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南宋宁德第一家
南宋时宁德县二都梅花村（又称梅溪村今飞鸾镇梅田村）有户林姓人家，兄弟三人出类拔萃，在历史舞台上各有作为，名标青史，传诵至今，人们倾慕之余，赞叹它是南宋宁德第一家。
梅花村在白马山北麓，梅溪岸边，王、郑、周、林、廖五姓分别沿海偎山逶迤聚族而居。宋季，林家一户五兄弟，其中：兄长仲麟，字景仲，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202）太学考试中，夺得第一名，光宗嘉定七年（1214）甲戌科文举特奏名进士，官终广东都府参军。大弟仲虎，字景瞻，号定窗，宁宗嘉泰二年（1202）壬戌科武状元，历官广州观察使等，终安庆知府。三弟仲彪，字仲腾，理宗赵昀端平二年（1235）乙未科文举特奏名进士，官提举洞霄宫。兄弟科第联辉，在宁德县科举史上并非罕事，就在同一年代，即理宗宝庆二年（1226），一都的希伟、希龚、希谌三兄弟，以文举正奏名登同科同榜进士，光宗耀祖，显赫一时，但都宦绩平平，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其它值得称道的印记。而林家兄弟各有建树，令人千年乐道。
林仲麟，是宋史上著名的“庆元六君子”之一。《宋史》评价他：“久居太学，忠鲠有闻，咸以不遇而死。”寥寥数字，概括了他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的品质与作为。
宋王朝南迁传至宁宗赵扩时，朝野中对金国主战或妥协，对理学推行或禁止等等的矛盾错综复杂，斗争日趋白热化，这场风暴的中心点在枢密使、右相赵汝愚和枢密院都承旨韩侂胄。其时，朱熹为宁宗侍讲，他与吏部侍郎彭龟年一同弹劾韩侂胄，并在进讲时说宁宗被左右的人（指韩侂胄）窃取权柄。一一九四年闰十月，宁宗下诏免去朱熹的侍讲之职，赵汝愚和彭龟年等上书竭力保朱，彭龟年因之被贬官出朝。次年二月，右正言李沐上言：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书上，赵汝愚被罢相出朝。一时风云变色，人人自危。林仲麟同林宏中、张衜、周端朝、蒋傅、徐范等六名太学生不以身份低微，愤然毅然伏阙上书，为范汝愚打抱不平，曰：“近者，谏官李沐论罢赵汝愚，陛下独不念去岁之事乎？人情惊疑，变在朝夕。是时，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议，虽百李沐罔知攸济。当国家多难，汝愚位枢府、持兵柄，指挥操纵，何向不可！不以此时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异志乎？章颖、李祥、杨简力辩其非，即遭斥逐。六馆之士拊膺愤怨。今李沐自知邪正不两立，欲尽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朋党以罔陛下之听。臣恐君子小人消长之机于此一失，则靖康之变已验，何堪再见于今日耶！伏愿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等之非党，窜李沐以谢天下，还祥等以收士心。”疏文采斐然犀利如匕，人相传诵，舆情汹汹，直逼韩侂胄辈。疏上，宁宗及韩侂胄震怒，旨下：林仲麟等“罔乱上书，煽摇国是，悉遣五百里外编管”。但林仲麟等威武不屈，坦然面对。这个事件在当时影响很大，人们敬佩林仲麟等人以国为重，不畏权贵，指谪上非的“忠鲠”坦荡品行，将他们称为“庆元六君子”。值得指出的是，“六君子”中宁德县人占了一个半，姑算半个的是张衜，其父张翮，字凤卿，本县一都人，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辛未赵逵榜进士，官知道州，历至少傅，解印后徙居罗源县；张衜后由乡举知韶州，辞世后归葬于宁德县安仁寺后。“庆元六君子”事件谱写了中国古代学生运动史上又一辉煌篇章。它与北宋末钦宗赵构时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伏阙上书，糠秕时政，褒贬政要的事件，开了我国学生爱国运动的先河。“六君子”这一词组也被后世不断悲壮地应用，如明“东林六君子”、清“戊戌六君子”等等，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林仲麟故居历经废兴，至今门楹尚刻一联：国学先生里，庆元君子家。林仲麟下世后墓葬故居后山间，墓旁植有一棵丁香橄榄树，它所结的果实很奇特，按说普天下的橄榄果都是两头尖，而它却是一头尖一头平，可以竖立。传说，林家这一脉为了今后开枝散叶，子孙迁播各地时便于认祖归宗，要求都应在墓地上种下这一品种的橄榄树，以做标识。目前，飞鸾镇在梅田村一带搞小城镇建设，据说林仲麟故居、遗塚在拆除、平毁之列。
林仲虎，《中国历代武状元》用了较大篇幅进行评介：他自幼喜读兵书，嗜好弓马、刀枪。成年后，先以武举魁漕选夺得宋宁宗赵扩庆元二年（1196）丙辰科武举榜眼，六年后，再应武举，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宁宗嘉泰二年（1202）壬戌科武状元。史籍记载，从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创设武举科，开科取士，直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200年间荣膺武状元281名，其中蝉联两榜武鼎甲仅二人：山西阳曲（今太原）马全，于清乾隆十七年夺得一甲三名武探花，乾隆二十五年再夺一甲一名武状元，而林仲虎从一甲二名武榜眼，再登一甲一名武状元，只用了六年时间，成为武科举史上的佳话。
[=此处为插图（梅溪古道边上的林氏古宅正门）=]
史籍记载，林仲虎庆元二年名登武榜眼后，适逢朝中大臣林桷出使金国谈判，即举荐其为副使同往。到金国后，金朝官员以威胁、利诱等手段来收买出使人员，妄图因之使宋朝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林仲虎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揭露、指责，挫败了对方的阴谋。林仲虎以后又两次出使金国谈判，有张有弛，淡定应对，维护了大宋王朝的利益。同时，冷静观察形势，回国后向朝廷建议，应韬光养晦，与民生息，择机收复失土，“为今之计，……要谨慎从事，发而必中，不可轻易出师，以免败后行苟且之事……”宋、金开战后，金兵围困和州，形势危急。朝廷命守卫浮光的林仲虎与骑兵首领戚拱共同率兵破解战略要地和州之围，而戚拱却擅自移戍他地。林仲虎临危不惧，冲锋陷阵，及时打败了金兵的进攻，有力配合了和州保卫战。它的胜利，不仅使城中百姓免遭金兵劫掠、屠杀，也重挫了金兵的锐气，牵制了金国的大量兵力，为宋廷重整兵将组织反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林仲虎还擅文善诗，十三岁时即能吟诗作赋，目前已知的，传世遗著有《百将诗》、《出疆唱酬集》。《宋诗纪事补遗》收录有《出疆诗》一首，从中可见他忠君爱国、风流倜傥的人品和气质，及艰世使金时，壮怀激烈，慷慨激昂，为国赴难的情操。
林仲虎辞世后，筑墓本县六都香林寺后。前不久，在附近发现其古朴，类似碑、碣的文物，上书：“宋故龙舒太守骁卫林公之墓。子，永信立。”宁德历史上拥有文、武三状元，而存世遗物目前余复一书法（已被他人所存），及林仲虎这方碑（碣），堪称珍贵文物，望区有关部门及林家后人能珍惜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800年后，这一家族又培育出了第一个把世界语引进我国的翻译家及我国近代著名的盐政、盐法专家林振翰。
五都韩信同与陈普过从逸事
宋季，宁德出有两个大学者。即号称古遗的五都中村人韩信同，号称石堂先生的上西乡石堂人陈普。
石堂先生，精天文、地理、声律、算数之学。著述等身，以师道自任，为时所重，四方来学者岁数百人。古遗，早年工文赋，及从石堂后，转究“濂洛关闽”学术，学经术、崇理致。亦著述丰富，还在中村开设书坊雕板印书。这些雕板整整堆起两个仓间，解放初期还在。
宁德坊间早年流传有他们结为师生的风雅故事。说是古遗仰慕石堂先生，一年春头，特意收了一些蟳蛤之类的水海产，去上西乡一路贩卖，顺路到石堂拜访石堂先生。到了石堂村正值陈普在给生徒讲学，不好打扰，挑着担，倚在门口，想听听石堂如何讲经授徒。听着听着，听入了神。一愣，竟然靠上门扉向前倒去，蟳蛤散失一地。经过一阵忙乱后互致仰慕，相见恨晚。到讲好课，石堂便请古遗上家里用饭。用饭时，桌面除了青菜豆腐，自然更有古遗的蟳蛤摆在桌子中央。酒过三巡，石堂用筷子敲了一下熟得透红透红的蟳，吟道：红蟳拱手迎佳客。古遗亦立马用筷子指着煮熟了半张着口子的蛤，即景应对。吟道：花蛤含唇谢主人。主客一阵欢洽。
到了第二年春，陈普念着古遗，带了一点山货便到五都回拜韩信同。到了中村涵头，因正值插秧季节，村里人都下田了。有人告诉陈普，信同在村后大丘田。陈普到了大丘田，见信同正拎着大把秧苗专心致意埋头插秧。陈普看了一会，笑吟道：田槁缚秧娘抱子。信同一惊，抬起头来，见是石堂先生。上得田来，见陈普手中提着一串冬笋，便有对了，吟道：竹枝串笋父携儿。于是两人相视大笑。
一来一往，加深了两人的友情，也加深了信同对陈普的景仰。信同决定拜在石堂门下，学经术。石堂得了信同作自己弟子，大喜过望，尝感叹曰：“吾老矣，得斯人，复何憾！”
对对子，是古代童蒙在私塾里的必修课。培养学童掌握声律，掌握词性，这些都是作文作诗的基础知识。古时文人墨客从小养成这种技巧、能力和习惯，有时相聚，也爱对对子，较斤两，找乐子。如霍童黄以褒先生在宁德开书馆，城里人竹荪就出一戏谑上句：野妇埋儿土掩童子。以褒对以：蠢夫挖笋刀杀竹孙。韩信同与陈普的这则趣闻有其可信处，但，是不是有其一，又一而再，值得存疑。陈普声名在外，官家欲他出山，“辟为本省教授者三，不就”。唯师道自任，在莆中教了一十八年书馆。我长兄阮大纶在日曾收集到他在莆中授徒的二十余首对句，如：“北斗七星，水底连天十四点；南楼孤雁，月中带影一双飞”就是其中之一。陈普是很重视对对子这门基础学识的教学。
有一说，学“濂洛关闽”的人，通易理、通堪舆，能预知休咎。讲宋淳熙时朱子过石堂，异其山川，说：“数十年当有儒者出”。到陈普出生，既应了朱子的预言，且生而有异，有群鹧绕屋。陈普成名，志载：四方来学者岁数百人。似乎有点夸大，多了。若就其博学多闻，精于术数，就未足奇怪。陈普得古遗，大喜过望，当倾囊相受。所以种种传说，古遗青出于蓝，能做到死而有灵。韩信同继承了陈普衣钵后来也到莆中讲学，并在在莆中续娶，生儿育女。也在莆中物故。古遗死时，在宁德的大儿子赶去搬殇，起了纠纷。到大家把古遗紧捏成拳的右手打开，见有字条。写着：归世涵江，归葬涵头。一场纠纷才一时冰销了。涵头乡亲说，古遗后人在涵江发了很多人丁。尚有一说。传古遗下世了多少年后，一段好几年干旱，中村欠了两年粮赋。当时的县官，自已下来，到了中村坐镇催粮，他坐在韩厝祠堂厅中交椅上发狠声索。才一会儿，只见承尘上飘下一张纸片，落在县官襟里，上面有隐隐约约的字迹。但厅堂昏暗看不清，于是老爷站立起来，走前几步到天井边好对着光细看。他才走到天井边，就听得后面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是厅堂上横梁断了，正正砸在他先前坐着的座椅上，座椅已经碎裂。若不是看手上的字条，必然一命呜呼。县官回过神来后，读一下手上的字。赫然是：“赦尔梁下厄，免我子孙粮”几个字。县官更是再出一身冷汗。村里人对县官说，这应是他们祖先古遗留下的“锦囊”。县官再没说什么打道回府，走了。钱粮确也不追了。
韩信同到莆中讲学，闽侯三山林文拱、张以宁，皆其高弟。宋、元、明时，当时属福宁区域的人文学养隽秀之士，常居闽疆前列。唐代闽疆第一位进士也是福宁府人，至清季大不如前。我在《宁德辛酉之变中的死难知县李尧卿》中已说到。到清季，省城人对一二不长进的读书人怎说？此是福宁府秀才！叫人听来甚不是滋味。这是余话。
韩古遗轶事
韩信同，字伯循，号古遗，世称古遗先生，宁德五都人。他从学陈石堂（陈普）先生（1244—1328），研习两宋理学，尊崇程朱学说，是陈石堂的得意门生。后因赴考落榜，就闭门不出，潜心研究理学，著作甚多。由于韩古遗精通周易术数，熟悉天文地理，因而民间流传着他的许多传说。
韩古遗的出生地是涵头（今属漳湾镇官井村），成长立业在中村（今属漳湾镇又加塘村）。他曾对中村的地理环境作过观察，发现村前的地形，宛如月牙。根据月相变化规律，他认为：“蛾眉月”（月牙）会增大到“望”（满月），“望”则可能在农历的十五、十六、十七3天中的任何一天，以十五、十六居多。但月满后就开始亏，十八日以后逐渐形成下弦“残月”。残者，不吉不利，不可接近。因此告诫族人：韩姓子孙会与日月同在，但中村繁荣昌盛，不宜满18户。此后，韩姓子孙分居立户接近18时，就要有几户迁出，移居宁德县城、岐头等地。所以，自韩古遗迄今700年，今日中村仅住韩姓后裔3户近20人。这种独特的户数限制，韩姓子孙恪守老祖宗的月相盈亏之说而世代相承。
韩古遗留下的“锦囊”，曾经吓退知县，实属传奇。所谓锦囊，就是先把文字写在整块方形木板上，然后分割成许多不规则的小块。如遇疑难事，每经操作，小木块会拼成完整的正方形、长方形。现出词语，也千变万化，各有不同。韩古遗逝世后，其子孙若无重大要事，绝不去摆弄它。迨至某年，邻村欺中村村小人少，硬是把官粮数额推给中村。韩家坚决拒交。县里衙役跑了几趟，都是空手回去。该任知县竟然气势汹汹，坐上轿子，带领衙役来到中村。知县走进韩家大厅，尚未开口，堂上突然掉下一根横梁，打歪了他的乌纱帽。知县气得大骂刁民胆敢暗害朝廷命官，正要动手抓人。这时，韩家一老者，捧出小木块，对知县说：“这是祖上留下的，可为人们排忧解难。大人请看。”老者把小木块倒在桌上，如搓麻将般搓了几下，小木块拼成正方形，现出两行字：“我今恕汝梁下厄，汝应免我子孙粮”。知县看罢，吓得直冒冷汗，连声说：“免了，免了！”急忙钻进轿里，打道回衙去了。
韩古遗出生于官井村的涵头，晚年到莆田讲学，在涵江村的涵头逝世，棺木运回，葬在蒋澳村的涵头。当时，棺木刚停放在涵头山时，雷雨大作。第二天，棺木自沉土里，其亲属只好就地立碑。人称“沉棺”。韩古遗的生、死、葬，三处地名为何这般巧合，后人不得其解。
前不久，笔者到过中村，瞻仰了在韩古遗原宅基上于1983年兴建的韩古遗祠。和韩姓后裔交谈，韩姓后裔说韩古遗和陈石堂是同年之交。祠内神牌也写着“宋理学五世祖太师韩公”诸字。这种说法和写法，显然都有误。笔者没有查阅过韩氏族谱，无法知道韩古遗的生卒年月。但旧版县志记载，他是元朝延祐4年（1317）应试落榜。由此可以算出：1317年韩古遗应试，尚属青年学子。而这一年（1317）陈石堂已是73岁老翁，元朝建立也有46年历史了。应该是：韩古遗元朝理学家，陈石堂的学生（另一说：他又是陈石堂的女婿）。
明代监察名臣林聪
林聪（1415—1482年），字季聪，号见庵，蕉城七都人。父亲林观，字善甫，号梅所，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中举，历任广东程乡、江西永丰、玉山、浙江余姚四县教谕，因母老辞官回乡，“诗礼教子，清白传家”，著有《学衲集》（已佚），风格平淡冲和，主旨则不离忠孝仁义四个字。这样的家庭环境，无疑为林聪的学识养成和人格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林聪于正统四年（1439年）考中进士，正统八年，授刑科给事中。明代的六科给事中，是中央用以箝制六部的一个独立机构，有专门的办事处，人称“六科廊”。自建文帝以来，给事中定制为从七品官员，但权力很大，主要掌管抄驳奏章、谏诤建言、弹劾官员、编汰档案等等，还负责关于六部的对口监察。
正统十四年，蒙古族瓦剌部首领也先率军来犯，英宗受大宦官王振的挟制，仓促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大败被俘。其弟继位为代宗，次年改元景泰（1450年）。林聪升任刑科都给事中（正七品），多次上疏抨击宦官擅政的弊端。太监金英、单增在京城作威作福，他们的家人、家奴也仗势目无法纪，夺民产，侵商税，乃至白昼杀人，有关部门不敢严办。林聪不畏强梁，勇敢揭发其奸，狠煞了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赢得正直朝臣的钦佩。
代宗曾昭告天下，他只是为了当时国家形势的需要才即位的，所以太子依旧是他哥哥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景泰三年，代宗要改立他和杭妃生的才2岁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下旨由吏部尚书胡濙主持廷议，形格势禁，满朝文武无论愿意的、不愿意的，到最后都签名表示赞同，唯独林聪这个小官坚持原则，没有签名。付出的代价就是被调为右春坊司直郎，一个从六品的闲职（陪侍太子读书），显然是明升暗降。内阁大学士商辂向皇帝称赞林聪遇事敢于直言，是六科监察的最佳人选，不该投闲置散，浪费人材。于是，林聪又转兼吏科都给事中。当时恰逢天灾频频发生，朝廷君臣都在认真反省，他也上了一道七八千言的《修德弭灾二十事疏》，提出正身崇德、进贤远奸、罢斋醮、汰僧道、禁占田、省工程、节京粮、实边储，慎刑狱、惜薪柴、禁私役军士、省轮班工匠、整顿衙门作风等十二条建议，比较切中时弊，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行政理念。对于他在职责之内的事，则努力秉公执行。为此经过询访查核，他弹劾大臣石亨、郑伦、唐兴等依势侵占民田的确凿事实，建议给予惩处，还田于民。由于林聪刚正不阿，敢于指斥权贵人物，包括御史、内阁、内侍、尚书、驸马等不少贪官佞臣因之纷纷落马，受到下狱、贬官或外放的处分，但也招来某些实力派官员的嫉恨。御史黄溥等人上奏攻讦林聪接受请托，拉帮结派，干扰吏部行政，廷议判为“专擅选（官）法”，罪当处死。幸亏内阁大学士高谷、吏部尚书胡濙极力挽救，改为贬官国子监学正（低级专职教官，正九品）。
[=此处为插图（七都冠英坊）=]
景泰八年正月，代宗病重，大臣石亨、宦官曹吉祥等密谋建“不世之功”，迎立回国在南宫闲居多年的英宗，改元天顺（1457年），史称夺门之变。英宗破格超升林聪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四品）。明代督察院是最高监察机关，“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左佥都御史是督察院六个堂上官之一，职权自然比六科都给事中更广更重得多。林聪刚上任，便受命到山东赈饥，直抵民居，给食、投药、停赋，受惠者达一百数十万人。回京复命后，升任右副都御史（三品）。天顺四年，曹吉祥嗣子曹钦动用私刑将人打死，英宗欲借此解决曹家擅权问题，曹氏父子企图兵变，被迅速镇压。而将士妄杀无辜以滥报军功，林聪紧急制止，尽力辨明冤屈。天顺七年冬，刑部大牢有犯人自杀，几个给事中联合弹劾主司部门法规不严，管理松懈，林聪和都御史李宾都被下狱，但不久就释放了。
英宗死，宪宗继立。成化二年（1466年），江淮一带闹旱灾，林聪受命巡视后，请求朝廷漕运北方粮食和南方其他地方的粮食赈济饥民，供应粮种，获得像在山东一样大的成功。第二年，升任督察院主官右都御史（正二品）。成化七年，他巡抚大同，操练兵马，加强军备，贬退不得力的将官，次年以老病辞官回家。成化十年又被朝廷召请，任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明朝迁都北京后，仍以南京为留都，许多中央机构都有两套班子，品级一样，只是重视程度常常略有差异）。成化十三年，改任刑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尚书虽与都御史平级，但一般仍被作为晋升性质的任命。林聪在刑部任上兢兢业业，详核大案、要案，每年为蒙冤的死囚平反不下几十、成百人。由于能够识大体，秉公心，声望越来越高。成化十八年，在任上病逝，归葬宁德县，墓在今蕉城区八都镇上坂村长头山，保存完好。
林聪一生历仕英宗、代宗、宪宗三帝四朝，当了四十年监察、司法官员，恪尽职守，敢于弹劾枉法之吏，敢于批评君主过失，虽然遭受两次降职、两次入狱、一次论死的处分，却能忠贞之心至老死而不改，的确难能可贵。林聪的著作《见庵文集》十四卷，今已荡然无存。奏议八卷则由其孙初刻于嘉靖十二年（1533年），其二十世孙再版于1929年，现尚余61篇，内容涉及法制、吏治、外交、边防、赋役、马政、荒政等方面。除了上文已经说到的，我们还特别关注他的如下两篇奏议。
一篇是力争减免宁德民众矿税负担的疏状。宁德县境南宋时就有宝丰银矿（今属周宁县），到明代前期仍是重要官办银矿，从洪武到永乐三朝半个多世纪在这里开矿坑采银，按制定的矿税额征课，矿源逐渐枯竭，宣宗宣德十年（1435年，即英宗继位的头一年），朝廷下诏封闭矿坑，停征矿课，林聪称誉这是与民休养生息的德政。后来，浙江庆元小业主叶宗留组织私人开采，有所获利，但劳动条件恶劣，福建参政以“矿盗日炽”为由，收归官办，并大幅度提高税额，矿工乃至矿主的生计陷入困境。林聪大略在正统八、九年间（1443—1444年）上疏建议对银矿减轻税额、免除差役，以免激起民变。英宗不能采纳。正统十二年，叶宗留果然发动矿工起事，纵横闽浙赣边区，与沙县邓茂七的农民军呼应，声势浩大。正统十三年朝廷攻杀叶宗留，余部仍在战斗。林聪再次上疏，朝廷终于在正统十四年正月下诏免除浙江、福建的银课。现在只有林聪的第一次上疏留传下来的题为《请免宁德县除办银课外别项差办状》，见于清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九和《林聪奏议》家藏本卷一。
另一篇是促进死刑复核程序制度化的奏疏。明初，大案是由皇帝亲自审讯的。洪武三十年（1397年）规定，将法司现押重囚引赴承天门外，由五军都督府、六部、督察院、六科等会同审录，上报皇帝核准。明代法律规定死刑分为决不待时和监候两种（每种又各分在京与在外），对在京死刑监候案件的复核，几十年来无定制，永乐十七年曾令外地死囚全部送京师复审，史称朝审。朝审的死囚，大部分不处死，因而带有缓刑、减刑的性质。朝审的结果，经刑科给事中三复奏，由皇帝核准，昭旨宣告。林聪的《乞缓重狱疏》提出，“朝廷敷德惠民，刑辟宜盛”，“今后应决重囚，俱牢固监候，秋后具奏处决。”他的《顺时行政疏》也提出，法司所问“该决重囚，乞照上年事例，俱监候秋后具奏处决”。这两道奏章列在《林聪奏议》家藏本的第一、第四疏，应为景泰三年（1452年）之前所作。我们不必说在景泰之前再没有别的臣子上过类似的奏章，我们只要说林聪“秋后决”的建议，同后来确立的朝审制的主要形式规定是一致的，明代朝审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清代秋审，保证了皇帝最高的司法核准权，既能收到镇压、震慑的效果，又能塑造朝廷恤刑德政的形象，在中外法制史上显示了它独有的特色和意义。
宁德倭患与横屿大捷
