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宁德县地处福建东南沿海，历史上由于水陆交通相对便捷，且地域广阔，山高林密，常有盗贼出没，骚扰城乡。正如长乐人陈全之《蓬窗日录·卷之一·福建》引桂萼《江西图叙》所说：“古田、福宁一带，本窃渔盐之利，山谷邃深，逋寇每凭之而啸聚，但不常出也。”乾隆邑志收录的明代州人游朴为知县高愈谦所撰遗爱碑中也说道：“我宁长溪属邑也。昔称易治，及觏烽燹，罹兵戈，其后逋负山积，流伙载道，于是令宁者若畏垒然。”正因为有着“渔盐之利”，地方经济颇为富庶，故自两宋以来，成为了强梁觊觎的目标。众所周知，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二年（1561—1563）的倭寇之乱，成为宁德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劫难，“城郭乡村为荒墟者将十年，古今一大变也。”（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之十·拾遗志》）殊不知在南宋初期，建州叶浓（一作叶侬）的叛军也曾给我们这个海滨古城带来过严重创伤。
  综合陈遵统《福建编年史》、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三卷《宋元》记载，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建州（今建瓯市一带）地方驻军被调往北方的滑州（今河南省滑县）把守渡口，被金兵击溃。虽是失利返回，但按照惯例，官府仍需发放一笔“卸甲钱”，以作为士兵应征的报酬。福建转运使官员却借故扣住这笔经费不发（也许因为北宋末年地方财政紧绌），于是，在一次检阅军队时，以张员为首的士兵发起叛乱，杀死转运副使毛奎及判官曾伃（一作曹伃），扣留建州太守张勤（又作张勋），大掠建州城，许多富户被杀被抢。宋朝政府以王淮为统制官，驻兵建州城下，与叛军对峙多时，最后以招安杀死为首的张员等人。为了最终解决建州军队的问题，朝廷打算调建州军三千人到北方作战，而对官府杀降早已不满的士兵们便在叶浓等人带领下，互杀妻子，于建炎二年（1128）六月再次发动兵变。
  关于叶浓叛乱的具体时间，南宋熊克《中兴小纪·卷三》、道光版《福建通志·卷二百六十六·宋外纪》作“建炎二年（1128）六月丙辰（初三）”，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五》、元脱脱《宋史·本纪第二十五·高宗二》作同年“六月癸亥（初十）”，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一三·捕贼下》作同年“六月一日”，众说纷纭，史学界比较认同的还是“六月初十”这一说法。很明显，朱维干先生《福建史稿》第307页提到的叶浓叛乱为“建炎三年六月”，乾隆《福宁府志·卷之四十三·艺文志》及民国《霞浦县志·卷之三·大事记》记为“祥符二年”都是错误的。
