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西陂塘围垦工程史话
西陂塘又名赤鉴湖，系内海腹地海湾，位于宁德县城之东北十二公里，东起漳湾陡门头，东北至留屿、下仓，西北至西歧及东歧墎，西至六都，西南至郑歧、增坂，东南至下坂、岭后，周围十个村，皆背山面塘，列界而居。塘之四周小丘陵环抱，北面西歧至东歧墩峡口通七都内海。滩地南高北洼。西宽东窄。纵距六公里，横宽四公里面积一万二千三百亩，可垦耕地一万零三百亩，储水湖沼水面二千亩。
西陂塘溯自宋朝，历时千年，沧桑几变，屡兴屡废。
据《宁德县志》载：“宋元祐四年（1089）邑民林圭与圣泉寺僧养誉，纠集百余家筑堤作堰，设二斗门，垦田七百四十八倾，载粮四千石。后复崩陷成海。宜和七年（1125），县令储淳叙重修不就……”
《县志》又载：“乾隆十七年（1752），福州商人林长源，呈请上宪，愿独立兴复西陂，得报可，即于其年五月兴工。右因漳湾旧际门，左筑新际门于六都之东歧墩，从两际门筑堤起，欲于中间连合成功。不知左右两堤渐筑而长，其中间水力渐大，至二十二年十月，两边堤成将扭合，中间夹口水力专冲忽然崩决，数年新筑水堤，瞬息尽坏，两边相距依然一望而遥。长期力竭告辍……”
一九四三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县长谭慕弘向省政府报告，提请围垦西陂塘，不久谭调。一九四四年九月，省水利局派第八区工程处来宁勘测设计。同年十二月县水利科科长林炳汉呈请县长郭克安，建议组织地方公有农田水利协会，向银行申请贷款兴建，郭调事延。
一九四五年八月，县长张桐膺又呈请兴办。八月十四日省政府快邮代电复：“查该项工程规模颇大，需款甚巨，非战时人力财力所能建筑，应留待战后首先兴办。”八月十八日县水利科长林炳汉，又具呈上报：“现抗战已告结束，该项工程似可提先办理。”十月，第八区专员黄哲真指令宁德县政府：“办理贷款手续，计划兴工。”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省政府主席刘建绪指令：“该项工程既属巨大，目前复员又未竣事，人力财力两难胜任，仍应暂从缓议。”至一九四六年二月，省政府才电复宁德县政府：“西陂塘准向省行贷款三千万元……”二月十一日，第八区行署准宁德县公有农田水利协会成立。
一九四六年四月，联合国远东善后救济总署，行政院救济总署，拨发面粉赈济战后灾民。行总浙闽分署准列西陂塘为福建省九项工程程之一。九月一日，宁德县西陂塘工赈工程委员会成立。工程预算总额计工赈面粉871吨，物资器材折合面粉308吨，另工资现金8.4亿元，材料费1.3亿元。县长张桐膺任工赈会主任，委派第八区工程处工程师林兆晋任工程处主任。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动工。工赈会将此项工程由福州大陆营造厂等八家营造商承包。不久，特务头子张超的爪牙陈易遂插手工程承包，自任总领队，独揽工程承包。自一九四六年九月至一九四八年七月，断断续续施工一年零八个月，历二任县长，耗面粉九百吨，特种赋谷一万石，农行贷款七千万元，完成石方三万六千立方，西歧至东歧墩峡口，抛填至低潮位露出水面。
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层层贪污中饱，工头残酷剥削，民工工粮时常不继，工程时断时续。至一九四八年七月停工。
停工时，工程处给第一区专员陈鸣鸾的报告中，透露了工程失败之原因：“……西陂工程兴工至今，调二任县长，皆因办理不善及贪污情事被省调换；以中国蜗牛政治，当然无疑义搁于停顿……工程采取大包制度之大错。将全部工程包给甲，甲包给乙，乙再包给丙，层层剥削，造成工程费大损失。甲乙两包坐享其利，最实际是丙包，最劳苦者代价是最低贱的，比如开采块石一公方，所付甲包是十六斤半工粮，折合时价四十九万五千元（每斤三万元），而丙包所得实惠不过一万八千元；开条石一公方付甲包是五十斤工粮，折合时价一百五十万元，而丙包所得不过是五万元。”
一九四八年八月以后，西歧至东歧墩峡口，抛填之石块，被潮水进出冲流，日久渐空，西陂塘依然如旧，人们只有望洋兴叹。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宁德县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土地改革运动之后，生产建设事业百废待兴，农田水利工程次第兴举。一九五八年初，中共宁德县委曾作长期规划：“宁德县沿海滩涂辽阔，大有发展前途。东湖塘、西陂塘、大南塘，三塘围垦成功，宁德将成鱼米之乡。”不久，东湖塘、西陂塘同时着手勘测。同年秋决定首先兴办东湖塘围垦工程，西陂塘工程暂缓。
一九六九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后勤部拟在西陂塘建立军垦农场，派部队前来勘测，筹备。后因军队另有任务，议停。
一九七四年三月，宁德县革命委员会责成宁德县水利电力局，着手再次勘测设计。经一年时间缜密计划，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上报省水电厅审批。同年十二月，省水电厅围垦办公室会同省、地、县计委，建设银行，水利等单位，同赴现场作为时七天的工程设计审查。一九七六年一月省水利电力厅正式批复，同意列入围垦工程计划。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宁德县政府欣悉西陂塘围垦计划己获省厅批准，议即着手。决定先从县财政拨款五万元，委派组织部长成补台任工程指挥，由漳湾、七都、金涵等受益公社动员部分民力先期筹措。一九七六年四月，西陂塘围垦工程正式动工，环塘十村农民欣喜雀跃，奔走相告；街谈巷议，祝盼功成。
工程动工不久，“四人帮”横行，人心涣散，农村秩序又一时混乱。民工不能如期足数上场，个别人借机煽动闹事，阻拦采石料场，围攻指挥部领导同志。已上场的民工集而复散，施工进度徘徊不前，工程处于半停顿状态。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农村工作十分困难，县委为确保工程不受干扰，八月廿日在漳湾召开受益公社领导及指挥部成员联席会议，决定对民工补贴标准适当提高，水下工程和技术工种雇佣外地技工，这些措施使工程得以延续。至次年三、四月间，虽值春耕大忙，在场民工仍保持一千三百余人，临时基建项目和水闸清基工程基本按期完成，水泥、钢筋等紧缺物资也及时采运回来，海堤向深港延伸三百多米。
一九七七年七月，县革命委员会委派副主任马国祚接替成补台任工程指挥。工程进入主攻主体工程——北堤施工。
北堤全长八百七十米，深水石堤部分占六百八十八米，实际是深港堵港工程。堤线虽不太长，但港底情况十分复杂。堤线位置被东西两港分割成三大块：东港宽三百米，港底深在黄零负14米高程，西港（即国民党政府一九四八年施工时冲决的缺口）宽六十米，港底深在负20米高程；东西港之间是一块小高地，宽250米，高程为零至0.5米。小高地是历代建堤留下的残基，表面为乱石所覆盖。口门吞吐量在设计潮水位时有三千三百三十万立方米。小高地底部地质条件极差，属于高灵敏度淤泥，厚达18米，表面覆盖着小动物壳体钙物质沉积层。
当时确定的施工方案认为：中间小高地顶板出露高程度较高，而且是历代筑堤残基，预压年代已久。由于团结作用，抗剪强度必大为增强。决定选定这一地段作为合拢口。截流体断面采用扩散面砌石护面，下游木框砌石加海漫防护的形式。堵港潮型采用高潮位4.41米，低潮位负3.68米。为避免大小拢口高差过大造成流速流量集中，减少大型人工块体用量，进占程序选择宽线式拢口以平堵为主，平立堵结合的施工方案。省水电厅曾派员到工地视察审核，并作了肯定批复。
这个方案分二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争取三百五十米大拢口全线平堵到0.5米高程，工程为2.02万立方，预计合拢口出现最大流速为4.04立方/秒；第二阶段紧接着施工，在三百五十米大拢口上面，人工排竹笼（装石）抬高到1.5米高程，然后压缩口门，两端堤线以4.5米高程立堵前进，最大流速控制在4立方/秒以内。用一般块石完成截流任务，随后加高到5.05米高程。
第一阶段施工八个月之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廿九日开始，为达到本阶段形成三百五十米的拢口目标，组织了一次会战。在县委直接领导下，由漳湾、七都，金涵三个公社民工技工三千九百人，使用经过改装的自动抛石长槽船六十四艘，汽车、大型拖拉机四十辆，堤上海面三路进石，人员三班轮番，昼夜不停，至一九九八年元月五日止，奋战八昼夜，抛石2.5万立方，投竹笼二千六百个，封堵了东西两港，三百五十米口门全线抛平达到0.7米高程，如期达到第一阶段施工方案之目的。
但是，由于对小高地地质情况，根据一九六九年6728部队勘测设计的钻探资料判断误差，第一性资料失真，导致施工方案失误。七日凌晨三时许，发现口门下游木框护坦破坏严重，坡脚砌石护面损坏长度达四十米，损坏地段渗透水泥很大，坡面明显下沉。虽然立即组织抢救，己无济于事。至下午二时三十分退潮时发生缺口，当时塘内外水位差1.68米，一股巨大浑浊水流奔腾咆哮，块石滚动之声如阵阵闷雷，顷刻间缺口逐渐扩大到88米，底部最深处至负27米高程。原定施工方案停止执行。
第一阶段施工失利之后，部分干部和农民工对工程信心发生了动摇，三三两两窃窃私语：“真是神仙难围西陂塘。”工程指挥部领导同志站在口门边，此时此地，眼看磨盘大巨石，几吨重集装竹笼被冲出数百米之外，心潮如滚滚狂澜。
当此紧急关头，县委领导同志急临工地，进行了思想动员，鼓励大家，决不气馁，决不心灰，奋发精神，再接再厉，总结经验，重振旗鼓。一月中旬，地委和省委领导同志先后亲临工地视察，给予施工干部和民工群众巨大的精神力量。县委领导杨家盛同大家一起分析工程实况，针对工程态势，作多种方案比较。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之后，改变原来施工计划，制定新的堵港工程方案。决定放弃小高地作为合拢口，延伸堤线，抢占小高地，就在88米宽缺口段最后决战。施工程序采用零米高程以下平堵，零以上至4.5米高程以立堵为主。截流体选用密集断面，负十米高程以下抛一般块石；负10到零米高程内外坡沉放大木框和大集装石铁线笼，中间夹抛大块石，零米高程以上投集装石铁线笼护面渡过大潮，然后在小潮期间突击抢堵到4.5米高程截流。此方案报经省水电厅批准，于七八年六月开始实施。
县委为切实保证方案之实行，号召全县支援西陂塘。人力物力，相对集中，党委号令，八方响应。调县、局级领导骨干四十三人，加强工地指挥系统；重新调整民工编组，数千队伍运动自如。时值盛暑，烈日当空，干部民工，汗雨交溶。经过三个多月艰苦施工，堤线按计划延伸，进占了小高地。至九月十八日（农历八月十六日）合拢口平堵抬高到零米高程，同时抛好集装石大铁丝笼护面。此时正八月大潮，实测最大落差4.04米，流速5.05公方/秒。合拢口经受了大潮考验，基本稳定。
在第一次堵港合拢失利以后的时间里，工地指挥部领导同志为此后的施工方案绞尽了脑汁。西陂塘，为历代有志于围垦者所企望的深港障海筑堤垦植工程，一定要在共产党所领导的英雄人民手里成功！工程指挥马国祚同志，夜以继日同干部民工一起商讨着如何在88米宽的合拢口，投下数以万吨计的石头截流体。一丝一毫的疏忽将铸成不可估量的失败。马国祚同志对每一道施工命令下达之前，他总是要自己亲临现场，自己动手试一试，感到确有把握了才通令工地全体干部民工齐心合力去做。
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同指挥部其他的同志一道缜密地做了三件事：一是请海军潜水员，潜入水下摸清合拢口的地质情况，查清第一次合拢时抛下的集装石竹笼、铁丝笼的情形；二是88米口门决战时流速、流量科学数据；三是截流体应该是多大的集装个体才能制服湍急、咆哮的海水。
潜水报告：合拢口水下是坚硬的格土，软土地基已全被冲刷干净，抛下的一千多个石集装竹笼已大部流走，留下少量大块石。这说明截流个体必需是大石，大集装个体。
请华东水利学院计算的数据是：深港在负5米高程时，潮差8.89米，流速8米/秒，流量2200立方/秒。
制作大集装铁线笼并实地试抛。第一次制作成圆筒形，装石之后，圆筒变形，不能饱满装石，未告成功。第二次采取“包饺子”的办法，先摊布铁丝网，装满大石头之后，扭合紧固。石头计量，每个铁线笼装大石20吨。在经过改进的“蝴蝶船”上，左右均衡荷载两个铁线笼。船驶经口门预定海域，开启制动装置，快速抛入水下。船队鱼贯驶过口门，以密集铁笼个体，形成截流整体。工地指挥马国祚同工程师林衍金，登船亲临口门，在湍流上试抛，一次成功。
各个岗位准备工作，同时分头进行。
一九七八年九月廿日，截流决战前夕，县委书记杨家盛率机关干部，亲赴工地，听取指挥部汇报，并到每个岗位检查准备工作实施状况。
廿二日凌晨，海面满载铁笼的船队，东西两端堤上，装载大石的手推车纵队，公路上汽车、拖拉机队，石料场备石如山和环列的装车队，每个岗位信号员，指挥部蓝图和电话机旁……各就各位，如箭在弦。
上午七时正，一声号令，海面船队，首尾相接，鱼贯驶过口门，准点抛下铁笼；东西两端手推车队成二路纵队冲临口门堤岸倒石。实施海面平堵，堤上立堵同时并举。此时此地，红旗招展，号声四起，车队人流，来往穿梭，笛号夯歌，回荡海空。人轮班而车不停，水虽急而志更坚。四千健儿齐奋力，六万方石镇狂澜。
堵港决战持续三十小时。廿三日中午十二时，口门合拢，两岸人流聚会，鞭炮齐鸣，欢声雷动，狂涛咆哮之峡口，一道堤障雄立。
堵港合拢之后，闭气工程一鼓作气，两千五百名民工日夜兼班，一千部板车运装土草袋，如同抛石一样堆压前进。一九七九年一月日深夜闭气成功。
之后，转入垦区建设。如今，西陂塘已是万亩青畴，宁德人民千年夙愿实现。
闲话西陂塘
郑贻雄先生的一个约稿电话，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三十多年前西陂塘围海造地的日日夜夜。记得那时正当全国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心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时期。当时西陂塘围垦工程恰进入堵港截流攻坚阶段，千军万马大战如酣。
西陂塘的堵港截流，面对的是深窄式拢口，水深达33米，水力条件十分恶劣，当时国内没有先例。截流成功与否，关系到工程的成败。省委书记廖志高在全省地、县委书记会议上说：“宁德的同志不要气馁，一定要围成西陂塘。”李天瑞、杨家盛同志当时先后担任县委书记，在常委汇报会上提出，围不成西陂塘，就不是共产党的县委。这样一来，作为工程技术负责人，我的压力很大。
围海截流方案，通常有平堵、立堵、平立堵结合三种。根据我们当时的施工手段和可能达到的施工强度，经反复研讨，只能采取将口门从黄海标高—29米平堵抬高到±0米高程，然后平立堵结合到4.50米高程实现截流。这是一个以平堵为主，平立堵结合的方案，须时4—5个月。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每天有4400多万立方水体四次在口门拉锯进出（相当于3个金涵水库水量），这是一个严峻的工程问题。为确保方案成功，必须详细计算拢口在平抬过程中水流的变化情况，如落差、流速、扩散指数等。摸清在什么高程、什么口门尺寸组合会出现危险值、最大值，以便有针对性抛投截流材料（如一般块石或大型人工超块体）。这个课题计算工作量很大，靠人工手算根本无法完成。说起来很感慨，这样的项目以现在计算手段，个人电脑输入程序和参数后几分钟就可以计算完成。而那时，全国仅华东水利学院计算机室有运算程序能够计算。经省计委、水电厅介绍，我赶赴南京求援。华水的这台机器，足足有两间教室那么大。我和水利系李开运教授用了三十多个小时，呆在计算室啃完8块面包、喝干两瓶白开水才计算完成。得到一卷阿拉伯数字排列的数据，很像现在的卫生纸卷。拿回来后又用了几天时间译成最终成果。仅从这个小侧面，足见前后三十年我们国家技术进步相去何止千里。
计算数据显示：当口门平抬到—9.00米高程时，水力条件恶化，落差H=2.2C米，流速高达V=8米/秒。这时不要说一般石料，就是大竹笼、铁丝笼都镇不住。更大的人工块体，如混凝土四面体等，我们不具备制作条件，制作出来也没有大型设备把它吊运到口门抛投。在研究会上有人提出用长艚装填块石送到口门沉放（福清东阁围垦曾经用36条大船一次沉放堵口）。我算了一下，要用一两百条大船，把全县沿海各公社长艚船都用来沉放也不够，这是不现实的。我们研究了大木框浮运沉放方案，一组木框长45米，宽9米，高2米，可以装720立方米石头。后来在全体参战人员的协调、努力下，陆续沉放了6个大木框。非常险恶的水力条件，采取了非常的工程措施，成功地冲过危险阶段，把口门挨到±0高程。为最后合拢提供了先决条件。
其时恰当农历八月十五，迎来当年最大潮汛。合拢口必须顶住这几个大潮的冲击，下个小潮期将展开决定性的合拢大决战。处此前夕，夜半时分我陪几位省厅来的工程师到口门查看情况，震耳欲聋的拢口激流咆哮声，真让人有惊心动魄的感觉。力挽狂澜，在此一举。
那天晚上月色很好，远处增坂村后山一抹如黛，塘内波光粼粼，渔火点点。
今日的西陂塘已是道路纵横，厂房林立。沧桑巨变，只在弹指一挥间。
西陂塘史实与传说
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西陂，在六都，又名赤鉴湖，即西陂塘也。宋元祐四年，邑民林圭与圣泉寺僧养誉纠集百余家，筑堤作堰，设二石陡门，垦田七百四十八顷，载粮四千石。后复崩陷成海。”文中林圭，乃今宁德漳湾骝屿村林姓开基始祖也。五月中旬，应林圭第廿六世孙林慈添君之邀，同往骝屿，与林氏后裔十余人，聚集一堂，畅谈西陂，赞颂林圭，意欲史料与传说兼收，祖泽共村俗并述，整理成文，流传后世。老朽才疏学浅，忝承重托，勉成芜章，聊以充数也。
相传北宋期间，由福建兴化府莆田八角井走出一位年轻人，名林圭，字世珍，行十三，玄泰公之后，福唐尉孝阙攒公之正派也。来到漳湾陡门头圣泉寺（又称雪峰寺）当菜徒。由于为人诚实，手脚勤快，深得住持养誉禅师（字普越）喜爱，虽称师徒，胜似父子。养誉穷通经典，深谙禅理，名噪佛门。某日，养誉谓圭曰：“明日，有五囚犯，过寺前，你当救之。”林圭做完夜课，上床后一直将解救囚犯之事，萦回脑际。东方初晓，林圭即在寺前等候，从晨至晚，日出而落，耳闻海上波涛呼啸，眼见路间行人往来，独无囚犯踪迹。时近黄昏，一农夫手提五只水鸡向寺前走来，林圭心想：莫非师言囚犯，即此水鸡，乃天机不可泄露也。欣喜之余，买下水鸡，除去草绳，放入寺侧之圣泉井中，任其自由跳跃，悠哉游哉。
次日，林圭因提水至井边，忽见井里水鸡，托个陶盆，浮现水面。林圭好生奇怪，捞起陶盆，别无他用。乃盛上剩饭，喂养由善男信女所放生鸡群。越日，盆中米饭不减，反而增多。养誉僧见之，责其糟蹋粮食。林圭实感委曲，却无法分辩。思虑之后，有意取一铜钱投入，铜钱竟也一变为二、二变为四……取之不竭，意识到此乃聚宝盆也。即赴姑母家，借来金银珠宝首饰，放入盆中，竟也层层溢出，光芒耀眼。从此，林圭日夜变化金银珠宝，箱装柜藏，富甲一方矣！
林圭以为：人生之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应为乡梓多办善事，因与养誉禅师商议，表示欲围垦西陂塘。养誉提示：先选栖身之地，再筑堤捍水，未为晚也。因教林圭，手举铁锅，复盖头上，一路往前，待到锅底生火，立即止步，此处即定居地也。林圭从之，举铁锅由圣泉寺动身，走到骝屿村时，锅底突然火花闪耀，遂定居焉。随即择吉建房，娶妻杨氏，生二子，长曰麒、次曰麟。俨然一方富翁，四邻八里称其为“骝屿林”（骝屿古属第六都，今属漳湾镇）。
宋元祐四年（1089年）始，林圭得养誉禅师支持，纠集海边百余农家，输财效力，围垦西陂塘，历尽时日，围垦工程顺利，惟最后一道陡门头缺口，水深流急，虽经多次投入石料堵截，无法合拢，海水奔腾如故。林圭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此时，宁德县民围垦西陂塘之壮举，感动上苍，玉帝诏令一仙人下凡，助上一臂。仙人放眼望去，茫茫大海，人群如蚁，挑泥炸石，与海搏斗。仙人心想，当调遣巨石助之。仙人纵身一跃，向西北方飞去，来到霍童溪畔，见乌黑巨石，错落溪边。仙人略施小术，巨石变一群乌猪，嗷嗷然点头拱嘴。仙人挥鞭一甩，猪群俯首贴耳，跟随起程。路过云气村边，有路人对话。甲曰：西陂塘围垦进展如何？乙曰：围垦西陂塘，惟余一处缺口矣。仙人听罢叹道：“人口难塞，人口难塞！”遂放弃猪群，返回天庭去也。一群活猪再变成乌石，懒洋洋躺卧云气村边，即今之“乌猪濑”也。西陂塘陡门头缺口，仍然无法合拢。
某夜，林圭梦见一白发银须老人，向其展示白纸一幅上写：“要堵西陂口，宝盆入水走。要想捞宝盆，糠索能上手。”醒来，告知杨氏。但“糠索”如何搓成，却是难题。经思考，杨氏喜曰：“用米糖搓成长索，沾以糠壳，岂非‘糠索’乎。”两人喜极，立即起床准备。次日天明，林圭手提聚宝盆与糠索，来到陡门头缺口处，面海焚香祷告，然后高举聚宝盆，投进缺口。一声巨响，海水立即由汹涌而平缓，两边堤岸向前延伸。心想，此次该合拢矣！但心急于捞上聚宝盆，即将糠索放下，向水中钓之。当聚宝盆钓出水面尺把高之时，有一看热闹童子，看见“糠索”，却大声高呼：“米糖搓索，米糖搓索。”仅此一句，泄露天机，聚宝盆即坠入水底。两岸合拢，西陂塘围垦成功，而聚宝盆埋入海底矣！林圭与众人历时十三年辛勤付出，最后依靠“聚宝盆”之神奇，西陂塘终于围垦成功，垦田七百四十八顷，载粮四千石，村民欢歌，丰衣足食。
但是，古人对西陂塘，惟知受益，疏于管理。受益八十三年，约于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终因海潮冲击，堤堰崩毁，良田淹没，涨潮时，仍是海水滔滔，汪洋一片，西陂塘成为历史遗迹，林圭则以知名人士载入史册。
星移斗转，改朝换代。迨至清代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宁德县志》编纂者之一、福建泉州府晋江举人张君宾，在编写西陂塘章节时，感叹自宋元佑四年（1089年），林圭率众围垦西陂塘成功，后又崩塌成海，到此次编纂县志，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近七百年，先后五次围垦，均以失败告终。对此，张君宾在其“按语”中，有两句寄托期待之语：“有俟于其时乎？有俟于其人乎？”译成白话，即围垦西陂塘，尚有待期机，有待能人也。我辈欣喜看到，在张君宾编纂县志之后，不到二百年，崩塌废弃、海水漫浸之西陂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宁德城乡民众万余人，不信“聚宝盆”之奇妙，不信“神仙难围”之论调，同心协力，苦干巧干，仅用两年又九个月，于1979年1月5日，向世人宣告：西陂塘垦复成功！至于新中国围垦西陂塘获得成功，沧海桑田，历尽艰辛，论其事迹，1995年版《宁德市志》（县级市）自有详述；集古今诗作之《西陂塘吟集》（1992年）亦有唱和，本文就不再赘述。
回忆围垦西陂塘
西陂塘，又名赤鉴湖，位于宁德六都。县志载：宋朝邑民林圭与圣泉寺僧养誉纠集百余家筑堤作堰，围垦西陂塘，垦田七百余顷，已成一方美业。元末盗贼起，北门失守，复沦为海。尔后虽经明、清、民国三次围垦，多因人心不齐，财力不继，终告失败，给人们造成“神仙难围西陂塘”的印象。
解放后，有关军政部门曾对西陂塘多次勘察，计划围垦。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全面调查，围垦西陂塘。
我自从福安县委调到宁德县委工作后，就抓围垦工作，七七年进入高潮，七八年下季合垅决战，七九年围垦成功。总面积12300亩，其中可耕地10300亩，是解放以来宁德笫二大围垦工程。
