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象这个世纪看似很近，笔者能接触到的材料却不多。因为未在“衙门”任职过，寻检资料难处颇多，忝为教职却又不学、不授历史地理专业，对资料的发现和解释也多有局限。这里只能结合亲身见闻略述若干粗浅的印象。
印象一 比照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毛属》（下简称乾隆志）所载24种山兽和民国稿本《宁德县志》卷十一《物产志·毛属》（下简称民国志）所载30种兽畜，其中22种相同；乾隆志独有的仅玉面狸和白鼻鼠；民国志的牛、羊、猪、犬在乾隆志中归入“畜属”，可以扣减，则其独有的也仅狼、胡鼠、鼠狼和山兔。余下的便是排序上的差别。其排序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虎在乾隆志24种山兽中居第一位，在民国志30种畜兽中则除去开首所列的四种家畜还被排在第九位。虎号称众兽之王，排在首位未必表明其数量就很多，但挪到第九位则可以表明其已趋式微。这个时期山林环境的变迁或亦可供佐证。
经过明清时期的经济开发，我国森林愈来愈缺乏。鸦片战争后，随着国内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木材市场需求量急增，福建成了上海等地木材市场的主要供应地，木材输出量迅速增长，每年木材的输出额，仅次于汉口，而居全国第二位。到民国十二年，木材输出额高达2300余万元，创木材输出的历史最高记录。导致木材贮量日减，原先的林地，大抵老树无存；随着福州、厦门先后被辟为商埠，英、德、日、葡等国商人乘机深入全省林区，设立洋行、锯木场，搜掠松木制板、条外运，还大肆掠夺各县的樟脑资源。到民国迁台前夕，福建不少林区早已童山濯濯。（参见朱文蓉硕士论文《福建历代森林资源变迁》第二章第一节“福建近代木材业发展对福建森林资源的影响”，2001年，第26—37页。）以下引用一份表格略见其概。
（资料来源：《福建经济研究》下册，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民国二十九年第252至253页）这里应当说明，民国时期福建木材贸易，主要来源地在闽北，但闽东北也有一些，并且不一定通过三都澳海关出口。九十年代笔者到屏南县寿山乡，这是一个著名的贫困乡，区位偏僻，公路很差，让人吃惊的是村中几座青砖瓦房旧民居，比县里好多地方都气派。原来这里是福建第七大河流——霍童溪的上游，民国时期这里除了茶业，木材业也很兴旺，原木可以沿溪直接“放排”到宁德八都镇的出海口，所以颇有几户殷实人家。霍童镇的莒洲（今洪口乡）和原属霍童的咸村也有一定数量大树出售。
印象二 50年代初，林栖的野生动物，其地理分布大抵由面缩成点，只能局促在几个交通不便的深山。但关于老虎的行踪犹时有所闻。城关三元街盛传虎入裴姓（？）“八㮼厝”驮猪。乡间的“虎迹”自然更多，如1952年六都曾组织猎虎行动，再如1953年虎临霍童区公所，又如虎到兴贤村一户人家的南瓜架，叼猪扔过墙，甚至说有人头上挨虎爪一按，从此被绰号“虎抓（音ma）”。诸如此类，不尽属实，有的可能是别的山兽，有的只是一种传说。不过，那时虽然植被已渐稀薄，野生动物大减，但水和空气还都很干净。城关居民多数家中有井，用软绳系着小木桶汲水而饮。未曾凿井之活动房屋，可以到邻近人家打水，户外还有不少公用井，辕边井、下司井、碧泉井、龙泉井、八角井（人明井）等都比较著名。而且条条溪河清澈见底，鱼虾嬉游，水质优良，那时候甚至战场溪（即南漈溪流至战场桥入海处的一段）之水也有不少群众直接取以食用。我不知道这么干净的大地和天空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是否有助于山林动物生态环境的恢复，所及见者是，到了七八十年代之交城区水井已渐受污染，县自来水厂一期、二期工程遂应运而生。
印象三 50年代后半期可能是宁德县森林资源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岁月。当时我在读小学，正赶上大跃进与大毁林的狂潮。我们能做的活主要是洗铁砂，全民都在洗，年幼的拿着小脸盆就近到小溪、小沟边洗，徒然浪费人力，倒也无伤大雅。有几次上山，看见好多成年人分为若干组，各用木板钉的宽槽几个相接，引来溪涧之水，成了人工的小“河床”，然后挖山取土，任水冲刷，掌握好流速，把比重稍大的铁砂留在“木河床”上。这对植被维护和水土保持就会有一些消极影响了。具有强破坏力的是冶炼的燃料。1958年“从9月开始，全县每天男女老少4万多人参加所谓大炼钢铁运动。全县共建炉2184座”。宁德无煤缺电，只能靠伐木烧炭，两千多座土高炉的燃料消耗应是个惊人的数量，可惜没有留下直接数据。