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蕉城历代编修地方志简况
宋
蕉城修志始于宋代，至明嘉靖时期尚存写本一卷，但已残缺不全。据明嘉靖版《宁德县志·卷四·文籍》记载：“宁德旧志一卷宋有写本一卷，首尾断阙，十存二三。”该志“凡例”部分则记载：“宁德有宋志写本，首尾阙亡，十存三四。”另据明初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十九》收录有：“宁德志一册。”指的可能就是这本宋志。
明
景泰五年（1454）刊本《宁德县志》一卷，由邑生员赵英、周鉴纂修。该志后人评价不高。嘉靖版《宁德县志·凡例》记载：“景泰五年刊本，疏略无法。”邑人陈褎在为嘉靖版《宁德县志》作序时也极力否定：“本朝景泰作者匪人，率附己私而多疏略。”今无存。
嘉靖十七年（1538）刊本《宁德县志》四卷，由训导闵文振纂修，教谕蒋濂、训导潘鹑同修。邑人御史陈褎订正。邑生员陈谱、左雍、赵志、薛公应校录。版本现存浙江宁波天一阁。
万历十九年（1591）刊本《宁德县志》八卷，由知县舒应元主持，邑人陈琯纂修。版本现存南京图书馆、宁波天一阁、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
天启六年（1626）至崇祯时期（1627—1644），宁德县曾重修过县志，并刊印于世。据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之一·舆地志》记载：“辛卯旧志不载西湖，修志之年访得冯氏存有刊本县志二页，载西湖始末，兹志国朝以上据之。
内言天启丙寅重浚，是别有一志，非辛卯志中失页明矣。而冯家再搜残箧，二页之外，更无半页之存。邑人士并无有存其一页者。谓辛卯以后邑志更有续修，没于兵燹，则何以辛卯一书邑中尚存数部，而后来者反亡失之耶。是所不可解，因并刊其所存二页附于此，亦阙疑之意云尔。”
清
康熙初年（1662～1681），邑人崔嵸纂《宁德县续志》若干卷，刊印面世。乾隆县志多有引用其中史料。张君宾称赞这部志书：“字字确实，虽记载尚略，然在今日，得此以为考据，往事不至尽属传疑。”崔嵸续志到了乾隆时期，也仅仅剩下抄稿，今无存。
康熙时期（1662～1722），五都（今漳湾）举人阮遇春撰写过《宁德县志稿》若干卷。据乾隆版《宁德县志·人物·阮遇春传》：“（阮遇春）著有本邑志，病革时，他所著作悉焚之，惟留志稿，曰：‘此中远搜博采，是是非非，颇合公道。他日有修志乘者，必以吾稿为据。’后散佚无存，惜哉。”雍正年间（1723～1735），邑人黄中美纂《宁德续志》一册。乾隆志称之修志之功并于崔嵸。黄中美，字麟伊，一都城关人。雍正三年（1725）岁贡生，授福州训导。
乾隆四十六年（1781）刊本《宁德县志》十卷，由知县卢建其主持，聘请罗源教谕晋江张君宾、浙江石门廪生胡家琪纂修。这部县志是蕉城历史上资料最丰富、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地方志。
嘉庆时期（1795～1820），六都东岐（今七都镇六都村）举人阮芳潮手订《宁德县志》若干卷。据刘家谋《鹤场漫志》记载：“恕斋（阮芳潮）有手订邑志本，颇详核。”
中华民国
民国十九年（1930）手抄本《宁德县志》若干卷，由黄式苏、邵焯、徐永原三任县长（知事）督修，聘福州举人林步瀛担任总纂，邑拔贡生林文煊任协纂，分纂潘鸿康、陈世勋、叶开铭、郑崇膺、陈经昌、黄承志、姚贻谋。继由林开琮整理，准备刊印面世，以诸多原因遭搁浅。现有残本存于蕉城区档案馆，部分散落民间。
除了以上这十一种地方正史以外，蕉城历史上还编写过不少乡镇、山川史志。其中已知的有元代韩尚炫《峬源乡志》；明代郑廷占《洞天外史》、林示鉴《霍童志》、闵文振《宁川学志》、林良璞《峬源乡志》、谢肇淛《支提山志》七卷；清代崔嵸《宁德支提寺图志》、黄道熊《支提山志》、刘家谋《鹤场漫志》二卷；中华民国陈世勋、陈禹棠、黄光宇《宁德乡土志》等。可惜除了崔嵸《宁德支提寺图志》、刘家谋《鹤场漫志》两部，其他的都没能保存下来。
南宋叶浓叛军事件及对宁德的影响
宁德县地处福建东南沿海，历史上由于水陆交通相对便捷，且地域广阔，山高林密，常有盗贼出没，骚扰城乡。正如长乐人陈全之《蓬窗日录·卷之一·福建》引桂萼《江西图叙》所说：“古田、福宁一带，本窃渔盐之利，山谷邃深，逋寇每凭之而啸聚，但不常出也。”乾隆邑志收录的明代州人游朴为知县高愈谦所撰遗爱碑中也说道：“我宁长溪属邑也。昔称易治，及觏烽燹，罹兵戈，其后逋负山积，流伙载道，于是令宁者若畏垒然。”正因为有着“渔盐之利”，地方经济颇为富庶，故自两宋以来，成为了强梁觊觎的目标。众所周知，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二年（1561—1563）的倭寇之乱，成为宁德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劫难，“城郭乡村为荒墟者将十年，古今一大变也。”（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之十·拾遗志》）殊不知在南宋初期，建州叶浓（一作叶侬）的叛军也曾给我们这个海滨古城带来过严重创伤。
综合陈遵统《福建编年史》、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三卷《宋元》记载，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建州（今建瓯市一带）地方驻军被调往北方的滑州（今河南省滑县）把守渡口，被金兵击溃。虽是失利返回，但按照惯例，官府仍需发放一笔“卸甲钱”，以作为士兵应征的报酬。福建转运使官员却借故扣住这笔经费不发（也许因为北宋末年地方财政紧绌），于是，在一次检阅军队时，以张员为首的士兵发起叛乱，杀死转运副使毛奎及判官曾伃（一作曹伃），扣留建州太守张勤（又作张勋），大掠建州城，许多富户被杀被抢。宋朝政府以王淮为统制官，驻兵建州城下，与叛军对峙多时，最后以招安杀死为首的张员等人。为了最终解决建州军队的问题，朝廷打算调建州军三千人到北方作战，而对官府杀降早已不满的士兵们便在叶浓等人带领下，互杀妻子，于建炎二年（1128）六月再次发动兵变。
关于叶浓叛乱的具体时间，南宋熊克《中兴小纪·卷三》、道光版《福建通志·卷二百六十六·宋外纪》作“建炎二年（1128）六月丙辰（初三）”，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五》、元脱脱《宋史·本纪第二十五·高宗二》作同年“六月癸亥（初十）”，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一三·捕贼下》作同年“六月一日”，众说纷纭，史学界比较认同的还是“六月初十”这一说法。很明显，朱维干先生《福建史稿》第307页提到的叶浓叛乱为“建炎三年六月”，乾隆《福宁府志·卷之四十三·艺文志》及民国《霞浦县志·卷之三·大事记》记为“祥符二年”都是错误的。
建炎初年，金兵不断南侵，形势不稳，高宗赵构疲于奔命，时正以巡狩为名率文武官员南下扬州。外患未除，再加上北方张遇、李成等起义接连爆发，对于叶浓的叛乱朝廷已是无力顾及。促使叶浓叛军如入无人之境，大肆劫掠。自六月初十夤夜起事，纵火焚掠，盗本州观察使印，突城而出。随后率部夺“溪舩”溯闽江流域而下，于六月十六攻陷古田，二十二日到达福州。叛军激烈攻打子城西门“乐输门”（后改丰乐门），并洗劫了居住于附近的原太宰、卫国公余深的府邸。进城后，公廨民居多遭焚毁，“欲纵火焚城，守臣显谟阁待制江常不知所出，提点刑狱公事李芘（安阳人，侨寓侯官）登城谕之，留十余日乃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六》）随后，杀红了眼睛的叛军转道闽东地区，进犯罗源、宁德两县。不久还建州大本营，顺道又劫掠政和、松溪两县。同年九月壬辰，入浦城县。随着叶浓骚扰范围和队伍实力的日益加大，引起了南宋朝廷的极大恐惧，高宗委派守卫福州城的李芘拥兵三万余人，费官帑二百余万缗，专务招安。复代以尚书吏部员外郎林杞，二人皆不能平寇。到了十一月，高宗命御营中军副统制名将张俊、两浙提点刑狱公事赵哲，率卒二千人征讨。十三日，两军在建州城外展开激战，斩杀二千余级，大获全胜，叶浓率残部仓皇东逃。赵哲派人招安，遂与部属叶明珍、范擒虎降之。后来叶浓所部编入张俊军中，以反覆无常，被张俊以“复谋为叛”的罪名杀之。这就是张员、叶浓事件的全部过程。
道光版《罗源县志·卷廿九·祥异志·兵警》记载：“建炎二年六月，建寇叶侬攻福州，宁德、罗源皆遭焚掠。荡平其乱者孟庾、韩世忠；请旨者，知福州程迈也。”其实这段记载是混淆了建炎四年（1130）建州范汝为的起义事件。
叶浓自六月起事至十一月失败，存在时间虽不足半年，但烧杀掳掠，对闽东北州县造成严重破坏，许多城市化为废墟，地方百姓深受其害。据统计，叶浓叛军先后攻掠邵武、古田、福州、罗源、宁德、政和、松溪、建阳、浦城等县。《福建通史》还有“克长溪县”的说法，民国版《霞浦县志·卷之四十·杂录》说法更为奇特：“薛令之从子芳杜，有行谊，殁而乡人祠之。……建炎初，叶侬经祠下，击祠中鼓，不鸣。走出，忽溪水暴涨不得渡，为邑人所歼。”其实根据陆心源《宋史翼·卷三十·潘中传》记载，叶浓叛军只是在长溪盐田（今霞浦县盐田乡一带）与长溪县令潘中率领的官兵展开激战，并没有到达长溪县城。
《福建通史》认为，在（张员、叶浓）两次动乱中，“被叛兵焚毁的城市有七座”。这在历代史籍及本省地方志中都可以找到相关印证：“建炎二年，建州卒叶浓叛，遣其党分掠邵武。”（光绪张景祁、张元奇、周景涛主修《邵武府志·卷十三·兵制》）“己巳（六月十六日），叶浓破古田县。”（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六》）“建炎二年六月，建寇叶侬（浓）攻福州。宁德、罗源皆遭焚荡。”（南宋梁克家《三山志·卷第九·公廨类三》）“建炎二年六月，建州卒叶侬叛。知州事方承寓建阳。”（民国柳正芳主修《建阳县志·卷二·大事》“建炎二年六月，建州卒叶侬（浓）等作乱。”（民国潘拱臣修《松溪县志·卷之一·地理志·兵氛》）“建炎末，寇乱，县署焚。”（民国李熙纂修《政和县志·卷三·大事志》）据宋人綦崇礼《北海集·卷三十四》所收《潘公特竦墓志铭》，叶浓叛军还劫掠浙江龙泉县松源乡，波及青田县沐溪等地。
叶浓叛军进入宁德的时间，据《宋史·本纪第二十五·高宗纪》记载是在“秋七月甲申”，即建炎二年（1128）七月初一。明清两代《福宁州志》、《福宁府志》、《宁德县志》在“潘中传”中也都记为“建炎戊申七月朔日”，即初一日。这与《宋史》的说法吻合，当无异议。至于叶浓在宁德县逗留的时间，据南宋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二十一·高宗纪》：“甲戌，叶侬陷福州。七月甲申，复入建州。”按此记载，叶浓在宁德县仅仅逗留了一天时间！由于宁德县在南宋时期属于“中县”，没有太大油水，从宁德现存嘉靖、万历、乾隆三种县志的零星记载可以得知，叶浓所侵扰范围也仅限于宁德县城内外弹丸之地，所以停留时间不会太长，最多不过两三天。
乾隆《宁德县志·卷之二·建置志》附“黄都相灵异”云：“建炎二年，叶侬来寇，掳掠各乡。及东洋，见金甲三人拥兵骑四出，贼惧不敢近，乡赖以安。”按此记载，叶浓叛军还骚扰了当时部分乡村集镇。但乾隆志的说法并不可信，根据更早的明代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六十·祠庙·宁德县·王（黄）都相庙》记载：“寇叶侬过县境，见金甲三人拥兵骑凌山四出，遂不敢肆其暴而去。”笔者认为，这里的县境当是针对县城而言。更何况这段记载带有神话色彩，明显出自后人编造，不能作为史实来看待。
另外，叶浓由罗源县进攻宁德的行军路线走的是白鹤岭这条古道。在嘉靖版《宁德县志·卷二·古迹》中提到了位于白鹤岭的“鹤岭寨”，这道关卡是“建炎二年，叶侬入寇，邑人同长溪令潘中控扼于此，贼不敢进。”实际上，这道关隘并没有阻碍叶浓虎狼之师的行进，最终潘中也因兵败遭到杀戮。（这段文字也可以证明白鹤岭古道唐宋时期就已形成，并非丁大全任上始开辟）宁德县前身为白鹤盐场，隶属长溪县。自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建县后，才开始筑造土城，逐渐形成城市规模。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以后，鉴于五代各州县城墙坚固，对朝廷构成威胁，遂吸取教训，下令除边关要塞、通衢大邑以外，天下各州县行政所在地只环以木栅，便于统治。但这种结构的保卫措施形同软肋，对地方武装势力的入侵根本不能造成威胁。叶浓率军攻破宁德木栅城之后，城内居民惊恐万状，四散逃奔。叛军大肆掠夺，城池、公廨、民居“悉为瓦砾，独存文庙”（嘉靖版《宁德县志·卷四·祥异》），损毁惨重。宁德县衙有令、簿、尉、丞四厅，周围还有储藏钱粮、食盐等重要物资的仓库，这些机构皆无一幸免。坐落于城外碧山之麓的天王寺、育英塔也相继遭到焚毁。叶浓的这些滔天罪行，在梁克家《三山志》、嘉靖闵文振《宁德县志》都留下了翔实记载。
叶浓叛军的入侵，使宁德官府机构保存的图籍档案以及民间藏书也随之焚于一炬，对地方文献造成了不可估计的损失。宋人《（宁德）县治四厅题名记》云：“厅壁之有题名，非徒以志岁月，纪官爵也。所居民爱，所去见思，亦幸其有题名在焉。宁邑经建黥焚毁，公厅粗葺，碑题名者盖历载而后成焉。”闵文振在修纂县志时也不无感叹：“（宁德职官）而南渡以前，仅一二数，岂邑遭兵火而文籍散逸莫之考。”宁德从五代置县至建炎二年，其间经历了将近两百年时间，所知地方行政长官仅有四人，这些确实都是叶浓之乱造成的严重后果。
在叶浓叛军攻打宁德时，也涌现出不少可堪传颂的人物，其中包括州县官员、普通民妇，甚至佛门弟子。时任长溪县令的潘中是惟一死节的地方官员。据陆心源《宋史翼·卷三十·潘中传》（引自道光版《福建通志·卷之百九十·宋忠节》）：“潘中，字民极，福建浦城人。崇宁五年第三人，历知长溪县。靖康二年，徽钦二帝北狩。诏下，鸣咽流涕，观者感恸。已而建卒叶浓叛，中虑浓迫境，团结民兵，结忠义社以为备。明年（建炎二年），贼势益张，宁德令遗书报急。中率兵夜赴，控扼白鹤岭，贼却去。复乌合千余，中迎战于盐田之麓，陷阵被执。贼协使降，中瞋叱之曰：‘汝辈平时养父母，畜妻子，春秋衣凛，郊祀赏给，国何负汝？敢背叛，我憾不斩汝万段，肯与汝俱生耶！’遂遇害，尸僵立不仆。事闻，诏赠朝请大夫，官其二子。”清人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明嘉靖《福宁州志》、万历《宁德县志》以及明清邑志与此记载大同小异，相差无几。字里行间，很明显有后人添加的痕迹。首先，《宋史翼》等认为叶浓是在造反后第二年才攻打宁德县，这与史实不相符。“陷阵叱贼”、“尸僵立不仆”也完全出自后来史学家的美化。明代福宁州学教谕郑信圭在《长溪令潘中忠勇祠记》中更为渲染：“（潘中）遂被杀，其身僵立，久之乃仆。及暮，有见其驰马，仆从如蚁归邸。咸以为忠义之气，虽死犹生也。”最接近历史事实的当属《三山志·卷第九·公廨类三》中的这段文字：“建炎二年六月，建寇叶侬攻福州。宁德、罗源皆遭焚荡。时潘中为长溪宰，提兵策应，道遇贼战死，县治赖以全。蒙恩赠五官，得朝请大夫，与二子恩泽。”潘中身为长溪县令，固守本邦是职责所在，当宁德县城告急之时，他提兵前来救援，终因行程遥远，难解燃眉之急。当时长溪县是福州府的望县，地域广阔，经济富庶，叶浓在攻陷宁德之后，遂率兵就近攻打长溪县。两军在长溪、宁德交界地带（盐田）相遇，随即展开激战。由于潘中所部兵微将寡，导致全军覆没。潘中被俘之后，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也许是这位七品县令不屈不挠的气节感动了叶浓，叛军打消攻城计划，回师建州。长溪县城也因此得以保全。事后，潘中受到了朝廷的嘉奖，荫及子孙，以尽哀荣。长溪县民建“忠勇祠”于县城西城南隅资寿寺左，明正德十二年（1517）入祀州城乡贤祠。由于潘中对宁德县有“提兵策应”之功，成化十五年（1479），县丞潘璇祀于县城西门五显祠之右。嘉靖十七年（1538），宁德地方官员祀之于本邑乡贤祠。
县城西门士人陈晏之妻丘氏，以超越常人的仁慈之心，感动了叶浓，挽救了不少难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据嘉靖版《宁德县志·卷四·烈女》：“丘氏，一都榕轩陈晏妻，性慈孝。姑尝病笃，丘刺血写经，以祈庇佑，姑果感梦而愈。平生轻财好义，每给食以施囚徒。初，建寇叶侬以犯私盐系尉司日久，稔知丘之孝行。建炎间，侬寇县境，戒其徒曰：‘勿惊动孝妇丘氏，勿焚荡其家产，勿诛戮其亲属。’古田杉洋有避寇者闻之，奔依丘以居，赖以全活。县西一带免罹兵火者，皆丘之力也。其后，孙言应元应，俱登科，世以为活人阴骘之报。”丘氏持斋茹素，潜心向善，孝行远播，使叶浓之辈也久闻其声而倍加钦敬。
嘉靖志难能可贵地收录了了叶浓鲜为人知的一些身世资料，这是其他相关文献所未提及的。
在叶浓之乱中，高僧道隆以佛门弟子拳拳之心，不惜摧残身体，燃香臂上（将香置于臂上燃烧，以供养佛、菩萨，表示赤诚之意），命人具牛酒随行，奋身进入贼营，使叶浓深受感动，“一乡赖以全活”，“至今人祠祀焉”（嘉靖版《宁德县志·卷四·仙佛》）。
张员、叶浓之乱虽仅仅存在了一年多时间，对福州、建州地区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也给南宋朝廷带来了极大震动。战乱平息后，心有余悸的南宋政府吸取教训，下令颁布了一系列措施，借以巩固皇权。建炎二年（1128）下半年，高宗下诏修复各州县遭叶浓叛军焚毁的城池：“诸路城壁，令守令劝诱官民户助修，不足，申省给降钱物。”随后罢免建州北苑贡茶。建炎三年（1129），又诏减福建岁上贡钱三之一。
