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金邶寺历代住持
内容
金邶寺自唐大中八年（854）修建以来，历经千年岁月，佛教文化积淀甚为深厚。历代高僧大德更是层出不穷，见于地方文献记载的有唐代的居白，宋代的圆轨，元代的沧海，明代的祖恭（敬仲）、如心、定金，清代的不偏、普潜，以及那位不知朝代的元定。因为金邶寺在清代乾隆以后才趋于衰落，所以在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皆有著名僧侣住持法席，并且留下了不少文物古迹，供后人研究探讨。
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金邶寺唐代的开山祖师居白。唐大中年间，居白云游至上金贝，遇异人告诉他：“此处可以居住。”居白遵其言，驻锡山中。当夜，一块大石头上出现祥光，居白就近视之，得到一方金尺（此石被后人称作“涌金石”，为金邶寺“十奇”之一），因为佛祖“显灵”，居白发下宏誓大愿，要创建一座大寺院供奉佛祖。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金邶寺初显规模，成为当时感德场最大的寺院之一。广明元年（880），僖宗李儇敕赐“洪善”、“蒙泉”二匾额，使寺院更是名扬八闽。居白为金邶寺后来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其本身却像金邶寺的历史一样扑朔迷离，从目前所掌握的有限资料来看，已经无法考证出他的身世。元脱脱《宋史·艺文志》收录有唐僧居白《五行指掌诀》二卷，不知是否就是此人。
到了北宋时期（960—1127），金邶寺又出现了一位高僧——圆轨。圆轨是北宋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的住持，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寺院》误作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前后相差整整二百四十多年。明代王应山在《闽都记·卷之三十三·郡东北福宁胜迹》将“圆轨”记成“圆执”，也是错误的。圆轨住持金邶寺的时候，寺内香火日益兴旺，大量善男信女捐资捐物为寺产。圆轨有心扩大寺院范围，但以寺院左边地基不平整，下有深坑为虑。传说“一夕，雷雨裂后山之半，平其基”，遂拓建殿堂、阶墀，焕然一新。在今天金邶寺遗址的山门石阶处尚存一块圆轨募缘修寺的碑刻，其中的“圆轨”二字仍然清晰可辨。
元朝统治中原不足百年，但其尊奉佛教，却是自始至终的。在元代，寺院享受有免赋免税的特权。梵门无所谓清规戒律，僧侣可以拥有土地财产，可以吃荤，甚至娶妻。所以，蕉城在元代既涌现出了平楚、澄鉴、平麓（方广佛）这样的高僧，也有喝酒吃肉的和尚。金邶寺的元代住持沧海应该也是属于这种类型。沧海出身显贵，而且是元代“国师”海云印简的第三代传人，印简威名显赫，受元太宗、定宗、宪宗、世祖四代任用，被尊为“临济中兴名匠”。沧海，法号止云，另一个别号中有个珠字，所以尊称“沧海珠”。这就像印简的一个高徒可庵，他法名智朗，尊称“朗公”，又叫“可庵朗”一样。
沧海于大德年间（1295—1307）担任金邶寺主持，并重修了寺院，使之“寺然具备”。明嘉靖、万历两朝的《宁德县志》中都记载了这段建寺的辉煌事迹。寺周围还留下了沧海的“蒙泉”手迹和一口勒有“沧海弥珠”的纪年铁钟（已毁），一座人们认为充满神秘的墓塔。