明代“倭患”的重心，宏观的看，大致有一个从辽东和山东向江苏、继而向浙江、再向福建和广东转移的过程。具体的看，倭寇对福建、对闽东北的侵扰，发生得也很早。《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六月“倭夷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县。”民国《霞浦县志》的“大事志”载：“洪武三年六月，倭寇山东、浙江、福建濒海州县。长溪南乡大受扰害。”《福建省志·大事记》则载：洪武二年“倭寇侵福宁县境，开明代福建倭患之始。”所记当属一事，《省志》“二年”应为三年。又，五年六月、八月，“倭寇”两次来犯福宁州宁德县，杀掠居民350多人，焚烧房舍千余间，抢劫粮食250石。福宁是浙江海域进入闽东北的门户，所以首当其冲。
—、闽东北嘉靖“倭患”的烈度
明代“倭患”以嘉靖时期最为猖獗，“嘉靖大倭难”以福建最为惨烈，闽东北则是福建的重灾区之一。这里的“倭寇之祸”相对集中在嘉靖三十一年至四十二年这12年间。例如：
嘉靖三十一年（1552）六月，“倭寇”劫掠霞浦三沙。是年，又有“倭”百余侵犯古县（霞浦村名），千户吴清战死。
三十二年四月，攻破秦屿所（今属福鼎），大掠。
三十三年，“倭寇”二百余由连江定海来，登陆罗源，往攻宁德。
三十四年十一月，“倭寇”九十余由福清海口抵福宁州。
三十五年，三月攻福宁州城，不克；四月破桐山堡（今福鼎）；十月激攻秦屿所，不克；十二月攻闾峡堡（在今霞浦）。
三十六年十月，屯驻北茭湾，攻袭连江小东门，不克。
三十七年，“倭寇”一万三千余攻破宁德城。另有一支倭寇攻破连江定海城堡，抢掠幕浦，并于四月攻陷县城，杀人焚屋。
三十八年四月，攻破福安城。
三十九年，大掠连江诸村三个月。
四十年，三月占据宁德云淡门岛村。十月攻陷县城。十二月复人县焚屠掳掠。
四十一年，宁德“倭寇”掳挟财物、人口以十大船离去，“新倭”又来宁德，结巢横屿岛。
四十二年，攻破福宁棠村（今写作“长春”）堡，第四次攻陷宁德，又犯连江、罗源。
[=此处为插图（横屿大战（油画资料））=]
仅从以上撮述，也可以看出，在嘉靖壬子至癸亥的十多年间（1552—1563），闽东北沿海各县无不饱受倭寇之害，可谓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就宁德而言，它自古以来资源聊以自给，内乱无多；而地偏一隅，山遮海阻，与政治中心区的角逐扰攘也关涉甚浅。大抵设县以后直到清代之前，老百姓的生活不怎么富裕，但还比较安定，所受最大的战乱荼毒之苦，便是“倭寇”的侵害。所以乾隆本《宁德县志》卷十说：“计自丙辰（1556）迄癸亥（1563），城郭乡村为荒墟者将十年，古今一大变也。”
二、闽东北滨海“倭乱”的重要特点
闽东北“倭乱”在地理上的显著特点（并不是说它只有这个特点），即“倭寇”不但骚扰沿海，而且突入内地，袭击乃至攻破多处山区县城。
如上所述，嘉靖时期闽东北的“倭寇”，曾多次攻逼滨海的福宁州城（霞浦），攻破福安县城（1559）、福鼎（时未设县）的桐山（1559）和宁德县城（1558、1561、1563）。不仅如此，他们有时还会纵深突入内地山区，远道袭击古田县城（1559）、柘洋堡（1559，时未设县），甚至一度占领东洋行县（今周宁，1563）、寿宁县城（1562）和政和县城（1562）。这是闽东北嘉靖“倭乱”很突出的人文地理特性。为什么说是人文地理？因为它只是外显为自然地理现象，其形成却主要是人为的力量。
简而言之，造成嘉靖“倭乱”这种人文地理特性的复杂历史背景，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明史·日本传》已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近年的研究表明，明朝官方史料包括方志中普遍记载的嘉靖“倭患”，其组织者主要是中国的海盗渠魁和东南豪绅（所谓“闽浙大姓”），参加者大多数是周边的海上私人武装，其中包括沿海丘陵地区趁乱附随的下层民众。这种人员构成恐怕是“倭寇”得以深入内地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助推因素。其二，与上一点密切相关，在一些当地人的帮助下，“倭寇”于近海的岛屿或陆岸结巢以为据点，便于多频次、大规模、长距离的奔袭焚掠，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人口和社会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也就是说，在嘉靖年间，在闽东北，“倭患”遍及沿海各县且蔓及山区一些县份，而且，所谓的嘉靖倭患，不仅“倭寇”的构成中中国人占了大部分，而且“倭寇”的攻击、盘踞等军事性行为也常常得到当地人的接应和帮助。这
一点，在宁德抗倭古战场漳湾一带正好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证。民国稿本《宁德县志》载：
（嘉靖四十一年戚继光率军到宁德，）“漳湾去横屿最近，多为倭耳
目；而黄坑、南埕次之。继光下《胁从肆眚令》，撫牧三乡。会贼遣奸民
李十板、张十一伪降，继光率各官焚香告天曰：‘此曹为倭胁导之攻劫，
罪本不赦。然民皆我赤子，迫于无救所致。今愿减己寿，以全众命，决不
妄戮。’二贼见继光推诚，悉以实告。”
所谓“多为倭耳目”，所谓“以全众命”，互相呼应，都反复强调附倭者实在比比皆是，因而戚继光才会不惜献誓自减其寿来争取诸多奸细反水和一般附倭群众回头来归。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事例。
三、戚家军的横屿大捷
[=此处为插图=]
戚继光（1528—1588），登州（今山东蓬莱）人，将门出身，嘉靖三十二年（1553）起参与备倭御倭，历调山东、浙江。三十八年，到义乌招募矿工、农民4000余人，精心编练，屡有战功，“戚家军”的名号逐渐传开。浙江“倭患”基本平定后，大量“倭寇”转移到福建，按照戚继光讨赏奏疏中比较强调一点的说法，“北自福建福宁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萧条，尽为贼窟”。四十一年，戚由浙入闽。万历本《福宁州志》列出入州日程：八月初一日至州，“初六日渡金垂，初七日入宁德，初八日早抵章（今写作“漳”）湾，师行淖卤中”，即日歼倭于横屿。（乾隆本《宁德县志》所载相同，称“详《戚少保生祠记》”。）
横屿当时是个离岸将近十里的小岛，岛岸之间隔着大片浅滩，“倭寇”在此盘踞、经营多年。关于横屿战役前后经过，《明史》卷212《戚继光传》如此提及：
（嘉靖四十一年）倭大举犯福建。自温州来者，合福宁、连江诸倭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者，合福清、长乐诸倭攻陷玄钟所，延及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时，宁德已屡陷。距城十里有横屿，四面皆水路险隘，贼结大营其中。官军不敢击，相守逾年。其新至者营牛田，而酋长营兴化，东南互为声援。闽中连告急，宗宪复檄继光剿之。先击横屿贼。人持草一束，填壕进，大破其巢，斩首二千六百。乘胜至福清，捣败牛田贼，覆其巢，余贼走兴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贼栅。连克六十营，斩首千数百级。
具体战事，则民国稿本《宁德县志》引《福建通志》记述颇详，试加标点移录如下：
（李十板、张十一投诚后，戚继光（参见戚继光：《紧要操敌号令简明条款篇》，《纪效新书》卷2。））分兵两路，戴冲霄督所部由山铺进，继光自率王如龙等由蓝田渡进。倭自屯横屿以来，建巨屋、围以重城已三年，四面距岸十里，潮来成海，潮退成泥。以为舟师搁浅沙不能逼城；陆兵涉泥五里气必竭，潮至必退，虽至山下，可俯刃也。初七日（与州志所载有一日之差），继光督部将陈大成、吴维忠、陈子銮等兵循漳湾而行。喻曰：“今渡彼岸，潮当复涨，必尽歼贼，而后屯屿中候汐，不然，退无归矣。”众曰：“诺。”于是为鸳鸯阵，负草填泥以进，百步一憩，止齐、数息，遂登岸。贼列阵山麓以待，守巢者甚众。惟（前文作“维”）忠先登其巢；子銮及童子明直冲贼阵；大成沿山背围之，殊血战；王如龙在岸上纵兵夹攻。贼靡，官兵拔重城，俘馘殆尽。捷书初八日至州。
这里说的“鸳鸯阵”，是戚继光在义乌练兵所创，以12人为基本队列单位，它的队列结构，最前面是手执“挨牌”的伍长，两侧有长牌手、藤牌手各一；跟着是两个狼筅手，守护牌手的后路；随后是四个长枪手，每两个照应前面的一牌一筅；再后是两个短兵手，辅助长枪手伺机进击。最后一名为负责伙食的火兵。1其中的“狼筅”，即选用南方坚实的老毛竹，将竹端斜削成尖状，留下四周尖锐的枝桠杈，每支狼筅长3米左右。鸳鸯阵是一种疏散的战斗队形，阵形变化灵活，可以根据情况和作战需要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两仪阵）或左中右三小阵（三才阵），比较适合东南沿海的大部队不易展开的地貌特征。从横屿之捷前后的战绩来看，这应该是一种很实用很有效的阵法。
横屿之战已过去整整四百五十周年了，当地故老依然盛传其事，相关遗迹有宁德城关的继光街、戚公功德祠碑、戚继光公园，漳湾街头的戚公祠、恩泽坛等，不时还举行一些纪念性活动。戚继光入闽抗倭首捷已经成为民众代代相承的集体记忆。
郑成功兵临宁德
郑成功（1624—1662）原名福松，又名森，福建南安人。公元1644年，满族人关，宣告朱明王朝的灭亡，但是，分布在南方各地的明末受封诸王，仍力图复国。1645年明末唐王朱聿键，在福州自立，称隆武皇帝，赐郑成功姓朱，称“国姓爷”。1646年清兵入闽，占领了大部州县。其父郑芝龙迎降清军，旋即被杀。隆武皇帝也被清军俘获，死在福州。郑成功以明朝灭亡，父亲被杀，视为国难家仇，存心反清复明。而在广西的明末桂王朱由榔也自称永历皇帝，加封郑成功为南平郡王、招讨大元帅，联合他反清复明。郑成功就以厦门、金门两岛为根据地，改厦门名“思明”，寄托思念朱明故主之情。使用永历纪年，反抗清廷。
据史料，郑成功“先后征伐……宁德、潮州、南京、温州、安庆……闽、粤、江、浙、皖5省沿海沿江之郡县州镇”计24处。他在宁德海域活动期间，乾隆版《宁德县志》的几处记述，都称为“海寇”、“海氛”。郑成功围攻宁德县城一事，在知县李即龙传记中，是这样描写的：“丙申（即顺治13年），海寇猖獗，利刃霜铺，铁甲云拥，民情汹汹。即龙善镇抚之，坚守御好整以暇，贼不敢近。”此段文字，极力诋毁郑成功。
现据郑成功户官杨英的《从征实录》、海外散人的《榕城纪闻》（两书均系手抄本，现藏福建师大图书馆）和有关史料，整理成文，附之于后。对照李即龙传记叙述的，是同一历史事件。只是详简不同，褒贬有别而已。永历十年（郑成功尊奉的年号，即顺治13年，公元1656年）十月，郑成功攻克闽安镇之后，挥师北上，进驻宁德县三都澳。十二月，他部署进取罗源、宁德等邑。舟师从三都澳出发，至梅溪上岸，经飞鸾、宁德西郊，登上白鹤岭，向罗源进发。而驻守福州的清军，派遣满族骁将阿克襄、巴都和柯如良等，率领满族骑兵、步兵数千人，赶来救援。郑成功经与诸将商议，对中提督甘辉、左先锋周全斌、援剿后陈魁等人，面授机宜，迎击清军。
十二月二十九日，甘辉等在罗源地界护国村北的水槽岭，和阿克襄兵马相遇。阿克襄促兵迎战，矢下如雨，杀伤相当。甘辉按计，节节示弱，且战且退，把阿克襄引到宁德地界的险要处。突然，周全斌、陈魁的伏兵，从左右两侧杀出，陈魁执牌直取阿克襄。几个回合，陈魁被伤，身中二矢一刀。幸好部将陈蟒赶到，刺死阿克襄，救回陈魁。清兵见阿大人被杀，又不见巴都、柯如良诸将，就纷纷向罗源方向逃遁。郑家军乘胜追杀，把未上马的清兵，尽都杀死，积尸遍野。拾获弓箭马匹无数，又生擒数十人。清军只余瘦马数百。残兵一路哭回，至次年正月初三到达福州。
郑成功一方面慰劳陈魁，并给药资三百两，令其在三都船中调养。一方面重整兵力，下白鹤岭，围攻宁德县城。谁知，宁德知县李即龙在郑军日前上白鹤岭之时，就令各官员分赴各乡筹集粮食去了。又值过年，因而城门紧闭，不敢出战。郑成功只好率师回驻三都，奖赏将士。不久，班师厦门，继续反清。
阮芳潮其人其事
阮芳潮，字以平，号恕斋，清·乾隆乙亥年（1755）十一月初七日亥时生，住六都东岐。世代业农，幼时耕作。未及弱冠，补县学弟子员。乾隆四十二（1777）丁酉乡试第三名中举人。
嘉庆十五年（1810），阮芳潮任山东登州府（今蓬莱）招远（即今渤海莱州湾内沿海县）知县。任职期间，适逢岁饥，大吏发帑金下发诸县赈灾。诸邑赈多虚名，惟阮芳潮公正无私，务使民沾实惠。招远盛产黄金，某通判过境借机勒索，阮不予回应。通判怀恨在心，后升任登州知府，以莫虚有罪名弹劾阮芳潮，遂落职。贫无以归，留滞山东多年。后归里，聘为本县莲峰书院山长。主教席十余年，教士有方。
在清代闽东诗坛，阮芳潮算是一位比较有成就的诗人。其刻意模仿少陵（杜甫）风格，诗风却与香山（白居易）较为接近。刘家谋认为可以列入清初以袁枚、赵翼为代表的“性灵诗派”。著有《蔗尾集》、《守囊集》各数卷，今无存。代表作有《弃妇词》等。
芳潮抓鲎除害
阮芳潮故乡在原宁德县六都东岐正境泗洲桥头东边的国阳（俗称过洋）自然村，旧居靠山临海，坐东北向西南。芳潮故居前是西陂塘，宋时西陂塘围垦功成近百年后又崩为海，又在芳潮故居前再围垦小塘名曰“新塘”。每逢大旱年海水更咸，海上的鲎群爬上田间，破坏和群食禾苗，民众抓获鲎为食物。芳潮少时见此情景。
芳潮于乾隆丁酉（1777）中乡进士取候选知县后，在家守候33年，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派往渤海莱州湾内今蓬莱招远县为知县。适逢旱年，鲎登陆，破坏和蚕食禾苗造成荒年，当地民众纷纷向知县告发禾苗虫食果粒无收，要求减税赈荒。芳潮询其灾情，民众将鲎抓至县衙。芳潮知是鲎，人可食之，众不信，芳潮当众在县衙内杀鲎，并煮熟先自食，民众亲见知县食虫除灾，欣起抓虫食虫除害。
莫虚有罪名被弹劾落职
芳潮任招远县知，被弹劾落职之后，为政清廉，贫无所归。知府派员到东岐村芳潮老家查核，阮家锄头、田刀林立，棕衣斗笠成行，家人老幼贫脸菜色，纯属农夫之家，差员回秉知府，方免芳潮无罪。
以诗存史，以诗存人
大约年近花甲的阮芳潮，归里后受聘为本县莲峰书院山长（院长）。主教席十余年。在清代闽东诗坛，阮芳潮算是一位比较有成就的诗人。著有《蔗尾集》、《守囊集》各数卷，今无存。代表作《闲居抒感》、《弃妇词》等是阮芳潮一生自我写照：
闲居抒感
塞翁得失早相忘，回前年来足感伤。作宰偏教逢瘠壤，催科争忍急逋粮。
恒阳恒雨天如醉，无麦无禾岁益荒。杞菊充厨吾不厌，剧怜蔀屋断糟糠。阮芳潮晚年更为贫寒，从《闲居抒感》隐见实情。近耄逝世（约1835），葬东岐某山。为政清廉的芳潮，其家族本来就是务农，从此芳潮家族逐渐更加贫苦。只留一座土木结构古宅，主人迁往东岐主村和他乡。据说该宅留给兰氏居住至终。
阮芳潮，字以平，号恕斋，清·乾隆乙亥年（1755）十一月初七日亥时生，住六都东岐。世代业农，幼时耕作。未及弱冠，补县学弟子员。乾隆四十二（1777）丁酉乡试第三名中举人。
嘉庆十五年（1810），阮芳潮任山东登州府（今蓬莱）招远（即今渤海莱州湾内沿海县）知县。任职期间，适逢岁饥，大吏发帑金下发诸县赈灾。诸邑赈多虚名，惟阮芳潮公正无私，务使民沾实惠。招远盛产黄金，某通判过境借机勒索，阮不予回应。通判怀恨在心，后升任登州知府，以莫虚有罪名弹劾阮芳潮，遂落职。贫无以归，留滞山东多年。后归里，聘为本县莲峰书院山长。主教席十余年，教士有方。
在清代闽东诗坛，阮芳潮算是一位比较有成就的诗人。其刻意模仿少陵（杜甫）风格，诗风却与香山（白居易）较为接近。刘家谋认为可以列入清初以袁枚、赵翼为代表的“性灵诗派”。著有《蔗尾集》、《守囊集》各数卷，今无存。代表作有《弃妇词》等。
芳潮抓鲎除害
阮芳潮故乡在原宁德县六都东岐正境泗洲桥头东边的国阳（俗称过洋）自然村，旧居靠山临海，坐东北向西南。芳潮故居前是西陂塘，宋时西陂塘围垦功成近百年后又崩为海，又在芳潮故居前再围垦小塘名曰“新塘”。每逢大旱年海水更咸，海上的鲎群爬上田间，破坏和群食禾苗，民众抓获鲎为食物。芳潮少时见此情景。
芳潮于乾隆丁酉（1777）中乡进士取候选知县后，在家守候33年，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派往渤海莱州湾内今蓬莱招远县为知县。适逢旱年，鲎登陆，破坏和蚕食禾苗造成荒年，当地民众纷纷向知县告发禾苗虫食果粒无收，要求减税赈荒。芳潮询其灾情，民众将鲎抓至县衙。芳潮知是鲎，人可食之，众不信，芳潮当众在县衙内杀鲎，并煮熟先自食，民众亲见知县食虫除灾，欣起抓虫食虫除害。
莫虚有罪名被弹劾落职
芳潮任招远县知，被弹劾落职之后，为政清廉，贫无所归。知府派员到东岐村芳潮老家查核，阮家锄头、田刀林立，棕衣斗笠成行，家人老幼贫脸菜色，纯属农夫之家，差员回秉知府，方免芳潮无罪。
以诗存史，以诗存人
大约年近花甲的阮芳潮，归里后受聘为本县莲峰书院山长（院长）。主教席十余年。在清代闽东诗坛，阮芳潮算是一位比较有成就的诗人。著有《蔗尾集》、《守囊集》各数卷，今无存。代表作《闲居抒感》、《弃妇词》等是阮芳潮一生自我写照：
闲居抒感
塞翁得失早相忘，回前年来足感伤。作宰偏教逢瘠壤，催科争忍急逋粮。
恒阳恒雨天如醉，无麦无禾岁益荒。杞菊充厨吾不厌，剧怜蔀屋断糟糠。阮芳潮晚年更为贫寒，从《闲居抒感》隐见实情。近耄逝世（约1835），葬东岐某山。为政清廉的芳潮，其家族本来就是务农，从此芳潮家族逐渐更加贫苦。只留一座土木结构古宅，主人迁往东岐主村和他乡。据说该宅留给兰氏居住至终。
宋甘棠，生于清末，六都乡油坊溪人。原姓甘，单名棠，后因家境贫困过继给福州宋家为养子，改名宋甘棠。他自小虽然读书不多，但天性聪慧，尤其擅长绘画、雕塑，在闽东地区颇有声誉。时人不知他的真名，都亲切地称为“佬宋”。
在绘画方面，宋甘棠尤擅人物肖像，他继承明清肖像画之精髓，又糅合民间绘画之长，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他所绘关公，气宇轩昂，栩栩如生，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为大户人家所喜爱，通常以宣纸裱褙后，悬挂于厅堂正中，不仅装饰了门面，还有祈盼家庭平安的作用。宋甘棠最擅长的还是人物写真，即民间称为“行乐图”者，形象传神，刻画入微。他甚至能够在被画者已辞世的情况下，仅根据死者家属的描述，描绘出已故者的形象，且分毫不差，令人叹为观止。他长期寓居榕城，卖画自给，与同乡进士黄树荣、林栋均有交往，黄树荣在所撰《裳堂郑封翁像赞》中，对宋甘棠为郑封翁所绘肖像大加称颂：“有宋生者，丹青化工。生绡一幅，为翁形容。其貌弥肖，其神亦充。”林栋更是赋诗相赠：“生面开从下笔先，多君精妙媲前贤。为之图遍凌烟阁，风采何人似鲁连。”
由于宋甘棠所绘肖像大多都以衣冠笔挺、雍容华贵的形象出现，在“极左”时期，自然不可避免地被视为“牛鬼蛇神”而焚毁殆尽，因此宋甘棠的肖像画几乎绝迹。而今只有七都镇六都村张家还珍藏有一幅祖先画像，什袭而藏，不为世人所知。
宋甘棠为人极有骨气，同情劳苦大众，每不计酬金为平民作画，而权贵之家要求作画，往往辞谢不与，因此民间有许多关于他嫉恶如仇、打抱不平的传说。据说有一年，宁德县闹饥荒，百姓青黄不接，饥饿难当，地主老财却趁机抬高粮价，放利子钱，大发横财。宋甘棠对此大为不满。恰巧有位土财主做寿，为了摆门面，极尽谄媚地要求宋甘棠作画。佬宋趁机想作弄土财主一番，于是在赴宴之时画了一副寿星中堂。画面上老寿星右手扶杖，左手抱桃，大腹便便，瞪着双眼，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身旁站着一位瘦骨如柴的童子，双手捧着一个空盘子。两边还配有一幅对联。财主细看有些不顺眼，就派人请教佬宋。佬宋予以说明：“寿星肚大福气大，瞪眼能享受四面八方福气，至于童子毕竟是个奴才，越瘦越能衬托出封翁的气派来！”接下来又解释了对联的含义，财主越听越得意，给了佬宋很丰厚的酬金。
第二天亲戚好友来吃寿酒，看到佬宋的大作，又听了主人的解释，也只得随声附和，极力逢迎。只有一位客人心性耿直，他在赞叹宋甘棠精湛画技之余，道出了缘由：“图中寿星与主人极其相似，分明是在讽刺主人。寿星养尊处优，瞪着双眼显示出贪得无厌的神情，把童子压榨得瘦小干瘪。两旁的对联也是骂人的话。”一席话说的土财主气急败坏，狼狈不堪，立即叫人去找佬宋算账，却早已不知去向了。传说是否属实已无从查证，但其为人处事由此可见一斑。
宋甘棠，生于清末，六都乡油坊溪人。原姓甘，单名棠，后因家境贫困过继给福州宋家为养子，改名宋甘棠。他自小虽然读书不多，但天性聪慧，尤其擅长绘画、雕塑，在闽东地区颇有声誉。时人不知他的真名，都亲切地称为“佬宋”。
在绘画方面，宋甘棠尤擅人物肖像，他继承明清肖像画之精髓，又糅合民间绘画之长，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他所绘关公，气宇轩昂，栩栩如生，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为大户人家所喜爱，通常以宣纸裱褙后，悬挂于厅堂正中，不仅装饰了门面，还有祈盼家庭平安的作用。宋甘棠最擅长的还是人物写真，即民间称为“行乐图”者，形象传神，刻画入微。他甚至能够在被画者已辞世的情况下，仅根据死者家属的描述，描绘出已故者的形象，且分毫不差，令人叹为观止。他长期寓居榕城，卖画自给，与同乡进士黄树荣、林栋均有交往，黄树荣在所撰《裳堂郑封翁像赞》中，对宋甘棠为郑封翁所绘肖像大加称颂：“有宋生者，丹青化工。生绡一幅，为翁形容。其貌弥肖，其神亦充。”林栋更是赋诗相赠：“生面开从下笔先，多君精妙媲前贤。为之图遍凌烟阁，风采何人似鲁连。”
由于宋甘棠所绘肖像大多都以衣冠笔挺、雍容华贵的形象出现，在“极左”时期，自然不可避免地被视为“牛鬼蛇神”而焚毁殆尽，因此宋甘棠的肖像画几乎绝迹。而今只有七都镇六都村张家还珍藏有一幅祖先画像，什袭而藏，不为世人所知。
宋甘棠为人极有骨气，同情劳苦大众，每不计酬金为平民作画，而权贵之家要求作画，往往辞谢不与，因此民间有许多关于他嫉恶如仇、打抱不平的传说。据说有一年，宁德县闹饥荒，百姓青黄不接，饥饿难当，地主老财却趁机抬高粮价，放利子钱，大发横财。宋甘棠对此大为不满。恰巧有位土财主做寿，为了摆门面，极尽谄媚地要求宋甘棠作画。佬宋趁机想作弄土财主一番，于是在赴宴之时画了一副寿星中堂。画面上老寿星右手扶杖，左手抱桃，大腹便便，瞪着双眼，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身旁站着一位瘦骨如柴的童子，双手捧着一个空盘子。两边还配有一幅对联。财主细看有些不顺眼，就派人请教佬宋。佬宋予以说明：“寿星肚大福气大，瞪眼能享受四面八方福气，至于童子毕竟是个奴才，越瘦越能衬托出封翁的气派来！”接下来又解释了对联的含义，财主越听越得意，给了佬宋很丰厚的酬金。
第二天亲戚好友来吃寿酒，看到佬宋的大作，又听了主人的解释，也只得随声附和，极力逢迎。只有一位客人心性耿直，他在赞叹宋甘棠精湛画技之余，道出了缘由：“图中寿星与主人极其相似，分明是在讽刺主人。寿星养尊处优，瞪着双眼显示出贪得无厌的神情，把童子压榨得瘦小干瘪。两旁的对联也是骂人的话。”一席话说的土财主气急败坏，狼狈不堪，立即叫人去找佬宋算账，却早已不知去向了。传说是否属实已无从查证，但其为人处事由此可见一斑。
宋甘棠，生于清末，六都乡油坊溪人。原姓甘，单名棠，后因家境贫困过继给福州宋家为养子，改名宋甘棠。他自小虽然读书不多，但天性聪慧，尤其擅长绘画、雕塑，在闽东地区颇有声誉。时人不知他的真名，都亲切地称为“佬宋”。