难能可贵的是，至今在城区西山灵溪寺留仙洞旁还保存着一方南宋宝祐二年（1254）的摩崖石刻。石刻内容为五言古风，出自南宋县令赵与槟之手。全诗内容如下：六丁开两壁，不知始何年。
中间一崆峒，可为几客延。
我来拂石坐，倾耳听潺湲。
古榕蔽天罅，一瀑穿峡悬。
四时宿雨露，亭午饮虹烟。
神公忽震怒，想将潜蛟鞭。
至今空山惊，莽草连飞泉。
宜调桐琴操，更闻铁笛传。
山僧避侬贼，饮溜枕苔眠。
兴怀内讧日，鼎鼎百余年。
赵与槟为大宋宗室，宋太祖赵匡胤十世孙。他与古田同宗赵汝腾私交甚厚，汝腾曾以《弘毅章》古风赠之。这首诗的创作年代在南宋末年，距离叶浓之乱已有一百二十多年时间，从诗中末尾四句可以得知，西山白鹤岩由于“悬崖峭壁，架阁如削，崆峒幽深”（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之一·舆地志》），成为了当时县城居民的避难之所。明代教谕陈震游白鹤岩有“凿开定假山灵手，避地曾容城郭人”诗句，也可作为佐证。一百多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事，在灵溪寺僧人之间口口相传，使赵与槟听闻之后感触良多，挥笔题诗，命工匠镌刻于岩壁之上，为后人留下了一段难得的实物资料。明清州（府）县也收录了这一诗作，部分文字稍有差异。
叶浓出身平民，贩过私盐，蹲过大牢，显然是狎邪小人、市井无赖一类人物。后为谋求发迹才投身军伍，编入建州驻防军。两宋时期士兵地位极其低贱，朱维干先生在《福建史稿》有一大段文字介绍：“（宋代）士兵在入伍之后，要在脸上涅字（黥面）以防止脱逃……兵员脸上涅了字，和判徒刑的罪犯并无区别，这是对于全国军人的侮辱。”还说道：“宋代的士兵，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在营盘里又受了将弁的凌虐……各地禁军，受了将弁的剥削，大部分是贫穷的，妻子饥寒交逼。”在这种背景之下，叶浓等人生活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再说当时南宋王朝立国之初，形势混乱，财政艰难，金兵攻于外，盗贼乱于内，可谓永日不得安宁。当建州驻防军远征滑州，历经九死一生，却得不到应有的“卸甲钱”。打了败仗，心里本已不平衡，再加家人忍饥受饿，雪上加霜，随即群情激奋，一场起义由此爆发。其导火线与明代李自成起义如出一辙，皆是朝廷逼迫，不得已而为之。叶浓攻打闽东北各州县，诛杀官吏，其目的不外乎为了掳掠财物，但不祸及无辜。从史籍中有关记载来看，叶浓所作所为皆有适度，可见其良知未泯。在兵临福州时，提刑李芘登城晓以利害，叶浓能够听从劝解，引兵退却。攻打宁德时，烧毁城内所有官府机构，独独留下尊儒育才的文庙；钦丘氏之懿行而保留城西民房；道隆舍身取义，潘中凛然赴死，都让叶浓做出极大的退步。对于南宋初期频繁爆发的军队内变以及农民起义，其根本原因皆因土地兼并、赋税沉重所引发，时人早有公论。建炎三年（1129），高宗出手诏，寻求大臣弭盗保民、丰财裕国、强兵御戎之策。直学士院兼侍讲胡交修上疏陈述己见，其中讲到：“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昔人常谓甑中有麦饭数升，床上有一故絮被，虽仪秦驱之于前，韩彭驱之于后，不能使之为盗。惟其冻饿无聊，日与死迫，然后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而弃之于盗贼。陛下哀悯无辜，下宽大之诏，而开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而丰其衣食之源，则悔悟者更相告语，欢呼而归。”他认为对国内动乱不能一味实行镇压，这样作只会劳民伤财，适得其反，只有大推善政，减轻赋税徭役，与民休息，“盗贼”自然不战而平，国家才可以得到长治久安。（南宋孙觌《鸿庆居士集·卷四十二·胡公（交修）行状》这道奏疏体现出了胡交修的远见卓识，《宋史》本传中称此疏“世以为名言”。
陈实与《大藏一览集》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丛书，据有关文献记载，全书内容包括经、律、论三大部分，所以又称为三藏经书。《大藏经》的编纂，始于释迦牟尼涅槃后不久，弟子们为保存他的说教，统一信徒的见解和认识，通过会议方式的结集，形成一致公认的经、律、论内容。其后又增加了有关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成为四大部类。早期的梵文经典只剩下少数零散贝叶本或纸写本留存至今，全部三藏已难窥全貌。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日文和巴利语系等七大系统。此外还有过契丹文大藏经的刻造，但尚未发现传世的刻本。由于《大藏经》卷帙浩繁，翻阅不易，为了方便佛教徒诵读学习，后人往往择其精华部分，加以整理总汇，刊印出版，成为一部部小型的佛教百科全书。其中最著者，诸如南朝梁代宝唱《经律异唱》、唐道世《诸经要集》、宋晁迥《法藏碎金集》、明智旭（藕益）《阅藏知津》、清世宗《御录经海一滴》，以及南宋宁德人陈实的《大藏一览集》。
陈实，据嘉靖版《宁德县志·卷四·人物》记载：“（宋）陈实，字充美，号大隐居士。事父母以孝闻，且好学不倦，不求闻达，乡里称之。孙鹗祥，登进士第。”万历、乾隆时期修纂的两部县志沿袭旧说，只是生活年代变成了明代。自明代以来的诸多学者也以讹传讹，如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大藏一览》十卷（内府藏本），明陈实原编。实原，宁德人。始末未详。”臧励和《中国人名大辞典》：“陈实原，明宁德人。”明末著名学者黄宗羲《天一阁书目》、清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也误作“明代陈实原”。当代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错误记载予以更正：“嘉兴续藏本题‘宁德陈实原编，秀水姚舜渔重辑’①，原编者，对重辑而言，《提要》误以‘实原’二字为名。而天一阁、八千卷楼等目录均循其误矣，故特正之。”由于地方史料鲜为人知，陈实生活年代上的失误，陈垣在书中未能予以纠正。
其实陈实生活的年代，从明清时期三部县志的相关记载中就可以判断出来，因为传记中不约而同都提到了陈实的孙子陈鹗祥。据南宋梁克家《三山志·卷三十二·人物类七》：“绍定五年壬辰徐元杰榜（进士）陈鹗祥，字德瑞，宁德人。”绍定五年为公元1232年，按照祖孙年龄推算，陈实约生活于南宋中叶，与林仲麟、林仲虎兄弟大致同时。另据新编《支提山华严寺志》（福州大学教授袁冰凌主编）记载：“诸家著录将陈实当成明代人，但朝鲜高宗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236—1251）编纂的《高丽藏》中收入《大藏一览集》，可知陈实生活的年代最迟不晚于宋理宗端平年间。”也是一条力证。
据有关资料记载，《大藏一览集》又名《大藏一览》，全书十卷，另目录一卷，内分八门，六十品，凡千一百八十一则。每门皆以二文句标示要旨，而杂引经典以作解释。最早收录于朝鲜国刷印刻本《高丽大藏经》。作者陈实鉴于大藏经卷帙浩繁，一般研究佛学者终其一生亦莫究其竟，有意翻检亦难以周遍，乃就大藏经举要钩玄，综涉佛教要义，而作此书。因此，本书可视作佛学概论或佛教入门书。由于这部书所能见到的大多都是明代刻本，所以导致后人误认陈实为明代人。
《大藏一览集》卷末还提到大藏经之函次及卷次，以明该文之出处，其函次与福州东禅大藏经（又称“崇宁万寿大藏”）目录之函次一致。因此有人推测，陈实所使用之大藏经当为北宋东禅等觉院刊本。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新编《支提山华严寺志》就认为陈实所经眼的藏经应该是支提寺的《金字经》，但志中又说：“（《金字经》）宝物至珍，山寺偏僻，历代僧人不轻易示人，外界知者甚少。”确如其言，《金字经》系皇家御赐的佛门珍品，平日束之高阁，非身份地位显赫者实难目睹。而东禅大藏经为民间私刻，以陈实这样普通在家居士似乎更容易接触。所以笔者更倾向于前一种说法。
《四库全书》所引用的《大藏一览集》取自《嘉兴藏》，该藏又名《径山藏》、《楞严寺版》、《方册藏》。因以嘉兴楞严寺为中心劝募雕印，故名。筹划于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始刻于万历十七年（1589），完成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发起人为袁了凡、道开（字密藏）、法本（字幻余）、真可（号紫柏）、陆光祖、冯梦桢、陈瓒、德清（号憨山）等。收入《嘉兴藏》的《大藏一览》首端有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侍读学士陈懿典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孟冬所撰序言，序文中不仅褒扬陈实首编之功“实之心良勤矣”，而且还提到重辑者“广辩姚居士”身份为“余外家尊行也”，重刻宗旨在于“晚耽禅悦，好行其德，于所不知，尤加意檀施，留心贝叶”，遂“于兹编念旧刻之漫漶，特捐赀剞劂，亲自校订，自抒妙解作跋”。
新编《支提山华严寺志》还提到：“国内《大藏一览集》存本多为明代洪武递修本。”其实国内现在更常见的应该就是姚舜渔的万历四十二年（1614）本。最早的还有一部元代刻本，2012年现身于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上，该书门目总类后有“建安刘五三郎书局刻梓以传”牌记，仅存一卷，刻工精致，十分罕见。
由于《大藏一览》在佛教典籍中具有一定的地位，明清两代官修《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均有收录，《明史·卷第七十四·艺文三》也记载了这部著作，只有明清两代修撰的州府县志中却未予提及，这是因为南宋以后，程朱理学受到统治阶层的大力提倡，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学的正统，士大夫们在编写地方志乘时，收入艺文志的多为儒家著作，对于佛经道藏、医卜星相之类不屑一顾，往往有意摒弃，所以地方志没有记载《大藏一览集》是很正常的。
嘉靖版《宁德县志》随劄 本篇短文仅仅旨在说明，宁德今日尚存嘉靖十七年（1538）版县志，实为一件十分幸运之事。
一
请先就闽省的情势略作比较。
福建诸县的建置，从延续性的角度来说，到唐代大致设有24县（这里的实际意思是今天的24个县[含县改市、县改区]为唐代和唐以前所设，下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割据政权的需要，到了五代时期，闽国新置宁德、罗源、闽清、同安、顺昌、永春（桃源）、德化7县，南唐新置安溪、长泰、松溪3县，它们差不多都是由“场”或“镇”升格上来的。宋元两代又析置12县，包括闽东北的福安县。但这46县，几乎都没有宋元时期编纂的县志。著名的宋本《三山志》和《临汀志》都是州（府）志；《仙谿志》15卷，原为黄岩孙（惠安人）修成于宋宝祐五年（1257），原版已佚，现在能看到的是经过元兴化路仙游县务提领黄真仲省并重订的至正十一年（1351）刊本，只有4卷（版面字数约7万多字），已远非原貌。
闽省以县名志而流传至今者，始于明代。有明一代，新置10县，其中8县都在嘉靖以前，隆庆元年（1567）置海澄、宁洋二县，宁洋县已于1956年撤销（分别划入龙岩、漳平，永安等县）。照以上算法，明嘉靖时有54个县。捡读郑宝谦主编的《福建省方志综录》，早于嘉靖十七年版《宁德县志》的县志只有13种：天顺3年重刊永乐本《政和县志》4卷（49条）弘治4年刊本《仙溪志》16卷（8纲56目）存10弘治17年刊本《建阳县志》（与景泰元年本合刊）卷数未详弘治18年刊本《将乐县志》14卷（18门68目）正德13年刊本《归化县志》10卷（36目）正德16年刊本《顺昌邑志》10卷（24类）嘉靖元年刊本《南平县志》17卷（残，存9-17卷）嘉靖5年刊本《永春县志》9卷（7篇）嘉靖9年序刊《惠安县志》13卷（26目）嘉靖9年刊本《尤溪县志》7卷（7志）嘉靖13年刊本《德化县志》（10年序刊）10卷（39目）嘉靖14年刊本《龙溪县志》8卷（8门）嘉靖16年刊本《松溪县志》14卷（14类）此外，还有嘉靖18年刊本《仙游县志》（8卷，8纲60目）也属同时。
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见出嘉靖版《宁德县志》传世之难。
二
就宁德县自身而言，它始置于五代后唐长兴四年即闽国王延钧龙启元年（933），修志则始于南宋后期。明嘉靖版《宁德县志》卷首《凡例》载“宁德有《宋志》写本”。同书卷四《文籍》亦载：宁德旧志一卷宋有写本一卷。
但《凡例》称其“首尾阙亡，十存三四。”《文籍》称其“首尾断阙，十存二三”。
入明，景泰五年（1454）曾由邑生员赵英、周鉴纂修简志一卷。本邑名人陈褎嘉靖版《宁德县志·序》说“本朝景泰作者匪（非）人，率附己私而多疏略。”批评措辞颇严。嘉靖志的《凡例》也认为“景泰五年刊本疏略无法。”明永乐年间著名藏书家、阁臣杨士奇（1365—1444）修成《文渊阁书目》，编录简单，大抵未记卷数、撰人，但文渊阁藏书今多不存，幸得藉以略窥相关情貌。书目卷四“旧志”类有“《宁德志》，一册”，当指宋志；“新志”类有“《宁德县志》”，未标卷册数，当指明景泰志。
即便这些志书质量不高，总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可惜均已失传。今日所能见到最早的刊本即是嘉靖十七年（1538）版的《宁德县志》。
三
要深入理解嘉靖版《宁德县志》传世之难，我们还应当看到，这部县志乃是“嘉靖倭患”大劫之后的孑遗。
“嘉靖大倭难”以福建最为惨烈，闽东北是福建的重灾区之一，宁德所受荼毒可谓重中之重。仅据乾隆本宁德县志所载，粗述主要入寇年份如下：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倭贼数百从罗源而来，直抵北城门下，见有备，乃烧陈廉使房屋而去。
三十七年戊午（1558），倭贼数百自古田而下，杀死备倭指挥使刘玠（玠字漫漶）、参将王月。贼由漳湾抢船出海。
三十八年己未（1559），倭贼攻破福安县，分守道舒公春芳（在宁德）坚壁清野，将城外大小房屋、宫庙拆卸一空。
四十年辛酉（1561）二月，倭贼千余自长崎来，窠云淡门，掳掠乡村，罄尽膏血。……八月，倭攻城东门，坚壁不战。贼还云淡门，日造攻城器具。……十月，二十日，驾小船百余人入县港，以三云车攻南城，铅子铳打来如雨集，城中行路人多为死伤。……二十二日，城陷，男、妇被戮及赴水死者无算。（贼）住九日乃离城。官舍、民房尽行烧毁，库藏卷案、册籍，人家文集、图画，俱为灰烬，无复存者。十二月，倭复来县，焚烧余屋，署印（管理官印，代理官职）照磨（照刷磨勘，官名，掌管诸司文案）屠大贞被执，留营三月余，院道处置五百金赎出印信、屠大贞。
四十一年壬戌（1562）二月，（倭）驾数十大楼船还日本，载去男女数千人。新倭继至，窠于五都横屿。深山穷谷，无远不到，立买港之法，人以金赎免斩，屋以金赎不烧，人民肝脑涂地。
四十二年癸亥（1563年）春，又倭一千从流江陷寿宁、政和，复屯于县之东洋。闻戚公自连江将至，移屯龟山寺，欲复奔寿宁，途经小石岭，为宵遁计。参将王如龙以霍童人为向导，尾其后，尽灭之。时莒洲东洋人乘倭后为伪倭，劫掠焚杀尤惨。①自嘉靖丙辰（1556）迄癸亥（1563）八年间，“倭寇”四次以上攻陷宁德县城（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四十年十月和十二月、四十一年十月至十一月、四十二年二月）。②县城失守，不仅人口、财物损失惨烈，而且官府簿籍被毁严重。特别是嘉靖四十年倭寇连续两次攻陷县城，衙署遭受焚掠，县志板毁书亡，所以儒学教谕赵彰志、训导汤试和吴诏共同署名的万历志《序》断言“迨遭辛酉之变而是刻悉付祝融氏矣”。也就是说，万历时期参与编写县志的一帮地方文化精英就已经看不到嘉靖版《宁德县志》了。这部方志能被宁波天一阁保存至今，实在非常难得。除了宁德县，整个闽东包括古田、福安、连江、罗源以至福清、永泰、闽清诸县都没有留下嘉靖版县志。
四
嘉靖版《宁德县志》，由县学训导闵文振等纂修，邑人江西巡按御史陈褎订正。参与其事者主要还有县学教谕蒋濂、训导潘鹑。该志从嘉靖十五年初冬正式着手编撰，十七年夏脱稿付梓。
志书四卷，卷无总名。卷一为建置沿革、分野、邑名、疆域、形胜、风俗、城池、乡都、山川、土产、户口、田赋、贡办、徭役；卷二为公署、学校、宫室、坊表、津梁、坑冶、坛壝、祠庙、墓冢、寺观、古迹；卷三为历官、科贡、荐辟、恩例、武功；卷四为名宦、人物、列女、仙释、文籍、景物、祥异、杂志，凡三十八目，下含一百一十九个子目，篇幅不大，文字简略，而内容相当全面。这些都表现出草创期的特点。它对我们了解当地的早期历史和风土舆情，仍有重要作用。
经历倭难，天一阁所藏嘉靖版《宁德县志》成为海内孤本。但椠刻比较粗糙，加上年代久远，漫漶缺损之处颇多。幸有嘉靖版《福宁州志》残本可以取校。州志十二卷，州学学正陈应宾、宁德县学训导闵文振等纂修，亦为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刊刻，相应条目差可视作一书之两种版本。遗憾的是这部州志缺卷四（包括公署、学校、书院），卷五（包括兵卫、防守、宫室、坊表、津梁、坑冶），卷六（包括坛壝、祠庙、丘墓、寺观、古迹），阅读、检索这个部分的内容，便只能稍借万历本《宁德县志》覆覈对勘了，聊胜于无而已。
①明万历十九年刻本《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灾祥”。