当我们开始计划围垦西陂塘时，县委巳经考虑到“困难”这个问题，因此从实际出发，做了周密的部署。七七年工程进展还是顺利的，千余米长的海堤抛石基本完成，坝型己经形成。由于水深流急，石坝发生三次滑坡崩塌。笫一次合垅被冲决之后，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甚至有少数干部、群众产生思想动摇：“神仙围不成，我们能围成？”这给当时的县委一种压力。是进还是退？是对县委最大的考验，也是两条道路排在县委面前如何选择。作为当时县委决策者的我，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征得群众的各种正确意见，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没有什么艰难困苦的事情不能克服的，我们要有知难治难的精神，要冲破重重困难关，围成西陂塘，为宁德人民造福！“神仙围不成，我们一定要围成！”县委的决定感动了“上帝”，感动了“神仙”，这个神仙就是广大共产党员、技术干部、各界人士、人民群众，他们想为工程所想，急为工程所急，把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加强对工程的领导，我从县委办公室搬到西陂塘指挥部办公。在县委一班人的带动下，漳湾、七都、金涵三个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带领民工一万余人亲临其地，边劳动，边解决问题。不分昼夜，不怕风雨，傲霜斗雪，奋斗在工程第一线，前后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终于把西陂塘围垦成功。实现了宁德人民几百年夙望。西陂塘围垦成功之后，给宁德发展农业，振兴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陂塘碑文
西陂塘，又名赤鉴湖，位于宁德城关东北十二公里处。面积一万二千三百亩，其中可耕地一万零三百亩。这个塘曾于公元一零八九年（宋朝）、一七五二年（明朝）、民国三十六年三次围垦，均告失败，人们不禁望洋兴叹：“神仙难围西陂塘。”
“千钓霹雳开新宇，一代新人扭乾坤”。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县委组织了漳湾、七都金涵三个受益公社干部、民工和全县人民共同奋战，终于围成西陂塘，宁德人民几百年的夙愿实现了。
工程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动工，历时二年零九个月，共投一百零二万工日，完成石方四十万立方，土方四十一万立方，使用人民币叁万元，钢材五十二吨，铁线七十六吨，水泥四百七十八吨，木材八百二十二立方米，毛竹九万四千根。
主体工程有：五孔净宽二十公尺挡潮排洪闸一座，东堤一百七十公尺，北堤八百七十公尺。堤高三十三米，堤基宽八十公尺。紧锁龟、蛇两山，天堑变通途。
北堤，港深负二十七米，秒流速八公尺，秒流量二千二百立方，潮差八点九米。吨石难停，难度极大。但困难吓不倒英雄的人民，敢想敢干，勇于实践，创造使用了长四十五公尺、宽九公尺、高三公尺，能装七百立方石头的大木框和能装九吨石头的大铁线笼，把艟艚改为蝴蝶船。攻克难关，堵住深港，夺取决定性胜利！
西陂塘，它已骄傲地载入史册，它将造福于人民！
飞鸾梅田塘围垦亲历记
1972年全国各地“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迭起，围海造地成了宁德沿海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具体行动。为了解决二都、梅田等沿海大队耕地不足和提高飞鸾公社粮食总量，飞鸾公社党委决定组织力量分别围垦二都塘和梅田塘。
这年夏季，梅田塘开始实地勘察，当时我是梅田村的一个小工，参加了由公社党委书记陈林妙带队（总共有七、八人）的第一次勘察行动。队伍由飞鸾眠犬山的海滩出发，沿飞鸾港道边缘向梅田方向行进。大家都是赤脚在海泥中行进，前面的两个技术员用竹竿不时地杆插，以探测海滩表土层的厚度，我们几个小工每人各抱一梱竹竿跟在后面，按指定地点插上竹竿作标记，这就是最初的塘堤基础线路。手中的竹竿随着路程的前移越走越少，中午时分我们一行到达梅田下郑村大榕树头下休息。这时队伍中有人拿出一粒鱼丸那么大，像卫生丸（又叫樟脑丸）那样的白色物品，放到毗邻海边的“白水垄”（当地地名）水井下面的水沟里泡。这时，脚穿塑料凉鞋的陈书记想到水沟里洗脚，他边走边说：“有没有螃蟹捉呀？”话音未落，即惊叫一声，原来他的脚真被一只不大的螃蟹夹住了。有人正想帮他掰开螃蟹夹子，却听他又一声惊呼，原来有一条足有一斤重的大淡鳗从沟中的乱石缝里窜了出来，直扑到他的脚面。这时大家就全下到沟里捉淡鳗了。没料到那一粒白色的东西，把这浅水沟中大大小小的十几条鳗鱼都赶了出来。托陈书记的福，后来我们吃到了用这些淡鳗煮粉干的点心，每人还有一碗当地酿的糯米酒。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滩涂和海边多么富饶啊！
不久，围垦开工誓师大会在眠犬山海滩上举行，陈林妙书记作了动员报告，飞鸾、梅田两个生产大队的“劳力”（当时称青壮年农民叫“劳力”，老年、小孩叫“半劳力”）按塘堤基线分段进入各自的施工场地。建设塘堤土坝的主要原料是沙、泥土、芒草和石块，先往塘堤基础的泥滩堆积一定厚度的中沙（泥土掺沙会使塘堤土层坚固），然后堆一层泥土铺一层芒草（可增加土坝的韧性），如此反复逐层加高。为了防止堤坝堆土后发生的崩塌下陷，土坝两边压有很多的乱石头，叫“压载”。
围塘所用的土块是从堤外距“压载”处四、五十米远的海滩挖掘的，为了提高运输速度，人们在乱石中整出一条通道，然后将中间略有凹糟的原木板铺到堤外的取土处。取土的人在海滩上选择软硬适中的泥层（太硬则苧麻细绳无法拉割，太软则割出的泥土不成块，无法手取），先将稀烂的表土挖掉，然后手持一把专门用于用割土的“弓割”（用来拉割海泥的一种简便器具，其做法是，将竹片弯成弓状，用一根野苧麻搓成的细绳子系住竹片的两头，由于竹片的弹力，细绳被绷的很紧，可以轻松拉割海泥），竖向对准泥层插入，旋转90度，平行拉出，就可以割出一块海泥，由另一人捧起（有的要经过几人接力式传送），放到有凹糟的原木板上，顺手一推，土块就顺斜坡滑到与第二块木板的接头处，这里有人负责把土块沿木板再推向前面。如此一直送到塘基。
用这种木板运输泥块的老方法，人很累，而且泥块在运输过程消耗大，土坝堆砌的进度也很慢。后来参加施工的莆田民工带来了新的办法，就是直接用肩挑土。他们用毛竹片弯成弧形，中间横一根，坚三根竹片做成“土甲”，在每个“土甲”的三角点系上尼龙绳子，一人挑两个“土甲”成担，在木板上行走自如，这样取出的土块就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被挑到堤上，大大减少了损耗，所以进度很快。取土人所用的不再是“弓割”而是铁制的“铧”，形状象汉字的“百”字，下面是整块铁板，避免使用“弓割”时苧麻绳子经常被海泥中石块或牡蛎壳割断的麻烦，也使取土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为了加快进度，塘堤分别从东西两端同时动工，经过数月紧张施工，到了年底，堤线大部分出水（指涨潮时不被淹没），闸门也疏通了，进入堤坝合拢的关键时刻了。为保证堤坝合拢闭气的成功，围垦指挥部对施工方案作了周密部署和安排，准备了充足的劳力和原料。
堤坝合拢前，由于海水进退的通道全部归到合拢处，这里被冲成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港道。先在合拢处的港底压了很多石头，又用直径约1米、高约2米竹笼装满石块（积小石块为大石堆，以防被潮水冲走）放进急流中，等石块刚露出水面，早已准备好的芒草就整梱整梱地堆了进去，然后垫上木板，人们排着队往芒草上倒土，紧张而有序。刚堆上一层土，等再挑一担来时，已经是又上一层土了。垫脚的木板有被人踩断的，有因为粘了泥而拔不出来的，就干脆被埋了进去。
这一天，天上下着绿豆大的雪粒（俗称“碎米雪”），我穿的旧解放鞋在鞋帮处撕裂（那时还没有塑料鞋出现），于是只好光着脚挑土，好在路上全都铺有细沙，我和所有挑土的人一样，注意自己脚下的路，不让自己滑倒，一边尽快地把土挑往合拢处，因为这是和潮水赶时间，争速度。是觉悟吗？我从来不觉得什么，也悟不出名堂，就像这些被掩埋在泥土中青青芒草，能说是奉献的价值，还是宿命的悲哀。只能说，合拢工地上人人都在争时间抢速度，为合拢闭气出力流汗，我也不例外。
乡政府的干部在临时搭盖的简易房里，对着扩音器，用两片木柴敲击出快板的节拍，说着鼓动性的快板词，激励人们加快抢修的速度。芒草一时供应不及，梅田琯后村的妇女“劳力”在听到广播的呼叫后，几乎是来回奔跑地为拢口背芒草，这些勤劳纯朴的畲族姐妹，顾不上蓬乱的头发上挂满芒草屑，也顾不上休息，在风雪中把大口大口的热气吐成了一缕缕的白烟。二都村来支援的舢板船在港道中心的激流中来回运送土块。涨潮了，海水流进取土的地方。人们压好木板，撤到堤线上，海水失去了昨日的汹涌，温顺地在刚砌起的石护堤前迂回，亲昵地添吮着人们留下的泥脚印。经过飞鸾、梅田两个村和其他村赶来助阵的民工们的奋力围堵，塘堤终于顺利合垅了。这一天我们的工分是平常的两倍，大约也就人民币两元到三元之间。
塘堤合垅后，全线出水，闸门开通，塘内排水，滩涂经日晒风干，取土容易，行走方便，堤线加高的取土地点，便全部转向塘内，加高的速度更快。但随着堤坝增高，挑土上堤面的路就变得越来越陡。在烈日下，挑着百来斤的土担上坡，让人一步一喘气。只有在到达堤面时，那外面的海风驱去身上的燥热，让人长舒一口气。在堤外贴着石堤休息时，中、老年人一拨讲些日常琐事，年青人自然聚在一起聊天。
梅田塘从开工到峻工，历时两年。其间，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崩塌溃堤事故，也没有停工、复工记录，是一个很顺利很成功的工程。它的垦复耕种后，水稻种植面积大增，产量也随之大增，彻底改变了飞鸾、梅田两个行政村全部人口口粮的主食结构。无论将来当地经济发展前景多么美好，梅田塘围垦成功的这一历史功绩不应被世人遗忘。
濂坑村围垦新塘记实
1959年9月1日，濂坑村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人们怀着喜悦心情欢庆七都9.1人民公社成立（当时，濂坑村属于七都人民公社管辖）。当时，大队干部向公社党委提出了围海造田的建议，得到了公社党委重视和大力支持。10月，公社党委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六十条纲要，决定乘着公社化的优越条件，在濂坑村围海造田。
于是开始着手筹备围塘筑堤工作，公社所辖各大队抽出强劳力15人至20人到濂坑大队报到，由公社党委副书记林鸣朝任总指挥，统一安排，分配工种。山区大队社员负责到山上砍伐柴木草，肩挑到海边丙楼坪集中堆放，沿海大队社员配合濂坑大队社员下滩涂运海泥筑堤。
公社党委与濂坑大队干部和社员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塘基位置定在濂坑村北边的丙楼坪，到南边郑岐村港尾鼻，两头相向同时筑堤，合拢口预留在海滩最低处港汊中间，在丙楼坪边海滩上开排水道砌闸门。没有打石工人，条石困难，决定拆下牛头岗顶萨镇冰当年筹捐建造守御堡上的条石，运来砌造闸门；没有泥石工人，派人去聘请散布在宁德各地打工的泰顺县技工来设计和砌闸门；大队又选技术人员测量塘堤基础位置，并做好标记。接着打造工具，如：铲海泥的铲铧、切割海泥的割叉、滑运海泥的凹形长木板。社员们个个欢欣鼓舞，跃跃欲试，只等小潮水时开工。
开工的早上，退潮了，滩涂刚露出水面，动工鞭炮响起，社员们争先恐后把一束束柴禾芒草铺在塘基位置上，然后，由本村的铲铧手和割叉手带领社员们在距离塘基20米以外的滩涂上掘海泥。用柴锄把表面烂泥刮开，然后铲铧手用铁铧铲出一块块含沙量少的海泥，用手拾起，人工接力传送到塘基，垒在铺好柴禾芒草上面。用割叉分割的海泥是纯土质，粘性强，长方形规格比较统一，好垒砌，砌在外面不易断裂；就这样，像砌石头一样一层层往上垒，垒了三层海泥，整平泥面，再铺上柴禾芒草（俗称一页土），每往上砌一层，宽度就收缩一尺多，继续堆垒海泥，这样连续一层一层像塔形一样往上堆垒，到大潮日水涨平潮时，不能淹没为止。每完成一段塘堤，都要靠石搭船运石块堆放塘基脚下边，以防止新塘基崩塌。这种石搭船，是特制的围塘运石船只，船的甲板用特厚木板做成的平台架子，装有机关，石块可以在船上两边自动放落。经过几个月艰苦奋斗，塘堤基本筑成，只剩合拢口等待时机进行合拢，这次动用上场人员400多人，筑堤215米。
1959年，正值全民大炼钢铁，再加上宁德县要围垦东湖塘，兴修马坂水利工程，修建宁古公路，为了应付大炼钢铁和三大工程需要，强劳力几乎被抽调一空，濂坑围塘工程被迫停工下马。下半年，盲目地抽调劳力，造成强劳力所剩无几，农业生产上又乱指挥，导致农作物大量欠收，加上管理不当，到秋收季节，农地里地瓜无人挖掘，无人推切薯米，全部烂在地里，即使稻谷收割回来了，抽不出人工去曝晒，堆在场所里任凭发芽生根，收割来不及的，只好烂在田里。
之后，发生了60年大饥荒，食堂里经常断粮断炊，人们饥饿难当，围塘工程停工，塘堤只好让海水任意吞噬冲刷。
1961年党中央政策调整，农业生产才有复苏趋势，渡过饥荒。濂坑大队再度发动强劳力投入围塘筑堤，在毁坏的塘堤上修补，加宽加高，于1962年2月间合拢成功。
刚刚围的塘内滩涂地，含盐度高，需要淡水冲淡，所以到1963年上半年塘内才开垦造田，插上早稻，到夏季，人们兴高采烈收割早稻。1963年7月13日，插上晚稻禾苗不久，遇上6号特大台风袭来，在南边靠近港尾山地位置，塘堤裂开一个大决口。1964年9月3日，十四号强台风再度袭来，塘堤原来的决口更加扩大，还增加了好几处决口，塘堤更加破烂不堪。灾后，鉴于闸门口地势太高，退潮时塘内积水不能排干，同年10月份，决定在决口港汊最低处，投工投资垒砌闸门，再次修补加高加宽堤岸，又在堤岸外面垒砌石驳岸，以固塘堤，才得以成功，再开垦造田播种。1976年，西坡塘围垦成功后，这段海堤成了濂坑村与郑岐村来往的要道了。
注：割叉的一端是木制的，另一端是用长铁条打制圆形的，然后铁木尾端叉开合并一起固定，铁木的顶端用钢丝连接系牢，形V形。割海泥时，用渊铁条一端插入泥中，要保持与木制成垂直线，木制一端向外旋转90度，用力地把割叉平衡地拉出一块海泥就分割好了，长方形的，又快，规格又好。
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山区的社员见割叉海泥时又快又好，规格又标准，说：海边的人围塘筑堤泥块，是预先制好了藏在海滩里，要用时，海水退潮了，到那里顺顺便便轻易地搬出来，所以围塘是这么容易的。
七都奉御塘的由来
奉御塘的塘内包含“永保千秋年，福寿万年长”十个字号的分片田，及苏家塘、七星塘（七个小塘的总称）、太平址、企坋、孟顶、下塘溪、五里排等二十多个分片田。
建塘时间大约在宋、元朝之间，当时居住七都“讲堂”附近的李奉御家族，很豪富，在他的倡议下，召集蕉城部分豪富及七都村民一起投资投劳，创建了七都奉御塘。李奉御家庭在七都的消失是在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因为李姓家庭李月太、李六勾结邓茂七叛乱，失败后家庭不知去向。
所以称之“奉御塘”有两种说法：（1）为表彰创建该塘的带头人李奉御而得名；（2）据宁德蔡家德航老先生说，所以称“奉御塘”，是为表彰宁德知事李奉御创建七都塘有功而得名。
建成后，田随跟份，而投资者大部分为城关的蔡家、董家及其他姓氏的有钱人。后来每年的夏、冬收成季节，城关的田主就到七都来向佃户每亩收取二百斤左右的田租，约占收成的总量的40—50%左右。
马坂水利渠道
贯穿宁德沿海四都（四都、五都、六都、七都）的马坂水利渠道，经过七都镇、金涵乡、漳湾镇。主干渠长28.2公里，渠底平均宽2.8米，面宽平均7米，高（深）平均4米，分干渠长34公里，支干渠4条，计长30公里，设各种节制闸、涵洞、渡槽35座，主干渠流量5立方米/秒，灌溉面积1.3万余亩。
—
五十年代中期，宁德县委、县人委为保证农业高产稳产，认识到必须首先解决水旱问题，把水利建设放在第一位。1955年建成五里洋引水工程，1957年建成金溪引水工程。1959年县委、人委作出决定，修建马坂灌溉工程，11月成立马坂引水工程指挥部，由七都公社党委书记李心洁任指挥、县水利科副科长左兆兴、漳湾公社党委副书记林志吉为副指挥，总指挥部设在七都。12月1日整个工程全面动工，全县13个公社调集了11个公社的8150名农民工上场，高峰期超过10000人，沿着主干渠（马坂坝头至濂坑井上）以公社为单位，编成11个民工大队。如虎贝、洋中、石后等公社分配濂坑段开挖主干渠，七都公社分配在乐厝至秋山尾段，民工在各公社干部的带领下，自带口粮、菜金。实际由公社分配各大队（村）出粮食、办食堂，民工自带工具，各公社分段包干。
马坂引水工程拦河坝（石砌），位于七都公社马坂大队的七都溪河段，坝长107米、宽20米、高2.5米，于1960年2月建成。主干渠沿线的各公社民工，有分配到各大队（村），在自己大队包段的各地段上开挖，沿线红旗飘扬，晚上架灯夜战。在当时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大干快上形势下，民工们干劲冲天，从马坂至濂坑的16.5公里长的主干渠于1960年10月基本挖通，计完成土石方104万立方，其中石方1.51万立方米，投工101.7万工日，耗资84.82万元。
在“大干快上”的政治形势影响下，工程匆促上马，技术上没有规划、设计，更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拦河坝所处的河床地质状况不明，加上施工中缺乏具体的技术指导，一味追求早日完成，因此工程质量差，在1960年8月8日的一场洪水中拦河坝被冲垮。由于“大跃进”时期宁德县从农村抽调大量劳力投入各种工程建设，造成农村劳力大量外流，土地大量抛荒，粮食严重减产，人们不得以瓜菜及野菜、青苔、谷糠，甚至纸厂出的稻草浆填饱肚子。由于“难当的饿罪”，全县出现了病人多，死人多，外流人口多的“三多”现象，当时宁德县委根据上级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指示精神，决定马坂水利渠道（引水工程）下马。
二
1963年，宁德县国民经济有了起色，决定马坂工程再度上马，中共宁德县委于同年12月重新成立了马坂灌溉工程指挥部，由县长陈邦兴任总指挥兼党委书记，水电科长李心洁、水产科长任随保任副指挥。12月27日开工，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和定额管理（每个男全劳力负担义务工5个工日，每个工作日按各公社不同补贴0.4元至0.5元），这样一来调动了民工积极性，上场民工5000余人（按各公社配额），工程进展较快，16.5公里的主干渠按设计要求于1964年9月修整完成，右干渠1.2公里接到五里洋渠道，左干渠11公里，左右干渠流量达2立方米/秒。完成支渠15条，计长30公里，建节制闸，涵洞54座。至此，马坂水利渠道开始全线通水。
1964年11月修补道路桥27座，引水渡槽12座，但由于拦河坝被洪水冲毁，渠道引水只有2立方米/秒，经过3个月奋战，投工3万余工作日，花资金12万元，于1965年2月完成拦河坝基建，流量按设计要求恢复到5立方米/秒。
1965年10月至1966年8月，完成从濂坑井上经郑岐、增坂、下坂到西坡塘陡门头8.7公里左干渠，从陡门头分两条支渠：一条经骝屿、下仓、西岐、熨斗4公里；一条经门下到上塘8公里。至此，马坂水利渠道工程基本建成。
三
由于灌溉面积需要，从1971年12月起，马坂水利渠道继续延长，1972年6月开通岭后隧洞330米，使增坂干渠通过隧洞直接向漳湾、南埕供水。1976年开通熨斗隧洞186米，建漳湾渡槽130米。公路倒虹吸30米，门下隧洞462米，建成永安塘渡槽和上塘渡槽，共计完成支渠3条，长23.7公里；隧洞6座，长1785米；渡槽4座，长657米；大小倒虹吸3座，长260米。
1981年随着西坡塘垦区开发，马坂引水渠道又进行配套扩建工程，在六都段、濂坑坛亭段等处为起点，又建干渠8.7公里，流量1立方米/秒，经过四期修整，至1988年2月共完成土石方2077万立方米，投工4.35万工日，耗资4.034万元。
马坂水利渠道引水工程从1959年开工到1988年配套设施完成，前后持续了30年，为七都、金涵、漳湾等乡镇1.3万水田灌溉和七都和西坡塘等地淡水养殖供应水源，发挥重要作用，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
进入二十一世纪，由于当地大力发展工业区，农田被征用开发建设，马坂水利功能逐渐废弃，大部分渠道荒废。
忆六都水库建设
六都水库于1959年9月建成。在六都秋山尾村的后垅里，集雨面积三点三平方公里，库容五十一万立方米，土坝高十八点二米，砌石涵洞直径零点五乘零点九米，最大放水量每秒零点一四立方米，干渠一条，二千米，灌溉核定零点一四万亩，实际零点零四万亩，养鱼四十亩。
六都水库可称宁德县全县十大工程之第一个，它于1956年动工，1959年峻工，历时四年。起先是由六都乡民众自发兴建，主要解决上洋、三望洋一带旱地灌溉。全乡乡财资金投入，全乡每劳动力分摊四点五立方土方，凡年满十三周岁而未上学者男性为半劳力，分摊任务。笔者时年正满十三周岁而未上学，加上继父全劳力，一共六点七五立方土方。父母叫我去完成，我与堂弟一同前往后垅里挑土筑坝，母亲用地瓜和大米混煮半小桶，当午饭含点心，配有咸小带魚几片。约是三更时分二人从六都主村摸黑步行至秋山尾，经过荔枝树和山林的阴暗小路，那时我俩是小孩，虽身高有一米六左右，但身心尚未成熟，也很怕鬼。阴暗小路山林中可能有动物被我俩走路惊动，我俩反被惊怕。二人都不知后垅里水库工地在何方，二人翻越秋山尾山，见到工地坝区有火光，就沿火光入工地。这时天未亮，只能靠坝区火光照明走路挖土挑土。我俩各领一个木箱，土装满一个土箱，需挑三十二担，为一立方米。自己带锄头，土箕和扁担用工地的。我挑满一木箱，经工地验收人员验收后方可将木箱拆移开重新再装。天未亮时，我已完成一立方米土方，可是天亮时，拆开木箱后，见到我挑的土中有人头骨等，我怕得很，中午也吃不下中午饭，傍晚将饭带回家。笫二天再去，劳动一天，也不知完成任务与否。后来我病了，尔后，母亲送我上学堂读书。
回忆当年六都水库工地，有的用土箕扁担肩挑土，有的用“拖旅”车运土，那是很有风险的工种。我见朱彦城在指导，周爱花等人在工地收土票。他们在议论陈邦兴来工地检查指挥并参加劳动。后来，我见到了县领导陈邦兴，觉得也很平常。
工程开头由六都乡民办，后发展到全八都区人来支援，最后变成民办公助，全县民工都来建水库。为何知道是全县民工都来建水库呢？后来听说有一位女民工住在朱官容家，是来自飞鸾碗窑，她为父母完成任务，去做重活“拖旅”，得病后死在朱官容宅之彦乐店内。这才知是全县人来建六都水库。
在工地里民工怨气很浓，一些外乡人在骂，一些六都人在骂，骂乡长私心，借做水库为自已做风水。后来乡长祖上的墓被外乡民工挖成悬空的。
金涵平原上的工业、工程见闻点滴
宁德县的现代工厂，除城关之外，以金涵平原上最多、较早。
据亲历者介绍，金涵的工厂，早的建于五十年代末，乡人称为“炼钢铁”、“高产收”的“大跃进”时期。留下名声的有两三处，一处在今造纸厂址，是地区炼钢厂，准备用铁矿石炼铁；一处在国道大桥上游不远的左岸河滩上，叫“宁德县炼铁厂”，原料一用山涧中洗来的铁砂，二用各家各户的铁锅或其他铁器。前者时称“小洋群”，后者为“小土群”。还听说金溪右岸的“冥头墩”边，城关人称为“火筒竹”的地方，也有一处“蕉城公社炼铁厂”，建起数座高约三米的炼铁炉，用木制风箱鼓风。
我见过“地区炼钢厂”的一些痕迹。据资料称，这个工厂投资90余万元，但未出钢水。厂里一座高炉，傲视着金溪平原数十年之久，是这一带开辟洪荒的标志物，直到七十年代初，开始建地区造纸厂时才拆毁。到七十年代中期，还可以见到旧迹三处。一，矿洞。在今碧里电站后的山坡上，杂树掩映。洞口径约二米，未知深几许。二，引水渠。渠宽一尺，流量当在每秒十升以上，渠首在碧里龙潭，绕过山岗直抵工厂，全长至少有一公里。七十年代尚完整，渠中有流水。估计在造纸厂后大门的马路边今天可能还残留一段。三，办公用房。
办公用房为砖砌平房，似乎有两排。在今变电站后，距厂区还有一二百米远。七十年代时，有当地农民居住着，有的房间内养着鸡。炼钢厂建于此，可能是因为蔡洋岭山麓有铁矿石。我当时在山坡上除茶园草，有时就能拾到比重较大、颜色赤红的石头。石头含铁多是肯定的，但是否具备工业用途就另当别论。在蔡洋岭上某个地点，路边曾见过一眼圆井，井边有“煤”块。据说也是“炼钢铁”时期挖出来的。其实是泥炭，山区沼泽下多有，根本不能炼铁。
