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碗窑是宁德蕉城区管辖下的一个行政村，地处山下海边，从王厝岗下坡起至礁头三石外，全村东西长五公里多。后背高山，前临内海，农地极少，计起不上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七斗尾、里窑、菜园尾、坑仔、新窑、大坑、畲母髻、内厝、尖石、礁头等自然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礁头被划归三都管辖）。
  碗窑的奇岩怪穴很多，如：观音山，龙虾岗，弥勒向肚，出军旗，龟蛇会口，灯火调壁，白象山，童子拜观音，占石，虎头山，石洞，回头马等。经两三百年开发，多处山穴因挖瓷土而破坏，也有因道路建设、军队建设被炸平。如：虎头山，此山地处海边，当时涨潮时还是一座有五百平方米左右的小岛。占石，它也是在海边，涨潮时好像寺庙里的铁钟放在海边，它高约十二～十五米，面积只有二十多平方米。现所保存完好的是大坑石洞、里窑观音山。观音庙里的童子拜观音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受一些极左人损坏，现是人工修整起来的。
  碗窑山多处是土质，是半风化和全风化的泥土，高质的占少量，是适应生产粗碗所用的原料，碗窑又处于三都港边沿，能与大海相通，海运条件十分有利。我们祖先发现这里有丰富的瓷器原料高岭土和可通往四面八方的海运条件，他们千辛万苦从千里之外迁移到这里开发生产瓷器，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历史事件。
  虽然历史短，地盘少，人口不多，可是它有数百年独特的瓷业村之称。居民大部分（也属主体部分）是从闽南迁来的，又有离祖不离腔的传统风俗，全村保持数百年对内使用闽南话，甚至从外地娶入的女人，从外村迁来的居民也学讲闽南话，而且基本上保持闽南生活习惯。
  山高水长是福地，安居乐业子孙贤。为了让我们的子孙能了解历史基本概况，特把世代老人的传说以及本人数十年的所闻所见作简要分述，供后人参考。
  祖先有大志，步涉千里寻福地。
  鸿基已奠成，全靠双手创家业。
  —、碗窑是何时开发、瓷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瓷业是怎样发展起来以及祖先为什么要离开闽南亲人和祖地来这里开发瓷业，这个问题是身为碗窑的后人都想了解的。
  最初的开发在何时，以往老人的说法不是很统一，有的讲是康熙后期，也有人说是乾隆初期。认定是在乾隆初期开发，还是有道理的。那时到现在有两百六七十年了，不过开发是有先有后的，真正大批迁来的还是乾隆中后期。最早开发地不是现在的碗窑，而是梅田的后山“琯后村”，也有在碗窑后山“大岭头”。以后逐步向山下以及海边，里窑后山“中浚顶”、桥仔头、虎柜湾，再后又向两头海边发展。当时也有人从事农业生产。现在七斗尾地段，以前是一段田地，能种七斗种子，叫七斗阳，现在叫七斗尾。当时里窑街有两片田地，以溪为界分南北两段。靠瓷厂厂区那片（南）田叫下岐塘，对面（北）叫上岐塘。从中堂至坑仔有段不连片园地，因缺水只能种地瓜、种菜，所以叫菜园尾。从占石至新窑的农地中有一丘田地比较大，所以叫大丘田。
  当时碗窑这片地是荒地，按地理位置属飞鸾管辖，在此兴建窑厂所以名叫飞鸾窑。名叫飞鸾窑的历史有数十年，以后碗窑瓷业的规模扩大了，人口也增多，后来自然而然就改叫碗窑了。
  清代期间，闽南地区乡下，特别是山区，经济不发达，因为人口多，生活空间有限，有事业大志、有远见的男子都想跑出去闯天下。福建是中国第二大侨乡，闽南又是福建侨乡的重点，香港、台湾也有很多人是闽南迁去的，特别是台湾。还有浙江平阳、本省福鼎沙埕、霞浦三沙等地也有不少是闽南迁入的。我们祖先迁来这里也是类似的情况。
  以上讲过，从开发飞鸾窑起到现在有二百七十几年，发展规模是从小到大。据说，发展最快，规模较大的时期是十九世纪中期到甲午战争，头尾有五六十年。最旺盛时全村有三十六条蛇窑，全年烧窑次数近三千窑次，个别高产窑一年能烧一百窑次，大部分窑年烧六十至八十窑次。那个时候全村先后有泉泰、锦春、锦和、泰和、金兴、锦兴、兴利、双成、永成、益吉、成泰、泉益、德记、元和、顺盛、锦顺、广成、仁记等，前后总计有数十家厂家招牌。
  有人问，一年产瓷碗那么多都销何处？据老人说，我们闽东从古以来是茶叶的产区，也是土纸、香菇、笋干产区，此类土特产是通过海运到台湾、山东、大连以及东北等地销售。当时海运工具是木帆船，在运载轻质物资时，在船的底层必须装上一部分沙石，使船在大海行驶才能稳定。由此需开支一定成本，后来出现有头脑的商客船工，他们改用我们碗窑出产的粗厚瓷碗来代替沙石。
