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民国稿本《宁德县志》从1915年起意，次年设“修志局”，至1929年冬初成（其后尚有变故），林步瀛一度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只是，关于林步瀛生平、文事的材料寡少零散，已刊王致纯《劫后余生的民国续修宁德县志稿》、陈玉海《宁德县志民国续修本事钩沉》（见宁德蕉城区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七辑《民国宁德》，2011年。）于此皆语焉不详，本篇也只能稍作补苴而已，粗陋之处自难避免。
  一、林步瀛其人
  林步瀛，福州闽县螺洲人。清末民初的螺洲以陈、吴、林三姓最盛，陈姓主要集中居住于螺洲店前村，吴姓主要集中居住于吴膺村，林姓主要集中居住于洲尾村。螺洲林氏是南宋时期由莆田迁居于此的。
  步瀛字鼎燮，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岁在戊寅），壬寅年（1902）中举，民国初年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冰心自述她1912年考入这个学校的预科班，读了三个学期，“福州女师（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前身是女子师范传习所，初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一个小教班和一个保姆班，监督王寿眉为陈宝琛的夫人，校址在全闽师范学堂附近的刘氏园亭；1909年更名为福州女子初级师范学堂，1912年（民国元年）又更名福州女子师范学校，1914年再度更名为福建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全校有教职工46人，学生193人。）的地址，是在城内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冰心自传》第二章“我的故乡”，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他在仕途上，官做到浙江的盐运司知事（黄岩）。1920年林翰、苏南等十余人成立“福州说诗社”，从陈衍学诗，后来林步瀛也加入此社。（详见王真《福州说事社始末简记》（1964年）、萨伯森《福州说诗社记略》（1983年），载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三卷（文化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1931年去世。
  陈其铨、郭斌《于山志》载：“林步瀛（1878～1931）字鼎燮，侯官（今福州）人。光绪壬寅举人，官浙江知县，说诗社社员，有《于山平远台有怀云鹤》诗，著有《榕荫草堂集》。”（陈其铨、郭斌：《于山志》第七章《人物·中华民国》，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对此可作三点纠正和补充。其一，侯官为闽县之误。其二，任过浙江知县的是另一个林步瀛，福州永福（今永泰）县嵩口人，号研斋，其字不详。据《永泰县志》，他是清同治七年（1868）洪钧榜进士，签分云南即用知县，改任浙江庆元知县，署知遂昌县，调补平湖知县。（《永泰县志》卷三五《人物》第二章“人物表”第二节“历代永泰籍进士”，新华出版社，1992年。）永泰步瀛比闽县步瀛年代要早一茬。其三，他留存下来的著述，《榕荫草堂集》是文集，一卷，此外还有《榕荫草堂诗集》，现已列入台湾学者王伟勇、简锦松、吴荣富主编的“民国诗集丛刊”（第一编），台中文听阁图书公司2009年版。