②参见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8—154页。按，《明史·戚继光传》载：嘉靖四十一年“倭大举犯福建。自温州来者，合福宁、连江诸倭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者，合福清、长乐诸倭攻陷玄钟所（在福建诏安县东南——引者注），延及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时宁德已屡陷。”嘉靖四十一年倭寇第三次（实为第四次，上一年十月、十二月应记为两次。）攻陷宁德县城，明万历本、清乾隆本《宁德县志》失录。
林步瀛与民国续修《宁德县志》 民国稿本《宁德县志》从1915年起意，次年设“修志局”，至1929年冬初成（其后尚有变故），林步瀛一度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只是，关于林步瀛生平、文事的材料寡少零散，已刊王致纯《劫后余生的民国续修宁德县志稿》、陈玉海《宁德县志民国续修本事钩沉》（见宁德蕉城区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七辑《民国宁德》，2011年。）于此皆语焉不详，本篇也只能稍作补苴而已，粗陋之处自难避免。
一、林步瀛其人
林步瀛，福州闽县螺洲人。清末民初的螺洲以陈、吴、林三姓最盛，陈姓主要集中居住于螺洲店前村，吴姓主要集中居住于吴膺村，林姓主要集中居住于洲尾村。螺洲林氏是南宋时期由莆田迁居于此的。
步瀛字鼎燮，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岁在戊寅），壬寅年（1902）中举，民国初年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冰心自述她1912年考入这个学校的预科班，读了三个学期，“福州女师（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前身是女子师范传习所，初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一个小教班和一个保姆班，监督王寿眉为陈宝琛的夫人，校址在全闽师范学堂附近的刘氏园亭；1909年更名为福州女子初级师范学堂，1912年（民国元年）又更名福州女子师范学校，1914年再度更名为福建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全校有教职工46人，学生193人。）的地址，是在城内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冰心自传》第二章“我的故乡”，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他在仕途上，官做到浙江的盐运司知事（黄岩）。1920年林翰、苏南等十余人成立“福州说诗社”，从陈衍学诗，后来林步瀛也加入此社。（详见王真《福州说事社始末简记》（1964年）、萨伯森《福州说诗社记略》（1983年），载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三卷（文化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1931年去世。
陈其铨、郭斌《于山志》载：“林步瀛（1878～1931）字鼎燮，侯官（今福州）人。光绪壬寅举人，官浙江知县，说诗社社员，有《于山平远台有怀云鹤》诗，著有《榕荫草堂集》。”（陈其铨、郭斌：《于山志》第七章《人物·中华民国》，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对此可作三点纠正和补充。其一，侯官为闽县之误。其二，任过浙江知县的是另一个林步瀛，福州永福（今永泰）县嵩口人，号研斋，其字不详。据《永泰县志》，他是清同治七年（1868）洪钧榜进士，签分云南即用知县，改任浙江庆元知县，署知遂昌县，调补平湖知县。（《永泰县志》卷三五《人物》第二章“人物表”第二节“历代永泰籍进士”，新华出版社，1992年。）永泰步瀛比闽县步瀛年代要早一茬。其三，他留存下来的著述，《榕荫草堂集》是文集，一卷，此外还有《榕荫草堂诗集》，现已列入台湾学者王伟勇、简锦松、吴荣富主编的“民国诗集丛刊”（第一编），台中文听阁图书公司2009年版。
此外还有一个林步瀛是宁德二都人林叨安的儿子，叨安迁榕城，是福州较早信仰基督教的家庭，（陈时、亚康《莆人最早翻译的一部医书：<西药略释>》：“西医和西药之传入莆田，则是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英国圣公会宁德圣教医院医师雷腾（B.V.S.LaytorTaylor）偕同他的学生宁德人林叨安、余静信（后改名景佗）来到莆田后，寓居在城北坑边大夫祠，创设兴化圣教医院之时。”文载《湄洲日报》2000-01-12.又，《宁川域情》第十三章：宁德飞鸾镇二都村历史人物有“民国时期福州邮政局长、台湾光复后第一任邮政总长林步瀛”。见华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页。）这个林步瀛1935年任东南四省邮政视察，1946年为台湾第一任邮政总长，1981年病逝于台北。
二、陈衍对林步瀛诗才的赞赏
陈衍是《福建通志》总纂，又是八闽诗坛领袖。林步瀛的诗，颇得陈衍赞赏，《石遗室诗话》中屡有提及。例如，卷二九第三则载：凉生久寓杭州，所与共为诗者，诸贞壮外，只知有同乡林鼎燮（步瀛）。余与鼎燮初相稔于都门，自以盐官薄宦之江，遂罕得消息。惟四年前，忽忽一晤于西湖，余明日行矣。时余编《近代诗钞》已出版，未得钞鼎燮诗为憾。兹从干宝、谦宣觅得数首，亟录之。
《寄怀凉生杭州》云：“逆旅停车夜月凉，年时诗酒有清狂。湖楼犹在波光裹，林树苍苍高过墙。”《同谦宣秀渊集澄澜阁》云：“此阁何妨当作家，群山罨画水交叉。层层屋瓦青依树，簇簇园花馥入茶。屡至难于诗句好，久谈忘却日光斜。旧交散尽新知少，石帚天民各鬓华。”《寒雨旬日未出门》云：“断酒萧纲办饭羹，兼旬积雨废街行。江春犹瘦难舒柳，花信因寒恐病莺。心已忘机从讪笑，诗惟追古不声名。汾沮鄙俭伪牵局，何日龟阴负耒耕？”《自定海奇口口杭州》云：“微官莫疗半生贫，海角闲居负尽春。几树垂杨无赖雨，十年倦翮未归人。阴凝不信关天意，著述相期爱此身。长忆楼台灯火夜，何时重与一杯亲？”《赠干宝》云：“无本于昌黎，未识气先感。吾闻苏干宝，书味长醇醇。去岁诵其诗，蛟龙欲手揽。今夏湖上舟，杯酒见肝胆。作诗本性情，词句谢凿錾。气势任自然，盘硬无不敢。吾荒年且衰，一室废铅椠。子诗成来商，谓我辨精释。问道于青盲，食味嗜昌歜。湖之水溶溶，湖花开菡萏。一笑掉扁舟，诗与远山澹。”句如《次韵林十二谦宣》云：“故人书到吾无事，急递筒开中有诗。”“时对寺门僧坐久，行询邻舍菊开不？”《石浦山游》云：“山南山北春光好，桃花李花随意开。”又云：“山形到处虽有异，真意在静语可赅。山游山游得山意，四时不碍矧春回。”以上皆有静者机，故是诗人之诗。《除夕感言》云：“边云如墨压滇城，（英法议采七府矿产。）万户犹闻爆竹声。乡谊每从为客挚，年光紧向此宵更。劳生悔不同樵牧，薄宦何堪问姓名。笑指陌头萦拂草，也随名卉共春争。”能于“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外，别抒悲慨。
这里的凉生，亦作亮生，即林之夏（1878-1947），闽县人，曾入南社。干宝，即苏南（1876-1967），南安人。谦宣，即林葆忻；秀渊，即张葆达（号知非），皆闽县人。苏、林、张都是福州说诗社成员。
又如，《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三第五十三则载：林鼎燮贫病就殆，枫丹精医术，余传电话使诊之，枫丹报云不可救，媵以诗云：“仓皇传语自吾师，命我趋扶鼎燮危。推产萧斋惊寂寞，登楼嫩版见支持。肺脾损尽终无药，肝肾雕残半为诗。最是可怜双弱女，亲前不敢泪交颐。”未几而鼎燮死矣。余谓即以此为挽诗可也。
卷四第九则载：陈泽观以举家贫病，忧郁而死。黄仲良挽之云：“百千官俸飘摇日，一代词人结束期。病到全家天太酷，贫难薄殓鬼犹悲。霜风凄紧招魂酒，虫语苍凉哭奠诗。便有湖堂容吐气，书生事业总成痴。”余前数年有哭林鼎燮一律，沈痛已极，此诗乃复过之。余亦欲哭泽观，恐将阁笔矣。
可见步瀛家境较差，身体也不好，所以53岁就病故了，比乃师陈衍还早六年，无怪陈“沈痛已极”。这里的“枫丹”，即林密；“陈泽观”即陈鸣则（一字虚谷），皆闽县人。黄仲良，名祖汉，莆田人。林、陈、黄也都是福州说诗社成员。
三、民国本《续修宁德县志序》
林氏《榕荫草堂集》，一卷，（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古籍检索系统作“二卷”，也标注：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1册。本人所见，为当年福州南台隆平路大华印书局承印本，题“闽县林步瀛鼎燮甫著”。其中收存多篇与民国续修宁德县志有关的文字，最重要的是《续修宁德县志序》，今改用简体字并酌加标点迻录如下，原文句中待填字的空格用■号代替，现存手钞的宁德县志稿本对其有所更动者，在注文中标示。
会稽章实斋以《文史通义》一书称于海内。生平所修和州、永清、亳州、天门诸郡、县志，虽戴东原、洪北江有所抵牾，而不能不折其辩答。其所论修志义例，以为志乃史裁，全书固有体例，文字亦关史法。每篇命词措字，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体例本无一定，但取全书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无庸以意见异同轻为改易，自非著述矻矻者，夫安能纠釐疏舛若此哉。至所谓“去五难”“除八忌”，“立四体，以归四要”，而总其事于“十议”，虽不无偏颇、箝束之弊，其于史学，要为用力研究无疑也。吾闽陈石遗先生，淹贯经史，负宏洽之才，生平述著无虑百数十种。近总纂《福建通志》，其所定志例三十有七，衷夫理而不简不烦，固所谓有实斋之精，而无其偏颇、箝束之弊者也。
宁德之为县，处闽之东南（闽东南，民国续修稿本《宁德县志》（以下各条注文省称“志稿”）作闽东北，是。）。自唐季设官，而后而宋元，而明清（而宋元，而明清，志稿作而宋，而元，而明，而清。），而迄于民国，人文辈出，蔚为名邑矣。《县志》之修，自乾隆辛丑于今垂百余年，此百余年中（两处“百余年”，志稿中皆在“百”字上侧添加“二”字，不实。），政治易制矣，城市易观矣，山林、道路、田舍、川泽，靡不有今昔之殊，姑无论耆旧之销亡、官职之更变也。不续修焉，迟之又久，书缺有间，又将何以善其后也。■■年之■（■■年之■，志稿作乙卯岁之秋。），前县令■君■■（■君■■，原文计空三格，志稿作“乐清黄君式苏”。）议续修，以■君■■司其事（以■君■■司其事，志稿作“以黄先生柏樵总其事”。），未告蒇而去任，■■（■■，原文空二格，志稿作“柏樵先生旋亦归道山，此事遂阁。焯”。）承乏斯土。顾念一县之志，即古侯封之史也。《周官》宗伯之属，外史掌四方之志，郑注谓若晋《乘》、楚《祷杌》之类，是即诸侯之成书也。
古之一国，即今之一县，壤地方百里，所谓有土地、有人民、有政事者。古与今同，皆不能一成而不变者也。十年而一变，三十年而大变，百余年则所变者更大，此亦势之所必然者也。就其势之所必然而一一纪之以为徵，亦邦人君子及官斯土者所有责者也。
十八年冬（志稿于“十八年冬”后增写34字：“爰属郑君守堪取前此诸君采访之稿汇齐而删订之，并聘会垣林君鼎燮斟酌损益，辑”。又，志稿“郑君守堪”右侧有“林君圭甫”四字，“林君鼎燮”右侧有“为协纂”三字，俱为后来添加。），成斯篇。篇名、篇次用（用，志稿作“悉用”。）陈总纂之例。至于宁德不简称宁，以吾闽更有宁化，浙江有宁海，江西有义宁，防混同也。至于各门罕录诗文，皆本会稽章实斋之恉也。
与斯事者之姓名记于后。（志稿此句后署有16字：“民国十九年十月前宁德县县长邵焯序”。）上文之所以对我们了解民国稿本《宁德县志》的相关情况很重要，一则它是这部《宁德县志》的序言，阐述了县志编纂的指导思想。二则表明此序后来虽署名知县邵焯，却出自林步瀛的手笔。三则此序一开始就属代写性质，但不是具有“督修”身份的邵焯而是具有“总纂”身份的郑宗霖（守堪）请他代写的。易而言之，此序本当由县志总纂郑宗霖代拟，却转请于林氏。所以如此，既见出林步瀛有较高的史识和文才，才会作为纂写班子中的唯一外乡人担当此责，也与郑、林有同年举人之谊，同为福州说诗社成员，当时又同住会垣（省城）诸因素有关。四则应当注意到，邵焯使用此序时增补文字说：“爰属（嘱）郑君守堪取前此诸君采访之稿汇齐而删订之，并聘会垣林君鼎燮斟酌损益。”参读郑谟光《发起周墩区志引》所述：蒙闽海道署敕宁德县转修志局，召开正式会议“续聘孝廉（举人）郑守堪为总纂，奉上聘金及志稿至省，郑先生却以孱弱，转托福州举人林步瀛假榕南学校代庖。”大致可以推断，郑宗霖当时病体孱弱，有意以“总纂”之任委托步瀛，所以连序言也嘱其代作；而宁德方面则仍然认郑宗霖为总纂，而以林步瀛为协纂。
四、宁德县名胜、惠政、户口、职官四志小序
《榕荫草堂集》还收录林氏为民国《宁德县志》写的十篇小序，其中四篇可与现在存世的民国《宁德县志》钞稿残本相对照。
其一，《宁德县名胜志（志，原文误作“之”。）序》（迻录标点时，少数地方出注稍加解释）昔欧阳公记梅挚有美堂，谓夫罗浮、天台、衡岳、卢阜（卢阜，“卢”同“庐”，庐阜即庐山。）、洞庭、三峡号为奇伟秀绝者，乃皆在夫下州小邑。（宋嘉祐二年（1057），梅挚出知杭州，在吴山建造登览胜景的“有美堂”，请欧阳修写了一篇《有美堂记》。记中称：“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公生长山水之乡，其出也，刺滁、刺颍、令夷陵、司理泗洲，生平好为遊观以发挥其文章之美，其所言乃如此。证以吾闽之宁德，足知其言为不诬矣。宁德乃闽东海滨之县，四境之相距各百余里耳，然其名胜称于今昔者，难更仆数，非所谓“下州小邑”常有“奇伟秀绝”之观耶！夫天然之名胜在乎山水，而楼台、园榭、亭塔、桥梁出于人力所经营常大半焉。故杭之西湖，苏之太湖，京口之金、焦，虽为天然之灵秀，而名公巨卿、骚人逸士登临结构，其遗躅因以流传者比比也。柳河东得钴鉧潭西小丘，遂书于石，以贺兹丘之遭，虽其言有所寄托，固足信名胜之因人而传。若其漠然置之，听其废秽，反见陋于樵夫野叟；而修志乘者复不载之于篇，后之人将和所据以为探访观览耶！纂《名胜志》第八。
参照稿本民国县志卷八《名胜志》小序，文字几乎全同，只有“卢阜”作“庐阜”；“纂《名胜志》第八”作“志《名胜》”。
其二，《宁德县惠政志序》（迻录标点体例略同前篇）昔梅郎中伯言（梅郎中，志稿改作“梅中郎”，误。梅曾亮（1786-1856），原名曾荫，字伯言，又字葛君，江苏上元（今南京）人，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十四年授户部郎中。）记吾闽光泽县育婴堂也，曰：光泽县，当南宋绍熙时嘗行社仓，而岁以米三百斛助民之贫不举子者。且徵其事，谓见于朱文公《邵武军光泽社仓记》。夫人之于子而至于不举，其贫极矣。虽古者男女子皆称子，所不举者必为女子，然非逼于饥寒必不至残忍如此。牧民者思有以济之，则社仓之法为不可废。社仓之法行，而育婴诸善政亦因之以俱行，此所谓纲举而目张者也。
宁德县昔有常平、预备、际留、太平等仓，各乡有社仓、义仓之设，凡所以为民食计者至周至备。迨后上下欺蒙，互相侵蚀，城乡各仓久废，仅余周墩常平一仓，不可谓非硕果仅存也。比年歉收，闽海道尹扎饬举办积谷。经黄知事式苏邀绅会议，佥以建筑之费无从筹画而积储之计又不得不先，于是佥议由城区首倡，凡丁粮完纳至五两以上之户，每两派谷壹百觔，出具甘结缴署，仍将该谷寄存原仓。民国九年，计共城厢捐集干谷伍万觔。春夏之交，青黄不接，赖之以发粜救济，及秋成，仍由绅董采籴如数囤寄各殷户，具结存案。十年冬间，仍前匀捐分寄议，捐积（积，志稿删去。）至民国十年为止。夫一县之善政，固不仅社仓也，而因时制宜，社仓乃善政之本。近年各乡亦继续举办，未始非补救之一法。
旧志所载各仓（各仓，志稿漏书，补写在行间。），今皆无存。仍前录入，以俟将来之关心民瘼者。纂《惠政志》第二十二（第二十二，志稿删去此四字。），而以义仓、育婴、救生分其目焉。
参照稿本民国县志卷八《名胜志》小序，文字几乎全同，只删落“捐积”之“积”与“第二十二”之标识。
其三，《宁德县户口志序》《周礼》乡大夫之职：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据唐代贾公彦《周礼义疏》的解释，七尺谓年二十，六尺谓年十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之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之。（舍，指复除，即免除赋役。）《载师》、《闾师》，则征无职业者以夫家之征，夫布之征，均人之职，以均力政。（《周礼·载师》：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周礼·闾师》：凡无职者，出夫布。大致说来，《闾师》根据人们的不同职业，分别规定其应向统治者贡纳的物品。《载师》规定距王城近的负担劳役多，故地税轻；距王城远的负担劳役少，故地税重，体现了负担公平的原则。）丰年用三日，中年用二日，凶年用一日，盖皆用其薄也。自汉高创算赋，于是户口有赋，而所谓夫家之征，夫布之征、力役之征，良法美意尽隐矣。时代愈降，弊政愈多。上之人，徒欲多为立法，户调口赋，以征其身；下之人，则以身为患，逃亡隐匿，以求免夫胥吏之催科。是上下交相病，户口所以难稽也。读杜少陵《石壕村》一诗，而知积重难返之势，盖不独唐代为然也。
宁德之户口，宋以前远无徵也，景祐、绍兴以后而迄于今，盖有可考者焉。纂《户口志》第九，而以《大年》附焉。
