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林特（约955—约1024），字士奇，顺昌人（一说宁德漳湾人，目前证据不足）。曾祖林嵩，霞浦人，唐末进士，闽东著名诗人。祖父林揆，五代时为顺昌首任县令，移家闽北，清康熙版、光绪版《顺昌县志》卷四都仍说他为长溪人。
林特从小聪明好学，十岁就能写出好文章，在南唐治下，当过兰台校书郎。南唐降宋后，在宋太祖一朝，林特相继在长葛（今属河南许昌市）、遂州（今河北徐水县）、陇州（今陕西陇县一带）等地担任地方官，颇有一些政绩。到太宗朝，林特为京兆府（长安地区）通判。至道二年（996）在攻打西夏李继迁的战争中，负责筹措军需，提早送达，得到宰相吕蒙正的赏识，推荐为三司使户部勾院判官。在北宋英宗朝以前百年间，三司统管国家财政乃至全国经济事务，号称计省，长官三司使号称计相。其副职分设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副使。户部勾院是户部的主要办事机构，主官称判官，主管审查各地向三司申报的属于户部方面钱粮出纳的帐册簿籍，复核有无差误，防止财赋进出上的漏洞。真宗咸平四、五年间（1001—1002），陕西度支使梁鼎建议不再允许商人参与售盐，对食盐实行完全官卖，引起诸多不便。林特受命乘朝廷专车入陕，会同当地（永兴军路）长官张詠商讨处理办法，恢复由盐商协助营销的旧制。林特回朝，升任三司户部副使，参加内朝议事，开了三司副使入内朝议政的先例。景德元年（1004），林特改任盐铁副使，对陕西军备粮草的入中办法作了一些改革。所谓入中，是北宋为沿边储备军用粮草和京师改善财政而长期实行的一种制度。商人将粮草和现钱有偿交纳到沿边政府或中央朝廷（入中），由政府根据入纳地远近等因素折算高出原价的幅度，发给钞引（即有价凭证，一般以盐、茶等物支付）到京师或其他地方兑付（称为折中）。“入中”与“折中”，实即一种特殊的易地兑付的期权交易。此中以溢价率的掌握最为困难，高了则政府茶、盐利润大量流失，低了则商人“入中”积极性严重受挫，但当时总的倾向是溢价率过高（常年二至四倍，战时可达十倍，极边地区甚而高至二十倍）。林特下令入中以现钱银锭为主，“入中粮草”按实价计算，发给盐引，并制定了《陕西州军入中钱文则例》，把支付各地“入中”钱物的盐价折算限制在一定的幅度之内。林特的盐法执行后也有弊病，但它毕竟为北宋实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解盐改革——范祥钞盐法的基本精神提供了最初的蓝本（山西解州盐池位于晋南盆地，是世界第三大硫酸钠型内陆湖泊，自古为我国北方最重要的产盐区）。
真宗时期对夏、对辽战争耗资巨大，沿边“折中”对茶叶的需求也急剧增长，政府以高额虚估价来招诱商人，虚实价之比达5：1至10：1，同时也造成茶引过剩，商人不能兑取当年的现茶。景德二年（1005），林特主持茶法改革。其主要内容，一是限制溢价数额。规定“入中”以实价计算，京师“入中”钱物实值50千的，给100千实茶；河北缘边给110千实茶，次边给105千；河东、陕西缘边、次边则给115千至106千实茶。这样，就把“入中”钱物的溢价率限制在100%—120%。二是以“时价”收购旧茶引。所谓时价，即当时已大大贬值的市价，初时100千钞引，官价19千，后一再下降至八九千以下。三是朝廷派提点官加强场务管理，根据管理实绩给予赏罚。四是茶税统一交到京师。五是对商人持茶引前往交易所“算茶”设立期限，逾期者每十分另外再交纳二分缗钱，称为“贴纳”。至大中祥符二年（1009），李特等人将改革的做法和成效编为《茶法条贯》。林特的茶法改革，只限于茶叶销售环节上的交易，旧有的整个茶叶产销管理体制并未发生根本上的变化；只是降低了茶叶的虚估溢价，并没有真正解决虚估问题。但它作为北宋朝廷针对茶叶虚估之弊而进行的第一次改革，毕竟将沿边“入中”的虚估情况从7：1左右降到2：1左右，大大减少了政府在茶叶利润方面的损失，又通过贴纳、收购旧引等措施，侵夺商人利益，使政府茶叶税利在一定时期中显著上升，从而扭转了三司使主官丁谓所说的“边籴才得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的严峻局面。据专家估算，实行林特茶法一年后，景德三年政府实际茶课收入就已经超过政府所立定额（此额沿用于咸平元年至嘉祐三年即公元998—1058），在年成最好的大中祥符七年（1014），茶课实际收入达到390万贯。此后，屡有大臣批评林特茶法产生的新流弊，朝廷也做过一些小调整，但基本格局不变。直到仁宗嘉祐四年（1059），朝廷废除榷货务山场制，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官府收取茶租和茶税。这样虚估问题是彻底解决了，但放弃了专卖政策，政府的茶利并未增加多少。徽宗朝蔡京实行合同场法，政府通过控制茶引印卖，实行间接专卖，茶课收入才又有了很大增长。
