏漏，因为据明何乔远《闽书》引邑人陈琯笔记：“予以嘉靖四十二年（1563）壬戌四月，在筠竹坪苏家。”⑧可见苏姓迁入的时间早于万历时期。前山村的黄岳故居，就是县志中提到的“山头旧宅”，房屋原址至今犹存，当地人称为“社头公厝坪”，十多年前平整土地时，曾出土石柱磉、石板条等建筑构件。除此以外，澳坪村筠竹坪还矗立着一座供奉黄岳的庙宇，称为“白鹤宫”。白鹤宫出现的时间不是很早，由澳坪（筠竹坪）苏氏、澳里陈氏、施家山施氏共同集资兴建。白鹤宫附近还有古墓，这就是历代地方志中提到的“青竹神冢”，历经千年，只剩一堆黄土而已。后人误认作黄岳墓，于一九九七年重修（据说重修时只发现了几根锈迹斑斑的铁钉），并列为市（区）级保护文物。这座经过翻建的古墓，其实就是一座崭新的水泥建筑，没有任何文物价值。
至于黄岳的墓葬，嘉靖县志记载在“二都覆莲山下”，而今已无迹可寻了。
蒲岭栖云寺，旧时靠近宁德南路官道，交通便捷，环境清幽，是黄岳兄弟的读书、死节之所。“黄岳死，田业舍于寺中”⑨，所以寺院内建有黄岳庙。南宋嘉泰四年（1204），知县郑革移建东门外碧山。原庙并没有因此损毁，原样保存。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寺田奉例官卖。清康熙年间，栖云寺住持如聪诡造明参政陈勖碑文，侵占忠烈庙田产，乡民苏德尚等具控斥逐，嗣后但招庙祝守庙。栖云寺自此一落千丈，黄岳庙的香火也大受影响，渐渐衰落。建国后，改为三都海军部队营区，寺庙原建筑物于六十年代被拆除，改建军用仓库。原址荡然无存，古文物只剩下栖云潭畔“忠烈王仙潭”石碑，以及保存于海军营地中的一个北宋崇宁四年（1105）的石臼。近年来，这里建起了“黄岳公园”，建设占地面积30多亩，已完成黄岳纪念堂主殿、放生台、仙潭桥、观音堂等。
根据对黄岳家族遗址的探查考证，笔者认为黄岳家族最早的落脚点是偏僻的东澳村，并落地生根，形成规模。到了黄岳父亲一辈，家境富裕，又为了家族子弟读书方便，迁至与栖云寺仅一岭之隔、交通稍为便捷的前山。古代一些官宦家族为了子孙能有一个清静的读书场所，往往会在私家修建的寺庙开设书塾，栖云寺是黄氏家族的香火院，所以栖云寺只是黄岳三兄弟读书之处，不作为家族的聚居点。
闽东沿海黄岳庙宇分布状况
黄岳一生为人忠直，能够体查民间疾苦，生前“从者如市”，备受百姓的敬仰爱戴。投渊殉节以后，宁德、罗源等县百姓，建庙供奉，成为了地方的保护神，一千多年来，固守传统，香火长盛不衰。据考证，供奉黄岳的庙宇遍及蕉城、罗源两地沿海乡镇，周宁、古田也有少量分布，远至浙南的泰顺县泗桥镇的北涧桥（廊桥）也有他的香火⑩。
数以百计的黄岳庙宇，其共同尊奉的祖庙又位居何处呢？一段时间以来，民间普遍把飞鸾镇澳坪村的白鹤宫尊为祖庙，事实却并非如此。
开篇笔者已经提到，最早为黄岳立传的是明人黄仲昭，他在《八闽通志》提到：“（黄岳）投于渊而死，邦人哀之，相与立祠祀焉。”记载过于简略，使我们无法了解这座祖庙的更多信息。但比之更早的南宋郑士懿《庙碑记》中却有翔实的记录：“侯度无以拒，遂投于渊。此其杀身成仁，与蹈东海者何异！邦人哀侯之死，相与为庙于梅溪，岁时享祭，以徼福远灾。后重建于县郭。”嘉靖《宁德县志》：“邦人哀之，为立祠梅溪，重建县郭祀之。宋时屡封为侯，今祀乡贤祠。”
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坛庙》：“庙原在栖云寺内，宋嘉泰四年，县令郑革移建兹处（碧山忠烈王庙）。”
所有的史志资料都可以证明，第一座黄岳庙是在“梅溪”，到了嘉泰四年（1204）才由官方改迁县城东门外碧山。南宋时期，飞鸾镇、三都镇广袤地域只设有“殊溪、三焦、飞泉镇（后废）、梅花（即梅溪）、钓崎”五保，栖云寺属于梅溪保管辖。黄岳投渊后，田产全部舍入寺院，随后闽王追封永灵公，栖云寺也就名正言顺地修庙祭祀。
自五代栖云潭畔修建了第一座黄岳庙以后，随着南宋历代帝王的屡次加封，民间对黄岳的信仰迅速传播。传播范围达到城关、城南、金涵、飞鸾、三都、八都、九都、漳湾、洋中等乡镇。罗源县供奉黄岳的宫庙数量也不少，大多分布于与蕉城接壤的乡镇，“玉廪、鉴江、起步、桂林、港头俱有祠”。⑿据最新统计尚存二十余处，主要在起步、中房、鉴江、洪洋、碧里等乡镇，其中以洪洋乡石塘昭祐祠最为享誉盛名。
见于地方志记载及在民间有重大影响的黄岳庙不下十余处，其中著名的有：
碧山忠烈王庙。俗称“土主宫”，在东门外碧山街头，是蕉城区历史最为悠久的道教宫庙之一，也是闽东忠烈王祖庙。南宋嘉泰四年（1204），知县郑革为了方便士民拜祝，将黄岳庙从梅溪栖云寺迁移至城关东门外，奉为土主。土主宫先后五次受帝王封号，四任知县修建，规模完备，富丽堂皇，占地达1245.42平方米，坐西北朝东南，中轴线上依次为门楼、戏台、正殿、后殿。正殿砖木结构，抬梁穿斗式梁架，封山顶，殿堂正中神龛供奉忠烈王软身塑像，形容端正，威风凛然。两庑则排列忠烈王父母家眷，左右山墙塑有余、何二主簿，崇、舒、田、赵四元帅，均为泥像。每年忠烈王圣诞（农历九月十四⒀），宁德、罗源、古田等地信众都会聚集祠中，迎神祭赛，演戏三天三夜。建国后屡经变革，后被改为“二月花批发市场”，再经过2000年的一场熊熊大火，地面建筑片瓦无存，现存文物仅有青石龙虎浮雕、石旗杆、明代抱鼓石，以及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乡绅蔡志谅捐铸的一口铁钟，珍藏于区博物馆。
忠烈行祠，俗称“下坂宫”、“下马宫”。位于城南镇古溪村，原朱溪官道旁。下马宫始建于南宋，地位仅次于碧山忠烈王庙，后毁。明嘉靖十五年（1536）由邑人岁进士左雍倡众重建，重建时的方位、时期都事先由忠烈王降箕“决定”。清乾隆十八年（1753）重修。同治八年（1869），里人陈良卿、陈良弼、陈登益倡众重修。原有建筑包括大门、戏台、拜亭、大殿。建国后改为乡镇造纸厂，1982年端午节毁于大火，1984年原地重建，颇具规模。今宫内尚存有嘉庆时期（1796～1820）的石供桌、同治八年修庙碑等。
白鹤宫，又作“筠竹坪宫”。始建年代不详。原为黄岳故居。宫外保存有清道光八年（1828）贡生关仲仁、光绪十年（1884）罗源陈志兴捐田石碑。白鹤宫古时是宁德县著名的“祈梦”胜地，且屡获灵验。现今还成为各地忠烈王分祠请香火之处。
雷厝忠烈王庙，位于洋中镇洋中村雷厝自然村，为畲族同胞所营建。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戏台于同治九年（1870）重修。附祀有临水夫人、田公元帅、白犬将军等。主体建筑前后二进，面积达300多平方米，保存完整。其中戏台藻井彩绘双凤朝阳，梁枋上有同治九年重修时董事、工匠、择日师题名，历经百年，色彩仍然鲜艳如初。庙中还保存有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石香炉、明代案桌等文物。
昭祐王宫，在罗源县碧里乡廪头村。宫内珍藏有一件元代“玉石”香炉。香炉系叶腊石雕刻，以炉身温润如玉而得名。通高1.4米，分炉身、炉座两部分，炉座分三层，镂空浮雕，十分精美。炉身有龙纹装饰，题刻“招贤里鉴头境吴垦正宅喜舍香炉祈保家眷平安，至正六年四月吉旦造”。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1980年10月列为罗源县文物保护单位。据道光版《罗源县志》记载：“玉廪原名丰廪，分上中下三村，因得炉改名玉廪。”
见于乾隆版《宁德县志》的还有九都龟村魁首宫、漳湾下湾钱岩忠烈王宫。地方志没有收录，但历史比较久远的还有城南福洋李家栏宫、洋中莒溪忠烈王宫、三都黄湾社头宫等等。
黄岳成神以后，他的两位弟弟黄峦、黄岱也得到了朝廷敕封，黄峦封号为灵应侯、黄岱封号为灵杰侯，民间单独为他们设立庙宇，千秋供奉。如成德境（今城区八一五中路一带）的灵应祠：
“灵应祠，在成德境，祀黄岳弟黄峦同投渊者。”
南门小场灵杰祠：
“灵杰祠，在南门外筱场龙门境，祀黄岳弟岱亦同投渊者。”
这些宫庙至今大多保存，且香火旺盛。
黄岳信仰对地方文化的影响
黄岳作为蕉城历史上第一位名标国史的地方名人，他以亦人亦神、亦儒亦道的特殊身份，全家殉国的动人事迹，受到了后世的讴歌与膜拜，并对蕉城地方文化产生过较为深远的影响。福建社科院研究员徐晓望在《福建民间信仰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中评价黄岳〓“宁德的黄岳在民间威望很高，每次他受封，百姓都激动不已。”、“时至宋代，黄岳成为当地居民的精神支柱。”这一评价，是十分准确的。
首先，黄岳信仰得到古代宁德县上流社会的认可与青睐，尤其是黄岳香火迁移到东门外碧山以后，县内诸多事务，包括科举、农桑、建置、战乱、瘟疫等等，吉凶祸福，事态趋向，都要取决于忠烈王庙的降箕。南宋时期，蕉城科举业发达，每逢大比之年，举子们都会聚集忠烈王庙，降箕请神，推定是科选取状况。淳熙年间（1174～1189），乡人向忠烈王占卜下一科状元，降箕曰：“赵公桥未成，状元何处生？”淳熙二年（1175），县令赵善悉修建赵公桥。又降箕曰：“赵公桥既成，余复何言。”后邑人余复果然高中榜首。⒂也许屡获灵验的缘故，到了明代，地方文人仍乐此不疲。成化四年（1468）春，“庠士占是科举子。忠烈王降箕曰：“林左推贤达，陈君独占魁。”是秋，林著、左浚、陈寓果应。”⒃成化十六年（1480），七都士子林初“至忠烈王庙乞灵，降箕曰：‘吾乃栖云老子，盖因守节不仕。后来奉命不随朝，一眷愿沉水府。昨承文锦到南轩，召我来还诗赋。欲知登第与登科，只许榜登龙虎。’”，“是秋，（林初）果中式。”⒄所谓降箕纯属文人游戏，读书人假借神灵，寻求精神寄托，增添自身威望，其“灵验”事件往往都是牵强附会，破漏百出，不足为信。但从中可以体现出，黄岳在蕉城古代文人士大夫心目中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其影响力是其他神灵所难以替代的。
明清时期，筠竹坪白鹤宫祈梦更是得到了境内士农工商各个阶层的推崇。民间对此万分敬仰，民间传说明代的陈褎、吴国华，清代的陈鸣堈，这些出身进士、举人的地方名流都曾到白鹤宫祈梦，得到了神灵的指引。一些地方士绅在愿望实现以后，还捐赠财物，答谢神恩。道光八年（1828）九月，优贡生、福州府学教授关仲仁就将二都牛埕水田一号捐舍给白鹤宫，充为“诞庆之需”（白鹤宫清代碑记）。
黄岳信仰也深深融入市井百姓生活之中。千年以来，黄岳被奉为宁德县“土主”，每年立春“鞭春牛”仪式都要在忠烈王庙举行。这在明清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嘉靖版《宁德县志》：
“立春，设土牛如制。邑民扮撬戏，官吏自东门外忠烈庙导迎入县。次晨鞭春。”
乾隆《宁德县志·卷一.风俗》：
“立春前一日，里人扮撬戏鼓乐，随官吏迎春于东郊忠烈祠。儿童各以竹竿粘彩丝，打土牛身而拾其剥落之土，谓得土多利田畜也。”
清末民初，城内主要的四门八境各有保护神，东门祀神农王，南门祀忠烈王，西门祀太尉公，北门祀城隍爷。南门灵杰侯王庙、龙门正境祠、下宅园龙光正境宫皆供奉黄岳三兄弟，每年农历正月十七、九月十四两个日子，南门四村神像出巡，各街道设祭品供奉，历时数日之久。所到之处，上不露天，覆以红布长缦，各家烧香燃烛，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是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人们还将对黄岳的敬仰化及到部属诸将身上，就连投潭的白犬也被尊为“灵犬将军”，每次到忠烈王庙烧香还愿，都要带上红糟肉、光饼，以供血食。
对于黄岳一家的忠节，历代文人墨客对之推崇备至，纷纷题诗作赋，称颂赞誉。据考证，自南宋至今八百多年间，有关黄岳事迹的诗词文赋多达二十余篇（首），这些成为了蕉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南宋郑士懿，元代陈自新，明代龚邦卿、徐光祖、陈震、陈宇、张纶均有留题。
在栖云潭畔，旧时还有黄岳读书台，门前的对联尤为脍炙人口。句曰：
明月照空潭，流水滔滔，想见当年完节处；
栖云留古迹，阴风凛凛，如闻昔日读书声。
蕉城区一些乡镇的古地名也产生于黄岳信仰，如城关的土宫前，飞鸾镇的仙泽境，城南镇古溪村的社头墩，漳湾镇王坑村的社头山等等。
在蕉城区古老的四平戏中，曾经有一本有关黄岳殉节的剧目。内容描述黄巢入闽，征聘黄岳为军师，黄岳不从，投潭自尽的故事。⒅在民间故事、歌谣方面，也流传许多有关黄岳的文学作品，一部分已被收录《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宁德卷》，《黄岳投潭》、《忠烈王与陈太尉》等故事在蕉城民间更是家喻户晓。
黄岳之死和“筠竹坪求梦”
飞鸾镇筠竹坪村，在唐朝末期出了一位太学生黄岳。闽王派出4人来请他做官，他不但拒绝，而且投潭自杀了。人们不禁要问：在中国封建社会，读书人十载寒窗，不就是为了求取一官半职吗？黄岳不去做官，却赔了自身性命，这是为什么？
唐末，群雄纷争，国势垂危。天复4年（公元904年），朱温杀了昭宗李烨，立李柷为帝（即哀帝）。公元908年，朱温又杀死李柷，自立称帝，国号后梁。再说河南光州固始人王审知，从兄王潮起兵入闽，兼并割据势力，得闽中五州之地，唐朝廷任王潮为福建观察副使。王潮死后，他继任威武军节度使。公元909年，王审知接受朱温赐予的封号，称闽王。但是，在黄岳的心目中，朱温、王审知之辈，都是大唐的乱臣贼子，大逆不道。他堂堂太学生，岂肯与之同流合污？只好投潭殉节，以示清白罢了。
历史上反对朱温、王审知的叛逆行为者，并非黄岳一人。南宋进士、宁德人郑士懿为黄岳撰《庙碑记》，文中就称朱温是“僭禅”，王审知是“窃王号”。明成化年间宁德教谕陈震诗曰：“洛阳风雨送残春，王氏三山窃号新。天下当时方逐鹿，海滨何物却生麟……”维护正统，遵奉忠君，是他们共同的政治倾向。
当年跟随黄岳跳进栖云潭殉节的，还有“其母、妻、子及二弟，皆死。一白犬亦从焉。伪闽使者崇、舒、赵、田四人，亦死。”黄岳死后，被历代统治者树为忠君的楷模，在筠竹坪建白鹤宫，塑像供祀。宁德、罗源等地也多处建宫塑像，其封号累增至“灵惠显应昭顺广利侯”、“忠烈侯王”。宁德人称他为社头、社头公、忠烈王。黄岳本是读书识字的人，死后被推上神坛，享受人间烟火了。
黄岳死后，其事迹经官方渲染，民众诚敬，人们编织出许多离奇的梦境故事，且举一二。明正德7年5月某日，宁德知县龚颖夜梦将溺于水，忽有包头巾着黄袍的人，将他救起，对他说：“我今救你，你只为我修葺房屋。”第二天询之别人，并无认识者。个把月后，龚知县率众祈雨，至黄岳庙拜谒，抬头一看，惊曰：“前次梦中救我者，此神也。现今庙已坏，我应当为他修理。”这位县太爷说到做到，把修理县衙的木材，改作拓建白鹤宫之用。
宁德人陈褒、陈褎兄弟，大比之年，同到黄岳像前求梦。兄弟俩同在梦境中：出东门，遇见抬棺木者迎面而来；改往西门，又是遇见送葬队伍。兄弟俩把遇死人的不祥情景，深埋心中。后来，陈褒官至山东御史，陈褎官至广西御史。有人为之解梦，说这是忠烈王暗示：东遇死、西遇死者，东应山东，西应广西，遇死与御史同音也。“筠竹坪求梦”之事，通过名人效应与宣传效应，轰动远近，流传至今。
千余年来，到筠竹坪求梦的人，从不间断。“忠烈王仙潭”石碑至今仍然屹立潭畔，只是历经风化，两旁小字已模糊难辨了。
铁沙溪码头兴衰记
三都澳内湾的铁沙溪码头，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都澳成立“福海关”前就已经开发。宋朝以前它曾是大金溪的入海口，后因山洪暴发，大金溪改道，就成了铁沙溪的溪门口。民国《宁德县志》载：“海水奔赴，港汊颇深。所有八都、衡洋（福安辖地）一带水路来县，多半停泊此处。”
自然环境造就了铁沙溪商机
铁沙溪，位于三都澳内湾西陂塘的西南边，即濂坑村区南向，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埠头宽阔，港道深且无暗礁，海面风浪小，海外四通八达，是县内的七都、八都、霍童、云淡和福安、福鼎各地的货物及商客乘船往宁德城关的必经之地。陆路方便，紧靠官道，上接古田、屏南、周宁、政和各县地。从元朝开始铁沙溪就聚集着南来北往的商客船只。明末清初，随着平民水产品贸易频繁，铁沙溪迎来了更好的商机，利用它的埠位优势，逐步走向繁荣。
原先的铁沙溪畔只有一座小平房，一间小吃店的简陋的埠头雏形，到清咸丰七年（1857年）增开了一家“朝熙”茶站。随着人流的增加和受到潮水影响，同时开设了一家客栈供客商留宿，从此许多有识之士看中铁沙溪这块风水宝地，渐渐地驻足铁沙溪，设行口开店。它与当时的八都港、飞鸾港、东冲港、鉴江港、盐田港、赛岐港、白马港等港口码头，对三都澳内各县的商贸畅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都起到积极作用和突出贡献。
福海关成立铁沙溪繁荣发展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5月8日，三都澳成立“福海关”，给有得天独厚优势的铁沙溪带来了更上一层楼的机会。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开始，各地商贾从屏南、古田、周宁以及宁德境内的虎贝、石后、莒洲、霍童、咸村、赤溪、九都、八都等地，把山区出产的茶叶、木板、红糖、木炭、烟丝、桐油等农副产品源源不断从陆路、溪路运集铁沙溪，经海路输出海外。浙江的温州、平阳，本省的福清、平潭、兴化及福安、霞浦等地的海盐、药材、布匹、海货等也大量从水路运至铁沙溪，经陆路挑往福州、屏南、古田等地。这时铁沙溪码头埠位密布，船只如云，桅杆林立，人山人海，不足5000平方米的铁沙溪码头货物堆积成山，各地商贾云集，货栈应运而生，成为三都澳内湾码头一个最繁荣的物质贸易集散地。
铁沙溪在众多商号中，要数洋中人开办的“如意”茶行最为有名，它收储了大量来自屏南、古田、福安、宁德各地海路和陆路运来的茶叶，每年从清明节至八月间，上海、福州、台湾等地客商聚集于铁沙溪，这段时间内，平均每天有200多担茶叶在这里启运各地，码头外贩茶的舢板、帆船多如梭织，岸上所有店铺和埠头空地堆满茶包，专业挑夫（挑福州担）100多人。因此民国元年（1912年）5月17日，宁德茶税局移往八都时在此设卡，以便利东西茶商报税。在民国《宁德县志》中记载：“现在西路茶税，分设卡验溪路，西乡茶叶最多由此发达。”
民国时期，从古田、屏南经虎贝、洋中陆路和政和、周宁经霍童溪路运来铁沙溪的货物有茶叶、烟叶、香菇、乌笋、桐油、木炭、土纸、草席、红糖、老酒、糕点以及木料和竹编用具等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海面有浙江“平阳纱”、福州人洋油（煤油）、兴化（莆田）食盐、桂圆、荔枝干、平潭鱼货等物资大量输入铁沙溪。当时铁沙溪对促进宁德地方物资流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有关资料看：当时铁沙溪有茶行7家，糖行2家、布行1家、盐行2家、宝丸（桂圆干）枝干（荔枝干）行口1家，蛏干行2家，经销日本海鲢鱼行1家，经销“亚细亚”油行1家，还有杉木、香菇、糕饼、切面、酒店、客栈等多家。
日寇入侵码头萧条
铁沙溪码头自从三都澳成立“福海关”发展成繁荣市场以来，均保持其繁荣景象，也比较安定。只是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西陂塘内居有一股海盗与沿海某村个别人勾结，涨潮时在海面游弋，专夺铁沙溪码头运输货物的船舶，除对各行口老板带来损失外，也影响了铁沙溪市场的繁荣。后来被宁德县府和濂坑村民智擒了盗匪，从此盗迹逐绝，商船进出通行无阻，铁沙溪码头又恢复了从前的繁荣景象。
但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敌寇接二连三地向我国沿海各地侵夺，铁沙溪也随着三都澳的命运渐渐衰落。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日寇开始轰炸三都岛，岛内的外国洋行迅速撤退。在衰退中的铁沙溪码头却由于三都澳各码头繁荣的骤降，倒也显出了一些生气。许多原在三都岛的小商小贩都集中到内港铁沙溪。但是好景不长，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8月，侵华日军登上三都岛放火掳掠及后来的大轰炸，海面被封锁，铁沙溪所剩的几家商号也随之搬撤、关闭，铁沙溪便失去了昔日市场繁华的活力，只是偶尔有几艘七都、八都、福安的小帆船载客从铁沙溪上岸去宁德城关走亲串戚而已。
围海造塘码头变良田
宁德解放后，铁沙溪码头还在发挥着它的使命，福安及宁德的七都、八都等地客船依然频繁地聚集于铁沙溪，上下船的乘客还以铁沙溪便捷的通道作为走亲串戚的水陆转换停泊地点。虽然1956年1月1日福汾公路通车，但以上各地的乘客依然从铁沙溪上下岸，铁沙溪（还有两家小吃店）继续在发挥它的中转码头的作用。
1958年，正当全国各地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兴工程建设之时，在七都人民公社各大队社员的支持下，濂坑大队经历3年11个月，于1962年8月将铁沙溪码头前的317亩海面围垦成田，经此沧海桑田的变化，铁沙溪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只留下了旧时埠市的痕迹。
铁沙溪码头虽然在宁德沿海发展的进程中只留下一道辕辙，但为当时三都澳的开发与发展添加了一抹不可磨灭的光彩。
百丈龙潭话祈雨
中国古代水利设施落后，旱涝灾害频繁，对农业生产影响甚大。而福建沿海地区受太平洋季风影响，旱涝灾害经常发生，其中尤以旱灾最为严重。在蕉城历代地方志乘中，就有好几次关于旱灾的记载。在古代蕉城，有很多位司雨的龙神，如县城南郊龙湫龙，金涵百丈龙，洋中午日龙，飞鸾栖云龙、礁溪龙，霍童木龙，三都介溪莱台龙等等，都在当地享有声望。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并且受到皇家赐封的只有百丈龙。
龙潭及其周边形胜
百丈龙潭，地处蕉城区西北部菰洋村，属金涵乡管辖。这里群山环抱，竹木苍翠，风景绝佳。因为地处宁、罗交界，与罗源县中房镇满盾村毗邻，所以在蕉城和罗源的历代地方志中都有记载。“百丈龙潭”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梁克家《三山志·卷第三·地理类三·宁德县》：“金溪里……百丈漈龙潭（溉田数十顷）②。”之所以取百丈为名，据明弘治版《八闽通志》：“（龙潭）缘石攀藤而上，约百余丈乃至，因名。”何乔远《闽书》也记载：“（百丈龙潭）潭高百丈，缘崖攀藤，仅到中井。”而记载最为详细的，当属乾隆版《宁德县志》及道光版《罗源县志》，罗源志还附有形胜图，刻划逼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百丈龙潭源自满盾村来，有二溪交汇，一泻而下，如万马奔腾。上下共有三潭层叠，下为横潭，中为师公潭，以龙潭最高。龙潭浑圆凹陷，形如太极，方圆足有二十米。正后方有一巨石，宛如屏风，高约百尺，因形如仙桃，故又称桃石。水从石峡下注，会经过桃石，直悬冲抵为二，如弥勒挂珠。据说潭水右流至溪，水质浑浊；左流至师公潭，水质清澈。“少雨，则绕瓶腰合抱，淙淙入潭；多雨，则澎湃喷激，从屏顶飞注师公潭。”③师公潭方圆约有四十米，潭上有石，平坦宽阔，“可容万马”。④下潭比师公潭更大，范围“不知几千百丈”⑤上潭险峻不可到，攀藤架梯，只能到达师公潭。两旁石壁横峙，秀挺云霄，“苍然绝无片土。”⑥龙潭飞珠溅玉，一泻而下，水流汇聚于悬崖深处，形成蜿蜒曲折的溪涧。沿着溪涧，随处可见五色斑斓，大小错杂之“龙石”。其形状或浑圆如鹅卵，或突兀似苍鹰，千姿百态，勾人遐想。溪水清澈见底，旧传不产鱼虾、萍藻。而今却盛产螺蛳与黄鳝，味道鲜美。
龙潭对面山势低缓，当地人名曰“龙亭冈”。这里植被茂密，是观赏龙潭风光之最佳地带。旧时每逢丰水季节，站立于龙亭冈正视，对面山顶溪水倾注而下，地动山摇，浑如银河倒泻，白练悬空，瀑布水雾可以飞洒至龙亭冈，溅湿观者衣襟。龙亭冈因建有龙亭而得名。龙亭始建于南宋宝祐时期（1253～1258），由原任宁德主簿的丁大全创建。据乾隆《宁德县志》记载：
“主簿丁大全，因旱，令人以银瓶乞水于百丈龙潭。取之，得瓦瓶归。大全疑之，复造银瓶，躬往投之，又得瓦瓶。大全祝曰：‘龙神有灵，若吾后当显贵，幸示灵异。潭中果露龙爪。”