志稿对本篇小序改动甚大。开头即在“《周礼》”下补入62字：“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是书其户口之数，使之条贯不失，按比可知，而未尝以是为征也。”有助于文意更加醒豁。自“乡大夫”至“盖皆用其薄也”，志稿文字有所归并，大意不变。以下至“盖不独唐代为然也”，与志稿同为叙述汉唐间户口税制变化的文字，意思有很大差异，志稿较重具体税名的沿革，林序较重基本趋势之揭示。末段从一般介绍归结到宁德县，林序文字比较概括、简洁，志稿小序例举南宋绍兴二十四年和清民之交的户数口数，则与下文记载重复。
其四，《宁德县职官志序》宁德旧志有“秩官”一门（志稿此下增入“即所谓职官也”六字。），列官制及历官，而次以宦绩。今宦绩照省发志例列（列，志稿作“改”。）为循吏矣。此篇则专叙任年（志稿“此篇”前有“而”字，专叙作“专纪”。），兼录爵里，（以下不再与志稿相比照。）而分类相从焉。班《书》“公卿百官表”叙例皆志体也，下篇则表官等，表居官者之年月及姓氏。然一朝之掌故，不可例于方州之志乘。今略师其意，先叙历代之设官，次叙居官者之年月及姓氏，分类相从，而不附表，从省发志例也。纂《职官志》第十三。
志稿对本篇小序改动甚大。开头至“兼录爵里”基本照录，而有四处小改动，具体异同，见注文。此下则基本重写，这里不拟详说。
五、宁德县艺文、文徵二志小序
以上四篇小序，志稿中有全文照录，有大幅修改或重写，情况不一，但篇目篇次不变。《榕荫草堂集》所存其余六篇小序，在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民国《宁德县志》残本中则没有相对应的内容。惟其如此，对我们了解民国志的全貌可有一定帮助。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宁德县艺文志序》和《宁德县文徵序》（“文徵”后当脱“志”字），分别标点迻录如下。
1.《宁德县艺文志序》班孟坚之志《艺文》也，本刘歆之《七略》，条贯而部次之。其《自序》云：删其指要，以备篇籍。师古《注》云：删其浮冗，取其指意也。故每《略》仅列书名、篇数及作者之姓名。盖志与选异，选则取文章之菁华，志则防简策之湮没。故常溯其源流，例之所在，不容以或淆也。章实斋之序《和州艺文志》也，谓“六典”亡，而为“七略”，是官失其守；“七略”亡，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而其志天门县之《艺文》也，则亦分为“四部”焉。盖官守失而师传湮，唐人四部之区分遂为后代辑录之圭臬。世之修县志者，于《艺文》一门多选录各体诗文以充篇幅，而于“四部”之著录反从略焉。何其傎也。纂《艺文志》第二十四，而区分为四类焉。
2.《宁德县文徵（志）序》宁德重修《县志》，为卷三十有六，为类三十有一。每类不录诗文，从省《通志》所颁发《修志凡例》也。《例》为总纂陈石遗先生所定，然亦非陈氏之私言。章实斋之修志，亦屡言之矣。
夫文章莫甚于周秦，管、晏、老、庄、申、韩、孙、吴，周秦诸子文章之雄者也。史迁作《史记》，叙录其述之大凡，以入于《传》，而不采其书。盖著述有专门，而作史者不能以此为饤饾也。然则司马相如、扬雄、邹阳、枚乘，班《书》乃取其词赋、华言编入《列传》，是又何也？人臣因事陈言，意有所指，以规切实事，寓主文谲谏之隐衷，固非漫无指归，截鹤续凫，以充篇幅也。
夫古之人有专门之学，乃有专门之书。即孔子辑十五国之《国风》，然亦总称之为《诗》而已耳。从未有汇集众体如肃（肃，手民误植，字当作“萧”。）。氏之《文选》，姚氏之《文粹》也。若夫触类旁通，因之以达治体而羽翼夫史书者，如宋人之《文鉴》，元人之《文类》，亦非无典实之可寻也。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一曰奏议，官署之文，移附焉；二曰传记、序跋；三曰赋；四曰诗。若经学、史学之裒然成书者，则不采入，而志其书名、卷数于《艺文》焉。是为序。
合观这两篇小序可知，民国《宁德县志》分设《艺文志》和《文徵志》，前者仿效《汉书·艺文志》或《隋书·经籍志》，只记载书名、卷数、作者等资讯；后者选录乡贤各种文体的创作作品。嘉靖本《宁德县志》卷四的八目中有《文籍》一目，下分“经训”、“子史”、“家集”三小目，录存书名三十四种；万历本《宁德县志》卷七始专设《艺文志》，下分“宸翰”、“奏疏”、“经训”、“文籍”四目，主要录存书名、篇名，少数篇什载有全文。乾隆本《宁德县志》卷九亦名《艺文志》，下分“奏疏”、“文”、“诗”、“赋”四目，则为作品选辑，体例已与汉志完全不同。看来民国志是有心兼得明志与清志之长。至于《宁德县文徵（志）序》所涉县志整体结构问题，本文在最后一节再谈。
六、宁德县孝友独行、列女、方技、杂录四篇小序
除了以上所列，《榕荫草堂集》还载有关于《宁德县志》之《杂录》、《孝友独行志》、《列女志》、《方技传》的四篇小序，这里一并标点迻录。
1.《宁德县志杂录序》
陈承祚撰《蜀志》，录杨戏《季汉名（名，《三国志·蜀书》作“辅”。）臣赞》撮其要■■于篇。自昭烈以迄郝普、潘濬，又皆杂出其姓名以相附丽，得母（母，手民误植，字当作“毋”。）病其不伦乎。章实斋谓诸葛未立史官，蜀事艰于搜访，是亦作史者不得已之苦衷也。然《周易》于《序卦》《说卦》之外，更有《杂卦》一篇；《春秋》据事直书，而有夏五、郭公之书法，又安得病其繁复、厌其无意义而灭裂之耶。夫合辛、咸以成味，通纂、组以成文，物诚有之，史亦宜然。州县之志，当较史而加详，纂辑之余，或有存之则无类可归，削之则前修尽泯，固不得不具苦衷，此《杂录》之所以编次也。纂《杂录志》。
2.《宁德孝友独行志序》
太史公作《史记列传》七十，以伯夷称首，而其目则仅曰《伯夷列传》耳。至若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则目为《循吏》；申公、辕固生、韩生、伏生，则目为《儒林》；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则目为《酷吏》；淳于髡、优孟、优旃，则目为《滑稽》。伯夷既首于各列传，而不标其目，何哉？其引《传》所云。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去之。夫不敢违父命而必归之弟，非千古至孝友之人耶；惧弟之必强己以立而遂去之，非千古之独行者耶！然则伯夷者，固合孝友、独行而兼有之也。史公传之不标其目者，殷周之际去古未远，三纲五常之道渐渍于人心而未斁，让位也，远去也，人人知纲常之宜如是也。春秋之乱，人心变矣。秦汉以降，人心抑又变矣。故范式之拜亲，闵贡之生蒜，班《史》（班《史》，指东汉班固所著《汉书》，误。应为范晔《后汉书》，但无闵贡传，闵传在《东观汉记》。）即以《独行》传之；廋（廋，手民误植，字当作“庾”。）衮之卖莒（竹字头），刘殷之得堇，范《书》（范《书》，指南朝范晔所著《后汉书》，误。应为唐朝官修《晋书》，庾衮、刘殷均入《晋）即以《孝友》传之。世风愈降，作史之目亦愈多。目一二人之善，即以劝千百人之善；目一二人之恶，即以惩千百人之恶也。移风易俗之微权未必不即由于此。此后世孝、义合传所由来也。宁德虽一偶，而自古迄今人心之重纲常而明廉节者，固代有其人也。纂《孝友独行志》第一。
3.《宁德列女志序》
刘向《列女传》分为七类，固不仅纪节烈也。曾子固叙其目录，以为汉承秦之弊，风俗已大坏矣，而成帝后宫赵、卫之属尤自放。向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为戒，此乃向述作之大意也。迁《史》班《书》不传《列女》，然《货殖传》有巴清，《相如传》有文君，《艺文志》有唐山夫人，《刑志》有缇萦，或节，或孝，或文学，未尝不著录于篇。夫人苟有一行之足称，一长之足取，不得谓为妇人、女子之微不必褒而采之也。纂《列女志》第三十，至于无事迹可采纪，而里巷乃称述其人者，记姓名于后。
4.《宁德方技传序》
班《书》列“方技”于《艺文志》，而不列专传。师古《注》“方技”为医药之书。范《书》称《方术》，《晋书》称《艺术》，稍涉导引之言。《唐书》称《方技》。然李淳风，历象也；袁天纲，风鉴也；锺馗，应举觅官也，而皆列《方技》，则班《书》所谓“方技者，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其意湮矣。秦始燔群书，弗去医药之书，岂其有所厚于医哉，技不可以不传也。孔子称：“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则知医之技虽微，必积久以精力自致者，非能出于天成也。班书《艺文志》所著录“方技”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亦云夥矣。然后世愈推愈广，凡一艺之长莫不著焉。子夏氏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注》以为必医卜农圃之属，是也。纂《方技传》第三十一。
一般说来，林氏写的小序，好从全国的情况立论，长处是视野比较开阔，缺点是对一县舆情的了解不够深入。
七、民国续修宁德县志目录初步复原
根据《宁德县文徵（志）序》，该县志一共设立31个门类，分为36卷。
目前我们看到的民国《宁德县志》稿本，合计仅19个门类，其中两个门类未标卷次；林步瀛的10篇小序，4篇已为现存县志稿本所采用，可以补充6个门类的名目，其中有三个门类未标卷次（《孝友独行志》所说的第一，是指在“列传”中位居第一）。综合各方面材料信息，民国续修《宁德县志》稿本，当尚有6个以上门类的名目不明确，10个以上门类的卷次不明确。
民国各县修志，以《福建通志》总纂陈衍所拟凡例为基本标准，福宁府五县，福安、寿宁二县修志未成，福鼎志只有残本（厦门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福鼎旧志汇刊》，收入民国《福鼎县志》20卷，实由两个本子拼合而成，该书凡例的说明欠详，可参郑宝谦主编《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没有留下完整的目录，只有《霞浦县志》可以比照。与宁德县相邻相近的县，罗源也修志未成，《屏南县志》目录较简。今据现存民国志残抄本林序并参考霞浦、连江、古田、政和四县的民国志目录，可以基本复原民国续修《宁德县志》主体部分的目次，这里所谓主体，指“人物传”以前的内容。
首先，我们目前所见的稿本《宁德县志》，“山川志”、“选举志”和“循吏传”未标卷次。“山川志”在民国续修县志中都排在卷四（包括《屏南县志》），宁德不可能例外，这一条完全可以确认。“选举志”在各县志中都紧接在“学校志”之后，所以应为卷15，已经印行的民国续修稿本《宁德县志》上册目录标作卷20，是不妥的，应当更正。至于“循吏传”，《霞浦县志》作为“列传第一”，《连江县志》和《政和县志》作为“列传第二”，古田、屏南二县排的位置比较靠后。这里兼据林步瀛《宁德孝友独行志序》的意见，暂排在列传第二的位置。
其次，林步瀛10篇小序，7篇标明卷次；“文徵志”紧接“艺文志”之后，“杂录”排在最末，都大抵可以确定；“孝友独行志”则紧接“文徵志”之后。
最后，是关于稿本《宁德县志》卷10、14、17、18、20的篇目问题。根据各县紧邻在“户口志”和“物产志”之间都是“赋税志”；各县紧邻“武备志”和“刑（司）法志”之间都依次是“实业志”、“交通志”；各县“礼俗志”之前都是“外交志”（政和县“外交”附在“交通志”中），这里对稿本《宁德县志》相关各卷的篇目作出推定。
以下将笔者推定的民国稿本《宁德县志》篇目卷次和民国续修的霞浦、古田、连江、政和四县县志目录制成一表，以备比较观照。《宁德县志》项下属于推定的卷次，数码用深色块表示；属于推定的篇目，篇名用浅色块表示。其中人物传记部分的篇目尚缺六栏，据列传篇目最多的《霞浦县志》，应包括宦哲、武功、儒林、文苑、忠义、隐逸、流寓、方外八项内容；而据《宁德孝友独行志序》文意，当有所省并，具体的篇目设计未详，表中暂以空格表示。
二、戚继光有几个儿子，在抗倭期间，有没有“以其子为前锋”？可以看看《中国历代名人传丛书·戚继光》一书。该书对戚继光的婚姻、家庭，是这样记述的：“次年（嘉靖二十四年，1545），戚继光便结了婚，由妻子王氏主持家务。“结婚这年，戚继光18岁。之后，“戚继光中年时因无子嗣，娶妾生祚国、安国、昌国、报国、兴国”。长子祚国生于隆庆元年（1567），而戚继光由连江至白鹤岭，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这年，长子祚国还没有出生，何来“以其子为前锋”。
县志里“戚继光斩子”的订误
清代乾隆版《宁德县志》抄录《连江县志》的一段记载：“更闻，公（指戚继光）既平连江，移兵宁德，以其子为前锋，传达‘退缩者斩’。其子登白鹤岭，见倭势甚盛，回首欲有关白，立斩以徇，三军股栗，临战无不以一当百，于是尽歼群倭，遂平福宁路。”《宁德县志》接着写道：“公但有此子，宁人感而伤之，因并塑其子之像于庙，配祀无疆。”这段记载，使后人相信：戚继光斩子是在宁德县白鹤岭，祀于功德祠。但是，仔细分析这段记述，参考有关史志，可以说：戚继光“斩子”，是后人编造的。
一、从上述这段文字看，戚继光在白鹤岭“斩子”，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宁德县第一次编写县志是万历十九年（1591），“斩子”距编志不过28个年头。万历版县志对倭寇侵扰，记叙详尽，而对“斩子”，只字未提。至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宁德第二次编纂县志，对戚继光“斩子”一事，不作直接记述，而是抄录《连江县志》，还慎重地附上一句“事见连江县志”。后人就以此为依据了。其次，嘉靖四十四年的《建功德祠记》以及祭文，其内容都没有说到“斩子”之事。第三，白鹤岭两侧，留有明、清及民国的摩崖石刻二十余处，也没有发现有关戚继光“斩子”的片言只语。《连江县志》这段文字开头的“更闻”二字，足以说明是道听途说，敷衍而来的。传闻之事，不足为据。
二、戚继光有几个儿子，在抗倭期间，有没有“以其子为前锋”？可以看看《中国历代名人传丛书·戚继光》一书。该书对戚继光的婚姻、家庭，是这样记述的：“次年（嘉靖二十四年，1545），戚继光便结了婚，由妻子王氏主持家务。“结婚这年，戚继光18岁。之后，“戚继光中年时因无子嗣，娶妾生祚国、安国、昌国、报国、兴国”。长子祚国生于隆庆元年（1567），而戚继光由连江至白鹤岭，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这年，长子祚国还没有出生，何来“以其子为前锋”。
三、县志戚继光“斩子”的记载促使传说流传，以讹传讹，因而“斩子”地点不仅有宁德白鹤岭，别处也有。《闽都别记》第301回；回目上联“严军令戚参将斩子”，文中描述倭寇至福州北岭，戚继光以其子为先锋，传令“直往破贼，回顾者斩”，其子回顾父至未，令即拿斩。《仙游县志》载：“戚公至莆田，将出师，烟雾四塞，其子印为先锋，勒回马，且求驻师，公怒其犯令，杀之。”还有传说，戚印是戚继光早年的义子。传说归传说。在白鹤岭、北岭，被斩者是“其子”，在莆田被杀者为“戚印”。这戚印和闽剧中的戚狄平，同是由编志者和编剧者编造出来的，均不可信。
不论白鹤岭或北岭，莆田或漳湾，是亲生子或义子。《福宁府志》、《明史》及有关史志，都没有看到戚继光斩子的记载。即使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明史演义》里戚继光也没有“斩子”情节。
四、《历史大观园》1991年11月号，刊有《戚继光斩子之谜》一文。作者刘智雄先生既相信史志及戚继光年谱找不出戚继光斩子的痕迹，却又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录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条中也说‘以临阵回顾，斩其长子”和明末文人沈德符说：“戚继光斩其子……此军法所不贷，不得已也。”的记述，怀疑戚继光“斩子”似乎事实存在。刘先生只好把戚继光“斩子”当作一个“谜”。
其实，戚继光写《纪效新书》之时，其长子尚未出生。《练兵实纪》成书之年，其长子不过五岁。不可能发生以其子为前锋，而被“斩”于福建境内之事。而“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这是戚继光的两部著作中都记述，但只能说明他军令之严的一种示意而已。
至于沈德符（1578～1642）在戚继光病死之年才九岁，比戚祚国还小十一岁。对戚继光一生戎马生涯，所知几何？更不是“斩子”的目击者。后来，由于他熟悉掌故和朝章典故，“颇具史料价值”，就根据戚继光的军令条文，凭空想象，演绎成戚继光的人生事迹，编造“斩子”故事，还发出“此军法所不贷，不得已也”的感叹。以假混真干扰了历史的真实。
关于民国续修稿本《宁德县志》的重要补正
2011年1月，宁德市蕉城区政协主持印行的民国续修《宁德县志》稿本上、下册，用的是我保存下来的本子。区政协文史办委托设在蕉城区815中路菊池大厦C幢307号的“宁德艺彩印业社”承印此书。老板派其设计人员与我接洽稿本的扫描工作，我即持书到该社，经过数天努力，完成扫描工序，将稿本与扫描本抱回家核对，发现个别遗漏地方由设计人员再修正后，全书正文计699页（版面），当面清点，交接清楚无误，作为了供稿人的我已经完成任务。讵料，该社把扫描件转托给福州某一家印刷厂承印，也不作质量检查，在装订上出了纰漏。待我从区政协文史办拿到书时，已是当年的区人大、政协两会之后，该书早已分发出去了。我就发现正文仅有693页，经核对，除去两页（即186、187页）是重复装订外，只剩691页，共被遗漏8页（即162、163、164、165、626、627、692、693页）。今特借本刊一角，作出声明，除向持书人表示道歉外，将被漏订的8个版面随附于下，补入后，原编码可顺延。
