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宁德沿海地区旧时流行使用的码字
流行于宁德沿海民众中的码字，顾名思义，就是记数的文字（符号），笔者从小知道爷爷、父亲都是用码字记数，他们都读过私塾。为什么不用汉字，而用码字记数呢？原来它简单、易记，目不识丁者也能一目了然，看过一次就能牢固地烙印在脑海里，所以当时市场上买卖的斤两、价钱，结帐等有关数字的记载都是用码字。现今70岁以上的老人偶尔还会用码字记数。
码字从一至十的符号是：一二三×〓亠〓〓文十在同一项目，同一类形的组合中，码字的—二三如果出现重复时，可以把它改写成丨〓〓。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码字也可以写作乙〓三の〓六七八九十。由于码字都是以记数为主，在重量方面用的钱、两、斤、十斤、百斤、码字写作小〓亅〓〓；在货币中的分、角、元、十元、百元、码字写作〓△元十元百元，还有重量与货币中的“半”，码字写作丰。码字它出于书写方便而灵活多变，比如一钱，它写作小，三钱写作〓，一两写作用或〓，五两写作〓，半斤写作〓，八两半写作〓，一斤写作丁或〓，两斤写作〓或〓，四斤写作〓或〓，五斤写作〓或〓，十斤写作〓，八斤三两写作〓或〓，九斤半写作〓或〓，五斤四两九钱写作〓或〓，八斤六钱写作〓或〓，六斤十四两写作〓或〓，二十三斤五两写作〓，六十八斤九两写作〓，一百斤写作〓或〓，四百五十六斤三两写作〓；两分写作盼，五分写作〓，一角写作/△，四角写作×△，二角二分写作〓，五角六分写作〓，一元写作1元，八元写作〓，三元二角五分写作〓，二十六元九角四分写作〓，一百元写作1百元或百元，五百五十一元一角一分写作〓。其余以此类推。
小时候父亲告诉我，宁德沿海一带当时出售海产品时均用码字记数，富豪之家谷米或钱币放高利贷都是码字写借条数字，店中记帐亦用码字。后来笔者了解到福安、霞浦、罗源、连江、福州等闽中、闽东沿海的老一辈人也会认码字，但不知他们是否用过码字记帐，所以也不知道码字的区域有多大，普及程度如何，只知道宁德沿海各村镇的男人普及率百分百，人人都会认，人人都以码字来记数。
码字从外形上看，它简单，笔画随便，应该是当时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自创的一种记数文字，遇到什么事，随随便便，临时记在瓦片、布匹、纸张等能记数的物件上，然后时间长了慢慢地被不识字者认同，传播。码字真正打破了掌握有文字者的垄断，逐渐地开辟了专属于不识字者的空间，这是对“文化反抗”的产物。码字诞生的时间据笔者了解应该在明朝，因那时闽中闽东沿海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平民中的商贸频繁而产生的并予以传承，是对不识字者当之无愧的一大贡献，有这样的文字应该是当时不识字的低层人的骄傲。
码字在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找不到蛛丝马迹，在《康熙字典》、《辞源》、《辞海》等字典中同样没有它的记述。我们都知道，汉字最早都是由图画发展而来的，后来渐渐地这些图画变成了文字，码字同样保留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集所有汉字造字特点于一身的文字，但又不是孤立的，在特殊的组合中又加入汉字。笔者认为码字就是汉字，不过简单化了，让人易于辨认，书写速度快，易懂、易记、易写而已。
万事万物的产生，都有它的借事借物基础。笔者认为码字与流行于明初的算盘也有关，主要的特征是运用抽象的符号来表示意义，因为算盘以中梁作定数，每档的梁上两珠，每珠作数五，梁下五珠，每珠作数一，比如码字中的〓、应为上珠，亠〓〓文上一点为上珠数五，下一横为下珠数一，所以码字仍然包含着造字初期所包含的字义信息。又因为算盘简单易学、运算方便、不识字者也能应用自如，故能通行我国，码字能受到闽中、闽东沿海人民的认可和应用，其理亦然。还有古人记帐时离不开算盘，码字得到算盘的启发也比较合理。
至今我们还不知道码字的发源地，但它是宁德一带在当时认字人不多的时代的前人进行沟通的重要工具。作为一个十分独特的符号能融入宁德，而且随着宁德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作为宁德人的后代感到无比的自豪。码字作为宁德沿海古老的一种记数文字，飨给读者，望来者贤能征文考献，以求明备。
附：与码字有关字谜一条；上是码字、下是正字、下是码字、上是正字、上下码字、中间正字。谜底：“交”字。
梅田的基础教育和我的求学经历
民国时期，梅田村的国民教育落后，启蒙教育仍沿袭旧时的私塾方式。私塾多设在周厝和郑厝，聘请的教书先生是本村有一定文化的人，或请外地的先生，读的是“五言杂字”和“人之初”一类的简单课本，数学学的是珠算，没有固定的校舍，也没有规定的学制。据一位现年83岁老人回忆，当时周厝跟他一起读书的就5个人，有一个还是雨天读书晴天放羊。由于塾师来来去去，他们的读书也断断续续，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他就到碗窑学校去念了一年的书，早出晚归，午饭是在亲戚家吃。碗窑学校是新式教育，上课讲普通话。
由于教育落后，全村没有一个人会讲“官话”（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据说，早年有一个外地的乞食者要在村中人家屋里过夜，他讲的话，没人听得懂，村人竟赶到碗窑请来一位会讲普通话的先生来当翻译，又担心乞食者另有图谋，赶紧给了好多食物，劝其离开。
新中国成立后，从五十年代开始，梅田的郑厝、周厝、王厝等自然村都开办初级小学班，实行新式教育，学制是一到四年级，但那时农村一般家庭由于人口多，孩子稍大一点就上山砍柴或讨小海，帮助家庭生活，所以能读完四年级的也很少。同时各自然村也都开办夜校，为一些失学儿童（主要是女童）扫盲，但也是断断续续，办的人和学的人积极性都不高。
六十年代初，我在本村读书时，学校是设在人家的厅堂里，后来大约是二年级时候吧，学校又转到我家的厅堂里；三年级时，转到本族祠堂大厅；四年级又搬到戏台上。在我家厅堂上课时，有一个现在想来很可笑的做法，就是要把上课写过字的废纸装在一个小筐里，在放学前拿到屋外面的海滩上烧掉。听人们说，字是圣人的眼睛，如果把字到处乱丢，将来眼睛会瞎掉，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这字是自己写出来的，它跟眼睛怎么会有关联，但我还是经常去烧废纸。上小学四年级时，全班只有我一个学生，老师是蕉城霍童人，姓缪，名叫安长，一个人要教四个年级。每天都有顽皮的孩子在打闹哭叫，有些人还编了些坏歌谣来毁谤老师。但缪老师对我很好，有一次因学习太不认真的缘故，老师很严厉地批评了我，我伤心地哭了起来，当时心里很恨他，以至几天不去上课，但我知道老师是为我好。我长大后，想起当年那些当民办的小学教员真是很辛苦。后来就从没有缪老师的音讯，不知道仍在当教师，还是改了行。
[=此处为插图（作者（左）与黄子灿的合影）=]
1964年初，我在辍学一个学期后，经过努力争取，又重新到离家五华里的碗窑完小校，插班读五年级下学期。全班共有8个同学，5个男生，3个女生。3位女生分别是粮站职工和国家干部的女儿，均是城关人，一男生是驻军部队干部儿子，另一个是瓷厂工人的儿子。农业户口的3人，除我外，另两个均是碗窑本地人，一个父亲当时是村干部（那时称生产大队），另一个父亲在农业碗厂当农业工人，我一个外村人，平时交流语言不通（他们均讲闽南语），穿一身破旧的衣服，处境有多尴尬，可想而知。好在那时候社会风气尚好，我还不至受到藐视和欺负。由于在本村上四年级时基础就差，再加少读了一个学期，刚插班时我的成绩很差，就拼命追赶，期考时总算及格，我高兴得一路小跑回家。在这一段时期，父亲的熟人黄书辉伯伯的儿子黄子灿与我同年，在上六年级。由于学校离家太远，吃一顿午饭要往返10华里路程，因此我常常跟黄同学到他家“蹭”饭，有时也到其他一些沾亲带故的人家里去吃过午饭。虽然我也带去一些番薯米和少量的白米，但我知道，我还是占了他们的“便宜”的。不幸的是，黄书辉伯伯在文革后期遭迫害，含冤离世，想起来令人不胜唏嘘，至今不忘黄伯伯一家人对我的关爱与照顾。
我上六年级后，黄子灿同学上中学了，我也就一人每日步行往返四趟计约20华里的路程去上课，不论风雨天，大热天，从没有旷课。六年级上学期成绩已是全班第三名，评为“三好生”、“优秀少先队员”，并选上少先队中队委员。
当时碗窑小学办在一个旧教堂，三、四年级合用一个教室，五、六年级也一样，当中一条走道，一边坐五年级，一边是六年级，共用一块黑板。包括校长和三位老师教四个年级，校长叫黄宗荣，兼教五年级地理课，刘用宝老师是五、六年级班主任，教语文、历史、自然课，教数学的是女老师石榕。他（她）们都很负责地工作，严格要求学生，平时态度和蔼可亲，很受同学们尊敬，感觉中从来没有同学在背后说过老师们什么坏话，或起什么绰号。由于三位老师均是福州人，无论授课或平时和我们交流都使用普通话，这对我学习普通话有很大方便。因为我不会讲闽南话，所以和老师同学之间交流都用普通话，师生、同学之间，关系融洽，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前几年我到浙江余姚看望大儿子时，当地人对我这种年龄的人能流利使用普通话很是诧异，这确实是儿时在学校里打下的良好基础。
1965年我高小毕业，是本年度梅田行政村唯一一个高小毕业生，也是解放以来梅田村受过小学完整教育者之一，时年13岁。当时有人介绍我去读初级农业师范（学校办在霍童），我没能去成，后参加乡政府办的民师培训班。结业后，在村里的扫盲班当义务民师。那时候政府对扫盲工作很重视，各自然村的适龄青少年都被要求上夜校读书，扫除文盲。当时的宁德县文教部门设有专职教师驻村辅导扫盲工作。第一届学员扫盲结业时，由当时的飞鸾乡党委书记章康宝颁发毕业证。毕业典礼在周厝祠堂举行，很是隆重。是年冬，由于我年小纯真在扫盲工作中很是卖力，表现较好，驻村辅导员老师陪着县文教部门的一位领导，在检查总结扫盲工作的时候，于傍晚掌灯时分到我家来，跟我父亲说，让我去当小学的老师。父亲跟他们说的话不多，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句是说我“人还小”。就这样他们两人走了，我也就永远失去了一个有可能改变务农命运的机会。当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站在天井中，紧张得浑身发抖，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去送他们，我六神无主地呆了很长时间，那种心情现在还能感觉得到。
次年“文革”开始，神州大地刮起政治的狂风暴雨。从此，我和村里的同龄人一样，为了生活和家庭，在田野或海滩上，从事着原始的、繁重的，有时甚至是愚笨的劳作。
往事如烟，当生命的年轮辗过一个甲子的今天，回首往事感慨良多，衷心祝愿在我求学生活的艰难时期，给我诸多关怀、照顾和帮助的多位师长们幸福安康。
六都闽剧团始末
清末民初，六都就有文坛结社和梨园爱好者的传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周志孔自行请福州新元昌闽剧戏班到六都演出，闻名乡里。
1947年，由许祖玉、周景鲁筹办组织六都业余闽剧团，是自发性群体娛乐组织。开办资金靠民间集资，自愿捐助，本团人员乐捐，有的50斤、100斤谷子不等，也有非本团人员乐捐和借高利贷等。道具向城关闽剧团租來。
剧团活动场所起先在许祖玉厝，后在朱佬庚酒库排练。会演在本村许厝大厅演出。
演员：周景鲁（兼导演）、周二妹（青衣）、周景星、陈新顺（女丑）、朱德凑（老花旦）、陈挺美（武生13岁参学艺）、周景翰、周景泽、许守富、朱佬庚、朱彦忠、周伏祐、周初尧（三花）、朱朝饮、黄星钗及许佬文、林细板、林本春、陈邦楷等。
后台音乐：朱德寿、朱彦超、朱彦城、朱彦贵、朱宇、朱佬三等。
周初仁（后勸主管灯光），余阿使（搞联络）。
剧本：《水源海》，加演《补缸》等。
周训虎早年就读福州中学、受训于省政干团等，曾任宁德县保安队长，爱好诗书文艺。鼎革后谢职回乡，1951年任六都闽剧团导演，编现代戏《三八线》，宣传抗美援朝，在白马堂公演。1952年周训虎逝世，剧团暂停一时。
1953年重整队伍，由许克全、周初红担任负责人，除原班人马外，新参加的演员有周招云、周彩华、朱爱清、陈香、朱爱容、陈细莲、朱佬坤等。1955年又增加陈玉钗、陈妹菊，1957年又扩招周雪仁、朱绍珍、黄加如等。地点在周履祯厝，彩排在白马堂宫戏台。其资金来源同样靠社会集资，资金不足继续借高利贷添置服装和道具。
1954年请福州“杏杏沙”教戏，团址借用“三义店”酒库，平时教练在此进行，排练、彩排设白马堂宫戏台。彩排结束时，在本村组织评议演出、免费演出活动。尔后举办有偿演出，每张门票0.10—0.15元不等，来填补团里经费困难。尔后请福州“新国丰”戏班花旦为导演教戏。接着在邻村、乡及本县演出，并参加全县会演，被县文化局评上名等，进而往外县、外地区演出并获奖，闻名闽东各县及省垣。演出剧目除闽剧外，还编现代剧、街头戏，宣传党的中心工作和政策。如陈新顺街头剧宣传党的中心工作，发动农民种菜：“圆包菜，扁包菜。有心是空心菜。剪刀剪倪菜，汤荡饭泥菜，油伴波申莱，虾米煮介菜。”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宁德县民间文艺昌盛时期，各乡镇都有业余闽剧团。其時流传“六都生，七都旦，八都是花旦”。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为应外县邀演，未经六都乡政府和工作组同意，剧团准备私自开船往外县演出被工作组拦下。
六都闽剧团出外应聘和邀请演出，人员伙食和场所由出邀乡村负责，尔后送红包或聘金给团里人员分红。没有固定工资定额。演员等全体人员只是娛乐、见世面、看各地世界和赚个饭吃而已。
1958年大跃进期间暂停演出。1960年体制改革下放时，六都公社为照顾剧团便于演出和生产相结合，还专门划一片良田给六都闽剧团，后称第八生产队。
1966年“文革”初期，各地大兴“破四旧”，原来购买的闽剧团之龙袍、凤衫被剪破烧毁，留下新置和道具封存禁用。旧戏不能演，六都闽剧团就此暂时告终。全部演员参加笫八生产队生产劳动或归原先所在生产队。
1982年县文化局黄如枢副局长來六都，重新排演一场闽剧《亭楼暗箭》参加县人民会场汇演，获奖旗一面，奖金300元。在白马宫买票演出后，留下的剧团服装寄存“三义店”酒库楼上，台幕及有关乐器进拍卖抵还借贷。从此，六都闽剧团宣告终结。
至今年30年了，无人过问六都闽剧团，演员离世者也不少，健在演员己是耄耋、古稀、花甲年华。老人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群众文艺之梨园演艺，自已登台表演一去不再回了，只好在电视和光盘中看别人表演了。
据老演员陈挺美（81岁），周彩华（73岁）夫妻和朱宇（89岁）等三人口述，周初如记录整理。
我所知道的梅田村医疗状况
民国以来梅田村没有医生和中药铺，民众得了病一般都是靠土方草药治疗。各自然村中都有一、二位懂一些草药的民间“青草医”。村民假如手指、脚趾生了“蛇头疔”，轻微骨折或者生疥疮等一些疾病，就会找这些青草医，治好后给些钱或送鸡蛋等作为酬谢。如遇甲沟炎、囊肿等经常性的轻微脓肿，村民之间都会互相介绍一些草药，捣烂后敷用。至于小儿疳积、腹泻、大人伤风感冒等，各家也都互通有无，学会治疗。只有遇到严重的、疑难的或者慢性的病痛，病家才到外地，如飞鸾、碗窑以至于县城找医生看病用药，那时的药方子都由病家保管，任意到哪家药铺买药都行。当时有一位家住飞鸾南山黄土岱自然村的畲族中草医，常到梅田村里给人看病，村人都说他把脉技术精到，他一来就有好些女病人找他把脉，看一些妇科病，我小时只看见他把脉开方子，并不晓得他是怎么收费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地方政府开始在梅田村设立医疗保健站（隶属于飞鸾卫生院），选聘家住周厝，祖上当过中医、开过中药铺的周锦银先生当保健站医生。周锦银小时候跟家人学过中医把脉，懂得医药知识。从此，梅田村的群众有了病就能及时得到医治，不再像以往那样因找医找药不及时、不对症而导致小病拖成大病的后果。一些慢性病患者也可以就近连续服药，不必等靠外乡医生，或长途跋涉去外地求医寻药了。
梅田村是农业区，靠山面海，上山下海带来的各种外伤难免，保健站又开设了外用西药，消炎止痛打针包扎，这样中医药、西药、小儿、妇科全都由周锦银医生包干了。由于周医生医术谙熟，接诊态度热情，连邻近的碗窑、山区的沈洋村病员都找他看病。据周医生回忆说，六十年代以来，他曾多次在三更半夜打手电筒步行6华里的山道去沈洋村出急诊，至于梅田本村，包括住在半山区的畲族琯后村，若村民有了急诊他更是随叫随到。
1966年，梅田王厝村出现一例流行乙型脑炎病例，周医生及时诊断发现后，立即报告乡保健院。保健院马上派医生来协助救治。虽然病人最终因抢救无效而夭折，但由于及时采取了应急防范措施：病源区全范围消毒，各家打预防针，对疑似病人定时跟踪观察，外出未归人员进行登记等，一个不漏地实行防范，终于将这一有可能给人们带来严重威胁的传染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后来周医生感慨地说：“我虽然几天几夜未曾合眼，但后来村里人人平安，心想也值得了。在当时，乡领导重视，保健院医生尽职尽责为人民服务的情景令人印象深刻。”
1970年7、8月间，由宁德县卫生局主办的全县“赤脚医生”培训班在梅田举行，来自全县各乡镇保健院带队医生和赤脚医生学员二百多人在梅田周厝集中学习。培训的对象是各乡镇选派的具有高小以上文化和初级医学知识以上的村级保健站人员，当时也有一些上山下乡的插队知青和当地部队的卫生员参加学习。授课的是县里选派的家庭出身好，业务水平较高，具有较丰富医疗经验和中草药知识的中青年医生，培训的内容包括中草药基础知识、临床医学基础、农村常见疾病的预防和诊治以及针灸知识等等。这些学员借住各家民房，在周氏祠堂大厅集中上课。学员们在学习中也教会了当地群众一些青草药的辨认和使用方法。医生们免费为当地一些病人看病并教会用草药治病方法。这些医疗活动和耳闻目睹的宣传，使当地群众在注意防病治病和搞好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此时，飞鸾驻军部队的医疗站也向当地群众开放门诊和接收病员住院。村民中，一些急性的、严重的病例，也能得到及时的救治，从此梅田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大为改善。
随着时代的进步，当年急症病人靠担架抬、板车拉、三轮摩托车送的时代结束了。现在人民生活改善，卫生意识提高，身体素质增强，农村的整体面貌确实今非昔比，但人们没有忘记在那物质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梅田村保健站为基层广大民众治病所带来的方便，没有忘记周锦银医生为解除伤病员痛苦所付出的辛勤工作。俗话说：“好人有好报。”周医生虽年过95岁，仍精神矍烁，乡里敬重，儿孙孝顺，现在其大女儿盖的新居里安享晚年清福。
宁德漳湾“水密隔舱福船”
渊源与历史
福船，是福建、浙江沿海一带尖底古海船的统称。其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刀，底尖上阔，首尖尾宽两头翘。而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为互不相通的舱区，舱数有的13个，也有的8个。这一船舶结构是中国在造船方面的一大发明，它能提高船舶的抗沉性能，增加远航的安全性能。
这一传统手工技艺，保留在宁德漳湾镇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岐后开澳始祖刘帝美，原生活在闽南一带，世代造船。明洪武年间，社会动乱，他身怀绝技，避乱宁德，在漳湾岐后村开基立业，传授技艺。从此，制造福船的工艺便扎根这里。以船工刘妹俊为例，到他的儿子这一辈，已连续十代造船。
1899年，宁德漳湾大吨位木帆船营运北至山东烟台，辽宁营口；东抵台湾琉球；南达福州、汕头等地。
1901年，有民船运载当地瓷器抵新加坡等地的记载（《宁德县志》、《宁德交通志》）。
1949年，国民党自大陆撤退台湾，当时的政府曾对漳湾下“封船令”，大小木帆船一律限制出海，其时漳湾船坞所造海船也不准售出，以应大撤退运载之用。
1956年漳湾刘姓造船工人20余人组织造船小组，1958年经漳湾公社批准成立漳湾造船厂，修造2—3吨位的小渔船。1962年划归县手工业联社管理，定名漳湾造船合作社，可制造20吨位的木质运输船。
1959年和1965年，两次分别在闽江口、海坛岛海战中，宁德全县大小百多只备战海船，均由漳湾造船厂（造船合作社）制造。
1965年围垦宁德东湖塘及1978年围垦西陂塘，漳湾造船厂造出水上卸石的“石压船”，可左右下翻自动卸石，相对于人工抛石，效率大为提高，当时很受欢迎。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漳湾船厂先后为山东的海阳、文登、青岛、崂山等县，浙江的玉环、乐清、温岭等县，为本省的连江、罗源、平潭等县造出无数的捕捞、运输海船，最大吨位达300多吨。客户赠给的锦旗、奖状、牌匾满墙盈室，声誉日隆。
90年代初，广东省海陆丰地区造船厂还特聘漳湾师傅前往传艺，他们说：真想不到宁德漳湾还有如此过硬的手艺。
1998年5月，一日本商人来漳湾，购走一艘二吨“福船”，入存其博物馆。
2005年至今，上海商人每年都到漳湾定制旅游木船。由于漳湾水密隔舱福船制造工艺精湛，质量上乘，引来了八方船商。
技艺与民俗
水密隔舱结构和舵的设置，被称为中国古代船舶的两项重大发明，漳湾福船承其衣钵，特征鲜明，一脉尚存。
漳湾造船的用料，选择既轻便又耐水又坚固的木材，有松木、樟木、杉木以及柯木、槐木、枫木及其他坚韧的杂木等。辅助材料有船钉、桐油灰、竹丝、竹篷、布帆、油漆等。造船工具则有斧头、各号凿子、刨刀、木钻、钉送、铁锤、钉拔、掘斧、勾钉、锯、墨斗、曲尺、刮刀、灰刮板等等。
