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千古兴衰
  作为福温古道的重要连接部分，宁德南路官道是白鹤岭道开辟以前，商贾仕宦北上江浙、南下福州的必经之路。南路官道主要以朱溪、飞鸾岭两段最为著名，朱溪路段开辟的时间比飞鸾岭路段要早得多，其名称来源于此地“盛产朱砂”①，而民国县志稿却认为地名源于：“（朱溪）顶有大石一片，悬挂岩壁，色赤。初晨远望，红艳异常，故称朱溪。”前临山涧溪流，地理位置重要，确切位置大约在今天城南镇的蚶岐村车里湾自然村（秋竹岗）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一都、二都的交界地段，今天的飞鸾镇、城南镇也在这里分界。飞鸾岭路段久负盛名，也是南路官道的主干线。据明人何乔远《闽书·卷之三十一·方域志》：“飞鸾岭，与勒马、梅溪诸山一脉，走罗源道也。”乾隆版《宁德县志》：“飞鸾岭，在二都。形如飞鸾展翼，与勒马、梅溪一派逶迤曲折，以达罗源。岭头分水处，即宁罗交界。”宁德县古有“鹤飞鸾翥”之胜，即指飞鸾、白鹤二官道。
  南路官道它的起点是“从南门出，由邸塘、土堡直进洋尾、蚶岐、大塅至飞鸾，离城五十里与罗源交界”。②或经东门外金鳌渡、黄土岩、酒屿（塔山）、金蛇山，抵达飞鸾渡，舍船登岸，翻越飞鸾岭进入罗源县境内。走水路不仅可以缩短路程，而且减轻了行李、货物负担，与陆路相比之下更显繁忙。
  乾隆版县志对于南路所经区域记载简略，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古道起始路线具体如下：
  南路官道起点在县南门外战场桥，经土堡亭—下宅园—晡下岗（后岗）—古溪泽民桥（黄瓜桥）—凤仙桥（洋尾桥头）—蚶岐—秋竹岗（车里湾）—官前铺（二都村）—飞鸾—蒲岭—可坑里（向阳里）—南阳楼—五福亭—飞鸾岭关，入罗源界，过蒋店、桂林，至罗源护国乡（起步镇）为止。
  感德场成立以后，南路官道就成为福州北上浙江的咽喉要地。据民间传说，唐代时期，这里已是车马扬尘、行人不绝的景象。在今天的城南镇洋尾桥头至冷冻厂路段，两旁店铺一字排开，招牌林立，行人下雨天都不用打伞。甚至于李林甫的后裔也南逃到这里，购置大量房产，过着奢靡的生活。传说毕竟有所夸张，但也有更具说服力的历史资料，在福安市上白石镇财洪村的千年古刹崇仁寺，保存有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所立《福安县崇仁寺重建之记》，碑中记载：“（咸通元年）时简公为南口参军，扶（父杨绍，状元、福州太守）归葬（浙江）龙游，经飞鸾，渡口口口口就山。”建国前后，福洋村一带也屡屡出土了古代生活器具以及钱币实物。实难置信，在蕉城这个开发较晚的沿海偏僻地区，一千多年前竟然就已经出现交通繁忙、百业兴旺的场面。
  唐中和元年（881年），河南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随王绪渡江南下，进入福建。五代梁开平三年（909年），梁太祖封王审知为闽王，闽国正式建立。后唐长兴四年（闽龙启元年933年），感德场升场置县，设立宁德县。王审知入闽和设立县治，给蕉城区带来了两次大规模的移民，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当时迁入宁德的居民多数来自中原，特别是固始县，都是跟随王审知兄弟入闽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入福建后，在福州作了短暂停留，局势稳定以后，陆续经福州北驿道，陟大北岭，经宦溪、板桥至连江，再经罗源护国、潮格，翻越飞鸾岭来到宁德，而后安家落户，共同开发这片热土。如今蕉城许多姓氏的族谱上都明确记载有“潮格”、“护国”、“朱溪”、“梅溪”等地名，这些文字背后，隐藏着那个时代迁徙的烙印。潮格现为罗源县起步镇的一个行政村，因古时海潮逆护国溪上涨至此为界，故而得名。潮格村口有大桥，亦称护国桥，民间称为“护国桥头”，是福州往返温州的必经之地。清代《重修护国桥路亭塔碑记》称之：“前达温州，后通福郡，凡冠盖所必经。”潮格与飞鸾镇向阳里村一山之隔，由于路途相距不远，唐代潮格人、“吏部尚书”倪振的子孙唐末就迁入白鹤盐场，成为蕉城、福安、霞浦等地倪姓的共同始祖。潮格也是闽东畲族祖先由粤向闽迁徙的主要落脚点，畲族蓝、雷、钟三姓族谱中所记载的“罗源大坝头”指的就是这里。
