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宁德的金涵乡，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人也许还会记得，当年曾经有过一个远近闻名的大企业——福安专区钢铁厂。是“大跃进”运动中产生的，它的来去颇为奇特：1958年8月，从四面八方一下子聚集了数百人队伍，热火朝天地开山修路，动工筹办，日夜不停地赶工，地、县领导也时时亲临督促，人们总认为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企业。可至1959年8月，却又急急地一下子全部遣退人员，悄然下马。其间不过短短的一年时间。真可谓“昙花一现”。那么这个厂当时的上马、下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狂热的时代背景
  1958年，人们习惯认为是“火红的年代”。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口号鼓舞下，为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伟大理想，在各地城市、农村中广大干部群众热情奔放，大办工业，大办钢铁运动轰轰烈烈。从四月初发动全民上山找矿起，闽东十个县（包括连江、罗源、长乐）共11万人上山，发现矿点1550处，经认定后有1150多处。矿藏中有铁、铜、铅、锌、钨、钼等。据当时有关人员的概略估算，认为有铁矿162处，估计藏量85万吨以上；铁砂540处，869万吨；泥煤3654万吨。在这些所谓“成果”鼓励下，钢铁生产指标也层层加码，步步提升：6月份以前只说一年要完成几千吨，7月18日地委扩大会议一下子提出下半年要产3万吨。当即动员七、八万民工上场，挖矿，洗铁砂，建土高炉、喇叭炉。八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58年）产钢1070万吨号召后，地方再一次加码，福安地区提出上场民工30万人，日产三百吨钢铁，向国庆献礼号召。到10月14日，又加码至上场65万人，要求日产800吨，后又加至1000吨。当时正值秋收时节，由于大批农民工上场，造成稻谷，甘薯作物无人收割，而烂在田里现象。
  在大量土法炼钢铁上马的同时，“土洋结合”的口号也被提出来，于是，像专区钢铁厂这样的“洋”企业也就应运而生了。
  草率的决策过程
  当年由于“反右倾，鼓干劲”和“拔白旗，揷红旗”运动影响，许多干部在运动面前，往往明哲保身，不敢反映现实，不敢讲真话，这为错误决策的顺利推行，提供了客观的环境和土壤。
  专区决定办钢铁厂，大约是在1958年的七月份，起初在福安筹办，后来大概感到环境不太适应，筹办组的人员便分别到各地走一走，寻找更合适地点。当他们一行人到达宁德时，县委第一书记史光华，第二书记王俊峰，极力想争取他们来宁德办厂。王俊峰便赶到地质队找了队长包邦琨同志。当时宁德地质队刚刚建立，队员20多人都是“半路修行”，临时拼凑组建的。其中李鸿声、高炳坤、刘瑞燕、邱智森和我5个人参加过省永春地质培训班两个多月培训，算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一些知识，而后面来的十多人更简单，大多是商业系统人员，从各公司抽调的，他们只参加学习9天基本知识，便匆匆上阵，工作起来自然困难很多。包邦琨同志如实地向县领导汇报了当时情况：宁德共发现矿点260多处，其中铁矿30多处，主要分布在官岭、禅地、金峰、三望、莲峰、黄柏、天山、牛头里、铜镜等地，根据初步勘察，比较希望能成矿的只有黄柏、官岭两处，黄柏储量初步估算约十五万吨，官岭约十四万吨，两地合起来不到30万吨，要办大厂恐怕不够。王听后，很不高兴，大批我们右倾、保守，说：“你们能确定宁德无矿吗？如今后找到了，你们怎么办？”这样，地质队的人自然都哑口无言了，谁还敢再说？他要包邦琨同志在面对地区厂筹备组时，多说一些正面的话，把宁德地质前景吹一吹。多找一些有希望矿点说一说，要力争这个厂到宁德来办。同时王也吸收了我们反映现实，对办厂地点，做了初步规划：他认为宁德现有二条公路正准备开，一是通虎贝、古田的宁古公路，二是八都至霍童的八霍公路；此两条路通后，可以让官岭，黄柏两个点的矿一齐集中运到三屿一带，在三屿设厂冶炼。
  正当地、县领导因矿藏不明，在办厂地点上徘徊犹豫，定不下来的时候，省里来了物理探矿队（简称物探队），并带来探矿仪器“物理探矿仪”（简称“物探仪”），据说这个仪器可以根据磁场原理和仪器中不同光谱来确定矿藏所在和大小。他们在宁德各地走了一遭，回来汇报说，宁德城关西向山脉和三都牛头山振荡波都很大，这两地会有大铁矿存在。这么一说，让地、县领导大为兴奋，他们认为矿藏可以落实了，便草草地作了决定，把办厂地点定在宁德城郊外的金涵乡。
  后来事实证明，这些物探队员当时也是新手，因对仪器操作不熟悉，引发了失误。
  大干快上——火箭的速度
  从火红年代走过来的人们，大都记得1958年，当时宁德城关许多单位的办公室墙上都排列着一幅图，上面画着：火箭、飞机、汽车、黄牛、田螺五样东西，它代表着五种行进速度，要求人们要以火箭、飞机的速度工作，最少也要学汽车的速度来跃进，不能像黄牛那样慢腾腾地走，更不能像田螺那样爬行。这五样东西下面分别划了五个框，给单位每个人都制一份木牌或纸牌名片，每月进行一次评比，然后按照每人工作情况分别往上面挂，谁被挂上黄牛，就挨批，挂上田螺就要被拔白旗拔掉。这样的气氛下，人们自然毫无悬念地都争以最快、最积极的态度来执行上级分配任务。