一艘漳湾福船的制造，从备料、立龙骨到上画油漆，都是手工操作。漳湾福船船型多样，尤以“三桅透”（三桅三帆）最具代表性，它的制作，有以下工序：
首先，安竖龙骨。龙骨是船的脊梁骨，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配搭肋骨，用横梁固定，期间还要安上矮座（俗称“装牛头”）并行分舱，装钉隔舱板，完成船的框架。
接着，钉纵向构件舷板（即船壳板）。先钉中腹舷板（俗称“红水蛇”）。再从船的底部向上装钉其他舷板（俗称“走马”）。舷板装钉之后，即装盖甲板及甲板边缘的坡，完成船壳。
[=此处为插图（制作福船安龙骨）=]
再下来，搭房（即船老大台、卧室）、做“下金”、做舵、做桅、做帆车、锚车等。
最后，油灰工塞缝、修灰、油漆上画，完成全船。
我见过一艘“三桅透”海船，总长20.75米，船宽4.36米，船深1.55米，载重量为60吨。据工匠刘细秀介绍说，制造这样一艘木帆船，需用技工400工日，杉、樟等各种用材80立方米，目前市场造价为15万元。
漳湾福船制造，师傅都是凭经验，无需图纸，要造多少担的船，就备多大的料，图在心中，心有准则。对于水密隔舱这一绝活，漳湾造船厂厂长、“非遗文化代表性传承人”刘三济自豪地告诉笔者：漳湾海船，从船型到浑然流畅的外观曲线设计，至今都充分保留与体现古代“福船”的特点，它昂首翘尾，全身上下蕴藏着美的因素，散发出诱人的魅力。
漳湾镇有漫长曲折的海岸线，居民长于舟楫，擅于航海。在长期的造船过程中，当地民间形成一套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奇异风俗。首先做船要备料，师傅要亲自上山选材砍伐，有的大树民间迷信有神妖附身，漳湾造船人就祈求他们供奉的福德灵相佛公（为树神）出面，除妖灭怪，以保伐树安全。在造船的重要环节，如起工、安龙骨、安梁、立桅、画眼、钉斗盖、下水等均有祭祀仪式。其中，择吉日良辰，祀神烧金，宴客开工，叫“起工”。龙骨是船的主心骨，地位重要，故在竖龙骨时，不准让妇女靠近，不准有人跨越，不准有人说不吉利的话。还要在龙骨的前边缚一棕片，尾部缚一条红布，俗称“头棕尾红”。在安龙目（或画龙目）时也要择日才进行。船头是船的重要部位，在钉斗盖时，船主当日要办三牲、酒醴、果盒、金楮（纸钱），大放鞭炮以祀船上的神佛和阴公。之后还要到设在船坞一旁的妈祖庙里祀求海神保佑行船安全，船主还要赐给师傅红包。新船下水叫“落令”，船主要择吉日，办牲醴，烧金纸礼神，并宴请造船师傅和参加推船下水的人。
每艘船上均奉祀妈祖或其它神像神位。如今，许多造船民俗仍在漳湾传承沿袭。
[=此处为插图（制作福船塞缝、修灰）=]
特征与价值
中国船舶采用的水密隔舱结构，很早就受到国外的赞赏。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对中国的船舶作了详细的描述。水密隔舱在中国的运用，比欧洲早了一千一百多年。
英国的本瑟姆将军曾经考察过中国的船舶结构，并且对欧洲的造船工艺进行了改进，引进了中国的水密隔舱结构。公元1795年，他受英国皇家海军的委托，设计并且制造了六艘新型的船只。在他所写的论文中说，他所造的船“有增加强度的隔板，它们可以保护船只，免得进水而沉没，正像现在中国人做的一样”。从此，中国先进的水密隔舱结构，逐渐被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造船工艺所吸取，至今仍是船舶设计中重要的结构形式。
漳湾福船普遍传承了古福船的水密隔舱建造工艺，造工考究，具备良好的抗沉、操纵、快速、稳定等多种性能，其特征鲜明突出。
（一）结构科学
漳湾福船之所以安全可靠，是与水密隔舱结构的采用分不开的。它的优点是：
1.被分隔成若干舱的船舶在航行中万一破损一两处，由于船舶已被分隔成若干个舱，一两个破损进水的船舱不致于导致全船进水而沉没，只要对破损进水的舱堵漏修复就可使船只继续航行。
2.船舶的功能主要是运载货物，在有水密隔舱的船舶上，货物可以分舱储放，便于装卸与管理。海损事故发生时，也可以尽量减少损失。
3.由于船舶被隔窗板层层隔断，厚实的隔舱板与船壳板紧密钉合，而且隔舱板实际上起着肋骨的作用，从而取代了肋骨，简化了造船的工艺，并使船体结构更加坚固，船的整体抗沉能力也因而得到提高。
4.漳湾福船把舵设计放在船尾的正中位置，并且固定在支撑点上，便于操纵，可以根据水的深浅或升或降，也可以根据航向，灵活转动，不至于偏离航线。
（二）造型优美
漳湾福船破浪前进时头尖尾高的高贵形式，船体那优美的曲线，从弧面到平面柔和的过渡，它的龙骨紧紧箍住，无风行使时，边橹的高起高落，它的桅樯和绳索具匀称而且编织成透空的图案，还有那强大的风帆，一个有机组合体，这正是承传福船美感的“奇迹”，其形式完全适合于其功能要求。可以说，漳湾福船所体现出来的功能美，是无所不在的。
（三）民俗意蕴
漳湾岐后村数百年来，村民大都依靠造船为生，他们在传承先辈所积累的造船工艺的同时，也承载了许多的奇风异俗。其目的在于作业时求得人船安全，并能在神灵的庇佑下，获得好运气。比如他们的树神（佛翁）信仰、妈祖崇拜，造船过程中的种种祈祀仪式以及船体油漆图画的图腾寓意等等，在剔除那些荒诞的迷信色彩外，大量保留下了行业民风民俗和经验规律，在宗教信仰和民俗学民间吉祥艺术的意义上，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现实状况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铁壳船不断增多，大吨位木船制作业务量不断减少，给漳湾造船业带来很大冲击。这种专业技术和劳动强度要求较高的古老行业，收入与付出是不相对称的。因此，当地30岁以下的年青人不愿意干造船这种劳累、利薄的活，全镇从事这一行当的人口比例不足2%，真正掌握水密隔舱技艺的师傅更是寥寥无几。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漳湾福船传统制造技艺濒临消亡，令人担忧。归纳言之，尚存在下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人才严重匮乏。由于漳湾福船的家族传承特点，以及传男不传女的原始方式，使得掌握水密隔舱的人才面相当狭窄。特别是手艺精湛的老艺人的断代现象相当严重，传承者的老龄化问题十分突出。
二是造船场地不断萎缩。由于海水侵蚀和镇区公路建设等影响，不断缩小的造船场地，已无法满足制造大吨位木船的要求；造船场所每个月都有几天被淹没在水中，不能正常生产。
三是经营模式明显落后。目前单兵作战、内部无序竞争的经营模式，给漳湾造船业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个体工匠多在互相压价的环境下艰难地维持生存，从而也造成在家门口的活计没人干的状况。
然而，木船优越的抗风浪性能及比铁壳船低三分之二的造价，十分适合现代近海养殖业。正是受铁壳船的冲击，时下从事木船制造业的人数不断减少，就是全国造船中心的泉州也少有生产这种船只。拥有几百年历史的漳湾木船制造技术优势，是打开市场最有力的资本。前些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组一行莅临漳湾岐后，现场考察了造船技术，充分肯定漳湾木船制造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渊源。漳湾木船有望打造成“文化名牌”。
金涵文物古迹
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对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文物古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许多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古迹保护工作不断得到加强，现将金涵畲族乡非物质文化及文物古迹分布情况作如下简介。
金涵畲族乡重点文物古迹有11处，分别是：
1.金涵竹林寺
位于金涵乡涵道自然村西北1公里，原宁德合成氨厂厂区西侧。俗称竹林院。始建于唐咸通三年（862），后废。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重建，1993年重修。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坐西向东。主体由弥勒殿、天井及大雄宝殿等组成，较为简陋。大雄宝殿面阔三间，进深五柱，穿斗式土木结构，悬山顶。寺门前留有北宋绍圣三年（1096）石臼、石槽各一个，南侧约20米石壁上留有“大方广佛华严经”摩崖石刻。1932年秋，中共宁德城关党支部在此成立。因此，对于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寺为研究当地古代的寺庙建筑及宗教信仰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龙王亭碑
位于金涵畲族乡百丈自然村东南约200米处。龙王亭已毁，仅存土台，长6.8米，宽5.7米，占地面积38.76平方米。碑为白花岗岩石，坐北向南，高2.16米，宽0.6米，厚0.18米。碑首刻祥云，碑文分三行，直下，中间阴刻楷书：“灵昭昭也”。左边刻：“同治九年六月四城乡老告旱恭请”，右边刻“龙潭祷雨雨随祷下镌此誌异署宁德县事黄国培敬立”。该碑为研究当地古代民间石刻艺术以及域情、民生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3.上金贝“古墓”
位于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北470米，早年曾遭盗掘，损毁，但形制及大部分石构件仍留存原地。该墓通面阔9.7米，通进深27米，占地面积260平方米，坐北向南。全部用花岗岩石材构砌，平面前方后圆，略呈“风”字形，立体形状前低后高，形如圈椅。后部为半圆形平台，高1.5米，台面上为石构实心舍利塔，塔高1.6米，由六角形须弥座和弧顶圆柱形塔身组成，塔身上凿出荷叶宝盖及仰覆莲座的浅龛。龛内阴刻铭文：“御赐金襕佛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禅师之塔”两竖行共20字，未署砌筑年份。紧靠着高台，置有石刻圭脚，其上置碑座，但墓碑已无存。高台前共有四级墓埕，第二级墓埕上建有石构拜亭，四柱单间，面阔4.2米，进深4.15米，柱高2米，屋顶已毁。亭前中路设有踏步，可供上下。高台后及第一级墓埕两旁砌有弧形护墙，后护墙高5米，墙顶正中立有石刻佛光火焰（俗称“火龙珠”罩顶）。墓手以下两侧护墙分上下两段，高低错落。上段墙脊前端刻作龙首形（闭嘴龙）。该墓为研究古代墓葬形制及工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墓规模宏大，形制奇特，僧俗合璧，在我省尚属首个，在国内亦属罕见。2008年8月，市博物馆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考古清理，同年3月份进行了初步复原维修，目前还在进一步考古论证中。
4.濂坑大井
位于蕉城区金涵畲族乡濂坑村镇冰中路一弄3号民房前，清代挖掘。井方形，1.8米×1.8米。井壁由条石垒砌而成，无井栏，周围井坪由三合土填筑，占地面积42平方米，井深2.9米，井水清澈，冬暖夏凉。目前还在使用中。该井为研究当地村民古代的生产生活条件及状况等提供了实物依据。
5.濂坑王氏祖厅
位于蕉城区金涵畲族乡濂坑村。当地俗称“大宫”，位于镇冰环路，始建于清初，2001年重修。坐北向南，主体由戏台、天井、大堂组成，硬山顶，封火墙。正堂面阔五间，进深七柱，上置藻井，三合土地面，砖木结构，高5.2米。该祖厅为研究当地古代祠堂建筑具有一定的价值。
6.濂坑东濂堂
当地俗称“大宫”。位于金涵畲族乡濂坑村镇冰环路，始建于清初，2001年重修。建筑坐北向南，由戏台天井正堂组成。通面阔15.1米，通进深33.64米，三合土地面，前带卷棚，抬梁穿斗式砖木结构，硬山顶，封火墙。该建筑为研究当地古代宗教信仰及分布等情况提供了实物依据。
7.林蔚文墓
位于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亭坪村坑里自然村后山，墓占地面积795平方米，坐东南向西北。墓丘土石结构，平面呈“风”字形。坟堆高9.6米。墓前有祭台和一对石望柱，左侧有一石构墓志亭。亭方形，高3.8米，面阔2.52米，进深1.8米，歇山顶，亭脊向两边伸出龙首，正中置火球，亭眉横额“先芬亭”。亭中置墓铭，高2.93米，宽2.87米，厚0.16米，侯官沈觐冕书并篆。在墓前立墓碑，上刻“四川盐运使蔚文公之墓”。该墓为研究近代墓葬形制和工艺以及林蔚文历史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8.金邶寺
位于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西北约500米处，始建于唐大中八年（854），宋季圯，元大德年间（1297—1307）重建，清雍正元年（1723）、乾隆元年（1736）、乾隆四十四年（1779）三次扩建。一九六六年毁于强台风，现寺遗址占地面积9240平方米，尚存元代石槽、石柱和明景泰元年（1450）实心石塔构件，周边还有“涌金石”、“蒙泉”、“乌石马”等石刻遗址。一九八三年在遗址上建有大雄宝殿。该寺为研究当地古代的寺庙建筑及宗教信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9.下兰遗址
位于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兰村下兰自然村。1989年调查发现。遗址面积约300平方米。采集有方格纹灰硬陶罐残片。此次普查未发现标本。该遗址为研究当地古代居民生产生活状况具有一定的价值。
10.上兰遗址
位于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兰村村东500米。1989年调查发现。遗址面积约500平方米。采集有石锛和灰硬陶片。陶片纹饰有方格纹、网纹，可辨器形有罐。该遗址为研究当地古代居民生产生活状况具有一定的价值。
11.下兰郑氏祖厅
位于金涵畲族乡上兰村下兰自然村内，清代建筑，通面阔10米，通进深32米，占地面积320平方米。建筑坐东北向西南，由门楼、戏台、天井、大厅组成。大厅面阔三间，进深七柱，抬梁穿斗式土砖木结构，硬山顶。大厅东后侧（左后侧）有水井一口。井圆形，直径1.1米，井壁由鹅卵石垒砌。井栏方形，1.4×1.4米，由条石围砌，高0.45米，厚0.15米。该建筑为研究当地古代的经济、信仰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金邶寺历代住持
金邶寺自唐大中八年（854）修建以来，历经千年岁月，佛教文化积淀甚为深厚。历代高僧大德更是层出不穷，见于地方文献记载的有唐代的居白，宋代的圆轨，元代的沧海，明代的祖恭（敬仲）、如心、定金，清代的不偏、普潜，以及那位不知朝代的元定。因为金邶寺在清代乾隆以后才趋于衰落，所以在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皆有著名僧侣住持法席，并且留下了不少文物古迹，供后人研究探讨。
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金邶寺唐代的开山祖师居白。唐大中年间，居白云游至上金贝，遇异人告诉他：“此处可以居住。”居白遵其言，驻锡山中。当夜，一块大石头上出现祥光，居白就近视之，得到一方金尺（此石被后人称作“涌金石”，为金邶寺“十奇”之一），因为佛祖“显灵”，居白发下宏誓大愿，要创建一座大寺院供奉佛祖。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金邶寺初显规模，成为当时感德场最大的寺院之一。广明元年（880），僖宗李儇敕赐“洪善”、“蒙泉”二匾额，使寺院更是名扬八闽。居白为金邶寺后来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其本身却像金邶寺的历史一样扑朔迷离，从目前所掌握的有限资料来看，已经无法考证出他的身世。元脱脱《宋史·艺文志》收录有唐僧居白《五行指掌诀》二卷，不知是否就是此人。
到了北宋时期（960—1127），金邶寺又出现了一位高僧——圆轨。圆轨是北宋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的住持，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寺院》误作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前后相差整整二百四十多年。明代王应山在《闽都记·卷之三十三·郡东北福宁胜迹》将“圆轨”记成“圆执”，也是错误的。圆轨住持金邶寺的时候，寺内香火日益兴旺，大量善男信女捐资捐物为寺产。圆轨有心扩大寺院范围，但以寺院左边地基不平整，下有深坑为虑。传说“一夕，雷雨裂后山之半，平其基”，遂拓建殿堂、阶墀，焕然一新。在今天金邶寺遗址的山门石阶处尚存一块圆轨募缘修寺的碑刻，其中的“圆轨”二字仍然清晰可辨。
元朝统治中原不足百年，但其尊奉佛教，却是自始至终的。在元代，寺院享受有免赋免税的特权。梵门无所谓清规戒律，僧侣可以拥有土地财产，可以吃荤，甚至娶妻。所以，蕉城在元代既涌现出了平楚、澄鉴、平麓（方广佛）这样的高僧，也有喝酒吃肉的和尚。金邶寺的元代住持沧海应该也是属于这种类型。沧海出身显贵，而且是元代“国师”海云印简的第三代传人，印简威名显赫，受元太宗、定宗、宪宗、世祖四代任用，被尊为“临济中兴名匠”。沧海，法号止云，另一个别号中有个珠字，所以尊称“沧海珠”。这就像印简的一个高徒可庵，他法名智朗，尊称“朗公”，又叫“可庵朗”一样。
沧海于大德年间（1295—1307）担任金邶寺主持，并重修了寺院，使之“寺然具备”。明嘉靖、万历两朝的《宁德县志》中都记载了这段建寺的辉煌事迹。寺周围还留下了沧海的“蒙泉”手迹和一口勒有“沧海弥珠”的纪年铁钟（已毁），一座人们认为充满神秘的墓塔。
明代金邶寺进入了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不仅寺院被载入《八闽通志》、《宁德县志》（嘉靖版）“寺观”的首要位置。而且寺内还成立了僧会司，成为当时宁德县的佛教中心寺院。还出现了连续三任的佛教界领袖：祖恭、如心、定金。这三位高僧通晓佛法，洞悉古今，受到了士大夫的高度评价和佛教徒的拥戴与赞誉。笔者对有关他们的记载和金邶寺遗留的文物，进行了研究剖析。
这三位住持中，尤以祖恭最为知名。据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祖恭，蕉城七都黄氏子。少年时期便削发为僧，戒守清规，为人稳重，在当时宁德县的佛教界威望很高。正统时期（1436—1449），任宁德县僧会司僧会。后来还一度代理福州府十县僧纲司都纲事，从九品衔。晚年驻锡金邶寺，重修寺院，开辟上山道路，人皆“崇重敬事”。
在蕉城文史、宗教界，人们都普遍认为明尚书林聪一首诗中提到金邶寺的“敬仲僧”，身世无从查考。实际上，据笔者研究，“敬仲僧”就是祖恭。首先从林聪那首七律的题目《正统乙丑访敬仲僧于金邶寺，别去十载，今秋奉使粤东，顺道归省，复得与敬仲会杯酒笑谈，风景犹昔，赋此已记之》上可以得到一些信息，“正统乙丑”指正统十年（1445），“别去十载”，往前推算则到了景泰五年（1454）。这就说明，在这十年时间里，金邶寺的住持始终都是“敬仲僧”。而金邶寺现存的明代石塔上，仍有祖恭时代留下的铭文。石塔上清晰地标有“景泰庚午年僧会祖恭立”的字样，“景泰庚午”指景泰元年（1450），正是“敬仲僧”任职的时期。这就可以说明，祖恭与“敬仲僧”是同一个人。不过，后来的学者也曾对林聪的这首诗提出质疑。比如清代的宁德训导刘家谋在《鹤场漫志》中说：“正统十年逾十载，则景泰五、六年间也。是时公方左迁国子监学正，本传及行状、墓志并不言其奉使事，附识于此。”林聪出使广东，正史上虽然没有记载，但在林聪的同僚都察院左都御史韩雍的《襄毅集》中却有提到。韩雍有四首《送林黄门聪奉命代祀南海便道归省和同寅王公度韵》绝句，交代得十分清楚，林聪奉命到广东，是为了祭祀位于广州的南海神庙，而且还“便道归省”，这与林聪那首七律中所说的完全吻合。
另外，“祖恭”与“敬仲”意思相近，这十分符合古人的取名特点与要求。祖恭与林聪年龄相当，共同成长生活，又同为七都峬源人，就连“便道归省”那么珍惜的几天时间里也不忘探望老友，可谓感情至深，殊为难得。
比祖恭稍后的如心继承了祖恭的衣钵，于成化年间（1465—1487）担任金邶寺的住持和宁德县僧会司僧会。他的身世也已无从查考。弘治年间（1488—1505），
定金接任了如心的位置。定金的身世同样也是一个谜。
笔者曾经从本市作家陈浩志一篇有关上金贝的散文中发现这么一段话：“在（上金贝村）一户人家，有一三尺宽五尺长的碑石，翻作洗衣架板，背面字迹依稀，久辨可见‘僧’、‘金’、‘钟’、‘缔’等字。”为此，笔者于2009年正月，特邀地方史学研究者李怀先先生一同寻找到了这块石碑。经过仔细观看，原来，它就是以上我们提到的定金和尚的墓道碑，上面清晰地镌刻者十二个楷书大字“宁德县僧会司僧会定金寿域”。墓道碑是树立于坟墓附近的石碑，起着彰扬和引导的作用。这块石碑原立于上金贝村通往金邶寺山道的路边，说明定金的坟墓就在附近。
在明代后期，由于金邶寺山高路远，僧会司被迁到县城东郊的天王寺，金邶寺由此进入了短暂的低谷。
到了清代，由于金邶寺的历史影响，以及寺院设施完备，僧会司被重新迁了回来。康熙时期，辟支寺开山祖师、高僧樵云的一派传人不偏和尚被任命为宁德县僧会司僧会，驻锡金邶寺。由于资料的缺陷，我们已经很难知道这位不偏和尚的身世。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偏和尚应该是一位高僧。要不然，就不会被任命为宁德县的佛教界领袖了。