  此外还有一个林步瀛是宁德二都人林叨安的儿子，叨安迁榕城，是福州较早信仰基督教的家庭，（陈时、亚康《莆人最早翻译的一部医书：<西药略释>》：“西医和西药之传入莆田，则是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英国圣公会宁德圣教医院医师雷腾（B.V.S.LaytorTaylor）偕同他的学生宁德人林叨安、余静信（后改名景佗）来到莆田后，寓居在城北坑边大夫祠，创设兴化圣教医院之时。”文载《湄洲日报》2000-01-12.又，《宁川域情》第十三章：宁德飞鸾镇二都村历史人物有“民国时期福州邮政局长、台湾光复后第一任邮政总长林步瀛”。见华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页。）这个林步瀛1935年任东南四省邮政视察，1946年为台湾第一任邮政总长，1981年病逝于台北。
  二、陈衍对林步瀛诗才的赞赏
  陈衍是《福建通志》总纂，又是八闽诗坛领袖。林步瀛的诗，颇得陈衍赞赏，《石遗室诗话》中屡有提及。例如，卷二九第三则载：凉生久寓杭州，所与共为诗者，诸贞壮外，只知有同乡林鼎燮（步瀛）。余与鼎燮初相稔于都门，自以盐官薄宦之江，遂罕得消息。惟四年前，忽忽一晤于西湖，余明日行矣。时余编《近代诗钞》已出版，未得钞鼎燮诗为憾。兹从干宝、谦宣觅得数首，亟录之。
  《寄怀凉生杭州》云：“逆旅停车夜月凉，年时诗酒有清狂。湖楼犹在波光裹，林树苍苍高过墙。”《同谦宣秀渊集澄澜阁》云：“此阁何妨当作家，群山罨画水交叉。层层屋瓦青依树，簇簇园花馥入茶。屡至难于诗句好，久谈忘却日光斜。旧交散尽新知少，石帚天民各鬓华。”《寒雨旬日未出门》云：“断酒萧纲办饭羹，兼旬积雨废街行。江春犹瘦难舒柳，花信因寒恐病莺。心已忘机从讪笑，诗惟追古不声名。汾沮鄙俭伪牵局，何日龟阴负耒耕？”《自定海奇口口杭州》云：“微官莫疗半生贫，海角闲居负尽春。几树垂杨无赖雨，十年倦翮未归人。阴凝不信关天意，著述相期爱此身。长忆楼台灯火夜，何时重与一杯亲？”《赠干宝》云：“无本于昌黎，未识气先感。吾闻苏干宝，书味长醇醇。去岁诵其诗，蛟龙欲手揽。今夏湖上舟，杯酒见肝胆。作诗本性情，词句谢凿錾。气势任自然，盘硬无不敢。吾荒年且衰，一室废铅椠。子诗成来商，谓我辨精释。问道于青盲，食味嗜昌歜。湖之水溶溶，湖花开菡萏。一笑掉扁舟，诗与远山澹。”句如《次韵林十二谦宣》云：“故人书到吾无事，急递筒开中有诗。”“时对寺门僧坐久，行询邻舍菊开不？”《石浦山游》云：“山南山北春光好，桃花李花随意开。”又云：“山形到处虽有异，真意在静语可赅。山游山游得山意，四时不碍矧春回。”以上皆有静者机，故是诗人之诗。《除夕感言》云：“边云如墨压滇城，（英法议采七府矿产。）万户犹闻爆竹声。乡谊每从为客挚，年光紧向此宵更。劳生悔不同樵牧，薄宦何堪问姓名。笑指陌头萦拂草，也随名卉共春争。”能于“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外，别抒悲慨。
  这里的凉生，亦作亮生，即林之夏（1878-1947），闽县人，曾入南社。干宝，即苏南（1876-1967），南安人。谦宣，即林葆忻；秀渊，即张葆达（号知非），皆闽县人。苏、林、张都是福州说诗社成员。
  又如，《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三第五十三则载：林鼎燮贫病就殆，枫丹精医术，余传电话使诊之，枫丹报云不可救，媵以诗云：“仓皇传语自吾师，命我趋扶鼎燮危。推产萧斋惊寂寞，登楼嫩版见支持。肺脾损尽终无药，肝肾雕残半为诗。最是可怜双弱女，亲前不敢泪交颐。”未几而鼎燮死矣。余谓即以此为挽诗可也。