  北宋时期，南路官道进入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这在南宋梁克家《三山志》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一时期，南路官道不仅得到官府定期的维修保护，而且还在今天的飞鸾镇码头附近设立了著名的飞泉驿，供过往官员休息。据《三山志》卷五《地理类五》：“飞泉驿，有渡。熙宁七年置。过官井洋百八十里，达长溪盐田。元祐八年，移置焦门颊。”这里所指的“飞泉驿有渡”就是后来的飞鸾渡。到了绍兴三十年（1160年），以飞鸾、三都洋面“风海险恶”，飞鸾渡禁止旅客过渡。飞鸾驿到了梁克家修志的时代（淳熙九年即1182年），也已“佃为民居”了。
  南路官道地势平坦，一线通途。乾隆版《宁德县志》称：“岭之上下俱十里许，闽浙往来称便道焉。”美中不足的是，福州等地客商北上往往要经过“涛浪汹涌，蛟鳞出没”的飞鸾渡，“登舟者涕泣与父母妻子别，已济者同舟更相贺。”③这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的行旅，怎能不使人胆战心惊。为此在宝庆年间（1225～1227年），新任宁德县主簿丁大全主持开凿白鹤岭官道。这条官道由蕉城西门翻越白鹤岭，过界首抵罗源叠石，直达护国乡。白鹤岭道虽说陡峭难行，却是有惊无险，且大大缩短了通往福州的路程，方便了来往的客商以及宁罗两县的居民，因此逐渐替代了南路官道的交通地位。南路官道从此行人寥落，日渐荒废。
  因为丁大全官声不好，有人从风水学角度指责白鹤岭官道的存在为“白鹤带箭”，认为是丁主簿有意破坏宁德县风水，所以自开辟以来，“邑中人文寂寥”，因此“邑人佥云旧路坦而近，甚便，且改由白鹤以后，毓秀不如昔”，“宜复如旧”成为县民乐议的话题。沉寂了大约三百年后的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时任云南道监察御史的陈褎归隐在家，他力倡重开南路，并亲自与“耆民”林庄实地察看，而后撰写了《募开南路记》一文，得到时任宁德知县叶稠的全力支持。叶稠筹集资金，招募工匠，全力以赴。于同年十一月开工，次年夏新路告成，“邮舍轮奂一新”，新任福建巡按御史白贡对此大为赞赏，不久叶稠就擢任四川合州知州。随后的几年间，沿路一些交通配套设施以及驿馆、铺递（引自嘉靖版《宁德县志·卷二》）也相继得到恢复：
  “朱溪公馆，在二都。嘉靖十五年（1536年）新路成，知县叶稠建。”
  “官前铺，在二都。距县一十里，嘉靖十五年（1536年）建。蕉坑铺，在朱溪公馆左。距县二十里，嘉靖十五年（1536年）建。王坑铺，在二都。距县三十里，嘉靖十五年（1536年）建。右三铺因辟新路，南通罗源县。”
  “南靖关，在二都山岭头，罗源界。嘉靖十六年（1537年）开路建设，民兵把守。”
  “泽水桥，在二都官前铺南。嘉靖十四年（1535年）建，有亭。”
  “朱溪桥，在二都朱溪。嘉靖十五年（1536年）建，有亭。”
  耗费巨资修复了南路官道以后，“不利风水”的白鹤岭官道也被彻底堵塞。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白鹤岭官道堵塞，导致河阳（今罗源县中房镇一带）以及白鹤岭头村民进城不便，怨声载道。迫于压力，县府只得重开白鹤岭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南路官道因倭乱再废。到了崇祯三年（1630年），庠生杨文炳等以“青鸾既变，士气不扬”为由，再次开辟南路官道，时任湖南桂东知县的邑人崔世召闻讯，欣然命笔《闻南路复开志喜》。地方士大夫对“南路开辟”极其热衷，地方百姓对白鹤岭官道的堵塞却是极度不满，白鹤岭后村民再次上控省衙，得到批准。时任宁德知县杨定国奉文重修白鹤岭道，“而朱溪官道复废。”（乾隆版《宁德县志》）
