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塔作为佛教建筑，原为保存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舍利而建，后来主要作为奉安佛教物品、经文、佛像，或为僧人圆寂作为纪念而建造。明清时期，宇内各州府县城为改善本地风水，地方长官或绅士名流也会出面在特定位置修建宝塔，其目的或为震慑煞气，或为补全风水，或作为该地的标志性建筑。这种自认为有效的做法，使得明清两代各地出现了一个筑塔高潮，正如邑人陈邦校在《建塔议》中说的：“塔为文星，形家风水之说塔之效验极灵，未有名城巨镇而无塔者。”清末黄曦《题（刘廷珍）耐庐二十四景诗并序》中也说道：“塔自释氏兴，遍天下糜金钱为之，以为功德。”宁德县城历史上曾经有过两座规模比较大的石塔，一座是建于北宋时期的金仙山（今名镜台山）育英塔，另一座是建于清代的酒屿灵瑞塔。
  育英塔原址在今天的镜台山镜台附近，由于圮毁的时间过于久远，大部分宁德人对之闻所未闻，在地方志中只留下零星记载。根据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之一·舆地志》记述，育英塔因坐落于金仙山，故又名金仙塔，当时建塔目的源自风水学说，“玉女为县治右弼，金仙为县治左辅……金仙虽高峻，稍逊于玉女，建塔其上，不外辅弼相配之意。”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宁德游击福兴倡建镜台于金仙山，在修筑台基时发现一块石碑，上有“育英塔”三字，所刻修建年代模糊不清，仅认得“乾德”二字。于此可见，镜台是修建在育英塔的基址之上。乾隆四十六年（1781），适逢宁德修志，又在“育英塔”石碑之旁挖掘出一块石碑，上有“嘉泰四年甲子重修，守塔僧觉嗣”字样。根据前后这两块石碑，修志者断定育英塔“建于宋太祖初年，修于南宋宁宗改元时也。”既然育英塔建于北宋乾德年间（919—924），修于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那么它又是在什么时期圮废的呢？地方志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从明嘉靖版《宁德县志》中还是能找到蛛丝马迹。在该志《卷二·古迹》有如下文字：“金仙塔，在碧山北一里许山中。宋有寺，乃天王寺僧烧香掌管。后寺毁塔存，岁久乡民拆卸，今止存下层。”根据嘉靖志的记载，在修志时的嘉靖十七年（1538），育英塔在无人管理之下，遭受县民破坏，但还保存着下半部分。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修纂《福宁州志》时，没有只言片语涉及育英塔，可见此时该建筑物已完全遭受破坏，仅存基址了。
  育英塔在明代初期直至中期还保存原貌，先后两度被列入“宁川十景”，分别名曰“金仙浮图”、“金仙霁色”，并由明初进士林保童、五真居士陈宇（乾隆版《福宁府志》作陈癸）配诗。林保童诗曰：“谁采精英丽水珍，宛然铸出洞中宾。九天风铎闻东岛，七级星灯降北辰。金塔鲸音惊鹤梦，石龛兽篆降仙轮。锵锵碧落云璈动，绝顶登真有异人。”陈宇诗曰：“玉洞仙人识面无，何年金饰石浮图。半檐风度喧铃铎，一朵云横缀峤壶。兵火烧残多剥落，山烟卷尽不模糊。晴峦景物真堪爱，直上尖头望帝都。”从两位地方名人的诗句中，我们可以识其大概，育英塔高七级，全部为石砌，每层有石龛，雕饰瑞兽，塔内有石阶直达塔顶，每层翘角还系有檐马（风铃）。其式样应该与福清市音西镇水南村水南塔（造于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长乐市三峰寺塔（建成于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大致相近，因为这三个县在两宋时期同属于福州府管辖，只是规模上略有不同罢了（育英塔有僧看守，规模应该不小）。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曾经提到过我省晋江县修于南宋理宗朝（1228～1247）的双石塔，盛赞：“我国佛塔以砖塔居多，如此双塔者，全部石构，雕镌柱额斗拱等模仿木构结构至为忠实，实可贵之罕见例也。”实际上，福建省现存的唐宋时期古塔大多都是石构造，与北方修建风格迥异。《中国建筑史》还特别说明了宋、辽、金佛塔的六种样式，其中一种：“模仿多层木构之石塔……但塔身小，实为一种雕刻品，在功用上实同经幢。”并说：“至如泉州开元寺双塔则为正式建筑，其仿木亦唯肖逼真。”这种仿木构楼阁式成为了当时福建造塔的主流，并奉为圭臬，千年来陈陈相因，育英塔自然也不例外。