  卷四第九则载：陈泽观以举家贫病，忧郁而死。黄仲良挽之云：“百千官俸飘摇日，一代词人结束期。病到全家天太酷，贫难薄殓鬼犹悲。霜风凄紧招魂酒，虫语苍凉哭奠诗。便有湖堂容吐气，书生事业总成痴。”余前数年有哭林鼎燮一律，沈痛已极，此诗乃复过之。余亦欲哭泽观，恐将阁笔矣。
  可见步瀛家境较差，身体也不好，所以53岁就病故了，比乃师陈衍还早六年，无怪陈“沈痛已极”。这里的“枫丹”，即林密；“陈泽观”即陈鸣则（一字虚谷），皆闽县人。黄仲良，名祖汉，莆田人。林、陈、黄也都是福州说诗社成员。
  三、民国本《续修宁德县志序》
  林氏《榕荫草堂集》，一卷，（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古籍检索系统作“二卷”，也标注：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1册。本人所见，为当年福州南台隆平路大华印书局承印本，题“闽县林步瀛鼎燮甫著”。其中收存多篇与民国续修宁德县志有关的文字，最重要的是《续修宁德县志序》，今改用简体字并酌加标点迻录如下，原文句中待填字的空格用■号代替，现存手钞的宁德县志稿本对其有所更动者，在注文中标示。
  会稽章实斋以《文史通义》一书称于海内。生平所修和州、永清、亳州、天门诸郡、县志，虽戴东原、洪北江有所抵牾，而不能不折其辩答。其所论修志义例，以为志乃史裁，全书固有体例，文字亦关史法。每篇命词措字，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体例本无一定，但取全书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无庸以意见异同轻为改易，自非著述矻矻者，夫安能纠釐疏舛若此哉。至所谓“去五难”“除八忌”，“立四体，以归四要”，而总其事于“十议”，虽不无偏颇、箝束之弊，其于史学，要为用力研究无疑也。吾闽陈石遗先生，淹贯经史，负宏洽之才，生平述著无虑百数十种。近总纂《福建通志》，其所定志例三十有七，衷夫理而不简不烦，固所谓有实斋之精，而无其偏颇、箝束之弊者也。
  宁德之为县，处闽之东南（闽东南，民国续修稿本《宁德县志》（以下各条注文省称“志稿”）作闽东北，是。）。自唐季设官，而后而宋元，而明清（而宋元，而明清，志稿作而宋，而元，而明，而清。），而迄于民国，人文辈出，蔚为名邑矣。《县志》之修，自乾隆辛丑于今垂百余年，此百余年中（两处“百余年”，志稿中皆在“百”字上侧添加“二”字，不实。），政治易制矣，城市易观矣，山林、道路、田舍、川泽，靡不有今昔之殊，姑无论耆旧之销亡、官职之更变也。不续修焉，迟之又久，书缺有间，又将何以善其后也。■■年之■（■■年之■，志稿作乙卯岁之秋。），前县令■君■■（■君■■，原文计空三格，志稿作“乐清黄君式苏”。）议续修，以■君■■司其事（以■君■■司其事，志稿作“以黄先生柏樵总其事”。），未告蒇而去任，■■（■■，原文空二格，志稿作“柏樵先生旋亦归道山，此事遂阁。焯”。）承乏斯土。顾念一县之志，即古侯封之史也。《周官》宗伯之属，外史掌四方之志，郑注谓若晋《乘》、楚《祷杌》之类，是即诸侯之成书也。
  古之一国，即今之一县，壤地方百里，所谓有土地、有人民、有政事者。古与今同，皆不能一成而不变者也。十年而一变，三十年而大变，百余年则所变者更大，此亦势之所必然者也。就其势之所必然而一一纪之以为徵，亦邦人君子及官斯土者所有责者也。
  十八年冬（志稿于“十八年冬”后增写34字：“爰属郑君守堪取前此诸君采访之稿汇齐而删订之，并聘会垣林君鼎燮斟酌损益，辑”。又，志稿“郑君守堪”右侧有“林君圭甫”四字，“林君鼎燮”右侧有“为协纂”三字，俱为后来添加。），成斯篇。篇名、篇次用（用，志稿作“悉用”。）陈总纂之例。至于宁德不简称宁，以吾闽更有宁化，浙江有宁海，江西有义宁，防混同也。至于各门罕录诗文，皆本会稽章实斋之恉也。