  经过改革，节省成本开支，同时将碗在目的地出售还能挣钱。这一经验不多久就被所有运输船采用，他们一年二度北上，来碗窑买碗的商客越来越多。为什么讲一年二度北上呢？因为木船在大海航行是要等季节、选气候，利用顺风的风力来作推动力，每年二、八月份是风平浪静时期，就是“二八好行舟”。
  由于多数北上运输船都要购碗，出现碗销路好，紧缺到脱销，由此促进我们扩大规模。因为碗窑只有那么多的人口，所生产的碗量还是供不应求。后来客商采取定金定货，上半年订下半年，今年订明年。规模大的产家及有资本的商人可直接接收定单，然后低价向小厂收购以备到期发货。
  福建在中国位置属东南方，经从浙江、上海至辽宁叫北上。我们生产的瓷碗要适应远途运输，因此要厚、碗脚要大，才能适应远运要求，这叫“大北碗”，而销往浙江、江苏、台湾等地的就没有那么厚和重，叫“小北碗”。
  数十年内，在这一小块地方就盖起大木房四十余座，很多房子大门上挂起“贡元”大牌。据说，当时碗窑大小府户共买有三千五百多亩地，该田大部分在漳湾、六都、七都，也有在本地后山的。最大一户是“细锦顺”，一户就有田租一千多担。到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战争后，碗业一直衰败，因衰败时间太长，田地逐年卖出，到解放时几乎卖光，所以土改时碗窑评地主成分的比较少。
  碗窑的衰退起于甲午战争，台湾划赔日本，之后东北三省又被日本侵占，接下来，我国东南沿海及沿海各省市也被占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转败为兴。
  借这谈古论今的机会，顺便介绍两个家族祖先的故事。
  [=此处为插图（碗窑古民居的匾额）=]
  （一）黄家。我的祖先迁到这里按推算可能是乾隆末期到嘉庆初期，距今大约有两百一二十年的历史了，传到我的玄孙辈总计九代。我祖家是德化县东门外离城五里，村名“官露霞”的黄家，现黄姓有千余人口。据德化宗亲介绍，他们原先是安溪迁进德化的，距今有五百余年，安溪黄就是开元黄，是当时四子分“四安”而迁安溪的。
  我们家族从清代末至解放初期己失去与德化祖亲交往，到1959年德化瓷厂有位技术员来宁德瓷厂进行技术指导时，我父亲托他联系后才接上的，从此我们与祖亲又有往来了。
  我的祖先初来宁德时是单枪匹马到这里，以砍柴割草为生，过了多年，他把父亲的骨灰背来这里安葬，又把他的儿子带来这里干活，家属留在祖家务农。他的儿子是我的高祖，很有经商的才能，到宁德不久就配合其父亲做小生意，从此就逐步发展。娶妻、育子、买房、买田地、纳贡以及建筑大墓等事业。据说我的祖宗没有办窑厂，发家的来源是做生意及从事碗的收购转卖。我家族发展到现在有十几户人家，共六十余口人。
  （二）“三落厝”蔡家。就是益吉、泉益、德记、仁记的祖先。他的祖家是南安县西山镇南田村人。据传说，他有两个哥哥。那年年底，他母亲做六十大寿。两兄长为母亲贺寿，买了很多寿包送给亲戚朋友，他无能力参与合办。由于他是单身汉，以流动理发为生，到十二月二十九下午才回家。他母亲看到儿子回来满身潮湿，狼狈不堪，心里很难受，顺手抓来两个寿包给他吃。他接过母亲的寿包流下眼泪，认为兄长会给母亲做寿，自己还吃母亲给的包，觉得自己很不孝。到了大年初三早上，他来到他母亲的身前向她磕头，对母亲说：“我这次出家门，如果改变不了命运就不回来，你就当是没有生过我这个儿子，你就跟两个哥哥过，我也会放心。”他就这样拜别母亲，离开了家。
  蔡家祖先了解闽东有很多闽南人，于是也想迁到这里久居。从出家门是边理发边向北行，到了飞鸾岭顶眼看就要到目的地了，此时是三月雨季，当时飞鸾往罗源的路是红泥路，再加下雨路滑，不小心滑了一跤，所有理发的工具丢的丢失的失，他自己也满身是泥。此时他大哭一场，向天发誓说：“我计划在飞鸾窑久居，日后发达之时我要把这条路修建完好。”
  他到碗窑开了一家理发店，生意淡淡。过了几年，有一天有位客人来理发，在谈话中，客人建议他说：“你是姓蔡，也是闽南迁来的，我的大人（首领）也是姓蔡，同是闽南人，他对乡亲很热情，日后有机会去拜会他，向他认个亲，不会让你吃亏的。”这个客人是蔡坚的部下。
  时过半年蔡首领来碗窑，这位客人来告知，蔡家祖先备好了全猪节酒以及果品等送去向蔡首领认亲，首领很高兴，收下礼品。时过数月，首领想起乡亲送礼一事，就指令士兵将今日劫回来的那条商船上贵重的货物搬进营房，余下数百捆科藤运到碗窑给蔡某。
  蔡坚是当时劫富济贫的大海盗，也叫反军，他有九十九只双帆大木船，士兵数千人，驻守福建沿海浮鹰、四灀、马祖等岛屿。蔡首领也是从闽南来这里做工，几年后走上此路的。
  蔡家祖先收到科藤，数日后有位罗源小贩来购买两捆，到家打开发现每捆内有白银两百块，连夜赶来再买。蔡家认为卖价可能太低，就把客人留下过夜，明日发货。然后集合几个人到仓库计划将每捆抽几条出来（当时是按捆定价的），打开后发现有银圆，将计就计取出银圆再捆好出售。由此得到从天上掉下的大财而起家的。数年后就动工建造现在的飞鸾岭道。现存的宽、长、平、顺的飞鸾岭就是碗窑“三落厝”蔡，也是七斗尾蔡家祖先独家建造。岭边还栽数百棵青松树以遮夏日，大松树历年被坏，现在还有少数尚存。