  育英塔虽然已经消失了好几个世纪，但民间还习惯把镜台山以北的一片地域（林振翰墓一带）称作“塔山里”，民国《宁德县志稿》则直接将镜台山之阴载为“塔山”，民国《崔氏族谱》称为“大塔下山”，可见育英塔的存在。
  至于嘉靖版《宁德县志》所说的育英塔附近“宋有寺”，其实就是天王寺的下院，规模甚小。据南宋梁克家《三山志·卷第三十七·寺观类五》记载，天王寺在北宋建炎二年（1128），曾遭“建寇”叶侬焚毁，育英塔旁的这座下院近在咫尺，可能也遭受牵连，难逃一劫，后因财力物力所限制，从此未能续建。上世纪九十年代，城关部分信众在镜台西北修建金光寺，平整土地时曾出土了佛像、古井、石柱础等文物。在金光寺大殿前方不远处还发现了一座唐宋时期古墓出土了多角坛（五谷罐）青釉盘口壶青釉陶杯棺钉等珍贵文物。前不久，笔者为了查找育英塔资料，与李剑平、李怀涌二位先生到金光寺实地进行勘察走访。在寺院住持释照寂的指引下，我们在大雄宝殿左侧发现了一座僧人墓塔遗存。综合以上发现，可以确定金光寺所在位置正是天王寺下院的原址。
  至于蕉城区的另一座石塔灵瑞塔，由于倒塌时间不长，并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得以重建，成为了蕉城地方标志性建筑。
  灵瑞塔，因坐落于烟波浩渺的东湖口酒屿（塔山）之上，故又名酒屿塔。在东湖塘没有围垦之前，酒屿周围湖光潋滟，岛屿罗列，孤塔高耸，每至夜间，渔灯点点，清风习习，灵瑞塔“潮平月上，影如龙蛇”（刘廷珍《耐庐二十四景诗注》）。据与酒屿一水之隔的古溪村部分老者回忆，灵瑞塔高约二十余米，七层八角，花岗岩砌造，全塔仅第一层设有门，内沿塔壁架设曲形石台阶，直达塔顶。塔基外为四方形草坪，杂草丛生。由于年久失修，杂草树木由塔身缝隙长出，藤蔓缠绕，导致塔身变形，向东北方向倾斜，危如累卵。民国二十七年（1938）的一天中午（有种说法认为是农历七月初七），灵瑞塔终于经受不住风雨侵袭，轰然倒塌。当时的一声巨响，声闻数里。据说灵瑞塔倒塌前的几天里，连续几日晚上附近村民都会听到塔神断断续续的哭泣声。这虽然只是个美好的传说，却反映了灵瑞塔在附近村民心目中的地位与影响。
  值得庆幸的是，灵瑞塔的旧影至今仍然可以一睹其真容，缘于挚友、蕉城鹤鸣诗社副社长李怀涌先生业余酷爱摄影和藏书，他无意在《寻找1906-1909：西人眼中的晚清建筑》（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沈弘翻译）一书中发现了一张德国建筑师恩斯特·柏石曼ErnstBoerschmann（1873-1949）拍摄的宁德县城老照片。这张珍贵照片拍摄于1906—1909年（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在这张标名“福建省三都澳的城市和港湾”的老照片中，酒屿之巅的七级石塔仍高高耸立，大体轮廓依稀可见（见下图）。
  关于灵瑞塔的修建年代，明清地方志没有明确记载，但在民间却盛传着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宁德主簿丁大全修建灵瑞塔的说法。据说宝塔后来倒塌于元末，到了清代乾隆元年（1736），由富商叶禹独资重建，也有人认为第二次修建是在乾隆十三年（1648）。有关灵瑞塔的各种文章也都分别采用以上这几种说法，没能达成一个共识。笔者也曾“盲目跟风”，误认为灵瑞塔为丁大全所建，又在乾隆元年重建。
  随着近年来不断有一些新的历史资料被公诸于世，灵瑞塔的修建年代终于有了定论。据清代陈寿祺纂、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卷十四·山川》记载：“酒屿，乾隆五十一年邑人建塔其巅，额曰灵瑞。”由此可见，灵瑞塔既不是丁大全始建，也不是重建于乾隆元年、十三年，而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由地方士民集资所建。魏敬中是宁德县东洋里樟源（今属周宁县）人氏，嘉庆二十四年（1819）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总纂。酒屿修建灵瑞塔时，他已有九岁，况且是土生土长的宁德人，所记载内容又见于地方正史，应当可信。