  建炎初年，金兵不断南侵，形势不稳，高宗赵构疲于奔命，时正以巡狩为名率文武官员南下扬州。外患未除，再加上北方张遇、李成等起义接连爆发，对于叶浓的叛乱朝廷已是无力顾及。促使叶浓叛军如入无人之境，大肆劫掠。自六月初十夤夜起事，纵火焚掠，盗本州观察使印，突城而出。随后率部夺“溪舩”溯闽江流域而下，于六月十六攻陷古田，二十二日到达福州。叛军激烈攻打子城西门“乐输门”（后改丰乐门），并洗劫了居住于附近的原太宰、卫国公余深的府邸。进城后，公廨民居多遭焚毁，“欲纵火焚城，守臣显谟阁待制江常不知所出，提点刑狱公事李芘（安阳人，侨寓侯官）登城谕之，留十余日乃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六》）随后，杀红了眼睛的叛军转道闽东地区，进犯罗源、宁德两县。不久还建州大本营，顺道又劫掠政和、松溪两县。同年九月壬辰，入浦城县。随着叶浓骚扰范围和队伍实力的日益加大，引起了南宋朝廷的极大恐惧，高宗委派守卫福州城的李芘拥兵三万余人，费官帑二百余万缗，专务招安。复代以尚书吏部员外郎林杞，二人皆不能平寇。到了十一月，高宗命御营中军副统制名将张俊、两浙提点刑狱公事赵哲，率卒二千人征讨。十三日，两军在建州城外展开激战，斩杀二千余级，大获全胜，叶浓率残部仓皇东逃。赵哲派人招安，遂与部属叶明珍、范擒虎降之。后来叶浓所部编入张俊军中，以反覆无常，被张俊以“复谋为叛”的罪名杀之。这就是张员、叶浓事件的全部过程。
  道光版《罗源县志·卷廿九·祥异志·兵警》记载：“建炎二年六月，建寇叶侬攻福州，宁德、罗源皆遭焚掠。荡平其乱者孟庾、韩世忠；请旨者，知福州程迈也。”其实这段记载是混淆了建炎四年（1130）建州范汝为的起义事件。
  叶浓自六月起事至十一月失败，存在时间虽不足半年，但烧杀掳掠，对闽东北州县造成严重破坏，许多城市化为废墟，地方百姓深受其害。据统计，叶浓叛军先后攻掠邵武、古田、福州、罗源、宁德、政和、松溪、建阳、浦城等县。《福建通史》还有“克长溪县”的说法，民国版《霞浦县志·卷之四十·杂录》说法更为奇特：“薛令之从子芳杜，有行谊，殁而乡人祠之。……建炎初，叶侬经祠下，击祠中鼓，不鸣。走出，忽溪水暴涨不得渡，为邑人所歼。”其实根据陆心源《宋史翼·卷三十·潘中传》记载，叶浓叛军只是在长溪盐田（今霞浦县盐田乡一带）与长溪县令潘中率领的官兵展开激战，并没有到达长溪县城。
  《福建通史》认为，在（张员、叶浓）两次动乱中，“被叛兵焚毁的城市有七座”。这在历代史籍及本省地方志中都可以找到相关印证：“建炎二年，建州卒叶浓叛，遣其党分掠邵武。”（光绪张景祁、张元奇、周景涛主修《邵武府志·卷十三·兵制》）“己巳（六月十六日），叶浓破古田县。”（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六》）“建炎二年六月，建寇叶侬（浓）攻福州。宁德、罗源皆遭焚荡。”（南宋梁克家《三山志·卷第九·公廨类三》）“建炎二年六月，建州卒叶侬叛。知州事方承寓建阳。”（民国柳正芳主修《建阳县志·卷二·大事》“建炎二年六月，建州卒叶侬（浓）等作乱。”（民国潘拱臣修《松溪县志·卷之一·地理志·兵氛》）“建炎末，寇乱，县署焚。”（民国李熙纂修《政和县志·卷三·大事志》）据宋人綦崇礼《北海集·卷三十四》所收《潘公特竦墓志铭》，叶浓叛军还劫掠浙江龙泉县松源乡，波及青田县沐溪等地。
  叶浓叛军进入宁德的时间，据《宋史·本纪第二十五·高宗纪》记载是在“秋七月甲申”，即建炎二年（1128）七月初一。明清两代《福宁州志》、《福宁府志》、《宁德县志》在“潘中传”中也都记为“建炎戊申七月朔日”，即初一日。这与《宋史》的说法吻合，当无异议。至于叶浓在宁德县逗留的时间，据南宋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二十一·高宗纪》：“甲戌，叶侬陷福州。七月甲申，复入建州。”按此记载，叶浓在宁德县仅仅逗留了一天时间！由于宁德县在南宋时期属于“中县”，没有太大油水，从宁德现存嘉靖、万历、乾隆三种县志的零星记载可以得知，叶浓所侵扰范围也仅限于宁德县城内外弹丸之地，所以停留时间不会太长，最多不过两三天。