“高产收”指的是虚报农业产量，高得离谱。“炼钢铁”，指全民动员炼铁。1958年宁德全县“乡乡办工厂”，号称办了2200座工厂。其中炼铁炉有154座，炼出铁4000多吨，钢71吨。当然这些钢铁没有实用价值，徒费巨大人力物力。我小时候在县展览馆（今市医院）墙边见过牛头大小布满气孔的铁块，可能是当时送来做喜报的实物。放学路上，北门街某处“火烧坪”（具体地点记不得，可能就在城隍庙边的空地上）随手拾得一些同样布满气孔的铁渣，可粘住人的头发。这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若干年前，在金涵蔡洋岭的浮坪村，一位老者指着村头水桶般粗细的浮柴（蚊母树）说，这是五八年为炼钢铁烧炭而砍掉的大树桩上长出的新树。炼钢铁时，每家的锅都被集中到炼铁炉中“焖”了。老人说，锅本来是焖别人的，居然也有被别人“焖”的时候。
七十年代初，宁德县开始由手工业为主向现代工业发展。工业项目以大泽溪电站、地区茶厂、罐头厂、县合成氨厂及地区造纸厂规模最大。除电站之外，几座工厂都在金涵，其中合成氨厂和造纸厂在金涵平原西侧山麓。茶厂和罐头厂，在琼塘村地界。
地区造纸厂建在金涵大松岗后的蔡洋岭山麓，就建在五十年代末的地区炼钢厂的厂址上，1972年开始筹备，不久动工。工厂面积超过原来的钢铁厂，1975年，还征用了十来亩水田作为原料场。大约在1976年正式投产。1975夏年到1977年底，我在公社茶场务农，茶场就在造纸厂后约二三百米的山坡上。此时地区造纸厂处于全盛，干部工人估计在三百人左右，皆健壮有精神。工厂原料是山上的“篙秆”，就是五节芒老熟时砍下，成捆卖到料场。记得一百斤五元钱。
当时，五节芒并不多，春耕时农民要割些五节芒的嫩叶给牛当点心，连城关的农民都跑到金涵的溪里峡谷里头割。据说有的原料从古田县用车运来。
也收稻杆。有一次料场火灾，火势冲天，山丘一样的原料，次日就烧成了一堆灰。据说这座工厂本来是给阿尔巴尼亚的，后来关系有变，就给了工业基础差的闽东。总投资额达到400多万元，设计年产凸版纸1500吨。1976年后生产纸张，说是用来印刷毛著五卷。1977年，宁德县造纸厂从城关的北门外迁出，与地区造纸厂合并，厂址归了地区某单位。
合成氨厂建得早一些，在1974年就生产了。
县合成氨厂的厂址，原先选择金涵瓮窑、金涵竹林院和七都直浿洋三处，初定七都直浿洋。后来经过比较，金涵竹林院以“对面白圣义山，是断崖，既靠山、又隐蔽，水质好，具备建设（宁革生字（70）109号《关于年产3000吨合成氨厂重新定址的报告》。）”等优先条件，符合“小三线”的标准，最后确定于此。
早在“文革”之前，建立独立、“各自为战”的后方战备基地的思想，就影响着福建省各地工业项目的布局。1970年初，国家拟定“四五”国民经济计划时，要求抓战备，建设战略后方，建立包括闽浙赣区在内的各自为战的经济协作区，这就是“小三线”。福建省在当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发展“五小”，即小钢铁、小机械、小煤窑、小化肥、小水泥。提出建设这些工业项目时，要“靠山、分散、隐蔽”。当时还有“七小”的说法，就是加上“小电”和“小药”，以及“小围垦”等等。
资料记载，合成氨厂预计投资230万元，1970年开始动工，当年上级拨款134万元。到1974年大泽溪电站开始发电，合成氨厂也开始投产。工厂生产碳酸氨化肥，农民称为“臭氨”，设计能力年产3000吨。原料为煤，日用量三、四十吨。投产后，煤供应不稳定，产量也不稳定。1975年“整顿”时期，曾每月产氨肥1000多吨，在全省同类厂中名列前茅。
宁德县合成氨厂占地面积近30000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达到15954平方米。前门开在北边，后门在南边，生活区集中南边。四面有墙，工厂员工350多人。厂区边上有座竹林寺，是个古寺，那时似乎充作厂里的食堂。有一次我放羊路过，到里头要水喝，所见与普通民居没有什么两样，不见佛像香烛之类。寺边有一处深潭，水极清洁，因水深呈乌黑色，厂里用这里的水制化肥（数百米外，造纸厂的水源亦在此），工人上完班，全身粉尘，就到潭中洗水。到1976年之后，工厂领导将每日“超产”的化肥（称为“氨头”），与一些农业集体换生猪，再将猪肉补贴工人食堂，因此当地农民都羡慕合成氨厂的工人。我放羊进溪里峡谷，屡有经过其北大门前，但进厂次数不多。常见有小型拖拉机，驮着一个水箱，箱中装着氨水，突突突在公路上跑。厂里用煤，因此建筑、地面一片乌黑，烟囱也冒着黑烟，远不如五六百米外的造纸厂来得清爽。
茶厂与罐头厂，建厂时间略迟于合成氨厂。因为路途较远，只在工厂放映电影时，去过一二次，因而情况不太清楚。建厂之前，这一带大约是园地和水田。听说公社化初期，这里还有个养猪场，集中各家各户百余只猪养着。
建设这些工厂，前提是有电。在此之前，宁德县一县用电量很少，全年只有一百万瓩左右，自然不能满足这些中型的工业企业的需要。后来，大泽溪电站于1974年春季开始发电，使宁德现代工业得以起步。恰在此时，我与全年段十个班的同学，徒步翻越三望山，到大泽溪电站住了数天。名为“学工”，实际上是参观。除大坝、厂房、压力管、机器留下令人惊叹的印象外，工棚食堂里的“广东焖”红米，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
大泽溪电站是宁德县现代工业最主要的标志。电站在金涵设一变电所，就在公社茶场下。工人十余人，看仪器的工作不怕风雨，收入稳定，在当地农民看来，是另一阶层的人物。
其实，宁德县较早时打算建设金涵电站。在宁德县革命委员会刚刚成立的1968年底，就向地区报告，“完全有必要续建金涵电站”。据资料说，这个电站发电量有1500瓩，而且“地势隐蔽，易于施工”。但后来上马的是大泽溪。所谓“续建”，是指“大跃进”时期已开始修建金溪电站。由于工程规模很大，当时根本无力建设，因此很快就下马。此事详情，需当事人回忆。金溪电站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再开工，1987年发电。但是，金溪电站的上游，有一座罗源百丈电站在七十年代初就开始动工了。这座电站利用了百丈龙潭瀑布的水头落差，厂房建在瀑布下游数百米处的溪边。1976年初我到过此电站，时未完工，山坡上还是施工现场，因此从龙亭岗可直下溪谷，涉水过溪（溪中堆满了基建的石渣），再从罗源电站边公路上到瀑布上端，沿公路往中房街。直上直下，用时记得需要二个小时。这座电站先建成，金溪电站就不能修一座有容量的水库了。
这些工厂奠定了宁德县现代工业的基础。但工厂对当地农民影响有限。我们挑担子，大都要绕过造纸厂的围墙，多走百多米的路。有一郑姓知青曾“闯”过前门，但过不了后门，只得再回头，多走了很远的路。除了这些工厂，金溪平原上似乎连手工业都很少。有个浙江人，在涵道村开个小铺打锄头，是当时很少有的。
七十年代初兴建金涵水库，是万众参与的一项工程，“史无前例”的景象让当地人大开眼界。
水库建于七十年代初。1971年10月，金涵水库动工。据资料显示，水库总库容1600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3.77万亩，水库大坝为粘土心墙堆石坝，坝顶高程84.7米，实际高40米，长320米，顶宽5.7米，加上隧洞、渠、溢洪道等配套工程。这是宁德县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
水库建设前只到过这里一次。小学生时到这里割早稻。与同学在岭尾溪和里占溪汇合的水潭中游泳，在栏头村某农舍边休息。水潭方圆十几米，深不见底，夏日照耀下水色碧蓝，潭边尽是拳头大小白浄的卵石。读中学时，随队到水库工地劳动好几次。1974年初春，全年段学生一同穿过水库工地，经由里占村，攀岭到三望、林下洋，翻山到大泽溪电站“学工”。数日后，由石壁岭下，再经水库工地，回到城关。前后几年间，亲眼见几个篮球场那样大很深的地基，不断填土，最后成为一座山丘般的大坝。
水库大坝建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进展不快。大约在七三年到七四年间，全县集中了两万余人上场“会战”。当时宁德军分区赵司令员坐镇指挥，以军事化的方式组织施工，夜以继日，大坝很快过了拦洪的标准。到1974年，“金涵水库仍然是县里的重点，省地委要求年底大坝要完工”，因此，水库工地一直都十分繁忙。
1974年底（《1974年8月29日两委扩大会议纪要》。）或1975年春，我以民工身份，在水库工地上劳动了个把月，拖土，挖土，挑土。工地上机器很少。坝头打石用风钻、坝面填土打夯有几架半人工的土制打夯机。大部分工程以人工完成。数百成千运载着黄土的板车首尾相连，逶迤数里，依次排到坝下。那时，好像大坝土方似乎已接近完成，因此要用“爬坡机”，就是用一种土制的缆车，钩子勾住板车，从木制斜道上拖至坝顶。
全县各公社均抽调劳动力参加水库建设，包括虎贝公社也有民工前来，城区干部、学生、居民多次参加无偿劳动。工地上集中了很多人，大坝前的山坡和村庄，处处可见简易搭建的工棚。工棚单层，用油毡遮雨，竹片或“稿杆”做墙，内以杂木支撑出两层的床铺。大的工棚，估计可住百人以上。一次从琼堂村后山走夜路回城，从山上看去，库区工地一片灯光，恍如城市。
当时建金涵水库时，听到的“意义”主要是灌溉，能够提高粮食的产量。到1977、1978年，金涵水库的左、右干渠的配套工程，主要是漳湾的南埕、王坑、拱屿等地以及蕉城公社的靠海的一些大队地域内的渠道建设还在进行，这些工程是当年农田基本建设重要任务。不曾想到，于七十年代建成的水库，后来的功能转化为提供城市用水，成为宁德城市发展的命根子。
后来从资料上看，这座水库对宁德县来说，工程量极为巨大。建设期间，全县总计投入工日410万个，投资934万元，至1975年底，水库基本工程结束，开始蓄水。历时近4年多。
难忘沃里油茶场
宁德飞鸾白马山前，有一个小山村叫沃里，不过百来户人家，平时不怎么显眼，可在1958的火红年代，这里却因为出现过一个由粮食系统创办的油茶场，也曾经远近闻名，风风火火过一个时期。
千山花白万里香飘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白马山附近的沃里、沃坪一带群山荒丛中，生长着许许多多大小、疏密不同的油茶树。也不知是盘古开天地时留下，还是那一代祖宗种植的，人们都已无从查考。这一带虽然土壤肥沃，但由于荒草、树木的侵扰，油茶树身矮小，无法与之争夺阳光、养分，生机受限，生长不好，大多无法开花，能结出果来的很少，因而少有人光顾。年复一年地自生自落，或烂入土壤，或生长发芽成新树，代替老死枯萎的一代。数千年延续下来，偶尔有些好事的人，也拣了一些回去，用土设备压榨出一些茶油来，作为点灯、供佛，或妇女们养发之用。
1958年，中央作出发展木本油料作物，大力垦复、种植油茶、油桐指示后，福建省林业部门曾派出勘察队到各地进行过踏勘，其中一个组到过宁德的白马山一带，发现了这一大片天然油茶树，十分惊喜。据他们估算，大约有1.5万到2万亩之多，便向省里和宁德县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对此林进行垦复利用。并提出在地势较为平坦的沃里村设立油茶场。
建议得到省粮食厅（油茶属粮油作物，当时由省粮食部门管辖）和宁德县委重视，宁德县立即行动，由县粮食局出资，并委派范学胜同志为场长，从县里抽调数名干部组成班子，在飞鸾乡、社帮助下，赶赴沃里村筹备。他们借用沃里村一祠堂设场部办公室，并从飞鸾，三都附近乡镇农村抽调300多名农民，自带生产工具和日用品赴沃里集中。油茶场将这些人分别编成四个中队，各任命了队长、副队长。在当地干部带领下，分赴沃里、沃坪、施家山、高忠洋等4个村，借用当地群众房子住下来，立即开始披荆斩棘，对那里荒山中的油茶林，展开轰轰烈烈的垦复工作。
经过1958—1959年一年多时间努力，他们共垦复油茶林13000多亩，对林木稀疏地块，则用新育苗木进行适当补植。同时，为提高经济效益和林木生长速度，还进行林粮间作和多种经营：由省粮食厅从印度调来核桃种子，种植5000多亩；省、县粮食局，还供应多种经济作物种子，如玉米、花生、荞麦等，各种500多亩。
原始油茶树经垦复，除去杂草、灌木后，面目一新，因享受到充足的阳光和养分，很快便开花结果。1959年入秋后，白马山上油茶树，到处结果累累，场里300多名人手不够，还发动附近各队小学生帮助一齐采摘，当年便收下油茶籽100多担，（第二年又收了近200担）上交给国家，为荒年粮油供应缓解了部分困难。
茶籽采摘后，养分集中在花蕾上，油茶树便很快开出白花，为来年生育引蜂传粉。1959年秋冬之际，油茶场附近的白马群峰千山万壑，处处白花遍地，形成一道特别风景线，着实喜人。省粮食厅为推广油茶生产，便在沃里召开示范现场会，全省各县100多名代表集中到这里现场观摩。沃里村一度呈现旷古未有过的热烈场面。
援农救荒开发中止
正当油茶场热火朝天地进行经营建设，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时候，我们国家却遭遇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农业全面歉收。当时白马山上各乡村农户，每人每天只供应半斤原粮（稻谷），农民饿得没法，只能上山找野果挖野菜充饥，浮肿病人成千累万，田园大量抛荒，无人耕种。有些地方草长得比人还高，许多乡间道路都被蔓草侵蚀，或只剩下中间小小一条通径，当时有一首歌曲形容当地景象：
登临白马看荒年，山雾茫茫不见天。
万落千村无煮火，家家户户断炊烟。
黄颜衰老门边倚，大肚男夫床上眠。
乱草逢蒿埋路径，山猫野兔寝田园。
四邻但听妇婴哭，百里不闻鸡犬喧。
这就是令人至今难忘的一九六0年。
当年秋冬，党中央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号召。各地区各部门迅速调整了工作部署。各项正在建设中的工程和厂场纷纷下马，遣散由农村抽调来的农业劳动力，让其回乡种田救荒。油茶场本属农业生产场地，按上面精神，没有强调一定要下人，但因为来的都是农村主要青壮年劳力，这时农村开放小自由，允许农民小规模开荒和种自留地，自己产粮救荒。
这个政策对他们有很强吸引力，因他们来场后，家中大多留下妻儿和年迈父母，看见别人都在热烈地开荒种粮，家属当然都盼望他们回去。因此，在场无法安心生产，个个归心似箭。场里范学胜等领导们研究后，认为“留下人，很难留下心”，“留蜂不做蜜”。因此干脆开会宣传当前政策形势和油茶场前景，并宣布让工人们自己选择，来去自由，自愿留场者让其留下，给予一定工资待遇；愿意回农村的，一律让其自由回去。这一宣布，300多人中一下子走掉90%，只剩下30来人，场部决定撤消原来四个中队，将所有留下来的人集中到沃里所在地来，组成一个队继续工作。
为适应当时种粮救荒形势，油茶场决定暂时停止油茶的垦复和种植，1961年1月起，全力集中于种粮和发展肉、菜等食品生产，多种经营，以适应饥荒形势。为让留者安心工作，便利用场里自产剩余粮食，适当地提高劳动工人的食粮补贴标准（每个参加劳动生产者不论干部、工人每天每人给予半斤实粮补贴）。在那个人们只问食粮多少，不计较工资的年代，这样高粮补，自然巩固了留场队伍。
当时许多外地工厂，工程纷纷下马，都向原籍地遣退工人，其中原属农村来的退回农村去，原属城镇人口的，宁德县为了不增加城镇人口，减少粮食供应，便成立“压缩城镇人口办公室”（由马国祚当主任），将这些人全部往三场（农场、林场、茶场）遣送，沃里油茶场因此又暂时接收了几十名城镇户口的工人。
1961年，当闽东各地处在半饥饿状态，人们都在为粮食、农副食品供应不足而苦恼的时候，沃里油茶场却获得粮食和各种经营大丰收。全年共收下薯米200多担（因山猪猖獗，大部被毁），养羊300多头，牛20多头，蛋鸭400多只，菜鸭、鹅等200多头，使职工生活得到极大改善。
保种保粮存亡之战
1961年春，宁德饥荒严重，中央福建省委为追究有关领导人员责任，宣布改组宁德县委，派出以肖文玉、王安珍为首的5人工作组，按管宁德县委工作，原来的县委常委8人中，包括第一书记史光华，第二书记王峻峰在内共6人被停职反省。工作组号召全县人民投入抗灾救荒，并大量从外地调粮支援。粮食供应已被压到最低点，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定量減至21斤，农村人口每人每天只分给半斤原粮（稻谷或薯米），除了“瓜菜代”外，家家户户都上山下田，找野果野菜，挖蕨根，“猴毛头”等充饥。在那个年月里，不但生产队集体地里粮食，甘茹等保不住，大多被人偷收偷挖，有的乡村集体食堂、仓库也被盗，甚至连种子都保不住，被偷光了。鉴于这种严重状况，接管宁德工作的省工作组领导提出“保种，保粮，保命”口号。要求各级干部，切实保好粮种，以备来年春耕。
沃里油茶场是国营场，口粮原本可由国家保供，但该场范学胜场长（以下简称老范）颇有远见，他看到白马山一带乡村灾荒十分严重，许多队连种子都吃光了，预料到1961年春耕种苗肯定是个大问题。水稻谷子或可由国家调给，但作为当地农村主粮的甘薯种很难留住，一旦被饥民吃光，大量的山坡农地春耕季节会因无苗可种而抛荒，将造成更严重后果。因此，他决定把当年场内所收获的甘薯，能用作种子的全部留下来，并在场部及附近砌窖保存。
1961年春初，当沃里大队粮食收光之后，一些饥民便把目光盯到油茶场甘薯种上，场外保存的看不住，连连遭窃，渐渐被偷光，最后只剩下场部围墙篱笆内的几窖“保命种”了，场里就连日连夜的加强了警戒。
一个月黑风寒的晚上，工人们睡下不久，外面忽传来“不许动，站住！再动，我就开枪”的喝声，只听篱笆叭喇一声，一个瘦影越出墙外逃跑了。原来当天下午，沃里村一个叫“猴鸡”的人，曾在篱外窥望一会，被场干部朱某某发现，因此人曾有小偷小摸前科，偷过场里不少农作物，老朱认为他看了路径，晚上肯定会再来，因而早早地埋伏暗处等待，果然不出所料。不过这次虽然未抓住他，却已把他吓得屁滚尿流，从此后，沃里村几个善偷者再也不敢踏进油茶场一步。剩下数窖薯种终得保了下来。
1961年开春后，由于“自由一季”政策的贯彻，允许农民开荒、种自留地，农村抛荒土地逐渐被开垦起来，可这时正如老范所预料的是：春分将至，各地找不到薯种育苗，干部，农民急得像热锅上蚂蚁，毫无办法。这时油茶场便把场部附近黄土坪一块5亩多的新开荒地，用高竹篱笆围圈起来，把保存下来的甘薯种全部下到那里，并筑起草楼，派4个工人、干部，带上枪支武器，日夜轮班护守和进行施肥浇水等培育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终于长出茁壮薯苗。各地社队干部农民闻讯，纷纷前来登门求供，油茶场一时门庭若市。来者除飞鸾附近各社队和本县各乡镇外，邻近的罗源、连江和福安、寿宁等地农民也来求援。由于货源紧缺，当时市场薯苗价高得惊人，每百株从开头卖五、六元，后来涨至八、九元。油茶场供给他们的，只算1.5元，但为充分发挥种苗效能，每人只限供500—600株，不让多买，让他们拿回去后作为母苗扦插培育，待长出藤蔓后，再剪下种植，这样每株又可分植四、五株至七、八株，为当时缺苗社队和农民解了燃眉之急，为宁德救荒和农业生产复苏立下了汗马功劳。
薯苗的紧缺，偷苗现象也相伴发生。但因油茶场看的紧，外有高高的竹篱，看守的人又掌握武器枪支，偷窃者不敢造次。强偷强抢不行，于是就便用种种手段，勾通内部看苗的人来设法偷。
一天晚上，天很黑，下着蒙蒙细雨，我和老范、工人陈占好三人在场部谈了一会工作，因不放心苗地，便一同去看，半路上一个人迎面匆匆而来，老范打起手电筒一照，发现他棉大衣背后露出几株薯苗来，而此人正是负责看管茹苗的生产领队陈某某，老范叫住，把薯苗卸下，共6捆，600多株，老范问他拿给谁的，他吱呀不语。后经查明，此人系与沃里村一妇女关系不正常，那女人向他要，他不得已才去冒险，监守自盗，偏偏又被碰上。因此人是场里生产领队，平日里工作积极负责，很被看重，老范交代我们不要声张，给他保留面子，以利此后工作。但纸终包不住火，后不久，还是传遍了全沃里村，只得将他换了。
是非功过谁与评说
油茶场自1960年遣散大部人马支农后，开发基本停止，此后便未再上人，30多人的队伍虽时有进出，但基本上一直保持到1962年下半年。由于农业形势大大好转，粮油短缺现象已大为改观。这时，国家对企业经营提出“整顿、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油茶场的主办单位——宁德粮食局，它是属于商业单位范畴，要执行经济核算的。1958年，当上级决定把建设油茶林场任务交由粮食部门经办的时候，那是“大跃进”运动特殊时期，他们在匆忙中接过这个担子，当时确实没有人敢去考虑经营效益的事。4年的经营现实，使他们不得不面临着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油茶属木本油料作物，是个需长期投资才能产生效益的项目，一片油茶林从种植到开始收成，起码5—6年时间，核桃树更要9年，前期管理成本浩大，要有相应的资金长期不断投入，才能有效果。垦复天然油茶林，固然成效快，当年就能见效，但由于天然茶树品种不齐，产量少，管理起来颇费工夫，难予规范，经济上往往收不付支，更划不来。
其二，实行林粮间作，本来是林业投资中实现长短结合，降低成本最好方法，很多林场都实现了，效果很好。但沃里这一带，当时山猪活动猖獗，油茶场种下的数百亩玉米、高梁、花生、荞麦等作物，全部被毁，颗粒无收，种下的200多亩甘薯，也被毁之过半，余下部分，还是依靠筑楼派人日夜看守，才得以保存下来。因此，在这种地方，林场要实现自给经营很难做到。
总之，油茶林场是个必须靠长期投入经营才能有成效的事业，粮食局没有更多的资金来支付长期亏欠经营。在粮油供应困难年代，它的存在也许还有必要，但1962年后，随着农业形势好转，油料供应不那么紧张了，它的存在就失去前提和基础。
油茶场从1958年兴办到1962年，其间共经历了4年多时间，究竟它的兴办，是功，还是过？给国家、人民带来的是利、还是害？它的上马，是对，还是错？其间，人们曾经有过不同的争论和见解：说功者认为：油茶场大干快上，干部、工人艰苦创业，短时间内就创出成绩，是个创业典范；况且，在它存在的1958—1962年期间，为国家生产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和油料，为上级部门供给了部分肉、蛋等食品，缓解了当时部分灾荒困难。并在困难岁月里，对沃里村饥饿农民借出一些粮食，救活了不少饥民。特别是在苗荒的1961年春天，为当地农村农民供应了成百万株薯苗，为农业复苏，立下了不朽功勋。办场过程有一定损失，但是功大于过。
说过者却认为：上油茶项目是盲目经营，垦复花了那么大力气，劳民伤财，最终还是放弃抛荒，浪费了大笔资金，得不偿失，本是不该上的项目。
不过，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判断事情，不能离开那个时代背景，沃里油茶场诞生在“大跃进”年代。那时国家严重短缺食用油，在“以粮为纲”方针指导下，为避免粮油争地，提倡大力发展不占田地的木本油料作物，这个方针在当时无疑有它正确的一面。1962年后，随着农业形势的好转，粮油生产的恢复，食油紧张的缓解，再不用费大力气，不计成本地去搞木本油了。它的历史使命，到了终结的时刻，及时退出，也是正常的。当然应该承认，油茶场的仓促上马，其决策过程显然过于粗糙，不妥之处，也可引为今后教训。
1962年底，粮食局经过县领导同意，决定把沃里油茶场移交给有专项事业经费开支的县林业部门，合并到飞鸾林场，由林业部门管理。而飞鸾林场接收后不久，又因自身原因，被缩减为飞鸾林业经营所，人员规模大大缩小，管理上力不从心，只得放弃了沃里这块地盘，把全部人员迁移到飞鸾浦岭，原来经营的万亩油茶林和核桃树等作物全部交给当地农村大队代为管理。
曾经风风火火一阵的沃里油茶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它的暂短使命。而它的辉煌故事，长久留在当地几代人民心中。
是非功过谁与评说
油茶场自1960年遣散大部人马支农后，开发基本停止，此后便未再上人，30多人的队伍虽时有进出，但基本上一直保持到1962年下半年。由于农业形势大大好转，粮油短缺现象已大为改观。这时，国家对企业经营提出“整顿、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油茶场的主办单位——宁德粮食局，它是属于商业单位范畴，要执行经济核算的。1958年，当上级决定把建设油茶林场任务交由粮食部门经办的时候，那是“大跃进”运动特殊时期，他们在匆忙中接过这个担子，当时确实没有人敢去考虑经营效益的事。4年的经营现实，使他们不得不面临着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油茶属木本油料作物，是个需长期投资才能产生效益的项目，一片油茶林从种植到开始收成，起码5—6年时间，核桃树更要9年，前期管理成本浩大，要有相应的资金长期不断投入，才能有效果。垦复天然油茶林，固然成效快，当年就能见效，但由于天然茶树品种不齐，产量少，管理起来颇费工夫，难予规范，经济上往往收不付支，更划不来。