不偏圆寂后，被接任的住持道潜安葬于寺后不远处。他的墓碑与元代的沧海有异曲同工之妙。墓碑上，不偏也将他没见过面的祖师爷樵云的名字题在顶上，碑文标有“明赐紫钦授律师辟支开山樵云当翁和尚香座”等洋洋洒洒共四十九个字。
不偏以后，金邶寺也随之由盛转衰，逐步退出人们的视线。
中秋曳石
中秋曳石活动在漳湾有440多年历史，是漳湾镇传统民俗节庆“八月十五”灯会上精彩节目之一，不仅让乡民自娱自乐，而且出镇表演，发展到福州市的罗源县以及宁德市福安市、霞浦县等地。其历史可追溯到明朝，也就是民族英雄戚继光曳石迷惑敌人而出名。
在440多年历史传承中，中秋曳石有以下六个明显特征：
（1）伴随民俗活动产生和发展。
（2）具有稀有性特征。
（3）由戚继光用曳石计迷惑倭寇，打败倭寇，取得明朝戚继光消灭倭寇战役的胜利，构成了传奇性特征。
（4）中秋曳石是用竹子合并制作成的，显出一种特有的简约美和质朴美，构成简朴性特征。
（5）中秋曳石表演时以呐喊为主，以鼓指挥，因而构成了呐喊主奏，以鼓振节的导乐性特征。
（6）每到中秋节前些天，青年们集中在戚公祠学习、操作、训练等，以此构成活动的主动性特征。
[=此处为插图（漳湾民俗活动）=]
在传承过程中，中秋曳石制作也由简单到复杂，还有受路面由石砌变化为水泥的影响，具体做法如下：
曳石的架子是用竹子制作，绑上绳子，拉动时发出响声。最初用木橇绑上绳子，拉得不够响，就改为绳子绑住石头，如今到处都浇灌水泥路了，路面难以承受石头拖曳，因此需要制作竹架。
取竹子6.5米长的11条，在竹子每条从头到尾的0.3米，2.6米，4.2米处各打径0.1米窟窿，用坚硬的木材从竹身穿过，两头用木料锁住。大鼓高1米、宽0.8米，附一个基座，大鼓架其上。绳子约粗0.5厘米，2条，10多米长。
中秋曳石在整个蕉城区民俗节庆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价值主要有三点：
（一）学术价值：在民俗历史文化地位上，中秋曳石可独树一帜，对研究戚继光事迹以及地方文化有着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文化价值：对于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历史价值：漳湾中秋曳石是戚继光用以迷惑敌人，打败敌人的策略，这一民俗传承440多年，不但对史学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对社会学、民俗学等研究，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材料。
近年来，群众对民俗节庆的兴趣愈来愈淡，特别是曳石制作老人相继谢世，制做、组织、策划活动的人极少，唯恐导致该活动名存实亡。这对民俗文化的进一步保护与发掘提出了新课题。
梅田民间节俗
春节，在我小时候印象中是快乐而又神圣的。农历腊月二十四夜祭灶神，吃完晚饭后，家人在洗得干净的锅盖上，摆糖果、炒花生、甘蔗，还有一个红桔子，那时桔子很少，过年买一斤多主要是摆在厅堂的果盘中间、灶神爷前、饭甑的盖上、粮仓的谷子包上。小孩子是不能随便吃的。然后家家户户放鞭炮，在厅堂和灶前焚烧纸元宝，灶神前点一对红蜡烛。请过灶神，全家在一起吃夜宵。
第二天开始，就有人磨糯米浆，沥干水份后与红糖溶化后的糖液搅拌均匀，倒入“糕床”蒸年糕，这甜年糕上面放黑芝麻、瓜子仁、红枣瓣等。还有用粳米水磨的直接加入白菜、萝卜丝等蒸成咸的“菜头糕”。这两种糕均可以趁热吃，也有油炸、煮糕汤，甜年糕还有沾鸡蛋糊炸着吃的。
到了腊月二十七后，家家开始做米粿，米粿也称“黄金〓”，是用专门砍来的几种小树丛烧后的灰，淋水而得的碱汤与开水煮过一遍的米浸泡而成黄色的原料，再蒸熟，倒入石臼，经长时间槌打而成，这是一个十分苦力的活，需两三个强劳力合作，才能完成。还有一种纯白色称“白〓”。梅田周厝人做“黄金〓”不怎样，但做的“白〓”可称一流，洁白如玉，香酥可口。
除夕夜是热闹也是神圣的，在外的人能回来就都回家团圆了。灶台的红烛光在炊烟朦胧中摇曳，一派祥和喜气。大人、小孩一律洗澡、换上新衣服，吃完年夜饭，主妇要将所有换下的衣服全部洗掉，晾在楼上或人家看了不碍眼的地方去，然后准备明天早上的饭菜。那时候水田少，稻米也就稀缺，即使过年吃年饭，也以番薯米（又称地瓜米）为主，掺放少量白米（主要供小孩或客人食用），将白米和番薯米煮成半熟，放进饭甑里，等第二天早上蒸熟。最后是煮肉，把猪肉切成比较大的肉块和带鱼干、黄瓜鱼干，有的还有墨鱼干合在一起煮成一大砵，让它结冻。
吃过夜宵，燃放鞭炮，这算是“送旧年”，当时放的是“老双响”，一次放三个。睡觉时，厅堂、厨房、睡房都彻夜点着煤油灯，用来迎新年，感觉整座房屋亮堂堂的。大人对小孩们讲话很和气，不再大声呵斥，小孩们也都小心谨慎，表现得很乖巧。在童年的记忆里，除夕永远是那么隆重，那么美好，那么神秘。
初一早上，有的人家很早就开始放鞭炮“接年”，但大多数都在五、六点时候燃放，这时整个村子都淹没在炮竹声中，家家户户弥漫着饭菜的香气。
按习俗，起床洗漱后，每人都喝几口红枣甜茶，梅田人初一的早餐都是先吃面，有素的，也有荤的，盛面时不装太满，还要多装一碗叫“添丁”。吃完面，就可以到外面走动或玩耍了，人们嗑瓜子，吃花生，小孩子吃甘蔗，见面时互相点头致意，不太多讲话（人们忌讳话多出错）。
初一下午有到邻近亲戚家拜年的，初二不大出门，初三后就自由行动了。初四早上放鞭炮，迎接诸神下降，初五“开假”也放鞭炮，尔后过年的气氛就渐渐消退了。到了十五元宵节，人们又会燃放鞭炮和增加一些菜肴以示过节。有的年份，邻近的碗窑村有办“迎龙灯”，闹元宵，气氛就会热闹一点，但不会每年都有，而且“迎龙灯”也很少到梅田来，倒是梅田的大人小孩一簇一簇的赶到碗窑去观看。
十五过后，农家人又开始为生产生活而忙碌了。
到了农历二月初二，是土地公生日，在梅田只有周厝人有过象征性的节日。据说从前有做糯米〓，大概是祈求土地公吃了〓，一年的土壤都会像糯米〓那么湿润粘稠吧！后来就只有在晚上将菜或萝卜丝合在白米中煮成菜饭，全家吃一顿晚餐。
清明节，除有逝者的家庭给逝者祭奠烧锡箔纸钱外，其他人家没有过什么活动。
农历三月三时，郑厝、周厝都过节，没有什么祭祀活动，只有犒劳一下老婆孩子而已，待遇跟二月二差不多。
立夏日，就有亲戚间相互馈赠的习俗。送光饼、立夏包、肉包，还有其他土特产品，把鲜竹笋、酸菜、肉丝炒成馅料，塞进光饼或立夏包里，也算是一种当地的特色小吃。
端午节在梅田就有普遍供请祖宗的活动，上午祭祀，中午吃节日饭，小孩大人喝雄黄酒，小孩的脸额耳朵上涂雄黄，胸挂一个红丝带编的小网袋，里面装熟的染成红色的蛋。亲戚之间互相交换馈赠，山区的亲戚送来的通常是粽子、糯米，住海边的亲戚送来海蛎、蛏等。梅田村没什么特产，通常是送咸白巁、咸蛋、米粉类。有些年份有进行划龙船比赛活动，当地村民组织两条舢板船，在潮水涨满时比快夺标，敲锣打鼓增加节日气氛。
农历六月初六，据说是狗的节日，家中有养狗的要在这一天把它拉到海中去洗澡，说是洗后狗身上就不生跳蚤，我小时候给狗洗过一次，这小家伙起先害怕，挣扎反抗，后来我们跟它一起泡进海水。它依然瞪着怀疑恐慌的目光，不停挣扎着，必是想逃跑。这样好像没什么效果，狗身上依然长很多跳蚤。
到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梅田有炒豌豆、麦子和爆米花，炒小麦熟后将红糖搅拌，又香又甜，但吃了上火。爆米花雪白雪白的很好看，一碗糯谷可以爆很多，但不如炒豌豆那么香，那么好吃。据说“七夕”晚上月亮升起时，童男处女坐在葡萄架下，可以听见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窃窃私语。但那时我们这里没人栽葡萄，也就没机会听到飞星传恨的缠绵私语。随后就是中元节，梅田统一在十五这一天过节。许多人家蒸“七层糕”，将米浆一层蒸熟后，再加上一层，这样蒸后的糕可以一层一层地撕下来吃，很香。下午两三点是开始供请祖先，供桌上摆五素五荤的果蔬菜肴及十盅酒杯，一柱香之后就开始烧锡箔。如有逝者过周年的，要蒸米糕送给一些重要的亲朋。而收到米糕的人，要给逝者送锡箔。中元节的气氛较压抑，到了晚上全家会餐。
八月中秋节，儿时最难忘的是那时的月饼，薄薄的，有脸庞那么大，一面贴了“孙悟空闹天宫”、“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图画。小一点的比较厚，用黑芝麻黏贴有福、禄、寿、全等字。里面是红糖馅，咬起来香甜、酥脆。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些对孩童来说这是多么诱人的呀！中秋节没有供请祖宗等祭祀活动，亲朋互相馈赠礼物，主要是月饼和土特产，晚上吃节日饭，气氛欢快。
重阳节和冬至，梅田历史上没有过节日的习俗，近年来有些人家在冬至也买汤丸，煮甜和咸食的都有，但不统一。俗话说“冬至在前岁在后”，过了冬至，村人平平安安、高高兴兴地准备迎接一年一度的春节，把鸡鸭养肥，酿好冬至酒，准备过年时候吃饱喝足。
梅田婚嫁丧葬民俗漫谈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乃人生一件大事，梅田村的婚嫁风俗在上世纪70年代前，基本沿袭旧时习惯。由媒人将他（她）相中认为较匹配的男、女青年，分别介绍给双方家长。经双方家长认可后，由媒人将双方的生辰八字（男方叫庚帖，女方叫生月）对换。男方父母要将写有女方“生月”的红纸片放在自家灶神君的香炉上三天。这三天内如男方家中一切照旧，没有什么不吉祥、不顺利的事情发生，就算是通过了。然后选个好日子，由媒人告知女方，就叫“暗定”，又叫“小定”。“暗定”后，由男方确定结婚迎娶的日子，并将日子单由媒人送往女方家，这时叫“大定”，也叫“送日子”，同时要将认定的聘金、衣料、猪肉、线面、礼饼等，用楹抬往女方家。女方家放鞭炮迎接，将这些物品摆放在厅堂（聘金除外）让人观赏，并备酒菜招待媒人等一干人马。然后分发礼饼、糖果给邻里亲朋，重要的亲戚如舅、姑、姨等要送肉、面。接受肉面的亲戚则要剪布料（或包红包）给新嫁娘。特别重要的是，媒人将男方家送的两只公鸡给女方，女方家长收下一只，换上一只没下过蛋的母鸡，然后两只鸡的脚上扎红绳，俗称红线羁脚（鸡脚），意指双方处男处女从此缔结连理。用红线是一种尊贵的显示，区别于续弦，再嫁者的菖藤续绳。男方在收到女方回赠“寿桃包”后，也分发给邻里亲戚，并设酒菜招待亲朋。结婚的日子到了，新郎理发要请理发师到家里，厅堂正中放一火盘，新郎坐在前面，撒一把盐在炭火上，噼啪作响，意寓大发。新郎的内衣裤要选日子按时辰在家缝制，叫“开剪”。新床安放也按良辰进行，叫“安床”。新郎的舅舅、舅母，从这一天提升一级称舅公、舅婆，要提前一天派滑竿轿子去接，这时亲朋满座，喜庆热闹。女方在出嫁前几天，大伯、叔叔等至亲要备好菜饭招待姑娘，叫“请好顿”。出嫁前一晚要用荔枝树的枝叶和一段甘蔗（切成片）一起熬汤洗澡（红红的荔枝果和一段甘蔗，似乎有性文化的寓意，因未明了，聊附一注）。
临嫁的那一天新娘不出门，整天躲在房里叫“哭房”，到临上轿之前，就开始“哭奶奶”。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部分新娘都是步行，后来才有乘拖拉机，再后来也有乘小轿车及坐轿子的。“哭奶奶”的内容很凄婉，除把男方骂得一钱不值外，就是哭诉父母年老、弟妹尚小，养育之恩未报，此去生离死别等内容。会哭的姑娘会把气氛渲染得很悲惨，让闻者为之垂泪。
临近上轿的时候，新娘停止哭嫁，梳头化妆，这时由男方家派来的接新娘的二位青年妇女，带来“好命人”（注：所谓好命人，是指已当了祖母的、本人夫妻健在，家中儿女辈、孙子辈均齐全的女性）穿过的连襟黑棉袄和红丝帕、老黄历、铜镜，新娘用红丝帕将剪刀、木尺这些物品捆扎，绑在肚子上，还用五色线连缝衣针穿一串桂圆干挂在胸前，披上黑棉袄，拜别祖宗，父母，兄长，由带新媳妇的二人搀扶打伞而去。做姨子、舅子的有八、九人不等，在后一路相送。男方家还另派一中年男子，走在送亲队伍前，沿途向大小宫庙点香、祷告、祈求神灵保佑新人一路平安。在快到男家的时，有男家派出的孩童三人持灯笼、铜锣、炮仗等候“接路”（在梅田，送亲、迎亲忌讳打火把），一见新娘到即放炮、敲锣。小孩赶回来报告，新人到门，顿时鞭炮爆响，鼓乐齐鸣，大姐（即“好命人”）在厅堂前沿朝天井撒“五米”，口称“人未到缘先到”。待新娘到厅堂即用“米筛”罩在新娘头上，同时脱去披在新娘身上的黑棉袄，移香案于堂前，一对新人先朝天地行跪拜礼三拜，再移香案于厅堂正中，跪拜祖宗。因农村人怕羞，在拜公婆时，一般公婆都谦让退避，也没有夫妻对拜的礼仪。行礼毕，新娘进洞房，坐新床床沿，身后放一盏“斗灯”，两旁放二盘“黄金树”，由两位小姑娘当“床沿姑”陪新娘坐着。不一时“大姐”给新娘吃豆腐煮红糖“开口”，这时由媒人提早带来的新娘专用马桶（溺器），里面放有两粒红桔子和一个红包，由亲戚中的小男孩当众往里面撒尿，桔和红包则归他。于此同时，新郎在厅堂上，接过“大姐”传来的新娘钥匙，当众开柜，有好事者，眼明手快抢得柜中柚子及一小包喜钱，引起众人闹哄哄争抢。随后摆桌上菜，母舅家的亲戚先入席，舅公上坐，其余依辈份入座，不免推拉谦让一番，所谓“温良恭俭让”吧！
席散，客人归去，新郎的伙伴们前来闹洞房，年轻人与时俱进，花样翻新，总要闹上一阵子，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梅田村丧葬的风俗全村都一样，连做法事的法师和“吹班”也都用的同一班人马。但逝者的族亲多寡，本身及子女的社会地位、身份、经济条件等差别，会使丧葬的礼仪场面有很大不同。
在梅田，或许是因为农村的缘故吧，老人寿终没有发讣告的做法。先将逝者移至后厅，头朝中堂（大门方向），放在用四块床板铺成的“尺床”上。床上铺薄棉垫褥及一片白布，子女亲属到达拢集，放炮仗二枚，宣告逝者生命结束，族亲们闻讯赶来相帮，用白纸包“香仪”赠送。来者由东家发白帽、白布、毛巾，手腕缠白带子（男左女右），根据自愿按“尺床”长度剪一条白带子做裤腰带，称“长命带”。然后分头有上山搭棚子于用停放灵柩的，有采办伙食、酒菜及一应杂物的。
如逝者是女性，要派专人到其娘家报丧，在农村没有电话的时代，报丧者无论路途多远，均不可在对方家中留宿，也不可到其他无关的亲戚家拜访。亲娘舅、姨前来吊唁，外甥、甥女披麻戴孝手持“哭丧棒”出门外，在路中央跪接，甥舅相拥而哭。进屋后先探视逝者遗容，女儿、儿媳跪伏逝者身旁“哭奴奶”，“哭奴奶”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感念逝者生前恩德的，有诉自身命薄诸事不如人的，也有借机泄愤的，如做女儿时吝啬，遭过父母兄弟非议的，此时即可大倒其苦：“奴马哟，你仔听着奴马话，嫁到夫家为夫家，做到夫家有人样，也是奴马养仔有家教啰，奴马哟。”平时一毛不拔的“吝啬鬼”，此刻装出“三从四德”有教养的摸样，还振振有词。此时，兄嫂、弟媳中机敏者即对应讥俏哭道：“糠养猪，饭喂狗，猪狗尚且认主人，是我奴马什么命，白白米养瞎眼鸡啰！奴马哟。”
族亲中的女眷也相继前来“行礼”陪哭。陪哭者每人发一条毛巾，有真哭的，涕泪交流，也有不会哭，只用毛巾捂住双眼作哀哀状。法师来做法事。当地称“做礼暝”，厅堂的墙壁上挂多幅入地狱，上天堂的图像，厅堂中央摆供桌，另有一条桌高出，上摆如来佛等的图像。法师一班三人，不停诵经，有一人陪着不断敲击一面铜锣，时而放炮仗。如逝者的住房是新盖的木房，还要有开“中门”的做法（“中门”又称“上位门”，在厅堂与后厅相隔的正中，平时不开）要选吉时，贴符、放炮仗，无关人员一律回避。
逝者收殓后移棺木在后厅左边，选一个族亲中与逝者同辈份年龄相仿的异性在世者来当“替身”。1987年，笔者祖母去世时开中门就请了一个族中与祖父同辈份，年纪上下的“替身”，大概是想象祖父的魂灵在这时会附在这个“替身”上，相依相伴，在两盏温和的灯笼光中，带着祖母孤苦的灵魂，飘离这纷扰的尘世吧！半夜时分，“替身”端坐在后厅正中的椅子上，两手提两盏点亮的灯笼，面朝前大门（此时中门正开），法师诵经，儿孙除应回避者外全部在厅堂向“替身”跪拜。事后，由孝子手提灯笼护送身披红布的“替身”回家。
“礼暝”要做一个通宵，其间有孝子率全部儿孙到外面路上跪拜“引魂”的，有全部围跪在一口铁锅边，手持大棍、铁器乱击地面的，因锅里烧着给逝者的许多纸钱，为防止别的鬼魂前来抢夺，所以使然。
翌日，灵柩被抬到山上的棚窠里寄放（由于当地习俗，逝者不能马上入葬，需要另择日期，短则一二年，长则三五年或更长些）。但也有按旧俗仍停放在自家后厅右边的。我祖母的灵柩当年就是停放在后厅，用一面晒谷子的旧“软卷”（竹席）全部遮挡起来。
三年后（1990年），为祖母举行葬礼，当地叫“补葬”。选吉日良辰，移灵柩于大门外空地上临时搭盖的棚子里，人们整夜轮流守灵。我抚摸着灵柩的棺盖，无法想象其中的祖母现在是什么样子，但我却记得小时跟祖母一起睡，因小腿湿疹痒得难受，直抓得鲜血淋漓。祖母点亮煤油灯，用草纸不无痛心地轻轻包裹我的小腿。七、八岁时因受委屈而哭时祖母坐到我身边，她没有讲故事，也不会唱歌谣。只是用手一边轻轻地抚摸我的“算盘子”（腰椎骨），一边喃喃地说：“真瘦呀！骨头都触割人的手。”在她临终前几天，我坐在她床边握着她那干树枝般的手，止不住啕嚎大哭的时候，她无力抬起手了，只用微弱的声音说：“仔莫哭，莫哭哟！仔。”我强忍哭声，任凭那在外人面前轻易不敢弹的男儿泪，顺着脸颊流到长着髦胡此刻正颤抖的上唇……此时我已没有哭声，也不再有眼泪，我相信祖母的魂灵一定感受到我的抚摸。世上能有几多孙儿辈来得及报答祖父母的恩情，祖母给了我机会，高寿84岁，然而，我除了无言还是无言。
“起马祭”开始了，灵柩移向空地中间，盖上红地毯。桌上摆满供品，中间放祖父母的遗像，内亲外戚按顺序行跑拜礼。随后，灵柩抬到公路边，再行“拦路祭”。行仪如旧。祭礼毕，八人抬棺起程，一只白公鸡腿上系着扎绳，被灌了酒后醉眼迷离，一颤一颤地站在棺盖的红毛毯上。前面火把引路，随后送者白衣白帽，纸钱飘舞，哀声如歌。
到了墓地，法师（风水先生）站在墓头正中上，边上有一人打伞，另一人手捧装有“五米”的盘子，进葬时辰到，风水师念一句诗，同时撒下一把“五米”，下面有人敲一下铜锣，同时回应一句“好啊”。
泥匠在墓穴里校正棺木后，揭下贴在棺头上的一张符，慢慢地贴墓穴壁出来，开始封穴。子孙一齐在墓地行跪拜礼。我最后望一眼停在墓穴中的灵柩，棺木中祖母曾经无数次抚摸孙儿的手，此时已成枯骨，但传承给后代的爱，却是她永远不灭的灵魂。
鞭炮齐放，葬礼结束，人们脱下素装，挂上红布条，“回龙”大吉，唱班唱起美妙的戏曲，人生如戏，人生如戏么？
濂坑村古风遗俗
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年）张姓最早迁入，始成村落雏形。元末明初，境内居有张、林、杨、蔡、陈、石、王七姓，故自明至清嘉庆九年（1804年）称为宁德“洋头七村”。明洪武九年（1376年）濂坑王姓开基始祖王进公从罗源青石崎定居“洋头七村”（今濂坑村），后来王姓人丁兴旺，又是最后入迁者，故又曰“后隆境”。因这里赤鑑湖（西陂塘）水（濂水）与王氏祖厅前坑水涨潮时融合，清嘉庆十年（1805年）改称濂坑村。
濂坑村自古背山面海，民风淳朴，民众勤劳，居民富庶。因各姓的迁入，带来不同地域所带来的民间仪俗，造成濂坑有别于宁德其他乡村的民俗特色。
阜老轮值
濂坑村王姓自古以来，人人雅爱宾客，品德高尚，在宁德人缘好，深受好评，因此外村外姓办众事（建宫庙、祠堂、祖厅、请香火等）濂坑王姓都有送红包庆贺。从明朝开始濂坑王氏就置有田地、作为公产（众田）出租，所得收入办理村内公益事业外，尚要准备外村外姓门头（办喜事红包），故而产生了从族内60岁男性中推荐一位有威望的且公道的人担理此任，旧时称为“家长”。从此以后，村中每一年众事定由60岁男性为当年轮值阜老、主持办理，在众多的60岁男性中推选出一个为首，俗称“老人头”，分配安排村中“迎神”（庇佑村间太平）、管理环境卫生、修缮祖厅、宫庙、祭祀及料理外村各姓喜庆之事等公益事情。每一年接任的阜老都是在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轮换交帐给新一年60岁者，来主持新一年之事，以此年年轮流，称为“值年阜老”。
簪花
每年正月十五日，既是传统的元宵节，又是“通天圣母娘娘”陈靖姑的神诞日。是晚，濂坑村东濂堂（大宫）内，灯火辉煌，从明朝开始，濂坑王姓每年新郎官“簪花”仪式在此举行。堂上“通天圣母娘娘”端坐正中，“娘娘”前排一桌供礼：猪头一个，雄鸡一只，红鸭蛋五粒，大鱼两头，水果五碗，贝类五盘，小味五盘，红酒一杯，茶米水十杯。法师身着法服，手摇师铃和圣水。前一年新郎们集中一处按结婚月日顺序跪拜于“圣母”前，由此开始簪花仪式。法师对每一位新郎官逐一发咒祷告，然后新郎官跟着法师围绕堂中每一烛柱后，新郎官又按顺序朝拜于“圣母娘娘”前，这时，当年轮值阜老四人分别手提酒壶、酒杯和已备好的人造花朵，在法师的带队下，阜老将斟好的一杯酒递到新郎官嘴边，新郎官一饮而尽，而后一个阜老将一朵花簪到新郎官头上，意喻“娘娘簪花”。簪花礼毕后，法师又为新郎官祷告、洒圣水，仪式完毕，新郎官向“通天圣母娘娘”行三叩礼后，各提一合（对）灯回家。到家中，向中堂祖宗三鞠躬，双手把头中花朵端放于中堂几桌上，发大炮。
濂坑村王姓新郎官簪花习俗是从宋时逐渐衍变而来的。当时它是一种风雅的表现，荣耀的标志。有史可稽的，宋神宗时宰相王珪，他为翰林士时，一个中秋夜皇帝召见，因为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就命宫妃们各取头上的簪花一朵插到王珪头上，搞得王珪脑袋像插满冰葫芦的草招子。
宋代时新科进士及第，皇上在宫中赐宴，也要赏每位进士一朵宫花戴在头上。每逢盛世，宫中从皇帝到大臣、禁卫吏卒头上都戴花，称“百官簪花”。元代之后，民间男人戴花逐渐减少，但宫中新科进士及第，皇上或娘娘还有为其簪花，明清新科进士及第还是沿袭元宋，但只为探花、榜眼、状元三鼎（顶）甲簪花。由于人们对登科的羡慕，称结婚的新郎亦为“状元及第”，而结婚和登科相比还是逊色一些，所以新婚就被人们称为“小登科”，自古有“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人生最得意的两件事。