在绘画方面，宋甘棠尤擅人物肖像，他继承明清肖像画之精髓，又糅合民间绘画之长，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他所绘关公，气宇轩昂，栩栩如生，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为大户人家所喜爱，通常以宣纸裱褙后，悬挂于厅堂正中，不仅装饰了门面，还有祈盼家庭平安的作用。宋甘棠最擅长的还是人物写真，即民间称为“行乐图”者，形象传神，刻画入微。他甚至能够在被画者已辞世的情况下，仅根据死者家属的描述，描绘出已故者的形象，且分毫不差，令人叹为观止。他长期寓居榕城，卖画自给，与同乡进士黄树荣、林栋均有交往，黄树荣在所撰《裳堂郑封翁像赞》中，对宋甘棠为郑封翁所绘肖像大加称颂：“有宋生者，丹青化工。生绡一幅，为翁形容。其貌弥肖，其神亦充。”林栋更是赋诗相赠：“生面开从下笔先，多君精妙媲前贤。为之图遍凌烟阁，风采何人似鲁连。”
由于宋甘棠所绘肖像大多都以衣冠笔挺、雍容华贵的形象出现，在“极左”时期，自然不可避免地被视为“牛鬼蛇神”而焚毁殆尽，因此宋甘棠的肖像画几乎绝迹。而今只有七都镇六都村张家还珍藏有一幅祖先画像，什袭而藏，不为世人所知。
宋甘棠为人极有骨气，同情劳苦大众，每不计酬金为平民作画，而权贵之家要求作画，往往辞谢不与，因此民间有许多关于他嫉恶如仇、打抱不平的传说。据说有一年，宁德县闹饥荒，百姓青黄不接，饥饿难当，地主老财却趁机抬高粮价，放利子钱，大发横财。宋甘棠对此大为不满。恰巧有位土财主做寿，为了摆门面，极尽谄媚地要求宋甘棠作画。佬宋趁机想作弄土财主一番，于是在赴宴之时画了一副寿星中堂。画面上老寿星右手扶杖，左手抱桃，大腹便便，瞪着双眼，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身旁站着一位瘦骨如柴的童子，双手捧着一个空盘子。两边还配有一幅对联。财主细看有些不顺眼，就派人请教佬宋。佬宋予以说明：“寿星肚大福气大，瞪眼能享受四面八方福气，至于童子毕竟是个奴才，越瘦越能衬托出封翁的气派来！”接下来又解释了对联的含义，财主越听越得意，给了佬宋很丰厚的酬金。
第二天亲戚好友来吃寿酒，看到佬宋的大作，又听了主人的解释，也只得随声附和，极力逢迎。只有一位客人心性耿直，他在赞叹宋甘棠精湛画技之余，道出了缘由：“图中寿星与主人极其相似，分明是在讽刺主人。寿星养尊处优，瞪着双眼显示出贪得无厌的神情，把童子压榨得瘦小干瘪。两旁的对联也是骂人的话。”一席话说的土财主气急败坏，狼狈不堪，立即叫人去找佬宋算账，却早已不知去向了。传说是否属实已无从查证，但其为人处事由此可见一斑。
民初“怪癖国铨先生”
不论官贵贫贱，一视同仁，面对所有患者都是高度负责，出诊在外反对大鱼大肉招待，外地人抬轿请医从来不坐而是走路出诊，所开处方既有效又便宜，他就是闻名福宁五县、人称“怪癖神医”的王国铨先生。
王国铨（1855年—1930年）名德清，字步澄，试名宪章，又号秋江，宁德县四都濂坑村人，自幼聪颖过人，童冠时在县府考试中屡拔头筹，清光绪戊寅岁试取进秀才。后因家父谢世，主操家业，没有继续升考，偷闲时在家博览群书，是早期“留云社”社员，有许多诗作问世。但他尤精医术，福宁五县县衙和城乡百姓都有请他医病的，留下“神医”美名。世传他行医有“三怪三癖”：
一怪：只听患者哀吟，便知病因
民国二年（1913年），八都街吴家一个中年男人，患病半月有余，请过许多医生医治无效，后请国铨先生前往就诊，他刚进大门，便听到病人在后堂厢中滚床哀吟，他听后即坐到前堂椅上，叫病家研墨，他已经从病人的哀吟声中对患者的寒、热、虚、实、阴、阳等辨证得一清二楚，很有把握地提笔开了四名药，即唤病家按方撮药，第一道药给患者服下后，国铨先生就坐在前堂厅中等候，闻听从病人口中发出的声音变化。不过半个时辰，患者的哀吟声转发出低而轻松的声音，他听后，马上站了起来，口中自言自语道：“有救了。”
原来病人得的是伤寒症，此病如果用药不对，不但治不好，而且病情会加重，甚至死亡，如果辨证准确，对症下药，在半个时辰内伤寒就会被解去一半，以后继续服药，病人在很短时间内就会很快痊愈。国铨先生判断正确，患者果然在服药后，就有食欲，而且能坐起来，这时患者全家人都围到前厅感谢他。三天后，患者与家人亲临濂坑，登门叩谢王先生。
二怪：不望、不闻、不问、只用切
国铨先生对中医的望、闻、问、切的四诊辨证中，他特精于切，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面对病者只切其脉象，就能方施而药行。
民国元年（1912年），霞浦县下浒有一姓郑的富豪家，请国铨先生诊病，由于是冬天，加上病魔缠身，患者怕风，躺在床上用棉被裹得严严实实，连脸部也用毛巾包着。他踏进病人寝室，病家准备把患者的毛巾揭开，他马上说：“不用，不用，只要病人伸出一边手就可以了！”他不望、不闻、不问，轻轻地按着病人的脉搏，在心里明辨细斟，反复推敲，终于心中有了准确的治病方论，退出病房后，给患者开了一剂药方，病人服后，全身出汗。他又开了一剂第二天服用的药方，吩咐病家照此药连服三天。过了五天，郑家带着已经痊愈的病人登门答谢先生。
三怪：用药便宜
从古至今，对病家人来说，有药贵就药好，药好治病效果就好。而国铨先生临症喜单方简药，处方不过六味，以致病越重，方愈简。同样一个病人，其他医生一剂药几元钱还治不好，他只需两、三角钱就能治愈。
民国初年，宁德城关蔡家一个中年男性得病，几经名医医治无效，便到濂坑请国铨先生到他家出诊，经国铨先生诊断后，开了四名药。家人撮药，只花两角钱。回家后，蔡家怀疑，这么便宜的药，能治好病？不信其药效，因此没有给病人服用，另请“高明”，结果导致病情更加严重。蔡家无奈之下，再次登门向国铨先生求诊。国铨先生心里清楚：病人没有服用他开的药，如果服了他的药，病情不可能不好转。因此，他又开了原来的四名处方，交给蔡家人带回。只过了两天，蔡家又派人到国铨先生家求诊换方，他对原来处方略加更改，成为五名药，半个月后蔡家派人登门答谢，患者的病痊愈了。
一癖：不用病家说患者的病情每个病家为尽早让患者早日康复，心里都很急，对所请的医生都是滔滔不绝地讲述患者得病的前因后果，而国铨先生最讨厌人家讲病情，如果病家对他讲述，他就会对病家说：“你们既知道其病情，就自己开药，何必请我诊治？”
民国初，福安下白石有一姓关的人家患病，请过十多位医生，都是摇头不开药而回。最后请国铨先生就诊，他不要病家讲述之前请医生治病的情况和患者病因，经他切脉后，开了三剂药，经过七天服用，病人就能下地走动，后又经他施治，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
二癖：不吃大鱼大肉，只配软豆与白老
国铨先生他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对官宦之门、富豪之户、贫穷之家、流浪乞丐，一视同仁，而且从来不收穷人家疹费。
国铨先生出诊在外，无法赶回家时，不得已在病家用餐，那些富豪之家，为了博得医生欢喜，都是办一桌丰盛的菜肴，他却不吃，只要当家给他软豆（豌豆）配白老（糯米白酒）就行，若是穷人家请他，桌中添置几名好菜，还受他责备，也只是用符合他喜欢的软豆配白老，既省钱，又合他的心意，后来大家知道了，吃饭时都是以此招待他，于是他得了一个“好敬待先生”的美称。
三癖：出诊从来不坐轿
从前不论是穷富之家，出于礼节和尊敬，有请先生出诊都想用轿子抬。但国铨先生从来不坐，都是走路出诊。因此炼就了一身好骨头（身体健壮），不管是宁德县内或福安、霞浦等地病家抬轿来，他都是走路，始终如一，轿夫只好抬看空轿跟随于后。他看好病人回家，同样是走路。后来年龄大了，人老了，出诊回家时，病家不放心，就派一个或两个人跟随他，与他作伴而行。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不坐轿的怪癖，而出于礼节，请他出诊依然是空轿抬来空轿抬回。
濂坑民间药师“药丸四”
“药丸四”，宁德县濂坑村人，姓王，名文香，又名克乐，字如闻，号善斋。由于他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又炮制药丸，所以外人号称“药丸四”。
“药丸四”出生于清末的1901年，卒于1984年。他心地善良，生平仁爱待人，一生乐善好施。中年时家中稍有积蓄，但遇抗日战争，兵荒马乱，许多离家出走的难民（包括寺院僧侣）经过濂坑时，他均施以饭菜和盘缠，深得难民们的尊敬。
他炮制药丸——过力（中医称“乏力”）丸是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当时，一个他原施舍过的行乞僧再度来到他家中，其僧名作钦（宁德县云淡村林氏子），曾出家福州鼓山涌泉寺，因为时代动荡，寺中和尚也纷纷走出山门行乞为生。作钦师傅此时已经年迈，再到王文香家中时，心地善良的王文香诚心地接待他，并且留在家中养老。后来因僧年老卧病，王文香日夜守与在侧，僧人被其爱心所感动，临终时把一张保存一生的秘方送给他，这就是后来名扬四方的“药丸四”过力丸处方。据说，其药丸处方是莆田南少林寺遭清朝遣兵焚毁时逃出的和尚师傅带到福州鼓山涌泉寺而遗下的，治疗皮黄、浮肿等乏力病有特效。
王文香后来按方制成药丸，患者服用有奇效，同时他对特困病人舍以药丸不收钱。为了救治更多病人，他背着包装好的药丸徒步福安、霞浦、古田、罗源、连江等地为人治病，对特困病人照样不收钱，在外地过夜从来不住病人家或旅馆，都是住寺院中。
时古田、连江两地许多人下南洋打工，也带着“药丸四”过力丸，为预防打工病时服用，于是“药丸四”的过力丸渐渐地在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流行开来。民国时期台湾及东南亚各国许多人委托在大陆的亲戚朋友到他家中购买药丸，登门求药者也络绎不绝。
1958年至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得有浮肿病，只要服“药丸四”过力丸一个疗程（半个月）就会痊愈，因此救活了许多濒临死亡的病人。
至今，在王文香之子的传承下，尚有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和地区患者登门求售“药丸四”过力丸。
诗坛耆宿传奇人生——王克鸿生平追记
在福建省宁德市濂坑村王克鸿先生的祖宅厅堂正中悬挂着一幅先生九秩寿辰时，宁德市政协鹤鸣诗社的贺匾，上书四个金色大字“诗坛耆宿”。“耆宿”系指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高龄老人。最近笔者拜读了先生的诗集和大量的诗词作品和文章，走访了先生的亲属了解其平生事迹，确感贺匾的题词对先生是实至名归，受之无愧，而且先生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
王克鸿先生之所以能获得“诗坛耆宿”的殊荣，缘由甚多。
其一是笔耕不辍，作品丰硕。
自1949年不惑年华开始写诗至2001年93高龄，连续50余载，每年都有新作面世。2005年先生病逝后，其亲属编印发行了先生《盗天室吟草》诗稿，汇集了先生的诗作二百八十余首和词作多首、文章多篇及上百副对联。遗憾的是先生还著有《盗天室琐记》文集一册，于“文革”中焚毁无存。
其二是作品功底好，水平高。
先生大学文科毕业，文学文字功底深厚，写的诗词平仄押韵准确，引用典故恰当，诗情浓意境丰。不少好诗被《全球当代诗词选集》、《全国诗社作品选萃》、《当代宁德诗词选》选登。在最近出版发行的《蕉城鹤鸣诗社志》中有专页简介先生的生平，同时选录了先生的多首诗作。更有三首还被设在纽约的《纽约四海诗社》编入该社出版的《四海诗声》，发行世界各地。今摘录二首以飨读者。《秋光》：为爱秋光好，疏林衬晚霞。荻芦明远渚，鸥鹭点平沙。水碧非关月，山红不借花。一声云外笛，知有野外家。《南际公园谒陆放翁塑像》：文采风流一放翁，儒林千古仰高风。沈园题壁心如水，蜀道徵鞭志若虹。遍地烽烟诗卷裹，万家饥溺梦魂中。漫言词客皆平淡，遗像崔巍照碧空。
其三是诗作体裁多样，题材广泛。
先生创作的诗篇有绝句、律诗、折枝诗、打油诗、对联等，对联有门联、春联、寿联、挽联、墓联等。在写诗的同时还有多篇词作和文章。摘录两首词作以共赏。《调寄念奴娇——怀念学院诸同学》：淹迟花信去无踪，屈指春光几诉？惆怅年华如水逝，沦起离愁缕缕。乌石蒙泉，青燈黄卷，多少同窗侣，扬镳分道，何时联床重叙。《南乡子》：疏雨动新凉，丹桂花开满院香。明月团圞人寂寞，断肠。独自凭栏暗自伤。
先生的诗作或寄物示志，或览胜抒怀，或讴歌国之大事，或寄托个人情思，或赞今朝盛世，或叹昔日蹉跎，题材十分广泛，诗多苍劲高古，亦不乏清绮委婉，可谓“诗乃心声，诗为其人”。略举几首他不同时期的诗篇加以说明。1949年，闻讯解放军渡江，心情喜悦，写了七言绝句《闻解放军渡江》：八一金星照眼妍，旌旗指处士争先。千帆竞渡江南岸，早为吾民解倒悬。五十年代，连续的政治运动，亲属受罪，本人失业，情怀伤感，1954年写了《听雨》：卧听芭蕉滴雨声，声声如刺刺人心。谁怜江上郎当客，倚枕愁吟到夜深。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治清明，先生精神焕发，写了好多歌咏好时代和赞美劳动者的诗篇。《采茶》：缩雨初晴抹薄霞，红装挈伴影粉拿。熙攘不是踏青去，为到前山采绿茶。《迎回归》：红旗招展舞东风，港澳回归指顾中，我比放翁多快意，老能得见九州同。
其四是在诗词界的同仁多，名望大。
先生先后受聘担任首届“明星杯”全国文学大奖赛评委、全国楹联大奖赛评委、香港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名人认定委员会高级专家兼编审、宁德市政协鹤鸣诗社顾问等。同仁遍布八闽大地、闽东各县，不少都是各地诗坛书画界高手名家。先生八十寿辰，他们或题词或赋诗作画以示申祝。原福建师大副校长福建省诗词学会会长黄寿祺题词“体气高妙”，福建文史馆馆员、福州画院副院长沈觐寿题词“白水缔交周甲子，灵椿揽揆企期颐”，福建逸仙艺苑副理事长潘茂勋，宁德市政协委员、画家潘玉珂送国画《双桃》、《梅花》，福州、福清、长乐、闽清、福鼎、周宁、寿宁、蕉城等县（市、区）诗社和友人撰写诗文上百篇以示祝贺。
先生稀耄之年在坚持创作的同时还不吝赐教培育新人。尚能发现报刊和文史资料上的一些错误并勇于提出纠正。
二
王克鸿先生，1908年出生于宁德县金涵乡濂坑村，2005年病逝于家乡祖宅，享年九十七岁。其百年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出身望族，大学毕业。先生父亲主要经营水产品加工、销售，创下较大商业、家境殷实。父生四子鹤、鸣、鸿、凤。堪称财丁两旺，居村中一望族。先生居三，字宾秋，又字如禧，笔名江鸟，少时聪慧，岐嶷好学，父观其后能成良才，就送其到宁德莲峰学校读书，成绩优异，在弱冠年华送省城深造，就读福建学院法律系，1932年毕业。
中学教员，乡村民师。先生大学毕业，先是受聘省立霞浦中学国文教员，后受聘三都中学担任初中部和高中部国文教员，直到三都解放。由于先生大学文科毕业，国文功底好，教学普受学生青睐，弟子多成良才。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解放后的“土改”、“镇反”、“反右”等运动，家人受牵连，本人又曾任民国霞浦县民政科长、沙洽区长、宁德县参议员等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因此不能继续在中学任教而失业。先生育有三男二女，为维持家庭生计，虽还壮年，但毕竟是一介书生，不会拿七尺锄头，只会握几寸笔杆，不会上田头，只能上三尺讲台，因此不能当“公办”教师，只好当“民办”，不能教中学只好教小学，不能在城里，只好去乡下，先后到偏僻的漳湾镇雷东半山村和城南贵歧村当民师混口饭吃，微簿的收入不够开支，又只好变卖原来家存的一些首饰、衣物，聊以补贴家用。还将一子二女送给他人抚养。不过，生活窘迫的他，此时仍未停下诗笔，1953年、1955年就写了《雷东半山即事》和《贵歧客中》等诗。留下“连年橐笔走天涯，一席能安便是床，闲向阶前观斗蚁，闷来树下数归鸦”，“一领青氈二十年，山陬海角意悁悁，平生不作穷途哭，客馆秋风只自怜”的诗句，映照了当时的底层生活和惆怅心情。颇有意思的是，这位大学生民师针对当时一些民师文化程度过低的现象，还以《民师》为题写了一首打油诗：“人之患在好为师，略识之无便自吹，三行两个错别字，还说简化你不知。”
法律系毕业生，街头鬻字谋生。先生当了几年乡村民师，因收入太低，难度生计，只好移居城关谋生，先后做过排摊小贩、纸品厂杂工、绣花厂会计、苗圃拔草工等，六旬之后就在小东门租间小木屋，摆张小桌子，替人代笔写字，收取笔墨小费，维艰度日。
两次新郎，钻石婚姻。先生曾当过两次新郎，初婚是以父母之命娶七都村马氏，生有一子，因不满旧社会包办婚姻，大学毕业就与马氏离异，再与城关晚清进士刘廷珍孙女刘翠瑶（又名韵秋）结婚，生二男二女。先生2005年九十七岁离世，刘氏亦为高寿，2012年2月九十四高龄逝世，两人婚龄达七十载，可谓钻石姻缘。
历经三朝，两袖清风。先生生于清光绪年间，民国时期任过县政府科长、区长，尚能体恤民情，少有民愤。解放后，虽被列为“四类”，但没有受到管制，还能自由从事低微职业，养家糊口。心态较为平和，身体颇为健康，只是九旬之时不慎一次跌倒，体质急降，九十七岁才病殁于乡，族亲和友人上百相送墓园。先生临终前将屉匙交韵秋夫人，当儿孙之众揭开抽屉，唯有一火柴盒，盒空无物。所以后人赞颂先生“明时盛世，心畅无恙，只为果腹，两袖清风”。
在福建省宁德市濂坑村王克鸿先生的祖宅厅堂正中悬挂着一幅先生九秩寿辰时，宁德市政协鹤鸣诗社的贺匾，上书四个金色大字“诗坛耆宿”。“耆宿”系指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高龄老人。最近笔者拜读了先生的诗集和大量的诗词作品和文章，走访了先生的亲属了解其平生事迹，确感贺匾的题词对先生是实至名归，受之无愧，而且先生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
王克鸿先生之所以能获得“诗坛耆宿”的殊荣，缘由甚多。
其一是笔耕不辍，作品丰硕。
自1949年不惑年华开始写诗至2001年93高龄，连续50余载，每年都有新作面世。2005年先生病逝后，其亲属编印发行了先生《盗天室吟草》诗稿，汇集了先生的诗作二百八十余首和词作多首、文章多篇及上百副对联。遗憾的是先生还著有《盗天室琐记》文集一册，于“文革”中焚毁无存。
其二是作品功底好，水平高。
先生大学文科毕业，文学文字功底深厚，写的诗词平仄押韵准确，引用典故恰当，诗情浓意境丰。不少好诗被《全球当代诗词选集》、《全国诗社作品选萃》、《当代宁德诗词选》选登。在最近出版发行的《蕉城鹤鸣诗社志》中有专页简介先生的生平，同时选录了先生的多首诗作。更有三首还被设在纽约的《纽约四海诗社》编入该社出版的《四海诗声》，发行世界各地。今摘录二首以飨读者。《秋光》：为爱秋光好，疏林衬晚霞。荻芦明远渚，鸥鹭点平沙。水碧非关月，山红不借花。一声云外笛，知有野外家。《南际公园谒陆放翁塑像》：文采风流一放翁，儒林千古仰高风。沈园题壁心如水，蜀道徵鞭志若虹。遍地烽烟诗卷裹，万家饥溺梦魂中。漫言词客皆平淡，遗像崔巍照碧空。
其三是诗作体裁多样，题材广泛。
先生创作的诗篇有绝句、律诗、折枝诗、打油诗、对联等，对联有门联、春联、寿联、挽联、墓联等。在写诗的同时还有多篇词作和文章。摘录两首词作以共赏。《调寄念奴娇——怀念学院诸同学》：淹迟花信去无踪，屈指春光几诉？惆怅年华如水逝，沦起离愁缕缕。乌石蒙泉，青燈黄卷，多少同窗侣，扬镳分道，何时联床重叙。《南乡子》：疏雨动新凉，丹桂花开满院香。明月团圞人寂寞，断肠。独自凭栏暗自伤。
先生的诗作或寄物示志，或览胜抒怀，或讴歌国之大事，或寄托个人情思，或赞今朝盛世，或叹昔日蹉跎，题材十分广泛，诗多苍劲高古，亦不乏清绮委婉，可谓“诗乃心声，诗为其人”。略举几首他不同时期的诗篇加以说明。1949年，闻讯解放军渡江，心情喜悦，写了七言绝句《闻解放军渡江》：八一金星照眼妍，旌旗指处士争先。千帆竞渡江南岸，早为吾民解倒悬。五十年代，连续的政治运动，亲属受罪，本人失业，情怀伤感，1954年写了《听雨》：卧听芭蕉滴雨声，声声如刺刺人心。谁怜江上郎当客，倚枕愁吟到夜深。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治清明，先生精神焕发，写了好多歌咏好时代和赞美劳动者的诗篇。《采茶》：缩雨初晴抹薄霞，红装挈伴影粉拿。熙攘不是踏青去，为到前山采绿茶。《迎回归》：红旗招展舞东风，港澳回归指顾中，我比放翁多快意，老能得见九州同。
其四是在诗词界的同仁多，名望大。
先生先后受聘担任首届“明星杯”全国文学大奖赛评委、全国楹联大奖赛评委、香港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名人认定委员会高级专家兼编审、宁德市政协鹤鸣诗社顾问等。同仁遍布八闽大地、闽东各县，不少都是各地诗坛书画界高手名家。先生八十寿辰，他们或题词或赋诗作画以示申祝。原福建师大副校长福建省诗词学会会长黄寿祺题词“体气高妙”，福建文史馆馆员、福州画院副院长沈觐寿题词“白水缔交周甲子，灵椿揽揆企期颐”，福建逸仙艺苑副理事长潘茂勋，宁德市政协委员、画家潘玉珂送国画《双桃》、《梅花》，福州、福清、长乐、闽清、福鼎、周宁、寿宁、蕉城等县（市、区）诗社和友人撰写诗文上百篇以示祝贺。
先生稀耄之年在坚持创作的同时还不吝赐教培育新人。尚能发现报刊和文史资料上的一些错误并勇于提出纠正。
二
王克鸿先生，1908年出生于宁德县金涵乡濂坑村，2005年病逝于家乡祖宅，享年九十七岁。其百年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出身望族，大学毕业。先生父亲主要经营水产品加工、销售，创下较大商业、家境殷实。父生四子鹤、鸣、鸿、凤。堪称财丁两旺，居村中一望族。先生居三，字宾秋，又字如禧，笔名江鸟，少时聪慧，岐嶷好学，父观其后能成良才，就送其到宁德莲峰学校读书，成绩优异，在弱冠年华送省城深造，就读福建学院法律系，1932年毕业。
中学教员，乡村民师。先生大学毕业，先是受聘省立霞浦中学国文教员，后受聘三都中学担任初中部和高中部国文教员，直到三都解放。由于先生大学文科毕业，国文功底好，教学普受学生青睐，弟子多成良才。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解放后的“土改”、“镇反”、“反右”等运动，家人受牵连，本人又曾任民国霞浦县民政科长、沙洽区长、宁德县参议员等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因此不能继续在中学任教而失业。先生育有三男二女，为维持家庭生计，虽还壮年，但毕竟是一介书生，不会拿七尺锄头，只会握几寸笔杆，不会上田头，只能上三尺讲台，因此不能当“公办”教师，只好当“民办”，不能教中学只好教小学，不能在城里，只好去乡下，先后到偏僻的漳湾镇雷东半山村和城南贵歧村当民师混口饭吃，微簿的收入不够开支，又只好变卖原来家存的一些首饰、衣物，聊以补贴家用。还将一子二女送给他人抚养。不过，生活窘迫的他，此时仍未停下诗笔，1953年、1955年就写了《雷东半山即事》和《贵歧客中》等诗。留下“连年橐笔走天涯，一席能安便是床，闲向阶前观斗蚁，闷来树下数归鸦”，“一领青氈二十年，山陬海角意悁悁，平生不作穷途哭，客馆秋风只自怜”的诗句，映照了当时的底层生活和惆怅心情。颇有意思的是，这位大学生民师针对当时一些民师文化程度过低的现象，还以《民师》为题写了一首打油诗：“人之患在好为师，略识之无便自吹，三行两个错别字，还说简化你不知。”
法律系毕业生，街头鬻字谋生。先生当了几年乡村民师，因收入太低，难度生计，只好移居城关谋生，先后做过排摊小贩、纸品厂杂工、绣花厂会计、苗圃拔草工等，六旬之后就在小东门租间小木屋，摆张小桌子，替人代笔写字，收取笔墨小费，维艰度日。