其二，实行林粮间作，本来是林业投资中实现长短结合，降低成本最好方法，很多林场都实现了，效果很好。但沃里这一带，当时山猪活动猖獗，油茶场种下的数百亩玉米、高梁、花生、荞麦等作物，全部被毁，颗粒无收，种下的200多亩甘薯，也被毁之过半，余下部分，还是依靠筑楼派人日夜看守，才得以保存下来。因此，在这种地方，林场要实现自给经营很难做到。
总之，油茶林场是个必须靠长期投入经营才能有成效的事业，粮食局没有更多的资金来支付长期亏欠经营。在粮油供应困难年代，它的存在也许还有必要，但1962年后，随着农业形势好转，油料供应不那么紧张了，它的存在就失去前提和基础。
油茶场从1958年兴办到1962年，其间共经历了4年多时间，究竟它的兴办，是功，还是过？给国家、人民带来的是利、还是害？它的上马，是对，还是错？其间，人们曾经有过不同的争论和见解：说功者认为：油茶场大干快上，干部、工人艰苦创业，短时间内就创出成绩，是个创业典范；况且，在它存在的1958—1962年期间，为国家生产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和油料，为上级部门供给了部分肉、蛋等食品，缓解了当时部分灾荒困难。并在困难岁月里，对沃里村饥饿农民借出一些粮食，救活了不少饥民。特别是在苗荒的1961年春天，为当地农村农民供应了成百万株薯苗，为农业复苏，立下了不朽功勋。办场过程有一定损失，但是功大于过。
说过者却认为：上油茶项目是盲目经营，垦复花了那么大力气，劳民伤财，最终还是放弃抛荒，浪费了大笔资金，得不偿失，本是不该上的项目。
不过，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判断事情，不能离开那个时代背景，沃里油茶场诞生在“大跃进”年代。那时国家严重短缺食用油，在“以粮为纲”方针指导下，为避免粮油争地，提倡大力发展不占田地的木本油料作物，这个方针在当时无疑有它正确的一面。1962年后，随着农业形势的好转，粮油生产的恢复，食油紧张的缓解，再不用费大力气，不计成本地去搞木本油了。它的历史使命，到了终结的时刻，及时退出，也是正常的。当然应该承认，油茶场的仓促上马，其决策过程显然过于粗糙，不妥之处，也可引为今后教训。
1962年底，粮食局经过县领导同意，决定把沃里油茶场移交给有专项事业经费开支的县林业部门，合并到飞鸾林场，由林业部门管理。而飞鸾林场接收后不久，又因自身原因，被缩减为飞鸾林业经营所，人员规模大大缩小，管理上力不从心，只得放弃了沃里这块地盘，把全部人员迁移到飞鸾浦岭，原来经营的万亩油茶林和核桃树等作物全部交给当地农村大队代为管理。
曾经风风火火一阵的沃里油茶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它的暂短使命。而它的辉煌故事，长久留在当地几代人民心中。
昙花一现的专区钢铁厂
宁德的金涵乡，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人也许还会记得，当年曾经有过一个远近闻名的大企业——福安专区钢铁厂。是“大跃进”运动中产生的，它的来去颇为奇特：1958年8月，从四面八方一下子聚集了数百人队伍，热火朝天地开山修路，动工筹办，日夜不停地赶工，地、县领导也时时亲临督促，人们总认为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企业。可至1959年8月，却又急急地一下子全部遣退人员，悄然下马。其间不过短短的一年时间。真可谓“昙花一现”。那么这个厂当时的上马、下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狂热的时代背景
1958年，人们习惯认为是“火红的年代”。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口号鼓舞下，为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伟大理想，在各地城市、农村中广大干部群众热情奔放，大办工业，大办钢铁运动轰轰烈烈。从四月初发动全民上山找矿起，闽东十个县（包括连江、罗源、长乐）共11万人上山，发现矿点1550处，经认定后有1150多处。矿藏中有铁、铜、铅、锌、钨、钼等。据当时有关人员的概略估算，认为有铁矿162处，估计藏量85万吨以上；铁砂540处，869万吨；泥煤3654万吨。在这些所谓“成果”鼓励下，钢铁生产指标也层层加码，步步提升：6月份以前只说一年要完成几千吨，7月18日地委扩大会议一下子提出下半年要产3万吨。当即动员七、八万民工上场，挖矿，洗铁砂，建土高炉、喇叭炉。八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58年）产钢1070万吨号召后，地方再一次加码，福安地区提出上场民工30万人，日产三百吨钢铁，向国庆献礼号召。到10月14日，又加码至上场65万人，要求日产800吨，后又加至1000吨。当时正值秋收时节，由于大批农民工上场，造成稻谷，甘薯作物无人收割，而烂在田里现象。
在大量土法炼钢铁上马的同时，“土洋结合”的口号也被提出来，于是，像专区钢铁厂这样的“洋”企业也就应运而生了。
草率的决策过程
当年由于“反右倾，鼓干劲”和“拔白旗，揷红旗”运动影响，许多干部在运动面前，往往明哲保身，不敢反映现实，不敢讲真话，这为错误决策的顺利推行，提供了客观的环境和土壤。
专区决定办钢铁厂，大约是在1958年的七月份，起初在福安筹办，后来大概感到环境不太适应，筹办组的人员便分别到各地走一走，寻找更合适地点。当他们一行人到达宁德时，县委第一书记史光华，第二书记王俊峰，极力想争取他们来宁德办厂。王俊峰便赶到地质队找了队长包邦琨同志。当时宁德地质队刚刚建立，队员20多人都是“半路修行”，临时拼凑组建的。其中李鸿声、高炳坤、刘瑞燕、邱智森和我5个人参加过省永春地质培训班两个多月培训，算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一些知识，而后面来的十多人更简单，大多是商业系统人员，从各公司抽调的，他们只参加学习9天基本知识，便匆匆上阵，工作起来自然困难很多。包邦琨同志如实地向县领导汇报了当时情况：宁德共发现矿点260多处，其中铁矿30多处，主要分布在官岭、禅地、金峰、三望、莲峰、黄柏、天山、牛头里、铜镜等地，根据初步勘察，比较希望能成矿的只有黄柏、官岭两处，黄柏储量初步估算约十五万吨，官岭约十四万吨，两地合起来不到30万吨，要办大厂恐怕不够。王听后，很不高兴，大批我们右倾、保守，说：“你们能确定宁德无矿吗？如今后找到了，你们怎么办？”这样，地质队的人自然都哑口无言了，谁还敢再说？他要包邦琨同志在面对地区厂筹备组时，多说一些正面的话，把宁德地质前景吹一吹。多找一些有希望矿点说一说，要力争这个厂到宁德来办。同时王也吸收了我们反映现实，对办厂地点，做了初步规划：他认为宁德现有二条公路正准备开，一是通虎贝、古田的宁古公路，二是八都至霍童的八霍公路；此两条路通后，可以让官岭，黄柏两个点的矿一齐集中运到三屿一带，在三屿设厂冶炼。
正当地、县领导因矿藏不明，在办厂地点上徘徊犹豫，定不下来的时候，省里来了物理探矿队（简称物探队），并带来探矿仪器“物理探矿仪”（简称“物探仪”），据说这个仪器可以根据磁场原理和仪器中不同光谱来确定矿藏所在和大小。他们在宁德各地走了一遭，回来汇报说，宁德城关西向山脉和三都牛头山振荡波都很大，这两地会有大铁矿存在。这么一说，让地、县领导大为兴奋，他们认为矿藏可以落实了，便草草地作了决定，把办厂地点定在宁德城郊外的金涵乡。
后来事实证明，这些物探队员当时也是新手，因对仪器操作不熟悉，引发了失误。
大干快上——火箭的速度
从火红年代走过来的人们，大都记得1958年，当时宁德城关许多单位的办公室墙上都排列着一幅图，上面画着：火箭、飞机、汽车、黄牛、田螺五样东西，它代表着五种行进速度，要求人们要以火箭、飞机的速度工作，最少也要学汽车的速度来跃进，不能像黄牛那样慢腾腾地走，更不能像田螺那样爬行。这五样东西下面分别划了五个框，给单位每个人都制一份木牌或纸牌名片，每月进行一次评比，然后按照每人工作情况分别往上面挂，谁被挂上黄牛，就挨批，挂上田螺就要被拔白旗拔掉。这样的气氛下，人们自然毫无悬念地都争以最快、最积极的态度来执行上级分配任务。
那时，专区钢铁厂的筹建正是以火箭的速度进行的。
大政方针确定后，当时的地委吴书记亲自深入工地指导，并组建钢铁厂基建指挥部，由宁德县委第一书记史光华挂帅，担任总指挥。并从地属各单位迅速抽调180名干部职工（其中干部69人）到职开始筹建工作。
他们进行工作主要有：
一、挖厂址，修公路。8月9日从宁德和各县抽调的民工数百人开始上场。把金涵山边的两个小山头铲平，开出一大片几百亩平地，修建厂房。并开通铺设了从金涵厂址到单石碑和到琼堂连接的两条公路，前后共使用了114577个单工日。
二、建高炉，造设备。在省冶金厅设计院工作组李金玉、于旭等专家指导下，由福安通用机器厂负责承建。该厂动员600多名工人，日夜加班奋战，他们以无比的热情，提出：“轻伤不下火线，跌倒再爬起来”口号，奋战了四个多月，动用了4.5吨钢和36吨铁，耗去15.3吨焦炭、5.11吨木炭，和5吨石灰石等原材料，建成重达32吨的大量的生产设备，其中有大管36件、小管189件。
整个基建到1959年一季度结束，共建成28立方米高炉一座，热风炉二座和30米高烟囱一座，此外还有水道、蓄水池等大批工程。
三、购置了价值27万元的大批配套设备，主要有鼓风机、煤氧机、转炉、变压器等。
地质队的苦恼
钢铁厂建设者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日夜加班争时间，赶进度，他们的信念是一定按上级号召为在1959年第二季度建成投产而奋斗。
这时候最苦恼的自然是地、县地质队了。省物探队留下一个“宁德有大铁矿”的结论后，拍拍屁股走了，此后就不曾再来。剩下的问题自然要地质队来找答案，地质队员重新走遍宁德的山山水水，原先发现认为比较有希望的30多个矿点，经过挖槽、探井等勘察结果，却一个一个地被否定。不是储量太少（不过几十吨，几百吨，能上千吨的很少），或是铁含量过低（含Fe大多在40%以下），按当时技术，根本炼不出铁来。连物探队认为有大储量的牛头山，经过详细勘察，也被否定了。这时已经临近1958年年底，距离投产日期已不远，地、县领导这才急起来，但他们还是相信物探队所说，坚信宁德会找到铁矿，不相信这些地质队员“土八路”的结论，总认为他是“右倾，保守”。于是，把地、县两个地质队五十多人全部集中到宁德西面山上，下了一道死命令，命令他们：“务必在1959年春节前找出矿来，否则，谁也不准回家过年。”这一年年关，偏逢气候不好，阴冷，寒风刺骨，雨下个不停，地质队员们一个个穿着雨衣，拿着铁鎚，铲子，沿宁德西山直至金涵一带，一路敲打挖槽，不停地找，几乎每天都带回来几十块类似赤铁矿的岩石，可拿到化验室一化验，一个个目瞪口呆，其含量都在40%以下，最高的不过42%，根本没有开采价值。当时我在化验室工作，记得有个队员半开玩笑地说：“你高抬贵手吧，能不能报高一点，让我们回家过了年再说好吧。”我说：“让你过关了，将来炼不出铁来，我要坐班房去。”不过当时地质队和地、县领导也曾怀疑是我们技术差，化验不准。他们也曾几次把同样样品备一份拿到省冶金厅研究所和省地质局化验室化验过，得出结论还是相去不远，因此才作罢。
这些队员直到除夕那一天下午才让他们回家过年，年后又继续勘察，一直到1959年上半年，找遍宁德的山头水角，始终找不到合格矿藏。
无奈的归宿
用高级耐火材料精细砌成的28立方米高炉和高达30米烟囱，破天荒地耸立在金涵原野上，宁德人民第一次见到一个大工厂雏形，几乎人人赞不绝口，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时工厂领导层已经焦急万分，他们知道自己近乎一年的努力行将灰飞烟灭，由于周围找不到原料，工厂的前途命运已经注定了。
地、县领导在经过一定时间犹豫后，终于在1959年7月无奈地作出该项目下马的决定：首先是叫停了基建工程，把从各县动员来的数百名民工全部遣散回去；其次是停止在其他各厂加工尚未完成的设备和工具；再次是退回从各单位抽调来的人员，除留下部分人留守处理剩余物资外，将109名生产工人、14名技术人员全部清退回去。最后，对现有设备进行处理，除原从各厂借调来的全数退还外，其余部分进行变价处理，根1959年数字，共获得变价处理款107355元，设备抵还债务80766.35元。停下来未完成的基建投资86893元（其中公路78571元）。一年中仓促上马又下马，带来各方面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已无法统计，其中单1959年处理下马所花费用，已达63.65万元。
钢铁厂无果而终，在那个年代的人们脑海中，至今也仅留下淡淡的记忆，后来出生的人甚至完全不知道。但它留下的高炉和烟囱，却因为造价高，建成不易，不敢轻易加以拆毁而曾经长期保留过，直到七十年代后期因周围新工厂上马，为安全才不得不予拆去。它开发出来的厂址地点，七十年代后，分别为新建的合成氨厂和闽东造纸厂所利用；当年开建连接单石碑和琼堂的两条公路，后来经过加宽处理，如今已成为金涵乡主要通道。
金涵青年耕山队
诞生的时代背景
斩棘披荆逐鬼雄，战歌嘹亮战旗红。
青春豪气撼山动，虎豹狼豺无影踪。
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赞美金涵青年耕山队的一首诗。
五十年代是建国后人们习惯称呼的“火红年代”。那时候，城乡人们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舞下，中华大地上响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号角声，它激发起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人无比热情，他们受传统思想束缚少，勇于接受新事物，最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不怕艰难困苦，不计名利得失，毫无顾忌地参加党团号召的各种活动。青年耕山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高潮，起始于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那时人们提出“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号召，城市里到处锣鼓喧天，集队游行，轰轰烈烈地掀起对私改造运动，私营工商业者，个体手工业户和小商、摊贩纷纷实行公私合营、联营和建立合作社、合作店；农村里则在进行着由互助组、农业合作社、个体户快速向高级农业社的过渡。当时的金涵乡，一度把涵道、金溪、琼堂，上金贝等大大小小几十个村、队统一合并成一个高级农业社，农户的土地、耕牛、农具全部折价归公，实行统一的生产调度和劳动计酬。原来由于土地肥瘦，农具、耕牛财产多寡和农副业收入高低而形成的贫队、富队统统被拉平分配，统一评分计酬，严重地损害了人们生产积极性，农民劳动热情低下，耕作粗放，加上自然灾害，当年农作物全面歉收。这一年金涵乡的农业劳动分红（每10分分红值）从原来各队的八、九角，五、六角下降为两角多，大部分人年终分红取回口粮后，就没余钱可分。有的人欠下一屁股债，还得拿钱交队后才能取回口粮。人们怨气很大，流言蜚语不少，如：“合作化，大风暴，饿不死，吃不饱”等等。一时间闹粮，闹退社遍及各地，到县委农工部上访者也不少。
为改变这种现象，中共宁德县委决定在全县实行整党整团整社运动；选取金涵作为重点试验乡，指派县长常博厚同志为组长，抽调县委宣传部、农工部、青年团、妇联会等部门的杨伯民、蔡作丹、郭宝球、游柏林等9位同志组成工作组，进驻金涵。我当时因在团县委，也参加了这个组的工作。
主张的提出和争论
经过半年多的整顿，整社取得初步成果，纠正了一平二调倾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使“大锅饭”变成“小锅饭”，农民劳动积极性得到发挥。1957年的夏、秋季连续获得大丰收，金涵平原各队劳力分红值（每10分）大部分都提到七、八角以上，有的队还超过1元钱。党团的整顿，也取得成效，劝退了个别毫无斗志的党团员，吸收了部分新鲜血液，发展壮大了党团队伍。党团员、干部的面貌起了变化，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很多人提出扩大生产，增加社员收入的要求。
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建国不久，县级机关干部中绝大部分都是二十来岁上下的年青人，因此团的活动十分活跃，（当时党组织的发展较为慎重，机关中党员很少）每逢运动，总要号召青年团员站到第一线。
这时候，青年团中央曾发起号召和组织青年垦荒运动，有“向荒山进军，向荒地要粮”口号。那时金涵乡各生产队主政的大多是青年团员，当组织团员学习时，他们便提出到溪里开荒的建议。
溪里——是大金溪河畔的一片荒芜谷地，离金涵不远，两旁夹着大山，峻峭巍峨，沿河谷涉进二十来里都渺无人烟，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不过有的地方连山间小路也没有，还得攀崖而过，只在靠近金涵约5华里地方，数十年前有过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并开垦过一批山园，也曾一度人丁旺盛。后来由于土匪的摧残，国民党的抓丁派款，特别是山猪野兽的猖獗，农耕受到破坏，土地逐渐荒芜，农户人家被迫迁往他处，基本上已成渺无人烟的“鬼谷”（有人暴死在里面）。解放后，也曾有人打算去那里垦荒，终因其间太荒凉，特别是夜晚阴森恐怖，而无法成行。
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总没那么风调雨顺，开发溪里，那是前人都不敢干的事，那里荆棘遮天，不仅荒凉可怕，还有蛇虫野兽出没，困难危险重重，年老体弱者自然不行，必须由意志坚强，不畏困难，不怕险阻的年青人去干。当我提出组织“青年耕山队”这个设想时，在工作组和乡干部中引发激烈的争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支持者认为：金涵人多地少，又无副业可搞，劳动力没出路，要增加收入，必须扩大耕作面去垦荒，而且开垦荒地国家有三年免征免购政策，不但可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可增加农民留粮，用以改善生活。反对者认为：青年人被抽走了，队里剩下老弱病残，重活没人干，完成生产任务有困难，而且从各队抽人，劳动收益分配难以计算，会产生许多矛盾。双方一时争持不下。最后上报常博厚县长，常原来在地区团委工作过（担任组织部长），对青年团工作十分熟悉，亦有兴趣，对成立青年耕山队自然大力支持，由他拍了板，大局才定下来。
组织队伍誓师进军
耕山队人员的组建，采取自愿报名和社队批准方式，在常县长的支持下，召开全乡青年、团员大会，向他们传达了福建省团委书记庄炎林同志“把青春和力量，献给壮丽雄伟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报告精神，激励他们站在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带头“向荒山进军”。经过数天酝酿，在成熟基础上，举行大会报名。
会议开得轰轰烈烈，团员、青年们争先恐后踊跃发言，有黄家景、黄克恩、张德金、黄家奇、彭德明、兰品莺、翠妃等50多位青年男女当场报了名，许多人还事先写好“决心书”在会上宣读，喊出：“不怕困难危险，不怕流血流汗，决不动摇退缩、半途而退”，“坚决在耕山队干一辈子”，“当一辈子溪里人”等口号。
会后，对这批报名者进行筛选，其中身体较弱或家中劳力缺乏者，动员他们留生产队劳动，从中抽选35人（男33名，女2名）选出正副队长和会计，组成一支精干队伍，筹备了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
1957年入冬后的一天，耕山队誓师出发，他们扛起“青年耕山队”大红旗，带上锄头，镰刀、铁锅、碗筷等生产、生活用具，敲着锣鼓，一路鞭炮，浩浩荡荡地朝溪里山谷行进，先行者还沿途劈山开路，架便桥，保证队伍通畅行走。我和县妇联的游柏林同志也跟随他们一道参加战斗。到达溪里后，只见那里乱木荒茅、遮天蔽日，古树枯藤、纵横密布，虫鸣鸟唱，流水潺潺，好一派原始自然环境。稍事休息后，大家便热情洋溢地唱起雄壮歌曲，个个奋勇争先，数十把锄头、镰刀一举向荒丛开战！有人描述当时情景是：
红旗高举、神惊鬼避；鞭炮声激、虎逸狼逃。深山峡谷、擂起战鼓阵阵；豹岭雉窝，传来笑语盈盈。镰刀飘处，千载藤蔓迎风而扫；银锄飞舞，万年茅蕨随土而翻。山猫野兔，忙迁历代住窟；狐狸麋鹿，撇下百世香窝。青年小伙，人人袒胸露背，挥汗如雨；红颜少女，但见尘头灰面，束发戎装。流水岸边，燃起堆堆篝火；荒沟壑里，溢满欢快歌声……
当时他们就这样早出晚归，不停地工作了几个月。
形势特殊史命回归
宁德青年耕山队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县、全省，《福建青年报》首先作了报导，接着《福建日报》也在头版显著位置以《宁德青年耕山队进山》为标题，发布消息。《福建青年报》更将这一事实编成快板，在第四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供人传唱。1958年春，宁德县召开三级扩大干部会，进行大跃进动员，队长黄家景代表耕山队在誓师大会上发了言，并送了决心书。耕山队员几个月奋战中，共开垦了数十亩荒地，并种下甘薯、茶、果等农作物。
1958年开春后不久，整党整社工作结束，工作组全部撤回，我和游柏林同志亦先后调离。入秋后，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开始，金涵农村大批劳动力被抽调去洗沙、烧炭、炼铁，生产队劳力严重短缺，农活跟不上，田园开始荒芜，社队干部纷纷要求撤回耕山队人马。面临这样形势，耕山队终于无法再坚持下去，只好忍痛弃下已获成果，撤寨搬回来了。
耕山队种下的甘薯，在撤回后，虽然无人管理，但由于那里土地肥沃，每株都长到4—5斤左右，只可惜由于大炼钢铁，无暇去收获。后来有部分烂在地里。
青年耕山队——金涵青年团员们的新颖壮举，开了美丽的花，却未能结出丰硕果实，令人十分惋惜。然而它毕竟划痕深刻，长期留在那一代年轻人脑海中。大约过了十多年后，福建尤溪出了一个“妇女耕山队”，《福建日报》作了《红旗指处青山绿》的长篇报导，队长罗春娣名闻全国，还当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消息传到金涵后，当年队员们都深为当时未能坚持下来而悔恨、痛惜。
七十年代，听说宁德城关也来了一批人步他们后尘去溪里垦荒过。
历史文献中宁德的海道
海道，宁邑西北依山，东南濒海。海之要口则为霞浦之东冲。海航自东冲随潮而入，分流南北。北流经崎鹿山、官井洋、大亹峡、覆釜屿而至白匏山，绕白匏而进，则与南流之经小舋者合。南流经虎尾、青山、小亹、三都而至橄榄屿，复分为中、左、右三派。右达二都朱溪、飞鸾诸处，皆县境之南也。左达漳湾、东墙、河西即金垂等处，则县之北境也。中流由橄榄屿历三都、五都而至酒屿，乃抵县城。海航之入大概如此。若小艇鱼舠随潮鼓楫处处可达，则无庸乘风测水而行矣。至邑中诸水之归于海者，附县若东湖内之金鳌南门溪，东湖外之兰田溪，皆随潮汐会迤南之硃溪、飞鸾诸水同趋橄榄屿而东出焉。若迤北之漳湾、东墙、金垂诸水，或汇南流，或出白匏、覆釜，迨至青山诸水悉合而朝宗于东冲以出，此溪流归海之大略也。
更即内港相通之里数而详言之，自东门黄土岩南五里至酒屿门初东湖筑成，大小船俱集屿下成市镇焉，今塍崩市废，船可直入泊东门矣。又八里至金蛇山。自金蛇东北七里至二都，自二都南东二十里至飞鸾渡，过渡即碗窑。自碗窑东南历鱼栏、大南山、白虎面山、寒垅、虎尾而东，则五十里而遥，为宁罗霞三邑界。自黄土岩东十里至兰田，又十里至马鞍山，又东北十里至港尾，十里至漳湾。渐迤而北，历东墙、金垂，绕云淡门，出白匏山，则与福安连界。一自南门出南东十里至洋尾，又十里至蚶岐，又十里至大塅即二都一路，虽绕山路，下逼水潮，满至路下，退则为泥埕，而与罗源连界，此皆内港里数也。