濂坑村新郎官簪花仪俗，保留了自宋代以来男人簪花遗俗文化和民间信仰的特点的道教文化传统习俗，沿袭至今，成为地方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
还花
濂坑村王姓一年一度的“还花”习俗，是自明初年间形成的新郎官簪花仪俗衍生而来的。还花日定在每年的正月十四晚上濂坑村王氏祖厅内举行，俗称“还花暝”。这一天按前一年的生男儿胎数出生月日而排，如正月初一生称为“第一朵花”、初二生为“第二朵花”，由此类推。这些生男儿的家庭都要准备原“奶娘”簪花时的花和自备花一枝，还要自备灯笼一合（对）、龙烛一合（对）、斗灯一个、火钵一个、盛有糖果的坤盒一个以及黄金〓、线面、猪头、雄鸡、鸡蛋、猪肉、大鱼和五冠礼，还有外公外婆家为外甥办的衣服、手镯、脚镯等日用品和装饰品，在法师的安排下依序摆放在濂坑王氏祖厅的“奶娘”前还花。
濂坑村当年轮值阜老在还花前备三桌供礼于“奶娘”前。仪式开始，法师身着法服，手握师铃点圣水，按男儿出生月日前后顺序逐一还花，俗称“第一朵花、第二朵花……”轮到哪一朵，家中的最老之男人（父、祖或高祖）手持三条香，跪拜于法师后，法师开始发咒、发大炮，祷告毕，“一朵花”就还好了，然后由“吹班”助兴，送回家中，接着下“一朵花”又开始，以此类推。
濂坑村王姓“还花”仪俗与簪花仪俗，同是宁德罕有的习俗，是具有民间信仰为特点的道教文化与民间传统习俗相传承体系的再现，也是地方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的产物。
打更
濂坑村打更，俗称“看更”，从清嘉庆十年（1805年）“洋头七村”改称“濂坑村”时起就有打更。从此年年不断、“文革”期间也没有停止。
濂坑村打更习俗在新一轮阜老值年之日起，即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晚打更到翌年正月二十四日晚，计一个月时间。以前打更二人合作，前一个人左手提灯笼（民国始改提马灯），腰间背更筒（竹筒），右手执梆棰，后一个人左手提锣，右手执锣槌，前后而行，穿街走巷。从晚上九点开始打一更，也称为“乱更”，它敲打的节奏是“卜！卜！卜卜卜况”，二更是“卜！卜！况”，三更“卜！卜！卜！况”，四更“卜！卜！卜！卜！况”，四更敲到第二天黎明四点结束。每更一个时辰（两个小时），边打边唱“老人火笼、青年烟筒、火烛贼仔，齐人小心在醒”。现今只是一个人打更。腰间背更筒、左手提铜锣及手电筒、右手提梆棰（更筒、铜锣两用）。
中国自古打更都是打五更，宁德县过去各村也是打五更，唯独濂坑只打四更，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传说：
据传闽王王审知创建福州鼓山涌泉寺时，其地原是深水龙潭，被毒龙占据着，且毒龙经常出来危害众生。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年），闽王为造福百姓，想办法镇住毒龙，请闽侯雪峰寺神晏法师主持填潭建寺。闽王对毒龙许诺，暂借到四更、五更时还给它，毒龙点头同意，只身藏于潭底不动，因此闽王建寺时，命更夫每夜只打四更、不打五更。毒龙发觉被闽王欺骗时，也拿闽王没办法，因为自己同意了。寺建好后，更夫想，现在打五更应该可以了吧，那晚更夫打了四更后又打五更。更筒一打，铜锣一敲，涌泉寺佛殿后即刻涌出滚滚潭水，幸好开山祖师神晏法师赶到，边念经边叫徒弟们把经书塞进潭水涌出的水孔中，屈服了毒龙，保住了鼓山涌泉寺。从此福州只打四更，濂坑王姓是闽王王审知后裔，因此沿袭下来也只打四更。
七月七盘井
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日，相传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日，俗称“七夕”。是夜，濂坑村妇女集中月光下，边乘凉边穿针引线，为牛郎织女牵线。濂坑村这一天各家各户妇女都要炒“七夕蒲”，用糯米谷、蚕豆、小麦、花生、糕干、粽干、〓干七种合一起炒成开花，犒劳喜鹊。濂坑这一天有一个盘井习俗，全村23口水井，每口井都要把水盘干。井水干，谓之天上银河水亦干，好让牛郎织女相会。
濂坑村七月七盘井，还有一个传说，每年的七月七日有“七日仙”的仙人下凡视察民情，帮助劳苦贫民解忧解难，第一件事就是在这天盘井，因为井水积一年有秽气，须清洗干净，等泉水重新溢满一井后，方可再作饮用水，可以免除百姓疾病产生。此俗可谓科学，所以濂坑村沿袭至今不断。
祭祖
祖宗是每个人的源和本，在濂坑村定居的每姓人家在中堂上都设有“祖宗龛”，奉祀祖宗神位，每年的端午节，中元节和除夕日都有“请祖宗”。
濂坑村王姓中元祭祖定于中元节前一天（七月十四日）下午，在濂坑王氏祖厅内举行，从濂坑王氏肇迁始祖王进公始就在这天祭祀闽王王审知，年年不断、代代沿袭至今。每年这一天，许多在外的濂坑王姓子孙都会回家拜祖省亲，参加祭祀典礼。
祭祖前几天就要选好一个家中人口俱全的当四代祖以上的男性做为主祭者，同时选礼生一名、司仪一名，当年的轮值阜老为陪祭者。主祭者、陪祭者、礼生、司仪在参祭前须先盥洗，换新礼服。
祭祖仪式开始前，祖厅上堂布置隆重，后堂正中端坐开闽始祖忠懿王公（王审知）及夫人塑像，塑像前端放着濂坑王氏开基始祖“寿官”进公和辛氏孺人及濂坑已故王姓列祖列妣神主牌，中堂右边堂壁上挂一幅一点八米宽，二点八米长的王审知兄弟父子神轴。
祭坛设在中堂，隆重庄严，场面宏大，正当中向前铺排三张八仙桌，内两张桌分别摆放着祭祀贡品。第一排五碗各种新鲜水果，第二排五碗各种干菜，第三排五碗各种海鲜贝类。第四排五碗各种小鱼，第五排五盘已宰好的雄鸡、鸡蛋、猪肚、猪肉、线面，中间放一对大鱼。向里桌沿边中间放一杯茶米水，两边各置五杯红老酒，每个酒杯边各放一双精致竹筷，外一桌排满花瓶插好的各色鲜花，中间安放“王氏图腾”屏风一面，桌外边中间设一香炉，供主祭者插香之用，两边烛台上点燃一对大龙烛，桌前围着金线刺绣的龙凤呈祥图案桌帏，在一字向前铺成的三张八仙桌两边的合桌上，左边放着已宰好的全头羊，右边放着全头猪，地上放一坛原封的陈酿老酒，再往前放置一张八仙桌设香案接天地。
祭坛布置就绪后，主祭者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红缨帽，陪祭者、司仪、礼生亦身着红色礼服，司仪主持祭祖程序，礼生读祭文，整个祭典仪式体现了中华古代祭祀的庄严。祭典开始，当年阜老代表先上香接天地，祭祖仪式拉开序幕。司仪唱：“祭祖开始！鸣炮！”同时乐队奏起祭祀曲，大炮鸣放后，司仪又唱“主祭者就位”等后又唱“陪祭者各就位！”……整个祭典仪式中主祭者进香案前献香一次，进香案前献物三次，分别为初、再、三献爵、献羹、献宝、献帛。三跪九叩三次，三跪中分跪、再跪、三跪，九叩中分一、二、三叩首，四、五、六再叩首，七、八、九三叩首，复位四次，兴十六次，俯伏一次，最后礼生读祭文完毕，司仪唱：“礼成！鸣炮！”隆重而古老的祭祖大典结束。整个祭祖过程都是在司仪的唱和下进行。
濂坑村王氏祭祖典礼，保留了古代祭祖文化礼仪，对地方民俗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八月做“大甸”
濂坑村背山面海、村前有西陂塘的大片滩涂，这里是七都溪、八都溪淡水与海水汇合聚集之处，水质水温等适应各种海产品繁殖生存，故物产丰饶，主要盛产蛏（缢蛏）、牡蛎、弹涂鱼、梭子蟹、鲎等海产品，村前还有养殖淡水鱼大池十三口。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始，濂坑村淡水养殖业在宁德开启了先河，特别是淡水鱼苗（主要是草鱼、鲢鱼、鲭鱼）。濂坑村先辈们每年在清明节前后从江西鄱阳湖一带的亲鱼自然孵化后，用特制的瓮形水桶挑着鱼苗回濂坑暂养半年或一年后，为濂坑当地十三口大鱼池养殖成品鱼外，其余出售给宁德各村养殖户，因此造就了濂坑村一部分村民以养鱼为生。
每年惊蛰节气（农历二月左右）时，经过一年暂养的鱼苗（达到10—15公分长）就分放到大池养殖成品鱼。三月就要出船去外海（西陂塘外）割咸软草喂鱼，到六月至九月又要乘船去外海（西陂塘外）割乌〓喂鱼。养殖户一年中有七个月时间与海水打交道，农历六月开始又有台风，为保佑在海面行船安全，又怕池塘被台风决口，鱼头无收，每位鱼农从鱼苗下池后都会到村中的“妈祖庙”许愿，自古有“行船走马三分命”，因此祈求妈祖婆庇佑平安。到农历八月十五大潮水后就很少有台风，出海就能平安顺利，鱼塘也不受台风袭击，所以八月十五这一天，鱼农全部休息，备供礼，敬妈祖，以叩答谢，供礼完毕后，大家欢聚于鱼塘堤上开怀畅饮，俗称“做大甸”，庆祝养殖成功、丰收。
现在西陂塘虽然被围垦，但八月十五做“大甸”这一古老传统习俗依然在每年的濂坑鱼农中沿袭着。
除夕擂大鼓
除夕，是一年最后的一天。这一天濂坑村各家各户都在准备过年的东西，贴春联，挂红灯，下午请祖宗，全家团聚。办丰盛的酒菜，男女老幼一齐上桌，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吃长岁暝（饭）、长辈给后辈分发压岁钱，家长在墙壁上添钉新钉，意喻添丁，家家户户张灯照年至元霄夜，煮隔年饭吃到正月初五。而且濂坑村王姓历来在除夕之夜都有擂大鼓习俗，这时全村男性青壮年都集中到王氏祖厅擂大鼓。
关于濂坑村除夕夜擂大鼓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濂坑王氏开基始祖王进公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定居牛头岗山下（今王氏祖厅）时，其地形像一头青牛眠地，地理先生吩咐王进公，要使王氏子孙兴旺发达，必须每年在除夕这一天用大鼓擂醒牛岗之睡牛，第二年才能风调雨顺，兴旺发达，五谷丰登而且能庇佑子孙平安顺利。其意义应为，除夕这一天是每年的万事大吉日，不要忘了第二年（即第二天），春天又开始了，在农耕时代，春天到，万物复苏，就要开始勤耕作拓，春牛就要下田耕作，所以要催醒眠牛，同时告诉人们要像牛那样老实，为人厚道，勤勤恳恳，才能长发其祥，永远兴旺发达。因此濂坑王氏族人代代保留了这种习俗传承至今，从除夕晚上一直擂鼓到新一年（正月初一下午），年年如此，代代沿袭相承。
增坂村风物与习俗
增坂村位于宁德城关东北，明初永乐年间（1403—1424），增坂李氏始祖榕波公从古田杉洋肇迁卜居于此，繁衍生息，可谓是李唐苗裔，天潢衍派。迄今有六百余年，已成宁德蕉城一巨族大村。现常住人口4000人，耕地900亩，林地450亩，滩涂10000亩。以水产养殖为主，主要海产“增坂蛏”，今有“安瑞蛏”、乌〓、花蛤、鱼等，兼营农业，粮食作物水稻，水果有龙眼、荔枝、杨梅等。历史人物有清同治癸酉科拔贡、儒学教谕李邦光，现代名人有作家李师江，射击运动员李雪艳。增坂村还包括瓜园村，村民以陈姓为主；下坂村，有陈、程等姓。增坂渠道穿村而过。建村六百年来，有其独特的形胜、景观、特产、风俗等。
形胜
增坂清末民初古属五都，但根据万历版《福宁州志》、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乾隆时期以前属四都。曾名章坂。增峰，又名仙岗，为村主峰，因其山下有马、施、罗三仙庙而得名。峰顶古时建有塔，曰仙塔。仙岗顶西侧有略高一山峰，名寨顶峰，传说曾有绿林好汉在此结寨，峰高258米。增峰西从金邶寺桃峰发脉，蜿蜒而下，伏而为东山，起而为四都野麻葚山，再伏再起，而为寨顶峰。增坂村在峰之北面，坐南朝北，负增峰而面鉴湖，西邻郑岐濂坑，东接下坂岭后，左辅碧岩高山诸胜，右弼者鞯峰骝屿诸峰。在西陂塘未围垦之前，风光独为旖旎，每当海潮涨满，水平如镜，波光山色，一碧万顷。平视六都飞竹、东岐，下仓、西岐等村隔岸罗列，仰观五马云岩南岸诸顶屹立云端。增坂村在环西陂塘诸村中，饶得地利，洵为大观。
“山上马施罗，山下一个葫芦一把刀。”增坂村迄今还有这样一歌谣。它点出增坂村大致的村形，村呈葫芦倒地形，葫芦口在祖厅前，其东西有池塘小路似葫芦颈之系带，从祖厅往村东西各有两条街道，形成头小腹大，状如葫芦而得名。一把刀是指村前西侧，有一片滩涂高起，潮水最迟才能将它淹没，如一把弯弯的提刀。
祖厅
一走进村口，在两棵张如华盖的大榕树衬护下，一座祖厅就在眼前，它建在增坂村俗称“第三窟地”的地方，重建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砖木结构，硬山顶，穿斗式木构架，四周风火墙。由戏台、回廊、大殿、厢房、前后天井及神龛等组成，门前有石旗杆夹。祖厅面阔6间，进深13柱。面积约800平方米。大厅门楣额曰：“鉴水澜廻”四字，门联刻石：“陇右文章绵世泽，延平理学绍家声”。上联言唐代诗人李白，下联述宋理学家李侗。以显示李氏前人的辉煌文化成就。戏台正中的藻井由七层斗拱叠涩，螺旋结顶。祖厅内正中悬一“瑞麟堂”大匾，上堂奉祀有葛洪山梨花洞主等神位。祖厅内还有先祖李汪泉撰写的楹联：“系本杉洋源远流长支派衍，堂开赤鉴天光云影画图悬”，“仙塔浮云团紫气，鉴湖鼓浪涌青莲”等，写出了李氏源流衍派与地理位置。它是全村议事、祭祀及社戏之场所。
萃灵宫壁画
在增坂村土名叫“下林下尾园下”的地方，有一座宫庙，名为萃灵宫。为砖木结构建筑，原坐南朝北，后大门改为向东，建筑面积约500多平方米，有前座和后座。据族谱记载，后宫建于清康熙廿八年（1689），额曰增庆堂（原名宝林堂），清同治四年（1865）九月又建前座。前座正中祀奉林公忠平王，左祀天仙圣母，右祀竹木夫人；后座中祀观音大士普庵菩萨、真武帝君，左边祀忠平王旧像，右边祀五显灵官大帝，黄公忠烈王，通天公。左外边祀温康二元帅，右外边祀天仙圣母、肃懿元君、肃靖元君。前座左右迴廊祀马圣爷各神马一匹。除了这些神像之外，后天井还有云龙石雕。惜毁于“文革”。最为可贵的要数是宫内的壁画，虽经年代递增，前座东西两侧的墙上有八幅壁画仍保存完好，大约画于清代年间，取材范围颇广，有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古典小说等。东边自外到里分别是唐郭子仪寿诞、唐薛仁贵征摩天岭、明正德皇帝游玉尺楼及商封神斗法；西边自外到里分别是李世民游凤凰山、汉朝王昭君和番、宋王天化狄青教场比武及宋牛皋大战金兀术，除此之外，门口两侧有文王请姜子牙和三顾茅庐等故事图案。门上灰塑彩绘有西洋钟等。宫殿的木梁上还可见很多彩绘。据老者回忆，在前座天井西边回廊的粉墙上还画有一头腾云驾雾的墨龙。但现今已不复存在。
壁画采用白描手法绘制而成，用笔细腻，线条娴熟，山水林木，故事人物，市肆车马，亭台楼榭、佛道鬼神，禽鱼蝉蝶，一幅幅构图生动，形态逼真，流利绝妙，引人入胜。但1992年村中老者，嫌其古旧模糊，请来画匠，用彩色颜料重新涂抹，顿失原韵，令人扼腕叹惜。
[=此处为插图（萃灵宫壁画）=]
增坂蛏
增坂蛏与二都蚶、蓝田蛤、熨斗蟳皆为宁德著名特产。而增坂蛏独以肉腴味美、滋补营养，闻名于闽东各县。蛏可分缢蛏、剑蛏、竹蛏、牛角蛏、指甲蛏等品种，增坂村只养殖缢蛏。据清代郭柏苍《海错百一录》中介绍，养蛏以“宁德最多，其利最溥”宁德养蛏面积最多，还属增坂村，其缘于增坂村拥有广阔的滩涂。
上世纪七十年代西陂塘围垦前，漳湾与骝屿岛（岛上有骝屿、下仓、西岐、雷东、郑湾上、下塘及门下等村）之间有一斗门连接（即今雪峰寺处），增坂村人称斗门之西的西陂塘滩涂为门内，斗门之东包括郑湾、鸟屿、官沪村前广大面积的滩涂为门外。据李氏族谱记载，门外的滩涂是先祖分别于清康熙五十一年、五十四年和五十六年间，花了47两银向别姓购买的。门内产蛏苗，门外养大蛏。门内滩涂小海可自由取讨，门外除了养蛏外，还产乌〓，归族众公有。每年夏末以投标方式由私人承包经营。其收入归公众，用于修缮祖厅祠堂庙宇，迎神演戏，救灾济贫等公益事业。
门內蛏埕（或称蛏围）约三千多畦，十畦一“字”，族内男子16岁成丁，每丁分给一畦。十丁编为甲，甲有甲首，由十丁公推。蛏苗埕每五年以拈阄方式重新分配一次，不管蛏埕远近、高下、肥瘦，以拈阄认埕，每一甲一个阄号，各管各业，获得者个人支配使用权，也可典当，转让使用权。迄今村中老者还会记得祖宗留下的分号诗：
“门首蛏苗发，堂前海宝丰。祖宗遗后泽，世代仰深功。管业规须定，拈阄意自融。毗连相式好，界址勿朦胧。节气耕锄力，春秋取洗同。财源长广进，利薮永流通。丁灶千年盛，仓储万户隆。和亲兼富庶，广颂洽西东。”
社宴
每年二月二，增坂村都举办“社宴”，古时以甲为单位活动。十丁一席，甲首主办。族众补贴酒米钱。甲首出主菜若干碗，赴宴男丁每人带二碗菜。一桌丰盛社宴，自午到晚，家家扶得醉人归。宴罢鸣锣告示：自即日起春耕春播，各就各业。禁止赌博，勿游手好闲。
花户喜户喜户头
族俗称当年新婚者，叫“花户”，当年生子者叫“喜户”，当年全村中生第一个男孩者叫“喜户头”。
花户、喜户、喜户头共同负责正月十四暝夜的“大奶醮”迎“奶娘”（即“天仙圣母”）的活动费用开销，以及正月十五元宵夜的活动。元宵夜，花喜户每户出“柱灯”二个，其形状似宫灯，以竹篾为骨架，竹架上粘贴各种图案的剪纸，四周用麦秆编成流苏，十分好看。小孩则手提比“柱灯”小点的灯笼，追逐喜户头要蜡烛。喜户头肩背褡裢，装满蜡烛，随手送给迎神队伍的亲朋好友，互祝喜庆。新婚花户家，大门洞开，厅堂红烛高照，新娘盛装坐洞房，迎候来看新娘的男男女女。看新娘者高喊：“看新妇啦！”新娘即出迎客，端起准备有冰糖姜片的茶盅，一一至看客身边，点头鞠躬请茶。客人坐厅堂两边，端详新娘，称赞新娘貌美，并致祝贺。一批看客送出门，又迎新一批看客。如此嬉闹至街上迎神方罢。现今，看新妇的习俗已不多见，元宵夜传统“柱灯”也已失传。正月十四暝夜的“奶醮”的习俗，小孩提小灯笼伴随天仙圣母游行及会宴仍照旧例举行。
族长房长会宴
族规尊族中男子年纪最长者为族长，因为始祖生有三男，故分三房。每房尊年纪最长者为房长。族内大事，均由族长与三位房长定夺。实际他们年事已高，无力问事。多委任年届60岁的“新”老人，组成老人会，共同管理宗族事宜。老人会择一二人司帐。他们只管一年。每年正月初五日，摆桌于大街中心，公开算账，公布收支。并移交下届新老人会，名曰“交印”。交印后，新旧老人齐集祖厅会宴，共议村中大事。
一年会宴有三次，第一次是正月初五的迎诸神下界的“下神福”会宴，宴请年届60岁的“新”老人及60岁以上的年长者，其意在尊贤敬老。第二次是七月十五中元节祭祖后的会宴，意在崇宗敬祖。最后一次会宴是八月初一，是增坂始祖忌日，以纪念他筚路蓝缕，肇基增坂的伟绩。
六都民间俚语与传说故事
“莫弄舅惊”
“莫弄舅惊”出自半个世纪前的六都油坊溪甘软细之话。
先讲何为名“油坊溪”？传说有二：
其一，油坊溪水自兰里坑来，先民利用水力，制造水车，进行榨油作坊业，故称油坊溪。
其二，西陂塘自宋代围垦西陂塘功成近百年，后溃为海，对破坏者及后来围垦工程贪污者，在此受处罚，传说处决极刑为烹油至死。后人称油坊溪。
油坊溪村甘姓为主，软细甘姓。
1958年“大跃进”，劳动力被调去炼钢铁，农业无人做，把已收成的地瓜埋成堆，不久要腐烂。甘软细眼睁睁看集体没人处理地瓜，这样被糟蹋，就将没烂的地瓜选出再挖洞保存起来，一直到次年仍然如此。至1960年春季生产队无粮供应，全村人缺粮三个月，饿死人甚多，而甘软细就将地瓜取出全家度日。1960年政策松了，他把周边农地种上地瓜，别人还在饿，而他家粮食有余。
人到晚年就想起自已后事，开始做寿坟。1962年粮食生产刚开始复苏，别人尚在半饿中，软细做寿坟，“不是亲来也是亲”，不少人去帮他做小工，混个饭吃。小工人数大大超过计划人数，软细担心地瓜不够吃。有一天，挖坟挖到一块大石头，其外甥赶回家报告软细：舅呀！发现一块大石头。这时软细有点惊慌，挖大石头要很多人力，家里地瓜米不多了。他赶到寿坟地看，原来这是一块风化石，可用洋镐铁钎挖出，于是松一口气地责备外甥说：“毛（没有）助舅胆，还弄舅惊。”全场先生、师父、小工们哄堂大笑。半个世纪以来，这句话一直流传各地至今。
昌锡问鬼
昌锡姓刘，六都黄莲坑头村人。黄莲苦，黄莲坑村民更苦，其山贫瘦，只能种茶，粮食只能种地瓜，林竹都不成大材。村民自古以来就用竹子加工成粗纸，来换回食物。
粗纸制作很简单，挖一坑，长、宽、深各约三米大小，周边及底用三合土或石料做的池，将当年不成大材的毛竹砍来砸碎，投入池中，加石灰等进行腐化成纸浆，然后制粗纸。几乎每家每户都做，成为一项副业。
制成的粗纸销往沿海乡村。刘昌锡起先是将自制的粗纸挑往漳湾街换咸鱼蚵，后来就收购邻居的粗纸挑往漳湾街出售。
从黄莲坑头走到漳湾街，路经长岐、盘山、六都飞竹、东岐、过西陂塘渡、经下仓、西岐、骝屿、陡门头到达漳湾街，全程几十华里，将粗纸批发漳湾街各店头。店家经常留刘昌锡吃午饭或晚饭。店家生活相对好，而漳湾街常有海鲜货。刘昌锡在店家吃饭时都吃下等海鲜，店家婆劝他吃些上等海鲜，但他心想，吃了上等菜后，将来想时却吃不起，便说“嘴怕孬（吃坏了）”。店家及其妇人哄堂大笑，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一传到今天，“昌锡嘴怕孬”成了当地名言。
刘昌锡做粗纸小生意，常常往返于漳湾与黄莲坑头之间，必经之路西陂塘渡，若行至西岐渡头无船过渡，就必须返回漳湾街，再绕道回黄莲坑头。但是绕道走，要经过一处乱坟岗。他做粗纸小生意，总有几块银圆，他就把木桶底做个暗仓存银圆。
有一次，夜深经乱坟岗，忽听“鬼”叫，他气得放下装着咸虾米、咸鱼魺的担子，说：我昌锡这么苦还不哭，你鬼哭什么呀？你要咸虾米你拿去，桶还我。
就这样，六都一带民间留下“昌锡问鬼”的故事。
有理没理去后周街讲
后周街是六都中心地段，村民讲“前唐后汉”常在此处。这里与“七都坊下坪”、“增坂池头盾”、“南埕八扇厝”、“霍童街头亭”相提并论，都是当地“小法庭”。
旧时邻里纠纷，家庭纠纷，家族纠纷，海埕、山地、田园、引水等，各种纠纷常有发生。都说，“有理无理到后周街讲”。这是因为有乡老在此，主持公道。解放后，尽管有调解委员会，仍然要请老人参加调解工作，为化解矛盾做出努力。因此，现在还遗留这个口头语。
附：
铁炉坪由来初考
铁炉坪在六都傅竹境西，八仙顶山麓之寨顶山下，右为龟头鼻，左为蛇头，即今铁炉坪村。
先民为何在此冶炼铁？推理：一、铁炉坪村依山面海，水陆交通极方便；二、铁炉坪村下有高岭土，可做冶炼铁高炉；三、炼铁需木炭和壳灰（炼成生铁），铁炉坪上有山，树木多，可烧炭，附近海滩有牡蛎壳可制壳灰。
很久以前，先人在此冶炼铁留下大量铁炉渣（即“铁屎”），一直堆积到当时的海边，久而久之形成一块面积约0.5平方公里，高低不平的铁渣土坪。清康熙后，铁炉坪成为墓群。右侧可能是冶炼人员的工棚住宅，后称铁炉坪村至今。