  与斯事者之姓名记于后。（志稿此句后署有16字：“民国十九年十月前宁德县县长邵焯序”。）上文之所以对我们了解民国稿本《宁德县志》的相关情况很重要，一则它是这部《宁德县志》的序言，阐述了县志编纂的指导思想。二则表明此序后来虽署名知县邵焯，却出自林步瀛的手笔。三则此序一开始就属代写性质，但不是具有“督修”身份的邵焯而是具有“总纂”身份的郑宗霖（守堪）请他代写的。易而言之，此序本当由县志总纂郑宗霖代拟，却转请于林氏。所以如此，既见出林步瀛有较高的史识和文才，才会作为纂写班子中的唯一外乡人担当此责，也与郑、林有同年举人之谊，同为福州说诗社成员，当时又同住会垣（省城）诸因素有关。四则应当注意到，邵焯使用此序时增补文字说：“爰属（嘱）郑君守堪取前此诸君采访之稿汇齐而删订之，并聘会垣林君鼎燮斟酌损益。”参读郑谟光《发起周墩区志引》所述：蒙闽海道署敕宁德县转修志局，召开正式会议“续聘孝廉（举人）郑守堪为总纂，奉上聘金及志稿至省，郑先生却以孱弱，转托福州举人林步瀛假榕南学校代庖。”大致可以推断，郑宗霖当时病体孱弱，有意以“总纂”之任委托步瀛，所以连序言也嘱其代作；而宁德方面则仍然认郑宗霖为总纂，而以林步瀛为协纂。
  四、宁德县名胜、惠政、户口、职官四志小序
  《榕荫草堂集》还收录林氏为民国《宁德县志》写的十篇小序，其中四篇可与现在存世的民国《宁德县志》钞稿残本相对照。
  其一，《宁德县名胜志（志，原文误作“之”。）序》（迻录标点时，少数地方出注稍加解释）昔欧阳公记梅挚有美堂，谓夫罗浮、天台、衡岳、卢阜（卢阜，“卢”同“庐”，庐阜即庐山。）、洞庭、三峡号为奇伟秀绝者，乃皆在夫下州小邑。（宋嘉祐二年（1057），梅挚出知杭州，在吴山建造登览胜景的“有美堂”，请欧阳修写了一篇《有美堂记》。记中称：“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公生长山水之乡，其出也，刺滁、刺颍、令夷陵、司理泗洲，生平好为遊观以发挥其文章之美，其所言乃如此。证以吾闽之宁德，足知其言为不诬矣。宁德乃闽东海滨之县，四境之相距各百余里耳，然其名胜称于今昔者，难更仆数，非所谓“下州小邑”常有“奇伟秀绝”之观耶！夫天然之名胜在乎山水，而楼台、园榭、亭塔、桥梁出于人力所经营常大半焉。故杭之西湖，苏之太湖，京口之金、焦，虽为天然之灵秀，而名公巨卿、骚人逸士登临结构，其遗躅因以流传者比比也。柳河东得钴鉧潭西小丘，遂书于石，以贺兹丘之遭，虽其言有所寄托，固足信名胜之因人而传。若其漠然置之，听其废秽，反见陋于樵夫野叟；而修志乘者复不载之于篇，后之人将和所据以为探访观览耶！纂《名胜志》第八。
  参照稿本民国县志卷八《名胜志》小序，文字几乎全同，只有“卢阜”作“庐阜”；“纂《名胜志》第八”作“志《名胜》”。
  其二，《宁德县惠政志序》（迻录标点体例略同前篇）昔梅郎中伯言（梅郎中，志稿改作“梅中郎”，误。梅曾亮（1786-1856），原名曾荫，字伯言，又字葛君，江苏上元（今南京）人，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十四年授户部郎中。）记吾闽光泽县育婴堂也，曰：光泽县，当南宋绍熙时嘗行社仓，而岁以米三百斛助民之贫不举子者。且徵其事，谓见于朱文公《邵武军光泽社仓记》。夫人之于子而至于不举，其贫极矣。虽古者男女子皆称子，所不举者必为女子，然非逼于饥寒必不至残忍如此。牧民者思有以济之，则社仓之法为不可废。社仓之法行，而育婴诸善政亦因之以俱行，此所谓纲举而目张者也。