两次新郎，钻石婚姻。先生曾当过两次新郎，初婚是以父母之命娶七都村马氏，生有一子，因不满旧社会包办婚姻，大学毕业就与马氏离异，再与城关晚清进士刘廷珍孙女刘翠瑶（又名韵秋）结婚，生二男二女。先生2005年九十七岁离世，刘氏亦为高寿，2012年2月九十四高龄逝世，两人婚龄达七十载，可谓钻石姻缘。
历经三朝，两袖清风。先生生于清光绪年间，民国时期任过县政府科长、区长，尚能体恤民情，少有民愤。解放后，虽被列为“四类”，但没有受到管制，还能自由从事低微职业，养家糊口。心态较为平和，身体颇为健康，只是九旬之时不慎一次跌倒，体质急降，九十七岁才病殁于乡，族亲和友人上百相送墓园。先生临终前将屉匙交韵秋夫人，当儿孙之众揭开抽屉，唯有一火柴盒，盒空无物。所以后人赞颂先生“明时盛世，心畅无恙，只为果腹，两袖清风”。
在福建省宁德市濂坑村王克鸿先生的祖宅厅堂正中悬挂着一幅先生九秩寿辰时，宁德市政协鹤鸣诗社的贺匾，上书四个金色大字“诗坛耆宿”。“耆宿”系指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高龄老人。最近笔者拜读了先生的诗集和大量的诗词作品和文章，走访了先生的亲属了解其平生事迹，确感贺匾的题词对先生是实至名归，受之无愧，而且先生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
王克鸿先生之所以能获得“诗坛耆宿”的殊荣，缘由甚多。
其一是笔耕不辍，作品丰硕。
自1949年不惑年华开始写诗至2001年93高龄，连续50余载，每年都有新作面世。2005年先生病逝后，其亲属编印发行了先生《盗天室吟草》诗稿，汇集了先生的诗作二百八十余首和词作多首、文章多篇及上百副对联。遗憾的是先生还著有《盗天室琐记》文集一册，于“文革”中焚毁无存。
其二是作品功底好，水平高。
先生大学文科毕业，文学文字功底深厚，写的诗词平仄押韵准确，引用典故恰当，诗情浓意境丰。不少好诗被《全球当代诗词选集》、《全国诗社作品选萃》、《当代宁德诗词选》选登。在最近出版发行的《蕉城鹤鸣诗社志》中有专页简介先生的生平，同时选录了先生的多首诗作。更有三首还被设在纽约的《纽约四海诗社》编入该社出版的《四海诗声》，发行世界各地。今摘录二首以飨读者。《秋光》：为爱秋光好，疏林衬晚霞。荻芦明远渚，鸥鹭点平沙。水碧非关月，山红不借花。一声云外笛，知有野外家。《南际公园谒陆放翁塑像》：文采风流一放翁，儒林千古仰高风。沈园题壁心如水，蜀道徵鞭志若虹。遍地烽烟诗卷裹，万家饥溺梦魂中。漫言词客皆平淡，遗像崔巍照碧空。
其三是诗作体裁多样，题材广泛。
先生创作的诗篇有绝句、律诗、折枝诗、打油诗、对联等，对联有门联、春联、寿联、挽联、墓联等。在写诗的同时还有多篇词作和文章。摘录两首词作以共赏。《调寄念奴娇——怀念学院诸同学》：淹迟花信去无踪，屈指春光几诉？惆怅年华如水逝，沦起离愁缕缕。乌石蒙泉，青燈黄卷，多少同窗侣，扬镳分道，何时联床重叙。《南乡子》：疏雨动新凉，丹桂花开满院香。明月团圞人寂寞，断肠。独自凭栏暗自伤。
先生的诗作或寄物示志，或览胜抒怀，或讴歌国之大事，或寄托个人情思，或赞今朝盛世，或叹昔日蹉跎，题材十分广泛，诗多苍劲高古，亦不乏清绮委婉，可谓“诗乃心声，诗为其人”。略举几首他不同时期的诗篇加以说明。1949年，闻讯解放军渡江，心情喜悦，写了七言绝句《闻解放军渡江》：八一金星照眼妍，旌旗指处士争先。千帆竞渡江南岸，早为吾民解倒悬。五十年代，连续的政治运动，亲属受罪，本人失业，情怀伤感，1954年写了《听雨》：卧听芭蕉滴雨声，声声如刺刺人心。谁怜江上郎当客，倚枕愁吟到夜深。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治清明，先生精神焕发，写了好多歌咏好时代和赞美劳动者的诗篇。《采茶》：缩雨初晴抹薄霞，红装挈伴影粉拿。熙攘不是踏青去，为到前山采绿茶。《迎回归》：红旗招展舞东风，港澳回归指顾中，我比放翁多快意，老能得见九州同。
其四是在诗词界的同仁多，名望大。
先生先后受聘担任首届“明星杯”全国文学大奖赛评委、全国楹联大奖赛评委、香港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名人认定委员会高级专家兼编审、宁德市政协鹤鸣诗社顾问等。同仁遍布八闽大地、闽东各县，不少都是各地诗坛书画界高手名家。先生八十寿辰，他们或题词或赋诗作画以示申祝。原福建师大副校长福建省诗词学会会长黄寿祺题词“体气高妙”，福建文史馆馆员、福州画院副院长沈觐寿题词“白水缔交周甲子，灵椿揽揆企期颐”，福建逸仙艺苑副理事长潘茂勋，宁德市政协委员、画家潘玉珂送国画《双桃》、《梅花》，福州、福清、长乐、闽清、福鼎、周宁、寿宁、蕉城等县（市、区）诗社和友人撰写诗文上百篇以示祝贺。
先生稀耄之年在坚持创作的同时还不吝赐教培育新人。尚能发现报刊和文史资料上的一些错误并勇于提出纠正。
二
王克鸿先生，1908年出生于宁德县金涵乡濂坑村，2005年病逝于家乡祖宅，享年九十七岁。其百年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出身望族，大学毕业。先生父亲主要经营水产品加工、销售，创下较大商业、家境殷实。父生四子鹤、鸣、鸿、凤。堪称财丁两旺，居村中一望族。先生居三，字宾秋，又字如禧，笔名江鸟，少时聪慧，岐嶷好学，父观其后能成良才，就送其到宁德莲峰学校读书，成绩优异，在弱冠年华送省城深造，就读福建学院法律系，1932年毕业。
中学教员，乡村民师。先生大学毕业，先是受聘省立霞浦中学国文教员，后受聘三都中学担任初中部和高中部国文教员，直到三都解放。由于先生大学文科毕业，国文功底好，教学普受学生青睐，弟子多成良才。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解放后的“土改”、“镇反”、“反右”等运动，家人受牵连，本人又曾任民国霞浦县民政科长、沙洽区长、宁德县参议员等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因此不能继续在中学任教而失业。先生育有三男二女，为维持家庭生计，虽还壮年，但毕竟是一介书生，不会拿七尺锄头，只会握几寸笔杆，不会上田头，只能上三尺讲台，因此不能当“公办”教师，只好当“民办”，不能教中学只好教小学，不能在城里，只好去乡下，先后到偏僻的漳湾镇雷东半山村和城南贵歧村当民师混口饭吃，微簿的收入不够开支，又只好变卖原来家存的一些首饰、衣物，聊以补贴家用。还将一子二女送给他人抚养。不过，生活窘迫的他，此时仍未停下诗笔，1953年、1955年就写了《雷东半山即事》和《贵歧客中》等诗。留下“连年橐笔走天涯，一席能安便是床，闲向阶前观斗蚁，闷来树下数归鸦”，“一领青氈二十年，山陬海角意悁悁，平生不作穷途哭，客馆秋风只自怜”的诗句，映照了当时的底层生活和惆怅心情。颇有意思的是，这位大学生民师针对当时一些民师文化程度过低的现象，还以《民师》为题写了一首打油诗：“人之患在好为师，略识之无便自吹，三行两个错别字，还说简化你不知。”
法律系毕业生，街头鬻字谋生。先生当了几年乡村民师，因收入太低，难度生计，只好移居城关谋生，先后做过排摊小贩、纸品厂杂工、绣花厂会计、苗圃拔草工等，六旬之后就在小东门租间小木屋，摆张小桌子，替人代笔写字，收取笔墨小费，维艰度日。
两次新郎，钻石婚姻。先生曾当过两次新郎，初婚是以父母之命娶七都村马氏，生有一子，因不满旧社会包办婚姻，大学毕业就与马氏离异，再与城关晚清进士刘廷珍孙女刘翠瑶（又名韵秋）结婚，生二男二女。先生2005年九十七岁离世，刘氏亦为高寿，2012年2月九十四高龄逝世，两人婚龄达七十载，可谓钻石姻缘。
历经三朝，两袖清风。先生生于清光绪年间，民国时期任过县政府科长、区长，尚能体恤民情，少有民愤。解放后，虽被列为“四类”，但没有受到管制，还能自由从事低微职业，养家糊口。心态较为平和，身体颇为健康，只是九旬之时不慎一次跌倒，体质急降，九十七岁才病殁于乡，族亲和友人上百相送墓园。先生临终前将屉匙交韵秋夫人，当儿孙之众揭开抽屉，唯有一火柴盒，盒空无物。所以后人赞颂先生“明时盛世，心畅无恙，只为果腹，两袖清风”。
北宋前期著名理财家林特的事行和乡籍
—、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
宁德（县）漳湾南埕村林氏家族旧有“放鸭娘娘”的传说，称当地人林植德的女儿林氏是宋朝皇帝的妃子。清代乾隆年间知县卢建其主持修《宁德县志》，曾派人到南埕调查，林植德碑、墓犹存。但因无法判断这个“林植德”是否即宋神宗赵顼妃子林贞的父亲林洙，没有给予认定，却在该志书卷二《建置志·宅墓》的篇末作了一个特别的说明：“五都港尾旧有古墓，故老相传为南埕林氏帝妃之冢，妃父字植德，母吴氏，家庙有遗像焉。迄今谱牒既屡经兵燹，而碑碣亦无复存焉者，盖邑乘失传久矣。考宋神宗时有贤妃林氏，系闽人，父名洙，然史不载其字，姑阙疑以俟博识。”按照现在南埕林姓人家的说法，他们这一支最早是由林揆的儿子林延安（名保，字延安）在北宋初（989）迁居南埕村的，成为当地林姓始祖；这个林延安便是林特的父亲；林特有两个儿子林潍和林洙，林洙即字植德。这个传说或许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但它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真实史影，则尚待推敲。
林特是北宋中央朝廷赫赫有名的大臣。对林特，旧版《顺昌县志》、《宁德县志》均未予立传。但康熙本、光绪本《顺昌县志》的“秩官志·名宦”皆有林揆（他是该县初设的第一任县令）。乾隆本《宁德县志》的“建置志·宅墓”中留下其家世情况的一点线索，它与民间口述史料有很大关系。南埕林氏后裔还说从林揆到林洙，四代人死后都归葬漳湾南埕。但《八闽通志》卷79“丘墓”载，顺昌“林司空墓在县东旧正识院侧，有石麒麟”。此“司空”即指林揆。四代归葬云云，恐怕是张冠李戴了。又据新近发现《宋故骁卫林公（倩）墓志铭》拓片，所载涉及林特家世。墓志全文一千五百字，称林倩“其先南剑州顺阳人，仕宦迁徙，今家于河南”；其“大王父讳揆”，“王父讳保图”，“父讳慎密”，“从父特事真宗朝”。那么，林揆的子孙辈是认南剑州顺阳（顺昌）为籍的。
二、两种新编方志中的林特传
林特是北宋前期著名的理财家，《宋史》卷二八三在“王钦若传”下附立其传，新编《顺昌县志》和《宁德市志》都据以改写新传。新传做了不少值得肯定的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以下先分别引介，再提出笔者的“简传”。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顺昌县志》卷32“人物传”载：
林特，字士奇，生于南唐应历年间（公元约951～957）。其祖父林揆系后唐长兴四年（933）首任顺昌县令，故定居顺昌。
林特小时聪明好学，十岁著文进谒南唐主李璟，李璟极为赞赏，“命作赋，有顷而成”（《宋史·卷二十七林特传》）。被授为兰台校书郎（管校勘书籍）。北宋开宝八年（975），南唐灭亡，林特降宋，先后任长葛（今河南省长葛县）县尉、遂州（今四川省遂宁县）录事参军、陇州（今陕西省陇县）通判、大理寺丞等职。端拱元年（988），宰相吕蒙正推荐林特为三司户部勾院通判。淳化三年（992），为永兴（今陕西省西安）军通判。咸平年间，度支使梁鼎“制置陕西青白盐，前后上议异同”（《宋史·卷二十七林特传》）宋真宗派林特等前往考察利弊。林特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制置青白盐，不利朝廷与百姓，上书请恢复旧盐商贩。此议正合真宗意，升林特为礼部员外郎、户部副使、盐铁副使。
景德元年（1004），真宗北征，令林特为同知留司三司公事，司封员外郎。景德三年（1006）真宗谒陵，令林特为行在三司副使，参与制定新茶法，使朝廷每年能增加茶税收入，被提升为礼部郎中。由于他办事精干，理财有方，“据案终日不倦，真宗数访以朝廷大事”（《宋史·卷二十七林特传》），授命编撰《会计录》。
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封禅泰山，第三年祭祀汾阴，林特均任行在三司副使。七年，为行在三司使。天禧四年（1020）升任工部尚书兼太子宾客。乾兴元年（1022），仁宗即位，调林特为刑部尚书、翰林侍读学士。同年底，因其好友丁谓（官居宰相），勾结宦官雷元恭，遭贬职为崖州司户参军，林特亦被贬任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县）知州，后调回任户部尚书。不久病逝，追赠尚书左仆射。
林特“天性邪险，善附会”，与朝官丁谓、王钦若、陈彭年、刘承硅等，被时人号称“五鬼”。他的主要著作有《会计录》三十卷、《东封西祀朝谒太清宫庆赐总侧》三十六卷（732字）。
传文七百多字，大抵撮译《宋史》本传而成，加注了公元纪年和今日地名，并尝试推断林特生年的范围。主要的不足是官称罗列多，生平事迹少，人物具体功过不明。另外，三处标示《宋史》卷数皆误（原文为脚注）。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南平地区志》卷49采录其文，删减百余字，称林特“约生于后周广顺元年（951）”，无实质性改动。
中华书局1995年版《宁德市志》卷32“人物传”载：
林特（生卒年月不详），字士奇，号余波，漳湾南埕人。
其祖林揆，于唐末出任永顺场长。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升永顺场为顺昌县，林揆为顺昌首任知县。其父延安于宋端拱二年（989年）赠朝奉大夫、徽州郡守，是年定居南埕，归籍宁德，为南埕林氏肇基始祖。
……
咸平中（998～1003年），度支使梁鼎制置陕西青白盐，言陕西沿边解盐，请勿通商，官自鬻之。同制置陕西青白盐事杜承睿则言，禁青盐后，边民必冒法图利，私贩青盐，助寇资而结民怨。前后上议异同，真宗未能决断，于是命盐铁勾院判林特与永兴知军张泳详议此事。特、泳议后，“以为公私非便，请复旧商”，真宗纳其议，诏责鼎，罢度支使。
景德二年（1005年），真宗命盐铁副使林特、崇仪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旧制评定而召茶商论议，别为新法。茶法新制裁定后，为国库增加了许多收入。景德元年，施行旧茶法，课税得569贯；二年施行新法，课税得461万贯；三年得208万贯。林特说：“所增盖官本少而利乃实课也。”四年秋，林特等皆迁官，真宗仍诏三司行新茶法，“不得辄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林特和李溥等编成《茶法条贯并课利总数二十三策》上呈真宗。自新茶法推行后，国家财政年增课税百余万贯。
……
林特精于理财，忠于职守，真宗曾多次访林特并与之商议国策大计。特兢兢业业于吏职，据案终日不倦，积劳成疾。虽体质羸弱，然未曾一日告假。及得疾，才五日而卒。赠尚书左仆射，太后遣中使祀奠。
特子二，潍、洙。潍亦有吏能，历官至三司盐铁副使；洙官至司农卿、知寿州。
特之孙女林贞，为神宗皇妃。贞人品端庄，有凤毛麟角之姿，幼选入宫，既长得幸。生燕王俣、越王偲、邢国公主。死后诏用一品礼葬，赠贤妃。现漳湾港尾南崎山留有古墓，故老相传为南埕林氏帝妃父母（林洙、吴氏）之冢。南埕林氏宗祠门竖帝封联：“宋北贤妃光梓里，闽南国母耀邻封，横披“九牧芳香”。村前旧大路有榕树两棵，钦旨立碑：文官下轿，武将下马。故称“官落下”（1135字）。
原文一千一百多字，除了引述《宋史》本传，还使用旧志、谱牒、民间调查材料，补写其父林延安迁居宁德，其女林贞为神宗皇妃，断定林特为漳湾南埕村人，号余波。主要问题是传主行迹录好不录坏；对资料辨析不精；对旧史记事缺乏必要的解释。盐法、茶法改革是林特的两大建树。市志林特传述其处理盐事纷争的背景，说：“咸平中（998一1003）度支使梁鼎制置陕西青白盐，言陕西沿边解盐，请勿通商，官自鬻之；同制置陕西青白盐事杜承睿则言禁青盐后，边民必冒法图利，私贩青盐，助寇资而结民怨，前后上议异同，真宗不能决断。”这里虽是简单抄撮史书，却混淆了解盐和青白盐。实际上，陕西沿边处在北宋与西夏交界地带，两方互有食盐交易，解州盐池在今山西运城地区，当时也属北宋永兴军路管辖；青白盐池在今宁夏盐池县，当时在西夏境内，有乌、白二池（湖）。作者没有真正读懂史料，传文便表达得缠夹不清了。该传文又述林特茶法改革之效果，说“景德元年施行旧茶法，课税得596万贯（原文漏“万”字），二年施行新法，课税得461万贯，三年得208万贯”，这些数据采自《宋史·食货志下》，与《群书考索后集》引林特《茶法条贯·序》、《宋会要辑稿·食货类》、《续资治通鉴长编》诸书的数字互有同异，重要的是这些课额数都无疑包含了虚估，而虚估的比例各年不同，单纯罗列这些数字毫无意义，甚至可能让人误会新法实行后政府收入反而逐年降低了。另外，林延安官称有误，严重影响“林特是漳湾南埕人”的说服力。
三、笔者试拟的林特简传
林特（约955—约1024），字士奇，顺昌人（一说宁德漳湾人，目前证据不足）。曾祖林嵩，霞浦人，唐末进士，闽东著名诗人。祖父林揆，五代时为顺昌首任县令，移家闽北，清康熙版、光绪版《顺昌县志》卷四都仍说他为长溪人。
林特从小聪明好学，十岁就能写出好文章，在南唐治下，当过兰台校书郎。南唐降宋后，在宋太祖一朝，林特相继在长葛（今属河南许昌市）、遂州（今河北徐水县）、陇州（今陕西陇县一带）等地担任地方官，颇有一些政绩。到太宗朝，林特为京兆府（长安地区）通判。至道二年（996）在攻打西夏李继迁的战争中，负责筹措军需，提早送达，得到宰相吕蒙正的赏识，推荐为三司使户部勾院判官。在北宋英宗朝以前百年间，三司统管国家财政乃至全国经济事务，号称计省，长官三司使号称计相。其副职分设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副使。户部勾院是户部的主要办事机构，主官称判官，主管审查各地向三司申报的属于户部方面钱粮出纳的帐册簿籍，复核有无差误，防止财赋进出上的漏洞。真宗咸平四、五年间（1001—1002），陕西度支使梁鼎建议不再允许商人参与售盐，对食盐实行完全官卖，引起诸多不便。林特受命乘朝廷专车入陕，会同当地（永兴军路）长官张詠商讨处理办法，恢复由盐商协助营销的旧制。林特回朝，升任三司户部副使，参加内朝议事，开了三司副使入内朝议政的先例。景德元年（1004），林特改任盐铁副使，对陕西军备粮草的入中办法作了一些改革。所谓入中，是北宋为沿边储备军用粮草和京师改善财政而长期实行的一种制度。商人将粮草和现钱有偿交纳到沿边政府或中央朝廷（入中），由政府根据入纳地远近等因素折算高出原价的幅度，发给钞引（即有价凭证，一般以盐、茶等物支付）到京师或其他地方兑付（称为折中）。“入中”与“折中”，实即一种特殊的易地兑付的期权交易。此中以溢价率的掌握最为困难，高了则政府茶、盐利润大量流失，低了则商人“入中”积极性严重受挫，但当时总的倾向是溢价率过高（常年二至四倍，战时可达十倍，极边地区甚而高至二十倍）。林特下令入中以现钱银锭为主，“入中粮草”按实价计算，发给盐引，并制定了《陕西州军入中钱文则例》，把支付各地“入中”钱物的盐价折算限制在一定的幅度之内。林特的盐法执行后也有弊病，但它毕竟为北宋实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解盐改革——范祥钞盐法的基本精神提供了最初的蓝本（山西解州盐池位于晋南盆地，是世界第三大硫酸钠型内陆湖泊，自古为我国北方最重要的产盐区）。
真宗时期对夏、对辽战争耗资巨大，沿边“折中”对茶叶的需求也急剧增长，政府以高额虚估价来招诱商人，虚实价之比达5：1至10：1，同时也造成茶引过剩，商人不能兑取当年的现茶。景德二年（1005），林特主持茶法改革。其主要内容，一是限制溢价数额。规定“入中”以实价计算，京师“入中”钱物实值50千的，给100千实茶；河北缘边给110千实茶，次边给105千；河东、陕西缘边、次边则给115千至106千实茶。这样，就把“入中”钱物的溢价率限制在100%—120%。二是以“时价”收购旧茶引。所谓时价，即当时已大大贬值的市价，初时100千钞引，官价19千，后一再下降至八九千以下。三是朝廷派提点官加强场务管理，根据管理实绩给予赏罚。四是茶税统一交到京师。五是对商人持茶引前往交易所“算茶”设立期限，逾期者每十分另外再交纳二分缗钱，称为“贴纳”。至大中祥符二年（1009），李特等人将改革的做法和成效编为《茶法条贯》。林特的茶法改革，只限于茶叶销售环节上的交易，旧有的整个茶叶产销管理体制并未发生根本上的变化；只是降低了茶叶的虚估溢价，并没有真正解决虚估问题。但它作为北宋朝廷针对茶叶虚估之弊而进行的第一次改革，毕竟将沿边“入中”的虚估情况从7：1左右降到2：1左右，大大减少了政府在茶叶利润方面的损失，又通过贴纳、收购旧引等措施，侵夺商人利益，使政府茶叶税利在一定时期中显著上升，从而扭转了三司使主官丁谓所说的“边籴才得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的严峻局面。据专家估算，实行林特茶法一年后，景德三年政府实际茶课收入就已经超过政府所立定额（此额沿用于咸平元年至嘉祐三年即公元998—1058），在年成最好的大中祥符七年（1014），茶课实际收入达到390万贯。此后，屡有大臣批评林特茶法产生的新流弊，朝廷也做过一些小调整，但基本格局不变。直到仁宗嘉祐四年（1059），朝廷废除榷货务山场制，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官府收取茶租和茶税。这样虚估问题是彻底解决了，但放弃了专卖政策，政府的茶利并未增加多少。徽宗朝蔡京实行合同场法，政府通过控制茶引印卖，实行间接专卖，茶课收入才又有了很大增长。
由于林特的茶盐法改革成效显著，表现出很强的理财能力，所以深得宋真宗的信任和重用。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侵宋，真宗率百官亲临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前线，以林特留都主持三司公事。澶渊之盟签订后，真宗君臣为了粉饰太平，假造天降祥瑞，花费巨资大搞封禅活动，都把林特带在身边，以行在三司副使、权三司使、真拜三司使等职运筹财政大计，撰有《会计录》30卷。林特才佳而人品不佳，史书上说他“天性邪险”，善于揣摩迎合君主的心意，攀附权贵，宅心不仁厚，许多朝官担心受他攻讦中伤。他与品性相类的大臣王钦若、丁谓、彭龟年和宦官刘承珪结为一帮，权倾朝野，被时人指称为“五鬼”。“五鬼”道德伦理虽有严重缺陷，但都忠于赵宋，勤于吏职。史称林特“喜吏职，据案终日不倦”，身体羸弱，却“未尝一日谒告（请假），及得疾，才五日而卒”。“五鬼”文化素养高，而且各有专长，特别是在财政管理、工程技术方面，无人能出其右。他们适应了北宋偃武修文、重用技术官僚的政治体制转型需要，适应了宋真宗时国库耗费过半、理财矛盾凸显的特定形势要求，“奸邪”的“五鬼”遂成为真宗一朝最活跃、最能影响大局发展的一股政治势力。
1022年仁宗继位时，“五鬼”中的刘承珪、陈彭年已经亡故，其他人也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林特曾受丁谓被贬官的牵累，而外放到许州（今河南许昌）当地方官。回朝后，升为尚书省长官（尚书都省判官）和吏部长官（勾当三班院）。史书没有记载他在仁宗朝有什么特别业绩留下来。