西陂塘又名赤鉴湖，系内海腹地海湾，位于宁德县城之东北十二公里，东起漳湾陡门头，东北至留屿、下仓，西北至西歧及东歧墎，西至六都，西南至郑歧、增坂，东南至下坂、岭后，周围十个村，皆背山面塘，列界而居。塘之四周小丘陵环抱，北面西歧至东歧墩峡口通七都内海。滩地南高北洼。西宽东窄。纵距六公里，横宽四公里面积一万二千三百亩，可垦耕地一万零三百亩，储水湖沼水面二千亩。
西陂塘溯自宋朝，历时千年，沧桑几变，屡兴屡废。
据《宁德县志》载：“宋元祐四年（1089）邑民林圭与圣泉寺僧养誉，纠集百余家筑堤作堰，设二斗门，垦田七百四十八倾，载粮四千石。后复崩陷成海。宜和七年（1125），县令储淳叙重修不就……”
《县志》又载：“乾隆十七年（1752），福州商人林长源，呈请上宪，愿独立兴复西陂，得报可，即于其年五月兴工。右因漳湾旧际门，左筑新际门于六都之东歧墩，从两际门筑堤起，欲于中间连合成功。不知左右两堤渐筑而长，其中间水力渐大，至二十二年十月，两边堤成将扭合，中间夹口水力专冲忽然崩决，数年新筑水堤，瞬息尽坏，两边相距依然一望而遥。长期力竭告辍……”
一九四三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县长谭慕弘向省政府报告，提请围垦西陂塘，不久谭调。一九四四年九月，省水利局派第八区工程处来宁勘测设计。同年十二月县水利科科长林炳汉呈请县长郭克安，建议组织地方公有农田水利协会，向银行申请贷款兴建，郭调事延。
一九四五年八月，县长张桐膺又呈请兴办。八月十四日省政府快邮代电复：“查该项工程规模颇大，需款甚巨，非战时人力财力所能建筑，应留待战后首先兴办。”八月十八日县水利科长林炳汉，又具呈上报：“现抗战已告结束，该项工程似可提先办理。”十月，第八区专员黄哲真指令宁德县政府：“办理贷款手续，计划兴工。”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省政府主席刘建绪指令：“该项工程既属巨大，目前复员又未竣事，人力财力两难胜任，仍应暂从缓议。”至一九四六年二月，省政府才电复宁德县政府：“西陂塘准向省行贷款三千万元……”二月十一日，第八区行署准宁德县公有农田水利协会成立。
一九四六年四月，联合国远东善后救济总署，行政院救济总署，拨发面粉赈济战后灾民。行总浙闽分署准列西陂塘为福建省九项工程程之一。九月一日，宁德县西陂塘工赈工程委员会成立。工程预算总额计工赈面粉871吨，物资器材折合面粉308吨，另工资现金8.4亿元，材料费1.3亿元。县长张桐膺任工赈会主任，委派第八区工程处工程师林兆晋任工程处主任。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动工。工赈会将此项工程由福州大陆营造厂等八家营造商承包。不久，特务头子张超的爪牙陈易遂插手工程承包，自任总领队，独揽工程承包。自一九四六年九月至一九四八年七月，断断续续施工一年零八个月，历二任县长，耗面粉九百吨，特种赋谷一万石，农行贷款七千万元，完成石方三万六千立方，西歧至东歧墩峡口，抛填至低潮位露出水面。
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层层贪污中饱，工头残酷剥削，民工工粮时常不继，工程时断时续。至一九四八年七月停工。
停工时，工程处给第一区专员陈鸣鸾的报告中，透露了工程失败之原因：“……西陂工程兴工至今，调二任县长，皆因办理不善及贪污情事被省调换；以中国蜗牛政治，当然无疑义搁于停顿……工程采取大包制度之大错。将全部工程包给甲，甲包给乙，乙再包给丙，层层剥削，造成工程费大损失。甲乙两包坐享其利，最实际是丙包，最劳苦者代价是最低贱的，比如开采块石一公方，所付甲包是十六斤半工粮，折合时价四十九万五千元（每斤三万元），而丙包所得实惠不过一万八千元；开条石一公方付甲包是五十斤工粮，折合时价一百五十万元，而丙包所得不过是五万元。”
一九四八年八月以后，西歧至东歧墩峡口，抛填之石块，被潮水进出冲流，日久渐空，西陂塘依然如旧，人们只有望洋兴叹。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宁德县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土地改革运动之后，生产建设事业百废待兴，农田水利工程次第兴举。一九五八年初，中共宁德县委曾作长期规划：“宁德县沿海滩涂辽阔，大有发展前途。东湖塘、西陂塘、大南塘，三塘围垦成功，宁德将成鱼米之乡。”不久，东湖塘、西陂塘同时着手勘测。同年秋决定首先兴办东湖塘围垦工程，西陂塘工程暂缓。
一九六九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后勤部拟在西陂塘建立军垦农场，派部队前来勘测，筹备。后因军队另有任务，议停。
一九七四年三月，宁德县革命委员会责成宁德县水利电力局，着手再次勘测设计。经一年时间缜密计划，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上报省水电厅审批。同年十二月，省水电厅围垦办公室会同省、地、县计委，建设银行，水利等单位，同赴现场作为时七天的工程设计审查。一九七六年一月省水利电力厅正式批复，同意列入围垦工程计划。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宁德县政府欣悉西陂塘围垦计划己获省厅批准，议即着手。决定先从县财政拨款五万元，委派组织部长成补台任工程指挥，由漳湾、七都、金涵等受益公社动员部分民力先期筹措。一九七六年四月，西陂塘围垦工程正式动工，环塘十村农民欣喜雀跃，奔走相告；街谈巷议，祝盼功成。
工程动工不久，“四人帮”横行，人心涣散，农村秩序又一时混乱。民工不能如期足数上场，个别人借机煽动闹事，阻拦采石料场，围攻指挥部领导同志。已上场的民工集而复散，施工进度徘徊不前，工程处于半停顿状态。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农村工作十分困难，县委为确保工程不受干扰，八月廿日在漳湾召开受益公社领导及指挥部成员联席会议，决定对民工补贴标准适当提高，水下工程和技术工种雇佣外地技工，这些措施使工程得以延续。至次年三、四月间，虽值春耕大忙，在场民工仍保持一千三百余人，临时基建项目和水闸清基工程基本按期完成，水泥、钢筋等紧缺物资也及时采运回来，海堤向深港延伸三百多米。
一九七七年七月，县革命委员会委派副主任马国祚接替成补台任工程指挥。工程进入主攻主体工程——北堤施工。
北堤全长八百七十米，深水石堤部分占六百八十八米，实际是深港堵港工程。堤线虽不太长，但港底情况十分复杂。堤线位置被东西两港分割成三大块：东港宽三百米，港底深在黄零负14米高程，西港（即国民党政府一九四八年施工时冲决的缺口）宽六十米，港底深在负20米高程；东西港之间是一块小高地，宽250米，高程为零至0.5米。小高地是历代建堤留下的残基，表面为乱石所覆盖。口门吞吐量在设计潮水位时有三千三百三十万立方米。小高地底部地质条件极差，属于高灵敏度淤泥，厚达18米，表面覆盖着小动物壳体钙物质沉积层。
当时确定的施工方案认为：中间小高地顶板出露高程度较高，而且是历代筑堤残基，预压年代已久。由于团结作用，抗剪强度必大为增强。决定选定这一地段作为合拢口。截流体断面采用扩散面砌石护面，下游木框砌石加海漫防护的形式。堵港潮型采用高潮位4.41米，低潮位负3.68米。为避免大小拢口高差过大造成流速流量集中，减少大型人工块体用量，进占程序选择宽线式拢口以平堵为主，平立堵结合的施工方案。省水电厅曾派员到工地视察审核，并作了肯定批复。
这个方案分二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争取三百五十米大拢口全线平堵到0.5米高程，工程为2.02万立方，预计合拢口出现最大流速为4.04立方/秒；第二阶段紧接着施工，在三百五十米大拢口上面，人工排竹笼（装石）抬高到1.5米高程，然后压缩口门，两端堤线以4.5米高程立堵前进，最大流速控制在4立方/秒以内。用一般块石完成截流任务，随后加高到5.05米高程。
第一阶段施工八个月之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廿九日开始，为达到本阶段形成三百五十米的拢口目标，组织了一次会战。在县委直接领导下，由漳湾、七都，金涵三个公社民工技工三千九百人，使用经过改装的自动抛石长槽船六十四艘，汽车、大型拖拉机四十辆，堤上海面三路进石，人员三班轮番，昼夜不停，至一九九八年元月五日止，奋战八昼夜，抛石2.5万立方，投竹笼二千六百个，封堵了东西两港，三百五十米口门全线抛平达到0.7米高程，如期达到第一阶段施工方案之目的。
但是，由于对小高地地质情况，根据一九六九年6728部队勘测设计的钻探资料判断误差，第一性资料失真，导致施工方案失误。七日凌晨三时许，发现口门下游木框护坦破坏严重，坡脚砌石护面损坏长度达四十米，损坏地段渗透水泥很大，坡面明显下沉。虽然立即组织抢救，己无济于事。至下午二时三十分退潮时发生缺口，当时塘内外水位差1.68米，一股巨大浑浊水流奔腾咆哮，块石滚动之声如阵阵闷雷，顷刻间缺口逐渐扩大到88米，底部最深处至负27米高程。原定施工方案停止执行。
第一阶段施工失利之后，部分干部和农民工对工程信心发生了动摇，三三两两窃窃私语：“真是神仙难围西陂塘。”工程指挥部领导同志站在口门边，此时此地，眼看磨盘大巨石，几吨重集装竹笼被冲出数百米之外，心潮如滚滚狂澜。
当此紧急关头，县委领导同志急临工地，进行了思想动员，鼓励大家，决不气馁，决不心灰，奋发精神，再接再厉，总结经验，重振旗鼓。一月中旬，地委和省委领导同志先后亲临工地视察，给予施工干部和民工群众巨大的精神力量。县委领导杨家盛同大家一起分析工程实况，针对工程态势，作多种方案比较。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之后，改变原来施工计划，制定新的堵港工程方案。决定放弃小高地作为合拢口，延伸堤线，抢占小高地，就在88米宽缺口段最后决战。施工程序采用零米高程以下平堵，零以上至4.5米高程以立堵为主。截流体选用密集断面，负十米高程以下抛一般块石；负10到零米高程内外坡沉放大木框和大集装石铁线笼，中间夹抛大块石，零米高程以上投集装石铁线笼护面渡过大潮，然后在小潮期间突击抢堵到4.5米高程截流。此方案报经省水电厅批准，于七八年六月开始实施。
县委为切实保证方案之实行，号召全县支援西陂塘。人力物力，相对集中，党委号令，八方响应。调县、局级领导骨干四十三人，加强工地指挥系统；重新调整民工编组，数千队伍运动自如。时值盛暑，烈日当空，干部民工，汗雨交溶。经过三个多月艰苦施工，堤线按计划延伸，进占了小高地。至九月十八日（农历八月十六日）合拢口平堵抬高到零米高程，同时抛好集装石大铁丝笼护面。此时正八月大潮，实测最大落差4.04米，流速5.05公方/秒。合拢口经受了大潮考验，基本稳定。
在第一次堵港合拢失利以后的时间里，工地指挥部领导同志为此后的施工方案绞尽了脑汁。西陂塘，为历代有志于围垦者所企望的深港障海筑堤垦植工程，一定要在共产党所领导的英雄人民手里成功！工程指挥马国祚同志，夜以继日同干部民工一起商讨着如何在88米宽的合拢口，投下数以万吨计的石头截流体。一丝一毫的疏忽将铸成不可估量的失败。马国祚同志对每一道施工命令下达之前，他总是要自己亲临现场，自己动手试一试，感到确有把握了才通令工地全体干部民工齐心合力去做。
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同指挥部其他的同志一道缜密地做了三件事：一是请海军潜水员，潜入水下摸清合拢口的地质情况，查清第一次合拢时抛下的集装石竹笼、铁丝笼的情形；二是88米口门决战时流速、流量科学数据；三是截流体应该是多大的集装个体才能制服湍急、咆哮的海水。
潜水报告：合拢口水下是坚硬的格土，软土地基已全被冲刷干净，抛下的一千多个石集装竹笼已大部流走，留下少量大块石。这说明截流个体必需是大石，大集装个体。
请华东水利学院计算的数据是：深港在负5米高程时，潮差8.89米，流速8米/秒，流量2200立方/秒。
制作大集装铁线笼并实地试抛。第一次制作成圆筒形，装石之后，圆筒变形，不能饱满装石，未告成功。第二次采取“包饺子”的办法，先摊布铁丝网，装满大石头之后，扭合紧固。石头计量，每个铁线笼装大石20吨。在经过改进的“蝴蝶船”上，左右均衡荷载两个铁线笼。船驶经口门预定海域，开启制动装置，快速抛入水下。船队鱼贯驶过口门，以密集铁笼个体，形成截流整体。工地指挥马国祚同工程师林衍金，登船亲临口门，在湍流上试抛，一次成功。
各个岗位准备工作，同时分头进行。
一九七八年九月廿日，截流决战前夕，县委书记杨家盛率机关干部，亲赴工地，听取指挥部汇报，并到每个岗位检查准备工作实施状况。
廿二日凌晨，海面满载铁笼的船队，东西两端堤上，装载大石的手推车纵队，公路上汽车、拖拉机队，石料场备石如山和环列的装车队，每个岗位信号员，指挥部蓝图和电话机旁……各就各位，如箭在弦。
上午七时正，一声号令，海面船队，首尾相接，鱼贯驶过口门，准点抛下铁笼；东西两端手推车队成二路纵队冲临口门堤岸倒石。实施海面平堵，堤上立堵同时并举。此时此地，红旗招展，号声四起，车队人流，来往穿梭，笛号夯歌，回荡海空。人轮班而车不停，水虽急而志更坚。四千健儿齐奋力，六万方石镇狂澜。
堵港决战持续三十小时。廿三日中午十二时，口门合拢，两岸人流聚会，鞭炮齐鸣，欢声雷动，狂涛咆哮之峡口，一道堤障雄立。
堵港合拢之后，闭气工程一鼓作气，两千五百名民工日夜兼班，一千部板车运装土草袋，如同抛石一样堆压前进。一九七九年一月日深夜闭气成功。
之后，转入垦区建设。如今，西陂塘已是万亩青畴，宁德人民千年夙愿实现。
闲话西陂塘
郑贻雄先生的一个约稿电话，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三十多年前西陂塘围海造地的日日夜夜。记得那时正当全国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心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时期。当时西陂塘围垦工程恰进入堵港截流攻坚阶段，千军万马大战如酣。
西陂塘的堵港截流，面对的是深窄式拢口，水深达33米，水力条件十分恶劣，当时国内没有先例。截流成功与否，关系到工程的成败。省委书记廖志高在全省地、县委书记会议上说：“宁德的同志不要气馁，一定要围成西陂塘。”李天瑞、杨家盛同志当时先后担任县委书记，在常委汇报会上提出，围不成西陂塘，就不是共产党的县委。这样一来，作为工程技术负责人，我的压力很大。
围海截流方案，通常有平堵、立堵、平立堵结合三种。根据我们当时的施工手段和可能达到的施工强度，经反复研讨，只能采取将口门从黄海标高—29米平堵抬高到±0米高程，然后平立堵结合到4.50米高程实现截流。这是一个以平堵为主，平立堵结合的方案，须时4—5个月。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每天有4400多万立方水体四次在口门拉锯进出（相当于3个金涵水库水量），这是一个严峻的工程问题。为确保方案成功，必须详细计算拢口在平抬过程中水流的变化情况，如落差、流速、扩散指数等。摸清在什么高程、什么口门尺寸组合会出现危险值、最大值，以便有针对性抛投截流材料（如一般块石或大型人工超块体）。这个课题计算工作量很大，靠人工手算根本无法完成。说起来很感慨，这样的项目以现在计算手段，个人电脑输入程序和参数后几分钟就可以计算完成。而那时，全国仅华东水利学院计算机室有运算程序能够计算。经省计委、水电厅介绍，我赶赴南京求援。华水的这台机器，足足有两间教室那么大。我和水利系李开运教授用了三十多个小时，呆在计算室啃完8块面包、喝干两瓶白开水才计算完成。得到一卷阿拉伯数字排列的数据，很像现在的卫生纸卷。拿回来后又用了几天时间译成最终成果。仅从这个小侧面，足见前后三十年我们国家技术进步相去何止千里。
计算数据显示：当口门平抬到—9.00米高程时，水力条件恶化，落差H=2.2C米，流速高达V=8米/秒。这时不要说一般石料，就是大竹笼、铁丝笼都镇不住。更大的人工块体，如混凝土四面体等，我们不具备制作条件，制作出来也没有大型设备把它吊运到口门抛投。在研究会上有人提出用长艚装填块石送到口门沉放（福清东阁围垦曾经用36条大船一次沉放堵口）。我算了一下，要用一两百条大船，把全县沿海各公社长艚船都用来沉放也不够，这是不现实的。我们研究了大木框浮运沉放方案，一组木框长45米，宽9米，高2米，可以装720立方米石头。后来在全体参战人员的协调、努力下，陆续沉放了6个大木框。非常险恶的水力条件，采取了非常的工程措施，成功地冲过危险阶段，把口门挨到±0高程。为最后合拢提供了先决条件。
其时恰当农历八月十五，迎来当年最大潮汛。合拢口必须顶住这几个大潮的冲击，下个小潮期将展开决定性的合拢大决战。处此前夕，夜半时分我陪几位省厅来的工程师到口门查看情况，震耳欲聋的拢口激流咆哮声，真让人有惊心动魄的感觉。力挽狂澜，在此一举。
那天晚上月色很好，远处增坂村后山一抹如黛，塘内波光粼粼，渔火点点。
今日的西陂塘已是道路纵横，厂房林立。沧桑巨变，只在弹指一挥间。
西陂塘史实与传说
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西陂，在六都，又名赤鉴湖，即西陂塘也。宋元祐四年，邑民林圭与圣泉寺僧养誉纠集百余家，筑堤作堰，设二石陡门，垦田七百四十八顷，载粮四千石。后复崩陷成海。”文中林圭，乃今宁德漳湾骝屿村林姓开基始祖也。五月中旬，应林圭第廿六世孙林慈添君之邀，同往骝屿，与林氏后裔十余人，聚集一堂，畅谈西陂，赞颂林圭，意欲史料与传说兼收，祖泽共村俗并述，整理成文，流传后世。老朽才疏学浅，忝承重托，勉成芜章，聊以充数也。
相传北宋期间，由福建兴化府莆田八角井走出一位年轻人，名林圭，字世珍，行十三，玄泰公之后，福唐尉孝阙攒公之正派也。来到漳湾陡门头圣泉寺（又称雪峰寺）当菜徒。由于为人诚实，手脚勤快，深得住持养誉禅师（字普越）喜爱，虽称师徒，胜似父子。养誉穷通经典，深谙禅理，名噪佛门。某日，养誉谓圭曰：“明日，有五囚犯，过寺前，你当救之。”林圭做完夜课，上床后一直将解救囚犯之事，萦回脑际。东方初晓，林圭即在寺前等候，从晨至晚，日出而落，耳闻海上波涛呼啸，眼见路间行人往来，独无囚犯踪迹。时近黄昏，一农夫手提五只水鸡向寺前走来，林圭心想：莫非师言囚犯，即此水鸡，乃天机不可泄露也。欣喜之余，买下水鸡，除去草绳，放入寺侧之圣泉井中，任其自由跳跃，悠哉游哉。
次日，林圭因提水至井边，忽见井里水鸡，托个陶盆，浮现水面。林圭好生奇怪，捞起陶盆，别无他用。乃盛上剩饭，喂养由善男信女所放生鸡群。越日，盆中米饭不减，反而增多。养誉僧见之，责其糟蹋粮食。林圭实感委曲，却无法分辩。思虑之后，有意取一铜钱投入，铜钱竟也一变为二、二变为四……取之不竭，意识到此乃聚宝盆也。即赴姑母家，借来金银珠宝首饰，放入盆中，竟也层层溢出，光芒耀眼。从此，林圭日夜变化金银珠宝，箱装柜藏，富甲一方矣！
林圭以为：人生之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应为乡梓多办善事，因与养誉禅师商议，表示欲围垦西陂塘。养誉提示：先选栖身之地，再筑堤捍水，未为晚也。因教林圭，手举铁锅，复盖头上，一路往前，待到锅底生火，立即止步，此处即定居地也。林圭从之，举铁锅由圣泉寺动身，走到骝屿村时，锅底突然火花闪耀，遂定居焉。随即择吉建房，娶妻杨氏，生二子，长曰麒、次曰麟。俨然一方富翁，四邻八里称其为“骝屿林”（骝屿古属第六都，今属漳湾镇）。
宋元祐四年（1089年）始，林圭得养誉禅师支持，纠集海边百余农家，输财效力，围垦西陂塘，历尽时日，围垦工程顺利，惟最后一道陡门头缺口，水深流急，虽经多次投入石料堵截，无法合拢，海水奔腾如故。林圭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此时，宁德县民围垦西陂塘之壮举，感动上苍，玉帝诏令一仙人下凡，助上一臂。仙人放眼望去，茫茫大海，人群如蚁，挑泥炸石，与海搏斗。仙人心想，当调遣巨石助之。仙人纵身一跃，向西北方飞去，来到霍童溪畔，见乌黑巨石，错落溪边。仙人略施小术，巨石变一群乌猪，嗷嗷然点头拱嘴。仙人挥鞭一甩，猪群俯首贴耳，跟随起程。路过云气村边，有路人对话。甲曰：西陂塘围垦进展如何？乙曰：围垦西陂塘，惟余一处缺口矣。仙人听罢叹道：“人口难塞，人口难塞！”遂放弃猪群，返回天庭去也。一群活猪再变成乌石，懒洋洋躺卧云气村边，即今之“乌猪濑”也。西陂塘陡门头缺口，仍然无法合拢。
某夜，林圭梦见一白发银须老人，向其展示白纸一幅上写：“要堵西陂口，宝盆入水走。要想捞宝盆，糠索能上手。”醒来，告知杨氏。但“糠索”如何搓成，却是难题。经思考，杨氏喜曰：“用米糖搓成长索，沾以糠壳，岂非‘糠索’乎。”两人喜极，立即起床准备。次日天明，林圭手提聚宝盆与糠索，来到陡门头缺口处，面海焚香祷告，然后高举聚宝盆，投进缺口。一声巨响，海水立即由汹涌而平缓，两边堤岸向前延伸。心想，此次该合拢矣！但心急于捞上聚宝盆，即将糠索放下，向水中钓之。当聚宝盆钓出水面尺把高之时，有一看热闹童子，看见“糠索”，却大声高呼：“米糖搓索，米糖搓索。”仅此一句，泄露天机，聚宝盆即坠入水底。两岸合拢，西陂塘围垦成功，而聚宝盆埋入海底矣！林圭与众人历时十三年辛勤付出，最后依靠“聚宝盆”之神奇，西陂塘终于围垦成功，垦田七百四十八顷，载粮四千石，村民欢歌，丰衣足食。
但是，古人对西陂塘，惟知受益，疏于管理。受益八十三年，约于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终因海潮冲击，堤堰崩毁，良田淹没，涨潮时，仍是海水滔滔，汪洋一片，西陂塘成为历史遗迹，林圭则以知名人士载入史册。
星移斗转，改朝换代。迨至清代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宁德县志》编纂者之一、福建泉州府晋江举人张君宾，在编写西陂塘章节时，感叹自宋元佑四年（1089年），林圭率众围垦西陂塘成功，后又崩塌成海，到此次编纂县志，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近七百年，先后五次围垦，均以失败告终。对此，张君宾在其“按语”中，有两句寄托期待之语：“有俟于其时乎？有俟于其人乎？”译成白话，即围垦西陂塘，尚有待期机，有待能人也。我辈欣喜看到，在张君宾编纂县志之后，不到二百年，崩塌废弃、海水漫浸之西陂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宁德城乡民众万余人，不信“聚宝盆”之奇妙，不信“神仙难围”之论调，同心协力，苦干巧干，仅用两年又九个月，于1979年1月5日，向世人宣告：西陂塘垦复成功！至于新中国围垦西陂塘获得成功，沧海桑田，历尽艰辛，论其事迹，1995年版《宁德市志》（县级市）自有详述；集古今诗作之《西陂塘吟集》（1992年）亦有唱和，本文就不再赘述。
回忆围垦西陂塘
西陂塘，又名赤鉴湖，位于宁德六都。县志载：宋朝邑民林圭与圣泉寺僧养誉纠集百余家筑堤作堰，围垦西陂塘，垦田七百余顷，已成一方美业。元末盗贼起，北门失守，复沦为海。尔后虽经明、清、民国三次围垦，多因人心不齐，财力不继，终告失败，给人们造成“神仙难围西陂塘”的印象。
解放后，有关军政部门曾对西陂塘多次勘察，计划围垦。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全面调查，围垦西陂塘。
我自从福安县委调到宁德县委工作后，就抓围垦工作，七七年进入高潮，七八年下季合垅决战，七九年围垦成功。总面积12300亩，其中可耕地10300亩，是解放以来宁德笫二大围垦工程。