  乾隆《宁德县志·卷之二·建置志》附“黄都相灵异”云：“建炎二年，叶侬来寇，掳掠各乡。及东洋，见金甲三人拥兵骑四出，贼惧不敢近，乡赖以安。”按此记载，叶浓叛军还骚扰了当时部分乡村集镇。但乾隆志的说法并不可信，根据更早的明代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六十·祠庙·宁德县·王（黄）都相庙》记载：“寇叶侬过县境，见金甲三人拥兵骑凌山四出，遂不敢肆其暴而去。”笔者认为，这里的县境当是针对县城而言。更何况这段记载带有神话色彩，明显出自后人编造，不能作为史实来看待。
  另外，叶浓由罗源县进攻宁德的行军路线走的是白鹤岭这条古道。在嘉靖版《宁德县志·卷二·古迹》中提到了位于白鹤岭的“鹤岭寨”，这道关卡是“建炎二年，叶侬入寇，邑人同长溪令潘中控扼于此，贼不敢进。”实际上，这道关隘并没有阻碍叶浓虎狼之师的行进，最终潘中也因兵败遭到杀戮。（这段文字也可以证明白鹤岭古道唐宋时期就已形成，并非丁大全任上始开辟）宁德县前身为白鹤盐场，隶属长溪县。自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建县后，才开始筑造土城，逐渐形成城市规模。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以后，鉴于五代各州县城墙坚固，对朝廷构成威胁，遂吸取教训，下令除边关要塞、通衢大邑以外，天下各州县行政所在地只环以木栅，便于统治。但这种结构的保卫措施形同软肋，对地方武装势力的入侵根本不能造成威胁。叶浓率军攻破宁德木栅城之后，城内居民惊恐万状，四散逃奔。叛军大肆掠夺，城池、公廨、民居“悉为瓦砾，独存文庙”（嘉靖版《宁德县志·卷四·祥异》），损毁惨重。宁德县衙有令、簿、尉、丞四厅，周围还有储藏钱粮、食盐等重要物资的仓库，这些机构皆无一幸免。坐落于城外碧山之麓的天王寺、育英塔也相继遭到焚毁。叶浓的这些滔天罪行，在梁克家《三山志》、嘉靖闵文振《宁德县志》都留下了翔实记载。
  叶浓叛军的入侵，使宁德官府机构保存的图籍档案以及民间藏书也随之焚于一炬，对地方文献造成了不可估计的损失。宋人《（宁德）县治四厅题名记》云：“厅壁之有题名，非徒以志岁月，纪官爵也。所居民爱，所去见思，亦幸其有题名在焉。宁邑经建黥焚毁，公厅粗葺，碑题名者盖历载而后成焉。”闵文振在修纂县志时也不无感叹：“（宁德职官）而南渡以前，仅一二数，岂邑遭兵火而文籍散逸莫之考。”宁德从五代置县至建炎二年，其间经历了将近两百年时间，所知地方行政长官仅有四人，这些确实都是叶浓之乱造成的严重后果。
  在叶浓叛军攻打宁德时，也涌现出不少可堪传颂的人物，其中包括州县官员、普通民妇，甚至佛门弟子。时任长溪县令的潘中是惟一死节的地方官员。据陆心源《宋史翼·卷三十·潘中传》（引自道光版《福建通志·卷之百九十·宋忠节》）：“潘中，字民极，福建浦城人。崇宁五年第三人，历知长溪县。靖康二年，徽钦二帝北狩。诏下，鸣咽流涕，观者感恸。已而建卒叶浓叛，中虑浓迫境，团结民兵，结忠义社以为备。明年（建炎二年），贼势益张，宁德令遗书报急。中率兵夜赴，控扼白鹤岭，贼却去。复乌合千余，中迎战于盐田之麓，陷阵被执。贼协使降，中瞋叱之曰：‘汝辈平时养父母，畜妻子，春秋衣凛，郊祀赏给，国何负汝？敢背叛，我憾不斩汝万段，肯与汝俱生耶！’遂遇害，尸僵立不仆。事闻，诏赠朝请大夫，官其二子。”清人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明嘉靖《福宁州志》、万历《宁德县志》以及明清邑志与此记载大同小异，相差无几。字里行间，很明显有后人添加的痕迹。首先，《宋史翼》等认为叶浓是在造反后第二年才攻打宁德县，这与史实不相符。