但这不单是宁德的事，其他地方的情况或可聊作参考。据统计，1950-1985年，四川省森工企业年均采伐森林资源353万立方米，而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食堂中全省一共消耗1132万立方米。大炼钢铁对中国森林资源的破坏可谓空前而未必绝后，值得全民族深刻反思。（参见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第66页。）印象四 “文革”期间，“革命”摆在第一位，但对大自然的进军没有停止，这里只说一件事：猎兽。1971年11月29日，国务院颁发88号文件，批转商业部、外贸部、农林部关于发展狩猎生产的报告：“望能认真研究和解决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把狩猎生产抓上去。”三部联合报告开头指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为发展狩猎生产提供了优越条件。”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过于乐观了。又说“1950年—1970年全国收购野生动物毛皮二亿八千九百多万张”，“过去年收购量一般是二千万张，近几年有所下降，去年只收购九百万张。直接影响到战备、国民经济建设和扩大外贸出口的需要”。并提出四点意见，核心是第二条：积极组织集体狩猎生产，合理解决猎人的收益分配问题。对于零星分散不宜于集体狩猎的野生动物，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原则下，要鼓励社员利用工余时间狩猎，收入归己。
要认真保护珍贵稀有动物，禁止使用破坏动物资源、危害人畜安全的狩猎工具和方法，提倡驯养鹿、麝、赛加羚羊（赛加羚羊即高鼻羚羊，学名为Saigatatarica，牛科偶蹄目。体长1.2～1.7米，背部黄褐色，臀部、尾、腹部白色，夏毛短而平滑；冬毛色淡、浓密且长；四肢较细；鼻骨高度发育并卷曲，鼻孔长在最尖端。只有雄性的高鼻羚羊才生有美丽的羚羊角。我国是高鼻羚羊的原产国之一，现为濒危珍稀动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危（CR）。）等经济价值高的动物，做到“护、养、猎”并举。
从实际执行情况看，“保护”云云很难落实，鼓励个体狩猎则必然大大加剧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掠夺性破坏。同年12月25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根据国发71-88号文颁发《关于发展狩猎生产的通知》（闽革产71-484号），次年年初宁德县革命委员会下文转发了上述《通知》。这份文件提供了省级猎杀山兽的基本数据：十几年来福建省每年收购野生动物毛皮四、五万张，最高年份七万张。为了增加猎兽毛皮产量，决定收购“虎豹类皮、水獭皮”等在按价付款的同时还给奖励布票（每元奖励三尺）；并允许个人购买猎枪（“文革”中收缴的也可以发还给个人）。这样，具有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即使在“革”字当头的红色岁月中也不能幸免于难。
“文革”结束后，80年代推行山林家庭承包经营，砍树之风愈盛。迨及八九十年代之交，宁德县境可能已经没有老虎。1995年出版的县级《宁德市志》卷二“自然地理”第七章“野生动物·哺乳类”载：主要有：野猪、豪猪、金钱豹、獐豺、黄麂、山羊、水獭、猕猴、野兔、穿山甲、刺猬、黄鼬、鼬獾、小白鼠、竹鼬、狐、松鼠、山猫等。金钱豹、华南虎、狼等现已少见。
其中，“现已少见”的金钱豹列入前面18种动物，华南虎则没有。说“现已少见”或许只是编者谨慎心情的不准确的表达。差不多同时出版的《福建省志·林业志》第一章“森林资源”第三节“森林动物·兽类”载：近年来，虎迹极为罕见。1990年12月，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专家科勒（GaryM·Koehler）对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和永安天宝岩自然保护区、永春一都等处境内调查，发现有华南虎的虎牙和足印、“挂爪”、“扒挂”等痕迹，说明省内还生存有华南虎。
森林资源远不如它们的宁德县境看来真是没有老虎了。（本世纪初年，学者估计野生华南虎已经仅余20只左右。参见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其分布，则一般认为仅在广东、湖南、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区。）