当我们开始计划围垦西陂塘时，县委巳经考虑到“困难”这个问题，因此从实际出发，做了周密的部署。七七年工程进展还是顺利的，千余米长的海堤抛石基本完成，坝型己经形成。由于水深流急，石坝发生三次滑坡崩塌。笫一次合垅被冲决之后，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甚至有少数干部、群众产生思想动摇：“神仙围不成，我们能围成？”这给当时的县委一种压力。是进还是退？是对县委最大的考验，也是两条道路排在县委面前如何选择。作为当时县委决策者的我，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征得群众的各种正确意见，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没有什么艰难困苦的事情不能克服的，我们要有知难治难的精神，要冲破重重困难关，围成西陂塘，为宁德人民造福！“神仙围不成，我们一定要围成！”县委的决定感动了“上帝”，感动了“神仙”，这个神仙就是广大共产党员、技术干部、各界人士、人民群众，他们想为工程所想，急为工程所急，把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加强对工程的领导，我从县委办公室搬到西陂塘指挥部办公。在县委一班人的带动下，漳湾、七都、金涵三个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带领民工一万余人亲临其地，边劳动，边解决问题。不分昼夜，不怕风雨，傲霜斗雪，奋斗在工程第一线，前后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终于把西陂塘围垦成功。实现了宁德人民几百年夙望。西陂塘围垦成功之后，给宁德发展农业，振兴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陂塘碑文
西陂塘，又名赤鉴湖，位于宁德城关东北十二公里处。面积一万二千三百亩，其中可耕地一万零三百亩。这个塘曾于公元一零八九年（宋朝）、一七五二年（明朝）、民国三十六年三次围垦，均告失败，人们不禁望洋兴叹：“神仙难围西陂塘。”
“千钓霹雳开新宇，一代新人扭乾坤”。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县委组织了漳湾、七都金涵三个受益公社干部、民工和全县人民共同奋战，终于围成西陂塘，宁德人民几百年的夙愿实现了。
工程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动工，历时二年零九个月，共投一百零二万工日，完成石方四十万立方，土方四十一万立方，使用人民币叁万元，钢材五十二吨，铁线七十六吨，水泥四百七十八吨，木材八百二十二立方米，毛竹九万四千根。
主体工程有：五孔净宽二十公尺挡潮排洪闸一座，东堤一百七十公尺，北堤八百七十公尺。堤高三十三米，堤基宽八十公尺。紧锁龟、蛇两山，天堑变通途。
北堤，港深负二十七米，秒流速八公尺，秒流量二千二百立方，潮差八点九米。吨石难停，难度极大。但困难吓不倒英雄的人民，敢想敢干，勇于实践，创造使用了长四十五公尺、宽九公尺、高三公尺，能装七百立方石头的大木框和能装九吨石头的大铁线笼，把艟艚改为蝴蝶船。攻克难关，堵住深港，夺取决定性胜利！
西陂塘，它已骄傲地载入史册，它将造福于人民！
飞鸾梅田塘围垦亲历记
1972年全国各地“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迭起，围海造地成了宁德沿海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具体行动。为了解决二都、梅田等沿海大队耕地不足和提高飞鸾公社粮食总量，飞鸾公社党委决定组织力量分别围垦二都塘和梅田塘。
这年夏季，梅田塘开始实地勘察，当时我是梅田村的一个小工，参加了由公社党委书记陈林妙带队（总共有七、八人）的第一次勘察行动。队伍由飞鸾眠犬山的海滩出发，沿飞鸾港道边缘向梅田方向行进。大家都是赤脚在海泥中行进，前面的两个技术员用竹竿不时地杆插，以探测海滩表土层的厚度，我们几个小工每人各抱一梱竹竿跟在后面，按指定地点插上竹竿作标记，这就是最初的塘堤基础线路。手中的竹竿随着路程的前移越走越少，中午时分我们一行到达梅田下郑村大榕树头下休息。这时队伍中有人拿出一粒鱼丸那么大，像卫生丸（又叫樟脑丸）那样的白色物品，放到毗邻海边的“白水垄”（当地地名）水井下面的水沟里泡。这时，脚穿塑料凉鞋的陈书记想到水沟里洗脚，他边走边说：“有没有螃蟹捉呀？”话音未落，即惊叫一声，原来他的脚真被一只不大的螃蟹夹住了。有人正想帮他掰开螃蟹夹子，却听他又一声惊呼，原来有一条足有一斤重的大淡鳗从沟中的乱石缝里窜了出来，直扑到他的脚面。这时大家就全下到沟里捉淡鳗了。没料到那一粒白色的东西，把这浅水沟中大大小小的十几条鳗鱼都赶了出来。托陈书记的福，后来我们吃到了用这些淡鳗煮粉干的点心，每人还有一碗当地酿的糯米酒。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滩涂和海边多么富饶啊！
不久，围垦开工誓师大会在眠犬山海滩上举行，陈林妙书记作了动员报告，飞鸾、梅田两个生产大队的“劳力”（当时称青壮年农民叫“劳力”，老年、小孩叫“半劳力”）按塘堤基线分段进入各自的施工场地。建设塘堤土坝的主要原料是沙、泥土、芒草和石块，先往塘堤基础的泥滩堆积一定厚度的中沙（泥土掺沙会使塘堤土层坚固），然后堆一层泥土铺一层芒草（可增加土坝的韧性），如此反复逐层加高。为了防止堤坝堆土后发生的崩塌下陷，土坝两边压有很多的乱石头，叫“压载”。
围塘所用的土块是从堤外距“压载”处四、五十米远的海滩挖掘的，为了提高运输速度，人们在乱石中整出一条通道，然后将中间略有凹糟的原木板铺到堤外的取土处。取土的人在海滩上选择软硬适中的泥层（太硬则苧麻细绳无法拉割，太软则割出的泥土不成块，无法手取），先将稀烂的表土挖掉，然后手持一把专门用于用割土的“弓割”（用来拉割海泥的一种简便器具，其做法是，将竹片弯成弓状，用一根野苧麻搓成的细绳子系住竹片的两头，由于竹片的弹力，细绳被绷的很紧，可以轻松拉割海泥），竖向对准泥层插入，旋转90度，平行拉出，就可以割出一块海泥，由另一人捧起（有的要经过几人接力式传送），放到有凹糟的原木板上，顺手一推，土块就顺斜坡滑到与第二块木板的接头处，这里有人负责把土块沿木板再推向前面。如此一直送到塘基。
用这种木板运输泥块的老方法，人很累，而且泥块在运输过程消耗大，土坝堆砌的进度也很慢。后来参加施工的莆田民工带来了新的办法，就是直接用肩挑土。他们用毛竹片弯成弧形，中间横一根，坚三根竹片做成“土甲”，在每个“土甲”的三角点系上尼龙绳子，一人挑两个“土甲”成担，在木板上行走自如，这样取出的土块就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被挑到堤上，大大减少了损耗，所以进度很快。取土人所用的不再是“弓割”而是铁制的“铧”，形状象汉字的“百”字，下面是整块铁板，避免使用“弓割”时苧麻绳子经常被海泥中石块或牡蛎壳割断的麻烦，也使取土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为了加快进度，塘堤分别从东西两端同时动工，经过数月紧张施工，到了年底，堤线大部分出水（指涨潮时不被淹没），闸门也疏通了，进入堤坝合拢的关键时刻了。为保证堤坝合拢闭气的成功，围垦指挥部对施工方案作了周密部署和安排，准备了充足的劳力和原料。
堤坝合拢前，由于海水进退的通道全部归到合拢处，这里被冲成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港道。先在合拢处的港底压了很多石头，又用直径约1米、高约2米竹笼装满石块（积小石块为大石堆，以防被潮水冲走）放进急流中，等石块刚露出水面，早已准备好的芒草就整梱整梱地堆了进去，然后垫上木板，人们排着队往芒草上倒土，紧张而有序。刚堆上一层土，等再挑一担来时，已经是又上一层土了。垫脚的木板有被人踩断的，有因为粘了泥而拔不出来的，就干脆被埋了进去。
这一天，天上下着绿豆大的雪粒（俗称“碎米雪”），我穿的旧解放鞋在鞋帮处撕裂（那时还没有塑料鞋出现），于是只好光着脚挑土，好在路上全都铺有细沙，我和所有挑土的人一样，注意自己脚下的路，不让自己滑倒，一边尽快地把土挑往合拢处，因为这是和潮水赶时间，争速度。是觉悟吗？我从来不觉得什么，也悟不出名堂，就像这些被掩埋在泥土中青青芒草，能说是奉献的价值，还是宿命的悲哀。只能说，合拢工地上人人都在争时间抢速度，为合拢闭气出力流汗，我也不例外。
乡政府的干部在临时搭盖的简易房里，对着扩音器，用两片木柴敲击出快板的节拍，说着鼓动性的快板词，激励人们加快抢修的速度。芒草一时供应不及，梅田琯后村的妇女“劳力”在听到广播的呼叫后，几乎是来回奔跑地为拢口背芒草，这些勤劳纯朴的畲族姐妹，顾不上蓬乱的头发上挂满芒草屑，也顾不上休息，在风雪中把大口大口的热气吐成了一缕缕的白烟。二都村来支援的舢板船在港道中心的激流中来回运送土块。涨潮了，海水流进取土的地方。人们压好木板，撤到堤线上，海水失去了昨日的汹涌，温顺地在刚砌起的石护堤前迂回，亲昵地添吮着人们留下的泥脚印。经过飞鸾、梅田两个村和其他村赶来助阵的民工们的奋力围堵，塘堤终于顺利合垅了。这一天我们的工分是平常的两倍，大约也就人民币两元到三元之间。
塘堤合垅后，全线出水，闸门开通，塘内排水，滩涂经日晒风干，取土容易，行走方便，堤线加高的取土地点，便全部转向塘内，加高的速度更快。但随着堤坝增高，挑土上堤面的路就变得越来越陡。在烈日下，挑着百来斤的土担上坡，让人一步一喘气。只有在到达堤面时，那外面的海风驱去身上的燥热，让人长舒一口气。在堤外贴着石堤休息时，中、老年人一拨讲些日常琐事，年青人自然聚在一起聊天。
梅田塘从开工到峻工，历时两年。其间，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崩塌溃堤事故，也没有停工、复工记录，是一个很顺利很成功的工程。它的垦复耕种后，水稻种植面积大增，产量也随之大增，彻底改变了飞鸾、梅田两个行政村全部人口口粮的主食结构。无论将来当地经济发展前景多么美好，梅田塘围垦成功的这一历史功绩不应被世人遗忘。
濂坑村围垦新塘记实
1959年9月1日，濂坑村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人们怀着喜悦心情欢庆七都9.1人民公社成立（当时，濂坑村属于七都人民公社管辖）。当时，大队干部向公社党委提出了围海造田的建议，得到了公社党委重视和大力支持。10月，公社党委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六十条纲要，决定乘着公社化的优越条件，在濂坑村围海造田。
于是开始着手筹备围塘筑堤工作，公社所辖各大队抽出强劳力15人至20人到濂坑大队报到，由公社党委副书记林鸣朝任总指挥，统一安排，分配工种。山区大队社员负责到山上砍伐柴木草，肩挑到海边丙楼坪集中堆放，沿海大队社员配合濂坑大队社员下滩涂运海泥筑堤。
公社党委与濂坑大队干部和社员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塘基位置定在濂坑村北边的丙楼坪，到南边郑岐村港尾鼻，两头相向同时筑堤，合拢口预留在海滩最低处港汊中间，在丙楼坪边海滩上开排水道砌闸门。没有打石工人，条石困难，决定拆下牛头岗顶萨镇冰当年筹捐建造守御堡上的条石，运来砌造闸门；没有泥石工人，派人去聘请散布在宁德各地打工的泰顺县技工来设计和砌闸门；大队又选技术人员测量塘堤基础位置，并做好标记。接着打造工具，如：铲海泥的铲铧、切割海泥的割叉、滑运海泥的凹形长木板。社员们个个欢欣鼓舞，跃跃欲试，只等小潮水时开工。
开工的早上，退潮了，滩涂刚露出水面，动工鞭炮响起，社员们争先恐后把一束束柴禾芒草铺在塘基位置上，然后，由本村的铲铧手和割叉手带领社员们在距离塘基20米以外的滩涂上掘海泥。用柴锄把表面烂泥刮开，然后铲铧手用铁铧铲出一块块含沙量少的海泥，用手拾起，人工接力传送到塘基，垒在铺好柴禾芒草上面。用割叉分割的海泥是纯土质，粘性强，长方形规格比较统一，好垒砌，砌在外面不易断裂；就这样，像砌石头一样一层层往上垒，垒了三层海泥，整平泥面，再铺上柴禾芒草（俗称一页土），每往上砌一层，宽度就收缩一尺多，继续堆垒海泥，这样连续一层一层像塔形一样往上堆垒，到大潮日水涨平潮时，不能淹没为止。每完成一段塘堤，都要靠石搭船运石块堆放塘基脚下边，以防止新塘基崩塌。这种石搭船，是特制的围塘运石船只，船的甲板用特厚木板做成的平台架子，装有机关，石块可以在船上两边自动放落。经过几个月艰苦奋斗，塘堤基本筑成，只剩合拢口等待时机进行合拢，这次动用上场人员400多人，筑堤215米。
1959年，正值全民大炼钢铁，再加上宁德县要围垦东湖塘，兴修马坂水利工程，修建宁古公路，为了应付大炼钢铁和三大工程需要，强劳力几乎被抽调一空，濂坑围塘工程被迫停工下马。下半年，盲目地抽调劳力，造成强劳力所剩无几，农业生产上又乱指挥，导致农作物大量欠收，加上管理不当，到秋收季节，农地里地瓜无人挖掘，无人推切薯米，全部烂在地里，即使稻谷收割回来了，抽不出人工去曝晒，堆在场所里任凭发芽生根，收割来不及的，只好烂在田里。
之后，发生了60年大饥荒，食堂里经常断粮断炊，人们饥饿难当，围塘工程停工，塘堤只好让海水任意吞噬冲刷。
1961年党中央政策调整，农业生产才有复苏趋势，渡过饥荒。濂坑大队再度发动强劳力投入围塘筑堤，在毁坏的塘堤上修补，加宽加高，于1962年2月间合拢成功。
刚刚围的塘内滩涂地，含盐度高，需要淡水冲淡，所以到1963年上半年塘内才开垦造田，插上早稻，到夏季，人们兴高采烈收割早稻。1963年7月13日，插上晚稻禾苗不久，遇上6号特大台风袭来，在南边靠近港尾山地位置，塘堤裂开一个大决口。1964年9月3日，十四号强台风再度袭来，塘堤原来的决口更加扩大，还增加了好几处决口，塘堤更加破烂不堪。灾后，鉴于闸门口地势太高，退潮时塘内积水不能排干，同年10月份，决定在决口港汊最低处，投工投资垒砌闸门，再次修补加高加宽堤岸，又在堤岸外面垒砌石驳岸，以固塘堤，才得以成功，再开垦造田播种。1976年，西坡塘围垦成功后，这段海堤成了濂坑村与郑岐村来往的要道了。
注：割叉的一端是木制的，另一端是用长铁条打制圆形的，然后铁木尾端叉开合并一起固定，铁木的顶端用钢丝连接系牢，形V形。割海泥时，用渊铁条一端插入泥中，要保持与木制成垂直线，木制一端向外旋转90度，用力地把割叉平衡地拉出一块海泥就分割好了，长方形的，又快，规格又好。
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山区的社员见割叉海泥时又快又好，规格又标准，说：海边的人围塘筑堤泥块，是预先制好了藏在海滩里，要用时，海水退潮了，到那里顺顺便便轻易地搬出来，所以围塘是这么容易的。
七都奉御塘的由来
奉御塘的塘内包含“永保千秋年，福寿万年长”十个字号的分片田，及苏家塘、七星塘（七个小塘的总称）、太平址、企坋、孟顶、下塘溪、五里排等二十多个分片田。
建塘时间大约在宋、元朝之间，当时居住七都“讲堂”附近的李奉御家族，很豪富，在他的倡议下，召集蕉城部分豪富及七都村民一起投资投劳，创建了七都奉御塘。李奉御家庭在七都的消失是在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因为李姓家庭李月太、李六勾结邓茂七叛乱，失败后家庭不知去向。
所以称之“奉御塘”有两种说法：（1）为表彰创建该塘的带头人李奉御而得名；（2）据宁德蔡家德航老先生说，所以称“奉御塘”，是为表彰宁德知事李奉御创建七都塘有功而得名。
建成后，田随跟份，而投资者大部分为城关的蔡家、董家及其他姓氏的有钱人。后来每年的夏、冬收成季节，城关的田主就到七都来向佃户每亩收取二百斤左右的田租，约占收成的总量的40—50%左右。
马坂水利渠道
贯穿宁德沿海四都（四都、五都、六都、七都）的马坂水利渠道，经过七都镇、金涵乡、漳湾镇。主干渠长28.2公里，渠底平均宽2.8米，面宽平均7米，高（深）平均4米，分干渠长34公里，支干渠4条，计长30公里，设各种节制闸、涵洞、渡槽35座，主干渠流量5立方米/秒，灌溉面积1.3万余亩。
—
五十年代中期，宁德县委、县人委为保证农业高产稳产，认识到必须首先解决水旱问题，把水利建设放在第一位。1955年建成五里洋引水工程，1957年建成金溪引水工程。1959年县委、人委作出决定，修建马坂灌溉工程，11月成立马坂引水工程指挥部，由七都公社党委书记李心洁任指挥、县水利科副科长左兆兴、漳湾公社党委副书记林志吉为副指挥，总指挥部设在七都。12月1日整个工程全面动工，全县13个公社调集了11个公社的8150名农民工上场，高峰期超过10000人，沿着主干渠（马坂坝头至濂坑井上）以公社为单位，编成11个民工大队。如虎贝、洋中、石后等公社分配濂坑段开挖主干渠，七都公社分配在乐厝至秋山尾段，民工在各公社干部的带领下，自带口粮、菜金。实际由公社分配各大队（村）出粮食、办食堂，民工自带工具，各公社分段包干。
马坂引水工程拦河坝（石砌），位于七都公社马坂大队的七都溪河段，坝长107米、宽20米、高2.5米，于1960年2月建成。主干渠沿线的各公社民工，有分配到各大队（村），在自己大队包段的各地段上开挖，沿线红旗飘扬，晚上架灯夜战。在当时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大干快上形势下，民工们干劲冲天，从马坂至濂坑的16.5公里长的主干渠于1960年10月基本挖通，计完成土石方104万立方，其中石方1.51万立方米，投工101.7万工日，耗资84.82万元。
在“大干快上”的政治形势影响下，工程匆促上马，技术上没有规划、设计，更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拦河坝所处的河床地质状况不明，加上施工中缺乏具体的技术指导，一味追求早日完成，因此工程质量差，在1960年8月8日的一场洪水中拦河坝被冲垮。由于“大跃进”时期宁德县从农村抽调大量劳力投入各种工程建设，造成农村劳力大量外流，土地大量抛荒，粮食严重减产，人们不得以瓜菜及野菜、青苔、谷糠，甚至纸厂出的稻草浆填饱肚子。由于“难当的饿罪”，全县出现了病人多，死人多，外流人口多的“三多”现象，当时宁德县委根据上级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指示精神，决定马坂水利渠道（引水工程）下马。
二
1963年，宁德县国民经济有了起色，决定马坂工程再度上马，中共宁德县委于同年12月重新成立了马坂灌溉工程指挥部，由县长陈邦兴任总指挥兼党委书记，水电科长李心洁、水产科长任随保任副指挥。12月27日开工，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和定额管理（每个男全劳力负担义务工5个工日，每个工作日按各公社不同补贴0.4元至0.5元），这样一来调动了民工积极性，上场民工5000余人（按各公社配额），工程进展较快，16.5公里的主干渠按设计要求于1964年9月修整完成，右干渠1.2公里接到五里洋渠道，左干渠11公里，左右干渠流量达2立方米/秒。完成支渠15条，计长30公里，建节制闸，涵洞54座。至此，马坂水利渠道开始全线通水。
1964年11月修补道路桥27座，引水渡槽12座，但由于拦河坝被洪水冲毁，渠道引水只有2立方米/秒，经过3个月奋战，投工3万余工作日，花资金12万元，于1965年2月完成拦河坝基建，流量按设计要求恢复到5立方米/秒。
1965年10月至1966年8月，完成从濂坑井上经郑岐、增坂、下坂到西坡塘陡门头8.7公里左干渠，从陡门头分两条支渠：一条经骝屿、下仓、西岐、熨斗4公里；一条经门下到上塘8公里。至此，马坂水利渠道工程基本建成。
三
由于灌溉面积需要，从1971年12月起，马坂水利渠道继续延长，1972年6月开通岭后隧洞330米，使增坂干渠通过隧洞直接向漳湾、南埕供水。1976年开通熨斗隧洞186米，建漳湾渡槽130米。公路倒虹吸30米，门下隧洞462米，建成永安塘渡槽和上塘渡槽，共计完成支渠3条，长23.7公里；隧洞6座，长1785米；渡槽4座，长657米；大小倒虹吸3座，长260米。
1981年随着西坡塘垦区开发，马坂引水渠道又进行配套扩建工程，在六都段、濂坑坛亭段等处为起点，又建干渠8.7公里，流量1立方米/秒，经过四期修整，至1988年2月共完成土石方2077万立方米，投工4.35万工日，耗资4.034万元。
马坂水利渠道引水工程从1959年开工到1988年配套设施完成，前后持续了30年，为七都、金涵、漳湾等乡镇1.3万水田灌溉和七都和西坡塘等地淡水养殖供应水源，发挥重要作用，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
进入二十一世纪，由于当地大力发展工业区，农田被征用开发建设，马坂水利功能逐渐废弃，大部分渠道荒废。
忆六都水库建设
六都水库于1959年9月建成。在六都秋山尾村的后垅里，集雨面积三点三平方公里，库容五十一万立方米，土坝高十八点二米，砌石涵洞直径零点五乘零点九米，最大放水量每秒零点一四立方米，干渠一条，二千米，灌溉核定零点一四万亩，实际零点零四万亩，养鱼四十亩。
六都水库可称宁德县全县十大工程之第一个，它于1956年动工，1959年峻工，历时四年。起先是由六都乡民众自发兴建，主要解决上洋、三望洋一带旱地灌溉。全乡乡财资金投入，全乡每劳动力分摊四点五立方土方，凡年满十三周岁而未上学者男性为半劳力，分摊任务。笔者时年正满十三周岁而未上学，加上继父全劳力，一共六点七五立方土方。父母叫我去完成，我与堂弟一同前往后垅里挑土筑坝，母亲用地瓜和大米混煮半小桶，当午饭含点心，配有咸小带魚几片。约是三更时分二人从六都主村摸黑步行至秋山尾，经过荔枝树和山林的阴暗小路，那时我俩是小孩，虽身高有一米六左右，但身心尚未成熟，也很怕鬼。阴暗小路山林中可能有动物被我俩走路惊动，我俩反被惊怕。二人都不知后垅里水库工地在何方，二人翻越秋山尾山，见到工地坝区有火光，就沿火光入工地。这时天未亮，只能靠坝区火光照明走路挖土挑土。我俩各领一个木箱，土装满一个土箱，需挑三十二担，为一立方米。自己带锄头，土箕和扁担用工地的。我挑满一木箱，经工地验收人员验收后方可将木箱拆移开重新再装。天未亮时，我已完成一立方米土方，可是天亮时，拆开木箱后，见到我挑的土中有人头骨等，我怕得很，中午也吃不下中午饭，傍晚将饭带回家。笫二天再去，劳动一天，也不知完成任务与否。后来我病了，尔后，母亲送我上学堂读书。
回忆当年六都水库工地，有的用土箕扁担肩挑土，有的用“拖旅”车运土，那是很有风险的工种。我见朱彦城在指导，周爱花等人在工地收土票。他们在议论陈邦兴来工地检查指挥并参加劳动。后来，我见到了县领导陈邦兴，觉得也很平常。
工程开头由六都乡民办，后发展到全八都区人来支援，最后变成民办公助，全县民工都来建水库。为何知道是全县民工都来建水库呢？后来听说有一位女民工住在朱官容家，是来自飞鸾碗窑，她为父母完成任务，去做重活“拖旅”，得病后死在朱官容宅之彦乐店内。这才知是全县人来建六都水库。
在工地里民工怨气很浓，一些外乡人在骂，一些六都人在骂，骂乡长私心，借做水库为自已做风水。后来乡长祖上的墓被外乡民工挖成悬空的。
金涵平原上的工业、工程见闻点滴
宁德县的现代工厂，除城关之外，以金涵平原上最多、较早。
据亲历者介绍，金涵的工厂，早的建于五十年代末，乡人称为“炼钢铁”、“高产收”的“大跃进”时期。留下名声的有两三处，一处在今造纸厂址，是地区炼钢厂，准备用铁矿石炼铁；一处在国道大桥上游不远的左岸河滩上，叫“宁德县炼铁厂”，原料一用山涧中洗来的铁砂，二用各家各户的铁锅或其他铁器。前者时称“小洋群”，后者为“小土群”。还听说金溪右岸的“冥头墩”边，城关人称为“火筒竹”的地方，也有一处“蕉城公社炼铁厂”，建起数座高约三米的炼铁炉，用木制风箱鼓风。
我见过“地区炼钢厂”的一些痕迹。据资料称，这个工厂投资90余万元，但未出钢水。厂里一座高炉，傲视着金溪平原数十年之久，是这一带开辟洪荒的标志物，直到七十年代初，开始建地区造纸厂时才拆毁。到七十年代中期，还可以见到旧迹三处。一，矿洞。在今碧里电站后的山坡上，杂树掩映。洞口径约二米，未知深几许。二，引水渠。渠宽一尺，流量当在每秒十升以上，渠首在碧里龙潭，绕过山岗直抵工厂，全长至少有一公里。七十年代尚完整，渠中有流水。估计在造纸厂后大门的马路边今天可能还残留一段。三，办公用房。
办公用房为砖砌平房，似乎有两排。在今变电站后，距厂区还有一二百米远。七十年代时，有当地农民居住着，有的房间内养着鸡。炼钢厂建于此，可能是因为蔡洋岭山麓有铁矿石。我当时在山坡上除茶园草，有时就能拾到比重较大、颜色赤红的石头。石头含铁多是肯定的，但是否具备工业用途就另当别论。在蔡洋岭上某个地点，路边曾见过一眼圆井，井边有“煤”块。据说也是“炼钢铁”时期挖出来的。其实是泥炭，山区沼泽下多有，根本不能炼铁。
“高产收”指的是虚报农业产量，高得离谱。“炼钢铁”，指全民动员炼铁。1958年宁德全县“乡乡办工厂”，号称办了2200座工厂。其中炼铁炉有154座，炼出铁4000多吨，钢71吨。当然这些钢铁没有实用价值，徒费巨大人力物力。我小时候在县展览馆（今市医院）墙边见过牛头大小布满气孔的铁块，可能是当时送来做喜报的实物。放学路上，北门街某处“火烧坪”（具体地点记不得，可能就在城隍庙边的空地上）随手拾得一些同样布满气孔的铁渣，可粘住人的头发。这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若干年前，在金涵蔡洋岭的浮坪村，一位老者指着村头水桶般粗细的浮柴（蚊母树）说，这是五八年为炼钢铁烧炭而砍掉的大树桩上长出的新树。炼钢铁时，每家的锅都被集中到炼铁炉中“焖”了。老人说，锅本来是焖别人的，居然也有被别人“焖”的时候。