明代金邶寺进入了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不仅寺院被载入《八闽通志》、《宁德县志》（嘉靖版）“寺观”的首要位置。而且寺内还成立了僧会司，成为当时宁德县的佛教中心寺院。还出现了连续三任的佛教界领袖：祖恭、如心、定金。这三位高僧通晓佛法，洞悉古今，受到了士大夫的高度评价和佛教徒的拥戴与赞誉。笔者对有关他们的记载和金邶寺遗留的文物，进行了研究剖析。
这三位住持中，尤以祖恭最为知名。据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祖恭，蕉城七都黄氏子。少年时期便削发为僧，戒守清规，为人稳重，在当时宁德县的佛教界威望很高。正统时期（1436—1449），任宁德县僧会司僧会。后来还一度代理福州府十县僧纲司都纲事，从九品衔。晚年驻锡金邶寺，重修寺院，开辟上山道路，人皆“崇重敬事”。
在蕉城文史、宗教界，人们都普遍认为明尚书林聪一首诗中提到金邶寺的“敬仲僧”，身世无从查考。实际上，据笔者研究，“敬仲僧”就是祖恭。首先从林聪那首七律的题目《正统乙丑访敬仲僧于金邶寺，别去十载，今秋奉使粤东，顺道归省，复得与敬仲会杯酒笑谈，风景犹昔，赋此已记之》上可以得到一些信息，“正统乙丑”指正统十年（1445），“别去十载”，往前推算则到了景泰五年（1454）。这就说明，在这十年时间里，金邶寺的住持始终都是“敬仲僧”。而金邶寺现存的明代石塔上，仍有祖恭时代留下的铭文。石塔上清晰地标有“景泰庚午年僧会祖恭立”的字样，“景泰庚午”指景泰元年（1450），正是“敬仲僧”任职的时期。这就可以说明，祖恭与“敬仲僧”是同一个人。不过，后来的学者也曾对林聪的这首诗提出质疑。比如清代的宁德训导刘家谋在《鹤场漫志》中说：“正统十年逾十载，则景泰五、六年间也。是时公方左迁国子监学正，本传及行状、墓志并不言其奉使事，附识于此。”林聪出使广东，正史上虽然没有记载，但在林聪的同僚都察院左都御史韩雍的《襄毅集》中却有提到。韩雍有四首《送林黄门聪奉命代祀南海便道归省和同寅王公度韵》绝句，交代得十分清楚，林聪奉命到广东，是为了祭祀位于广州的南海神庙，而且还“便道归省”，这与林聪那首七律中所说的完全吻合。
另外，“祖恭”与“敬仲”意思相近，这十分符合古人的取名特点与要求。祖恭与林聪年龄相当，共同成长生活，又同为七都峬源人，就连“便道归省”那么珍惜的几天时间里也不忘探望老友，可谓感情至深，殊为难得。
比祖恭稍后的如心继承了祖恭的衣钵，于成化年间（1465—1487）担任金邶寺的住持和宁德县僧会司僧会。他的身世也已无从查考。弘治年间（1488—1505），
定金接任了如心的位置。定金的身世同样也是一个谜。
笔者曾经从本市作家陈浩志一篇有关上金贝的散文中发现这么一段话：“在（上金贝村）一户人家，有一三尺宽五尺长的碑石，翻作洗衣架板，背面字迹依稀，久辨可见‘僧’、‘金’、‘钟’、‘缔’等字。”为此，笔者于2009年正月，特邀地方史学研究者李怀先先生一同寻找到了这块石碑。经过仔细观看，原来，它就是以上我们提到的定金和尚的墓道碑，上面清晰地镌刻者十二个楷书大字“宁德县僧会司僧会定金寿域”。墓道碑是树立于坟墓附近的石碑，起着彰扬和引导的作用。这块石碑原立于上金贝村通往金邶寺山道的路边，说明定金的坟墓就在附近。
在明代后期，由于金邶寺山高路远，僧会司被迁到县城东郊的天王寺，金邶寺由此进入了短暂的低谷。
到了清代，由于金邶寺的历史影响，以及寺院设施完备，僧会司被重新迁了回来。康熙时期，辟支寺开山祖师、高僧樵云的一派传人不偏和尚被任命为宁德县僧会司僧会，驻锡金邶寺。由于资料的缺陷，我们已经很难知道这位不偏和尚的身世。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偏和尚应该是一位高僧。要不然，就不会被任命为宁德县的佛教界领袖了。