流行于宁德沿海民众中的码字，顾名思义，就是记数的文字（符号），笔者从小知道爷爷、父亲都是用码字记数，他们都读过私塾。为什么不用汉字，而用码字记数呢？原来它简单、易记，目不识丁者也能一目了然，看过一次就能牢固地烙印在脑海里，所以当时市场上买卖的斤两、价钱，结帐等有关数字的记载都是用码字。现今70岁以上的老人偶尔还会用码字记数。
码字从一至十的符号是：一二三×〓亠〓〓文十在同一项目，同一类形的组合中，码字的—二三如果出现重复时，可以把它改写成丨〓〓。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码字也可以写作乙〓三の〓六七八九十。由于码字都是以记数为主，在重量方面用的钱、两、斤、十斤、百斤、码字写作小〓亅〓〓；在货币中的分、角、元、十元、百元、码字写作〓△元十元百元，还有重量与货币中的“半”，码字写作丰。码字它出于书写方便而灵活多变，比如一钱，它写作小，三钱写作〓，一两写作用或〓，五两写作〓，半斤写作〓，八两半写作〓，一斤写作丁或〓，两斤写作〓或〓，四斤写作〓或〓，五斤写作〓或〓，十斤写作〓，八斤三两写作〓或〓，九斤半写作〓或〓，五斤四两九钱写作〓或〓，八斤六钱写作〓或〓，六斤十四两写作〓或〓，二十三斤五两写作〓，六十八斤九两写作〓，一百斤写作〓或〓，四百五十六斤三两写作〓；两分写作盼，五分写作〓，一角写作/△，四角写作×△，二角二分写作〓，五角六分写作〓，一元写作1元，八元写作〓，三元二角五分写作〓，二十六元九角四分写作〓，一百元写作1百元或百元，五百五十一元一角一分写作〓。其余以此类推。
小时候父亲告诉我，宁德沿海一带当时出售海产品时均用码字记数，富豪之家谷米或钱币放高利贷都是码字写借条数字，店中记帐亦用码字。后来笔者了解到福安、霞浦、罗源、连江、福州等闽中、闽东沿海的老一辈人也会认码字，但不知他们是否用过码字记帐，所以也不知道码字的区域有多大，普及程度如何，只知道宁德沿海各村镇的男人普及率百分百，人人都会认，人人都以码字来记数。
码字从外形上看，它简单，笔画随便，应该是当时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自创的一种记数文字，遇到什么事，随随便便，临时记在瓦片、布匹、纸张等能记数的物件上，然后时间长了慢慢地被不识字者认同，传播。码字真正打破了掌握有文字者的垄断，逐渐地开辟了专属于不识字者的空间，这是对“文化反抗”的产物。码字诞生的时间据笔者了解应该在明朝，因那时闽中闽东沿海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平民中的商贸频繁而产生的并予以传承，是对不识字者当之无愧的一大贡献，有这样的文字应该是当时不识字的低层人的骄傲。
码字在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找不到蛛丝马迹，在《康熙字典》、《辞源》、《辞海》等字典中同样没有它的记述。我们都知道，汉字最早都是由图画发展而来的，后来渐渐地这些图画变成了文字，码字同样保留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集所有汉字造字特点于一身的文字，但又不是孤立的，在特殊的组合中又加入汉字。笔者认为码字就是汉字，不过简单化了，让人易于辨认，书写速度快，易懂、易记、易写而已。
万事万物的产生，都有它的借事借物基础。笔者认为码字与流行于明初的算盘也有关，主要的特征是运用抽象的符号来表示意义，因为算盘以中梁作定数，每档的梁上两珠，每珠作数五，梁下五珠，每珠作数一，比如码字中的〓、应为上珠，亠〓〓文上一点为上珠数五，下一横为下珠数一，所以码字仍然包含着造字初期所包含的字义信息。又因为算盘简单易学、运算方便、不识字者也能应用自如，故能通行我国，码字能受到闽中、闽东沿海人民的认可和应用，其理亦然。还有古人记帐时离不开算盘，码字得到算盘的启发也比较合理。
至今我们还不知道码字的发源地，但它是宁德一带在当时认字人不多的时代的前人进行沟通的重要工具。作为一个十分独特的符号能融入宁德，而且随着宁德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作为宁德人的后代感到无比的自豪。码字作为宁德沿海古老的一种记数文字，飨给读者，望来者贤能征文考献，以求明备。
附：与码字有关字谜一条；上是码字、下是正字、下是码字、上是正字、上下码字、中间正字。谜底：“交”字。
梅田的基础教育和我的求学经历
民国时期，梅田村的国民教育落后，启蒙教育仍沿袭旧时的私塾方式。私塾多设在周厝和郑厝，聘请的教书先生是本村有一定文化的人，或请外地的先生，读的是“五言杂字”和“人之初”一类的简单课本，数学学的是珠算，没有固定的校舍，也没有规定的学制。据一位现年83岁老人回忆，当时周厝跟他一起读书的就5个人，有一个还是雨天读书晴天放羊。由于塾师来来去去，他们的读书也断断续续，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他就到碗窑学校去念了一年的书，早出晚归，午饭是在亲戚家吃。碗窑学校是新式教育，上课讲普通话。
由于教育落后，全村没有一个人会讲“官话”（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据说，早年有一个外地的乞食者要在村中人家屋里过夜，他讲的话，没人听得懂，村人竟赶到碗窑请来一位会讲普通话的先生来当翻译，又担心乞食者另有图谋，赶紧给了好多食物，劝其离开。
新中国成立后，从五十年代开始，梅田的郑厝、周厝、王厝等自然村都开办初级小学班，实行新式教育，学制是一到四年级，但那时农村一般家庭由于人口多，孩子稍大一点就上山砍柴或讨小海，帮助家庭生活，所以能读完四年级的也很少。同时各自然村也都开办夜校，为一些失学儿童（主要是女童）扫盲，但也是断断续续，办的人和学的人积极性都不高。
六十年代初，我在本村读书时，学校是设在人家的厅堂里，后来大约是二年级时候吧，学校又转到我家的厅堂里；三年级时，转到本族祠堂大厅；四年级又搬到戏台上。在我家厅堂上课时，有一个现在想来很可笑的做法，就是要把上课写过字的废纸装在一个小筐里，在放学前拿到屋外面的海滩上烧掉。听人们说，字是圣人的眼睛，如果把字到处乱丢，将来眼睛会瞎掉，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这字是自己写出来的，它跟眼睛怎么会有关联，但我还是经常去烧废纸。上小学四年级时，全班只有我一个学生，老师是蕉城霍童人，姓缪，名叫安长，一个人要教四个年级。每天都有顽皮的孩子在打闹哭叫，有些人还编了些坏歌谣来毁谤老师。但缪老师对我很好，有一次因学习太不认真的缘故，老师很严厉地批评了我，我伤心地哭了起来，当时心里很恨他，以至几天不去上课，但我知道老师是为我好。我长大后，想起当年那些当民办的小学教员真是很辛苦。后来就从没有缪老师的音讯，不知道仍在当教师，还是改了行。
[=此处为插图（作者（左）与黄子灿的合影）=]
1964年初，我在辍学一个学期后，经过努力争取，又重新到离家五华里的碗窑完小校，插班读五年级下学期。全班共有8个同学，5个男生，3个女生。3位女生分别是粮站职工和国家干部的女儿，均是城关人，一男生是驻军部队干部儿子，另一个是瓷厂工人的儿子。农业户口的3人，除我外，另两个均是碗窑本地人，一个父亲当时是村干部（那时称生产大队），另一个父亲在农业碗厂当农业工人，我一个外村人，平时交流语言不通（他们均讲闽南语），穿一身破旧的衣服，处境有多尴尬，可想而知。好在那时候社会风气尚好，我还不至受到藐视和欺负。由于在本村上四年级时基础就差，再加少读了一个学期，刚插班时我的成绩很差，就拼命追赶，期考时总算及格，我高兴得一路小跑回家。在这一段时期，父亲的熟人黄书辉伯伯的儿子黄子灿与我同年，在上六年级。由于学校离家太远，吃一顿午饭要往返10华里路程，因此我常常跟黄同学到他家“蹭”饭，有时也到其他一些沾亲带故的人家里去吃过午饭。虽然我也带去一些番薯米和少量的白米，但我知道，我还是占了他们的“便宜”的。不幸的是，黄书辉伯伯在文革后期遭迫害，含冤离世，想起来令人不胜唏嘘，至今不忘黄伯伯一家人对我的关爱与照顾。
我上六年级后，黄子灿同学上中学了，我也就一人每日步行往返四趟计约20华里的路程去上课，不论风雨天，大热天，从没有旷课。六年级上学期成绩已是全班第三名，评为“三好生”、“优秀少先队员”，并选上少先队中队委员。
当时碗窑小学办在一个旧教堂，三、四年级合用一个教室，五、六年级也一样，当中一条走道，一边坐五年级，一边是六年级，共用一块黑板。包括校长和三位老师教四个年级，校长叫黄宗荣，兼教五年级地理课，刘用宝老师是五、六年级班主任，教语文、历史、自然课，教数学的是女老师石榕。他（她）们都很负责地工作，严格要求学生，平时态度和蔼可亲，很受同学们尊敬，感觉中从来没有同学在背后说过老师们什么坏话，或起什么绰号。由于三位老师均是福州人，无论授课或平时和我们交流都使用普通话，这对我学习普通话有很大方便。因为我不会讲闽南话，所以和老师同学之间交流都用普通话，师生、同学之间，关系融洽，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前几年我到浙江余姚看望大儿子时，当地人对我这种年龄的人能流利使用普通话很是诧异，这确实是儿时在学校里打下的良好基础。
1965年我高小毕业，是本年度梅田行政村唯一一个高小毕业生，也是解放以来梅田村受过小学完整教育者之一，时年13岁。当时有人介绍我去读初级农业师范（学校办在霍童），我没能去成，后参加乡政府办的民师培训班。结业后，在村里的扫盲班当义务民师。那时候政府对扫盲工作很重视，各自然村的适龄青少年都被要求上夜校读书，扫除文盲。当时的宁德县文教部门设有专职教师驻村辅导扫盲工作。第一届学员扫盲结业时，由当时的飞鸾乡党委书记章康宝颁发毕业证。毕业典礼在周厝祠堂举行，很是隆重。是年冬，由于我年小纯真在扫盲工作中很是卖力，表现较好，驻村辅导员老师陪着县文教部门的一位领导，在检查总结扫盲工作的时候，于傍晚掌灯时分到我家来，跟我父亲说，让我去当小学的老师。父亲跟他们说的话不多，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句是说我“人还小”。就这样他们两人走了，我也就永远失去了一个有可能改变务农命运的机会。当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站在天井中，紧张得浑身发抖，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去送他们，我六神无主地呆了很长时间，那种心情现在还能感觉得到。
次年“文革”开始，神州大地刮起政治的狂风暴雨。从此，我和村里的同龄人一样，为了生活和家庭，在田野或海滩上，从事着原始的、繁重的，有时甚至是愚笨的劳作。
往事如烟，当生命的年轮辗过一个甲子的今天，回首往事感慨良多，衷心祝愿在我求学生活的艰难时期，给我诸多关怀、照顾和帮助的多位师长们幸福安康。
六都闽剧团始末
清末民初，六都就有文坛结社和梨园爱好者的传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周志孔自行请福州新元昌闽剧戏班到六都演出，闻名乡里。
1947年，由许祖玉、周景鲁筹办组织六都业余闽剧团，是自发性群体娛乐组织。开办资金靠民间集资，自愿捐助，本团人员乐捐，有的50斤、100斤谷子不等，也有非本团人员乐捐和借高利贷等。道具向城关闽剧团租來。
剧团活动场所起先在许祖玉厝，后在朱佬庚酒库排练。会演在本村许厝大厅演出。
演员：周景鲁（兼导演）、周二妹（青衣）、周景星、陈新顺（女丑）、朱德凑（老花旦）、陈挺美（武生13岁参学艺）、周景翰、周景泽、许守富、朱佬庚、朱彦忠、周伏祐、周初尧（三花）、朱朝饮、黄星钗及许佬文、林细板、林本春、陈邦楷等。
后台音乐：朱德寿、朱彦超、朱彦城、朱彦贵、朱宇、朱佬三等。
周初仁（后勸主管灯光），余阿使（搞联络）。
剧本：《水源海》，加演《补缸》等。
周训虎早年就读福州中学、受训于省政干团等，曾任宁德县保安队长，爱好诗书文艺。鼎革后谢职回乡，1951年任六都闽剧团导演，编现代戏《三八线》，宣传抗美援朝，在白马堂公演。1952年周训虎逝世，剧团暂停一时。
1953年重整队伍，由许克全、周初红担任负责人，除原班人马外，新参加的演员有周招云、周彩华、朱爱清、陈香、朱爱容、陈细莲、朱佬坤等。1955年又增加陈玉钗、陈妹菊，1957年又扩招周雪仁、朱绍珍、黄加如等。地点在周履祯厝，彩排在白马堂宫戏台。其资金来源同样靠社会集资，资金不足继续借高利贷添置服装和道具。
1954年请福州“杏杏沙”教戏，团址借用“三义店”酒库，平时教练在此进行，排练、彩排设白马堂宫戏台。彩排结束时，在本村组织评议演出、免费演出活动。尔后举办有偿演出，每张门票0.10—0.15元不等，来填补团里经费困难。尔后请福州“新国丰”戏班花旦为导演教戏。接着在邻村、乡及本县演出，并参加全县会演，被县文化局评上名等，进而往外县、外地区演出并获奖，闻名闽东各县及省垣。演出剧目除闽剧外，还编现代剧、街头戏，宣传党的中心工作和政策。如陈新顺街头剧宣传党的中心工作，发动农民种菜：“圆包菜，扁包菜。有心是空心菜。剪刀剪倪菜，汤荡饭泥菜，油伴波申莱，虾米煮介菜。”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宁德县民间文艺昌盛时期，各乡镇都有业余闽剧团。其時流传“六都生，七都旦，八都是花旦”。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为应外县邀演，未经六都乡政府和工作组同意，剧团准备私自开船往外县演出被工作组拦下。
六都闽剧团出外应聘和邀请演出，人员伙食和场所由出邀乡村负责，尔后送红包或聘金给团里人员分红。没有固定工资定额。演员等全体人员只是娛乐、见世面、看各地世界和赚个饭吃而已。
1958年大跃进期间暂停演出。1960年体制改革下放时，六都公社为照顾剧团便于演出和生产相结合，还专门划一片良田给六都闽剧团，后称第八生产队。
1966年“文革”初期，各地大兴“破四旧”，原来购买的闽剧团之龙袍、凤衫被剪破烧毁，留下新置和道具封存禁用。旧戏不能演，六都闽剧团就此暂时告终。全部演员参加笫八生产队生产劳动或归原先所在生产队。
1982年县文化局黄如枢副局长來六都，重新排演一场闽剧《亭楼暗箭》参加县人民会场汇演，获奖旗一面，奖金300元。在白马宫买票演出后，留下的剧团服装寄存“三义店”酒库楼上，台幕及有关乐器进拍卖抵还借贷。从此，六都闽剧团宣告终结。
至今年30年了，无人过问六都闽剧团，演员离世者也不少，健在演员己是耄耋、古稀、花甲年华。老人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群众文艺之梨园演艺，自已登台表演一去不再回了，只好在电视和光盘中看别人表演了。
据老演员陈挺美（81岁），周彩华（73岁）夫妻和朱宇（89岁）等三人口述，周初如记录整理。
我所知道的梅田村医疗状况
民国以来梅田村没有医生和中药铺，民众得了病一般都是靠土方草药治疗。各自然村中都有一、二位懂一些草药的民间“青草医”。村民假如手指、脚趾生了“蛇头疔”，轻微骨折或者生疥疮等一些疾病，就会找这些青草医，治好后给些钱或送鸡蛋等作为酬谢。如遇甲沟炎、囊肿等经常性的轻微脓肿，村民之间都会互相介绍一些草药，捣烂后敷用。至于小儿疳积、腹泻、大人伤风感冒等，各家也都互通有无，学会治疗。只有遇到严重的、疑难的或者慢性的病痛，病家才到外地，如飞鸾、碗窑以至于县城找医生看病用药，那时的药方子都由病家保管，任意到哪家药铺买药都行。当时有一位家住飞鸾南山黄土岱自然村的畲族中草医，常到梅田村里给人看病，村人都说他把脉技术精到，他一来就有好些女病人找他把脉，看一些妇科病，我小时只看见他把脉开方子，并不晓得他是怎么收费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地方政府开始在梅田村设立医疗保健站（隶属于飞鸾卫生院），选聘家住周厝，祖上当过中医、开过中药铺的周锦银先生当保健站医生。周锦银小时候跟家人学过中医把脉，懂得医药知识。从此，梅田村的群众有了病就能及时得到医治，不再像以往那样因找医找药不及时、不对症而导致小病拖成大病的后果。一些慢性病患者也可以就近连续服药，不必等靠外乡医生，或长途跋涉去外地求医寻药了。
梅田村是农业区，靠山面海，上山下海带来的各种外伤难免，保健站又开设了外用西药，消炎止痛打针包扎，这样中医药、西药、小儿、妇科全都由周锦银医生包干了。由于周医生医术谙熟，接诊态度热情，连邻近的碗窑、山区的沈洋村病员都找他看病。据周医生回忆说，六十年代以来，他曾多次在三更半夜打手电筒步行6华里的山道去沈洋村出急诊，至于梅田本村，包括住在半山区的畲族琯后村，若村民有了急诊他更是随叫随到。
1966年，梅田王厝村出现一例流行乙型脑炎病例，周医生及时诊断发现后，立即报告乡保健院。保健院马上派医生来协助救治。虽然病人最终因抢救无效而夭折，但由于及时采取了应急防范措施：病源区全范围消毒，各家打预防针，对疑似病人定时跟踪观察，外出未归人员进行登记等，一个不漏地实行防范，终于将这一有可能给人们带来严重威胁的传染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后来周医生感慨地说：“我虽然几天几夜未曾合眼，但后来村里人人平安，心想也值得了。在当时，乡领导重视，保健院医生尽职尽责为人民服务的情景令人印象深刻。”
1970年7、8月间，由宁德县卫生局主办的全县“赤脚医生”培训班在梅田举行，来自全县各乡镇保健院带队医生和赤脚医生学员二百多人在梅田周厝集中学习。培训的对象是各乡镇选派的具有高小以上文化和初级医学知识以上的村级保健站人员，当时也有一些上山下乡的插队知青和当地部队的卫生员参加学习。授课的是县里选派的家庭出身好，业务水平较高，具有较丰富医疗经验和中草药知识的中青年医生，培训的内容包括中草药基础知识、临床医学基础、农村常见疾病的预防和诊治以及针灸知识等等。这些学员借住各家民房，在周氏祠堂大厅集中上课。学员们在学习中也教会了当地群众一些青草药的辨认和使用方法。医生们免费为当地一些病人看病并教会用草药治病方法。这些医疗活动和耳闻目睹的宣传，使当地群众在注意防病治病和搞好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此时，飞鸾驻军部队的医疗站也向当地群众开放门诊和接收病员住院。村民中，一些急性的、严重的病例，也能得到及时的救治，从此梅田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大为改善。
随着时代的进步，当年急症病人靠担架抬、板车拉、三轮摩托车送的时代结束了。现在人民生活改善，卫生意识提高，身体素质增强，农村的整体面貌确实今非昔比，但人们没有忘记在那物质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梅田村保健站为基层广大民众治病所带来的方便，没有忘记周锦银医生为解除伤病员痛苦所付出的辛勤工作。俗话说：“好人有好报。”周医生虽年过95岁，仍精神矍烁，乡里敬重，儿孙孝顺，现在其大女儿盖的新居里安享晚年清福。
宁德漳湾“水密隔舱福船”
渊源与历史
福船，是福建、浙江沿海一带尖底古海船的统称。其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刀，底尖上阔，首尖尾宽两头翘。而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为互不相通的舱区，舱数有的13个，也有的8个。这一船舶结构是中国在造船方面的一大发明，它能提高船舶的抗沉性能，增加远航的安全性能。
这一传统手工技艺，保留在宁德漳湾镇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岐后开澳始祖刘帝美，原生活在闽南一带，世代造船。明洪武年间，社会动乱，他身怀绝技，避乱宁德，在漳湾岐后村开基立业，传授技艺。从此，制造福船的工艺便扎根这里。以船工刘妹俊为例，到他的儿子这一辈，已连续十代造船。
1899年，宁德漳湾大吨位木帆船营运北至山东烟台，辽宁营口；东抵台湾琉球；南达福州、汕头等地。
1901年，有民船运载当地瓷器抵新加坡等地的记载（《宁德县志》、《宁德交通志》）。
1949年，国民党自大陆撤退台湾，当时的政府曾对漳湾下“封船令”，大小木帆船一律限制出海，其时漳湾船坞所造海船也不准售出，以应大撤退运载之用。
1956年漳湾刘姓造船工人20余人组织造船小组，1958年经漳湾公社批准成立漳湾造船厂，修造2—3吨位的小渔船。1962年划归县手工业联社管理，定名漳湾造船合作社，可制造20吨位的木质运输船。
1959年和1965年，两次分别在闽江口、海坛岛海战中，宁德全县大小百多只备战海船，均由漳湾造船厂（造船合作社）制造。
1965年围垦宁德东湖塘及1978年围垦西陂塘，漳湾造船厂造出水上卸石的“石压船”，可左右下翻自动卸石，相对于人工抛石，效率大为提高，当时很受欢迎。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漳湾船厂先后为山东的海阳、文登、青岛、崂山等县，浙江的玉环、乐清、温岭等县，为本省的连江、罗源、平潭等县造出无数的捕捞、运输海船，最大吨位达300多吨。客户赠给的锦旗、奖状、牌匾满墙盈室，声誉日隆。
90年代初，广东省海陆丰地区造船厂还特聘漳湾师傅前往传艺，他们说：真想不到宁德漳湾还有如此过硬的手艺。
1998年5月，一日本商人来漳湾，购走一艘二吨“福船”，入存其博物馆。
2005年至今，上海商人每年都到漳湾定制旅游木船。由于漳湾水密隔舱福船制造工艺精湛，质量上乘，引来了八方船商。
技艺与民俗
水密隔舱结构和舵的设置，被称为中国古代船舶的两项重大发明，漳湾福船承其衣钵，特征鲜明，一脉尚存。
漳湾造船的用料，选择既轻便又耐水又坚固的木材，有松木、樟木、杉木以及柯木、槐木、枫木及其他坚韧的杂木等。辅助材料有船钉、桐油灰、竹丝、竹篷、布帆、油漆等。造船工具则有斧头、各号凿子、刨刀、木钻、钉送、铁锤、钉拔、掘斧、勾钉、锯、墨斗、曲尺、刮刀、灰刮板等等。