南宋宝祐六年（1256），丁大全如愿以偿地登上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显职，遂上奏朝廷，封百丈龙为龙王，并建造龙亭于此。岁久圮废。同治九年（1870）大旱，宁德四城乡父老在知县黄国培带领下，莅龙潭祈雨，雨随祷下，立“灵昭昭也”石碑于龙亭旧址。石碑今仍完整保存。2009年5月8日，为发展乡村旅游，恢复历史名胜，金涵乡菰洋百丈村全体村民历经三个多月努力，使龙亭重新恢复落成，为当地的乡村游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龙潭祈雨的仪式过程
古时候每逢久旱不雨，宁德、罗源两县官方以及民间都要到百丈潭举行“祈雨”仪式。这种仪式视其规模大小，几乎每年都有。其中以知县祈雨最为高等，也最为隆重，多数出现在辖境受灾比较严重的年份。试举知县祈雨为例。祈雨前几日，县衙门会张贴告示，通知各乡董事斋戒，并设祭于乡里神庙社坛，严禁各种污秽物品暴露天日，所谓污秽物，其实就是农夫所挑之粪便，妇女之衣裤，日常垃圾等等。乡绅耆老斋戒三日后，早早沐浴更衣，而后集中县城，听候调遣。辰时祈雨队伍正式出发，一路鸣锣开道，黄旗掩映，率队的除了知县，有的时候还会有典史、县丞、主簿，以及武官游击、守备随行，个个衣冠整齐，面容严肃，一改往日作风，步行前往。后面数以百计的乡绅耆老，身穿白色苎布长衫，手持明香，顶着烈日，不准持扇张盖，紧紧跟随。县城往百丈龙潭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由白鹤岭官道上去，经湾亭，再翻越界首岭，先到佳溪（属罗源县管辖）宝胜寺，而后到达龙潭；另一条由金涵蔡洋岭，经浮坪、油行、菰洋，直至龙亭冈。一般都是走蔡洋岭这条道路。进入菰洋村地界时，祈雨队伍要停止脚步，改为三步一跪，大声呼喊：“救啊！龙王。”“救啊！龙王。”这种做法称为“礼龙”，目的是为了引起龙王的注意与怜悯，以达到预期目的。到达龙潭后，知县一方面要派人到不远处的宝胜寺借木梯，这副木梯很长，是祈雨专用的。同时还要在师公潭旁边山石上摆起祭桌，布置供品，由法师诵经焚疏，祈祷龙神。而后还要掷珓杯（俗称“问杯”），求得龙神许可。祈雨投瓶的人员一般为二到三人，由地方公认的孝子或者当地惯走山路的壮年（花重金聘请）担任。投瓶人员顺着架在石壁上的木梯，攀爬前行。石壁上光滑无比，所谓的“路”只是一条石缝，必须加倍小心才能通过。石缝大概离龙潭还有一两米的地方，最为艰险，投瓶人员只能背部紧贴石壁，挪步前行。下视者无不为他们捏了一把汗，个个默祝龙王保佑，希望众人能够顺利到达。投瓶人员到达龙潭边沿，这才可以放松心情。龙潭边沿狭窄，自然形成一个约五、六十公分宽的座位，如果两人平排而坐稍觉宽敞，如坐三人会觉得拥挤。座位前方凸出一块巨头石，可供蹬足。投瓶人员坐稳以后，即可开始“投瓶”。
投瓶所用的龙瓶十分讲究，事先要称好重量，并以“香亭”迎送。龙瓶用银或锡打造，瓶口密封，以油纸包裹，外面还要涂蜡，十分密封。投瓶人员给瓶口系上红头绳（据说长一百丈）后，必须将龙瓶投掷到蹬足石下方，否则会因两边水流湍急，不能顺利完成。龙瓶坠入云雾缭绕、深不见底的龙潭后，投瓶人员会将红头绳徐徐放开，由于潭水翻腾，红头绳大部分都漂浮于水面。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龙瓶会自动浮出。这时的龙瓶上会附着小鱼或小虾，名为“鱼交瓶”、“虾交瓶”（一说鱼交瓶有雨，虾交瓶无雨）。道光版《罗源县志》对“交瓶”的记载与此略有不同：
“凡祈雨请龙，制锡瓶二，封口无缝，系绳坠下。小（少）顷，一瓶浮出，中有水，不知从何而入，谓之‘交湫’。雨可立待。雨后还瓶于水，谓之‘还湫’。若瓶中无水者不雨，常以为验。”
投瓶人员顺原路返回以后，将龙瓶交还法师，道士仔细询问“交瓶”情况，并摇动瓶子，听瓶内是否有水声（可以预测雨量大小），如果有以上这些“应验”，则表示龙王已同意下雨。最后，法师诵经送龙神归位，并焚化元宝，以示答谢。祈雨队伍欢呼雀跃，顺利回城。据说回家路上就会有倾盆大雨，祈雨人员很高兴得成为了落汤鸡。回城之后，演戏三天，以示答谢。雨过天晴，还要将龙瓶水送回龙潭。祈雨时如果问杯三次，龙神都没有“许可”，就要重新斋戒，到更远更高的地方去“礼龙”。
历代有关祈雨的相关记载与民间传说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成为古人生活的最高境界。祈雨作为一种围绕农业生产、祈禳丰收的巫术活动，无论官方民间，都是极度重视的。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令民祷社稷山川，家人祀户。”可见一斑。民国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国人均以簇新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上的一些所谓“陋俗”，对祈雨活动极度鄙视，认定是“农民迷信”，且将所有责任，都归属“平时不讲水利”所致⑧。试想古代生产力低下，不像现在有先进的设备，就是修造了水利系统，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必须仰仗老天爷吃饭，一切“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来做，而且这些做法一直被证明是有效的，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方法”⑨；况且主持这种活动的头面人物完全出于公心，并非个人意图，其精神意志都是值得颂扬的。罗养儒先生在《云南掌故》中评价了昆明人的祈雨活动，很能说明问题：“（祈雨）自是帝制时代之一种迷信事，究其思维，事虽属于迷信，终是一片仁爱心肠。为人求谋，代人牺牲，而为人好也。”所以，宁德、罗源历代地方志中都有关于祈雨“应验”的记载，剔除其迷信成份，对研究了解古代社会风貌、地方民俗是很有帮助的。道光版《罗源县志》记载了好几件明清时期祈雨“应验”的事迹：
“明景泰三年（1452）秋七月祷雨于潭，疏文未善投之，顷浮片纸，取视，乃元至正间疏……众为颂之。大雨如注。”
“万历时大旱，邑人以瓦瓶投潭。须臾，有铜瓶偕浮而出。”
“崇祯五年（1632）夏大旱，丰上里乡民诣百丈龙潭祈雨，饰东山堂为龙亭，周遭糊以纸，恐亵焉。忽蛇蟠其上，其大可围数寸，不知从何入，颔下莹白，任人捧抱不为害。送至山中，后复蟠于庭。”
“国朝康熙十四年（1675）秋大旱，时耿逆反，不奉正朔。宁德乡人来此祷雨，疏中未书康熙年号，三日不雨。潭中浮前年旧疏，内填康熙年号，乃易疏“康熙十四年”投之，遂大雨。”
以上灵验，大多都值得探究。如第一条纯属张冠李戴，原原本本的记载见于明嘉靖版《宁德县志》，只是地点不同（宁德志作“西山龙湫”）而已。最后这一条，很有可能是出于地方官员为维护满清正统而有意做的宣传。
乾隆版《宁德县志》卷十《拾遗志》还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乾隆庚寅，夏旱六十余日，禾苗槁死。游击福兴素忧民忧，竭诚斋戒。同邑令刘若鹏祷雨于百丈龙潭。至则烈日炎蒸，自辰至午，天无纤云。遂命操瓶者攀缘而上，以绳系瓶，掷潭中，数次尚未交瓶投空瓶于潭，缄其口，其中忽有水，则谓之交瓶，盖方言也。二公伫望良久，从者日曝难堪，刘令意亦稍懈，问曰：‘果有灵乎？’时诸生崔宗衍与从，为陈丁大全故事，刘亦未之深信。俄而，果有交瓶之事。方整衣拜谢，陡闻雷声当空一震，黑云矗起，风雨骤至。众骇然，冒雨走至菰洋，依旧云销雨霁。操瓶人以二瓶送验，一瓶摇之无物，一瓶琅然有声。此琅然者，所谓交瓶是也。晡后大雨淋漓，自宵达旦，枯槁回春。龙固有灵，亦福公积诚所感云。”
知县刘若鹏是个思想有些固执的地方官员，在百丈祈雨“有求必应”后，思想发生了转变。当然地方志在颂扬龙神的同时，也没忘了替福游击脸上贴金。千百年来，百丈龙潭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礼龙”队伍，但并非事事皆如人愿，他们中有的心满意足，欢天喜地。也有的垂头丧气，讪讪而回。清代有一位姓蔡的知县，上任时恰遇天旱不雨，心急如焚，率乡绅前往龙潭“礼龙”，结果无功而返。一有些人作了一首《白字诗》捉弄蔡知县：“蔡（菜）猪要吃糠，祈雨四人扛。去时云遮日，转来露露光。”贴在了县衙门口，以示戏弄。蔡知县阅后，大为恼火，当即也挥笔题了四句：“百姓你莫癫，本县不是仙。旱天求得雨，高山可种田。”作为回敬。
说起百丈潭的祈雨，那绝对是一趟苦差事。炎炎夏日，铄石流金，祈雨的乡绅耆老（多数是老年人），顺着崎岖的山路，三步一叩，哀声遍野，真是口干舌燥，筋疲力尽。有这么一年，一位古稀老人在祈雨途中，口渴难耐，心想，如果此时能有一碗白糖稀饭（俗称“糖糜粥”）解渴该多好！想着想着，口中呼喊的“救啊！龙王。”也错喊为“救啊！糖糜粥。”从此，“救啊！糖糜粥。”这句话就成为了民间的一个小笑话。然而，这个真实故事的背后，却始终带着一丝苦涩与无奈。
蕉城南郊的古溪村，在清代末期也发生了一次百年不遇的旱灾。村里的董事组织人员村民，抬着忠烈王的香亭前往祈雨。设祭完毕后，法师连问三次“珓杯”都没能应允。这可把大伙急坏了，法师见无法收场，便问大家：“你们是从那个村来的？”董事答道：“汐头（古溪的别称，汐在蕉城方言中有干燥没有水份的意思）。”法师又问：“董事大名？”答：“董事一名汐尾，一名云照。”法师没好气地说：“日照云霞，头汐（干）尾汐（干），雨从何来？”求雨队伍只得无功而返。过了不久，旱情更加严重，村里又另选了几名董事率队前往。临近问杯时，大家都感到忐忑不安，新来的法师连掷三杯，杯杯皆准。大家喜出望外。法师问道：“诸位是从那个村来的？”答：“古溪。”又问：“董事尊名？”答：“一名云琼（蕉城方言与“琼”同音字有罩住的意思），一名国安（方言谐音“过坑”，坑有溪涧的意思）。”法师捻须笑道：“云罩古溪（蕉城方言古与过谐音），大雨过坑，真是一个好兆头！”祈雨队伍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回家。天缘凑巧，至次日连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雷雨，解决了古溪的秋旱。
罗源民间传说，百丈龙王是罗源泥田人的外甥。有一年遇旱，宁德知县亲自去祈雨，结果很是灵验。为此，知县想求见真龙，龙王露出一爪（一说露出白项，故又称“白项龙王”），知县大喜过望，奏明皇帝，皇帝敕封之为“永镇珍珠潭行雨龙王”，从此再也没有搬家。故事荒诞百出，究其根源大致取材于地方志中对丁大全的记载。
关于百丈龙王的来历，蕉城、罗源民间说法不一，据笔者搜集了解，大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与屏南黛溪惠泽龙的来历极为相似，民间传说百丈龙原籍罗源方厝塘，曾在中房宝胜寺任长工，误吞龙珠后化为龙身，先后在湖上楼、溪门、龙港、满盾栖息过，由于人为污染等原因，最后迁移至百丈龙潭。为了防止污水再次玷污龙穴，龙王将百丈龙潭上流水源分为两股，一股干净的流入潭中，另一股肮脏之水则远远流入溪谷之中。⑩另一种说法，百丈龙原先居住在四都（今金涵乡一带）竹林潭，与潭边竹林寺主持高僧斗法失败后，改邪归正，迁徙至百丈潭的。
刘家谋寓情祈雨诗
百丈龙潭自南宋赐建龙亭以来，留下了不少外来官员以及当地名人的诗词吟咏。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十余首（副）之多。
南宋时期主簿丁大全为龙潭撰写的对联：“龙从百丈潭中起，雨向九重天上来。”是迄今为止，蕉城区发现最早的一副对联。丁大全自身遗臭万年，这副对联却能流芳千古，可谓历史奇闻。它不仅载入清代楹联大家梁章钜、梁拱辰《楹联续话》，而且被万里之外的吉林市龙潭公园龙王庙所收录。
在百丈龙潭留有诗作的有明代邑人衡王府教授龚邦卿、连江处士陈元登，清代罗源文士吴沛达、本邑儒学训导刘家谋，民国宁德县知事黄式苏，诗人关心民瘼，寄情于诗，忧国忧民之心境亦令人敬仰。其中以刘家谋的一组祈雨诗堪称翘楚！
刘家谋（1813～1853），字仲为，号芑川，侯官（今福州市区）人。清道光十二年（1832）乡试举人，大挑任宁德训导。所任之处，努力收集地方掌故，在宁德期间，著有《鹤场漫志》、《东洋小草》、《斫剑词》等。道光二十九年（1849），升台湾教谕。咸丰二年（1852），“台匪滋事，芑川力疾守陴”⑾，卒于府署。
道光二十六年（1846），刘家谋任宁德训导。有一年地方干旱日久，城外四野田园龟裂，老农挥汗田中，力作苦耕仍无济于事，而地方官员却只图享乐，对民事不闻不问。刘家谋虽为学官，职权卑微，但对民生疾苦倍加关注，他不惜得罪上司，愤作《祈雨》以诘之：
“祈雨祈雨，早行暮行官辛苦。田中老农日卓午，挥汗不能润寸土。官乎安坐仰食汝，嗟乎官犹道辛苦。”
迫于压力，地方官亲临百丈龙潭祷告，孰料无济于事，百姓仍陷于干旱之苦，诗人不惜冒渎龙神，又作《诘龙诗》，抨击百丈龙王“幽壑潜踪”，不予“兴云致雨”，实在是“昏且庸”。也许刘家谋这种异乎寻常人的做法，为上苍所接受并原谅，不久果然天降甘霖，解决了地方的旱情。对着窗外的倾盆大雨，刘家谋抑制不住兴奋，又接连写下《喜雨》、《谢龙》二诗，讴歌致谢苍天。《谢龙》一诗结以“龙兮龙兮，尚我从兮，可以人而不如龙兮。”弦外之意，暗批宁德现任知县不能体察民情，刚愎自用。后来刘家谋确实也因为这些诗作得罪知县，其好友谢章铤为之鸣不平，赠以诗，自注曰：“宁德旱，芑川有《诘龙》、《谢龙》二诗，篇中语极沉痛，宁德令某见之大忿。”虽然此事得罪了地方长官，然其一切作为，咸为解民倒悬，故深得地方百姓爱戴。⑿
纵观百丈龙潭历代诗作，刘家谋不仅作品第一，其人品亦属第一！
民国时期金涵见闻
听说我祖先当时从上金贝迁到金涵坑内时住墓亭，后来又迁居下新厝，由于黄氏最早定居开发下新厝，我祖先就向黄氏人家商量后，买地建房，成家后生有五个儿子，开始在下新厝繁衍至今。
我从小所见下新厝周围的自然村有涵内（又叫桥头，因坐落金涵大桥附近）、黄厝、张厝、金溪、上新厝、麒麟寨、岗头厝、濑八里等，其实每个小村也只有三、五座厝，这大概就是早期金涵所有村落了。另听上辈人说，早先涵内地域有一个名叫“阿莫县”的乡村，后因大金溪发大水，溪流改造，“阿莫县”被大水冲破风水，其村民就迁往他处，所以后来有“阿莫县”传说流传民间。
这些村落中要数涵内最热闹，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宁德县城附近古田、屏南、罗源后溪及西乡一带的人货都从涵内经过，涵内就有了一个街市，也成为金涵历史上唯一的街市，开设的店铺也不多，有张珠开的客店、老安开的饼店、赖品玉开的酒店和豆腐店，还有一家淡坪人开的染布店。
我从小就看见古田、屏南一带挑夫，一批都有十几人，挑着乌笋干、粗纸到宁德县城出售，之后挑着咸鱼蚵或醃〓回去，西乡一带的人就挑茶叶、柴竹、木炭等进城买卖，然后挑着咸鱼货及一些生活用品回乡，挑夫人数一批七、八个，也有零星的。一年四季不管大热天、还是大冷天，甚至下雪天，这涵内路桥上行人不断，使得那些店铺的小食生意也很热闹。
民国时期，金涵的田地都集中在地主手里，除了自己的住屋外，大门外四周都是别人的田地，农民向地主租田地耕种，田租是一斗田（约0.5亩）一百二十斤谷子，此外，还要向当地“洋界看护人”（相当当地出面人）缴纳保护费，每斗四斤谷子。当时农田产量不高，一斗田好的年收一百五十斤左右，除去田租一百二十斤，牛租二十斤，以及壳灰肥料（一亩要一担），所剩无几。佃农种粮收入主要靠“添垅”的办法提高单产，多收谷子。一斗田播下“六月早”之后隔十几天，又在成活的稻秧之间再插下秧苗，这叫“添垅”，用这种办法提高亩产，才能有余粮养家糊口，租用山地种麦、油菜以及栽番薯，也同样按水田的面积缴租。
金溪的溪流大，支流也多，五、六月间我们去小溪里摸鱼或者毒鱼，用来增加菜配，也算是改善生活。摸鱼的办法很简单，先在溪边用石块朝水里鱼群猛砸，鱼群惊吓，有的窜到溪边石块下面躲藏，这时就沿溪边石块逐一摸捞，不过下手要迅速和敏捷。毒鱼最有效和常用的是用山上采摘来的“葛”，捣烂后倒入小溪流中，守候一段时间后，就逆流踩水而上，沿溪捡拾被毒得半死不活的浮鱼，运气好时，会收获十多斤以上，除一家人食用外，连周边的亲友也都尝到鱼鲜。溪里的鲥鱼用壳灰就可以毒杀了。
农户人家一般每户一年养一头猪，如有一户养两头的就算有本事，因为供应猪食所需的饲料大部分要靠上山讨猪菜，需要花工花时；而猪长得又慢，从年头到年尾，要养大一头也不容易，到年关时若有成猪出栏，就算大过年了。
当时每家都有种植苎麻，自己纺纱织布，叫苎麻布，又叫夏布，是灰白色，拿到涵内桥头边的染布店，染成蓝色或者青色（黑色），然后制作夏衣。冬衣是要到县城剪绵布回来自己缝制的，我与城内的“和彩布庄”比较熟，有时没钱，就去赊，等有收入后，或者挑柴、炭进城出售后再送钱还他。有时也到东门外新桥头赊咸鱼蚵。
农闲时期，我们就到岭尾一带山上砍柴草，晒干后要挑十华里左右的路进城，一担柴才卖几角钱，不够换购食用品，所以半路上饿了也不敢花钱买点心。
我小时候，金涵也没有什么学校，有一位福宁（霞浦县）人名叫雷金枝，来涵内教学，书馆设在“南京大王宫”（今金涵卫生院旧址），学生有一二十个，是教塾书，只教了一年多，就散了，大概这些学生都要帮家里做农活，也没能力送熟师课酬金的缘故。雷先生的毛笔字写得很好，经常看见他将字幅拿到县城去卖。
我从小就开始帮人放牛，大约在1931年，有一天早晨在“旮沓桥”附近听人呼喊“土匪来了”，我赶紧跑去躲避，没跑多远，被一个坐着轿竿的土匪头模样的人拦住，对我吆喝：“小孩，没你们的事，干什么逃跑！”我才停下脚步，看着他们离开。金涵是小乡村，基本都是穷人，家里没什么资产，土匪是不会来抢穷人们，也只是路过涵内。大概是先前进城抢劫的一伙土匪，回山时路经涵内，在路边分赃，因分配不均发生争吵，结果就将抢来的衣物行头点火烧掉，这是我在附近亲眼看到的。
涵内的溪流是金涵地界最大的一条，那时溪面建有一座瓦片屋面的廊桥，时常有往来的乞丐夜宿桥上，有一年半夜发大水，被溪流冲毁，听说连睡在桥上的几个乞丐也被冲得无影无踪。廊桥的下游，溪面很大，当地人用石头砌十几个桥墩，上架木板为桥，人叫“十八跳”，也是当时通行的便道。
涵内溪在“瞑头墩”处的潭面架有一座石桥，前后又架木桥，该潭很深，又叫苎布潭，据说这座石桥是县城一个名叫万盛的人修造的。
抗战时期，当地国民政府奉上级命令，将涵内石桥破坏掉，路也挖掉，据说是防止日本兵过境。但是，后来日军过境时，用块石砌起石墩同时砍树架木排于石墩上，很快就渡过全部人马。日本兵是从白鹤岭下宁德，进县城后过境金涵、七都开往霞浦的。这次过境的日军队伍人马从下新厝并溪（杨梅溪与小金溪交汇处）一直排到瓮窑处。
日军过境时，我赶牛到当岗躲避。日军从刘厝里过溪，这时有几个日本兵举枪射击，将附近麒麟寨山头正在观望的雷日金（我的表兄）打死了，日军离开时驻扎的瓮窑时，放火烧了瓮窑两座民房。
当时，有几个国民军士兵埋伏在南洋厝大榕树上（就是今天宁德监狱附近的那棵大榕树），见到有一个日本兵进入南洋厝，就将其打死，后拖到瓮窑被烧房屋的后山中掩埋了。
这些情形，都是我亲眼所见，至今还记得。
又听上辈人说，我们祖先从上金贝迁居下新厝初期，人丁单薄，个头又小，经常受到身材高大的“阿莫县”村人的欺负。“阿莫县”人比较蛮横，当时居住瓮窑附近，我们祖先到瓮窑山上砍柴，被“阿莫县”人发现就被打，去县城舀粪（当时到县城买人粪尿做肥料，又叫讨粪）回来，路经瓮窑，若被遇见，连粪桶绳都被割断，粪桶打翻，还不断纠缠打架。我们祖先个头小，打不过“阿莫县”人。有一天回上金贝告诉宗亲听，说：“别姓的人没有欺我们，只是常被‘阿莫县’人欺负”。上金贝宗亲中的叔伯侄儿们就带有拳术的十几人到“阿莫县”去打架，“阿莫县”人见来势汹汹的钟姓众人，吓得躲到涵洞里，被钟姓众人用竹竿去戳打，从此，“阿莫县”人害怕，不敢再欺负钟姓人家。以后，我们祖先就让儿孙跟随上金贝会拳术的侄儿学习拳术，用以自卫，这一习惯传至现在。
七十年代金涵民生琐记
自七十年代在金涵插队以来，已近四十年。前后这点时间认识一个地方极有限。这一时期，城郊景观快速更叠，社会面相急遽转换，“文革”期间所见场景，早已消失。今不揣冒昧，记录点滴，以印证时代变化一二。
口粮
口粮是七十年代农民最主要收入。生产队一般年中早稻收割后，按人口分配一次稻米。年终分配地瓜米（番薯丝）和晚稻，好一点的大队，分多一些晚稻。单身汉或劳动力多而人口少的家庭，粮食充裕些。我在茶场，每年可分到大约五百余斤口粮，内中约有三百斤左右是稻谷。口粮都放在仓库里，全体吃食堂，每顿自报吃几两地瓜米，由专人（两个人）监秤，置于饭甑（为一木桶）中蒸熟。开饭时，另由专人执一只桃型木柄，专职盛饭，当面称重。将一碗“泥”得尖尖的地瓜米，放在盘秤中，称出毛重，再刨去碗的重量。地瓜米蒸熟后，似乎要重上四倍多些。餐餐如此，虽然麻烦，但以程序正义保证实体正义，却没有口舌。吃白米，则自备饭盒，自已放米加水，放在蒸笼里。农民只在过年和早稻收割后的十来天吃大米，一般的人家，吃大米的时间（甚至包括大米掺地瓜米），全年不会超过一个月。稻谷一百斤，出米六十五到七十斤，吃是好吃，但数量少。因此，农民群众愿意用一比一比例，拿稻谷（不是大米）换地瓜米。这在当时是常见的事情。因此知青吃大米次数要比农民，特别是比有家口的农民多得多。据资料，1976年全县农民的平均口粮只有336斤，农业人口平均经济收入只有45.6元，远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蒸汽催芽（《杨家盛同志在全县公社脱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7月3日）
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水稻生产发生革命性变化。1974年从夏到秋，我在一个山区生产队，参加过一季高杆单季稻的薅草及收割农事。此后，见都没有见到高杆水稻。到了1977年春，第一次见试种的杂交水稻，不料几年后就靠着杂交水稻吃上了无忧的饱饭。
其实从六十年代开始，宁德县水稻有个“三化”的过程，就是单季改双季，高杆改矮杆、间作改连作。加上开始大量使用化肥，产量增加不少。不过许多地方种双季稻，一般年景下，无霜期总不够长，晚季收割遇上“寒露风”，则出不齐穗多瘪粒歉收乃至绝收。于是只有将早稻播种提早。早年间平原沿海是清明播种，立夏插秧。后来提早到春分播种。稻种用温水浸，好出芽。山区无霜期短，就再提早到“雨水”节气播种。这时天气冷，出不了芽，就将稻种浸湿，置于密封房间内，用一口铁锅加水用稻壳焖烧，制造出一个类似桑拿的湿热小环境，叫作“蒸汽催芽。”
在山区生产队那年，我住二楼，楼下恰是蒸汽催芽的房间。农村土房子楼板就是一层，缝隙还不小，因此其实人也在被桑拿之列。次日晨起，见被子与草垫湿得出水。好在那时年青火气大，与同室之朱、丁等三人皆无事。但稻种出了芽不一定成得了秧，天冷就烂。秧一烂，为赶农时，即刻就要再下种催芽。如此甚至有再三再四的。1976年有倒春寒，近清明了，还有“西伯利亚寒流”。据说当时全县只因早稻烂秧，就损失了四百来担种子。
当时，硬是要在山区种双季稻，听说海拔近千米的天湖村也种了双季。这样就要做些出奇的事情，最终也不能证明“人定胜天”。
劳动送饭
抢收早稻和抢种晚稻的“双抢”时节，生产队统一送饭下田，以抢农活，金溪平原一带称“食清昼（吃冷饭）”。其实往往是一年中吃得最饱的一餐。我在山区生产队时，记得每个劳力按一斤半米的份额计算。称出稻谷，自己加工，先是砻（一种现在很难见着的磨一类的加工器具）米，再舂，筛，做出米来统一蒸煮。米是单季稻品种“白早”，这个品种米粒很大，如今可能连同“红早”一样已经绝种了。煮法用“捞炊”，就是先在大锅中煮得半熟，再置于蒸笼中炊熟。米饭呈颗粒状，极香。当然一斤半的米，大部分人一顿吃不下。不少人带了家小，分一碗米饭是没有人当面非议的。
在茶场里，也有几回送饭到田头。场里只一二个儿童，妇女也不下地，因此，尽管各人饭量有差别，但随吃随添，按每人一斤米的份量，能让每个人都吃得很饱。下饭菜只是油饼、油条、酸菜汤之类。有一回分猪肉，就不合在集体一起吃了，而是称出炊好的米饭，连同两斤猪肉，按人头分配。又有一回到金溪村前水田劳动，一位姓孙的少年——茶场里唯一多子女家庭的老二，吃量超过成年人，最后还喝木桶中盛的酸菜汤，鼓起的肚皮向左侧歪去，不得不让人担心出问题。画家黄永玉说，“小孩子的肚量，比圣人的肚量还宽阔”，这样惊人的饭量，是因为，许多人一年中，只有数回，甚至从来没有过吃饱大米饭的美好感觉。