  宁德县昔有常平、预备、际留、太平等仓，各乡有社仓、义仓之设，凡所以为民食计者至周至备。迨后上下欺蒙，互相侵蚀，城乡各仓久废，仅余周墩常平一仓，不可谓非硕果仅存也。比年歉收，闽海道尹扎饬举办积谷。经黄知事式苏邀绅会议，佥以建筑之费无从筹画而积储之计又不得不先，于是佥议由城区首倡，凡丁粮完纳至五两以上之户，每两派谷壹百觔，出具甘结缴署，仍将该谷寄存原仓。民国九年，计共城厢捐集干谷伍万觔。春夏之交，青黄不接，赖之以发粜救济，及秋成，仍由绅董采籴如数囤寄各殷户，具结存案。十年冬间，仍前匀捐分寄议，捐积（积，志稿删去。）至民国十年为止。夫一县之善政，固不仅社仓也，而因时制宜，社仓乃善政之本。近年各乡亦继续举办，未始非补救之一法。
  旧志所载各仓（各仓，志稿漏书，补写在行间。），今皆无存。仍前录入，以俟将来之关心民瘼者。纂《惠政志》第二十二（第二十二，志稿删去此四字。），而以义仓、育婴、救生分其目焉。
  参照稿本民国县志卷八《名胜志》小序，文字几乎全同，只删落“捐积”之“积”与“第二十二”之标识。
  其三，《宁德县户口志序》《周礼》乡大夫之职：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据唐代贾公彦《周礼义疏》的解释，七尺谓年二十，六尺谓年十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之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之。（舍，指复除，即免除赋役。）《载师》、《闾师》，则征无职业者以夫家之征，夫布之征，均人之职，以均力政。（《周礼·载师》：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周礼·闾师》：凡无职者，出夫布。大致说来，《闾师》根据人们的不同职业，分别规定其应向统治者贡纳的物品。《载师》规定距王城近的负担劳役多，故地税轻；距王城远的负担劳役少，故地税重，体现了负担公平的原则。）丰年用三日，中年用二日，凶年用一日，盖皆用其薄也。自汉高创算赋，于是户口有赋，而所谓夫家之征，夫布之征、力役之征，良法美意尽隐矣。时代愈降，弊政愈多。上之人，徒欲多为立法，户调口赋，以征其身；下之人，则以身为患，逃亡隐匿，以求免夫胥吏之催科。是上下交相病，户口所以难稽也。读杜少陵《石壕村》一诗，而知积重难返之势，盖不独唐代为然也。
  宁德之户口，宋以前远无徵也，景祐、绍兴以后而迄于今，盖有可考者焉。纂《户口志》第九，而以《大年》附焉。
  志稿对本篇小序改动甚大。开头即在“《周礼》”下补入62字：“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是书其户口之数，使之条贯不失，按比可知，而未尝以是为征也。”有助于文意更加醒豁。自“乡大夫”至“盖皆用其薄也”，志稿文字有所归并，大意不变。以下至“盖不独唐代为然也”，与志稿同为叙述汉唐间户口税制变化的文字，意思有很大差异，志稿较重具体税名的沿革，林序较重基本趋势之揭示。末段从一般介绍归结到宁德县，林序文字比较概括、简洁，志稿小序例举南宋绍兴二十四年和清民之交的户数口数，则与下文记载重复。
  其四，《宁德县职官志序》宁德旧志有“秩官”一门（志稿此下增入“即所谓职官也”六字。），列官制及历官，而次以宦绩。今宦绩照省发志例列（列，志稿作“改”。）为循吏矣。此篇则专叙任年（志稿“此篇”前有“而”字，专叙作“专纪”。），兼录爵里，（以下不再与志稿相比照。）而分类相从焉。班《书》“公卿百官表”叙例皆志体也，下篇则表官等，表居官者之年月及姓氏。然一朝之掌故，不可例于方州之志乘。今略师其意，先叙历代之设官，次叙居官者之年月及姓氏，分类相从，而不附表，从省发志例也。纂《职官志》第十三。
  志稿对本篇小序改动甚大。开头至“兼录爵里”基本照录，而有四处小改动，具体异同，见注文。此下则基本重写，这里不拟详说。
  五、宁德县艺文、文徵二志小序