  据说，蔡坚原来在碗窑是干重活——“拨土工”，有一天几个人在厂房喝酒时，大家都在谈天说地，他酒气大发，顺手拿起一把土锹标入泥池，出现土锹不浸池底，他自认为是会出头的人，由此他一心想干大事，过了月余，他一人去抢劫了一条小木船起家。
  二、历来从业情况
  历史上把村名叫碗窑，因当时生产的全是碗，没有杯、盘，所以叫碗窑。但是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行业所占的比例也是不一样的，上面介绍过碗窑有大丘田，七斗尾田，上歧塘，下岐塘，那时瓷业在碗窑占有数并不绝对，到了全村有三十六条蛇窑时，其农地大部分变成了窑地，厂基以及建房盖屋，劳动力也都投入工业上。那时村里基本上没有专业务农人员。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因战乱之害，工厂大部分关停，为了吃饭，一部分人上山开荒造地，种地瓜，栽果树等向农业方向发展，由此一直发展到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全村90%以上人评为贫农、下中农或中农成分。
  历史上特别是一百多年前，碗窑很少人去经商开店或其他手工业，如打铁、打银、做桶、做鞋、缝衣、理发、做竹、泥工等业，绝大多数是外地人来搞。商业方面也是如此，布店、南杂、鱼鲜、粮店、酒库、医药以及饼店也都是外地人来开。
  [=此处为插图（碗窑村碗匣砌成的墙）=]
  碗窑前辈人过于倾向一边业发展，没有考虑长远。所以到了甲午战争，台湾被日本侵占，海上运输受阻，商船无法通行，碗的销路中断，被迫使大部分的工厂停产，出现无路可退，吃了大亏。从此以后改变了生活门路，寻找多种机会就业。
  以上所讲的手工艺及商店大部分是外地人来搞，但是他们也有很多人久居在这里做碗窑人。据老人们说，碗窑开发初期到十九世纪中期，那时碗窑没有商店，其日常用品包括粮食布匹等都是外乡村、外县的小贩用扁担挑到这里供应，特别以罗源人为多。
  碗窑人受以上的教训吃了亏，现在聪明起来了。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碗窑的下辈人的受教育普及率较高，受高等教育的人也不少，由此改变了碗窑人靠做碗为生的命运。利用改革开放之机，从事经商的人不少，现在所有的商店全都是自己村里的人开的。碗窑人生意还做到外村外乡、县城，甚至到外省，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碗窑人在这数十年内不但懂得了向商业发展，就是做工也是向时代所需的工种发展，如：木匠、泥工、铁件加工业、机械修理业、开车等等。参加政府部门工作的也不少，还有在乡镇工作，当空姐，当记者等。向其他方面发展也很多，如发展种果树、养蜂、海滩养殖、海水养鱼等业。
  三、姓氏及人口变化
  碗窑不上两平方公里的地盘，人口也不多，但有大小姓氏三十几个，人口最多的是黄姓，其次是蔡姓，叶姓居第三。每年农历七月祭祖节，也叫七月半节，前辈人为了市场购买鱼肉酒菜不出现紧张及不同姓氏的互请互送等起见，把这个节日划分三天过。叶姓排在七月十三，蔡姓在十四，黄姓在十五，其他各姓由他们自定，这一乡规直到现在还在施行。据说最早迁到这里的不是大姓黄、蔡，而是廖、邓、洪、侯、叶、许、徐、柯等姓，这部分姓氏人口发展较慢，现有人口极少，有的姓已经不存在。过去很多老人认为碗窑没有洪姓，可是在二十余年前，我帮堂兄料理建墓时，在山地深层挖出一个骨罐，罐盖上有标洪姓，有此为据，大家才认同有这个洪姓存在。碗窑历史上的姓氏除以上所提外尚有：吴、曾、郭、郑、林、张、李、裴、王、周、余、陈、孙、朱、刘、杨、苏、龚、彭、蒋、高等。
  碗窑所有人口不完全是闽南迁来的，很多是邻村、城关以及外县迁来的。就闽南迁来在当时也不见很多，因为经两三百年发展才有今天这么多。举个例子吧，以上所介绍的七斗尾蔡家，当时迁来这里只有他一人，现在数十户，就是我家族也有十来户六十余人，还有元和、锦春、锦顺等黄家，他们也都有数十户，人口有两三百人。
  迁来碗窑定居的闽南人人口发展以后再转居外地的以往极少。据了解，叶姓有几家迁到本地后山顶、洋尾、岭头等地发展农林业。还有几家蔡、郑、杨姓迁往礁头发展渔业。到了二十世纪前后，从中日战争后，这数十年国家有难，民众受灾，我们的碗厂多数关停。为了生活，不少人迁到霞浦盐田、溪南、飞鸾、福州等地。那时候碗窑人口只有一千上下。抗日胜利后，特别是解放后，我们的瓷业又复兴了，而且在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人口大发展。因为当时瓷业在振兴，原先迁出的人也陆续迁回，也有不少外地人迁来这里。再加当时没有计生，任意发展等的原因，据有关人说，当时碗窑人口达四千五百余人，是最高峰。从九十年代后村里人口又出现大量外流，其原因：（1）碗窑群众文化素质提高，参与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不少；（2）市场开放，到外地，特别到城关经商的人无数；（3）瓷业衰退，多余的劳力出去打工；（4）为了子孙上学，老人就医方便，迁到城关居住；（5）实施计划生育，生的少，死的多等。现在人口只有两千多，已经少了一大半。