南宋时宁德县二都梅花村（又称梅溪村今飞鸾镇梅田村）有户林姓人家，兄弟三人出类拔萃，在历史舞台上各有作为，名标青史，传诵至今，人们倾慕之余，赞叹它是南宋宁德第一家。
梅花村在白马山北麓，梅溪岸边，王、郑、周、林、廖五姓分别沿海偎山逶迤聚族而居。宋季，林家一户五兄弟，其中：兄长仲麟，字景仲，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202）太学考试中，夺得第一名，光宗嘉定七年（1214）甲戌科文举特奏名进士，官终广东都府参军。大弟仲虎，字景瞻，号定窗，宁宗嘉泰二年（1202）壬戌科武状元，历官广州观察使等，终安庆知府。三弟仲彪，字仲腾，理宗赵昀端平二年（1235）乙未科文举特奏名进士，官提举洞霄宫。兄弟科第联辉，在宁德县科举史上并非罕事，就在同一年代，即理宗宝庆二年（1226），一都的希伟、希龚、希谌三兄弟，以文举正奏名登同科同榜进士，光宗耀祖，显赫一时，但都宦绩平平，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其它值得称道的印记。而林家兄弟各有建树，令人千年乐道。
林仲麟，是宋史上著名的“庆元六君子”之一。《宋史》评价他：“久居太学，忠鲠有闻，咸以不遇而死。”寥寥数字，概括了他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的品质与作为。
宋王朝南迁传至宁宗赵扩时，朝野中对金国主战或妥协，对理学推行或禁止等等的矛盾错综复杂，斗争日趋白热化，这场风暴的中心点在枢密使、右相赵汝愚和枢密院都承旨韩侂胄。其时，朱熹为宁宗侍讲，他与吏部侍郎彭龟年一同弹劾韩侂胄，并在进讲时说宁宗被左右的人（指韩侂胄）窃取权柄。一一九四年闰十月，宁宗下诏免去朱熹的侍讲之职，赵汝愚和彭龟年等上书竭力保朱，彭龟年因之被贬官出朝。次年二月，右正言李沐上言：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书上，赵汝愚被罢相出朝。一时风云变色，人人自危。林仲麟同林宏中、张衜、周端朝、蒋傅、徐范等六名太学生不以身份低微，愤然毅然伏阙上书，为范汝愚打抱不平，曰：“近者，谏官李沐论罢赵汝愚，陛下独不念去岁之事乎？人情惊疑，变在朝夕。是时，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议，虽百李沐罔知攸济。当国家多难，汝愚位枢府、持兵柄，指挥操纵，何向不可！不以此时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异志乎？章颖、李祥、杨简力辩其非，即遭斥逐。六馆之士拊膺愤怨。今李沐自知邪正不两立，欲尽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朋党以罔陛下之听。臣恐君子小人消长之机于此一失，则靖康之变已验，何堪再见于今日耶！伏愿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等之非党，窜李沐以谢天下，还祥等以收士心。”疏文采斐然犀利如匕，人相传诵，舆情汹汹，直逼韩侂胄辈。疏上，宁宗及韩侂胄震怒，旨下：林仲麟等“罔乱上书，煽摇国是，悉遣五百里外编管”。但林仲麟等威武不屈，坦然面对。这个事件在当时影响很大，人们敬佩林仲麟等人以国为重，不畏权贵，指谪上非的“忠鲠”坦荡品行，将他们称为“庆元六君子”。值得指出的是，“六君子”中宁德县人占了一个半，姑算半个的是张衜，其父张翮，字凤卿，本县一都人，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辛未赵逵榜进士，官知道州，历至少傅，解印后徙居罗源县；张衜后由乡举知韶州，辞世后归葬于宁德县安仁寺后。“庆元六君子”事件谱写了中国古代学生运动史上又一辉煌篇章。它与北宋末钦宗赵构时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伏阙上书，糠秕时政，褒贬政要的事件，开了我国学生爱国运动的先河。“六君子”这一词组也被后世不断悲壮地应用，如明“东林六君子”、清“戊戌六君子”等等，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林仲麟故居历经废兴，至今门楹尚刻一联：国学先生里，庆元君子家。林仲麟下世后墓葬故居后山间，墓旁植有一棵丁香橄榄树，它所结的果实很奇特，按说普天下的橄榄果都是两头尖，而它却是一头尖一头平，可以竖立。传说，林家这一脉为了今后开枝散叶，子孙迁播各地时便于认祖归宗，要求都应在墓地上种下这一品种的橄榄树，以做标识。目前，飞鸾镇在梅田村一带搞小城镇建设，据说林仲麟故居、遗塚在拆除、平毁之列。
林仲虎，《中国历代武状元》用了较大篇幅进行评介：他自幼喜读兵书，嗜好弓马、刀枪。成年后，先以武举魁漕选夺得宋宁宗赵扩庆元二年（1196）丙辰科武举榜眼，六年后，再应武举，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宁宗嘉泰二年（1202）壬戌科武状元。史籍记载，从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创设武举科，开科取士，直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200年间荣膺武状元281名，其中蝉联两榜武鼎甲仅二人：山西阳曲（今太原）马全，于清乾隆十七年夺得一甲三名武探花，乾隆二十五年再夺一甲一名武状元，而林仲虎从一甲二名武榜眼，再登一甲一名武状元，只用了六年时间，成为武科举史上的佳话。
[=此处为插图（梅溪古道边上的林氏古宅正门）=]
史籍记载，林仲虎庆元二年名登武榜眼后，适逢朝中大臣林桷出使金国谈判，即举荐其为副使同往。到金国后，金朝官员以威胁、利诱等手段来收买出使人员，妄图因之使宋朝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林仲虎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揭露、指责，挫败了对方的阴谋。林仲虎以后又两次出使金国谈判，有张有弛，淡定应对，维护了大宋王朝的利益。同时，冷静观察形势，回国后向朝廷建议，应韬光养晦，与民生息，择机收复失土，“为今之计，……要谨慎从事，发而必中，不可轻易出师，以免败后行苟且之事……”宋、金开战后，金兵围困和州，形势危急。朝廷命守卫浮光的林仲虎与骑兵首领戚拱共同率兵破解战略要地和州之围，而戚拱却擅自移戍他地。林仲虎临危不惧，冲锋陷阵，及时打败了金兵的进攻，有力配合了和州保卫战。它的胜利，不仅使城中百姓免遭金兵劫掠、屠杀，也重挫了金兵的锐气，牵制了金国的大量兵力，为宋廷重整兵将组织反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林仲虎还擅文善诗，十三岁时即能吟诗作赋，目前已知的，传世遗著有《百将诗》、《出疆唱酬集》。《宋诗纪事补遗》收录有《出疆诗》一首，从中可见他忠君爱国、风流倜傥的人品和气质，及艰世使金时，壮怀激烈，慷慨激昂，为国赴难的情操。
林仲虎辞世后，筑墓本县六都香林寺后。前不久，在附近发现其古朴，类似碑、碣的文物，上书：“宋故龙舒太守骁卫林公之墓。子，永信立。”宁德历史上拥有文、武三状元，而存世遗物目前余复一书法（已被他人所存），及林仲虎这方碑（碣），堪称珍贵文物，望区有关部门及林家后人能珍惜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800年后，这一家族又培育出了第一个把世界语引进我国的翻译家及我国近代著名的盐政、盐法专家林振翰。
五都韩信同与陈普过从逸事
宋季，宁德出有两个大学者。即号称古遗的五都中村人韩信同，号称石堂先生的上西乡石堂人陈普。
石堂先生，精天文、地理、声律、算数之学。著述等身，以师道自任，为时所重，四方来学者岁数百人。古遗，早年工文赋，及从石堂后，转究“濂洛关闽”学术，学经术、崇理致。亦著述丰富，还在中村开设书坊雕板印书。这些雕板整整堆起两个仓间，解放初期还在。
宁德坊间早年流传有他们结为师生的风雅故事。说是古遗仰慕石堂先生，一年春头，特意收了一些蟳蛤之类的水海产，去上西乡一路贩卖，顺路到石堂拜访石堂先生。到了石堂村正值陈普在给生徒讲学，不好打扰，挑着担，倚在门口，想听听石堂如何讲经授徒。听着听着，听入了神。一愣，竟然靠上门扉向前倒去，蟳蛤散失一地。经过一阵忙乱后互致仰慕，相见恨晚。到讲好课，石堂便请古遗上家里用饭。用饭时，桌面除了青菜豆腐，自然更有古遗的蟳蛤摆在桌子中央。酒过三巡，石堂用筷子敲了一下熟得透红透红的蟳，吟道：红蟳拱手迎佳客。古遗亦立马用筷子指着煮熟了半张着口子的蛤，即景应对。吟道：花蛤含唇谢主人。主客一阵欢洽。
到了第二年春，陈普念着古遗，带了一点山货便到五都回拜韩信同。到了中村涵头，因正值插秧季节，村里人都下田了。有人告诉陈普，信同在村后大丘田。陈普到了大丘田，见信同正拎着大把秧苗专心致意埋头插秧。陈普看了一会，笑吟道：田槁缚秧娘抱子。信同一惊，抬起头来，见是石堂先生。上得田来，见陈普手中提着一串冬笋，便有对了，吟道：竹枝串笋父携儿。于是两人相视大笑。
一来一往，加深了两人的友情，也加深了信同对陈普的景仰。信同决定拜在石堂门下，学经术。石堂得了信同作自己弟子，大喜过望，尝感叹曰：“吾老矣，得斯人，复何憾！”
对对子，是古代童蒙在私塾里的必修课。培养学童掌握声律，掌握词性，这些都是作文作诗的基础知识。古时文人墨客从小养成这种技巧、能力和习惯，有时相聚，也爱对对子，较斤两，找乐子。如霍童黄以褒先生在宁德开书馆，城里人竹荪就出一戏谑上句：野妇埋儿土掩童子。以褒对以：蠢夫挖笋刀杀竹孙。韩信同与陈普的这则趣闻有其可信处，但，是不是有其一，又一而再，值得存疑。陈普声名在外，官家欲他出山，“辟为本省教授者三，不就”。唯师道自任，在莆中教了一十八年书馆。我长兄阮大纶在日曾收集到他在莆中授徒的二十余首对句，如：“北斗七星，水底连天十四点；南楼孤雁，月中带影一双飞”就是其中之一。陈普是很重视对对子这门基础学识的教学。
有一说，学“濂洛关闽”的人，通易理、通堪舆，能预知休咎。讲宋淳熙时朱子过石堂，异其山川，说：“数十年当有儒者出”。到陈普出生，既应了朱子的预言，且生而有异，有群鹧绕屋。陈普成名，志载：四方来学者岁数百人。似乎有点夸大，多了。若就其博学多闻，精于术数，就未足奇怪。陈普得古遗，大喜过望，当倾囊相受。所以种种传说，古遗青出于蓝，能做到死而有灵。韩信同继承了陈普衣钵后来也到莆中讲学，并在在莆中续娶，生儿育女。也在莆中物故。古遗死时，在宁德的大儿子赶去搬殇，起了纠纷。到大家把古遗紧捏成拳的右手打开，见有字条。写着：归世涵江，归葬涵头。一场纠纷才一时冰销了。涵头乡亲说，古遗后人在涵江发了很多人丁。尚有一说。传古遗下世了多少年后，一段好几年干旱，中村欠了两年粮赋。当时的县官，自已下来，到了中村坐镇催粮，他坐在韩厝祠堂厅中交椅上发狠声索。才一会儿，只见承尘上飘下一张纸片，落在县官襟里，上面有隐隐约约的字迹。但厅堂昏暗看不清，于是老爷站立起来，走前几步到天井边好对着光细看。他才走到天井边，就听得后面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是厅堂上横梁断了，正正砸在他先前坐着的座椅上，座椅已经碎裂。若不是看手上的字条，必然一命呜呼。县官回过神来后，读一下手上的字。赫然是：“赦尔梁下厄，免我子孙粮”几个字。县官更是再出一身冷汗。村里人对县官说，这应是他们祖先古遗留下的“锦囊”。县官再没说什么打道回府，走了。钱粮确也不追了。
韩信同到莆中讲学，闽侯三山林文拱、张以宁，皆其高弟。宋、元、明时，当时属福宁区域的人文学养隽秀之士，常居闽疆前列。唐代闽疆第一位进士也是福宁府人，至清季大不如前。我在《宁德辛酉之变中的死难知县李尧卿》中已说到。到清季，省城人对一二不长进的读书人怎说？此是福宁府秀才！叫人听来甚不是滋味。这是余话。
韩古遗轶事
韩信同，字伯循，号古遗，世称古遗先生，宁德五都人。他从学陈石堂（陈普）先生（1244—1328），研习两宋理学，尊崇程朱学说，是陈石堂的得意门生。后因赴考落榜，就闭门不出，潜心研究理学，著作甚多。由于韩古遗精通周易术数，熟悉天文地理，因而民间流传着他的许多传说。
韩古遗的出生地是涵头（今属漳湾镇官井村），成长立业在中村（今属漳湾镇又加塘村）。他曾对中村的地理环境作过观察，发现村前的地形，宛如月牙。根据月相变化规律，他认为：“蛾眉月”（月牙）会增大到“望”（满月），“望”则可能在农历的十五、十六、十七3天中的任何一天，以十五、十六居多。但月满后就开始亏，十八日以后逐渐形成下弦“残月”。残者，不吉不利，不可接近。因此告诫族人：韩姓子孙会与日月同在，但中村繁荣昌盛，不宜满18户。此后，韩姓子孙分居立户接近18时，就要有几户迁出，移居宁德县城、岐头等地。所以，自韩古遗迄今700年，今日中村仅住韩姓后裔3户近20人。这种独特的户数限制，韩姓子孙恪守老祖宗的月相盈亏之说而世代相承。
韩古遗留下的“锦囊”，曾经吓退知县，实属传奇。所谓锦囊，就是先把文字写在整块方形木板上，然后分割成许多不规则的小块。如遇疑难事，每经操作，小木块会拼成完整的正方形、长方形。现出词语，也千变万化，各有不同。韩古遗逝世后，其子孙若无重大要事，绝不去摆弄它。迨至某年，邻村欺中村村小人少，硬是把官粮数额推给中村。韩家坚决拒交。县里衙役跑了几趟，都是空手回去。该任知县竟然气势汹汹，坐上轿子，带领衙役来到中村。知县走进韩家大厅，尚未开口，堂上突然掉下一根横梁，打歪了他的乌纱帽。知县气得大骂刁民胆敢暗害朝廷命官，正要动手抓人。这时，韩家一老者，捧出小木块，对知县说：“这是祖上留下的，可为人们排忧解难。大人请看。”老者把小木块倒在桌上，如搓麻将般搓了几下，小木块拼成正方形，现出两行字：“我今恕汝梁下厄，汝应免我子孙粮”。知县看罢，吓得直冒冷汗，连声说：“免了，免了！”急忙钻进轿里，打道回衙去了。
韩古遗出生于官井村的涵头，晚年到莆田讲学，在涵江村的涵头逝世，棺木运回，葬在蒋澳村的涵头。当时，棺木刚停放在涵头山时，雷雨大作。第二天，棺木自沉土里，其亲属只好就地立碑。人称“沉棺”。韩古遗的生、死、葬，三处地名为何这般巧合，后人不得其解。
前不久，笔者到过中村，瞻仰了在韩古遗原宅基上于1983年兴建的韩古遗祠。和韩姓后裔交谈，韩姓后裔说韩古遗和陈石堂是同年之交。祠内神牌也写着“宋理学五世祖太师韩公”诸字。这种说法和写法，显然都有误。笔者没有查阅过韩氏族谱，无法知道韩古遗的生卒年月。但旧版县志记载，他是元朝延祐4年（1317）应试落榜。由此可以算出：1317年韩古遗应试，尚属青年学子。而这一年（1317）陈石堂已是73岁老翁，元朝建立也有46年历史了。应该是：韩古遗元朝理学家，陈石堂的学生（另一说：他又是陈石堂的女婿）。
明代监察名臣林聪
林聪（1415—1482年），字季聪，号见庵，蕉城七都人。父亲林观，字善甫，号梅所，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中举，历任广东程乡、江西永丰、玉山、浙江余姚四县教谕，因母老辞官回乡，“诗礼教子，清白传家”，著有《学衲集》（已佚），风格平淡冲和，主旨则不离忠孝仁义四个字。这样的家庭环境，无疑为林聪的学识养成和人格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林聪于正统四年（1439年）考中进士，正统八年，授刑科给事中。明代的六科给事中，是中央用以箝制六部的一个独立机构，有专门的办事处，人称“六科廊”。自建文帝以来，给事中定制为从七品官员，但权力很大，主要掌管抄驳奏章、谏诤建言、弹劾官员、编汰档案等等，还负责关于六部的对口监察。
正统十四年，蒙古族瓦剌部首领也先率军来犯，英宗受大宦官王振的挟制，仓促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大败被俘。其弟继位为代宗，次年改元景泰（1450年）。林聪升任刑科都给事中（正七品），多次上疏抨击宦官擅政的弊端。太监金英、单增在京城作威作福，他们的家人、家奴也仗势目无法纪，夺民产，侵商税，乃至白昼杀人，有关部门不敢严办。林聪不畏强梁，勇敢揭发其奸，狠煞了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赢得正直朝臣的钦佩。
代宗曾昭告天下，他只是为了当时国家形势的需要才即位的，所以太子依旧是他哥哥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景泰三年，代宗要改立他和杭妃生的才2岁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下旨由吏部尚书胡濙主持廷议，形格势禁，满朝文武无论愿意的、不愿意的，到最后都签名表示赞同，唯独林聪这个小官坚持原则，没有签名。付出的代价就是被调为右春坊司直郎，一个从六品的闲职（陪侍太子读书），显然是明升暗降。内阁大学士商辂向皇帝称赞林聪遇事敢于直言，是六科监察的最佳人选，不该投闲置散，浪费人材。于是，林聪又转兼吏科都给事中。当时恰逢天灾频频发生，朝廷君臣都在认真反省，他也上了一道七八千言的《修德弭灾二十事疏》，提出正身崇德、进贤远奸、罢斋醮、汰僧道、禁占田、省工程、节京粮、实边储，慎刑狱、惜薪柴、禁私役军士、省轮班工匠、整顿衙门作风等十二条建议，比较切中时弊，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行政理念。对于他在职责之内的事，则努力秉公执行。为此经过询访查核，他弹劾大臣石亨、郑伦、唐兴等依势侵占民田的确凿事实，建议给予惩处，还田于民。由于林聪刚正不阿，敢于指斥权贵人物，包括御史、内阁、内侍、尚书、驸马等不少贪官佞臣因之纷纷落马，受到下狱、贬官或外放的处分，但也招来某些实力派官员的嫉恨。御史黄溥等人上奏攻讦林聪接受请托，拉帮结派，干扰吏部行政，廷议判为“专擅选（官）法”，罪当处死。幸亏内阁大学士高谷、吏部尚书胡濙极力挽救，改为贬官国子监学正（低级专职教官，正九品）。
[=此处为插图（七都冠英坊）=]
景泰八年正月，代宗病重，大臣石亨、宦官曹吉祥等密谋建“不世之功”，迎立回国在南宫闲居多年的英宗，改元天顺（1457年），史称夺门之变。英宗破格超升林聪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四品）。明代督察院是最高监察机关，“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左佥都御史是督察院六个堂上官之一，职权自然比六科都给事中更广更重得多。林聪刚上任，便受命到山东赈饥，直抵民居，给食、投药、停赋，受惠者达一百数十万人。回京复命后，升任右副都御史（三品）。天顺四年，曹吉祥嗣子曹钦动用私刑将人打死，英宗欲借此解决曹家擅权问题，曹氏父子企图兵变，被迅速镇压。而将士妄杀无辜以滥报军功，林聪紧急制止，尽力辨明冤屈。天顺七年冬，刑部大牢有犯人自杀，几个给事中联合弹劾主司部门法规不严，管理松懈，林聪和都御史李宾都被下狱，但不久就释放了。
英宗死，宪宗继立。成化二年（1466年），江淮一带闹旱灾，林聪受命巡视后，请求朝廷漕运北方粮食和南方其他地方的粮食赈济饥民，供应粮种，获得像在山东一样大的成功。第二年，升任督察院主官右都御史（正二品）。成化七年，他巡抚大同，操练兵马，加强军备，贬退不得力的将官，次年以老病辞官回家。成化十年又被朝廷召请，任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明朝迁都北京后，仍以南京为留都，许多中央机构都有两套班子，品级一样，只是重视程度常常略有差异）。成化十三年，改任刑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尚书虽与都御史平级，但一般仍被作为晋升性质的任命。林聪在刑部任上兢兢业业，详核大案、要案，每年为蒙冤的死囚平反不下几十、成百人。由于能够识大体，秉公心，声望越来越高。成化十八年，在任上病逝，归葬宁德县，墓在今蕉城区八都镇上坂村长头山，保存完好。
林聪一生历仕英宗、代宗、宪宗三帝四朝，当了四十年监察、司法官员，恪尽职守，敢于弹劾枉法之吏，敢于批评君主过失，虽然遭受两次降职、两次入狱、一次论死的处分，却能忠贞之心至老死而不改，的确难能可贵。林聪的著作《见庵文集》十四卷，今已荡然无存。奏议八卷则由其孙初刻于嘉靖十二年（1533年），其二十世孙再版于1929年，现尚余61篇，内容涉及法制、吏治、外交、边防、赋役、马政、荒政等方面。除了上文已经说到的，我们还特别关注他的如下两篇奏议。
一篇是力争减免宁德民众矿税负担的疏状。宁德县境南宋时就有宝丰银矿（今属周宁县），到明代前期仍是重要官办银矿，从洪武到永乐三朝半个多世纪在这里开矿坑采银，按制定的矿税额征课，矿源逐渐枯竭，宣宗宣德十年（1435年，即英宗继位的头一年），朝廷下诏封闭矿坑，停征矿课，林聪称誉这是与民休养生息的德政。后来，浙江庆元小业主叶宗留组织私人开采，有所获利，但劳动条件恶劣，福建参政以“矿盗日炽”为由，收归官办，并大幅度提高税额，矿工乃至矿主的生计陷入困境。林聪大略在正统八、九年间（1443—1444年）上疏建议对银矿减轻税额、免除差役，以免激起民变。英宗不能采纳。正统十二年，叶宗留果然发动矿工起事，纵横闽浙赣边区，与沙县邓茂七的农民军呼应，声势浩大。正统十三年朝廷攻杀叶宗留，余部仍在战斗。林聪再次上疏，朝廷终于在正统十四年正月下诏免除浙江、福建的银课。现在只有林聪的第一次上疏留传下来的题为《请免宁德县除办银课外别项差办状》，见于清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九和《林聪奏议》家藏本卷一。
另一篇是促进死刑复核程序制度化的奏疏。明初，大案是由皇帝亲自审讯的。洪武三十年（1397年）规定，将法司现押重囚引赴承天门外，由五军都督府、六部、督察院、六科等会同审录，上报皇帝核准。明代法律规定死刑分为决不待时和监候两种（每种又各分在京与在外），对在京死刑监候案件的复核，几十年来无定制，永乐十七年曾令外地死囚全部送京师复审，史称朝审。朝审的死囚，大部分不处死，因而带有缓刑、减刑的性质。朝审的结果，经刑科给事中三复奏，由皇帝核准，昭旨宣告。林聪的《乞缓重狱疏》提出，“朝廷敷德惠民，刑辟宜盛”，“今后应决重囚，俱牢固监候，秋后具奏处决。”他的《顺时行政疏》也提出，法司所问“该决重囚，乞照上年事例，俱监候秋后具奏处决”。这两道奏章列在《林聪奏议》家藏本的第一、第四疏，应为景泰三年（1452年）之前所作。我们不必说在景泰之前再没有别的臣子上过类似的奏章，我们只要说林聪“秋后决”的建议，同后来确立的朝审制的主要形式规定是一致的，明代朝审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清代秋审，保证了皇帝最高的司法核准权，既能收到镇压、震慑的效果，又能塑造朝廷恤刑德政的形象，在中外法制史上显示了它独有的特色和意义。
宁德倭患与横屿大捷
明代“倭患”的重心，宏观的看，大致有一个从辽东和山东向江苏、继而向浙江、再向福建和广东转移的过程。具体的看，倭寇对福建、对闽东北的侵扰，发生得也很早。《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六月“倭夷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县。”民国《霞浦县志》的“大事志”载：“洪武三年六月，倭寇山东、浙江、福建濒海州县。长溪南乡大受扰害。”《福建省志·大事记》则载：洪武二年“倭寇侵福宁县境，开明代福建倭患之始。”所记当属一事，《省志》“二年”应为三年。又，五年六月、八月，“倭寇”两次来犯福宁州宁德县，杀掠居民350多人，焚烧房舍千余间，抢劫粮食250石。福宁是浙江海域进入闽东北的门户，所以首当其冲。