这样的吃法算是正常的。不正常的生产队也有。一些地方群众对集体经营失去信心，吃光喝尽。据资料，当时，八都大队某生产队社员出工时，“点心”要吃米酒、扁肉、小炒肉，仅吃喝一项，就占去总收入的23.7%，几乎等于全年的农业生产成本。洋中凤田大队某生产队，1977年干部社员吃掉的“点心粮”就有90多担，分光吃尽，使得当年十分工分值只有2角2分（引自《继续揭批四人帮，深入开展两打斗争，落实党的政策，改变干部作风，为速度发展我县农业而努力奋斗——吴子金同志在县三级扩干会上的讲话》1978.10。）。
产生这种现象，有着更深一点的原因。一些农民认为，劳力少而人口多的家庭，在分配中多分了粮食和其他实物，即使超支欠款，也得到了实惠。甚至有单身汉认为，集体经营是在帮别人养家，有被剥削的感觉。这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在当时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七十年代初，宁德县领导批判了农村分配时“搞按劳分配”的行为，但在七十年代中期后认为要坚持“按劳分配”（1968年底，宁德县革委会通过对年终收益分配工作的规范，恢复了部分农村“文革”武斗期间开始解体的集体经营体制。县革委会针对当时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鼓吹口粮按劳分配，分光吃光，不卖或少卖余粮，副业不归集体，搞投机倒把”的现象，特别指出，“如再搞‘按劳分配’者，要追查责任，要教育群众，认识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见《宁革生财》（68）004号《关于分配1968年农业税征收任务的通知》。 1972年年底，宁德县革委会发文，指出，“搞好年终收益分配工作是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体现”，明确要求按照省委的“十六条”规定，以生产队为单位，逐条落实。“要弄清‘物质刺激’、‘工分挂帅’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界限”。见宁革生（72）第191号《关于1972年年终分配几个问题的通知》。 1975年7月6日，宁革（75）90号《关于夏季预分工作的意见》明确地提出，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劳力外流，副业单干及弃农经商人员和其所负担的人口的口粮，“可留队里，待回队做出适当处理后，按月拨给”。），这种在根本问题上没有标准的现象，说明集体经营这种制度的确不适合于当时农村的生产力状况。农民讲实际道理，将劳动成果吃到肚里，心甘情愿，至于往后如何过日子不管不顾。这当然是一种相当阴暗而悲观的心理。
生态
要说六七十年代的生态环境好不好，较为复杂。那时几乎没有“三废”污染。空气、水、土地特别干净，大气能见度高，水质清澈，地里即便用了农药化肥，恐怕也比如今重金属、化学制品等污染要来得轻。但是，山上草、树都比现在少，特别是村庄田野附近的山上。植被稀疏，树少草少，这是因为每家燃料都用柴草。金涵山区农民一大收入，就是砍柴割草，有空时挑到城内卖了，得几只咸鱼当家。手头宽一些，有的还带几块光饼之类。“杆蒙”（芒箕草一类）一担在城中约值一、二元，而咸带鱼每斤三、四角钱，咸虾苗一斤仅一角多钱。
各家各户都在山上割蕨草，山上光溜溜的。大树在1958年时砍得差不多，到七十年代，也没有长茂盛。记得春耕时，要割些蒿（禾本科芒草）的嫩叶给牛当点心，还要走好几里路到“溪里”（今大金溪上游峡谷）深处才有。割蒿叶，工分既高，又有米一斤、现钱一元二角补贴，是很少的工种。但也很苦，无论本事多高，手终究要被割得血丝道道。
野生动物不好说。对比现在，有的少有的多。在金涵平原和山区，听过几次关于山上动物的事情。一是公社茶场后高海拔的中前大队八斗丘生产队，几个人打死一条大蛇。这蛇冬天不知为何跑了出来，钻到一家农户灶间的柴草堆中，被人惊动后，又自行爬出院子。正在翻过院墙时，在地里干活的一群人闻报赶到，用锄头打死在屋边。据说有一张半“篷”那样长，大约七米左右。这事情按推算，大约发生在六十年代中期或更早些。其二，一位后溪村人说，有一天在山垅中“拾水”（看水），一条大蛇在对面坡草丛中窜过。被此人惊动，跌到水田里，溅起的水花飞过一丘田，洒到这位吴姓农民的头上。问：“到底多大？”这位在茶场里的“学习班”的成员只笑不言。这事情发生在武斗那一年。其三，大约1974年秋，一只猛兽在金浿村头，半夜时咬走一只狗，留下一条长半米多的爪痕。村里有人说是“老虎”，但并没有人见到这只猛兽。差不多也在这一段时间，一队几个人在金邶寺前的水田里干活，巧遇一只半大的野猪窜进水田里。水田是烂泥田，因此跑不快，被十几个人追打，后成肉食。其四，听茶场里一位姓刘的中岗村农民讲挖裸狸（穿山甲）成功的经历。记得似乎说是七十年代初的事情，但不能肯定。不过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山上的确仍然有这东西。约在1976或1977年，我见过一只还是铜甲”（年纪大的）的，捕者自述在金涵水库上的公路边捕到，大约就是金涵乡院后村的地界里。总体上看，那时，野兔、野猪、麂子、山羊等食草类动物要比现少，尤其野猪比现在少很多。但是那时残留的一些动物，现在可能绝迹了。比如，原来住在溪里村的老农德志说，豪猪，合成氨厂未建时，大金溪边上的旱地中就有，现在显然没有这种野兽了。野兽减少，其中一大原因是因为人们的猎杀。文革期间，曾有文件要求捕猎，以供出国创外汇之用，甚至规定了收购虎、豹、水獭等动物毛皮的奖励办法（1971年底，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根据国务院（71）国发文88号的精神，下发了《关于发展狩猎生产的通知》（1971年12月25日，闽革产（71）484号）。宁德县革委会于1972年初也转发这份文件。文件中说，七十年代以前十几年，福建省每年平均提供四、五万张野生动物毛皮，最高年份达到7万张，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文件要求“进一步树立为革命狩猎”的思想，鼓励社员利用工余时间进行狩猎，决定“对虎豹类皮、水獭皮”等5种，每1元奖给布票3尺。还可凭大队证明，购买猎枪、子弹。“文革”中收缴的猎枪，经公社以上单位研究后，也可返还给个人。）。但是，一种物种的消失，更重要的可能是自然环境的变化。
当时，尽管金溪边上建成了工厂，但在七十年代中期，溪河里还有不少鱼。1975年12月那场大雪过后一天，公社茶场里羊群放牧到合成氨厂后的“溪里”峡谷。放羊的少年（场里有二、三个少年轮流与七、八个知青搭配牧羊，两人一班）在水中拾到一只尺把长，冻得半死不活的“溪滑”。牧羊归来，路过地区造纸厂，被人见着，用八元钱买走。“溪滑”就是大花鳗，在大海与山涧间回游。在溪里能拾到此物，说明当时河流是没有污染的，也说明这峡谷生态环境是很好的。但不知此鱼如何越过东湖塘的二十五孔闸。或许是在1969年东湖塘溃堤时，寻回祖先故里却无法返回海洋的冒失者，或是1964年海堤合垅前留在山涧的原住客。此前，还听说有一尾巨大的“溪滑”从北门电站（今军分区对面）压力水管中流落，缠住北门电站的水轮机，后被工人捕获。这事情发生在六十年代。这尾鱼当然也是从大金溪上游误入金溪渠道。
八元钱是一大笔钱，大约是六、七十斤地瓜米的价格，或可置一身新行头。对于农家少年来说，如同今人中万元大奖一样的感受，一同去放羊的陈姓知青有些遗憾。买此鱼者，听说是一位福州人，技术员。这人用一个月六、七分之一的钱买了稀世珍肴，算不得奢侈。
副食品
除食粮之外可吃的东西，都叫“副食品”。七十年代初期，用米面制作糕饼糍粑之类，自食不要紧，但用于出售，是不名誉的（1970年7月28日，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抓革命促生产简报第14期（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批评“粮食复制品大量上市”。南埕大队和漳湾大队有人，“拿着香烟、糕饼、薄荷糖到田间换粮食”，“每天蒸松糕四床，拿到粮食收购站去卖，每斤换大米两斤，每人一天就赚大米20多斤”。），办宴席也是不名誉的。
糍粑是金溪平原农民最喜欢的食品之一。据说，金涵一带结婚办酒席，头一碗是糍粑，次一碗是煮肉。酒席好不好，东家是不是慷慨，看糍粑分量足不足，煮肉够不够肥。煮肉切成四方形，边长二寸有余，甚至三寸，夸张的说法，是挑起肉块时，箸尖微微下沉。但是，插队四年，我没有见过一次这样的酒宴。倒是听过许多个打赌吃糍、肉或其他食品的故事，这样的拼命故事，能流传很长一段时间。
糍粑用粘性大一些的粳米（称为“大冬”）舂打。茶场里就有一方石臼和一只安了木柄的石杵。但只看过一次打糍粑，起因也忘了。一般来说，做糍粑有过节或办喜事的象征意味，公家活动很少或不做糍粑。畲族善做“糯米糍”，舂的力度就小得多。有一回，一位农民在冬至这一天请我吃糯米糍，一碗烙得烫嘴的糍和一碗盐煮碎五花肉汤，原汁原味，相当可口。但糍却白中带乌，与过去家里吃的白中带黄的不一样，不知何故，心中藏了些疑惑。许多许多年后，蓦然想起，这是因为农民家贫，铁锅平素无油，烙出的糯米糍当然乌突突，象是沾了尘土一般。
肉食很少。在茶场二三年，分配猪肉好像只一次，每人二斤五花肉。场里只有三口锅，一口煮猪食，一口蒸饭（以上两口锅有时洗净混用），一个小锅搞菜，因此排队煮肉，迟的轮到近半夜。羊肉每年吃一次，都在春季。将一个月龄的小公羊淘汰，凭场员意愿取多取少，说是吃了有力气“做春（开始春耕农忙）”。这些肉，算在此人当年支出中，叫“通伊（算他）借支”。公羊羔肉，最为高级，味极美，富有热量。但是场里没有那种先吃再讲管他洪水弥天的人物，因此每人取的都不多。牛肉只见场里农民吃过一次，是杀了一只将要死的母牛。两位刘姓青年合取（也是“通伊借支”）一只牛脚（从牛蹄到膝关节下的部位），拾掇细毛大骨半天，放在瓮中，点燃稻壳焖一夜。不料焖过了头，次日瓮中只余一堆散骨和一瓮的浓汤。因此两人情绪很不好，面沉似水。吃狗肉的回数倒多一些。场里两只母狗，生崽时有几个人抢着领养，却不喂狗，任其到处抢食脏东西。只待长成三四斤、四五斤，就杀狗吃肉。有些老农对此情况相当生气。
城里人那时肉食也少。每月每人半斤肉票，1976年新年时，市面上没有猪肉卖。
食物中鲜鱼很少，鲜海鱼更少。在山区、在茶场，几年时间，只见农民吃咸鱼，很少见他们吃鲜鱼。本来那几年宁德一县每年捕黄花鱼有三四百吨，但市场上很少见，可能收购之后统一运往他处，或加工成鲞。再或者，农民手上没有现金，赊销的传统又没有了，所以他们吃不到这一年一度立夏后的极品鲜味。农民家庭，淡水鱼也只在过年时享用。有个来自金涵水库后高乾村的农民，用鲢鱼煮成“冻”，装在陶盆子里，正月初六那天请大家吃，相当美味。后来才知道，这一道食品西乡一带农家过年是必备的。
黄花鱼鲞肉质筋道，味路纯正，呈红褐色，无需包装也可放很久，现在不会有这种食品了。在当时却是平常食物，我常从家中带着。农民吃得起黄鱼鲞，但更多的是廉价一些的咸魺、咸带鱼（宽五、六公分也是便宜货）、“虾苗”（小鱼小虾制成的咸酱，或许不能归于“鱼”类）等。装“虾苗”，是一种径有尺把的瓠瓜老壳制作的圆状容器，用竹篾扎紧，挑在扁担或枪担上。最次是一种咸过头的“油筒鱼”。
水产公司有时将库存的咸鱼经营坏了，就卖给农民当田里肥料用。品质在肥料与食物之间，价格就十分便宜。“咸油筒”就是这样的角色。油筒鱼，鳀类一种，多油脂，鲜鱼煎时，油越来越多。但这种油脂不是太适合人身体所需要，有刺鼻气味。腌制之后，味道好多了，但比起咸带鱼等，仍等而下之，不见得很多农民家庭买这种下饭菜。同房间一位单身汉常买“咸油筒”，只挑指甲盖般大小的一块鱼肉就能下一顿饭（地瓜米）。平素放在一个大木楻中，用簸箕覆盖。一旦翻开簸箕，硫化氢气味弥漫全屋，十分呛人。我也曾买过一回，味道极冲，远超腐乳、臭豆腐之类，故而下饭功用明显。但不久后开始烂脚，从大姆指开始，朝着膝盖的方向，隔十来公分的距离，一个脓肿接一个脓肿，此消彼长。可见真是不适合人类食用的东西。
酒
蕉露是县酿造厂以“无米制作法”生产的酒，呈暗红色，很甜，有香气，度数要比米酒高，一斤五角六分钱。我曾经在造纸厂的店铺买过六角钱，睡前一口气喝完。次日醒来，头痛欲裂，又见枕头几乎被鼻血洇满，病了二三天。后来知道这酒用山上的“狗七条”、“白拉刺头”做原料。前者可能是一种蕨科植物的块茎，油条般大，长满着金毛（据说可以止血），名叫金毛狗脊。也可能是另一种叫狗脊蕨的植物块茎。这些块茎中，的确有一些些淀粉，但是“白拉刺”（也叫“金刚刺”，学名不详）的根茎既硬且小，只有小号火腿肠的样子，为何可以酿酒，当时就费解。很多年之后，听酿造厂（城关人叫“酒厂”）老蔡说，成酒之后还有勾兑，加上一些香精之类。按今天标准，一些指标超标多少倍也不知道。
米酒也有，但在当时，恐怕算是奢侈品，没有见过一个农民平素吃米酒解乏。酿酒，特别是酿酒出售，几乎是一桩行走于“法律”边缘的事情。但在过年时，酒是足够的，偶然也有喝醉的。
“义务工”
我在山区生产队时，恰好修村里的公路。请来金涵水库测量队人员，测好路线，算出土方。不久开工。路有几公里长，基本都是土方，但路面挖得很宽，因而土方量很大。挖到离村一二公里外时，路程远，就要早出工。冬季夜长，极黑的清晨，村干部用锣声和高亢的声音，惊醒全村人，“做马路——下饭啊”。年青人好睡，有时惊出汗来。公路穿过一片树林，大部分是柯木，但也有不少其他树种，因此林中生态景观丰富。有一种发荧光的蘑菇，还见过七叶一枝花——很珍稀的蛇药，当时，都堆在土堆里了。从公路里侧将土方推到公路下，只几米的路，用土箕装、再倒，很花工，于是有人想出用耙拖土的办法。就是在耙齿上装木板，前面两人拖，后面一人扶，果然较率高了许多。有一回正拖着，公社里一行人来视察。见此发明，几个干部不吝美言，纷纷评论。但主要领导只点着头说，“细好、细好”，再不多一个字，如当时的最高指示，某某好，某某好一样。“细”，就是耙的方言。当时，连续劳动几个月，其实我已经“过力”（后来回家休息很长一段，力气也没有恢复），将人当牛来用，其实人比牛力气小得多。当时，拖耙极吃力，因此心中颇能理解炎炎赤日之下，农夫的辛劳感觉。
1974年底或1975年春，又在金涵水库一个来月，拖土，挖土，挑土。拖土用板车，运到大坝上。那时，好像大坝长到三分之二高了，因此要用“爬坡机”，就是用一种土制的缆车。钩子勾住板车（记得就勾在板车的把手上），从木制斜道上拖至坝面。坝面上土是松软的，此时拖车极吃力，边上打夯的人大声呵斥，指东指西，有时挺远的，甚至还要再拉上一、二十米，几乎将吃奶的力气都用尽。下坝时空车，需将轮子脱出板车架外，增大阻力，沿着之字形状的木栈道慢慢下来。我在此曾上下许多次，上下都十分吃力。
施工劳动的组织管理方式相当复杂，当时我只是成千上万民工中一员，年纪也不大，没有多少记忆。但以我个人经验，工地上的劳动收入，仍然由生产队支出，一是工分，二是现金。现金很少，似乎不足以支付每日伙食，工分则合入年底分配。当年，村里同时修几公里长的公路。大量无产出的工分（群众称“义务工”）加入年终分配，加之生产收益极低，这一年年底，我所在的第二生产队，工分值最低，十分只合七分钱，据说创了全省的记录。
拦柴
大约1976年春耕开始后不久，公社派人在茶场边的山道上设卡拦木材。一般情况下，由公社派个人来，可能是公社“市管组”的人，叫上“民兵”——就是场里几个青年人，设伏拦截从山上偷运而来的杉木以及桶、凳子、锅盖等木制品。公社茶场边的一条石阶道通往蔡洋几十村，远至洋中、古田和罗源的一些乡村。舍此之外，这些地方要到宁德县城或海边的一些村庄，没有其他路可走。那时，没有大白天扛木材的人，“拦柴”的时间段，一般是从午夜开始到清晨。
睡梦之中，常听得人声嘈杂，拦下的人、木材就放在茶场尾前的空坪上。没有见过农民与“执法者”吵架争执的，经常是哭求。有天清晨，见一位老者（按现在标准，也就五十挂零的中年人），面色苍黄，一脸油汗，衣衫褴褛，见人就作揖。我正早起煮猪食，问了他从哪里来，何时动身等闲话，居然要双膝跪下。后来知道，这人是虎洋（远在洋中方家山一带）人，半夜动身，扛一条百十来斤的杉木，走了三十来里的山路，将到平原地带，不想被抓。也不奢望讨回杉木，只想讨一碗饭。后来，做饭的给了他一碗捞地瓜米的汤（地瓜米在蒸之前，先要在沸水中捞半熟，内中有些地瓜米）。这人喝了之后，流着泪走了。
但不是完全没有争执的，毕竟是求生存的活计。有一回，我被抽来守夜，下半夜里，听得半山上有人声，于是与二三位民兵一同追上山道，快追到接近山项的蔡洋亭时，将三四个挑木桶的截住，意气风发带下山来。后来，其中一位黄姓老农悄声告诉我，这几人，也是虎洋人，有些武术，弄不好，会被他们“做”下山崖。头一次配合“拦柴”，公社一个干部就交待，切不可站在杉木一边。不然，扛杉木的可能一下子将杉木抛下肩膀，夜间看不清，就可能出事故，砸断了脚都不一定。
场里农民，尤其是有年纪的农民，不做半夜拦木头这类事情，我想是道德感使然。所谓意气风发之类，是建立在他人绝大痛苦基础之上。不论偷伐山林一类的事情该不该抓，在生存压力之下，如此艰难的日子，足以触动人的良心底线。
以民兵治民，是“上海经验”。1975年底有一次全省性民兵打击“投机倒把”的活动，我听说城关继光街的基干民兵甚至抓到单石碑来（单石碑当时属于北门三元大队的某个生产队，不属于金涵公社）。后来在资料中看到，当时，宁德县民兵在活动中搜得“金银15件、猪肉714斤、鱼类2957斤、活毛羊1只，私酒70斤……电工器材168件，钟表和的确良布料等（《福建省宁德县民兵指挥部简报第二期“11.30”统一行动情况》。）”。此类活动此后颇有几次。家里的金银都可能被“抓获”，况且是木头。
供销社
七十年代初，设于涵道村的公社供销社几乎是金溪平原上唯一的商业网点，也是周边山区村庄的购物中心。店里有一排长约二十米的柜台，柜台只有一小段是玻璃的，卖日用品，如肥皂、毛巾等，其余木头制成，漆着“清油”（桐油），呈嫩黄色。供销社的商品，从布匹、热水瓶、脸盆，到农药、铁耙、棕衣。生意似乎不太好，二、三个营业员寡言，表情也不丰富。其中有青年女营业员，是公众人物。可能因为从不晒太阳，因此白皙，异于常人。全公社的男人都有权就近观赏，甚至搭讪，但永远隔着柜台，正如流浪汉面对一份昂贵的菜单。
后溪村也有一处“供销社”。柜台与公社的几乎一个样子。油行村的供销社也有一个木制的柜台，同样宽，只是长度不一样。卖的货物基本相同。听说，二十多年前，路未通，后溪供销社卖化肥，要从三十里外涵道村挑来，后来池颂光市长跑到罗源协调，改成从十里外的中房调化肥。许多年后，农民依然念叨这事情。后溪村供销社，六七年前路过，看上去还与二、三十年前一个样子，只是卖的新东西多了些，柜台更旧。
电话
七十年代的电话用“摇把子”，电话机边都有个木匣子，装着两只长约一尺、茶缸子粗的大电池，手柄一摇，一条线上的几只电话都响。接听者先要听清找谁，无关者放下，有关者接话。倘若无关者不放下电话，那么这通电话就有两人以上在听。一般就近串连电话，如蔡洋岭一线，从最远的后溪开始，依次接上茶洋、菰洋、浮坪、中岗、公社茶场，直到涵道村边的公社里。
美景
1975年春节前几天，公社通知全社的下乡知青到灵坑村集中，县里领导来慰问。辛苦半年，可以放松，兴奋之情可以想象。于是走山路去灵坑村。天气晴朗，远山寂寥。峰回路转，突然见村子就在山下。时值涨潮，蔚蓝的海水紧傍着村子，村边泊着数十条船，支支桅杆错落。村子不小，乌瓦黄墙，密密排列，村边公路似金带飘向远方，公路上行着玩具般大小的车子。冬季白天短，下午三时许，阳光略西斜。明亮阳光照定海湾中央二、三条船，张着白色和褐色的帆，拖着影子，似乎一动不动。海湾的远端，青黄色夹杂的低山或岛屿，镶于蓝色的天际线上。
山很高，因此很静，听不到一点声响，同行的人，都静静地看了会儿村子和海。很多年后，有灵坑村的朋友对我说，西陂塘围垦前，灵坑村是鱼米之乡。因为我从半天空俯瞰过这个村子，所以，从内心赞同这种说法，同时还认为那个永远消失的画面，是一幅无与伦比的美景。
戴帽中学
七十年代中期，金涵公社有两所中学，都“挂”在小学校里。一所是金涵中心小学的初中班，两个年级，各一班。一位姓王的朋友当体育教师兼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学生篮球打得不错。学生是这一带工厂、机关单位的子弟，还有各村的小学毕业生。当时恐怕没有人特意将子女送到城里的宁德一中读初中。
另一个中学在金峰大队。金峰大队有十几个村，近两百户人家，七八百号人口，星散在水库后的“金字峰”山上，大的村庄，屋子也不会超过二十座。这些村子，原本连小学生都很少，但两个知青在此当民师，从小学教到毕业，接着就办初中班。1976年春，我到过金峰大队的院坪村（从水库后爬山一个多小时），见一幢大屋子的二楼，坐满了学生，印象中总有三十来人吧。“教室”只进一面光线，相当昏暗，似乎黑板的位置还是逆光，但学生神情十分专注。次年底，这个班的男教师考上学校，走出农门，女老师也招干进城，初中班就结束了，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金字峰上各村早早地向平原迁徙，到本世纪初，山上已基本无人常住。七、八年前，这个村姓雷的会计告诉我，他就是这个初中班的学生，因为有初中，后来村里才有高中生。
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观，经常是个人在历史上作用微不足道，但“必须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一个社会或是一个文化的可塑力有多么巨大”（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这两位年青人为千古不变的山区引进了新的文化，多少改变了这小小地方一代人的生活方式。男知青姓黄，女知青姓吴。后来，恢复高考后，一位是我的同学，一位是同机关大院的熟人。
农田基建
农业学大寨是七十年代宁德县农村最重要的活动。年年都要兴起高潮。这活动主要内容是农田基本建设。如平整水田，修水利，建田间道路，改造低产田等等。不仅平原，连山区也平整水田，农民称为“并丘”。这种活动十分艰辛，劳动量巨大，若无机械，必定要组织千军万马，这只有在七十年代才做得到。
我最早参加平整土地，在“石马洋”，大约在罐头厂、茶厂与金溪之间的水田中。水田中散布着牛马般大小的黑石头，这是洪积扇的特征。平整时，有人炸开并移走这些石头，而大多数人就是在田里将泥水搬来搬去。城里组织人员到石马洋帮忙，也包括了我们这些小学生。天气阴沉寒冷，一个姓辛的同学当时就喊关节痛。收工时，几十柄锄头胡乱堆在泥水中，我认不出自己的，又不晓得随意拿走一把，于是空手回家。因为丢了借来的锄头，一路垂头丧气。姓辛的同学后来得了白血病，他是班上最聪明的同学，山东莱阳人，其父亲在邮电局当领导，因为站“错队”，当时正在县里的学习班中被重点整治。
后来，特别是插队之后，参加过很多次平整水田的劳动。有的水田烂泥齐腰，也要并丘。当然并过之后，水田面积大了，改造了排水，田的等级肯定提高。1975年冬季那一场规模空前绝后的平整土地活动，我们茶场没有人参加。那天下大雪，冷得不行，清晨人人都在睡着，公社干部老林突然将大家喊起，说是千军万马都在平整土地，我们也要表态，于是大家拿着锄头，在造纸厂后的山路边挖了半天土，金溪平原上赤足浸在水田冰碴里干活的农民更加痛苦。这是金溪平原上所有够年纪的农民记忆深刻的一幕。
持续数年浩大的劳动场面，或许永不再来，但其进步的一面需要公允评价。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全县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进行田园化的改造，平整了大量的梯田，改造了原来占全县水田总面积七成以上的低产田，这为八十年代之后农业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完成了大量的防洪堤、水库、渠道以及围垦工程。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施工、完工的围垦工程共有19处，共扩大了耕地面积20800余亩，占当时全县水田总面积的13.8%（中共蕉城区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宁德县代表大会资料<总结经验，立场改革，为振兴宁德经济而努力奋斗——在中国共产党宁德县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杨家盛，1984年10月13日。）。这些家底，也为当下工业化、城市化奠定了重要的根基。
