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民国时期，梅田村的国民教育落后，启蒙教育仍沿袭旧时的私塾方式。私塾多设在周厝和郑厝，聘请的教书先生是本村有一定文化的人，或请外地的先生，读的是“五言杂字”和“人之初”一类的简单课本，数学学的是珠算，没有固定的校舍，也没有规定的学制。据一位现年83岁老人回忆，当时周厝跟他一起读书的就5个人，有一个还是雨天读书晴天放羊。由于塾师来来去去，他们的读书也断断续续，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他就到碗窑学校去念了一年的书，早出晚归，午饭是在亲戚家吃。碗窑学校是新式教育，上课讲普通话。
  由于教育落后，全村没有一个人会讲“官话”（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据说，早年有一个外地的乞食者要在村中人家屋里过夜，他讲的话，没人听得懂，村人竟赶到碗窑请来一位会讲普通话的先生来当翻译，又担心乞食者另有图谋，赶紧给了好多食物，劝其离开。
  新中国成立后，从五十年代开始，梅田的郑厝、周厝、王厝等自然村都开办初级小学班，实行新式教育，学制是一到四年级，但那时农村一般家庭由于人口多，孩子稍大一点就上山砍柴或讨小海，帮助家庭生活，所以能读完四年级的也很少。同时各自然村也都开办夜校，为一些失学儿童（主要是女童）扫盲，但也是断断续续，办的人和学的人积极性都不高。
  六十年代初，我在本村读书时，学校是设在人家的厅堂里，后来大约是二年级时候吧，学校又转到我家的厅堂里；三年级时，转到本族祠堂大厅；四年级又搬到戏台上。在我家厅堂上课时，有一个现在想来很可笑的做法，就是要把上课写过字的废纸装在一个小筐里，在放学前拿到屋外面的海滩上烧掉。听人们说，字是圣人的眼睛，如果把字到处乱丢，将来眼睛会瞎掉，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这字是自己写出来的，它跟眼睛怎么会有关联，但我还是经常去烧废纸。上小学四年级时，全班只有我一个学生，老师是蕉城霍童人，姓缪，名叫安长，一个人要教四个年级。每天都有顽皮的孩子在打闹哭叫，有些人还编了些坏歌谣来毁谤老师。但缪老师对我很好，有一次因学习太不认真的缘故，老师很严厉地批评了我，我伤心地哭了起来，当时心里很恨他，以至几天不去上课，但我知道老师是为我好。我长大后，想起当年那些当民办的小学教员真是很辛苦。后来就从没有缪老师的音讯，不知道仍在当教师，还是改了行。
  [=此处为插图（作者（左）与黄子灿的合影）=]
  1964年初，我在辍学一个学期后，经过努力争取，又重新到离家五华里的碗窑完小校，插班读五年级下学期。全班共有8个同学，5个男生，3个女生。3位女生分别是粮站职工和国家干部的女儿，均是城关人，一男生是驻军部队干部儿子，另一个是瓷厂工人的儿子。农业户口的3人，除我外，另两个均是碗窑本地人，一个父亲当时是村干部（那时称生产大队），另一个父亲在农业碗厂当农业工人，我一个外村人，平时交流语言不通（他们均讲闽南语），穿一身破旧的衣服，处境有多尴尬，可想而知。好在那时候社会风气尚好，我还不至受到藐视和欺负。由于在本村上四年级时基础就差，再加少读了一个学期，刚插班时我的成绩很差，就拼命追赶，期考时总算及格，我高兴得一路小跑回家。在这一段时期，父亲的熟人黄书辉伯伯的儿子黄子灿与我同年，在上六年级。由于学校离家太远，吃一顿午饭要往返10华里路程，因此我常常跟黄同学到他家“蹭”饭，有时也到其他一些沾亲带故的人家里去吃过午饭。虽然我也带去一些番薯米和少量的白米，但我知道，我还是占了他们的“便宜”的。不幸的是，黄书辉伯伯在文革后期遭迫害，含冤离世，想起来令人不胜唏嘘，至今不忘黄伯伯一家人对我的关爱与照顾。
  我上六年级后，黄子灿同学上中学了，我也就一人每日步行往返四趟计约20华里的路程去上课，不论风雨天，大热天，从没有旷课。六年级上学期成绩已是全班第三名，评为“三好生”、“优秀少先队员”，并选上少先队中队委员。
  当时碗窑小学办在一个旧教堂，三、四年级合用一个教室，五、六年级也一样，当中一条走道，一边坐五年级，一边是六年级，共用一块黑板。包括校长和三位老师教四个年级，校长叫黄宗荣，兼教五年级地理课，刘用宝老师是五、六年级班主任，教语文、历史、自然课，教数学的是女老师石榕。他（她）们都很负责地工作，严格要求学生，平时态度和蔼可亲，很受同学们尊敬，感觉中从来没有同学在背后说过老师们什么坏话，或起什么绰号。由于三位老师均是福州人，无论授课或平时和我们交流都使用普通话，这对我学习普通话有很大方便。因为我不会讲闽南话，所以和老师同学之间交流都用普通话，师生、同学之间，关系融洽，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前几年我到浙江余姚看望大儿子时，当地人对我这种年龄的人能流利使用普通话很是诧异，这确实是儿时在学校里打下的良好基础。
  1965年我高小毕业，是本年度梅田行政村唯一一个高小毕业生，也是解放以来梅田村受过小学完整教育者之一，时年13岁。当时有人介绍我去读初级农业师范（学校办在霍童），我没能去成，后参加乡政府办的民师培训班。结业后，在村里的扫盲班当义务民师。那时候政府对扫盲工作很重视，各自然村的适龄青少年都被要求上夜校读书，扫除文盲。当时的宁德县文教部门设有专职教师驻村辅导扫盲工作。第一届学员扫盲结业时，由当时的飞鸾乡党委书记章康宝颁发毕业证。毕业典礼在周厝祠堂举行，很是隆重。是年冬，由于我年小纯真在扫盲工作中很是卖力，表现较好，驻村辅导员老师陪着县文教部门的一位领导，在检查总结扫盲工作的时候，于傍晚掌灯时分到我家来，跟我父亲说，让我去当小学的老师。父亲跟他们说的话不多，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句是说我“人还小”。就这样他们两人走了，我也就永远失去了一个有可能改变务农命运的机会。当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站在天井中，紧张得浑身发抖，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去送他们，我六神无主地呆了很长时间，那种心情现在还能感觉得到。
  次年“文革”开始，神州大地刮起政治的狂风暴雨。从此，我和村里的同龄人一样，为了生活和家庭，在田野或海滩上，从事着原始的、繁重的，有时甚至是愚笨的劳作。
  往事如烟，当生命的年轮辗过一个甲子的今天，回首往事感慨良多，衷心祝愿在我求学生活的艰难时期，给我诸多关怀、照顾和帮助的多位师长们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