  飞鸾渡作为旧时蕉城区重要的水路码头，也是屡经兴废。过去由福州方向过来的商人“由罗源起步岭过大安岭，至飞鸾下船，福宁、福安人皆称便。”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设渡子十五人，与侯官大目渡人员相当，成为当时福州府所辖八县中渡船最多的两个渡口。明初设置四条渡船，行驶于福宁州城、福安县之间。至明代中叶，因为大安岭常有盗贼，行人不敢通行，渡船废除。另据明代王应山《闽都记·卷之三十三·郡东北福宁胜迹》记载：“（飞鸾渡）从三江沿至福宁、福安，昔为官渡，后以海寇，渡废，万历初始置私渡。”到了清代初期，为了方便过往客商，宁德县衙废除私渡，又重新开通了两条渡船。乾隆十年（1736年），福宁知府董启祚以其地为“闽浙通衢，二船尚少，不便行人”，恢复旧例，又增设两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朝廷内忧外患，国力衰弛，地方政府在飞鸾添设税关，分驻职员专司其事，对过往船只征收税务，百姓深受其害。正是有了飞鸾渡的繁荣与发展，才造就了今天飞鸾镇的局面。
  罗源县地方官也曾多次修缮飞鸾岭官道。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福宁总兵李守臣、罗源知县陈于宣主持拓修飞鸾岭路，加铺石板石块，拓宽路面。李守臣还亲自撰写《倡修飞鸾岭道路碑》：
  “岭当孔道之冲，肩摩毂击，日无停影。峰陡而径窄，穿林越磴，舆骑皆虚。过此者，辄不禁有鸟道羊肠之叹矣！余奉简命驻长溪，环瞻形胜之所在，第觉山海交错，重关内阻，居然天堑称雄；而不知是岭之俯视邱原，又自开辟，来所竦峙，而巉削已非一日也。名之‘飞鸾’，即与渡接。顾名思义，几如鹤驭云骖，有非蹊陌之所得而寻者。当其峰回侧转，路不盈尺，加以夏秋积雨，沮洳崎岖，泥行而步滑，惴惴焉一若临轘辕、下九折。余窃心悯之，会与中营刘游戎偶然谈及，亦恻有同怀，而罗源周游戎复毅然以此自任，且致语邑侯陈君，欣然乐助焉。因各捐俸兴工，甫两月而告竣。将向之趑趄，而目为畏途者，今则觉路宽履坦，且共庆为康衢矣。是役也，费无几而利无穷，日月云迈，陵谷递迁，后之来镇是土者，推广而增修之。乐事劝功，欢声载道，是亦与人为善之端也，于是乎记。”
  碑记出于武人之笔，或无可取之处。但修路非其职责所司，却能够一心为民着想，确也难能可贵。
  道光八年（1828年），罗源知县卢文鸿倡议浙商重修飞鸾岭路，并重建岭头凉亭。
  从清代开始，白鹤、青鸾官道之争总算尘埃落定，不再重演，白鹤岭恢复通行，依然商旅繁忙，而南路官道也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104国道的通车，才渐渐淡出人们视线。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南路官道如何兴废演变，飞鸾岭地段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地界罗、宁两县之间，地势险峻，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据南宋郑思肖《心史》记载，南宋端宗景炎元年（至元十三年1276年），嗣秀王赵与檡扈驾三千兵过飞鸾岭上，遇元将鞑酋阿剌罕领兵三万人至，在岭上进行惨烈的斗争，赵与檡全军覆没，被俘不屈而亡。明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二月，郑成功命部将甘辉统舟师在飞鸾梅溪登陆，就是经飞鸾、白鹤二岭攻罗源县。明清两代，飞鸾岭俱有官兵把守。清道光时期，由于海氛严峻，福宁镇总兵在飞鸾汛设有千总、把总、外委各一员（俗称“汛官”），带兵在此轮流当班。这在道光版《福建通志·卷八十三·兵制·福宁镇》有详细记载。
  二、名人题咏