可谓苦一代人，利几代人。
白马宫前缅怀闽王
说起六都村边的白马宫，竟然和民间谚语“宁德三稀奇：流炉、飞竹、墓生儿”中的流炉、飞竹有关。这个传说故事，有人还不知晓。
据传，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国王姓王名审知，死后成了神，巡游全闽，来到六都村，看到六都村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极表关注。就托梦给六都村八个甲（当时的行政区域）的老人们，说：明日有个石香炉，从海上飘流到你们村，它落在哪里，你们就在哪里为我建宫塑像，四时致祭，我当为你们改变生活，人人富裕。要问成了神的王审知是怎样帮助六都的黎民百姓改穷变富，史志没有记载，人们不得而知。但是，六都村民仍是在王审知死后将近二百年的宣和年间（1119—1125年）建起了这座白马宫。现今，炉底刻有“宋元佑五年（1090年）造”字样、重80斤的石香炉，由村民保藏起来了。降落在白马宫前的“飞竹”，倒也年年茂盛，丛丛青翠，枝叶婆娑，袅娜可爱。
王审知（862—925）字信通，河南固始人。唐末，从其兄王潮起兵，入据福建。王潮死后，他继任武威军节度使，占有今福建之地。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封为闽王，在位17年。《宁德县志》载：“王审知状貌雄伟，常乘白马，军中号白马三郎”。另据《固始文史资料》第2辑（1988年）记载：王审知“因在同辈中排行第三十，又称三十郎”。王审知治闽期间，鼓励垦荒，发展桑麻；整顿吏治，广纳贤才；发展教育，创建“四门学”（相当于高等学堂）；发展外贸，和睦外邦；巩固海防，保境安民。有“开闽第一”之誉。死后赐谥“忠懿”，人称忠懿王。
1981年，六都白马宫重建，碑载：“弃木柱，设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久固计焉。周围竹木争翠，河水纵横，风景优雅，游人不绝，遂成乡民游乐之场者也。”偌大的宁德，王审知偏爱六都村民，六都村民也敬仰王审知。但愿：白马宫的传奇故事，王审知的治闽事迹，吸引更多的游人，发展旅游事业，使六都村民富上加富，实现闽王早年的许诺。
漳湾土特产歌
雷东“剪蝦”有名气。
熨斗岐蟳受青睐。
官扈男女会捡鲎。
鸟屿祖产弹涂鱼。
增坂养蛏挂品牌①，
南埕〓肉有由来。
郑岐出海钓〓船。
下塘海埕掘土丁。
马山“搞笼”诓鱼蟳，
漳湾甚众掘鱆鱼。
半山祖传孵鸭仔，
门下会制蟛蜞膏。
王坑俊姆醃鸭卵，
汤湾妇女拾花螺。
蓝田花蛤闻天下，
鳌江海带产量高。
筱塘盛产龙眼果，
横屿多种育苗场②。
拱屿海蛎口味好，
田螺土笋姚（又）加塘。
下仓德四黄瓜对
骝屿出售佛像土。
濂坑前人做艋仔，
岐后匠人造船忙。
西岐滩涂生旱蛤⑤，
上塘蟳仔贼⑥仔苗。
渔民巧计逮水鸭，
保安塘外“罗网蛏”。
南埕盐民泪
从前，漳湾南埕一带沿海，青山斗姆海岛，农民历来用海水泼沙淋卤，熬盐、晒盐为副业。清乾隆《宁德县志卷四·盐课》有详细记载。
食盐是国计民生重要物资，历来由官府专营专卖。宁德县在明嘉靖以前，未列入行盐区，民间食盐，本地自产自销。卤水日晒结晶成盐，颗粒较大，叫大盐；煮卤浓缩成盐，颗粒较小，叫细盐。大盐用于烹调，细盐用腌鱼腌菜。明清时期，多产细盐。盐民以灶为单位编组甲、团、场。盐民被称呼“灶丁”。乾隆十九年知县朱景英写了一篇长诗《灶丁苦》，描述了当时盐民备受官府盐商双重欺凌、剥削的艰苦生活。
民国初年，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款，用盐税作担保，产盐行盐区设盐运使和盐务稽核所。宁德县产盐量少质次，被列入禁产。漳湾一带淋卤晒盐，相沿日久。夏秋季节，男壮一人，日晒盐多则百来斤，少则几十斤，收益颇丰。官府虽三令五申，仍禁而不止。
民国三年福建盐运使刘鸿寿，派兵铲除私人盐坎（晒盐的盐池），群情激愤。南埕盐民与盐兵对抗，几酿成血案。上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共产党员曾志，曾领导南埕盐民暴动，捍卫盐民权益。盐兵虽奉令除坎，视南埕为畏途。所以南埕产盐虽明令禁止，实生产不断。但盐民生产总不得安心。
民国八年，本县绅士林廷伸（林振翰之父），申请盐务稽核所，力陈盐民生计艰难，如禁止晒盐，必断盐民生路。如能垦田济农，转盐民为农耕，实治本良策。得上司准允，拨款围垦济农、福国、利民、裕课四塘，即之后称“五里洋”。林家善举功不可没，漳湾南埕成为沿海主要产粮区。但利用高程海滩晒盐，仍是南埕一大宗副业。
抗日军兴，物资奇缺。政府允许宁德沿海晒盐，设盐务局、所，管理盐业生产。南埕组织盐民协会自治管理生产，受盐务所监督，并统管产销、仓储、征税。
盐民每日生产，需经盐务人员到场登记当日淋卤数量，按一定卤盐比，于次日送盐收购记账入仓。官方收购盐价很低，只相当于市场十分之一，而且十日结帐付款一次，盐民为日用生计，常偷偷隐瞒存匿少量盐斤，自行暗市销售。于是便有贩卖私盐者，出没于盐埕间。盐务所则派出盐警缉私。盐民、盐贩、盐警三方像猫鼠一般。如被发现存匿贩卖私盐，轻则没收、罚款，重则刑拘，鞭笞。
1943年暑假，笔者小学毕业，待考中学。当时，家父供职南埕盐民协会会计，我代父履职，早出晚归中午带饭去南埕盐民协会，登记当日各户入仓盐斤数，十日一统计，计价发钱。
一日，目睹盐警追捕一盐民存匿私盐者，其情状惊心动魄，终生难忘。
午间用膳时，忽闻两声枪响，开窗张望，长堤上一盐民拼命奔跑，两盐警紧追不舍，盐警鸣枪，盐民扑倒，被五花大绑押送盐务所。盐务所厅堂，摆一案桌，胖主任端坐正中，盐警四人将盐民按倒在地，胖主任手抓一大把锁匙，敲打桌面，大声咆哮：“打！”两盐警抡起扁担状刑具，狠打盐民臀腿。惨叫声震屋瓦，周边人众闻者撕心裂肺。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骇人的情况，小腿颤栗，丢下饭盒回家跑，六里山路跌跌跄跄，回到家里失声嚎啕。自那日之后，再也不去盐民协会记账了。
几天以后，我在村里过路亭边，见到同村一族叔，用凳子当扶杖，艰难移步。两后腿大块青紫带红点斑痕。原来那日被毒打的是他。他告诉我说：“那天，我从一盐民手中买到二、三十斤私盐，被盐警发现。被捉后，要我供出盐从何来？我不忍心盐民被刑罚，一问三不知，才被毒打。”那时候我不明白，晒盐、卖盐、买盐，竟然有罪！胖主任、盐警为什么那么狠！
七都黄氏祖墓与南宋文物
该墓为南宋黄时夫妻合葬墓，出土文物之多，在闽东乃至福建全省均属罕见，可作为宋代墓葬和文物研究标准器，对于研究宋代当地丧葬习俗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提供了参照物，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黄时，原籍宁德七都黄厝村定美，系七都黄氏族人第十三世先祖，宋开禧元年（1205年）毛自知榜进士，累官德庆州知州。致仕后回故里宁德七都黄厝村定美，殁后，墓葬离七都二公里的同圣寺后山。
黄时子孙在历年的“清明节”祭扫祖墓时发现先祖坟墓由于历经八百多年的风吹日晒，山体滑坡等原因，致墓面遭严重破坏，被一层滑坡废土覆盖堆积。七都黄氏族人研究决定对黄时墓进行保护性修复。于2011年12月正式动工，首先进行表面清理，清除杂草废土，发现地面建筑已被破坏，石板构件胡乱堆放，继续挖掘，露出两个墓圹，为黄时夫妻合葬墓。墓分左右两室，各有一堵门，门有两重，用青砖平铺堆放堆砌，使用两种青砖，其中一种长26厘米，宽14厘米的长方形砖。打开墓门，墓室呈长方形，平砖叠砌，壁上抹着白灰，两个墓室中间隔着一堵砖墙，隔墙中间有一个洞窗，可以供人弯腰相通，作为两个墓室之间的交通往来。
墓室内尸体已腐朽，只剩下部分骨骼、木头与棺钉及残渣散土之类，三十多件宋朝文物就是在这些残渣散土堆当中寻找出来的。
当文物清理出来之后，随即对墓孔门的双重门按原样进行封堵，涂上石灰涂料加以封闭，墓基重新铺上原来的石条石块，然后按原墓面旧样进行恢复，再现了南宋古墓的原样，以供子孙后代瞻仰祭拜。
当天取回三十多件（明细附后）文物，首先放在七都黄氏宗祠大厅供宗亲们观赏两天，经蕉城区博物馆领导同意，出土文物暂时寄存蕉城区博物馆。
这一批南宋时期文物经清理，有以下几类：
陶器：罐4件，壶1件，砚台1件。
釉陶器：壶1件，瓷器碗1件。
铜器：男铜镜1件，女铜镜1件，铜钱3片。
石器：均为寿山石雕材质，寿山老岭石。
其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的玉石俑，鸡，狗，动物形象各1件。
文武官人物俑，男女侍俑、舞俑及人面蛇身形象俑等10件。坐佛1件，均采用线雕技法。
铁器：有棺钉、拉环等若干。
据考古专家说：墓室保存完整，出土文物之多，在闽东乃至全省均属罕见，可作为宋代墓葬和文物研究标准器，对于研究宋代当地丧葬习俗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提供了参照物，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三屿土窑的传统陶瓷生产
2012年8月21日早上8时，104国道七都镇三屿村路边一处烧制陶罐的小土窑里，63岁的老人王加绍独坐在椅上，轻轻地从和好的陶土上揪下一块，扔到面前的转轮上，又从另一侧拿起一块滴水的湿布，摁平、环手。在转轮转动的“滴滴”声中，泥土很快就露出了陶罐的形态。
阳光静静地撒在老人的身前，时间仿佛停止在了这一刻。在这间不起眼的土窑里，泥土正向陶罐进行着华丽蜕变。
王加绍正在做的这道工序叫拉坯，将作坯用的瓷泥团置于辘轳车上，在转动的辘轳车中，以手和刮板把坯拉成所需要的圆形形状。在传统民间作坊中均可见到“手随泥走，泥随手变”巧夺天工的这种拉坯成型。
对王加绍来说，他平均每天可以做50个陶坯，他告诉记者，成型陶坯还要通过阴干、晾晒等工序，再放到土窑进行烧制，才是成品。“从泥土到成品，一般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王加绍是七都有名的制陶行家。他18岁开始学习制陶，如今已与陶瓷结缘45个年头。聊起七都陶瓷技艺，这个看起来有些木讷的老人焕发出了独特的神采。“七都的陶瓷学名叫做龙窑，从明朝开始，就作为贡品献给皇家。我们王家世代以这陶瓷技艺为荣。如今，这门技艺已传承了30多代。”王加绍兴致勃勃地说。
发展至今，三屿陶器形成了自己的地方特色：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目光。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陶瓷技艺其实并不难学，王加绍告诉记者，最关键的一个字是“静”。除了制陶环境要安静之外，更关键的是要“心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制陶工作，也让这位老人收获了不少人生感悟。“其实这制陶就跟我们做人一样，遇到事情，稍安毋躁，静下心来，才能把事情办好。”王加绍说。
曾经辉煌的陶瓷技艺，如今却面临这不小的危机。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现代工艺品的大量涌入，社会对陶器的需求日益锐减，粗陶制陶业日渐萎缩，学习和传承传统制陶工艺的年轻人也所剩无几。
“现在工厂里十几个工人，年纪最小的40岁。这门活儿苦，赚钱也不多，很多年轻人都不想学，跑到外面打工去了，”王加绍无奈地说道，“这20年来，生意越来越不景气，陶作坊已经缩减至两三家。”
渐行渐远的陶瓷工艺让王加绍心酸不已。王加绍说：“也许有一天制陶技艺会消逝，但我绝不会让它消失在我的手里。”
宁德城乡生计歌（1）
日头（太阳）/东边出西边落，
城里傀儡（小孩）矮（会）上学。
学以/文梨（来）文武梨武，
北门后生仔矮拍鼓。（2）
拍以/轻梨轻重梨重，
漳湾作母（妇女）矮织网。（3）
织以/一目大一目嫩（小），
金溪作母栽竽蛋。（4）
栽以/务（有）梨务毛（无）梨毛，
后山作母扒松毛（干枯松针）。（5）
扒梨扒/耨梨耨
六都作母编草包。（6）
草包/编以四个角
濂坑作母捡蛏壳。（7）
蛏壳/捡以尽步快
野麻阆（葚）作母编草鞋。（8）
草鞋/编的胡喳葱，
溪口作母矮载葱。（9）
葱头/矮胶（粘）土，
门下作母矮下土（讨小海）。（10）
下土/胶肚（小腿）落（踩）以深，
郑湾作母掘土丁。（11）
土丁/掘以又买（不）佳，
二都作母矮开蛎。（12）
蛎壳/开呀都是土，
马厝坪作母拖风炉。（13）
连拖至拖/二三下，
较场坪作母学跑马。（14）
连跑至跑/三四轮，
汐头作母爬（划）龙船。（15）
龙船/爬以尽步快，
七都作母矮剥蔗。（16）
剥呀/一堆又一堆，
蚶岐作母烧（焚）火堆。（17）
火堆/烧买（不）着，
下宅园作母矮拍蓆（会织蓆）。（18）
拍呀/一铺又一铺
半山作母焙鸭孵。（19）
孵出/小鸭一群又一群，
西乡作母穿蓝裙。（20）
蓝裙/绣呀都是花，
碗窑作母画碗花。（21）
碗花/画呀一套又一套
礁头作母曝（晒）虾米蚵。（22）
虾米蚵/曝呀又买咸
烟亭作母矮播田（插秧）。（23）
播呀/一连（畦）又一连，
南埕作母矮煮盐。（24）
煮呀/一册（勺）又一册，
嵋屿作母矮做笸（笸，方言音“lià”指簸箕）。（25）
做呀/一对（个）又一对，
盖竹洋作母劈柴对（劈柴片）。（26）
柴对/劈以厚梨厚薄梨薄
南门作母捭（糊）锡箔。（27）
锡箔/捭以一墩（叠）又一墩，
斗帽作母曝鱼鲞。（28）
鱼鲞/曝呀胶（粘）土垢，
田地作母做笠斗，（29）
笠斗/顶上有个蒂，
云淡作母讨蛎奶（藤壶）。（30）
清朝初期，郑成功占据厦门、金门、台湾等岛屿，与清廷对抗。清政府为了孤立和瓦解郑氏集团，就在顺治十三年（1656）开始，采取了严禁出海和内迁沿海百姓，派军队驻防的政策，名为“海禁”，想以此让郑氏坐而待毙。康熙掌政，继续实施这项政策。直到雍正七年（1729）才解除“海禁”，使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早在顺治10年，郑成功就驻兵宁德县三都澳，宁德沿海无疑属“海禁”之列。顺治“十八年海禁迁界，滨海居民多流离失业者”（引自《宁德县志》，下同）到康熙44年，宁德沿海仍然是“时海禁甚严，人民坐困”。迨至“海禁”解除以后，进入了“乾隆盛世”，宁德县的状况，才有改变。
“海禁”解除以后，宁德县人口逐渐回升。早在明嘉靖年间，受“倭寇蹂践之后，继以瘟疫，故户口凋耗”。而乾隆时期的宁德，则是“滋生息，来商贾，通鱼盐，既庶既繁，谓百年不见兵革之故”，人民有了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良好环境。
“海禁”解除以后，恢复了海上通航，宁德县的茶叶、竹木、油类等，由海上外运，“南连广粤，北抵江浙”。而外地的布匹百货，瓷器粗盐等，也陆续恢复由海路运抵宁德，并引进了海上女神妈祖信仰。“漳泉兴等处无业之民萃二都，以造碗谋食”，这就是“开海禁，通商贸易”的实例。
“海禁”解除以后，乾隆年间宁德先后围垦东湖、西陂，但由于种种原因，均功亏一篑。乾隆十年、二十二年，先后兴建鹤峰书院、莲峰书院，“育德兴贤，正未有艾”也。世有“盛世修志”之说，乾隆四十五年，“聘鸿儒，征硕彦，搜罗遗籍，博采旧闻，核定而修纂之”，越年，一部40余万字的《宁德县志》告竣，留给后人。
总之，“海禁”解除以后，所谓“盛世”，只是人们的生活、工作有了宽松环境，“政治文章彬彬盛矣”就办成了许多实事。
梅溪古道梅溪宫
一条杂石铺设的古道，从飞鸾下苏村翻大坪头山岗，绕过塘田湾，过一小山坡到达林厝里。然后弯弯曲曲经郑厝、周厝、到王厝大榕树下。这是一段古代从城澳、礁头、碗窑上岸到县城必经的陆路通道，俗称梅溪古道。自古以来，历尽沧桑的梅溪古道承受了多少肩挑手提，南来北往的匆匆脚步，每一块被脚底磨光的石头，都记载着点点滴滴的历史。星移斗转，如今梅溪古道绝大部分已被改造或开垦了，只在林厝旧宅前，留存的长约50多米的古道（见附图），也已掩没在树林和荒草丛中，似乎在默默诉说着漫长的历史故事。
古道沿途的林、郑、周、王等四姓自然村，历史上合称梅溪村，上世纪六十年代又与塘田村及其后山的畲族聚居地琯后村合并成为一个行政村，即现在的梅田村。当时，因战备需要，从飞鸾下苏104国道路口起沿海边修了一条与梅溪古道大致平行的砂石公路（飞礁公路）直达礁头，长约20公里，极大方便了林、郑、周、王等村民的出行。
梅溪村有史记载最早定居的是林姓人家，这与历史上二位名士有关。现存的古道边，有一座占地约300平米、砖木结构的穿斗式老宅，在四周的草木和新建民居的映衬下，显得突兀不凡。老宅坐东向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因年代久远，屋内的窗棂饰件多已损失，大门外有一南北向围拱的半墙，门口上方的泥塑匾额也已脱落，两旁只留下赭红色灰泥框边的门联，书曰：国学先生里，庆元君子家。传说这就是名留青史的南宋“庆元六君子”之一的林仲麟和其弟林仲虎的故居（一说，是其家人的居所，原林仲麟故居在此屋后不远处，早年已颓废）。
梅溪村民以仲麟兄弟为自豪，但梅溪林氏家族后代因何式微笔者已无从得知。传说，前清时期，有外村大姓人氏，贪图林厝后门山有风水，将坟墓修到林厝旧宅后山，林氏宗祠也遭霸占被拆除。迁徙外地的林氏后人也曾奋力抗争。奈何隔山隔水，鞭长莫及，最后不了了之。至民国时，有一外地流浪者路过林厝老宅，见大门上的对联“国学先生里，庆元君子家”，疑为假冒，百般刁难住户，意欲“敲竹竿”，诈一笔钱。房主人闻讯赶回，拿出“锣钜”（注：锣钜为音译，究竟何物已失传，后辈无人见过。想必是某种能体现林仲麟身份的标志物）。外地乞食者大惊。赔礼道歉后，自请双手撑地跪爬出大门。此人熟知历史掌故，其诈财之心可恶。只是名门冷落，竟至于此，令人心寒。
上世纪九十年代，迁徙霞浦青山的林姓后人，乘多艘木船在礁头上岸，几百人一路浩浩荡荡，扶老携幼前往林厝祭祖。天地无私，忠良有后，林厝后代人丁兴旺，先贤在天之灵当颔首含笑了。
距林厝老宅东向（礁头方向）约四五十米古道旁有一座古代庙宇——梅溪宫，是原梅溪村林、郑、周、王四姓民众共同建造的，传说有几百年历史，几经修缮，现在是面目一新，失去了古色古香的传统。宫内供奉三尊神明塑像。中间是当地民众极敬仰的“社头公”，是一位不贪富贵，杀身殉节的历史名士，人称忠烈恩王；另一尊是五显大帝，是一位手持钢鞭，保境安民的武神；还有一尊称为奶娘，是给人间送子并保佑妇女儿童的女神，以往凡有结婚多年来未生育，或只生女孩未生男孩的妇女、就会去诚信祷告，烧香许愿，并从奶娘身后取回一双精致的小布鞋，如愿以偿后，在正月十五日高高兴兴地备福礼还愿并送还小布鞋。因为奶娘是保护妇女，儿童健康平安的女神，所以尤得女性民众喜爱，凡有游神节目，女性民众争先恐后，为能抬轿帮衬而荣幸。梅溪宫里的三尊神明，即使在“文革”那样的荒谬时代，也有人不惜一切地保护好三尊神像，不让毁损。在梅溪宫左边小门边。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有一个石头加工的焚烧炉，边上有兽形石雕，传说是先贤林仲麟所献，后因失盗，不知下落。
梅溪古道，或许见证了林仲麟兄弟二人从这里出发，胸怀报国之志到京城读书时，意气风发，风流倜傥的青春背影，收藏了农耕时代，夕阳下，牛羊成群，奔走欢叫的山野牧歌图。如今，崭新的飞礁公路横穿梅溪，“弯曲平直剩半截，芳草萋萋满别情”的古道已然退出人们的视野。近日，笔者重走留存的古道，记下梅溪“三古”的点滴见闻，以飨读者。
梅田周氏祖源与传说
飞鸾梅田周厝自然村，现有180多户人家，绝大多数姓周，有关周姓先祖来源，历来口口相传。一说来自漳州漳浦县乌石山桥仔头，缘由周厝后门山上有一乌黑大石头，村中有一水沟，原先沟中常年流水，上架一木板让人通行，也称乌石山桥仔头，长期以来一直沿用此地名，据说这是周氏先祖为纪念故乡地名而起的。上世纪末，族人曾到漳州漳浦县寻找族源，无结果。
另有一说是由罗源岐蓝搬来的，在罗源还留有一口水井，直到1949年前，族人还一直前往收水井租，关于这一说有较为详实的物证。即当年先人从罗源翻飞鸾岭到现在的周厝，为祖上安葬骨殖修坟墓，多日在坟地过夜，当时海边的礁石上有野生的海蛎，石头下有数不清的螃蟹，小港中有许多鱼虾，供其食用，便萌生了把家搬过来的念头。刚搬过来时住在“度坪里”（有故址，现被育苗室征用），后又搬到下周“三落厝”中的一座叫旧厝的所在，据说旧厝“下边座”就是用原搬迁旧屋木料所盖。
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屏南县漳源周姓人氏到碗窑寻找族亲，因其族人在明朝天启年间有一支迁徙碗窑，而碗窑历史上并无周姓人居住，现有的几户周姓家，也是从梅田本族分出去的。梅田周厝地邻碗窑，在周姓未来定居时，顺碗窑地名而称似乎也属正常，这样偶然成自然，竟然就对上了号。
然而，罗源岐蓝的那一口井，为何先人搬走后只肯收租，不肯卖掉，靠什么办法维持这么长时间的收租历史，令人追思。
有趣的是，这个传说被罗源蒋店一位盖木房子的木匠师傅得知，这位热心的木匠师傅在1948年至1950年在周厝先后盖过三、四座六扇厝，在周厝住的时间比较长，与村人相处融洽。他听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后，在回罗源时，特地到岐蓝查访到了这口井并经当地人证实，这口井的确原属周姓人，只是其时这井已被当地住户砌墙围进了自家房屋。上世纪70年代中期，笔者与父亲曾到这位师傅家做客，难得这位热心的老人一定要带我们去看水井。我们三人从蒋店出发，步行走了好长一段路，后来听说距目的地还有一段路，考虑老师傅年事已高，在我父亲的提议下，我们中途返回，从此失去了亲眼目睹先祖开启的水井，亲口尝一滴先人恩泽的机会。
如今老师傅已作古多年，族人中有去收过水井租的也都已谢世，甚至连知道这个传说的人也不多了。各地拆迁改建，使用自来水，村人忙着认祖认亲，一片浮躁喧哗中，这一口孕育了梅田周姓人家的源泉，但愿能安然无恙。
梅田呼风歌及其他
呼风歌
“风透透，暴透透，后门姑姐脚臭臭（风哟！你在哪？我在岭头吃枰斗（冷饭），你哥叫你吃了就下斗（下工），好哟，呼去！”这一首呼风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梅田周厝一带甚是流行。每当炎热的夏日中午，荔枝树下就会有三、五个小孩聚在一起齐声唱起呼风歌，直到有一阵风吹来，驱去闷热，凉爽中孩子们又是一阵欢呼：“风被我们呼来了。”于是又接着再唱，随着呼风歌唱起，孩子会越聚越多。荔枝树上的蝉便也高兴地伴奏起来，沉寂闷热的夏日中午，变得一片喧哗热闹。
“罗源人请祖宗”这句话的由来
在梅田周厝一带，只要有几个人在相互叫骂争吵，旁观者中就会有人说：“什么事像罗源人请祖宗一样”意思是闹得这么喧哗，令四邻不安。
“罗源人请祖宗”与争吵何关？笔者向长辈请教，才了解其中原委：传说某年在罗源某地有一大户人家，主人在端午节吃白鱱鱼时，不慎被鱼刺鲠在喉咙部，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伤者最后会因喉咙发炎溃烂致死。其过程时间漫长，疼痛惨烈，令侍候在旁的子女亲人撕心裂肺，又束手无策。以至后来在端午节请祖宗时，都要在摆满祭品的供桌上，放一砧板，上放一条白鱱鱼，由后辈按顺序咬牙切齿地砍上几刀泄恨。有触景生情者，不禁怒从中来，边砍、边哭、边骂：“白鱱！你这贼鱼，鲠死我祖宗。”此情此景让不解原委的外人看来，真是一片叫骂喧闹。不知道梅田人是谁最早看见这个场景。这句话就这样在周厝一带流传开来。当然，后来引用这话时，与当时故事发生地的内容与场景已相去甚远，但却因这句话的流传，还多少保留了这一段悲惨故事的梗概。
好呀油婆，坏呀烧婆
在梅田乡间有一句很让人费解的成语：“好呀油婆，坏呀烧婆。”其运用场所，通常在两个人的人际关系中。比如有两个女人前些天还交头接耳，热乎得像亲姐妹，没过多久就反目成仇，唾沫四溅地扯着喉咙对骂，旁人便说：“真是的，好呀油婆，坏呀烧婆。”小时候我听了很纳闷，这油婆、烧婆是咋回事呀！于是就背后问人，人家解释说，这油婆、烧婆同一个词，两人关系好时就声调亲昵地油婆呀油婆地叫得肉麻。关系冷淡时就声音粗野地叫：“烧婆，你这烧婆！”这解释听了差点让人喷饭。但没有更确切的说明版本，也只得将信将疑。后来从一位较有见地的前辈那里了解到，这一词语，原来是从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引转来的。不曾想到的是，由于口讹的演变，不但读音走调，连用意也相去甚远。把个堂堂萧相国，好呀是油婆，坏呀成烧婆了。