  四、劳资斗争及“五艺”组织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碗窑这个小地方、小工厂，劳资斗争也很激烈，经常发生罢工，在当时称“会假”。工人队伍虽然是一盘散沙，但其中也有威信高、有才能的人，称为“工头”，他们会起来为集体的利益做贡献。工头们眼亮耳明，发现产品销路好时或有所提价时，他们就会来“会假”，逼资方调高工资，有的是全部停工，也有一两个工序停工。方法是派一个人在夜晚在全村鸣锣宣告和张贴停工条约，工友们听到消息第二天就全不出工。企业主得知此消息后，经各企业主集体商议后派代表来向工头们商量协商，得出结论后就再次鸣锣复工。
  五大工序在古代叫“五艺”，这“五艺”是：做厘、做碗、上釉、装烧、仝碗（包装）。工头们根据当时窑业规模计算相应的各工序人数，按人头入册，并发其证书，不准其自由发展。日后有发展要经工头批准。工头们根据当时各工序短缺情况来定发展人数，批准发展的人要向工头缴纳一定的费用，领到证书后才能参与学业。该证书，过去叫“合同”，此合同可使用两代人，就是本人百年后可给儿子或孙子接上学业，如果自己的子孙不干此行，该证可以转卖，但不可二顶。
  各工序工头们参看行业发展的程度，几年再发展几个。工头们所收入的发展金，除了用于经费开支，余下的归他们所得。
  工头们采取工种人头计划发展，这在一两百年前可算是非常科学的方法，它有利于少数工头，也有利于全体工人，为免放任自由而无计划发展，发展太多就不可贵而变贱。这其实也是向资本斗争的一种科学的手段。
  当时碗窑企业主对待工人也有一套拉拢的方法。正月初五是一年的第一天兴工日，所有的工人都要按时上班，但初四企业主要设宴请自己的工人聚餐，名叫兴工酒。还有每年农历五月十六是七宝尊主生日，也叫窑公生日，资方要集资搬三天戏，这既是庆贺窑公生日，同时还要宴请工人。三天戏要搬六本，头本戏来演之前要加演两个小节目，是必演的节目，它叫“老仙偷桃”、“文王拖车”。这意味着我们的事业要长兴久存。因为老仙偷桃，该桃是蟠桃，神话故事说，要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文王亲自去渭水请姜子牙来助政，而且自己车让子牙坐，自己去拖车。因为周朝是我国坐朝时间最长的朝代，这两个小节目，是意味着我们的陶瓷工业能长兴久存。
  资方还有一种对待工人的方法，这明看是照顾，其实是捆绑工人。每年年终给每个工人结算一次帐，结算后资方又提一笔款预借给工人作为过年用，这样每位工人都有预支工资，当时叫“压头钱”。这笔“压头钱”数额不一，有的工序人头不足，有的人技术好，产量高，出工满等。这类人资方怕他走出到别家，有特别照顾。借欠越多就被资方绑得越紧，年年要为他卖力。
  过去当一个工人生活实在没保障，不但没有医保、社保、也没有福利，而且年轻时有人要，老了靠边站；体健力强有人要，体弱多病没人要；男人有人要，女人没人要；技术好的有人要，技术差的没人要。需要时你来干，不需要时你回家。
  在工人队伍中也有一种不公的规定。开发碗窑叶姓家族比较早，也是第三大姓，他们祖先到这里，大部分人从事采矿业，到山上开采瓷土是一项特耗体力的劳动，为此，他们逐步发明，专修一条拖土路直达矿点，把开采出来的原土装在筐子内，放在平底架上从专用的拖路拖下来。这一方法效率很高，一个劳力一天采运原土近一吨。这一方法只属叶姓人，其他姓人去挖土只能用肩挑，不准采用拖，其他姓的人去另修一条路也不行，这条乡规民约好像现在办专利一样。这一规定在现在讲是没经政府批准的专利，是一项不公的乡规，可是该制度一直拖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才自然废除。
  五、与邻村关系
  我们的祖先迁到这里时，当地周边邻村人都把我们当成外来客、“闽南疯”等看待，少数横恶人经常欺负我们。我们祖先从远方跋涉迁到这里是为了开发，为了事业，是准备长久生存在这片土地上，对小节的事都少于计较。从中以我所听到的传说，以及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几例争斗之事为证，简介如下：