不偏圆寂后，被接任的住持道潜安葬于寺后不远处。他的墓碑与元代的沧海有异曲同工之妙。墓碑上，不偏也将他没见过面的祖师爷樵云的名字题在顶上，碑文标有“明赐紫钦授律师辟支开山樵云当翁和尚香座”等洋洋洒洒共四十九个字。
不偏以后，金邶寺也随之由盛转衰，逐步退出人们的视线。
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金邶寺唐代的开山祖师居白。唐大中年间，居白云游至上金贝，遇异人告诉他：“此处可以居住。”居白遵其言，驻锡山中。当夜，一块大石头上出现祥光，居白就近视之，得到一方金尺（此石被后人称作“涌金石”，为金邶寺“十奇”之一），因为佛祖“显灵”，居白发下宏誓大愿，要创建一座大寺院供奉佛祖。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金邶寺初显规模，成为当时感德场最大的寺院之一。广明元年（880），僖宗李儇敕赐“洪善”、“蒙泉”二匾额，使寺院更是名扬八闽。居白为金邶寺后来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其本身却像金邶寺的历史一样扑朔迷离，从目前所掌握的有限资料来看，已经无法考证出他的身世。元脱脱《宋史·艺文志》收录有唐僧居白《五行指掌诀》二卷，不知是否就是此人。
到了北宋时期（960—1127），金邶寺又出现了一位高僧——圆轨。圆轨是北宋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的住持，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寺院》误作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前后相差整整二百四十多年。明代王应山在《闽都记·卷之三十三·郡东北福宁胜迹》将“圆轨”记成“圆执”，也是错误的。圆轨住持金邶寺的时候，寺内香火日益兴旺，大量善男信女捐资捐物为寺产。圆轨有心扩大寺院范围，但以寺院左边地基不平整，下有深坑为虑。传说“一夕，雷雨裂后山之半，平其基”，遂拓建殿堂、阶墀，焕然一新。在今天金邶寺遗址的山门石阶处尚存一块圆轨募缘修寺的碑刻，其中的“圆轨”二字仍然清晰可辨。
元朝统治中原不足百年，但其尊奉佛教，却是自始至终的。在元代，寺院享受有免赋免税的特权。梵门无所谓清规戒律，僧侣可以拥有土地财产，可以吃荤，甚至娶妻。所以，蕉城在元代既涌现出了平楚、澄鉴、平麓（方广佛）这样的高僧，也有喝酒吃肉的和尚。金邶寺的元代住持沧海应该也是属于这种类型。沧海出身显贵，而且是元代“国师”海云印简的第三代传人，印简威名显赫，受元太宗、定宗、宪宗、世祖四代任用，被尊为“临济中兴名匠”。沧海，法号止云，另一个别号中有个珠字，所以尊称“沧海珠”。这就像印简的一个高徒可庵，他法名智朗，尊称“朗公”，又叫“可庵朗”一样。
沧海于大德年间（1295—1307）担任金邶寺主持，并重修了寺院，使之“寺然具备”。明嘉靖、万历两朝的《宁德县志》中都记载了这段建寺的辉煌事迹。寺周围还留下了沧海的“蒙泉”手迹和一口勒有“沧海弥珠”的纪年铁钟（已毁），一座人们认为充满神秘的墓塔。
明代金邶寺进入了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不仅寺院被载入《八闽通志》、《宁德县志》（嘉靖版）“寺观”的首要位置。而且寺内还成立了僧会司，成为当时宁德县的佛教中心寺院。还出现了连续三任的佛教界领袖：祖恭、如心、定金。这三位高僧通晓佛法，洞悉古今，受到了士大夫的高度评价和佛教徒的拥戴与赞誉。笔者对有关他们的记载和金邶寺遗留的文物，进行了研究剖析。
