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考古资料表明，福建原来密布着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覆盖率超过80%，原始森林中常有虎、象、熊、鹿等野兽出没。魏晋以来，北方移民和南方土著进行经济开发，平原辟为农田，森林稍遭采伐利用，而总体上还属地广人稀。唐后期至北宋经济重心南移，而福建的情况尚无很大变化，所以梁克家的《三山志》说：“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穷林巨涧，茂木深翳，少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卷33《寺观类一·僧寺》）偏居闽东北一隅的宁德自然更是如此。
  不过，两宋以还，由于经济重心南移、北方流民南下、比较远离战乱诸因素，这里的人口一直在增长。唐天宝元年（742）本区著籍户数仅9万余户，北宋初（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增至46.8万户，元丰元年增至104万户，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增至139万户。（这一时期福建人口的原始数据和实际变化，颇多可讨论之处，这里依从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500页。）福建渐由地广人稀趋于“地狭人稠”，要扩大耕地解决粮食供给，除了围海造田，就是开辟梯田，《三山志·版籍六·水利》小序所谓“山多于田，人率危耕侧种，堘级满山，宛若缪篆”，说的是整个福州地区（当时含闽东北各县）。梯田大量开垦，森林覆盖率下降便势不可免。
  明清两代是福建森林资源遭受较大破坏的时期。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值得留意。其一，明清小冰期。14世纪初至19世纪末的元代后期至清末，中国东部地区气候又转向寒冷。国内外研究表明，1500—1900年是世界性的气候寒冷期，故被称作小冰期。就中国而言，也是近五千年来四个低温期中持续时间最长、气温最低的时期，17世纪下半叶（明清之交）达到最低点。当时柑橘冻死的南界，与今日实际种植界线相比，东部偏南3度，西部偏南6度。估计当时在此界线上的气温比现代低5至7度。（参见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第二章第二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长时间气候转冷不利于亚热带树种的成长。
  其二，山区人口压力。闽东北滨海地区物产相对丰饶，人口也较拥挤。山区生活条件相对艰苦，人口也较宽松。南宋时已有少量畲人进入闽东。他们大批移居闽东，则在明、清两代。有人根据闽东畲村现存宗谱资料统计，在74支畲族移民中，明代迁入30支，清代前期迁入42支，约占总数的97%。他们往往选择汉族居民较少、地方政府控制相对薄弱的县际、乡际、村际的周边山区“搭寮”而居，许多原先荆棘丛生的荒山野岭，也被畲民“治为陇亩”。畲民保持了放火烧山的传统做法，明代万历进士谢肇淛游历太姥山，曾经亲眼目睹畲民烧山的惊险生动的情景。他在《太姥山志》记载：“过湖坪，值（正碰上）畲人纵火焚山，西风急甚，竹木迸爆霹雳。舆者（轿夫）犯（冒着）烈炎而驰下山，回望十里为灰矣。”另则，到闽东北深山旱地垦荒种植的，除了畲民，还有客家人。舒应元嘉靖十六至十九年任宁德县令，谈及边远山区土著和移民的生业状态：嘉靖初年，外郡人来县境栽菁，……官则随山照灶，置簿收租。
  本县地土三分属海，六分属山，高者山石嶙峋，卑者潮土盐碱，垦辟既艰，植物亦鲜。且居海者群踩潮捕鱼，居山者不事锄畚，听从菁者佃作，如西乡几都，菁客盈千。
  这里的“菁客”来自闽西，有畲人，也有客家人。他们以佃种菁草（菘蓝一类）、制作菁靛为业，终年劳作，获利较丰。山地过度开发，必然导致森林面积大幅减少。
  其三，旱地、瘠土高产作物。明代从美洲先后引进的高产作物有玉米、甘薯、马铃薯和花生等，这些外来物种的共同特点是耐旱、耐贫瘠而且高产。其中，甘薯的作用尤其大。何乔远《闽书》卷一五〇《南产志》引其自撰《番薯赋》载：其初入吾闽时，值吾闽饥，得是而人足一岁。
  李拔《福宁府志》卷十二《食货志·物产》“番薯”条载：郡本无此种，明万历甲午岁荒，巡抚金学曾从外番丐种归，教民种之以当谷食。又按语：⑨见万历本《宁德县志》卷2《食货志·物产》小序及“菁靛”条按语。
  迩来生齿日繁，米价渐高，沿海民食，半赖于此。
  卢建其等《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载：番薯，以得种番国故名，俗呼地瓜。明时食者尚少，今其用比于稻谷；切而为干，藏以待乏。
  张景祁等《福安县志》卷七《物产》载：其山田硗确，畲者悉种薯蓣，以佐粮食，贫民尤利赖焉。
  畲、客“棚民”开始大量集结闽东北的时候，机缘巧合，也正是番薯等逐渐在这里推广开的时候。这些美洲作物的引进，一方面使得拓荒者、种菁者不必为口粮问题而候鸟般流动往返，可以长年在深山幽谷劳作，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原来不宜栽种的荒山野岭、瘠土旱地也长出玉米、甘薯、马铃薯和花生等庄稼来。但这同时又造成更全面、更彻底的挖山毁林。居民稠密的地方，不仅乔木大批量消失，最后连可以烧火做饭的灌木芒草都很难找了。福建巡抚潘思矩的奏章说：道路山场竟无树木，民间树薪每担贵至百余十文。贫户单寒，老幼悉在山麓堤旁挖取树根草皮，以供炊爨，皆由生齿日繁，樵采多而种植少，以至山木日就濯濯。
  潘任闽抚在乾隆十二年至十七年（1747—1752），可见到了清朝中期，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尖锐，福建山林生态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此外，直接砍伐森林自然也是虎和人类生态恶化的很重要的因素。邹逸麟曾把人类在统治集团私利的驱使与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下的不合理环境行为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森林的砍伐，二是农田的开辟。（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载《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明清时期国家的皇木采办，官私造船业、冶铁业、陶瓷业对原木、薪炭的大批量购买，民间宫庙、祠堂、住房、棺材等的需要量在人口增长压力下的日益膨胀，无不“鼓励”或“逼迫”森林采伐业的规模化发展。
  以上诸端都造成森林资源的巨大损耗。