  据老人传说，在清朝同治年间，碗窑村与二都村发生一次武力争斗。事因碗窑村每年一度观音佛祖请火游神引起。当时请火是到车里湾后山寺庙请，其路程必从二都村过境，二都少数人利用借口来刁难碗窑村人，年年都有出现小吵小闹。有一年过境时，有人从楼上将大便倒到神轿顶，此次碗窑村人力量不足，又是足踩他地不敢迎战而回。第二年碗窑村人考虑类似事态还会发生，所以选派出发的人几乎都是有武艺的汉子，照样路经此地，事态果然再发，这次斗争对方吃了亏。对方不甘心，用金钱去买通县长，几天后县长亲自来碗窑，威势很大。正在这个时候，听说省里庄大人到罗源视察，碗窑村组织一帮人连夜赶到罗源求见庄大人。因为庄大人是闽南人，听说老乡人出事，他很重视，顺便来宁德。此时有人说省里庄大人到宁德，县长不相信，他还说：“庄大人一钱买三尊。”几小时后县里派人报知，县长马上回城迎接。在接待时庄大人只讲两句话：“天下神天下人来敬，何必神旗变军令。此事你亲自离城，城池交给谁。”从此县长对闹事一案不敢提起，此案就这样消失。此后我村佛祖请火改到罗源“圣水寺”，并一直坚持到解放初期。
  1943年秋季，我们村前海滩自然生出很多海〓，有劳力人下海收割以补日常。有一天有几位正在收割海〓时被一帮王厝人（邻村）围攻殴打，他们说：“海上的东西包括海〓都是本村所有，碗窑人只能去做碗。”这引起了全村人的不服气，异口同声认为近两千人口的村庄被三四百人的小村人无理欺负。两天后由群众自发组织百余人带上铁锹、木棒浩浩荡荡地冲入对方的村内，此时王厝全村人都跑光。这时碗窑村人都很有规则，没有损坏他们一丝一毫，只是想压压对方的嚣张气焰。
  我村很多人在飞鸾以挑担抬轿为生，飞鸾回碗窑，王厝是必经之路。两天后，有几位碗窑人回家经过此地时被他们围攻。村里一些人发现此事，也把他们正在碗窑做买卖的几人捆起来，由此事态扩大，对方人去飞鸾投靠“地头人”，把碗窑村一方告到县里。出现案情后，我方被迫也求请村里的名人出面对付。该案由县法院判决：1、海滩属公有，共同受益，任何一方不得干扰；2、两方的人来人往是个人人身自由，不得用任何手段阻止或干预；3、碗窑大帮人马冲进他村是违法，判处村主拘留三个月。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抗日战争时期，闽东南沿海很乱，抢劫的土匪船无数，影响闽东近海县市商船与福州交易往来，商客采取陆运的办法，即货物及客人从飞鸾到福州，那时飞鸾非常热闹。碗窑很多人住在飞鸾抬轿挑担，这部分人经常受当地人欺负，吵闹打架时时有发生。有一次打架，意想不到会得到驻军支持。这支部队是省保安驻飞鸾独立排，排长是闽南人，老乡观点很强，平时看见碗窑人都称老乡，与碗窑人经常接触。那天得知打架事，他本人带一个班武装整队出来助威，向飞鸾人宣告：“今后再无理欺负人跟你们不客气。”此后一段时间就相安无事了。
  一九七二年碗窑瓷厂一时产品外销有困难，工厂开工不足劳力剩余。此时，政府下令抽调瓷厂一批劳力往东湖塘整地耕田。有一天瓷厂一条小船运送物资到东湖塘金蛇头码头，因码头太小船只又多，瓷厂小船碰动了当地人的渔船，就这样当地渔民动手打了瓷厂船工。该船工被打后，跑到瓷厂工房，把被打经过告诉工友们。当时一部分工友赶到码头，双方大闹一场，有的已经扭成一团了。此时好在双方都有领导人在场劝阻，才免出大事。事后瓷厂一方有几位工友认为兄弟们就这样受白打，那我们准备长期在这里搞农场能站住脚吗。有几位连夜赶回家乡大造舆论，谎说某某人被打断几条骨头，某某人被打得不省人事，都住进医院等等。引起了家乡群众的气愤，特别是被谎说打伤的工友的亲友们。第二天发动群众两百余人，租六条民船集合两百多人带上铁锹、木棒等工具送往东湖塘。东湖塘那个村名叫金蛇头村，只有二三十户，靠打渔为生，总人口只有一百来人，听到我方有两百余人要进村的消息，全村男女老少都跑到邻村亲友家去。此事县里知道后开了几部车到现场阻止事态的扩大，此时大部分人都听从指挥，但是一小部分不听，私自冲入人家屋里乱做一场。由此转变了案情性质，本是被人欺负，变成欺人犯罪。过后几天县里开办学习班，有到农场助威的人全部参加学习班，经过半个月的学习班后，政府宣布判决意见：有参与助威的人要罚款（按不同情况罚不等数额），指定五人为主犯，判处六至十年徒刑。
  以上所举的几起例子是指与邻村发生矛盾之事，所有这类事情都是两方少数人度量小，不懂国法，不讲和睦，没有为大局利益着想的不文明人所行。我们祖先移居这里将近三百年，与邻村关系和好方面还是很多。比如嫁娶成亲一事吧，每年都有不少外地姑娘嫁入我村，同时也有我村女儿出嫁外地，历来如此，出现数代成亲成戚。对于交朋结友，互帮互助，联手办事等方面也不少见。我认为，如果是在当今文化发达的时代，法律健全的时期，以上所列的矛盾斗殴之类事是不会发生的。
  六、文化素质的变化
  忆想今昔，我们村人的文化素质差别变化很大。此地虽是工业之区，但古代穷人对文化很不重视，认为有工做才有饭吃，就算有了一生的好生活，所以大部分人在子女十来岁时就想办法安排他们进工厂学点手艺或做童工，女孩子七八岁就跟母亲去工厂学习，也是帮忙画花。以往人对待女孩子、女人有轻看。可讲绝对话，那时代碗窑村女人是百分百文盲，男的也只有百分几有读三至五年古书，这些人是家庭子女少或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子弟。可是文化素质那么低的村庄里还有出两位秀才，而且还是亲兄弟。在民国时期，我们村也有一个大学本科生。古代的秀才，解放前的大学生，他们都是富户子弟。