“陷阵叱贼”、“尸僵立不仆”也完全出自后来史学家的美化。明代福宁州学教谕郑信圭在《长溪令潘中忠勇祠记》中更为渲染：“（潘中）遂被杀，其身僵立，久之乃仆。及暮，有见其驰马，仆从如蚁归邸。咸以为忠义之气，虽死犹生也。”最接近历史事实的当属《三山志·卷第九·公廨类三》中的这段文字：“建炎二年六月，建寇叶侬攻福州。宁德、罗源皆遭焚荡。时潘中为长溪宰，提兵策应，道遇贼战死，县治赖以全。蒙恩赠五官，得朝请大夫，与二子恩泽。”潘中身为长溪县令，固守本邦是职责所在，当宁德县城告急之时，他提兵前来救援，终因行程遥远，难解燃眉之急。当时长溪县是福州府的望县，地域广阔，经济富庶，叶浓在攻陷宁德之后，遂率兵就近攻打长溪县。两军在长溪、宁德交界地带（盐田）相遇，随即展开激战。由于潘中所部兵微将寡，导致全军覆没。潘中被俘之后，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也许是这位七品县令不屈不挠的气节感动了叶浓，叛军打消攻城计划，回师建州。长溪县城也因此得以保全。事后，潘中受到了朝廷的嘉奖，荫及子孙，以尽哀荣。长溪县民建“忠勇祠”于县城西城南隅资寿寺左，明正德十二年（1517）入祀州城乡贤祠。由于潘中对宁德县有“提兵策应”之功，成化十五年（1479），县丞潘璇祀于县城西门五显祠之右。嘉靖十七年（1538），宁德地方官员祀之于本邑乡贤祠。
  县城西门士人陈晏之妻丘氏，以超越常人的仁慈之心，感动了叶浓，挽救了不少难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据嘉靖版《宁德县志·卷四·烈女》：“丘氏，一都榕轩陈晏妻，性慈孝。姑尝病笃，丘刺血写经，以祈庇佑，姑果感梦而愈。平生轻财好义，每给食以施囚徒。初，建寇叶侬以犯私盐系尉司日久，稔知丘之孝行。建炎间，侬寇县境，戒其徒曰：‘勿惊动孝妇丘氏，勿焚荡其家产，勿诛戮其亲属。’古田杉洋有避寇者闻之，奔依丘以居，赖以全活。县西一带免罹兵火者，皆丘之力也。其后，孙言应元应，俱登科，世以为活人阴骘之报。”丘氏持斋茹素，潜心向善，孝行远播，使叶浓之辈也久闻其声而倍加钦敬。
  嘉靖志难能可贵地收录了了叶浓鲜为人知的一些身世资料，这是其他相关文献所未提及的。
  在叶浓之乱中，高僧道隆以佛门弟子拳拳之心，不惜摧残身体，燃香臂上（将香置于臂上燃烧，以供养佛、菩萨，表示赤诚之意），命人具牛酒随行，奋身进入贼营，使叶浓深受感动，“一乡赖以全活”，“至今人祠祀焉”（嘉靖版《宁德县志·卷四·仙佛》）。
  张员、叶浓之乱虽仅仅存在了一年多时间，对福州、建州地区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也给南宋朝廷带来了极大震动。战乱平息后，心有余悸的南宋政府吸取教训，下令颁布了一系列措施，借以巩固皇权。建炎二年（1128）下半年，高宗下诏修复各州县遭叶浓叛军焚毁的城池：“诸路城壁，令守令劝诱官民户助修，不足，申省给降钱物。”随后罢免建州北苑贡茶。建炎三年（1129），又诏减福建岁上贡钱三之一。
  难能可贵的是，至今在城区西山灵溪寺留仙洞旁还保存着一方南宋宝祐二年（1254）的摩崖石刻。石刻内容为五言古风，出自南宋县令赵与槟之手。全诗内容如下：六丁开两壁，不知始何年。
  中间一崆峒，可为几客延。
  我来拂石坐，倾耳听潺湲。
  古榕蔽天罅，一瀑穿峡悬。
  四时宿雨露，亭午饮虹烟。
  神公忽震怒，想将潜蛟鞭。
  至今空山惊，莽草连飞泉。
  宜调桐琴操，更闻铁笛传。
  山僧避侬贼，饮溜枕苔眠。
  兴怀内讧日，鼎鼎百余年。