一艘漳湾福船的制造，从备料、立龙骨到上画油漆，都是手工操作。漳湾福船船型多样，尤以“三桅透”（三桅三帆）最具代表性，它的制作，有以下工序：
首先，安竖龙骨。龙骨是船的脊梁骨，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配搭肋骨，用横梁固定，期间还要安上矮座（俗称“装牛头”）并行分舱，装钉隔舱板，完成船的框架。
接着，钉纵向构件舷板（即船壳板）。先钉中腹舷板（俗称“红水蛇”）。再从船的底部向上装钉其他舷板（俗称“走马”）。舷板装钉之后，即装盖甲板及甲板边缘的坡，完成船壳。
[=此处为插图（制作福船安龙骨）=]
再下来，搭房（即船老大台、卧室）、做“下金”、做舵、做桅、做帆车、锚车等。
最后，油灰工塞缝、修灰、油漆上画，完成全船。
我见过一艘“三桅透”海船，总长20.75米，船宽4.36米，船深1.55米，载重量为60吨。据工匠刘细秀介绍说，制造这样一艘木帆船，需用技工400工日，杉、樟等各种用材80立方米，目前市场造价为15万元。
漳湾福船制造，师傅都是凭经验，无需图纸，要造多少担的船，就备多大的料，图在心中，心有准则。对于水密隔舱这一绝活，漳湾造船厂厂长、“非遗文化代表性传承人”刘三济自豪地告诉笔者：漳湾海船，从船型到浑然流畅的外观曲线设计，至今都充分保留与体现古代“福船”的特点，它昂首翘尾，全身上下蕴藏着美的因素，散发出诱人的魅力。
漳湾镇有漫长曲折的海岸线，居民长于舟楫，擅于航海。在长期的造船过程中，当地民间形成一套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奇异风俗。首先做船要备料，师傅要亲自上山选材砍伐，有的大树民间迷信有神妖附身，漳湾造船人就祈求他们供奉的福德灵相佛公（为树神）出面，除妖灭怪，以保伐树安全。在造船的重要环节，如起工、安龙骨、安梁、立桅、画眼、钉斗盖、下水等均有祭祀仪式。其中，择吉日良辰，祀神烧金，宴客开工，叫“起工”。龙骨是船的主心骨，地位重要，故在竖龙骨时，不准让妇女靠近，不准有人跨越，不准有人说不吉利的话。还要在龙骨的前边缚一棕片，尾部缚一条红布，俗称“头棕尾红”。在安龙目（或画龙目）时也要择日才进行。船头是船的重要部位，在钉斗盖时，船主当日要办三牲、酒醴、果盒、金楮（纸钱），大放鞭炮以祀船上的神佛和阴公。之后还要到设在船坞一旁的妈祖庙里祀求海神保佑行船安全，船主还要赐给师傅红包。新船下水叫“落令”，船主要择吉日，办牲醴，烧金纸礼神，并宴请造船师傅和参加推船下水的人。
每艘船上均奉祀妈祖或其它神像神位。如今，许多造船民俗仍在漳湾传承沿袭。
[=此处为插图（制作福船塞缝、修灰）=]
特征与价值
中国船舶采用的水密隔舱结构，很早就受到国外的赞赏。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对中国的船舶作了详细的描述。水密隔舱在中国的运用，比欧洲早了一千一百多年。
英国的本瑟姆将军曾经考察过中国的船舶结构，并且对欧洲的造船工艺进行了改进，引进了中国的水密隔舱结构。公元1795年，他受英国皇家海军的委托，设计并且制造了六艘新型的船只。在他所写的论文中说，他所造的船“有增加强度的隔板，它们可以保护船只，免得进水而沉没，正像现在中国人做的一样”。从此，中国先进的水密隔舱结构，逐渐被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造船工艺所吸取，至今仍是船舶设计中重要的结构形式。
漳湾福船普遍传承了古福船的水密隔舱建造工艺，造工考究，具备良好的抗沉、操纵、快速、稳定等多种性能，其特征鲜明突出。
（一）结构科学
漳湾福船之所以安全可靠，是与水密隔舱结构的采用分不开的。它的优点是：
1.被分隔成若干舱的船舶在航行中万一破损一两处，由于船舶已被分隔成若干个舱，一两个破损进水的船舱不致于导致全船进水而沉没，只要对破损进水的舱堵漏修复就可使船只继续航行。
2.船舶的功能主要是运载货物，在有水密隔舱的船舶上，货物可以分舱储放，便于装卸与管理。海损事故发生时，也可以尽量减少损失。
3.由于船舶被隔窗板层层隔断，厚实的隔舱板与船壳板紧密钉合，而且隔舱板实际上起着肋骨的作用，从而取代了肋骨，简化了造船的工艺，并使船体结构更加坚固，船的整体抗沉能力也因而得到提高。
4.漳湾福船把舵设计放在船尾的正中位置，并且固定在支撑点上，便于操纵，可以根据水的深浅或升或降，也可以根据航向，灵活转动，不至于偏离航线。
（二）造型优美
漳湾福船破浪前进时头尖尾高的高贵形式，船体那优美的曲线，从弧面到平面柔和的过渡，它的龙骨紧紧箍住，无风行使时，边橹的高起高落，它的桅樯和绳索具匀称而且编织成透空的图案，还有那强大的风帆，一个有机组合体，这正是承传福船美感的“奇迹”，其形式完全适合于其功能要求。可以说，漳湾福船所体现出来的功能美，是无所不在的。
（三）民俗意蕴
漳湾岐后村数百年来，村民大都依靠造船为生，他们在传承先辈所积累的造船工艺的同时，也承载了许多的奇风异俗。其目的在于作业时求得人船安全，并能在神灵的庇佑下，获得好运气。比如他们的树神（佛翁）信仰、妈祖崇拜，造船过程中的种种祈祀仪式以及船体油漆图画的图腾寓意等等，在剔除那些荒诞的迷信色彩外，大量保留下了行业民风民俗和经验规律，在宗教信仰和民俗学民间吉祥艺术的意义上，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现实状况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铁壳船不断增多，大吨位木船制作业务量不断减少，给漳湾造船业带来很大冲击。这种专业技术和劳动强度要求较高的古老行业，收入与付出是不相对称的。因此，当地30岁以下的年青人不愿意干造船这种劳累、利薄的活，全镇从事这一行当的人口比例不足2%，真正掌握水密隔舱技艺的师傅更是寥寥无几。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漳湾福船传统制造技艺濒临消亡，令人担忧。归纳言之，尚存在下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人才严重匮乏。由于漳湾福船的家族传承特点，以及传男不传女的原始方式，使得掌握水密隔舱的人才面相当狭窄。特别是手艺精湛的老艺人的断代现象相当严重，传承者的老龄化问题十分突出。
二是造船场地不断萎缩。由于海水侵蚀和镇区公路建设等影响，不断缩小的造船场地，已无法满足制造大吨位木船的要求；造船场所每个月都有几天被淹没在水中，不能正常生产。
三是经营模式明显落后。目前单兵作战、内部无序竞争的经营模式，给漳湾造船业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个体工匠多在互相压价的环境下艰难地维持生存，从而也造成在家门口的活计没人干的状况。
然而，木船优越的抗风浪性能及比铁壳船低三分之二的造价，十分适合现代近海养殖业。正是受铁壳船的冲击，时下从事木船制造业的人数不断减少，就是全国造船中心的泉州也少有生产这种船只。拥有几百年历史的漳湾木船制造技术优势，是打开市场最有力的资本。前些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组一行莅临漳湾岐后，现场考察了造船技术，充分肯定漳湾木船制造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渊源。漳湾木船有望打造成“文化名牌”。
金涵文物古迹
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对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文物古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许多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古迹保护工作不断得到加强，现将金涵畲族乡非物质文化及文物古迹分布情况作如下简介。
金涵畲族乡重点文物古迹有11处，分别是：
1.金涵竹林寺
位于金涵乡涵道自然村西北1公里，原宁德合成氨厂厂区西侧。俗称竹林院。始建于唐咸通三年（862），后废。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重建，1993年重修。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坐西向东。主体由弥勒殿、天井及大雄宝殿等组成，较为简陋。大雄宝殿面阔三间，进深五柱，穿斗式土木结构，悬山顶。寺门前留有北宋绍圣三年（1096）石臼、石槽各一个，南侧约20米石壁上留有“大方广佛华严经”摩崖石刻。1932年秋，中共宁德城关党支部在此成立。因此，对于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寺为研究当地古代的寺庙建筑及宗教信仰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龙王亭碑
位于金涵畲族乡百丈自然村东南约200米处。龙王亭已毁，仅存土台，长6.8米，宽5.7米，占地面积38.76平方米。碑为白花岗岩石，坐北向南，高2.16米，宽0.6米，厚0.18米。碑首刻祥云，碑文分三行，直下，中间阴刻楷书：“灵昭昭也”。左边刻：“同治九年六月四城乡老告旱恭请”，右边刻“龙潭祷雨雨随祷下镌此誌异署宁德县事黄国培敬立”。该碑为研究当地古代民间石刻艺术以及域情、民生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3.上金贝“古墓”
位于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北470米，早年曾遭盗掘，损毁，但形制及大部分石构件仍留存原地。该墓通面阔9.7米，通进深27米，占地面积260平方米，坐北向南。全部用花岗岩石材构砌，平面前方后圆，略呈“风”字形，立体形状前低后高，形如圈椅。后部为半圆形平台，高1.5米，台面上为石构实心舍利塔，塔高1.6米，由六角形须弥座和弧顶圆柱形塔身组成，塔身上凿出荷叶宝盖及仰覆莲座的浅龛。龛内阴刻铭文：“御赐金襕佛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禅师之塔”两竖行共20字，未署砌筑年份。紧靠着高台，置有石刻圭脚，其上置碑座，但墓碑已无存。高台前共有四级墓埕，第二级墓埕上建有石构拜亭，四柱单间，面阔4.2米，进深4.15米，柱高2米，屋顶已毁。亭前中路设有踏步，可供上下。高台后及第一级墓埕两旁砌有弧形护墙，后护墙高5米，墙顶正中立有石刻佛光火焰（俗称“火龙珠”罩顶）。墓手以下两侧护墙分上下两段，高低错落。上段墙脊前端刻作龙首形（闭嘴龙）。该墓为研究古代墓葬形制及工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墓规模宏大，形制奇特，僧俗合璧，在我省尚属首个，在国内亦属罕见。2008年8月，市博物馆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考古清理，同年3月份进行了初步复原维修，目前还在进一步考古论证中。
4.濂坑大井
位于蕉城区金涵畲族乡濂坑村镇冰中路一弄3号民房前，清代挖掘。井方形，1.8米×1.8米。井壁由条石垒砌而成，无井栏，周围井坪由三合土填筑，占地面积42平方米，井深2.9米，井水清澈，冬暖夏凉。目前还在使用中。该井为研究当地村民古代的生产生活条件及状况等提供了实物依据。
5.濂坑王氏祖厅
位于蕉城区金涵畲族乡濂坑村。当地俗称“大宫”，位于镇冰环路，始建于清初，2001年重修。坐北向南，主体由戏台、天井、大堂组成，硬山顶，封火墙。正堂面阔五间，进深七柱，上置藻井，三合土地面，砖木结构，高5.2米。该祖厅为研究当地古代祠堂建筑具有一定的价值。
6.濂坑东濂堂
当地俗称“大宫”。位于金涵畲族乡濂坑村镇冰环路，始建于清初，2001年重修。建筑坐北向南，由戏台天井正堂组成。通面阔15.1米，通进深33.64米，三合土地面，前带卷棚，抬梁穿斗式砖木结构，硬山顶，封火墙。该建筑为研究当地古代宗教信仰及分布等情况提供了实物依据。
7.林蔚文墓
位于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亭坪村坑里自然村后山，墓占地面积795平方米，坐东南向西北。墓丘土石结构，平面呈“风”字形。坟堆高9.6米。墓前有祭台和一对石望柱，左侧有一石构墓志亭。亭方形，高3.8米，面阔2.52米，进深1.8米，歇山顶，亭脊向两边伸出龙首，正中置火球，亭眉横额“先芬亭”。亭中置墓铭，高2.93米，宽2.87米，厚0.16米，侯官沈觐冕书并篆。在墓前立墓碑，上刻“四川盐运使蔚文公之墓”。该墓为研究近代墓葬形制和工艺以及林蔚文历史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8.金邶寺
位于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西北约500米处，始建于唐大中八年（854），宋季圯，元大德年间（1297—1307）重建，清雍正元年（1723）、乾隆元年（1736）、乾隆四十四年（1779）三次扩建。一九六六年毁于强台风，现寺遗址占地面积9240平方米，尚存元代石槽、石柱和明景泰元年（1450）实心石塔构件，周边还有“涌金石”、“蒙泉”、“乌石马”等石刻遗址。一九八三年在遗址上建有大雄宝殿。该寺为研究当地古代的寺庙建筑及宗教信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9.下兰遗址
位于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兰村下兰自然村。1989年调查发现。遗址面积约300平方米。采集有方格纹灰硬陶罐残片。此次普查未发现标本。该遗址为研究当地古代居民生产生活状况具有一定的价值。
10.上兰遗址
位于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兰村村东500米。1989年调查发现。遗址面积约500平方米。采集有石锛和灰硬陶片。陶片纹饰有方格纹、网纹，可辨器形有罐。该遗址为研究当地古代居民生产生活状况具有一定的价值。
11.下兰郑氏祖厅
位于金涵畲族乡上兰村下兰自然村内，清代建筑，通面阔10米，通进深32米，占地面积320平方米。建筑坐东北向西南，由门楼、戏台、天井、大厅组成。大厅面阔三间，进深七柱，抬梁穿斗式土砖木结构，硬山顶。大厅东后侧（左后侧）有水井一口。井圆形，直径1.1米，井壁由鹅卵石垒砌。井栏方形，1.4×1.4米，由条石围砌，高0.45米，厚0.15米。该建筑为研究当地古代的经济、信仰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金邶寺历代住持
金邶寺自唐大中八年（854）修建以来，历经千年岁月，佛教文化积淀甚为深厚。历代高僧大德更是层出不穷，见于地方文献记载的有唐代的居白，宋代的圆轨，元代的沧海，明代的祖恭（敬仲）、如心、定金，清代的不偏、普潜，以及那位不知朝代的元定。因为金邶寺在清代乾隆以后才趋于衰落，所以在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皆有著名僧侣住持法席，并且留下了不少文物古迹，供后人研究探讨。
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金邶寺唐代的开山祖师居白。唐大中年间，居白云游至上金贝，遇异人告诉他：“此处可以居住。”居白遵其言，驻锡山中。当夜，一块大石头上出现祥光，居白就近视之，得到一方金尺（此石被后人称作“涌金石”，为金邶寺“十奇”之一），因为佛祖“显灵”，居白发下宏誓大愿，要创建一座大寺院供奉佛祖。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金邶寺初显规模，成为当时感德场最大的寺院之一。广明元年（880），僖宗李儇敕赐“洪善”、“蒙泉”二匾额，使寺院更是名扬八闽。居白为金邶寺后来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其本身却像金邶寺的历史一样扑朔迷离，从目前所掌握的有限资料来看，已经无法考证出他的身世。元脱脱《宋史·艺文志》收录有唐僧居白《五行指掌诀》二卷，不知是否就是此人。
到了北宋时期（960—1127），金邶寺又出现了一位高僧——圆轨。圆轨是北宋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的住持，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寺院》误作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前后相差整整二百四十多年。明代王应山在《闽都记·卷之三十三·郡东北福宁胜迹》将“圆轨”记成“圆执”，也是错误的。圆轨住持金邶寺的时候，寺内香火日益兴旺，大量善男信女捐资捐物为寺产。圆轨有心扩大寺院范围，但以寺院左边地基不平整，下有深坑为虑。传说“一夕，雷雨裂后山之半，平其基”，遂拓建殿堂、阶墀，焕然一新。在今天金邶寺遗址的山门石阶处尚存一块圆轨募缘修寺的碑刻，其中的“圆轨”二字仍然清晰可辨。
元朝统治中原不足百年，但其尊奉佛教，却是自始至终的。在元代，寺院享受有免赋免税的特权。梵门无所谓清规戒律，僧侣可以拥有土地财产，可以吃荤，甚至娶妻。所以，蕉城在元代既涌现出了平楚、澄鉴、平麓（方广佛）这样的高僧，也有喝酒吃肉的和尚。金邶寺的元代住持沧海应该也是属于这种类型。沧海出身显贵，而且是元代“国师”海云印简的第三代传人，印简威名显赫，受元太宗、定宗、宪宗、世祖四代任用，被尊为“临济中兴名匠”。沧海，法号止云，另一个别号中有个珠字，所以尊称“沧海珠”。这就像印简的一个高徒可庵，他法名智朗，尊称“朗公”，又叫“可庵朗”一样。
沧海于大德年间（1295—1307）担任金邶寺主持，并重修了寺院，使之“寺然具备”。明嘉靖、万历两朝的《宁德县志》中都记载了这段建寺的辉煌事迹。寺周围还留下了沧海的“蒙泉”手迹和一口勒有“沧海弥珠”的纪年铁钟（已毁），一座人们认为充满神秘的墓塔。
明代金邶寺进入了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不仅寺院被载入《八闽通志》、《宁德县志》（嘉靖版）“寺观”的首要位置。而且寺内还成立了僧会司，成为当时宁德县的佛教中心寺院。还出现了连续三任的佛教界领袖：祖恭、如心、定金。这三位高僧通晓佛法，洞悉古今，受到了士大夫的高度评价和佛教徒的拥戴与赞誉。笔者对有关他们的记载和金邶寺遗留的文物，进行了研究剖析。
这三位住持中，尤以祖恭最为知名。据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祖恭，蕉城七都黄氏子。少年时期便削发为僧，戒守清规，为人稳重，在当时宁德县的佛教界威望很高。正统时期（1436—1449），任宁德县僧会司僧会。后来还一度代理福州府十县僧纲司都纲事，从九品衔。晚年驻锡金邶寺，重修寺院，开辟上山道路，人皆“崇重敬事”。
在蕉城文史、宗教界，人们都普遍认为明尚书林聪一首诗中提到金邶寺的“敬仲僧”，身世无从查考。实际上，据笔者研究，“敬仲僧”就是祖恭。首先从林聪那首七律的题目《正统乙丑访敬仲僧于金邶寺，别去十载，今秋奉使粤东，顺道归省，复得与敬仲会杯酒笑谈，风景犹昔，赋此已记之》上可以得到一些信息，“正统乙丑”指正统十年（1445），“别去十载”，往前推算则到了景泰五年（1454）。这就说明，在这十年时间里，金邶寺的住持始终都是“敬仲僧”。而金邶寺现存的明代石塔上，仍有祖恭时代留下的铭文。石塔上清晰地标有“景泰庚午年僧会祖恭立”的字样，“景泰庚午”指景泰元年（1450），正是“敬仲僧”任职的时期。这就可以说明，祖恭与“敬仲僧”是同一个人。不过，后来的学者也曾对林聪的这首诗提出质疑。比如清代的宁德训导刘家谋在《鹤场漫志》中说：“正统十年逾十载，则景泰五、六年间也。是时公方左迁国子监学正，本传及行状、墓志并不言其奉使事，附识于此。”林聪出使广东，正史上虽然没有记载，但在林聪的同僚都察院左都御史韩雍的《襄毅集》中却有提到。韩雍有四首《送林黄门聪奉命代祀南海便道归省和同寅王公度韵》绝句，交代得十分清楚，林聪奉命到广东，是为了祭祀位于广州的南海神庙，而且还“便道归省”，这与林聪那首七律中所说的完全吻合。
另外，“祖恭”与“敬仲”意思相近，这十分符合古人的取名特点与要求。祖恭与林聪年龄相当，共同成长生活，又同为七都峬源人，就连“便道归省”那么珍惜的几天时间里也不忘探望老友，可谓感情至深，殊为难得。
比祖恭稍后的如心继承了祖恭的衣钵，于成化年间（1465—1487）担任金邶寺的住持和宁德县僧会司僧会。他的身世也已无从查考。弘治年间（1488—1505），
定金接任了如心的位置。定金的身世同样也是一个谜。
笔者曾经从本市作家陈浩志一篇有关上金贝的散文中发现这么一段话：“在（上金贝村）一户人家，有一三尺宽五尺长的碑石，翻作洗衣架板，背面字迹依稀，久辨可见‘僧’、‘金’、‘钟’、‘缔’等字。”为此，笔者于2009年正月，特邀地方史学研究者李怀先先生一同寻找到了这块石碑。经过仔细观看，原来，它就是以上我们提到的定金和尚的墓道碑，上面清晰地镌刻者十二个楷书大字“宁德县僧会司僧会定金寿域”。墓道碑是树立于坟墓附近的石碑，起着彰扬和引导的作用。这块石碑原立于上金贝村通往金邶寺山道的路边，说明定金的坟墓就在附近。
在明代后期，由于金邶寺山高路远，僧会司被迁到县城东郊的天王寺，金邶寺由此进入了短暂的低谷。
到了清代，由于金邶寺的历史影响，以及寺院设施完备，僧会司被重新迁了回来。康熙时期，辟支寺开山祖师、高僧樵云的一派传人不偏和尚被任命为宁德县僧会司僧会，驻锡金邶寺。由于资料的缺陷，我们已经很难知道这位不偏和尚的身世。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偏和尚应该是一位高僧。要不然，就不会被任命为宁德县的佛教界领袖了。