  今天的南路古道，已被104国道、罗宁高速公路切割成碎片，所经之处，无不是杂草丛生，断壁残垣的场面，也许只有热爱探险的驴友才会费尽周折，留下一两行宝贵的足迹，除此以外的行人真是难得一见。然而历史上的这条南路却是商旅辐辏、行人接踵之地，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曾经步行其间。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大诗人陆游由宁德主簿调任福州决曹，所行走的就是朱溪官道。虽然在这里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却在罗源县白塔走马岭意外发现北宋福建提刑苏舜元的摩崖石刻。陆游为此兴奋不已，以字迹“奇古可爱”，乃告县令项服膺围栏保护，并将此事记入《老学庵笔记》，留下来一段文坛佳话。
  明代崇祯时期（1628～1644年）内阁首辅、晋江人蒋德璟，少时曾经到温州探望父亲蒋彦，路经飞鸾、白鹤岭官道，为宁德、罗源两县瑰丽风光所叹服。崇祯十七年（1644年），蒋德璟应罗源知县章简之请，为新修《罗源县志》作序。在序文中，他联想起旧时经历，不禁写道：“璟弱冠时省先少保东瓯，往来白鹤、飞鸾之间，时梯山，时航海，特为险阨。而其风土醇朴峰峦幽峭，意甚乐之！”另外在答复章简的尺牍中说：“不肖少时三过罗源，爱其风土，恨不一登霍童，以及括苍、台雁诸胜，皆交臂而失之。”“少时过罗源、宁德诸诗”，尚存《陈山》、《飞鸾》二首，“聊附以备览”。
  清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赵之谦为了躲避太平军，自温州渡海到福州，依好友福州知府邵步梅。同治元年（1862）农历六月十八，赵之谦离开福州，取道陆路返回温州。由于陆路远比水路来的艰难，赵之谦行走于闽东崎岖山路之间，感慨颇多。一路上留下了《过分水关》、《自杨家溪至白琳道中得三诗》、《次日发宁德》、《大雨止宿罗源》等诗作。当他冒雨艰难翻越了飞鸾岭，乘船由鸾江到宁德县城途中，想起岭上艰难，特意作了一首《渡飞鸾岭》古风（摘录）：“天云忽有故态作，力压万山道强横。认山云外路云里，以脚穿云如纳阱。松客舞蹈战云走，海云腾挪亲云迎。千年龙蜕藏大珠，百丈鲛绡囊尺镜。我来洗眼看奇绝，敢道雨行何以圣。”
  清末永嘉才女郑蕙（1850～1872年），字雪兰，她从小好读书，过目成诵，十五岁被迫做了苍南金乡殷执中的小妾。殷执中于咸丰元年（1851年）因捐纳得福建同知，摄政和县事。后调任福州。咸丰十一年（1861年），襄助总兵秦如虎镇压金钱会起义有功，加知府衔。郑蕙虽聪敏贤惠，却因不能生育，备受冷落，抑郁终身。她在夫家九年，仅归宁一次。路经蕉城时，留有《夜泊飞鸾渡》五绝一首：“风起海涛寒，舟人话夜阑。渡头余落月，何处有飞鸾。”回夫家时便病危不起，嘱将平生诗稿付火，逝时年仅二十三岁。著名文史学家李慈铭为写墓志铭。
  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女婿黄干在《送章元德司理罢官归永嘉》一诗中对宁德的道路艰险也心存畏惧，留下了：“峨峨白鹤岭，渺渺飞鸾渡。上有虎豹嗥，下有蛟龙怒”的诗句。清代与袁枚、蒋士铨合称“江左三大家”的赵翼晚年入闽，也曾道出飞鸾。此外王十朋、周廷侍、张元彪、李拔、张际亮、江湜、陈志魁、彭蕴章、刘家谋、谢章铤、许世英，这些文人学士在经过南路官道或泊舟飞鸾渡时，也大都留下了动人的诗篇。
  三、文物遗迹
  将历史上的南路官道与白鹤岭官道进行对比，就沿途山水风光来说，飞鸾岭山势相对平缓，城南一带又是通衢大道，远不如白鹤岭来得峭拔险峻、逶迤曲折，无法吸引过往诗人的目光。所以，南路官道所留下的名家题咏、摩崖石刻与白鹤岭官道无法比拟。现存诗作约有二十余首，题刻也仅有清福宁知府李拔手书飞鸾岭关“西南屏蔽”四字。
  然而南路官道的人文景观以及历史遗存十分丰富，包括众多具有千年历史的村庄，山水名胜、寺院宫观，以及著名的飞鸾古窑址等等，都是白鹤岭官道所不能比拟的。南宋梁克家《三山志》中收录了宁德县安东乡陵山里的“小场、蚶崎（蚶岐）、殊溪（朱溪）、三焦（礁溪、礁头一带）、飞泉镇（即飞泉驿）、梅花（梅溪）、钓崎”八个都，它们无一例外都位于南路官道两侧。正是一千两百多年前南路官道便捷的交通和繁忙的业务，造就了这些村庄的形成发展，逐渐使南路官道区域成为了宁德建县以前文化经济的中心地带。唐代太学生黄岳，南宋林仲麟家族，明代进士高浚、龚膺都出生并生活在这里。