  那时，专区钢铁厂的筹建正是以火箭的速度进行的。
  大政方针确定后，当时的地委吴书记亲自深入工地指导，并组建钢铁厂基建指挥部，由宁德县委第一书记史光华挂帅，担任总指挥。并从地属各单位迅速抽调180名干部职工（其中干部69人）到职开始筹建工作。
  他们进行工作主要有：
  一、挖厂址，修公路。8月9日从宁德和各县抽调的民工数百人开始上场。把金涵山边的两个小山头铲平，开出一大片几百亩平地，修建厂房。并开通铺设了从金涵厂址到单石碑和到琼堂连接的两条公路，前后共使用了114577个单工日。
  二、建高炉，造设备。在省冶金厅设计院工作组李金玉、于旭等专家指导下，由福安通用机器厂负责承建。该厂动员600多名工人，日夜加班奋战，他们以无比的热情，提出：“轻伤不下火线，跌倒再爬起来”口号，奋战了四个多月，动用了4.5吨钢和36吨铁，耗去15.3吨焦炭、5.11吨木炭，和5吨石灰石等原材料，建成重达32吨的大量的生产设备，其中有大管36件、小管189件。
  整个基建到1959年一季度结束，共建成28立方米高炉一座，热风炉二座和30米高烟囱一座，此外还有水道、蓄水池等大批工程。
  三、购置了价值27万元的大批配套设备，主要有鼓风机、煤氧机、转炉、变压器等。
  地质队的苦恼
  钢铁厂建设者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日夜加班争时间，赶进度，他们的信念是一定按上级号召为在1959年第二季度建成投产而奋斗。
  这时候最苦恼的自然是地、县地质队了。省物探队留下一个“宁德有大铁矿”的结论后，拍拍屁股走了，此后就不曾再来。剩下的问题自然要地质队来找答案，地质队员重新走遍宁德的山山水水，原先发现认为比较有希望的30多个矿点，经过挖槽、探井等勘察结果，却一个一个地被否定。不是储量太少（不过几十吨，几百吨，能上千吨的很少），或是铁含量过低（含Fe大多在40%以下），按当时技术，根本炼不出铁来。连物探队认为有大储量的牛头山，经过详细勘察，也被否定了。这时已经临近1958年年底，距离投产日期已不远，地、县领导这才急起来，但他们还是相信物探队所说，坚信宁德会找到铁矿，不相信这些地质队员“土八路”的结论，总认为他是“右倾，保守”。于是，把地、县两个地质队五十多人全部集中到宁德西面山上，下了一道死命令，命令他们：“务必在1959年春节前找出矿来，否则，谁也不准回家过年。”这一年年关，偏逢气候不好，阴冷，寒风刺骨，雨下个不停，地质队员们一个个穿着雨衣，拿着铁鎚，铲子，沿宁德西山直至金涵一带，一路敲打挖槽，不停地找，几乎每天都带回来几十块类似赤铁矿的岩石，可拿到化验室一化验，一个个目瞪口呆，其含量都在40%以下，最高的不过42%，根本没有开采价值。当时我在化验室工作，记得有个队员半开玩笑地说：“你高抬贵手吧，能不能报高一点，让我们回家过了年再说好吧。”我说：“让你过关了，将来炼不出铁来，我要坐班房去。”不过当时地质队和地、县领导也曾怀疑是我们技术差，化验不准。他们也曾几次把同样样品备一份拿到省冶金厅研究所和省地质局化验室化验过，得出结论还是相去不远，因此才作罢。
  这些队员直到除夕那一天下午才让他们回家过年，年后又继续勘察，一直到1959年上半年，找遍宁德的山头水角，始终找不到合格矿藏。
  无奈的归宿
  用高级耐火材料精细砌成的28立方米高炉和高达30米烟囱，破天荒地耸立在金涵原野上，宁德人民第一次见到一个大工厂雏形，几乎人人赞不绝口，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时工厂领导层已经焦急万分，他们知道自己近乎一年的努力行将灰飞烟灭，由于周围找不到原料，工厂的前途命运已经注定了。
  地、县领导在经过一定时间犹豫后，终于在1959年7月无奈地作出该项目下马的决定：首先是叫停了基建工程，把从各县动员来的数百名民工全部遣散回去；其次是停止在其他各厂加工尚未完成的设备和工具；再次是退回从各单位抽调来的人员，除留下部分人留守处理剩余物资外，将109名生产工人、14名技术人员全部清退回去。最后，对现有设备进行处理，除原从各厂借调来的全数退还外，其余部分进行变价处理，根1959年数字，共获得变价处理款107355元，设备抵还债务80766.35元。停下来未完成的基建投资86893元（其中公路78571元）。一年中仓促上马又下马，带来各方面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已无法统计，其中单1959年处理下马所花费用，已达63.65万元。
  钢铁厂无果而终，在那个年代的人们脑海中，至今也仅留下淡淡的记忆，后来出生的人甚至完全不知道。但它留下的高炉和烟囱，却因为造价高，建成不易，不敢轻易加以拆毁而曾经长期保留过，直到七十年代后期因周围新工厂上马，为安全才不得不予拆去。它开发出来的厂址地点，七十年代后，分别为新建的合成氨厂和闽东造纸厂所利用；当年开建连接单石碑和琼堂的两条公路，后来经过加宽处理，如今已成为金涵乡主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