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解放初期，十几家瓷厂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经营而全面停产，数百工人要吃饭怎么办，工商业者主动提出把产业（厂房、窑炉、工具、剩余原材料）盘交，借给工人们去自产自销，这样就自然产生互助组，在不长时间发展了二十余家，规模大的四五十人一条窑，小的两三个组共一条窑，当时销路不广，只销本省沿海县市及福州等地。上半年是瓷业的淡季，基本停产，工人们去务农，下半年开始生产，就这样维持三四个年头。
  1955年全国生产合作化高潮开始，县里的手工业联合社成立，对碗窑很重视，九月份派了五位工作队员来碗窑协助办社。这次来碗窑只选三个大组，都在里窑，办一个初级碗业社。到了1956年五月份县手联社又派八人来把二十余个组统一起来，办成两个高级社，里窑称一社，有社员270余人，外窑为二社，社员230余人。合作化是全国性，各行各业都办起来，经营分工，工厂只管抓生产，商业供销社负责推销产品、供应原材料，由此工厂不用担心无销路，全心投入生产。由合作社形式经营两年半时间，这段时间搞得很热闹，社员就业稳定，集体也有节余。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全国各地大办工厂，我们县也不例外。办工厂要大笔资金，在建国初期的政府财政有困难，县里研究采用多种形式来动员群众投资，飞鸾片由财政科长毕晚运、县农业银行行长苏凤荣等人来办宣展会，此时飞鸾税务所长王锦周建议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去找毕、苏俩领导，求他们帮忙把碗业社转办国营。此建议我们认为有道理。第二天组织五个人（一社：陈则龙、黄细番及我，二社：蔡朱和、王美梅）到飞鸾找毕、苏二人，把碗窑各方面有利条件及眼前的困难等向他们汇报和要求支持转为国营。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很高兴，他们讲，会议结束后，一定把你们的要求向县委汇报。几天后在县委会议上，毕、苏俩人果真把我们的要求排到会议议程上。起初县委指定由手联社负责办，手联社认为当时碗窑工农矛盾大，要求到年底再来考虑。毕科长不赞成手联社的意见，他说：“越是有矛盾、有困难就越要及时去调解它，支持它。如果手联社认为有难处，让我们财政科办。”县委会议同意毕科长的意见，就委托财政科为主办理。财政科接受办厂任务就委派飞鸾税务所所长王锦周带数人来碗窑。此时是1958年8月，经过多场大小会议及办理合并手续等工作，在大会上宣布决定“社转厂”的有关事项，并公布转厂日期：1958年10月1日，厂名：“地方国营宁德县碗窑瓷器厂”，王锦周为代厂长。经过几个月的办厂过程没出什么矛盾意见，顺利地完成“社转厂”任务。
  1958年底县里把手工业联合社改为工业局，因名称改为工业局，就该统管工业，县委决定把碗窑瓷器厂转交给工业局管理。由此把建厂时间改为1959年1月1日，厂名改为“地方国营宁德县瓷厂”，人员也做一番变动，县里派黄嫩康为厂长，两个月后派琚裕为书记。
  瓷厂是当时宁德最大的工厂，县委为加强党组织，决定把原党支部改为党委，同时把农业合并起来，由瓷厂党委统一领导，劳动力统一安排，务农的也定月薪，吃大食堂，经济统一核算等。由此化解了矛盾，有利于领导。
  当时是“大跃进”时代，各级党委都重视手工业，瓷厂再加有农业的劳动力支持，当年任务完成得很好，而农业方面完成较差。
  1959年全国农业大减产，特别是粮食大减产。1960年出现大饥荒，政府转为大抓农业，县委决定碗窑工农要分开，把一时列进工业的劳力下放到农业战线上去。这一划分工作从1960年秋开始，分三批办理下放，到1961年春季才结束。