  在南路官道，历史上曾有过三道关卡，分别位于起点和终点一带。起点处有白鹤关，又名土堡亭。据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
  “南门外土堡一座，在路傍，离城一里。东面东湖，西南北俱平地。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舒令应元建。提督军务裴公应章撰记。”
  土堡面积40.8丈（约453平方米），环堡21丈（70米），建楼两间，额曰“白鹤楼”，为宁德县前哨。明代邑人陈琯有“势压金鳌吞海岳，形飞丹凤翼江城”的诗句。清代以后，逐渐失去军事作用，遭到人为破坏，现仅存过路亭一座。
  终点有飞鸾岭关，在飞鸾岭头，与罗源县交界处。据乾隆版《福宁府志·卷之六·建置志·关隘》载：
  “飞鸾岭关，在罗源县东二十里。乘潮一百八十里可至盐田，中经白瓠山、白马门等处，最为要隘。与鹤岭对峙。”
  在飞鸾岭上，这座关隘遗址犹存。不过只剩下一道残墙，形似“凯旋门”，基座以条石垒砌，上面布满藤萝，杂草丛生，其荒废之久足可想象。附近还平卧着一块石碑，历经风雨，字迹早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经仔细揣摩，这块石碑应该就是李守臣《倡修飞鸾岭道路碑》。
  飞鸾岭附近还有一座南靖关，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开辟南路时设立。当时曾派兵把守，后因大路不由此通行，关随之废弃。至于南靖关的确切位置，明清地方志没有记载。据笔者考证，在秋竹岗朱溪桥边，分叉出一条石铺道路，沿着朱联石（今天的车里湾自来水厂附近）蜿蜒而上，经梧埕、连顺等村，再翻越福源山（凤凰山）入罗源王沙，直达罗源县城，这条路就是真正意义上朱溪官道，又名福源岭古道。南靖关很可能就建造在朱溪官道与罗源县交界的附近山头。民间传说，最早的南路道路就是经过朱联石旁的这条石路，由于路途狭窄陡峭，明代有一位学台来宁德视学时，不小心摔死在幽深的谷底，由此废除了这条道路，改经飞鸾岭。不过民间并没有放弃这条道路，数百年来一直沿用，直至前几年岚口村铺设水泥公路后才舍弃荒废。
  南路官道两侧群山连绵，沧海横波，人烟辐辏，风景绝佳。乾隆《宁德县志》称之“二都一路，虽绕山路，下逼水潮，满至路下，退则为泥埕”。这种山海兼具的景象，在古代官道中并不多见。在乾隆版《宁德县志》中可以找到记载的勒马山、真龟山（龟岩）、叠石岭、飞鸾岭、仙茅山、万石岩（福源山，俗称凤凰山）、白马峰（白马山），这些山峰一字排开，阴晴雨晦，气象万千，曾吸引了包括东西汉茅盈、东汉徐登在内的著名方士纷至沓来。位于飞鸾镇的朱联石、百丈漈瀑布、栖云龙潭，至今仍受到众多旅游者的青睐。
  南路官道两侧，由北向南还分布着祝寿庵、石佛堂、报恩寺、耀通寺（观音亭）、永宁寺、增福寺（麻坑寺）、栖云寺七座大大小小的寺院，以及黄岳祖庙、忠烈行祠（下马宫）等道教宫观。
  南路官道上最具有价值的文物，应该是著名的飞鸾宋代古瓷窑址，还有与福安坦洋工夫有关的古建筑“五福亭”。
  飞鸾镇至今保存的宋代古瓷窑址有石桥头和牛栏岩两处。石桥头窑址位于飞鸾镇飞鸾村北50米，1958年调查发现。遗址面积1000多平方米，堆积层厚约1～1.5米。地面残存瓷片甚多，以碗为主，有黑釉、青瓷两种。采集标本有黑釉兔毫盏、青瓷碗、匣钵窑具等。牛栏岩瓷窑址位于飞鸾镇飞鸾村西南约1公里，也是1958年普查文物时发现。遗址面积900平方米，厚约1米，采集标本以青瓷碗为主。⑤两宋时期，飞鸾窑生产的黑釉兔毫盏、青瓷碗依靠着朱溪官道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优势，行销省内外，具有相当高的声誉。2001年9月，福建省考古队对福鼎太姥山国兴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古陶瓷残片，其中就有飞鸾窑烧制的器具。