由于林特的茶盐法改革成效显著，表现出很强的理财能力，所以深得宋真宗的信任和重用。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侵宋，真宗率百官亲临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前线，以林特留都主持三司公事。澶渊之盟签订后，真宗君臣为了粉饰太平，假造天降祥瑞，花费巨资大搞封禅活动，都把林特带在身边，以行在三司副使、权三司使、真拜三司使等职运筹财政大计，撰有《会计录》30卷。林特才佳而人品不佳，史书上说他“天性邪险”，善于揣摩迎合君主的心意，攀附权贵，宅心不仁厚，许多朝官担心受他攻讦中伤。他与品性相类的大臣王钦若、丁谓、彭龟年和宦官刘承珪结为一帮，权倾朝野，被时人指称为“五鬼”。“五鬼”道德伦理虽有严重缺陷，但都忠于赵宋，勤于吏职。史称林特“喜吏职，据案终日不倦”，身体羸弱，却“未尝一日谒告（请假），及得疾，才五日而卒”。“五鬼”文化素养高，而且各有专长，特别是在财政管理、工程技术方面，无人能出其右。他们适应了北宋偃武修文、重用技术官僚的政治体制转型需要，适应了宋真宗时国库耗费过半、理财矛盾凸显的特定形势要求，“奸邪”的“五鬼”遂成为真宗一朝最活跃、最能影响大局发展的一股政治势力。
1022年仁宗继位时，“五鬼”中的刘承珪、陈彭年已经亡故，其他人也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林特曾受丁谓被贬官的牵累，而外放到许州（今河南许昌）当地方官。回朝后，升为尚书省长官（尚书都省判官）和吏部长官（勾当三班院）。史书没有记载他在仁宗朝有什么特别业绩留下来。
林特从小聪明好学，十岁就能写出好文章，在南唐治下，当过兰台校书郎。南唐降宋后，在宋太祖一朝，林特相继在长葛（今属河南许昌市）、遂州（今河北徐水县）、陇州（今陕西陇县一带）等地担任地方官，颇有一些政绩。到太宗朝，林特为京兆府（长安地区）通判。至道二年（996）在攻打西夏李继迁的战争中，负责筹措军需，提早送达，得到宰相吕蒙正的赏识，推荐为三司使户部勾院判官。在北宋英宗朝以前百年间，三司统管国家财政乃至全国经济事务，号称计省，长官三司使号称计相。其副职分设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副使。户部勾院是户部的主要办事机构，主官称判官，主管审查各地向三司申报的属于户部方面钱粮出纳的帐册簿籍，复核有无差误，防止财赋进出上的漏洞。真宗咸平四、五年间（1001—1002），陕西度支使梁鼎建议不再允许商人参与售盐，对食盐实行完全官卖，引起诸多不便。林特受命乘朝廷专车入陕，会同当地（永兴军路）长官张詠商讨处理办法，恢复由盐商协助营销的旧制。林特回朝，升任三司户部副使，参加内朝议事，开了三司副使入内朝议政的先例。景德元年（1004），林特改任盐铁副使，对陕西军备粮草的入中办法作了一些改革。所谓入中，是北宋为沿边储备军用粮草和京师改善财政而长期实行的一种制度。商人将粮草和现钱有偿交纳到沿边政府或中央朝廷（入中），由政府根据入纳地远近等因素折算高出原价的幅度，发给钞引（即有价凭证，一般以盐、茶等物支付）到京师或其他地方兑付（称为折中）。“入中”与“折中”，实即一种特殊的易地兑付的期权交易。此中以溢价率的掌握最为困难，高了则政府茶、盐利润大量流失，低了则商人“入中”积极性严重受挫，但当时总的倾向是溢价率过高（常年二至四倍，战时可达十倍，极边地区甚而高至二十倍）。林特下令入中以现钱银锭为主，“入中粮草”按实价计算，发给盐引，并制定了《陕西州军入中钱文则例》，把支付各地“入中”钱物的盐价折算限制在一定的幅度之内。林特的盐法执行后也有弊病，但它毕竟为北宋实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解盐改革——范祥钞盐法的基本精神提供了最初的蓝本（山西解州盐池位于晋南盆地，是世界第三大硫酸钠型内陆湖泊，自古为我国北方最重要的产盐区）。