—、闽东北嘉靖“倭患”的烈度
明代“倭患”以嘉靖时期最为猖獗，“嘉靖大倭难”以福建最为惨烈，闽东北则是福建的重灾区之一。这里的“倭寇之祸”相对集中在嘉靖三十一年至四十二年这12年间。例如：
嘉靖三十一年（1552）六月，“倭寇”劫掠霞浦三沙。是年，又有“倭”百余侵犯古县（霞浦村名），千户吴清战死。
三十二年四月，攻破秦屿所（今属福鼎），大掠。
三十三年，“倭寇”二百余由连江定海来，登陆罗源，往攻宁德。
三十四年十一月，“倭寇”九十余由福清海口抵福宁州。
三十五年，三月攻福宁州城，不克；四月破桐山堡（今福鼎）；十月激攻秦屿所，不克；十二月攻闾峡堡（在今霞浦）。
三十六年十月，屯驻北茭湾，攻袭连江小东门，不克。
三十七年，“倭寇”一万三千余攻破宁德城。另有一支倭寇攻破连江定海城堡，抢掠幕浦，并于四月攻陷县城，杀人焚屋。
三十八年四月，攻破福安城。
三十九年，大掠连江诸村三个月。
四十年，三月占据宁德云淡门岛村。十月攻陷县城。十二月复人县焚屠掳掠。
四十一年，宁德“倭寇”掳挟财物、人口以十大船离去，“新倭”又来宁德，结巢横屿岛。
四十二年，攻破福宁棠村（今写作“长春”）堡，第四次攻陷宁德，又犯连江、罗源。
[=此处为插图（横屿大战（油画资料））=]
仅从以上撮述，也可以看出，在嘉靖壬子至癸亥的十多年间（1552—1563），闽东北沿海各县无不饱受倭寇之害，可谓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就宁德而言，它自古以来资源聊以自给，内乱无多；而地偏一隅，山遮海阻，与政治中心区的角逐扰攘也关涉甚浅。大抵设县以后直到清代之前，老百姓的生活不怎么富裕，但还比较安定，所受最大的战乱荼毒之苦，便是“倭寇”的侵害。所以乾隆本《宁德县志》卷十说：“计自丙辰（1556）迄癸亥（1563），城郭乡村为荒墟者将十年，古今一大变也。”
二、闽东北滨海“倭乱”的重要特点
闽东北“倭乱”在地理上的显著特点（并不是说它只有这个特点），即“倭寇”不但骚扰沿海，而且突入内地，袭击乃至攻破多处山区县城。
如上所述，嘉靖时期闽东北的“倭寇”，曾多次攻逼滨海的福宁州城（霞浦），攻破福安县城（1559）、福鼎（时未设县）的桐山（1559）和宁德县城（1558、1561、1563）。不仅如此，他们有时还会纵深突入内地山区，远道袭击古田县城（1559）、柘洋堡（1559，时未设县），甚至一度占领东洋行县（今周宁，1563）、寿宁县城（1562）和政和县城（1562）。这是闽东北嘉靖“倭乱”很突出的人文地理特性。为什么说是人文地理？因为它只是外显为自然地理现象，其形成却主要是人为的力量。
简而言之，造成嘉靖“倭乱”这种人文地理特性的复杂历史背景，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明史·日本传》已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近年的研究表明，明朝官方史料包括方志中普遍记载的嘉靖“倭患”，其组织者主要是中国的海盗渠魁和东南豪绅（所谓“闽浙大姓”），参加者大多数是周边的海上私人武装，其中包括沿海丘陵地区趁乱附随的下层民众。这种人员构成恐怕是“倭寇”得以深入内地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助推因素。其二，与上一点密切相关，在一些当地人的帮助下，“倭寇”于近海的岛屿或陆岸结巢以为据点，便于多频次、大规模、长距离的奔袭焚掠，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人口和社会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也就是说，在嘉靖年间，在闽东北，“倭患”遍及沿海各县且蔓及山区一些县份，而且，所谓的嘉靖倭患，不仅“倭寇”的构成中中国人占了大部分，而且“倭寇”的攻击、盘踞等军事性行为也常常得到当地人的接应和帮助。这
一点，在宁德抗倭古战场漳湾一带正好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证。民国稿本《宁德县志》载：
（嘉靖四十一年戚继光率军到宁德，）“漳湾去横屿最近，多为倭耳
目；而黄坑、南埕次之。继光下《胁从肆眚令》，撫牧三乡。会贼遣奸民
李十板、张十一伪降，继光率各官焚香告天曰：‘此曹为倭胁导之攻劫，
罪本不赦。然民皆我赤子，迫于无救所致。今愿减己寿，以全众命，决不
妄戮。’二贼见继光推诚，悉以实告。”
所谓“多为倭耳目”，所谓“以全众命”，互相呼应，都反复强调附倭者实在比比皆是，因而戚继光才会不惜献誓自减其寿来争取诸多奸细反水和一般附倭群众回头来归。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事例。
三、戚家军的横屿大捷
[=此处为插图=]
戚继光（1528—1588），登州（今山东蓬莱）人，将门出身，嘉靖三十二年（1553）起参与备倭御倭，历调山东、浙江。三十八年，到义乌招募矿工、农民4000余人，精心编练，屡有战功，“戚家军”的名号逐渐传开。浙江“倭患”基本平定后，大量“倭寇”转移到福建，按照戚继光讨赏奏疏中比较强调一点的说法，“北自福建福宁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萧条，尽为贼窟”。四十一年，戚由浙入闽。万历本《福宁州志》列出入州日程：八月初一日至州，“初六日渡金垂，初七日入宁德，初八日早抵章（今写作“漳”）湾，师行淖卤中”，即日歼倭于横屿。（乾隆本《宁德县志》所载相同，称“详《戚少保生祠记》”。）
横屿当时是个离岸将近十里的小岛，岛岸之间隔着大片浅滩，“倭寇”在此盘踞、经营多年。关于横屿战役前后经过，《明史》卷212《戚继光传》如此提及：
（嘉靖四十一年）倭大举犯福建。自温州来者，合福宁、连江诸倭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者，合福清、长乐诸倭攻陷玄钟所，延及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时，宁德已屡陷。距城十里有横屿，四面皆水路险隘，贼结大营其中。官军不敢击，相守逾年。其新至者营牛田，而酋长营兴化，东南互为声援。闽中连告急，宗宪复檄继光剿之。先击横屿贼。人持草一束，填壕进，大破其巢，斩首二千六百。乘胜至福清，捣败牛田贼，覆其巢，余贼走兴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贼栅。连克六十营，斩首千数百级。
具体战事，则民国稿本《宁德县志》引《福建通志》记述颇详，试加标点移录如下：
（李十板、张十一投诚后，戚继光（参见戚继光：《紧要操敌号令简明条款篇》，《纪效新书》卷2。））分兵两路，戴冲霄督所部由山铺进，继光自率王如龙等由蓝田渡进。倭自屯横屿以来，建巨屋、围以重城已三年，四面距岸十里，潮来成海，潮退成泥。以为舟师搁浅沙不能逼城；陆兵涉泥五里气必竭，潮至必退，虽至山下，可俯刃也。初七日（与州志所载有一日之差），继光督部将陈大成、吴维忠、陈子銮等兵循漳湾而行。喻曰：“今渡彼岸，潮当复涨，必尽歼贼，而后屯屿中候汐，不然，退无归矣。”众曰：“诺。”于是为鸳鸯阵，负草填泥以进，百步一憩，止齐、数息，遂登岸。贼列阵山麓以待，守巢者甚众。惟（前文作“维”）忠先登其巢；子銮及童子明直冲贼阵；大成沿山背围之，殊血战；王如龙在岸上纵兵夹攻。贼靡，官兵拔重城，俘馘殆尽。捷书初八日至州。
这里说的“鸳鸯阵”，是戚继光在义乌练兵所创，以12人为基本队列单位，它的队列结构，最前面是手执“挨牌”的伍长，两侧有长牌手、藤牌手各一；跟着是两个狼筅手，守护牌手的后路；随后是四个长枪手，每两个照应前面的一牌一筅；再后是两个短兵手，辅助长枪手伺机进击。最后一名为负责伙食的火兵。1其中的“狼筅”，即选用南方坚实的老毛竹，将竹端斜削成尖状，留下四周尖锐的枝桠杈，每支狼筅长3米左右。鸳鸯阵是一种疏散的战斗队形，阵形变化灵活，可以根据情况和作战需要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两仪阵）或左中右三小阵（三才阵），比较适合东南沿海的大部队不易展开的地貌特征。从横屿之捷前后的战绩来看，这应该是一种很实用很有效的阵法。
横屿之战已过去整整四百五十周年了，当地故老依然盛传其事，相关遗迹有宁德城关的继光街、戚公功德祠碑、戚继光公园，漳湾街头的戚公祠、恩泽坛等，不时还举行一些纪念性活动。戚继光入闽抗倭首捷已经成为民众代代相承的集体记忆。
郑成功兵临宁德
郑成功（1624—1662）原名福松，又名森，福建南安人。公元1644年，满族人关，宣告朱明王朝的灭亡，但是，分布在南方各地的明末受封诸王，仍力图复国。1645年明末唐王朱聿键，在福州自立，称隆武皇帝，赐郑成功姓朱，称“国姓爷”。1646年清兵入闽，占领了大部州县。其父郑芝龙迎降清军，旋即被杀。隆武皇帝也被清军俘获，死在福州。郑成功以明朝灭亡，父亲被杀，视为国难家仇，存心反清复明。而在广西的明末桂王朱由榔也自称永历皇帝，加封郑成功为南平郡王、招讨大元帅，联合他反清复明。郑成功就以厦门、金门两岛为根据地，改厦门名“思明”，寄托思念朱明故主之情。使用永历纪年，反抗清廷。
据史料，郑成功“先后征伐……宁德、潮州、南京、温州、安庆……闽、粤、江、浙、皖5省沿海沿江之郡县州镇”计24处。他在宁德海域活动期间，乾隆版《宁德县志》的几处记述，都称为“海寇”、“海氛”。郑成功围攻宁德县城一事，在知县李即龙传记中，是这样描写的：“丙申（即顺治13年），海寇猖獗，利刃霜铺，铁甲云拥，民情汹汹。即龙善镇抚之，坚守御好整以暇，贼不敢近。”此段文字，极力诋毁郑成功。
现据郑成功户官杨英的《从征实录》、海外散人的《榕城纪闻》（两书均系手抄本，现藏福建师大图书馆）和有关史料，整理成文，附之于后。对照李即龙传记叙述的，是同一历史事件。只是详简不同，褒贬有别而已。永历十年（郑成功尊奉的年号，即顺治13年，公元1656年）十月，郑成功攻克闽安镇之后，挥师北上，进驻宁德县三都澳。十二月，他部署进取罗源、宁德等邑。舟师从三都澳出发，至梅溪上岸，经飞鸾、宁德西郊，登上白鹤岭，向罗源进发。而驻守福州的清军，派遣满族骁将阿克襄、巴都和柯如良等，率领满族骑兵、步兵数千人，赶来救援。郑成功经与诸将商议，对中提督甘辉、左先锋周全斌、援剿后陈魁等人，面授机宜，迎击清军。
十二月二十九日，甘辉等在罗源地界护国村北的水槽岭，和阿克襄兵马相遇。阿克襄促兵迎战，矢下如雨，杀伤相当。甘辉按计，节节示弱，且战且退，把阿克襄引到宁德地界的险要处。突然，周全斌、陈魁的伏兵，从左右两侧杀出，陈魁执牌直取阿克襄。几个回合，陈魁被伤，身中二矢一刀。幸好部将陈蟒赶到，刺死阿克襄，救回陈魁。清兵见阿大人被杀，又不见巴都、柯如良诸将，就纷纷向罗源方向逃遁。郑家军乘胜追杀，把未上马的清兵，尽都杀死，积尸遍野。拾获弓箭马匹无数，又生擒数十人。清军只余瘦马数百。残兵一路哭回，至次年正月初三到达福州。
郑成功一方面慰劳陈魁，并给药资三百两，令其在三都船中调养。一方面重整兵力，下白鹤岭，围攻宁德县城。谁知，宁德知县李即龙在郑军日前上白鹤岭之时，就令各官员分赴各乡筹集粮食去了。又值过年，因而城门紧闭，不敢出战。郑成功只好率师回驻三都，奖赏将士。不久，班师厦门，继续反清。
阮芳潮其人其事
阮芳潮，字以平，号恕斋，清·乾隆乙亥年（1755）十一月初七日亥时生，住六都东岐。世代业农，幼时耕作。未及弱冠，补县学弟子员。乾隆四十二（1777）丁酉乡试第三名中举人。
嘉庆十五年（1810），阮芳潮任山东登州府（今蓬莱）招远（即今渤海莱州湾内沿海县）知县。任职期间，适逢岁饥，大吏发帑金下发诸县赈灾。诸邑赈多虚名，惟阮芳潮公正无私，务使民沾实惠。招远盛产黄金，某通判过境借机勒索，阮不予回应。通判怀恨在心，后升任登州知府，以莫虚有罪名弹劾阮芳潮，遂落职。贫无以归，留滞山东多年。后归里，聘为本县莲峰书院山长。主教席十余年，教士有方。
在清代闽东诗坛，阮芳潮算是一位比较有成就的诗人。其刻意模仿少陵（杜甫）风格，诗风却与香山（白居易）较为接近。刘家谋认为可以列入清初以袁枚、赵翼为代表的“性灵诗派”。著有《蔗尾集》、《守囊集》各数卷，今无存。代表作有《弃妇词》等。
芳潮抓鲎除害
阮芳潮故乡在原宁德县六都东岐正境泗洲桥头东边的国阳（俗称过洋）自然村，旧居靠山临海，坐东北向西南。芳潮故居前是西陂塘，宋时西陂塘围垦功成近百年后又崩为海，又在芳潮故居前再围垦小塘名曰“新塘”。每逢大旱年海水更咸，海上的鲎群爬上田间，破坏和群食禾苗，民众抓获鲎为食物。芳潮少时见此情景。
芳潮于乾隆丁酉（1777）中乡进士取候选知县后，在家守候33年，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派往渤海莱州湾内今蓬莱招远县为知县。适逢旱年，鲎登陆，破坏和蚕食禾苗造成荒年，当地民众纷纷向知县告发禾苗虫食果粒无收，要求减税赈荒。芳潮询其灾情，民众将鲎抓至县衙。芳潮知是鲎，人可食之，众不信，芳潮当众在县衙内杀鲎，并煮熟先自食，民众亲见知县食虫除灾，欣起抓虫食虫除害。
莫虚有罪名被弹劾落职
芳潮任招远县知，被弹劾落职之后，为政清廉，贫无所归。知府派员到东岐村芳潮老家查核，阮家锄头、田刀林立，棕衣斗笠成行，家人老幼贫脸菜色，纯属农夫之家，差员回秉知府，方免芳潮无罪。
以诗存史，以诗存人
大约年近花甲的阮芳潮，归里后受聘为本县莲峰书院山长（院长）。主教席十余年。在清代闽东诗坛，阮芳潮算是一位比较有成就的诗人。著有《蔗尾集》、《守囊集》各数卷，今无存。代表作《闲居抒感》、《弃妇词》等是阮芳潮一生自我写照：
闲居抒感
塞翁得失早相忘，回前年来足感伤。作宰偏教逢瘠壤，催科争忍急逋粮。
恒阳恒雨天如醉，无麦无禾岁益荒。杞菊充厨吾不厌，剧怜蔀屋断糟糠。阮芳潮晚年更为贫寒，从《闲居抒感》隐见实情。近耄逝世（约1835），葬东岐某山。为政清廉的芳潮，其家族本来就是务农，从此芳潮家族逐渐更加贫苦。只留一座土木结构古宅，主人迁往东岐主村和他乡。据说该宅留给兰氏居住至终。
阮芳潮，字以平，号恕斋，清·乾隆乙亥年（1755）十一月初七日亥时生，住六都东岐。世代业农，幼时耕作。未及弱冠，补县学弟子员。乾隆四十二（1777）丁酉乡试第三名中举人。
嘉庆十五年（1810），阮芳潮任山东登州府（今蓬莱）招远（即今渤海莱州湾内沿海县）知县。任职期间，适逢岁饥，大吏发帑金下发诸县赈灾。诸邑赈多虚名，惟阮芳潮公正无私，务使民沾实惠。招远盛产黄金，某通判过境借机勒索，阮不予回应。通判怀恨在心，后升任登州知府，以莫虚有罪名弹劾阮芳潮，遂落职。贫无以归，留滞山东多年。后归里，聘为本县莲峰书院山长。主教席十余年，教士有方。
在清代闽东诗坛，阮芳潮算是一位比较有成就的诗人。其刻意模仿少陵（杜甫）风格，诗风却与香山（白居易）较为接近。刘家谋认为可以列入清初以袁枚、赵翼为代表的“性灵诗派”。著有《蔗尾集》、《守囊集》各数卷，今无存。代表作有《弃妇词》等。
芳潮抓鲎除害
阮芳潮故乡在原宁德县六都东岐正境泗洲桥头东边的国阳（俗称过洋）自然村，旧居靠山临海，坐东北向西南。芳潮故居前是西陂塘，宋时西陂塘围垦功成近百年后又崩为海，又在芳潮故居前再围垦小塘名曰“新塘”。每逢大旱年海水更咸，海上的鲎群爬上田间，破坏和群食禾苗，民众抓获鲎为食物。芳潮少时见此情景。
芳潮于乾隆丁酉（1777）中乡进士取候选知县后，在家守候33年，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派往渤海莱州湾内今蓬莱招远县为知县。适逢旱年，鲎登陆，破坏和蚕食禾苗造成荒年，当地民众纷纷向知县告发禾苗虫食果粒无收，要求减税赈荒。芳潮询其灾情，民众将鲎抓至县衙。芳潮知是鲎，人可食之，众不信，芳潮当众在县衙内杀鲎，并煮熟先自食，民众亲见知县食虫除灾，欣起抓虫食虫除害。
莫虚有罪名被弹劾落职
芳潮任招远县知，被弹劾落职之后，为政清廉，贫无所归。知府派员到东岐村芳潮老家查核，阮家锄头、田刀林立，棕衣斗笠成行，家人老幼贫脸菜色，纯属农夫之家，差员回秉知府，方免芳潮无罪。
以诗存史，以诗存人
大约年近花甲的阮芳潮，归里后受聘为本县莲峰书院山长（院长）。主教席十余年。在清代闽东诗坛，阮芳潮算是一位比较有成就的诗人。著有《蔗尾集》、《守囊集》各数卷，今无存。代表作《闲居抒感》、《弃妇词》等是阮芳潮一生自我写照：
闲居抒感
塞翁得失早相忘，回前年来足感伤。作宰偏教逢瘠壤，催科争忍急逋粮。
恒阳恒雨天如醉，无麦无禾岁益荒。杞菊充厨吾不厌，剧怜蔀屋断糟糠。阮芳潮晚年更为贫寒，从《闲居抒感》隐见实情。近耄逝世（约1835），葬东岐某山。为政清廉的芳潮，其家族本来就是务农，从此芳潮家族逐渐更加贫苦。只留一座土木结构古宅，主人迁往东岐主村和他乡。据说该宅留给兰氏居住至终。
宋甘棠，生于清末，六都乡油坊溪人。原姓甘，单名棠，后因家境贫困过继给福州宋家为养子，改名宋甘棠。他自小虽然读书不多，但天性聪慧，尤其擅长绘画、雕塑，在闽东地区颇有声誉。时人不知他的真名，都亲切地称为“佬宋”。
在绘画方面，宋甘棠尤擅人物肖像，他继承明清肖像画之精髓，又糅合民间绘画之长，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他所绘关公，气宇轩昂，栩栩如生，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为大户人家所喜爱，通常以宣纸裱褙后，悬挂于厅堂正中，不仅装饰了门面，还有祈盼家庭平安的作用。宋甘棠最擅长的还是人物写真，即民间称为“行乐图”者，形象传神，刻画入微。他甚至能够在被画者已辞世的情况下，仅根据死者家属的描述，描绘出已故者的形象，且分毫不差，令人叹为观止。他长期寓居榕城，卖画自给，与同乡进士黄树荣、林栋均有交往，黄树荣在所撰《裳堂郑封翁像赞》中，对宋甘棠为郑封翁所绘肖像大加称颂：“有宋生者，丹青化工。生绡一幅，为翁形容。其貌弥肖，其神亦充。”林栋更是赋诗相赠：“生面开从下笔先，多君精妙媲前贤。为之图遍凌烟阁，风采何人似鲁连。”
由于宋甘棠所绘肖像大多都以衣冠笔挺、雍容华贵的形象出现，在“极左”时期，自然不可避免地被视为“牛鬼蛇神”而焚毁殆尽，因此宋甘棠的肖像画几乎绝迹。而今只有七都镇六都村张家还珍藏有一幅祖先画像，什袭而藏，不为世人所知。
宋甘棠为人极有骨气，同情劳苦大众，每不计酬金为平民作画，而权贵之家要求作画，往往辞谢不与，因此民间有许多关于他嫉恶如仇、打抱不平的传说。据说有一年，宁德县闹饥荒，百姓青黄不接，饥饿难当，地主老财却趁机抬高粮价，放利子钱，大发横财。宋甘棠对此大为不满。恰巧有位土财主做寿，为了摆门面，极尽谄媚地要求宋甘棠作画。佬宋趁机想作弄土财主一番，于是在赴宴之时画了一副寿星中堂。画面上老寿星右手扶杖，左手抱桃，大腹便便，瞪着双眼，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身旁站着一位瘦骨如柴的童子，双手捧着一个空盘子。两边还配有一幅对联。财主细看有些不顺眼，就派人请教佬宋。佬宋予以说明：“寿星肚大福气大，瞪眼能享受四面八方福气，至于童子毕竟是个奴才，越瘦越能衬托出封翁的气派来！”接下来又解释了对联的含义，财主越听越得意，给了佬宋很丰厚的酬金。
第二天亲戚好友来吃寿酒，看到佬宋的大作，又听了主人的解释，也只得随声附和，极力逢迎。只有一位客人心性耿直，他在赞叹宋甘棠精湛画技之余，道出了缘由：“图中寿星与主人极其相似，分明是在讽刺主人。寿星养尊处优，瞪着双眼显示出贪得无厌的神情，把童子压榨得瘦小干瘪。两旁的对联也是骂人的话。”一席话说的土财主气急败坏，狼狈不堪，立即叫人去找佬宋算账，却早已不知去向了。传说是否属实已无从查证，但其为人处事由此可见一斑。
宋甘棠，生于清末，六都乡油坊溪人。原姓甘，单名棠，后因家境贫困过继给福州宋家为养子，改名宋甘棠。他自小虽然读书不多，但天性聪慧，尤其擅长绘画、雕塑，在闽东地区颇有声誉。时人不知他的真名，都亲切地称为“佬宋”。
在绘画方面，宋甘棠尤擅人物肖像，他继承明清肖像画之精髓，又糅合民间绘画之长，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他所绘关公，气宇轩昂，栩栩如生，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为大户人家所喜爱，通常以宣纸裱褙后，悬挂于厅堂正中，不仅装饰了门面，还有祈盼家庭平安的作用。宋甘棠最擅长的还是人物写真，即民间称为“行乐图”者，形象传神，刻画入微。他甚至能够在被画者已辞世的情况下，仅根据死者家属的描述，描绘出已故者的形象，且分毫不差，令人叹为观止。他长期寓居榕城，卖画自给，与同乡进士黄树荣、林栋均有交往，黄树荣在所撰《裳堂郑封翁像赞》中，对宋甘棠为郑封翁所绘肖像大加称颂：“有宋生者，丹青化工。生绡一幅，为翁形容。其貌弥肖，其神亦充。”林栋更是赋诗相赠：“生面开从下笔先，多君精妙媲前贤。为之图遍凌烟阁，风采何人似鲁连。”
由于宋甘棠所绘肖像大多都以衣冠笔挺、雍容华贵的形象出现，在“极左”时期，自然不可避免地被视为“牛鬼蛇神”而焚毁殆尽，因此宋甘棠的肖像画几乎绝迹。而今只有七都镇六都村张家还珍藏有一幅祖先画像，什袭而藏，不为世人所知。
宋甘棠为人极有骨气，同情劳苦大众，每不计酬金为平民作画，而权贵之家要求作画，往往辞谢不与，因此民间有许多关于他嫉恶如仇、打抱不平的传说。据说有一年，宁德县闹饥荒，百姓青黄不接，饥饿难当，地主老财却趁机抬高粮价，放利子钱，大发横财。宋甘棠对此大为不满。恰巧有位土财主做寿，为了摆门面，极尽谄媚地要求宋甘棠作画。佬宋趁机想作弄土财主一番，于是在赴宴之时画了一副寿星中堂。画面上老寿星右手扶杖，左手抱桃，大腹便便，瞪着双眼，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身旁站着一位瘦骨如柴的童子，双手捧着一个空盘子。两边还配有一幅对联。财主细看有些不顺眼，就派人请教佬宋。佬宋予以说明：“寿星肚大福气大，瞪眼能享受四面八方福气，至于童子毕竟是个奴才，越瘦越能衬托出封翁的气派来！”接下来又解释了对联的含义，财主越听越得意，给了佬宋很丰厚的酬金。
第二天亲戚好友来吃寿酒，看到佬宋的大作，又听了主人的解释，也只得随声附和，极力逢迎。只有一位客人心性耿直，他在赞叹宋甘棠精湛画技之余，道出了缘由：“图中寿星与主人极其相似，分明是在讽刺主人。寿星养尊处优，瞪着双眼显示出贪得无厌的神情，把童子压榨得瘦小干瘪。两旁的对联也是骂人的话。”一席话说的土财主气急败坏，狼狈不堪，立即叫人去找佬宋算账，却早已不知去向了。传说是否属实已无从查证，但其为人处事由此可见一斑。
宋甘棠，生于清末，六都乡油坊溪人。原姓甘，单名棠，后因家境贫困过继给福州宋家为养子，改名宋甘棠。他自小虽然读书不多，但天性聪慧，尤其擅长绘画、雕塑，在闽东地区颇有声誉。时人不知他的真名，都亲切地称为“佬宋”。