宋
蕉城修志始于宋代，至明嘉靖时期尚存写本一卷，但已残缺不全。据明嘉靖版《宁德县志·卷四·文籍》记载：“宁德旧志一卷宋有写本一卷，首尾断阙，十存二三。”该志“凡例”部分则记载：“宁德有宋志写本，首尾阙亡，十存三四。”另据明初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十九》收录有：“宁德志一册。”指的可能就是这本宋志。
明
景泰五年（1454）刊本《宁德县志》一卷，由邑生员赵英、周鉴纂修。该志后人评价不高。嘉靖版《宁德县志·凡例》记载：“景泰五年刊本，疏略无法。”邑人陈褎在为嘉靖版《宁德县志》作序时也极力否定：“本朝景泰作者匪人，率附己私而多疏略。”今无存。
嘉靖十七年（1538）刊本《宁德县志》四卷，由训导闵文振纂修，教谕蒋濂、训导潘鹑同修。邑人御史陈褎订正。邑生员陈谱、左雍、赵志、薛公应校录。版本现存浙江宁波天一阁。
万历十九年（1591）刊本《宁德县志》八卷，由知县舒应元主持，邑人陈琯纂修。版本现存南京图书馆、宁波天一阁、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
天启六年（1626）至崇祯时期（1627—1644），宁德县曾重修过县志，并刊印于世。据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之一·舆地志》记载：“辛卯旧志不载西湖，修志之年访得冯氏存有刊本县志二页，载西湖始末，兹志国朝以上据之。
内言天启丙寅重浚，是别有一志，非辛卯志中失页明矣。而冯家再搜残箧，二页之外，更无半页之存。邑人士并无有存其一页者。谓辛卯以后邑志更有续修，没于兵燹，则何以辛卯一书邑中尚存数部，而后来者反亡失之耶。是所不可解，因并刊其所存二页附于此，亦阙疑之意云尔。”
清
康熙初年（1662～1681），邑人崔嵸纂《宁德县续志》若干卷，刊印面世。乾隆县志多有引用其中史料。张君宾称赞这部志书：“字字确实，虽记载尚略，然在今日，得此以为考据，往事不至尽属传疑。”崔嵸续志到了乾隆时期，也仅仅剩下抄稿，今无存。
康熙时期（1662～1722），五都（今漳湾）举人阮遇春撰写过《宁德县志稿》若干卷。据乾隆版《宁德县志·人物·阮遇春传》：“（阮遇春）著有本邑志，病革时，他所著作悉焚之，惟留志稿，曰：‘此中远搜博采，是是非非，颇合公道。他日有修志乘者，必以吾稿为据。’后散佚无存，惜哉。”雍正年间（1723～1735），邑人黄中美纂《宁德续志》一册。乾隆志称之修志之功并于崔嵸。黄中美，字麟伊，一都城关人。雍正三年（1725）岁贡生，授福州训导。
乾隆四十六年（1781）刊本《宁德县志》十卷，由知县卢建其主持，聘请罗源教谕晋江张君宾、浙江石门廪生胡家琪纂修。这部县志是蕉城历史上资料最丰富、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地方志。
嘉庆时期（1795～1820），六都东岐（今七都镇六都村）举人阮芳潮手订《宁德县志》若干卷。据刘家谋《鹤场漫志》记载：“恕斋（阮芳潮）有手订邑志本，颇详核。”
中华民国
民国十九年（1930）手抄本《宁德县志》若干卷，由黄式苏、邵焯、徐永原三任县长（知事）督修，聘福州举人林步瀛担任总纂，邑拔贡生林文煊任协纂，分纂潘鸿康、陈世勋、叶开铭、郑崇膺、陈经昌、黄承志、姚贻谋。继由林开琮整理，准备刊印面世，以诸多原因遭搁浅。现有残本存于蕉城区档案馆，部分散落民间。
除了以上这十一种地方正史以外，蕉城历史上还编写过不少乡镇、山川史志。其中已知的有元代韩尚炫《峬源乡志》；明代郑廷占《洞天外史》、林示鉴《霍童志》、闵文振《宁川学志》、林良璞《峬源乡志》、谢肇淛《支提山志》七卷；清代崔嵸《宁德支提寺图志》、黄道熊《支提山志》、刘家谋《鹤场漫志》二卷；中华民国陈世勋、陈禹棠、黄光宇《宁德乡土志》等。可惜除了崔嵸《宁德支提寺图志》、刘家谋《鹤场漫志》两部，其他的都没能保存下来。
南宋叶浓叛军事件及对宁德的影响
宁德县地处福建东南沿海，历史上由于水陆交通相对便捷，且地域广阔，山高林密，常有盗贼出没，骚扰城乡。正如长乐人陈全之《蓬窗日录·卷之一·福建》引桂萼《江西图叙》所说：“古田、福宁一带，本窃渔盐之利，山谷邃深，逋寇每凭之而啸聚，但不常出也。”乾隆邑志收录的明代州人游朴为知县高愈谦所撰遗爱碑中也说道：“我宁长溪属邑也。昔称易治，及觏烽燹，罹兵戈，其后逋负山积，流伙载道，于是令宁者若畏垒然。”正因为有着“渔盐之利”，地方经济颇为富庶，故自两宋以来，成为了强梁觊觎的目标。众所周知，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二年（1561—1563）的倭寇之乱，成为宁德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劫难，“城郭乡村为荒墟者将十年，古今一大变也。”（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之十·拾遗志》）殊不知在南宋初期，建州叶浓（一作叶侬）的叛军也曾给我们这个海滨古城带来过严重创伤。
综合陈遵统《福建编年史》、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三卷《宋元》记载，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建州（今建瓯市一带）地方驻军被调往北方的滑州（今河南省滑县）把守渡口，被金兵击溃。虽是失利返回，但按照惯例，官府仍需发放一笔“卸甲钱”，以作为士兵应征的报酬。福建转运使官员却借故扣住这笔经费不发（也许因为北宋末年地方财政紧绌），于是，在一次检阅军队时，以张员为首的士兵发起叛乱，杀死转运副使毛奎及判官曾伃（一作曹伃），扣留建州太守张勤（又作张勋），大掠建州城，许多富户被杀被抢。宋朝政府以王淮为统制官，驻兵建州城下，与叛军对峙多时，最后以招安杀死为首的张员等人。为了最终解决建州军队的问题，朝廷打算调建州军三千人到北方作战，而对官府杀降早已不满的士兵们便在叶浓等人带领下，互杀妻子，于建炎二年（1128）六月再次发动兵变。
关于叶浓叛乱的具体时间，南宋熊克《中兴小纪·卷三》、道光版《福建通志·卷二百六十六·宋外纪》作“建炎二年（1128）六月丙辰（初三）”，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五》、元脱脱《宋史·本纪第二十五·高宗二》作同年“六月癸亥（初十）”，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一三·捕贼下》作同年“六月一日”，众说纷纭，史学界比较认同的还是“六月初十”这一说法。很明显，朱维干先生《福建史稿》第307页提到的叶浓叛乱为“建炎三年六月”，乾隆《福宁府志·卷之四十三·艺文志》及民国《霞浦县志·卷之三·大事记》记为“祥符二年”都是错误的。
建炎初年，金兵不断南侵，形势不稳，高宗赵构疲于奔命，时正以巡狩为名率文武官员南下扬州。外患未除，再加上北方张遇、李成等起义接连爆发，对于叶浓的叛乱朝廷已是无力顾及。促使叶浓叛军如入无人之境，大肆劫掠。自六月初十夤夜起事，纵火焚掠，盗本州观察使印，突城而出。随后率部夺“溪舩”溯闽江流域而下，于六月十六攻陷古田，二十二日到达福州。叛军激烈攻打子城西门“乐输门”（后改丰乐门），并洗劫了居住于附近的原太宰、卫国公余深的府邸。进城后，公廨民居多遭焚毁，“欲纵火焚城，守臣显谟阁待制江常不知所出，提点刑狱公事李芘（安阳人，侨寓侯官）登城谕之，留十余日乃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六》）随后，杀红了眼睛的叛军转道闽东地区，进犯罗源、宁德两县。不久还建州大本营，顺道又劫掠政和、松溪两县。同年九月壬辰，入浦城县。随着叶浓骚扰范围和队伍实力的日益加大，引起了南宋朝廷的极大恐惧，高宗委派守卫福州城的李芘拥兵三万余人，费官帑二百余万缗，专务招安。复代以尚书吏部员外郎林杞，二人皆不能平寇。到了十一月，高宗命御营中军副统制名将张俊、两浙提点刑狱公事赵哲，率卒二千人征讨。十三日，两军在建州城外展开激战，斩杀二千余级，大获全胜，叶浓率残部仓皇东逃。赵哲派人招安，遂与部属叶明珍、范擒虎降之。后来叶浓所部编入张俊军中，以反覆无常，被张俊以“复谋为叛”的罪名杀之。这就是张员、叶浓事件的全部过程。
道光版《罗源县志·卷廿九·祥异志·兵警》记载：“建炎二年六月，建寇叶侬攻福州，宁德、罗源皆遭焚掠。荡平其乱者孟庾、韩世忠；请旨者，知福州程迈也。”其实这段记载是混淆了建炎四年（1130）建州范汝为的起义事件。
叶浓自六月起事至十一月失败，存在时间虽不足半年，但烧杀掳掠，对闽东北州县造成严重破坏，许多城市化为废墟，地方百姓深受其害。据统计，叶浓叛军先后攻掠邵武、古田、福州、罗源、宁德、政和、松溪、建阳、浦城等县。《福建通史》还有“克长溪县”的说法，民国版《霞浦县志·卷之四十·杂录》说法更为奇特：“薛令之从子芳杜，有行谊，殁而乡人祠之。……建炎初，叶侬经祠下，击祠中鼓，不鸣。走出，忽溪水暴涨不得渡，为邑人所歼。”其实根据陆心源《宋史翼·卷三十·潘中传》记载，叶浓叛军只是在长溪盐田（今霞浦县盐田乡一带）与长溪县令潘中率领的官兵展开激战，并没有到达长溪县城。
《福建通史》认为，在（张员、叶浓）两次动乱中，“被叛兵焚毁的城市有七座”。这在历代史籍及本省地方志中都可以找到相关印证：“建炎二年，建州卒叶浓叛，遣其党分掠邵武。”（光绪张景祁、张元奇、周景涛主修《邵武府志·卷十三·兵制》）“己巳（六月十六日），叶浓破古田县。”（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六》）“建炎二年六月，建寇叶侬（浓）攻福州。宁德、罗源皆遭焚荡。”（南宋梁克家《三山志·卷第九·公廨类三》）“建炎二年六月，建州卒叶侬叛。知州事方承寓建阳。”（民国柳正芳主修《建阳县志·卷二·大事》“建炎二年六月，建州卒叶侬（浓）等作乱。”（民国潘拱臣修《松溪县志·卷之一·地理志·兵氛》）“建炎末，寇乱，县署焚。”（民国李熙纂修《政和县志·卷三·大事志》）据宋人綦崇礼《北海集·卷三十四》所收《潘公特竦墓志铭》，叶浓叛军还劫掠浙江龙泉县松源乡，波及青田县沐溪等地。
叶浓叛军进入宁德的时间，据《宋史·本纪第二十五·高宗纪》记载是在“秋七月甲申”，即建炎二年（1128）七月初一。明清两代《福宁州志》、《福宁府志》、《宁德县志》在“潘中传”中也都记为“建炎戊申七月朔日”，即初一日。这与《宋史》的说法吻合，当无异议。至于叶浓在宁德县逗留的时间，据南宋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二十一·高宗纪》：“甲戌，叶侬陷福州。七月甲申，复入建州。”按此记载，叶浓在宁德县仅仅逗留了一天时间！由于宁德县在南宋时期属于“中县”，没有太大油水，从宁德现存嘉靖、万历、乾隆三种县志的零星记载可以得知，叶浓所侵扰范围也仅限于宁德县城内外弹丸之地，所以停留时间不会太长，最多不过两三天。
乾隆《宁德县志·卷之二·建置志》附“黄都相灵异”云：“建炎二年，叶侬来寇，掳掠各乡。及东洋，见金甲三人拥兵骑四出，贼惧不敢近，乡赖以安。”按此记载，叶浓叛军还骚扰了当时部分乡村集镇。但乾隆志的说法并不可信，根据更早的明代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六十·祠庙·宁德县·王（黄）都相庙》记载：“寇叶侬过县境，见金甲三人拥兵骑凌山四出，遂不敢肆其暴而去。”笔者认为，这里的县境当是针对县城而言。更何况这段记载带有神话色彩，明显出自后人编造，不能作为史实来看待。
另外，叶浓由罗源县进攻宁德的行军路线走的是白鹤岭这条古道。在嘉靖版《宁德县志·卷二·古迹》中提到了位于白鹤岭的“鹤岭寨”，这道关卡是“建炎二年，叶侬入寇，邑人同长溪令潘中控扼于此，贼不敢进。”实际上，这道关隘并没有阻碍叶浓虎狼之师的行进，最终潘中也因兵败遭到杀戮。（这段文字也可以证明白鹤岭古道唐宋时期就已形成，并非丁大全任上始开辟）宁德县前身为白鹤盐场，隶属长溪县。自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建县后，才开始筑造土城，逐渐形成城市规模。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以后，鉴于五代各州县城墙坚固，对朝廷构成威胁，遂吸取教训，下令除边关要塞、通衢大邑以外，天下各州县行政所在地只环以木栅，便于统治。但这种结构的保卫措施形同软肋，对地方武装势力的入侵根本不能造成威胁。叶浓率军攻破宁德木栅城之后，城内居民惊恐万状，四散逃奔。叛军大肆掠夺，城池、公廨、民居“悉为瓦砾，独存文庙”（嘉靖版《宁德县志·卷四·祥异》），损毁惨重。宁德县衙有令、簿、尉、丞四厅，周围还有储藏钱粮、食盐等重要物资的仓库，这些机构皆无一幸免。坐落于城外碧山之麓的天王寺、育英塔也相继遭到焚毁。叶浓的这些滔天罪行，在梁克家《三山志》、嘉靖闵文振《宁德县志》都留下了翔实记载。
叶浓叛军的入侵，使宁德官府机构保存的图籍档案以及民间藏书也随之焚于一炬，对地方文献造成了不可估计的损失。宋人《（宁德）县治四厅题名记》云：“厅壁之有题名，非徒以志岁月，纪官爵也。所居民爱，所去见思，亦幸其有题名在焉。宁邑经建黥焚毁，公厅粗葺，碑题名者盖历载而后成焉。”闵文振在修纂县志时也不无感叹：“（宁德职官）而南渡以前，仅一二数，岂邑遭兵火而文籍散逸莫之考。”宁德从五代置县至建炎二年，其间经历了将近两百年时间，所知地方行政长官仅有四人，这些确实都是叶浓之乱造成的严重后果。
在叶浓叛军攻打宁德时，也涌现出不少可堪传颂的人物，其中包括州县官员、普通民妇，甚至佛门弟子。时任长溪县令的潘中是惟一死节的地方官员。据陆心源《宋史翼·卷三十·潘中传》（引自道光版《福建通志·卷之百九十·宋忠节》）：“潘中，字民极，福建浦城人。崇宁五年第三人，历知长溪县。靖康二年，徽钦二帝北狩。诏下，鸣咽流涕，观者感恸。已而建卒叶浓叛，中虑浓迫境，团结民兵，结忠义社以为备。明年（建炎二年），贼势益张，宁德令遗书报急。中率兵夜赴，控扼白鹤岭，贼却去。复乌合千余，中迎战于盐田之麓，陷阵被执。贼协使降，中瞋叱之曰：‘汝辈平时养父母，畜妻子，春秋衣凛，郊祀赏给，国何负汝？敢背叛，我憾不斩汝万段，肯与汝俱生耶！’遂遇害，尸僵立不仆。事闻，诏赠朝请大夫，官其二子。”清人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明嘉靖《福宁州志》、万历《宁德县志》以及明清邑志与此记载大同小异，相差无几。字里行间，很明显有后人添加的痕迹。首先，《宋史翼》等认为叶浓是在造反后第二年才攻打宁德县，这与史实不相符。“陷阵叱贼”、“尸僵立不仆”也完全出自后来史学家的美化。明代福宁州学教谕郑信圭在《长溪令潘中忠勇祠记》中更为渲染：“（潘中）遂被杀，其身僵立，久之乃仆。及暮，有见其驰马，仆从如蚁归邸。咸以为忠义之气，虽死犹生也。”最接近历史事实的当属《三山志·卷第九·公廨类三》中的这段文字：“建炎二年六月，建寇叶侬攻福州。宁德、罗源皆遭焚荡。时潘中为长溪宰，提兵策应，道遇贼战死，县治赖以全。蒙恩赠五官，得朝请大夫，与二子恩泽。”潘中身为长溪县令，固守本邦是职责所在，当宁德县城告急之时，他提兵前来救援，终因行程遥远，难解燃眉之急。当时长溪县是福州府的望县，地域广阔，经济富庶，叶浓在攻陷宁德之后，遂率兵就近攻打长溪县。两军在长溪、宁德交界地带（盐田）相遇，随即展开激战。由于潘中所部兵微将寡，导致全军覆没。潘中被俘之后，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也许是这位七品县令不屈不挠的气节感动了叶浓，叛军打消攻城计划，回师建州。长溪县城也因此得以保全。事后，潘中受到了朝廷的嘉奖，荫及子孙，以尽哀荣。长溪县民建“忠勇祠”于县城西城南隅资寿寺左，明正德十二年（1517）入祀州城乡贤祠。由于潘中对宁德县有“提兵策应”之功，成化十五年（1479），县丞潘璇祀于县城西门五显祠之右。嘉靖十七年（1538），宁德地方官员祀之于本邑乡贤祠。
县城西门士人陈晏之妻丘氏，以超越常人的仁慈之心，感动了叶浓，挽救了不少难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据嘉靖版《宁德县志·卷四·烈女》：“丘氏，一都榕轩陈晏妻，性慈孝。姑尝病笃，丘刺血写经，以祈庇佑，姑果感梦而愈。平生轻财好义，每给食以施囚徒。初，建寇叶侬以犯私盐系尉司日久，稔知丘之孝行。建炎间，侬寇县境，戒其徒曰：‘勿惊动孝妇丘氏，勿焚荡其家产，勿诛戮其亲属。’古田杉洋有避寇者闻之，奔依丘以居，赖以全活。县西一带免罹兵火者，皆丘之力也。其后，孙言应元应，俱登科，世以为活人阴骘之报。”丘氏持斋茹素，潜心向善，孝行远播，使叶浓之辈也久闻其声而倍加钦敬。
嘉靖志难能可贵地收录了了叶浓鲜为人知的一些身世资料，这是其他相关文献所未提及的。
在叶浓之乱中，高僧道隆以佛门弟子拳拳之心，不惜摧残身体，燃香臂上（将香置于臂上燃烧，以供养佛、菩萨，表示赤诚之意），命人具牛酒随行，奋身进入贼营，使叶浓深受感动，“一乡赖以全活”，“至今人祠祀焉”（嘉靖版《宁德县志·卷四·仙佛》）。
张员、叶浓之乱虽仅仅存在了一年多时间，对福州、建州地区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也给南宋朝廷带来了极大震动。战乱平息后，心有余悸的南宋政府吸取教训，下令颁布了一系列措施，借以巩固皇权。建炎二年（1128）下半年，高宗下诏修复各州县遭叶浓叛军焚毁的城池：“诸路城壁，令守令劝诱官民户助修，不足，申省给降钱物。”随后罢免建州北苑贡茶。建炎三年（1129），又诏减福建岁上贡钱三之一。
难能可贵的是，至今在城区西山灵溪寺留仙洞旁还保存着一方南宋宝祐二年（1254）的摩崖石刻。石刻内容为五言古风，出自南宋县令赵与槟之手。全诗内容如下：六丁开两壁，不知始何年。