印象一 比照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毛属》（下简称乾隆志）所载24种山兽和民国稿本《宁德县志》卷十一《物产志·毛属》（下简称民国志）所载30种兽畜，其中22种相同；乾隆志独有的仅玉面狸和白鼻鼠；民国志的牛、羊、猪、犬在乾隆志中归入“畜属”，可以扣减，则其独有的也仅狼、胡鼠、鼠狼和山兔。余下的便是排序上的差别。其排序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虎在乾隆志24种山兽中居第一位，在民国志30种畜兽中则除去开首所列的四种家畜还被排在第九位。虎号称众兽之王，排在首位未必表明其数量就很多，但挪到第九位则可以表明其已趋式微。这个时期山林环境的变迁或亦可供佐证。
经过明清时期的经济开发，我国森林愈来愈缺乏。鸦片战争后，随着国内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木材市场需求量急增，福建成了上海等地木材市场的主要供应地，木材输出量迅速增长，每年木材的输出额，仅次于汉口，而居全国第二位。到民国十二年，木材输出额高达2300余万元，创木材输出的历史最高记录。导致木材贮量日减，原先的林地，大抵老树无存；随着福州、厦门先后被辟为商埠，英、德、日、葡等国商人乘机深入全省林区，设立洋行、锯木场，搜掠松木制板、条外运，还大肆掠夺各县的樟脑资源。到民国迁台前夕，福建不少林区早已童山濯濯。（参见朱文蓉硕士论文《福建历代森林资源变迁》第二章第一节“福建近代木材业发展对福建森林资源的影响”，2001年，第26—37页。）以下引用一份表格略见其概。
（资料来源：《福建经济研究》下册，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民国二十九年第252至253页）这里应当说明，民国时期福建木材贸易，主要来源地在闽北，但闽东北也有一些，并且不一定通过三都澳海关出口。九十年代笔者到屏南县寿山乡，这是一个著名的贫困乡，区位偏僻，公路很差，让人吃惊的是村中几座青砖瓦房旧民居，比县里好多地方都气派。原来这里是福建第七大河流——霍童溪的上游，民国时期这里除了茶业，木材业也很兴旺，原木可以沿溪直接“放排”到宁德八都镇的出海口，所以颇有几户殷实人家。霍童镇的莒洲（今洪口乡）和原属霍童的咸村也有一定数量大树出售。
印象二 50年代初，林栖的野生动物，其地理分布大抵由面缩成点，只能局促在几个交通不便的深山。但关于老虎的行踪犹时有所闻。城关三元街盛传虎入裴姓（？）“八㮼厝”驮猪。乡间的“虎迹”自然更多，如1952年六都曾组织猎虎行动，再如1953年虎临霍童区公所，又如虎到兴贤村一户人家的南瓜架，叼猪扔过墙，甚至说有人头上挨虎爪一按，从此被绰号“虎抓（音ma）”。诸如此类，不尽属实，有的可能是别的山兽，有的只是一种传说。不过，那时虽然植被已渐稀薄，野生动物大减，但水和空气还都很干净。城关居民多数家中有井，用软绳系着小木桶汲水而饮。未曾凿井之活动房屋，可以到邻近人家打水，户外还有不少公用井，辕边井、下司井、碧泉井、龙泉井、八角井（人明井）等都比较著名。而且条条溪河清澈见底，鱼虾嬉游，水质优良，那时候甚至战场溪（即南漈溪流至战场桥入海处的一段）之水也有不少群众直接取以食用。我不知道这么干净的大地和天空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是否有助于山林动物生态环境的恢复，所及见者是，到了七八十年代之交城区水井已渐受污染，县自来水厂一期、二期工程遂应运而生。
印象三 50年代后半期可能是宁德县森林资源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岁月。当时我在读小学，正赶上大跃进与大毁林的狂潮。我们能做的活主要是洗铁砂，全民都在洗，年幼的拿着小脸盆就近到小溪、小沟边洗，徒然浪费人力，倒也无伤大雅。有几次上山，看见好多成年人分为若干组，各用木板钉的宽槽几个相接，引来溪涧之水，成了人工的小“河床”，然后挖山取土，任水冲刷，掌握好流速，把比重稍大的铁砂留在“木河床”上。这对植被维护和水土保持就会有一些消极影响了。具有强破坏力的是冶炼的燃料。1958年“从9月开始，全县每天男女老少4万多人参加所谓大炼钢铁运动。全县共建炉2184座”。宁德无煤缺电，只能靠伐木烧炭，两千多座土高炉的燃料消耗应是个惊人的数量，可惜没有留下直接数据。但这不单是宁德的事，其他地方的情况或可聊作参考。据统计，1950-1985年，四川省森工企业年均采伐森林资源353万立方米，而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食堂中全省一共消耗1132万立方米。