“嗯”的笑话
当年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时，听老一辈讲他们年青时到福州打工时亲身经历的一个笑话故事。民国年间，梅田有些人到福州郊区农村当雇工，主要从事田间耕作，也有从事酒坊酿造，商店送货等工作。农村人老实勤快，颇受雇主欢迎，与当地及外地来的打工者也相处甚好。同乡之间平时关系亲密，少有互相对骂的现象。而外地人多且杂，吵骂攻讦时有发生，他们有些人骂人的话，宁德人听不懂。来自梅田周厝的一位打工大哥就私下向人了解这些骂人话的意思，然后转告自己的同伴们。有一次，一个外地打工者突然问周大哥：“你们宁德人骂人最坏的话怎么讲？”这大哥脑瓜子一转，故作神秘地告诉他说：“我们宁德人最怕的是被人叫‘嗯’（宁德话对亲爷爷的称呼）。”“什么意思？”
那人问，周大哥说：“嗯，是老不中用，光吃饭，不干活，老遭人讨厌的意思，你要是骂人家宁德嗯，他们会气的要去跳海（田野中间的大水塘）。”没过几天，这个问话的外地人在干活时与梅田人发生争执，他先是试探地骂了一句“宁德嗯”，这梅田人听了一愣，随后假装生气地大叫：“你骂我这么坏的话，我不会与你罢休。”周边地里各家雇工中的梅田人，也都放下锄头，故意高声抗议：“我们又没招惹你，你干吗把我们宁德人全骂进去了。”这人很得意，便大声嚷之，于是，十多家雇主中的几十个外地人，他们平时都没有听到宁德人最忌讳的话，现场看到宁德人反应如此激烈，这一下全都笑着凑热闹，瞎起哄，田野里“宁德嗯”叫成一片。当晚，几位同乡聚在周大哥屋里，一边喝酒，一边说着白天的故事，直笑得流眼泪。
黄岳身世和黄岳信仰
闽东僻处海陬，山川横亘，自古以来，与外界的交通极为闭塞，在这种情况下，闽东文化发展形成了较为浓郁的地方特色，特别是在宗教信仰方面，闽东民间创造了众多区域性神灵，远至太古时代的容成、太姥，周代的霍桐真人，近至明清时代的闾山师公之类。经过岁月的淘洗，许多神灵早已湮没无闻，而一些影响力较大的，在官府及民间的双重扶持下，深深扎根，日益扩大，譬如临水夫人陈靖姑、林公忠平王、马仙姑，以及蕉城十分著名的黄岳信仰。
黄岳生平事迹及历代封赠
黄岳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从现存的历代文献典籍来看，除了《三山志》没有只言片字记载，明代何乔远《闽书》人物传中遗漏以外，吴任臣《十国春秋》，下至民国《宁德县志》，都有黄岳的传记，其记述大同小异。其中以弘治《八闽通志》的传记为最早：
“黄岳，宁德人。博通经典，尤邃易象数之学。唐末以乡贡入太学。巢寇入闽，避地者无所衣食，闻岳勤施，有长者风，从之者如归市，赖以不死者甚众。乾宁中，王审知节度威武军，累辟为属，力辞不就。既而朱温篡唐，审知窃王号，必欲起岳，岳度不能拒，遂投于渊而死。邦人哀之，相与立祠祀焉。”
在此基础上，嘉靖《宁德县志·卷四·人物》的记载又加入南宋时期的一些史料：
“黄岳，二都飞鸾人。博通典籍，尤邃易象、太极、历数之学。唐季，以乡贡升太学。时黄巢入闽，避地者无所衣食，闻岳勤施，从之者如归市，赖以全活者众。乾宁中，王审知节度威武军，累辟不为动。朱温僭禅，审知窃王号，必欲起岳，度无以拒，遂投渊以死。邦人哀之，为立祠梅溪，重建县郭祀之。宋时屡封为侯，今祀乡贤祠。”万历初年，侯官（今属福州市）布衣王应山认为最后礼聘黄岳的不是王审知，而是王审知的次子王延钧。据王应山《闽大记·卷之四十二·列传二十七·王（黄）岳》记载：“乾宁中，王审知屡辟不赴，其子僭号，复强起之。”道光《罗源县志》甚至认为礼聘黄岳的是朱温：“朱温篡唐，欲强致岳为辅。”。①万历三十五年（1607）左右成书的《东越文苑·列传第一》则作了如下补充：
“岳既名为文士，诸士大夫为文者皆归岳。岳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皆善遇之，为客卜居处，供亿其亲戚。”清人吴任臣在《十国春秋》中对黄岳夫妇赞誉有加：
“黄岳两辞辟召，何至夫妻湛身哉，忠与清两兼之矣。”此后的地方志，零零散散也添加的一些“史料”，实际上多引自民间传闻。如万历版《福宁州志》：
“（黄岳投渊），父母、妻子、二弟，一白犬皆赴水死。”乾隆时期四十六年（1781）编纂的《宁德县志》，又有了黄岳投潭时，闽王派遣的使者“崇、舒、赵、田四人亦死”的记载。
除了黄岳本人，他的夫人林氏在明清以后的省、府、县志中也有传记。
黄岳的成仁取义，代表着读书人的崇尚气节的道德标准，也符合传统儒家的思想理念，宋元两代帝王对之格外垂青，褒封嘉奖不断。据嘉靖《宁德县志》记载，闽王王审知封赠黄岳“永灵公”；南宋嘉泰元年（1201），邑人搜集黄岳“灵异”事迹上报朝廷，请求嘉封，宋宁宗赵扩赐额“昭祐”，悬挂于县城忠烈王祠。嘉定十四年（1221），封灵惠侯；绍定元年（1228），加号“显应”。绍定四年（1231），加号“昭顺”。淳祐十年（1250），邑人武冈军知军郑士懿再上奏章，宋理宗赵昀下旨加号广利，诏书下达之日，“县大夫与士农工商缁黄之徒，咸迎于郊，钲鼓轰豗，耄倪呼舞，奉祀备礼，妥于侯所。”典礼隆重，由此可见，黄岳信仰在南宋时期就已风靡沿海乡镇，深入人心。不久，理宗又晋封黄岳为广应公，最后甚至封王，号曰“忠烈王”。明嘉靖十七年（1538），知县舒文奎重建乡贤祠，雍正元年（1723），知县王如芳奉旨倡建忠义孝悌祠，都将黄岳作为首要人物入祀祠中。雍正二年（1724），黄岳妻林氏入祀节孝祠，位列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代宣德八年（1433），有一位陕西人张鹏④任福建监察御史，奉命督宝丰银场。同年五月，他看到银场供奉着黄岳的香火，便煞费苦心地上奏朝廷，请求嘉封黄岳。不过明代与两宋时期截然不同，官方对民间神灵并不看重，结果收到奏折以后，宣宗朱瞻基命行在礼部、翰林院议，参加讨论有礼部尚书胡濙，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等大员，胡濙认为：“黄岳的功绩德行，正史中没有记载，况且太祖皇帝在位时也没有列入祀典。”结果，“造神运动”不仅没有批准，还遭到皇帝的一顿臭骂：“作为御史，对老百姓的疾苦好像并不重视，却整天想着逢迎神鬼以求得保佑，难道听凭朝野的风教纲纪都成为这样吗？”弦外之意，足以令张鹏胆战心惊了！⑤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即使并不重视民间神灵的明代时期，黄岳的地位也得以日益巩固，信仰区域也更加广泛，就连明代全国六大官办银场之一的宝丰银场，也将他作为保护神顶礼膜拜。
除了封建正统儒家对黄岳青睐以外，道家也“玉封”黄岳为“天典尚书”、“雷部都督”，民间宗教更是不甘示弱，不少乡村把黄岳尊奉为“社头”、“土主”，再加上栖云寺中旧有的黄岳庙宇，这种受到佛道儒三教同时供奉的人物，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黄岳家世及故里
黄姓是最早进入福建的姓氏之一。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引唐代林谞《闽中记》：“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黄姓入闽始于东汉，只是出于民间家谱，不足为信。⑦据地方志记载，蕉城区最早迁入境内的姓氏，起于隋代，即霍童黄鞠家族。黄岳家族何时迁入，地方志没有记载，乾隆县志“冢墓”，隋代条目中有“黄鞠墓”、“青竹神冢”，青竹神冢为黄岳祖墓，如果记载可靠，就可以说明黄岳家族入境时间也在隋代。筠竹坪白鹤宫碑志认为，黄岳祖上是隋代“左班大学士”、“西都留守”黄隆之二十子黄威，即黄鞠的胞弟，这种说法是近年出现，破绽百出，但入闽时间与地方志记载倒还吻合。笔者认为，黄岳家族很可能是来自中原的仕宦人家，资财丰厚，拥有大量房产土地，还曾独资修建栖云寺。黄岳一家投潭以后，其家族也随之销声匿迹，据民间传说是因为害怕受株连，所以纷纷外逃，黄岳弟弟的一支还迁到连江透堡，继续繁衍生息。而今散居蕉城各乡镇的黄姓，与黄岳家族都没有直接关联，族谱中也没有关于黄岳的任何信息。居住于黄岳家乡一带的黄姓，如岚口下底楼黄姓，是明末清初来自汀州的菁客后裔。碗窑黄姓，来自泉州，迁入时间很晚。黄岳的故里澳坪、澳里村，也早被苏、陈二姓所取而代之。只有东澳黄氏自称是黄岳的后代，但找不出可供证明的谱牒资料。
据飞鸾澳坪村芹竹坪自然村一些老年人回忆，黄岳家族是由江西八角井迁入蕉城，最早是居住在鸾江栖云境（今属蒲岭村管辖），后来迁到澳里村东澳自然村青石下居住了五十三年，黄岳就在这一时期出生；再迁澳坪前山村，又住了三年；黄巢入闽时，黄岳重新迁回栖云境祖居地。以上的说法无从考证，但可以反映出黄岳家族在澳里、澳坪、栖云三地都曾有过停留，甚至长期居住过。
澳里村东澳自然村，地处“峻极云霄”的白马山西南侧，有居民13户，61人，皆为黄姓。黄岳祖居遗址俗称“佛堂坪”，位于村东北山坡，即乾隆县志中记载的“冲里鬼洞”附近，为一片葱郁的竹林所掩盖，地面散落着各种石构件，有覆盆式（又叫覆斗式）石柱础，造型简洁，表面无装饰，还有一对完整的石旗杆碣，雕刻粗糙，时间相当久远。尤其残存的神龛基座，类似于佛教寺院须弥座的圭角部分，雕刻精美，有典型的南宋风格。这些属于宫庙的物件，可以透漏出一个信息，黄岳成神以后，黄氏祖居也被改为庙宇，供奉黄岳及其家人。在遗址正后方发现有一个利用原有构件堆砌的简易神龛，香火犹存。离佛堂坪东南约一公里的密林深处，还有一座精雕细琢配有祭台的石造神龛，神龛完整无缺，飞檐翘角，龛内正中书写“赐封忠烈王神位”，右边有“弟子王……领男嘉口嘉训重建”，左边修建时间已漫漶不清。龛前还配有一副对联，风雨侵蚀，已难辨认。龛前有几块平坦光滑的大石头，石头下是一望无垠的良田。据说这里是当年黄岳兄弟躬耕畎亩之处，神龛前的大石头是中午休息用饭的场地。千百年来，这里的香火也没有间断过。
[=此处为插图（白鹤宫）=]
古时从东澳村到二都鸾江，必经澳坪前山村，再翻越蒲岭后便到达鸾江栖云境。故前山村是古时澳坪到飞鸾的必经之地，在筠竹坪村北面，这里的村民有二百余人，皆为苏姓。根据该村苏姓家谱显示，筠竹坪苏氏始祖苏城卿，万历三十九年（1611）由泉州府安溪县湖上乡黄武村迁入。记载或有疏漏，因为据明何乔远《闽书》引邑人陈琯笔记：“予以嘉靖四十二年（1563）壬戌四月，在筠竹坪苏家。”⑧可见苏姓迁入的时间早于万历时期。前山村的黄岳故居，就是县志中提到的“山头旧宅”，房屋原址至今犹存，当地人称为“社头公厝坪”，十多年前平整土地时，曾出土石柱磉、石板条等建筑构件。除此以外，澳坪村筠竹坪还矗立着一座供奉黄岳的庙宇，称为“白鹤宫”。白鹤宫出现的时间不是很早，由澳坪（筠竹坪）苏氏、澳里陈氏、施家山施氏共同集资兴建。白鹤宫附近还有古墓，这就是历代地方志中提到的“青竹神冢”，历经千年，只剩一堆黄土而已。后人误认作黄岳墓，于一九九七年重修（据说重修时只发现了几根锈迹斑斑的铁钉），并列为市（区）级保护文物。这座经过翻建的古墓，其实就是一座崭新的水泥建筑，没有任何文物价值。
至于黄岳的墓葬，嘉靖县志记载在“二都覆莲山下”，而今已无迹可寻了。
蒲岭栖云寺，旧时靠近宁德南路官道，交通便捷，环境清幽，是黄岳兄弟的读书、死节之所。“黄岳死，田业舍于寺中”⑨，所以寺院内建有黄岳庙。南宋嘉泰四年（1204），知县郑革移建东门外碧山。原庙并没有因此损毁，原样保存。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寺田奉例官卖。清康熙年间，栖云寺住持如聪诡造明参政陈勖碑文，侵占忠烈庙田产，乡民苏德尚等具控斥逐，嗣后但招庙祝守庙。栖云寺自此一落千丈，黄岳庙的香火也大受影响，渐渐衰落。建国后，改为三都海军部队营区，寺庙原建筑物于六十年代被拆除，改建军用仓库。原址荡然无存，古文物只剩下栖云潭畔“忠烈王仙潭”石碑，以及保存于海军营地中的一个北宋崇宁四年（1105）的石臼。近年来，这里建起了“黄岳公园”，建设占地面积30多亩，已完成黄岳纪念堂主殿、放生台、仙潭桥、观音堂等。
根据对黄岳家族遗址的探查考证，笔者认为黄岳家族最早的落脚点是偏僻的东澳村，并落地生根，形成规模。到了黄岳父亲一辈，家境富裕，又为了家族子弟读书方便，迁至与栖云寺仅一岭之隔、交通稍为便捷的前山。古代一些官宦家族为了子孙能有一个清静的读书场所，往往会在私家修建的寺庙开设书塾，栖云寺是黄氏家族的香火院，所以栖云寺只是黄岳三兄弟读书之处，不作为家族的聚居点。
闽东沿海黄岳庙宇分布状况
黄岳一生为人忠直，能够体查民间疾苦，生前“从者如市”，备受百姓的敬仰爱戴。投渊殉节以后，宁德、罗源等县百姓，建庙供奉，成为了地方的保护神，一千多年来，固守传统，香火长盛不衰。据考证，供奉黄岳的庙宇遍及蕉城、罗源两地沿海乡镇，周宁、古田也有少量分布，远至浙南的泰顺县泗桥镇的北涧桥（廊桥）也有他的香火⑩。
数以百计的黄岳庙宇，其共同尊奉的祖庙又位居何处呢？一段时间以来，民间普遍把飞鸾镇澳坪村的白鹤宫尊为祖庙，事实却并非如此。
开篇笔者已经提到，最早为黄岳立传的是明人黄仲昭，他在《八闽通志》提到：“（黄岳）投于渊而死，邦人哀之，相与立祠祀焉。”记载过于简略，使我们无法了解这座祖庙的更多信息。但比之更早的南宋郑士懿《庙碑记》中却有翔实的记录：“侯度无以拒，遂投于渊。此其杀身成仁，与蹈东海者何异！邦人哀侯之死，相与为庙于梅溪，岁时享祭，以徼福远灾。后重建于县郭。”嘉靖《宁德县志》：“邦人哀之，为立祠梅溪，重建县郭祀之。宋时屡封为侯，今祀乡贤祠。”
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坛庙》：“庙原在栖云寺内，宋嘉泰四年，县令郑革移建兹处（碧山忠烈王庙）。”
所有的史志资料都可以证明，第一座黄岳庙是在“梅溪”，到了嘉泰四年（1204）才由官方改迁县城东门外碧山。南宋时期，飞鸾镇、三都镇广袤地域只设有“殊溪、三焦、飞泉镇（后废）、梅花（即梅溪）、钓崎”五保，栖云寺属于梅溪保管辖。黄岳投渊后，田产全部舍入寺院，随后闽王追封永灵公，栖云寺也就名正言顺地修庙祭祀。
自五代栖云潭畔修建了第一座黄岳庙以后，随着南宋历代帝王的屡次加封，民间对黄岳的信仰迅速传播。传播范围达到城关、城南、金涵、飞鸾、三都、八都、九都、漳湾、洋中等乡镇。罗源县供奉黄岳的宫庙数量也不少，大多分布于与蕉城接壤的乡镇，“玉廪、鉴江、起步、桂林、港头俱有祠”。⑿据最新统计尚存二十余处，主要在起步、中房、鉴江、洪洋、碧里等乡镇，其中以洪洋乡石塘昭祐祠最为享誉盛名。
见于地方志记载及在民间有重大影响的黄岳庙不下十余处，其中著名的有：
碧山忠烈王庙。俗称“土主宫”，在东门外碧山街头，是蕉城区历史最为悠久的道教宫庙之一，也是闽东忠烈王祖庙。南宋嘉泰四年（1204），知县郑革为了方便士民拜祝，将黄岳庙从梅溪栖云寺迁移至城关东门外，奉为土主。土主宫先后五次受帝王封号，四任知县修建，规模完备，富丽堂皇，占地达1245.42平方米，坐西北朝东南，中轴线上依次为门楼、戏台、正殿、后殿。正殿砖木结构，抬梁穿斗式梁架，封山顶，殿堂正中神龛供奉忠烈王软身塑像，形容端正，威风凛然。两庑则排列忠烈王父母家眷，左右山墙塑有余、何二主簿，崇、舒、田、赵四元帅，均为泥像。每年忠烈王圣诞（农历九月十四⒀），宁德、罗源、古田等地信众都会聚集祠中，迎神祭赛，演戏三天三夜。建国后屡经变革，后被改为“二月花批发市场”，再经过2000年的一场熊熊大火，地面建筑片瓦无存，现存文物仅有青石龙虎浮雕、石旗杆、明代抱鼓石，以及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乡绅蔡志谅捐铸的一口铁钟，珍藏于区博物馆。
忠烈行祠，俗称“下坂宫”、“下马宫”。位于城南镇古溪村，原朱溪官道旁。下马宫始建于南宋，地位仅次于碧山忠烈王庙，后毁。明嘉靖十五年（1536）由邑人岁进士左雍倡众重建，重建时的方位、时期都事先由忠烈王降箕“决定”。清乾隆十八年（1753）重修。同治八年（1869），里人陈良卿、陈良弼、陈登益倡众重修。原有建筑包括大门、戏台、拜亭、大殿。建国后改为乡镇造纸厂，1982年端午节毁于大火，1984年原地重建，颇具规模。今宫内尚存有嘉庆时期（1796～1820）的石供桌、同治八年修庙碑等。
白鹤宫，又作“筠竹坪宫”。始建年代不详。原为黄岳故居。宫外保存有清道光八年（1828）贡生关仲仁、光绪十年（1884）罗源陈志兴捐田石碑。白鹤宫古时是宁德县著名的“祈梦”胜地，且屡获灵验。现今还成为各地忠烈王分祠请香火之处。
雷厝忠烈王庙，位于洋中镇洋中村雷厝自然村，为畲族同胞所营建。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戏台于同治九年（1870）重修。附祀有临水夫人、田公元帅、白犬将军等。主体建筑前后二进，面积达300多平方米，保存完整。其中戏台藻井彩绘双凤朝阳，梁枋上有同治九年重修时董事、工匠、择日师题名，历经百年，色彩仍然鲜艳如初。庙中还保存有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石香炉、明代案桌等文物。
昭祐王宫，在罗源县碧里乡廪头村。宫内珍藏有一件元代“玉石”香炉。香炉系叶腊石雕刻，以炉身温润如玉而得名。通高1.4米，分炉身、炉座两部分，炉座分三层，镂空浮雕，十分精美。炉身有龙纹装饰，题刻“招贤里鉴头境吴垦正宅喜舍香炉祈保家眷平安，至正六年四月吉旦造”。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1980年10月列为罗源县文物保护单位。据道光版《罗源县志》记载：“玉廪原名丰廪，分上中下三村，因得炉改名玉廪。”
见于乾隆版《宁德县志》的还有九都龟村魁首宫、漳湾下湾钱岩忠烈王宫。地方志没有收录，但历史比较久远的还有城南福洋李家栏宫、洋中莒溪忠烈王宫、三都黄湾社头宫等等。
黄岳成神以后，他的两位弟弟黄峦、黄岱也得到了朝廷敕封，黄峦封号为灵应侯、黄岱封号为灵杰侯，民间单独为他们设立庙宇，千秋供奉。如成德境（今城区八一五中路一带）的灵应祠：
“灵应祠，在成德境，祀黄岳弟黄峦同投渊者。”
南门小场灵杰祠：
“灵杰祠，在南门外筱场龙门境，祀黄岳弟岱亦同投渊者。”
这些宫庙至今大多保存，且香火旺盛。
黄岳信仰对地方文化的影响
黄岳作为蕉城历史上第一位名标国史的地方名人，他以亦人亦神、亦儒亦道的特殊身份，全家殉国的动人事迹，受到了后世的讴歌与膜拜，并对蕉城地方文化产生过较为深远的影响。福建社科院研究员徐晓望在《福建民间信仰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中评价黄岳〓“宁德的黄岳在民间威望很高，每次他受封，百姓都激动不已。”、“时至宋代，黄岳成为当地居民的精神支柱。”这一评价，是十分准确的。
首先，黄岳信仰得到古代宁德县上流社会的认可与青睐，尤其是黄岳香火迁移到东门外碧山以后，县内诸多事务，包括科举、农桑、建置、战乱、瘟疫等等，吉凶祸福，事态趋向，都要取决于忠烈王庙的降箕。南宋时期，蕉城科举业发达，每逢大比之年，举子们都会聚集忠烈王庙，降箕请神，推定是科选取状况。淳熙年间（1174～1189），乡人向忠烈王占卜下一科状元，降箕曰：“赵公桥未成，状元何处生？”淳熙二年（1175），县令赵善悉修建赵公桥。又降箕曰：“赵公桥既成，余复何言。”后邑人余复果然高中榜首。⒂也许屡获灵验的缘故，到了明代，地方文人仍乐此不疲。成化四年（1468）春，“庠士占是科举子。忠烈王降箕曰：“林左推贤达，陈君独占魁。”是秋，林著、左浚、陈寓果应。”⒃成化十六年（1480），七都士子林初“至忠烈王庙乞灵，降箕曰：‘吾乃栖云老子，盖因守节不仕。后来奉命不随朝，一眷愿沉水府。昨承文锦到南轩，召我来还诗赋。欲知登第与登科，只许榜登龙虎。’”，“是秋，（林初）果中式。”⒄所谓降箕纯属文人游戏，读书人假借神灵，寻求精神寄托，增添自身威望，其“灵验”事件往往都是牵强附会，破漏百出，不足为信。但从中可以体现出，黄岳在蕉城古代文人士大夫心目中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其影响力是其他神灵所难以替代的。
明清时期，筠竹坪白鹤宫祈梦更是得到了境内士农工商各个阶层的推崇。民间对此万分敬仰，民间传说明代的陈褎、吴国华，清代的陈鸣堈，这些出身进士、举人的地方名流都曾到白鹤宫祈梦，得到了神灵的指引。一些地方士绅在愿望实现以后，还捐赠财物，答谢神恩。道光八年（1828）九月，优贡生、福州府学教授关仲仁就将二都牛埕水田一号捐舍给白鹤宫，充为“诞庆之需”（白鹤宫清代碑记）。
黄岳信仰也深深融入市井百姓生活之中。千年以来，黄岳被奉为宁德县“土主”，每年立春“鞭春牛”仪式都要在忠烈王庙举行。这在明清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嘉靖版《宁德县志》：
“立春，设土牛如制。邑民扮撬戏，官吏自东门外忠烈庙导迎入县。次晨鞭春。”
乾隆《宁德县志·卷一.风俗》：
“立春前一日，里人扮撬戏鼓乐，随官吏迎春于东郊忠烈祠。儿童各以竹竿粘彩丝，打土牛身而拾其剥落之土，谓得土多利田畜也。”
清末民初，城内主要的四门八境各有保护神，东门祀神农王，南门祀忠烈王，西门祀太尉公，北门祀城隍爷。南门灵杰侯王庙、龙门正境祠、下宅园龙光正境宫皆供奉黄岳三兄弟，每年农历正月十七、九月十四两个日子，南门四村神像出巡，各街道设祭品供奉，历时数日之久。所到之处，上不露天，覆以红布长缦，各家烧香燃烛，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是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人们还将对黄岳的敬仰化及到部属诸将身上，就连投潭的白犬也被尊为“灵犬将军”，每次到忠烈王庙烧香还愿，都要带上红糟肉、光饼，以供血食。
对于黄岳一家的忠节，历代文人墨客对之推崇备至，纷纷题诗作赋，称颂赞誉。据考证，自南宋至今八百多年间，有关黄岳事迹的诗词文赋多达二十余篇（首），这些成为了蕉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南宋郑士懿，元代陈自新，明代龚邦卿、徐光祖、陈震、陈宇、张纶均有留题。
在栖云潭畔，旧时还有黄岳读书台，门前的对联尤为脍炙人口。句曰：
明月照空潭，流水滔滔，想见当年完节处；
栖云留古迹，阴风凛凛，如闻昔日读书声。
蕉城区一些乡镇的古地名也产生于黄岳信仰，如城关的土宫前，飞鸾镇的仙泽境，城南镇古溪村的社头墩，漳湾镇王坑村的社头山等等。
在蕉城区古老的四平戏中，曾经有一本有关黄岳殉节的剧目。内容描述黄巢入闽，征聘黄岳为军师，黄岳不从，投潭自尽的故事。⒅在民间故事、歌谣方面，也流传许多有关黄岳的文学作品，一部分已被收录《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宁德卷》，《黄岳投潭》、《忠烈王与陈太尉》等故事在蕉城民间更是家喻户晓。
黄岳之死和“筠竹坪求梦”
飞鸾镇筠竹坪村，在唐朝末期出了一位太学生黄岳。闽王派出4人来请他做官，他不但拒绝，而且投潭自杀了。人们不禁要问：在中国封建社会，读书人十载寒窗，不就是为了求取一官半职吗？黄岳不去做官，却赔了自身性命，这是为什么？
唐末，群雄纷争，国势垂危。天复4年（公元904年），朱温杀了昭宗李烨，立李柷为帝（即哀帝）。公元908年，朱温又杀死李柷，自立称帝，国号后梁。再说河南光州固始人王审知，从兄王潮起兵入闽，兼并割据势力，得闽中五州之地，唐朝廷任王潮为福建观察副使。王潮死后，他继任威武军节度使。公元909年，王审知接受朱温赐予的封号，称闽王。但是，在黄岳的心目中，朱温、王审知之辈，都是大唐的乱臣贼子，大逆不道。他堂堂太学生，岂肯与之同流合污？只好投潭殉节，以示清白罢了。
历史上反对朱温、王审知的叛逆行为者，并非黄岳一人。南宋进士、宁德人郑士懿为黄岳撰《庙碑记》，文中就称朱温是“僭禅”，王审知是“窃王号”。明成化年间宁德教谕陈震诗曰：“洛阳风雨送残春，王氏三山窃号新。天下当时方逐鹿，海滨何物却生麟……”维护正统，遵奉忠君，是他们共同的政治倾向。
