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我生于国家多事之秋，正值1931年9月18日国耻之后。当我生平头一次走进学校大门时又逢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我最早学会和听到的悲壮歌声。故乡宁德的三都岛被日寇夷为平地，县城宁德也遭日机轰炸，房屋倒塌，人员伤亡。我念书的蕉城小学东门内操场上落下一颗未爆炸的炸弹。学校当局为了师生的安全便迁往洋中东山村。此时毓秀小学也迁往离城不远的金溪村，并为了战时需要，破例招收低年级的男生。毓秀小学是我母亲的母校，金溪离家又近，母亲就让我转学到毓秀，就读二年级下学期，在这里我头一次听说时为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日本鬼子的入侵，使我这个虚岁才9岁的学童，开始了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第一次“离乡背井”。我由一位表叔带着从蕉城南门外较场边下路下的家里出发，走向相距不过十几华里的金溪村。我跟随表叔穿过城区，出了北门就到了有名的风景区单石碑十八坊，走上了崎岖的山路。虽说我家座落在海边，一出门便见山见海，风景少有的美丽，但现在走在这一片风光旖旎，有山有水的北门外，心中的不安自不必多说。走着走着，就到了一条宽阔的大河边，太阳照射下波光粼粼的河水不知来自何处，又不知流向何方，而河面上一座座石砌桥墩搭着宽不过尺许的木板直通向远远对岸。我在惊疑中，表叔告诉我，这就是县里人所说的金溪和溪上号称“金溪十八跳”的桥梁。从未见过这么宽的河流，走过这么窄，摇摇欲坠的长桥，桥面离溪面又那么高，我真是心惊肉跳，恰如走在陡峭的百尺悬崖上，紧紧地拽着表叔的衣襟，目不敢旁视，小心翼翼地走过“十八跳”，当时的情景至今七十多年后犹依稀记得。等到过了桥，回头一看，这金溪两边山明水秀，草木蓊郁，溪水中漂浮着觅食的水鸭，桥上空白鹭盘旋，山坡上羊群出没，置身在仙境般的故乡山水中，刚才过桥时的紧张心理，顿时释然了……毓秀小学在金溪借用了两座大房子，其中一座是单层的，作为教室；另一座有两层，楼下是厨房和饭厅，现在已经记不得两座“校舍”的大门了，只记得我们二下的教室是在小门的右边，面对着挺宽的天井；作为宿舍的那一座进了小门后靠墙有一道长长的楼梯，楼上是女生宿舍。由于我年幼，母亲征得校长和老师的同意，让我跟着正在上高年级的堂姨睡在一张床上，由这位比我年长七，八岁的姨妈照顾我睡觉和饮食。在这兵荒马乱，宁德县城随时可能沦陷的年代，能够离家到这小小的金溪村上学的学生人数很少，该校首次招收的男生就更少。因为我是楼上女生宿舍里的唯一男生，那些学姐们对我都特别好。金溪村很小，短短的街道上只有一家商店，晚上靠豆油灯照明，所以晚饭后没有晚自习，很早熄灯睡觉，只是这楼上的窗外便是山谷，晚间可能有山猫之类的动物出现或啼叫，吓得学姐们直喊有狐狸①。我所在的班级设在天井的右边，全班大概只有十来个同学，男生不过四，五个，我和一位男生同坐在前排一张双人桌前。如今我只记得校长是张福美女士，年约四、五十岁，负责学校教务的是一位陈姓女老师，她的卧室也在女生宿舍的楼上。至于如何上课，谁是国语和算术的老师，完全记不得了。每天课间休息或下午课外活动，任凭我们几个男生在天井里或小门外的草地上打闹嬉戏。一天，我同桌的同学一支德国制的铅笔不见了，他告到陈老师那儿，只见陈老师不问青红皂白摆起面孔，命我打开抽屉，我的抽屉除了课本和作业本外，只有一支中国造的铅笔和一块橡皮（宁德话叫笔擦），可敬可畏的陈老师翻了一下书本，没有发现德国制的铅笔，声色俱厉地问：“铅笔盒呢？”“我没有铅笔盒。”陈老师意犹未尽地看了我一眼，才把抽屉合上。七十多年过去了，我却没有忘记人生第一次受辱的情景！过了一些时候，一天下午，陈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卧室里，又叫我的堂姨给我换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叫我上课去。这时我感到一头的雾水，不明白平时并不关心我的陈老师，今天却让我穿上了干净的衣服？