不偏圆寂后，被接任的住持道潜安葬于寺后不远处。他的墓碑与元代的沧海有异曲同工之妙。墓碑上，不偏也将他没见过面的祖师爷樵云的名字题在顶上，碑文标有“明赐紫钦授律师辟支开山樵云当翁和尚香座”等洋洋洒洒共四十九个字。
不偏以后，金邶寺也随之由盛转衰，逐步退出人们的视线。
中秋曳石
中秋曳石活动在漳湾有440多年历史，是漳湾镇传统民俗节庆“八月十五”灯会上精彩节目之一，不仅让乡民自娱自乐，而且出镇表演，发展到福州市的罗源县以及宁德市福安市、霞浦县等地。其历史可追溯到明朝，也就是民族英雄戚继光曳石迷惑敌人而出名。
在440多年历史传承中，中秋曳石有以下六个明显特征：
（1）伴随民俗活动产生和发展。
（2）具有稀有性特征。
（3）由戚继光用曳石计迷惑倭寇，打败倭寇，取得明朝戚继光消灭倭寇战役的胜利，构成了传奇性特征。
（4）中秋曳石是用竹子合并制作成的，显出一种特有的简约美和质朴美，构成简朴性特征。
（5）中秋曳石表演时以呐喊为主，以鼓指挥，因而构成了呐喊主奏，以鼓振节的导乐性特征。
（6）每到中秋节前些天，青年们集中在戚公祠学习、操作、训练等，以此构成活动的主动性特征。
[=此处为插图（漳湾民俗活动）=]
在传承过程中，中秋曳石制作也由简单到复杂，还有受路面由石砌变化为水泥的影响，具体做法如下：
曳石的架子是用竹子制作，绑上绳子，拉动时发出响声。最初用木橇绑上绳子，拉得不够响，就改为绳子绑住石头，如今到处都浇灌水泥路了，路面难以承受石头拖曳，因此需要制作竹架。
取竹子6.5米长的11条，在竹子每条从头到尾的0.3米，2.6米，4.2米处各打径0.1米窟窿，用坚硬的木材从竹身穿过，两头用木料锁住。大鼓高1米、宽0.8米，附一个基座，大鼓架其上。绳子约粗0.5厘米，2条，10多米长。
中秋曳石在整个蕉城区民俗节庆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价值主要有三点：
（一）学术价值：在民俗历史文化地位上，中秋曳石可独树一帜，对研究戚继光事迹以及地方文化有着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文化价值：对于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历史价值：漳湾中秋曳石是戚继光用以迷惑敌人，打败敌人的策略，这一民俗传承440多年，不但对史学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对社会学、民俗学等研究，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材料。
近年来，群众对民俗节庆的兴趣愈来愈淡，特别是曳石制作老人相继谢世，制做、组织、策划活动的人极少，唯恐导致该活动名存实亡。这对民俗文化的进一步保护与发掘提出了新课题。
梅田民间节俗
春节，在我小时候印象中是快乐而又神圣的。农历腊月二十四夜祭灶神，吃完晚饭后，家人在洗得干净的锅盖上，摆糖果、炒花生、甘蔗，还有一个红桔子，那时桔子很少，过年买一斤多主要是摆在厅堂的果盘中间、灶神爷前、饭甑的盖上、粮仓的谷子包上。小孩子是不能随便吃的。然后家家户户放鞭炮，在厅堂和灶前焚烧纸元宝，灶神前点一对红蜡烛。请过灶神，全家在一起吃夜宵。
第二天开始，就有人磨糯米浆，沥干水份后与红糖溶化后的糖液搅拌均匀，倒入“糕床”蒸年糕，这甜年糕上面放黑芝麻、瓜子仁、红枣瓣等。还有用粳米水磨的直接加入白菜、萝卜丝等蒸成咸的“菜头糕”。这两种糕均可以趁热吃，也有油炸、煮糕汤，甜年糕还有沾鸡蛋糊炸着吃的。
到了腊月二十七后，家家开始做米粿，米粿也称“黄金〓”，是用专门砍来的几种小树丛烧后的灰，淋水而得的碱汤与开水煮过一遍的米浸泡而成黄色的原料，再蒸熟，倒入石臼，经长时间槌打而成，这是一个十分苦力的活，需两三个强劳力合作，才能完成。还有一种纯白色称“白〓”。梅田周厝人做“黄金〓”不怎样，但做的“白〓”可称一流，洁白如玉，香酥可口。
除夕夜是热闹也是神圣的，在外的人能回来就都回家团圆了。灶台的红烛光在炊烟朦胧中摇曳，一派祥和喜气。大人、小孩一律洗澡、换上新衣服，吃完年夜饭，主妇要将所有换下的衣服全部洗掉，晾在楼上或人家看了不碍眼的地方去，然后准备明天早上的饭菜。那时候水田少，稻米也就稀缺，即使过年吃年饭，也以番薯米（又称地瓜米）为主，掺放少量白米（主要供小孩或客人食用），将白米和番薯米煮成半熟，放进饭甑里，等第二天早上蒸熟。最后是煮肉，把猪肉切成比较大的肉块和带鱼干、黄瓜鱼干，有的还有墨鱼干合在一起煮成一大砵，让它结冻。
吃过夜宵，燃放鞭炮，这算是“送旧年”，当时放的是“老双响”，一次放三个。睡觉时，厅堂、厨房、睡房都彻夜点着煤油灯，用来迎新年，感觉整座房屋亮堂堂的。大人对小孩们讲话很和气，不再大声呵斥，小孩们也都小心谨慎，表现得很乖巧。在童年的记忆里，除夕永远是那么隆重，那么美好，那么神秘。
初一早上，有的人家很早就开始放鞭炮“接年”，但大多数都在五、六点时候燃放，这时整个村子都淹没在炮竹声中，家家户户弥漫着饭菜的香气。
按习俗，起床洗漱后，每人都喝几口红枣甜茶，梅田人初一的早餐都是先吃面，有素的，也有荤的，盛面时不装太满，还要多装一碗叫“添丁”。吃完面，就可以到外面走动或玩耍了，人们嗑瓜子，吃花生，小孩子吃甘蔗，见面时互相点头致意，不太多讲话（人们忌讳话多出错）。
初一下午有到邻近亲戚家拜年的，初二不大出门，初三后就自由行动了。初四早上放鞭炮，迎接诸神下降，初五“开假”也放鞭炮，尔后过年的气氛就渐渐消退了。到了十五元宵节，人们又会燃放鞭炮和增加一些菜肴以示过节。有的年份，邻近的碗窑村有办“迎龙灯”，闹元宵，气氛就会热闹一点，但不会每年都有，而且“迎龙灯”也很少到梅田来，倒是梅田的大人小孩一簇一簇的赶到碗窑去观看。
十五过后，农家人又开始为生产生活而忙碌了。
到了农历二月初二，是土地公生日，在梅田只有周厝人有过象征性的节日。据说从前有做糯米〓，大概是祈求土地公吃了〓，一年的土壤都会像糯米〓那么湿润粘稠吧！后来就只有在晚上将菜或萝卜丝合在白米中煮成菜饭，全家吃一顿晚餐。
清明节，除有逝者的家庭给逝者祭奠烧锡箔纸钱外，其他人家没有过什么活动。
农历三月三时，郑厝、周厝都过节，没有什么祭祀活动，只有犒劳一下老婆孩子而已，待遇跟二月二差不多。
立夏日，就有亲戚间相互馈赠的习俗。送光饼、立夏包、肉包，还有其他土特产品，把鲜竹笋、酸菜、肉丝炒成馅料，塞进光饼或立夏包里，也算是一种当地的特色小吃。
端午节在梅田就有普遍供请祖宗的活动，上午祭祀，中午吃节日饭，小孩大人喝雄黄酒，小孩的脸额耳朵上涂雄黄，胸挂一个红丝带编的小网袋，里面装熟的染成红色的蛋。亲戚之间互相交换馈赠，山区的亲戚送来的通常是粽子、糯米，住海边的亲戚送来海蛎、蛏等。梅田村没什么特产，通常是送咸白巁、咸蛋、米粉类。有些年份有进行划龙船比赛活动，当地村民组织两条舢板船，在潮水涨满时比快夺标，敲锣打鼓增加节日气氛。
农历六月初六，据说是狗的节日，家中有养狗的要在这一天把它拉到海中去洗澡，说是洗后狗身上就不生跳蚤，我小时候给狗洗过一次，这小家伙起先害怕，挣扎反抗，后来我们跟它一起泡进海水。它依然瞪着怀疑恐慌的目光，不停挣扎着，必是想逃跑。这样好像没什么效果，狗身上依然长很多跳蚤。
到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梅田有炒豌豆、麦子和爆米花，炒小麦熟后将红糖搅拌，又香又甜，但吃了上火。爆米花雪白雪白的很好看，一碗糯谷可以爆很多，但不如炒豌豆那么香，那么好吃。据说“七夕”晚上月亮升起时，童男处女坐在葡萄架下，可以听见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窃窃私语。但那时我们这里没人栽葡萄，也就没机会听到飞星传恨的缠绵私语。随后就是中元节，梅田统一在十五这一天过节。许多人家蒸“七层糕”，将米浆一层蒸熟后，再加上一层，这样蒸后的糕可以一层一层地撕下来吃，很香。下午两三点是开始供请祖先，供桌上摆五素五荤的果蔬菜肴及十盅酒杯，一柱香之后就开始烧锡箔。如有逝者过周年的，要蒸米糕送给一些重要的亲朋。而收到米糕的人，要给逝者送锡箔。中元节的气氛较压抑，到了晚上全家会餐。
八月中秋节，儿时最难忘的是那时的月饼，薄薄的，有脸庞那么大，一面贴了“孙悟空闹天宫”、“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图画。小一点的比较厚，用黑芝麻黏贴有福、禄、寿、全等字。里面是红糖馅，咬起来香甜、酥脆。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些对孩童来说这是多么诱人的呀！中秋节没有供请祖宗等祭祀活动，亲朋互相馈赠礼物，主要是月饼和土特产，晚上吃节日饭，气氛欢快。
重阳节和冬至，梅田历史上没有过节日的习俗，近年来有些人家在冬至也买汤丸，煮甜和咸食的都有，但不统一。俗话说“冬至在前岁在后”，过了冬至，村人平平安安、高高兴兴地准备迎接一年一度的春节，把鸡鸭养肥，酿好冬至酒，准备过年时候吃饱喝足。
梅田婚嫁丧葬民俗漫谈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乃人生一件大事，梅田村的婚嫁风俗在上世纪70年代前，基本沿袭旧时习惯。由媒人将他（她）相中认为较匹配的男、女青年，分别介绍给双方家长。经双方家长认可后，由媒人将双方的生辰八字（男方叫庚帖，女方叫生月）对换。男方父母要将写有女方“生月”的红纸片放在自家灶神君的香炉上三天。这三天内如男方家中一切照旧，没有什么不吉祥、不顺利的事情发生，就算是通过了。然后选个好日子，由媒人告知女方，就叫“暗定”，又叫“小定”。“暗定”后，由男方确定结婚迎娶的日子，并将日子单由媒人送往女方家，这时叫“大定”，也叫“送日子”，同时要将认定的聘金、衣料、猪肉、线面、礼饼等，用楹抬往女方家。女方家放鞭炮迎接，将这些物品摆放在厅堂（聘金除外）让人观赏，并备酒菜招待媒人等一干人马。然后分发礼饼、糖果给邻里亲朋，重要的亲戚如舅、姑、姨等要送肉、面。接受肉面的亲戚则要剪布料（或包红包）给新嫁娘。特别重要的是，媒人将男方家送的两只公鸡给女方，女方家长收下一只，换上一只没下过蛋的母鸡，然后两只鸡的脚上扎红绳，俗称红线羁脚（鸡脚），意指双方处男处女从此缔结连理。用红线是一种尊贵的显示，区别于续弦，再嫁者的菖藤续绳。男方在收到女方回赠“寿桃包”后，也分发给邻里亲戚，并设酒菜招待亲朋。结婚的日子到了，新郎理发要请理发师到家里，厅堂正中放一火盘，新郎坐在前面，撒一把盐在炭火上，噼啪作响，意寓大发。新郎的内衣裤要选日子按时辰在家缝制，叫“开剪”。新床安放也按良辰进行，叫“安床”。新郎的舅舅、舅母，从这一天提升一级称舅公、舅婆，要提前一天派滑竿轿子去接，这时亲朋满座，喜庆热闹。女方在出嫁前几天，大伯、叔叔等至亲要备好菜饭招待姑娘，叫“请好顿”。出嫁前一晚要用荔枝树的枝叶和一段甘蔗（切成片）一起熬汤洗澡（红红的荔枝果和一段甘蔗，似乎有性文化的寓意，因未明了，聊附一注）。
临嫁的那一天新娘不出门，整天躲在房里叫“哭房”，到临上轿之前，就开始“哭奶奶”。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部分新娘都是步行，后来才有乘拖拉机，再后来也有乘小轿车及坐轿子的。“哭奶奶”的内容很凄婉，除把男方骂得一钱不值外，就是哭诉父母年老、弟妹尚小，养育之恩未报，此去生离死别等内容。会哭的姑娘会把气氛渲染得很悲惨，让闻者为之垂泪。
临近上轿的时候，新娘停止哭嫁，梳头化妆，这时由男方家派来的接新娘的二位青年妇女，带来“好命人”（注：所谓好命人，是指已当了祖母的、本人夫妻健在，家中儿女辈、孙子辈均齐全的女性）穿过的连襟黑棉袄和红丝帕、老黄历、铜镜，新娘用红丝帕将剪刀、木尺这些物品捆扎，绑在肚子上，还用五色线连缝衣针穿一串桂圆干挂在胸前，披上黑棉袄，拜别祖宗，父母，兄长，由带新媳妇的二人搀扶打伞而去。做姨子、舅子的有八、九人不等，在后一路相送。男方家还另派一中年男子，走在送亲队伍前，沿途向大小宫庙点香、祷告、祈求神灵保佑新人一路平安。在快到男家的时，有男家派出的孩童三人持灯笼、铜锣、炮仗等候“接路”（在梅田，送亲、迎亲忌讳打火把），一见新娘到即放炮、敲锣。小孩赶回来报告，新人到门，顿时鞭炮爆响，鼓乐齐鸣，大姐（即“好命人”）在厅堂前沿朝天井撒“五米”，口称“人未到缘先到”。待新娘到厅堂即用“米筛”罩在新娘头上，同时脱去披在新娘身上的黑棉袄，移香案于堂前，一对新人先朝天地行跪拜礼三拜，再移香案于厅堂正中，跪拜祖宗。因农村人怕羞，在拜公婆时，一般公婆都谦让退避，也没有夫妻对拜的礼仪。行礼毕，新娘进洞房，坐新床床沿，身后放一盏“斗灯”，两旁放二盘“黄金树”，由两位小姑娘当“床沿姑”陪新娘坐着。不一时“大姐”给新娘吃豆腐煮红糖“开口”，这时由媒人提早带来的新娘专用马桶（溺器），里面放有两粒红桔子和一个红包，由亲戚中的小男孩当众往里面撒尿，桔和红包则归他。于此同时，新郎在厅堂上，接过“大姐”传来的新娘钥匙，当众开柜，有好事者，眼明手快抢得柜中柚子及一小包喜钱，引起众人闹哄哄争抢。随后摆桌上菜，母舅家的亲戚先入席，舅公上坐，其余依辈份入座，不免推拉谦让一番，所谓“温良恭俭让”吧！
席散，客人归去，新郎的伙伴们前来闹洞房，年轻人与时俱进，花样翻新，总要闹上一阵子，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梅田村丧葬的风俗全村都一样，连做法事的法师和“吹班”也都用的同一班人马。但逝者的族亲多寡，本身及子女的社会地位、身份、经济条件等差别，会使丧葬的礼仪场面有很大不同。
在梅田，或许是因为农村的缘故吧，老人寿终没有发讣告的做法。先将逝者移至后厅，头朝中堂（大门方向），放在用四块床板铺成的“尺床”上。床上铺薄棉垫褥及一片白布，子女亲属到达拢集，放炮仗二枚，宣告逝者生命结束，族亲们闻讯赶来相帮，用白纸包“香仪”赠送。来者由东家发白帽、白布、毛巾，手腕缠白带子（男左女右），根据自愿按“尺床”长度剪一条白带子做裤腰带，称“长命带”。然后分头有上山搭棚子于用停放灵柩的，有采办伙食、酒菜及一应杂物的。
如逝者是女性，要派专人到其娘家报丧，在农村没有电话的时代，报丧者无论路途多远，均不可在对方家中留宿，也不可到其他无关的亲戚家拜访。亲娘舅、姨前来吊唁，外甥、甥女披麻戴孝手持“哭丧棒”出门外，在路中央跪接，甥舅相拥而哭。进屋后先探视逝者遗容，女儿、儿媳跪伏逝者身旁“哭奴奶”，“哭奴奶”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感念逝者生前恩德的，有诉自身命薄诸事不如人的，也有借机泄愤的，如做女儿时吝啬，遭过父母兄弟非议的，此时即可大倒其苦：“奴马哟，你仔听着奴马话，嫁到夫家为夫家，做到夫家有人样，也是奴马养仔有家教啰，奴马哟。”平时一毛不拔的“吝啬鬼”，此刻装出“三从四德”有教养的摸样，还振振有词。此时，兄嫂、弟媳中机敏者即对应讥俏哭道：“糠养猪，饭喂狗，猪狗尚且认主人，是我奴马什么命，白白米养瞎眼鸡啰！奴马哟。”
族亲中的女眷也相继前来“行礼”陪哭。陪哭者每人发一条毛巾，有真哭的，涕泪交流，也有不会哭，只用毛巾捂住双眼作哀哀状。法师来做法事。当地称“做礼暝”，厅堂的墙壁上挂多幅入地狱，上天堂的图像，厅堂中央摆供桌，另有一条桌高出，上摆如来佛等的图像。法师一班三人，不停诵经，有一人陪着不断敲击一面铜锣，时而放炮仗。如逝者的住房是新盖的木房，还要有开“中门”的做法（“中门”又称“上位门”，在厅堂与后厅相隔的正中，平时不开）要选吉时，贴符、放炮仗，无关人员一律回避。
逝者收殓后移棺木在后厅左边，选一个族亲中与逝者同辈份年龄相仿的异性在世者来当“替身”。1987年，笔者祖母去世时开中门就请了一个族中与祖父同辈份，年纪上下的“替身”，大概是想象祖父的魂灵在这时会附在这个“替身”上，相依相伴，在两盏温和的灯笼光中，带着祖母孤苦的灵魂，飘离这纷扰的尘世吧！半夜时分，“替身”端坐在后厅正中的椅子上，两手提两盏点亮的灯笼，面朝前大门（此时中门正开），法师诵经，儿孙除应回避者外全部在厅堂向“替身”跪拜。事后，由孝子手提灯笼护送身披红布的“替身”回家。
“礼暝”要做一个通宵，其间有孝子率全部儿孙到外面路上跪拜“引魂”的，有全部围跪在一口铁锅边，手持大棍、铁器乱击地面的，因锅里烧着给逝者的许多纸钱，为防止别的鬼魂前来抢夺，所以使然。
翌日，灵柩被抬到山上的棚窠里寄放（由于当地习俗，逝者不能马上入葬，需要另择日期，短则一二年，长则三五年或更长些）。但也有按旧俗仍停放在自家后厅右边的。我祖母的灵柩当年就是停放在后厅，用一面晒谷子的旧“软卷”（竹席）全部遮挡起来。
三年后（1990年），为祖母举行葬礼，当地叫“补葬”。选吉日良辰，移灵柩于大门外空地上临时搭盖的棚子里，人们整夜轮流守灵。我抚摸着灵柩的棺盖，无法想象其中的祖母现在是什么样子，但我却记得小时跟祖母一起睡，因小腿湿疹痒得难受，直抓得鲜血淋漓。祖母点亮煤油灯，用草纸不无痛心地轻轻包裹我的小腿。七、八岁时因受委屈而哭时祖母坐到我身边，她没有讲故事，也不会唱歌谣。只是用手一边轻轻地抚摸我的“算盘子”（腰椎骨），一边喃喃地说：“真瘦呀！骨头都触割人的手。”在她临终前几天，我坐在她床边握着她那干树枝般的手，止不住啕嚎大哭的时候，她无力抬起手了，只用微弱的声音说：“仔莫哭，莫哭哟！仔。”我强忍哭声，任凭那在外人面前轻易不敢弹的男儿泪，顺着脸颊流到长着髦胡此刻正颤抖的上唇……此时我已没有哭声，也不再有眼泪，我相信祖母的魂灵一定感受到我的抚摸。世上能有几多孙儿辈来得及报答祖父母的恩情，祖母给了我机会，高寿84岁，然而，我除了无言还是无言。
“起马祭”开始了，灵柩移向空地中间，盖上红地毯。桌上摆满供品，中间放祖父母的遗像，内亲外戚按顺序行跑拜礼。随后，灵柩抬到公路边，再行“拦路祭”。行仪如旧。祭礼毕，八人抬棺起程，一只白公鸡腿上系着扎绳，被灌了酒后醉眼迷离，一颤一颤地站在棺盖的红毛毯上。前面火把引路，随后送者白衣白帽，纸钱飘舞，哀声如歌。
到了墓地，法师（风水先生）站在墓头正中上，边上有一人打伞，另一人手捧装有“五米”的盘子，进葬时辰到，风水师念一句诗，同时撒下一把“五米”，下面有人敲一下铜锣，同时回应一句“好啊”。
泥匠在墓穴里校正棺木后，揭下贴在棺头上的一张符，慢慢地贴墓穴壁出来，开始封穴。子孙一齐在墓地行跪拜礼。我最后望一眼停在墓穴中的灵柩，棺木中祖母曾经无数次抚摸孙儿的手，此时已成枯骨，但传承给后代的爱，却是她永远不灭的灵魂。
鞭炮齐放，葬礼结束，人们脱下素装，挂上红布条，“回龙”大吉，唱班唱起美妙的戏曲，人生如戏，人生如戏么？
濂坑村古风遗俗
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年）张姓最早迁入，始成村落雏形。元末明初，境内居有张、林、杨、蔡、陈、石、王七姓，故自明至清嘉庆九年（1804年）称为宁德“洋头七村”。明洪武九年（1376年）濂坑王姓开基始祖王进公从罗源青石崎定居“洋头七村”（今濂坑村），后来王姓人丁兴旺，又是最后入迁者，故又曰“后隆境”。因这里赤鑑湖（西陂塘）水（濂水）与王氏祖厅前坑水涨潮时融合，清嘉庆十年（1805年）改称濂坑村。
濂坑村自古背山面海，民风淳朴，民众勤劳，居民富庶。因各姓的迁入，带来不同地域所带来的民间仪俗，造成濂坑有别于宁德其他乡村的民俗特色。
阜老轮值
濂坑村王姓自古以来，人人雅爱宾客，品德高尚，在宁德人缘好，深受好评，因此外村外姓办众事（建宫庙、祠堂、祖厅、请香火等）濂坑王姓都有送红包庆贺。从明朝开始濂坑王氏就置有田地、作为公产（众田）出租，所得收入办理村内公益事业外，尚要准备外村外姓门头（办喜事红包），故而产生了从族内60岁男性中推荐一位有威望的且公道的人担理此任，旧时称为“家长”。从此以后，村中每一年众事定由60岁男性为当年轮值阜老、主持办理，在众多的60岁男性中推选出一个为首，俗称“老人头”，分配安排村中“迎神”（庇佑村间太平）、管理环境卫生、修缮祖厅、宫庙、祭祀及料理外村各姓喜庆之事等公益事情。每一年接任的阜老都是在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轮换交帐给新一年60岁者，来主持新一年之事，以此年年轮流，称为“值年阜老”。
簪花
每年正月十五日，既是传统的元宵节，又是“通天圣母娘娘”陈靖姑的神诞日。是晚，濂坑村东濂堂（大宫）内，灯火辉煌，从明朝开始，濂坑王姓每年新郎官“簪花”仪式在此举行。堂上“通天圣母娘娘”端坐正中，“娘娘”前排一桌供礼：猪头一个，雄鸡一只，红鸭蛋五粒，大鱼两头，水果五碗，贝类五盘，小味五盘，红酒一杯，茶米水十杯。法师身着法服，手摇师铃和圣水。前一年新郎们集中一处按结婚月日顺序跪拜于“圣母”前，由此开始簪花仪式。法师对每一位新郎官逐一发咒祷告，然后新郎官跟着法师围绕堂中每一烛柱后，新郎官又按顺序朝拜于“圣母娘娘”前，这时，当年轮值阜老四人分别手提酒壶、酒杯和已备好的人造花朵，在法师的带队下，阜老将斟好的一杯酒递到新郎官嘴边，新郎官一饮而尽，而后一个阜老将一朵花簪到新郎官头上，意喻“娘娘簪花”。簪花礼毕后，法师又为新郎官祷告、洒圣水，仪式完毕，新郎官向“通天圣母娘娘”行三叩礼后，各提一合（对）灯回家。到家中，向中堂祖宗三鞠躬，双手把头中花朵端放于中堂几桌上，发大炮。
濂坑村王姓新郎官簪花习俗是从宋时逐渐衍变而来的。当时它是一种风雅的表现，荣耀的标志。有史可稽的，宋神宗时宰相王珪，他为翰林士时，一个中秋夜皇帝召见，因为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就命宫妃们各取头上的簪花一朵插到王珪头上，搞得王珪脑袋像插满冰葫芦的草招子。
宋代时新科进士及第，皇上在宫中赐宴，也要赏每位进士一朵宫花戴在头上。每逢盛世，宫中从皇帝到大臣、禁卫吏卒头上都戴花，称“百官簪花”。元代之后，民间男人戴花逐渐减少，但宫中新科进士及第，皇上或娘娘还有为其簪花，明清新科进士及第还是沿袭元宋，但只为探花、榜眼、状元三鼎（顶）甲簪花。由于人们对登科的羡慕，称结婚的新郎亦为“状元及第”，而结婚和登科相比还是逊色一些，所以新婚就被人们称为“小登科”，自古有“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人生最得意的两件事。
濂坑村新郎官簪花仪俗，保留了自宋代以来男人簪花遗俗文化和民间信仰的特点的道教文化传统习俗，沿袭至今，成为地方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
