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林氏《榕荫草堂集》，一卷，（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古籍检索系统作“二卷”，也标注：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1册。本人所见，为当年福州南台隆平路大华印书局承印本，题“闽县林步瀛鼎燮甫著”。其中收存多篇与民国续修宁德县志有关的文字，最重要的是《续修宁德县志序》，今改用简体字并酌加标点迻录如下，原文句中待填字的空格用■号代替，现存手钞的宁德县志稿本对其有所更动者，在注文中标示。
  会稽章实斋以《文史通义》一书称于海内。生平所修和州、永清、亳州、天门诸郡、县志，虽戴东原、洪北江有所抵牾，而不能不折其辩答。其所论修志义例，以为志乃史裁，全书固有体例，文字亦关史法。每篇命词措字，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体例本无一定，但取全书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无庸以意见异同轻为改易，自非著述矻矻者，夫安能纠釐疏舛若此哉。至所谓“去五难”“除八忌”，“立四体，以归四要”，而总其事于“十议”，虽不无偏颇、箝束之弊，其于史学，要为用力研究无疑也。吾闽陈石遗先生，淹贯经史，负宏洽之才，生平述著无虑百数十种。近总纂《福建通志》，其所定志例三十有七，衷夫理而不简不烦，固所谓有实斋之精，而无其偏颇、箝束之弊者也。
  宁德之为县，处闽之东南（闽东南，民国续修稿本《宁德县志》（以下各条注文省称“志稿”）作闽东北，是。）。自唐季设官，而后而宋元，而明清（而宋元，而明清，志稿作而宋，而元，而明，而清。），而迄于民国，人文辈出，蔚为名邑矣。《县志》之修，自乾隆辛丑于今垂百余年，此百余年中（两处“百余年”，志稿中皆在“百”字上侧添加“二”字，不实。），政治易制矣，城市易观矣，山林、道路、田舍、川泽，靡不有今昔之殊，姑无论耆旧之销亡、官职之更变也。不续修焉，迟之又久，书缺有间，又将何以善其后也。■■年之■（■■年之■，志稿作乙卯岁之秋。），前县令■君■■（■君■■，原文计空三格，志稿作“乐清黄君式苏”。）议续修，以■君■■司其事（以■君■■司其事，志稿作“以黄先生柏樵总其事”。），未告蒇而去任，■■（■■，原文空二格，志稿作“柏樵先生旋亦归道山，此事遂阁。焯”。）承乏斯土。顾念一县之志，即古侯封之史也。《周官》宗伯之属，外史掌四方之志，郑注谓若晋《乘》、楚《祷杌》之类，是即诸侯之成书也。
  古之一国，即今之一县，壤地方百里，所谓有土地、有人民、有政事者。古与今同，皆不能一成而不变者也。十年而一变，三十年而大变，百余年则所变者更大，此亦势之所必然者也。就其势之所必然而一一纪之以为徵，亦邦人君子及官斯土者所有责者也。
  十八年冬（志稿于“十八年冬”后增写34字：“爰属郑君守堪取前此诸君采访之稿汇齐而删订之，并聘会垣林君鼎燮斟酌损益，辑”。又，志稿“郑君守堪”右侧有“林君圭甫”四字，“林君鼎燮”右侧有“为协纂”三字，俱为后来添加。），成斯篇。篇名、篇次用（用，志稿作“悉用”。）陈总纂之例。至于宁德不简称宁，以吾闽更有宁化，浙江有宁海，江西有义宁，防混同也。至于各门罕录诗文，皆本会稽章实斋之恉也。
  与斯事者之姓名记于后。（志稿此句后署有16字：“民国十九年十月前宁德县县长邵焯序”。）上文之所以对我们了解民国稿本《宁德县志》的相关情况很重要，一则它是这部《宁德县志》的序言，阐述了县志编纂的指导思想。二则表明此序后来虽署名知县邵焯，却出自林步瀛的手笔。三则此序一开始就属代写性质，但不是具有“督修”身份的邵焯而是具有“总纂”身份的郑宗霖（守堪）请他代写的。易而言之，此序本当由县志总纂郑宗霖代拟，却转请于林氏。所以如此，既见出林步瀛有较高的史识和文才，才会作为纂写班子中的唯一外乡人担当此责，也与郑、林有同年举人之谊，同为福州说诗社成员，当时又同住会垣（省城）诸因素有关。四则应当注意到，邵焯使用此序时增补文字说：“爰属（嘱）郑君守堪取前此诸君采访之稿汇齐而删订之，并聘会垣林君鼎燮斟酌损益。”参读郑谟光《发起周墩区志引》所述：蒙闽海道署敕宁德县转修志局，召开正式会议“续聘孝廉（举人）郑守堪为总纂，奉上聘金及志稿至省，郑先生却以孱弱，转托福州举人林步瀛假榕南学校代庖。”大致可以推断，郑宗霖当时病体孱弱，有意以“总纂”之任委托步瀛，所以连序言也嘱其代作；而宁德方面则仍然认郑宗霖为总纂，而以林步瀛为协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