  [=此处为插图（飞礁公路边的碗窑人家）=]
  古代有知识的人那么少的主要原因：一、封建社会政府不管教育，读书是群众自行之事；二、当时社会有钱家庭专聘一位老师在家里教一两个学生，也有几户共聘一位老师教几个学生，穷者就无法做到；三、贫穷家庭，特别是多子女家庭，孩子七八岁就靠他（她）帮忙带弟妹，十二、三岁就盼他挣钱助家日常，根本没考虑安排读书，也无能安排。到了二十世纪，民国时期，国家对教育有所重视，开设公办的学堂，但国力有限，办的学校也不像样，再加贫苦群众历代不重视文化的思想遗留太深，大多数人认为穷人靠双手、体力吃饭，读书是当官子弟、财主人的子孙之事。由此种种原因带来世代的文盲。
  没有文化的人很容易出奇事和笑话。在这里举几个例子：一、做工人向老板领工钱是常事，可是不少工人对支领条不会写，连自己的名字都要别人代签；二、有的人把土地或房屋出卖，在契约上不是用签名，而是用环号的形式“φ”，连卖妻卖子也是这样办（这种签字形式不知外村人是否采用）；三、很多人自己生孩子或添孙子也无法为他做名，出现奇奇怪怪名字在碗窑多的是，如：十二生肖都有人名，连十二生肖外的猫、鸭、狮等也有人名，甚至名叫臭头，臭耳，臭酸，臭屁股等等的都有。
  解放后政府重视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大抓教育事业，由此促进，碗窑人也认识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个道理。
  现在我村年轻人，无论男女百分百普及初中文化（指三十岁以下的男女），大专以上文凭有一两百个，还有研究生博士生数人。
  以上既介绍过，现在有很多碗窑人在政府各部门及各事业单位工作，可以断定，再过十年我村的大学生、研究生还会更多。
  顺便在这里谈谈我家人的文化程度吧，我父亲少年时只念三年古书，我本人念三个月古书及三年小学，我两个弟弟也只读到小学毕业，但我们的下辈有的已经中学毕业，有的正在读，大专以上文凭的有九人，其中研究生两位，这尚未包括子媳妇及侄媳妇。
  上面讲过我们碗窑人的祖先绝大部分，是文盲，可是在其他文化方面还是很活跃的，如：逢年过节年轻人就组织起来，把闽南传说的，也是宁德独一无二的拖长纸龙，舞布青狮，搞得全村热热闹闹。到解放前后还有自编自演的宣传队（演出队）。在一百多年前我们村的拳术很出名，村里有办多家小武馆，多数的年轻体健的男性都有学过几招本领，高手的还给人当保镖。
  我们的祖先对武术的兴趣上面已介绍过，邻村人把我们当作外来客“闽南疯”等看待，为了防暴，自卫而学。此项活动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碗窑瓷业大败时才消失。
  七、碗窑三年“小香港”
  1939年是日本侵略我国最猖狂的年份之一，全国沿海各省及海上要道都被日军侵占。福建福州也不例外，马尾港被日军战舰镇守，不让船只进出，影响了商船往来。一个省会城市商业流通受阻是个大事，省市政府决定，福州与上海往来货船改从三都港装卸，而后用人力运送到福州，又将福州的土特产带回运往上海。由此选定碗窑作为转运站。当时地方政府很支持，下令碗窑将所有的几十座大木房子全部让出，以应福州各商行作转运货仓（有租金）。由此碗窑一下子变成一个非常热闹的村庄。突然出现无数人来客住，有做生意的，有福州各商行派来的管理员，以及周边农村农民来挑担、抬轿、做搬运的等等。碗窑群众人人都有活干。那时碗窑没有电灯，只用汽灯，夜里全村彻夜通明。里窑街戏台及观音庙戏台经常日夜搬戏。在这个小地方尚有好几家菜馆，也有客栈及饭店，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大盗小偷，以及外地卖身女人等，可称当时“小香港”。一部分做生意及当工头的人发了国难财。当时羊毛衫在国是极少有人穿，在农村更难谈上，可是那时碗窑穿羊毛衫的人还是不少，贵重药品、进口布匹、高等枣类等物资也是常见的。
  什么叫上海车、英国船？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大海运输工具很缺乏。当时福州、上海的货运是托英国轮船运输，它是烧煤炭的机动船，简称“车船”，是向英国人租来的，又叫“英国船”。该货船停靠在三都与礁头的海面上，而后由木船转运货物上岸，又把福建的土特产装上运往上海。一般一条船进来需5到7天才能出港。由于时间抓很紧，所以采取日夜卸装，劳力用得很多。这样给货物增加了高额的成本。