  碗窑的瓷器从我们祖先开发至解放初期都是用手工成型，都是大小碗类，其质量是粗、厚、重、黑。办厂初期有开发生产耐火砖低压电瓷，并发展部分机制碗及少量注浆品。1964年发现福安县白溪村有质量很高的瓷土矿，而且存量丰富。当时县里及厂里都很重视，组织技术人员及时做出少量样品送往省轻工厅及厦门出口公司，由此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从1965年开始生产部分出口产品。
  1969年至1971年这头尾三年瓷器销路出现一些小波动。其原因有二：
  （一）、在1969年前后与白溪村发生了矛盾，对方认为没有他们的瓷土，碗窑就无法搞出口生产，采取大涨价，而且还想组织办一个独立核算的矿场。由此我厂被迫发动群众及组织专人到各地寻找土矿。有两三年时间与白溪村没有往来。那段时间我厂用过霞浦盐田土、福鼎白琳土，本村后山大湖北、溪竹坂、大岭头、山占尾湖、大岗、乌岩等地土。由于原料质量不稳定，影响产品质量，最终影响了信誉，引起出口量大大减少。
  （二）、因“文化大革命”动乱，国民经济受损，群众购买力下降，影响了内销产品销量。由以上原因出现产大于销，产品积压很多，不敢大量生产，劳动力剩余，县、厂两级采取组织劳力上山开荒造地，种地瓜，另组织一部分劳力到东湖塘平整田地种田。县里又决定把下马的水泥厂移交给瓷厂，作瓷厂一附属车间，生产水泥，由此来消耗劳动力。
  1971年下半年，瓷器销势好转。省轻工厅很关心宁德瓷厂，到1972年1月份正是春节前夕，省轻工厅孔厅长亲自来视察，到三月份省计委、轻工厅联合下文要我厂上报建造隧道窑计划。为此厂党委派我、蔡朱和、叶阿孙三人往厦门、龙海参观。回厂后于五月份把整套计划向省、地、县有关部门上报，到1973年初，省里批复，随后陆续拨款。厂里的基建工作需要专人来干，着手筹备基建组织及开展一系列筹建工作。当时建材紧缺，无论是三材还是机械、五金配件等都缺乏，再加以后规模扩大对三材及资金追求增拨等原因，使基建工作断断续续延到1979年才竣工投产。
  隧道窑是烧柴油，当时燃油很紧张，是国家计划、统管物资，省里批给的指标数只应全年需要量的三分之二，尚缺部分要由地、县解决。在地县的重视和海军的支持下，隧道窑投入生产两次，头尾四年，到1982年5月份实在无法坚持下去，县、厂领导决定恢复龙窑生产。当时几条龙窑保留比较完好，又是松林砍枝季节，从七月份又改烧龙窑。
  1986年上级派黄兆庚来瓷厂任厂长，此时是改革开放创新年代，他就任时心想改变瓷厂单独生产日用瓷器的生产模式而向时代急需的东西发展，为此他发动技术人员试搞围棋子、人造大理石，因技术关难过、质量欠佳、市场又没打开而停产。随后他又想向建筑瓷发展，亲自带报告上省里求援，省计委及轻工厅很赞成。一个多月后，省里批文并拨给大笔技改资金。接到批文后厂里马上组织人马，订购设备，改造窑炉，购买材料以及技术实验等一系列紧张工作，终于在1987年秋投入大批试产。由于出现技术关问题，质量合格率不高，再加当时日用瓷（碗类）很畅销，一年内连续调价两次，还供不应求，由此引起领导班子意见不统一，有部分眼光短浅的人起来反对继续试产瓷片，尚有一部分人讲：“碗窑是碗的历史，只能生产碗。”等等，在种种压力下，瓷片停止生产。
  国内的所有日用品在市场上经常会出现供需矛盾，这叫波浪式市场。日用瓷器在当时一度销势好，价值高，有条件生产出口的瓷厂都倾向生产出口品，内销量大大减少，出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后经政府批准两次调价，以促进生产计划调整，时过年余就调和了市场，到九十年代初又陆续出现了滞销。在吃二茬苦时，有一部分人回忆当初没坚持走建筑瓷生产是患鼠目寸光、错估形势的错误，是历史的错误。
  改革开放多年，我厂还是停留不前，没有多大前途可望，使一部分技术人才陆续离开，对产品的品种造型无法创新，质量管理不适应，产品质量不如以前，影响出口销量。内销品市场基本饱和，在市场竞争中落后于人，再加是老厂，旧债多，利息负担重以及离退休人员多，对医疗社保等开支大，设备陈旧，技术人员少，职工素质低，职工年龄逐年老化等等，使厂失去竞争力。后几年在困难中克服再克服，最终到1998年无法坚持下去而全面关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