当年跟随黄岳跳进栖云潭殉节的，还有“其母、妻、子及二弟，皆死。一白犬亦从焉。伪闽使者崇、舒、赵、田四人，亦死。”黄岳死后，被历代统治者树为忠君的楷模，在筠竹坪建白鹤宫，塑像供祀。宁德、罗源等地也多处建宫塑像，其封号累增至“灵惠显应昭顺广利侯”、“忠烈侯王”。宁德人称他为社头、社头公、忠烈王。黄岳本是读书识字的人，死后被推上神坛，享受人间烟火了。
黄岳死后，其事迹经官方渲染，民众诚敬，人们编织出许多离奇的梦境故事，且举一二。明正德7年5月某日，宁德知县龚颖夜梦将溺于水，忽有包头巾着黄袍的人，将他救起，对他说：“我今救你，你只为我修葺房屋。”第二天询之别人，并无认识者。个把月后，龚知县率众祈雨，至黄岳庙拜谒，抬头一看，惊曰：“前次梦中救我者，此神也。现今庙已坏，我应当为他修理。”这位县太爷说到做到，把修理县衙的木材，改作拓建白鹤宫之用。
宁德人陈褒、陈褎兄弟，大比之年，同到黄岳像前求梦。兄弟俩同在梦境中：出东门，遇见抬棺木者迎面而来；改往西门，又是遇见送葬队伍。兄弟俩把遇死人的不祥情景，深埋心中。后来，陈褒官至山东御史，陈褎官至广西御史。有人为之解梦，说这是忠烈王暗示：东遇死、西遇死者，东应山东，西应广西，遇死与御史同音也。“筠竹坪求梦”之事，通过名人效应与宣传效应，轰动远近，流传至今。
千余年来，到筠竹坪求梦的人，从不间断。“忠烈王仙潭”石碑至今仍然屹立潭畔，只是历经风化，两旁小字已模糊难辨了。
铁沙溪码头兴衰记
三都澳内湾的铁沙溪码头，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都澳成立“福海关”前就已经开发。宋朝以前它曾是大金溪的入海口，后因山洪暴发，大金溪改道，就成了铁沙溪的溪门口。民国《宁德县志》载：“海水奔赴，港汊颇深。所有八都、衡洋（福安辖地）一带水路来县，多半停泊此处。”
自然环境造就了铁沙溪商机
铁沙溪，位于三都澳内湾西陂塘的西南边，即濂坑村区南向，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埠头宽阔，港道深且无暗礁，海面风浪小，海外四通八达，是县内的七都、八都、霍童、云淡和福安、福鼎各地的货物及商客乘船往宁德城关的必经之地。陆路方便，紧靠官道，上接古田、屏南、周宁、政和各县地。从元朝开始铁沙溪就聚集着南来北往的商客船只。明末清初，随着平民水产品贸易频繁，铁沙溪迎来了更好的商机，利用它的埠位优势，逐步走向繁荣。
原先的铁沙溪畔只有一座小平房，一间小吃店的简陋的埠头雏形，到清咸丰七年（1857年）增开了一家“朝熙”茶站。随着人流的增加和受到潮水影响，同时开设了一家客栈供客商留宿，从此许多有识之士看中铁沙溪这块风水宝地，渐渐地驻足铁沙溪，设行口开店。它与当时的八都港、飞鸾港、东冲港、鉴江港、盐田港、赛岐港、白马港等港口码头，对三都澳内各县的商贸畅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都起到积极作用和突出贡献。
福海关成立铁沙溪繁荣发展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5月8日，三都澳成立“福海关”，给有得天独厚优势的铁沙溪带来了更上一层楼的机会。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开始，各地商贾从屏南、古田、周宁以及宁德境内的虎贝、石后、莒洲、霍童、咸村、赤溪、九都、八都等地，把山区出产的茶叶、木板、红糖、木炭、烟丝、桐油等农副产品源源不断从陆路、溪路运集铁沙溪，经海路输出海外。浙江的温州、平阳，本省的福清、平潭、兴化及福安、霞浦等地的海盐、药材、布匹、海货等也大量从水路运至铁沙溪，经陆路挑往福州、屏南、古田等地。这时铁沙溪码头埠位密布，船只如云，桅杆林立，人山人海，不足5000平方米的铁沙溪码头货物堆积成山，各地商贾云集，货栈应运而生，成为三都澳内湾码头一个最繁荣的物质贸易集散地。
铁沙溪在众多商号中，要数洋中人开办的“如意”茶行最为有名，它收储了大量来自屏南、古田、福安、宁德各地海路和陆路运来的茶叶，每年从清明节至八月间，上海、福州、台湾等地客商聚集于铁沙溪，这段时间内，平均每天有200多担茶叶在这里启运各地，码头外贩茶的舢板、帆船多如梭织，岸上所有店铺和埠头空地堆满茶包，专业挑夫（挑福州担）100多人。因此民国元年（1912年）5月17日，宁德茶税局移往八都时在此设卡，以便利东西茶商报税。在民国《宁德县志》中记载：“现在西路茶税，分设卡验溪路，西乡茶叶最多由此发达。”
民国时期，从古田、屏南经虎贝、洋中陆路和政和、周宁经霍童溪路运来铁沙溪的货物有茶叶、烟叶、香菇、乌笋、桐油、木炭、土纸、草席、红糖、老酒、糕点以及木料和竹编用具等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海面有浙江“平阳纱”、福州人洋油（煤油）、兴化（莆田）食盐、桂圆、荔枝干、平潭鱼货等物资大量输入铁沙溪。当时铁沙溪对促进宁德地方物资流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有关资料看：当时铁沙溪有茶行7家，糖行2家、布行1家、盐行2家、宝丸（桂圆干）枝干（荔枝干）行口1家，蛏干行2家，经销日本海鲢鱼行1家，经销“亚细亚”油行1家，还有杉木、香菇、糕饼、切面、酒店、客栈等多家。
日寇入侵码头萧条
铁沙溪码头自从三都澳成立“福海关”发展成繁荣市场以来，均保持其繁荣景象，也比较安定。只是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西陂塘内居有一股海盗与沿海某村个别人勾结，涨潮时在海面游弋，专夺铁沙溪码头运输货物的船舶，除对各行口老板带来损失外，也影响了铁沙溪市场的繁荣。后来被宁德县府和濂坑村民智擒了盗匪，从此盗迹逐绝，商船进出通行无阻，铁沙溪码头又恢复了从前的繁荣景象。
但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敌寇接二连三地向我国沿海各地侵夺，铁沙溪也随着三都澳的命运渐渐衰落。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日寇开始轰炸三都岛，岛内的外国洋行迅速撤退。在衰退中的铁沙溪码头却由于三都澳各码头繁荣的骤降，倒也显出了一些生气。许多原在三都岛的小商小贩都集中到内港铁沙溪。但是好景不长，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8月，侵华日军登上三都岛放火掳掠及后来的大轰炸，海面被封锁，铁沙溪所剩的几家商号也随之搬撤、关闭，铁沙溪便失去了昔日市场繁华的活力，只是偶尔有几艘七都、八都、福安的小帆船载客从铁沙溪上岸去宁德城关走亲串戚而已。
围海造塘码头变良田
宁德解放后，铁沙溪码头还在发挥着它的使命，福安及宁德的七都、八都等地客船依然频繁地聚集于铁沙溪，上下船的乘客还以铁沙溪便捷的通道作为走亲串戚的水陆转换停泊地点。虽然1956年1月1日福汾公路通车，但以上各地的乘客依然从铁沙溪上下岸，铁沙溪（还有两家小吃店）继续在发挥它的中转码头的作用。
1958年，正当全国各地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兴工程建设之时，在七都人民公社各大队社员的支持下，濂坑大队经历3年11个月，于1962年8月将铁沙溪码头前的317亩海面围垦成田，经此沧海桑田的变化，铁沙溪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只留下了旧时埠市的痕迹。
铁沙溪码头虽然在宁德沿海发展的进程中只留下一道辕辙，但为当时三都澳的开发与发展添加了一抹不可磨灭的光彩。
百丈龙潭话祈雨
中国古代水利设施落后，旱涝灾害频繁，对农业生产影响甚大。而福建沿海地区受太平洋季风影响，旱涝灾害经常发生，其中尤以旱灾最为严重。在蕉城历代地方志乘中，就有好几次关于旱灾的记载。在古代蕉城，有很多位司雨的龙神，如县城南郊龙湫龙，金涵百丈龙，洋中午日龙，飞鸾栖云龙、礁溪龙，霍童木龙，三都介溪莱台龙等等，都在当地享有声望。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并且受到皇家赐封的只有百丈龙。
龙潭及其周边形胜
百丈龙潭，地处蕉城区西北部菰洋村，属金涵乡管辖。这里群山环抱，竹木苍翠，风景绝佳。因为地处宁、罗交界，与罗源县中房镇满盾村毗邻，所以在蕉城和罗源的历代地方志中都有记载。“百丈龙潭”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梁克家《三山志·卷第三·地理类三·宁德县》：“金溪里……百丈漈龙潭（溉田数十顷）②。”之所以取百丈为名，据明弘治版《八闽通志》：“（龙潭）缘石攀藤而上，约百余丈乃至，因名。”何乔远《闽书》也记载：“（百丈龙潭）潭高百丈，缘崖攀藤，仅到中井。”而记载最为详细的，当属乾隆版《宁德县志》及道光版《罗源县志》，罗源志还附有形胜图，刻划逼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百丈龙潭源自满盾村来，有二溪交汇，一泻而下，如万马奔腾。上下共有三潭层叠，下为横潭，中为师公潭，以龙潭最高。龙潭浑圆凹陷，形如太极，方圆足有二十米。正后方有一巨石，宛如屏风，高约百尺，因形如仙桃，故又称桃石。水从石峡下注，会经过桃石，直悬冲抵为二，如弥勒挂珠。据说潭水右流至溪，水质浑浊；左流至师公潭，水质清澈。“少雨，则绕瓶腰合抱，淙淙入潭；多雨，则澎湃喷激，从屏顶飞注师公潭。”③师公潭方圆约有四十米，潭上有石，平坦宽阔，“可容万马”。④下潭比师公潭更大，范围“不知几千百丈”⑤上潭险峻不可到，攀藤架梯，只能到达师公潭。两旁石壁横峙，秀挺云霄，“苍然绝无片土。”⑥龙潭飞珠溅玉，一泻而下，水流汇聚于悬崖深处，形成蜿蜒曲折的溪涧。沿着溪涧，随处可见五色斑斓，大小错杂之“龙石”。其形状或浑圆如鹅卵，或突兀似苍鹰，千姿百态，勾人遐想。溪水清澈见底，旧传不产鱼虾、萍藻。而今却盛产螺蛳与黄鳝，味道鲜美。
龙潭对面山势低缓，当地人名曰“龙亭冈”。这里植被茂密，是观赏龙潭风光之最佳地带。旧时每逢丰水季节，站立于龙亭冈正视，对面山顶溪水倾注而下，地动山摇，浑如银河倒泻，白练悬空，瀑布水雾可以飞洒至龙亭冈，溅湿观者衣襟。龙亭冈因建有龙亭而得名。龙亭始建于南宋宝祐时期（1253～1258），由原任宁德主簿的丁大全创建。据乾隆《宁德县志》记载：
“主簿丁大全，因旱，令人以银瓶乞水于百丈龙潭。取之，得瓦瓶归。大全疑之，复造银瓶，躬往投之，又得瓦瓶。大全祝曰：‘龙神有灵，若吾后当显贵，幸示灵异。潭中果露龙爪。”
南宋宝祐六年（1256），丁大全如愿以偿地登上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显职，遂上奏朝廷，封百丈龙为龙王，并建造龙亭于此。岁久圮废。同治九年（1870）大旱，宁德四城乡父老在知县黄国培带领下，莅龙潭祈雨，雨随祷下，立“灵昭昭也”石碑于龙亭旧址。石碑今仍完整保存。2009年5月8日，为发展乡村旅游，恢复历史名胜，金涵乡菰洋百丈村全体村民历经三个多月努力，使龙亭重新恢复落成，为当地的乡村游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龙潭祈雨的仪式过程
古时候每逢久旱不雨，宁德、罗源两县官方以及民间都要到百丈潭举行“祈雨”仪式。这种仪式视其规模大小，几乎每年都有。其中以知县祈雨最为高等，也最为隆重，多数出现在辖境受灾比较严重的年份。试举知县祈雨为例。祈雨前几日，县衙门会张贴告示，通知各乡董事斋戒，并设祭于乡里神庙社坛，严禁各种污秽物品暴露天日，所谓污秽物，其实就是农夫所挑之粪便，妇女之衣裤，日常垃圾等等。乡绅耆老斋戒三日后，早早沐浴更衣，而后集中县城，听候调遣。辰时祈雨队伍正式出发，一路鸣锣开道，黄旗掩映，率队的除了知县，有的时候还会有典史、县丞、主簿，以及武官游击、守备随行，个个衣冠整齐，面容严肃，一改往日作风，步行前往。后面数以百计的乡绅耆老，身穿白色苎布长衫，手持明香，顶着烈日，不准持扇张盖，紧紧跟随。县城往百丈龙潭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由白鹤岭官道上去，经湾亭，再翻越界首岭，先到佳溪（属罗源县管辖）宝胜寺，而后到达龙潭；另一条由金涵蔡洋岭，经浮坪、油行、菰洋，直至龙亭冈。一般都是走蔡洋岭这条道路。进入菰洋村地界时，祈雨队伍要停止脚步，改为三步一跪，大声呼喊：“救啊！龙王。”“救啊！龙王。”这种做法称为“礼龙”，目的是为了引起龙王的注意与怜悯，以达到预期目的。到达龙潭后，知县一方面要派人到不远处的宝胜寺借木梯，这副木梯很长，是祈雨专用的。同时还要在师公潭旁边山石上摆起祭桌，布置供品，由法师诵经焚疏，祈祷龙神。而后还要掷珓杯（俗称“问杯”），求得龙神许可。祈雨投瓶的人员一般为二到三人，由地方公认的孝子或者当地惯走山路的壮年（花重金聘请）担任。投瓶人员顺着架在石壁上的木梯，攀爬前行。石壁上光滑无比，所谓的“路”只是一条石缝，必须加倍小心才能通过。石缝大概离龙潭还有一两米的地方，最为艰险，投瓶人员只能背部紧贴石壁，挪步前行。下视者无不为他们捏了一把汗，个个默祝龙王保佑，希望众人能够顺利到达。投瓶人员到达龙潭边沿，这才可以放松心情。龙潭边沿狭窄，自然形成一个约五、六十公分宽的座位，如果两人平排而坐稍觉宽敞，如坐三人会觉得拥挤。座位前方凸出一块巨头石，可供蹬足。投瓶人员坐稳以后，即可开始“投瓶”。
投瓶所用的龙瓶十分讲究，事先要称好重量，并以“香亭”迎送。龙瓶用银或锡打造，瓶口密封，以油纸包裹，外面还要涂蜡，十分密封。投瓶人员给瓶口系上红头绳（据说长一百丈）后，必须将龙瓶投掷到蹬足石下方，否则会因两边水流湍急，不能顺利完成。龙瓶坠入云雾缭绕、深不见底的龙潭后，投瓶人员会将红头绳徐徐放开，由于潭水翻腾，红头绳大部分都漂浮于水面。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龙瓶会自动浮出。这时的龙瓶上会附着小鱼或小虾，名为“鱼交瓶”、“虾交瓶”（一说鱼交瓶有雨，虾交瓶无雨）。道光版《罗源县志》对“交瓶”的记载与此略有不同：
“凡祈雨请龙，制锡瓶二，封口无缝，系绳坠下。小（少）顷，一瓶浮出，中有水，不知从何而入，谓之‘交湫’。雨可立待。雨后还瓶于水，谓之‘还湫’。若瓶中无水者不雨，常以为验。”
投瓶人员顺原路返回以后，将龙瓶交还法师，道士仔细询问“交瓶”情况，并摇动瓶子，听瓶内是否有水声（可以预测雨量大小），如果有以上这些“应验”，则表示龙王已同意下雨。最后，法师诵经送龙神归位，并焚化元宝，以示答谢。祈雨队伍欢呼雀跃，顺利回城。据说回家路上就会有倾盆大雨，祈雨人员很高兴得成为了落汤鸡。回城之后，演戏三天，以示答谢。雨过天晴，还要将龙瓶水送回龙潭。祈雨时如果问杯三次，龙神都没有“许可”，就要重新斋戒，到更远更高的地方去“礼龙”。
历代有关祈雨的相关记载与民间传说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成为古人生活的最高境界。祈雨作为一种围绕农业生产、祈禳丰收的巫术活动，无论官方民间，都是极度重视的。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令民祷社稷山川，家人祀户。”可见一斑。民国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国人均以簇新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上的一些所谓“陋俗”，对祈雨活动极度鄙视，认定是“农民迷信”，且将所有责任，都归属“平时不讲水利”所致⑧。试想古代生产力低下，不像现在有先进的设备，就是修造了水利系统，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必须仰仗老天爷吃饭，一切“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来做，而且这些做法一直被证明是有效的，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方法”⑨；况且主持这种活动的头面人物完全出于公心，并非个人意图，其精神意志都是值得颂扬的。罗养儒先生在《云南掌故》中评价了昆明人的祈雨活动，很能说明问题：“（祈雨）自是帝制时代之一种迷信事，究其思维，事虽属于迷信，终是一片仁爱心肠。为人求谋，代人牺牲，而为人好也。”所以，宁德、罗源历代地方志中都有关于祈雨“应验”的记载，剔除其迷信成份，对研究了解古代社会风貌、地方民俗是很有帮助的。道光版《罗源县志》记载了好几件明清时期祈雨“应验”的事迹：
“明景泰三年（1452）秋七月祷雨于潭，疏文未善投之，顷浮片纸，取视，乃元至正间疏……众为颂之。大雨如注。”
“万历时大旱，邑人以瓦瓶投潭。须臾，有铜瓶偕浮而出。”
“崇祯五年（1632）夏大旱，丰上里乡民诣百丈龙潭祈雨，饰东山堂为龙亭，周遭糊以纸，恐亵焉。忽蛇蟠其上，其大可围数寸，不知从何入，颔下莹白，任人捧抱不为害。送至山中，后复蟠于庭。”
“国朝康熙十四年（1675）秋大旱，时耿逆反，不奉正朔。宁德乡人来此祷雨，疏中未书康熙年号，三日不雨。潭中浮前年旧疏，内填康熙年号，乃易疏“康熙十四年”投之，遂大雨。”
以上灵验，大多都值得探究。如第一条纯属张冠李戴，原原本本的记载见于明嘉靖版《宁德县志》，只是地点不同（宁德志作“西山龙湫”）而已。最后这一条，很有可能是出于地方官员为维护满清正统而有意做的宣传。
乾隆版《宁德县志》卷十《拾遗志》还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乾隆庚寅，夏旱六十余日，禾苗槁死。游击福兴素忧民忧，竭诚斋戒。同邑令刘若鹏祷雨于百丈龙潭。至则烈日炎蒸，自辰至午，天无纤云。遂命操瓶者攀缘而上，以绳系瓶，掷潭中，数次尚未交瓶投空瓶于潭，缄其口，其中忽有水，则谓之交瓶，盖方言也。二公伫望良久，从者日曝难堪，刘令意亦稍懈，问曰：‘果有灵乎？’时诸生崔宗衍与从，为陈丁大全故事，刘亦未之深信。俄而，果有交瓶之事。方整衣拜谢，陡闻雷声当空一震，黑云矗起，风雨骤至。众骇然，冒雨走至菰洋，依旧云销雨霁。操瓶人以二瓶送验，一瓶摇之无物，一瓶琅然有声。此琅然者，所谓交瓶是也。晡后大雨淋漓，自宵达旦，枯槁回春。龙固有灵，亦福公积诚所感云。”
知县刘若鹏是个思想有些固执的地方官员，在百丈祈雨“有求必应”后，思想发生了转变。当然地方志在颂扬龙神的同时，也没忘了替福游击脸上贴金。千百年来，百丈龙潭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礼龙”队伍，但并非事事皆如人愿，他们中有的心满意足，欢天喜地。也有的垂头丧气，讪讪而回。清代有一位姓蔡的知县，上任时恰遇天旱不雨，心急如焚，率乡绅前往龙潭“礼龙”，结果无功而返。一有些人作了一首《白字诗》捉弄蔡知县：“蔡（菜）猪要吃糠，祈雨四人扛。去时云遮日，转来露露光。”贴在了县衙门口，以示戏弄。蔡知县阅后，大为恼火，当即也挥笔题了四句：“百姓你莫癫，本县不是仙。旱天求得雨，高山可种田。”作为回敬。
说起百丈潭的祈雨，那绝对是一趟苦差事。炎炎夏日，铄石流金，祈雨的乡绅耆老（多数是老年人），顺着崎岖的山路，三步一叩，哀声遍野，真是口干舌燥，筋疲力尽。有这么一年，一位古稀老人在祈雨途中，口渴难耐，心想，如果此时能有一碗白糖稀饭（俗称“糖糜粥”）解渴该多好！想着想着，口中呼喊的“救啊！龙王。”也错喊为“救啊！糖糜粥。”从此，“救啊！糖糜粥。”这句话就成为了民间的一个小笑话。然而，这个真实故事的背后，却始终带着一丝苦涩与无奈。
蕉城南郊的古溪村，在清代末期也发生了一次百年不遇的旱灾。村里的董事组织人员村民，抬着忠烈王的香亭前往祈雨。设祭完毕后，法师连问三次“珓杯”都没能应允。这可把大伙急坏了，法师见无法收场，便问大家：“你们是从那个村来的？”董事答道：“汐头（古溪的别称，汐在蕉城方言中有干燥没有水份的意思）。”法师又问：“董事大名？”答：“董事一名汐尾，一名云照。”法师没好气地说：“日照云霞，头汐（干）尾汐（干），雨从何来？”求雨队伍只得无功而返。过了不久，旱情更加严重，村里又另选了几名董事率队前往。临近问杯时，大家都感到忐忑不安，新来的法师连掷三杯，杯杯皆准。大家喜出望外。法师问道：“诸位是从那个村来的？”答：“古溪。”又问：“董事尊名？”答：“一名云琼（蕉城方言与“琼”同音字有罩住的意思），一名国安（方言谐音“过坑”，坑有溪涧的意思）。”法师捻须笑道：“云罩古溪（蕉城方言古与过谐音），大雨过坑，真是一个好兆头！”祈雨队伍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回家。天缘凑巧，至次日连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雷雨，解决了古溪的秋旱。
罗源民间传说，百丈龙王是罗源泥田人的外甥。有一年遇旱，宁德知县亲自去祈雨，结果很是灵验。为此，知县想求见真龙，龙王露出一爪（一说露出白项，故又称“白项龙王”），知县大喜过望，奏明皇帝，皇帝敕封之为“永镇珍珠潭行雨龙王”，从此再也没有搬家。故事荒诞百出，究其根源大致取材于地方志中对丁大全的记载。
关于百丈龙王的来历，蕉城、罗源民间说法不一，据笔者搜集了解，大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与屏南黛溪惠泽龙的来历极为相似，民间传说百丈龙原籍罗源方厝塘，曾在中房宝胜寺任长工，误吞龙珠后化为龙身，先后在湖上楼、溪门、龙港、满盾栖息过，由于人为污染等原因，最后迁移至百丈龙潭。为了防止污水再次玷污龙穴，龙王将百丈龙潭上流水源分为两股，一股干净的流入潭中，另一股肮脏之水则远远流入溪谷之中。⑩另一种说法，百丈龙原先居住在四都（今金涵乡一带）竹林潭，与潭边竹林寺主持高僧斗法失败后，改邪归正，迁徙至百丈潭的。
刘家谋寓情祈雨诗
百丈龙潭自南宋赐建龙亭以来，留下了不少外来官员以及当地名人的诗词吟咏。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十余首（副）之多。
南宋时期主簿丁大全为龙潭撰写的对联：“龙从百丈潭中起，雨向九重天上来。”是迄今为止，蕉城区发现最早的一副对联。丁大全自身遗臭万年，这副对联却能流芳千古，可谓历史奇闻。它不仅载入清代楹联大家梁章钜、梁拱辰《楹联续话》，而且被万里之外的吉林市龙潭公园龙王庙所收录。
在百丈龙潭留有诗作的有明代邑人衡王府教授龚邦卿、连江处士陈元登，清代罗源文士吴沛达、本邑儒学训导刘家谋，民国宁德县知事黄式苏，诗人关心民瘼，寄情于诗，忧国忧民之心境亦令人敬仰。其中以刘家谋的一组祈雨诗堪称翘楚！
刘家谋（1813～1853），字仲为，号芑川，侯官（今福州市区）人。清道光十二年（1832）乡试举人，大挑任宁德训导。所任之处，努力收集地方掌故，在宁德期间，著有《鹤场漫志》、《东洋小草》、《斫剑词》等。道光二十九年（1849），升台湾教谕。咸丰二年（1852），“台匪滋事，芑川力疾守陴”⑾，卒于府署。
道光二十六年（1846），刘家谋任宁德训导。有一年地方干旱日久，城外四野田园龟裂，老农挥汗田中，力作苦耕仍无济于事，而地方官员却只图享乐，对民事不闻不问。刘家谋虽为学官，职权卑微，但对民生疾苦倍加关注，他不惜得罪上司，愤作《祈雨》以诘之：
“祈雨祈雨，早行暮行官辛苦。田中老农日卓午，挥汗不能润寸土。官乎安坐仰食汝，嗟乎官犹道辛苦。”
迫于压力，地方官亲临百丈龙潭祷告，孰料无济于事，百姓仍陷于干旱之苦，诗人不惜冒渎龙神，又作《诘龙诗》，抨击百丈龙王“幽壑潜踪”，不予“兴云致雨”，实在是“昏且庸”。也许刘家谋这种异乎寻常人的做法，为上苍所接受并原谅，不久果然天降甘霖，解决了地方的旱情。对着窗外的倾盆大雨，刘家谋抑制不住兴奋，又接连写下《喜雨》、《谢龙》二诗，讴歌致谢苍天。《谢龙》一诗结以“龙兮龙兮，尚我从兮，可以人而不如龙兮。”弦外之意，暗批宁德现任知县不能体察民情，刚愎自用。后来刘家谋确实也因为这些诗作得罪知县，其好友谢章铤为之鸣不平，赠以诗，自注曰：“宁德旱，芑川有《诘龙》、《谢龙》二诗，篇中语极沉痛，宁德令某见之大忿。”虽然此事得罪了地方长官，然其一切作为，咸为解民倒悬，故深得地方百姓爱戴。⑿
纵观百丈龙潭历代诗作，刘家谋不仅作品第一，其人品亦属第一！
民国时期金涵见闻
听说我祖先当时从上金贝迁到金涵坑内时住墓亭，后来又迁居下新厝，由于黄氏最早定居开发下新厝，我祖先就向黄氏人家商量后，买地建房，成家后生有五个儿子，开始在下新厝繁衍至今。