  到1941年春，日本的战略有些转变，把占领福建的兵力及军舰调走一部分到其他战场，福建马尾港有所放松，上海的货船可以停靠到琯头庭头村，仓库设在东岐。由此碗窑又恢复原样。
  八、开办四十年的国有瓷厂
  解放初期，十几家瓷厂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经营而全面停产，数百工人要吃饭怎么办，工商业者主动提出把产业（厂房、窑炉、工具、剩余原材料）盘交，借给工人们去自产自销，这样就自然产生互助组，在不长时间发展了二十余家，规模大的四五十人一条窑，小的两三个组共一条窑，当时销路不广，只销本省沿海县市及福州等地。上半年是瓷业的淡季，基本停产，工人们去务农，下半年开始生产，就这样维持三四个年头。
  1955年全国生产合作化高潮开始，县里的手工业联合社成立，对碗窑很重视，九月份派了五位工作队员来碗窑协助办社。这次来碗窑只选三个大组，都在里窑，办一个初级碗业社。到了1956年五月份县手联社又派八人来把二十余个组统一起来，办成两个高级社，里窑称一社，有社员270余人，外窑为二社，社员230余人。合作化是全国性，各行各业都办起来，经营分工，工厂只管抓生产，商业供销社负责推销产品、供应原材料，由此工厂不用担心无销路，全心投入生产。由合作社形式经营两年半时间，这段时间搞得很热闹，社员就业稳定，集体也有节余。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全国各地大办工厂，我们县也不例外。办工厂要大笔资金，在建国初期的政府财政有困难，县里研究采用多种形式来动员群众投资，飞鸾片由财政科长毕晚运、县农业银行行长苏凤荣等人来办宣展会，此时飞鸾税务所长王锦周建议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去找毕、苏俩领导，求他们帮忙把碗业社转办国营。此建议我们认为有道理。第二天组织五个人（一社：陈则龙、黄细番及我，二社：蔡朱和、王美梅）到飞鸾找毕、苏二人，把碗窑各方面有利条件及眼前的困难等向他们汇报和要求支持转为国营。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很高兴，他们讲，会议结束后，一定把你们的要求向县委汇报。几天后在县委会议上，毕、苏俩人果真把我们的要求排到会议议程上。起初县委指定由手联社负责办，手联社认为当时碗窑工农矛盾大，要求到年底再来考虑。毕科长不赞成手联社的意见，他说：“越是有矛盾、有困难就越要及时去调解它，支持它。如果手联社认为有难处，让我们财政科办。”县委会议同意毕科长的意见，就委托财政科为主办理。财政科接受办厂任务就委派飞鸾税务所所长王锦周带数人来碗窑。此时是1958年8月，经过多场大小会议及办理合并手续等工作，在大会上宣布决定“社转厂”的有关事项，并公布转厂日期：1958年10月1日，厂名：“地方国营宁德县碗窑瓷器厂”，王锦周为代厂长。经过几个月的办厂过程没出什么矛盾意见，顺利地完成“社转厂”任务。
  1958年底县里把手工业联合社改为工业局，因名称改为工业局，就该统管工业，县委决定把碗窑瓷器厂转交给工业局管理。由此把建厂时间改为1959年1月1日，厂名改为“地方国营宁德县瓷厂”，人员也做一番变动，县里派黄嫩康为厂长，两个月后派琚裕为书记。
  瓷厂是当时宁德最大的工厂，县委为加强党组织，决定把原党支部改为党委，同时把农业合并起来，由瓷厂党委统一领导，劳动力统一安排，务农的也定月薪，吃大食堂，经济统一核算等。由此化解了矛盾，有利于领导。
  当时是“大跃进”时代，各级党委都重视手工业，瓷厂再加有农业的劳动力支持，当年任务完成得很好，而农业方面完成较差。
  1959年全国农业大减产，特别是粮食大减产。1960年出现大饥荒，政府转为大抓农业，县委决定碗窑工农要分开，把一时列进工业的劳力下放到农业战线上去。这一划分工作从1960年秋开始，分三批办理下放，到1961年春季才结束。
  碗窑的瓷器从我们祖先开发至解放初期都是用手工成型，都是大小碗类，其质量是粗、厚、重、黑。办厂初期有开发生产耐火砖低压电瓷，并发展部分机制碗及少量注浆品。1964年发现福安县白溪村有质量很高的瓷土矿，而且存量丰富。当时县里及厂里都很重视，组织技术人员及时做出少量样品送往省轻工厅及厦门出口公司，由此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从1965年开始生产部分出口产品。
  1969年至1971年这头尾三年瓷器销路出现一些小波动。其原因有二：
  （一）、在1969年前后与白溪村发生了矛盾，对方认为没有他们的瓷土，碗窑就无法搞出口生产，采取大涨价，而且还想组织办一个独立核算的矿场。由此我厂被迫发动群众及组织专人到各地寻找土矿。有两三年时间与白溪村没有往来。那段时间我厂用过霞浦盐田土、福鼎白琳土，本村后山大湖北、溪竹坂、大岭头、山占尾湖、大岗、乌岩等地土。由于原料质量不稳定，影响产品质量，最终影响了信誉，引起出口量大大减少。