  以上四篇小序，志稿中有全文照录，有大幅修改或重写，情况不一，但篇目篇次不变。《榕荫草堂集》所存其余六篇小序，在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民国《宁德县志》残本中则没有相对应的内容。惟其如此，对我们了解民国志的全貌可有一定帮助。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宁德县艺文志序》和《宁德县文徵序》（“文徵”后当脱“志”字），分别标点迻录如下。
  1.《宁德县艺文志序》班孟坚之志《艺文》也，本刘歆之《七略》，条贯而部次之。其《自序》云：删其指要，以备篇籍。师古《注》云：删其浮冗，取其指意也。故每《略》仅列书名、篇数及作者之姓名。盖志与选异，选则取文章之菁华，志则防简策之湮没。故常溯其源流，例之所在，不容以或淆也。章实斋之序《和州艺文志》也，谓“六典”亡，而为“七略”，是官失其守；“七略”亡，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而其志天门县之《艺文》也，则亦分为“四部”焉。盖官守失而师传湮，唐人四部之区分遂为后代辑录之圭臬。世之修县志者，于《艺文》一门多选录各体诗文以充篇幅，而于“四部”之著录反从略焉。何其傎也。纂《艺文志》第二十四，而区分为四类焉。
  2.《宁德县文徵（志）序》宁德重修《县志》，为卷三十有六，为类三十有一。每类不录诗文，从省《通志》所颁发《修志凡例》也。《例》为总纂陈石遗先生所定，然亦非陈氏之私言。章实斋之修志，亦屡言之矣。
  夫文章莫甚于周秦，管、晏、老、庄、申、韩、孙、吴，周秦诸子文章之雄者也。史迁作《史记》，叙录其述之大凡，以入于《传》，而不采其书。盖著述有专门，而作史者不能以此为饤饾也。然则司马相如、扬雄、邹阳、枚乘，班《书》乃取其词赋、华言编入《列传》，是又何也？人臣因事陈言，意有所指，以规切实事，寓主文谲谏之隐衷，固非漫无指归，截鹤续凫，以充篇幅也。
  夫古之人有专门之学，乃有专门之书。即孔子辑十五国之《国风》，然亦总称之为《诗》而已耳。从未有汇集众体如肃（肃，手民误植，字当作“萧”。）。氏之《文选》，姚氏之《文粹》也。若夫触类旁通，因之以达治体而羽翼夫史书者，如宋人之《文鉴》，元人之《文类》，亦非无典实之可寻也。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一曰奏议，官署之文，移附焉；二曰传记、序跋；三曰赋；四曰诗。若经学、史学之裒然成书者，则不采入，而志其书名、卷数于《艺文》焉。是为序。
  合观这两篇小序可知，民国《宁德县志》分设《艺文志》和《文徵志》，前者仿效《汉书·艺文志》或《隋书·经籍志》，只记载书名、卷数、作者等资讯；后者选录乡贤各种文体的创作作品。嘉靖本《宁德县志》卷四的八目中有《文籍》一目，下分“经训”、“子史”、“家集”三小目，录存书名三十四种；万历本《宁德县志》卷七始专设《艺文志》，下分“宸翰”、“奏疏”、“经训”、“文籍”四目，主要录存书名、篇名，少数篇什载有全文。乾隆本《宁德县志》卷九亦名《艺文志》，下分“奏疏”、“文”、“诗”、“赋”四目，则为作品选辑，体例已与汉志完全不同。看来民国志是有心兼得明志与清志之长。至于《宁德县文徵（志）序》所涉县志整体结构问题，本文在最后一节再谈。
  六、宁德县孝友独行、列女、方技、杂录四篇小序
  除了以上所列，《榕荫草堂集》还载有关于《宁德县志》之《杂录》、《孝友独行志》、《列女志》、《方技传》的四篇小序，这里一并标点迻录。
  1.《宁德县志杂录序》