七十年代初，宁德县开始由手工业为主向现代工业发展。工业项目以大泽溪电站、地区茶厂、罐头厂、县合成氨厂及地区造纸厂规模最大。除电站之外，几座工厂都在金涵，其中合成氨厂和造纸厂在金涵平原西侧山麓。茶厂和罐头厂，在琼塘村地界。
地区造纸厂建在金涵大松岗后的蔡洋岭山麓，就建在五十年代末的地区炼钢厂的厂址上，1972年开始筹备，不久动工。工厂面积超过原来的钢铁厂，1975年，还征用了十来亩水田作为原料场。大约在1976年正式投产。1975夏年到1977年底，我在公社茶场务农，茶场就在造纸厂后约二三百米的山坡上。此时地区造纸厂处于全盛，干部工人估计在三百人左右，皆健壮有精神。工厂原料是山上的“篙秆”，就是五节芒老熟时砍下，成捆卖到料场。记得一百斤五元钱。
当时，五节芒并不多，春耕时农民要割些五节芒的嫩叶给牛当点心，连城关的农民都跑到金涵的溪里峡谷里头割。据说有的原料从古田县用车运来。
也收稻杆。有一次料场火灾，火势冲天，山丘一样的原料，次日就烧成了一堆灰。据说这座工厂本来是给阿尔巴尼亚的，后来关系有变，就给了工业基础差的闽东。总投资额达到400多万元，设计年产凸版纸1500吨。1976年后生产纸张，说是用来印刷毛著五卷。1977年，宁德县造纸厂从城关的北门外迁出，与地区造纸厂合并，厂址归了地区某单位。
合成氨厂建得早一些，在1974年就生产了。
县合成氨厂的厂址，原先选择金涵瓮窑、金涵竹林院和七都直浿洋三处，初定七都直浿洋。后来经过比较，金涵竹林院以“对面白圣义山，是断崖，既靠山、又隐蔽，水质好，具备建设（宁革生字（70）109号《关于年产3000吨合成氨厂重新定址的报告》。）”等优先条件，符合“小三线”的标准，最后确定于此。
早在“文革”之前，建立独立、“各自为战”的后方战备基地的思想，就影响着福建省各地工业项目的布局。1970年初，国家拟定“四五”国民经济计划时，要求抓战备，建设战略后方，建立包括闽浙赣区在内的各自为战的经济协作区，这就是“小三线”。福建省在当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发展“五小”，即小钢铁、小机械、小煤窑、小化肥、小水泥。提出建设这些工业项目时，要“靠山、分散、隐蔽”。当时还有“七小”的说法，就是加上“小电”和“小药”，以及“小围垦”等等。
资料记载，合成氨厂预计投资230万元，1970年开始动工，当年上级拨款134万元。到1974年大泽溪电站开始发电，合成氨厂也开始投产。工厂生产碳酸氨化肥，农民称为“臭氨”，设计能力年产3000吨。原料为煤，日用量三、四十吨。投产后，煤供应不稳定，产量也不稳定。1975年“整顿”时期，曾每月产氨肥1000多吨，在全省同类厂中名列前茅。
宁德县合成氨厂占地面积近30000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达到15954平方米。前门开在北边，后门在南边，生活区集中南边。四面有墙，工厂员工350多人。厂区边上有座竹林寺，是个古寺，那时似乎充作厂里的食堂。有一次我放羊路过，到里头要水喝，所见与普通民居没有什么两样，不见佛像香烛之类。寺边有一处深潭，水极清洁，因水深呈乌黑色，厂里用这里的水制化肥（数百米外，造纸厂的水源亦在此），工人上完班，全身粉尘，就到潭中洗水。到1976年之后，工厂领导将每日“超产”的化肥（称为“氨头”），与一些农业集体换生猪，再将猪肉补贴工人食堂，因此当地农民都羡慕合成氨厂的工人。我放羊进溪里峡谷，屡有经过其北大门前，但进厂次数不多。常见有小型拖拉机，驮着一个水箱，箱中装着氨水，突突突在公路上跑。厂里用煤，因此建筑、地面一片乌黑，烟囱也冒着黑烟，远不如五六百米外的造纸厂来得清爽。
茶厂与罐头厂，建厂时间略迟于合成氨厂。因为路途较远，只在工厂放映电影时，去过一二次，因而情况不太清楚。建厂之前，这一带大约是园地和水田。听说公社化初期，这里还有个养猪场，集中各家各户百余只猪养着。
建设这些工厂，前提是有电。在此之前，宁德县一县用电量很少，全年只有一百万瓩左右，自然不能满足这些中型的工业企业的需要。后来，大泽溪电站于1974年春季开始发电，使宁德现代工业得以起步。恰在此时，我与全年段十个班的同学，徒步翻越三望山，到大泽溪电站住了数天。名为“学工”，实际上是参观。除大坝、厂房、压力管、机器留下令人惊叹的印象外，工棚食堂里的“广东焖”红米，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
大泽溪电站是宁德县现代工业最主要的标志。电站在金涵设一变电所，就在公社茶场下。工人十余人，看仪器的工作不怕风雨，收入稳定，在当地农民看来，是另一阶层的人物。
其实，宁德县较早时打算建设金涵电站。在宁德县革命委员会刚刚成立的1968年底，就向地区报告，“完全有必要续建金涵电站”。据资料说，这个电站发电量有1500瓩，而且“地势隐蔽，易于施工”。但后来上马的是大泽溪。所谓“续建”，是指“大跃进”时期已开始修建金溪电站。由于工程规模很大，当时根本无力建设，因此很快就下马。此事详情，需当事人回忆。金溪电站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再开工，1987年发电。但是，金溪电站的上游，有一座罗源百丈电站在七十年代初就开始动工了。这座电站利用了百丈龙潭瀑布的水头落差，厂房建在瀑布下游数百米处的溪边。1976年初我到过此电站，时未完工，山坡上还是施工现场，因此从龙亭岗可直下溪谷，涉水过溪（溪中堆满了基建的石渣），再从罗源电站边公路上到瀑布上端，沿公路往中房街。直上直下，用时记得需要二个小时。这座电站先建成，金溪电站就不能修一座有容量的水库了。
这些工厂奠定了宁德县现代工业的基础。但工厂对当地农民影响有限。我们挑担子，大都要绕过造纸厂的围墙，多走百多米的路。有一郑姓知青曾“闯”过前门，但过不了后门，只得再回头，多走了很远的路。除了这些工厂，金溪平原上似乎连手工业都很少。有个浙江人，在涵道村开个小铺打锄头，是当时很少有的。
七十年代初兴建金涵水库，是万众参与的一项工程，“史无前例”的景象让当地人大开眼界。
水库建于七十年代初。1971年10月，金涵水库动工。据资料显示，水库总库容1600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3.77万亩，水库大坝为粘土心墙堆石坝，坝顶高程84.7米，实际高40米，长320米，顶宽5.7米，加上隧洞、渠、溢洪道等配套工程。这是宁德县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
水库建设前只到过这里一次。小学生时到这里割早稻。与同学在岭尾溪和里占溪汇合的水潭中游泳，在栏头村某农舍边休息。水潭方圆十几米，深不见底，夏日照耀下水色碧蓝，潭边尽是拳头大小白浄的卵石。读中学时，随队到水库工地劳动好几次。1974年初春，全年段学生一同穿过水库工地，经由里占村，攀岭到三望、林下洋，翻山到大泽溪电站“学工”。数日后，由石壁岭下，再经水库工地，回到城关。前后几年间，亲眼见几个篮球场那样大很深的地基，不断填土，最后成为一座山丘般的大坝。
水库大坝建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进展不快。大约在七三年到七四年间，全县集中了两万余人上场“会战”。当时宁德军分区赵司令员坐镇指挥，以军事化的方式组织施工，夜以继日，大坝很快过了拦洪的标准。到1974年，“金涵水库仍然是县里的重点，省地委要求年底大坝要完工”，因此，水库工地一直都十分繁忙。
1974年底（《1974年8月29日两委扩大会议纪要》。）或1975年春，我以民工身份，在水库工地上劳动了个把月，拖土，挖土，挑土。工地上机器很少。坝头打石用风钻、坝面填土打夯有几架半人工的土制打夯机。大部分工程以人工完成。数百成千运载着黄土的板车首尾相连，逶迤数里，依次排到坝下。那时，好像大坝土方似乎已接近完成，因此要用“爬坡机”，就是用一种土制的缆车，钩子勾住板车，从木制斜道上拖至坝顶。
全县各公社均抽调劳动力参加水库建设，包括虎贝公社也有民工前来，城区干部、学生、居民多次参加无偿劳动。工地上集中了很多人，大坝前的山坡和村庄，处处可见简易搭建的工棚。工棚单层，用油毡遮雨，竹片或“稿杆”做墙，内以杂木支撑出两层的床铺。大的工棚，估计可住百人以上。一次从琼堂村后山走夜路回城，从山上看去，库区工地一片灯光，恍如城市。
当时建金涵水库时，听到的“意义”主要是灌溉，能够提高粮食的产量。到1977、1978年，金涵水库的左、右干渠的配套工程，主要是漳湾的南埕、王坑、拱屿等地以及蕉城公社的靠海的一些大队地域内的渠道建设还在进行，这些工程是当年农田基本建设重要任务。不曾想到，于七十年代建成的水库，后来的功能转化为提供城市用水，成为宁德城市发展的命根子。
后来从资料上看，这座水库对宁德县来说，工程量极为巨大。建设期间，全县总计投入工日410万个，投资934万元，至1975年底，水库基本工程结束，开始蓄水。历时近4年多。
难忘沃里油茶场
宁德飞鸾白马山前，有一个小山村叫沃里，不过百来户人家，平时不怎么显眼，可在1958的火红年代，这里却因为出现过一个由粮食系统创办的油茶场，也曾经远近闻名，风风火火过一个时期。
千山花白万里香飘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白马山附近的沃里、沃坪一带群山荒丛中，生长着许许多多大小、疏密不同的油茶树。也不知是盘古开天地时留下，还是那一代祖宗种植的，人们都已无从查考。这一带虽然土壤肥沃，但由于荒草、树木的侵扰，油茶树身矮小，无法与之争夺阳光、养分，生机受限，生长不好，大多无法开花，能结出果来的很少，因而少有人光顾。年复一年地自生自落，或烂入土壤，或生长发芽成新树，代替老死枯萎的一代。数千年延续下来，偶尔有些好事的人，也拣了一些回去，用土设备压榨出一些茶油来，作为点灯、供佛，或妇女们养发之用。
1958年，中央作出发展木本油料作物，大力垦复、种植油茶、油桐指示后，福建省林业部门曾派出勘察队到各地进行过踏勘，其中一个组到过宁德的白马山一带，发现了这一大片天然油茶树，十分惊喜。据他们估算，大约有1.5万到2万亩之多，便向省里和宁德县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对此林进行垦复利用。并提出在地势较为平坦的沃里村设立油茶场。
建议得到省粮食厅（油茶属粮油作物，当时由省粮食部门管辖）和宁德县委重视，宁德县立即行动，由县粮食局出资，并委派范学胜同志为场长，从县里抽调数名干部组成班子，在飞鸾乡、社帮助下，赶赴沃里村筹备。他们借用沃里村一祠堂设场部办公室，并从飞鸾，三都附近乡镇农村抽调300多名农民，自带生产工具和日用品赴沃里集中。油茶场将这些人分别编成四个中队，各任命了队长、副队长。在当地干部带领下，分赴沃里、沃坪、施家山、高忠洋等4个村，借用当地群众房子住下来，立即开始披荆斩棘，对那里荒山中的油茶林，展开轰轰烈烈的垦复工作。
经过1958—1959年一年多时间努力，他们共垦复油茶林13000多亩，对林木稀疏地块，则用新育苗木进行适当补植。同时，为提高经济效益和林木生长速度，还进行林粮间作和多种经营：由省粮食厅从印度调来核桃种子，种植5000多亩；省、县粮食局，还供应多种经济作物种子，如玉米、花生、荞麦等，各种500多亩。
原始油茶树经垦复，除去杂草、灌木后，面目一新，因享受到充足的阳光和养分，很快便开花结果。1959年入秋后，白马山上油茶树，到处结果累累，场里300多名人手不够，还发动附近各队小学生帮助一齐采摘，当年便收下油茶籽100多担，（第二年又收了近200担）上交给国家，为荒年粮油供应缓解了部分困难。
茶籽采摘后，养分集中在花蕾上，油茶树便很快开出白花，为来年生育引蜂传粉。1959年秋冬之际，油茶场附近的白马群峰千山万壑，处处白花遍地，形成一道特别风景线，着实喜人。省粮食厅为推广油茶生产，便在沃里召开示范现场会，全省各县100多名代表集中到这里现场观摩。沃里村一度呈现旷古未有过的热烈场面。
援农救荒开发中止
正当油茶场热火朝天地进行经营建设，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时候，我们国家却遭遇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农业全面歉收。当时白马山上各乡村农户，每人每天只供应半斤原粮（稻谷），农民饿得没法，只能上山找野果挖野菜充饥，浮肿病人成千累万，田园大量抛荒，无人耕种。有些地方草长得比人还高，许多乡间道路都被蔓草侵蚀，或只剩下中间小小一条通径，当时有一首歌曲形容当地景象：
登临白马看荒年，山雾茫茫不见天。
万落千村无煮火，家家户户断炊烟。
黄颜衰老门边倚，大肚男夫床上眠。
乱草逢蒿埋路径，山猫野兔寝田园。
四邻但听妇婴哭，百里不闻鸡犬喧。
这就是令人至今难忘的一九六0年。
当年秋冬，党中央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号召。各地区各部门迅速调整了工作部署。各项正在建设中的工程和厂场纷纷下马，遣散由农村抽调来的农业劳动力，让其回乡种田救荒。油茶场本属农业生产场地，按上面精神，没有强调一定要下人，但因为来的都是农村主要青壮年劳力，这时农村开放小自由，允许农民小规模开荒和种自留地，自己产粮救荒。
这个政策对他们有很强吸引力，因他们来场后，家中大多留下妻儿和年迈父母，看见别人都在热烈地开荒种粮，家属当然都盼望他们回去。因此，在场无法安心生产，个个归心似箭。场里范学胜等领导们研究后，认为“留下人，很难留下心”，“留蜂不做蜜”。因此干脆开会宣传当前政策形势和油茶场前景，并宣布让工人们自己选择，来去自由，自愿留场者让其留下，给予一定工资待遇；愿意回农村的，一律让其自由回去。这一宣布，300多人中一下子走掉90%，只剩下30来人，场部决定撤消原来四个中队，将所有留下来的人集中到沃里所在地来，组成一个队继续工作。
为适应当时种粮救荒形势，油茶场决定暂时停止油茶的垦复和种植，1961年1月起，全力集中于种粮和发展肉、菜等食品生产，多种经营，以适应饥荒形势。为让留者安心工作，便利用场里自产剩余粮食，适当地提高劳动工人的食粮补贴标准（每个参加劳动生产者不论干部、工人每天每人给予半斤实粮补贴）。在那个人们只问食粮多少，不计较工资的年代，这样高粮补，自然巩固了留场队伍。
当时许多外地工厂，工程纷纷下马，都向原籍地遣退工人，其中原属农村来的退回农村去，原属城镇人口的，宁德县为了不增加城镇人口，减少粮食供应，便成立“压缩城镇人口办公室”（由马国祚当主任），将这些人全部往三场（农场、林场、茶场）遣送，沃里油茶场因此又暂时接收了几十名城镇户口的工人。
1961年，当闽东各地处在半饥饿状态，人们都在为粮食、农副食品供应不足而苦恼的时候，沃里油茶场却获得粮食和各种经营大丰收。全年共收下薯米200多担（因山猪猖獗，大部被毁），养羊300多头，牛20多头，蛋鸭400多只，菜鸭、鹅等200多头，使职工生活得到极大改善。
保种保粮存亡之战
1961年春，宁德饥荒严重，中央福建省委为追究有关领导人员责任，宣布改组宁德县委，派出以肖文玉、王安珍为首的5人工作组，按管宁德县委工作，原来的县委常委8人中，包括第一书记史光华，第二书记王峻峰在内共6人被停职反省。工作组号召全县人民投入抗灾救荒，并大量从外地调粮支援。粮食供应已被压到最低点，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定量減至21斤，农村人口每人每天只分给半斤原粮（稻谷或薯米），除了“瓜菜代”外，家家户户都上山下田，找野果野菜，挖蕨根，“猴毛头”等充饥。在那个年月里，不但生产队集体地里粮食，甘茹等保不住，大多被人偷收偷挖，有的乡村集体食堂、仓库也被盗，甚至连种子都保不住，被偷光了。鉴于这种严重状况，接管宁德工作的省工作组领导提出“保种，保粮，保命”口号。要求各级干部，切实保好粮种，以备来年春耕。
沃里油茶场是国营场，口粮原本可由国家保供，但该场范学胜场长（以下简称老范）颇有远见，他看到白马山一带乡村灾荒十分严重，许多队连种子都吃光了，预料到1961年春耕种苗肯定是个大问题。水稻谷子或可由国家调给，但作为当地农村主粮的甘薯种很难留住，一旦被饥民吃光，大量的山坡农地春耕季节会因无苗可种而抛荒，将造成更严重后果。因此，他决定把当年场内所收获的甘薯，能用作种子的全部留下来，并在场部及附近砌窖保存。
1961年春初，当沃里大队粮食收光之后，一些饥民便把目光盯到油茶场甘薯种上，场外保存的看不住，连连遭窃，渐渐被偷光，最后只剩下场部围墙篱笆内的几窖“保命种”了，场里就连日连夜的加强了警戒。
一个月黑风寒的晚上，工人们睡下不久，外面忽传来“不许动，站住！再动，我就开枪”的喝声，只听篱笆叭喇一声，一个瘦影越出墙外逃跑了。原来当天下午，沃里村一个叫“猴鸡”的人，曾在篱外窥望一会，被场干部朱某某发现，因此人曾有小偷小摸前科，偷过场里不少农作物，老朱认为他看了路径，晚上肯定会再来，因而早早地埋伏暗处等待，果然不出所料。不过这次虽然未抓住他，却已把他吓得屁滚尿流，从此后，沃里村几个善偷者再也不敢踏进油茶场一步。剩下数窖薯种终得保了下来。
1961年开春后，由于“自由一季”政策的贯彻，允许农民开荒、种自留地，农村抛荒土地逐渐被开垦起来，可这时正如老范所预料的是：春分将至，各地找不到薯种育苗，干部，农民急得像热锅上蚂蚁，毫无办法。这时油茶场便把场部附近黄土坪一块5亩多的新开荒地，用高竹篱笆围圈起来，把保存下来的甘薯种全部下到那里，并筑起草楼，派4个工人、干部，带上枪支武器，日夜轮班护守和进行施肥浇水等培育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终于长出茁壮薯苗。各地社队干部农民闻讯，纷纷前来登门求供，油茶场一时门庭若市。来者除飞鸾附近各社队和本县各乡镇外，邻近的罗源、连江和福安、寿宁等地农民也来求援。由于货源紧缺，当时市场薯苗价高得惊人，每百株从开头卖五、六元，后来涨至八、九元。油茶场供给他们的，只算1.5元，但为充分发挥种苗效能，每人只限供500—600株，不让多买，让他们拿回去后作为母苗扦插培育，待长出藤蔓后，再剪下种植，这样每株又可分植四、五株至七、八株，为当时缺苗社队和农民解了燃眉之急，为宁德救荒和农业生产复苏立下了汗马功劳。
薯苗的紧缺，偷苗现象也相伴发生。但因油茶场看的紧，外有高高的竹篱，看守的人又掌握武器枪支，偷窃者不敢造次。强偷强抢不行，于是就便用种种手段，勾通内部看苗的人来设法偷。
一天晚上，天很黑，下着蒙蒙细雨，我和老范、工人陈占好三人在场部谈了一会工作，因不放心苗地，便一同去看，半路上一个人迎面匆匆而来，老范打起手电筒一照，发现他棉大衣背后露出几株薯苗来，而此人正是负责看管茹苗的生产领队陈某某，老范叫住，把薯苗卸下，共6捆，600多株，老范问他拿给谁的，他吱呀不语。后经查明，此人系与沃里村一妇女关系不正常，那女人向他要，他不得已才去冒险，监守自盗，偏偏又被碰上。因此人是场里生产领队，平日里工作积极负责，很被看重，老范交代我们不要声张，给他保留面子，以利此后工作。但纸终包不住火，后不久，还是传遍了全沃里村，只得将他换了。
是非功过谁与评说
油茶场自1960年遣散大部人马支农后，开发基本停止，此后便未再上人，30多人的队伍虽时有进出，但基本上一直保持到1962年下半年。由于农业形势大大好转，粮油短缺现象已大为改观。这时，国家对企业经营提出“整顿、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油茶场的主办单位——宁德粮食局，它是属于商业单位范畴，要执行经济核算的。1958年，当上级决定把建设油茶林场任务交由粮食部门经办的时候，那是“大跃进”运动特殊时期，他们在匆忙中接过这个担子，当时确实没有人敢去考虑经营效益的事。4年的经营现实，使他们不得不面临着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油茶属木本油料作物，是个需长期投资才能产生效益的项目，一片油茶林从种植到开始收成，起码5—6年时间，核桃树更要9年，前期管理成本浩大，要有相应的资金长期不断投入，才能有效果。垦复天然油茶林，固然成效快，当年就能见效，但由于天然茶树品种不齐，产量少，管理起来颇费工夫，难予规范，经济上往往收不付支，更划不来。
其二，实行林粮间作，本来是林业投资中实现长短结合，降低成本最好方法，很多林场都实现了，效果很好。但沃里这一带，当时山猪活动猖獗，油茶场种下的数百亩玉米、高梁、花生、荞麦等作物，全部被毁，颗粒无收，种下的200多亩甘薯，也被毁之过半，余下部分，还是依靠筑楼派人日夜看守，才得以保存下来。因此，在这种地方，林场要实现自给经营很难做到。
总之，油茶林场是个必须靠长期投入经营才能有成效的事业，粮食局没有更多的资金来支付长期亏欠经营。在粮油供应困难年代，它的存在也许还有必要，但1962年后，随着农业形势好转，油料供应不那么紧张了，它的存在就失去前提和基础。
油茶场从1958年兴办到1962年，其间共经历了4年多时间，究竟它的兴办，是功，还是过？给国家、人民带来的是利、还是害？它的上马，是对，还是错？其间，人们曾经有过不同的争论和见解：说功者认为：油茶场大干快上，干部、工人艰苦创业，短时间内就创出成绩，是个创业典范；况且，在它存在的1958—1962年期间，为国家生产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和油料，为上级部门供给了部分肉、蛋等食品，缓解了当时部分灾荒困难。并在困难岁月里，对沃里村饥饿农民借出一些粮食，救活了不少饥民。特别是在苗荒的1961年春天，为当地农村农民供应了成百万株薯苗，为农业复苏，立下了不朽功勋。办场过程有一定损失，但是功大于过。
说过者却认为：上油茶项目是盲目经营，垦复花了那么大力气，劳民伤财，最终还是放弃抛荒，浪费了大笔资金，得不偿失，本是不该上的项目。
不过，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判断事情，不能离开那个时代背景，沃里油茶场诞生在“大跃进”年代。那时国家严重短缺食用油，在“以粮为纲”方针指导下，为避免粮油争地，提倡大力发展不占田地的木本油料作物，这个方针在当时无疑有它正确的一面。1962年后，随着农业形势的好转，粮油生产的恢复，食油紧张的缓解，再不用费大力气，不计成本地去搞木本油了。它的历史使命，到了终结的时刻，及时退出，也是正常的。当然应该承认，油茶场的仓促上马，其决策过程显然过于粗糙，不妥之处，也可引为今后教训。
1962年底，粮食局经过县领导同意，决定把沃里油茶场移交给有专项事业经费开支的县林业部门，合并到飞鸾林场，由林业部门管理。而飞鸾林场接收后不久，又因自身原因，被缩减为飞鸾林业经营所，人员规模大大缩小，管理上力不从心，只得放弃了沃里这块地盘，把全部人员迁移到飞鸾浦岭，原来经营的万亩油茶林和核桃树等作物全部交给当地农村大队代为管理。
曾经风风火火一阵的沃里油茶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它的暂短使命。而它的辉煌故事，长久留在当地几代人民心中。
是非功过谁与评说
油茶场自1960年遣散大部人马支农后，开发基本停止，此后便未再上人，30多人的队伍虽时有进出，但基本上一直保持到1962年下半年。由于农业形势大大好转，粮油短缺现象已大为改观。这时，国家对企业经营提出“整顿、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油茶场的主办单位——宁德粮食局，它是属于商业单位范畴，要执行经济核算的。1958年，当上级决定把建设油茶林场任务交由粮食部门经办的时候，那是“大跃进”运动特殊时期，他们在匆忙中接过这个担子，当时确实没有人敢去考虑经营效益的事。4年的经营现实，使他们不得不面临着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油茶属木本油料作物，是个需长期投资才能产生效益的项目，一片油茶林从种植到开始收成，起码5—6年时间，核桃树更要9年，前期管理成本浩大，要有相应的资金长期不断投入，才能有效果。垦复天然油茶林，固然成效快，当年就能见效，但由于天然茶树品种不齐，产量少，管理起来颇费工夫，难予规范，经济上往往收不付支，更划不来。