在绘画方面，宋甘棠尤擅人物肖像，他继承明清肖像画之精髓，又糅合民间绘画之长，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他所绘关公，气宇轩昂，栩栩如生，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为大户人家所喜爱，通常以宣纸裱褙后，悬挂于厅堂正中，不仅装饰了门面，还有祈盼家庭平安的作用。宋甘棠最擅长的还是人物写真，即民间称为“行乐图”者，形象传神，刻画入微。他甚至能够在被画者已辞世的情况下，仅根据死者家属的描述，描绘出已故者的形象，且分毫不差，令人叹为观止。他长期寓居榕城，卖画自给，与同乡进士黄树荣、林栋均有交往，黄树荣在所撰《裳堂郑封翁像赞》中，对宋甘棠为郑封翁所绘肖像大加称颂：“有宋生者，丹青化工。生绡一幅，为翁形容。其貌弥肖，其神亦充。”林栋更是赋诗相赠：“生面开从下笔先，多君精妙媲前贤。为之图遍凌烟阁，风采何人似鲁连。”
由于宋甘棠所绘肖像大多都以衣冠笔挺、雍容华贵的形象出现，在“极左”时期，自然不可避免地被视为“牛鬼蛇神”而焚毁殆尽，因此宋甘棠的肖像画几乎绝迹。而今只有七都镇六都村张家还珍藏有一幅祖先画像，什袭而藏，不为世人所知。
宋甘棠为人极有骨气，同情劳苦大众，每不计酬金为平民作画，而权贵之家要求作画，往往辞谢不与，因此民间有许多关于他嫉恶如仇、打抱不平的传说。据说有一年，宁德县闹饥荒，百姓青黄不接，饥饿难当，地主老财却趁机抬高粮价，放利子钱，大发横财。宋甘棠对此大为不满。恰巧有位土财主做寿，为了摆门面，极尽谄媚地要求宋甘棠作画。佬宋趁机想作弄土财主一番，于是在赴宴之时画了一副寿星中堂。画面上老寿星右手扶杖，左手抱桃，大腹便便，瞪着双眼，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身旁站着一位瘦骨如柴的童子，双手捧着一个空盘子。两边还配有一幅对联。财主细看有些不顺眼，就派人请教佬宋。佬宋予以说明：“寿星肚大福气大，瞪眼能享受四面八方福气，至于童子毕竟是个奴才，越瘦越能衬托出封翁的气派来！”接下来又解释了对联的含义，财主越听越得意，给了佬宋很丰厚的酬金。
第二天亲戚好友来吃寿酒，看到佬宋的大作，又听了主人的解释，也只得随声附和，极力逢迎。只有一位客人心性耿直，他在赞叹宋甘棠精湛画技之余，道出了缘由：“图中寿星与主人极其相似，分明是在讽刺主人。寿星养尊处优，瞪着双眼显示出贪得无厌的神情，把童子压榨得瘦小干瘪。两旁的对联也是骂人的话。”一席话说的土财主气急败坏，狼狈不堪，立即叫人去找佬宋算账，却早已不知去向了。传说是否属实已无从查证，但其为人处事由此可见一斑。
民初“怪癖国铨先生”
不论官贵贫贱，一视同仁，面对所有患者都是高度负责，出诊在外反对大鱼大肉招待，外地人抬轿请医从来不坐而是走路出诊，所开处方既有效又便宜，他就是闻名福宁五县、人称“怪癖神医”的王国铨先生。
王国铨（1855年—1930年）名德清，字步澄，试名宪章，又号秋江，宁德县四都濂坑村人，自幼聪颖过人，童冠时在县府考试中屡拔头筹，清光绪戊寅岁试取进秀才。后因家父谢世，主操家业，没有继续升考，偷闲时在家博览群书，是早期“留云社”社员，有许多诗作问世。但他尤精医术，福宁五县县衙和城乡百姓都有请他医病的，留下“神医”美名。世传他行医有“三怪三癖”：
一怪：只听患者哀吟，便知病因
民国二年（1913年），八都街吴家一个中年男人，患病半月有余，请过许多医生医治无效，后请国铨先生前往就诊，他刚进大门，便听到病人在后堂厢中滚床哀吟，他听后即坐到前堂椅上，叫病家研墨，他已经从病人的哀吟声中对患者的寒、热、虚、实、阴、阳等辨证得一清二楚，很有把握地提笔开了四名药，即唤病家按方撮药，第一道药给患者服下后，国铨先生就坐在前堂厅中等候，闻听从病人口中发出的声音变化。不过半个时辰，患者的哀吟声转发出低而轻松的声音，他听后，马上站了起来，口中自言自语道：“有救了。”
原来病人得的是伤寒症，此病如果用药不对，不但治不好，而且病情会加重，甚至死亡，如果辨证准确，对症下药，在半个时辰内伤寒就会被解去一半，以后继续服药，病人在很短时间内就会很快痊愈。国铨先生判断正确，患者果然在服药后，就有食欲，而且能坐起来，这时患者全家人都围到前厅感谢他。三天后，患者与家人亲临濂坑，登门叩谢王先生。
二怪：不望、不闻、不问、只用切
国铨先生对中医的望、闻、问、切的四诊辨证中，他特精于切，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面对病者只切其脉象，就能方施而药行。
民国元年（1912年），霞浦县下浒有一姓郑的富豪家，请国铨先生诊病，由于是冬天，加上病魔缠身，患者怕风，躺在床上用棉被裹得严严实实，连脸部也用毛巾包着。他踏进病人寝室，病家准备把患者的毛巾揭开，他马上说：“不用，不用，只要病人伸出一边手就可以了！”他不望、不闻、不问，轻轻地按着病人的脉搏，在心里明辨细斟，反复推敲，终于心中有了准确的治病方论，退出病房后，给患者开了一剂药方，病人服后，全身出汗。他又开了一剂第二天服用的药方，吩咐病家照此药连服三天。过了五天，郑家带着已经痊愈的病人登门答谢先生。
三怪：用药便宜
从古至今，对病家人来说，有药贵就药好，药好治病效果就好。而国铨先生临症喜单方简药，处方不过六味，以致病越重，方愈简。同样一个病人，其他医生一剂药几元钱还治不好，他只需两、三角钱就能治愈。
民国初年，宁德城关蔡家一个中年男性得病，几经名医医治无效，便到濂坑请国铨先生到他家出诊，经国铨先生诊断后，开了四名药。家人撮药，只花两角钱。回家后，蔡家怀疑，这么便宜的药，能治好病？不信其药效，因此没有给病人服用，另请“高明”，结果导致病情更加严重。蔡家无奈之下，再次登门向国铨先生求诊。国铨先生心里清楚：病人没有服用他开的药，如果服了他的药，病情不可能不好转。因此，他又开了原来的四名处方，交给蔡家人带回。只过了两天，蔡家又派人到国铨先生家求诊换方，他对原来处方略加更改，成为五名药，半个月后蔡家派人登门答谢，患者的病痊愈了。
一癖：不用病家说患者的病情每个病家为尽早让患者早日康复，心里都很急，对所请的医生都是滔滔不绝地讲述患者得病的前因后果，而国铨先生最讨厌人家讲病情，如果病家对他讲述，他就会对病家说：“你们既知道其病情，就自己开药，何必请我诊治？”
民国初，福安下白石有一姓关的人家患病，请过十多位医生，都是摇头不开药而回。最后请国铨先生就诊，他不要病家讲述之前请医生治病的情况和患者病因，经他切脉后，开了三剂药，经过七天服用，病人就能下地走动，后又经他施治，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
二癖：不吃大鱼大肉，只配软豆与白老
国铨先生他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对官宦之门、富豪之户、贫穷之家、流浪乞丐，一视同仁，而且从来不收穷人家疹费。
国铨先生出诊在外，无法赶回家时，不得已在病家用餐，那些富豪之家，为了博得医生欢喜，都是办一桌丰盛的菜肴，他却不吃，只要当家给他软豆（豌豆）配白老（糯米白酒）就行，若是穷人家请他，桌中添置几名好菜，还受他责备，也只是用符合他喜欢的软豆配白老，既省钱，又合他的心意，后来大家知道了，吃饭时都是以此招待他，于是他得了一个“好敬待先生”的美称。
三癖：出诊从来不坐轿
从前不论是穷富之家，出于礼节和尊敬，有请先生出诊都想用轿子抬。但国铨先生从来不坐，都是走路出诊。因此炼就了一身好骨头（身体健壮），不管是宁德县内或福安、霞浦等地病家抬轿来，他都是走路，始终如一，轿夫只好抬看空轿跟随于后。他看好病人回家，同样是走路。后来年龄大了，人老了，出诊回家时，病家不放心，就派一个或两个人跟随他，与他作伴而行。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不坐轿的怪癖，而出于礼节，请他出诊依然是空轿抬来空轿抬回。
濂坑民间药师“药丸四”
“药丸四”，宁德县濂坑村人，姓王，名文香，又名克乐，字如闻，号善斋。由于他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又炮制药丸，所以外人号称“药丸四”。
“药丸四”出生于清末的1901年，卒于1984年。他心地善良，生平仁爱待人，一生乐善好施。中年时家中稍有积蓄，但遇抗日战争，兵荒马乱，许多离家出走的难民（包括寺院僧侣）经过濂坑时，他均施以饭菜和盘缠，深得难民们的尊敬。
他炮制药丸——过力（中医称“乏力”）丸是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当时，一个他原施舍过的行乞僧再度来到他家中，其僧名作钦（宁德县云淡村林氏子），曾出家福州鼓山涌泉寺，因为时代动荡，寺中和尚也纷纷走出山门行乞为生。作钦师傅此时已经年迈，再到王文香家中时，心地善良的王文香诚心地接待他，并且留在家中养老。后来因僧年老卧病，王文香日夜守与在侧，僧人被其爱心所感动，临终时把一张保存一生的秘方送给他，这就是后来名扬四方的“药丸四”过力丸处方。据说，其药丸处方是莆田南少林寺遭清朝遣兵焚毁时逃出的和尚师傅带到福州鼓山涌泉寺而遗下的，治疗皮黄、浮肿等乏力病有特效。
王文香后来按方制成药丸，患者服用有奇效，同时他对特困病人舍以药丸不收钱。为了救治更多病人，他背着包装好的药丸徒步福安、霞浦、古田、罗源、连江等地为人治病，对特困病人照样不收钱，在外地过夜从来不住病人家或旅馆，都是住寺院中。
时古田、连江两地许多人下南洋打工，也带着“药丸四”过力丸，为预防打工病时服用，于是“药丸四”的过力丸渐渐地在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流行开来。民国时期台湾及东南亚各国许多人委托在大陆的亲戚朋友到他家中购买药丸，登门求药者也络绎不绝。
1958年至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得有浮肿病，只要服“药丸四”过力丸一个疗程（半个月）就会痊愈，因此救活了许多濒临死亡的病人。
至今，在王文香之子的传承下，尚有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和地区患者登门求售“药丸四”过力丸。
诗坛耆宿传奇人生——王克鸿生平追记
在福建省宁德市濂坑村王克鸿先生的祖宅厅堂正中悬挂着一幅先生九秩寿辰时，宁德市政协鹤鸣诗社的贺匾，上书四个金色大字“诗坛耆宿”。“耆宿”系指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高龄老人。最近笔者拜读了先生的诗集和大量的诗词作品和文章，走访了先生的亲属了解其平生事迹，确感贺匾的题词对先生是实至名归，受之无愧，而且先生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
王克鸿先生之所以能获得“诗坛耆宿”的殊荣，缘由甚多。
其一是笔耕不辍，作品丰硕。
自1949年不惑年华开始写诗至2001年93高龄，连续50余载，每年都有新作面世。2005年先生病逝后，其亲属编印发行了先生《盗天室吟草》诗稿，汇集了先生的诗作二百八十余首和词作多首、文章多篇及上百副对联。遗憾的是先生还著有《盗天室琐记》文集一册，于“文革”中焚毁无存。
其二是作品功底好，水平高。
先生大学文科毕业，文学文字功底深厚，写的诗词平仄押韵准确，引用典故恰当，诗情浓意境丰。不少好诗被《全球当代诗词选集》、《全国诗社作品选萃》、《当代宁德诗词选》选登。在最近出版发行的《蕉城鹤鸣诗社志》中有专页简介先生的生平，同时选录了先生的多首诗作。更有三首还被设在纽约的《纽约四海诗社》编入该社出版的《四海诗声》，发行世界各地。今摘录二首以飨读者。《秋光》：为爱秋光好，疏林衬晚霞。荻芦明远渚，鸥鹭点平沙。水碧非关月，山红不借花。一声云外笛，知有野外家。《南际公园谒陆放翁塑像》：文采风流一放翁，儒林千古仰高风。沈园题壁心如水，蜀道徵鞭志若虹。遍地烽烟诗卷裹，万家饥溺梦魂中。漫言词客皆平淡，遗像崔巍照碧空。
其三是诗作体裁多样，题材广泛。
先生创作的诗篇有绝句、律诗、折枝诗、打油诗、对联等，对联有门联、春联、寿联、挽联、墓联等。在写诗的同时还有多篇词作和文章。摘录两首词作以共赏。《调寄念奴娇——怀念学院诸同学》：淹迟花信去无踪，屈指春光几诉？惆怅年华如水逝，沦起离愁缕缕。乌石蒙泉，青燈黄卷，多少同窗侣，扬镳分道，何时联床重叙。《南乡子》：疏雨动新凉，丹桂花开满院香。明月团圞人寂寞，断肠。独自凭栏暗自伤。
先生的诗作或寄物示志，或览胜抒怀，或讴歌国之大事，或寄托个人情思，或赞今朝盛世，或叹昔日蹉跎，题材十分广泛，诗多苍劲高古，亦不乏清绮委婉，可谓“诗乃心声，诗为其人”。略举几首他不同时期的诗篇加以说明。1949年，闻讯解放军渡江，心情喜悦，写了七言绝句《闻解放军渡江》：八一金星照眼妍，旌旗指处士争先。千帆竞渡江南岸，早为吾民解倒悬。五十年代，连续的政治运动，亲属受罪，本人失业，情怀伤感，1954年写了《听雨》：卧听芭蕉滴雨声，声声如刺刺人心。谁怜江上郎当客，倚枕愁吟到夜深。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治清明，先生精神焕发，写了好多歌咏好时代和赞美劳动者的诗篇。《采茶》：缩雨初晴抹薄霞，红装挈伴影粉拿。熙攘不是踏青去，为到前山采绿茶。《迎回归》：红旗招展舞东风，港澳回归指顾中，我比放翁多快意，老能得见九州同。
其四是在诗词界的同仁多，名望大。
先生先后受聘担任首届“明星杯”全国文学大奖赛评委、全国楹联大奖赛评委、香港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名人认定委员会高级专家兼编审、宁德市政协鹤鸣诗社顾问等。同仁遍布八闽大地、闽东各县，不少都是各地诗坛书画界高手名家。先生八十寿辰，他们或题词或赋诗作画以示申祝。原福建师大副校长福建省诗词学会会长黄寿祺题词“体气高妙”，福建文史馆馆员、福州画院副院长沈觐寿题词“白水缔交周甲子，灵椿揽揆企期颐”，福建逸仙艺苑副理事长潘茂勋，宁德市政协委员、画家潘玉珂送国画《双桃》、《梅花》，福州、福清、长乐、闽清、福鼎、周宁、寿宁、蕉城等县（市、区）诗社和友人撰写诗文上百篇以示祝贺。
先生稀耄之年在坚持创作的同时还不吝赐教培育新人。尚能发现报刊和文史资料上的一些错误并勇于提出纠正。
二
王克鸿先生，1908年出生于宁德县金涵乡濂坑村，2005年病逝于家乡祖宅，享年九十七岁。其百年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出身望族，大学毕业。先生父亲主要经营水产品加工、销售，创下较大商业、家境殷实。父生四子鹤、鸣、鸿、凤。堪称财丁两旺，居村中一望族。先生居三，字宾秋，又字如禧，笔名江鸟，少时聪慧，岐嶷好学，父观其后能成良才，就送其到宁德莲峰学校读书，成绩优异，在弱冠年华送省城深造，就读福建学院法律系，1932年毕业。
中学教员，乡村民师。先生大学毕业，先是受聘省立霞浦中学国文教员，后受聘三都中学担任初中部和高中部国文教员，直到三都解放。由于先生大学文科毕业，国文功底好，教学普受学生青睐，弟子多成良才。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解放后的“土改”、“镇反”、“反右”等运动，家人受牵连，本人又曾任民国霞浦县民政科长、沙洽区长、宁德县参议员等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因此不能继续在中学任教而失业。先生育有三男二女，为维持家庭生计，虽还壮年，但毕竟是一介书生，不会拿七尺锄头，只会握几寸笔杆，不会上田头，只能上三尺讲台，因此不能当“公办”教师，只好当“民办”，不能教中学只好教小学，不能在城里，只好去乡下，先后到偏僻的漳湾镇雷东半山村和城南贵歧村当民师混口饭吃，微簿的收入不够开支，又只好变卖原来家存的一些首饰、衣物，聊以补贴家用。还将一子二女送给他人抚养。不过，生活窘迫的他，此时仍未停下诗笔，1953年、1955年就写了《雷东半山即事》和《贵歧客中》等诗。留下“连年橐笔走天涯，一席能安便是床，闲向阶前观斗蚁，闷来树下数归鸦”，“一领青氈二十年，山陬海角意悁悁，平生不作穷途哭，客馆秋风只自怜”的诗句，映照了当时的底层生活和惆怅心情。颇有意思的是，这位大学生民师针对当时一些民师文化程度过低的现象，还以《民师》为题写了一首打油诗：“人之患在好为师，略识之无便自吹，三行两个错别字，还说简化你不知。”
法律系毕业生，街头鬻字谋生。先生当了几年乡村民师，因收入太低，难度生计，只好移居城关谋生，先后做过排摊小贩、纸品厂杂工、绣花厂会计、苗圃拔草工等，六旬之后就在小东门租间小木屋，摆张小桌子，替人代笔写字，收取笔墨小费，维艰度日。
两次新郎，钻石婚姻。先生曾当过两次新郎，初婚是以父母之命娶七都村马氏，生有一子，因不满旧社会包办婚姻，大学毕业就与马氏离异，再与城关晚清进士刘廷珍孙女刘翠瑶（又名韵秋）结婚，生二男二女。先生2005年九十七岁离世，刘氏亦为高寿，2012年2月九十四高龄逝世，两人婚龄达七十载，可谓钻石姻缘。
历经三朝，两袖清风。先生生于清光绪年间，民国时期任过县政府科长、区长，尚能体恤民情，少有民愤。解放后，虽被列为“四类”，但没有受到管制，还能自由从事低微职业，养家糊口。心态较为平和，身体颇为健康，只是九旬之时不慎一次跌倒，体质急降，九十七岁才病殁于乡，族亲和友人上百相送墓园。先生临终前将屉匙交韵秋夫人，当儿孙之众揭开抽屉，唯有一火柴盒，盒空无物。所以后人赞颂先生“明时盛世，心畅无恙，只为果腹，两袖清风”。
在福建省宁德市濂坑村王克鸿先生的祖宅厅堂正中悬挂着一幅先生九秩寿辰时，宁德市政协鹤鸣诗社的贺匾，上书四个金色大字“诗坛耆宿”。“耆宿”系指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高龄老人。最近笔者拜读了先生的诗集和大量的诗词作品和文章，走访了先生的亲属了解其平生事迹，确感贺匾的题词对先生是实至名归，受之无愧，而且先生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
王克鸿先生之所以能获得“诗坛耆宿”的殊荣，缘由甚多。
其一是笔耕不辍，作品丰硕。
自1949年不惑年华开始写诗至2001年93高龄，连续50余载，每年都有新作面世。2005年先生病逝后，其亲属编印发行了先生《盗天室吟草》诗稿，汇集了先生的诗作二百八十余首和词作多首、文章多篇及上百副对联。遗憾的是先生还著有《盗天室琐记》文集一册，于“文革”中焚毁无存。
其二是作品功底好，水平高。
先生大学文科毕业，文学文字功底深厚，写的诗词平仄押韵准确，引用典故恰当，诗情浓意境丰。不少好诗被《全球当代诗词选集》、《全国诗社作品选萃》、《当代宁德诗词选》选登。在最近出版发行的《蕉城鹤鸣诗社志》中有专页简介先生的生平，同时选录了先生的多首诗作。更有三首还被设在纽约的《纽约四海诗社》编入该社出版的《四海诗声》，发行世界各地。今摘录二首以飨读者。《秋光》：为爱秋光好，疏林衬晚霞。荻芦明远渚，鸥鹭点平沙。水碧非关月，山红不借花。一声云外笛，知有野外家。《南际公园谒陆放翁塑像》：文采风流一放翁，儒林千古仰高风。沈园题壁心如水，蜀道徵鞭志若虹。遍地烽烟诗卷裹，万家饥溺梦魂中。漫言词客皆平淡，遗像崔巍照碧空。
其三是诗作体裁多样，题材广泛。
先生创作的诗篇有绝句、律诗、折枝诗、打油诗、对联等，对联有门联、春联、寿联、挽联、墓联等。在写诗的同时还有多篇词作和文章。摘录两首词作以共赏。《调寄念奴娇——怀念学院诸同学》：淹迟花信去无踪，屈指春光几诉？惆怅年华如水逝，沦起离愁缕缕。乌石蒙泉，青燈黄卷，多少同窗侣，扬镳分道，何时联床重叙。《南乡子》：疏雨动新凉，丹桂花开满院香。明月团圞人寂寞，断肠。独自凭栏暗自伤。
先生的诗作或寄物示志，或览胜抒怀，或讴歌国之大事，或寄托个人情思，或赞今朝盛世，或叹昔日蹉跎，题材十分广泛，诗多苍劲高古，亦不乏清绮委婉，可谓“诗乃心声，诗为其人”。略举几首他不同时期的诗篇加以说明。1949年，闻讯解放军渡江，心情喜悦，写了七言绝句《闻解放军渡江》：八一金星照眼妍，旌旗指处士争先。千帆竞渡江南岸，早为吾民解倒悬。五十年代，连续的政治运动，亲属受罪，本人失业，情怀伤感，1954年写了《听雨》：卧听芭蕉滴雨声，声声如刺刺人心。谁怜江上郎当客，倚枕愁吟到夜深。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治清明，先生精神焕发，写了好多歌咏好时代和赞美劳动者的诗篇。《采茶》：缩雨初晴抹薄霞，红装挈伴影粉拿。熙攘不是踏青去，为到前山采绿茶。《迎回归》：红旗招展舞东风，港澳回归指顾中，我比放翁多快意，老能得见九州同。
其四是在诗词界的同仁多，名望大。
先生先后受聘担任首届“明星杯”全国文学大奖赛评委、全国楹联大奖赛评委、香港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名人认定委员会高级专家兼编审、宁德市政协鹤鸣诗社顾问等。同仁遍布八闽大地、闽东各县，不少都是各地诗坛书画界高手名家。先生八十寿辰，他们或题词或赋诗作画以示申祝。原福建师大副校长福建省诗词学会会长黄寿祺题词“体气高妙”，福建文史馆馆员、福州画院副院长沈觐寿题词“白水缔交周甲子，灵椿揽揆企期颐”，福建逸仙艺苑副理事长潘茂勋，宁德市政协委员、画家潘玉珂送国画《双桃》、《梅花》，福州、福清、长乐、闽清、福鼎、周宁、寿宁、蕉城等县（市、区）诗社和友人撰写诗文上百篇以示祝贺。
先生稀耄之年在坚持创作的同时还不吝赐教培育新人。尚能发现报刊和文史资料上的一些错误并勇于提出纠正。
二
王克鸿先生，1908年出生于宁德县金涵乡濂坑村，2005年病逝于家乡祖宅，享年九十七岁。其百年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出身望族，大学毕业。先生父亲主要经营水产品加工、销售，创下较大商业、家境殷实。父生四子鹤、鸣、鸿、凤。堪称财丁两旺，居村中一望族。先生居三，字宾秋，又字如禧，笔名江鸟，少时聪慧，岐嶷好学，父观其后能成良才，就送其到宁德莲峰学校读书，成绩优异，在弱冠年华送省城深造，就读福建学院法律系，1932年毕业。
中学教员，乡村民师。先生大学毕业，先是受聘省立霞浦中学国文教员，后受聘三都中学担任初中部和高中部国文教员，直到三都解放。由于先生大学文科毕业，国文功底好，教学普受学生青睐，弟子多成良才。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解放后的“土改”、“镇反”、“反右”等运动，家人受牵连，本人又曾任民国霞浦县民政科长、沙洽区长、宁德县参议员等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因此不能继续在中学任教而失业。先生育有三男二女，为维持家庭生计，虽还壮年，但毕竟是一介书生，不会拿七尺锄头，只会握几寸笔杆，不会上田头，只能上三尺讲台，因此不能当“公办”教师，只好当“民办”，不能教中学只好教小学，不能在城里，只好去乡下，先后到偏僻的漳湾镇雷东半山村和城南贵歧村当民师混口饭吃，微簿的收入不够开支，又只好变卖原来家存的一些首饰、衣物，聊以补贴家用。还将一子二女送给他人抚养。不过，生活窘迫的他，此时仍未停下诗笔，1953年、1955年就写了《雷东半山即事》和《贵歧客中》等诗。留下“连年橐笔走天涯，一席能安便是床，闲向阶前观斗蚁，闷来树下数归鸦”，“一领青氈二十年，山陬海角意悁悁，平生不作穷途哭，客馆秋风只自怜”的诗句，映照了当时的底层生活和惆怅心情。颇有意思的是，这位大学生民师针对当时一些民师文化程度过低的现象，还以《民师》为题写了一首打油诗：“人之患在好为师，略识之无便自吹，三行两个错别字，还说简化你不知。”
法律系毕业生，街头鬻字谋生。先生当了几年乡村民师，因收入太低，难度生计，只好移居城关谋生，先后做过排摊小贩、纸品厂杂工、绣花厂会计、苗圃拔草工等，六旬之后就在小东门租间小木屋，摆张小桌子，替人代笔写字，收取笔墨小费，维艰度日。