这三位住持中，尤以祖恭最为知名。据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祖恭，蕉城七都黄氏子。少年时期便削发为僧，戒守清规，为人稳重，在当时宁德县的佛教界威望很高。正统时期（1436—1449），任宁德县僧会司僧会。后来还一度代理福州府十县僧纲司都纲事，从九品衔。晚年驻锡金邶寺，重修寺院，开辟上山道路，人皆“崇重敬事”。
在蕉城文史、宗教界，人们都普遍认为明尚书林聪一首诗中提到金邶寺的“敬仲僧”，身世无从查考。实际上，据笔者研究，“敬仲僧”就是祖恭。首先从林聪那首七律的题目《正统乙丑访敬仲僧于金邶寺，别去十载，今秋奉使粤东，顺道归省，复得与敬仲会杯酒笑谈，风景犹昔，赋此已记之》上可以得到一些信息，“正统乙丑”指正统十年（1445），“别去十载”，往前推算则到了景泰五年（1454）。这就说明，在这十年时间里，金邶寺的住持始终都是“敬仲僧”。而金邶寺现存的明代石塔上，仍有祖恭时代留下的铭文。石塔上清晰地标有“景泰庚午年僧会祖恭立”的字样，“景泰庚午”指景泰元年（1450），正是“敬仲僧”任职的时期。这就可以说明，祖恭与“敬仲僧”是同一个人。不过，后来的学者也曾对林聪的这首诗提出质疑。比如清代的宁德训导刘家谋在《鹤场漫志》中说：“正统十年逾十载，则景泰五、六年间也。是时公方左迁国子监学正，本传及行状、墓志并不言其奉使事，附识于此。”林聪出使广东，正史上虽然没有记载，但在林聪的同僚都察院左都御史韩雍的《襄毅集》中却有提到。韩雍有四首《送林黄门聪奉命代祀南海便道归省和同寅王公度韵》绝句，交代得十分清楚，林聪奉命到广东，是为了祭祀位于广州的南海神庙，而且还“便道归省”，这与林聪那首七律中所说的完全吻合。
另外，“祖恭”与“敬仲”意思相近，这十分符合古人的取名特点与要求。祖恭与林聪年龄相当，共同成长生活，又同为七都峬源人，就连“便道归省”那么珍惜的几天时间里也不忘探望老友，可谓感情至深，殊为难得。
比祖恭稍后的如心继承了祖恭的衣钵，于成化年间（1465—1487）担任金邶寺的住持和宁德县僧会司僧会。他的身世也已无从查考。弘治年间（1488—1505），
定金接任了如心的位置。定金的身世同样也是一个谜。
笔者曾经从本市作家陈浩志一篇有关上金贝的散文中发现这么一段话：“在（上金贝村）一户人家，有一三尺宽五尺长的碑石，翻作洗衣架板，背面字迹依稀，久辨可见‘僧’、‘金’、‘钟’、‘缔’等字。”为此，笔者于2009年正月，特邀地方史学研究者李怀先先生一同寻找到了这块石碑。经过仔细观看，原来，它就是以上我们提到的定金和尚的墓道碑，上面清晰地镌刻者十二个楷书大字“宁德县僧会司僧会定金寿域”。墓道碑是树立于坟墓附近的石碑，起着彰扬和引导的作用。这块石碑原立于上金贝村通往金邶寺山道的路边，说明定金的坟墓就在附近。
在明代后期，由于金邶寺山高路远，僧会司被迁到县城东郊的天王寺，金邶寺由此进入了短暂的低谷。
到了清代，由于金邶寺的历史影响，以及寺院设施完备，僧会司被重新迁了回来。康熙时期，辟支寺开山祖师、高僧樵云的一派传人不偏和尚被任命为宁德县僧会司僧会，驻锡金邶寺。由于资料的缺陷，我们已经很难知道这位不偏和尚的身世。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偏和尚应该是一位高僧。要不然，就不会被任命为宁德县的佛教界领袖了。
不偏圆寂后，被接任的住持道潜安葬于寺后不远处。他的墓碑与元代的沧海有异曲同工之妙。墓碑上，不偏也将他没见过面的祖师爷樵云的名字题在顶上，碑文标有“明赐紫钦授律师辟支开山樵云当翁和尚香座”等洋洋洒洒共四十九个字。
不偏以后，金邶寺也随之由盛转衰，逐步退出人们的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