中间一崆峒，可为几客延。
我来拂石坐，倾耳听潺湲。
古榕蔽天罅，一瀑穿峡悬。
四时宿雨露，亭午饮虹烟。
神公忽震怒，想将潜蛟鞭。
至今空山惊，莽草连飞泉。
宜调桐琴操，更闻铁笛传。
山僧避侬贼，饮溜枕苔眠。
兴怀内讧日，鼎鼎百余年。
赵与槟为大宋宗室，宋太祖赵匡胤十世孙。他与古田同宗赵汝腾私交甚厚，汝腾曾以《弘毅章》古风赠之。这首诗的创作年代在南宋末年，距离叶浓之乱已有一百二十多年时间，从诗中末尾四句可以得知，西山白鹤岩由于“悬崖峭壁，架阁如削，崆峒幽深”（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之一·舆地志》），成为了当时县城居民的避难之所。明代教谕陈震游白鹤岩有“凿开定假山灵手，避地曾容城郭人”诗句，也可作为佐证。一百多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事，在灵溪寺僧人之间口口相传，使赵与槟听闻之后感触良多，挥笔题诗，命工匠镌刻于岩壁之上，为后人留下了一段难得的实物资料。明清州（府）县也收录了这一诗作，部分文字稍有差异。
叶浓出身平民，贩过私盐，蹲过大牢，显然是狎邪小人、市井无赖一类人物。后为谋求发迹才投身军伍，编入建州驻防军。两宋时期士兵地位极其低贱，朱维干先生在《福建史稿》有一大段文字介绍：“（宋代）士兵在入伍之后，要在脸上涅字（黥面）以防止脱逃……兵员脸上涅了字，和判徒刑的罪犯并无区别，这是对于全国军人的侮辱。”还说道：“宋代的士兵，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在营盘里又受了将弁的凌虐……各地禁军，受了将弁的剥削，大部分是贫穷的，妻子饥寒交逼。”在这种背景之下，叶浓等人生活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再说当时南宋王朝立国之初，形势混乱，财政艰难，金兵攻于外，盗贼乱于内，可谓永日不得安宁。当建州驻防军远征滑州，历经九死一生，却得不到应有的“卸甲钱”。打了败仗，心里本已不平衡，再加家人忍饥受饿，雪上加霜，随即群情激奋，一场起义由此爆发。其导火线与明代李自成起义如出一辙，皆是朝廷逼迫，不得已而为之。叶浓攻打闽东北各州县，诛杀官吏，其目的不外乎为了掳掠财物，但不祸及无辜。从史籍中有关记载来看，叶浓所作所为皆有适度，可见其良知未泯。在兵临福州时，提刑李芘登城晓以利害，叶浓能够听从劝解，引兵退却。攻打宁德时，烧毁城内所有官府机构，独独留下尊儒育才的文庙；钦丘氏之懿行而保留城西民房；道隆舍身取义，潘中凛然赴死，都让叶浓做出极大的退步。对于南宋初期频繁爆发的军队内变以及农民起义，其根本原因皆因土地兼并、赋税沉重所引发，时人早有公论。建炎三年（1129），高宗出手诏，寻求大臣弭盗保民、丰财裕国、强兵御戎之策。直学士院兼侍讲胡交修上疏陈述己见，其中讲到：“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昔人常谓甑中有麦饭数升，床上有一故絮被，虽仪秦驱之于前，韩彭驱之于后，不能使之为盗。惟其冻饿无聊，日与死迫，然后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而弃之于盗贼。陛下哀悯无辜，下宽大之诏，而开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而丰其衣食之源，则悔悟者更相告语，欢呼而归。”他认为对国内动乱不能一味实行镇压，这样作只会劳民伤财，适得其反，只有大推善政，减轻赋税徭役，与民休息，“盗贼”自然不战而平，国家才可以得到长治久安。（南宋孙觌《鸿庆居士集·卷四十二·胡公（交修）行状》这道奏疏体现出了胡交修的远见卓识，《宋史》本传中称此疏“世以为名言”。
陈实与《大藏一览集》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丛书，据有关文献记载，全书内容包括经、律、论三大部分，所以又称为三藏经书。《大藏经》的编纂，始于释迦牟尼涅槃后不久，弟子们为保存他的说教，统一信徒的见解和认识，通过会议方式的结集，形成一致公认的经、律、论内容。其后又增加了有关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成为四大部类。早期的梵文经典只剩下少数零散贝叶本或纸写本留存至今，全部三藏已难窥全貌。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日文和巴利语系等七大系统。此外还有过契丹文大藏经的刻造，但尚未发现传世的刻本。由于《大藏经》卷帙浩繁，翻阅不易，为了方便佛教徒诵读学习，后人往往择其精华部分，加以整理总汇，刊印出版，成为一部部小型的佛教百科全书。其中最著者，诸如南朝梁代宝唱《经律异唱》、唐道世《诸经要集》、宋晁迥《法藏碎金集》、明智旭（藕益）《阅藏知津》、清世宗《御录经海一滴》，以及南宋宁德人陈实的《大藏一览集》。
陈实，据嘉靖版《宁德县志·卷四·人物》记载：“（宋）陈实，字充美，号大隐居士。事父母以孝闻，且好学不倦，不求闻达，乡里称之。孙鹗祥，登进士第。”万历、乾隆时期修纂的两部县志沿袭旧说，只是生活年代变成了明代。自明代以来的诸多学者也以讹传讹，如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大藏一览》十卷（内府藏本），明陈实原编。实原，宁德人。始末未详。”臧励和《中国人名大辞典》：“陈实原，明宁德人。”明末著名学者黄宗羲《天一阁书目》、清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也误作“明代陈实原”。当代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错误记载予以更正：“嘉兴续藏本题‘宁德陈实原编，秀水姚舜渔重辑’①，原编者，对重辑而言，《提要》误以‘实原’二字为名。而天一阁、八千卷楼等目录均循其误矣，故特正之。”由于地方史料鲜为人知，陈实生活年代上的失误，陈垣在书中未能予以纠正。
其实陈实生活的年代，从明清时期三部县志的相关记载中就可以判断出来，因为传记中不约而同都提到了陈实的孙子陈鹗祥。据南宋梁克家《三山志·卷三十二·人物类七》：“绍定五年壬辰徐元杰榜（进士）陈鹗祥，字德瑞，宁德人。”绍定五年为公元1232年，按照祖孙年龄推算，陈实约生活于南宋中叶，与林仲麟、林仲虎兄弟大致同时。另据新编《支提山华严寺志》（福州大学教授袁冰凌主编）记载：“诸家著录将陈实当成明代人，但朝鲜高宗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236—1251）编纂的《高丽藏》中收入《大藏一览集》，可知陈实生活的年代最迟不晚于宋理宗端平年间。”也是一条力证。
据有关资料记载，《大藏一览集》又名《大藏一览》，全书十卷，另目录一卷，内分八门，六十品，凡千一百八十一则。每门皆以二文句标示要旨，而杂引经典以作解释。最早收录于朝鲜国刷印刻本《高丽大藏经》。作者陈实鉴于大藏经卷帙浩繁，一般研究佛学者终其一生亦莫究其竟，有意翻检亦难以周遍，乃就大藏经举要钩玄，综涉佛教要义，而作此书。因此，本书可视作佛学概论或佛教入门书。由于这部书所能见到的大多都是明代刻本，所以导致后人误认陈实为明代人。
《大藏一览集》卷末还提到大藏经之函次及卷次，以明该文之出处，其函次与福州东禅大藏经（又称“崇宁万寿大藏”）目录之函次一致。因此有人推测，陈实所使用之大藏经当为北宋东禅等觉院刊本。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新编《支提山华严寺志》就认为陈实所经眼的藏经应该是支提寺的《金字经》，但志中又说：“（《金字经》）宝物至珍，山寺偏僻，历代僧人不轻易示人，外界知者甚少。”确如其言，《金字经》系皇家御赐的佛门珍品，平日束之高阁，非身份地位显赫者实难目睹。而东禅大藏经为民间私刻，以陈实这样普通在家居士似乎更容易接触。所以笔者更倾向于前一种说法。
《四库全书》所引用的《大藏一览集》取自《嘉兴藏》，该藏又名《径山藏》、《楞严寺版》、《方册藏》。因以嘉兴楞严寺为中心劝募雕印，故名。筹划于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始刻于万历十七年（1589），完成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发起人为袁了凡、道开（字密藏）、法本（字幻余）、真可（号紫柏）、陆光祖、冯梦桢、陈瓒、德清（号憨山）等。收入《嘉兴藏》的《大藏一览》首端有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侍读学士陈懿典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孟冬所撰序言，序文中不仅褒扬陈实首编之功“实之心良勤矣”，而且还提到重辑者“广辩姚居士”身份为“余外家尊行也”，重刻宗旨在于“晚耽禅悦，好行其德，于所不知，尤加意檀施，留心贝叶”，遂“于兹编念旧刻之漫漶，特捐赀剞劂，亲自校订，自抒妙解作跋”。
新编《支提山华严寺志》还提到：“国内《大藏一览集》存本多为明代洪武递修本。”其实国内现在更常见的应该就是姚舜渔的万历四十二年（1614）本。最早的还有一部元代刻本，2012年现身于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上，该书门目总类后有“建安刘五三郎书局刻梓以传”牌记，仅存一卷，刻工精致，十分罕见。
由于《大藏一览》在佛教典籍中具有一定的地位，明清两代官修《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均有收录，《明史·卷第七十四·艺文三》也记载了这部著作，只有明清两代修撰的州府县志中却未予提及，这是因为南宋以后，程朱理学受到统治阶层的大力提倡，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学的正统，士大夫们在编写地方志乘时，收入艺文志的多为儒家著作，对于佛经道藏、医卜星相之类不屑一顾，往往有意摒弃，所以地方志没有记载《大藏一览集》是很正常的。
嘉靖版《宁德县志》随劄 本篇短文仅仅旨在说明，宁德今日尚存嘉靖十七年（1538）版县志，实为一件十分幸运之事。
一
请先就闽省的情势略作比较。
福建诸县的建置，从延续性的角度来说，到唐代大致设有24县（这里的实际意思是今天的24个县[含县改市、县改区]为唐代和唐以前所设，下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割据政权的需要，到了五代时期，闽国新置宁德、罗源、闽清、同安、顺昌、永春（桃源）、德化7县，南唐新置安溪、长泰、松溪3县，它们差不多都是由“场”或“镇”升格上来的。宋元两代又析置12县，包括闽东北的福安县。但这46县，几乎都没有宋元时期编纂的县志。著名的宋本《三山志》和《临汀志》都是州（府）志；《仙谿志》15卷，原为黄岩孙（惠安人）修成于宋宝祐五年（1257），原版已佚，现在能看到的是经过元兴化路仙游县务提领黄真仲省并重订的至正十一年（1351）刊本，只有4卷（版面字数约7万多字），已远非原貌。
闽省以县名志而流传至今者，始于明代。有明一代，新置10县，其中8县都在嘉靖以前，隆庆元年（1567）置海澄、宁洋二县，宁洋县已于1956年撤销（分别划入龙岩、漳平，永安等县）。照以上算法，明嘉靖时有54个县。捡读郑宝谦主编的《福建省方志综录》，早于嘉靖十七年版《宁德县志》的县志只有13种：天顺3年重刊永乐本《政和县志》4卷（49条）弘治4年刊本《仙溪志》16卷（8纲56目）存10弘治17年刊本《建阳县志》（与景泰元年本合刊）卷数未详弘治18年刊本《将乐县志》14卷（18门68目）正德13年刊本《归化县志》10卷（36目）正德16年刊本《顺昌邑志》10卷（24类）嘉靖元年刊本《南平县志》17卷（残，存9-17卷）嘉靖5年刊本《永春县志》9卷（7篇）嘉靖9年序刊《惠安县志》13卷（26目）嘉靖9年刊本《尤溪县志》7卷（7志）嘉靖13年刊本《德化县志》（10年序刊）10卷（39目）嘉靖14年刊本《龙溪县志》8卷（8门）嘉靖16年刊本《松溪县志》14卷（14类）此外，还有嘉靖18年刊本《仙游县志》（8卷，8纲60目）也属同时。
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见出嘉靖版《宁德县志》传世之难。
二
就宁德县自身而言，它始置于五代后唐长兴四年即闽国王延钧龙启元年（933），修志则始于南宋后期。明嘉靖版《宁德县志》卷首《凡例》载“宁德有《宋志》写本”。同书卷四《文籍》亦载：宁德旧志一卷宋有写本一卷。
但《凡例》称其“首尾阙亡，十存三四。”《文籍》称其“首尾断阙，十存二三”。
入明，景泰五年（1454）曾由邑生员赵英、周鉴纂修简志一卷。本邑名人陈褎嘉靖版《宁德县志·序》说“本朝景泰作者匪（非）人，率附己私而多疏略。”批评措辞颇严。嘉靖志的《凡例》也认为“景泰五年刊本疏略无法。”明永乐年间著名藏书家、阁臣杨士奇（1365—1444）修成《文渊阁书目》，编录简单，大抵未记卷数、撰人，但文渊阁藏书今多不存，幸得藉以略窥相关情貌。书目卷四“旧志”类有“《宁德志》，一册”，当指宋志；“新志”类有“《宁德县志》”，未标卷册数，当指明景泰志。
即便这些志书质量不高，总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可惜均已失传。今日所能见到最早的刊本即是嘉靖十七年（1538）版的《宁德县志》。
三
要深入理解嘉靖版《宁德县志》传世之难，我们还应当看到，这部县志乃是“嘉靖倭患”大劫之后的孑遗。
“嘉靖大倭难”以福建最为惨烈，闽东北是福建的重灾区之一，宁德所受荼毒可谓重中之重。仅据乾隆本宁德县志所载，粗述主要入寇年份如下：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倭贼数百从罗源而来，直抵北城门下，见有备，乃烧陈廉使房屋而去。
三十七年戊午（1558），倭贼数百自古田而下，杀死备倭指挥使刘玠（玠字漫漶）、参将王月。贼由漳湾抢船出海。
三十八年己未（1559），倭贼攻破福安县，分守道舒公春芳（在宁德）坚壁清野，将城外大小房屋、宫庙拆卸一空。
四十年辛酉（1561）二月，倭贼千余自长崎来，窠云淡门，掳掠乡村，罄尽膏血。……八月，倭攻城东门，坚壁不战。贼还云淡门，日造攻城器具。……十月，二十日，驾小船百余人入县港，以三云车攻南城，铅子铳打来如雨集，城中行路人多为死伤。……二十二日，城陷，男、妇被戮及赴水死者无算。（贼）住九日乃离城。官舍、民房尽行烧毁，库藏卷案、册籍，人家文集、图画，俱为灰烬，无复存者。十二月，倭复来县，焚烧余屋，署印（管理官印，代理官职）照磨（照刷磨勘，官名，掌管诸司文案）屠大贞被执，留营三月余，院道处置五百金赎出印信、屠大贞。
四十一年壬戌（1562）二月，（倭）驾数十大楼船还日本，载去男女数千人。新倭继至，窠于五都横屿。深山穷谷，无远不到，立买港之法，人以金赎免斩，屋以金赎不烧，人民肝脑涂地。
四十二年癸亥（1563年）春，又倭一千从流江陷寿宁、政和，复屯于县之东洋。闻戚公自连江将至，移屯龟山寺，欲复奔寿宁，途经小石岭，为宵遁计。参将王如龙以霍童人为向导，尾其后，尽灭之。时莒洲东洋人乘倭后为伪倭，劫掠焚杀尤惨。①自嘉靖丙辰（1556）迄癸亥（1563）八年间，“倭寇”四次以上攻陷宁德县城（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四十年十月和十二月、四十一年十月至十一月、四十二年二月）。②县城失守，不仅人口、财物损失惨烈，而且官府簿籍被毁严重。特别是嘉靖四十年倭寇连续两次攻陷县城，衙署遭受焚掠，县志板毁书亡，所以儒学教谕赵彰志、训导汤试和吴诏共同署名的万历志《序》断言“迨遭辛酉之变而是刻悉付祝融氏矣”。也就是说，万历时期参与编写县志的一帮地方文化精英就已经看不到嘉靖版《宁德县志》了。这部方志能被宁波天一阁保存至今，实在非常难得。除了宁德县，整个闽东包括古田、福安、连江、罗源以至福清、永泰、闽清诸县都没有留下嘉靖版县志。
四
嘉靖版《宁德县志》，由县学训导闵文振等纂修，邑人江西巡按御史陈褎订正。参与其事者主要还有县学教谕蒋濂、训导潘鹑。该志从嘉靖十五年初冬正式着手编撰，十七年夏脱稿付梓。
志书四卷，卷无总名。卷一为建置沿革、分野、邑名、疆域、形胜、风俗、城池、乡都、山川、土产、户口、田赋、贡办、徭役；卷二为公署、学校、宫室、坊表、津梁、坑冶、坛壝、祠庙、墓冢、寺观、古迹；卷三为历官、科贡、荐辟、恩例、武功；卷四为名宦、人物、列女、仙释、文籍、景物、祥异、杂志，凡三十八目，下含一百一十九个子目，篇幅不大，文字简略，而内容相当全面。这些都表现出草创期的特点。它对我们了解当地的早期历史和风土舆情，仍有重要作用。
经历倭难，天一阁所藏嘉靖版《宁德县志》成为海内孤本。但椠刻比较粗糙，加上年代久远，漫漶缺损之处颇多。幸有嘉靖版《福宁州志》残本可以取校。州志十二卷，州学学正陈应宾、宁德县学训导闵文振等纂修，亦为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刊刻，相应条目差可视作一书之两种版本。遗憾的是这部州志缺卷四（包括公署、学校、书院），卷五（包括兵卫、防守、宫室、坊表、津梁、坑冶），卷六（包括坛壝、祠庙、丘墓、寺观、古迹），阅读、检索这个部分的内容，便只能稍借万历本《宁德县志》覆覈对勘了，聊胜于无而已。
①明万历十九年刻本《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灾祥”。