  陈承祚撰《蜀志》，录杨戏《季汉名（名，《三国志·蜀书》作“辅”。）臣赞》撮其要■■于篇。自昭烈以迄郝普、潘濬，又皆杂出其姓名以相附丽，得母（母，手民误植，字当作“毋”。）病其不伦乎。章实斋谓诸葛未立史官，蜀事艰于搜访，是亦作史者不得已之苦衷也。然《周易》于《序卦》《说卦》之外，更有《杂卦》一篇；《春秋》据事直书，而有夏五、郭公之书法，又安得病其繁复、厌其无意义而灭裂之耶。夫合辛、咸以成味，通纂、组以成文，物诚有之，史亦宜然。州县之志，当较史而加详，纂辑之余，或有存之则无类可归，削之则前修尽泯，固不得不具苦衷，此《杂录》之所以编次也。纂《杂录志》。
  2.《宁德孝友独行志序》
  太史公作《史记列传》七十，以伯夷称首，而其目则仅曰《伯夷列传》耳。至若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则目为《循吏》；申公、辕固生、韩生、伏生，则目为《儒林》；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则目为《酷吏》；淳于髡、优孟、优旃，则目为《滑稽》。伯夷既首于各列传，而不标其目，何哉？其引《传》所云。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去之。夫不敢违父命而必归之弟，非千古至孝友之人耶；惧弟之必强己以立而遂去之，非千古之独行者耶！然则伯夷者，固合孝友、独行而兼有之也。史公传之不标其目者，殷周之际去古未远，三纲五常之道渐渍于人心而未斁，让位也，远去也，人人知纲常之宜如是也。春秋之乱，人心变矣。秦汉以降，人心抑又变矣。故范式之拜亲，闵贡之生蒜，班《史》（班《史》，指东汉班固所著《汉书》，误。应为范晔《后汉书》，但无闵贡传，闵传在《东观汉记》。）即以《独行》传之；廋（廋，手民误植，字当作“庾”。）衮之卖莒（竹字头），刘殷之得堇，范《书》（范《书》，指南朝范晔所著《后汉书》，误。应为唐朝官修《晋书》，庾衮、刘殷均入《晋）即以《孝友》传之。世风愈降，作史之目亦愈多。目一二人之善，即以劝千百人之善；目一二人之恶，即以惩千百人之恶也。移风易俗之微权未必不即由于此。此后世孝、义合传所由来也。宁德虽一偶，而自古迄今人心之重纲常而明廉节者，固代有其人也。纂《孝友独行志》第一。
  3.《宁德列女志序》
  刘向《列女传》分为七类，固不仅纪节烈也。曾子固叙其目录，以为汉承秦之弊，风俗已大坏矣，而成帝后宫赵、卫之属尤自放。向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为戒，此乃向述作之大意也。迁《史》班《书》不传《列女》，然《货殖传》有巴清，《相如传》有文君，《艺文志》有唐山夫人，《刑志》有缇萦，或节，或孝，或文学，未尝不著录于篇。夫人苟有一行之足称，一长之足取，不得谓为妇人、女子之微不必褒而采之也。纂《列女志》第三十，至于无事迹可采纪，而里巷乃称述其人者，记姓名于后。
  4.《宁德方技传序》
  班《书》列“方技”于《艺文志》，而不列专传。师古《注》“方技”为医药之书。范《书》称《方术》，《晋书》称《艺术》，稍涉导引之言。《唐书》称《方技》。然李淳风，历象也；袁天纲，风鉴也；锺馗，应举觅官也，而皆列《方技》，则班《书》所谓“方技者，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其意湮矣。秦始燔群书，弗去医药之书，岂其有所厚于医哉，技不可以不传也。孔子称：“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则知医之技虽微，必积久以精力自致者，非能出于天成也。班书《艺文志》所著录“方技”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亦云夥矣。然后世愈推愈广，凡一艺之长莫不著焉。子夏氏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注》以为必医卜农圃之属，是也。纂《方技传》第三十一。