还花
濂坑村王姓一年一度的“还花”习俗，是自明初年间形成的新郎官簪花仪俗衍生而来的。还花日定在每年的正月十四晚上濂坑村王氏祖厅内举行，俗称“还花暝”。这一天按前一年的生男儿胎数出生月日而排，如正月初一生称为“第一朵花”、初二生为“第二朵花”，由此类推。这些生男儿的家庭都要准备原“奶娘”簪花时的花和自备花一枝，还要自备灯笼一合（对）、龙烛一合（对）、斗灯一个、火钵一个、盛有糖果的坤盒一个以及黄金〓、线面、猪头、雄鸡、鸡蛋、猪肉、大鱼和五冠礼，还有外公外婆家为外甥办的衣服、手镯、脚镯等日用品和装饰品，在法师的安排下依序摆放在濂坑王氏祖厅的“奶娘”前还花。
濂坑村当年轮值阜老在还花前备三桌供礼于“奶娘”前。仪式开始，法师身着法服，手握师铃点圣水，按男儿出生月日前后顺序逐一还花，俗称“第一朵花、第二朵花……”轮到哪一朵，家中的最老之男人（父、祖或高祖）手持三条香，跪拜于法师后，法师开始发咒、发大炮，祷告毕，“一朵花”就还好了，然后由“吹班”助兴，送回家中，接着下“一朵花”又开始，以此类推。
濂坑村王姓“还花”仪俗与簪花仪俗，同是宁德罕有的习俗，是具有民间信仰为特点的道教文化与民间传统习俗相传承体系的再现，也是地方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的产物。
打更
濂坑村打更，俗称“看更”，从清嘉庆十年（1805年）“洋头七村”改称“濂坑村”时起就有打更。从此年年不断、“文革”期间也没有停止。
濂坑村打更习俗在新一轮阜老值年之日起，即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晚打更到翌年正月二十四日晚，计一个月时间。以前打更二人合作，前一个人左手提灯笼（民国始改提马灯），腰间背更筒（竹筒），右手执梆棰，后一个人左手提锣，右手执锣槌，前后而行，穿街走巷。从晚上九点开始打一更，也称为“乱更”，它敲打的节奏是“卜！卜！卜卜卜况”，二更是“卜！卜！况”，三更“卜！卜！卜！况”，四更“卜！卜！卜！卜！况”，四更敲到第二天黎明四点结束。每更一个时辰（两个小时），边打边唱“老人火笼、青年烟筒、火烛贼仔，齐人小心在醒”。现今只是一个人打更。腰间背更筒、左手提铜锣及手电筒、右手提梆棰（更筒、铜锣两用）。
中国自古打更都是打五更，宁德县过去各村也是打五更，唯独濂坑只打四更，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传说：
据传闽王王审知创建福州鼓山涌泉寺时，其地原是深水龙潭，被毒龙占据着，且毒龙经常出来危害众生。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年），闽王为造福百姓，想办法镇住毒龙，请闽侯雪峰寺神晏法师主持填潭建寺。闽王对毒龙许诺，暂借到四更、五更时还给它，毒龙点头同意，只身藏于潭底不动，因此闽王建寺时，命更夫每夜只打四更、不打五更。毒龙发觉被闽王欺骗时，也拿闽王没办法，因为自己同意了。寺建好后，更夫想，现在打五更应该可以了吧，那晚更夫打了四更后又打五更。更筒一打，铜锣一敲，涌泉寺佛殿后即刻涌出滚滚潭水，幸好开山祖师神晏法师赶到，边念经边叫徒弟们把经书塞进潭水涌出的水孔中，屈服了毒龙，保住了鼓山涌泉寺。从此福州只打四更，濂坑王姓是闽王王审知后裔，因此沿袭下来也只打四更。
七月七盘井
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日，相传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日，俗称“七夕”。是夜，濂坑村妇女集中月光下，边乘凉边穿针引线，为牛郎织女牵线。濂坑村这一天各家各户妇女都要炒“七夕蒲”，用糯米谷、蚕豆、小麦、花生、糕干、粽干、〓干七种合一起炒成开花，犒劳喜鹊。濂坑这一天有一个盘井习俗，全村23口水井，每口井都要把水盘干。井水干，谓之天上银河水亦干，好让牛郎织女相会。
濂坑村七月七盘井，还有一个传说，每年的七月七日有“七日仙”的仙人下凡视察民情，帮助劳苦贫民解忧解难，第一件事就是在这天盘井，因为井水积一年有秽气，须清洗干净，等泉水重新溢满一井后，方可再作饮用水，可以免除百姓疾病产生。此俗可谓科学，所以濂坑村沿袭至今不断。
祭祖
祖宗是每个人的源和本，在濂坑村定居的每姓人家在中堂上都设有“祖宗龛”，奉祀祖宗神位，每年的端午节，中元节和除夕日都有“请祖宗”。
濂坑村王姓中元祭祖定于中元节前一天（七月十四日）下午，在濂坑王氏祖厅内举行，从濂坑王氏肇迁始祖王进公始就在这天祭祀闽王王审知，年年不断、代代沿袭至今。每年这一天，许多在外的濂坑王姓子孙都会回家拜祖省亲，参加祭祀典礼。
祭祖前几天就要选好一个家中人口俱全的当四代祖以上的男性做为主祭者，同时选礼生一名、司仪一名，当年的轮值阜老为陪祭者。主祭者、陪祭者、礼生、司仪在参祭前须先盥洗，换新礼服。
祭祖仪式开始前，祖厅上堂布置隆重，后堂正中端坐开闽始祖忠懿王公（王审知）及夫人塑像，塑像前端放着濂坑王氏开基始祖“寿官”进公和辛氏孺人及濂坑已故王姓列祖列妣神主牌，中堂右边堂壁上挂一幅一点八米宽，二点八米长的王审知兄弟父子神轴。
祭坛设在中堂，隆重庄严，场面宏大，正当中向前铺排三张八仙桌，内两张桌分别摆放着祭祀贡品。第一排五碗各种新鲜水果，第二排五碗各种干菜，第三排五碗各种海鲜贝类。第四排五碗各种小鱼，第五排五盘已宰好的雄鸡、鸡蛋、猪肚、猪肉、线面，中间放一对大鱼。向里桌沿边中间放一杯茶米水，两边各置五杯红老酒，每个酒杯边各放一双精致竹筷，外一桌排满花瓶插好的各色鲜花，中间安放“王氏图腾”屏风一面，桌外边中间设一香炉，供主祭者插香之用，两边烛台上点燃一对大龙烛，桌前围着金线刺绣的龙凤呈祥图案桌帏，在一字向前铺成的三张八仙桌两边的合桌上，左边放着已宰好的全头羊，右边放着全头猪，地上放一坛原封的陈酿老酒，再往前放置一张八仙桌设香案接天地。
祭坛布置就绪后，主祭者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红缨帽，陪祭者、司仪、礼生亦身着红色礼服，司仪主持祭祖程序，礼生读祭文，整个祭典仪式体现了中华古代祭祀的庄严。祭典开始，当年阜老代表先上香接天地，祭祖仪式拉开序幕。司仪唱：“祭祖开始！鸣炮！”同时乐队奏起祭祀曲，大炮鸣放后，司仪又唱“主祭者就位”等后又唱“陪祭者各就位！”……整个祭典仪式中主祭者进香案前献香一次，进香案前献物三次，分别为初、再、三献爵、献羹、献宝、献帛。三跪九叩三次，三跪中分跪、再跪、三跪，九叩中分一、二、三叩首，四、五、六再叩首，七、八、九三叩首，复位四次，兴十六次，俯伏一次，最后礼生读祭文完毕，司仪唱：“礼成！鸣炮！”隆重而古老的祭祖大典结束。整个祭祖过程都是在司仪的唱和下进行。
濂坑村王氏祭祖典礼，保留了古代祭祖文化礼仪，对地方民俗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八月做“大甸”
濂坑村背山面海、村前有西陂塘的大片滩涂，这里是七都溪、八都溪淡水与海水汇合聚集之处，水质水温等适应各种海产品繁殖生存，故物产丰饶，主要盛产蛏（缢蛏）、牡蛎、弹涂鱼、梭子蟹、鲎等海产品，村前还有养殖淡水鱼大池十三口。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始，濂坑村淡水养殖业在宁德开启了先河，特别是淡水鱼苗（主要是草鱼、鲢鱼、鲭鱼）。濂坑村先辈们每年在清明节前后从江西鄱阳湖一带的亲鱼自然孵化后，用特制的瓮形水桶挑着鱼苗回濂坑暂养半年或一年后，为濂坑当地十三口大鱼池养殖成品鱼外，其余出售给宁德各村养殖户，因此造就了濂坑村一部分村民以养鱼为生。
每年惊蛰节气（农历二月左右）时，经过一年暂养的鱼苗（达到10—15公分长）就分放到大池养殖成品鱼。三月就要出船去外海（西陂塘外）割咸软草喂鱼，到六月至九月又要乘船去外海（西陂塘外）割乌〓喂鱼。养殖户一年中有七个月时间与海水打交道，农历六月开始又有台风，为保佑在海面行船安全，又怕池塘被台风决口，鱼头无收，每位鱼农从鱼苗下池后都会到村中的“妈祖庙”许愿，自古有“行船走马三分命”，因此祈求妈祖婆庇佑平安。到农历八月十五大潮水后就很少有台风，出海就能平安顺利，鱼塘也不受台风袭击，所以八月十五这一天，鱼农全部休息，备供礼，敬妈祖，以叩答谢，供礼完毕后，大家欢聚于鱼塘堤上开怀畅饮，俗称“做大甸”，庆祝养殖成功、丰收。
现在西陂塘虽然被围垦，但八月十五做“大甸”这一古老传统习俗依然在每年的濂坑鱼农中沿袭着。
除夕擂大鼓
除夕，是一年最后的一天。这一天濂坑村各家各户都在准备过年的东西，贴春联，挂红灯，下午请祖宗，全家团聚。办丰盛的酒菜，男女老幼一齐上桌，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吃长岁暝（饭）、长辈给后辈分发压岁钱，家长在墙壁上添钉新钉，意喻添丁，家家户户张灯照年至元霄夜，煮隔年饭吃到正月初五。而且濂坑村王姓历来在除夕之夜都有擂大鼓习俗，这时全村男性青壮年都集中到王氏祖厅擂大鼓。
关于濂坑村除夕夜擂大鼓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濂坑王氏开基始祖王进公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定居牛头岗山下（今王氏祖厅）时，其地形像一头青牛眠地，地理先生吩咐王进公，要使王氏子孙兴旺发达，必须每年在除夕这一天用大鼓擂醒牛岗之睡牛，第二年才能风调雨顺，兴旺发达，五谷丰登而且能庇佑子孙平安顺利。其意义应为，除夕这一天是每年的万事大吉日，不要忘了第二年（即第二天），春天又开始了，在农耕时代，春天到，万物复苏，就要开始勤耕作拓，春牛就要下田耕作，所以要催醒眠牛，同时告诉人们要像牛那样老实，为人厚道，勤勤恳恳，才能长发其祥，永远兴旺发达。因此濂坑王氏族人代代保留了这种习俗传承至今，从除夕晚上一直擂鼓到新一年（正月初一下午），年年如此，代代沿袭相承。
增坂村风物与习俗
增坂村位于宁德城关东北，明初永乐年间（1403—1424），增坂李氏始祖榕波公从古田杉洋肇迁卜居于此，繁衍生息，可谓是李唐苗裔，天潢衍派。迄今有六百余年，已成宁德蕉城一巨族大村。现常住人口4000人，耕地900亩，林地450亩，滩涂10000亩。以水产养殖为主，主要海产“增坂蛏”，今有“安瑞蛏”、乌〓、花蛤、鱼等，兼营农业，粮食作物水稻，水果有龙眼、荔枝、杨梅等。历史人物有清同治癸酉科拔贡、儒学教谕李邦光，现代名人有作家李师江，射击运动员李雪艳。增坂村还包括瓜园村，村民以陈姓为主；下坂村，有陈、程等姓。增坂渠道穿村而过。建村六百年来，有其独特的形胜、景观、特产、风俗等。
形胜
增坂清末民初古属五都，但根据万历版《福宁州志》、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乾隆时期以前属四都。曾名章坂。增峰，又名仙岗，为村主峰，因其山下有马、施、罗三仙庙而得名。峰顶古时建有塔，曰仙塔。仙岗顶西侧有略高一山峰，名寨顶峰，传说曾有绿林好汉在此结寨，峰高258米。增峰西从金邶寺桃峰发脉，蜿蜒而下，伏而为东山，起而为四都野麻葚山，再伏再起，而为寨顶峰。增坂村在峰之北面，坐南朝北，负增峰而面鉴湖，西邻郑岐濂坑，东接下坂岭后，左辅碧岩高山诸胜，右弼者鞯峰骝屿诸峰。在西陂塘未围垦之前，风光独为旖旎，每当海潮涨满，水平如镜，波光山色，一碧万顷。平视六都飞竹、东岐，下仓、西岐等村隔岸罗列，仰观五马云岩南岸诸顶屹立云端。增坂村在环西陂塘诸村中，饶得地利，洵为大观。
“山上马施罗，山下一个葫芦一把刀。”增坂村迄今还有这样一歌谣。它点出增坂村大致的村形，村呈葫芦倒地形，葫芦口在祖厅前，其东西有池塘小路似葫芦颈之系带，从祖厅往村东西各有两条街道，形成头小腹大，状如葫芦而得名。一把刀是指村前西侧，有一片滩涂高起，潮水最迟才能将它淹没，如一把弯弯的提刀。
祖厅
一走进村口，在两棵张如华盖的大榕树衬护下，一座祖厅就在眼前，它建在增坂村俗称“第三窟地”的地方，重建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砖木结构，硬山顶，穿斗式木构架，四周风火墙。由戏台、回廊、大殿、厢房、前后天井及神龛等组成，门前有石旗杆夹。祖厅面阔6间，进深13柱。面积约800平方米。大厅门楣额曰：“鉴水澜廻”四字，门联刻石：“陇右文章绵世泽，延平理学绍家声”。上联言唐代诗人李白，下联述宋理学家李侗。以显示李氏前人的辉煌文化成就。戏台正中的藻井由七层斗拱叠涩，螺旋结顶。祖厅内正中悬一“瑞麟堂”大匾，上堂奉祀有葛洪山梨花洞主等神位。祖厅内还有先祖李汪泉撰写的楹联：“系本杉洋源远流长支派衍，堂开赤鉴天光云影画图悬”，“仙塔浮云团紫气，鉴湖鼓浪涌青莲”等，写出了李氏源流衍派与地理位置。它是全村议事、祭祀及社戏之场所。
萃灵宫壁画
在增坂村土名叫“下林下尾园下”的地方，有一座宫庙，名为萃灵宫。为砖木结构建筑，原坐南朝北，后大门改为向东，建筑面积约500多平方米，有前座和后座。据族谱记载，后宫建于清康熙廿八年（1689），额曰增庆堂（原名宝林堂），清同治四年（1865）九月又建前座。前座正中祀奉林公忠平王，左祀天仙圣母，右祀竹木夫人；后座中祀观音大士普庵菩萨、真武帝君，左边祀忠平王旧像，右边祀五显灵官大帝，黄公忠烈王，通天公。左外边祀温康二元帅，右外边祀天仙圣母、肃懿元君、肃靖元君。前座左右迴廊祀马圣爷各神马一匹。除了这些神像之外，后天井还有云龙石雕。惜毁于“文革”。最为可贵的要数是宫内的壁画，虽经年代递增，前座东西两侧的墙上有八幅壁画仍保存完好，大约画于清代年间，取材范围颇广，有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古典小说等。东边自外到里分别是唐郭子仪寿诞、唐薛仁贵征摩天岭、明正德皇帝游玉尺楼及商封神斗法；西边自外到里分别是李世民游凤凰山、汉朝王昭君和番、宋王天化狄青教场比武及宋牛皋大战金兀术，除此之外，门口两侧有文王请姜子牙和三顾茅庐等故事图案。门上灰塑彩绘有西洋钟等。宫殿的木梁上还可见很多彩绘。据老者回忆，在前座天井西边回廊的粉墙上还画有一头腾云驾雾的墨龙。但现今已不复存在。
壁画采用白描手法绘制而成，用笔细腻，线条娴熟，山水林木，故事人物，市肆车马，亭台楼榭、佛道鬼神，禽鱼蝉蝶，一幅幅构图生动，形态逼真，流利绝妙，引人入胜。但1992年村中老者，嫌其古旧模糊，请来画匠，用彩色颜料重新涂抹，顿失原韵，令人扼腕叹惜。
[=此处为插图（萃灵宫壁画）=]
增坂蛏
增坂蛏与二都蚶、蓝田蛤、熨斗蟳皆为宁德著名特产。而增坂蛏独以肉腴味美、滋补营养，闻名于闽东各县。蛏可分缢蛏、剑蛏、竹蛏、牛角蛏、指甲蛏等品种，增坂村只养殖缢蛏。据清代郭柏苍《海错百一录》中介绍，养蛏以“宁德最多，其利最溥”宁德养蛏面积最多，还属增坂村，其缘于增坂村拥有广阔的滩涂。
上世纪七十年代西陂塘围垦前，漳湾与骝屿岛（岛上有骝屿、下仓、西岐、雷东、郑湾上、下塘及门下等村）之间有一斗门连接（即今雪峰寺处），增坂村人称斗门之西的西陂塘滩涂为门内，斗门之东包括郑湾、鸟屿、官沪村前广大面积的滩涂为门外。据李氏族谱记载，门外的滩涂是先祖分别于清康熙五十一年、五十四年和五十六年间，花了47两银向别姓购买的。门内产蛏苗，门外养大蛏。门内滩涂小海可自由取讨，门外除了养蛏外，还产乌〓，归族众公有。每年夏末以投标方式由私人承包经营。其收入归公众，用于修缮祖厅祠堂庙宇，迎神演戏，救灾济贫等公益事业。
门內蛏埕（或称蛏围）约三千多畦，十畦一“字”，族内男子16岁成丁，每丁分给一畦。十丁编为甲，甲有甲首，由十丁公推。蛏苗埕每五年以拈阄方式重新分配一次，不管蛏埕远近、高下、肥瘦，以拈阄认埕，每一甲一个阄号，各管各业，获得者个人支配使用权，也可典当，转让使用权。迄今村中老者还会记得祖宗留下的分号诗：
“门首蛏苗发，堂前海宝丰。祖宗遗后泽，世代仰深功。管业规须定，拈阄意自融。毗连相式好，界址勿朦胧。节气耕锄力，春秋取洗同。财源长广进，利薮永流通。丁灶千年盛，仓储万户隆。和亲兼富庶，广颂洽西东。”
社宴
每年二月二，增坂村都举办“社宴”，古时以甲为单位活动。十丁一席，甲首主办。族众补贴酒米钱。甲首出主菜若干碗，赴宴男丁每人带二碗菜。一桌丰盛社宴，自午到晚，家家扶得醉人归。宴罢鸣锣告示：自即日起春耕春播，各就各业。禁止赌博，勿游手好闲。
花户喜户喜户头
族俗称当年新婚者，叫“花户”，当年生子者叫“喜户”，当年全村中生第一个男孩者叫“喜户头”。
花户、喜户、喜户头共同负责正月十四暝夜的“大奶醮”迎“奶娘”（即“天仙圣母”）的活动费用开销，以及正月十五元宵夜的活动。元宵夜，花喜户每户出“柱灯”二个，其形状似宫灯，以竹篾为骨架，竹架上粘贴各种图案的剪纸，四周用麦秆编成流苏，十分好看。小孩则手提比“柱灯”小点的灯笼，追逐喜户头要蜡烛。喜户头肩背褡裢，装满蜡烛，随手送给迎神队伍的亲朋好友，互祝喜庆。新婚花户家，大门洞开，厅堂红烛高照，新娘盛装坐洞房，迎候来看新娘的男男女女。看新娘者高喊：“看新妇啦！”新娘即出迎客，端起准备有冰糖姜片的茶盅，一一至看客身边，点头鞠躬请茶。客人坐厅堂两边，端详新娘，称赞新娘貌美，并致祝贺。一批看客送出门，又迎新一批看客。如此嬉闹至街上迎神方罢。现今，看新妇的习俗已不多见，元宵夜传统“柱灯”也已失传。正月十四暝夜的“奶醮”的习俗，小孩提小灯笼伴随天仙圣母游行及会宴仍照旧例举行。
族长房长会宴
族规尊族中男子年纪最长者为族长，因为始祖生有三男，故分三房。每房尊年纪最长者为房长。族内大事，均由族长与三位房长定夺。实际他们年事已高，无力问事。多委任年届60岁的“新”老人，组成老人会，共同管理宗族事宜。老人会择一二人司帐。他们只管一年。每年正月初五日，摆桌于大街中心，公开算账，公布收支。并移交下届新老人会，名曰“交印”。交印后，新旧老人齐集祖厅会宴，共议村中大事。
一年会宴有三次，第一次是正月初五的迎诸神下界的“下神福”会宴，宴请年届60岁的“新”老人及60岁以上的年长者，其意在尊贤敬老。第二次是七月十五中元节祭祖后的会宴，意在崇宗敬祖。最后一次会宴是八月初一，是增坂始祖忌日，以纪念他筚路蓝缕，肇基增坂的伟绩。
六都民间俚语与传说故事
“莫弄舅惊”
“莫弄舅惊”出自半个世纪前的六都油坊溪甘软细之话。
先讲何为名“油坊溪”？传说有二：
其一，油坊溪水自兰里坑来，先民利用水力，制造水车，进行榨油作坊业，故称油坊溪。
其二，西陂塘自宋代围垦西陂塘功成近百年，后溃为海，对破坏者及后来围垦工程贪污者，在此受处罚，传说处决极刑为烹油至死。后人称油坊溪。
油坊溪村甘姓为主，软细甘姓。
1958年“大跃进”，劳动力被调去炼钢铁，农业无人做，把已收成的地瓜埋成堆，不久要腐烂。甘软细眼睁睁看集体没人处理地瓜，这样被糟蹋，就将没烂的地瓜选出再挖洞保存起来，一直到次年仍然如此。至1960年春季生产队无粮供应，全村人缺粮三个月，饿死人甚多，而甘软细就将地瓜取出全家度日。1960年政策松了，他把周边农地种上地瓜，别人还在饿，而他家粮食有余。
人到晚年就想起自已后事，开始做寿坟。1962年粮食生产刚开始复苏，别人尚在半饿中，软细做寿坟，“不是亲来也是亲”，不少人去帮他做小工，混个饭吃。小工人数大大超过计划人数，软细担心地瓜不够吃。有一天，挖坟挖到一块大石头，其外甥赶回家报告软细：舅呀！发现一块大石头。这时软细有点惊慌，挖大石头要很多人力，家里地瓜米不多了。他赶到寿坟地看，原来这是一块风化石，可用洋镐铁钎挖出，于是松一口气地责备外甥说：“毛（没有）助舅胆，还弄舅惊。”全场先生、师父、小工们哄堂大笑。半个世纪以来，这句话一直流传各地至今。
昌锡问鬼
昌锡姓刘，六都黄莲坑头村人。黄莲苦，黄莲坑村民更苦，其山贫瘦，只能种茶，粮食只能种地瓜，林竹都不成大材。村民自古以来就用竹子加工成粗纸，来换回食物。
粗纸制作很简单，挖一坑，长、宽、深各约三米大小，周边及底用三合土或石料做的池，将当年不成大材的毛竹砍来砸碎，投入池中，加石灰等进行腐化成纸浆，然后制粗纸。几乎每家每户都做，成为一项副业。
制成的粗纸销往沿海乡村。刘昌锡起先是将自制的粗纸挑往漳湾街换咸鱼蚵，后来就收购邻居的粗纸挑往漳湾街出售。
从黄莲坑头走到漳湾街，路经长岐、盘山、六都飞竹、东岐、过西陂塘渡、经下仓、西岐、骝屿、陡门头到达漳湾街，全程几十华里，将粗纸批发漳湾街各店头。店家经常留刘昌锡吃午饭或晚饭。店家生活相对好，而漳湾街常有海鲜货。刘昌锡在店家吃饭时都吃下等海鲜，店家婆劝他吃些上等海鲜，但他心想，吃了上等菜后，将来想时却吃不起，便说“嘴怕孬（吃坏了）”。店家及其妇人哄堂大笑，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一传到今天，“昌锡嘴怕孬”成了当地名言。
刘昌锡做粗纸小生意，常常往返于漳湾与黄莲坑头之间，必经之路西陂塘渡，若行至西岐渡头无船过渡，就必须返回漳湾街，再绕道回黄莲坑头。但是绕道走，要经过一处乱坟岗。他做粗纸小生意，总有几块银圆，他就把木桶底做个暗仓存银圆。
有一次，夜深经乱坟岗，忽听“鬼”叫，他气得放下装着咸虾米、咸鱼魺的担子，说：我昌锡这么苦还不哭，你鬼哭什么呀？你要咸虾米你拿去，桶还我。
就这样，六都一带民间留下“昌锡问鬼”的故事。
有理没理去后周街讲
后周街是六都中心地段，村民讲“前唐后汉”常在此处。这里与“七都坊下坪”、“增坂池头盾”、“南埕八扇厝”、“霍童街头亭”相提并论，都是当地“小法庭”。
旧时邻里纠纷，家庭纠纷，家族纠纷，海埕、山地、田园、引水等，各种纠纷常有发生。都说，“有理无理到后周街讲”。这是因为有乡老在此，主持公道。解放后，尽管有调解委员会，仍然要请老人参加调解工作，为化解矛盾做出努力。因此，现在还遗留这个口头语。
附：
铁炉坪由来初考
铁炉坪在六都傅竹境西，八仙顶山麓之寨顶山下，右为龟头鼻，左为蛇头，即今铁炉坪村。
先民为何在此冶炼铁？推理：一、铁炉坪村依山面海，水陆交通极方便；二、铁炉坪村下有高岭土，可做冶炼铁高炉；三、炼铁需木炭和壳灰（炼成生铁），铁炉坪上有山，树木多，可烧炭，附近海滩有牡蛎壳可制壳灰。
很久以前，先人在此冶炼铁留下大量铁炉渣（即“铁屎”），一直堆积到当时的海边，久而久之形成一块面积约0.5平方公里，高低不平的铁渣土坪。清康熙后，铁炉坪成为墓群。右侧可能是冶炼人员的工棚住宅，后称铁炉坪村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