②参见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8—154页。按，《明史·戚继光传》载：嘉靖四十一年“倭大举犯福建。自温州来者，合福宁、连江诸倭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者，合福清、长乐诸倭攻陷玄钟所（在福建诏安县东南——引者注），延及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时宁德已屡陷。”嘉靖四十一年倭寇第三次（实为第四次，上一年十月、十二月应记为两次。）攻陷宁德县城，明万历本、清乾隆本《宁德县志》失录。
林步瀛与民国续修《宁德县志》 民国稿本《宁德县志》从1915年起意，次年设“修志局”，至1929年冬初成（其后尚有变故），林步瀛一度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只是，关于林步瀛生平、文事的材料寡少零散，已刊王致纯《劫后余生的民国续修宁德县志稿》、陈玉海《宁德县志民国续修本事钩沉》（见宁德蕉城区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七辑《民国宁德》，2011年。）于此皆语焉不详，本篇也只能稍作补苴而已，粗陋之处自难避免。
一、林步瀛其人
林步瀛，福州闽县螺洲人。清末民初的螺洲以陈、吴、林三姓最盛，陈姓主要集中居住于螺洲店前村，吴姓主要集中居住于吴膺村，林姓主要集中居住于洲尾村。螺洲林氏是南宋时期由莆田迁居于此的。
步瀛字鼎燮，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岁在戊寅），壬寅年（1902）中举，民国初年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冰心自述她1912年考入这个学校的预科班，读了三个学期，“福州女师（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前身是女子师范传习所，初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一个小教班和一个保姆班，监督王寿眉为陈宝琛的夫人，校址在全闽师范学堂附近的刘氏园亭；1909年更名为福州女子初级师范学堂，1912年（民国元年）又更名福州女子师范学校，1914年再度更名为福建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全校有教职工46人，学生193人。）的地址，是在城内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冰心自传》第二章“我的故乡”，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他在仕途上，官做到浙江的盐运司知事（黄岩）。1920年林翰、苏南等十余人成立“福州说诗社”，从陈衍学诗，后来林步瀛也加入此社。（详见王真《福州说事社始末简记》（1964年）、萨伯森《福州说诗社记略》（1983年），载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三卷（文化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1931年去世。
陈其铨、郭斌《于山志》载：“林步瀛（1878～1931）字鼎燮，侯官（今福州）人。光绪壬寅举人，官浙江知县，说诗社社员，有《于山平远台有怀云鹤》诗，著有《榕荫草堂集》。”（陈其铨、郭斌：《于山志》第七章《人物·中华民国》，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对此可作三点纠正和补充。其一，侯官为闽县之误。其二，任过浙江知县的是另一个林步瀛，福州永福（今永泰）县嵩口人，号研斋，其字不详。据《永泰县志》，他是清同治七年（1868）洪钧榜进士，签分云南即用知县，改任浙江庆元知县，署知遂昌县，调补平湖知县。（《永泰县志》卷三五《人物》第二章“人物表”第二节“历代永泰籍进士”，新华出版社，1992年。）永泰步瀛比闽县步瀛年代要早一茬。其三，他留存下来的著述，《榕荫草堂集》是文集，一卷，此外还有《榕荫草堂诗集》，现已列入台湾学者王伟勇、简锦松、吴荣富主编的“民国诗集丛刊”（第一编），台中文听阁图书公司2009年版。
此外还有一个林步瀛是宁德二都人林叨安的儿子，叨安迁榕城，是福州较早信仰基督教的家庭，（陈时、亚康《莆人最早翻译的一部医书：<西药略释>》：“西医和西药之传入莆田，则是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英国圣公会宁德圣教医院医师雷腾（B.V.S.LaytorTaylor）偕同他的学生宁德人林叨安、余静信（后改名景佗）来到莆田后，寓居在城北坑边大夫祠，创设兴化圣教医院之时。”文载《湄洲日报》2000-01-12.又，《宁川域情》第十三章：宁德飞鸾镇二都村历史人物有“民国时期福州邮政局长、台湾光复后第一任邮政总长林步瀛”。见华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页。）这个林步瀛1935年任东南四省邮政视察，1946年为台湾第一任邮政总长，1981年病逝于台北。
二、陈衍对林步瀛诗才的赞赏
陈衍是《福建通志》总纂，又是八闽诗坛领袖。林步瀛的诗，颇得陈衍赞赏，《石遗室诗话》中屡有提及。例如，卷二九第三则载：凉生久寓杭州，所与共为诗者，诸贞壮外，只知有同乡林鼎燮（步瀛）。余与鼎燮初相稔于都门，自以盐官薄宦之江，遂罕得消息。惟四年前，忽忽一晤于西湖，余明日行矣。时余编《近代诗钞》已出版，未得钞鼎燮诗为憾。兹从干宝、谦宣觅得数首，亟录之。
《寄怀凉生杭州》云：“逆旅停车夜月凉，年时诗酒有清狂。湖楼犹在波光裹，林树苍苍高过墙。”《同谦宣秀渊集澄澜阁》云：“此阁何妨当作家，群山罨画水交叉。层层屋瓦青依树，簇簇园花馥入茶。屡至难于诗句好，久谈忘却日光斜。旧交散尽新知少，石帚天民各鬓华。”《寒雨旬日未出门》云：“断酒萧纲办饭羹，兼旬积雨废街行。江春犹瘦难舒柳，花信因寒恐病莺。心已忘机从讪笑，诗惟追古不声名。汾沮鄙俭伪牵局，何日龟阴负耒耕？”《自定海奇口口杭州》云：“微官莫疗半生贫，海角闲居负尽春。几树垂杨无赖雨，十年倦翮未归人。阴凝不信关天意，著述相期爱此身。长忆楼台灯火夜，何时重与一杯亲？”《赠干宝》云：“无本于昌黎，未识气先感。吾闻苏干宝，书味长醇醇。去岁诵其诗，蛟龙欲手揽。今夏湖上舟，杯酒见肝胆。作诗本性情，词句谢凿錾。气势任自然，盘硬无不敢。吾荒年且衰，一室废铅椠。子诗成来商，谓我辨精释。问道于青盲，食味嗜昌歜。湖之水溶溶，湖花开菡萏。一笑掉扁舟，诗与远山澹。”句如《次韵林十二谦宣》云：“故人书到吾无事，急递筒开中有诗。”“时对寺门僧坐久，行询邻舍菊开不？”《石浦山游》云：“山南山北春光好，桃花李花随意开。”又云：“山形到处虽有异，真意在静语可赅。山游山游得山意，四时不碍矧春回。”以上皆有静者机，故是诗人之诗。《除夕感言》云：“边云如墨压滇城，（英法议采七府矿产。）万户犹闻爆竹声。乡谊每从为客挚，年光紧向此宵更。劳生悔不同樵牧，薄宦何堪问姓名。笑指陌头萦拂草，也随名卉共春争。”能于“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外，别抒悲慨。
这里的凉生，亦作亮生，即林之夏（1878-1947），闽县人，曾入南社。干宝，即苏南（1876-1967），南安人。谦宣，即林葆忻；秀渊，即张葆达（号知非），皆闽县人。苏、林、张都是福州说诗社成员。
又如，《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三第五十三则载：林鼎燮贫病就殆，枫丹精医术，余传电话使诊之，枫丹报云不可救，媵以诗云：“仓皇传语自吾师，命我趋扶鼎燮危。推产萧斋惊寂寞，登楼嫩版见支持。肺脾损尽终无药，肝肾雕残半为诗。最是可怜双弱女，亲前不敢泪交颐。”未几而鼎燮死矣。余谓即以此为挽诗可也。
卷四第九则载：陈泽观以举家贫病，忧郁而死。黄仲良挽之云：“百千官俸飘摇日，一代词人结束期。病到全家天太酷，贫难薄殓鬼犹悲。霜风凄紧招魂酒，虫语苍凉哭奠诗。便有湖堂容吐气，书生事业总成痴。”余前数年有哭林鼎燮一律，沈痛已极，此诗乃复过之。余亦欲哭泽观，恐将阁笔矣。
可见步瀛家境较差，身体也不好，所以53岁就病故了，比乃师陈衍还早六年，无怪陈“沈痛已极”。这里的“枫丹”，即林密；“陈泽观”即陈鸣则（一字虚谷），皆闽县人。黄仲良，名祖汉，莆田人。林、陈、黄也都是福州说诗社成员。
三、民国本《续修宁德县志序》
林氏《榕荫草堂集》，一卷，（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古籍检索系统作“二卷”，也标注：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1册。本人所见，为当年福州南台隆平路大华印书局承印本，题“闽县林步瀛鼎燮甫著”。其中收存多篇与民国续修宁德县志有关的文字，最重要的是《续修宁德县志序》，今改用简体字并酌加标点迻录如下，原文句中待填字的空格用■号代替，现存手钞的宁德县志稿本对其有所更动者，在注文中标示。
会稽章实斋以《文史通义》一书称于海内。生平所修和州、永清、亳州、天门诸郡、县志，虽戴东原、洪北江有所抵牾，而不能不折其辩答。其所论修志义例，以为志乃史裁，全书固有体例，文字亦关史法。每篇命词措字，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体例本无一定，但取全书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无庸以意见异同轻为改易，自非著述矻矻者，夫安能纠釐疏舛若此哉。至所谓“去五难”“除八忌”，“立四体，以归四要”，而总其事于“十议”，虽不无偏颇、箝束之弊，其于史学，要为用力研究无疑也。吾闽陈石遗先生，淹贯经史，负宏洽之才，生平述著无虑百数十种。近总纂《福建通志》，其所定志例三十有七，衷夫理而不简不烦，固所谓有实斋之精，而无其偏颇、箝束之弊者也。
宁德之为县，处闽之东南（闽东南，民国续修稿本《宁德县志》（以下各条注文省称“志稿”）作闽东北，是。）。自唐季设官，而后而宋元，而明清（而宋元，而明清，志稿作而宋，而元，而明，而清。），而迄于民国，人文辈出，蔚为名邑矣。《县志》之修，自乾隆辛丑于今垂百余年，此百余年中（两处“百余年”，志稿中皆在“百”字上侧添加“二”字，不实。），政治易制矣，城市易观矣，山林、道路、田舍、川泽，靡不有今昔之殊，姑无论耆旧之销亡、官职之更变也。不续修焉，迟之又久，书缺有间，又将何以善其后也。■■年之■（■■年之■，志稿作乙卯岁之秋。），前县令■君■■（■君■■，原文计空三格，志稿作“乐清黄君式苏”。）议续修，以■君■■司其事（以■君■■司其事，志稿作“以黄先生柏樵总其事”。），未告蒇而去任，■■（■■，原文空二格，志稿作“柏樵先生旋亦归道山，此事遂阁。焯”。）承乏斯土。顾念一县之志，即古侯封之史也。《周官》宗伯之属，外史掌四方之志，郑注谓若晋《乘》、楚《祷杌》之类，是即诸侯之成书也。
古之一国，即今之一县，壤地方百里，所谓有土地、有人民、有政事者。古与今同，皆不能一成而不变者也。十年而一变，三十年而大变，百余年则所变者更大，此亦势之所必然者也。就其势之所必然而一一纪之以为徵，亦邦人君子及官斯土者所有责者也。
十八年冬（志稿于“十八年冬”后增写34字：“爰属郑君守堪取前此诸君采访之稿汇齐而删订之，并聘会垣林君鼎燮斟酌损益，辑”。又，志稿“郑君守堪”右侧有“林君圭甫”四字，“林君鼎燮”右侧有“为协纂”三字，俱为后来添加。），成斯篇。篇名、篇次用（用，志稿作“悉用”。）陈总纂之例。至于宁德不简称宁，以吾闽更有宁化，浙江有宁海，江西有义宁，防混同也。至于各门罕录诗文，皆本会稽章实斋之恉也。
与斯事者之姓名记于后。（志稿此句后署有16字：“民国十九年十月前宁德县县长邵焯序”。）上文之所以对我们了解民国稿本《宁德县志》的相关情况很重要，一则它是这部《宁德县志》的序言，阐述了县志编纂的指导思想。二则表明此序后来虽署名知县邵焯，却出自林步瀛的手笔。三则此序一开始就属代写性质，但不是具有“督修”身份的邵焯而是具有“总纂”身份的郑宗霖（守堪）请他代写的。易而言之，此序本当由县志总纂郑宗霖代拟，却转请于林氏。所以如此，既见出林步瀛有较高的史识和文才，才会作为纂写班子中的唯一外乡人担当此责，也与郑、林有同年举人之谊，同为福州说诗社成员，当时又同住会垣（省城）诸因素有关。四则应当注意到，邵焯使用此序时增补文字说：“爰属（嘱）郑君守堪取前此诸君采访之稿汇齐而删订之，并聘会垣林君鼎燮斟酌损益。”参读郑谟光《发起周墩区志引》所述：蒙闽海道署敕宁德县转修志局，召开正式会议“续聘孝廉（举人）郑守堪为总纂，奉上聘金及志稿至省，郑先生却以孱弱，转托福州举人林步瀛假榕南学校代庖。”大致可以推断，郑宗霖当时病体孱弱，有意以“总纂”之任委托步瀛，所以连序言也嘱其代作；而宁德方面则仍然认郑宗霖为总纂，而以林步瀛为协纂。
四、宁德县名胜、惠政、户口、职官四志小序
《榕荫草堂集》还收录林氏为民国《宁德县志》写的十篇小序，其中四篇可与现在存世的民国《宁德县志》钞稿残本相对照。
其一，《宁德县名胜志（志，原文误作“之”。）序》（迻录标点时，少数地方出注稍加解释）昔欧阳公记梅挚有美堂，谓夫罗浮、天台、衡岳、卢阜（卢阜，“卢”同“庐”，庐阜即庐山。）、洞庭、三峡号为奇伟秀绝者，乃皆在夫下州小邑。（宋嘉祐二年（1057），梅挚出知杭州，在吴山建造登览胜景的“有美堂”，请欧阳修写了一篇《有美堂记》。记中称：“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公生长山水之乡，其出也，刺滁、刺颍、令夷陵、司理泗洲，生平好为遊观以发挥其文章之美，其所言乃如此。证以吾闽之宁德，足知其言为不诬矣。宁德乃闽东海滨之县，四境之相距各百余里耳，然其名胜称于今昔者，难更仆数，非所谓“下州小邑”常有“奇伟秀绝”之观耶！夫天然之名胜在乎山水，而楼台、园榭、亭塔、桥梁出于人力所经营常大半焉。故杭之西湖，苏之太湖，京口之金、焦，虽为天然之灵秀，而名公巨卿、骚人逸士登临结构，其遗躅因以流传者比比也。柳河东得钴鉧潭西小丘，遂书于石，以贺兹丘之遭，虽其言有所寄托，固足信名胜之因人而传。若其漠然置之，听其废秽，反见陋于樵夫野叟；而修志乘者复不载之于篇，后之人将和所据以为探访观览耶！纂《名胜志》第八。
参照稿本民国县志卷八《名胜志》小序，文字几乎全同，只有“卢阜”作“庐阜”；“纂《名胜志》第八”作“志《名胜》”。
其二，《宁德县惠政志序》（迻录标点体例略同前篇）昔梅郎中伯言（梅郎中，志稿改作“梅中郎”，误。梅曾亮（1786-1856），原名曾荫，字伯言，又字葛君，江苏上元（今南京）人，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十四年授户部郎中。）记吾闽光泽县育婴堂也，曰：光泽县，当南宋绍熙时嘗行社仓，而岁以米三百斛助民之贫不举子者。且徵其事，谓见于朱文公《邵武军光泽社仓记》。夫人之于子而至于不举，其贫极矣。虽古者男女子皆称子，所不举者必为女子，然非逼于饥寒必不至残忍如此。牧民者思有以济之，则社仓之法为不可废。社仓之法行，而育婴诸善政亦因之以俱行，此所谓纲举而目张者也。
宁德县昔有常平、预备、际留、太平等仓，各乡有社仓、义仓之设，凡所以为民食计者至周至备。迨后上下欺蒙，互相侵蚀，城乡各仓久废，仅余周墩常平一仓，不可谓非硕果仅存也。比年歉收，闽海道尹扎饬举办积谷。经黄知事式苏邀绅会议，佥以建筑之费无从筹画而积储之计又不得不先，于是佥议由城区首倡，凡丁粮完纳至五两以上之户，每两派谷壹百觔，出具甘结缴署，仍将该谷寄存原仓。民国九年，计共城厢捐集干谷伍万觔。春夏之交，青黄不接，赖之以发粜救济，及秋成，仍由绅董采籴如数囤寄各殷户，具结存案。十年冬间，仍前匀捐分寄议，捐积（积，志稿删去。）至民国十年为止。夫一县之善政，固不仅社仓也，而因时制宜，社仓乃善政之本。近年各乡亦继续举办，未始非补救之一法。
旧志所载各仓（各仓，志稿漏书，补写在行间。），今皆无存。仍前录入，以俟将来之关心民瘼者。纂《惠政志》第二十二（第二十二，志稿删去此四字。），而以义仓、育婴、救生分其目焉。
参照稿本民国县志卷八《名胜志》小序，文字几乎全同，只删落“捐积”之“积”与“第二十二”之标识。
其三，《宁德县户口志序》《周礼》乡大夫之职：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据唐代贾公彦《周礼义疏》的解释，七尺谓年二十，六尺谓年十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之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之。（舍，指复除，即免除赋役。）《载师》、《闾师》，则征无职业者以夫家之征，夫布之征，均人之职，以均力政。（《周礼·载师》：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周礼·闾师》：凡无职者，出夫布。大致说来，《闾师》根据人们的不同职业，分别规定其应向统治者贡纳的物品。《载师》规定距王城近的负担劳役多，故地税轻；距王城远的负担劳役少，故地税重，体现了负担公平的原则。）丰年用三日，中年用二日，凶年用一日，盖皆用其薄也。自汉高创算赋，于是户口有赋，而所谓夫家之征，夫布之征、力役之征，良法美意尽隐矣。时代愈降，弊政愈多。上之人，徒欲多为立法，户调口赋，以征其身；下之人，则以身为患，逃亡隐匿，以求免夫胥吏之催科。是上下交相病，户口所以难稽也。读杜少陵《石壕村》一诗，而知积重难返之势，盖不独唐代为然也。
宁德之户口，宋以前远无徵也，景祐、绍兴以后而迄于今，盖有可考者焉。纂《户口志》第九，而以《大年》附焉。