两次新郎，钻石婚姻。先生曾当过两次新郎，初婚是以父母之命娶七都村马氏，生有一子，因不满旧社会包办婚姻，大学毕业就与马氏离异，再与城关晚清进士刘廷珍孙女刘翠瑶（又名韵秋）结婚，生二男二女。先生2005年九十七岁离世，刘氏亦为高寿，2012年2月九十四高龄逝世，两人婚龄达七十载，可谓钻石姻缘。
历经三朝，两袖清风。先生生于清光绪年间，民国时期任过县政府科长、区长，尚能体恤民情，少有民愤。解放后，虽被列为“四类”，但没有受到管制，还能自由从事低微职业，养家糊口。心态较为平和，身体颇为健康，只是九旬之时不慎一次跌倒，体质急降，九十七岁才病殁于乡，族亲和友人上百相送墓园。先生临终前将屉匙交韵秋夫人，当儿孙之众揭开抽屉，唯有一火柴盒，盒空无物。所以后人赞颂先生“明时盛世，心畅无恙，只为果腹，两袖清风”。
在福建省宁德市濂坑村王克鸿先生的祖宅厅堂正中悬挂着一幅先生九秩寿辰时，宁德市政协鹤鸣诗社的贺匾，上书四个金色大字“诗坛耆宿”。“耆宿”系指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高龄老人。最近笔者拜读了先生的诗集和大量的诗词作品和文章，走访了先生的亲属了解其平生事迹，确感贺匾的题词对先生是实至名归，受之无愧，而且先生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
王克鸿先生之所以能获得“诗坛耆宿”的殊荣，缘由甚多。
其一是笔耕不辍，作品丰硕。
自1949年不惑年华开始写诗至2001年93高龄，连续50余载，每年都有新作面世。2005年先生病逝后，其亲属编印发行了先生《盗天室吟草》诗稿，汇集了先生的诗作二百八十余首和词作多首、文章多篇及上百副对联。遗憾的是先生还著有《盗天室琐记》文集一册，于“文革”中焚毁无存。
其二是作品功底好，水平高。
先生大学文科毕业，文学文字功底深厚，写的诗词平仄押韵准确，引用典故恰当，诗情浓意境丰。不少好诗被《全球当代诗词选集》、《全国诗社作品选萃》、《当代宁德诗词选》选登。在最近出版发行的《蕉城鹤鸣诗社志》中有专页简介先生的生平，同时选录了先生的多首诗作。更有三首还被设在纽约的《纽约四海诗社》编入该社出版的《四海诗声》，发行世界各地。今摘录二首以飨读者。《秋光》：为爱秋光好，疏林衬晚霞。荻芦明远渚，鸥鹭点平沙。水碧非关月，山红不借花。一声云外笛，知有野外家。《南际公园谒陆放翁塑像》：文采风流一放翁，儒林千古仰高风。沈园题壁心如水，蜀道徵鞭志若虹。遍地烽烟诗卷裹，万家饥溺梦魂中。漫言词客皆平淡，遗像崔巍照碧空。
其三是诗作体裁多样，题材广泛。
先生创作的诗篇有绝句、律诗、折枝诗、打油诗、对联等，对联有门联、春联、寿联、挽联、墓联等。在写诗的同时还有多篇词作和文章。摘录两首词作以共赏。《调寄念奴娇——怀念学院诸同学》：淹迟花信去无踪，屈指春光几诉？惆怅年华如水逝，沦起离愁缕缕。乌石蒙泉，青燈黄卷，多少同窗侣，扬镳分道，何时联床重叙。《南乡子》：疏雨动新凉，丹桂花开满院香。明月团圞人寂寞，断肠。独自凭栏暗自伤。
先生的诗作或寄物示志，或览胜抒怀，或讴歌国之大事，或寄托个人情思，或赞今朝盛世，或叹昔日蹉跎，题材十分广泛，诗多苍劲高古，亦不乏清绮委婉，可谓“诗乃心声，诗为其人”。略举几首他不同时期的诗篇加以说明。1949年，闻讯解放军渡江，心情喜悦，写了七言绝句《闻解放军渡江》：八一金星照眼妍，旌旗指处士争先。千帆竞渡江南岸，早为吾民解倒悬。五十年代，连续的政治运动，亲属受罪，本人失业，情怀伤感，1954年写了《听雨》：卧听芭蕉滴雨声，声声如刺刺人心。谁怜江上郎当客，倚枕愁吟到夜深。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治清明，先生精神焕发，写了好多歌咏好时代和赞美劳动者的诗篇。《采茶》：缩雨初晴抹薄霞，红装挈伴影粉拿。熙攘不是踏青去，为到前山采绿茶。《迎回归》：红旗招展舞东风，港澳回归指顾中，我比放翁多快意，老能得见九州同。
其四是在诗词界的同仁多，名望大。
先生先后受聘担任首届“明星杯”全国文学大奖赛评委、全国楹联大奖赛评委、香港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名人认定委员会高级专家兼编审、宁德市政协鹤鸣诗社顾问等。同仁遍布八闽大地、闽东各县，不少都是各地诗坛书画界高手名家。先生八十寿辰，他们或题词或赋诗作画以示申祝。原福建师大副校长福建省诗词学会会长黄寿祺题词“体气高妙”，福建文史馆馆员、福州画院副院长沈觐寿题词“白水缔交周甲子，灵椿揽揆企期颐”，福建逸仙艺苑副理事长潘茂勋，宁德市政协委员、画家潘玉珂送国画《双桃》、《梅花》，福州、福清、长乐、闽清、福鼎、周宁、寿宁、蕉城等县（市、区）诗社和友人撰写诗文上百篇以示祝贺。
先生稀耄之年在坚持创作的同时还不吝赐教培育新人。尚能发现报刊和文史资料上的一些错误并勇于提出纠正。
二
王克鸿先生，1908年出生于宁德县金涵乡濂坑村，2005年病逝于家乡祖宅，享年九十七岁。其百年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出身望族，大学毕业。先生父亲主要经营水产品加工、销售，创下较大商业、家境殷实。父生四子鹤、鸣、鸿、凤。堪称财丁两旺，居村中一望族。先生居三，字宾秋，又字如禧，笔名江鸟，少时聪慧，岐嶷好学，父观其后能成良才，就送其到宁德莲峰学校读书，成绩优异，在弱冠年华送省城深造，就读福建学院法律系，1932年毕业。
中学教员，乡村民师。先生大学毕业，先是受聘省立霞浦中学国文教员，后受聘三都中学担任初中部和高中部国文教员，直到三都解放。由于先生大学文科毕业，国文功底好，教学普受学生青睐，弟子多成良才。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解放后的“土改”、“镇反”、“反右”等运动，家人受牵连，本人又曾任民国霞浦县民政科长、沙洽区长、宁德县参议员等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因此不能继续在中学任教而失业。先生育有三男二女，为维持家庭生计，虽还壮年，但毕竟是一介书生，不会拿七尺锄头，只会握几寸笔杆，不会上田头，只能上三尺讲台，因此不能当“公办”教师，只好当“民办”，不能教中学只好教小学，不能在城里，只好去乡下，先后到偏僻的漳湾镇雷东半山村和城南贵歧村当民师混口饭吃，微簿的收入不够开支，又只好变卖原来家存的一些首饰、衣物，聊以补贴家用。还将一子二女送给他人抚养。不过，生活窘迫的他，此时仍未停下诗笔，1953年、1955年就写了《雷东半山即事》和《贵歧客中》等诗。留下“连年橐笔走天涯，一席能安便是床，闲向阶前观斗蚁，闷来树下数归鸦”，“一领青氈二十年，山陬海角意悁悁，平生不作穷途哭，客馆秋风只自怜”的诗句，映照了当时的底层生活和惆怅心情。颇有意思的是，这位大学生民师针对当时一些民师文化程度过低的现象，还以《民师》为题写了一首打油诗：“人之患在好为师，略识之无便自吹，三行两个错别字，还说简化你不知。”
法律系毕业生，街头鬻字谋生。先生当了几年乡村民师，因收入太低，难度生计，只好移居城关谋生，先后做过排摊小贩、纸品厂杂工、绣花厂会计、苗圃拔草工等，六旬之后就在小东门租间小木屋，摆张小桌子，替人代笔写字，收取笔墨小费，维艰度日。
两次新郎，钻石婚姻。先生曾当过两次新郎，初婚是以父母之命娶七都村马氏，生有一子，因不满旧社会包办婚姻，大学毕业就与马氏离异，再与城关晚清进士刘廷珍孙女刘翠瑶（又名韵秋）结婚，生二男二女。先生2005年九十七岁离世，刘氏亦为高寿，2012年2月九十四高龄逝世，两人婚龄达七十载，可谓钻石姻缘。
历经三朝，两袖清风。先生生于清光绪年间，民国时期任过县政府科长、区长，尚能体恤民情，少有民愤。解放后，虽被列为“四类”，但没有受到管制，还能自由从事低微职业，养家糊口。心态较为平和，身体颇为健康，只是九旬之时不慎一次跌倒，体质急降，九十七岁才病殁于乡，族亲和友人上百相送墓园。先生临终前将屉匙交韵秋夫人，当儿孙之众揭开抽屉，唯有一火柴盒，盒空无物。所以后人赞颂先生“明时盛世，心畅无恙，只为果腹，两袖清风”。
北宋前期著名理财家林特的事行和乡籍
—、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
宁德（县）漳湾南埕村林氏家族旧有“放鸭娘娘”的传说，称当地人林植德的女儿林氏是宋朝皇帝的妃子。清代乾隆年间知县卢建其主持修《宁德县志》，曾派人到南埕调查，林植德碑、墓犹存。但因无法判断这个“林植德”是否即宋神宗赵顼妃子林贞的父亲林洙，没有给予认定，却在该志书卷二《建置志·宅墓》的篇末作了一个特别的说明：“五都港尾旧有古墓，故老相传为南埕林氏帝妃之冢，妃父字植德，母吴氏，家庙有遗像焉。迄今谱牒既屡经兵燹，而碑碣亦无复存焉者，盖邑乘失传久矣。考宋神宗时有贤妃林氏，系闽人，父名洙，然史不载其字，姑阙疑以俟博识。”按照现在南埕林姓人家的说法，他们这一支最早是由林揆的儿子林延安（名保，字延安）在北宋初（989）迁居南埕村的，成为当地林姓始祖；这个林延安便是林特的父亲；林特有两个儿子林潍和林洙，林洙即字植德。这个传说或许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但它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真实史影，则尚待推敲。
林特是北宋中央朝廷赫赫有名的大臣。对林特，旧版《顺昌县志》、《宁德县志》均未予立传。但康熙本、光绪本《顺昌县志》的“秩官志·名宦”皆有林揆（他是该县初设的第一任县令）。乾隆本《宁德县志》的“建置志·宅墓”中留下其家世情况的一点线索，它与民间口述史料有很大关系。南埕林氏后裔还说从林揆到林洙，四代人死后都归葬漳湾南埕。但《八闽通志》卷79“丘墓”载，顺昌“林司空墓在县东旧正识院侧，有石麒麟”。此“司空”即指林揆。四代归葬云云，恐怕是张冠李戴了。又据新近发现《宋故骁卫林公（倩）墓志铭》拓片，所载涉及林特家世。墓志全文一千五百字，称林倩“其先南剑州顺阳人，仕宦迁徙，今家于河南”；其“大王父讳揆”，“王父讳保图”，“父讳慎密”，“从父特事真宗朝”。那么，林揆的子孙辈是认南剑州顺阳（顺昌）为籍的。
二、两种新编方志中的林特传
林特是北宋前期著名的理财家，《宋史》卷二八三在“王钦若传”下附立其传，新编《顺昌县志》和《宁德市志》都据以改写新传。新传做了不少值得肯定的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以下先分别引介，再提出笔者的“简传”。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顺昌县志》卷32“人物传”载：
林特，字士奇，生于南唐应历年间（公元约951～957）。其祖父林揆系后唐长兴四年（933）首任顺昌县令，故定居顺昌。
林特小时聪明好学，十岁著文进谒南唐主李璟，李璟极为赞赏，“命作赋，有顷而成”（《宋史·卷二十七林特传》）。被授为兰台校书郎（管校勘书籍）。北宋开宝八年（975），南唐灭亡，林特降宋，先后任长葛（今河南省长葛县）县尉、遂州（今四川省遂宁县）录事参军、陇州（今陕西省陇县）通判、大理寺丞等职。端拱元年（988），宰相吕蒙正推荐林特为三司户部勾院通判。淳化三年（992），为永兴（今陕西省西安）军通判。咸平年间，度支使梁鼎“制置陕西青白盐，前后上议异同”（《宋史·卷二十七林特传》）宋真宗派林特等前往考察利弊。林特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制置青白盐，不利朝廷与百姓，上书请恢复旧盐商贩。此议正合真宗意，升林特为礼部员外郎、户部副使、盐铁副使。
景德元年（1004），真宗北征，令林特为同知留司三司公事，司封员外郎。景德三年（1006）真宗谒陵，令林特为行在三司副使，参与制定新茶法，使朝廷每年能增加茶税收入，被提升为礼部郎中。由于他办事精干，理财有方，“据案终日不倦，真宗数访以朝廷大事”（《宋史·卷二十七林特传》），授命编撰《会计录》。
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封禅泰山，第三年祭祀汾阴，林特均任行在三司副使。七年，为行在三司使。天禧四年（1020）升任工部尚书兼太子宾客。乾兴元年（1022），仁宗即位，调林特为刑部尚书、翰林侍读学士。同年底，因其好友丁谓（官居宰相），勾结宦官雷元恭，遭贬职为崖州司户参军，林特亦被贬任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县）知州，后调回任户部尚书。不久病逝，追赠尚书左仆射。
林特“天性邪险，善附会”，与朝官丁谓、王钦若、陈彭年、刘承硅等，被时人号称“五鬼”。他的主要著作有《会计录》三十卷、《东封西祀朝谒太清宫庆赐总侧》三十六卷（732字）。
传文七百多字，大抵撮译《宋史》本传而成，加注了公元纪年和今日地名，并尝试推断林特生年的范围。主要的不足是官称罗列多，生平事迹少，人物具体功过不明。另外，三处标示《宋史》卷数皆误（原文为脚注）。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南平地区志》卷49采录其文，删减百余字，称林特“约生于后周广顺元年（951）”，无实质性改动。
中华书局1995年版《宁德市志》卷32“人物传”载：
林特（生卒年月不详），字士奇，号余波，漳湾南埕人。
其祖林揆，于唐末出任永顺场长。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升永顺场为顺昌县，林揆为顺昌首任知县。其父延安于宋端拱二年（989年）赠朝奉大夫、徽州郡守，是年定居南埕，归籍宁德，为南埕林氏肇基始祖。
……
咸平中（998～1003年），度支使梁鼎制置陕西青白盐，言陕西沿边解盐，请勿通商，官自鬻之。同制置陕西青白盐事杜承睿则言，禁青盐后，边民必冒法图利，私贩青盐，助寇资而结民怨。前后上议异同，真宗未能决断，于是命盐铁勾院判林特与永兴知军张泳详议此事。特、泳议后，“以为公私非便，请复旧商”，真宗纳其议，诏责鼎，罢度支使。
景德二年（1005年），真宗命盐铁副使林特、崇仪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旧制评定而召茶商论议，别为新法。茶法新制裁定后，为国库增加了许多收入。景德元年，施行旧茶法，课税得569贯；二年施行新法，课税得461万贯；三年得208万贯。林特说：“所增盖官本少而利乃实课也。”四年秋，林特等皆迁官，真宗仍诏三司行新茶法，“不得辄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林特和李溥等编成《茶法条贯并课利总数二十三策》上呈真宗。自新茶法推行后，国家财政年增课税百余万贯。
……
林特精于理财，忠于职守，真宗曾多次访林特并与之商议国策大计。特兢兢业业于吏职，据案终日不倦，积劳成疾。虽体质羸弱，然未曾一日告假。及得疾，才五日而卒。赠尚书左仆射，太后遣中使祀奠。
特子二，潍、洙。潍亦有吏能，历官至三司盐铁副使；洙官至司农卿、知寿州。
特之孙女林贞，为神宗皇妃。贞人品端庄，有凤毛麟角之姿，幼选入宫，既长得幸。生燕王俣、越王偲、邢国公主。死后诏用一品礼葬，赠贤妃。现漳湾港尾南崎山留有古墓，故老相传为南埕林氏帝妃父母（林洙、吴氏）之冢。南埕林氏宗祠门竖帝封联：“宋北贤妃光梓里，闽南国母耀邻封，横披“九牧芳香”。村前旧大路有榕树两棵，钦旨立碑：文官下轿，武将下马。故称“官落下”（1135字）。
原文一千一百多字，除了引述《宋史》本传，还使用旧志、谱牒、民间调查材料，补写其父林延安迁居宁德，其女林贞为神宗皇妃，断定林特为漳湾南埕村人，号余波。主要问题是传主行迹录好不录坏；对资料辨析不精；对旧史记事缺乏必要的解释。盐法、茶法改革是林特的两大建树。市志林特传述其处理盐事纷争的背景，说：“咸平中（998一1003）度支使梁鼎制置陕西青白盐，言陕西沿边解盐，请勿通商，官自鬻之；同制置陕西青白盐事杜承睿则言禁青盐后，边民必冒法图利，私贩青盐，助寇资而结民怨，前后上议异同，真宗不能决断。”这里虽是简单抄撮史书，却混淆了解盐和青白盐。实际上，陕西沿边处在北宋与西夏交界地带，两方互有食盐交易，解州盐池在今山西运城地区，当时也属北宋永兴军路管辖；青白盐池在今宁夏盐池县，当时在西夏境内，有乌、白二池（湖）。作者没有真正读懂史料，传文便表达得缠夹不清了。该传文又述林特茶法改革之效果，说“景德元年施行旧茶法，课税得596万贯（原文漏“万”字），二年施行新法，课税得461万贯，三年得208万贯”，这些数据采自《宋史·食货志下》，与《群书考索后集》引林特《茶法条贯·序》、《宋会要辑稿·食货类》、《续资治通鉴长编》诸书的数字互有同异，重要的是这些课额数都无疑包含了虚估，而虚估的比例各年不同，单纯罗列这些数字毫无意义，甚至可能让人误会新法实行后政府收入反而逐年降低了。另外，林延安官称有误，严重影响“林特是漳湾南埕人”的说服力。
三、笔者试拟的林特简传
林特（约955—约1024），字士奇，顺昌人（一说宁德漳湾人，目前证据不足）。曾祖林嵩，霞浦人，唐末进士，闽东著名诗人。祖父林揆，五代时为顺昌首任县令，移家闽北，清康熙版、光绪版《顺昌县志》卷四都仍说他为长溪人。
林特从小聪明好学，十岁就能写出好文章，在南唐治下，当过兰台校书郎。南唐降宋后，在宋太祖一朝，林特相继在长葛（今属河南许昌市）、遂州（今河北徐水县）、陇州（今陕西陇县一带）等地担任地方官，颇有一些政绩。到太宗朝，林特为京兆府（长安地区）通判。至道二年（996）在攻打西夏李继迁的战争中，负责筹措军需，提早送达，得到宰相吕蒙正的赏识，推荐为三司使户部勾院判官。在北宋英宗朝以前百年间，三司统管国家财政乃至全国经济事务，号称计省，长官三司使号称计相。其副职分设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副使。户部勾院是户部的主要办事机构，主官称判官，主管审查各地向三司申报的属于户部方面钱粮出纳的帐册簿籍，复核有无差误，防止财赋进出上的漏洞。真宗咸平四、五年间（1001—1002），陕西度支使梁鼎建议不再允许商人参与售盐，对食盐实行完全官卖，引起诸多不便。林特受命乘朝廷专车入陕，会同当地（永兴军路）长官张詠商讨处理办法，恢复由盐商协助营销的旧制。林特回朝，升任三司户部副使，参加内朝议事，开了三司副使入内朝议政的先例。景德元年（1004），林特改任盐铁副使，对陕西军备粮草的入中办法作了一些改革。所谓入中，是北宋为沿边储备军用粮草和京师改善财政而长期实行的一种制度。商人将粮草和现钱有偿交纳到沿边政府或中央朝廷（入中），由政府根据入纳地远近等因素折算高出原价的幅度，发给钞引（即有价凭证，一般以盐、茶等物支付）到京师或其他地方兑付（称为折中）。“入中”与“折中”，实即一种特殊的易地兑付的期权交易。此中以溢价率的掌握最为困难，高了则政府茶、盐利润大量流失，低了则商人“入中”积极性严重受挫，但当时总的倾向是溢价率过高（常年二至四倍，战时可达十倍，极边地区甚而高至二十倍）。林特下令入中以现钱银锭为主，“入中粮草”按实价计算，发给盐引，并制定了《陕西州军入中钱文则例》，把支付各地“入中”钱物的盐价折算限制在一定的幅度之内。林特的盐法执行后也有弊病，但它毕竟为北宋实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解盐改革——范祥钞盐法的基本精神提供了最初的蓝本（山西解州盐池位于晋南盆地，是世界第三大硫酸钠型内陆湖泊，自古为我国北方最重要的产盐区）。
真宗时期对夏、对辽战争耗资巨大，沿边“折中”对茶叶的需求也急剧增长，政府以高额虚估价来招诱商人，虚实价之比达5：1至10：1，同时也造成茶引过剩，商人不能兑取当年的现茶。景德二年（1005），林特主持茶法改革。其主要内容，一是限制溢价数额。规定“入中”以实价计算，京师“入中”钱物实值50千的，给100千实茶；河北缘边给110千实茶，次边给105千；河东、陕西缘边、次边则给115千至106千实茶。这样，就把“入中”钱物的溢价率限制在100%—120%。二是以“时价”收购旧茶引。所谓时价，即当时已大大贬值的市价，初时100千钞引，官价19千，后一再下降至八九千以下。三是朝廷派提点官加强场务管理，根据管理实绩给予赏罚。四是茶税统一交到京师。五是对商人持茶引前往交易所“算茶”设立期限，逾期者每十分另外再交纳二分缗钱，称为“贴纳”。至大中祥符二年（1009），李特等人将改革的做法和成效编为《茶法条贯》。林特的茶法改革，只限于茶叶销售环节上的交易，旧有的整个茶叶产销管理体制并未发生根本上的变化；只是降低了茶叶的虚估溢价，并没有真正解决虚估问题。但它作为北宋朝廷针对茶叶虚估之弊而进行的第一次改革，毕竟将沿边“入中”的虚估情况从7：1左右降到2：1左右，大大减少了政府在茶叶利润方面的损失，又通过贴纳、收购旧引等措施，侵夺商人利益，使政府茶叶税利在一定时期中显著上升，从而扭转了三司使主官丁谓所说的“边籴才得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的严峻局面。据专家估算，实行林特茶法一年后，景德三年政府实际茶课收入就已经超过政府所立定额（此额沿用于咸平元年至嘉祐三年即公元998—1058），在年成最好的大中祥符七年（1014），茶课实际收入达到390万贯。此后，屡有大臣批评林特茶法产生的新流弊，朝廷也做过一些小调整，但基本格局不变。直到仁宗嘉祐四年（1059），朝廷废除榷货务山场制，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官府收取茶租和茶税。这样虚估问题是彻底解决了，但放弃了专卖政策，政府的茶利并未增加多少。徽宗朝蔡京实行合同场法，政府通过控制茶引印卖，实行间接专卖，茶课收入才又有了很大增长。
由于林特的茶盐法改革成效显著，表现出很强的理财能力，所以深得宋真宗的信任和重用。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侵宋，真宗率百官亲临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前线，以林特留都主持三司公事。澶渊之盟签订后，真宗君臣为了粉饰太平，假造天降祥瑞，花费巨资大搞封禅活动，都把林特带在身边，以行在三司副使、权三司使、真拜三司使等职运筹财政大计，撰有《会计录》30卷。林特才佳而人品不佳，史书上说他“天性邪险”，善于揣摩迎合君主的心意，攀附权贵，宅心不仁厚，许多朝官担心受他攻讦中伤。他与品性相类的大臣王钦若、丁谓、彭龟年和宦官刘承珪结为一帮，权倾朝野，被时人指称为“五鬼”。“五鬼”道德伦理虽有严重缺陷，但都忠于赵宋，勤于吏职。史称林特“喜吏职，据案终日不倦”，身体羸弱，却“未尝一日谒告（请假），及得疾，才五日而卒”。“五鬼”文化素养高，而且各有专长，特别是在财政管理、工程技术方面，无人能出其右。他们适应了北宋偃武修文、重用技术官僚的政治体制转型需要，适应了宋真宗时国库耗费过半、理财矛盾凸显的特定形势要求，“奸邪”的“五鬼”遂成为真宗一朝最活跃、最能影响大局发展的一股政治势力。
1022年仁宗继位时，“五鬼”中的刘承珪、陈彭年已经亡故，其他人也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林特曾受丁谓被贬官的牵累，而外放到许州（今河南许昌）当地方官。回朝后，升为尚书省长官（尚书都省判官）和吏部长官（勾当三班院）。史书没有记载他在仁宗朝有什么特别业绩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