真宗时期对夏、对辽战争耗资巨大，沿边“折中”对茶叶的需求也急剧增长，政府以高额虚估价来招诱商人，虚实价之比达5：1至10：1，同时也造成茶引过剩，商人不能兑取当年的现茶。景德二年（1005），林特主持茶法改革。其主要内容，一是限制溢价数额。规定“入中”以实价计算，京师“入中”钱物实值50千的，给100千实茶；河北缘边给110千实茶，次边给105千；河东、陕西缘边、次边则给115千至106千实茶。这样，就把“入中”钱物的溢价率限制在100%—120%。二是以“时价”收购旧茶引。所谓时价，即当时已大大贬值的市价，初时100千钞引，官价19千，后一再下降至八九千以下。三是朝廷派提点官加强场务管理，根据管理实绩给予赏罚。四是茶税统一交到京师。五是对商人持茶引前往交易所“算茶”设立期限，逾期者每十分另外再交纳二分缗钱，称为“贴纳”。至大中祥符二年（1009），李特等人将改革的做法和成效编为《茶法条贯》。林特的茶法改革，只限于茶叶销售环节上的交易，旧有的整个茶叶产销管理体制并未发生根本上的变化；只是降低了茶叶的虚估溢价，并没有真正解决虚估问题。但它作为北宋朝廷针对茶叶虚估之弊而进行的第一次改革，毕竟将沿边“入中”的虚估情况从7：1左右降到2：1左右，大大减少了政府在茶叶利润方面的损失，又通过贴纳、收购旧引等措施，侵夺商人利益，使政府茶叶税利在一定时期中显著上升，从而扭转了三司使主官丁谓所说的“边籴才得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的严峻局面。据专家估算，实行林特茶法一年后，景德三年政府实际茶课收入就已经超过政府所立定额（此额沿用于咸平元年至嘉祐三年即公元998—1058），在年成最好的大中祥符七年（1014），茶课实际收入达到390万贯。此后，屡有大臣批评林特茶法产生的新流弊，朝廷也做过一些小调整，但基本格局不变。直到仁宗嘉祐四年（1059），朝廷废除榷货务山场制，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官府收取茶租和茶税。这样虚估问题是彻底解决了，但放弃了专卖政策，政府的茶利并未增加多少。徽宗朝蔡京实行合同场法，政府通过控制茶引印卖，实行间接专卖，茶课收入才又有了很大增长。
由于林特的茶盐法改革成效显著，表现出很强的理财能力，所以深得宋真宗的信任和重用。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侵宋，真宗率百官亲临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前线，以林特留都主持三司公事。澶渊之盟签订后，真宗君臣为了粉饰太平，假造天降祥瑞，花费巨资大搞封禅活动，都把林特带在身边，以行在三司副使、权三司使、真拜三司使等职运筹财政大计，撰有《会计录》30卷。林特才佳而人品不佳，史书上说他“天性邪险”，善于揣摩迎合君主的心意，攀附权贵，宅心不仁厚，许多朝官担心受他攻讦中伤。他与品性相类的大臣王钦若、丁谓、彭龟年和宦官刘承珪结为一帮，权倾朝野，被时人指称为“五鬼”。“五鬼”道德伦理虽有严重缺陷，但都忠于赵宋，勤于吏职。史称林特“喜吏职，据案终日不倦”，身体羸弱，却“未尝一日谒告（请假），及得疾，才五日而卒”。“五鬼”文化素养高，而且各有专长，特别是在财政管理、工程技术方面，无人能出其右。他们适应了北宋偃武修文、重用技术官僚的政治体制转型需要，适应了宋真宗时国库耗费过半、理财矛盾凸显的特定形势要求，“奸邪”的“五鬼”遂成为真宗一朝最活跃、最能影响大局发展的一股政治势力。
1022年仁宗继位时，“五鬼”中的刘承珪、陈彭年已经亡故，其他人也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林特曾受丁谓被贬官的牵累，而外放到许州（今河南许昌）当地方官。回朝后，升为尚书省长官（尚书都省判官）和吏部长官（勾当三班院）。史书没有记载他在仁宗朝有什么特别业绩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