志稿对本篇小序改动甚大。开头即在“《周礼》”下补入62字：“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是书其户口之数，使之条贯不失，按比可知，而未尝以是为征也。”有助于文意更加醒豁。自“乡大夫”至“盖皆用其薄也”，志稿文字有所归并，大意不变。以下至“盖不独唐代为然也”，与志稿同为叙述汉唐间户口税制变化的文字，意思有很大差异，志稿较重具体税名的沿革，林序较重基本趋势之揭示。末段从一般介绍归结到宁德县，林序文字比较概括、简洁，志稿小序例举南宋绍兴二十四年和清民之交的户数口数，则与下文记载重复。
其四，《宁德县职官志序》宁德旧志有“秩官”一门（志稿此下增入“即所谓职官也”六字。），列官制及历官，而次以宦绩。今宦绩照省发志例列（列，志稿作“改”。）为循吏矣。此篇则专叙任年（志稿“此篇”前有“而”字，专叙作“专纪”。），兼录爵里，（以下不再与志稿相比照。）而分类相从焉。班《书》“公卿百官表”叙例皆志体也，下篇则表官等，表居官者之年月及姓氏。然一朝之掌故，不可例于方州之志乘。今略师其意，先叙历代之设官，次叙居官者之年月及姓氏，分类相从，而不附表，从省发志例也。纂《职官志》第十三。
志稿对本篇小序改动甚大。开头至“兼录爵里”基本照录，而有四处小改动，具体异同，见注文。此下则基本重写，这里不拟详说。
五、宁德县艺文、文徵二志小序
以上四篇小序，志稿中有全文照录，有大幅修改或重写，情况不一，但篇目篇次不变。《榕荫草堂集》所存其余六篇小序，在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民国《宁德县志》残本中则没有相对应的内容。惟其如此，对我们了解民国志的全貌可有一定帮助。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宁德县艺文志序》和《宁德县文徵序》（“文徵”后当脱“志”字），分别标点迻录如下。
1.《宁德县艺文志序》班孟坚之志《艺文》也，本刘歆之《七略》，条贯而部次之。其《自序》云：删其指要，以备篇籍。师古《注》云：删其浮冗，取其指意也。故每《略》仅列书名、篇数及作者之姓名。盖志与选异，选则取文章之菁华，志则防简策之湮没。故常溯其源流，例之所在，不容以或淆也。章实斋之序《和州艺文志》也，谓“六典”亡，而为“七略”，是官失其守；“七略”亡，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而其志天门县之《艺文》也，则亦分为“四部”焉。盖官守失而师传湮，唐人四部之区分遂为后代辑录之圭臬。世之修县志者，于《艺文》一门多选录各体诗文以充篇幅，而于“四部”之著录反从略焉。何其傎也。纂《艺文志》第二十四，而区分为四类焉。
2.《宁德县文徵（志）序》宁德重修《县志》，为卷三十有六，为类三十有一。每类不录诗文，从省《通志》所颁发《修志凡例》也。《例》为总纂陈石遗先生所定，然亦非陈氏之私言。章实斋之修志，亦屡言之矣。
夫文章莫甚于周秦，管、晏、老、庄、申、韩、孙、吴，周秦诸子文章之雄者也。史迁作《史记》，叙录其述之大凡，以入于《传》，而不采其书。盖著述有专门，而作史者不能以此为饤饾也。然则司马相如、扬雄、邹阳、枚乘，班《书》乃取其词赋、华言编入《列传》，是又何也？人臣因事陈言，意有所指，以规切实事，寓主文谲谏之隐衷，固非漫无指归，截鹤续凫，以充篇幅也。
夫古之人有专门之学，乃有专门之书。即孔子辑十五国之《国风》，然亦总称之为《诗》而已耳。从未有汇集众体如肃（肃，手民误植，字当作“萧”。）。氏之《文选》，姚氏之《文粹》也。若夫触类旁通，因之以达治体而羽翼夫史书者，如宋人之《文鉴》，元人之《文类》，亦非无典实之可寻也。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一曰奏议，官署之文，移附焉；二曰传记、序跋；三曰赋；四曰诗。若经学、史学之裒然成书者，则不采入，而志其书名、卷数于《艺文》焉。是为序。
合观这两篇小序可知，民国《宁德县志》分设《艺文志》和《文徵志》，前者仿效《汉书·艺文志》或《隋书·经籍志》，只记载书名、卷数、作者等资讯；后者选录乡贤各种文体的创作作品。嘉靖本《宁德县志》卷四的八目中有《文籍》一目，下分“经训”、“子史”、“家集”三小目，录存书名三十四种；万历本《宁德县志》卷七始专设《艺文志》，下分“宸翰”、“奏疏”、“经训”、“文籍”四目，主要录存书名、篇名，少数篇什载有全文。乾隆本《宁德县志》卷九亦名《艺文志》，下分“奏疏”、“文”、“诗”、“赋”四目，则为作品选辑，体例已与汉志完全不同。看来民国志是有心兼得明志与清志之长。至于《宁德县文徵（志）序》所涉县志整体结构问题，本文在最后一节再谈。
六、宁德县孝友独行、列女、方技、杂录四篇小序
除了以上所列，《榕荫草堂集》还载有关于《宁德县志》之《杂录》、《孝友独行志》、《列女志》、《方技传》的四篇小序，这里一并标点迻录。
1.《宁德县志杂录序》
陈承祚撰《蜀志》，录杨戏《季汉名（名，《三国志·蜀书》作“辅”。）臣赞》撮其要■■于篇。自昭烈以迄郝普、潘濬，又皆杂出其姓名以相附丽，得母（母，手民误植，字当作“毋”。）病其不伦乎。章实斋谓诸葛未立史官，蜀事艰于搜访，是亦作史者不得已之苦衷也。然《周易》于《序卦》《说卦》之外，更有《杂卦》一篇；《春秋》据事直书，而有夏五、郭公之书法，又安得病其繁复、厌其无意义而灭裂之耶。夫合辛、咸以成味，通纂、组以成文，物诚有之，史亦宜然。州县之志，当较史而加详，纂辑之余，或有存之则无类可归，削之则前修尽泯，固不得不具苦衷，此《杂录》之所以编次也。纂《杂录志》。
2.《宁德孝友独行志序》
太史公作《史记列传》七十，以伯夷称首，而其目则仅曰《伯夷列传》耳。至若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则目为《循吏》；申公、辕固生、韩生、伏生，则目为《儒林》；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则目为《酷吏》；淳于髡、优孟、优旃，则目为《滑稽》。伯夷既首于各列传，而不标其目，何哉？其引《传》所云。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去之。夫不敢违父命而必归之弟，非千古至孝友之人耶；惧弟之必强己以立而遂去之，非千古之独行者耶！然则伯夷者，固合孝友、独行而兼有之也。史公传之不标其目者，殷周之际去古未远，三纲五常之道渐渍于人心而未斁，让位也，远去也，人人知纲常之宜如是也。春秋之乱，人心变矣。秦汉以降，人心抑又变矣。故范式之拜亲，闵贡之生蒜，班《史》（班《史》，指东汉班固所著《汉书》，误。应为范晔《后汉书》，但无闵贡传，闵传在《东观汉记》。）即以《独行》传之；廋（廋，手民误植，字当作“庾”。）衮之卖莒（竹字头），刘殷之得堇，范《书》（范《书》，指南朝范晔所著《后汉书》，误。应为唐朝官修《晋书》，庾衮、刘殷均入《晋）即以《孝友》传之。世风愈降，作史之目亦愈多。目一二人之善，即以劝千百人之善；目一二人之恶，即以惩千百人之恶也。移风易俗之微权未必不即由于此。此后世孝、义合传所由来也。宁德虽一偶，而自古迄今人心之重纲常而明廉节者，固代有其人也。纂《孝友独行志》第一。
3.《宁德列女志序》
刘向《列女传》分为七类，固不仅纪节烈也。曾子固叙其目录，以为汉承秦之弊，风俗已大坏矣，而成帝后宫赵、卫之属尤自放。向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为戒，此乃向述作之大意也。迁《史》班《书》不传《列女》，然《货殖传》有巴清，《相如传》有文君，《艺文志》有唐山夫人，《刑志》有缇萦，或节，或孝，或文学，未尝不著录于篇。夫人苟有一行之足称，一长之足取，不得谓为妇人、女子之微不必褒而采之也。纂《列女志》第三十，至于无事迹可采纪，而里巷乃称述其人者，记姓名于后。
4.《宁德方技传序》
班《书》列“方技”于《艺文志》，而不列专传。师古《注》“方技”为医药之书。范《书》称《方术》，《晋书》称《艺术》，稍涉导引之言。《唐书》称《方技》。然李淳风，历象也；袁天纲，风鉴也；锺馗，应举觅官也，而皆列《方技》，则班《书》所谓“方技者，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其意湮矣。秦始燔群书，弗去医药之书，岂其有所厚于医哉，技不可以不传也。孔子称：“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则知医之技虽微，必积久以精力自致者，非能出于天成也。班书《艺文志》所著录“方技”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亦云夥矣。然后世愈推愈广，凡一艺之长莫不著焉。子夏氏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注》以为必医卜农圃之属，是也。纂《方技传》第三十一。
一般说来，林氏写的小序，好从全国的情况立论，长处是视野比较开阔，缺点是对一县舆情的了解不够深入。
七、民国续修宁德县志目录初步复原
根据《宁德县文徵（志）序》，该县志一共设立31个门类，分为36卷。
目前我们看到的民国《宁德县志》稿本，合计仅19个门类，其中两个门类未标卷次；林步瀛的10篇小序，4篇已为现存县志稿本所采用，可以补充6个门类的名目，其中有三个门类未标卷次（《孝友独行志》所说的第一，是指在“列传”中位居第一）。综合各方面材料信息，民国续修《宁德县志》稿本，当尚有6个以上门类的名目不明确，10个以上门类的卷次不明确。
民国各县修志，以《福建通志》总纂陈衍所拟凡例为基本标准，福宁府五县，福安、寿宁二县修志未成，福鼎志只有残本（厦门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福鼎旧志汇刊》，收入民国《福鼎县志》20卷，实由两个本子拼合而成，该书凡例的说明欠详，可参郑宝谦主编《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没有留下完整的目录，只有《霞浦县志》可以比照。与宁德县相邻相近的县，罗源也修志未成，《屏南县志》目录较简。今据现存民国志残抄本林序并参考霞浦、连江、古田、政和四县的民国志目录，可以基本复原民国续修《宁德县志》主体部分的目次，这里所谓主体，指“人物传”以前的内容。
首先，我们目前所见的稿本《宁德县志》，“山川志”、“选举志”和“循吏传”未标卷次。“山川志”在民国续修县志中都排在卷四（包括《屏南县志》），宁德不可能例外，这一条完全可以确认。“选举志”在各县志中都紧接在“学校志”之后，所以应为卷15，已经印行的民国续修稿本《宁德县志》上册目录标作卷20，是不妥的，应当更正。至于“循吏传”，《霞浦县志》作为“列传第一”，《连江县志》和《政和县志》作为“列传第二”，古田、屏南二县排的位置比较靠后。这里兼据林步瀛《宁德孝友独行志序》的意见，暂排在列传第二的位置。
其次，林步瀛10篇小序，7篇标明卷次；“文徵志”紧接“艺文志”之后，“杂录”排在最末，都大抵可以确定；“孝友独行志”则紧接“文徵志”之后。
最后，是关于稿本《宁德县志》卷10、14、17、18、20的篇目问题。根据各县紧邻在“户口志”和“物产志”之间都是“赋税志”；各县紧邻“武备志”和“刑（司）法志”之间都依次是“实业志”、“交通志”；各县“礼俗志”之前都是“外交志”（政和县“外交”附在“交通志”中），这里对稿本《宁德县志》相关各卷的篇目作出推定。
以下将笔者推定的民国稿本《宁德县志》篇目卷次和民国续修的霞浦、古田、连江、政和四县县志目录制成一表，以备比较观照。《宁德县志》项下属于推定的卷次，数码用深色块表示；属于推定的篇目，篇名用浅色块表示。其中人物传记部分的篇目尚缺六栏，据列传篇目最多的《霞浦县志》，应包括宦哲、武功、儒林、文苑、忠义、隐逸、流寓、方外八项内容；而据《宁德孝友独行志序》文意，当有所省并，具体的篇目设计未详，表中暂以空格表示。
二、戚继光有几个儿子，在抗倭期间，有没有“以其子为前锋”？可以看看《中国历代名人传丛书·戚继光》一书。该书对戚继光的婚姻、家庭，是这样记述的：“次年（嘉靖二十四年，1545），戚继光便结了婚，由妻子王氏主持家务。“结婚这年，戚继光18岁。之后，“戚继光中年时因无子嗣，娶妾生祚国、安国、昌国、报国、兴国”。长子祚国生于隆庆元年（1567），而戚继光由连江至白鹤岭，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这年，长子祚国还没有出生，何来“以其子为前锋”。
县志里“戚继光斩子”的订误
清代乾隆版《宁德县志》抄录《连江县志》的一段记载：“更闻，公（指戚继光）既平连江，移兵宁德，以其子为前锋，传达‘退缩者斩’。其子登白鹤岭，见倭势甚盛，回首欲有关白，立斩以徇，三军股栗，临战无不以一当百，于是尽歼群倭，遂平福宁路。”《宁德县志》接着写道：“公但有此子，宁人感而伤之，因并塑其子之像于庙，配祀无疆。”这段记载，使后人相信：戚继光斩子是在宁德县白鹤岭，祀于功德祠。但是，仔细分析这段记述，参考有关史志，可以说：戚继光“斩子”，是后人编造的。
一、从上述这段文字看，戚继光在白鹤岭“斩子”，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宁德县第一次编写县志是万历十九年（1591），“斩子”距编志不过28个年头。万历版县志对倭寇侵扰，记叙详尽，而对“斩子”，只字未提。至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宁德第二次编纂县志，对戚继光“斩子”一事，不作直接记述，而是抄录《连江县志》，还慎重地附上一句“事见连江县志”。后人就以此为依据了。其次，嘉靖四十四年的《建功德祠记》以及祭文，其内容都没有说到“斩子”之事。第三，白鹤岭两侧，留有明、清及民国的摩崖石刻二十余处，也没有发现有关戚继光“斩子”的片言只语。《连江县志》这段文字开头的“更闻”二字，足以说明是道听途说，敷衍而来的。传闻之事，不足为据。
二、戚继光有几个儿子，在抗倭期间，有没有“以其子为前锋”？可以看看《中国历代名人传丛书·戚继光》一书。该书对戚继光的婚姻、家庭，是这样记述的：“次年（嘉靖二十四年，1545），戚继光便结了婚，由妻子王氏主持家务。“结婚这年，戚继光18岁。之后，“戚继光中年时因无子嗣，娶妾生祚国、安国、昌国、报国、兴国”。长子祚国生于隆庆元年（1567），而戚继光由连江至白鹤岭，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这年，长子祚国还没有出生，何来“以其子为前锋”。
三、县志戚继光“斩子”的记载促使传说流传，以讹传讹，因而“斩子”地点不仅有宁德白鹤岭，别处也有。《闽都别记》第301回；回目上联“严军令戚参将斩子”，文中描述倭寇至福州北岭，戚继光以其子为先锋，传令“直往破贼，回顾者斩”，其子回顾父至未，令即拿斩。《仙游县志》载：“戚公至莆田，将出师，烟雾四塞，其子印为先锋，勒回马，且求驻师，公怒其犯令，杀之。”还有传说，戚印是戚继光早年的义子。传说归传说。在白鹤岭、北岭，被斩者是“其子”，在莆田被杀者为“戚印”。这戚印和闽剧中的戚狄平，同是由编志者和编剧者编造出来的，均不可信。
不论白鹤岭或北岭，莆田或漳湾，是亲生子或义子。《福宁府志》、《明史》及有关史志，都没有看到戚继光斩子的记载。即使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明史演义》里戚继光也没有“斩子”情节。
四、《历史大观园》1991年11月号，刊有《戚继光斩子之谜》一文。作者刘智雄先生既相信史志及戚继光年谱找不出戚继光斩子的痕迹，却又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录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条中也说‘以临阵回顾，斩其长子”和明末文人沈德符说：“戚继光斩其子……此军法所不贷，不得已也。”的记述，怀疑戚继光“斩子”似乎事实存在。刘先生只好把戚继光“斩子”当作一个“谜”。
其实，戚继光写《纪效新书》之时，其长子尚未出生。《练兵实纪》成书之年，其长子不过五岁。不可能发生以其子为前锋，而被“斩”于福建境内之事。而“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这是戚继光的两部著作中都记述，但只能说明他军令之严的一种示意而已。
至于沈德符（1578～1642）在戚继光病死之年才九岁，比戚祚国还小十一岁。对戚继光一生戎马生涯，所知几何？更不是“斩子”的目击者。后来，由于他熟悉掌故和朝章典故，“颇具史料价值”，就根据戚继光的军令条文，凭空想象，演绎成戚继光的人生事迹，编造“斩子”故事，还发出“此军法所不贷，不得已也”的感叹。以假混真干扰了历史的真实。
关于民国续修稿本《宁德县志》的重要补正
2011年1月，宁德市蕉城区政协主持印行的民国续修《宁德县志》稿本上、下册，用的是我保存下来的本子。区政协文史办委托设在蕉城区815中路菊池大厦C幢307号的“宁德艺彩印业社”承印此书。老板派其设计人员与我接洽稿本的扫描工作，我即持书到该社，经过数天努力，完成扫描工序，将稿本与扫描本抱回家核对，发现个别遗漏地方由设计人员再修正后，全书正文计699页（版面），当面清点，交接清楚无误，作为了供稿人的我已经完成任务。讵料，该社把扫描件转托给福州某一家印刷厂承印，也不作质量检查，在装订上出了纰漏。待我从区政协文史办拿到书时，已是当年的区人大、政协两会之后，该书早已分发出去了。我就发现正文仅有693页，经核对，除去两页（即186、187页）是重复装订外，只剩691页，共被遗漏8页（即162、163、164、165、626、627、692、693页）。今特借本刊一角，作出声明，除向持书人表示道歉外，将被漏订的8个版面随附于下，补入后，原编码可顺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