  （二）、因“文化大革命”动乱，国民经济受损，群众购买力下降，影响了内销产品销量。由以上原因出现产大于销，产品积压很多，不敢大量生产，劳动力剩余，县、厂两级采取组织劳力上山开荒造地，种地瓜，另组织一部分劳力到东湖塘平整田地种田。县里又决定把下马的水泥厂移交给瓷厂，作瓷厂一附属车间，生产水泥，由此来消耗劳动力。
  1971年下半年，瓷器销势好转。省轻工厅很关心宁德瓷厂，到1972年1月份正是春节前夕，省轻工厅孔厅长亲自来视察，到三月份省计委、轻工厅联合下文要我厂上报建造隧道窑计划。为此厂党委派我、蔡朱和、叶阿孙三人往厦门、龙海参观。回厂后于五月份把整套计划向省、地、县有关部门上报，到1973年初，省里批复，随后陆续拨款。厂里的基建工作需要专人来干，着手筹备基建组织及开展一系列筹建工作。当时建材紧缺，无论是三材还是机械、五金配件等都缺乏，再加以后规模扩大对三材及资金追求增拨等原因，使基建工作断断续续延到1979年才竣工投产。
  隧道窑是烧柴油，当时燃油很紧张，是国家计划、统管物资，省里批给的指标数只应全年需要量的三分之二，尚缺部分要由地、县解决。在地县的重视和海军的支持下，隧道窑投入生产两次，头尾四年，到1982年5月份实在无法坚持下去，县、厂领导决定恢复龙窑生产。当时几条龙窑保留比较完好，又是松林砍枝季节，从七月份又改烧龙窑。
  1986年上级派黄兆庚来瓷厂任厂长，此时是改革开放创新年代，他就任时心想改变瓷厂单独生产日用瓷器的生产模式而向时代急需的东西发展，为此他发动技术人员试搞围棋子、人造大理石，因技术关难过、质量欠佳、市场又没打开而停产。随后他又想向建筑瓷发展，亲自带报告上省里求援，省计委及轻工厅很赞成。一个多月后，省里批文并拨给大笔技改资金。接到批文后厂里马上组织人马，订购设备，改造窑炉，购买材料以及技术实验等一系列紧张工作，终于在1987年秋投入大批试产。由于出现技术关问题，质量合格率不高，再加当时日用瓷（碗类）很畅销，一年内连续调价两次，还供不应求，由此引起领导班子意见不统一，有部分眼光短浅的人起来反对继续试产瓷片，尚有一部分人讲：“碗窑是碗的历史，只能生产碗。”等等，在种种压力下，瓷片停止生产。
  国内的所有日用品在市场上经常会出现供需矛盾，这叫波浪式市场。日用瓷器在当时一度销势好，价值高，有条件生产出口的瓷厂都倾向生产出口品，内销量大大减少，出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后经政府批准两次调价，以促进生产计划调整，时过年余就调和了市场，到九十年代初又陆续出现了滞销。在吃二茬苦时，有一部分人回忆当初没坚持走建筑瓷生产是患鼠目寸光、错估形势的错误，是历史的错误。
  改革开放多年，我厂还是停留不前，没有多大前途可望，使一部分技术人才陆续离开，对产品的品种造型无法创新，质量管理不适应，产品质量不如以前，影响出口销量。内销品市场基本饱和，在市场竞争中落后于人，再加是老厂，旧债多，利息负担重以及离退休人员多，对医疗社保等开支大，设备陈旧，技术人员少，职工素质低，职工年龄逐年老化等等，使厂失去竞争力。后几年在困难中克服再克服，最终到1998年无法坚持下去而全面关停。
  九、集体与私有瓷业的发展
  从1960年农工分开管理后，分管农业的社队干部考虑碗窑只有两百多亩山地，一年种地瓜所收成的粗粮还不够农业千余人的口粮，不搞点其他副业是不行的，为此，他们发动群众开山造地，栽果树，种香蕉，同时在黄则钦、郑阿兰、蔡阿回等领导下，特别是黄则钦任二十余年支部书记，在他领导下兴建瓷业龙窑三条，后又向化工填科瓷发展。接着在县镇的支持下建造两座水电站，发展电烧瓷窑等等。在这二十余年里属农业家庭的生活过得不比工业的差。
  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因市场竞争激烈，技术人才少，再加管理不善等因素，瓷业出现了一段低潮。到九十年代初期，电窑出租给台商，个体户也发展了两条龙窑。1995年以李成良为主的经营、生产化工填料瓷的俊杰公司成立，在李成良的掌管下，销售门路打开，生产发展很快，为碗窑解决数百男女劳力就业问题。俊杰公司与李成良也分别成为优秀企业单位和个人企业家。
  结语
  因无法取到历史文字记载，能了解历史的老人又不多，所以对解放前，特别是十九世纪前的情况无法详细介绍，再加本人文化程度低，对文字组织不很通顺，望参阅者多多谅解。
  千秋事业原非易，万代根基由来深。
  开天辟地三百载，艰苦创业为后人。
  今天利用这一机会在此撰写前后四对词，是来表谢开基碗窑的先人们。

作者简介：1933年出生碗窑，少年就读碗窑小学。1955年起在碗窑瓷厂工作（1959—1961年在宁德县香料厂工作）。1993年2月退休。现住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