  一般说来，林氏写的小序，好从全国的情况立论，长处是视野比较开阔，缺点是对一县舆情的了解不够深入。
  七、民国续修宁德县志目录初步复原
  根据《宁德县文徵（志）序》，该县志一共设立31个门类，分为36卷。
  目前我们看到的民国《宁德县志》稿本，合计仅19个门类，其中两个门类未标卷次；林步瀛的10篇小序，4篇已为现存县志稿本所采用，可以补充6个门类的名目，其中有三个门类未标卷次（《孝友独行志》所说的第一，是指在“列传”中位居第一）。综合各方面材料信息，民国续修《宁德县志》稿本，当尚有6个以上门类的名目不明确，10个以上门类的卷次不明确。
  民国各县修志，以《福建通志》总纂陈衍所拟凡例为基本标准，福宁府五县，福安、寿宁二县修志未成，福鼎志只有残本（厦门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福鼎旧志汇刊》，收入民国《福鼎县志》20卷，实由两个本子拼合而成，该书凡例的说明欠详，可参郑宝谦主编《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没有留下完整的目录，只有《霞浦县志》可以比照。与宁德县相邻相近的县，罗源也修志未成，《屏南县志》目录较简。今据现存民国志残抄本林序并参考霞浦、连江、古田、政和四县的民国志目录，可以基本复原民国续修《宁德县志》主体部分的目次，这里所谓主体，指“人物传”以前的内容。
  首先，我们目前所见的稿本《宁德县志》，“山川志”、“选举志”和“循吏传”未标卷次。“山川志”在民国续修县志中都排在卷四（包括《屏南县志》），宁德不可能例外，这一条完全可以确认。“选举志”在各县志中都紧接在“学校志”之后，所以应为卷15，已经印行的民国续修稿本《宁德县志》上册目录标作卷20，是不妥的，应当更正。至于“循吏传”，《霞浦县志》作为“列传第一”，《连江县志》和《政和县志》作为“列传第二”，古田、屏南二县排的位置比较靠后。这里兼据林步瀛《宁德孝友独行志序》的意见，暂排在列传第二的位置。
  其次，林步瀛10篇小序，7篇标明卷次；“文徵志”紧接“艺文志”之后，“杂录”排在最末，都大抵可以确定；“孝友独行志”则紧接“文徵志”之后。
  最后，是关于稿本《宁德县志》卷10、14、17、18、20的篇目问题。根据各县紧邻在“户口志”和“物产志”之间都是“赋税志”；各县紧邻“武备志”和“刑（司）法志”之间都依次是“实业志”、“交通志”；各县“礼俗志”之前都是“外交志”（政和县“外交”附在“交通志”中），这里对稿本《宁德县志》相关各卷的篇目作出推定。
  以下将笔者推定的民国稿本《宁德县志》篇目卷次和民国续修的霞浦、古田、连江、政和四县县志目录制成一表，以备比较观照。《宁德县志》项下属于推定的卷次，数码用深色块表示；属于推定的篇目，篇名用浅色块表示。其中人物传记部分的篇目尚缺六栏，据列传篇目最多的《霞浦县志》，应包括宦哲、武功、儒林、文苑、忠义、隐逸、流寓、方外八项内容；而据《宁德孝友独行志序》文意，当有所省并，具体的篇目设计未详，表中暂以空格表示。
  二、戚继光有几个儿子，在抗倭期间，有没有“以其子为前锋”？可以看看《中国历代名人传丛书·戚继光》一书。该书对戚继光的婚姻、家庭，是这样记述的：“次年（嘉靖二十四年，1545），戚继光便结了婚，由妻子王氏主持家务。“结婚这年，戚继光18岁。之后，“戚继光中年时因无子嗣，娶妾生祚国、安国、昌国、报国、兴国”。长子祚国生于隆庆元年（1567），而戚继光由连江至白鹤岭，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这年，长子祚国还没有出生，何来“以其子为前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