  关于灵瑞塔，在蕉城现存的四部县志中，只有民国《宁德县志稿》残本于“礼俗志”中有简略记载：“七月七夕祭奎星。酒屿在东海中，其上有灵瑞塔，岁大比，以八月朔望祭之。”其他三套县志并没有只字片语提及，至于丁大全修塔更不见于文字记录，说明这只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而已。除此之外，刘家谋《鹤场漫志》中的记载与民国县志大同小异：“七月七夕祭文昌星。酒屿在海中，其上有塔。岁大比，以八月朔望祭之。”刘廷珍《耐庐倡和集》将“鸾江塔影”列为耐庐别业二十四景之一。民国元年（1912）纂修《蓝田吴氏族谱》收录有“蓝田八景”，其中也有“文塔浮云”一景。这些作品的创作年代无一例外都是在乾隆五十一年以后，也可以为推断灵瑞塔始建年代提供有力的证据。
  我区老文史工作者黄澍先生在其《也谈灵瑞塔建造年代、陈宇的诗》一文中，曾对灵瑞塔建造年代提出过质疑，他认为该塔“应该建于乾隆后期”或“乾隆后期至道光年间”，主要证据也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修《宁德县志》没有任何记载。确如其言，乾隆志颇费笔墨记述了历代修筑东湖的经过，两次提到酒屿山上炮台，而修塔作为地方大事，是不可能没有记录的。
  刘家谋在《鹤场漫志》还有关于邑例贡生叶禹关心地方公益事业的记载：“邑例贡生叶禹喜施舍，尤重文人。倡建灵瑞塔，修文武圣庙，赵公、邹公二桥，复下峬岭旧路，捐莲峰书院膏火田。”叶禹字圣达，为吾邑名士叶开泰、叶开树之父，五都漳湾人，据乾隆《宁德县志·卷之七·人物志》记载，叶禹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捐贡；乾隆四十六年（1781）卢建其、张君宾编纂县志时，担任总理一职。由此可见，叶禹一生主要生活在乾隆后期，一些出版物中提到的叶禹于“乾隆元年”修塔的说法是错误的。同样《鹤场漫志》提到的“文武圣庙”、“赵公桥”、“邹公桥”，“下峬岭旧路”、“莲峰书院膏火田”，大部分是叶禹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前修建，所以在乾隆志中都能找到相关记载。
  根据以上这些资料推论，灵瑞塔确实是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由叶禹提倡，在地方士民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兴建的。
  陈邦校《建塔议》有这样一段记载：“（宁邑）旧有塔基二座，一在东北，一在东，不知何故，兴而中止。遗址乱石抛卧荒榛间，可叹也。”“东北”之塔即育英塔，“东”塔有人认为就是酒屿之塔，其实不然。东边这座石塔是指金瓯山的普同塔。据嘉靖版《宁德县志·卷二·义冢》：“普同塔，在县南金瓯山下。宝庆元年，县丞刘介如同邑人高伯埙等募资建塔，为小民藏骨之所。又创庵曰‘化成’，命僧守之。”金瓯山，又名覆釜山，俗称大门山、虎山（为“覆釜山”讹音），与酒屿、猴毛屿紧密相联，如同三颗璀璨明珠，镶嵌于东湖万顷碧波之上。根据嘉靖志记载的内容我们可以得知，金瓯山所建之塔是具有佛教性质的普同塔。普同塔又名海会塔，据《华严玄疏》卷一：“言海会者，以深广故，谓普贤等众，德深齐佛，数广刹尘，故称为海。”“海会”用作墓的总名时，取海众同会一穴之义。普同塔一般是由寺院创建，用来藏瘗佛门子弟骨灰，金瓯山的普同塔性质有所不同，其掩埋对象是民间无主的尸骨。这座石塔建于宝庆元年（1225），正是丁大全任宁德主簿时期，但这座塔也不是他所修建，而是县丞刘介如偕同本邑著名学者、理学家高颐之子高伯埙募资修建。从塔旁还创修有庵堂一类建筑来看，普同塔的规模不至于太小。普同塔毁于何时无从查考，根据陈邦校《建塔议》的记载，早在明代后期就与育英塔一样，仅存部分建筑石构件，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修纂县志时，已是“今查无之”了。乾隆志中提到的东湖“佛塔塍”指的应该就是普同塔附近的这片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