下课了，当我走出教室，忽然见到母亲已经等在外面了。原来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下令在全国农村，兴办所谓的国民学校，招收农村青年进行扫盲，并且激发他们爱国的热情，奋勇参军杀敌，也就是当时政府提出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的实施。同时培训一批有一定学历的知识青年担任国民学校的教师，母亲大约正是在1937或1938年（民国二十六或二十七年）经过设在霞浦县的师资训练班学习后，回宁德，分配在离金溪不远的井上村当教师。她可能是跟陈老师打过招呼，这一天来看年幼离家的我了。我意外地看到母亲，陪着她在教室周围转了一圈并参观了作为宿舍的那座房子，然后送她到村口，在夕阳斜晖中看她沿着田间的小路，走回井上。我伫立在村口田地上，看着母亲越走越远，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拐弯的山路上。送走母亲，我独自惆怅地回到学校，小小的心灵忽然有所开悟，原来陈老师叫我换衣服，是母亲要来看我了。这两件看似没有联系的小事，却是我这个虚岁九岁的小学生得到了非课堂上能得到的启蒙！当我随着毓秀小学回到蕉城西门外，宁德县城唯一的一座三层楼的校舍时，已经是三年级上学期了。这座由基督教圣公会办的教会女子小学，设在风景优美的白鹤山下，沿山路可到佛教的龙湫寺，靠着县城的一边有同样是教会办的宁德唯一的医院——永生医院。校门朝北，面前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小河沟，沟的那一边是稻田和油菜园。调皮的男生常在课外活动时跑到河上捉可爱的小热带鱼，宁德话叫“丙旁”。小鱼红绿相间的颜色惹人喜爱，河水清澈见底，可以捧起来喝，有时候胆子大的同学能把正在油菜花上采蜜的蜜蜂捉住，用手把它们辛勤采来的，挂在两翅膀下的两粒小蜜抠出来吃！走进校门，左侧有一座小园林，透过园中稀疏的树木可以看见一楼教室的窗户，沿着林边短短的小路便到了横在面前的走廊，走廊右边是一座两层的小洋房，是为在宁德传教的并在永生医院服务的两位英国女修士——宝师姑和柯师姑——盖的。这两位头发褐色，眼睛浅蓝，个子高高的英国修女，十分慈爱，小同学们若在走廊中遇见她们也都爱说：“师姑好！”她们则面带笑容，操着略带福州口音的宁德话回答：“Morning，morning，妹真乖！”有一回，记不得是哪一位师姑在她的楼门口，叫我们几位女同学和男同学一起到她的住处玩，她带我们到楼上书房，只见写字台上摆着一架小机器，原来这是英文打字机。她看见同学们挺好奇，便坐在打字机前，插上一张白纸两手像按风琴一样迅速打出几个字，抽出来念给我们听，原来就是“morning，morning”。我们不懂英语的小同学们最爱听，也喜欢和唱歌一样美的英文字。
  校舍是一座灰砖砌的教学楼兼餐厅和宿舍。如果从走廊踏上十来级台阶，就到了设有一间小礼堂和大礼堂的二楼，两个礼堂之间是教室，大礼堂的左尽头是一间厨房，有两位做饭的老奶奶，大礼堂的门口也有十几级更大一点的台阶，走下台阶便是有篮球场大小的操场，也有一个跳远和跳高的沙坑。一层全是教室，饭厅设在大礼堂的楼下，也有一座木楼梯和二层相通，三楼则是男女学生的宿舍。40年代中期，我母亲回到母校任教，她在三楼有一间宿舍，她和妹妹就住在这里，此时我已转学回到蕉城中心小学了。但我从三上到四上的三个学期仍在毓秀当寄宿生，其时母亲还没有回到母校任教。毓秀小学是教会学校，按规定是设有圣经课的。地点就设在小礼堂。每一学期或每年圣诞节学校会发一部圣经和一些小礼物给同学们。女生比男生更信耶稣教（宁德人习惯把基督教叫耶稣教），每天饭前祈祷，相信饭菜是上帝赐给的。祈祷表示感谢，同时和同学们一样只要虔诚地祈祷，上帝都会满足想要的一切。我也和顽皮的男同学一样，考试前天晚上临睡前也会祈求上帝让考试及格。有趣的是，寄宿生吃饭时是固定的8人一桌，男女同学各一半，每当吃饭前，趁女同学闭眼祈祷时，我们男生就赶紧把菜肴中的好鱼好肉抢先吃掉，等到女同学祈祷感谢完上帝，睁眼一看，菜碗中的鱼肉已不多了，女同学则徒叹奈何，年龄更小的甚至急哭了！