  赵与槟为大宋宗室，宋太祖赵匡胤十世孙。他与古田同宗赵汝腾私交甚厚，汝腾曾以《弘毅章》古风赠之。这首诗的创作年代在南宋末年，距离叶浓之乱已有一百二十多年时间，从诗中末尾四句可以得知，西山白鹤岩由于“悬崖峭壁，架阁如削，崆峒幽深”（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之一·舆地志》），成为了当时县城居民的避难之所。明代教谕陈震游白鹤岩有“凿开定假山灵手，避地曾容城郭人”诗句，也可作为佐证。一百多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事，在灵溪寺僧人之间口口相传，使赵与槟听闻之后感触良多，挥笔题诗，命工匠镌刻于岩壁之上，为后人留下了一段难得的实物资料。明清州（府）县也收录了这一诗作，部分文字稍有差异。
  叶浓出身平民，贩过私盐，蹲过大牢，显然是狎邪小人、市井无赖一类人物。后为谋求发迹才投身军伍，编入建州驻防军。两宋时期士兵地位极其低贱，朱维干先生在《福建史稿》有一大段文字介绍：“（宋代）士兵在入伍之后，要在脸上涅字（黥面）以防止脱逃……兵员脸上涅了字，和判徒刑的罪犯并无区别，这是对于全国军人的侮辱。”还说道：“宋代的士兵，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在营盘里又受了将弁的凌虐……各地禁军，受了将弁的剥削，大部分是贫穷的，妻子饥寒交逼。”在这种背景之下，叶浓等人生活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再说当时南宋王朝立国之初，形势混乱，财政艰难，金兵攻于外，盗贼乱于内，可谓永日不得安宁。当建州驻防军远征滑州，历经九死一生，却得不到应有的“卸甲钱”。打了败仗，心里本已不平衡，再加家人忍饥受饿，雪上加霜，随即群情激奋，一场起义由此爆发。其导火线与明代李自成起义如出一辙，皆是朝廷逼迫，不得已而为之。叶浓攻打闽东北各州县，诛杀官吏，其目的不外乎为了掳掠财物，但不祸及无辜。从史籍中有关记载来看，叶浓所作所为皆有适度，可见其良知未泯。在兵临福州时，提刑李芘登城晓以利害，叶浓能够听从劝解，引兵退却。攻打宁德时，烧毁城内所有官府机构，独独留下尊儒育才的文庙；钦丘氏之懿行而保留城西民房；道隆舍身取义，潘中凛然赴死，都让叶浓做出极大的退步。对于南宋初期频繁爆发的军队内变以及农民起义，其根本原因皆因土地兼并、赋税沉重所引发，时人早有公论。建炎三年（1129），高宗出手诏，寻求大臣弭盗保民、丰财裕国、强兵御戎之策。直学士院兼侍讲胡交修上疏陈述己见，其中讲到：“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昔人常谓甑中有麦饭数升，床上有一故絮被，虽仪秦驱之于前，韩彭驱之于后，不能使之为盗。惟其冻饿无聊，日与死迫，然后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而弃之于盗贼。陛下哀悯无辜，下宽大之诏，而开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而丰其衣食之源，则悔悟者更相告语，欢呼而归。”他认为对国内动乱不能一味实行镇压，这样作只会劳民伤财，适得其反，只有大推善政，减轻赋税徭役，与民休息，“盗贼”自然不战而平，国家才可以得到长治久安。（南宋孙觌《鸿庆居士集·卷四十二·胡公（交修）行状》这道奏疏体现出了胡交修的远见卓识，《宋史》本传中称此疏“世以为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