大炼钢铁对中国森林资源的破坏可谓空前而未必绝后，值得全民族深刻反思。（参见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第66页。）印象四 “文革”期间，“革命”摆在第一位，但对大自然的进军没有停止，这里只说一件事：猎兽。1971年11月29日，国务院颁发88号文件，批转商业部、外贸部、农林部关于发展狩猎生产的报告：“望能认真研究和解决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把狩猎生产抓上去。”三部联合报告开头指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为发展狩猎生产提供了优越条件。”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过于乐观了。又说“1950年—1970年全国收购野生动物毛皮二亿八千九百多万张”，“过去年收购量一般是二千万张，近几年有所下降，去年只收购九百万张。直接影响到战备、国民经济建设和扩大外贸出口的需要”。并提出四点意见，核心是第二条：积极组织集体狩猎生产，合理解决猎人的收益分配问题。对于零星分散不宜于集体狩猎的野生动物，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原则下，要鼓励社员利用工余时间狩猎，收入归己。
要认真保护珍贵稀有动物，禁止使用破坏动物资源、危害人畜安全的狩猎工具和方法，提倡驯养鹿、麝、赛加羚羊（赛加羚羊即高鼻羚羊，学名为Saigatatarica，牛科偶蹄目。体长1.2～1.7米，背部黄褐色，臀部、尾、腹部白色，夏毛短而平滑；冬毛色淡、浓密且长；四肢较细；鼻骨高度发育并卷曲，鼻孔长在最尖端。只有雄性的高鼻羚羊才生有美丽的羚羊角。我国是高鼻羚羊的原产国之一，现为濒危珍稀动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危（CR）。）等经济价值高的动物，做到“护、养、猎”并举。
从实际执行情况看，“保护”云云很难落实，鼓励个体狩猎则必然大大加剧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掠夺性破坏。同年12月25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根据国发71-88号文颁发《关于发展狩猎生产的通知》（闽革产71-484号），次年年初宁德县革命委员会下文转发了上述《通知》。这份文件提供了省级猎杀山兽的基本数据：十几年来福建省每年收购野生动物毛皮四、五万张，最高年份七万张。为了增加猎兽毛皮产量，决定收购“虎豹类皮、水獭皮”等在按价付款的同时还给奖励布票（每元奖励三尺）；并允许个人购买猎枪（“文革”中收缴的也可以发还给个人）。这样，具有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即使在“革”字当头的红色岁月中也不能幸免于难。
“文革”结束后，80年代推行山林家庭承包经营，砍树之风愈盛。迨及八九十年代之交，宁德县境可能已经没有老虎。1995年出版的县级《宁德市志》卷二“自然地理”第七章“野生动物·哺乳类”载：主要有：野猪、豪猪、金钱豹、獐豺、黄麂、山羊、水獭、猕猴、野兔、穿山甲、刺猬、黄鼬、鼬獾、小白鼠、竹鼬、狐、松鼠、山猫等。金钱豹、华南虎、狼等现已少见。
其中，“现已少见”的金钱豹列入前面18种动物，华南虎则没有。说“现已少见”或许只是编者谨慎心情的不准确的表达。差不多同时出版的《福建省志·林业志》第一章“森林资源”第三节“森林动物·兽类”载：近年来，虎迹极为罕见。1990年12月，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专家科勒（GaryM·Koehler）对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和永安天宝岩自然保护区、永春一都等处境内调查，发现有华南虎的虎牙和足印、“挂爪”、“扒挂”等痕迹，说明省内还生存有华南虎。
森林资源远不如它们的宁德县境看来真是没有老虎了。（本世纪初年，学者估计野生华南虎已经仅余20只左右。参见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二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其分布，则一般认为仅在广东、湖南、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