我从小所见下新厝周围的自然村有涵内（又叫桥头，因坐落金涵大桥附近）、黄厝、张厝、金溪、上新厝、麒麟寨、岗头厝、濑八里等，其实每个小村也只有三、五座厝，这大概就是早期金涵所有村落了。另听上辈人说，早先涵内地域有一个名叫“阿莫县”的乡村，后因大金溪发大水，溪流改造，“阿莫县”被大水冲破风水，其村民就迁往他处，所以后来有“阿莫县”传说流传民间。
这些村落中要数涵内最热闹，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宁德县城附近古田、屏南、罗源后溪及西乡一带的人货都从涵内经过，涵内就有了一个街市，也成为金涵历史上唯一的街市，开设的店铺也不多，有张珠开的客店、老安开的饼店、赖品玉开的酒店和豆腐店，还有一家淡坪人开的染布店。
我从小就看见古田、屏南一带挑夫，一批都有十几人，挑着乌笋干、粗纸到宁德县城出售，之后挑着咸鱼蚵或醃〓回去，西乡一带的人就挑茶叶、柴竹、木炭等进城买卖，然后挑着咸鱼货及一些生活用品回乡，挑夫人数一批七、八个，也有零星的。一年四季不管大热天、还是大冷天，甚至下雪天，这涵内路桥上行人不断，使得那些店铺的小食生意也很热闹。
民国时期，金涵的田地都集中在地主手里，除了自己的住屋外，大门外四周都是别人的田地，农民向地主租田地耕种，田租是一斗田（约0.5亩）一百二十斤谷子，此外，还要向当地“洋界看护人”（相当当地出面人）缴纳保护费，每斗四斤谷子。当时农田产量不高，一斗田好的年收一百五十斤左右，除去田租一百二十斤，牛租二十斤，以及壳灰肥料（一亩要一担），所剩无几。佃农种粮收入主要靠“添垅”的办法提高单产，多收谷子。一斗田播下“六月早”之后隔十几天，又在成活的稻秧之间再插下秧苗，这叫“添垅”，用这种办法提高亩产，才能有余粮养家糊口，租用山地种麦、油菜以及栽番薯，也同样按水田的面积缴租。
金溪的溪流大，支流也多，五、六月间我们去小溪里摸鱼或者毒鱼，用来增加菜配，也算是改善生活。摸鱼的办法很简单，先在溪边用石块朝水里鱼群猛砸，鱼群惊吓，有的窜到溪边石块下面躲藏，这时就沿溪边石块逐一摸捞，不过下手要迅速和敏捷。毒鱼最有效和常用的是用山上采摘来的“葛”，捣烂后倒入小溪流中，守候一段时间后，就逆流踩水而上，沿溪捡拾被毒得半死不活的浮鱼，运气好时，会收获十多斤以上，除一家人食用外，连周边的亲友也都尝到鱼鲜。溪里的鲥鱼用壳灰就可以毒杀了。
农户人家一般每户一年养一头猪，如有一户养两头的就算有本事，因为供应猪食所需的饲料大部分要靠上山讨猪菜，需要花工花时；而猪长得又慢，从年头到年尾，要养大一头也不容易，到年关时若有成猪出栏，就算大过年了。
当时每家都有种植苎麻，自己纺纱织布，叫苎麻布，又叫夏布，是灰白色，拿到涵内桥头边的染布店，染成蓝色或者青色（黑色），然后制作夏衣。冬衣是要到县城剪绵布回来自己缝制的，我与城内的“和彩布庄”比较熟，有时没钱，就去赊，等有收入后，或者挑柴、炭进城出售后再送钱还他。有时也到东门外新桥头赊咸鱼蚵。
农闲时期，我们就到岭尾一带山上砍柴草，晒干后要挑十华里左右的路进城，一担柴才卖几角钱，不够换购食用品，所以半路上饿了也不敢花钱买点心。
我小时候，金涵也没有什么学校，有一位福宁（霞浦县）人名叫雷金枝，来涵内教学，书馆设在“南京大王宫”（今金涵卫生院旧址），学生有一二十个，是教塾书，只教了一年多，就散了，大概这些学生都要帮家里做农活，也没能力送熟师课酬金的缘故。雷先生的毛笔字写得很好，经常看见他将字幅拿到县城去卖。
我从小就开始帮人放牛，大约在1931年，有一天早晨在“旮沓桥”附近听人呼喊“土匪来了”，我赶紧跑去躲避，没跑多远，被一个坐着轿竿的土匪头模样的人拦住，对我吆喝：“小孩，没你们的事，干什么逃跑！”我才停下脚步，看着他们离开。金涵是小乡村，基本都是穷人，家里没什么资产，土匪是不会来抢穷人们，也只是路过涵内。大概是先前进城抢劫的一伙土匪，回山时路经涵内，在路边分赃，因分配不均发生争吵，结果就将抢来的衣物行头点火烧掉，这是我在附近亲眼看到的。
涵内的溪流是金涵地界最大的一条，那时溪面建有一座瓦片屋面的廊桥，时常有往来的乞丐夜宿桥上，有一年半夜发大水，被溪流冲毁，听说连睡在桥上的几个乞丐也被冲得无影无踪。廊桥的下游，溪面很大，当地人用石头砌十几个桥墩，上架木板为桥，人叫“十八跳”，也是当时通行的便道。
涵内溪在“瞑头墩”处的潭面架有一座石桥，前后又架木桥，该潭很深，又叫苎布潭，据说这座石桥是县城一个名叫万盛的人修造的。
抗战时期，当地国民政府奉上级命令，将涵内石桥破坏掉，路也挖掉，据说是防止日本兵过境。但是，后来日军过境时，用块石砌起石墩同时砍树架木排于石墩上，很快就渡过全部人马。日本兵是从白鹤岭下宁德，进县城后过境金涵、七都开往霞浦的。这次过境的日军队伍人马从下新厝并溪（杨梅溪与小金溪交汇处）一直排到瓮窑处。
日军过境时，我赶牛到当岗躲避。日军从刘厝里过溪，这时有几个日本兵举枪射击，将附近麒麟寨山头正在观望的雷日金（我的表兄）打死了，日军离开时驻扎的瓮窑时，放火烧了瓮窑两座民房。
当时，有几个国民军士兵埋伏在南洋厝大榕树上（就是今天宁德监狱附近的那棵大榕树），见到有一个日本兵进入南洋厝，就将其打死，后拖到瓮窑被烧房屋的后山中掩埋了。
这些情形，都是我亲眼所见，至今还记得。
又听上辈人说，我们祖先从上金贝迁居下新厝初期，人丁单薄，个头又小，经常受到身材高大的“阿莫县”村人的欺负。“阿莫县”人比较蛮横，当时居住瓮窑附近，我们祖先到瓮窑山上砍柴，被“阿莫县”人发现就被打，去县城舀粪（当时到县城买人粪尿做肥料，又叫讨粪）回来，路经瓮窑，若被遇见，连粪桶绳都被割断，粪桶打翻，还不断纠缠打架。我们祖先个头小，打不过“阿莫县”人。有一天回上金贝告诉宗亲听，说：“别姓的人没有欺我们，只是常被‘阿莫县’人欺负”。上金贝宗亲中的叔伯侄儿们就带有拳术的十几人到“阿莫县”去打架，“阿莫县”人见来势汹汹的钟姓众人，吓得躲到涵洞里，被钟姓众人用竹竿去戳打，从此，“阿莫县”人害怕，不敢再欺负钟姓人家。以后，我们祖先就让儿孙跟随上金贝会拳术的侄儿学习拳术，用以自卫，这一习惯传至现在。
七十年代金涵民生琐记
自七十年代在金涵插队以来，已近四十年。前后这点时间认识一个地方极有限。这一时期，城郊景观快速更叠，社会面相急遽转换，“文革”期间所见场景，早已消失。今不揣冒昧，记录点滴，以印证时代变化一二。
口粮
口粮是七十年代农民最主要收入。生产队一般年中早稻收割后，按人口分配一次稻米。年终分配地瓜米（番薯丝）和晚稻，好一点的大队，分多一些晚稻。单身汉或劳动力多而人口少的家庭，粮食充裕些。我在茶场，每年可分到大约五百余斤口粮，内中约有三百斤左右是稻谷。口粮都放在仓库里，全体吃食堂，每顿自报吃几两地瓜米，由专人（两个人）监秤，置于饭甑（为一木桶）中蒸熟。开饭时，另由专人执一只桃型木柄，专职盛饭，当面称重。将一碗“泥”得尖尖的地瓜米，放在盘秤中，称出毛重，再刨去碗的重量。地瓜米蒸熟后，似乎要重上四倍多些。餐餐如此，虽然麻烦，但以程序正义保证实体正义，却没有口舌。吃白米，则自备饭盒，自已放米加水，放在蒸笼里。农民只在过年和早稻收割后的十来天吃大米，一般的人家，吃大米的时间（甚至包括大米掺地瓜米），全年不会超过一个月。稻谷一百斤，出米六十五到七十斤，吃是好吃，但数量少。因此，农民群众愿意用一比一比例，拿稻谷（不是大米）换地瓜米。这在当时是常见的事情。因此知青吃大米次数要比农民，特别是比有家口的农民多得多。据资料，1976年全县农民的平均口粮只有336斤，农业人口平均经济收入只有45.6元，远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蒸汽催芽（《杨家盛同志在全县公社脱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7月3日）
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水稻生产发生革命性变化。1974年从夏到秋，我在一个山区生产队，参加过一季高杆单季稻的薅草及收割农事。此后，见都没有见到高杆水稻。到了1977年春，第一次见试种的杂交水稻，不料几年后就靠着杂交水稻吃上了无忧的饱饭。
其实从六十年代开始，宁德县水稻有个“三化”的过程，就是单季改双季，高杆改矮杆、间作改连作。加上开始大量使用化肥，产量增加不少。不过许多地方种双季稻，一般年景下，无霜期总不够长，晚季收割遇上“寒露风”，则出不齐穗多瘪粒歉收乃至绝收。于是只有将早稻播种提早。早年间平原沿海是清明播种，立夏插秧。后来提早到春分播种。稻种用温水浸，好出芽。山区无霜期短，就再提早到“雨水”节气播种。这时天气冷，出不了芽，就将稻种浸湿，置于密封房间内，用一口铁锅加水用稻壳焖烧，制造出一个类似桑拿的湿热小环境，叫作“蒸汽催芽。”
在山区生产队那年，我住二楼，楼下恰是蒸汽催芽的房间。农村土房子楼板就是一层，缝隙还不小，因此其实人也在被桑拿之列。次日晨起，见被子与草垫湿得出水。好在那时年青火气大，与同室之朱、丁等三人皆无事。但稻种出了芽不一定成得了秧，天冷就烂。秧一烂，为赶农时，即刻就要再下种催芽。如此甚至有再三再四的。1976年有倒春寒，近清明了，还有“西伯利亚寒流”。据说当时全县只因早稻烂秧，就损失了四百来担种子。
当时，硬是要在山区种双季稻，听说海拔近千米的天湖村也种了双季。这样就要做些出奇的事情，最终也不能证明“人定胜天”。
劳动送饭
抢收早稻和抢种晚稻的“双抢”时节，生产队统一送饭下田，以抢农活，金溪平原一带称“食清昼（吃冷饭）”。其实往往是一年中吃得最饱的一餐。我在山区生产队时，记得每个劳力按一斤半米的份额计算。称出稻谷，自己加工，先是砻（一种现在很难见着的磨一类的加工器具）米，再舂，筛，做出米来统一蒸煮。米是单季稻品种“白早”，这个品种米粒很大，如今可能连同“红早”一样已经绝种了。煮法用“捞炊”，就是先在大锅中煮得半熟，再置于蒸笼中炊熟。米饭呈颗粒状，极香。当然一斤半的米，大部分人一顿吃不下。不少人带了家小，分一碗米饭是没有人当面非议的。
在茶场里，也有几回送饭到田头。场里只一二个儿童，妇女也不下地，因此，尽管各人饭量有差别，但随吃随添，按每人一斤米的份量，能让每个人都吃得很饱。下饭菜只是油饼、油条、酸菜汤之类。有一回分猪肉，就不合在集体一起吃了，而是称出炊好的米饭，连同两斤猪肉，按人头分配。又有一回到金溪村前水田劳动，一位姓孙的少年——茶场里唯一多子女家庭的老二，吃量超过成年人，最后还喝木桶中盛的酸菜汤，鼓起的肚皮向左侧歪去，不得不让人担心出问题。画家黄永玉说，“小孩子的肚量，比圣人的肚量还宽阔”，这样惊人的饭量，是因为，许多人一年中，只有数回，甚至从来没有过吃饱大米饭的美好感觉。
这样的吃法算是正常的。不正常的生产队也有。一些地方群众对集体经营失去信心，吃光喝尽。据资料，当时，八都大队某生产队社员出工时，“点心”要吃米酒、扁肉、小炒肉，仅吃喝一项，就占去总收入的23.7%，几乎等于全年的农业生产成本。洋中凤田大队某生产队，1977年干部社员吃掉的“点心粮”就有90多担，分光吃尽，使得当年十分工分值只有2角2分（引自《继续揭批四人帮，深入开展两打斗争，落实党的政策，改变干部作风，为速度发展我县农业而努力奋斗——吴子金同志在县三级扩干会上的讲话》1978.10。）。
产生这种现象，有着更深一点的原因。一些农民认为，劳力少而人口多的家庭，在分配中多分了粮食和其他实物，即使超支欠款，也得到了实惠。甚至有单身汉认为，集体经营是在帮别人养家，有被剥削的感觉。这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在当时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七十年代初，宁德县领导批判了农村分配时“搞按劳分配”的行为，但在七十年代中期后认为要坚持“按劳分配”（1968年底，宁德县革委会通过对年终收益分配工作的规范，恢复了部分农村“文革”武斗期间开始解体的集体经营体制。县革委会针对当时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鼓吹口粮按劳分配，分光吃光，不卖或少卖余粮，副业不归集体，搞投机倒把”的现象，特别指出，“如再搞‘按劳分配’者，要追查责任，要教育群众，认识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见《宁革生财》（68）004号《关于分配1968年农业税征收任务的通知》。 1972年年底，宁德县革委会发文，指出，“搞好年终收益分配工作是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体现”，明确要求按照省委的“十六条”规定，以生产队为单位，逐条落实。“要弄清‘物质刺激’、‘工分挂帅’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界限”。见宁革生（72）第191号《关于1972年年终分配几个问题的通知》。 1975年7月6日，宁革（75）90号《关于夏季预分工作的意见》明确地提出，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劳力外流，副业单干及弃农经商人员和其所负担的人口的口粮，“可留队里，待回队做出适当处理后，按月拨给”。），这种在根本问题上没有标准的现象，说明集体经营这种制度的确不适合于当时农村的生产力状况。农民讲实际道理，将劳动成果吃到肚里，心甘情愿，至于往后如何过日子不管不顾。这当然是一种相当阴暗而悲观的心理。
生态
要说六七十年代的生态环境好不好，较为复杂。那时几乎没有“三废”污染。空气、水、土地特别干净，大气能见度高，水质清澈，地里即便用了农药化肥，恐怕也比如今重金属、化学制品等污染要来得轻。但是，山上草、树都比现在少，特别是村庄田野附近的山上。植被稀疏，树少草少，这是因为每家燃料都用柴草。金涵山区农民一大收入，就是砍柴割草，有空时挑到城内卖了，得几只咸鱼当家。手头宽一些，有的还带几块光饼之类。“杆蒙”（芒箕草一类）一担在城中约值一、二元，而咸带鱼每斤三、四角钱，咸虾苗一斤仅一角多钱。
各家各户都在山上割蕨草，山上光溜溜的。大树在1958年时砍得差不多，到七十年代，也没有长茂盛。记得春耕时，要割些蒿（禾本科芒草）的嫩叶给牛当点心，还要走好几里路到“溪里”（今大金溪上游峡谷）深处才有。割蒿叶，工分既高，又有米一斤、现钱一元二角补贴，是很少的工种。但也很苦，无论本事多高，手终究要被割得血丝道道。
野生动物不好说。对比现在，有的少有的多。在金涵平原和山区，听过几次关于山上动物的事情。一是公社茶场后高海拔的中前大队八斗丘生产队，几个人打死一条大蛇。这蛇冬天不知为何跑了出来，钻到一家农户灶间的柴草堆中，被人惊动后，又自行爬出院子。正在翻过院墙时，在地里干活的一群人闻报赶到，用锄头打死在屋边。据说有一张半“篷”那样长，大约七米左右。这事情按推算，大约发生在六十年代中期或更早些。其二，一位后溪村人说，有一天在山垅中“拾水”（看水），一条大蛇在对面坡草丛中窜过。被此人惊动，跌到水田里，溅起的水花飞过一丘田，洒到这位吴姓农民的头上。问：“到底多大？”这位在茶场里的“学习班”的成员只笑不言。这事情发生在武斗那一年。其三，大约1974年秋，一只猛兽在金浿村头，半夜时咬走一只狗，留下一条长半米多的爪痕。村里有人说是“老虎”，但并没有人见到这只猛兽。差不多也在这一段时间，一队几个人在金邶寺前的水田里干活，巧遇一只半大的野猪窜进水田里。水田是烂泥田，因此跑不快，被十几个人追打，后成肉食。其四，听茶场里一位姓刘的中岗村农民讲挖裸狸（穿山甲）成功的经历。记得似乎说是七十年代初的事情，但不能肯定。不过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山上的确仍然有这东西。约在1976或1977年，我见过一只还是铜甲”（年纪大的）的，捕者自述在金涵水库上的公路边捕到，大约就是金涵乡院后村的地界里。总体上看，那时，野兔、野猪、麂子、山羊等食草类动物要比现少，尤其野猪比现在少很多。但是那时残留的一些动物，现在可能绝迹了。比如，原来住在溪里村的老农德志说，豪猪，合成氨厂未建时，大金溪边上的旱地中就有，现在显然没有这种野兽了。野兽减少，其中一大原因是因为人们的猎杀。文革期间，曾有文件要求捕猎，以供出国创外汇之用，甚至规定了收购虎、豹、水獭等动物毛皮的奖励办法（1971年底，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根据国务院（71）国发文88号的精神，下发了《关于发展狩猎生产的通知》（1971年12月25日，闽革产（71）484号）。宁德县革委会于1972年初也转发这份文件。文件中说，七十年代以前十几年，福建省每年平均提供四、五万张野生动物毛皮，最高年份达到7万张，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文件要求“进一步树立为革命狩猎”的思想，鼓励社员利用工余时间进行狩猎，决定“对虎豹类皮、水獭皮”等5种，每1元奖给布票3尺。还可凭大队证明，购买猎枪、子弹。“文革”中收缴的猎枪，经公社以上单位研究后，也可返还给个人。）。但是，一种物种的消失，更重要的可能是自然环境的变化。
当时，尽管金溪边上建成了工厂，但在七十年代中期，溪河里还有不少鱼。1975年12月那场大雪过后一天，公社茶场里羊群放牧到合成氨厂后的“溪里”峡谷。放羊的少年（场里有二、三个少年轮流与七、八个知青搭配牧羊，两人一班）在水中拾到一只尺把长，冻得半死不活的“溪滑”。牧羊归来，路过地区造纸厂，被人见着，用八元钱买走。“溪滑”就是大花鳗，在大海与山涧间回游。在溪里能拾到此物，说明当时河流是没有污染的，也说明这峡谷生态环境是很好的。但不知此鱼如何越过东湖塘的二十五孔闸。或许是在1969年东湖塘溃堤时，寻回祖先故里却无法返回海洋的冒失者，或是1964年海堤合垅前留在山涧的原住客。此前，还听说有一尾巨大的“溪滑”从北门电站（今军分区对面）压力水管中流落，缠住北门电站的水轮机，后被工人捕获。这事情发生在六十年代。这尾鱼当然也是从大金溪上游误入金溪渠道。
八元钱是一大笔钱，大约是六、七十斤地瓜米的价格，或可置一身新行头。对于农家少年来说，如同今人中万元大奖一样的感受，一同去放羊的陈姓知青有些遗憾。买此鱼者，听说是一位福州人，技术员。这人用一个月六、七分之一的钱买了稀世珍肴，算不得奢侈。
副食品
除食粮之外可吃的东西，都叫“副食品”。七十年代初期，用米面制作糕饼糍粑之类，自食不要紧，但用于出售，是不名誉的（1970年7月28日，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抓革命促生产简报第14期（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批评“粮食复制品大量上市”。南埕大队和漳湾大队有人，“拿着香烟、糕饼、薄荷糖到田间换粮食”，“每天蒸松糕四床，拿到粮食收购站去卖，每斤换大米两斤，每人一天就赚大米20多斤”。），办宴席也是不名誉的。
糍粑是金溪平原农民最喜欢的食品之一。据说，金涵一带结婚办酒席，头一碗是糍粑，次一碗是煮肉。酒席好不好，东家是不是慷慨，看糍粑分量足不足，煮肉够不够肥。煮肉切成四方形，边长二寸有余，甚至三寸，夸张的说法，是挑起肉块时，箸尖微微下沉。但是，插队四年，我没有见过一次这样的酒宴。倒是听过许多个打赌吃糍、肉或其他食品的故事，这样的拼命故事，能流传很长一段时间。
糍粑用粘性大一些的粳米（称为“大冬”）舂打。茶场里就有一方石臼和一只安了木柄的石杵。但只看过一次打糍粑，起因也忘了。一般来说，做糍粑有过节或办喜事的象征意味，公家活动很少或不做糍粑。畲族善做“糯米糍”，舂的力度就小得多。有一回，一位农民在冬至这一天请我吃糯米糍，一碗烙得烫嘴的糍和一碗盐煮碎五花肉汤，原汁原味，相当可口。但糍却白中带乌，与过去家里吃的白中带黄的不一样，不知何故，心中藏了些疑惑。许多许多年后，蓦然想起，这是因为农民家贫，铁锅平素无油，烙出的糯米糍当然乌突突，象是沾了尘土一般。
肉食很少。在茶场二三年，分配猪肉好像只一次，每人二斤五花肉。场里只有三口锅，一口煮猪食，一口蒸饭（以上两口锅有时洗净混用），一个小锅搞菜，因此排队煮肉，迟的轮到近半夜。羊肉每年吃一次，都在春季。将一个月龄的小公羊淘汰，凭场员意愿取多取少，说是吃了有力气“做春（开始春耕农忙）”。这些肉，算在此人当年支出中，叫“通伊（算他）借支”。公羊羔肉，最为高级，味极美，富有热量。但是场里没有那种先吃再讲管他洪水弥天的人物，因此每人取的都不多。牛肉只见场里农民吃过一次，是杀了一只将要死的母牛。两位刘姓青年合取（也是“通伊借支”）一只牛脚（从牛蹄到膝关节下的部位），拾掇细毛大骨半天，放在瓮中，点燃稻壳焖一夜。不料焖过了头，次日瓮中只余一堆散骨和一瓮的浓汤。因此两人情绪很不好，面沉似水。吃狗肉的回数倒多一些。场里两只母狗，生崽时有几个人抢着领养，却不喂狗，任其到处抢食脏东西。只待长成三四斤、四五斤，就杀狗吃肉。有些老农对此情况相当生气。
城里人那时肉食也少。每月每人半斤肉票，1976年新年时，市面上没有猪肉卖。
食物中鲜鱼很少，鲜海鱼更少。在山区、在茶场，几年时间，只见农民吃咸鱼，很少见他们吃鲜鱼。本来那几年宁德一县每年捕黄花鱼有三四百吨，但市场上很少见，可能收购之后统一运往他处，或加工成鲞。再或者，农民手上没有现金，赊销的传统又没有了，所以他们吃不到这一年一度立夏后的极品鲜味。农民家庭，淡水鱼也只在过年时享用。有个来自金涵水库后高乾村的农民，用鲢鱼煮成“冻”，装在陶盆子里，正月初六那天请大家吃，相当美味。后来才知道，这一道食品西乡一带农家过年是必备的。
黄花鱼鲞肉质筋道，味路纯正，呈红褐色，无需包装也可放很久，现在不会有这种食品了。在当时却是平常食物，我常从家中带着。农民吃得起黄鱼鲞，但更多的是廉价一些的咸魺、咸带鱼（宽五、六公分也是便宜货）、“虾苗”（小鱼小虾制成的咸酱，或许不能归于“鱼”类）等。装“虾苗”，是一种径有尺把的瓠瓜老壳制作的圆状容器，用竹篾扎紧，挑在扁担或枪担上。最次是一种咸过头的“油筒鱼”。
水产公司有时将库存的咸鱼经营坏了，就卖给农民当田里肥料用。品质在肥料与食物之间，价格就十分便宜。“咸油筒”就是这样的角色。油筒鱼，鳀类一种，多油脂，鲜鱼煎时，油越来越多。但这种油脂不是太适合人身体所需要，有刺鼻气味。腌制之后，味道好多了，但比起咸带鱼等，仍等而下之，不见得很多农民家庭买这种下饭菜。同房间一位单身汉常买“咸油筒”，只挑指甲盖般大小的一块鱼肉就能下一顿饭（地瓜米）。平素放在一个大木楻中，用簸箕覆盖。一旦翻开簸箕，硫化氢气味弥漫全屋，十分呛人。我也曾买过一回，味道极冲，远超腐乳、臭豆腐之类，故而下饭功用明显。但不久后开始烂脚，从大姆指开始，朝着膝盖的方向，隔十来公分的距离，一个脓肿接一个脓肿，此消彼长。可见真是不适合人类食用的东西。
酒
蕉露是县酿造厂以“无米制作法”生产的酒，呈暗红色，很甜，有香气，度数要比米酒高，一斤五角六分钱。我曾经在造纸厂的店铺买过六角钱，睡前一口气喝完。次日醒来，头痛欲裂，又见枕头几乎被鼻血洇满，病了二三天。后来知道这酒用山上的“狗七条”、“白拉刺头”做原料。前者可能是一种蕨科植物的块茎，油条般大，长满着金毛（据说可以止血），名叫金毛狗脊。也可能是另一种叫狗脊蕨的植物块茎。这些块茎中，的确有一些些淀粉，但是“白拉刺”（也叫“金刚刺”，学名不详）的根茎既硬且小，只有小号火腿肠的样子，为何可以酿酒，当时就费解。很多年之后，听酿造厂（城关人叫“酒厂”）老蔡说，成酒之后还有勾兑，加上一些香精之类。按今天标准，一些指标超标多少倍也不知道。
米酒也有，但在当时，恐怕算是奢侈品，没有见过一个农民平素吃米酒解乏。酿酒，特别是酿酒出售，几乎是一桩行走于“法律”边缘的事情。但在过年时，酒是足够的，偶然也有喝醉的。
“义务工”
我在山区生产队时，恰好修村里的公路。请来金涵水库测量队人员，测好路线，算出土方。不久开工。路有几公里长，基本都是土方，但路面挖得很宽，因而土方量很大。挖到离村一二公里外时，路程远，就要早出工。冬季夜长，极黑的清晨，村干部用锣声和高亢的声音，惊醒全村人，“做马路——下饭啊”。年青人好睡，有时惊出汗来。公路穿过一片树林，大部分是柯木，但也有不少其他树种，因此林中生态景观丰富。有一种发荧光的蘑菇，还见过七叶一枝花——很珍稀的蛇药，当时，都堆在土堆里了。从公路里侧将土方推到公路下，只几米的路，用土箕装、再倒，很花工，于是有人想出用耙拖土的办法。就是在耙齿上装木板，前面两人拖，后面一人扶，果然较率高了许多。有一回正拖着，公社里一行人来视察。见此发明，几个干部不吝美言，纷纷评论。但主要领导只点着头说，“细好、细好”，再不多一个字，如当时的最高指示，某某好，某某好一样。“细”，就是耙的方言。当时，连续劳动几个月，其实我已经“过力”（后来回家休息很长一段，力气也没有恢复），将人当牛来用，其实人比牛力气小得多。当时，拖耙极吃力，因此心中颇能理解炎炎赤日之下，农夫的辛劳感觉。