其二，实行林粮间作，本来是林业投资中实现长短结合，降低成本最好方法，很多林场都实现了，效果很好。但沃里这一带，当时山猪活动猖獗，油茶场种下的数百亩玉米、高梁、花生、荞麦等作物，全部被毁，颗粒无收，种下的200多亩甘薯，也被毁之过半，余下部分，还是依靠筑楼派人日夜看守，才得以保存下来。因此，在这种地方，林场要实现自给经营很难做到。
总之，油茶林场是个必须靠长期投入经营才能有成效的事业，粮食局没有更多的资金来支付长期亏欠经营。在粮油供应困难年代，它的存在也许还有必要，但1962年后，随着农业形势好转，油料供应不那么紧张了，它的存在就失去前提和基础。
油茶场从1958年兴办到1962年，其间共经历了4年多时间，究竟它的兴办，是功，还是过？给国家、人民带来的是利、还是害？它的上马，是对，还是错？其间，人们曾经有过不同的争论和见解：说功者认为：油茶场大干快上，干部、工人艰苦创业，短时间内就创出成绩，是个创业典范；况且，在它存在的1958—1962年期间，为国家生产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和油料，为上级部门供给了部分肉、蛋等食品，缓解了当时部分灾荒困难。并在困难岁月里，对沃里村饥饿农民借出一些粮食，救活了不少饥民。特别是在苗荒的1961年春天，为当地农村农民供应了成百万株薯苗，为农业复苏，立下了不朽功勋。办场过程有一定损失，但是功大于过。
说过者却认为：上油茶项目是盲目经营，垦复花了那么大力气，劳民伤财，最终还是放弃抛荒，浪费了大笔资金，得不偿失，本是不该上的项目。
不过，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判断事情，不能离开那个时代背景，沃里油茶场诞生在“大跃进”年代。那时国家严重短缺食用油，在“以粮为纲”方针指导下，为避免粮油争地，提倡大力发展不占田地的木本油料作物，这个方针在当时无疑有它正确的一面。1962年后，随着农业形势的好转，粮油生产的恢复，食油紧张的缓解，再不用费大力气，不计成本地去搞木本油了。它的历史使命，到了终结的时刻，及时退出，也是正常的。当然应该承认，油茶场的仓促上马，其决策过程显然过于粗糙，不妥之处，也可引为今后教训。
1962年底，粮食局经过县领导同意，决定把沃里油茶场移交给有专项事业经费开支的县林业部门，合并到飞鸾林场，由林业部门管理。而飞鸾林场接收后不久，又因自身原因，被缩减为飞鸾林业经营所，人员规模大大缩小，管理上力不从心，只得放弃了沃里这块地盘，把全部人员迁移到飞鸾浦岭，原来经营的万亩油茶林和核桃树等作物全部交给当地农村大队代为管理。
曾经风风火火一阵的沃里油茶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它的暂短使命。而它的辉煌故事，长久留在当地几代人民心中。
昙花一现的专区钢铁厂
宁德的金涵乡，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人也许还会记得，当年曾经有过一个远近闻名的大企业——福安专区钢铁厂。是“大跃进”运动中产生的，它的来去颇为奇特：1958年8月，从四面八方一下子聚集了数百人队伍，热火朝天地开山修路，动工筹办，日夜不停地赶工，地、县领导也时时亲临督促，人们总认为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企业。可至1959年8月，却又急急地一下子全部遣退人员，悄然下马。其间不过短短的一年时间。真可谓“昙花一现”。那么这个厂当时的上马、下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狂热的时代背景
1958年，人们习惯认为是“火红的年代”。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口号鼓舞下，为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伟大理想，在各地城市、农村中广大干部群众热情奔放，大办工业，大办钢铁运动轰轰烈烈。从四月初发动全民上山找矿起，闽东十个县（包括连江、罗源、长乐）共11万人上山，发现矿点1550处，经认定后有1150多处。矿藏中有铁、铜、铅、锌、钨、钼等。据当时有关人员的概略估算，认为有铁矿162处，估计藏量85万吨以上；铁砂540处，869万吨；泥煤3654万吨。在这些所谓“成果”鼓励下，钢铁生产指标也层层加码，步步提升：6月份以前只说一年要完成几千吨，7月18日地委扩大会议一下子提出下半年要产3万吨。当即动员七、八万民工上场，挖矿，洗铁砂，建土高炉、喇叭炉。八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58年）产钢1070万吨号召后，地方再一次加码，福安地区提出上场民工30万人，日产三百吨钢铁，向国庆献礼号召。到10月14日，又加码至上场65万人，要求日产800吨，后又加至1000吨。当时正值秋收时节，由于大批农民工上场，造成稻谷，甘薯作物无人收割，而烂在田里现象。
在大量土法炼钢铁上马的同时，“土洋结合”的口号也被提出来，于是，像专区钢铁厂这样的“洋”企业也就应运而生了。
草率的决策过程
当年由于“反右倾，鼓干劲”和“拔白旗，揷红旗”运动影响，许多干部在运动面前，往往明哲保身，不敢反映现实，不敢讲真话，这为错误决策的顺利推行，提供了客观的环境和土壤。
专区决定办钢铁厂，大约是在1958年的七月份，起初在福安筹办，后来大概感到环境不太适应，筹办组的人员便分别到各地走一走，寻找更合适地点。当他们一行人到达宁德时，县委第一书记史光华，第二书记王俊峰，极力想争取他们来宁德办厂。王俊峰便赶到地质队找了队长包邦琨同志。当时宁德地质队刚刚建立，队员20多人都是“半路修行”，临时拼凑组建的。其中李鸿声、高炳坤、刘瑞燕、邱智森和我5个人参加过省永春地质培训班两个多月培训，算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一些知识，而后面来的十多人更简单，大多是商业系统人员，从各公司抽调的，他们只参加学习9天基本知识，便匆匆上阵，工作起来自然困难很多。包邦琨同志如实地向县领导汇报了当时情况：宁德共发现矿点260多处，其中铁矿30多处，主要分布在官岭、禅地、金峰、三望、莲峰、黄柏、天山、牛头里、铜镜等地，根据初步勘察，比较希望能成矿的只有黄柏、官岭两处，黄柏储量初步估算约十五万吨，官岭约十四万吨，两地合起来不到30万吨，要办大厂恐怕不够。王听后，很不高兴，大批我们右倾、保守，说：“你们能确定宁德无矿吗？如今后找到了，你们怎么办？”这样，地质队的人自然都哑口无言了，谁还敢再说？他要包邦琨同志在面对地区厂筹备组时，多说一些正面的话，把宁德地质前景吹一吹。多找一些有希望矿点说一说，要力争这个厂到宁德来办。同时王也吸收了我们反映现实，对办厂地点，做了初步规划：他认为宁德现有二条公路正准备开，一是通虎贝、古田的宁古公路，二是八都至霍童的八霍公路；此两条路通后，可以让官岭，黄柏两个点的矿一齐集中运到三屿一带，在三屿设厂冶炼。
正当地、县领导因矿藏不明，在办厂地点上徘徊犹豫，定不下来的时候，省里来了物理探矿队（简称物探队），并带来探矿仪器“物理探矿仪”（简称“物探仪”），据说这个仪器可以根据磁场原理和仪器中不同光谱来确定矿藏所在和大小。他们在宁德各地走了一遭，回来汇报说，宁德城关西向山脉和三都牛头山振荡波都很大，这两地会有大铁矿存在。这么一说，让地、县领导大为兴奋，他们认为矿藏可以落实了，便草草地作了决定，把办厂地点定在宁德城郊外的金涵乡。
后来事实证明，这些物探队员当时也是新手，因对仪器操作不熟悉，引发了失误。
大干快上——火箭的速度
从火红年代走过来的人们，大都记得1958年，当时宁德城关许多单位的办公室墙上都排列着一幅图，上面画着：火箭、飞机、汽车、黄牛、田螺五样东西，它代表着五种行进速度，要求人们要以火箭、飞机的速度工作，最少也要学汽车的速度来跃进，不能像黄牛那样慢腾腾地走，更不能像田螺那样爬行。这五样东西下面分别划了五个框，给单位每个人都制一份木牌或纸牌名片，每月进行一次评比，然后按照每人工作情况分别往上面挂，谁被挂上黄牛，就挨批，挂上田螺就要被拔白旗拔掉。这样的气氛下，人们自然毫无悬念地都争以最快、最积极的态度来执行上级分配任务。
那时，专区钢铁厂的筹建正是以火箭的速度进行的。
大政方针确定后，当时的地委吴书记亲自深入工地指导，并组建钢铁厂基建指挥部，由宁德县委第一书记史光华挂帅，担任总指挥。并从地属各单位迅速抽调180名干部职工（其中干部69人）到职开始筹建工作。
他们进行工作主要有：
一、挖厂址，修公路。8月9日从宁德和各县抽调的民工数百人开始上场。把金涵山边的两个小山头铲平，开出一大片几百亩平地，修建厂房。并开通铺设了从金涵厂址到单石碑和到琼堂连接的两条公路，前后共使用了114577个单工日。
二、建高炉，造设备。在省冶金厅设计院工作组李金玉、于旭等专家指导下，由福安通用机器厂负责承建。该厂动员600多名工人，日夜加班奋战，他们以无比的热情，提出：“轻伤不下火线，跌倒再爬起来”口号，奋战了四个多月，动用了4.5吨钢和36吨铁，耗去15.3吨焦炭、5.11吨木炭，和5吨石灰石等原材料，建成重达32吨的大量的生产设备，其中有大管36件、小管189件。
整个基建到1959年一季度结束，共建成28立方米高炉一座，热风炉二座和30米高烟囱一座，此外还有水道、蓄水池等大批工程。
三、购置了价值27万元的大批配套设备，主要有鼓风机、煤氧机、转炉、变压器等。
地质队的苦恼
钢铁厂建设者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日夜加班争时间，赶进度，他们的信念是一定按上级号召为在1959年第二季度建成投产而奋斗。
这时候最苦恼的自然是地、县地质队了。省物探队留下一个“宁德有大铁矿”的结论后，拍拍屁股走了，此后就不曾再来。剩下的问题自然要地质队来找答案，地质队员重新走遍宁德的山山水水，原先发现认为比较有希望的30多个矿点，经过挖槽、探井等勘察结果，却一个一个地被否定。不是储量太少（不过几十吨，几百吨，能上千吨的很少），或是铁含量过低（含Fe大多在40%以下），按当时技术，根本炼不出铁来。连物探队认为有大储量的牛头山，经过详细勘察，也被否定了。这时已经临近1958年年底，距离投产日期已不远，地、县领导这才急起来，但他们还是相信物探队所说，坚信宁德会找到铁矿，不相信这些地质队员“土八路”的结论，总认为他是“右倾，保守”。于是，把地、县两个地质队五十多人全部集中到宁德西面山上，下了一道死命令，命令他们：“务必在1959年春节前找出矿来，否则，谁也不准回家过年。”这一年年关，偏逢气候不好，阴冷，寒风刺骨，雨下个不停，地质队员们一个个穿着雨衣，拿着铁鎚，铲子，沿宁德西山直至金涵一带，一路敲打挖槽，不停地找，几乎每天都带回来几十块类似赤铁矿的岩石，可拿到化验室一化验，一个个目瞪口呆，其含量都在40%以下，最高的不过42%，根本没有开采价值。当时我在化验室工作，记得有个队员半开玩笑地说：“你高抬贵手吧，能不能报高一点，让我们回家过了年再说好吧。”我说：“让你过关了，将来炼不出铁来，我要坐班房去。”不过当时地质队和地、县领导也曾怀疑是我们技术差，化验不准。他们也曾几次把同样样品备一份拿到省冶金厅研究所和省地质局化验室化验过，得出结论还是相去不远，因此才作罢。
这些队员直到除夕那一天下午才让他们回家过年，年后又继续勘察，一直到1959年上半年，找遍宁德的山头水角，始终找不到合格矿藏。
无奈的归宿
用高级耐火材料精细砌成的28立方米高炉和高达30米烟囱，破天荒地耸立在金涵原野上，宁德人民第一次见到一个大工厂雏形，几乎人人赞不绝口，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时工厂领导层已经焦急万分，他们知道自己近乎一年的努力行将灰飞烟灭，由于周围找不到原料，工厂的前途命运已经注定了。
地、县领导在经过一定时间犹豫后，终于在1959年7月无奈地作出该项目下马的决定：首先是叫停了基建工程，把从各县动员来的数百名民工全部遣散回去；其次是停止在其他各厂加工尚未完成的设备和工具；再次是退回从各单位抽调来的人员，除留下部分人留守处理剩余物资外，将109名生产工人、14名技术人员全部清退回去。最后，对现有设备进行处理，除原从各厂借调来的全数退还外，其余部分进行变价处理，根1959年数字，共获得变价处理款107355元，设备抵还债务80766.35元。停下来未完成的基建投资86893元（其中公路78571元）。一年中仓促上马又下马，带来各方面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已无法统计，其中单1959年处理下马所花费用，已达63.65万元。
钢铁厂无果而终，在那个年代的人们脑海中，至今也仅留下淡淡的记忆，后来出生的人甚至完全不知道。但它留下的高炉和烟囱，却因为造价高，建成不易，不敢轻易加以拆毁而曾经长期保留过，直到七十年代后期因周围新工厂上马，为安全才不得不予拆去。它开发出来的厂址地点，七十年代后，分别为新建的合成氨厂和闽东造纸厂所利用；当年开建连接单石碑和琼堂的两条公路，后来经过加宽处理，如今已成为金涵乡主要通道。
金涵青年耕山队
诞生的时代背景
斩棘披荆逐鬼雄，战歌嘹亮战旗红。
青春豪气撼山动，虎豹狼豺无影踪。
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赞美金涵青年耕山队的一首诗。
五十年代是建国后人们习惯称呼的“火红年代”。那时候，城乡人们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舞下，中华大地上响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号角声，它激发起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人无比热情，他们受传统思想束缚少，勇于接受新事物，最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不怕艰难困苦，不计名利得失，毫无顾忌地参加党团号召的各种活动。青年耕山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高潮，起始于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那时人们提出“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号召，城市里到处锣鼓喧天，集队游行，轰轰烈烈地掀起对私改造运动，私营工商业者，个体手工业户和小商、摊贩纷纷实行公私合营、联营和建立合作社、合作店；农村里则在进行着由互助组、农业合作社、个体户快速向高级农业社的过渡。当时的金涵乡，一度把涵道、金溪、琼堂，上金贝等大大小小几十个村、队统一合并成一个高级农业社，农户的土地、耕牛、农具全部折价归公，实行统一的生产调度和劳动计酬。原来由于土地肥瘦，农具、耕牛财产多寡和农副业收入高低而形成的贫队、富队统统被拉平分配，统一评分计酬，严重地损害了人们生产积极性，农民劳动热情低下，耕作粗放，加上自然灾害，当年农作物全面歉收。这一年金涵乡的农业劳动分红（每10分分红值）从原来各队的八、九角，五、六角下降为两角多，大部分人年终分红取回口粮后，就没余钱可分。有的人欠下一屁股债，还得拿钱交队后才能取回口粮。人们怨气很大，流言蜚语不少，如：“合作化，大风暴，饿不死，吃不饱”等等。一时间闹粮，闹退社遍及各地，到县委农工部上访者也不少。
为改变这种现象，中共宁德县委决定在全县实行整党整团整社运动；选取金涵作为重点试验乡，指派县长常博厚同志为组长，抽调县委宣传部、农工部、青年团、妇联会等部门的杨伯民、蔡作丹、郭宝球、游柏林等9位同志组成工作组，进驻金涵。我当时因在团县委，也参加了这个组的工作。
主张的提出和争论
经过半年多的整顿，整社取得初步成果，纠正了一平二调倾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使“大锅饭”变成“小锅饭”，农民劳动积极性得到发挥。1957年的夏、秋季连续获得大丰收，金涵平原各队劳力分红值（每10分）大部分都提到七、八角以上，有的队还超过1元钱。党团的整顿，也取得成效，劝退了个别毫无斗志的党团员，吸收了部分新鲜血液，发展壮大了党团队伍。党团员、干部的面貌起了变化，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很多人提出扩大生产，增加社员收入的要求。
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建国不久，县级机关干部中绝大部分都是二十来岁上下的年青人，因此团的活动十分活跃，（当时党组织的发展较为慎重，机关中党员很少）每逢运动，总要号召青年团员站到第一线。
这时候，青年团中央曾发起号召和组织青年垦荒运动，有“向荒山进军，向荒地要粮”口号。那时金涵乡各生产队主政的大多是青年团员，当组织团员学习时，他们便提出到溪里开荒的建议。
溪里——是大金溪河畔的一片荒芜谷地，离金涵不远，两旁夹着大山，峻峭巍峨，沿河谷涉进二十来里都渺无人烟，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不过有的地方连山间小路也没有，还得攀崖而过，只在靠近金涵约5华里地方，数十年前有过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并开垦过一批山园，也曾一度人丁旺盛。后来由于土匪的摧残，国民党的抓丁派款，特别是山猪野兽的猖獗，农耕受到破坏，土地逐渐荒芜，农户人家被迫迁往他处，基本上已成渺无人烟的“鬼谷”（有人暴死在里面）。解放后，也曾有人打算去那里垦荒，终因其间太荒凉，特别是夜晚阴森恐怖，而无法成行。
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总没那么风调雨顺，开发溪里，那是前人都不敢干的事，那里荆棘遮天，不仅荒凉可怕，还有蛇虫野兽出没，困难危险重重，年老体弱者自然不行，必须由意志坚强，不畏困难，不怕险阻的年青人去干。当我提出组织“青年耕山队”这个设想时，在工作组和乡干部中引发激烈的争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支持者认为：金涵人多地少，又无副业可搞，劳动力没出路，要增加收入，必须扩大耕作面去垦荒，而且开垦荒地国家有三年免征免购政策，不但可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可增加农民留粮，用以改善生活。反对者认为：青年人被抽走了，队里剩下老弱病残，重活没人干，完成生产任务有困难，而且从各队抽人，劳动收益分配难以计算，会产生许多矛盾。双方一时争持不下。最后上报常博厚县长，常原来在地区团委工作过（担任组织部长），对青年团工作十分熟悉，亦有兴趣，对成立青年耕山队自然大力支持，由他拍了板，大局才定下来。
组织队伍誓师进军
耕山队人员的组建，采取自愿报名和社队批准方式，在常县长的支持下，召开全乡青年、团员大会，向他们传达了福建省团委书记庄炎林同志“把青春和力量，献给壮丽雄伟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报告精神，激励他们站在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带头“向荒山进军”。经过数天酝酿，在成熟基础上，举行大会报名。
会议开得轰轰烈烈，团员、青年们争先恐后踊跃发言，有黄家景、黄克恩、张德金、黄家奇、彭德明、兰品莺、翠妃等50多位青年男女当场报了名，许多人还事先写好“决心书”在会上宣读，喊出：“不怕困难危险，不怕流血流汗，决不动摇退缩、半途而退”，“坚决在耕山队干一辈子”，“当一辈子溪里人”等口号。
会后，对这批报名者进行筛选，其中身体较弱或家中劳力缺乏者，动员他们留生产队劳动，从中抽选35人（男33名，女2名）选出正副队长和会计，组成一支精干队伍，筹备了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
1957年入冬后的一天，耕山队誓师出发，他们扛起“青年耕山队”大红旗，带上锄头，镰刀、铁锅、碗筷等生产、生活用具，敲着锣鼓，一路鞭炮，浩浩荡荡地朝溪里山谷行进，先行者还沿途劈山开路，架便桥，保证队伍通畅行走。我和县妇联的游柏林同志也跟随他们一道参加战斗。到达溪里后，只见那里乱木荒茅、遮天蔽日，古树枯藤、纵横密布，虫鸣鸟唱，流水潺潺，好一派原始自然环境。稍事休息后，大家便热情洋溢地唱起雄壮歌曲，个个奋勇争先，数十把锄头、镰刀一举向荒丛开战！有人描述当时情景是：
红旗高举、神惊鬼避；鞭炮声激、虎逸狼逃。深山峡谷、擂起战鼓阵阵；豹岭雉窝，传来笑语盈盈。镰刀飘处，千载藤蔓迎风而扫；银锄飞舞，万年茅蕨随土而翻。山猫野兔，忙迁历代住窟；狐狸麋鹿，撇下百世香窝。青年小伙，人人袒胸露背，挥汗如雨；红颜少女，但见尘头灰面，束发戎装。流水岸边，燃起堆堆篝火；荒沟壑里，溢满欢快歌声……
当时他们就这样早出晚归，不停地工作了几个月。
形势特殊史命回归
宁德青年耕山队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县、全省，《福建青年报》首先作了报导，接着《福建日报》也在头版显著位置以《宁德青年耕山队进山》为标题，发布消息。《福建青年报》更将这一事实编成快板，在第四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供人传唱。1958年春，宁德县召开三级扩大干部会，进行大跃进动员，队长黄家景代表耕山队在誓师大会上发了言，并送了决心书。耕山队员几个月奋战中，共开垦了数十亩荒地，并种下甘薯、茶、果等农作物。
1958年开春后不久，整党整社工作结束，工作组全部撤回，我和游柏林同志亦先后调离。入秋后，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开始，金涵农村大批劳动力被抽调去洗沙、烧炭、炼铁，生产队劳力严重短缺，农活跟不上，田园开始荒芜，社队干部纷纷要求撤回耕山队人马。面临这样形势，耕山队终于无法再坚持下去，只好忍痛弃下已获成果，撤寨搬回来了。
耕山队种下的甘薯，在撤回后，虽然无人管理，但由于那里土地肥沃，每株都长到4—5斤左右，只可惜由于大炼钢铁，无暇去收获。后来有部分烂在地里。
青年耕山队——金涵青年团员们的新颖壮举，开了美丽的花，却未能结出丰硕果实，令人十分惋惜。然而它毕竟划痕深刻，长期留在那一代年轻人脑海中。大约过了十多年后，福建尤溪出了一个“妇女耕山队”，《福建日报》作了《红旗指处青山绿》的长篇报导，队长罗春娣名闻全国，还当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消息传到金涵后，当年队员们都深为当时未能坚持下来而悔恨、痛惜。
七十年代，听说宁德城关也来了一批人步他们后尘去溪里垦荒过。
历史文献中宁德的海道
海道，宁邑西北依山，东南濒海。海之要口则为霞浦之东冲。海航自东冲随潮而入，分流南北。北流经崎鹿山、官井洋、大亹峡、覆釜屿而至白匏山，绕白匏而进，则与南流之经小舋者合。南流经虎尾、青山、小亹、三都而至橄榄屿，复分为中、左、右三派。右达二都朱溪、飞鸾诸处，皆县境之南也。左达漳湾、东墙、河西即金垂等处，则县之北境也。中流由橄榄屿历三都、五都而至酒屿，乃抵县城。海航之入大概如此。若小艇鱼舠随潮鼓楫处处可达，则无庸乘风测水而行矣。至邑中诸水之归于海者，附县若东湖内之金鳌南门溪，东湖外之兰田溪，皆随潮汐会迤南之硃溪、飞鸾诸水同趋橄榄屿而东出焉。若迤北之漳湾、东墙、金垂诸水，或汇南流，或出白匏、覆釜，迨至青山诸水悉合而朝宗于东冲以出，此溪流归海之大略也。
更即内港相通之里数而详言之，自东门黄土岩南五里至酒屿门初东湖筑成，大小船俱集屿下成市镇焉，今塍崩市废，船可直入泊东门矣。又八里至金蛇山。自金蛇东北七里至二都，自二都南东二十里至飞鸾渡，过渡即碗窑。自碗窑东南历鱼栏、大南山、白虎面山、寒垅、虎尾而东，则五十里而遥，为宁罗霞三邑界。自黄土岩东十里至兰田，又十里至马鞍山，又东北十里至港尾，十里至漳湾。渐迤而北，历东墙、金垂，绕云淡门，出白匏山，则与福安连界。一自南门出南东十里至洋尾，又十里至蚶岐，又十里至大塅即二都一路，虽绕山路，下逼水潮，满至路下，退则为泥埕，而与罗源连界，此皆内港里数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