  2012年2月7日《海峡都市报》刊登了一篇标名《瓷器标本出水，证实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内容提到，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所在福建省开展了一系列水下考古工作，发现一批水下遗存，还出土了大批陶瓷器标本。经省考古所副所长羊泽林介绍，从出水瓷器分析，确定了需要调查的12座具体窑址，其中就包括飞鸾窑。这说明早在一千多年前，飞鸾窑址生产的器具也曾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远销国外。
  五福亭是修建在宁罗交界处的一座石凉亭。它的青瓦屋顶久已坍塌，只剩下牢固的石砌墙壁。周围荒草萋萋，一片狼藉。在这里还是交通要道的岁月里，这座凉亭专供过往行人歇脚。五福亭里还有四块石碑，记录着这座亭子一百多年来的沧桑兴废。最早的一块为《蔡氏重修飞鸾岭建亭记》，碑文为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举人、山东招远知县阮芳潮所撰，记录了道光十年（1830年）正月，飞鸾碗窑村蔡氏家族捐资重修飞鸾岭道，建造五福亭的感人事迹。年代稍后的两块石碑并排而立，是同时期树立的重修《起步岭碑》，这是五福亭石碑中保存最好的两块。碑文记录了光绪五年（1879年），宁德、福安、寿宁三县茶商捐资重修飞鸾岭路的过程，内容详细，弥足珍贵。碑文中镌刻着许多商号名录，包括宁德林理斋“一团春”，福安“泰大来”、“福兴隆”、“祥记”，都赫然其上。董事李世镐、王正卿、胡兆江、吴步森四人均为福安大茶商中，王正卿（1822～1890年）、胡兆江（1829～1895年）和后面一块碑中提到的吴步云（1826～1891年），是福安“坦洋工夫”五位创始人中的三位。⑥第四块嵌在泥土之中，碑文清晰可见，横额是“重建五福亭”五个篆字，正文竖排刻有“龙飞光绪十二年岁社丙戌九月二十八日丑时吉旦，福安坦洋监生王正卿、监生施长寅、监生吴步云，环溪职员吴光清同建”。光绪十二年为公元一八八六年，至今已整整一百二十七个年头了。
  咸丰五年（1851年），福安坦洋茶人在建宁茶客的传授下，掌握了武夷红茶（功夫茶）制法。同年坦洋“万兴隆”茶庄首先开始自制红茶，次年制造日盛，输出量日升月恒。据有关报道显示，自光绪六年（1880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短短五十余年，坦洋工夫每年出口均上万担，其中1898年出口就达3万余担。蕉城作为当时福安、寿宁到福州的必经之路，为“坦洋工夫”的销售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两县的茶叶销往福州，会通过海路拖运送到飞鸾渡，而后雇工人肩挑背扛，翻越飞鸾岭艰难跋涉进入福州，而后转销国内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都澳开埠为止。茶叶销售改经海路以后，好不容易恢复往日繁荣的飞鸾岭又重新归于寂寞，五福亭也风光不再，渐渐被人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中。

注释： ①：嘉靖版《宁德县志·卷一·物产》。 ②：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二·建置》。 ③：南宋陆游《重修城隍庙记》。 ④：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之二·建置志》。 ⑤：蕉城区政协文史委编《历史的见证—蕉城文物巡览》。 ⑥：李健民著《品读福安》，云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