1974年底或1975年春，又在金涵水库一个来月，拖土，挖土，挑土。拖土用板车，运到大坝上。那时，好像大坝长到三分之二高了，因此要用“爬坡机”，就是用一种土制的缆车。钩子勾住板车（记得就勾在板车的把手上），从木制斜道上拖至坝面。坝面上土是松软的，此时拖车极吃力，边上打夯的人大声呵斥，指东指西，有时挺远的，甚至还要再拉上一、二十米，几乎将吃奶的力气都用尽。下坝时空车，需将轮子脱出板车架外，增大阻力，沿着之字形状的木栈道慢慢下来。我在此曾上下许多次，上下都十分吃力。
施工劳动的组织管理方式相当复杂，当时我只是成千上万民工中一员，年纪也不大，没有多少记忆。但以我个人经验，工地上的劳动收入，仍然由生产队支出，一是工分，二是现金。现金很少，似乎不足以支付每日伙食，工分则合入年底分配。当年，村里同时修几公里长的公路。大量无产出的工分（群众称“义务工”）加入年终分配，加之生产收益极低，这一年年底，我所在的第二生产队，工分值最低，十分只合七分钱，据说创了全省的记录。
拦柴
大约1976年春耕开始后不久，公社派人在茶场边的山道上设卡拦木材。一般情况下，由公社派个人来，可能是公社“市管组”的人，叫上“民兵”——就是场里几个青年人，设伏拦截从山上偷运而来的杉木以及桶、凳子、锅盖等木制品。公社茶场边的一条石阶道通往蔡洋几十村，远至洋中、古田和罗源的一些乡村。舍此之外，这些地方要到宁德县城或海边的一些村庄，没有其他路可走。那时，没有大白天扛木材的人，“拦柴”的时间段，一般是从午夜开始到清晨。
睡梦之中，常听得人声嘈杂，拦下的人、木材就放在茶场尾前的空坪上。没有见过农民与“执法者”吵架争执的，经常是哭求。有天清晨，见一位老者（按现在标准，也就五十挂零的中年人），面色苍黄，一脸油汗，衣衫褴褛，见人就作揖。我正早起煮猪食，问了他从哪里来，何时动身等闲话，居然要双膝跪下。后来知道，这人是虎洋（远在洋中方家山一带）人，半夜动身，扛一条百十来斤的杉木，走了三十来里的山路，将到平原地带，不想被抓。也不奢望讨回杉木，只想讨一碗饭。后来，做饭的给了他一碗捞地瓜米的汤（地瓜米在蒸之前，先要在沸水中捞半熟，内中有些地瓜米）。这人喝了之后，流着泪走了。
但不是完全没有争执的，毕竟是求生存的活计。有一回，我被抽来守夜，下半夜里，听得半山上有人声，于是与二三位民兵一同追上山道，快追到接近山项的蔡洋亭时，将三四个挑木桶的截住，意气风发带下山来。后来，其中一位黄姓老农悄声告诉我，这几人，也是虎洋人，有些武术，弄不好，会被他们“做”下山崖。头一次配合“拦柴”，公社一个干部就交待，切不可站在杉木一边。不然，扛杉木的可能一下子将杉木抛下肩膀，夜间看不清，就可能出事故，砸断了脚都不一定。
场里农民，尤其是有年纪的农民，不做半夜拦木头这类事情，我想是道德感使然。所谓意气风发之类，是建立在他人绝大痛苦基础之上。不论偷伐山林一类的事情该不该抓，在生存压力之下，如此艰难的日子，足以触动人的良心底线。
以民兵治民，是“上海经验”。1975年底有一次全省性民兵打击“投机倒把”的活动，我听说城关继光街的基干民兵甚至抓到单石碑来（单石碑当时属于北门三元大队的某个生产队，不属于金涵公社）。后来在资料中看到，当时，宁德县民兵在活动中搜得“金银15件、猪肉714斤、鱼类2957斤、活毛羊1只，私酒70斤……电工器材168件，钟表和的确良布料等（《福建省宁德县民兵指挥部简报第二期“11.30”统一行动情况》。）”。此类活动此后颇有几次。家里的金银都可能被“抓获”，况且是木头。
供销社
七十年代初，设于涵道村的公社供销社几乎是金溪平原上唯一的商业网点，也是周边山区村庄的购物中心。店里有一排长约二十米的柜台，柜台只有一小段是玻璃的，卖日用品，如肥皂、毛巾等，其余木头制成，漆着“清油”（桐油），呈嫩黄色。供销社的商品，从布匹、热水瓶、脸盆，到农药、铁耙、棕衣。生意似乎不太好，二、三个营业员寡言，表情也不丰富。其中有青年女营业员，是公众人物。可能因为从不晒太阳，因此白皙，异于常人。全公社的男人都有权就近观赏，甚至搭讪，但永远隔着柜台，正如流浪汉面对一份昂贵的菜单。
后溪村也有一处“供销社”。柜台与公社的几乎一个样子。油行村的供销社也有一个木制的柜台，同样宽，只是长度不一样。卖的货物基本相同。听说，二十多年前，路未通，后溪供销社卖化肥，要从三十里外涵道村挑来，后来池颂光市长跑到罗源协调，改成从十里外的中房调化肥。许多年后，农民依然念叨这事情。后溪村供销社，六七年前路过，看上去还与二、三十年前一个样子，只是卖的新东西多了些，柜台更旧。
电话
七十年代的电话用“摇把子”，电话机边都有个木匣子，装着两只长约一尺、茶缸子粗的大电池，手柄一摇，一条线上的几只电话都响。接听者先要听清找谁，无关者放下，有关者接话。倘若无关者不放下电话，那么这通电话就有两人以上在听。一般就近串连电话，如蔡洋岭一线，从最远的后溪开始，依次接上茶洋、菰洋、浮坪、中岗、公社茶场，直到涵道村边的公社里。
美景
1975年春节前几天，公社通知全社的下乡知青到灵坑村集中，县里领导来慰问。辛苦半年，可以放松，兴奋之情可以想象。于是走山路去灵坑村。天气晴朗，远山寂寥。峰回路转，突然见村子就在山下。时值涨潮，蔚蓝的海水紧傍着村子，村边泊着数十条船，支支桅杆错落。村子不小，乌瓦黄墙，密密排列，村边公路似金带飘向远方，公路上行着玩具般大小的车子。冬季白天短，下午三时许，阳光略西斜。明亮阳光照定海湾中央二、三条船，张着白色和褐色的帆，拖着影子，似乎一动不动。海湾的远端，青黄色夹杂的低山或岛屿，镶于蓝色的天际线上。
山很高，因此很静，听不到一点声响，同行的人，都静静地看了会儿村子和海。很多年后，有灵坑村的朋友对我说，西陂塘围垦前，灵坑村是鱼米之乡。因为我从半天空俯瞰过这个村子，所以，从内心赞同这种说法，同时还认为那个永远消失的画面，是一幅无与伦比的美景。
戴帽中学
七十年代中期，金涵公社有两所中学，都“挂”在小学校里。一所是金涵中心小学的初中班，两个年级，各一班。一位姓王的朋友当体育教师兼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学生篮球打得不错。学生是这一带工厂、机关单位的子弟，还有各村的小学毕业生。当时恐怕没有人特意将子女送到城里的宁德一中读初中。
另一个中学在金峰大队。金峰大队有十几个村，近两百户人家，七八百号人口，星散在水库后的“金字峰”山上，大的村庄，屋子也不会超过二十座。这些村子，原本连小学生都很少，但两个知青在此当民师，从小学教到毕业，接着就办初中班。1976年春，我到过金峰大队的院坪村（从水库后爬山一个多小时），见一幢大屋子的二楼，坐满了学生，印象中总有三十来人吧。“教室”只进一面光线，相当昏暗，似乎黑板的位置还是逆光，但学生神情十分专注。次年底，这个班的男教师考上学校，走出农门，女老师也招干进城，初中班就结束了，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金字峰上各村早早地向平原迁徙，到本世纪初，山上已基本无人常住。七、八年前，这个村姓雷的会计告诉我，他就是这个初中班的学生，因为有初中，后来村里才有高中生。
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观，经常是个人在历史上作用微不足道，但“必须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一个社会或是一个文化的可塑力有多么巨大”（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这两位年青人为千古不变的山区引进了新的文化，多少改变了这小小地方一代人的生活方式。男知青姓黄，女知青姓吴。后来，恢复高考后，一位是我的同学，一位是同机关大院的熟人。
农田基建
农业学大寨是七十年代宁德县农村最重要的活动。年年都要兴起高潮。这活动主要内容是农田基本建设。如平整水田，修水利，建田间道路，改造低产田等等。不仅平原，连山区也平整水田，农民称为“并丘”。这种活动十分艰辛，劳动量巨大，若无机械，必定要组织千军万马，这只有在七十年代才做得到。
我最早参加平整土地，在“石马洋”，大约在罐头厂、茶厂与金溪之间的水田中。水田中散布着牛马般大小的黑石头，这是洪积扇的特征。平整时，有人炸开并移走这些石头，而大多数人就是在田里将泥水搬来搬去。城里组织人员到石马洋帮忙，也包括了我们这些小学生。天气阴沉寒冷，一个姓辛的同学当时就喊关节痛。收工时，几十柄锄头胡乱堆在泥水中，我认不出自己的，又不晓得随意拿走一把，于是空手回家。因为丢了借来的锄头，一路垂头丧气。姓辛的同学后来得了白血病，他是班上最聪明的同学，山东莱阳人，其父亲在邮电局当领导，因为站“错队”，当时正在县里的学习班中被重点整治。
后来，特别是插队之后，参加过很多次平整水田的劳动。有的水田烂泥齐腰，也要并丘。当然并过之后，水田面积大了，改造了排水，田的等级肯定提高。1975年冬季那一场规模空前绝后的平整土地活动，我们茶场没有人参加。那天下大雪，冷得不行，清晨人人都在睡着，公社干部老林突然将大家喊起，说是千军万马都在平整土地，我们也要表态，于是大家拿着锄头，在造纸厂后的山路边挖了半天土，金溪平原上赤足浸在水田冰碴里干活的农民更加痛苦。这是金溪平原上所有够年纪的农民记忆深刻的一幕。
持续数年浩大的劳动场面，或许永不再来，但其进步的一面需要公允评价。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全县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进行田园化的改造，平整了大量的梯田，改造了原来占全县水田总面积七成以上的低产田，这为八十年代之后农业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完成了大量的防洪堤、水库、渠道以及围垦工程。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施工、完工的围垦工程共有19处，共扩大了耕地面积20800余亩，占当时全县水田总面积的13.8%（中共蕉城区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宁德县代表大会资料<总结经验，立场改革，为振兴宁德经济而努力奋斗——在中国共产党宁德县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杨家盛，1984年10月13日。）。这些家底，也为当下工业化、城市化奠定了重要的根基。
可谓苦一代人，利几代人。
白马宫前缅怀闽王
说起六都村边的白马宫，竟然和民间谚语“宁德三稀奇：流炉、飞竹、墓生儿”中的流炉、飞竹有关。这个传说故事，有人还不知晓。
据传，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国王姓王名审知，死后成了神，巡游全闽，来到六都村，看到六都村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极表关注。就托梦给六都村八个甲（当时的行政区域）的老人们，说：明日有个石香炉，从海上飘流到你们村，它落在哪里，你们就在哪里为我建宫塑像，四时致祭，我当为你们改变生活，人人富裕。要问成了神的王审知是怎样帮助六都的黎民百姓改穷变富，史志没有记载，人们不得而知。但是，六都村民仍是在王审知死后将近二百年的宣和年间（1119—1125年）建起了这座白马宫。现今，炉底刻有“宋元佑五年（1090年）造”字样、重80斤的石香炉，由村民保藏起来了。降落在白马宫前的“飞竹”，倒也年年茂盛，丛丛青翠，枝叶婆娑，袅娜可爱。
王审知（862—925）字信通，河南固始人。唐末，从其兄王潮起兵，入据福建。王潮死后，他继任武威军节度使，占有今福建之地。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封为闽王，在位17年。《宁德县志》载：“王审知状貌雄伟，常乘白马，军中号白马三郎”。另据《固始文史资料》第2辑（1988年）记载：王审知“因在同辈中排行第三十，又称三十郎”。王审知治闽期间，鼓励垦荒，发展桑麻；整顿吏治，广纳贤才；发展教育，创建“四门学”（相当于高等学堂）；发展外贸，和睦外邦；巩固海防，保境安民。有“开闽第一”之誉。死后赐谥“忠懿”，人称忠懿王。
1981年，六都白马宫重建，碑载：“弃木柱，设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久固计焉。周围竹木争翠，河水纵横，风景优雅，游人不绝，遂成乡民游乐之场者也。”偌大的宁德，王审知偏爱六都村民，六都村民也敬仰王审知。但愿：白马宫的传奇故事，王审知的治闽事迹，吸引更多的游人，发展旅游事业，使六都村民富上加富，实现闽王早年的许诺。
漳湾土特产歌
雷东“剪蝦”有名气。
熨斗岐蟳受青睐。
官扈男女会捡鲎。
鸟屿祖产弹涂鱼。
增坂养蛏挂品牌①，
南埕〓肉有由来。
郑岐出海钓〓船。
下塘海埕掘土丁。
马山“搞笼”诓鱼蟳，
漳湾甚众掘鱆鱼。
半山祖传孵鸭仔，
门下会制蟛蜞膏。
王坑俊姆醃鸭卵，
汤湾妇女拾花螺。
蓝田花蛤闻天下，
鳌江海带产量高。
筱塘盛产龙眼果，
横屿多种育苗场②。
拱屿海蛎口味好，
田螺土笋姚（又）加塘。
下仓德四黄瓜对
骝屿出售佛像土。
濂坑前人做艋仔，
岐后匠人造船忙。
西岐滩涂生旱蛤⑤，
上塘蟳仔贼⑥仔苗。
渔民巧计逮水鸭，
保安塘外“罗网蛏”。
南埕盐民泪
从前，漳湾南埕一带沿海，青山斗姆海岛，农民历来用海水泼沙淋卤，熬盐、晒盐为副业。清乾隆《宁德县志卷四·盐课》有详细记载。
食盐是国计民生重要物资，历来由官府专营专卖。宁德县在明嘉靖以前，未列入行盐区，民间食盐，本地自产自销。卤水日晒结晶成盐，颗粒较大，叫大盐；煮卤浓缩成盐，颗粒较小，叫细盐。大盐用于烹调，细盐用腌鱼腌菜。明清时期，多产细盐。盐民以灶为单位编组甲、团、场。盐民被称呼“灶丁”。乾隆十九年知县朱景英写了一篇长诗《灶丁苦》，描述了当时盐民备受官府盐商双重欺凌、剥削的艰苦生活。
民国初年，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款，用盐税作担保，产盐行盐区设盐运使和盐务稽核所。宁德县产盐量少质次，被列入禁产。漳湾一带淋卤晒盐，相沿日久。夏秋季节，男壮一人，日晒盐多则百来斤，少则几十斤，收益颇丰。官府虽三令五申，仍禁而不止。
民国三年福建盐运使刘鸿寿，派兵铲除私人盐坎（晒盐的盐池），群情激愤。南埕盐民与盐兵对抗，几酿成血案。上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共产党员曾志，曾领导南埕盐民暴动，捍卫盐民权益。盐兵虽奉令除坎，视南埕为畏途。所以南埕产盐虽明令禁止，实生产不断。但盐民生产总不得安心。
民国八年，本县绅士林廷伸（林振翰之父），申请盐务稽核所，力陈盐民生计艰难，如禁止晒盐，必断盐民生路。如能垦田济农，转盐民为农耕，实治本良策。得上司准允，拨款围垦济农、福国、利民、裕课四塘，即之后称“五里洋”。林家善举功不可没，漳湾南埕成为沿海主要产粮区。但利用高程海滩晒盐，仍是南埕一大宗副业。
抗日军兴，物资奇缺。政府允许宁德沿海晒盐，设盐务局、所，管理盐业生产。南埕组织盐民协会自治管理生产，受盐务所监督，并统管产销、仓储、征税。
盐民每日生产，需经盐务人员到场登记当日淋卤数量，按一定卤盐比，于次日送盐收购记账入仓。官方收购盐价很低，只相当于市场十分之一，而且十日结帐付款一次，盐民为日用生计，常偷偷隐瞒存匿少量盐斤，自行暗市销售。于是便有贩卖私盐者，出没于盐埕间。盐务所则派出盐警缉私。盐民、盐贩、盐警三方像猫鼠一般。如被发现存匿贩卖私盐，轻则没收、罚款，重则刑拘，鞭笞。
1943年暑假，笔者小学毕业，待考中学。当时，家父供职南埕盐民协会会计，我代父履职，早出晚归中午带饭去南埕盐民协会，登记当日各户入仓盐斤数，十日一统计，计价发钱。
一日，目睹盐警追捕一盐民存匿私盐者，其情状惊心动魄，终生难忘。
午间用膳时，忽闻两声枪响，开窗张望，长堤上一盐民拼命奔跑，两盐警紧追不舍，盐警鸣枪，盐民扑倒，被五花大绑押送盐务所。盐务所厅堂，摆一案桌，胖主任端坐正中，盐警四人将盐民按倒在地，胖主任手抓一大把锁匙，敲打桌面，大声咆哮：“打！”两盐警抡起扁担状刑具，狠打盐民臀腿。惨叫声震屋瓦，周边人众闻者撕心裂肺。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骇人的情况，小腿颤栗，丢下饭盒回家跑，六里山路跌跌跄跄，回到家里失声嚎啕。自那日之后，再也不去盐民协会记账了。
几天以后，我在村里过路亭边，见到同村一族叔，用凳子当扶杖，艰难移步。两后腿大块青紫带红点斑痕。原来那日被毒打的是他。他告诉我说：“那天，我从一盐民手中买到二、三十斤私盐，被盐警发现。被捉后，要我供出盐从何来？我不忍心盐民被刑罚，一问三不知，才被毒打。”那时候我不明白，晒盐、卖盐、买盐，竟然有罪！胖主任、盐警为什么那么狠！
七都黄氏祖墓与南宋文物
该墓为南宋黄时夫妻合葬墓，出土文物之多，在闽东乃至福建全省均属罕见，可作为宋代墓葬和文物研究标准器，对于研究宋代当地丧葬习俗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提供了参照物，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黄时，原籍宁德七都黄厝村定美，系七都黄氏族人第十三世先祖，宋开禧元年（1205年）毛自知榜进士，累官德庆州知州。致仕后回故里宁德七都黄厝村定美，殁后，墓葬离七都二公里的同圣寺后山。
黄时子孙在历年的“清明节”祭扫祖墓时发现先祖坟墓由于历经八百多年的风吹日晒，山体滑坡等原因，致墓面遭严重破坏，被一层滑坡废土覆盖堆积。七都黄氏族人研究决定对黄时墓进行保护性修复。于2011年12月正式动工，首先进行表面清理，清除杂草废土，发现地面建筑已被破坏，石板构件胡乱堆放，继续挖掘，露出两个墓圹，为黄时夫妻合葬墓。墓分左右两室，各有一堵门，门有两重，用青砖平铺堆放堆砌，使用两种青砖，其中一种长26厘米，宽14厘米的长方形砖。打开墓门，墓室呈长方形，平砖叠砌，壁上抹着白灰，两个墓室中间隔着一堵砖墙，隔墙中间有一个洞窗，可以供人弯腰相通，作为两个墓室之间的交通往来。
墓室内尸体已腐朽，只剩下部分骨骼、木头与棺钉及残渣散土之类，三十多件宋朝文物就是在这些残渣散土堆当中寻找出来的。
当文物清理出来之后，随即对墓孔门的双重门按原样进行封堵，涂上石灰涂料加以封闭，墓基重新铺上原来的石条石块，然后按原墓面旧样进行恢复，再现了南宋古墓的原样，以供子孙后代瞻仰祭拜。
当天取回三十多件（明细附后）文物，首先放在七都黄氏宗祠大厅供宗亲们观赏两天，经蕉城区博物馆领导同意，出土文物暂时寄存蕉城区博物馆。
这一批南宋时期文物经清理，有以下几类：
陶器：罐4件，壶1件，砚台1件。
釉陶器：壶1件，瓷器碗1件。
铜器：男铜镜1件，女铜镜1件，铜钱3片。
石器：均为寿山石雕材质，寿山老岭石。
其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的玉石俑，鸡，狗，动物形象各1件。
文武官人物俑，男女侍俑、舞俑及人面蛇身形象俑等10件。坐佛1件，均采用线雕技法。
铁器：有棺钉、拉环等若干。
据考古专家说：墓室保存完整，出土文物之多，在闽东乃至全省均属罕见，可作为宋代墓葬和文物研究标准器，对于研究宋代当地丧葬习俗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提供了参照物，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三屿土窑的传统陶瓷生产
2012年8月21日早上8时，104国道七都镇三屿村路边一处烧制陶罐的小土窑里，63岁的老人王加绍独坐在椅上，轻轻地从和好的陶土上揪下一块，扔到面前的转轮上，又从另一侧拿起一块滴水的湿布，摁平、环手。在转轮转动的“滴滴”声中，泥土很快就露出了陶罐的形态。
阳光静静地撒在老人的身前，时间仿佛停止在了这一刻。在这间不起眼的土窑里，泥土正向陶罐进行着华丽蜕变。
王加绍正在做的这道工序叫拉坯，将作坯用的瓷泥团置于辘轳车上，在转动的辘轳车中，以手和刮板把坯拉成所需要的圆形形状。在传统民间作坊中均可见到“手随泥走，泥随手变”巧夺天工的这种拉坯成型。
对王加绍来说，他平均每天可以做50个陶坯，他告诉记者，成型陶坯还要通过阴干、晾晒等工序，再放到土窑进行烧制，才是成品。“从泥土到成品，一般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王加绍是七都有名的制陶行家。他18岁开始学习制陶，如今已与陶瓷结缘45个年头。聊起七都陶瓷技艺，这个看起来有些木讷的老人焕发出了独特的神采。“七都的陶瓷学名叫做龙窑，从明朝开始，就作为贡品献给皇家。我们王家世代以这陶瓷技艺为荣。如今，这门技艺已传承了30多代。”王加绍兴致勃勃地说。
发展至今，三屿陶器形成了自己的地方特色：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目光。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陶瓷技艺其实并不难学，王加绍告诉记者，最关键的一个字是“静”。除了制陶环境要安静之外，更关键的是要“心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制陶工作，也让这位老人收获了不少人生感悟。“其实这制陶就跟我们做人一样，遇到事情，稍安毋躁，静下心来，才能把事情办好。”王加绍说。
曾经辉煌的陶瓷技艺，如今却面临这不小的危机。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现代工艺品的大量涌入，社会对陶器的需求日益锐减，粗陶制陶业日渐萎缩，学习和传承传统制陶工艺的年轻人也所剩无几。
“现在工厂里十几个工人，年纪最小的40岁。这门活儿苦，赚钱也不多，很多年轻人都不想学，跑到外面打工去了，”王加绍无奈地说道，“这20年来，生意越来越不景气，陶作坊已经缩减至两三家。”
渐行渐远的陶瓷工艺让王加绍心酸不已。王加绍说：“也许有一天制陶技艺会消逝，但我绝不会让它消失在我的手里。”
宁德城乡生计歌（1）
日头（太阳）/东边出西边落，
城里傀儡（小孩）矮（会）上学。
学以/文梨（来）文武梨武，
北门后生仔矮拍鼓。（2）
拍以/轻梨轻重梨重，
漳湾作母（妇女）矮织网。（3）
织以/一目大一目嫩（小），
金溪作母栽竽蛋。（4）
栽以/务（有）梨务毛（无）梨毛，
后山作母扒松毛（干枯松针）。（5）
扒梨扒/耨梨耨
六都作母编草包。（6）
草包/编以四个角
濂坑作母捡蛏壳。（7）
蛏壳/捡以尽步快
野麻阆（葚）作母编草鞋。（8）
草鞋/编的胡喳葱，
溪口作母矮载葱。（9）
葱头/矮胶（粘）土，
门下作母矮下土（讨小海）。（10）
下土/胶肚（小腿）落（踩）以深，
郑湾作母掘土丁。（11）
土丁/掘以又买（不）佳，
二都作母矮开蛎。（12）
蛎壳/开呀都是土，
马厝坪作母拖风炉。（13）
连拖至拖/二三下，
较场坪作母学跑马。（14）
连跑至跑/三四轮，
汐头作母爬（划）龙船。（15）
龙船/爬以尽步快，
七都作母矮剥蔗。（16）
剥呀/一堆又一堆，
蚶岐作母烧（焚）火堆。（17）
火堆/烧买（不）着，
下宅园作母矮拍蓆（会织蓆）。（18）
拍呀/一铺又一铺
半山作母焙鸭孵。（19）
孵出/小鸭一群又一群，
西乡作母穿蓝裙。（20）
蓝裙/绣呀都是花，
碗窑作母画碗花。（21）
碗花/画呀一套又一套
礁头作母曝（晒）虾米蚵。（22）
虾米蚵/曝呀又买咸
烟亭作母矮播田（插秧）。（23）
播呀/一连（畦）又一连，
南埕作母矮煮盐。（24）
煮呀/一册（勺）又一册，
嵋屿作母矮做笸（笸，方言音“lià”指簸箕）。（25）
做呀/一对（个）又一对，
盖竹洋作母劈柴对（劈柴片）。（26）
柴对/劈以厚梨厚薄梨薄
南门作母捭（糊）锡箔。（27）
锡箔/捭以一墩（叠）又一墩，
斗帽作母曝鱼鲞。（28）
鱼鲞/曝呀胶（粘）土垢，
田地作母做笠斗，（29）
笠斗/顶上有个蒂，
云淡作母讨蛎奶（藤壶）。（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