我在毓秀总共念了两年半即二下到四上，其间两个学期均因算术不及格留级了。由于三岁失怙，母亲为了生计又长年在乡下教书，上课时没有认真听课，课后懒于做作业和复习，没有严父管教，我小学时的学习成绩非常不好。由于不好好听课，经常被老师罚到教室门外站几分钟，等回到课堂上，更接不上，更听不懂老师的讲解了，尤其是算术课。国语课就好一些，而当时正值全国推行讲国语（普通话），国语课教国音字母，当同学们为拼音作难时，我却能准确的拼读，得到老师的表扬（记得是一位女老师）。老师的称赞为我中学英语单词的拼读以及大学时俄语字母的拼音都增强了信心。其次是美术课，这是我最喜欢的课程，老师是我尊敬的左夷山先生，他不仅教画画，还教我们写美术字，时值全民抗战的艰苦阶段，他用美术字在黑板上写下了“抗战建国”四个字，给我很大的启发，原来美术字是这样拼“画”出来的。另一次有意义的启发，是一天去上课时，发现我们的教室（当时是三年级下学期）挂满了裱好的条幅。全是琳琅满目的图章，后来才知道这是县城东门兜开刻印店的师傅王统如的刻印，原来展的是王统如先生的篆刻作品，听老师说刻的是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全文，王先生不愧是故乡宁德古文造诣极深的篆刻大师，他刚刚皈依了基督教。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看不懂深奥的古文，更看不懂篆刻的文字，但让我认识到，古文和篆刻都是很美的文学和艺术，必须努力学习才行。
  我在毓秀小学——我终身难忘母校培育之恩——只读到四年级上学期，四下又回到蕉城中心小学，直到抗战最为艰苦的民国三十三年（1944）小学毕业。
  二
  1942年我又回到了蕉城中心小学，为四年级下学期的学生。城墙早拆掉了，这时我每天到校上课可以不经过县城的南门，而是从家门口走过汛塘溪（旧时的护城河）上的小石桥，然后再走上城墙拆后留下的遗址——环城路，走到汛塘溪入海处一拐弯就到学校朝着海边的小门。校门的斜对过，就是郑长璋烈士的故居，和它相邻的是左夷山老师的家。
  走进小门，操场上迎面是一个木制，高约两米的炸弹模型，活像巨大的惊叹号，上书：“小心炸弹！”它提醒同学们这下面是日寇飞机投下而未爆炸的炸弹。同时也是提醒同学们，日寇尚未灭，国耻还未雪，同学们须努力！四年级的教室设在不久前爱国华侨胡文虎先生捐建的一排整齐宽敞的平房里。
  ①金溪离霍童不算太远，同学们遇见的狐狸可能就是霍童人叫做“白尾魈”的动物，古书上记载的“其状如狸，而白尾有鬣”的颇具灵性的瑞兽“朏朏”。
  操场另一边靠教室的墙上，有美术老师，来自永泰的黄引白先生画的抗日宣传画，画中一个身穿航空制服，一手拿着头盔，一手握着手枪的飞行员，他雄姿英发，有如临风玉树般挺立着，非常引人注目！操场隔壁朝学校正门的两间教室墙外，窗户之间分别贴有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郑成功的画像，为了激励学生将来投笔从戎，还有班超的画像。这两间教室分别在门厅左右，过了门厅是长长的天井，中间植两排整齐挺拔的木槿树。两旁有教室，再走几级台阶便是礼堂了。礼堂的四壁画有孔子、关羽、杨震（东汉廉吏）和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黄引白先生和当时的校长王克权先生都是我小学时的美术老师，我自幼喜欢画画，因此美术作业曾受到他们的表扬，曾被挂在教室的墙上作为示范。我也曾和同学一起到过黄老师租借的房间里，看他作画。有趣的是，1944年，我小学毕业了和几位同学到校长萧祖棠先生的办公室里（也在胡文虎先生捐建的一排房子中），看他用毛笔亲自在我们的文凭上，用他那娴熟的魏体字写上我们的名字，并签上他自己的名字，盖章。我们几个人领了毕业文凭，兴高采烈地到小门前海滩上玩，一会儿潮水涨大了，我们赶紧上岸，我一摸裤子口袋，文凭丢了，再往海上看，只见文凭随着潮水飘走了，我懊恼万分，望海兴叹！等到报考县立初中时，管招生的老师按蕉小报上的毕业生名单，对照每人交上毕业文凭就算是报了名了。轮到我时，我只好说文凭丢了。老师严肃地说，没有文凭，不能报名。我请求老师允许我报名，并且有同学证明我和他们同伴毕业，只是“文凭被海水冲走了……”老师沉下面孔，严肃地说：“那你只好改个名字，以同等学力报考！”我在情急之下，想起我尊敬的美术老师名叫黄引白，那我就自作主张改名为引光吧！黄引白老师原来为城墙南门里头郑姓人家的外墙上画了一幅题为《荣归》的宣传画，画中一位战士从抗日前线凯旋归来，胸前戴着红花，手牵军马，同样是威风凛凛，叱咤云空。我喜欢画画，却不善于唱歌，教音乐课的老师是霞浦人苏善凯先生。有一次上音乐课时，苏先生要同学们认五线谱，我由于对音乐课不专心听课而不会认，这时苏先生叫我伸出右手，他拿一块旧时惊堂木大小的木板，在我手上重重地打了六下，打得我的手掌顿时红肿起来！我生于日寇占领东北的1931年9月，而整个小学时期正值八年抗战，因此至今还记得当年最为流行的歌曲《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
  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欢聚一堂？回忆起小学老师，印象中最难忘，也是我最尊敬的老师是教我们国语课的蔡泽堃先生。他出生在蕉城的望族蔡氏，但家道已经中落，每次上课似乎都是穿那一套蓝色中山服，面色苍白，但讲课极为认真，声音清晰，感情丰富，课余还喜欢给我们讲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讲的极为生动，悬念不绝。不仅吸引了全班同学，连其它年级的同学也挤在教室内外旁听。时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课文中读到一篇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台儿庄英勇杀敌，敢死队“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时，他讲得眉飞色舞，兴奋不已；而他讲到一位中国飞行员空战中不幸被击落，跳伞落入沦陷区，被日寇包围在田野中，他用手枪打死围捕的敌人，最后用剩下的一颗子弹挺立着饮弹而牺牲，读到课文最后一句：“炎黄子孙岂肯作日寇的俘虏”时，泣不成声；尤其是有一次，当他讲诉1928年南京政府外交处主任，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在5月3日日寇制造的“济南惨案”中被割舌杀害，更是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全班同学莫不肃然动容！蔡公时正气凛然，骂敌英勇殉国后，其子女改姓为友人收养。解放后，山东大学医务所化验室有一位中年女化验员，我们叫她查大夫。两岸三通后，她的哥哥从台湾到大陆找到她，才知道自己是蔡公时烈士的女儿，并恢复姓蔡。济南政府在趵突泉公园前建立“五三惨案”和蔡公时纪念碑，蔡大夫应邀哭祭。而每当我有事经过纪念碑前，都会忆起可敬的蔡泽堃老师70多年前在课堂上挥泪讲诉蔡公时拼死骂贼的壮烈场面。令人伤心的是蔡老师因肝病（其实是肝癌，只是当时并不知道），又因家贫，缺医少药，以致英年早逝！我上五年级下学期时，国语老师是吴士蕃先生。他博学多才，上课时总是对我们循循善诱，启发和培养我们独立思考。五年级课程上设有讲话课，每周由他指定一个学生给全班同学讲故事。有一次叫到我，那时我正在读《精忠岳传》（教室的墙上就挂有一幅岳母在少年岳飞的背上刺“精忠报国”的图画），我挑着讲了《岳传》中王佐断臂，梁红玉击鼓抗金兵，并加上传说的岳飞手下骁将牛皋和金国大将金兀术对打时，这位曾经是金兀术手下败将的牛皋，居然把金兀术打倒在地，骑在金兀术的肚子上，得意的笑死了，而金兀术看到自己被败将牛皋骑在身上，气死了。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我也得到吴老师的表扬。几十年后，我才知道，吴老师还是一位诗人，作品入选《百年闽诗》和《当代宁德诗选》。我从吴老师的教导中，学会从容的演讲，为我以后课堂讲课增强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